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论“民运人士”一词在汉语中的变化

“民运人士”一词是最近20年间才流行开来的新词汇，几乎可以说每
一个中国人都耳详能熟，即就是这样，1998年出版的新版《现代汉语
词典》却没有收录它，于是，“民运人士”一词就和“大字报”、
“四大”、“红卫兵”等等新近出现的汉语词汇一样，因政治原因而
被我们中国最有权威的语言学家们给“过滤”了，好象它根本就没有
在汉语中存在一样。可是，人们不仅要问：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就可以
把“民运人士”这个词成功地从汉语中给“除”去，使它彻底消失
呢？我看事情未必如此。我作为一个不是语言学家的人是这样认识问
题的，一个语言学上的“立法”行为，如果置语言学本身的规则和现
实于不顾，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政治权力的摆布，那么这个语言的
“法”就必然地要丧失正义，最后它不被使用汉语的人承认和接受就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可是，同其它的事物一样，我们即使认为《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个语
言学上的“劣法”，在研究汉语中新近产生的词汇时也还是不绕开它
的为妙。好，我们先分析“民运”一词。

“‘民运’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原本不是我们的创造”，在《就
“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一文中，我是这样说的：“就
《现代汉语词典》‘民运’条目所提供的解释来看，它有以下三种意
义：‘１、有关人民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运输工作。２、旧时的私营运
输业。３、指民众运动：民运工作、民运干事。’但是，经我们海外
民运人士的创造性工作，‘民运’一词已经完全地脱离了上述‘１、
２’条目中的内容，并且使‘３’中的‘民众运动’的内容完全地变
成了‘民主运动’。到今天为止，人们若提起‘民运’，谁还会想到
把它同旧‘运输工作’或‘私营运输业’联系起来呢？在中国乃至全
世界，‘中国民运’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简称的──这样
的事情谁个不承认呢？”

“人士”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有一定影响的人
物：民主人士、各界人士、党外人士、爱国人士”。依据此理，民运
人士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文”，因此即使《词典》没有写“民运人
士”，这样的事情根本也阻挡不了“民运人士”一词在汉语界的流
行。道理很简单，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民运
人士将要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大显身手──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20～21世纪的中国存在着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的话，那么，它一定离不开“民运”、“民运人士”这些词所表达的
声音。官方即使用“文化专制手段”，企图剿灭中国人民在推进民主
进程中所创造的新词汇和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新话语以及这些新话语所
表达的新事物、新情感，那只能是是螳螂挡车，自不量力！

２、民运人士是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

中国民主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能于之比拟的时期之
后，才产生了民运人士这个特殊的人物群体。因此我们若对这个时期
有一种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它的特点就会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首先，和前苏联不同，中国的民主运动有毛泽东做成的一段，它是在
1966年毛泽东鼓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当权派实行“革命式造反”，而
“造反”行为又被毛泽东本人“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
度”之后发生的事情，显然这样的事情在苏联是没有的，斯大林时代
没有，赫鲁晓夫时代也没有；其次，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
动也不同，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运动，也不是一个知识分
子运动，亦没有一个组织很好的类似于“团结工会”或“77宪章”之
类的政治组织，而更多的是带有群众运动明显的分散特征；最后，和
蒙古的民主化运动也不同，它没有一个可以凭借的政治选举的传统工
具，因此运动总是在外观上同传统的革命近似，以至于这个发生于后
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到今天为止，还是被许多的“业内人士”看成是
传统革命的“克隆”。

如果我们要为中国民主运动寻找一个可以用时间计算的历史的话，那
么从1966年开始，它已经具有39年的历史了，如果说在把民主革命的
40年历史（1919～1949）加了上去，那么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有了79年
的历史，但是与这个“历史”并存的是，在79年时间里，民主到今天
为止也还是水花镜月。仅就时间而言，这是一桩令人伤悲的事情，又
如果说79年的时间已经使中国普通人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心和耐心的
话，那么没有丧失信心的人就可以放到民运人士这一边去。也就说在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希望不大或者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有这么一
部分人仍然顽强地坚持民主信念，认为未来的中国一定是“民主
的”，或者说他们相信中国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不民主
问题。。

上述的问题还可以这样的表述，就是说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经
要求民主，因此在所谓的“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的“17年”（1966
年），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民主──这样的事情就符合我们所说
的“历史逻辑”，但是又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事情仅此一例，
所以当这一场民主的运动的意义在不被人民以民主的话语叙述时，其
意义就被毛泽东所“收购”；如果说“收购”它的毛泽东本身也是
1966年人民运动的支持者的话，那么人民使自己的权利“神圣”化的
行为就同造毛为神的事情给搅在一起了。于是，人民丧失掉了自己认
识民主的机会，就是一个问题了；与此问题相关的是，被称为民运人
士的这企图抓住机会。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一个在特殊的年代中产生的以亿万人民的政治
解放为特征的人民政治运动的意义如果不被安排在价值的结构内，就
必然会被当是非价值的东西。66运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就
是如此。当解放的运动在宗教化的浪潮中开始消解，民主意义流失
时，人民对于政治和政治运动的普遍厌倦就形成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
“中国特色”的政治冷漠，而本文中所说的民运人士，是未被“冷漠
化”的人。

大众对政治的冷漠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这
样事情的出现却同其他的国家不可一样的对待和看待之。在其他民主
的国家内，政治冷漠是一种周期性的东西，有着一个周而复始的问
题，而中国人的政治冷漠就不是这样，它是同人民政治发展的特定的
阶段以及特殊历史相联系的，并且在民族的记忆深处落下了深刻的烙
印，因此，它就需要一种类似于“启蒙”的行为来对付，而我们所说
的民运人士也可以看成是可以担当启蒙任务的人。如果说这种发生于
我们中国20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同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性质上的
差异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启蒙，从“物之生必蒙”的意思
开始，到物之“成熟”而去“蒙”就表现出一个过程。启蒙也就是取
掉阻止事情进一步的成长的东西，就好象稻谷成熟后那一层包裹谷粒
的“稚”必然要去除一样，而在稻谷生长时期，“稚”包裹未成熟的
谷粒却是生长的一个环节。

正因为中国人民在民主的事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所以，人民对
民主的失望就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又假如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中国
人民主教养极度缺乏的时间内，那么中国人多次实验民主都以失败而
告终的事情就和民主本身的失败不好区分的了。因此我们若是把产生
了民运人士的这个时期当成是中国人民在民主上的“休息”时期，那
么，在此时期中，没有“休息”的人就叫民运人士！

３、民运人士所处之时代的分析

民运人士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未来中国民主时代的到来。因此，可以
说他们是未来民主时代的第一批“新生儿”，在他们呱呱坠地的声音
里人们可以听见民主中国的诞生的新声！就此而言，他们的出世实际
上不仅仅是一些人物的降生，在更大的意义上预告了一个时代的诞
生，因此在未来中国民主化实现之后，他们即使变成了普通人，也不
影响其“生”的“历史意义”。

民运人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不能够在政治上“自立、自理”的时
期，因此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民主运动虽然不能够在中国长期的合
法存在，但是它却和民主革命以及民主的历史长期合法存在并行不
悖。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先是毛泽东用“造反”方
式“打烂”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以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后是邓小
平用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以求社会“共同富
裕”，在这样两个不同的“道路”所指的不同方向上，人们却追求统
一。于是就出现了全民的有关“方向”的辨认问题，而我说的民运人
士就是在辨认“方向”时，本着自己的罗盘，而拒绝官方“罗盘”的
人。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民运人士“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毛泽
东，又反对邓小平，那是对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他们这样
做，他们作为时代中的人不能不服从时代的“要求”。

如果说在我们中国有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后半期
（即我说的“后毛泽东时代”）就是民运人士现身的时代，但是你如
果又认为这个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如孕妇一样的“大肚子”，那么它
“孕育”着未来中国民主的新时代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可见，
民运人士所代表的时代不是一个纯粹“专制时代”──这一点和它也
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时代”是混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是这样，这两
个特殊时代的交汇就不会被一般人认识，必须有一些“专门”的人来
“认识”它，并且整理存在于此期间的那些“一团乱麻”的头绪和线
索，这也从另一个则面可以看成是民运人士“出场”的条件。

得需说明，民运人士所面对的这个时代，不是民主的“白纸时代”，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在性质上虽然可以说是“专制”的，但是它却镶嵌
着不同时期的“民主”的珍珠，因此，你要反对这个时代就不允许你
把这些“珍珠”也给毁掉，你要完全地“否定”这个时代中的人民的
作为，你就“等于把一把珍珠扔掉，因为它被一个恶臭而又缠满海草
的牡蜃包着”（《神秘的舞蹈》一书的作者马古斯利语）。说到这
里，朋友们，你明白了吗？如果我们把后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一个“恶
臭的牡蜃”（许多人就是这样看的），那么，你把它连同“包”在其
内的“珍珠”给一同地扔掉（许多人目前正这样做）你就谈不上是民
运人士了。我其所以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民运人士是取了“珍珠”
后再扔“牡蜃”的人。

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政治造反的权利，而在
后毛泽东时代又人民获得了某些经济的权利和权益，但是这两种价值
在中国人民中间作为一种矛盾存在，处在“对立面”上，人民只能选
择其一；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他们在理论上讲，是可以协调两种价
值的人，于是，一个“解惑”者的角色（它是传统的革命者角色）就
不会一下子退出“历史的舞台”，它会再一次地要求民运人士扮演。

所有上述的现象，我们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中是发现不了的，所以它
是一个地道的中国现象，正是在认准这个现象时，民运人士的角色才
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角色”。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它不但
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这一
点毛泽东在生前就已经告诉给我们中国人的了，只是我们在那时，人
民把他的这一番话当成了“耳边风”，现在，当这样的新问题已经出
现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时候，解读它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民运人士
的肩上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必然要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这恐怕
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因此若用常识去认识产生民运人士的社会基础和
政治条件，是一点都不违犯“科学”原则的。

４、民运人士与革命家的异同

民运人士是后革命时代的人，因此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家，这
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丝毫都不能够作为否认民运人士
在后革命时代是要完成革命时代的革命家没有完成的那种一种工作。
正因为如此，所以民运人士与传统的革命家角色就免不了会有许多的
重合之处。一些对此缺乏把握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民运人
士看成是“革命家第二”，这样的看法在原则上当然说不上是错误
的，但是在事实上却是忽视了民运人士的“时代特征”，以至于这样
的看法有可能把人们引到“第二次革命”的那种一条道路时间去。民
运人士所从事的中国民主化的运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第二次革命”，
而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和“延续”，它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
自己独立提出来的，而是前“革命时代”本身就存在着并且遗留下来
的。如果说在革命的“暴力”阶段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借助于“暴力”
解决的话，那么，“暴力革命”所能够完成的任务就不是如传统的革
命家所想象的那么丰富了。我们若认为“暴力革命”为基层社会的人
民走上政治的舞台开辟了一条道路的话，那么人民走上的这一条道路
是不是平坦？会不会顺利？就构成了后革命时代的问题。

