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算过去”的作为来看，韩国人显然比台湾人更积极也更务实。
他们透过历史真相的追究与厘清，与“错误的过去”彻底切割与断
绝，而确立“转型正义”的诸般制度与规范；而且，透过“过去”与
“现在”之间的持续沟通，防止错误过去的重演，并为保障人权建立
法制性与文化性的基础机制。

清算过去并不必然就是要报复或害人，它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事件的
真相，并给它正确的历史定位，让当代人透过这样的真相厘清过程得
到和解，也让后世子孙能记取教训，不要让悲剧历史重演。这是健康
进取的事情，也是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的新兴政权，必须面对
与处理的工作。南韩可说是亚洲新兴民主政府清算过去最有成效的国
家。一个新兴民主政府清算过去的程度，不只牵涉历史真相的追究与
反省到什么程度，也影响到民主的深化与巩固会到什么程度。

清算过去最重要的依赖，是人民、是民意，是否有决心与魄力去追究
真相，是否有道德勇气去伸张社会公义。如果人民继续乡愿、官方继
续伪善、加害者继续死赖、被害者继续逆来顺受，那我们就不要欣羡
韩国人平反光州的成就。韩国的经验证明，成功清算与解决过去威权
时代的国家暴力与人权侵害问题，才能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肯定的
影响。结论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很简单的事情，而且，其“当为
性”也人同此心。

事实上，南韩三任新兴文人民主政权，在处理过去清算的大工程之
际，同样也面临社会矛盾的爆发、经济景气低迷的克服、民主机制与
程序的建构等挑战，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同时并进，透过清算过去来规
划现在与将来，为南韩民主化的巩固，建构可长可久的制度性规范与
价值观。同时，也让威权余孽与既得利益势力在民主转型与清算过程
中完全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彻底阻断他们的复辟之路，并给他们
“清算过去是为巩固民主”的机会教育。如此，反而促进了民主政权
的道德正当性，对政局的安定毫无影响。南韩务实面对错误过去的道
德勇气，对于同处东亚的台湾应该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1981至1988年满七年的时间，笔者是在南韩度过的，虽然没有目击光
州屠杀悲剧，但是体验了全斗焕掌权后的威权暴政全程。当时，从大
学校园与街头示威现场，可以感受到南韩学生与人民对全斗焕这个武
夫的鄙视与厌恶，但还是无法体会光州人对他入骨的痛恨。直到1987
年6月爆发“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街头抗争，一整个月的
群众示威让每天的韩国都市街头都跟战场一样，后来连白领阶级、中
产阶级都走上街头，笔者才真正体会韩国人对全斗焕这个政权有多么
的痛恶。

后来从档案与史料中才知道，全斗焕领导的“新军部”，确实是以对
北韩共产党作战的心态，在镇压光州人民的民主抗争；对特战部队的
军人而言，“杀敌”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而且是越多越好；因为他们
杀的是意识型态不同的敌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虽没有体验过1980年光州悲壮的“抗争／杀戮”的场景，但见证了七
年之后抗暴的6月革命，每天戴着头盔跟防毒面具奔驰在第一现场，
对“暴警”以一石交换一弹、以暴易暴的镇压手段，深恶痛绝。到6
月下旬，情势紧绷到让人感觉，全斗焕政权应该是要垮了。

全斗焕这个军事独裁政权，原本还企图以镇压光州的血腥手段、动用
军队来压制六月抗争，但是后来在美国与国际奥会警告不惜取消汉城
的奥运主办权相威胁之下〔１〕，才不得不向民意全面投降，由卢泰
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也才化解了政权被推翻的危机。

以“清算过去”的作为来看，韩国人显然比台湾人更积极也更务实。
他们透过历史真相的追究与厘清，与“错误的过去”彻底切割与断
绝，而确立“转型正义”的诸般制度与规范；而且，透过“过去”与
“现在”之间的持续沟通，防止错误过去的重演，并为保障人权建立
法制性与文化性的基础机制。

