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生命降临不是时候
在不少人的关心和支持下，也有不少读者来信关心问我：“刘小云给
团省委的申诉信发出后，结果怎样，团藉得到恢复没有？”于是，我
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两个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大
意是：团省委层层下转他的信，不仅未解决问题，还加重他和领导的
矛盾，带来更多的打压。于是，他不得不向中央写，但问题仍未得到
解决。最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起来。一夜，他翻窗潜逃，
跑向北京告状去。由于我太多地渲染了生活的阴暗面，续篇作为铅印
稿在内部讨论。在讨论中只有少部份人支持，大多数人认为我严重歪
曲生活，丑化了革命，近似诬蔑攻击现实。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不发
就不发，写其它的就是。
这年底，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先生
陈明，乘火车经宝成铁路，来成都检查工作，李累部长将第十期《草
地》文艺月刊送给她看。她看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丁玲是名贯中
外的女作家，老共产党员，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
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我能为她召见当然感到荣幸。那天，她穿着一身
浅灰毛料连衣裙，略施粉黛，足下丝光袜、高跟娃，使年近50的她，
显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要不是身段矮胖，还以为才30多岁哩。她
注目地打量我一番后，便毫不埯饰地说：“你有生活功底，文笔也流
畅，有很大发展前途，但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还很不够，要大量读
书，加强学习，不过……”说到这里她有些迟疑，样和的脸上掠过一
丝阴影，似乎心中有什么难言之隐，沉默会儿后，她才继续说：“我
建议你暂不要写这种题材，写什么，看看再说。”
我回家后，把受丁玲接见的事告诉身怀六甲、即将分娩的妻子，她听
后很是高兴，说：“你不要骄傲，按照前辈的话去做不会错。”这一
夜，我在日记上写道：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
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着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
是人民把我栽培，是党把我开掘……”
第二天，妻子吁喊肚子特别疼，算时间应是临产期了。我不敢怠慢，
第二天送她去了包家巷市妇产科医院。三天后我正坐在桌边改稿，一
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我放下了手中红笔，拿起听筒问：“喂，哪
里？我就是。……”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姑娘声音：“向你报告一
个好消息：你爱人为你在生了一个千金，九磅重，胖极了……哈
哈……”我向总编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车，喜滋滋地向市妇产科医院
奔去。寒风扑打着我的面额不感觉得冷，飞雪灌着衣领不感觉得冰。
我只感到车速太慢，可双腿的运动已到了最高的极限。对一个20多岁
年轻人来说，做爸爸似乎为时过早了一点，感到自己还没有脱孩子气
哩！一月前我曾问到妻子：“她落了地是不是就会叫我爸爸？”妻咯
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儿那样快，至少一岁后才会叫爸爸妈妈。”
我想了想，望着她圆滚的腰肢又问：“他怎么知道我是他爸爸哩？”
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说些什么，别人的吗！”我大笑起
来，捧着她的头热烈地吻。妻爱怜地推我一掌：“还是那样轻狂，二
天孩子会笑话你。”她嘴上虽这样说，却柔顺地倒在我怀里，红着脸
悄声道：“近来没满足你，怨我吗？”我把嘴唇留在她光洁的脸蛋
上，轻轻摇摇头说：“我使你受累了，你才该怨我。”她深情地哧哧
一笑：“快啦，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嘿，转眼我就真做了爸爸。
进了产院，见妻安稳地睡在洁白的床褥上，脸色潮红，微闭双眼，疲
倦极了。我不愿惊动她，进门后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
地睁开眼，见是我，笑了，兴奋的泪水落了出来，从被窝里伸出无力
的手。我把她的手举起放到嘴边亲吻，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
都来看你。”。自此，我每天按时到产院视妻，每次来都把继母熬好
的仔母鸡汤盛在个瓦罐里，惟怕鸡汤冷却总是用厚厚的绵布包裹着瓦
罐，然后坐在床边将热腾腾的鸡汤，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按照产院
规定：初生婴儿在七天内不能接触院外人员，以免引起感染。每到婴
儿喂奶时间，便响起电铃，催离探看家属。我连续三天也没有看到孩
子，心里痒滋滋的，妻子看出我的思想，给出了主意，叫我听到电铃
响时暂时离开，待一刻钟后再来到产房，如果护士问就说忘了钥匙。
这个办法终于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么孩子啊！既不会叫爸爸，也
不会叫妈妈，裹在围裙中，两眼紧闭，头和脸红红的象个血球。对孩
子未来，我没有作过多的考虑，因为一切有党和毛主席早为我们安
排。我信笔在日记中写道：
“生活是这样的美妙，社会是这样的和谐，国家是这样的光明，
领袖是这样的伟大，我们孩子的命运，我们孩子的前途，党巳经
给她安排好了，用不着我们做父母的去操心。”
家庭有了孩子，一下热闹许多，也一下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奶嘴、
奶瓶，尿布、尿片，哭声、笑声，把屋子装得满满的。我一天跑进跑
出，累得满头是汗。要不是有继母调教，不知乱成什么样。在这段时
间根本无法写小说，连文联也很少去，每天下了班就往家里跑。家不
但给我欢乐，还给我充实。此时我才知道人为什么要有家？家是力
量，责任，港湾，绿地，缺什么她就是什么！当孩子刚睁开眼，我就
跑到百货公司去买玩具，东挑西选，买回一个当时最时兴、价格最昂
贵的机械爬娃。妻一看笑着批评道：“你这个当爸的，连玩具也不会
买，这是一两岁孩子玩的。”我咧咧嘴辩解说：“我和她一起玩。”
妻无可奈何地一笑说：“我又多了一个大孩子啊！”
孩子满月后，我抱着她逗玩，只要把爬娃发条一扭，爬娃便吱吱地蹶
着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吓得孩子又哭又叫。妻在一旁道：“怎
样？你这个大孩子一人玩吧。”我佯装生气道：“不，我要和她一起
玩，玩到她长大成人！”妻咯咯笑了，笑得好开心。可我没有陪着孩
子玩，更没有陪她玩到长大成人，不足一年我就负系离蓉去到天涯海
角，自此东西南北，天各一方，仅留下一个一个带血带泪的回忆。
“梦里不尽思儿泪，多少春来没泪痕。”十年后（1966年）一天，我
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忽然看见分队长吴家恒，带着孩子经监
门，突有所感，信笔写成此诗：你是我生命的火花，你是我留下的希
望；你是情的凝结，你是爱的奔放……屈指算，年已近十岁，还没有
见过爸爸的模样。不是我忍心把你割舍，是命运要这样强作主张！不
知你现在在哪里？农村、城市、学校、工厂……你不要自暴自弃，你
不要悲观失望；你应该刻苦求知，你应该发奋图强！没有知识──愚
昧昏沉，没有知识──难把帆扬！尽管我被知识毁灭，罪在所谓反党
文章；但我仍然热爱知识，仍坚持学习，不负流光！那管千百次批斗
打击，那怕遍体的绳痕鞭伤。决不向专横强暴低头，生命呵！多么需
要知识的雨露、阳光……因为历史奖励的是勤奋，公正的法律是保护
善良！我不相信恶棍们逍遥永远，更不相信自己终身禁锢铁窗！孩
子，希望你好好学习，孩子，希望你天天向上！你是革命新的血液，
你是祖国未来栋梁！飞吧，迎着暴风骤雨，管它千尺狂澜还是万丈恶
浪！只要插上知识的金色翅膀，就会在宇宙中自由地飞翔，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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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反右斗争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是出自诸葛亮
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
省份。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
义。想不到毛伟人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
1957年1月，为贯彻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学艺术创
作，，四川省文联创办了《星星》诗刊。时年24岁的流沙河先生，被
视为有创作前程的青年作家，在此之前的1956年7月被派往北京参加
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轮训，10月学成归来。
在从北京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心旷神怡，倚窗凝思，浮想眹翻，信笔
写下了沿途所见景色的《草木篇》，用白杨、仙人掌、藤、梅、毒菌
等植物，直抒胸意，以表达诗人内心世界的喜恶爱憎。这是一组极其
平凡、极一般的散文诗，故写好后一直弃置未予理睬。1957年1月
《星星》诗刊创刊，恰好有一空白，诗刊负责人白航叫他选一稿作为
补白。他翻遍来稿，找不到合适的文章，于是便将这篇弃置的《草木
篇》填了空格。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篇极其普通的散文诗，竟然在
全省以致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四川文坛上一件重大史事。这到底
是首什么样的诗？现将它照录如下：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杨
她，
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
孤零零地立在平原，
高指蓝天。
也许，
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
但，
纵然死了吧，
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
往上爬，爬，爬……
终于把花挂上树梢。
丁香被缠死了，
砍作柴烧了。
他倒在地上，
喘着气，
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
遍身披上刺刀。
主人把她逐出花园，
也不给水喝。
在野地里，
在沙漠中，
她活着，
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
她的爱情来得最迟。
春天，
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
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
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
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
