原创 方展博 馒头山下等待黎明 2025年11月7日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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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4日，34岁的佐兰·马姆达尼以58%的得票率当选纽约市第111任市长，这场选举结果如同一枚投入美国政治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超一座城市的边界。
马姆达尼的胜利不仅创造了多项历史记录——首位穆斯林市长、首位南亚裔市长、百年来最年轻的市长，更以其鲜明的极左翼政治纲领，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中一股长期被压抑的力量的爆发。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一年后，这场胜利既是美国社会矛盾深化的产物，也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对抗的催化剂。马姆达尼的崛起，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新星的个人成功，不如说是美国社会在贫富分化、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背景下的一次集体情绪宣泄，其背后折射出的结构性裂变，远比表面上的“极左翼穆斯林市长”标签更为深刻。
马姆达尼的胜选首先是一次身份政治的突破。在“9·11”事件过去24年后，纽约选出首位穆斯林市长，本身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这座城市曾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精神中心，如今却将最高行政职位交给一位穆斯林政治家，这不仅是对保守派“伊斯兰恐惧症”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纽约选民群体在文化态度上的显著变化。
然而，若将马姆达尼的胜利简单归因于身份政治，则掩盖了其竞选的核心动力。与早期身份政治强调族群代表性不同，马姆达尼的竞选纲领将阶级矛盾置于族群议题之上。他在胜选集会上公开叫板特朗普，宣称要“拥抱特朗普不喜欢的移民”，并对富人征收重税、扩大社会福利。
这种将经济平等与族群包容性捆绑的策略，标志着美国左翼政治话语的转向：从文化符号的斗争回归到物质利益的分配。
马姆达尼的政治宣言充满集体主义色彩，甚至带有社会主义意味。他提出冻结100万套租金管制公寓的房租、公共巴士免费、免费托儿服务、建立市政超市平抑物价、新建20万套可负担住房等政策，本质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直接挑战。
这些政策直面纽约市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和生活成本飙升问题——过去二十年，纽约为富人减税200亿美元，但房租上涨70%、托儿费用上涨90%。马姆达尼的竞选口号“我们试错够久了”精准击中了选民的焦虑，将经济不平等问题重新置于公共讨论的中心。
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方式，突破了传统民主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联盟的政治策略，将底层民众和年轻一代转化为政治基本盘，展现了左翼政治在草根层面的生命力。
马姆达尼的胜选迅速引发特朗普的强烈反应。特朗普将马姆达尼称为“我的小共产主义市长”，并在选举前夕公开支持其对手、老派民主党人科莫，这种跨越党派界限的干预凸显了马姆达尼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对特朗普主义的威胁。
纽约作为特朗普家族起家的地方，出现一位极左翼市长，不仅挑战了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更可能成为全国范围内反特朗普运动的灯塔。特朗普威胁切断联邦资金甚至部署国民警卫队的表态，虽带有政治表演成分，却反映了联邦与地方自治之间潜在的宪法危机。
这种对抗的深层逻辑在于两人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不可调和性。
特朗普的政治基础建立在保守派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的维护上，其排外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旨在安抚白人中下层的焦虑。而马姆达尼的政策核心是经济再分配和福利扩张，其支持者多是全球化中的“失利者”和年轻世代。
特朗普对马姆达尼“挺巴勒斯坦”背景的攻击，巧妙地将经济议题转化为文化安全议题，暗示其政策可能纵容“反法”运动和“零元购”等社会失序行为。这种将经济问题文化化的策略，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一贯手法，但马姆达尼的回应同样犀利——他蔑称纽约警局为“合法黑帮组织”，主张削减警权，将执法改革与社会公平直接挂钩。
若特朗普真以政策对抗为名部署国民警卫队，将是自1957年小石城事件以来联邦与地方最严重的冲突之一。
这种对抗的象征意义远超实质政策分歧：它代表着两种美国治理理念的碰撞——一种是强调联邦权威和文化保守的特朗普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地方自治和经济民主的进步主义。马姆达尼的胜选，可能激化这种对抗，使纽约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缩影。
马姆达尼的政纲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其经济可行性备受质疑。他的政策核心是通过向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和企业大幅加税，为福利扩张融资。这种“劫富济贫”的思路在道德上具有感召力，却忽视了资本流动性和税收弹性的经济规律。
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繁荣依赖于高端人才和企业的集聚。历史上，底特律的悲剧正是前车之鉴——当地政府为讨好选民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导致精英阶层大规模外流，税基萎缩，最终城市破产。马姆达尼的“可负担性”承诺看似美好，但若实施不当，可能引发企业和富人的迁徙潮，反而加剧税源枯竭和公共服务萎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马姆达尼的政纲体现了“理性的自负”。他试图通过政治权力重新设计市场规则，实现社会资源的平均化分配，这种思路源自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却忽视了社会经济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曾警告：“欲以自由换取保障者，终将两者皆失。”“可负担性”本质上是将政府塑造为财富分配者而非规则维护者，这种角色错位可能扭曲市场信号，抑制创新活力。