后革命时代的一个衍生的问题是革命家被腐化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出
现又对革命时代的“革命成果”的保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何应付
这样的挑战，毛泽东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做了一番探索，但是非常
遗憾这种探索在没有越过后革命时代的共产党绝对权力设置时，其价
值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流失。如果说毛的“实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
不能够解决后革命时代的最重要、最严峻的问题的话，那么民运人士
是这种问题的最终的解决者的事情就贯通了革命和后革命两个不同时
代的脉络。于是一个几乎要被“否定”了的历史，在一种“肯定”行
为的努力下，才表现出了不被“否定”的希望。

和传统的革命家相对比，民运人士不是职业意义上的人，也不是一个
社会中的完全非法者的团体，在某些条件下，他们在中国社会可以半
合法的生存，目前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民运人士虽然不是很多，但是
几乎可以说全国的许多省份都有。你如果去看一看这些人的历史，就
会发现他们是一些我叫作“监狱后”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大概都有着
一种“坐监狱”的历史，此后，他们虽然出了监狱，但是随时都有可
能进去，而在海外生存的那些著名的民运人士，他们也是在走出监狱
门后被现代“流放政策”象垃圾一样地输送到国外的人，这样的事情
就清楚地表明好象是传统的革命英雄，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却生活在一
个非英雄的社会背景中，就不可能头戴传统英雄人物的那种光环，更
何况他们的品格、性格、人格都不能和传统飞英雄相提并论。

其实情况完还在于，后革命时代的民运人士已经丧失了革命家的那种
传统的职能，民主运动的现代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够是政治层面上的
人，因此他们从事运动的行为同传统的阴谋式、密谋式的由少数人操
纵革命的事情完全地不一样了，与此相应的是，民主的运动也不是一
个可以存在于“一小撮人”设计中的事件，它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
公民的“设计”，并且有着一种公开而不是秘密的内容和性质。所
以，一旦禁忌冲破之后，公民的意见就会上升到第一位，而民运人士
自己的意见必然地要服从于它，这和革命家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人民
之上，并且使革命的人民服从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的情形是不可同日而
语的。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民运人士的存在和作用就不是要和以往的革命家
一样地先要组织一个如共产党那样的秘密革命政党，而后通过它动员
人民参加运动。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政党的建立不是不需要，
而是这样的党如果被局限在传统的“革命党”的意义之上，那么民主
的现代政党同传统的革命党的区别就没有人可以搞清楚的了。民主运
动的公开性和政党组织的开放性显然是中国民运人士现在亟需要解决
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在目前的民运队伍中，甚至没有多少人重
视，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我的看法是这样，民运人士虽然是中国民主运动之产物，但是他们中
间的大多数人还是用传统的革命家的角色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怕是
一个要害。如果说传统的革命家的职责是建立和培养一支革命的专业
人员队伍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又应当如何地动作，这就是我关心的问
题。我虽然对于变革这个现状没有提出可资使用的形成方案，却有必
要指出：如果民运人士的目光若不是看着13亿中国人民，而老是盯住
自己的那个小圈子的话，就一定作不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事业。

现代民主政党的发展和壮大不是传统的革命党的那一种模式可以造就
的，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组织和发展人民搞政治运动，和在山沟里拉
队伍、打游击是绝对的两码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民主运动发
动者的团体，传统政党的那种组织方式和方法也不是就一下子地过时
了，于是期间必然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何研究“中间地带”上的
问题，就应该是民运人士的用武之地。可见在发动和组织未来的民主
运动方面，民运人士有一点象传统的革命家，需要具有煽风点火的能
力和能量，但是这样的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不是配合着直接面对公共社
会公开发言、公开活动和公开组织的能力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半吊
子人。

可见民运人士的用武之地是公民社会中的公共空间，而这样的东西在
目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出生”中的事物，但是，如果说说这样的事物
不是无中生有的话，那么此前形成的人民社会就是它的前身了。因
此，民运人士在这里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建立和记述过去中国已经拥有
的人民社会历史。如果说现在普通中国人生活没有这样的非做不可的
事情，那么这可以看成是民运人士的“使命”。他们的存在的价值是
“催生”民主的政治，而民主政治之于他们个人的在政治中的权力地
位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民运人士是一种“过渡”性质
的人物，在民主的制度确立之后，他们就一劳永逸地消失了，可能消
失得无踪无影。

５、民运人士是过渡性人物

说民运人士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人物，是指在中国民主的制度确立
之后，他们就一劳永逸地消失了，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踪无影。

过渡的意义有两种：

Ａ、革命时代向后革命时代的过渡──所有民运人士都不是革命时代
　　的产物，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的说明，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
　　们在中国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生存的境况这却使他们和革命时
　　代的革命家非常相似，至少在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中，他们需要具
　　有和传统革命家一样的意志、毅力和精神，但是，这种相似如果
　　被扩大，就难免会失去民运人士的真实本色。在革命时代革命家
　　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有着一种非常坚定的看法，以至于这样的坚
　　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顽固不化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这
　　样的精神又超越了革命家个人的盘算，变成为一种“革命道德”
　　或者“革命情操”。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内容，所以，革命家这一
　　类人物在中国或者外国都被看成是社会中的非凡人物，，相比之
　　下，而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的，除了在政治这个特定的领域之
　　外，他们原本就是一些普通的人，和革命家那样的人有着完全不
　　同的表现和表现的意义。

　　革命家要提供给社会的东西是社会中本身缺乏的，因此，革命家
　　的行为就意味着自己要为社会做出一种非常重要和重大的“贡
　　献”，但是类似的问题在民运人士的行为中却不可能存在，因为
　　就问题的本质着眼，民运人士要提供给社会的民主是一个由此前
　　的革命家已经提出来的东西，没有新鲜性，也不是人民群众所不
　　可能理解或不可理喻的，所以他们行为的价值在这里就必然要
　　“掉价”，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作为一定要把民主的事业最后地
　　做成功的人群，但是他们后面站立的不是要由他们可以任意“塑
　　造”的“群众”，而是他们也应该就位于其中的“民众”或者
　　“公众”。所以，用现在时髦的话讲，他们不过是一些“意见领
　　袖”，是一些“先说先表”的人。

Ｂ、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就中国专制社会产生民运人士这个特殊的
　　群体来讲，它就不是如普通人所说的奴役“铁板一块”，因此，
　　就民运人士自身的“出身”而言，好象是彰显了中国社会由专制
　　走向民主的前景。就目前的情况看，虽然我们的民族陷入了专制
　　的深渊，但是有了民运人士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的存在，她
　　的前途就不是很悲观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民运人士之存在是我
　　们这个21世纪中最有意义的事件。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象共产
　　党那样地宣传说，说民运人士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者，但是起码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希望可以在
　　民运人士存在的问题上得到体现，籍着这种体现，我们就可以断
　　言：民主没有死亡，也没有停止其脚步！

　　把由专制过渡到民主当成一种人类进步的规律来看待的时候，民
　　运人士是过渡性人物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只是这样的
　　说明中的事情如果真正的具有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伟大价值的
　　话，那么这个特殊的过渡性人物们的就可以被安排在“历史性人
　　物”这一栏了。如果说新的人类的历史和旧的历史有一个最基本
　　的区别的话，可以认为民运人士是“历史性人物”中的最后一批
　　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不遭误解，就有可能得出如下的一个结论：
　　即民主的生活是一个完全现实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已经没
　　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人物”的角色的存在了。也就是说，
　　在民主生活中，“历史人物”这样的特殊人群才可能最终的消
　　亡。

同其它的事物一样，民主虽然也有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已经是
一个随时都可以与现实兑换的东西了，而没有那些专门好象是时代赋
予“特殊使命”的人的存在了。公民之间的分类，就不会再存在“历
史人物”和“非历史人物”之区分的了。政治上的人与人之平等才有
可能变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就这样的现象着眼分析问题，马克思
主义者们所鼓吹的那个“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好象才可以兑现其意
义，一些被认为是“创造历史的人物”的消亡就是它的背书。

（2005-11-21作；2008-06-15修改〕

１、绝对使命感与相对使命感

民运人士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共产党员一样，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使
命感，都感觉到自己肩负着在中国要建设成一种事业的历史任务。就
一点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区别，但是仔细地分析，其中的区别也还是可
以寻找出来的，后者的使命感是绝对，带有排斥他人而要独吞事业的
那种性质，而前者却持有一种相对的使命感，也就是说这种使命感不
再是排他性的，也不具有独占性，是一个容入开放性因素的使命感。
因此这种使命感在除了随时督促他们自己为认定中的伟大事业而努力
奋斗的同时，也还留下了一个让别的人在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
前提下来自己决定参与或者不参与民主运动的可能性。

我们谁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那里，他们过去所持的信念是一种非常
僵化的东西，那就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社会上的“优秀分子”，
而别人在他们的身边只可能表现为“灰姑娘”，就是这样的一种高傲
而又狂妄的精神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禁锢了他们，使得他们在一个
现代的政治环境中变成了一伙不识时务的活古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正是这种“活古董”的人物的集体才使数以千万记的共产党队
伍变成了一个废物堆积站。因此当邓小平在活着的时候谈论共产党组
织为什么不能够“阻止”毛泽东“个人犯错误”的问题我对此就嗤之
以鼻，我的批评是，一个绝对主义的使命感象一根挽着套环的绳子一
样地套在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脖子上，谁还敢无视它的存在呢？人
的价值──共产党员个人的价值就这样地“贴补”给共产党的“事
业”了。

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了“个人”的立场上接受民主的使
命，因此使命感在这里除了可以带给他们一种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量，而这种力量又可以使他们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之外，对别人并不必
然地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居高临下的对比态势。因此，这样的使命感也
就不能不具有“柔性”，和共产党员的“刚性”就产生了区别。在
“刚性”的信念和“刚性”历史观中，共产主义的“大厦”是由一种
单一的纯粹是“刚性”的材料建成的，于是，人到最后变成了“材
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借用共产党的话说）；而在民
运人士那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使命感是人的东西，它服从于人的需
要，而民运人士所认定的人却又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因此，在
有关人的使命感的有、无问题上，就不可能产生出如共产党员那样的
“刚性”的区分，认为没有使命感的人就是“事业”的“下脚料”，
而有使命感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民运人士是信仰民主的人，而民主的信仰则要求他们对于人类应该采
取一种最基本的人的认同，没有这样的认同，就不可能避免共产党在
历史上和现实中所犯的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共产党员过去所持的使
命是完全的排他的，就是说，你如果最后不变成为共产党员，那你就
没有权利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你
必然出示一张门票，而门票上就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现在就这
样的情况分析一下，共产党员其所以在过去和今天曾经的残酷的迫害
人（包括自己的领袖们在内），而没有任何的人类恻隐之心的发动，
原因不也是在这里的吗？它要把人变成为“好人”，所以它就顾不得
正视在使人“变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什么与目的相孛的手段。

正因为从历史上看，民运人士这样的团体是继共产党员之后而出现的
一个政治群体，因此他们必然要从共产党员跌倒的地方寻找到政治上
的教训，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最终地不再重犯共产党员的那种错
误。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即就是把共产党骂上一百遍、一千遍又顶
什么用呢？在今天民主运动勃然待兴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把6,000多
万名普通党员归类在政治上“邪恶”的人群之中，那么共产党在上一
个世纪60年代前所划的那个“五类分子”的做法不又是在我们的民运
人士队伍中重新地出现了吗？因此，我认为在民运人士的使命感中一
定要为那些“使命感不强”或者“没有”的人留出空间，也就是说，
在我们人类的政治生活中，赋有民主的“使命感”的人和“没有”它
的人在价值上是一律平等的，这样一来民主生活的多元化的局面才可
以形成；不然的话，我们以为民主的生活还是象共产主义那样的具有
“刚性”的排他性，那么民主之对于我们不就是变成了空中楼阁的了
吗？