在姐姐妹妹里，
她笑得最晚，
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
他出现了。
白天，
用美丽的彩衣，
黑夜，
用喑绿的篝火，
诱惑人类。
然而，
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
因为，
妈妈说过，
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这首极其简单平凡不足400字的散文诗，为什么闹出这样大的乱
子？，在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中曾说
“四川还有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
……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的
团结的对象”（见舒芜口述自传）。
哲人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不仅和时代、社会相关，更重要的是
“决定于他的性格”。性格是与生具来的东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
欢搞运动整人，整人越多他就越高兴；周恩来喜欢为毛服务，服务得
越好他就越舒服。我们和胡风先生一样，生性骨鲠，直言立世，所以
就得当“反革命”。据茜子先生说：四川省文联是文人成堆的地方，
诗人、作家、评论家象蚊子一样的多，粗劣同室，熏犹一器，加之文
人相轻，难免没有嫉妒，没有争宠。加之那些年总搞政治运动，共产
党老是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不只
是学文件读马列，还得对照检查，人人过关，相互提意见。为了表现
进步，靠拢组织，难免不伤筋动骨，结下怨恨。流沙河年轻气盛，又
有点持才傲物，加之性格较为坦诚直率，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一些人。
比如1955年“机关肃反”，他曾作为“打虎队员”看管过丘原、茜
子，结有宿怨，后来他发觉自己做得过火，主动公开向两人道歉，才
言归于好。又如在一次省文联的团支部改选支委会上，他公然这样
说：“今天选出的五个支委我不同意，首先要反对三个人。第一个是
我，因我不够条件作支委；第二个是傅仇（诗人），因为他是国民党
的警犬（傅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当过国民党水上警察）；第三个我反
对席向，因为他是国民党打手（席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并出任区分
队长）。还有杨树青（曾充当过地主还乡团的队员），他杀过
人……”
一时搞得会场僵持，几乎使大家下不了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
他说的又是事实，无法反驳，被所指的人只好将不满仇恨深深地刻在
心里，寻求时间找机会报复。怎样报复？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锻炼过的
中国人，变得十分聪明，越来越懂得共产党的脾气：“上纲上限，政
治入手。”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是立场，打仗是勇气。只要你在政
治运动中立场坚定，不管对手有没有问题，只要你按照党的教导追
查，决没有错。他如果坦白交代承认，是你的功劳；他如果抗拒或者
自杀，是他自绝于人民。无数事例告䜣我们，凡是思想改造的标兵，
运动前瞻的勇士，哪一个没有升官？哪一位没有提拨？“左”是方法
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林彪当“副统帅”，彭老总饿死牢
房。
他的小诗《草木篇》发表后，并不为读者称道，却引起仇人们的眼红
与注意。认为他是用诗骂人，用诗发泄，当然怒火中烧。骂张三骂李
四或骂王二麻子，大不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如果是骂领导、骂党，
性质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岁月，傻瓜
都知道，打倒对手和报复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他“诬蔑革命领
导”、“谩骂党和上级”。一下就拔高到立场和政治上的问题，纵他
有百张嘴也说不清，千张口也辩不过。于是，那些被他骂过的、嘲弄
过的人、不满与忌恨他的人，纷纷向文联领导反映情况，向省委宣传
部写信揭发检举。共产党的官儿吃饱了喝足了，想干想管的事当然是
“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对于鸡毛蒜皮小事，诸如老妈偷
人，婆娘勾引上司，他们是从来不过问的。什么是“大是”？什么是
“原则”？当然，“诬蔑革命领导”是“大非”，“谩骂党和上级”
是原则。这“罪恶”有如你强奸了他妻子，又好象你把他九世单传的
独苗丢进了粪坑，当然得触霉头。
现在流沙河这小子竟敢用诗来诬蔑革命领导，用诗来谩骂党和组织，
这还了得！“不死也得脱层皮”。给老子狠狠地批！给老子狠狠地
打！批错了打错了有老子领导在，领导后面有党、有伟人，党和伟人
后面有军队、警察、监狱，怕什么？于是，诗和人联在一起，人和思
想联在一起，思想和出身联在一起，出身和三代祖父母联在一起，祖
父母和政治联在一起，政治当然和党和伟人联在一起，你说还有什么
联不上的东西？没有找不出的问题。你看：
那“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的“白
扬”，当然是流沙河的自拟，显示自己英雄与骨气；那“纠缠着丁
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的“藤”，是谩骂在历
次运动中靠拢党和组织、追求进步的极积分子；那“不想用鲜花向主
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
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的“仙人掌”，是用来比拟反
党分子的顽强与不屈服，纵然将他们逐出“革命队伍（花园）”，他
们还要“繁愆着儿女”；那“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
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的“梅”，用以比拟一切反动文人和知
识分子，决不会把自己的能力才华献给新中国，宁愿“悄悄地许给”
反动派国民党（冬天的白雪；）那“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的“毒
菌”正是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自我写照，他们“用美丽的彩衣，黑夜，
用喑绿的篝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只能
“石头城上，看天低吴楚”了！
英雄和打手们，总之想方设法，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把
《草木篇》和历次政治运动联在一起。共产党的领导最喜欢揪辫子整
人，这样既可显示他的能耐，又可以建立他的威信，起到杀一儆百的
作用。奴隶主不挥鞭子抽奴隶，就不叫奴隶主；屠夫不杀人，便不是
屠夫。现在有了猎物，当然不会放过。省文联多次出面召开座谈会，
听取大家对《草木篇》的批评意见。每次座谈会，省委宣传部主管文
艺的副部长李亚群先生均亲自参加。他原是西康省宣传部的部长，专
事文艺理论研究，人也较和善，但官身不由已，昧良心出于无奈啊！
他中等个儿，戴副浅灰色眼镜，每次都带着秘书兼夫人的邢志彬和两
个观点极左的随员（其中有一人姓傅），认真听和记笔录，很少发表
自己的见解，大家也摸不透他们心中想什么？既然是各抒己见的讨
论，又没有定框框，与会者定然畅所欲言。但是发表在《四川日报》
上的批判文章却大相径庭，火药味十足。
沙汀（省文联主席）、曦波（即李友欣，《草地》负责人）、李累
（省文联创作部部长、党支部书记）、山莓（重庆一中学教师）、郎
奎宁（音专教师）、孙文石（成都日报社主笔，反右后荣升为成都市
副市长）、肖然（《草地》编辑）、黄丹（创作部剧曲组组长）等，
一致认为《草木篇》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党反人民的毒
草”，是流沙河“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集中表现”，是“作者反动
立场的大暴露”；张默生（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航（成都二师
学生）、刘冰（四川青年报记者）、罗有年（《红领巾杂志》编
辑）、储一天《草地》编辑、丘原（省文联创作部电影组组长）、茜
子（《草地》编辑）则认为《草木篇》虽然不是一首好诗，但决不是
“反党反人民的诗”，不能“把作品和作者等同起来”。特别是张默
生先的“诗无达诂”，使那些企图“一棍子把人打死”的“立功求
赏”者置于尴尬地步。我在一次发言中也说，“《草木篇》不是好作
品，但决不是对现实不满的作品。分折一篇作品，应从具体情况出
发，不能笼而统之。据我知，作者写这组诗是针对文联几位同志写
的，当然是有他的目的，但不能把小圈子划成大圈子，说它对人民不
满。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了矛盾。不
论怎样说，也不应该视为如临大敌，采取行政命令，自上而下，调兵
遣将，进行围剿。从《四川日报》发第一篇批评文章起，就冲满火药
味，要把人一棍子打死。我认为这次批评，是经过层层动员，有目
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是从党和人民
的利益出发，而是为着保护几个教条主义者。”
《草木篇》的事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报刊，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
对四川省如此过火作法，反映较为强烈，使省委宣传部有点进退维
谷。据说，李亚群副部长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清示“应该怎么
办？”李井泉是个极左分子，毛泽东豢养在西南的一条恶狼。他对毛
泽东的招数心知肚明极为了解。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早在1956年10月
21日到11月9日，毛泽东就作好布局，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
发生，决心通过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大运动，把他认为的“危险分子”
揪出来，所以才在1956年底向全党提出“整风运动”。李井泉认为
《草木篇》是“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政治斗争信号，
于是大笔一挥：坚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不篇》批臭”（笔者
曾于1974年逃亡中，去李亚群家探视，当时他已被打倒，卧病在床，
谈及往事，后悔不迭，说：“过去我们对年轻人处理太重了，把人家
送到公安局去，现在要都要不回来。我管文艺，事事得听李书记的，
他叫批谁，我敢不批么？当然我也有责责啊！”。
主人有令，奴才敢不行动。一时，党棍、打手、喽啰、走狗，以及那
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无耻文人和天生的讨好上司的文痞，一个个磨拳擦
掌，勒袖张臂，情绪亢奋激扬、更气势汹汹，操刀握笔杀上阵来。翻
开1957年2月至4月省内各报刊，篇篇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连
篇累牍，多如妓女的月经布。
“大路不平旁人铲”。知识分子自来有民主自由天性，特别是年轻知
