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到substack上付费订阅波士顿书评。今天，书评介绍一篇几乎被遗忘的文章，也是阿伦特最受争议的一篇文章《小石城的反思》，同时也介绍阿伦特同时代的学者对《小石城的反思》的反思。这场70年前的争论，至今似乎仍不过时：社会上的歧视应该如何对待？社会能否入侵政治？更令人恐惧的思考是：民主国家或是反极权群体是否可能会滑向极权？
小石城危机（Little Rock Crisis）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裁定公立学校按种族隔离违宪，推翻了1896年“隔离但平等”原则。但南方各州顽强抵制，拖延执行。
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教育委员会决定从中央高中开始有限整合，允许9名黑人学生（后称“Little Rock Nine”）入读一所原本全白人的高中小石城市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这9名学生包括Minniejean Brown、Elizabeth Eckford、Ernest Green等，他们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支持下报名。然而，在开学前夕，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以“维持秩序”为由，调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大门，阻止黑人学生进入。9月4日，第一天上学，Elizabeth Eckford独自走到校门，面对数百名白人暴民的辱骂、吐口水和威胁。她身穿白色衬衫、黑裙，背着书包，孤立无援地离开。那张她被暴民包围、表情痛苦的照片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民权运动最震撼的图像之一。
事件也随之迅速升级。9月23日，黑人学生第二次尝试入校，又遭暴民围攻。艾森豪总统认为州长违抗联邦权威，于9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动用联邦军队第101空降师（101st Airborne Division）护送学生入校。士兵持枪护卫黑人学生进入校园，维持秩序。福布斯州长随后撤销国民警卫队，但学校内部仍充满敌意，黑人学生遭受歧视、欺凌，甚至暴力。1957-1958学年，黑人学生在军队保护下坚持上学，但学校内部紧张持续。1958年，福布斯州长关闭小石城所有高中一年，以避免进一步整合（称“Lost Year”）。最终，1959年联邦法院强制重新开学，整合继续推进。小石城事件暴露了南方对种族隔离的顽强抵抗，也显示联邦政府在民权执法上的决心。它激发全国关注，成为民权运动转折点之一，推动1960年代更多抗争与立法（如1964年民权法案）。这场危机不仅是地方冲突，更是美国联邦制、州权与公民平等原则的直接碰撞。
1957年小石城危机爆发时，汉娜·阿伦特当时住在纽约。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阿伦特从默默无闻的犹太难民一跃成为国际知名政治理论家，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开始受邀讲学与写作。1956–1957年间，她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系列讲座（Walgreen Foundation lectures），这些内容后来成为《人的条件》（1958年）的基础。当她在报纸上看到Elizabeth Eckford面对白人暴民的照片后深受震撼，于1957年秋开始撰写《小石城的反思》（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最初，这篇文章是应《评论Commentary》杂志编辑之邀撰写，作为对当时美国种族整合危机的时事评论。然而，因文章内容极具争议而被该杂志搁置，最终于1959年冬季发表在杂志《异议Dissent》上，并附上编辑声明与两篇批评文章。文章写作之时，正值冷战高峰、民权运动兴起之际，阿伦特担心民权策略政治化会侵蚀政治自由基础。她在序言中表示，最近事态发展让她觉得自由派陈腔滥调更危险，故同意发表。文章一出即引发巨大争议，几乎成为阿伦特最具争议的文章。
阿伦特的担忧：社会入侵政治，最终可能滑向极权
汉娜·阿伦特的《小石城的反思》（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针对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种族整合危机，提出政治、社会、私人三领域的严格区分，尖锐批评联邦政府强制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做法。她认为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国民主在处理种族问题时的深层困境：将社会议题政治化，可能威胁共和政体的自由基础。阿伦特以“局外人”身份写作，她写道：“I am writing as an outsider. I have never lived in the South and have even avoided occasional trips to Southern states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brought me into a situation that I personally would find unbearable.”（我是以局外人身份写作的。我从未在南方生活，甚至避免偶尔前往南方各州，因为那会让我陷入一种我个人无法忍受的处境。）她明确同情黑人事业，但坚持哲学区分，避免主流自由派情绪化立场。