民运人士认为民主可以最终地在中国实现的信念是一个自觉的生产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民运人士必须为未来的民主生活准备宽阔的空
间，即在这个空间中任何人的价值都不会因为其事先没有参与民主的
运动而受到损害，正因为是这样，民运人士的使命感就必然的要带有
某种可以启发人的性质。对这样的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民运人士提高自
己的道德水平，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是要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本篇
文章中只是涉及到它而已。如果说这样的使命感对于民运人士来讲，
也存在着一个被迫的话，就正好说明了推动民运人士进步的力量来源
于“天命”，为接受“天命”而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到今天为止，许
多中国人对于专制的生活和专制的压迫消极忍耐而缺乏起而与之斗争
的精神，就把民运人士勇于为民主冲锋陷阵的行为比成为英雄了。想
一想，如魏京生这样的人物于70年代末，在首都北京最高专制主义者
们居住的鼻子底下，敢于公开站出来用66运动中的大字报“武器”号
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该有多么大的勇气啊！在这里若不是有一个崇
高的使命感在促使他这么作，他的行为就不好理解的了。就拿魏京生
来讲，他的家庭也可以说是一个“高干”家庭，但是他在为民主呼唤
时已经摈弃了自己的家庭而站在了人民这一边，不就是一个很值得人
敬仰的事实吗？

２、权力中的人和权利中的人

这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它已经把上述的两类人分别得清清楚楚，容
不得半点混淆。如果说我们把共产党员这样的一群人也看成是一个新
近产生的人物，那么它与传统的人物的差别就看得不很明显。如果说
传统的革命者只是在起义或者推翻现有的政权方面是“革命者”的
话，那么“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原原本本地返回到他们要“革”的
“命”的人和事的位置上就是“革命”陷入了恶性循环。就这种“恶
性循环”来看，“革命”虽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某些变化，但是变化
所产生的价值在时间中会消失得无踪无影！这样的后果必然就使“革
命”重新地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出发点”。就这样的情况分析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所以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也因为他们是“传统
革命”中的人，而民运人士虽然也可以在理论上被看成是“革命的人
士”，但是到底和“传统”的“革命人士”有区别，民运人士的“革
命”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说明，就是它要把“权力”中的人变成为
“权利”中的人。只要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那么“革命”的任务
就可以说完成了；值得指出的是：已经“完成”了的革命，就不再需
要续上一个“继续革命”的尾巴了。

共产党的“革命”其所以在理论上总是不能够“结束”，或者说在理
论上讲永远不会“完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员本身
就是“权力结构”中的人，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权力的等级设置
排除了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共产党的章程中许诺了民主，共
产党员也在主观上要求民主，但是民主不能够发达却是事实。就这样
的问题讲，共产党中的大人物在“党内生活的不民主”问题上虽然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还在于“制度”。道理好象也很
简单，在一个“权力结构”的系统中，“权利”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也是不可能发动其效能的。党的组的维系是靠纪律的，而纪律这种东
西如果不是被民主的方式所坚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如同军队的纪律
那样要求绝对地被遵守。虽然从理论上讲，共产党体制中也存在着
“党员权利”，但是所有专制的共产党（排除那些非专制的共产党，
如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和“西方”共产党）哪一个曾经为“党员权
利”的运用开辟了空间呢？而不开辟这样的空间的党的崩溃就是不可
避免的。

“权力可以腐化人，绝对权力可以使人绝对腐化”的问题在1966年似
乎为毛泽东本人所意识到，他在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共产党运动”
转向为“群众运动”（时间是1966年8月5日）的动机中，似乎在某种
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他对权力腐化共产党人的担心，但是毛在而后的设
想中，想运用权力系统的“一元化”来解决问题时，情况就发生了他
所预料不及的结果。就这样的教训来研究问题，民运人士的产生就意
味着这个问题的另一条解决之出路，即广泛地使用民主方式仅仅政治
权力的分配和应用。

就上诉问题研究，权力分立的古典理论在现代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
反而显示出了自己异常的生命力。所以，当共产党人在对“革命权
力”丧失警惕，以至于在保持它的排他性统治时，他们就变成了自己
“革命的对象”了。就此去分析，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
共产党当权派几乎全部的变成了人民“炮轰”的“靶子”，不是没有
原因的，如果又认为今天许多民运人士都是这一场运动中的造参与
者，那么，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共产党人的教训的存在就警示他们不
用重复共产党的错误，败在未来他们可能掌握的权力之下。

就此而言，民运人士同当年的共产党一样虽然也要求权力，但是这种
要求权力的行为的正当性就在于享有权力的人应该是民主制度中的
人，而不是任意权力体制中的人了。在这里，民运人士对人类权力安
排的看法不同于共产党人，他们认为虽然在某些条件下，政治上的选
举好象是一种形式，但是对民主的承诺和对民主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的承认是一致的。因此，在政治生活中他们宁可坚持一种形式主义的
民主，也不再乞求那种非形式的“实质”性民主了。

在这里民运人士必须信奉另外的一种哲学，那就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
为实用主义的哲学，或者一种可以科学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不象古典
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的缺乏变化性，从而使生活中的众多
问题没有办法进入哲学研究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虽然一再地强
调理论联系实际，但是这样的“联系”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以
失败而告终的情况不就是重复发生着吗？民运人士不同，他们的哲学
不是指职业哲学家中所持有的特定的某一种哲学，而是广义上的超越
具体哲学的哲学，也是一种无形的哲学。因此，这样的哲学就没有理
论上的那种统合，也不存在统合的理论，而是哲学与每一个哲学思想
的携带者的个人偏好相一致。正因为这样，它就不同于共产党员的那
种“统合”哲学，所以民主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变成为现实。就民主的
哲学思想出发来看待人，人在世界上是生而平等的，如《劝学篇》
（福泽谕吉著）开篇所说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
人”。这样的话，虽然是一种“假设”，但是在民主的科学体系内这
样的“假设”是必须的，不可少的。于是，人与人的权利方面的平等
才有可能在民主的体系中以“科学的方式”现实之，否则的话，我们
象共产党员那样的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见了
一个又一个的“救世主”后，又爬下来磕头，还算得了什么无产阶级
呢？

３、信仰的不同：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

以前的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至邓小平窃取权力时算起，而后的共
产党员则信仰权力主义的了，把这样的变化和这样的事情同民运人士
信仰民主作一种比较，大家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了。在共产党员那
里，共产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乌托邦托起了一个信仰的框架，如果说
这个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的传统宗教信仰的一种模仿的话，那
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的集体好象是由信仰支撑的，但是，
这种政治信仰在经过了1966年人民运动的巨大冲击之后开始变化得
“空虚”起来，在毛泽东死亡的前夕，它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
奄”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刻起，共产党组织才开始了全面地向权力组
织“蜕化”的演变，于是，中国那种古老的“什么都不信”的制度的
复活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关于这一点，美国的著名法学家德沃
金在访问中国之后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
泽东时代的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集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担
心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什么主义也
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
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
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

就上述的情况看，一个政党如果丧失了政治上的信仰或信念，它的
“解体”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问题，若说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民运人
士的队伍中也有着对比意义的存在的话，那么民运人士信仰民主就决
定了他们是政治上有前途的人。“信”如果象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民运人士在民主
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信仰民主，就真正的符合信仰的要求。在中国社
会出现了大面积的“信仰滑坡”的情形中民运人士对民主的信仰就好
象是树立了我们民族的中流砥柱。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共产党产生了信仰的那个时期是共产党的特殊阶
段，它绝不能够认为是正常的阶段，因此当它象行云流水一样地过去
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寻找出许多的经验与教训，若不是这样的
话，我们用幸灾乐祸的方式去对待它（这样的方式正在被某些人认为
是正常的），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普通共产党员在过去的
时间里，的确也抱着一种“理想”，虽然说这种“理想”缺乏健康的
因素，但是它在很大意义上助长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所以对于那
个时代的普通党员来讲，它却有着一个道德上的意义。问题又在于，
当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和政治已经各自有了自己的领域的时候，一个合
政治、道德与一炉的行为就明显地违背了事物进步的法则，就这样的
意义讲，我们给共产党人戴上“反动派”的帽子，就一点儿也不“亏
待”他们。

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共产党当年的信仰里的确存在着
许多与政治的行为不相干的诸多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在政治的过程
中，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同我们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
同，我并不认为在共产党的体系中“灾难”只是由某些个人造成的，
事实上是这种“杂质”的信仰往往会把类似于宗教文化的或者哲学的
因素引入到政治信仰的过程中去（譬如，信不信马克思主义、真假马
克思主义等问题），从而造成了信仰的混乱，也许正是为了制止这样
的“混乱”，用政治上的“整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当然的
选择。在“整人”的过程中，谁能够分清楚到底是哲学的问题或者是
宗教的问题搅乱了局面呢？在我青年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就陷入了上
述的“整人”的“怪圈”而走不出来，好歹后来出了邓小平的不再
“整”自己人的政策，但是这样的行为又等于打开了共产党腐败的
“潘多拉盒子”，党内所有隐藏着的在前毛泽东时代还不敢公开露面
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都统统地跑了出来，谁拿他有什么办法
呢？80年代初，新上任的胡耀邦对这样的现象极为不满，他借着“新
官上任的三把火”。宣布“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五年实现社会风
气彻底好转”，可是，朋友们你们看见了什么，党风和社会风气非但
未见任何的“好转”，而朝不可扭转的腐败方向愈刮愈烈，此时，我
们的那个胡总书记不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吗？

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个政治的信仰如果不排除掉哲学的、宗教的
或者文化的因素的话，那么它就必然会产生出“信仰的滑坡”，正是
在这样的教训的启发下，民运人士的信仰才净化为一种真正的政治信
仰。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对民主的信仰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因此这种
行为就不再包容宗教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内容了，这样的意思可以用
我们常常所说的“我信仰自由和民主”的话来表示。进一步的分析若
是发现，被信仰的自由有一个法律上的落脚点，被信仰的民主事实上
也变成了一种公民可以自由参与的政治秩序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引起
在此范围之内的如共产党那样的“信仰战争”了。明白了这一点，我
们就不会把民运人士信仰民主与自由的事情扩大范围。不论是别的人
是怎么想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民运人士是相信民主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的事情仅仅如此，如果说这种“相信”需要补充的话，那么它对于它
的信仰程度不是70%或者80%，而应当是100%！