清算过去并不必然就是要报复或害人，它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事件的
真相，并给它正确的历史定位，让当代人透过这样的真相厘清过程得
到和解，也让后世子孙能记取教训，不要让悲剧历史重演。这是健康
进取的事情，也是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的新兴政权，必须面对
与处理的工作。南韩可说是亚洲新兴民主政府清算过去最有成效的国
家。一个新兴民主政府清算过去的程度，不只牵涉历史真相的追究与
反省到什么程度，也影响到民主的深化与巩固会到什么程度。尽管有
人认为，韩国人把清算过去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作法台湾人
“做不来”；但那是韩国政客的手段，重要的是人民、是民意，是否
有决心与魄力去追究真相，是否有道德勇气去伸张社会公义。如果人
民继续乡愿、官方继续伪善、加害者继续死赖、被害者继续逆来顺
受，那我们就不要欣羡韩国人平反光州的成就。韩国与台湾的历史发
展一向摆荡在“过”与“不及”的两端，但是自我批判、自我反省、
和解包容的精神，台湾人必须承认我们比韩国人差太远了。本文若能
提供给台湾人当做一面镜子，进而去思考“清算过去”、“导正历
史”以及“转型正义”的问题，跳脱出传统的制式思考或是国民党威
权时代教育下的观点，作者做为韩国问题研究者的一员小兵，也足堪
告慰了。

一、特战部队的忠贞作战

扩大戒严的消息传到光州之后，18日清晨，200多名大学生齐集全南
大学校门前展开示威抗争。由于空降特战部队的残暴镇压，导致数十
名学生负伤。当全国主要都市都进驻了部队之后，敢于挑战当时新军
部扩大戒严的不当性的，也只有光州的大学生了。而且，当时是在全
国各地学运领袖都已被逮捕，呈现领导真空的情况之下，光州学生自
动自发挺身抗争的。〔２〕

18日下午戒严军展开镇压之前，特战司令郑镐溶就在当天中午下令增
派第11空降旅到光州。他的理由是光州的状况有恶化之虞，第七旅的
两个大队兵力显然不够应付而会陷入苦战。但是第七旅的部队是在增
派部队的三、四个小时之后，下午4点才开始镇压街头示威，显然增
派第11旅是事先就刻意安排的。〔３〕讽刺的是，特战部队这次光州
作战的代号竟然是“豪华假期”。

5月20日下午，超过20万的光州市民组成示威队涌上市中心锦南路，
并占领了光州市政府，群众示威有愈演愈烈的现象。市民与戒严军在
街头的攻防战反覆上演。特战部队的镇压越蛮横，市民的抗暴就越激
烈。

晚上11点，驻守当地的第三空降旅因为群众开车企图冲过封锁线而对
着群众开火，前面的群众纷纷中弹倒地，有两人当场死亡。差不多在
同一时间，光州税务所与朝鲜大学前也传出枪声，这是戒严军在光州
首次的开火。戒严军除了据守光州所有据点之外，也封锁了所有联外
道路与通讯，要将光州完全孤立起来。

21日上午10点，戒严司令李熺性首度代表政府当局对光州事件发表谈
话，指称光州事件是“激进分子与间谍的破坏、纵火与煽动所引
发”，他强调戒严军拥有自卫权，并暗示已经下令可以开火。约在10
点10分左右，道厅广场前的空降部队已经配发了实弹。

下午1点，道厅屋顶上的扩音器突然响起国歌，这是特战部队开始攻
击的暗号。军队开始对路上的群众开火射击。狙击手瞄准了示威队伍
前带头的人，逐一开枪射杀。根据军方在1988年发表的文件，以及接
受受害者申报的数据显示，当时至少有54人死亡，500多人受到轻重
伤。究竟是谁下令军队集体开火？迄今仍真相不明。〔４〕

为了对抗戒严军的炮火攻击，被激怒的示威群众于是从下午2点半开
始抢夺光州邻近城市警察局、派出所以及后备部队的军火库，以枪械
弹药自我武装之后组成市民军，全面与戒严军抗战，原本的群众示威
演变成为街头枪战。市民军从下午3点半对戒严军开枪还击，以道厅
为中心展开零星的枪战。

