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情小说中的政治

在清末红学家中，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所以他们
就用谈论政治作品的方式来谈论《红楼梦》。比如，把薛宝钗比做为
曹阿瞒，把贾府中的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比作为“曹、刘战争”。
后来，到毛泽东那里，他就直接的把《红楼梦》作为政治小说来看，
并且强迫他手下的那一班子赳赳武夫们阅读（毛多次叫许世友读《红
楼梦》）。我可以这样说，到毛死亡前，《红楼梦》在中国已经变成
了铁板定案的政治小说了。上一个世纪60～7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
“指导”下，人们在《红楼梦》中寻找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搞修
正主义的线索，“9．13”事件发生后，毛的笔杆子姚文元就多次用
《红楼梦》中的话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即就是在死毛之后的“改
革开放”中，这样的风气并没有结束，好事者们还是在薛宝钗管理大
观院的行为中寻找出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的“根据”。正因
为有这些情况存在于前，本文的作者才声称，我虽然写论述《红楼
梦》中的政治的文章，但是，我并不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我
是在承认《红楼梦》是言情小说的前提下提笔写作的。

如上所言，人们便禁不住要问：言情小说中有没有政治？如果有的
话，是什么样的政治？这就是本文要议论的问题。

对于上述的问题第一点，我回答，言情小说中有政治；对于第二点，
我指出它是知识青年的政治。

二、关于知识青年的政治

在我写作《红楼梦分析》书稿的1988年前，大陆红学界对于《红楼
梦》一书的阶级属性的研究，存在着以下的观点：有的认为《红楼
梦》是一部市民阶级（相当于资产阶级）的作品，有的则认为他是一
部反映地主阶级利益，并集中地代表了地主阶级倾向的东西，还有的
人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贵族阶级属性的作品，也有的人认为它是纯
粹的中国式的市井小说，反映的是市井小民的情绪和兴趣，所有这些
情况都说明人们对《红楼梦》的阶级属性的看法存在着很大分歧。我
与上述诸多观点不同，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知识青年的一部文学作
品，集中地反映了知识青年的问题，并且为知识青年文化创建了一座
里程碑。在这手稿的前半部，我运用许多的篇幅论证产生了《红楼
梦》的那个时代，最为重要和最紧要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形成了知识青
年阶层，出现了知识青年社会，与同一时期的西方社会产生了市民阶
级的情况可以对比的观察，只是我们中国的事情没有得到中国学者们
的认真的对待和认真的研究而已。我这么说丝毫都不否认“知识青
年”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初的“事实”，但是，这个学术上的名词的
晚出，只能说明我们对于中国18世纪中国社会认识是滞后的，而形成
“滞后”的原因之一恰恰又说明了我们没有在《红楼梦》这一部言情
小说中没有发现隐蔽的政治和社会的内容。

18世纪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产业革命，也没有产生出于此有关的市民
阶级或者中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它的确发生了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文
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而且这种革命又是以伟大而又不朽的《红楼梦》
的出世为代表的。至于说，这场文化和文学上的革命对于后来的中国
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显然不是本文议论的问题，即使这样，
我还是可以简要地指出，这种革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孕育了和影响了
而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所以我在论述到中国革命的时候，和别
人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总是注意到知识青年这样的一条线索的存
在，并且想以此而解读革命和革命的历史。在另外的文章中，把中国
共产党的革命定义为由中国知识青年（不是知识分子阶级）领导的农
民革命。在这样性质的革命中，农民阶级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
就很难进入民主革命所要求的那种现代水准，于是知识青年的阶层也
就理所当然的担负起来为革命提供现代性的任务了。中国革命的阶级
性就这样地被卸载了。

在我对中国革命的有关研究中，认为西方社会上的那种“阶级革命”
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找不到相对应的内容。所以我把中国的知识青年作
为一个比较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的替代物时，就有许多需要保留的东
西，而一部《红楼梦》著作所描写的人物和社会在被我给出“知识青
年”的性质时，它的“硬性”的“阶级性”就遇到了解释过程的“软
化”，最终，“阶级说”就变成了“阶层说”。

三、知识青年理想的展开和毁灭

我不同意对《红楼梦》做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的讨论。原因很
简单，产生了《红楼梦》的那个时代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的时
代，这个时代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西方文学“入侵”的影响，作品是
一部纯粹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既然是这样，我就有理由反对运
用西方文学批评的方式和方法解读它，无论是现实主义也罢，浪漫主
义也罢，我都统统的排除之。职此之故，我认为所有想给它赋予现实
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内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建立了这样的看法之
后，我就免不了要对我们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把《红楼梦》看
成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主流红学”提出挑战，但是，这样的挑战行为
并没有把我推到另一个极端，即对《红楼梦》的“写实”性质也提出
质疑。

《红楼梦》用写实的方式写出了18世纪中国知识青年的理想展开和理
想的破灭，从而为中国知识青年社会的未来和知识青年们的未来命运
做出一个天才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如果不是见诸于优美的文字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不知道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最深奥的秘密是如何可以在
天才的笔端上表现出来的。在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
问题上，《红楼梦》一书触及到了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们、政治家们和
王朝统治者们都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从而使这一篇纯文学的作品带上
了神秘的色彩。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包括外国的红学家们在辨析
这种神秘色彩时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红楼梦分析》中，我把大观院不是看成一坐普通的园子，而是把
它看成是一个知识青年的社会。所以，我在分析大观院“楼起楼落”
的情景时就从中看出了知识青年社会那种“兴”与“亡”的命运。于
此对应的是，在《红楼梦》一书产生之后，中国历史中导致社会兴亡
的势力无不是产生于知识青年社会的这种事实，显然增加了《红楼
梦》的神秘性。导致清朝灭亡的运动本身就是知识青年的运动，孙中
山、黄兴的造反和中国共产党的朱、毛革命，也都是知识青年的造
反。所以，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初，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在把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解读为“知识青年革命”时，他便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脉
搏”。就这样的事情你去解读毛泽东──一个在晚年把他之前的中国
社会几乎一切都打成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而《红楼梦》不但不在
其列，而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73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会
议上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
干部要多读几遍。”（引自《毛泽东于新红学》）

进一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那些重大
事件的先兆也无不是发端于知识青年之间。从1957年的“鸣放”运动
到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再到1989年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其间诸多的
运动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青年的运动或者可以接受知识青
年运动的解读。正因为形成了上述看法，我在写作《红楼梦分析》时
提出了一个问题：一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能够触及到未来两个
世纪一系列中国社会重大事件？对于这个问题，我承认，我自己一时
间回答不了它，我只不过是有勇气把它提了出来，与大家共同地研究
而已。

《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同时也是“写虚”的，用
“写虚”的方式描绘了中国知识青年社会的“烈火喷油”式的生活场
景构成了《红楼梦》的主要价值。所以，我认为它是“理想式”的作
品，但是这样一个“理想式”的作品却不能够归纳在“理想主义”或
者“浪漫主义”的西方文学门类之下。因为，它所写出的这副知识青
年社会理想生活画面却受到一个“实在”模式的塑造，又本着一个
“实录其事”的思想，所以发现“写实”并没有导向现实主义，“写
虚”也没有导向浪漫主义，在“写实”和“写虚”方式的交叉运用之
下，就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巨著。用中国文学批评但是话来说，这叫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以至于阅读它的人
只能是抓住一点，而不可能囊括其全部，即就是大红学家，终其一生
的研究也最多不过抱住了它的一角。

好了，当我们把大观院视为知识青年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社
会的生活场景中发现这个新兴社会的热闹景象，如果说这样的景象连
带着一个忽然间破灭的悲惨结局的话，那么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和
政治学的意义就值得我们深思。就表面的现象看，大观院是一个主仆
社会，但是，你只要研究了这个社会组织的特别的形态之后，你就会
发现它的更深一层的组织是由识字的具有同一文学爱好的青年男女所
结成。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同当时孕育了知识青年社会的科举制度
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也不受它的约束，是一个本质上自由的社会。这
个社会中的青年人享有着文学研究和生活研究的自由，也象征性的为
理想的生活在展示着未来。

明白了这个道理，至于说这个园子型的社会在18世纪有没有真实生活
的“原型”──这一点我并不关心，我仅仅关心的是作者要立志创作
这个社会。在考证的意义上，有没有“原型”的事情的确很重要，但
是，在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中，“原型问题”、作者身世问题和作品
本身原本是两码事。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个社会的生活的
精髓是知识青年们自由的爱、自由的阅读、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讨论
文学问题和自由的设计自己的生活。正是在这种表面看来是“平淡无
奇”的生活中，才有幸孕育了中知识青年在后来两个世纪中的非凡的
命运。在中国知识青年们的理想的社会中，自由这样的观念不是空洞
无物的，而是体现在与知识青年们的真实生活十分接近的那个现实生
活的层面之上的，所以这样的理想就不可能长上“翅膀”飞到完全
“理想的境界”。人们阅读它，就很容易把它混同于真实的生活。

《红楼梦》在流传的初期，所出现的几位神秘的“批家”，都犯了把
文学中的生活混同于自己所熟悉的某段生活的错误，甚至他们以为书
中的某人的某句话都“真有其事”。这些“批家”们根本没有认识
到，《红楼梦》中的世界是“梦”中的世界，同真实的世界是两码子
事，所以，他们即就是带着泪来批，也还是牛笼头套在了马嘴上。

进一步的研究便会发现大观院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理
想的发动材料具有生活中的“实事”的外表和特征，所以这就使理想
蛰伏在一个压缩力很强的空间之下，而这样的理想一旦遇到了释放的
可能，就免不了会发生“革命现象”。就这个意义来看，把20世纪的
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那么多的革命的巨大变化和《红楼梦》中的上述问
题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就就是有了一个建设性的思路了。

在《红楼梦》中与知识青年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是理想的破灭的悲惨
的情景，分析这样的情景，我们对于《红楼梦》后二个多世纪中国知
识青年革命失败结局就可以产生出许多的思考。表现在《红楼梦》里
的中国知识青年思想没有“飞”起来，而是在展开的过程中就给破灭
了──这对于《红楼梦》之后中国社会后来事件有着一个“启示”的
效应，这种效应尽管是文学式，但是却有着宗教上的意义。所以我以
为文学批评的精神如果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此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剧烈变
化的话，那么中国人理想一次又一次的突发和一次又一次的崩溃，就
为我们民族的命运的悲剧性给出了一种启示。

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中国专制主义的真实的写照

依据流行马克思主义红学家们的见解，《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
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揭露了“中国封建主义全面崩
溃”的“现实”，或者说它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即将灭亡的现
实”，如此这般的见解虽然显得霸道，但是在红学的领域内也可以构
成为一家之言。我在写作《红楼梦分析》的时候肯定了上述的见解的
“历史”性，但是不承认它就是红学研究上的唯一真理。因此，对它
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现实”不但没有
出现在《红楼梦》成书的18世纪，就是在19世纪、20世纪也都没有出
现，所以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也没有出现
“全面崩溃”的迹象，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受那
个根源于宗法官僚主义的“接班人制度”的压迫。面对这样的事实，
我们说18世纪的《红楼梦》中已经对其作出了“死亡”的判决，那不
能算是认真意义上的“红学研究”。

上述研究的错误是研究者们把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事先的投放在《红楼
梦》中，然后再把它“发掘出来”。所以，不能够看成是严格意义上
的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我在《红楼梦分析》的第一稿中，对于上
述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陕西省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很有权威的编
辑在阅读我的书稿之后大加赞赏，但是，为了我的书能够顺利出版，
他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叫我放弃对现有的红学官方思想的批评，“策
略的阐述”自己的意见。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时隔八年之后才写出了
“第二稿”。待我重新把书稿拿到出版社时，已是事过境迁了，那位
当年答应出版我的书的权威编辑已经退休多年，他作为一个“管不了
事”的人，对我连连摇头：“现在是斯文扫地的年头，谁还敢出版高
雅的学术书籍，把你的稿子抱回去吧”。出书的事情也这样泡汤了。

产生了《红楼梦》的那个时代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即中国社会还没
有产生出可以与西方社会相对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观念及思想，所以
一个本应该由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问题，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伟大文
学家的视野和领域，被一个立志写作“烹茶煮饭”供人消遣作品的作
者给抓住了它。

《红楼梦》在写出了大观院“楼起楼倒”的社会悲剧的同时，又写作
出了另一个园子──贾府（中国宗法官僚主义社会）的“家道复兴，
兰桂齐发”的景象，而这样的一个景象正是官方红学家们所极力诋毁
的东西，他们说它是“高鄂、程伟元写作的东西，不是曹雪琴的本
意”。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毫无道理，我不同意对《红楼梦》做出“拆
卸型”的分析，从而做出《石头记》是好的，《红楼梦》不好的论
断，我认为《红楼梦》120回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整体意义”上
的“家道复兴”描写，恰恰最好不过的“暴露”18世纪中国社会所出
现的弊病，那就是腐朽和没落的东西往往会“死而不僵”。用王亚南
的话来说，就是“反动的、当死的东西不能够知价地去死”的问题。
官方的红学家们不认识这一点，所以就把这个最为重要的一笔的意义
给抹杀了，以为贾府“复兴”是《红楼梦》中的败笔。其实，被认为
是“败笔”的那一点才非常有力地影射了而后两个多世纪时间内中国
社会的根本性弊病，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生活在这种传统
弊病的折磨之下。每念起来这一点，我们就会为《红楼梦》的伟大精
神所感动，它以小说的方式所提出的中国政治问题，至今还在压迫着
我们，有关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今天，透过《红楼梦》贾府这个文学的事物我们似乎可发现共产党
社会的前兆，相反，我们在共产党专制社会的现实中也可以发现贾府
的影子，不宁唯是，我们在今天的情况下也还是要同现在的“贾府
式”的“货色”做彻底的斗争。

五、“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活着”
　　──《红楼梦》中对抗性死亡的信息：

《红楼梦》中写出了死亡，但是这样的死亡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死亡，
而是典型的非正常意义上的死亡，是“不该死”的人的死亡。比如，
黛玉死亡了，青雯死亡了，金钏死亡了，司棋死亡了，甚至连王熙凤
这样的人物也死了，但是，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贾政、贾赦、贾链这
样的人，却活得有滋有味──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18世纪的中国人
悲剧生活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89运动”
中，我们在听到中国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该死的不死，不
该死的却死了”的口号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了《红楼梦》中的事
情。

