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文化：历史是逝去了的存在；文化是存在着的历史。历史的
存在虽在不断地逝去，存在的历史却在不断地传承。逝去的是历史，
传承的是文化。历史因为逝去而成为历史，更因为传承而成为历史。
但是，文化却不是历史。文化所传承的并不是逝去存在的全部，而只
是逝去的存在中传承者认为有价值的、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和借鉴
意义的那一部分。因此，文化只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创造的结果，
因此，由什么人、依据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来选择，就成为文化产生和
发展的根本。这个价值导向并不是由历史或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具有
选择能力的人们依据其自身和现实的需要来决定的。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也是一个民族的负担。文化是历史的积淀，
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悠久，这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就越厚实。当一个民族
将历史造就的文化作当一种荣耀而顶礼膜拜时，这个文化必然要规制
这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选择。尤其是在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缺乏
自我否定功能的文化系统中，任何超越其规制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都将受到排斥而举步维艰。在没有旁系文化参照或旁系文化不够发达
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个人的和社会的思想行为，
都必然笼罩在这个文化的荣光之中，因循其造就的思想意识而传承和
延续。悠久历史积淀下来的丰厚文化所形成的制度、习惯、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等等，必然形成各种框框套套，
将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束缚起来、禁锢起来。历史越悠久，框框套套越
多，束缚与禁锢就越严重，最终扼杀掉这个民族的精神。因此，文化
需要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自我否定，从而将那些禁锢与束缚人们思想
的、已经凝固的框框套套彻底抛弃。唯有如此，古老的民族才能获得
新生，才能具有不断前进的活力。

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是在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积累
和丰富起来的民族文化。它造就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造就
了中国人的社会生存方式。文化是生存方式的产物，也是生存方式的
载体。中国的先民们所造就的中国文化，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并通过对人的影响和制约来影响和制约中国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五千年的社会历史，在造就和丰富中国文化
的同时，也将中国社会约束和规制在这个文化的轨迹之中，使中国社
会因循着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走到19世纪末。如果没有西方工业
文明的冲击，中国社会还将沿着旧有的文化轨迹一路走下去，而不会
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中国文化就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
的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它是将农耕作为人类终极的最好生
存方式，并在对这一生存方式的维护和巩固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发生过三次历史性
飞跃，即狩猎、农耕和商品生产。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依次递进，使人
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飞跃，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作为社会
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时代的产
物，并且是将农耕当作终极的生存方式来加以维护和巩固。其功能目
的就是使社会个人服从于社会需要，以满足和达成农耕的生存方式所
要求的静态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今天，中国社会在世界商品生产潮
流的逼迫和裹挟下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标志就是对农
耕生存方式的超越，就是使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从农耕自给向商品交
换飞跃。这个变革和飞跃所要建立的是以个人作为社会利益主体和权
力主体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新的现代文化因子不
断向旧的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发起挑战；旧的观念意识形态
和价值体系以其固有的文化轨迹强烈地抵制和排斥着新的文化因子。
传统文化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使新的文化因子不断被挤扁、压碎而
变形。而中国文化在新的文化因子的冲击下，也在发生变形。中国的
传统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以其固有的思想文化轨迹，将这种状
况看成是社会的混乱，把它定性为负面的或反社会的范畴，并依据传
统文化的思想轨迹，来致力摆脱和规范这些混乱。由于近代100多年
来，人们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中，并没有形成系统而明确的对于中国
文化的认识，并没有摆脱中国文化在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上的影响，
人们仍然依托于传统文化的思想轨迹来认识和思考问题。这样，在传
统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规制和指导下，人们不是向前去寻找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生存方式所需要的条件，并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基
础来建立新的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而实现社会新的生存方式
的飞跃；而是向后在过去的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中寻求帮助，希
图以农耕时代的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来规范和约束这场社会生存
方式的深刻变革，为这场变革建立秩序和规范。那么，农耕时代的观
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能不能帮助我们完成这场变革？能不能为这场
变革建立秩序和规范呢？

文化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作为个人的，文化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创
造的。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创造行为，也拥有不同的文化需要。
作为社会的，个人的创造行为和价值选择被他人认同并效法而逐步演
化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准则，就形成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一定人群
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趋向。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是人们思想和行为共同趋向的价值凝结。在物质和精神、思想和
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们所共同遵循的若干价值趋向有机地结合而形成
一个价值体系，并在这个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的观念意识形
态，这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个人的，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个
人的思想行为都在这个价值系统及观念形态的指导下，遵循其趋向来
进行和完成；另一方面，个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感知外部世界
的主体，个人在遵循社会价值趋向和观念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会根据
感知而在某一时或某一事上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超越社会价值体系，
表现出一种“另类”的思想和行为。文化作为社会的也具有两方面的
意义：一方面，文化作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凝结，对社会中的每
个个人具有规制其思想和行为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作为社会的价
值凝结，对超越其体系的“另类”表现，存在着接纳与排斥两种选
择，社会文化对“另类”表现的接纳，是文化发展的契机，它往往伴
随着对既有文化某一方面的批判和否定；社会文化对“另类”表现的
排斥则体现了这个文化的封闭性和一惯性。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
的今天，我们看到，西方文化正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蓬
勃发展着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一个不断排斥、不断扼杀新文化因子
并保持着一惯性的封闭型文化。

文化是一定人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所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以及以
这一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的总和。这就是说，文化
是社会的，不是个人的──个人的思想、行为、观念、意识只有被一
定人群所接受、认同并遵循，才能成为文化；如果个人的思想意识不
能被一定人群接受、认同，那就只能是个人的思想，而不能成为文化
的内容。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行为、观念、意
识的主要内容或大部分内容都被中国人所接受、认同并遵循之；孙子
成为武圣，是因为他的军事思想被兵家普遍接受、认同并遵循之；老
子主张散尽财富以阻绝盗贼，墨子主张选举贤能之人当皇帝和官吏，
这些思想主张都没有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同，因而只是他们个人的思想
主张，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文化元典人物的
思想观念往往被一部分人接受、认同并遵循，从而形成众多的文化流
派和文化分支，这些文化流派与分支不是本文阐述的对象，本文所阐
述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的文化，而是被中国人所普遍
遵循的、主导着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向和运行方式的、集大成的主流的
中国文化；同时本文所阐述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般文化
现象和学说，而是这些现象和学说背后的价值内核和思想内核，并以
对价值内核和思想内核的探讨来揭示一般文化现象和学说产生和形成
的原因。