４、特权与平等：奴隶与自由

共产党员在其政治生命最旺盛的那个时期，宣布他们自己是“特殊材
料制成的人”，因此，这样的一种意识如果说是对于他们有积极作用
的话，那无非是说他们用一种超越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而使自
己在各方面“高人一等”，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这样的思想和行为
也同时地包含着一个很有害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另一面同时是特权思
想和特权意识所赖以产生的温床。就这样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尽管普
通党员也许没有多少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的那种心态，但是他
们按照共产党的章法要求自己的行为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特权
的架板”上了，所以，在他们已经就位于特权人物的等级序列的时
候，还以为自己身在“人民群众”当中哩。对比地看来，民运人士就
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也是一心要作顶尖级人物，但是这样的
人物只可能是政治竞争意义上的人，亦是完全地产生于政治竞争过程
之中的人，和政治上的特权的事情是绝对不沾边的。

前面我已经说了，民主秩序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平等的，这样的平等
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制度之前社会上固有的不平等的事实作为比较的
话，那么民主就永远只可能是理论上的东西。民主这东西其所以和马
克思主义不一样，它在人类近200多年的历史中已经由理论变成了现
实就在于民主有一个操作上的可行性，民运人士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实
现这种可行性。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民运人士的身分就必然地要铲除
产生共产党员特权的温床。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如果认为自己在政治
上是佼佼者，那么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真正的
“佼佼者”取决于政治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运人士就可以
同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员、画家、艺术家归为一类的了，社会为他们准
备的“舞台”是完全地开放的，在它之上活动的某个人的头上不能不
戴上“桂冠”，就全凭他们个人的本事了。与这个现象相关的是，在
没有正式展开比赛的情况下，民运人士到今天为止都表现为一般的普
通人，这在某种意义上符合民主的本性（不光是民运人士不行）。民
主的东西说到底也不过是普通人竞赛的政治而已，在民主的政治中，
没有人间的“神”这样的角色，但是民主政治却鼓励每一个人为自己
蹬上“神”的“宝座”而修建“蹬天的梯子”。

共产党其所以陷入腐败而不能够自拔，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
制度陷入了权力结构的泥潭，因此在它之中虽然出现了想要把人从腐
败的境地中拉出来的人，如毛泽东那样，却也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
明白了这个道理邓小平摸索出在腐败中掌握权力的那种“经济主义”
的统治方式的确不失为一大“发明”。如果说共产党无视毛泽东的“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告诫而直接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
他们在共产主义信仰垮台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共产党的政权不至于丢
失的现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统治还没有完结，但是统治
的基础却是彻底地瓦解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刻，共产党才变成了赤裸
裸的特权者的乌合之众了，此时此刻，这种特权所压迫的不仅仅是人
民，而且也针对他们自己。就这一点讲，共产党员不是自由中的人，
而对比的来看，民运人士是自由中的。自由的获得也就在于他们已经
冲破了共产党现有的权力结构，在民主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时，民运
人士自己是自由中的人──这样的事情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

在早期的共产党员那里，他们也许是要服从于一种自己心中的“共产
主义利益”，但是诸位，我的看法是，如果这样的存在于“心中”的
“共产主义利益”是一种没有形态的完全模糊的东西的话，那么民运
人士所得到的自由，则与此不同，这种自由虽然和“共产主义利益”
一样也有其抽象性，但是它却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可以求取的具体权
利，在今天这个权利可以用“清单”的方式列举。因此它是公民可以
“抓住”的东西，和无边无际的“共产主义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
谁都知道，在法律的体系上，没有一个可以用法律方式判断的“共产
主义利益”，但是自由就不是这样的了，法律的天平上，称量的不就
是人的自由的重量吗？

关于共产党员的奴隶性问题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就不再多说，
但是关于民运人士的自由的问题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了解的，因
此，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许多中国民运人士都有一个“出身”意义
上的共产党“背景”，这一点不是他们的选择，是历史形成的东西，
因此民运人士的自由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从“背景”中解放出来，如果
说这样的解放的行为有一个时间可以读出来的话，那么1966年、1979
年和1989年就是其中的典型年份。谁都知道在这些年份里发生了在世
界上很出名的政治运动，而他们也都就是这些政治运动的产物。如果
说上述的政治运动都有一种人民脱离共产党而要求解放的意义，那么
他们身上的自由就是出于这样的解放。到目前为止上述不同时期中的
解放运动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解放行为改变了民运人士的内心
世界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因此我如果在这里把民运人士的
自由首先地定义为“内心世界的自由”，圣安布洛斯的教导就可以支
持我的论点：“一个聪明人即使身为奴隶，也是自由的，据此而论，
一个傻瓜虽然统有天下，但也仍然是个奴隶。”

其次，自由的又个一意义是他们运用投身于民主运动的行为来实践自
由。这样一来“内心世界的自由”就有了一个“外部世界”的表现
了。就此来看民运人士的队伍中虽然有“专家学者”之类的人，但是
他们并不一定就都是“专家学者”；同“专家学者”比较起，他们是
运动中的人，是行为中的人，而不是坐而论道的人。我因为不是“专
家”所以不敢对“专家”妄下定义，因此最好还是引用一个真正的
“专家”的话来说吧，罗家伦在《历史的先见》一文中说：“我对专
家所下的定义是：对于一个很小范围以内知道最多事实的是专家。专
家有时候和冬天的蚂蚁一样，只知道堆食成山，藏身其中，而不问外
界的危险。”既然是这样，我在民运人士当中不主张中国民运走“专
家学者”的路线就不是对“专家学者”的排除了！在我的看法中，民
运只能够走“人民路线”或者“公民路线”，所有想在这条“路线”
上开辟小径的人都必然地应该受到抵制。就此而论，民运人士的自
由，就并不包含任意的自由，它是人类生活中的高级自由，和意义滥
觞的那种“异议者个人自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则，民运人士的自由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样板式的自
由”，这和共产党员的那一种僵化的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会有人
类自由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在共产党员的世界观里，不错，共产主
义社会被认为是自由的，但是那样的自由要能够得着，谁人又不都是
上了“天堂”哩！民运人士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争取自由的行为本身
就是自由的“示范”，这样的行为要最终地把中国人民吸引到民主制
度中去，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现的事实，
只要他们愿意正视这个事实的话。

５、英雄主义与非英雄主义

民运人士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年代的中国共
产党是一个被英雄主义精神成功地武装起来的团体。正因为这样，在
短短的28年的时间内，他们就夺取了大陆的政权，变成了中国的新统
治者。如果说在共产党所赖以“勃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陷入了真
正的“大动乱”，那么“乱世出英雄”的话，就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
“兴”作背书。我还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们陕西省新近发现的一本
毛泽东最早传记中，有关毛泽东身世的文字就写着“乱世英雄”的字
样。因此如果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是象一个苹果一样地烂掉了话，那
么我们民运人士面对的就是一出“英雄变狗熊”的故事，用毛泽东的
话来说，就是“真老虎、活老虎、铁老虎”变成为“纸老虎”的故
事。其实，我们的民运人士最早也是这一出故事中的人，因此你如果
用石猴出世的那种方式来看待他们的身世，就是完全错误的和非科学
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就是当中国共产党陷入
了“兴亡周期”（“其兴也勃，其忘也忽”）而不能够自拔的时候，
民运人士用建立民主制度的这一种诉求跳出了“兴亡周期”──这就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民运人士
也算是英雄人物，但是这却不是用传统的英雄主义能够解释得了的事
情。在传统的英雄主义者的心目中，“人民群众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而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人物，因此，在英雄的
事业取得胜利之后，由英雄们行使权力，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与
这样的事情不同的是，民运人士虽然已经做出了或者将要做出英雄的
事业，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地取决于人民的参
与，与此对应的是，民运人士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以自觉地服从民
主选举的方式欲获得政权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此这样的英雄服从
的是人类进步的法则，也就是说当阻碍人类进步的力量在被克服之
后，民主就是人类进步的唯一的所得之物。而民运人士，他们所乞求
的东西也无非就是它。

在传统的英雄人物那里，他们要作的事业是改天换地式的，因此这样
的事业别说对于外人不可捉摸，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在许多场合
内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就拿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
来说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最后的胜利”？他
们完全是不清楚的，因此当毛泽东用“这等于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今后的路程更长更远”的话来说它时，此话是没有人能够听懂。
所以，当中国共产党的“路程”走到了1966年的时间段上，英雄们几
乎99%的变成为“狗熊”的现象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英雄救中国故事
的完全破产了。正因为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前面，所以民运人士在我
们中国重新地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并且要在民主的运动中实
践这种观点的行为就不再具有“古老”而传统的意义了。中国历史的
新篇章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指望被揭开！

不可否认，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雄心勃勃地要揭开中国历史的
“新篇章”的（所有的民运人士都是在这一种教育中长大的），但是
当他们已经就位于传统的英雄角色，而自己又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
时，就已经变成了“旧历史”中的人了。因此，到1966年，当毛泽东
发现已经搞了“17年”的共产党社会还是一个“四旧（旧思想、旧文
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时，他的发现是没有错的，到他临死
的时候，他又从“工资制度”上发现共产党社会和“旧社会差不多”
也是符合事实的，可见当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发现”一笔抹杀时，他
是在一个最坏的点上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如果不
失败的话，那么人间就没有可以失败的事情了。我的观点是：共产党
人的主观愿望是要开创一个“新社会”，而这样的行为总是处处碰壁
而不能够如愿以尝的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是“旧人物”。在20世纪以
降，如果说中国社会的人物和事物的区分存在着一个标准的话，那就
是民主。民运人士对民主的认同，就首先使自己变成了“新人物”，
由“新人物”去作“新事业”──这就符合了历史进步的法则。

在这里，如果有人要被迫我拿出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辩证法”的话，
那么，我就只好说，在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失”之中，就包含着民运
人士在政治上的“得”。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主义“翻车”的地
方，我们民运人士看出了“门道”，摸准了中国民主的列车不会翻的
轨道，如果说这个“轨道”是人类“公道”的话，那么，在马克思描
绘的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一个人类的泛民主主义的胜利却是可以瞻望
的。此刻，一个声音在天上说：“修平主的道！”这个声音在人间的
回应是：“修平民主的道！”就这个意义讲，民运人士“授命于
天”，当真如此！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
客。

（2005-11-23；2008-06-15修改）

１、政治上的“专门家”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指出民运人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
但是却没有说民运人士是不是政治上的“专门家”的话。在这一篇文
章中我无妨来专门地谈一下这个问题。说民运人士是政治上的“专门
家”的话必须作这样的一种排除，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同时是“学者
式”的文化学家或者哲学家。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也可能有很精湛
的哲学知识，很善于哲学的思维，但是并不因此而是一个哲学家；他
们也许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高的文化的修养，但是也不能够
因此而把他们看成是文化学家；他们也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类
社会的发展有很深刻的见解，或对于人类传统的宗教有敦实的信仰和
知识，但是并不由此而使他们就变成了“人类学家”或者宗教学家，
他们是政治中的人，因此他们是一类真正的政治家或候补的政治家，
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业内人士”。

明白了他们的上述道理，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就不可苛求于他们了，在
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就不会因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拒绝听取
他们的意见，也不会因为他们不是文化学家或者社会学家，不能够拿
出一揽子的社会─经济─文化改革方案，而认为他们没有资格领导政
治运动。在这里，我以为我们在看待中国民运人士的问题时一定要抛
弃共产党社会中养成的那种对人的“万金油式”的看法，认为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或者一个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信徒就好象掌握了“全
人类的知识”，是一种“天生”的“全才”，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
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社会这个新近产生的人物群体以正确的认识。