胡耀邦──一个中共党内的改革人物的死亡，是说一个“不应该死
亡”的人死了，而邓小平──一个早应该死亡的人却活得那么的长，
在开刀杀人后的八年才“不知趣”的死了。如果设想这样的情况在
《红楼梦》中也有一个先兆的话，那么，传达这样的不公平死亡的信
息已经构成了《红楼梦》主要的价值。所以人们在阅读《红楼梦》的
时候，就免不了要为这样的情形所触动。虽然，在书中，所有的不当
死而死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就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的
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珍贵的普通人的价值的无情毁灭的悲剧；解读这样
的悲剧，它的民主性就会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今
天去阅读这部古典作品时，也不时的被它的精神所感动。

当然，如果说写作《红楼梦》的作者有一个主观上的和我们现在社会
中的作者们一般的创作“思想”的话，那么，《红楼梦》中所传达出
来的抗拒不公平死亡的信息就不会历经两个多世纪而持久不衰。因此
我认为，问题恰恰在于《红楼梦》的作者没有这样的写作思想，所以
这样的作品就不是现代作品所能够比拟的。现代的作品，是主观的要
传达某一种思想或者精神，其写作的动机可以用“故意”来形容，因
此这样的作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特定的解读的，譬如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这样的文学分析方式也就是由此而生的。可是，这样的情况，
绝不适应于《红楼梦》的研究。原因很简单，《红楼梦》的创作是本
着当时中国的作者们的“不涉世务”的方式开始的，可以说作者的思
想和动机是完全地文学式的，因此，无论书的开头或者开头的部分有
没有一个“涉世”的主观意愿，书的精华部分在展开之后，已经是一
部地地道道的纯粹的文学世界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分析这样的纯
粹文学作品时，就必须掌握这样的一个原则，《红楼梦》中的政治问
题是作者写作动机中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它是文字作品中在达到了
一个非常境界时的一种衍生物，因此，同现代作家把政治“放到”作
品中去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此种政治是“微言大义式”的，是“启示
意义”上的，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的政治。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后，
毛泽东把《红楼梦》看成是直接“写阶级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
护”（引文同上）就很不对了。

林黛玉这个《红楼梦》中的大美人的死，岂不令人可惜，她是贾宝玉
心目中的恋人，是一大观圆社会中的主人翁之一，是真正生活在理想
社会中的与现实“不干净”贾府人物相对立的另一类人物。这样的人
物，在一首凄惨的“丧花歌”中送掉了生命的情形真是可以感动天地
的。晴雯──一个“林黛玉第二”，在大观圆中可谓个性出色，她的
死亡，也寓于了压制性制度摧残人命的意义，至于说金钏跳井而死，
司棋触墙而亡，都已经把青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的情景给描绘出来了。
这些情景如果在而后的200多年间同中国青年人的命运没有联系，那
么，《红楼梦》的意义就只可能是18世纪的；问题却不是这样，在
《红楼梦》流传中国以后，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5．4”运动、
“五．卅”运动、延安的知识青年运动到1956年的“鸣放”、1966年
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大学生运动，哪一个
运动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在上述的一系列的革命性质的运动中，哪
一个又没有以知识青年的最大投入和投入的最大浪费而收场呢？

死亡在这里的意义，既是精神上的死亡，又是肉体上的死亡，这个双
重的死亡的历史现象不都是可以在《红楼梦》中发现吗？从这样的意
义来说，我们把《红楼梦》叫做“知识青年悲剧死亡启示录”，又何
尝不可呢？今天，我们捧读这本书，也不是会同作者一样地要流出
“一把辛酸泪”吗？马克思曾经以为无产阶级的命运就是全人类的命
运，这样的观点，今天看来显然不正确，但是，我们依照这样的思路
在把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视之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时，却可以获得一个
重要的思想：在中国，当知识青年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中国人
民的命运就同时地在他人的掌握之中！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红楼梦》式的死亡信息虽然在归类上是悲剧，但
是它却是另一种的悲剧。同《红与黑》、《罪与罚》、《卡拉马佐夫
兄弟》中的主人翁的刑事犯罪式的死不同，《红楼梦》中的死亡具有
日常生活的特点，“病死”或者“寻短见”的死是其死亡的主要形
式。所以这样的死亡的意义在一层日常生活的“包装”下，就显得意
义特殊。在分析它时，我们若取不掉那层生活的“包装”，就看不到
它的意义。与这样的现象相联系的是中国知识青年的死，同法国大革
命时期的法国人死亡以及俄国10月革命、斯大林清洗中的俄国人死亡
都不同，它的死亡的似乎具有“自然”的外观，表现出一个自身的原
因。所以它的压迫性就具有一种比简单的政治压迫要深刻得多的内
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受压迫者处身于压迫之中，有时候好象
自己获得了自由。

六、不发达社会中的梦魇式革命

《红楼梦》写出来的“实”不是“社会崩溃状态中”的“实，”而是
不发达社会的“实”。在这样的“实”中，革命不是现实的或者活生
生发生的，而是一种梦魇性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红学研究上弄不清
楚这一点，就会犯20世纪前后那些“续红”的作家们的错误，搞出
“狗尾续貂”的事情。在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续红”的作品中，贾宝
玉没有出家当和尚，而是带着林妹妹“私奔”，最后逃到了日本，在
日本天皇的主持下，举行了结婚典礼，然后，以革命家的身分杀回到
了中国。现在我们读到这些文字可能发笑，但是在那个知识青年革命
的时代，是知识青年们把自己放到《红楼梦》里了，而没有意识到
《红楼梦》里的革命具有“梦”的性质。

严格的说，《红楼梦》不是一部革命的作品，但是，它却奇迹般地孕
育着一种革命的精神。如果说在《红楼梦》中，这样的精神不存在于
压迫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它做出如此这般的分析。
在书中，贾府是一个极其腐败的贵族府第，“除了门前的那一对石狮
子干净外，它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府第上作者建
立了一个理想式的大观院社会，梦魇式的革命也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
社会之中。梦魇式革命的意义，和我们通常所熟悉的任何一种革命都
不同，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它的意义不但有多元的性质，而且也
有着一个意义的自我消解的特征，所以不是我们运用现成的一种分析
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读出的。于此相关的是，这样的革命的意义
和后来的中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关系或者联系也是非常复杂和十
分微妙的。有了这样的看法和思想之后，我们在把这部伟大著作中的
思想放在中国而后发生的革命的系列事件上来分析时，就会有特别的
感受和收获。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直到今天还处在不成功的
阶段，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就会获得一个特别的启发。

《红楼梦》中的革命，是这样的革命，在外表上看，它好象也是轰轰
烈烈的，“烈火烹油”但是，究其实质来看，它又是十分脆弱的，就
好象梦魇的事情一样。梦魇中的人感觉到自己遇到了生死攸关的问
题，但自己却连动也动不了，梦魇过后，一切又结束了，恢复了正
常。可不是吗？一次简单的“抄园”行为就把一个由革命的方式所建
立的理想的社会给一下子给毁了。“楼”是在一夜间立起来的，又是
在一时间“倒”下去的，这样的“游戏式”的革命如果包含着一个知
识青年生命价值的漂浮，那么解读这种价值，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一次
又一次的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充当主角的革命的失败，在“前兆”的意
义上就同《红楼梦》中的革命有了某种联系。

在《红楼梦》中，大观园是元春省亲时落脚的园子，所以就表面看，
它好象是一个“实录其事”的行为，但是，只要这个园子一旦建成，
就具有了它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了，不在是贾府的园
子，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中，知识青年们的兴趣也就自
由自在地展开了。就这样的情形来看，中国现代青年们所要求的自
由，早在18世纪里已经是有了“准备”了。

分析《红楼梦》中的革命性问题，自由生活的外围，是一个被圈了起
来的园子的围墙，而围墙内的生活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明显，就此
而言，自由生活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中扎根的原因也还是在于它是
“家中之家”，更不用说在这样的“家中之家”由一个男主人带领一
帮子女子组成时，其意义的特殊性就值得我们重视。把这个事情和这
样的现象同中国以后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联系起来看，政治革命在那副
灯红酒绿图像中的梦魇式存在──就是我所关心的内容。

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还处在“补”政治革命这堂“课”的时间之
中的情形就迫使我们要对《红楼梦》做出必须和必要的研究。在研究
中，如果我们提不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见解，或者我们的见解还被西
方文学方式所左右的话，伟大著作的意义就被我们自己给“束之高
阁”了。

在本文的结尾，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话上面，我们在一个言情的文学
作品当中去寻找政治问题的线索时，找不到从文学到现实的清晰可见
之路，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建立起“假设”，而“假设”的东西又
有多少的价值？这也不得不令人存疑？正因此如此，我们在说《红楼
梦》的政治价值时就应该知道，它一种“似非而是”的价值，对它的
“捕捉”，就不能够是一次性的，我们每“捕捉”到一个意义，就会
有另一个意义出来与之对立，我们还得再“捕捉”之。这样的一种现
象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力极强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
说，永远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泉源。

一、写实与写虚

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实现主义的作品来读，这样的读法肯定是有问
题的。我其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红楼梦》出世时中国社会上根本
没有出现实现主义的文学思潮，作者曹雪芹（这是20世纪初的考证学
所得出和一种成果，我本人在写作红学论文时接受这种成果）也没有
丝毫的实现主义文学观念，因此，我认为把一个在18世纪中国纯粹文
学环境中产生出的作品，用跟它风马牛不相及的西方文学观念去解
释，只能表明我们的幼稚。当然，分析这种文学批评上的幼稚病产生
的原因，不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但是我可以简要地指出这种情况的
产生与18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理论处于“不发达”状况有
关。就此而言，为了提高18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世界地位，我们就想
着要用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去解读它，说它是现实主义的。

职此之故，当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理论在日趋成熟的时
候，走出当年的幼稚病时期，对中国作品实行中国风格和中国思想的
批评，就有可能而获得一种文学上的“真实”。有鉴于此，我从1987
年写作《红楼梦分析》的书稿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正是顺着这样
的思路，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写一篇《红楼梦》读法的文章很有必
要。

正确的读法是把《红楼梦》既当作一本“写实”的书，又把他当成是
“写虚”的书，“虚实相兼，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才是本色意义上
的《红楼梦》。其实，在早期红学史中，当涉及到“写实”问题时有
的红学家就认为《石头记》是一部真实生活的记录，以至于对书中的
“实录其事”的话作了一个十分机械的解释，好象它是一种作家的日
记。一个名叫“脂砚斋”的神秘“批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
看来，书中的几乎每一个句子都“真有其事”（脂砚斋批语），就连
凤姐点戏时所点的哪一出戏，“脂砚斋”也煞有介事的说“当真如
此”，好象他个人曾经就坐在点戏的凤姐的身边。从考证的意义上
说，“脂砚斋”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
讲，他却是一个真正的”门外汉”了，连文学中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
界限也划不清楚，还说得上是什么“批家”？《红楼梦》是一部“写
实”的作品固然如此，但是“实”之中又出现了个“虚拟”的“大观
院社会”却又是一般的“写实”作品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你如果
认为“娘娘省亲”非得要盖一座园子不可，那你就上中《红楼梦》
“障眼法”的圈套，认为“省亲”后的大观园因为闲着自然而然的就
住去了一伙围绕在宝玉身边的“亲戚娃”，如果她们之中没有一个男
娃，都是女娃的话，你也会认为这是“有据可查”的事情，于是，黛
玉住在舅家，宝钗住姨家，湘云住在姨奶家，一住就是几年的现象都
被你认为是“正常”现象，你一点都看不出这是作者的“创造”。这
样一来，你就是《红楼梦》最糟糕的读者了，弄不好，就会变成“脂
砚斋第二”。

其实，大观园不是18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园
子，而一个“创造”的“园子型的社会”──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作
者的天才就在于他演示和描述这种园子生活的时候，没有给读者们留
下“虚构”的印象，从一桩貌似“真事”（盖园子）的事情叙述开
始，中由“虚”入“实”，以至于到了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
书未写完时，他“泪尽而逝”了。分析这种生活，它具有西方文学上
的浪漫主义的特征，是用不着否定的，但是，这种特征同西方式浪漫
主义的文学心态和文学思想却是没有任何瓜葛的，正因为如此，在这
样的作品中，理想主义的翅膀总是举不起来，不能象大鹏展翅一样地
翱翔在六合之外，老是拖着一个“现实”的“尾巴”摆来摆去，离不
开“现实生活”的底线，好象执意要给人一个印象，它是“真实”
的，而不是“理想”的。

可以把贾府看成是18世纪中国贵族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这不存在争
议；争议在于这个写照所写出的事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下面
的议论中，我将要阐述之，此处之说“写照”之中还有一个放大的理
想主义的镜子，而这镜子又奇迹般地折射出了班驳陆离的青少年人理
想生活的情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和特点，在中西方
文学还没有发生交通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的出现与西方文学思潮又
有什么关系,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二、不只是镜子，而且还是启示录

把《红楼梦》当成是18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的观点固然不错，但
是，这一点如果被你绝对化了，你想在认识中国社会问题时在它里面
寻找什么影象，那么，你就读不出《红楼梦》的意义。对于18世纪的
贵族社会来说，它的确是一面镜子，你照着它，发现了中国贵族在一
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陷入因循守旧的泥潭而不知道进取，那你肯定肯
可以对中国社会的“不发达”问题做出自己的见解。在书中贾政这样
的人，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但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和
人物大都是失去了进取精神，腐败得“内囊都上来了”却是一个用不
着怀疑的事实。就这样的事实，你做出了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是
贵族统治者的因循守旧也完全地言之有理。贾政的确是一个因循守
旧、小心谨慎的人，他用自己的摸子来铸造他的不成器的儿子的行为
也给人以许多的思考。就这样，在没有交代原因的情况下，贾府也还
是受到了灭门之灾。──把上述的意义发挥一下，你做出：18世纪中
国社会一定要失败的结论，也不妄读《红楼梦》。而18世纪的西方社
会却因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成而放进了“万神殿”。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就凭这一点，说你读懂了《红楼梦》那就
不好了。《红楼梦》的开篇记载有一个叫“风月宝鉴”的镜子，这面
镜子，你拿在正面看是一个美人的相貌（王熙凤本身就是一个美人
胎），反面一看，却是可以夺人魂魄的一具骷髅。整部的《红楼梦》
书，也可以如斯地去看。因此，你在把它看成是镜子的同时，一定不
要忘记它又是一部“启示”的镜子，反映的东西并非是事物的原貌，
也就是说你在读这部文学的作品时，你得要有一个类似于宗教启示的
灵感，否则这部书中的伟大灵魂就不会感动你。因此，你得从你能够
看见的东西和文字所指示给你的东西中发现一种你用平常精神所捕捉
不到的东西。就这样的意思你去理解语言哲学家塞尔所说过的一句
话：“作家写作的是作品，文学在读者身上”，你就会知道《红楼
梦》是怎么回事了。《红楼梦》不独占意义，它把意义分配给了读者
们。