识分子，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对不公平的事敢于顶
抗。大多数人认为，对《草木篇》的批判不实事求是，有失公正，是
粗暴的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纷纷发言或撰文进行反击。愈反击压
力愈大，压力愈大愈反击，到应了“伟人”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有反抗”。这时，共产党使出了贯用的杀手锏：查流沙河的三
代，查支持《草木篇》的人。再一查这些支持者，绝大部份对党和社
会主义怀有二心。立马文艺批评上升到政治问题：“流沙河对共产党
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有杀父之仇”。这不是明明的整人么！我们这帮
年轻人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不屈不挠的精神，管你是谁的指示，不
对就是不对！不但自己写反驳文章，还组织认识的人写，形成了一股
对抗的潜在势力。后来，毛泽东怕影响他“引蛇出洞”的大局，才在
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掩饰（见前文）。
在伟人讲话前，也是批判《草木篇》的第一个高潮的时候，我经常去
文联看望安慰流沙河。有个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他
一人在流泪哭泣，我惊愕地问：“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
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已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
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能不离
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
我……”。“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
楚，何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
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静地劝导他和开导他，他从悲
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
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代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
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你这想法
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么愚蠢的
办法。”我进一步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
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他对我的分析帮助不置可否。在离开他的宿舍后，我立即去找了省文
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主任。他是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一位党内的老知识
分子。他心地善良，对人和蔼，对客观事情有自己的见解，特别爱才
惜才，平常对我印象不错。此时夜已很深，他见我此时跑来找他，大
睁着一双眼睛问：“晓枫，有什么急事？”我坐到办公室的沙发上，
把流沙河退团事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半响沉默不语，低低嘟哝着：
“这些人也搞得太过份了，不过就是一首诗嘛，”然后向我说：“你
去劝劝沙河叫他不要退团，又不是天大的事。过去延安整风比这还厉
害，不仅开会批判斗争，还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们年轻人气
盛，受不了一点委曲，干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运动运动，都是一阵
风，风吹过了就春暖花开了。”他说到这里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
肩头继续说“你告诉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团，到时候我会说话。”
不知是常苏民主任说了话还是毛泽东讲话的传达发生了作用，对流沙
河的批判渐次缓和了下来。不久全国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正式提出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决定在
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其实这是毛泽东放的一个烟幕弹，诱人上钩
“引蛇出洞”的“阳谋”。
大家不识时务，以为政治气候宽松，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信
号，增添了“跳出来”的劲头。此时全国报刊一改万马齐喑的腔调，
对“左”的观点发起大肆猛攻，省内也一样更多的人站出来写文章，
反对对流沙河《草木篇》的粗暴批评，双方交战十分激烈。省文联频
频召开座谈会，使得省委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先生下不了
台。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直问李亚群：“本来是个文艺上的思想认识
问题，为何要采用内部发文件、发指示的办法，把流沙河同志一棍子
打死，不准报刊登反批评的文章。这是违反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作
法，请问这是谁的批示？”与会者不少人也跟上，问得李亚群哑口无
言，左顾而言它。流沙河很老练，面对各种批评和反批评一直沉默不
言，我几次提出采访，他都拒绝。
1957年5月16日文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因有文汇报记者范琰
在场，己不发言的流沙河作了长篇发言。他发言的中心是阐述他对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极为不满，反对文学创作艺术与政治
等同起来，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以
题为“流沙河谈《草木篇》”，发表了他的发言全文。我们很受鼓
舞，大家纷纷写文章支持流沙河与《文汇报》。此一时间李亚群副部
长和文联一些领导人，相继在座谈会作了某些道歉和自我批评。我们
却穷追逼问：到底是谁作的指示批判《草木篇》并定调为毒草？
正当我们扬眉吐气得意的时候，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
什么》的社论。一时杀戮之声不绝于耳，省内报刊刊一夜变脸，不到
20天“反右”狂飙席卷全国，斗争火焰越烧越旺。在中共四川省委书
记李井泉的亲自领导下，全省对“大毒草《草木篇》”发起了更猛烈
的批判，凡是支持过或反对过对《草木篇》批判的人，无论你是党员
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无论你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
未褪的孩子，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尼姑与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
70岁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没有逃过厄运，时年15岁的巴蜀才子魏
明伦向《文汇报》写了篇不平则鸣的短文虽未发表，也戴上“铁
帽”，笔者好友严家伟先生在整风中为《草木篇》发表了几句感想，
竟判刑15年。我们成都日报社文艺组的编辑杨蓓、邱乾坤，只因在
“鸣放”的高潮中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澜》作者），文章中
实录了李老一句话：“流沙河、丘原、晓枫，是未来四川文艺界有才
华的青年作家，请党爱护他们”不仅杨、邱两人划为右派，连有名气
有地位的李劼人先生也险遭罹难，好在他低头不断“认错认罪”，在
省人代会上连翻自我检查批判才侥幸过关。
当事人流沙河先生经受不住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极端痛苦，我建议
他去西安老诗人戈壁舟处避风，他接受我的建议星夜奔逃，于6月下
旬乘火车去了西安，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
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
去，焉敢料归期。”我也曾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
淫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
长安有故人”。当然，他和我的这两首诗，都成了反党“铁证”，装
入个人挡案。两月后他回到成都，在党和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憣然悔
悟，写了两万余字的“我的交代”，堪称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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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人反党集团”和“24人反革命集团”的真相
由于李井泉书记治国有方，安邦有策，在他领导下的四川“反右斗
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但揪出十余万个“右派分子”，还揪出了
不少“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其有较为有名的是“四川文艺
界七人反党集团”（又称“七君子集团”）、“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集
团”、“四川成都二师反革命集团”等等，仅这三个“集团”被定为
“右派”和“反革命”的人数竟高达15000多名。这里仅将与我有关
系的“七人反党集团”作一个反思与回顾。
回忆是痛苦的，带血的回忆更为痛苦。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单位多
次叫我交代“七君子反党集团”和有无“裴多芬俱乐部”一事，我一
直矢口否认，大叫冤枉。但后来在开除我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却有这一条“罪恶。”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庭先生曾告䜣
我：“晓枫，你知道不，你是钦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丘原、
茜子、瑶攀、储一天和你被称为‘七君子集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点了名的，省文联党委有红头文件。”我不仅当时不知，就是在后来
“改正”归来时也不知，一直认为是共产党的揘造，是欲加之罪、何
患无辞的想当然。不过在我1980年回到报社去省文联《星星》诗刊看