在目前的中国，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人们在说到国内的政治人物
时，使用“政治家”这个词汇，但是民运人士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政
治家或候补的政治家，却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一点，
读者们如果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事情有一种“先见之明”的话，在今
天的民运人士的身上你就可以发现未来政治家的影子了。我客观地
说，中国民运人士虽然在世界上享有的威望不高，虽然国内人民对他
们也看不起眼，并且国内外还存在着一批专门以污蔑、漫骂民运人士
为“职业”的可疑人物（我不说他们都是“五毛”），但是这样的情
况恰恰是他们同历史上那些对人类曾经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一样，
必然要受到一种“历史的磨难”；在这种“历史的磨难”当中，他们
受到人们的误解、嘲弄、诽谤和咒骂都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一点
而也不奇怪。就这样的意思你去阅读保罗书信中的如下的话，你对于
处于“磨难期间”的他们就会加深理解：“直到今天，人还把我们看
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见《新约．哥林多前书》）。

２、具有非常政治能量的人

就目前中国政治现状来看，民运人士是一些富有政治经验与政治能量
的人好象是一个用不着怀疑的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呢？拿中国专制当
权派对他们的惧怕来分析情况的确如此。在已往的中国，他们或者是
普通的工人，或者是平凡的基层干部，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学校教
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统治阶级却视他们为洪水猛兽，在他们
站出来的那一瞬间就一定要把他们关进监狱，刑满释放后，也不敢把
他们留在国内，还得用变相的流放方式把他们弄到海外。也正是从这
样的现象中，人们便可以发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在上面的文
章中，我已经说到他们不是传统的“革命家”，但是现在的中国当权
派却是运用专制制度对待传统革命家的那种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因此
当这些人即使坐在了你的面前，你认为他们是普通人，好象他们跟你
差不多，只是，他们身上所携带的那种政治能量在不被你所认识时，
情况就有可能如此。

“把锥子放在麻袋里，最锋利的尖子先露出来”──这是我们中国的
古人所已经讲出来的真理，用这样的话去分析民运人士，就应对了本
文副标题中的内容。无论怎么说，民运人士在目前的政治中总是“顶
尖级”人物──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
国的当权派用“四个现代化”这样的话来欺骗中国人民时，当时还是
园林工人的魏京生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地揭露政治骗局，在人
民中间引起了轰动效应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针对所谓的“四化”提出
了自己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
这个“第五化”“四化”也不过是画饼充饥。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
们翻过头来分析魏京生的话，那种不是具有英明性质的洞见又是什么
呢？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的今天，喊了进30年的“四化”情况
又怎么样了呢？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了！

民运人士虽然没有生活在共产党社会的上层，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们
已经走在了中国人民的前面，如果说我们对民运人士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在政治上既反对毛泽东，又反对邓小平的行
为就证明了他们是人民社会中的优秀代表。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中国的
70年代，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的进步。就此我们若作深入的研究，就
可以发现在前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在人民社会里所产生出的那种深刻
的影响。

在前毛泽东时代，一个毛泽东的“剪刀”“剪掉”了中国所有的不臣
服于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之“头”，因此，中国知识阶级对中国社
会积极影响的事情就结束在了这样的时间中，但是情况并没有就此结
束，在这种知识阶级“悲剧”的另一面，同时上演了一场毛泽东对人
民大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喜剧”，而就在出“喜剧”中，目不识丁的
贫下中农、工人们开始了“戏剧”式的学习哲学、学习马列主义、学
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产生出了一种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解读出来
的政治意义。于是，在蒙昧时代，当人民的政治上的“胃口”在被毛
泽东思想“掉”了起来之后，一个产生于人民社会中的政治思想和政
治意识就是中国民运人士产生的“土壤”。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把
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一个政治上的“寸草不生”的时代就不对了；对
于知识阶级来说，这可能是对的，他们被迫着扔掉了自己的知识，的
确在那时没有哪怕“一支”的知识分子“鲜花迎风开放”，但是在经
过了“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时代的人民社会却在“破产”
之后的时间里赢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产生了人民对于思想和精神
的渴求。因此虽然在这个时候，人民社会的“土壤”还是没有能够及
时地产生出自己的花草，但是它已经渡过了“寸草不生”的冬天，开
始了大面积的解冻了。

今天的民运人士虽然是中国社会里的普通人士，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政
治中却有这样的位置，那就在实现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他们是主力人
物或者说是中坚人物。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今天去观察未来中国的前
途，那么惟有民运人士可以说是“代表”时代的人物，这样的事情也
使民运人士在现在的中国失去了一部分生存的合法性。现在还死硬地
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其所以视他们这些人为心腹之患不是没有
道理的。

事实上也是，当这些人目前如果可以向异议人士那样地在中国生存，
共产党社会的秩序当然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把这些人的活动彻
底的给以禁止，是共产党的一贯的政策。可是，这些人即使已经被弄
到了“海外”，共产党对于他们的破坏行为也同时地延伸到海外。就
这样的情况去分析问题，我个人对共产党向海外民运队伍派遣间谍特
务一事虽然看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我对其真实性丝毫都不怀疑。中
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蒙昧的党，但是“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的问
题，他们还是知道的。在一个接纳传统意义上的“政敌”使之变成
“建设性的反对力量”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已经
使他们失去了“体面下台”的“台阶”了。也正是存在着这样的情
况，的民运人士才不得不在新的情况下，变成为“革命传统”的继承
人，继续地扮演“革命者”的传统角色。

在论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如下的另一个问题，即民
运人士本身是这个变革时代中的最识事务的人，他们在上一个世纪80
～90年代的表态中就已经要着进入“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这一点
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过程中，人们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
说，新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基本上都公开地宣称自己愿意承认共产党执
政的“合法性”，以此换取共产党对它的生存的“合法性”的认可。
但是呢？情况和他们设想的完全地不同，共产党把他们当成了革命党
一样地给予消灭了。也正是面对这样如此残酷的政治事实，民运人士
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事业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３、经验意义上新型政治人士

98组党行为的失败在中国民运队伍中所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可能是异常
深刻的，目前这样的意义在还没有被民运人士大量发掘出来时，我们
可以作这样的一个概观，那就是组党行为本身是对于口头上一直喊着
“开放”口号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次实际测验，如果说共产党多少
已经的看清楚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他们学习国内外其
它政党的样子，试行政治上的“开放”政策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
们拒绝了这个有可能，就必然使他们坚持自己一贯的反动立场，而这
样一来，就势必会会在某些方面促使民运人士回到他们久违了的政治
造反的传统中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回归”行为，才扩大了民运人
士灵活使用民主力量和民主手段的空间。

我个人丝毫都不怀疑“革命”这个东西在西方社会有着它的特定的意
义，在前苏联、东欧也着自己的含义，但是在我们中国它也有着一个
自己独立的意义。在这里，我们若想要认识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回避在
伟大的66运动中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对革命的实际参与。因此一个没
有66运动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好象是一个没有“大革命”的法
国和没有“南北战争”的美国不可想象一样，而今天的中国，不论人
们是怎样看待和评价66运动，中国毕竟是经历了66运动的中国──却
是一个任何人也不能够回避的事实。也正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中国
民运人士的产生才变得可能。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是官僚政
治，在发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官僚政治开始向政党政治转化，
转化的结果在1949年的时间上表现为一党专制的话，那么革命的进程
亟待推进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可恰恰是在1966年，这样的事
情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启发下变成了一场规模
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人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
打破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迎来了一个人民解放的高潮，也正这
个高潮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的方向和面貌。

在这个运动已经过去了39年的今天，我们说它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
运动，原因仅仅在于这个运动产生出来普通中国人的派别分化和分化
程度之高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现在我们中
国人民和中国民运人士要为之奋斗的多党制所需要和所具备的那些政
治条件都非常完好的存在于这个时期的了。一个发生于基层社会中间
的自由结社现象和与这样的现象相随的公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表现都使
1911年以来的民主革命所“许诺”于人民的归还给人民，因此，在这
个时间中，普通中国人才完全地变成了“革命”中的人。如果说这样
的“革命”在1966年是一个实践意义上的东西，那么运动中和运动
后，毛泽东对这个运动的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式”的说明和毛死之
后，邓小平对它的“动乱式”的“定性”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中
国人民的接受能力。于是了解、批评和寻找66运动意义的事情就义无
返顾地落在了民运人士的身上。因此在民运人士的队伍当中，不管人
们对66运动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中国民主运动的总根源产生于这个
时期却是大家公认的，或者是“革命”产生了中国民运，或者是“动
乱”酝酿了中国民运──分歧仅此而已！

既然是这样，人们若把中国民运人士看成是一批纯粹理论方面的人物
就不是对他们的正确的看法了，事实上他们是经验意义上的人，民主
之于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东西。因此我认为中国民
运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的知识不应该是书本上的，而应该是对自己经验
的总结。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要把他们视为可以给中国乃至世界
提供民主理论的人，从而把他们完全地放到理论家的系列里去是很不
对的。造成民运人士理论活动的空间不是如18世纪的哲学家那样的宽
阔广大，它是关乎中国人特定政治行为的一个狭窄面，涉及的东西也
不是纯粹理论的，而是实践，所以，一种时间性经历就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了。那些专门为难他们，要他们拿出纯粹理论东西来的人，完
全就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以为民主的知识也象是流行马克思主义那样
是某一个时代的人类知识的“活化石”，不理解或者不意愿理解民主
知识是人类生活之树的“人参果”。

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人埋怨民运人士中没有理论家，说他们之中没有
出现一个毛泽东或者马克思式的人物的意思就不见得正确。的确民运
呼唤自己的理论家的出生，也同样地对于自己的理论家寄有厚望，但
是这样的事情如果被不正确地理解成为民运人士的队伍要出现如19世
纪欧洲社会中的马克思或者20世纪中国式的毛泽东就完全是一种严重
的误解。民主运动在1966年的分派现象已经表明了民主对一元化的思
想和理论的拒绝，因此在此之后所有堪称民主的理论都应当是多元化
的存在物。就这样的意义讲，真理的一元化时代的过去已经使任何的
一元化的精神和思想都失去了市场，所以民主的队伍只不可能再产生
出马克思、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就是可以论证的事实。但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被理解得过了头，那么也是不对的，以为民运人士都应该是“草
民”，其思想也“毛毛草草”。君不见，在中国共产党落草为寇的年
代，共产党却努力寻求以“理论”、“思想”作为“克敌制胜”的
“法宝”，而在今天如此的文化环境中，民运人士在理论上若无有创
造和作为，如何能够领导13亿的伟大运动？不就是值得思考吗？

近20年来，民运人士在民主理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已经是一个大家都有
目共睹的事实，也正是有这样的事实的存在，有些人才以此把民运人
士看成是“不入流”之辈，也好象言之有理！

４、“出毛去邓”之人

民运人士不是传统的革命家，他们的生活不富有传奇的色彩，他们的
经历也是一般的普通人的经历，没有和别人不同的那些特殊的内容，
如中国共产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
争”之类的东西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是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单元中发迹
的，因此有一点象民主社会中的那些由选举产生的领袖人物。仅就这
一点而言，他们的产生已经具有一个独立的意义了。他们是从平常的
生活“岗位”走上政治之路的，因此他们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民
主的表演和表现。如果在这样的行为中寓意了传统的革命家应该“下
课”的意思，那么这不是平凡之中孕育的伟大又是什么呢？平平常常
的人要求着掌权──这本事即是民主的行为，又是民主的图像。