这就是说，我们在读《红楼梦》时，既要把它当成是反映论的东西，
又要把它看成是启示录式的文学作品，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它
之中分析这两种互冲突的价值是怎样被协调在一本书中的。我们不是
常常说《红楼梦》一书博大精深的话吗，但是真正地遇到了博大精深
的问题时，我们却运用单一的方式去解读它不就是错误的了吗？在过
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把《红楼梦》定义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认
为这是铁板定钉──变化不了的事情，就大错而特错。就启示文学的
观点看，我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可以寻找出文学描写字面意思
之外的许多问题，并且把这些在逻辑上缺乏联系的事情组织在一个可
以被理解的文学场景之中，这就形成了我们阅读所能够受益的巨大空
间。于是，我们在真实的物质生活中所完全拿不到的那些价值，通过
文学的方式，反倒领略了。“开卷有益”的话，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吗？

三、不是“封建社会的彻底灭亡”，
　　而是“不发达社会”的“不发达”状况的真实写照：

别说在18世纪的《红楼梦》中你找不到“中国封建社会彻底灭亡”的
“现实”，就是今天的21世纪的中国，你目睹了胡锦涛如何接江泽民
的班的全过程，你也不敢做出“中国封建社会彻底灭亡”的结论，因
此，你在讨论红学问题时，塞进上述论题，显然是上了50年代“马列
主义红学”的当。其实，中国封建社会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个问题，
何况它什么时候灭亡，就更是个问题中之问题了，用这样充满问题的
方法和方法去“介入”红学领域，不就是问题上又加上了“问题”
吗？1986年，当我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开始研究《红楼梦》时，就对
当时主流红学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我不认为1949年是“中国封建社
会”“彻底灭亡”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上，被认为是“彻底灭亡”
中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完全地灭亡，它出现了《红楼梦》中的“兰桂齐
发，家道复兴”的情形，难道我们看不见吗？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
人民还不是生活在其中吗？

正因为如此，那些把一种“激进的精神”注入《红楼梦》中的做法，
表面上是“进步”的，其实呢，完全是倒退的。在这篇小文章中，我
不可能就18世纪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议论，所以，我们舍去“性
质”而只谈“现状”就是红学批评所能够接受的。这个“现状”是什
么呢？就是：社会寻求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或者说想“发达”（《红
楼梦》中的词）而又“发达不起来。”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红楼
梦》是“写实”的作品，其中的“实”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说到我
写作这篇文章时为止，中国发展和“发达”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
话，那么，我们对这个“不发达”状况的多种解读，包括红学式的解
读，就不是一个随意性质的问题了。在本文中，我认为如果我的这些
思考能够唤起人们的如下的追问：“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呢？”──
我在红学上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么多的了。红学好象不能够解释为
什么不发达不的问题，但是却“写照”了不发达状况。在这里，思想
家、社会学家提不出来的问题，天才的文学家却可以“写”出来的现
象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红楼梦》中的人是能够发展的，把贾宝玉这样的人送到牛津大学去
深造，我想他肯定会“发达”起来，只是把他放到一个娘娘省亲后闲
置的园子里，他就变成了“假”“宝玉”了。在这里面社会与人的关
系，特别是社会与青少年人的关系就被作者给抓住了，但是，往往们
在读它时，用了“封建社会灭亡”的这个框框去套它，却又会丧失其
价值的。

综观《红楼梦》一书，“不发达”问题还可以通过四大家族的兴衰这
样的线索去解读。在中古性质的社会中，社会和经济处于原始的形态
决定了社会总是在周期性的一兴一衰中运动，而不能够走出这样的
“兴衰周期”，因此，不管是贾家，还是薛家、王家、史家都没有表
现出摆脱“兴衰周期”的任何迹象，特别是贾府，在由“烈火烹油”
的生活在一下子落到了满门犯抄的地步时，书中竟没有交代原因的情
形实在令人纳闷。因此，我认为当红学家们在为此而寻找原因的时
候，文学上的东西就被当成了政治上的“真实的事情”而受到了论
证。我自己在研究《红楼梦》时，认为寻找贾府被抄的原因没有价
值，我的本意是说，这样的事情在社会还没有脱去中古性质时是经常
发生的，是“自然”的，《红楼梦》后40回其所以要写出贾府因
“抄”而衰，是受文学“故事”的意义被迫，其实，在《红楼梦》的
主旨思想中，“家道中落”是没有原因的。在书中，当世界到了“白
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最后的境界时，又有什么原因呢？人世间所有伟
大的文学作品一般都写原因，而是写事情，写场面，写故事。

四、大观院不是一座园子，而是一个社会

旧红学家当中有一个人曾经说，《红楼梦》写作的方式是运用了“瞒
天过海”的手法，非得要在许多问题上“瞒过”读者们的眼目不可。
这样的话，我看是有几分的道理的，就拿大观院来说吧，情形的确如
此。我们在最初阅读《红楼梦》时，谁个不把大观院作为一个贾府的
真实的园子看待呢，以为那里面发生了的事情原本就是“真实”的。
所以任何人第一次读《红楼梦》，都是读不出名堂的，哪怕他是一个
地道的天才，只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情况才会有改变。

试问：一伙女娃娃为什么非得要住在由一个男娃充当“领袖”的亲戚
家的园子里，并且一住就是几年──这样的问题你能够说清楚吗？所
以，你认为18世纪中国社会真有这样的“现实”不就是太幼稚的了
吗？象林黛玉这样的幼失怙恃的孩子长期住在舅舅家，这好理解，难
道薛宝钗、史湘云这样的女孩子也没有了爹妈吗？也非得住在宝玉的
身边不可，世界上可能有这样傻的女子，但是能有这样傻的家长吗？
在书中，贾政不是一个糊涂蛋，王夫人也很有心机，难道他们夫妇就
非得要在贾府中为自己的宝贝疙瘩建造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儿国”，
把一个本性带有严重“意淫”性格的少年人放进去“锻炼”不可，说
毛泽东把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锻炼”，这情有可原，说贾王夫妇让
宝玉在园子去疯长，无论如何于理不通。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脂砚
斋”是一个最糟糕的批者，他竟然认为这些连傻瓜都不会相信的事情
是“真有其事。”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红楼梦》的读法就是要
破这个“真”字，并且在“真”字破后，立一个“虚”字。什么浪漫
主义，现实主义完全不要！

如果你认为大观园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园子，那么，你在读这个园
子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思考作者为什么要“创造”它的问题，一旦
你拿住了这个问题的把柄，那么你读《红楼梦》就会在作者“瞒天过
海”的手法中寻找到价值，要不然，你就中了作者的“障眼法”的圈
套，而在一个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中，这样的“障眼法”也有着作者自
我保护的用意的，所以，我们在理解它时就不应当拘泥于字面意义。
结论是：大观园是一个“虚拟”的园子，这个园子代表和表现了一个
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恰恰是18世纪中国不发达社会里，寻求“发达”
的青少年们理想的展开和想象力的展示的最合适的空间。于是，中国
社会不发达问题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理想”却戴上了“现实”的面纱
（理想的不发达）。如果在这里，你履行批评时立足于脂砚斋“实事
求是”（这是《红楼梦》时期的中国主流思想）的立场而不知道变
化，你一定会抱怨作者，以为他“说谎”了。其实，美国现代著名的
文学家海明威说过：“最优秀的作者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
的，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和虚构。”

只要你认为大观院是一个理想社会，而这个理想的社会是中国青年社
会可以接受的，那么，它的毁灭的文学价值的和社会的意义就不是一
个园子“楼倒”所能够比喻的。一个明显地拖着“现实”尾巴的青少
年人的理想的破灭的事情，就“启示”了而后2个世纪的中国大事件
和重大变化。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好象感觉到
在贾宝玉的失败之中也包括着我们自己的失败（包括1989年的
“6．4”失败），我们就有资格谈论《红楼梦》了。清朝时期的红学
家有一句名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妄然。”

伟大文学作品就有这样的功能，它把这个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思
想家们所不可能认识的问题，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并且把它写
得象“真的”一样。现在我们对文学的性质已经有了一个类似于科学
的看法，认为文学作品中好象不存在“超生活”的意义，其实这是一
种严重的误解，文学虽然可以接受科学的解读，但是科学只能够解读
出它的一部分，而不能够解读它从自己一开始就形成的那种“神秘”
的成分；不信，你试一试，你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你自己为什么写
不出李白、杜甫的诗、关汉卿的戏以及曹雪芹的书吗？

就《红楼梦》的文字看，你发现不了它的荒诞，可是文学本身是荒诞
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请您给文学下一个定义──怎么样？
如果您的定义没有做出，我请出一位大文学家，看他是如何定义的：
“什么是文学？”纳博科夫“有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
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后面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还不
成其为文学’；孩子叫‘狼来了’而背后没有狼──这才是文学”
（引自《第七天的批评》）。

五、贾宝玉──18世纪标准式的中国愤青

贾宝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任何一位《红楼梦》的读者都应
该探讨的问题，所以在这篇名为“读法”的文章中，我简略地谈一下
这个问题就很有必要。就作者的本意讲，贾宝玉是作为一个“异样”
的人被写出来的，但是，什么是“异样”的人，这个问题不是更糊涂
了吗？有多少个读《红楼梦》的人就有多少个贾宝玉的形象，而每一
位读者的贾宝玉形象都同书上的贾宝玉形象有联系，都是对书上的贾
宝玉形象的“捕捉”。作品中的贾宝玉在书上，而你要欣赏的那个贾
宝玉却在你的心上。

有了上面的看法，我在论证贾宝玉是个什么人时，就不会同意那种
“排斥异己”的做法。我认为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所有寻找出来的贾宝
玉，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就连在《红楼梦》被作为“禁书”的时代，
人们把贾宝玉看成是一个“淫秽”分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好
淫的人，把贾宝玉这个“情种”当作“采花高手”时，也不能够说他
们就完全地糟蹋了《红楼梦》。我小的时候没有看过《红楼梦》，和
我同龄的男孩子们的耳朵里充满着“看了《红楼梦》，裤子顶个洞”
的顺口溜，既然这样不好，也就不看了。问题就在于伟大的作品有它
的“不朽”性质，而“不朽”性也同时意味着对之批评永远不可能终
结，况且批评之中是免不了有人要“挑刺”的。即就是这样，我还是
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读出自己的一个贾宝玉是有意义的。我总的
看法是这样，把贾宝玉看成是18世纪到今天的我们中国青少年人的一
个历史的“标本”，有着“说不尽”的意义。

尽管我有上述的看法，但是，我还是强调我反对把贾宝玉看成是“革
命青年”，我认为贾宝玉这样的文学上的人绝对不是“革命青年”，
但是我又同时承认“革命青年”完全有接受贾宝玉的可能和必要。事
实上也是这样，“革命青年说”是20世纪初“新红学”的产物，是这
个年代中的“革命青年“对自己的历史的一种潜意识的寻找的结果，
同《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拥有的现实意义有很多的关系。按那个时代
的“革命青年”的心态来分析，他们认为贾宝玉这个对仕途经济不屑
一顾，对官方的思想和学术无丝毫兴趣，喜欢读杂书，讨厌矫揉造作
的社会交往、虚假礼仪的来往应酬的人，如果遇上了“革命”，不变
成为“革命分子”才怪呢？所以用20世纪的眼光去看18世纪的文学上
的人，情形就有可能是这样。这样的头一开，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
建社会的叛逆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尾随其后，就成为一个很自然
的趋势了，于是，我们在这样的红学中就有可能发现一个和20世纪50
～70年代的中国政治气候相协调的“叛逆分子”了。

问题就在于红学研究的贾宝玉应该是《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因
此，我们不可能用我们心中的贾宝玉来给出他的意义。如果我们持这
样的态度的话，那么，贾宝玉可以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愤青，虽然时
至今日，人们对愤青这个词的认同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说贾宝玉是
属于愤青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如下特征十分的突出：他对他所生活的社
会价值持蔑视的态度，并且用一种不入流的行为来对抗之，即使在家
庭的巨大压力下，他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不但如此，他对于他的时代
的青少年们所热衷的功名利禄视如粪土，对自己在这样的社会中的可
能“出路”也没有作任何的打算，一心沉浸在他的怡红院中而不想着
“出院”，这样的情况使人联想到我们现在的愤青，当人们在问到他
们的“打算是什么”时，他们会用“他妈的”来回答，当然文学中的
愤青特别是18世纪中的愤青，就不可能说那么粗野的话了。即使这
样，在这篇文章中，我其所以要说宝玉是愤青，还在于他同时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即他没有因此而树立起自己的价值目标，反对现实价
值的方式也同时具有非价值的嫌疑，也就是说他个人的人格的构成存
在着价值的缺位，也正是这样的缺位，所以才在红学的研究中出现了
价值的填充问题，“革命的青年”、“知识青年”、“愤青”、“民
青”（民主青年）等都是“补充后”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我虽然
不能够说明伟大文学作品与我们的关系的问题，但是我起码可以说我
们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可以寻找到足够的精神上的“享受”。

说贾宝玉是愤青的观点是要明确这样的一个事实，即18世纪的中国社
会没有能力造就新式的革命青年，也没有能力为青年们提供一种社会
的出路，相反在压抑青年个性的问题上，社会却是绰绰有余的。这样
的事情如果受到我们的重视，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那么中国今天的
青年问题有一个18世纪的渊源就可以引导我们寻找到认识它的途径。
只要我们这样作了，那么，我们对中国18世纪的问题就会有一个文学
方面的认识，依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讨论18世纪的中国问题时，我们
就有了一个“本子”，至于说对这个“本子”的阐述应当遵循什么样
的方式，那无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强求个一致未必
就好。

六、说明

1987年，我在写作《红楼梦分析》的书稿时，把红学分成“大学”和
“小学”两种，认为考证是红学的“小学”，而除考证外的红学则是
“大学”，并且指出红学的现状的是：“小学发达”而“大学中
落”。在进一步地分析中，我认为“大学中落”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
文学的现实主义论束缚了它，就此我提出了红学“解放”的问题，并
认为这样的问题有着迫不及待的意义。

质言之，本文中我所说的“读法”，仅仅是指“大学”的读法，不包
括“小学”的问题。在“大学”的读法中，我主要提出了“民主”的
读法问题，因此，只对那些在深层次上关心红学问题的读者们演示了
一种方法。无论怎么说，《红楼梦》作为中国18世纪的伟大作品，总
是在一个“梦”的意义上真切地关乎着我们中国的民主与进步，所以
任何对中国民主和进步的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它；进而言
之，《红楼梦》的“梦”也可以说成是民主与进步之“梦”。于是，
一个“饭后茶余”供人“消愁解闷”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超时
代”内容的重大意义了，难怪作者在书中强调“都云作者痴，谁解其
中味？”