文化是一个发展和变化着的体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人们所共同遵
循的价值体系和观念意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而发展和变化。发
展和变化是文化的常态。这就是说，文化也是个人的，随着人类智能
的进步、理性的成熟，作为感知世界主体的个人，在智能和理性的推
动下会产生新思想、新观念。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被社会普遍地接
受、认同和遵循，就成为文化的新内容。而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
必然伴随着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批判和否定，这样，文化就得到了更
新、发展和变化。在中国历史中，中国文化的常态却是静止和停滞，
即不发展、不变化。中国文化在统治权力的帮助下，固化圣人们的思
想观念，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抑制，进而封闭和抑制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19世纪末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还
在顽固地排斥和抵制着文化的更新、发展和进步。本文所阐述的就是
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自我封闭和自我抑制？其封闭和抑制的究竟是什么
样的文化思想内容？

一直以来，人们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都是以历史
中的文化人物作为元典来展开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容易使研究者陷入
一家一派的学说思想之中，而无法对中国文化作出整体的阐述。它一
方面使得中国文化支离破碎，不得要领，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从表象
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不可测。虽然在对元典人物的研究中，
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元典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也都能很好地将历史
背景与文化人物的学说思想统一起来，但是，对历史背景的形成原因
却无法作出解释，因而这种背景研究只能是一种小背景研究，无法说
明文化元典人物对整体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事实上历史背景的形
成，依然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历
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史。历史的任何变异也都能在文化中找到原
因。文化的任何变异也同样能在历史中找到应照。春秋战国时代的诸
子百家思想，自然与诸子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和历史地位相联系。但
是，春秋战国历史背景的形成，同样是文化的原因，这个原因从单个
的一家一派学说中是不可能找到的。以文化元典人物来展开研究的方
法，将文化与历史割裂开来，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

文化是历史的。中国文化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形成、
发展起来的。历史事件与文化事件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元典性
文化人物是在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中产生的，是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
之果。并且，中国文化是一个社会性文化，元典性文化人物的学说思
想，并不是完全能被社会接受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元典人物
的学说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之间是有区别的，个人的学说思想
只有被社会认同和接受并遵循之，才能成为文化的内容。因而，本文
不局限于一家一派或某些文化元典人物的思想学说，而是贯通历史长
河，在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中来考察和研究文化的原因和结果，以历
史说文化，以文化应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
响的事件并不多，历数下来就是：

◆史前发生的从狩猎转为农耕；
◆武王伐纣；
◆周幽王被异族所杀；
◆西汉初的七国之乱；
◆清末北洋舰队的覆灭

等几次事件。这几次事件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形成、变化产生
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构成了中国文化产生、发展和形成、变化的主要
脉络。因而本文所立足的并非元典性文化人物，而是元典性历史事
件。

文化也是现时的。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中国文化
纳入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中，在世界文化的参照、比较中进行研究，使
我们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认识，使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
的对比中揭示出其产生、形成、发展、变化的主体脉络。作为世界文
化之一部分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整体。研究中国文
化，必须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世界文化为
背景，从整个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来把握和总结中国文化，并且
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哲学框架之下，通过现代理性的分析，才
能把握住中国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主线脉络。因而本文贯通历史
长河，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并将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
一部分来加以考察，这样就使本文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文化是人类思想意识的集合。中国文化是中国先民们在几千年的历史
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集合，它经历过选择和积累的过程，是中
国先民们主观能动的产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分析先民们思想意
识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还要分析先民们选择和积累的原因和条件。但
是历史毕竟久远，史料中虽然记录着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但对事件
的因果关系却没有记录。今天来研究久远的因果关系，除了有详实的
史料，还要有符合人类思维规律的正确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唯物辩证
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文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哲学方法。人类思想意识的产生及其选择积累都是在一定的物
质生产条件下进行的，是由物质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本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从文本研究出发，当然也不以文本研究为
目标，本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现实社会出发，是以历史流传在现
实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出发点，去探求这些文化现象的历史根源和历
史背景，因而本文的观点立场都来自于现实社会，是现实文化（显文
化和隐文化）的追根溯源。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思路是另劈溪径，独立
思考，对前人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都尽可能地不予借
鉴，一般也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评介。

中国文化一般是指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及其在此之后
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现今中国及世界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文化主
要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是中国主流文化起源、发展及
传承的历史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起源。
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在继承上古文化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整合时期，是一个
加油站。

文化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几万年前，当先民们开始用树叶遮挡阴部的时
候，用树枝将兽骨串起来戴在脖子上的时候，文化便产生了。

人类初始文化的产生，是从人的动物性本能出发，在其所处的自然地
域环境的制约影响下，从人类刚刚开始的智能意识中产生和萌芽的。
初始文化的产生，几乎是与人类的智能意识同步产生的，是一个自然
的历史的过程。在远古原始时代，刚刚进化为人的先民们，从动物的
本能出发，有两个最为根本的价值诉求，即自身生存和种族繁衍，先
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而展开的。生存是一切生命的
本能，是一切生命体共同追求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价值凝结；生存
或更好地生存是一切生命活动、演变、进化、发展的原动力。原始文
化的产生就是以生存为出发点，并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而以更好地生
存为目标开始的。生存是原始人类的本能，也是原始人类最高的价值
凝结；更好地生存则是基于本能之上的文化意识，是人类最初的文化
内容。人的生存依赖于物质供给，是物质性的，而物质供给是有限
的，这种有限性就构成了人类的生存压力，也构成了人类最初的社会
经济关系。由于原始时代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压迫，为了生存，为了抵
御严酷自然环境的压迫，克服物质供给的有限性，人们自然地结成了
一定的社会结构，依赖于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个体的生存，即依赖于社
会的共生性获得生存。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既是先类本能习性的
遗留，也是人类意识主导下的自然选择，是原始人类面对自然压迫的
本能应对。由生存危机导致的社会性集结，使先民的生存状态得到改
善，也使个体的思想意识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从而形成最初的
小集团或小氏族的意识文化。