光州市民自动组成战斗指挥部，并以十多人分成一组，听命于各组指
挥官部署到市内主要的据点。由于武装市民军的步步进逼到市中心，
逼使戒严军决定在下午5点半全部撤退到光州城外，市民军于是占领
了道厅大楼。

当时掌握政权的新军部势力，把光州的民主化运动定性为“激进分子
与暴徒所主导的动乱”而采取强硬镇压对策。并将光州地区对外的通
讯与交通完全断绝与隔离，要对光州采取“封锁孤岛”作战。

撤退到光州外围的戒严军，于26日清晨5点在坦克的前导之下从农成
洞大举挺近光州市内，准备展开全面的镇压杀戮作战。26日夜间，许
多人听到戒严军进城的消息，而离开这个将遭攻击的目标。最后留下
来与抗争指挥部一起作战的人，大约是150人。其中80多人是会操作
枪枝的人，其他60多人是高中生或从无军训经验的年轻人，包括了十
多名女学生。

后来公开的军方资料显示，戒严军的忠贞作战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5月17日之前，由警力来执行示威镇压作战；第二阶段是5月18日
至21日，由戒严军来解散示威与镇压作战；第三阶段是5月22日至23
日，是封锁道路与孤立光州作战；第四阶段是5月24日至26日，是宣
导安抚工作与尚武忠贞作战准备；第五阶段是5月27日，是尚武忠贞
作战的执行。〔５〕

27日清晨4点一过，枪声开始响起。市民军以两、三人一组，分别部
署在道厅正面与侧面的墙角，并且从一楼到三楼的窗边俯视广场的动
静。第三空降旅的特攻队分成四组包围道厅，其中一组翻越过道厅后
墙开始猛烈扫射，接着着来自四方的枪弹大作。开火到大约到清晨5
点10分，几个主要据点已经被戒严军完全镇压控制了；道厅是最后一
场战斗，死守奋战的市民军干部全部遭到格杀。前后一个半小时的扫
荡作战结束，特攻队掌控道厅之后移交给第20师接管，这场历时十天
的光州民众的民主化武装抗争终告落幕。

5月27日上午5时15分，第一线作战指挥官苏俊烈向戒严司令李_性报
告，“尚武忠贞作战成功完成！”〔６〕

镇压作战结束后，戒严司令部发表谈话：“由于暴徒激进，情势无法
逆转，只好投入军队镇压。有两人牺牲。”但后来又发表说，“有
527人被逮捕，并发现15具尸体。”接着当局又修正死亡人数为17
人。但是抗争指挥部说，在道厅就有150人死亡，尸体是被两辆卡车
载走的。〔７〕一场血腥杀戮作战，造成光州伤亡惨重，则是不争的
事实。

从5月27日到6月6日，戒严司令部展开死亡人数的调查与尸体的辨识
作业。5月31日发布，死亡人数为民间人士144人，军人22人，警察4
人，总计170人；而受伤者包括军警民一共有380人。一周之后，民间
死亡人数再增加17人，死亡总数改为187人。

反政府学运与社运势力以及家属团体则一贯声称，死亡人数在2,000
多人。也就是说，官民之间的死亡数字是194比2,000。这是个极大的
落差，官方坚持他们的数字是有所根据的，而民间两千人的说法，则
不免失之于夸大，不过以讹传讹之后，已经成为定论了。

而官方说法之所以不被采信的另一个原因是，5月27日戒严军再入城
扫荡之前，一共有1,740人被逮捕，中间曾经在5月20日释放100多
人，1,000多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被刑求致死，然后暗中掩埋
掉，已成为永远的谜。而且，忠贞作战展开之际，又逮捕了500多
人，这些人与先前被逮捕的人数，也始终兜不拢。后来更启人疑窦的
是，官方要求申报失踪人口，但是对于申报的状况却从未公开，所以
这成为另一个无解的谜。〔８〕