就这样的意义来看，中国民运人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复活了我们
民族的古老的传统，在政治上普通人看不起当权的“食肉者”，认为
“食肉者鄙”的曹刿精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我坐下来分析这
样的事件，历史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意义应该是多么的丰富吗？在古
代，政治和军事是国家的两件大事，象曹刿这样的普通人在国家出现
了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不顾其他人的非议，主动要求参与国家的
军事决策的行为不就是古代民主留给我们的巨大的遗产又是什么呢？
在现代条件下，如果说中国社会过去的“民主革命”没有失去意义的
话，那么它不就是要为中国普通人（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参与国
家大事提供制度的保证吗？因此，在“民主革命”之后，当这样的保
证空缺的时候，人民是有权利进行“补偿”的。就凭这一点，你分析
民运人士其所以要这样的作为也有着一个“革命的意义”可以探究
的。

目前有些人在讥笑民运人士时，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说民运人士“没
水平”。对于这样的指责我是如此看待的，首先民运人士因为不具有
传统革命家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出身，所以他们在知识上不是占有一个
很有利的位置，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就凭这一点，人们的批评也是
言之有理的；其次，民运人士作为运动中的人只注重于运动的问题，
而对于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准备也是一个问题。情况即就是这样，我
还是认为上述批评意见的发表者们没有发现今天民主知识和理论已经
不再具有“古典”性质（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古典理论”）这一
点却是非常遗憾的。在过去的“革命时代”许多革命的理论无不带有
“古典”性质这一问题用不着我多说，这和现代民主理论和民主思想
的“公民”性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你在民运人士所持的理论
中，发现不了“古典理论”的那种架构和内容原本是由民主的“现代
性”架构所决定的，在我看来，这不仅不是民运人士的缺点，而在某
种程度上却是他们现代性的体现，即他们的优点。

但是如果批评性质的言论对民运人士也可以构成一种进步的动力的
话，那么上述关于民运人士“没水平”的话，在某一方面也的确是击
中了要害。民运人士队伍当中就有许多的人对于理论研究缺乏兴趣，
他们以为搞理论研究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而与自己无关，这样的看法和
想法在一定的程度上阻挠了他们对理论的探索，使得他们思想和精神
长时期的处在了一个过去的阶段里，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对新事物的认
识和分析。如果说在这一方面，他们因为自己思想过时而不能够成功
地总结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经验与教训，就有负于总结的责任。和普
通人相比，他们好歹是一些政治上的“专家”，而“专家”“不专”
就没有理由拒绝别人的批评。

在涉及到民运人士的政治水平问题时，我们的话题不应该漫无边际，
他们经历了前后两个毛泽东时代一事而言，他们应该是“出毛去邓”
的人。在中国，应该毛泽东时代被分成为两大段：前毛泽东时代是走
社会主义的，后毛泽东时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因为如此，这两
个毛泽东时代在中国人民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是外国人不可能想象
的，但是，民运人士呢？想必在这一方面应该克服混乱，可是事实上
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和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在这种混乱之中。在某些
场合，他们对这样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和中国共产党
人差不多，不是赞成其中的一个，就是否定其中的另一个，而完全没
有形成他们自己的独立看法和立场。

在他们之前，毛泽东已经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说了许多的话，
在此之后的邓小平接着又对之接着说了不少的话，所以轮到民运人士
说话时已经是“话前有话”的了。因此他们究竟怎么说？又当说些什
么？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当然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不是本论的任
务，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应该完全抛弃和彻底摆脱流行于中国的否
定式话语是必须的，若不是这样，他们在政治上仅仅善于“诉苦”，
那不是“醋坛子”式的人，又是什么呢？

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我在写作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书稿时，说到在毛
泽东、邓小平之后，搞民主的中国人必须要能够成功地说出“第三种
话语”。现在看，我的话是对的，中国民运人士的语言其所以在一个
网络的时代很难“渗透”到13亿中国人民中间去，其话语满怀醋意可
能是原因之一。“说出你中间的话”──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５、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最后一批政治犯罪分子兼政治英雄

中国的宪法条款中虽然已经取掉了专门对付政治上的反对人士的“反
革命罪”，但是在不成文的法律中“反革命罪”依然的存在，因政治
原因而锒铛入狱的人比比皆是，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内也
不断地传来这样的消息。如果说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因为政治问题
而坐牢可以提高坐牢者的道德水平的话，那么现在活跃在民运中的许
多领袖人物都有着坐牢的历史就是民运人士的一个亮点。就这个亮点
来看，中国人民要求民主的行为同样是要负出巨大代价（如“6．4”
惨案和最近发生的汕尾事件）的，因此民运队伍里出现的鹦鹉学舌式
的民主无代价论早当休矣！

在本文议论中，我们可以对人类政治历史做如下的划分：一类政治是
杀人的政治以及存在着政治犯的政治；另一类是不杀人的政治与没有
政治犯的政治。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时期中，就此
而言，民运人士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为了政治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自
由的最后的一批人；与这样的事情有关的是，他们也许同时又是中国
历史上的第一批不再因为政治而失去性命和自由的。

民运人士努力的结果是要全面地促成中国政治上高度文明的出现，在
这样的文明中，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就不再因为政治权利的履行而被社
会认为是“危险分子”或者“动乱分子”，而政治上的当权派也就不
再地享有从传统而来的和完全由传统支持的权力了。那个时候，民主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不再是一个口号的了，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中国
要实现这一切，还得要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奋斗，而在这样的时刻中一
个半职业化的民运人士的存在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过去的时间内获得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特点，
因此在中国，政治上的事情的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也没有一个比较可
靠的参照系。人们大概还记得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解体
时的情况吧，那时许多人都断言，这股“苏东波”将把中国也会卷了
进去，因为大家都一致的认为中国是这个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牌，它
“必然”地也要随着前面的牌的倒下而最后地倒下……可是呢？时间
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发生的错误是人们对问
题的认识，而不是问题本身。也就是说中国其实从毛泽东在延安的那
个时期开始就已经是远离苏联模式了，但是在后来的时间中人们总是
用苏联的模式来套它，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上两个非常重大的事件的
意义就不会出现在人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是
为应付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局面而展开的所谓“改革开放”。就不成功
的意义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于毛泽东启动了社会的“安全
阀”，而“改革开放”却是邓小平在“安全”已经有了“保证”的条
件下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因此，如何评价它，是无先例可寻的。

上面的意思无非是说，在我们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和没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是被“混放”在一起的，因此，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毛、邓在
内）想要抓住其中的一个价值，便有一个非价值的东西也同时地被
“拽”了出来，于是，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就成为中国“人物”的棘
手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统治人物们”采取一种“否
定”的方式处理价值原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人民
当中，使人民社会也接受了“否定模式”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说对这样的问题的解决呼唤民运人士的产生的话，中国民运人士
就真正地变成了中国政治上的没有人能够取代的重要角色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样的思考行为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合法
的，民运人士也许就失去了产生的必要，可恰恰是在中国的今天这样
类似的思考是要触犯中国的刑法的，所以一个政治上的英雄主义的就
又回到了他们的身上了。在这个意义上，你说他们是政治上的英雄，
这话绝不是奉承他们，而是事实；就这个事实来看，他们的头上套上
了英雄的冠冕那是历史对他们的奖励。可是，现在网上就出现了许多
恶意攻击民运人士的“五毛”，他们批着马甲出口伤人，好象魏京
生、徐文立、王炳章、王希哲、倪育贤、薛伟、刘青、付申奇、徐水
良、陈泱潮、王丹、张健等等人都不如他们，可是我要说，当这些人
物在危险之中行为时，你在哪里呢？我借用一个小说家的话问：“当
上帝赐予你神奇刻时，你做些什么？当上帝赐予你才能时，你又做了
什么？你把它们埋没起来了，因为你害怕失去它们。你必虚度一生，
这就是你的归宿”（科埃略著：《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非英雄的时代，但是英雄时代的精神在上述杰出
的民运代表们身上产生了一次回光返照！如果说这一批新的英雄和
“传统”的英雄有区别的话，那么就在于他们“个人”也可能会失
败，但是他们的“事业”却是一定要成功！

（2005-11-27；2008-06-16修改）

１、道德上的中人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民运人士是时代的产物，就从这一
点入手去研究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结论，民运人士所
极力要完成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政治相
关的是政治上的人物也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变化，如果说变化不是发生
在民主政治实现的那一刻，而是在民主政治进程中，那么我们就会在
产生了民运人士的那个时间上发现变化的源头。

我们若研究传统政治，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实际政治过程的
那些人都具有一个道德上的“优势”，我们且不论这样的“优势”是
事实上的还是由道德的方式所故意造成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来说，传
统的政治家一定要是一种道德的人这已经是我们常识中的问题了，但
是我们却没有把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推进一步，以发现其中的政治进步
的轨迹。在这里，若就这一点，我们要对民主政治中的人做一个新的
观察，那么就一个看到这样的问题，即他们都是一些道德上的中人。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我们再来研究民运人士的问题，对他们
在道德上限并不超越普通公民，道德下限上亦不低于普通公民的现象
的分析就可以采用“中人说”。

２、脱去道德上的伪装的人

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早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知识分子对共
产党“鸣放”的运动，但是只因为这个运动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也
因为在这个运动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形成后来才出现的民运人士们独立
的记忆，运动没有他们的亲身的参与，因此作为一代人来说，他们不
是这个运动的产物就非常明显，所以，在寻找他们产生的时间上，我
们正好就找到了66运动（也就是人们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说
这个运动是第一代民运人士亲自参与了的运动，又如果说在这个运动
中民运人士作为普通参与者其“灵魂深处”也受到了“洗礼”的话，
那么他们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产儿”──就是一桩历史的事实，不管
他们本人对这种“事实”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把这个民运人士产生的
现象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现象对比地看，后者是“社会大动乱”时代
的产物，前者是中国伟大政治运动的产物就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66运动对中国人的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这个运动中除毛泽东等“一
小撮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在政治上脱去了伪装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件，
尽管到今天为止，这个事件的意义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解度出来，但是
它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不存在。我可以这样说，运动把每一个人，上
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灵魂”都给“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了。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公开政治”的话，那么朋友
们，你注意到了吗？中国政治的“公开化”时期就是1966年！这样的
事情在当时我们是评价不了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有可能
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其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公民
不需要任何“伪装”，那么在1966年的运动中广大人民撕破共产党当
权派“伪装”的同时，也抛弃普自己的“伪装”的行为就具有很高的
历史价值了。因此就这一点去看待问题，民运人士是中国社会中的政
治上无伪装的人士的情形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了，它的确有一个历
史的渊源。