种族延续是一切生命的又一个本能，它同样是所有生命共同追求的又
一个价值核心，是文化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也是原始文化最基本的
内容。种族延续所结成的是社会性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与物质供给
即社会经济关系相结合，导致伦理秩序、家庭、家族等等观念意识的
相继产生和出现，成为原始意识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原始时代，种族延续是人们生存的潜在目的，它所体现的是两个不
同性别的生命的相互吸引和相互认可。相互吸引是动物的本能属性，
相互认可则是人的社会属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层面，这种认可
的内容是不相同的。先民用树枝将兽骨串起来戴在脖子上，就是为了
吸引异性，它至少表达出他经常有肉吃的社会生存状态，表达出他有
能力猎获相当数量的猎物，是力量、能力和生存状态的显示，这种显
示是在对社会群类的比较中产生的。这种比较和一定的意思表达能够
在社会中产生预期效用，表明社会对其所传达的信息具有俗成的认
可，这种俗成认可就是意识文化的最初内容。伦理秩序、家庭、家族
以及社会结构秩序等就是在对性行为及其后果的不断认知积累中逐渐
产生的。

文化的产生和起源，是在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动物本能的基础上，在地
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产生和起源的，是人类智能意识产生发展的结
果。文化产生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则是从人类
的本能出发，从人类生存的最近的地域环境开始的。总观人类的整个
文化历程，文化的产生发展有两个主要阶段，即意识文化阶段和智能
文化阶段。意识文化是与人的智能意识同步产生的，是人们依据其动
物本能和刚刚获得的意识智能、对其所处的地域环境的认知与适应，
这种认知与适应就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生存方式──狩猎时代。意
识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初级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感
性直觉为基础的被动性，即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而依据感性
的直觉认知被动地接受自然环境所赐予的一切资源和灾难，人们对物
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知与适应完全是处于感性的被动接受地位。意
识文化是在人类初浅的智力支配下的纯粹感性的意识活动，是一个自
然的历史的文化积累过程，这种积累为智能文化的产生，为人类生存
方式的改变奠定了基础。在早期人类的意识文化活动中，随着人类智
能的不断进化和意识的不断积累，人类智能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所占
的比重不断增强，使意识文化逐渐向智能文化的方向进步。

智能文化是在意识文化的基础上，由人类充分进步的智能支配而产生
和形成的人们改造世界规划人类社会自身的文化活动。智能文化是人
类文化的高级形态，其根本特征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主动性，即人类
依据其获得的理性认知而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改造世界和规划人类
社会自身的思想文化活动。智能文化所造就的人类生存方式就是充分
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充分发挥人类个体的一切智能资源，充分
发挥个体的一切创造能力，以使整个人类社会获得有保障的更好的生
存。意识文化向智能文化的进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
十分缓慢的过程。从历史进程来看，在这两个文化阶段之间，存在着
一个十分慢长的相互交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内，这两种文化同时并存着。这里有两个积累，一个是意识积累，另
一个是智能积累，当人们对世界存在的被动性认知意识不断积累而达
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依据这些积累而产生了概括和抽象，从而形成智
能认知；当智能认知经过不断积累，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时，这
个体系才构成智能文化的一个种或类；当智能认知不断积累，形成若
干相互关联的体系时，智能文化便产生了。这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人
类历史展示给我们的人类成长的历程，它就象一节链条，环环相扣，
如果在那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么人类的成长就会被延迟，甚至会
被引向歧路。

中国文化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也
无定论。一些西方学者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
说”，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西亚细亚，或是由中亚和南俄罗斯流入的
欧罗巴文化，或是经土耳其斯坦传入的欧洲文化。“5．4”时期一些
中国学者提出了“疑古说”，胡适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应以
《诗经》为最早文献，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很失之”（胡
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在此影响下，顾颉
刚、钱玄同、童书业、吕思勉等人也紧随其后，他们断定殷周前的古
史都是诸子百家为证明其主张而编造出来的，《史记．五帝本记》不
过是以讹传讹而已。

近年来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考古学发现的资料证明，从旧石器
的“元谋猿人”到“新石器”的“龙山文化”，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就
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和创造。从考古发掘来看，有距今170万年
的云南元谋猿人；距今60至5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和北京人；距今20万
至十万年的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和宁夏河套人；距
今五万年的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尤其是山顶
洞人，他们的体质体形与现代中国人基本相同。之后，新石器时代的
遗址遍布全国，多达七千余处，有仰韶文化的陕西半坡遗址、浙江河
姆渡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距
今约六千年；以及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这些
发现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远古的人类学普系。

在陕西半坡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发现了很多地窖，地窖中贮存了很
多的小米，这说明中国社会早在七千年前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同时反
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此外还有工具、陶器等，陶器上的刻画符
号据考证“是具有原始文字意义的表征，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重
要标志”（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姜寨遗址
中发现了大批陶文，这些陶文的发现，说明距今五千年前的河洛地区
已进入了早期农业文明。同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也发
现大批人工栽培的籼稻，经碳14测定，距今约有七千年，是世界已发
现的人类最早水稻记录”（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之后的大汶
口文化（距今约六千年），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又一明显标志，在
大汶口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石斧、石刀、石铲、石锄，还有牙雕、
硬质白陶、薄胎磨光黑陶、成套的酒器、以及镶嵌精美的用具和装饰
品等，这说明了新石器时期农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也表明当时除农业
外，已产生了手工业和艺术审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上已发现
特有的符号，古文字学家考释认为是文字，“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
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殷周时代文字的远祖”。（唐兰
《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
论文集》）。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多种类的文化，是史前大融
合后出现的较为繁荣的文化，它标志着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并以
此为中轴繁衍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龙山文化的出土文物有瓷器、
玉器、编织品、纺织品、青铜器、家畜头骨及非正常死亡的人类遗骨
等，这些文物揭示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
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阶级社会已经来临。（以上资料参见：田
昌五《关于尧舜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肖疌父《古史祛疑》、
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李中华《中国文化
概论》）