望流沙河先生时，他当着他妻子何洁面却说了句“晓枫，我对不起
你”。当时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今年（2006年）5月我
去江津师专看望石天河先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说来也许不会有人
相信，1949年后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小集团”领军人物面对面地
坐在一起评说历史，闲话沧桑，笑言那段荒唐的岁月。他在尘封的故
纸堆中找出流沙河先生当年写的那份“我的交代”时才如梦初醒。现
摘抄部分如下：
去年，我在北京时就和石天河勾结上了。我最先给他去信，谩骂反教
条主义的批评家，说他们昨天还是教条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要
“投机“了，明天也许他们又会去“吻概公先生的脚”。石天河的回
信中，发泄了他对文联领导上的怨恨，说他“真想搽皮鞋去”。并
说，“很长时间内没有注意到你”现在“喜欢你”了，还说了一些吹
捧我的话。也就是这时候，储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谅解”，勾结
上了。以后，储一天来北京时，主动向我“认错”，全盘推翻了团组
织一两年来对我的批评。他和我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一个
反党的三角同盟就这样形成了。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条主义的
旗帜下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从右派的立场去看“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为今后大有可为，可以明目张胆地反党了。
于是，我写了用算旧帐的方法推翻以往对我的小说的批评的文章。回
成都的途中，又写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储一天也写了一些
文章。为了进一步拉拢我，石天河还写了一篇捧我的文章。在这个阶
段，我们的反党活动主要还限于写文章方面。
去年秋天，我回来后，和石天河的关系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热讽
“教条主义”，抹杀成绩，储一天则喊着要长出角来碰“官僚主
义”。我和储一天往来较少。他有事总向石天河“请教”。我也如
是。这就形成了石天河作为三角同盟首脑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
流某些道听途说的情况，如“肃反扩大化了”“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
离心力”之类。我们对时局的估计是“党在蜕化”“早晚要闹出一场
事来”。
波匈事件发生后，我们想着：“看我国的党怎么办吧。”期待党退
却，开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对国外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有着
狂热的兴趣。偶有所见所闻。则奔走相告。我们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
营出现了“危机”，只有修正主义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
如群众的“不满”之类，告诉了石天河。石天河则告诉我“某某诗人
被逼跳水”“某某诗人不是胡风分子”之类，还说他自己在肃反时就
被便衣公安人员钉梢。我们认为党报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这
一些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为了明了阴暗面，石天河
和储一天偷听“美国之音”。遥攀也偷听过，因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
诉我：“布达佩斯还在杀人（指暴乱分子），又杀了一个21岁的少
女！”几次以后，报上果然出现了一条可以印证此事的消息。我们三
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党言论，还多次地在时事座谈会上公开散播反
党言论。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对向我征询意见的同志说：我知道你们
要拿去汇报。现在我不说。我要在会上全盘吐出来，便于你们汇
报！”还自鸣得意地向别人说：“在文联团内，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写
过入党申请书！”在会上，我诋毁斯大林，咒骂拉科西和格罗，把苏
联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为“大国沙文主义”，并捧铁托为“当代英
雄”，还宣称：“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用爱
伦堡的小说“解冻”中的阴暗面的描写作为“事实”，用来攻击苏联
的制度。我公开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
作风问题。”当时，沙汀为了帮助我，找我谈了两次波匈事件问题，
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储一天在会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时事座谈
会上，只听见我们三人在吼叫，闹得乌烟瘴气。石天河说：“我要是
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来干！”还说：“匈牙利的作家（暴乱分子）
值不得。拉科（西──编者）统治时，他们受迫害，为了反对拉科
西。他们也落得了一个反革命的名。这是悲剧！”我们三人中，石天
河长于制造修正主义论点，供应给我和储一天，作为打冲锋之用。我
还在团小组会上脱衣大骂：“你们用行政压力配合思想改造。结果是
一些老实人被压服了，而象我这样的人，却给你们压反了！”“回想
几年来的思想改造，好象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才醒了！”“你们改
造我，越改越坏！”“哪个敢用行政压力，老子就反他！”我们三人
抓住个人崇拜问题，发了许多谬论。石天河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终
身领袖制不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我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
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来。”储一天则热心阅读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间找空子赞，常向石天河请教。他用抬高列
宁的手法来毁谤斯大林。为了掌握修正主义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
“学习理论”。我们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击中国共
产党之实，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我们在多次座
谈会上向党进攻，得到了文联内部其他右派分子的响应，使三角同盟
向小集团的方向发展。首先，我的反党言论使陈谦和丘原信任我了。
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诃责他
原是出于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爱人原先恨我，
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通过陈谦，我和自从肃反后就断绝
了交谈的丘原也往来了。这一条线；石天河──我──陈谦──丘
原，就形成了。又由于我和晓枫早就熟识，而晓枫那时又和丘陈二人
缠得很紧，于是这一条线又串上了晓枫。这中间，我起了最恶劣的联
系作用，因为石天河和丘陈晓三人是一贯极少往来的。另一条线：石
天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主要在“草地”活动。最初的小
集团就是这样：以石天河为首脑，以我和储一天为核心，共有七个成
员的。
小集团形成后，从三方面向党作了攻击：（1）夺取“星星”；（2）
扰乱“草地”；（3）在创作会议上兴风作浪。
早在创作会议召开前，我就准备闹一场。我最先提出在大会上以个人
身份分问题发言，用意是限定领导上只能作一个大报告，而分问题的
发言则不受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此，我
准备诗歌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攻击了工农兵方向，摆出了胡风文艺
思想中的“题材无差别论”和唯心主义的“灵感论”。石天河夸耀这
个发言是“一次暴动”。我并煸动黄丹作一个“算旧帐”的文艺批评
问题的发言。在会议中，我，储一天，晓枫，丘原，闹得最凶。由于
邪气上升，我的发言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散播敢毒草。储一天和晓
枫等人抓住李仑的小说问题攻击了宣传部。我们利用了“自由讨论”
“思想解放”等口号来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当时，石天河说他不善
于和这些辩论，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利用这次机会和自贡
市的一些勾结，并和我商量怎样攻击李累的大报告。他是准备写文章
的。同时，他向我和别人放出空气，说李累故意不叫他参加会议，因
为怕他到会上来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小集团是以李累作为攻击对象的。这个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
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
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借着
捧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一事，反咬李累，并挑起我对李累的怨恨。石天
河向我列举了李累的许多“罪状”：“包庇文幸”“喜欢别人捧承”
“排斥李友欣”“不学无术”“搞宗派主义”之类。这些毁谤和我自
己对李累的不满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毁谤李累对我是“一
打一拉”“一顿棍子一块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诚：“他们无论如
何也把我拉不过去的！”石天河为了攻击李累，还采用了讨好常主任
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并将此点传授给我。储一天攻击李累，则和白
航的唆使有关系（储一天向我说过他从白航那里知道李累很“阴
险”）。至于丘原和陈谦，早就是不满李累的，因为过去受的批评。
小集团以石天河为首脑。首先是因为他有“学问”，有反党经验，为
众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历史问题，二是脾气凶猛，使得
某些右派分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则内通储一天，外通晓枫，下通
丘原和陈谦。