卢泰愚上任之际就承诺要对光州事件疗伤止痛，在光州事件九年之后
的1989年6月30日接受失踪者的申报结果，追加认定了32名失踪者，
因此截至当时，官方对死亡总人数的说法是，原先发表的194人，受
伤后死亡61人，以及追加的失踪者32人，所以总计287人。

南韩权威的网路百科全书《Naver百科事典》的数字是166人死亡，47
人失踪，2，800余人轻重伤。联合通信社出版的《联合年鉴2006年
版》，死亡人数则为177人。光州市政府以及“‘5．18’纪念财团”
的官方网站上的数字则是，154人死亡（包括12具无名尸），70人失
踪，4,138人伤残，总伤亡人数为4,362人。“‘5．18’民主有功遗
族会”在2004年的统计数字则是633人，包括当时死亡166人，受伤后
死亡375人，失踪65人，军警死亡27人。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数字。
〔９〕而实际的财产损失，包括公共设施、建物毁损、武器与军备
等，根据戒严司令部的估算一共为266亿韩元（当时约合4,000万美
元）。〔10〕

在血腥镇压光州事件后，尽管在高压肃杀的氛围下，死难者家属和受
伤幸存者还是组成了几个不同的团体，包括：“收押者家族会”
（1980组成）、“‘5．18’光州义举遗族会”（1980）、
“‘5．18’负伤者同志会”（1982）等。这些团体在每年的5月18日
都会试图举行追悼会；并在历次抗争中，逐渐形成“追究真相”、
“惩处元凶”、“赔偿受害者”等共识。以下是80年代的一些抗争行
动纪要：

1981年2月18日全斗焕总统到光州视察时，受难者家属示威抗议。虽
然政府不容许人民公开谈论光州事件以及举办追悼会，但是受难者团
体却无惧于当局的迫害，如常在5月18日举行追悼会及示威抗争，这
一年在光州有50多人被逮捕。

光州民众抗争也让旅居海外的500万韩侨，产生新的凝聚力与祖国
爱。尽管海外侨胞同样也受到独裁权力的压迫，受到官方不断干涉与
限制自由，但他们也发挥道德勇气来抵制全斗焕。例如，1982年全斗
焕访美的时候，洛杉矶韩侨曾举行反全示威，并演出集体退出欢迎酒
会的闹剧，让全斗焕在国外出尽洋相。〔11〕1984年的追悼会与示
威，有80多人被捕；1985年成立“建立‘5．18’受难者纪念碑及纪
念活动筹备委员会”，有5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及悼念弥撒。1986年
有1,000多名受难者家属和大学生举行追悼会及示威。1980及1985
年，两名工人要求追究真相而自焚身亡。

以“社会良心”自居的大学生，直到80年代中一共占领三次美国文化
中心，并纵火抗议美国默许对光州的屠杀。这些抗争行动都成为国际
新闻，引起国际社会与韩国人民对光州屠杀的注意。

1987年在光州事件七周年时，天主教会首次出版了光州事件资料集与
画册，并举行纪念活动。汉城的“天主教正义具现司祭团”更发表反
政府声明，并放映德国与日本带回来的光州事件过程录影带。

当年4月，全斗焕发表声明拒绝修宪，试图长期执政，引发学生与人
民强烈抗争。年初发生的大学生朴钟哲被员警刑求致死的事件，被天
主教揭发；6月又发生大学生李韩烈被镇暴警察的催泪弹击中死亡，
引发全民公愤而引爆全国性的6月抗争。强力爆发的社会力量，已经
为武夫独裁政权敲下丧钟。

1987年6月南韩民众展现“人民的力量”，全面向军事独裁政权发动
抗争。持续达一个月、烟硝弥漫全国都市街头的抗争，终于迫使卢泰
愚向民意投降，发表总统直选、保障言论自由等一共八项的
《“六．二九”民主化宣言》。