（2008-07-09于韩国首尔市）

一、何谓顾准问题

《九三年》是世界名著，对之发表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若
说是本文的议论有一个不同点的话，那就是副标题中所提出的“顾准
问题”。顾准先生（1915～1974年）在生前并没有发表过专门评论
《九三年》的文章，但是他却对《九三年》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做了
一个非常简单、扼要的说明：“《九三年》（雨果著）是马克思──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我们知道顾准先生不是文学评论家，他是思想家，因此，他对马列主
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在他写作此文的年代里所具有“压倒一
切”的重要性的问题之非常见解就有着那个时期中国思想家们所很难
达到的高度，如果把这事情和他写作此文（1974年）时特定背景联系
起来思考，一个政治上受监视的人能够提出这样的如此深刻的思想，
就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事实上，顾准先生虽然没
有活到言论控制有所放松的年代时，因此，这位伟大的中国思想之
星，也因着生命的逝去而陨落了。顾准于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不
一样，他虽然在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受苦受难者”，但他在做学问
时，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诉苦者”，因此，即使“无产阶级专
政”剥夺了他研究的公开权利，他也是在“秘密”状况下写作出了研
究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就今天看，他所写作的文章之水平
没有人超越。他在学术上采取了一种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所望尘
莫及的方式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并把这种研
究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准；而在此之前，这样的水准是中国那
么多的自视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所不能够望其项背
的。

顾准先生在理论和思想上的独到之处是许多受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
根本不具备的，因此他在死后不久便声名鹊起，许多人给他送上了
“独立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大师”等头衔，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
“强加”于他的，顾准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民主的思想家，一
生就认准了民主的价值，并且在努力不懈地思考民主问题，可以说是
一位民主主义的大师。因此，我们在这位大师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在其
他知识分子身上很难发现的肯定性的、进步的历史观与学术思想，特
别是他对许多知识分子所异口同声反对的“文化大革命”也能够说出
自己非凡的见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他却没有象邓小平那
样从自身感受做出“全面彻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而是在批
判中有肯定，在批评中里做建树。他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
应予以制度化的思考”，甚至在“文革的武斗的两派”中，他看到了
“社会主义的两党制”。正因为他有着这样非凡的洞察政治问题的天
才和能力，因此在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和批评它对人造成的压迫
的同时却没有“否认”和“否定”它，这样他就和伟大的雨果一样，
虽然写作出了批评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文学名著《九三年》，但并没
有由此而变成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如果说他俩到底是有区别的话，
在雨果那里，这一批评和批判采取的是文学的方式和方法，并且表现
在他编撰的长篇故事──《九三年》中，而在顾准这里，它却是“思
想的”只言片语的和画龙点睛式的点出了价值。

做了如上说明后，我们无妨对《九三年》一书展开分析，在分析中，
我们也许会对于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事情做出一种开放的理解
哩。

二、故事梗概

《九三年》一书取材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时期、用讲故事的
方式写出了一个文学虚构的故事。这个故事──就今天我所读到的资
料看，不存在生活中的“原型”，虽然其中的主要人物也许是对许多
“原型人物”的“加工”的结果，但是其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革命派
的西穆尔丹、戈万和保皇派郎特纳克侯爵的个人恩怨和生死斗争都完
全是一种文学上的虚构，在最后的一出故事中，这三个人在救陷入火
海中的三个孤儿时使已经分明了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完全在对人的
关照中给模糊起来的情节是百分之百的杜撰，没有任何的真实性，是
地道的“传奇”。在写这一节时，书的内容是这样：“拉杜（戈万的
手下的革命军官）站在下面，惊喜万分，伸手接过梯子，紧紧抓住
它，喊道‘共和国万岁！’侯爵回答‘国王万岁！’拉杜底声说‘你
怎么喊都行，胡说八道也可以，反正你就是仁慈的天主’。”这样一
来，作者就“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套上了“人的绝对性”。于
是，伟大悲剧的最后一道幕布正是在这个时候才突然地落下了：戈万
因为放了火中救出孤儿的侯爵而被仁慈的、事实上同他的“父亲一
般”的也曾经在过去救过他两次性命的老师──西穆尔丹以革命的法
律处死了，就在戈万死的那一刻，即当断头台的刀落下的一瞬间，西
穆而丹也开枪自杀身亡了。可见这是一出典型的1793年法国革命的悲
剧故事，揭示了“革命在给世界切肢，所以才有93年的大出血”（本
文引文若无出处，皆是引自《九三年》）之法国情势。

《九三年》这一本书的特别之处又在于，故事的组织和开展虽然是
“传奇”的，但是《九三年》事件的背景却是非常真实的，书的第二
章《孔雀街的小酒馆》中“坐着的三个人”：罗伯斯庇尔、马拉、丹
东是那个时代人叫“三巨头”的真实人物，于是这本书中的人物就具
有其它的书没有的特点，真正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故事中的人物被作
者作了统一的处理，以至于使读者们有可能认为西穆尔丹、戈万、朗
特纳克和“三巨头”一样的都是93年的真实人物，而发生在他们之间
的事件也是历史的真实事件。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具有中国批评家所
说的“瞒天过海”的性质。

《九三年》实质上是一部“传奇故事”，不同的是它没有被安排在
“传奇的时代”中，而是被组织在一个真正复杂、伟大、微妙的一段
法国历史中，就为正确地理解这一段历史，汉译本给读者们作了这样
的介绍：“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
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
才伯爵的《回忆录》（1803～1807），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
党叛乱起源的通信》（1825），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
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
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
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
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

　　“1793年5月31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
　　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
　　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
　　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1793年的法国生
　　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
　　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
　　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1802年，父亲是拿破仑
　　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
　　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
　　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
　　观点，他从40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
　　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以上是引文）


如作者所云：“传奇也具有真实性。传奇的真理不同于历史的真理。
然而，历史和传奇都有同一个目的：描述过眼云烟的人背后的永恒的
人”。我的看法是，在通过《九三年》这个法国人民的革命传奇故事
理解那个“永恒的人”的问题上，顾准先生的思路是很有指导价值
的，在他的“原型论”中，给我们以重大的启发，即所有沿着法国大
革命道路前进的民族在理解本民族革命和由革命所引起的无产阶级专
政问题时，一种健康的批评、批判而又不导致“否定”的思想才是难
能可贵的。其实在《九三年》中，雨果对大革命的批评和批判已经上
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它并没有由此而给予后人一个“否定”革命的
思想，因此所有在这一本书中读出了“否定论”意思的人都是在原著
之外加上了个人想象。就这样的意思看，我们中国人在如何对待那个
曾经摧残了我们许多人的价值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就有了一个可以参
照系。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今天，中国社会上许多反对革命的人（包括否
定辛亥革命）却不断地从《九三年》一书中引用那些他们认为可以
“否定”革命的话，特别的不说，就拿下面的一段话，就被次引用过
多次，好象雨果的思想是：革命就是以恶报恶，以怨抱怨，革命者命
活该如此：

　　“当路易16被判死刑时，罗伯斯比尔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半，丹东
　　只剩下一年零三个月，韦尔尼奥只剩下九个月，马拉只剩下五个
　　月零三星期。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只剩下一天。人类的气息是
　　多么短暂而可怕！”

对于没有读过《九三年》原著的人来说，他们在读到上述话时，一定
会想象雨果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人，但是话又说
回来了，他们只要是读了《九三年》，就不可能产生如此的误会的。
因为在这一本书中，作者明确无误地提出了议论文章中常有而在小说
中不常见的论点：“革命是神的意志”。

三、“革命是神的意志”

与同时代的英国学者伯克不一样，雨果不是一个否定革命和反对革命
的人，但是在《九三年》这部不朽的作文学品中，作者却一反那些只
善于从正面歌颂和赞扬革命的人的一贯方式，得出了一个被革命的原
则更高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并且杜撰出来一个故事以展开来对此原则
的说明。因此我们若是就字面的意义而不是就书中的思想的去读，那
么，它无疑是对革命的一种声讨和鞭鞑，但是你只要认真地研究了
它，那么你就会发现，作者用书中人物戈万的话已经说出了他个人的
意思：“伟大的事业正在酝酿中，此刻的革命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思议
的。在看得见的事业的背后是看不见的事业。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
见的事业是粗暴的，看不见的事业是崇高的。它很奇怪，但也很
美。”

就顺着这样的思路思考问题，那么，革命中“看得见”的部分好象是
人的恶的产物，表现了人在解放状态中因为旧秩序的崩溃而发生的不
可抑制的恶的极度膨胀，结果是赤裸裸地杀人，既杀反革命的人，也
杀革命者自己，如我们今天许多二流的文学作品和三流的理论文章所
写的那样，岂止是“粗暴”，简直就是“犯罪”。但是作者所说的那
个“看不见”的部分其实却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和安排，有着人一
时间难以解释清楚的内容，从而使作品给以人伟大的启示和遐想。革
命不是一种简单的人事安排，也不是一个随意的人的决定，因此在分
析革命的时候，仅仅抓住人是不够的，而作品中的故事就是要引导人
去体会冥冥中的“神意”。

在书的第二章，作者特别写作了“巨剑号”轻型巡洋舰上的大炮脱开
所引导出来的一场灾难，对于“神的意志”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测性做
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炮组中，一门214斤重的大炮脱开了。

这大概是海上最可怕的事故了。航行在大海上的战舰最怕的就是这
个。

一门大炮，挣断了缆绳后，就突然变成一头奇怪的、超自然的野兽。
机器变成了妖魔。这个庞然大物在轮子上跑动，象台球一样冲来撞
去，随着船的纵横颠簸而起伏摇摆，来来去去，跑跑停停，似乎在沉
思，接着又跑起来，象利剑一样从船的这一头冲到那一头，快速旋
转、避开、逃跑、直立、碰撞、打洞、扼杀、消灭。它仿佛是击墙的
撞锤，而这个撞锤是铁的，墙是木头的。物质完全自由了，这个永恒
的奴隶似乎在报复。我们所称作的没有生气的物体仿佛突然将内部的
邪恶全部发泄了出来，它失去了耐心，暗暗进行古怪的报复。无生物
的愤怒是最不留情的。

──在上述描写中“物质完全自由”了的话对1793年革命中，人完全
自由了的事情的做了一种隐意的说明：因着革命，突然自由了的人的
行为和意外脱开了的大炮行为一样，都是“最可怕的事故”，而《九
三年》就是对它的描写。这样一来，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你是正面
“看不见”革命的“崇高性”的，因为它被掩盖在“看得见”事物的
“背后”，所以最好的读者那就是通过对表面“粗暴”的事物的分析
而自己去独自地体验事物内部的“崇高性”，这样一来，《九三年》
又为那些只会理解字面意义的肤浅的读者们留下了一个“否定”革命
的绝好的口实，好象伟大的作者雨果就是一个革命的“否定论者”。
目前，在海外中文民主网站上出现的那么多的引用《九三年》中的话
批评中国革命的作者们中间，哪一个不以为雨果是“否定革命”的人
呢？

革命虽然有着相当多的外观上的人的“设计”，但是，《九三年》一
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却是：革命不是出于人的制作，虽然革命无疑是由
人的手作成的。至于我们要分析“革命是神的意志”这一句话，不要
以为雨果就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甫，他用宗教的语言交代文学中的问
题。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因此，反
映在《九三年》中的这个论点有我们常说的“科学”的含义在内，他
说：“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御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
暗处吹动。我们称之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
被抬起，有人象泡沫一样地吹走，有人碰到礁石上粉身碎骨，”其中
情形就和巨剑号上脱开的大炮要凶猛地砸伤人一样，好象是一个意外
的或者偶然的事情。

四、两条原则和一个主义

把革命过程中时常出现和发生的残忍，归之为革命队伍和革命阵营一
方面的故意，是许多“革命否定论”者们的共同思想和共同观点，但
是在《九三年》一书中，我们其实是找不到这样的思想的，因此，如
果说这一部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作者特意强调，革命
中的残忍出于革命和反革命双方互动的关系和行为之中，有着一个迫
不得已的意思在内的，也就是说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其所以变得非常
残忍，不是仅仅关乎革命一方的事情，是革命与反革命逻辑和原则斗
争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革命过程中又从一个不容让步的过道中流
出。在书中，革命者（即公社）的口号是：“决不宽恕！”保皇党
（王公们）的口号是：“毫不留情！”而双方对自己的口号都是绝对
的信奉和忠诚。因此可以这样说，革命创造了人物，人物们反过来了
创造了革命。不论是前者的代表人物西穆尔丹、戈万，或者后者的代
表人物朗特纳克，都是书中所描写的正直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物，是革
命把他们变成为死对头，每一方都把自己的生的希望之宝押在了对方
必死之上。可见，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责任了，是处于革命
事件中的人的一种必然的担负，卸是卸不掉的。

革命和反革命都需要原则，这些原则又造就了革命者和反革命的人。
西穆尔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有一颗纯洁但忧郁的良
心”，当过教士，“品德高尚而具有真知灼见”，他对穷人的同情之
心，表现在他做常人不能够做的事情上，书中说他“专门去亲吻胧
疮”，“以一种可怕的柔情关怀受苦人”，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
审判自己的学生兼儿子戈万时，断然决定处死他。这样他作为叛乱发
生地区平叛的最高领袖，勇敢地担当起了革命的责任，做到了法不容
情，大义灭亲，而侯爵在有机会逃跑的时候而放弃了逃跑的原因是他
救被他自己当作人质而扣压的三个孤儿的性命，这事情感动了戈万，
于是他就依然决然地放了这个他在此前一心要消灭掉的敌人，而自己
甘愿受革命法律的惩罚──上断头台。

正是因为战火中的三个孤儿的生与死，不但突然间改变了残忍的革命
领袖戈万，就连戈万手下的革命战将杜拉也在这一刻把旺代地区这位
反革命的叛乱的总头目说成是“仁慈的天主”。于是，在革命与反革
命的两条原则的冲突中象雷电一样地闪出了一道人道主义的亮光，使
得铁石心肠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被它最后的击倒在地，并且使两位
坚定的革命领袖由此而丢失了性命。在这里革命被文学超越了，“在
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此刻，我们分析这一部作品，认为它对两条对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原
则的守护情况做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交代的话，那么，在书的最后一页
中出现的烈火中显现的人道主义的一节却是理想主义的“空来”一
笔，如果说这一笔所描写的事情是“幻想”的，那么作者在对革命人
物的现实主义的处理中突然插进了这一笔，而这一笔又导致了书中革
命代表人物的生命之毁灭，就成全了对革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判的
最高境界。对这种境界的最蹩脚的叙述是：“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
子”。