小集团以开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圈子为目的。我们策画过办同
人刊物“笑”，夺取了“星星”，扰乱了“草地”。我们要使文联变
质。还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透露过“改组”文联的纲领：（1）大
大小小的领导人都由文艺界“自由选举”（他说这样李累就要下
台）；（2）取消人事科；（3）向外“大开门”。这个反党纲领并不
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开谈之间简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
于丘原和陈谦，他们早就庆卷了机关生活（丘原计划过到新南门外修
房子脱离文联）。丘原说：“什么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
陈谦都劝我搬出文联。晓枫也有过“回乡下搞创作”的打算，并和我
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张和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流沙河先生的检查交代使“七人反党小集团”成了铁定不改的事实，
成了共产党当年重拳出击处理我们的依据。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机关
监督劳动享受干部的待遇外，我们六个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
个酷：储一天柀判处死缓囚于大竹监狱，1982年才获平反；石天河被
判处15年有刑徒刑长期关押在雷马坪农场，1979年才得到昭雪；丘原
被开除公职后关押于成都宁夏街市大监用竹筷戳破股动脉自杀而死；
瑶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管制后死于狱中；茜子先后柀判处20年徒刑关
押于成都劳改队和石棉矿山，1980年平反回到单位；我开除公职送劳
动教养，因不认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20年，受尽酷刑和析磨，1980年
“平反”和“改正”，回归报社。
除了“七人反党小集团”外，还有“四川省文艺界24人反党集团”。
他们是自贡市文联主席张宇高、诗人李加建、王志杰，川大的学生华
剑、成都二师学生徐航、四川印刷厂工人沈镇、乐山市磷肥厂宣传干
事万家骏、星星诗刊主编白航、编辑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
廷、红领巾杂志社编辑罗有年，还有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李远弟、孙
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再加我们七人。这些人都
是当时在四川文坛刚露头角的文学精英，只因为对《草木篇》批判持
不同的声音，就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埋葬了一生。就这么一组不足
400字的散文诗，毛泽东竞用了10,000多条年轻、美丽、潇洒、活泼
的生命去陪葬。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不过最有趣的是，当时一些在报刊上写文章批判我们的“极积分子”
后来也被划成“右派”送到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一起“劳
教”。其中一位省文化局南下干部叫高潮的先生，在一篇题为《右派
分子群相》的小诗中（见1957年8月3日《成都日报》）是这样写的：
“《流沙河》提起老九少，金堂人人恨！玷辱文坛！还妄想翻云覆
雨。借草木而杼情，句句不忘本。翻开农民账簙一看：是个阶级敌
人。”“《晓枫》专门招摇撞骗，毫无文人良心；偷，拿，吓，诈，
手艺精──是个流氓出身。青年作家自命，记者招牌蒙人；三个短篇
现原形，原来别有用心！”在云南盐津黄桷槽修筑内昆铁路时，竟住
在一起，我山上他山下，真有点“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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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
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
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仅管长期来他们写
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
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
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
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
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
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
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搂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
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判
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
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
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
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解放后
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人民政府取缔收
归国家，经过投资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
重要人物之用（现更名为假日皇冠酒店）。记得，在三个月前，开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
江省副省长宋云彬，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和杨蓓姐来此采
访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
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
走来地背诵。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中等个儿，大头大脸阔
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象《家》中的觉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
小会议室里，漫无天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变迁，风味小吃，街
道今夕，朝鲜战争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上
甘岭战役》。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
突然，我提出一个十分怪异的话题问：“巴老，你解放前写了那么多
有名的长篇，什么《灭亡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
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
了，一双犀利的大眼睛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
“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
人和事还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积累体验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
止住了话头，换成另个题目：“成都不错，变化真大，怎么也找不到
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杨蓓姐回
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再没说什
么。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许多难
言之隐。后来我和杨蓓合写了巴金的采访记：《故里风光说变迁》，
但文章平平，与采访实情大相径庭。后来杨蓓姐提醒我说：“小黄，
采访不能那么逼人，这样别人会怕记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
答。
另一次来这里，是1953年我作为省市机关代表，观看苏联功勋演员、
巴蕾舞大师鸟兰诺娃的《天鹅湖》，来的多是省市领导。那时，没有
空调和暖气，成都10月已凉意逼人，为了不能冻住演员和观看演出的
首长，大礼堂临时生上杠炭火，再以铅皮做成暖筒，悬挂在礼堂四周
墙边，烤得人直冒热汗。第三次来此，是1956年8月，听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李亚群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而此时此刻，却是
以右派分子之身，接受全市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唉，白云苍狗，变化
就在须臾间啊！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
纷的大字报与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
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
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漫画全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
象贴在厕所、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么
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象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
造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
的全是人，楼上搂下近两千个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
睛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
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要怎
样也由不得自己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
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
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
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