当年12月卢泰愚当选总统之后，对于前朝全斗焕一夥新军部势力所犯
下的政变夺权与大屠杀的国家暴力罪愆，原本并不打算清算，因为一
则他自己也是新军部势力的核心分子，参与了政变，再则因为他是全
斗焕的接班人，继承了第五共和与民主正义党的遗产与使命。如果清
算全斗焕，势必也会清算到自己，极可能因而“动摇国本”。

不过由于他当选只获得三成六的支持率，少数政府自然使他领导的权
威性不足。以致于1988年2月一上任，在野党与社运势力就强烈要求
他清算过去。当时的社运团体把自己定位为“民众民主势力”或“变
革运动阵营”，是以变革为导向，他们认为卢泰愚的“第六共和”是
威权政权的延续，所以仍以“打倒卢泰愚政权”为策略。〔12〕

不过，卢泰愚也基于《“六．二九”宣言》以及竞选政见，做了预防
性措施。只是选择性地在“扩大新闻自由、保障政党活动、杜绝贪渎
腐败”等几个议题，来从事改革与过去清算，以便于控制情势。1988
年初成立的“民主和解促进委员会”（简称“民和委”，Committee 
for Promot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就是他预防性机制的
工具。

“民和委”讨论的议案，只能以“建议案”的方式提报，但是不久就
面临了局限。它的作为大体上有：（1）把“光州事件”的正式名称
改为“民主化运动的一环”，政府并对过度镇压道歉；（2）尽速完
成真相调查，并处罚主事者，以实现国民的和解；（3）建立“慰灵
塔”，并将望月洞墓地公园化；（4）接受死伤者的申报与补偿。
〔13〕

1988年4月1日，卢泰愚根据“民和委”建议案，发表了《愈合光州事
件之政府综合对策》的特别谈话。除了将光州事件正式更名为“光州
民主化运动的一环”，赋予它的历史定位外，也决定对牺牲者与家属
支付物质补偿。卢泰愚的过去清算构想，是以国家和谐与和解的名
分，来稀释社运界提出的追究真相、处罚主事者的要求，并以实质补
偿来尽速终结光州问题。卢泰愚是以政治算计，希望能做到事前防范
对自己造成政治负担，并能与前朝做区隔，以强化自己政权的正当
性。卢泰愚的藉口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和谐，不应行使“政治报
复”，他因此坚持“不处罚”的原则。

但光州的民意与舆论，对卢泰愚这个第五共和共犯的作为，也嗤之以
鼻。韩国盖洛普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3.8%的光州人对卢泰
愚4月1日的谈话表示“不满”，也有64.6%表示卢泰愚政权不可能解
决光州问题，高达74.8%的光州人根本不信任卢泰愚政府。当时有55%
的光州人相信，发生光州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新军部的夺权谋略”。
〔14〕

导致卢泰愚预防性机制完全丧失作用的关键，是1988年4月26日的国
会议员选举。由于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丧失多数议席，造成有史以来首
次的“朝小野大”（125:174）的局面。于是，新国会开议之后，5月
间立即成立“光州民主化运动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光州特委），
以及“第五共和非理（贪渎）特别调查委员会”（五共特委），开始
全面调查全斗焕政权的劣行败迹，朝野之间因而展开了更为炽烈的政
治攻防战。

在野党主导下的国会，先后通过了《国政监查及调查法》、《国会证
言及鉴定法》（可强制拘提）；6月，国会并引进了“听证会”制
度。这些新作为，让卢泰愚早期解决光州事件的意图，完全遭到破
灭。

到跨年之后，国会的“五共特委”一共调查并听证了44项案件，包
括：“日海基金会筹募不法资金”、“李顺子贪渎新世代育英会与心
脏基金会”、“全斗焕家族贪渎及脱产弊案”、“挪用各类公款”、
“明星集团事件”、“李哲熙、张玲子事件”、“第二民航许可事
件”等等。