五、革命领袖：革命的“签名人”

就“看得见”的事情来讲，革命肯定是一小撮革命阴谋家策划于密室
的行为，而在第二章“孔雀街的小酒馆”中，作者就写了三个人秘密
策划革命的情形，把一个文学的故事，用文学创造所能够允许的方式
处理得天衣无缝，安排到他们口里的话，事实上都是这三个历史上的
真实人物所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说其中的某些句子是针对他们的性格
采取了“对号入座”的方式的话，那么语言与性格的吻合──这就是
雨果的作风，但是这样的作风如果不被研究，肤浅的读者们在此就可
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革命不过是革命家的阴谋而已。

其实呢？“革命是神的意志”这个思想在本书中存在着一个演绎的问
题，演绎中就产生出了另外的说法：“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这样
的话的意思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的行动”的话具有相似
性，因此分析它就不止是理解法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用
之理解中国的革命。在我们过去的认识中，革命虽然被看成是人民的
事业，但是革命中的人民与领袖的关系是教条的、生硬的，也是一成
不变的，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宣传或共产党的宣传中，革命都好象是出
于革命家的“设计”，把“神”的意志给完全的撇弃不顾。而在革命
的最初阶段，这样的“设计”是一种“密室”行为。但是在《九三
年》一书中，作者虽然也写出了革命者之“设计”革命（咖啡馆密
谋），可是革命没有是按着“设计”它的人的“设计”发展，象脱开
了的大炮一样地有它自己的“自由”，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和路线发
展，而革命家在这样的事情面前，就显得好象一个傀儡似的了。

在《九三年》的故事中，革命和反革命虽然都是被“设计”中的事
情，譬如朗特纳克侯爵是从英国乘船秘密入境的，目的是策划旺代地
区的保皇势力发动叛乱，颠覆巴黎的革命政府，巴黎人民委员会的决
定是派西穆尔丹为特别代表，派戈万为指挥官前去平叛，可见反革命
和革命都在“设计”中表现出领导人物的“智慧”，只是在革命的实
际进程却又不时地出现“设计”中根本就没有的事件，并且在通常的
时间中这些未曾被“设计”的事件往往改变了革命的原来的状态和性
质，发生了非领导人物所能够控制的情形，有的时候这种情形可能是
一桩比较大的事件，可是呢？在“神的意志”中，有时候它却是非常
非常细小的事件。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长时期战争中，处于战火中的人
民流利失所，家破人亡，可能是平常的事情，因此如果说在旺代──
这个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白热化的地区出现几个在战火中流浪的孤儿，
也许是最常见的事情呢？但是在《九三年》中，三个流浪的孤儿在革
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共同目睹下而陷入火海时，才完全彻底地打乱了革
命与反革命的分化，为救孤儿，叛乱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停止了逃亡行
为，冒着被抓的危险救出了孤儿，而革命的首领戈万也因着三个孤儿
被救一事，而不顾革命的法律和纪律竟然放走了在押的侯爵……，这
样一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全部“设计”就被三个孤儿给搅局了，于是
“神”好象是对人发出了直接的命令，使他们心中的人的那一道人道
主义的亮光象闪电一样地苏醒了在残酷的杀戮中已经泯没了的人性，
使革命领袖和反革命叛乱头目都忘记了自己的本性，而在爱护儿童
──特别是孤儿──的事情上实现了人的价值。

作者告诉我们：“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结合而成的共同事
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
在口授，签名的是人。……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
庇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
叫：‘神’！”今天在顾准先生的思路的指导下，我写作这一篇文章
的用意也在于要说明：我们中国人在思考和理解革命的问题上要打破
把革命看成是革命者的完全“设计”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观念。在过
去，当革命受到“歌颂”时，“颂歌”实际上都是唱给革命家听的；
今天当革命受到了“批判”时，所有的“批判”也就当然是冲着革命
家的。于是，我们对革命的“歌颂”或者“批判”都没有深入到“神
的意志”的层面，也没有对“无名氏的行动”做相应的理解，只因为
这样，我个才认为有必要写作《论“九三年”》这一篇文章。

六、关于革命的悲剧结局问题

《九三年》中描写的西穆尔丹和他们的贵族学生兼干儿子戈万都是非
常典型的革命家，虽然他们是一个文学中的人，但是作者把他们放在
1789年开始到1793年白热化时期的法国革命中去行为，那就不能够被
我们看成是百分之百的“杜撰”人物，如果说这样的革命家是血有肉
的“人”的话，那么由他们充当主角而演出的《九三年》法国大革命
就有声有色。因此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可以造成对法国大革命理解的
文学模式。所以《九三年》不止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篇兼或解释和说
明革命的小说，在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上都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因
此，此书的结尾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分析的部分。

在分析本书的故事时，如果不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三个现身于
战争火海中的三个孤儿，那么革命的结局就不会偏离一般人的推测，
趁着由火引起的慌乱，反革命叛乱的头目就会逃之夭夭，而革命者不
顾流浪儿童的死活，一心要消灭反革命头目──这样的结局也都符合
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较量的逻辑和事实，但是这本书在这个最为关键的
时期没有这样写，而是在一般人的看法中革命家是“铁铸”的性格中
创作出了一个非常意义上的人格和性格的反常：在革命中，一如既往
地执行革命任务的人突然间地背离了革命情感、革命逻辑和革命的常
规而作为出了完全违背革命利益的事情，于是，革命家偏离革命轨道
的事件就被揭示出来了──戈万在人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性圆满，事情
如果至此而完结，那么《九三年》就不是好书，事实上作者给人们交
代，戈万在因为放走了反革命头目变成了革命事业的叛徒时，也正是
为了惩罚“叛徒”，西穆尔丹才勇敢地撕破了个人情面，坚持以革命
的法律处死戈万。于是，在这样的一瞬间，革命家内部的分裂的现象
被作者写了出来，但同政治生活中的分裂不同，这种分裂没有任何的
个人义气和个人恩怨，完完全全都是与革命相反的人道主义之力量作
用的结果，只是，我们不是在革命中所发现人性的恶时发现了它，相
反，却在革命中反常的人性善的方面看见了它；如果文学的东西和纯
粹的政治性质的议论有一种区别的话，那么我们以为《九三年》所提
供的文学方式描述的革命在可信性上似乎要比政治性的论说要好一
些。

西穆尔丹不记个人恩怨，也不念戈万以往的革命功劳（他身为贵族而
投身革命，并且在革命中屡建功劳），而坚决的以断头台的方式结束
了戈万的生命──如果小说就此而结局，也许不会太出于读者们的想
象的，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作者们在写作的时候，一般是不照顾普通人
的想象和理解的，由他们创造出来的不朽的文学作品往往有一种对人
的庸俗性可以造成致命性摧毁的功能，所以伟大文学作品才可以把人
的情趣和思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就此去读《九三年》，它的
结局可以说是出于“神来之笔”的：

　　“刽子手让他（戈万）在摇板上躺平。他那可爱而高傲的头被卡
　　进可耻的颈圈。刽子手轻轻挽起他的头发，然后按动弹簧，三角
　　刀起动了，先是缓缓滑动，然后加速，一个可惜的响声……

　　“与此同时传来另一个响声。一声枪响与铡刀声相呼应。西穆尔
　　丹刚刚掏出腰间的一把枪。当戈万的头滚进筐里时，西穆尔丹对
　　自己胸前开了一枪。血从他嘴里流出，他倒下死了。

　　“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姐妹灵魂
　　一同飞上了天。”

西穆尔丹执行了革命的法律，维护了革命法律的尊严，可以说是尽到
了一个方面的革命的最高指挥员的责任，也明明白白地排除了革命行
为中的那些革命者要坚决反对的个人私情和个人恩怨，可以说把革命
家的形象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但是如果说这一切也不过是为要
获得这种革命在人间的虚荣的话，那么西穆而丹就不是西穆尔丹了。
他其所以是西穆尔丹就因为他的生命是在戈万的生命被剥夺的那一刻
“同时”也失掉的，和戈万不同的是他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生命（自
杀），这个过程即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而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
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自我的杰作，这样，书中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即西
穆尔丹在决定处死戈万后决心同戈万的“灵魂一同飞上天”的过程就
被完全地省略了，于是，革命过程中的这样的事情也就只有革命的
“制造者”──“神”知道了。

这样一来，你回头去阅读戈万死前和西穆尔丹所进行的那一番谈话，
就是“两个悲壮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前的一次交通了。就在这一次交
通中，根据书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断定将死的戈万并
没有意识到将要对他执行法律的“亚父”（请原谅我运用中国词）此
刻也同他一起进入了死亡的境界。于是和戈万的死相对比，西穆尔丹
的死的悲剧价值就显得特别“崇高”，他作为革命导师兼革命的最高
领袖，不能够亏欠于革命，他作为戈万的“亚父”，不能够亏欠于戈
万，作为一个教士出身的人不能够亏欠于“神”，作为一个人不能够
亏欠于人道主义──这就是他自杀的意义。他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
人，但是意义之中的某些意义是如此地冲突，以至于在一个人的身上
必然要分裂开来的事情就决定了他的生命必须结束的悲剧性质。因
此，在作为人的时候没有办法现实已经上了他身的意义，所以就出现
了生命的分裂，而最具有悲剧意义的却是这些分裂在被人窥破的一秒
钟前都要戴上“和谐”的面具。

在“两个悲壮的灵魂一同飞上了天”的话语中，《九三年》一书戛然
而止。作者在对西穆尔丹的死没有做哪怕一个字的评价就卷上了1793
年这一幅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历史画轴，所有欲评价西穆尔丹之
死的人，都不得不使自己再一次地回到书中去……。

（2006-08-12于韩国首尔市）

一、一个在文学解禁中明明亮亮走出来的女人

作家胡云发先生《茹嫣》一书的发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个人认
为，它不仅仅关乎文学的事，而且可以说也关系着某些与文学毗连的
社会事物禁忌之解除。因此，我读了这一本书后，产生了一些感想，
就想着有必要把它写下来。首先，这本书写作了走出官方形态的那种
一群人物──“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茹嫣就生活在这个
圈子散后剩下的人物当中；其次，这本书敢于在禁忌的问题上着手，
写了“非典”时期中国人的恐怖，并且从对“非典”的恐惧，写出了
“民族的恐惧”，撞了政治的“高压线”，勇敢地进入了“政治生态
环境”领域的探索；最后，它突破了在中国统治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文
学主流创作模式，抛弃了那种陈腐的旧文学思想，在走自己的文学之
路时，不知不觉的、创造性地归回到18世纪中国伟大文学传统中去
了。

就以上几点，在我这个不是文学评论家的外行眼睛中，《茹嫣》一书
就了不得了。说实在的，我在读到这一本小说时，好象感觉不到中国
小说和外国小说（特别是西方小说）的区别。小说就是小说，而小说
中的人，好象是自由的人，如果说他（她）们也不自由的话，那么，
费尔南多．佩索阿在他不朽的小说《惶然录》中所说的话：“奴役是
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法律被人们遵守，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
护的可能”，就可以作为对此的脚注。

但是，我要说的是：读这本书，不是你读《李自成》或者读《欧阳海
之歌》，一放下书本，书中的人物留给你的印象是非常强烈和鲜明
的，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余地；《茹嫣》就不是这样，你读了后，甚
至连她是一个什么人也很难说清楚？也可能我天性愚钝，反正我读了
《茹嫣》后的第一个反映是我问自己：“茹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试图回答自己的问题，结果很狼狈，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在逮住了
茹嫣一个意义的时候，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意义好象出来找麻烦，非得
要证明前一个意义不正确不可，就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读毛泽东
的书要“带着问题”，现在轮到读小说“带问题”了）我思考：胡发
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茹嫣？而我们读《茹嫣》又应该读出一个什么样
的茹嫣？

二、一个有着“仕女情节”的文学女人

茹嫣是一个“有闲”的女人，但是她的“闲”和《上海宝贝》中的女
人根本不一样，她“在一个很清闲的研究所工作，研究的对象是植
物。单位的楼房是那种五十年代的苏式楼房，宽大，结实，朴素，陈
旧里透着一种往日的华贵。三楼东头是资料室，一些闲人常在这儿
聚，说些闲话。男的说吃喝说麻将说斗地主，女的说儿女，说老公，
说衣饰住房。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说一些半黄不黄的段子，互相间开
点不太过分的玩笑。敲了谁一笔钱，买了糖果瓜子，也是在这里分
享”（《茹嫣》引文见“新浪读书”，以下不再注）这一种上班的
“闲”，带有中国特色，很是真实的。仅就这一点，她的生活就不能
被定位在“改革的经济大潮流”中的了，和“主旋律”是有些脱节。
因此，在今天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它是属于“消极”的作品。问题还
在于，文学这东西如果有着一种“消极本性”可纠的话，那么古今中
外许多伟大作品都带着明显“消极”的色彩，就是一个我们应当把握
的东西。在这里，我认为作者胡发云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在塑造
人物时，走上了一条我行我素的道路，塑造出来的“茹嫣”是那样的
真切生动，读起来会给人产生出一种错觉，因为她就是我们身边的
人，即使这样，你却没有办法给她下一个定论，把她归在一个特定或
者已知的人物类别中，这样的情况使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大观园中
的人物了，他们既是依据“写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人，却也是“写
虚”中的人。

作者是要把茹嫣写成一个“小资”型的女人的，在书中他多次表明了
这样的意向，并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塑造茹嫣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用
心之良苦可以从下面几点判断。作者在交代茹嫣身世时，用了一个遗
传学上的观点：“母亲是大家闺秀”，因此，她有着从母亲那里得来
的一种遗传性的“仕女情结”（“茹嫣的名字是母亲起的。从这个名
字上，可以看出母亲的仕女情结”）。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从小
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不消说的。她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在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别人“打派仗的时候”她却在“读古
诗词”，对于这样的人，政治运动是“改造”不了她的。和现代一般
“小资”女人一样，“在茹嫣的精神活动中，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
占了很大的空间”，以至于她对儿子去留学的法国的第一反映是：
“今天的法国早已不是那些古典作家们笔下的法国了”而她自己心中
的法国“那是大仲马小仲马，左拉雨果梅里美的法国，是罗曼．罗兰
巴尔扎克的法国”。茹嫣就这样的一个女人。从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身
上你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一个年
轻时参过人民解放军的女军人，是一个“老干部的女儿”，人性深处
如果说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话，那么作者就是通过茹嫣给我
们揭示了它，就此，你不能不承认它深刻。