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
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
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
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外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却拒不站
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
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
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
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
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
偿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
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
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
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象人样。我坐着，
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
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
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
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个解释：毛伟
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因此，什么胡活、
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自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
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
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
几个象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
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
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
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钟，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听的人
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
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
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
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
不饶，可我己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遍嘶裂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
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批判
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
“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
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都日报》20日讯：
“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
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
闻界、文艺界人士，工人代表、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
机关干部1,400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
派分子、流氓晓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在会上作了两
次狡辫，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
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赘那
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
“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按说文解字：流者水
也，涉川溢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
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
场，便是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
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1951
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
的女儿、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
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
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因为，那
时候的青年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象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
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
组长文理阳“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
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
料”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并且还在千人
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
关系，可恨不可恨……”呵，原来如此！“流氓”这顶帽子当然非我
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
“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
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
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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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这讨厌，那两只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每晚上都守在我门前，要不要
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
力产生自杀念头。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
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
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
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
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䜣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
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代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
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
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
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
“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
他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
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的街道门
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
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我心里总不是滋味，但又无
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一种政治空气在操控。一
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
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
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
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
子有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
撕它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种做法理
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两位极积分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
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
人还得勇敢一点。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
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到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
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
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伴着我渡过苦闷的岁月，知识
填补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边些名著，我更
认识了眼前这些浑浑沌沌的世界，仅不过都是人性善恶美丑的表现。
在利与害，权和名的面前，善的会变成恶，恶的也会变成善，关键是
良心在天平上的倾斜。于是，我开始不太恨那些运动“打手”和“极
积分子”，在一个功利极为强烈的社会里，一个人为了生存或生存得
更好，他不能不去选择，正如一个虫虫蚂蚁要去觅食一样。八月初的
一个星期日，我和往常一样带着孩子和妻去人民公园游园，突然发现
几个面熟的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搜索枯肠想了会儿原来是1952年
初“三反运动”时，我曾被市上派到税务局去打老虎，所揪过的几个
“老虎”，我一下有点心慌意乱，两颊潮红，是回避还是面对？我思
虑片刻便大大方方走过去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我当年把
你们搞错了，特向你们致歉。”这几只当年的“老虎”有些蒙了，静
了会儿，内中一人却开怀大笑，把声音压得极低地说：“晓枫同志，
稳住，也许把你也搞错了。”他们不待我回答，一闪身加快脚步离
开。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重复他的话：“也许把你也搞
错了……”
全国反右斗争在伟人的亲自领导下，取得了节节的胜利，除一些民主
人士和有名的专家、学者被打成右派外，党内也在开始揪右派了。一
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去，先是假惺惺地关心我，要我
不要悲观，只要能认识错误，下定决心改正，会有前途的。然后话锋
一转，两眼盯着我似笑非笑问：“小黄，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
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
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
是是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长，此时身兼成都市副市长，主管教育卫生和
文化艺术，是个个好领导，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并对人不拿架子。我不愿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他见我说不到点子
上，叫我下去好好想想，想上了写个材料，交给他。当夜回家，我把
这一情况告䜣妻子。妻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昨天叶部长还在市府
大礼堂，向全市小学教师作报告，动员反右斗争。”果不出所料，一
周后，叶石部长在全省党代表会上也被打成了党内大右派。40年后才
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的
关系不好，1957年3月他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他去看
望中央一位老领导，看望后出门恰遇省委书记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
李井泉作贼心虚，怀疑他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了他的什么问题；二
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
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当然，这些都是他们内部
狗咬狗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
话的人。
全国不断抓右派，右派也在不断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
盾；从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我们逐步
逐步感觉到，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结果越来越不妙。因此，单
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温，开始还一边工作一边反省，后是只反省不
工作，再后是赶到报社印刷厂去撤铅版打杂，再再后是集中学习不准
回家。有什从办法，应了古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成了圈
禁的牲口，就等着屠夫的宰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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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
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
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
中外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
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
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
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
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
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
依法查处，是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
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
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
处分，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
依、违背法律的，是非法的。再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
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
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
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
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是政治上
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
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
生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派斗
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
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
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
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
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
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
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
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
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
任…”在中国，根本无自由和人权可言，不要说“地、富、反、坏、
右”纵是清清白白的平民百姓或国家的机关干部以及党团员又怎样？
“三反”一来，领导动下嘴：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外出，吃住行统一
行动，谁敢说这是违犯法律；“肃反”一夜之间翻箱倒柜，把所有人
的来往书信与日记查个遍看个遍，谁敢吱一声？无数历史事实证明：
在“一言而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国，尽管有1949年的“共同纲
领”和1954年的宪法，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毛泽
东自诩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在1959年的一个批示中
他更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
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仅管反右斗争始于1957年6月，但中共只有划“右派的任务数”，却
无划“右派的标准”，直到1957年10月15日，毛泽东才羞羞答答的通
过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说：“自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
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
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
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
准》“标准”有六条：
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
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
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２、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
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
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
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
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
育。
３、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
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
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