这些资料说明中国文化并非“西来”，而是起源于中华大地。同时也
说明，中国历史在《诗经》之前虽无文献，却并非完全不可考。如果
将这些考古成果按照进化论提供的人类进化线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考查，那么大致的情况还是
可以掌握的。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起源与世界文化的起源在
时间上和情形上也是大至相同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是到农耕时代
才产生的。中国社会对狩猎时代没有记忆，一般来说，中国远古的狩
猎时代只是比较简单的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别无选择的生存活
动，在整个狩猎时代并没有形成具有影响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或
者说在狩猎时代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被后来农耕时代极具发展
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所覆盖，也或是由于生存方式的改变使狩猎时
代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不符合新的生存方式的需要而退出历史舞
台，总之，狩猎时代没有留下任何具有标志性的思想文化遗迹。当
然，我们在对农耕文化的一些主要思想意识进行追根溯源时，总会发
现有些思想意识的源头是在农耕时代之前，但对这些源头的考证只是
一种推论，并无史料或远古传说相佑证，如中庸思想的中与正的相互
关系就是如此。在中国所有的远古传说中，都没有狩猎时代的传说，
传说的源头就是盘古开天地，盘古的身体化为山川大地，盘古的毛发
化为五谷、花草、树木，这就是说，从中华民族有记忆时起，中国社
会就是种植五谷的农耕社会，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农耕文明非常
早，早到了整个民族的记忆产生之前。

从考古发现和历史传说来看，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记忆的起点，农耕
文化之前，在中国的远古传说中是一片混沌，天地未开，一片黑暗。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起点并不是这样，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人类
从树上下到地面再到农耕文明的建立之间必然经历过一个并不短暂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方式除了采摘野果就只能是狩猎，而
采摘野果人类不必下到地面，因而人类下到地面只能是为了狩猎。从
树上下到地面是猿与类人猿的分水岭，狩猎是类人猿向人进化的加速
器，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动物蛋白是类人猿大脑向人的大脑进化中
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狩猎过程中的危险是人的智能意识产生的必要
条件。中国社会从狩猎向农耕的变革，就是中国先民们的智能意识高
度发展的结果。农耕取代游猎，成为中国先民的主要生存方式，是由
于农耕所获得的生存资料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游猎，并且这种生存资料
的获得是可期的，这就使作为最高价值凝结的生存能够获得可靠的保
障。对于先民们来说，狩猎方式所获取的生存资料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其对于生存保障来说，毫无保障可言；而农耕所获取的生存资料
却是可期的，对于生存保障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正是这种
可期性与保障性，使得中国社会早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原始人类从
狩猎转为农耕，生存方式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从不断迁徙转
变为具有固定区域的定居；二是从闲散的狩猎转变为繁忙的农耕劳
作。这个变化使作为最高价值凝结的生存获得了比原来更为可靠的保
障。寻求生存保障，规避伤害风险，是智能生物最一般的本能行为，
也是最一般的价值选择。随着农耕劳作生产生活方式的确立，生存所
需的物质资料也逐渐丰盈起来，人口数量也随之迅速增长，由此一定
地域范围内就逐渐产生和形成了氏族社会，形成了最早的氏族文化。

中国文化的记忆起点就是原始的氏族部落文化，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
的“三皇”、“五帝”就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在原始氏族社会，每一
个氏族集团的内部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趋向，也具有一定的结构秩序，
不同的氏族集团具有不同的价值趋向和结构秩序。但是所有氏族集团
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趋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存，这些价值趋向以
及为满足这些价值趋向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秩序就是原始的氏族文化。
在狩猎时代后期，随着人类智能意识的不断进化，人类的认知能力和
模仿自然的能力也逐渐提高，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逐渐形成了一
定规模的氏族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秩序和初级的分
工协作，分工协作使人们逐渐认识了植物生长的规律性，并依据这种
认识开始了模仿植物生长条件、有意识地按照植物生长条件而促进植
物生长的尝试，这些尝试的成功使人们认识到植物种植的可期性对人
们的生存具有巨大的保障意义，因而在欢欣鼓舞中，有条件的氏族集
团开始了生存方式的变革。

由于农耕对生存的保障，使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起来。人口数量的增长
一方面使氏族部落的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使血缘伦理关系复杂起来，
这就使原来简单的聚居转化为氏族部落并形成氏族社会。为了应对人
口增加而出现的新的物质短缺，氏族部落开始从原来松散的结构向紧
密型结构发展，耕作面积扩大，集群式劳作逐渐成为主流。在生产组
织、部落保卫以及对外扩张掠夺中，首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首领原
来所依据的个人武力也逐渐向群体武力的方向发展。氏族内部的相互
关系也逐渐从个人行为的自在自为向社会结构秩序约束方面发展。这
样，社会形成了，依托于农耕的各种思想意识出现了，各氏族内部以
农耕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现象也逐渐产生，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祖先们有
了记忆的内容。

农耕改变了先民们的生存方式，生存资料的获得不再是无偿索取，而
是通过生产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付出而获得。因此生产劳动者与
劳动成果之间就形成了因果联系与利益联系，这种联系就表现为劳动
者对劳动成果的占有。但是，由于具体的生产劳动是一种集群性质的
劳动，劳动者的个体差异和土地肥力的差异，导致劳动成果也存在差
异，使得相同的劳动而获得不同的收获，因此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占
有不可能由劳动者本身直接完成，而要经过氏族的内部分配来完成。
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人类面临着来自自然的危害和来自同类的
劫掠，因此首领的作用以及部落内部的组织结构就显得极其重要。首
领及其内部组织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还是劳动成果的分配者，同时
也是抵御严酷环境和反抗同类劫掠的统帅者。这样，首领及其组织就
逐渐从氏族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氏族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这种主导
性力量是在严酷的自然压迫下、各氏族成员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产
生的对首领及其组织的依赖和仰仗，这种主导性力量后来被首领及其
组织利用而据为己有就形成了私有制社会。