宗教学家萨拉在说到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你是独特的个体──原本
正装，绝非复制”（《克服内心的挣扎》）。在《茹嫣》中，我们看
到的其他的人却不是“原本正装”的，他们是被时代的复印机“复
制”的人。有的人（如卫立文“卫老师”）抵抗“复制”，结果被弄
得歪歪扭扭，遍体鳞伤；有的人（如达摩）想保持自己的“原本”，
而被摆在了社会上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自己才高八斗的身价却做了
一个电器修理工；有的人顺顺当当地服从了“复制”（梁市长），结
果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就是在“非典”时期也赢得了茹嫣的芳心；
有的人（如毛子）因为对“复制”半抵抗，半顺从，所以也就有所得
（所长的官），又所失（失去了“青马”本色），惟独茹嫣──这个
女人，在通过了时代的复印机后，好象还是她自己──一个我行我素
的女人、“原本正装”的女人。在这里，我们若是发现她其所以如
此，原因也许是茹嫣的弱小，在“复制”过程中要取掉的成分和要突
出的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复制”人的行为在她身上不会产生
“复制”所需要的效果。若是这样的话，小说的核心──就可以被我
们解读出来了。书中说，茹嫣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也许
是这样意思的。

《茹嫣》中的许多人物都在张扬自己的思想，惟独茹嫣自己──小说
中的主人公──没有这种张扬，相反在茹嫣的自我感觉中，她好象是
一个“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她知道自己有思想，但是那里面好象没
有多少东西，相当于“空巢”。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自己充当网络
版主的那一版叫《空巢论坛》不是没有特别用意的。在经历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思想灌输运动之后，茹嫣没有在灌输后得着一种思想──
这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于是就出现一种辩证法：一个文学型的、完全
是由茹嫣自己性格中“自然”生成的、外表脆弱，但是质地却非常凝
重的思想就在“空巢”中给安顿了下来了。我同意武汉大学教授邓晓
芒对《茹嫣》的评价：“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一
个独立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这些话是他不得不说的。”我所
能补充的只有这一句：茹嫣的“思想”是精微而细致的，你以至于你
若是粗心一点，完全可以把它不当是“思想”。

乍一看，茹嫣有着洁癖，不善于和人交往，也“不会表达爱情”，是
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她甚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以自己的情绪造成的世
界中，有一点傲气。她好爱花，喜欢红烛，在一个电器的时代中对于
停电所带来的黑暗，却有着病态式的留恋，即使在“非典”发生的恐
怖时期中，她依然是这样。她喜欢下雨，在下雨中，她就回到了李清
照的词中去了，在他失去了丈夫和李清照一样地在变成了寡妇时，就
更“喜欢李清照的词，偶尔想起来，觉得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女子，把
她的心境都写出来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
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写的《巴山夜
雨》的帖子，也完全表现出的是类似的情愫。正因为是这样，她用诗
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引出了她丈夫对她的批评：“都是给
那些文学经典害的，给柏拉图害的。”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承认：
“被文章给害了”。

三、一个勇敢的网民

上面的议论说明，茹嫣是一个传统的具有“仕女情结”的人，但是这
只是茹嫣的一半儿，她的另一半却有着现代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一种
“骚动”，而这种骚动“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
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那也是她父亲在1937年，她母亲在1948年
早已躁动过也早已驯服了的东西。茹嫣在许多方面都要慢上好几拍。
就象她喜爱的一种迟桂花，别的桂花树早已当时当令地开过了好久，
花香被人赞美过，花荫被人流连过，花蕊被采过了蜜，花朵酿成了桂
花酒，它却悄没声地又开了起来。”不同是她这种骚动一旦发动了，
就变产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把她在第二次青春发动中的
爱也给毁了，以至于她认为自己就是“荡妇”，因此，带有一种“残
酷”的性质。

其实，小说的结构是很有意思的，一开头就告诉人们：“儿子出国
前，给茹嫣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可是，就是这
一台电脑，它把茹嫣造就成为一个和“仕女”形象没有任何联系的现
代网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肯定地说：“要是没有网络”可以
说也就没有茹嫣。可见作者抓住了现代事物中的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事
件──网络──来塑造茹嫣的。在书中，作者明确交代茹嫣“一直是
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而在当时，“谈论时政”被看成是
“男人们的一道大菜”，可是，在网络世界里的茹嫣却变成了在网上
冲浪的政治英雄──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可见，茹嫣若不是一个网
民，她就是定了性的人。使网络改变了，她在网络──这个特殊的世
界中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了，好象是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的，她不但
关系政治，并且因大谈论政治问而出了风头，无意间冲击了“非典时
期”的政治“禁区”，变成了在她所在X市中第一个用网络的方式自
由传播了“非典”消息的人！不但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在网络的世界
中她是那样地热切关心政治，对一个大学生死亡事件的穷追不舍的发
帖，形成了一个“大学生母亲”的形象，而且在《茹嫣》一书中，她
事实上也是这个“形象”的代言人。

就上述这两桩事件看，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平凡的女人在向伟大的高
度上升！在此，我们分析她这一变化过程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事件
（传播“非典”消息）的造成，是盲目的，不是自觉的，她“不关心
政治”的这一点使她在40多岁的年龄上对政治表现得相当无知，因
此，她在传播一则政治消息的时候不把她当“政治”看，认为就一个
“怪病”，她把它告诉给大家，就好象她告诉一个人另一个得了胃病
那样，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不知道宣布“疫情”是
一种“政府权力”，她一个平民小百姓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她只知道
她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说其他人可能“得病”的问题上有说“真话”
的权利的人，因此，她在履行这一权利受阻后，不是屈服，而是勇往
直前。一个孱弱的女人，在这里表现得如此勇敢，本身就已经构成了
一个故事。

她是中国的网民，但是她不懂“网络的中国性”，因此她在从达摩的
口里听出了网络在中国具有“表达权”的时候，茅塞顿开。达摩对她
说：“在一些国家，网络只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
它的意义只在它的工具性，就象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
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
报，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区别
了。”与这样的事情相一致的是，她虽然是网上一个很出色的版主，
但是她连中国式网络的“婆婆”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服从“婆婆”的
权威了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就这个意义看，茹嫣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的
“仕女”，她是新时代中的一个新女性！《茹嫣》这本书其所以被许
多读者评价为带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许于此有关的。我认为具
有巧妙意义的事情是，在那个精心要塑造人的“1966年、1967年”，
茹嫣没有被塑造好，我行我素，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网络世界中，茹嫣
被她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人物”了，并且身上又带着网络上特有的那
一层虚幻的风云。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在本书的最关键部分，写了一个“大学生死
亡”的政治事件，就写作的技巧来讲，它是指发生在深圳的孙志刚事
件，孙是大学生，茹嫣的儿子也是大学生的事情就很自然地使网络作
者──茹嫣以“大学生母亲”自居了。因此由她写作的网文：《一个
母亲在黑暗中的痛苦》就值得人们好好地研究。“深夜，读着这个大
学生的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象自己
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
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
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
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
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当然，我认为如果读者们在阅读这一部
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时，若不能够看到其中价值的广阔空间，仅仅以
为这是“大学生母亲”对“被无辜被打死”了的“儿子”的无限追
思，那么，你肯定读不出它之中深刻的文学寓意。我的意思是，你若
是由此而前进一步，由“大学生母亲”联想到了“天安门母亲”，你
就会了解文学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了。我这样一说，不是要把作者故意
地往火坑里推，而是说文学批评这样的行为不应该囿于作者本意（我
不认为胡发云的“本意”是要写“天安门母亲”），在作者用意之
外，还应该留出批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文学作品是一种“公
器”，批评是一种“公议”，“公器公议”就构成了批评与作品的天
地，而在这个天地中，读者们通过阅读作品，得出来了作者在写作此
作品时也可能完全没有的那种“思想”，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正常事
情，一点也不奇怪。

上述看法不是我在接触到《茹嫣》后才形成的，其实，它是我在1986
年从事《红楼梦》研究中建立的。我通过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发
现作者（曹雪芹）写出了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这种“现实”，
但是我认为曹雪芹并不具有“不发达”──这种社会观念和思想，只
是他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把人物内部的最核心的东西给写出来
了，所以“社会和人物”的“不发达”的特性就连带地被“表现”出
来了，具体地说，体现在人物方面，“当死的不死，不当死的却死
了”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就着这个思路，作者胡发云在描写了1957
年的政治，1966年和1967年的政治的时候，惟独只字未提1989年的事
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茹嫣》一书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杰出的产
物──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的正面内容中我们是
找不到1989年的事件的痕迹的，这样的情况难道正常吗？如果说文学
批评允许联想的话，那么“天安门母亲”的形象和茹嫣的“大学生母
亲”的形象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重合？读者们还是自己琢磨的好！

《茹嫣》是一本言情的小说，这一点和《红楼梦》是一样的，但是和
“红楼梦”的区别就在于作者以非常犀利的方式在公开地批评“大规
模的社会恐慌”，并且在批评中捞出痛苦，在痛苦中又捞出思想。这
样一来，“非典”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就具有了象征性意
义，而茹嫣、达摩以及卫老师在批评“恐惧”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言
论，就超越了文学领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就这样的
意思你去分析茹嫣这一个外表文静，“不显山，不露水的才女”，那
才是读懂此书的最关键处。

四、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

我记得俞平伯先生在上一个世纪写作的《“红楼梦”简论》中说到，
贾宝玉是一个夹了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女子间的一个男人，因此，
人们在评论他时，就应该注意他两边的“双峰”，现在看来，俞先生
是正确的，宝玉的确是人物关系网中的人，脱离了那个网，是没有办
法研究他的。无独有偶，我在读《茹嫣》时，也形成了这样的联想，
把茹嫣看成是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一个男人是达摩；一
个是梁晋生，而茹嫣──我说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也在于要理解
她就得理解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网。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梁晋生市长看上的她是“仕女情结”（“白领
丽人”）的茹嫣，这恰恰是一直在官场所混的市长所根本遇不到的女
人，因此他讨好茹嫣是在品味着一个官场上缺乏的女人，但是，他在
这样做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茹嫣的外表，却没有认识茹嫣的内部，所以
他一下子给迷上了，根本就不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茹嫣正在在网
络的世纪里脱着“仕女”的“皮”，急速地朝着网络上的直言英雄方
向转化。就这个意义讲，他最终地抛弃了热恋中的茹嫣不仅仅是江晓
力从中插了一杠子，而且事实上茹嫣变成了不是他所要的人。在上
面，我说茹嫣没有定性是有道理的，说她从过去的政治化时代走了过
来没有留下政治烙印，是指没有留下明显的烙印，因此她对政治的淡
漠到底还是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无论怎么说，他还是爱上了政治
上的“一等男人”，用江晓力的话说，这“钻石王老五，谁敢高
攀？”，后来，她不但高攀了，还把自己的身体轻率地交给了他。

站在写实的角度看，把茹嫣这样的人塞进达摩所生活的那个人物圈，
简直是违犯文学创作的一般原则的，会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感觉，就
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判断作者的人物的描写是失败的，但是在
《茹嫣》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茹嫣》的特殊性是它创作了一
个网络的世界和网络的生活，因此，完全的实现主义方法就用不上
了，无论怎么说，网络的世界和生活虽然也是真实的，但却是虚拟
的，于是，建立茹嫣和达摩的联系不是生活上的真实，而是网络上的
真实，在茹嫣成网民的那个时候，达摩在网络上已经是大红人的了，
是“大侠”兼“大师”的人物，因此茹嫣主动靠近他，接触他，就符
合生活的法则了。“茹嫣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就象登徒子对
女色，熙熙攘攘一片人海中，一下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达摩的
文章。因此在没有见面前，她就已经对他产生了一种了不起的看法，
见面后，达摩相貌平常，而且外表有几分粗俗她也不反感，因此，即
使她知道达摩是一个家用电器修理工时，在看着他给自己修理电器，
就“觉得看达摩干活有一种美感”，如“庖丁解牛”，“有板有
眼”，如“行云流水，简洁流畅”。你瞧，这样的看法就是“劳动人
民”的了，和“白领丽人”已经不沾边的了。

茹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一方面爱上了政治上的“第一男人”，而
又同时对于精神上、网络上的“大侠”、“大师”崇拜不已，人生的
局限就在于这两者不能够同一中被表现出来了。因此，这就注定了茹
嫣的特殊命运。如果说生活和文学的正义在这里要求她必须要做一种
决断的话，那么书的结尾处，茹嫣把她给梁晋生准备的拖鞋从“从窗
口扔了下去”的情节就是意味深长的了。茉莉在《她把那双男人的拖
鞋扔了───从女性角度读“如焉”》里非常杰出地解读出了这个意
思，写得很好，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而
又杂乱的时代，在它之中，人物们也都好象是被搭配错了，有能力的
人总是被摆错了位置，而那些在“位置”中的人却都是有根有底。书
中，达摩的一位邻居对寻找达摩的茹嫣说：“常（海根，达摩是笔名
──笔者注）老师是全才啊，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此话是含义
深刻的，你只要用心品味，是可以品出其中是味道的。

五、“空巢”中的女人

中国文学上有“立片言之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传统，《茹嫣》是
一部中国作品，因此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批评它。茹嫣是一个恋家的
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家中就剩下了她和儿子，儿子出国留学后，家
就“空”了，就此我们用茹嫣当版主的那个《空巢论坛》就可以提起
理解《茹嫣》一书的“纲”，以期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作者是这样写《空巢论坛》的：“打开网页，屏幕上出现一个鸟窝，
一只小鸟从里面飞出来，一直飞到看不见，鸟窝里探出两个满脸沮丧
的头像，一个老头，一个老太，然后，两个头像化作两个字：空
巢。”把儿子比做是“巢”中的鸟儿，去法国留学，意味着鸟儿飞
了，家顿时给“空”了──这是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也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但是儿子走后茹嫣在“非典时期”那闪电式的恋爱和恋爱的突
然破裂，给人留下了这样的一幅画：一只煮熟了的鸭子给飞走了！在
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我准备写思想上的“空巢”的文章，此处只是
就事论事地说一说“家”意义上的“空巢”。在没有变成网民时，茹
嫣她没有自己社会交往的圈子，没有知心知己的朋友（江晓力知己却
不知心），也没有如体育、文艺方面的爱好和特长，对政治又不感兴
趣，“生活中”她又是“一个很矜持的人，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说
话”，且又有几分的傲气，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说她是“家”里的人，
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在丈夫死后，几乎是性冷淡的她，爱情却在一
个突然的瞬间中象烈火一样地燃烧，竟然把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就献给
了梁晋生──乍看起来好象不是不符合人物性格，其实恰恰相反，这
是完整了茹嫣这个人物性格的重要一笔，于是，“淑女与荡妇”──
这个中国文学的门槛就被作者给“砍”了。对此，作者的解释是：
“女人不管多老，都有一颗少女的心在身子里面”。