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４、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
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
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
间的分裂。
５、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
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
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６、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
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通知”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１、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２、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
子。
３、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４、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
动的分子。”
又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
子：
１、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
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
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
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
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２、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
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
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
右派分子。
３、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
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
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４、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
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
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
子。
５、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
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６、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
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
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有了这把“上方宝剑”，于是在1957年“10．1”前夕，党办主任阎
凯把我们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
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得通要执行，想不
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
吗？静了好半天，邱乾坤低声地提出个请求了：“阎主任，我妻子马
上临产了，她母亲不在成都，能否过了中秋，我又不会……”阎主任
一脸严肃，想也不想回答道：“恐怕不好办，这是市委的规定，哪个
人没点特殊情况，集中再说吧。”本来还有几个人也想䜣䜣苦衷，一
见这情况谁还讨没趣呢！
宣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我回到家妻还未下班，继母
见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有什么事吧？”我没正面回答，从继母
手中抱过孩子，不停在她小脸蛋上亲吻。孩子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
子，咿呀咿呀吐词不清地叫个不停“爸爸，爸爸”。我取出为她出生
时买的玩具爬娃，扭上发条放在桌上，爬娃“喀咔喀咔”的扭动屁股
在桌上爬起来。孩子看见突然动起来的爬娃很惊诧，但没有哭，只紧
紧抱着我看，还咯咯地笑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快活不起来，心坎
上象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种不样的阴影总追随着我，对家眷恋的
情感越来越浓，生怕失去她似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家，每一件物品都
是一个故事，姐姐在我结婚前将自用的楠木藤床送给我时深含感情地
说：“荣弟，你总算苦出了头，不容易啊！你12岁当学徒，15岁参加
革命，17岁就养活爸爸、婶婶，帮姐姐担了责任。现在结婚了，我和
你二哥没什么送的，送你们这张楠木藤床，伴你们一生一世，百头偕
老，恩恩爱爱，幸幸福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把工作干得更好，为
黄家争光。”她母亲虽然对这桩婚姻不甚满意，也送了家里唯一值钱
的一张红色木桌，一再叮咛我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一要对她
好，二不要叫他累，三你要进步快一点，不能老是个组长。”
我立刻趴在地上向她磕了三个头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努力
的。”当我去年调入报社，在创作上获点小名气，她常拿着发了我文
章的报刊，在认识的人中炫耀说：“我那女婿读书不多，你们看他文
章写得多好，有点鬼聪明。”现在我成了大右派，她又该怎样向人们
说呢？桌上小圆钟敲过六下，告䜣我妻要回来了。我每晚伏案写稿，
她特地买回这架钟，作出硬性规定：每晚不能超过下夜两点。我谨守
规定，到了下夜两点就乖乖上床睡觉，唯怕惊动熟睡中的她，动作总
是轻轻地惟恐打扰了她的睡眠。正想着，房门轻轻启开，妻抱着一束
晚香玉笑盈盈地走进来，见我在家喜得上前一吻，尔后又吻孩子。晚
香玉的香味弥漫一室，她一边插花一边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
是元旦了。今年元旦正赶上礼拜有两天假，我们带着孩子去新都桂湖
玩怎样？桂湖的金桂真香啊！我记得杨升庵有两句诗：‘月色染碧
水，香飘十里闻’。你去了也写它一首怎样？”我静静地没有说话眼
角挂着悲伤，妻一下发现我表情阴沉不禁大声问：“有什么事，你今
天怎么不高兴？”我把孩子交给她，习惯性地在屋中踱了几步说：
“今晚我就要搬到机关去住。”她一下惊了：“为什么？”我望着窗
外黑下来的天，一字一板说：“市委决定必须服从！”她没言串，默
默地抱着孩子出神。孩子在她怀中叫爸叫妈，手舞足蹈，高兴极了，
可她怎知爱她的爸爸就要离开了啊！
我吃罢晚饭，匆匆忙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从脸上表情
看，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
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
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没什么，集中学习几
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冲
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钟，妻坚持要送我只好同
意。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
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我
们走得很沉重，双脚象灌了铅铁，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又
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命运，我
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是我们的归
宿地，象水和空气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
死吗？！到了目的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己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
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
深地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这种监禁有如现在的“双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双规”规的是
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那时“规”的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
“整风”中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当夜我们集中住在食堂旁边的两大间
集体宿舍，白天劳动拔草打扫清洁卫生，晚上各自看书学习互不说
话，默默地考虑和审视着明天：明天是什么？命运之舟将驶向何处？
这些时侯我仍然惜时如金，集中精力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
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当我读到苏俄12月党人的命运时，感到与眼前我
们命运十分近似。但他们作为反对沙皇的囚徒，却能与家人在一起，
我们还未放逐便天各一方了。历史啊历史，20世纪的中国是一部什么
历史？
《我所经历的新中国》文稿，内容翔实，作者记忆清晰，文笔组腻生
动；描述中融入今昔对比，剖析深刻有力；主论鞭辟入里，发人深
省，是一份具有很重分量的回忆录。
文稿中对成都社会今昔对比，对法制的今昔对北，对文艺创作的症结
评议，均显示了很高的写作水平。对有些问题在定稿时应着重加以突
出：如农民斗倒地富，然后自身又沦为农奴；昔日富有小姐（如王宝
宜）变为落魄草民，而三代贫贱百姓，最终也沦为被整贱民（如作
者）；在新的政权下，富者贫者，贵者贱者，最终均堕入苦难的深
渊。
（北京倪艮山2006年12月17日，修改于是200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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