虽说中国文化的起点是氏族部落文化，但是由于没有文献资料，历史
传说又支离破碎，其说不一，因而无法确切考证氏族部落的情况，所
属“三皇”、“五帝”、“尧舜”、“夏禹”究竟如何，要真正搞清
楚已无可能，但从考古发掘来看，史前的氏族部落确实是存在的，并
且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内部结构秩序。司马迁给“五帝”作传时就已搞
不清楚，所以很犹豫，“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
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
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
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
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
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
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
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见《史记．五帝本记》）。孔子
认为上古应从尧舜起始，诸子百家却认定古史应从黄帝开始，在《左
传》、《庄子》、《管子》、《国语》、《墨子》、《韩非子》、
《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即“百家言黄
帝”。但这些记载其说不一，多有矛盾，使人产生怀疑。但是氏族部
落的存在却是无疑的，“三皇”、“五帝”能够被记载下来，就因为
这些氏族部落的一部或全部通过较长时间的相互融合而产生了共同的
部落和共同的文明，它们因而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中华文
明的开创者（参见田五昌《关于尧舜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人的生存是物质性的，是依赖于自然地域环境中所栖息和生长的动植
物的供给而获得生存，人类获取物质性生存资料的方式就构成了最初
的意识文化，旧石器、新石器就是这些文化的载体。由于自然地域环
境是不相同的，具有千差万别的特点，其生长和栖息的动植物也不相
同，因而人们所获取的物质资料也不相同，同时人们获取物质资料的
方式也不相同，这些地域环境就构成了先民们的不同的生存条件。在
原始时代，无论是狩猎还是农耕，先民们对地域环境充满了无限依
赖，一定地域环境中所栖息生长的动植物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保
障。在狩猎时代，人是狩猎者，同时也是被捕猎的对象，人们不断地
迁徙，一方面是寻找狩猎目标，另一方面是逃避被捕猎的命运。在农
耕时代，人类从狩猎转为农耕，使人类定居下来，这是人类智力进步
对事物规律性具有一定认识的结果。这个结果意味着先民们放弃了原
先的生存方式，而采取主动顺应自然的生存方式，意味着先民们将自
身的生存完全托付给了其所处的具体地域环境，完全依赖于自然、依
赖于地域环境的供给而生存，不再迁徙，因而地域环境的任何变化或
灾害对原始人类来说都是极其严重的事件，都将影响或改变他们的生
存状态。在此状况下，先民们的思想意识就必然与地域环境密切相
关，无不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原始时代，不同的地理区域具有不
同的文化样式，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人类依赖于地理环境而生存，地
理环境通过对人类的生存影响而影响和制约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类的性
格形成。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所形
成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是不相同的。虽然人类总的价值趋向是生
存和更好地生存，但是，对生存和更好地生存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不相
同的。这些价值体系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民风民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
不同，最终导致不同民族的产生和形成。不同地域环境对不同价值体
系的产生和形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类的盟
友，同时也是人类的敌人。在氏族部落时代，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
居住区域，每一个部落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相邻的部落所形
成的价值体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原始氏族文化是氏族部
落内部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不同的部落具有不同的文化
体系，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审美意趣，不
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世界观。在部落兼并的过程中，兼并者往往
将自己部落的价值趋向强行在被兼并的部落推行，从而形成较大的文
化区域。

由于人类依赖于地域环境而生存，因而地域环境通过对先民们的生存
影响而影响和制约着先民们的思想和性格形成。大体上就中国来说，
北方人粗犷而豪爽；南方人纤细而善变；东部人认真而善于算计；西
部人固执保守而忍耐力强。性格的地域特征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北
方气候寒冷，山高林密，适宜农耕的土地相对较少，因而北方是农耕
与游猎并存，互为补充；南方气候炎热，雨量充沛，丘陵与平原分布
较广，适宜耕作的土地较多，并且在大多数年份一年可耕两季，自然
物产十分丰富，因而南方以农耕为主，以采摘自然物产为辅；东部气
候温和，濒临大海，雨量充沛，拥有广袤的冲积平原，并且江河纵
横，湖泊众多，是农耕的理想之地，适宜精耕细作，属富饶之区，因
而东部以农耕为主，是后世手工业兴起的策源地；西部海拔较高，气
候较为寒冷，北迎西北利亚寒流，干燥少雨，且近戈壁，风沙较多，
地面沟壑纵横，不易农耕，因而西部以牧业为主，农耕辅之。不同的
地域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的
区域性格。

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所形成的价值
体系和观念形态也是不相同的。西部和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
人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较为紧密的社会结构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
个人必须放弃自我，依赖于社会才能获得生存或更好地生存，社会是
人们生存或生活的重要保障力量，是人们生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北方和西部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主要就是以社会的要求
和需要为中心、以抑制个人任性要求和需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凝结。
在东部和南方，由于自然环境比较温和，物产极为丰富，生存并不需
要依赖于紧密的社会结构，个人的任性要求能够获得较好的满足，因
而其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并不以社会为中心，社会只是人际交往而形成
的一种松散的同类聚合。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历次征伐都是北方获胜
的原因，在北方的一次次胜利中，北方文化便随着这种胜利而向南扩
张，逐渐同化了南方。

在中国的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有近万公里的海岸线，生存于此
的先民们与地中海沿岸一样，也应该留下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遗迹，
但是中华民族却是一个不下水的旱地民族，漫长的海岸线，浩瀚的太
平洋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产生一丝来自海洋的影响，究其根源，一方面
是沿海的先民们在原始时代的兼并征伐中，被来自于内陆的旱地民族
所征服而迁徙到了别的地方，他们关于海洋的文明因此中断而消失
了，内陆旱地民族占据了沿海，但却依照旧有的习惯依附于土地而生
存。另一方面，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北方民族，是中原文化，北方民族
不习水性，崇尚脚踏实地，因而东南近水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不能被北方民族所接受。中国历史上成规模的海事活动是在明朝，而
明朝恰好是南方人做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南方人做统一国家皇帝的只
有明朝，其它都是分裂的南方小朝廷，这些小朝廷的一些零星的海事
活动在北方民族的主导下，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基本上没有产生影
响。“养育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
封闭的大陆环境；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
农业型自然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
制、军事独裁制以及和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