如果要我在此处给《茹嫣》另起一个名字，那么叫它《非典时期的爱
情》好象不违背作者的原意，作者是写了怎么一桩故事，但是这和
《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同，热恋着的茹嫣没有获得爱情上的胜利，而
是浪费了自己的爱情，使爱情在不知不觉中给溜走了，在一个手机的
时代，她连梁市长一条短信都没有收到两人的关系就彻底解体了──
这都不是悲剧的关键，其中要紧处是，春节时期定下的5月举行婚礼
的日子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中一直被茹嫣等待着，但是，梁市长却象
扔掉一只袜子那样地摔掉了她（她用摔梁的“拖鞋”的办法报复之）
的行为一直是瞒着她的啊！

《茹嫣》的整体手法是写实的，因此，在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非典时
期”Ｘ市官民一起抗“非典”的画面是真实的，一点儿也没有做作之
嫌，梁市长做为父母官，穿着如同太空服一样的防护服，战斗在“非
典”的第一线，连自己的生命似乎也置之度外──所有这个一切都是
带有中国特色东西的共同特征，作者是“颂”而非“讽”。但是，就
在这个“同心”战斗的画面的里面，却存在着另外的一幅隐秘的画
面，在其中，“民”要求“知情”，并且为此而抗争，而“官”却在
千方百计地封锁“疫情”，用恐吓的方式企图使“疫情”住在政治的
“保密箱”内。于是，在这一场看不见战线的无硝烟的“战斗”中，
茹嫣变成了“民”一方的代表，而被她爱着的梁市长却是“官”的化
身，煮熟的鸭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飞走了！

对于上述的问题，最庸俗的批评是把江晓力看成是一个火中取栗的小
人，认为是她坏了茹嫣的美事，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里
的确存在着一张“窗户纸”，等待着一个“指头”去“戳破”，而江
晓力就是这个“指头”，也就是说，没有江晓力这个人的话，别人的
“指头”也会“戳破”它的。就此，我寻找出了一个茹嫣的错误：她
不懂政治，而一个合格的市长夫人应该是政治型人物，至少她应该是
政治人物的“半面天”。茹嫣就不是这样，她准备当市长的夫人，但
是她把市长一直放在她前任丈夫的坐标上，用前任丈夫的标准来衡量
她，所以书中就多次的出现了这样的描写，茹嫣总是在梁晋生出现时
想到前夫，她想要在梁和她之间建立起原来的夫妻关系，而根本没有
意识到她应该先行进入“市长夫人”的角色。分析作者对茹嫣的描
写，我们连茹嫣做类似这样的考虑的一点线索也寻找不到，那是符合
茹嫣本性的。

茹嫣不懂政治的再一个后果是，她在网络上已经拉开了和梁代表的
“官方”为争取“知情权”而开展的斗争时，她没有认识到“敌人”
就是梁晋生，因此她在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必须要打败仗。茹
嫣这一个错误不关要紧，最要紧的是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被茹嫣
曾经评价“也是个人精”的梁晋生，竟然是在江晓力在把“窗户纸”
戳破之后，才发现了茹嫣不是她所需要的人，这样一来，他在遇到到
江晓力后，把已经打了败仗的政治局面用研制“抗非典”新药的手段
给加以以扭转时，眼睛才亮了，看见了真正闪光的市长夫人──也就
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贤内助”。至于说科学上能不能研制出新药？
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市长已经推出了政治上的一副“抗
非典”的新药！书写到这个分上，我们中国社会的“内囊”就“上来
了”（《红楼梦》就是这样）。

六、茹嫣：一个让人吃不透的女人

人是很复杂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经说过：“因为人不论男男女
女，都不是他们自身；他们是自己产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者城市
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上的学校，关
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就成现在
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刀锋》）。
《茹嫣》的作者胡发云就是这样理解人和写人的。他没有“道听途
说”式的为他所要写的人物做一种事前的定型，他从茹嫣这个人物的
现在入手，研究了她的“出生的乡土……城市的公寓……私下听来的
山海经……”，进入了人物的内部，如果说这“内部”有一个发展的
线索的话，那么，他是摸着它前进的，这样，当人物在某一处歇脚
时，他没有因此而认为这就是人物的落脚点，结果，一个主动的作
家，反倒变成了被动的人了，他跟着自己创作的人物走……。仅就这
一点来看，他自己好象也吃不透人物，因此，一个文学上的“吃透”
人物的诱惑象幽灵一样地在引导他前进，使他甚至离开了他动笔时的
初衷。文学上──特别是中国文学上就有过这现象，《风月宝鉴》在
曹雪芹的笔下变成了《石头记》就是例子。

鉴于上述现象，你说作家本人也没有“吃透”自己创作的人物，好象
也不过分；不过，作家有着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并且在探索中走进
了人物的方方面面，经他们之手，被探索过的东西成功地放到读者们
眼前，使读者们眼睛里出现新世界，并且为之惊奇不已。在这个意义
上，我认为富有成就的作家好象是一个探矿的工程师，他们手里握着
一把镐，不停地在敲着人性之土的表面，说：“听，下面有宝哩！”

《茹嫣》的篇幅很长，但是它却象“常山之蛇，首尾相连”。书的开
头写，茹嫣的家有“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末了，写
茹嫣“睡过了头，朦胧中，觉得近处有鼻息声，惊醒过来，睁眼一
看，原来是杨延平正站在床边，”读完此书，你就会知道杨延平是一
条狗！

（2007-03-24）

一、关于《茹嫣》中的思想

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借着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了一句传
遍了全世界的话：“伟大作家是‘第二政府’”（《地狱第一
层》）。他是对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去观看作家们，所有不敢创建
“第二政府”的人，他们或写小说，或写诗歌或写剧本，即使写出了
很漂亮的东西，也只是个“小作家”，好象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伟大作家”不同，他们要建立“第二政府”，这样的行为无非是说
他们要搞自己的一套，是不吃“第一政府”那一套的，因此，有时候
免不了要和政府冲突，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政权喜欢伟
大作家，它只爱小作家”的原因。

我在读《茹嫣》时，没有说胡云发是一个伟大作家，但是，我至少承
认他是一个自觉地迈向“伟大”或者说追求“伟大”的作家，他创作
的《茹嫣》不仅仅是记录了一段历史，而是这段被书写着的历史在中
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们都没有厘清的情况下，他使
用文学的方式却给“整理”出来了。因此，我说它是一部很了不起的
作品，没有任何恭维的意思。读者们如果是读小说的高手，那么会在
他写的这一部《茹嫣》中发现已经干瘪到极点的中国社会思想之火花
竟然发出了灿烂的光芒。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茹嫣》一书写的
那一代人物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对这样的一代人物的创作，
他表现出来了任何人也不能够与之对比的创作才能，走到了中国文学
目前所能够走到的那种最高境界，并且拓宽了它，使中国文学的创作
水平不再居世界之末流了。因此，在反复读了这一本后，我对中国文
学的明天充满了信心，我顺着书中的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思想
家”（卫老师）的意思，说出了另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作家！”

章怡和女士对《茹嫣》做了这样的评价：“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
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我是一个文
学的门外汉，因此不敢对上述评论妄发议论，但是我认为起码有一点
章女士是看准了，即《茹嫣》在中国文学史有可能和古时的陶渊明一
样地占据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在陶渊明时代，中国是典型的农
业国家，所以这“第二政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建立在陶渊明
隐居的农村，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农业时代，所以这“第二政
府”就建立在大城市了。《茹嫣》是市民文学。

《茹嫣》是一本言情小说，但是就在它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种思
想，如果说我们不结合中国目前思想届、学术界、文化界的现状去
看，那种它之中的思想价值也许被我故意抬高了，可是，你只要以
“结合”，你就会发现那些本应该由职业思想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提出
来的思想，却被《茹嫣》中的人物们提出了，从而使的文学价值的覆
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情况就和《红楼梦》出世时有点一
样，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的那种“真实”，却被曹雪琴──一个住
在京郊偏僻处，过着绳床瓦灶生活的不得时的作家所揭示，而恰恰在
这个时候，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却为“康乾盛世”而鼓吹。这里，一个
文学所表现的思想价值无论任何是不可能轻易地在现时就兑现，而在
现时与未来之间，它架起了一座桥梁。

《茹嫣》有自己的思想，《茹嫣》小说中的那种人也都有自己的思
想，值得佩服的是所有这些思想都不是“第一政府”分配的，而实在
是对思想分配制的一种破坏；我需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破坏”
（思想的“破坏”在我们中国是走了许多极端的行为），重要的是它
建设性地提出了思想的有关问题。这样一来。读者们虽然不象阅读政
治学论文那种地领悟其中的思想，但是，思想理解的框架却已经搭建
好了，而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思想也给展现出来了。

二、关于“青马”

作者在书中公开承认：他要写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而“青马”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简称，与这一简称相关的还是出现了“青
毛”）就是此一环境中的主干人物。一部中国小说，描写了80年代初
这样一群人物，是一种敢撞政治高压线的行为，没有几分勇气是不
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光有勇气，没有足够的文学写
作才能以驾驭自己的题材也是枉然。好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这两种东
西的结合。

作者在《茹嫣》中，没有更多地纠缠对“青马”一词的学术性解释，
这不能不看成是一种文学的智慧，谁都知道文学作品不比政治的或者
社会科学的作品，它是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叙述事情的，是“故
事”性质的，因此，当“故事”的梗概在已经为大众所了解时，她要
求的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开展中《茹嫣》一书的几个重要人物
都有着与“青马”的联系。而“青马”──就是指那些在中国官方的
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帮一群中国青年们。如果说这些人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着不同背景的话，那么，一是他们大都是参
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青少年人，亲身经历了反叛的运动，并且在反
叛中超越了毛泽东所定的标准，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二他们要
绕过官方自己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因此就不吃官方马克思主义那一
套；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真理，只是被官方给歪曲了，所
以是一个要求真理复原的运动，是在政治冷却后的青年人一种精神上
和思想上的剧烈骚动。

按照书的线索分析，茹嫣在儿子在出国前，没有和“青马”线上的人
有过任何的瓜葛，但是，在儿子出国后，她成了网民，和“青马”中
的核心人物达摩给交上朋友了，于是这个在40岁以前“一直是一个不
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却参加了在卫老师家（当年“青马”们聚
会的）的家庭沙龙，并且成了一个铁杆人物，一直到卫老师死和小说
结束。

“70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
中，发生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
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样的时间中，走出
来了一伙“青马”式的人物：达摩、毛子、何其业、刘苏和小咏。
“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ＱＭ──‘青年马克
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
感到亲切。”当然，我们若是站在批评的角度看，这是文化大革命运
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没有被剪断的尾巴，而书中的只要人物都是尾巴
上的人，就连茹嫣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年龄小，没有参加“打派
仗”，在家“读古诗词”的人，也在性格深处好象留下了印记的，要
不然，她在“非典时期”的那种表现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事实上她
的行为，被别人看成的是要搞网上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一点，作者
明确告诉人们：“有一种东西在茹嫣身上躁动，那是许多人在1966，
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如果说作者在
这里特别交代茹嫣身上“躁动”之历史源头，那么读者们从“源头”
意义理解茹嫣就可以得到阅读目前中国社会上那些多如牛毛的“反对
文革”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具备的意义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给
邓小平之后中国作家们准备了“诉苦”的本子的话，那么作家胡云发
就撇了它，正因为如此，他通过《茹嫣》的创作变成了中国作家群中
的鹤立鸡群式的人物了。可见，对于中国那一帮子遵命的作家们来
说，不是谁都可以建立“第二政府”的。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对于《茹嫣》中的人物要做一个历史的分析的
话，那么，他们最初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出来的人，然后变成了“年
轻异端分子”，再变成了“青马”团体中的人，再最后随着“青马”
的“五马分尸”，他们也各自东西的了，这就扯住了一段中国历史的
最难理清楚的线头，于是，中国社会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那种大的
“政治生态环境”就被作者和盘托出了。因此，无论怎么说，这种地
地道道的大手笔，不是别人可以轻易模仿的。就这一条线索去分析书
中的思想，人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理解作者对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的理解，那么书中的一个“房子”的比喻是需
要我们认真推敲的。把一个民族的在历史中的建筑比做为盖房子，再
经历了另一个建设时期的情况下，批评原先房子建筑的问题，就是一
个科学的问题了。在书中，作者借卫老师之口，批评了这样的一些知
识分子，“他们希望在所有的房门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愿
意被打上叉叉，这种难堪就出来了。”认真地分析这一段文字，就可
以发现作者已经跨过了“伤痕文学”的那种否定式历史观的门槛，把
中国文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工具，在
《茹嫣》中作者充分地使用了，对1966年、1976年的政治运动进行了
公开地充分的批评。但是我认为很值得一说的是，作为批评，在他的
手里具有工具用途，好象是一只在水中打捞水草的笆斗，目的是在打
捞到水草的时候，寻找出被水草缠绕的珍珠，而不是要把水搅混。

三、卫老师：一生都在经历痛苦的思想家

胡云发在创作卫老师这个人物时，有没有一个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我
不得而知，但是，我读了《茹嫣》后，感觉到在我个人的真实生活里
的确有一个和卫老师一模一样的人，只是他不是在全国出了名的人，
但他对于他生活过的那个给他的知识分子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的
时代的认识和评价和《茹嫣》中的魏老师是那样的相似，以至于我在
最初读到魏老师时，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魏老师是有思想的，但
是他的思想却只能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转，而影响不了中国思想界，
其所以是这样，就在于他思想彻底地和权力脱了节，是一个孱弱的思
想家的思想。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好象又通过他联想到了李卓吾、王
船山、魏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在近3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思想
家老是脱不掉政治的束缚，坐学术的冷板凳之现象就有一种深刻的寓
意了。因此，《茹嫣》一书触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的神经，而是
触动了近代思想的神经。