就上面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看待民运人士时，就不应该用旧的道德式
的眼光，就不会把他们看成是50～60年代的“共产党员第二”之类的
人物，而应该运用中人的观点，不对他们作道德的苛求。这样作的结
果若使你发现民运人士同你自己一样，是生活中的平常的人的话，你
的发现就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如共产党员那样的看成是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此在后来你发现了“特殊材料”不是“特
钢好铁”，而是“破铜烂铁”时，你就免不了要产生上当受骗的感
觉。与这样的情况相应的是民运人士在道德方面也只需要保持一个
“中人”的水准而没有必要非使自己上升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这样
的意义上“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句，就可以说明问题的
本质。如果说在这里民运人士同共产党人一样，认为自己就站在了一
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那么他们在这样的时刻中要能够保持自己的谦虚
谨慎就非得使自己“超人化”不可，而正是在这个“超人化”的过程
中，由一个政治上的“特殊阶级”到发展成为一个法律上的“特权阶
级”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民运人士中的个别人如果可以达到道德
上的“至上”境地，这样的事情同民运人士作为一个群体要达到如此
的境地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民运人士也
绝不能够因为自己的群体中有道德上的模范者而宣布自己在道德上处
于一个“至上”境地。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的事情和道德的事情应该是分开来的，这是民主
政治的一个基本点，如果搞民主运动的人脱离了这个基本点而行为那
就是非常错误的，是对民主的背离。民运人士在这里只能是政治的人
士，而不能够同时又是道德上楷模，因此在评论和看待他们的行为以
及作为时，人们若还是象在共产党时代一样，政治、道德“一把抓”
那就是非常的错误的。就这样的意思去思考问题，如果在政治的生活
中，所有的人都脱去了“伪装”，那么谁还能够比谁优越呢？“我们
都是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甘地语）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棵
葡萄藤上的枝蔓”（布尔加科夫）的话就是对民主的此意的最深刻的
脚注。对于他们，我们应该这样的看，就是说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
掌握了政权，变成了“执政者”，也是不会以此而认为自己是“另外
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或者说自己是“另一根葡萄藤上的枝
蔓”。在这里，当年共产党人栽跤的地方恰恰是他们吸取教训的地
方。研究一下那些不可一世的共产党人，他们其所以在历史的道路上
载了大跤，认为自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高人一等，是“特殊材料
制成的人”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很流行，那就是“放下包袱，轻装前
进”，但是共产党员到底是没有“放下包袱”，并且“包袱”越背越
大，到今天为止他们已经被“包袱”压得腰弯背驮了，其原因在哪里
呢？依我个人的见解就是他们在搞政治的时候背了个道德的“大包
袱”──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经我这么一说，有的读者就会问：“放
了那个大包袱不就是好了吗？”问题就在于这个“大包袱”是一个他
们不能够放下的“历史的东西”，过去的和现在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全都是为了“充实”它，因此如果放弃了，就等于同时地放弃了共产
党的“历史”和他们所鼓吹的“历史地位”。读者们可以作这样的想
象，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放下”了它，那么他们同普通人又有什么
两样呢？既然是一样的，那么他们要“执政”就得通过人民的选举，
而选举制度的实行也就是民运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化。现在的问题我们
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原来他们放不下的这个“大包袱”里包裹的是他
们的“专政”的理由，因此在这些“理由”还存在的情况下，拒绝民
主的行为就同“保”住“大包袱”的行为一致了。为什么江泽民专政
时，不放弃“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胡锦涛专政时又不放弃江泽民的
“3个代表”？是他们喜欢那些“玩艺”吗？不，站在人性的观点上
他们在“内心深处”讨厌那些“玩艺”可能和我武振荣一样，甚至可
能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家伙们谁不骄傲），但是在政治上，他
们必须要表一个“完全拥护”的虚伪态度，因此江不放邓，胡不放
江，同邓批毛而不敢放毛的道理是出入一辙的。

民运人士是“抖”开了“大包袱”的人，因此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
的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任务，那就是使政治彻底地同道德与宗教分
开，独立地开创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界”；而民运人士自己就是这个
“政治界”的人。因此你在把他们看成是道德上的人就是你的错误
了。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了“革命”的话，那么这一场
“革命”的意义就同“共产党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那漫无边际
的情况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即“革命”的目标仅仅是建立一个“公
共”的、“开放”的政治社会。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革命”就告完
结，不会象共产党“革命”一样地要深入到“精神的领域”，其成果
又必须被维系在人类的“终极目标”上。

３、民运人士不是道德上的完人

在中国过去的道德的教育和政治宣传中，最给中国共产党脸上贴金的
事情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立党为公”，与此相应的是共产党也要求共
产党员要“大公无私”，“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在最
红火的年代里，他们还号召共产党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使共
产党员的“内心世界”彻底“共产主义化”……也正是因为在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中国人民
对共产党的专制、专政的本质就看得不是太清楚的，一个道德上的障
眼法防止了人民对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员的进一步的认识就是可以理
解中的事情了，对这样的事情的论述也就顺便地解释了在那特定的时
间中广大人民也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感动下去追求政治上的“至高”境
界的错误行为。也正是有着这样的一段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特殊的经
历和由这种特殊的经历所带来的特殊的记忆和特殊的感受，所以当民
运人士这类完全新的人物出现于中国社会时，就必然产生了这样的情
况，即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他们看待共产党员的那种眼光和方
式去看待他们，所以这就引出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

目前海外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民运人士道德水准偏底，许多人也
迎合这种说法对民运人士中的许多知名的人物进行有关道德方面的责
备，好象他们应该是和尚、牧师或者阿訇，完全地不顾他们是政治中
的人这样的非常明显的政治事实。如果说这样的看法和说法流到国内
去的话，那么国内人民现在正处在观念变革的时间中，还不能够成功
地运用新的民主概念去分析新出现的人物的话，那么事情的出现就是
很严重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说民运人士是中国政治上的“盐”，现在
人们感觉到“盐不咸”，问题就很复杂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澄清
本文中的问题就不是无的放失的发表议论了。

我在以前写作的论文中曾经说过，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治无不建立
在所谓的“道德基础”之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例外，中国共产党政治
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所作的斗争中也有一个
“道德的阵地”需要占领；在这个“阵地”上所展开来的“战斗”，
我的理解是，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为政治上的一贯的
“恶人”，而是要对他们的错误给出一个科学的合乎事实的批评和批
判，指出他们到底错误在了什么地方，为何会错？这样一来，我们也
就顺便地总结出了我们普通人自己的教训了。因此我的主张是民运人
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批判应该始终地同时贯穿和坚持一条自我批
评和自我批判的线索。如果说共产党在道德上的失败可以告诉我们：
现代的政治人物不可能变成为古代的圣徒的话，那么我们在政治上也
就不必要使自己上升到“圣徒”的高度了；反过来说，我们若无视于
这样的教训，那么“升得高，摔得狠”的共产党的悲剧就有可能在我
们的身上重演。

现在我们民运人士面对上述的指责的最好的回答应该是：“我是政治
上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我同平常人一样，也是父母精血合成
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别人不要用‘圣人’的卡尺来衡量我”！
在海外，我们看见就有那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地给民运人士的脸
上摸黑，他们在这样作时，拿不出来任何政治方面的“缺点”，唯一
可以拿出的就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如果又有着低级
趣味的性质的话，那些传扬这样的东西就就是恶意的批评者完全变成
了追求低级趣味的人了。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如果说低级趣
味的东西也不不缺乏市场的话，那么他们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在我们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两个著名的民运人士正在遭受恶毒的攻击的事
情就很使人寒心，说其中的一个强奸幼女，说另一个人夺人之妻，是
不是事实？谁顾得了，反正舆论已经吵得纷纷扬扬的了。在这个问题
上，我不怀疑有共产党的间谍在兴风作浪，但是我认为这样的“风
浪”其所以可能“兴”起，与我们把民运人士当成道德上的超人看待
的传统观念有关，退一步说，如果说因为民运人士生活上或者道德上
有不检点的事情出现，而以此就认为他们不是政治上的人，在政治上
应该“靠边站”，那就是很错误的了。

我们若对于人类的政治现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我们就会明白所有从
事政治的人都很难以变成为道德上的超人，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在理
论上相信有超人的存在。反对的人可以拿出甘地的例子，但是我是这
样认为的，象甘地这样的人物在现代政治史上是一个例外，关于他，
我们是很难以在全世界那么多的政治家中寻找到第二人的，因此我可
以说他是一个“天生”、“天降”的人，不是我们在普通政治上可以
求得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可以产生出如甘地一样的“圣人”
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对民主的误解。“圣人”这一类人物，在从古
到今的历史中都是存在着的，因此在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圣
人”们的产生的历史也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所以在未来，他们的产
生也是可能的，只是与民主没有更多的关系。

如果说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我们中国人过去的教训联系在一
起的，那么我们曾经在一个时间内把那些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当成了
“神”来看的事情才过去了几天啊！可是现在，我们不就是看得很清
楚的了吗？他们这些人谁个不是披着人皮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呢？分析
这样的问题，他们这些人的个人品德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比这个问
题更大的是他们是政治中的人物，而政治事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有着一种道德的因素所不能够衡量的性质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批评
和批判共产党人道德腐化的问题上，民运人士也应该持一种和普通群
众不同的观点，应该在这种批评与批判中发现更多的东西。

４、关于政治的私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分界的中古时期，政治上的道德的最高点
就是大公无私。但是在现代当社会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公共社
会”和“公共空间”的时候，传统的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就必然地要失
去意义，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是，人们对于“公共”的东西就不用传统
的“私”去解释的了。也就是说，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实际从
事着政治工作的人的“私心杂念”不再是被社会上的其他的人看成是
一个道德上的“坏”或“恶”了，这里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私心杂
念”，而是“私心杂念”已经不被归类于道德的“私”那一栏了。譬
如在美国最近的一次大选中，克里参加了总统竞选，并且在竞选中发
表了自己是最适合担当美国人民的总统的言论，在竞选失败后谁个又
认为这是他在政治上“吹牛”呢？谁个又会认为这是政治上克里“私
心”的大暴露呢？没有，没有，完全地没有！在这里事情的变化在于
人们在公共的事情上不去再计较政治家的“私”，也不对这种“私”
作出道德的评价，而不是说参加总统竞选的克里没有“私”。

明白了上述的问题，我们在中国政治的过渡和转型时期对于民运人士
作一个民主的批评和评价，用民主政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是一个原
则的问题，否则我们在其他的人批评民运人士道德水平不高的那种风
气中，就不可能挺身而出地为民运人士辩护。因此如果象共产党宣传
的那样，民运人士是一批“动乱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乱中夺
权”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岂不是以“私”来乱“公”吗？在这里民运
人士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民运人士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也有着
一个他们本人出头露面的机会和机遇。在这里他们且不可做谦谦君
子，和共产党员一样地说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东西没有半点自己的东西
掺杂于其内。因此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也在这里：
前者声张在民主政治中自己是参与民主选举的人，并且也同他人一样
地希望在选举中受益；而后者认为自己在民主政治中不是从政的人，
没有一种政治上的“私”。

民运人士是要在我们中国竭力地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而这个
制度在民运人士的理解中也应该有一个相对于普通人的突破，那就是
民主政治之于政治上的个人来讲，与其说是“为公”的，不如说是
“为私”，在这里如果政治家的个人的“私”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
的表现机会和因着这样的机会政治家的“私”可以实现其表演意义上
的合法性，试想民主政治与专制、独裁政治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如果
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政治一样，也不给“共产主义者”留下
半点“私”的东西，那么所有从政的人都不过是“为他人家做嫁衣
裳”吗？这样一来，人们好象是在表面上限制了政治上的人的有关
“私”，实质上却是在另外的意义上，特别是在道德上为政治家走向
“神坛”──这是人类最大的私──而埔平了道路。