从考古和文献的记载看，新石器时代及其后期的中华大地上，可以说
是氏族林立，族类众多，在活动范围扩大和势力扩张中，各族相互摹
仿、通婚、争斗、兼并、融合，终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氏族，领导并
支配着周围的小氏族，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基础。蒙文通在
《古史甄微》中提出中国上古民族由三个民族集团所组成，即：海岱
族（又称泰族）、河洛族（又称黄族）、江汉族（又称炎族）。徐旭
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也提出相近的三集团说，1、炎
黄集团（华夏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出于西方陕甘黄土高
原，后来沿黄河东进，而分布于华北一带，即是后来华夏族的本源。
2、风偃集团（东夷集团），即太暤、少暤的后裔，分布于淮、泗、
河、洛的东方平原，即后来东夷诸族的所在地。3、苗蛮集团，为南
方民族，主要分布在洞庭湖、鄱阳湖之间。蒙、徐两先生的三集团
说，把上古时期的民族构成与分布勾画出一个比较可信的基本轮廓，
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李中华在《中国文化概论》中说：“河洛民族或
炎黄集团原位于黄河上游，炎帝（亦称神农氏）下有四大氏族，其中
以共工氏最为强盛。炎帝沿黄河东走，陆续来到河南及河南、河北、
山东交界处。黄帝族亦从西北方沿黄河北岸东走，逐渐分布于炎帝族
北界，即今山西、河北一带，古戎狄各部皆属黄帝胞族。黄帝号有熊
氏，以兽为图腾崇拜，有25个氏族、12个胞族（见《国语．晋语》，
《史记．五帝本纪》原书注）。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联盟，产生了
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炎帝部落中有姜姓，黄帝是姬姓，所以部落的联
姻，加速了二者的融合，遂繁衍出世代延续的“炎黄子孙”。当炎帝
族东至，遇到黄河下游风偃集团的遏制，双方展开长期的斗争。炎帝
在黄帝族的帮助下，与蚩尤（东夷集团的英雄）激战于涿鹿，蚩尤被
杀，而东西两系的民族融合也从此大为展开”。

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是黄河孕育了中
华文明。然而，事实上，在现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土内，
每一条河流在原始时代都在孕育着文明，都有文明在兴起。只是这些
文明在原始时代的征伐兼并中不敌黄河文明的战争优势，被黄河文明
所取代和同化。在现今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中，仍然保留着很多本民
族的风俗习惯，虽然其中融合了很多中原汉文化的内容，但也仍然遗
留了很多原始时代的不同于汉文化的遗迹。这些遗迹一般来说就是原
始时代该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或文化的遗留。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
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有文字的却比较少，这说明他们的文明在历史进
程中被中断了，其原因是在他们的文明产生不久就遭遇某种重大变
故，这个变故应该是在史前的原始时代发生的，而原始时代发生的重
大变故只能是在各部落间的兼并战争中战败，战败使他们的部落丧失
了他们民族的精英分子，使他们的部落分散、解体或向边远区域迁
徙，因此他们的文明就中断了。在这些战争中取胜的部落应该是当时
相当强大的部落，而在原始条件下，部落的强大只能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能够投入战争的人数较多，另一个是进行战争的人们的战斗意
志强悍，这两方面以战斗意志强悍为战争取胜的关键，战争意志的强
悍来自于生存压力的巨大和紧密的团队精神。在原始时代的华夏大
地，只有西部黄土高原上的部落具有这两个条件，因此说，现今流传
于中国的文化来源于西部文化，是西部文化在原始时代的兼并征伐
中，随着西部部落的胜利而走向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文化区域，并以这个文化区域为依托，向东部和南方扩展，征服和同
化了这些地区的文化。中国上古的夏商周三代就是在这一区域并以这
一文化为背景而建立的王朝。这个文化在中原地区经历了一个整合发
展的时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流传两千多年而至今不衰。

在原始时代，由于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得西部的民众必须依赖于
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生存，因而造就了西部部落内部结构的紧密性。
这种紧密结构使得西部部落在原始时代各部落间的相互征伐兼并中、
相对于结构比较松散的东部和南方部落来说占具了极大的战争优势，
因而在原始时代的兼并战争中总是处于优胜的地位。在远古的战争传
说中也总是西部部落取得胜利，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次改朝换代中，
也总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进攻取得胜利。西部总是被认为是帝王
的隆兴之地，历来成就帝王者，也总是沿着这个轨迹在西部孕育发
展，然后到中原逐鹿，再君临天下。上古传说的炎黄舜尧都是西部部
落的首领，这些传说能够散布开来，就是随着西部部落征伐的胜利而
迁徙到各地的西部民众流传下来的。相比之下，东部和南方的部落就
没有留下什么传说和记载。现居于远离海洋的内陆西南高山之上的苗
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却有“海”的
概念，这说明他们的祖先与海是有联系的，很可能他们的祖先就居住
在海之滨，在原始部落的征伐中被迫逃往西南。在上古传说中被黄帝
战败的蚩尤、贡工，很可能就是现今某个民族的祖先。就中国现有的
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性质来考察，其渊源无
不指向西部的那片黄土高原。

中国文化来源于西部文化，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寡”文化特征，
“寡”文化特征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渊源。所谓“寡”文化，是指在围
绕“寡”而产生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和应对措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
体系和观念意识形态，如“均”、“正”、“中”、“德”等思想观
念以及以这些观念来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从而形成紧密
的社会结构。所谓“寡”就是少，缺乏的意思，即指生存所依赖的各
种物质资料的短缺。

在原始时代的西部，人们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资料短缺的状
况，从生存的本能出发，自然地形成了三种应对措施，即“占”、
“紧”、“掠”。“占”就是尽可能多地占有一切可以占有的生存资
料；“紧”就是紧密社会结构，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抵抗自然的压迫，
以获得个体的生存；“掠”就是向外扩张，掠夺其它部落的生存资
料。占、紧、掠这三种本能措施不仅带来了战争优势，更带来了对劳
动成果以及对掠夺物的分配方式要求，同时还带来了部落内部相互关
系的规范要求，这就使平均、公正、中庸、仁德等思想观念得以产生
和形成，同时为了维护共同的生存基础──紧密结构的社会，抑制和
否定个性、否定个体、否定个人的任性要求就成为必然，并且将个人
的思想意识、个性要求以及个人的行为都纳入社会管理的范畴，以社
会的思想意识取代个人的思想意识，以社会要求取代个人的要求，以
社会行为规范来统一个人的行为。这就使西部部落形成了一个整体，
并以这个整体的力量来对抗自然，扩张领地，从而获得生存和更好地
生存。而基于寡所形成的各种思想意识、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在领
地扩张中向外输出，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西部部落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向外扩张，其扩张的方向却只能是东边。
在这片黄土高原的西边和北边是沙漠和戈壁，是更加寒冷的荒原，南
边是同样严酷的秦巴山脉，只有东边是肥沃的冲积平原，向东扩张不
仅能够获得丰厚的生存资料，而且能够获得肥沃的土地。在黄土高原
的四周，也只有东边最适合于居住和生存，更为主要的是东边的自然
条件非常适宜农耕，这种具有可期性的生存方式更是先民们日思夜盼
的可获得生存保障的方式。因而东边、农耕就成为先民们首选的降释
生存压力的区域和生存方式。由于农耕的普及，生存资料的丰盈，导
致人口的迅速增长，新的短缺出现了，新一轮的扩张又开始了。