阿伦特认为，三个领域应该严格区分：政治领域统治平等（equality），社会领域允许歧视（discrimination），私人领域由排他性（exclusiveness）主导。教育属于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公立学校整合是“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涉及习俗、歧视与平等，不应由联邦政府以政治力量强制执行。她写道：“The trouble with the decision to force the issue of desegreg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education rather than in some other field in the campaign for Negro rights has been that this decision unwittingly touched upon an area in which every one of the different rights and principles we have discussed is involved.”（强制在公立教育领域推行废除种族隔离的决定，而不是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其他领域推进，这带来的麻烦在于：这一决定无意中触及了一个同时涉及我们所讨论的各种权利和原则的领域。）她批评强制融合侵犯父母“对子女的私人权利”（private right over their children）和“自由结社的社会权利”（social right to free association），让黑人儿童成为“社会实验的牺牲品”（victims of a social experiment）。她以黑人母亲视角写道：“If I were a Negro mother，I would rather have my child receive an inferior education in a segregated school than a superior one by forcibly becoming a social pariah.”（如果我是黑人母亲，我宁愿让孩子在隔离学校接受较差的教育，也不愿让他强行成为社会贱民而获得优质教育。）阿伦特认为，儿童不应暴露在成人冲突中。
阿伦特还强调，违宪的不是种族隔离的社会习俗，而是其“法律强制执行”（legal enforcement）。最高法院Brown案推翻了法律强制隔离，但不能自动消除社会歧视。她指出南方29个州的禁止异族通婚法比学校隔离更严重违宪，却未优先处理。她写道：“The right to marry whoever one wishes is an elementary human right compared to which ‘the right to attend an integrated school，the right to sit where one pleases on a bus，the right to go into any hotel or recreation area or place of amusement，regardless of one’s skin or color or race‘are minor indeed.”（选择和谁结婚的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相比之下，“上融合学校、在公交车上随便坐、进任何酒店或娱乐场所而不受肤色或种族限制”的权利确实次要得多。）为此，阿伦特批评民权优先顺序的颠倒：先处理更严重的法律侵犯，才是正途。她以Elizabeth Eckford照片为例，批评黑人儿童被迫“当英雄”（asked to be a hero），父母与民权组织（如NAACP）未尽保护责任，导致“权威真空”（authority vacuum），儿童间形成“舆论统治”（rule of public opinion among children）。她写道：“The picture looked to me like a fantastic caricature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which，by abo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adults，implicitly denies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into which they have borne their children and refuses the duty of guiding them into it.”（这张照片在我看来像进步教育的一幅荒诞讽刺画：它通过取消成年人的权威，实际上否定了成年人对自己生下的孩子所负的责任，也拒绝了引导孩子进入这个世界的义务。）
而最让阿伦特担忧的是，联邦干涉（如出动军队）“强迫平等”（enforced equality），可能侵蚀共和政体自由基础，让政治领域被社会问题淹没。为此，文章强调社会歧视的合法性与界限：在社会领域，歧视或是差异是合法的，甚至必要，因为社会靠群体差异与排他性维持社会结构与社会的多样性。她写道：“If，as a Jew，I wish to spend my vacations only in the company of Jews，I cannot see how anyone can reasonably prevent my doing so；just as I see no reason why other resorts should not cater to a clientele that wishes not to see Jews while on a holiday.”（如果我作为犹太人，希望假期只和犹太人一起度过，我看不出任何人有合理理由阻止我；同样，我也看不出为什么其他度假地不能为那些不想在假期见到犹太人的顾客服务。）