民运人士在这个时刻的出世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应该大声地宣布：政治
上的“走向神坛之路”应该立即地给予“封死”，所有在政治上出头
露面的人物都是人，正因为都是人，所有的执政者都应当经过选举。
而在选举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具体个人所批的那一张“人
皮”。在民主的政治选举中情况同我们想象得又不同，那就是民主的
选举非但不破除我们所常常说的“个人崇拜”，反而为它走向极端推
波助澜。因此我们发现，在选举的白热化时期，一个政党的形象必然
要完全地套在一个候选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到最后，党与党的竞争实
际上已经变成了候选人“个人”之间的竞争，在美国第55届总统选举
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实际上已经是布什和克里之争了。明白了
这个意思，我们翻过头去研究许多人对于民运人士的批评，我们就可
以发现某些以前我们往往忽视了的那些价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忽
视，所以我们在听到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平不高的话的时候，感觉到好
象言之有理，却没有同时地想一想，那个“理”到底是专制的，还是
民主的。

如果要对我们民运人士为之而奋斗的民主政治说出一个同专制政治的
最根本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以为可以这样的说，就是专制政治不给
人的“私”一个合法的表现空间的设置迫使人的“私”走向了法律和
政治都不能够控制的那一种渠道，于是，就形成了人的“私”对制度
和社会侵犯的恶果；对比之下，民主政治就不是这样，民主政治的
“公共”性质在这里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是政治向所有人的
“私”“开放”，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政治市场”上“出
售”或者“贩卖”自己的“私货”，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一个法律上
的和道德上的过错，而且还被法律所保护，为道德所赞许。就从这个
意义去理解某些人对民运人士的指责，说什么他们“满脑子里的私心
杂念”，什么“利欲熏心”，这岂不是错怪了他们。

在分析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的看到民运人士所持的政治意见
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东西，因此发表和坚持这样的意见的行为其所
以被认为是民主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在这里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
化，而民运人士就是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此若没有认识的
话，把他们归类在旧人物的行列里就完全的没有道理。民主政治允许
“私”在“公共场合”表现使传统的“私”转化为政治上的“公”
了。正是这样的变化使人们才彻底抛弃了传统的道德式评价和看待政
治人士的观点，不再认为政治上“最棒”的人就是道德上“最好”的
人了。一句话，“私”也不再构成道德上的恶了。

５、关于政治野心的问题

在对民运人士的最有力的反对性质的言论中，要算是说民运人士有野
心这样的话了，因此在议论民运人士时，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回避。有
鉴于此，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古典民主理
论是怎样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然后再说一说这个问题的现代情况。在
古典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要数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第
十篇中所发表的议论。我是这样理解它的，那就是如果把野心看成是
上帝造物时所赋予人的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指望在人之为人的时候去
掉它，因此就有必要作出这样的一个假设：每一个人都有野心，于
是，民主政治的问题就不是要去除人的野心（这一点是人绝对作不到
的），而只能够是“以野心制衡野心”。就此而言，我们在要搞中国
的民主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古典民主理论，也得要有一种很好的“消
化”才是。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我们若说到某某人有政治野心，不就等于了说笑
话吗？因此如果说民主的政治对于传统的政治有一种淘汰的功能的
话，那岂不是说它淘汰了“政治野心”这样的东西。而现在我们面临
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民运人士受到的那种批评却完全是“专制主义”
的东西的遗留物。因此对这样的批评，民运人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予
理睬！可是，民运人士中，就是有人对这一点特别的小心。去年，我
在一个网站上看见了一个“民主”政党的“中央常委”们的声明，说
在中国民主化实现后，他们这些人都不参加政治的角逐，而一心只作
普通的公民。当然我不是反对这样的表态，也并不认为这样的表态是
故做姿态，只是说，在这样的表态中如果包含着对外界的有关他们的
“野心”的批评的回应的话，就大可不必！

在传统的政治中，政治上的最大的恶莫过于人的“野心”，因此反对
野心也是传统的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和主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如果我
们对于传统的政治有着一种现代的认识的话，传统的政治反对人的野
心的事情失败的时候多于成功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了。值得
说明的是，在共产党建立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之后，情况为之一变，
好象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就可以解决传统政治中的所有问题，包
括人的政治野心的问题。5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在
这方面非但没有任何的建树，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败坏了中国人的德
行。“6．4”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坏死的时代这就是
对共产党要在道德上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报应。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之
后，我们翻过头来认识民运人士的道德问题，就不能不给出一些新的
意义。

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民运人士不是一个继续披着“伪善”的政治外衣的
人，那么他们的这一行为就表现在他们亮出了自己的“野心”，又如
果说这样的“亮野心”的事情同1966年那种一次比较起来，少了一张
毛的“外衣”的话，那么人民进步的指数就是一个可以读出来的东西
了。在1966年的那一次，人民怕已经“亮”了出来的自己的“活思
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给自己的“活思想”穿上一个“毛泽
东思想的外衣”就具有了时代的内容。也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一个
“活思想”到底应该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问题到今天才有了个结论。
就这个结论来看，民运人士在中国出示了自己政治意见的行为有着一
种可以追究的历史。所以把他们放到这个历史中去看，他们使自己的
意见自立门户的情形就表明了民主在中国的一个进程。

如果就这样的事情你说他们的“野心的大暴露”的话，他们有什么可
在乎的呢？在民主的秩序中，你如果表明你自己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
的人，你是讨不到香饽饽吃的。因为在这里发生了变化的是“野心”
这个词的内涵，“什么叫野心”，一个现代哲学家说：“现状之外别
有所图就叫野心。听着，我说野心就是想将你的现状改变成为另外的
情况，这就是野心。你想要什么东西？想要权力、地位、声望，这就
是野心。野心就是写了一本书，希望卖上100万本”（见《克里希拉
穆提作品集》）。就这个意思去说，野心是想当总统，想当议长、省
长、市长、议员，它想当体育明星、影视明星不都是一理的吗，可
见，野心这个东西同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雄心壮志”是不好区别的。
韩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金泳三在上中学的时候，在宿舍的床头写了一
副“未来韩国大总统金泳三”的条幅，这不就是野心的大暴露吗？但
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正是韩国的民主（它很年轻）才“奖励”了他
的行为，把他推到了总统的宝座上！对比地看一下我们中国的事情，
我们会产生许多的感触的。譬如说在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刚刚坐上了中
共中央的“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他面对中外媒体谦虚地说：“我不
是当总书记的合格人才，我是被推上潮流的”，这么说应该是很谦虚
的了，但是就这样的“谦虚”的表态也没有能够挽救他自己在1989年
的“政变”中被邓小平为首的复辟派人物拉下马的危机。在专制政治
中，你不“谦虚”，那是当不了官的，包括超级大官在内也是一样，
毛泽东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
儿子”，江青说“我是佛堂里的老鼠”，陈伯达说“我是小小老百
姓”，但是“谦虚”制止了他们曾经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行为了
吗？

就上述意思来看，民运人士必须是一个新的人物群体，他们必须对自
己的存在做出不同于专制人物的那种解读，因此，人们在看待他们的
时候，就不能够用传统的看待共产党人的方式了。这样一来我们面临
的就不是一般的如何看待人物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上这个新的人物群
体的如何看待问题，因此我们把他们看成是传统的道德的人就是非常
错误的。政治上的道德在这里所要表现得是另外的一套，而这一套和
传统的那种一套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对一个具体的人讲，追求政治权
力当然是一种野心，那么政治上表现自己也能够看成是野心吗？如果
说这样的野心是人人都有，那么野心也就无所谓野心了。在这里，政
治表现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应该用权利之外的东西去解读它。就这
样的意思去看，你说民运人士想使天下大乱，以便自己乱中夺权的话
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了。权力如果是“公共”的，任何人都想着要夺取
它的情形不就是如同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头衔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只要你
能够摘取它就尽管地去摘的情形一样吗？这里，政治竞赛的意义一定
要和体育上的竞赛和经济市场上的竞争一样享有价值。

６、民运人士不是清教徒

民运人士中不乏清教徒式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事情丝毫都不能够把民
运人士看成是由清教徒式的人物组成的团体。于这样的现象有关的
是，民运人士中即使有个别的道德上的很有缺陷的人，也不能够因此
而把民运人士团体看成是一个“缺德者”的群体。正确的看法是，作
为一个群体它应该和社会其他的群体一样，如果说和其它的社会团体
比较，这个团体中的人特别热衷于政治的话，就完全地摆平了他们的
地位。这样的事情如果又牵扯到人们对政治的看法的话，在这里我就
必须作这样的一种排除，即所有视政治为人类最肮脏的交易的人都不
配谈论政治。如果说这些人的存在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
民主就不能够拒绝所有讨厌它的人的批评。现在我们中国还没有民主
化时，但是与这样的事情不相称的是我们一些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却
已经可以同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那些讨厌政治、认为政治不过是政治家
欺骗公民的人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由这样的看法引导出来的对民
运人士的误解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不管是在今天、昨天，或者不管是在外国、中国，把政治家看得很卑
鄙和底下这好象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是为了矫正它，所以所有国
家的最盛大的庆典也就莫过于政治庆典。在涉及到民运人士的问题，
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因此在这
里，对那些并非恶意的民运人士的批评者，我不想给以反批评，只是
对恶意的攻击我认为有必要给以反击。前一向，我的一篇名叫《目前
中国社会学生运动为什么缺位》的文章被一个所谓的左派网站转载，
出于好奇心，我浏览了这家网站，但是我发现了这完全是一个专门骂
人的网站，网站上的许多“高人”竟然把我的文章叫作是“民运猪的
文章”，并且左一个“猪”，右一个“猪”地骂了个不停。我以为这
些不肯报上自己真实姓名的“高人”们的智慧也许很高，只是从他们
写作出来的东西我却发现不了他们到底高在哪里？把漫骂当成了智
慧，这就是他们的本事。在其它的几个“自由”论坛上用“猪狗”骂
人的事情也不少，以至于好象“民运猪”已经变成了“民运人士”的
代名词。

除了上述恶意攻击而外，值得说明的是许多人其所以对民运人士看不
上眼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民运人士应该是清教徒式的人物的观点没
有被放弃，而完全不顾现代政治对政治家的一般要求，刻意地要把政
治家抬高到政治家所不能够达到的境地。他们要求政治家或者搞政治
的人要圣人一般的清洁，要求他们要清心寡欲，蔽绝六尘，心如枯
井，情不外动，如果他们发现对象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看不惯，甚
至以为他们所讨厌的人的鼻子和耳朵都没有长在位置上。在这里，我
作如下的一个小结很有必要：只要是我们对民运人士作道德上的中人
的定位，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了。因此，如果你发现民运人士
们目之好色，口之好味，足之好动，耳朵又喜欢听顺耳的话，那么你
会扪心自问：“我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一个民主的“戥子”就
把我们大家给“称”平了──对于那些善意的民运人士的批评者，我
能说的话就这么多。

（200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