在如此往复循环的不断扩张过程中，一方面西部部落迅速扩大，其内
部结构层次即等级秩序开始形成，首领和其重要干将以及扩张中的有
功人员的等级地位不断地得到提高，与这些高地位人员相联系的血缘
伦理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西部部落扩张中所依靠的紧密结
构，使被征服或面临被征服的部落也学着西部部落的方法开始组织起
来，或将部落内部的结构紧密化，或组织起专门的结构更加紧密的队
伍，来抗拒西部部落的扩张，或是向别的部落进行扩张。在这个过程
中，征服部落和面临被征服的部落都在相互学习，这就带来了中原地
区各部落间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与同化，从而使中原地区形成了一
个巨大的文化区域。这个文化区域的形成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
程。

中原文化向统治文化的转变来自于氏族部落的不断扩张。首先，扩张
使氏族内部形成了多层次的等级结构。氏族部落的扩张不仅获得了被
征服部落的土地，也获得了被征服部落的民众，这些被征服部落的民
众虽然被兼并到征服部落，成为征服部落的民众，但却是征服部落的
压迫对象，处于该部落的最低层次。在不断扩张中，每一个被征服的
部落都将经历一场浩劫，这场浩劫就是被压迫的开始。对于被征服的
民众而言，相对于后被征服的民众，先前被征服的民众被压迫的程度
有所减轻。也就是说，先被征服的民众在征服部落的社会地位要高于
后被征服的民众，而征服部落的原始民众的社会地位永远高于被征服
的民众。这样在不断扩张中壮大起来的氏族部落，在其内部自然地形
成了多层次的等级结构。

其次，扩张使氏族部落的原始民众贵族化。氏族部落在扩张中所征服
的部落越多，其等级层次就越多，其征服的民众数量也远远多于其原
始民众的数量。因而在不断扩张中所自然形成的多层次的等级结构使
得原始民众高高地凌驾于他人之上，对被征服民众的役使和压迫使原
始民众获得了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这就使原始民众从具体的生产劳
动中脱离出来，而以权力所有者或土地所有者的身分来组织生产，占
有生产成果。这样，一个主导社会生存体系的贵族化阶层就形成了。

再次，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使中原文化成为了统治文化。一方面，由
于不断扩张使部落内部被征服民众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原始民众，因而
如何使这些民众接受压迫和役使、防止这些民众的反抗和叛逃就成为
部落内部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原始民众的贵族化，使得原始
民众的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大大下降，因而保卫部落和再次扩张所依
靠的战争力量就必须从贵族化的原始民众中向社会下层的被征服的民
众中转移。这样在既要依靠民众又要役使民众的两难之中，整个社会
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这个变革来自于一种关于天神的思想，天神
思想被利用而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法宝。天神思想将世界的存在方式
和存在秩序归结为天神的意志，并将这种自然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
将人类社会的征伐兼并、等级层次结构以及民众受奴役而又承担保卫
部落责任的社会存在方式和存在秩序确定为天神意志（关于天神思想
将在认识论一章中加以讨论）。因此，一方面顺应天命而使被征服的
民众成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并将对生存资料的占有改变为对权力的占
有，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借助于人们对天命的敬畏
来实现其贵族阶层对社会的主导，完成社会统治的架构模式，从而建
立起以统治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模式。这样，源于人类本能、源于
“寡”的西部文化就演变成了统治文化。

在氏族部落征伐兼并的后期，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氏族部
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将巨大的领地划分为若干区域，分派给与之有血
缘关系或有重大功勋的干将代替自己去进行管理，这种分派是首领实
现其统治权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大部落周边的众多小部落，自知不
敌，而纷纷投靠依附于这个大部落，成为这个大部落的藩属。这样，
以部落联盟的方式形成的国家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王朝
夏、商、周就是这样的联盟国家。据传说，中原大部落的首领地位在
夏朝之前是禅让制，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禹则不再禅让
给别人，而是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于是家天下开始了，禹就是中国第
一个王朝夏朝的创立者。

在氏族部落征伐兼并的时代，获胜部落所占有的生存资料逐渐增多，
其部众所分配到的生存资料也逐渐增多，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这
些生存资料在所有者死亡之后归谁所有呢？在征伐中战死的人能否参
与战利品的分配呢？这就是血缘伦理关系日益受到重视的直接原因。
很显然，死者的遗物归其子所有、战死者应得的战利品由其子代享是
唯一最好的解决方法。这样人们才会对获得和占有土地产生兴趣，才
会在征伐兼并中拼死进行战争。这是宗法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原始
民众的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等的世袭制度的建立及其长久运行，是
西部氏族祖先崇拜的由来。夏禹王将帝位传予儿子获得成功，并被后
世所效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是顺应了历史的需要。因而宗法
制度的产生和推行正是原始时代末期的一种自然的历史的必然。

私有制的核心是权力，私有制的本质是社会权力的少数私人占有。正
是这种少数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作用于氏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使氏族
部落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在权力占有者的思想意识主导下迅速地发
展形成。

１、私有制的本质是社会权力的私人占有。

在当今的很多学说中，将私有制划入经济学范畴，将私有制定义为财
富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但是在中国，财富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只不过是私有制的表面现象，其根本是少数私人对社会权力的占有，
并通过这种权力占有来占有物质财富，同时通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来
诱导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在中国，私有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权力，
而不是资源或财富。

首先，原始社会并非是一般所说的公有制社会。在人类早期，无论是
猿的时代，还是进化为原始人的时代，群居或聚居的集团首领都享有
交配和食物占有的优先权，这个优先权是以个体武力为基础而对群属
或集团成员的交配和食物权力的掠夺，这种掠夺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对
其它成员的压迫，这种掠夺和压迫使交配对象和食物在一程度上成为
压迫者的私有财产。这就意味着原始社会并不是一个公有制社会，同
时也揭示出权力与财富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当然这个优先权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它只是私有制的雏形，或者说是最原始的私有
制形式。