卫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在5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
青年的他在出了几天风头后，就一下子给栽到了，以至于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游街，在平反冤案时期，他和全国
这一类人一样地获得了工作和住房，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清污，反
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最死在了“非典时期”。可以说
他的一生既是痛苦的化身，又是思想的化身。他因思想而获得了痛
苦，在痛苦中又历练了思想──如果说这一切都象征性的有一种结局
的话，那就是他“大彻大悟”，把苦难作为了思想的历程。正因为他
是这样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考苦难的，因此，他才在思想上跳出了个
人感受的那种小圈子，而仅仅地在为民族思想。他在这样做的时候，
也完全知道民族不需要他这样的思想家，可是，他好象是奉了一条不
知是谁的命令，执意地要思想着……。在他死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向他下达了此“命令”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上帝。因此当他身边那些
“青马”产生了“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的计划时，他们之的任何一
个人都没有看见真正的“失踪者”就是立在他们当中的卫老师。

如果说在我们中国，思想之“酒”只有受到痛苦的“压榨”才可以流
出来的话，那么，痛苦与思想的联系就了诡谲的性质，就此去理解卫
老师的孙女所说出的下述的话，你就会茅塞顿开的：“我很小就感觉
到，我们家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
到的隐秘。许多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弄清楚它，这就和哲学
有关了吧？”思想惧怕痛苦，这是人之常识，但是违反此常识的却是
思想却必须在痛苦中展开自己的衣服，而缝制思想衣服的却又是痛苦
的丝线。这样，政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压迫，就在哲学的渠道
中流出来了，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在书中，卫老师在说到思想的时
候，往往采用一种哲学的语言，也是为情势所迫的，没有办法的事
情。把这看成是卫老师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的一种无
奈，何尝不可？但是于无奈之境地他提出思想上的发问，就又在久违
了的中国传统文学源头吸取力量了。因此，你若是用读屈原《天问》
的方式去读卫老师的下述发问，你就会为这个民族的生死痛苦的悠久
历史所浸淫，你就理解了中国。

其实，卫老师是从1955年开始走上了倒霉的人生之路的，但是，他
说：“我感谢55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
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
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可见，卫老师是在自己所走
的那一条路上看待中国的问题的，因此，并不抱怨痛苦，也不把自己
老是用痛苦的衣服包裹着，他是一个完全放得开的人，他以自己在痛
苦中获得的思想来研究问题，因此，当他发现他挚爱着的民族没有与
他一样的收获时，他就这样地发问：“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
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
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
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
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我曾想过，
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
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
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
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
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
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
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
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这就说，同样都经历
了苦难，其他民族在苦难中给发达起来了，而我们的民族好象和嘴嚼
着苦难时期草根的人一样，却没有唾掉它，让草根永远在嘴边打转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双重的悲剧”。

《茹嫣》一书不是用传统的方法，把卫老师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
物”，就从性格这一方面来看，卫老师是一个在痛苦和无奈中走了出
来的乐观主义者，这应该是人物的主线索，但是作者把卫老师的死安
排在“非典时期”那是寓意深刻的，他在没有染上“非典”时，却被
当成为了“非典患者”隔离起来，在后来真的变成“非典”患者时，
却又被宣布正常死亡。也正因为这样，他的遗书才令人寻味：“不是
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他们”是谁
──这是读者们的发问，按着这样发问，你去解读一个一生追求真理
欲整合民族思想的老人，连他死亡的信息都被歪曲了──这又意味着
什么呢？

四、达摩：草根思想家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用中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去批评《茹
嫣》，那么使茹嫣这样的一个女人参加到达摩的圈子，并且在政治上
和思想都和达摩交为知己，那显然是不好的，但是《茹嫣》一书的茹
嫣和达摩，是一个网上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名字，“达摩”和
“茹嫣”都是网名，他们俩又都是在网上认识的，所以若不是网络
──这个现代化的怪物造就了人，“如果没有《空巢论坛》的偶
遇”，达摩和茹嫣“即便在一条街上，一辈子也很难相遇，便是相
遇，也不相识。”可见，即便要说《茹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那么至少现实主义前面应该加上个“网络”字样，就象人们在上一个
世纪中叶给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前面加上“魔幻”二字一样。

达摩是一个思想家，他带着一种非常厚重的思想，但是他却没有被摆
在位置上，和毛子相比，他是一个业余型的草根思想家。在“改革开
放”的大浪潮中，他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以至于在一个公司谋
得了一个家电维修工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一份工作，他没有任何的鄙
夷，也没有任何的不满，仿佛是当年“为人民服务”那种一套在他身
上的再现，干得却很得劲，以至于茹嫣在他干活中都发现了美。他没
有学历，而有知识，没有当过正式的老师，却在职业大学讲“三
论”，如果说在“青马”的那伙人物群中，他是走到底没有变质的唯
一的人，那么，他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追求没有停止的人了。他不光
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有政治上的才能，在对他熟习的人的评价中，他
“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但是，他连市长的边也没有沾上啊！他保
持政治上的一份清白，内心也时常起一点波澜。社会没有给他施展才
能的机会──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往下分析，在性质上，他可能是一
位民主的人。他也许在等待着机会，他看不贯政治上的歪门邪道，先
与别人而看到了一种政治的新前途。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持重的
──所有这些都看在了他的忘年之交的卫老师眼里，被卫老师说成
“海根（达摩）那种定力”。

小说是要写人物的，因此如果说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中人的
话，那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就和小说家不一样就很自然。在历史
学家那里，历史是顺顺当当的存在物，它把一切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摆
平，可是，在小说家的笔下，历史是不公平的，它好象和一个糊涂的
老人一样地肯犯偏心眼病，它常常把最不称职的人推到了最高的位置
，而把那些最有才干、最能够担负大任的人却当成了下脚料。《茹
嫣》一书就是这样写的，按理应该把达摩放到梁晋生的位置上，若不
然，放在毛子的位置上也可以啊！但是，他偏偏就是一个政治和思想
上的“失踪者”，在这里，“青马”们的要“寻找”的人，也是达摩
啊！可见，那个“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的计划原来是“骑着毛驴找
毛驴”。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本身就对历史有着一种自己的洞见，因此，
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就不是一个意义了，对于同一段历史，参与的人的
感受当然也就不一样的了，胡云发在写作《茹嫣》时，就是这样。他
虽然写的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但是在写作上已经把“伤痕
文学”的那种老套子给完全地扔掉了，甚至可以说连一点影子都看不
到了。因着出身、年龄等因素，《茹嫣》中的这一群人物：五个“青
马”、茹嫣、梁晋生、江晓力等都不是受害者，因此，除了卫老师一
个，文化大革命没有伤害到他们，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与普通人的
命运──一个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学者和大学教授的著作里
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被作家给写了出来。在达摩的记忆中，文化大革
命好象是一场幽默的喜剧，关于他家的那一副楹联的故事就是如此，
特录如下：

　　“达摩父亲工作的茶叶店，店名叫‘陶陶斋’，是一家百年老
　　店，古色古香的，大门两侧有一对木刻楹联，褐底绿字。一边
　　是：琴里知闻唯渌水，一边是：茶中故旧是蒙山。店名和楹联据
　　说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父亲说，这些都是很有讲
　　究的呀！什么讲究，他也没说明白过。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写的，
　　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样。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
　　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
　　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
　　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
　　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
　　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
　　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
　　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
　　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
　　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
　　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
　　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
　　世。”

──作者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去解读对当时发生在“七亿”普通人社会
中的政治运动，是属于“第二政府”的做法，这种做法和第一政府要
求“魔化”“文革”的指令是冲突的，他有权利对于他书中的人物的
文化大革命一个意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个一点，作者拒
绝了“利益的诱惑”，他写了他自己的一套。于是，我们对于书中的
“毛子不是坏人”这一句话的解释就可以解读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
人“不是坏人”的意思了。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为少数人安身立命之
工具，这其中就孕育了中国社会极其宝贵的民主精神与民主思想！

五、关于毛子发疯一事之探讨

《茹嫣》中的“五位”“青马”，“最终修成正果的，好象只有毛子
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
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他在单位分到了大居室的房子，又娶了个有
文化的妻子，“正研，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还获过一些社科
类的奖项。与某大学联招博士生之后，还弄了个博导”，可以说是春
风得意，可惜好景不长，在一个作者没有说明的时间上他突然“疯”
了（鉴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可能引证书中的细节，还望读者们自己去
看），值得强调的是，他的“疯病”在没有说明治疗的情况下又给自
愈了──这些情况好象表明作者有意识地在隐瞒什么或者躲避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仔细的读者的话，就会看出来其中的奥妙的。

在《茹嫣》中，作者写了1955年的政治，也写了1966年、1976年的政
治，也写了“清污”的1979年政治，也写了“非典时期”（2003年）
的政治，却惟独一句话都没有提1989年的事情，书中，甚至连“89
年”一词都没有出现，这就使我想起了政治的高压线的问题，作者是
要撞它的，但是这高压线如果分段的话，那么，某一段是绝对不可以
撞的，有一个理由：人命关天啊！有了这样的看法后，我作为读者对
于毛子的病用批评的方式去发掘之，看一看能否取得一点东西也只能
碰运气的了。话一说回来了，作者若是要写一些隐蔽的东西，他不能
完全地打哑谜，所以只是透了一点风：“入春以来，毛子一直很活
跃，到北京都去了两次，风云一时。”“到北京”去干什么呢？不就
是声援绝食中的大学生吗？

1989年春天，全国发生了学生界和知识界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其声
势之浩大、规模之宏大和发展之迅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才
可以与之比拟，其影响是整个民族的，因此，《茹嫣》中的那种许多
人物与其说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倒不如说是经历了“89”运动
的人，书中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文化型的，但是，“第二政府”
要能够立起来而不立即“垮台”，就得讲求个“技术”，而文学恰恰
又是人类各种技术中的最特别的一种。于是，我就做这样的一种设
想：在毛子工作的那个社科所内，也理所当然地发生了知识分子为声
援学生运动而抗议当局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毛子头脑发热，站在
了政府的对立面──这是读者们用想象的方式可以复原的事情。那
时，我在陕西省，省发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上街抗，义愤
填膺地怒斥邓小平、李鹏的事件我是记忆忧新，毛子可能就是这些当
事人中的一位，“到北京都去了两次，”的话中有话。达摩因为是工
人，不在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所以没有参加抗议运动是符合中国那时
的社会“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政府用前所未有的“恐怖手段”镇
压了运动，并且用刚刚在中国城乡普及的在电视传播实况时，全国便
陷入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惧”之中了……，问题还不止于此，要害在
于这种镇压发生之前百分之百地超出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的预料，
人被迫疯、吓疯、气疯、急疯……等等可能都是有的，反正人是
“疯”了……。在毛子“疯”时，达摩参与了救治。

原来毛子是在“89”运动被残酷镇压后给弄“疯”了，并且通过“装
疯”躲过了一劫，于此相关的是，在“疯”后，他人就变形了，好象
变化成为“坏人”，以至于作者要用“毛子不是坏人”的话来救场。
论述至此，如果要对毛子做一个小结的话，那岂不是说，他在不可能
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时间上，他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而在具有了可以当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并且也处在了一种有利
位置上时，却成了一位尸位素餐者，署着他的大名的书摆在书店里
卖，被他亲密战友达摩看到后买了去，读着，读着，达摩感觉到“恶
心”，硬着头皮读完后“骂道，毛子啊毛子，你这狗日的何至于此
呢？”

其实，“达摩知道，毛子是恐惧。恐惧本是不该嘲笑的。但是恐惧之
后，变成那样，就让人难受了，那是一种比恐惧更可怕的东西。”

六、论恐惧对思想的消解

《茹嫣》写了人的恐惧，不同人的恐惧和不同时间中的恐惧。如果说
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很值得褒奖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写50～60年代的恐
惧时，写出了连带着希望的恐惧，因此，即使已经在恐惧中将要丧失
生命的人，都没有丧失希望，他们不为自己的死亡辩护，是希望中的
东西转移了他们的视线，因此即使希望中的东西是异常渺茫的，它作
为一种与恐惧异质的东西总是存在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说这种恐
惧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恐惧，但是它的确衍生出来了一种宗教的意义，
就此去分析卫老师的第一任夫人自杀时“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
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一再强调她的“孩子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
爱党”的情节，你会想到宗教的。

同样的情况，在卫老师自己的叙述中也有着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
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
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
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
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
方。”分析这样的话，人类命运这东西自古是一个宗教的话题，而在
中国20世纪初的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进
入中国后，它才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若是放到政治
运动这去谁能够吃准它呢？宗教解放人和奴役人的两种性质都被作者
给抓住了。

论述至此如果我们就打住了，那么我们是没有读懂《茹嫣》的，《茹
嫣》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仅仅写了上述的恐惧，而且以中国画的方
式刻画了一场全民、全国性质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是每一个人看得见
的，其恐惧气氛几乎要把每一个人都窒息而死。在字面上，我们看见
的是“非典恐惧”，但是在精神上你还能够这样的看问题吗？因此你
如果具有批评的眼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表现“非典恐惧”之方法
实质上阴错阳差地表现那一场到今天也不允许谈论的那年“入春”的
恐惧。不用作者交待，我们都知道那时社会上禁止讨论恐惧，但是
“达摩写过一篇文章《恐惧的力量》，其中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
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
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
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除此
而外，作者又点明，“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你主要是一个
用心的读者，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是如何成功地借鉴了
《红楼梦》的那种“瞒天过海”法的方法，把一个谁也不允许写的历
史大恐惧事件给写了出来！

说到恐惧，卫老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恐惧，恐惧……一个民族，
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
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
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
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
文章的恐惧”。就这一层意思去看，“非典的恐惧”很快地就过去
了，中国人的生活很快地也恢复了正常，但是到《茹嫣》这一书发表
之后，我们去品味书中的话：“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
──难道是无的放矢吗？

思想是脆弱的，一个人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咳嗽，一个隔壁的杂音，一
场自然界的风，都可以把思想惊走，因此，在赤裸裸的杀戮面前思想
能不逃跑吗？真理是怕杀的，历史上许多许多的真理都是在杀戮中给
消失掉了，所留下来的真理只是真理这个大冰山的一小角，现在我们
往往把那种一小角放大看成了整个的冰山。关于这一点，一个伟大的
哲学家早就教导我们：“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
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
其不然”，他举基督教的例子说：基督教其所以在罗马帝国没有“被
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得优势，乃因多次破坏都只是间接
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
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是真理便具有固有的力量，能
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胜，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
情操”（密尔《论自由》）。《茹嫣》没有为那“空洞无根的情操”
再做一个脚注，它只说，真理不能够住在“恐惧”的“巢”里。

结论：《茹嫣》中的人有思想的，可是茹嫣生活中的社会却只允许人
拥有徒有外表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思想的“巢”也就空了，思想
的“小鸟”，因恐惧给惊飞了！

（2007-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