因此，她认为没有某种形式的排他性和差别，社会本身就会不复存在，许多自由结社与群体形成的可能性也会消失。因此，她认为，若果法律强制执行社会歧视（如南方强制隔离法），它就从自愿习俗变成国家迫害，侵犯政治平等与私人自由，此时，歧视具有破坏性，政府与法律就应该而且也必须干预。然而，阿伦特指出，反过来亦然。若是法律强行废除一切社会差别和排他性，社会领域的自由结社权就被剥夺，社会被迫同质化，自由同样会受损。她写道：“The moment social discrimination is legally enforced，it becomes persecution……The moment social discrimination is legally abolished，the freedom of society is violated.”（一旦社会歧视被法律强制执行，它就变成了迫害……一旦社会歧视被法律彻底废除，社会的自由反而受到了侵犯。）因此，她强调政府只能在政治领域强制平等，废除在法律上的强制歧视（desegregation），同时也不能强制社会融合（enforced integration）。否则，一旦“社会入侵政治”（the invasion of the social into the political）。为此，她警告，不能用政治去解决社会问题，社会歧视应在社会内部自发演变，而非被政治暴力强制推行或是强制消灭。社会议题一旦变成政治优先事项，即入侵政治，政治就会被社会需求绑架，失去独立性与自由本质。就在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人的条件》（1958年）和《论革命》（1963年）中，阿伦特讨论了“社会入侵政治”（the invasion of the political by the social）的概念和后果，指出社会领域的膨胀会让政治沦为行政管理工具（pure administration）而非公民参与的公共领域，导致“无人统治”（rule by nobody），这是官僚主义的最终形式；而这最终可能滑向极权形式（国家权力无限扩张，吞噬自由与多元性）。
而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不是传统专制或暴政的延续，而是现代性的产物，可能在任何地方产生，包括民主国家或反对极权主义的阵营中。
对阿伦特《小石城的反思》的反思
《小石城的反思》是汉娜·阿伦特少有的对美国民主现实的反思作品之一。然而，这也成为她最受争议的文章之一。
1959年《Dissent》刊登时，编辑即附注声明不赞同其观点，并邀请大卫·斯皮茨（David Spitz）和梅尔文·J·图明（Melvin J. Tumin）两位学者写了两篇反驳文章在阿伦特文章之后。大卫·斯皮茨（David Spitz）是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和政治哲学教授，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长期任教，后转至亨特学院。他专注于民主理论、权力分立与自由研究，是左翼自由主义思想圈的重要人物。他的反驳文章题为《政治与存在的领域：一篇答复》（Politics and the Realms of Being：A Reply）。斯皮茨批评阿伦特对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严格二分过于僵化，认为公立学校作为公共机构，本质上应体现政治平等原则，而不应单纯归入社会领域。他指出，阿伦特的框架低估了法律强制整合在打破种族歧视循环中的必要性，脱离了美国种族现实的结构性不公，未能充分承认教育在实现公民平等中的核心作用。梅尔文·J·图明（Melvin J. Tumin）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专攻种族关系、社会分层与教育，曾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以研究种族歧视、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闻名，是民权时代的重要学者。他的反驳文章题为《天上掉馅饼……：一篇答复》（Pie in the Sky…：A Reply）。图明语气更为尖锐，讽刺阿伦特的观点像“天上掉馅饼”，即不切实际地幻想社会歧视会自然消失，而非通过强制措施推进。他认为阿伦特对黑人儿童“被迫成为英雄”的描绘过于悲观，低估了整合教育对打破代际歧视的长期价值，也忽略了黑人父母的政治决心以及教育作为平等起点的关键作用。他强调，阿伦特的哲学框架未能充分承认民权斗争的现实紧迫性和结构性需求。这两篇反驳文章直接挑战阿伦特的“三领域”区分框架，视其为对民权运动的误判与脱离实际。
文章发表后更是引发巨大争议，左翼与民权活动家指责她忽略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将学校融合贬为“社会问题”而非政治正义，淡化南方白人暴民的罪责。黑人知识分子如Ralph Ellison在《Partisan Review》公开回应，认为阿伦特低估黑人父母的勇气与政治决心，将黑人儿童描绘为“牺牲品”而非主动变革者。Gershom Scholem等犹太知识分子批评她“责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重申某些刻板印象（如黑人更注重社会机会而非权利）。自由派媒体如《The New Yorker》与《New York Times》也发表多篇批评文章，认为她作为移民“脱节现实”，无视Brown案的历史意义。阿伦特在后续回复中承认低估美国种族压迫的深度，但坚持她的领域区分框架。争议持续数年，甚至影响她的声誉。
波士顿书评，2026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