社会权力的形成是在严酷的自然压迫中，为对付来自异类和同类的窃
掠以及自然灾害而将人们的意志统一起来，为获得一定的生存保障而
在动物习性遗留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原始社会，首领以个人武力而形
成霸权，并以霸权来统一群属的意志，使群属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向
性，当这种指向性行为使群属获得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时，这种以个
人武力为基础的霸权就转化为公众利益所需要的自然权威。这种权威
对群属意志的统一是以霸权者的个人意志为基础，将群属的意志统一
到霸权者个人的意志上来，以首领的个人意志来统一群属的指向性，
约束和指导群属的行为。在这种约束与指导中群属所获得的生存使这
个群属得到发展和壮大，逐步形成氏族集团。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
氏族集团的壮大使首领的个人武力丧失了优势；另一方面人类的智力
进化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个人武力逐步加入了个人智力，在智力的
作用下，氏族集团逐步形成了相应的组织结构，个人武力也逐步发展
为组织武力。随着个人武力优势的丧失，首领的霸权所依据的自身武
力也逐步转移到集体武力上来，而集体武力并不象个人武力可以由个
人意志任意支配，因而首领霸权如何来控制集体武力就成为一个问
题。在中国原始社会，首领的权力最初是来自首领的个人武力即霸
权，其后是依据首领统一群体意志的做法，依托于人们对上天的敬
畏，而通过首领与上天的某种联系所获得的权威来控制社会的意识形
态，形成以首领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将人们对上天的敬畏转移到对首
领权力的敬畏上来，从而形成了首领来自于天，首领的权力来自于天
的安排的思想观念，首领霸权正是依据于这个观念来形成权威，并以
这种权威来控制集体武力、控制社会及其思想意识。当社会的思想观
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组织结构都被首领所控制时，当初的优先权就
转化为所有权，霸权权威就转化为权力，首领就转化为天子，初始的
社会权力就形成了。这种社会权力的形成，是以个人实现其对社会思
想和社会组织的控制为标志的，这种控制是以其个人意志的随意性伸
张为标志，这种个人意志的随意性伸张就是社会权力的私有化标志。

其次，财富与权力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尚未形成的原始时代，一切自
然资源都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人与人也是相对独立的自然存在物。
人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压迫下而本能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初级形态的
社会。人们聚集而形成社会的目的，是依赖于群体的力量来占据一定
的自然资源，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生存保障，使群体与一定的资源即
财富相联系，即以群体的优势力量占据一定的资源，如领地。以个人
武力为基础而形成的首领则承担着保卫资源的责任，同时也享有资源
支配的优先权，其它成员承认这种优先权是以个体差异和对首领保卫
领地的仰仗为基础，并以分享剩余资源为目的的一种生存需要。就财
富与权力的内在联系来说，两者并不是平等的相互关系。在中国过去
的既往社会中，权力与财富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即通过权力的获得而
获得财富，但却不能通过获得财富而获得权力。社会权力是比财富更
高级更宽大的私有对象，财富只是权力的众多获取目标之一。在原始
时代，权力的对象只是食物和配偶，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氏族社会
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权力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从食物的获取到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获取再到对社会财富的全
面占有；从对配偶的控制到对他人行为的控制再到对社会思想意识的
全面控制；从个人武力占有到家族武力占有再到集团化的社会武力占
有。这种占有和控制最终形成一个固定的制度，并以这个制度为主导
来修正和确立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

在现代社会，一切资源和财富都与特定的人或集团相联系，都是以所
有权的形式存在着。但是在中国古代，与资源和财富相联系的是被集
中起来的社会权力，即统治权力，所有权并不是一种权力，只是一种
受限制的有条件的所有关系。因为在中国古代，人本身就是社会统治
权力的支配对象，并不具有独立人格，依附于独立人格的所有权因人
们不具有独立人格而不存在。人们对资源和财富的拥有是受到统治权
力的限制，并在满足统治权力的支配和所有后的拥有，因而是一种剩
余的不完全的拥有。这种不完全拥有标志着私有制的根本正是社会统
治权力，财富因而可以随着权力而来。值得指出的是，以财产来划分
社会等级地位，依财产而获得权力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近代
文明才有的现象。而依财产权力而取得社会权力正是资本主义用以反
对和战胜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现代资本主义则将财产权力与人身权
力相分离，使社会权力真正回到个体的民众手中，成为个人的人身权
力。

２、私有制对原始文化的促进。

私有制对文化的促进是私有者在巩固其私有地位和扩展其私有权力的
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副带作用。在优先权转化为私有权力的过程中，
优先权通过制度成为固定化的私有权力，这个制度的建立是以占有者
的意志为主导而进行的，这就是说，占有者以占有意志为主导为原始
氏族社会建立了社会规则，并以这个规则为主导来修正和统一刚刚获
得进化的人类智力，使这种刚刚获得进化的智力围绕着占有意志，使
依赖于这种智力而形成的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成为以占有意志为主
导、服从或服务于占有意志的个人或社会意识。这种以占有意志为主
导，服从或服务于占有意志的意识，是占有者所建立的社会规则在氏
族社会内部以主导地位不断获得运行的自然结果，这个结果使氏族部
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得以迅速完成，同时也使氏族部落内部的价值体系
得以迅速完成。这样，以交配和食物为原始的优先权在人类智力进化
的促进下，经过权力的巩固与扩张，在不断的规则运行中就转化为私
有权力，形成了私有制。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以私有制为
核心、接受和认同私有制的思想意识就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
识，在私有者的不断倡导和私有制的不断运行中，这些思想意识就凝
结为最高的价值趋向，就形成了氏族部落内部的主导文化体系。

在氏族集团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个人武力已不足以维护首领的个人权
威，权威的形成和维护必须要另外寻找更加强大的支撑力量，而在当
时的社会条件下，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上天，因而依托于人们对上天
的敬畏来支持和维护个人权威就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这种权威所依
托的支持力量的转换，及权威依托于精神力量的支撑，使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迅速发展起来，这个发展一方面是人们基于对首
领权威的仰仗和信赖，一方面是首领意志的引导，这样就将人们对上
天的敬畏转向了对首领的敬畏，从而奠定了权力私有化的基础，同时
也使原始的价值体系在权力私有的主导意志支配下迅速发展成为社会
的观念形态。事实上私有制社会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与原
始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原始社
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表现为无规则和杂乱的状态，私有制社会则对原
始的观念进行了梳理，抛弃了那些与私有意志无关或相冲突的观念，
保留并发展了支持和维护私有意志的观念，使之成为体系化的观念形
态，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就是私有制对原始文化的促进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