马姆达尼的父母——一位是批判殖民主义的人类学家，一位是奥斯卡提名导演——的知识分子背景，或许解释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执着，但政治不同于学术或艺术，它必须在现实约束下运作。福利的扩张必须以财富创造为前提，而非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再分配。
马姆达尼的竞选口号暗示减税与房租上涨存在因果关系，但这种归因过于简化。纽约生活成本高企是全球化、城市集聚效应和多层次政策失败的综合结果，单纯逆转税收政策未必能解决问题。更可能的是，高税收政策在短期内满足福利需求，却长期削弱城市竞争力。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面临四大挑战：强人集权、贫富怨恨、乌托邦幻想、自由与放纵的混淆。”马姆达尼的政纲同时触及后三点，其风险在于，用短期福利承诺换取长期发展潜力，最终可能导致“繁荣与福利的共同失却”。
马姆达尼的崛起并非偶然，其竞选模式与2016年的特朗普有异曲同工之妙：竞选资金仅为对手十分之一，依靠TikTok等社交媒体逆袭成功。这种非传统路径的胜利，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失望和对变革的渴望。
马姆达尼和特朗普虽分属政治光谱两端，却共同利用了民众对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根源在于美国梦的破碎——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中产阶级萎缩，年轻一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马姆达尼的胜利也是美国左翼运动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占领华尔街”到伯尼·桑德斯的政治崛起，进步主义力量逐渐从街头运动转向体制内斗争。马姆达尼的政纲融合了桑德斯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新一代 activism 的激进诉求，其成功标志着左翼运动在地方层面的突破。这种突破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经济左转政策在多元大城市中的吸引力，为全国范围内的类似运动提供了模板。
更重要的是，马姆达尼现象反映了美国政治重组的大趋势。传统上以种族、宗教为界的政治联盟正在被阶级认同稀释。马姆达尼的联盟跨越了族群界限，将拉丁裔、亚裔、非洲裔和白人进步主义者团结在经济再分配的旗帜下。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若能在纽约成功，可能重塑美国左翼的政治地图，使经济平等取代文化战争成为核心议题。
马姆达尼的当选同时也是一场高风险的社会实验。纽约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尝试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其结果具有全球意义。若成功，可能成为其他大城市的范本；若失败，则可能重蹈底特律覆辙。
这场实验的哲学意义在于测试民主制度在应对不平等问题上的极限——选民是否愿意为理想承担代价？政府是否有能力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间找到平衡？
马姆达尼的政纲触及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绝对自由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而过度追求平等可能侵蚀自由。马姆达尼的“可负担性”本质上是通过政府干预提升实质性平等，但这种干预必然压缩经济自由。其政策能否避免哈耶克警告的“通往奴役之路”，取决于实施中的审慎与平衡。
纽约选民选择马姆达尼，是对传统政策的否定，也是对未知的拥抱。这种选择的勇气可嘉，但其后果需由市民共同承担。
公共政策不同于实验室实验，其失败成本将由普通民众支付。马姆达尼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可行路径，避免乌托邦冲动带来的灾难。
马姆达尼的胜选是美国政治的分水岭事件。它既是社会矛盾深化的产物，也是政治范式转变的信号。其意义远超一位市长的更迭，而是美国意识形态斗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马姆达尼与特朗普的潜在对抗，代表了两条美国道路的竞争：一条是回归传统、强调秩序和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路径，另一条是拥抱多元、追求平等和福利扩张的进步主义愿景。纽约的实验结果，将影响这场竞争的天平。
然而，无论马姆达尼的政策成败如何，其崛起本身已证明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在贫富分化难以逆转的背景下，激进思潮的涌现是系统性的必然。
马姆达尼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或许充满风险，但它是现有制度失效的产物。解决美国的政治危机，需要的不是对激进选择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产生激进化的土壤进行反思。纽约的实验刚刚开始，其结局将书写美国政治的下一章。
2025年11月7日于醴陵狮子坡
告读者书
亲爱的读者朋友：
少了基督，这个世界就没有人能真正地幸福，无论他多么发达。但有了基督，一个人尽管贫穷却仍能幸福。无论是患病或经历政治与社会的剧变，他仍能幸福。他的幸福不在乎他所处的境遇如何。只要他懂“义人必享福乐”（以赛亚书3:10）。——J.C.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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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阅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可能就躺在医院接受透析治疗。是的，可恶的尿毒症在夺去我父亲的生命后，也降临到了我的身上。为了能够维持生命，我不得不刷信用卡甚至银行借贷来进行治疗。时间一天天过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信用卡的窟窿也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我的妻子也于不久之前突发严重疾病，被迫入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期间，她所供职的公司迅速将之辞退。至此，我和妻子双双成为“灵活就业人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妻子今年39岁，又患有那样的疾病，最近数次面试，都被遗憾告知“你不适合咱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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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些读者朋友要求，贴出透析账单，以此证明我每周都在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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