“光州特委”则针对新军部势力在掌权过程中的叛乱嫌疑、强硬镇压
光州民主化运动、追究下令开火的主事者等议题，进行了19次的国会
听证。后来，检调单位组成“五共非理特别搜查部”，逮捕并起诉了
前安全企画部长张世东等47人。虽然尚未追究到最高层级，但成果已
相当可观。

此外，国会听证会还揭露了其他的真相，大致如下：

１、全斗焕主导的“一心会”新军部势力，是以“‘5．17’扩大戒
　　严措施”来完成“双12政变”；而他一步一步窜夺权力，是韩国
　　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以下克上”的叛变；
２、为了反制全民的抵抗，全军实施“忠贞训练”的暴动镇压特殊训
　　练，以逐步完成阶段性政变，并对内外展现军方的实力，预告了
　　新军部即将登场；
３、5月17日上午，先由全军决议扩大非常戒严令的实施之后，当晚8
　　点再派出武装兵力包围临时国务会议（内阁会议）的会场，以高
　　压手段迫使国务会议通过扩大戒严。新军部夺权的阴谋展露无
　　遗。
４、首度公开全韩人民完全不知的过度镇压的惨状，揭露了第七空降
　　部队残杀和平示威群众的状况，以及增派第11空降旅前去镇压，
　　导致更多人命的牺牲。过度镇压造成光州人民奋起抗暴，因而得
　　到证实。
５、公开了戒严军集体开火屠杀良民的真相。5月21日下午1时，全南
　　道厅前数万名示威群众，遭到集体开火攻击，当场有150多人死
　　亡；5月24日空降部队与战教司部队发生误杀事件，造成20多名
　　军人死亡，戒严军却恼羞成怒而对当地居民滥射报复，导致无辜
　　人民死亡；以及第七空降部队对一辆巴士攻击，造成17名乘客中
　　仅一人幸存。这些事实公开后，震惊了全韩国。
６、揭露了美国在流血镇压过程中的角色。当时陆军作战参谋部长金
　　在明少将与与美韩联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罗伯．塞内华德达成协
　　议，决定了5月27日0时为最后镇压的“尚武忠贞作战”起始点。
　　所以美国对血腥镇压光州，是事前就已经认知了。〔15〕

为了斧底抽薪，尽早结束“听证会灾难”，并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版
图，卢泰愚政权暗中策动金泳三与金钟泌的两党变节投靠他的执政
党，孤立以全罗道势力为主体的金大中的平民党。1990年1月，朝野
三党合并成为“民主自由党”，被讥为世界政党史上仅见的“朝野大
苟合”。朝小野大的局面打破以后，也意味第六共和清算过去的作业
宣告结束。

尽管卢泰愚第六共和时代的国会听证，对于追究光州事件的真相发挥
了极大的功能，不过也未尽完善，而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
核心问题，包括：5月21日下午1时，是谁下令集体开火的？尽管一般
韩国人都判断是全斗焕、卢泰愚与郑镐溶这三人，但由于新军部核心
人物相互做伪证与法庭上的狡辩，并且湮灭了许多文书与证据，迄今
仍无法追出下令屠杀的元凶。其次是民间死亡的人数始终莫衷一是，
由于许多传闻都指出曾有集体掩埋尸体的情事，使得历次官方发表的
死亡数字都不一致，导致无法取信于民。至于美国政府的角色与责
任，恐怕永远不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了。

金泳三总统一上任就挟着高人气（88.4%的民意支持度），大胆推动
改革措施与制度性变化。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在
政治算计之下而采取选择性的变革；他对过去的清算与政治改革措
施，就是为了强化自己在执政联盟里的实力（金泳三的民主党，在合
并后的民自党内，是属于少数派）。所以，他一直以第五、第六共和
的军事威权领导人、特别是被指为“ＴＫ派”（大邱出身的将领）为
削权的对象。而这些遭到整肃的人，后来也组成了反改革联盟，有组
织地牵制金泳三，使他的改革施政遭到挫折。

金泳三政权为了减轻政治包袱，并使政权的正当性不受质疑，必须设
法与双12政变与屠杀光州的首谋势力划清界限，因此，他对清算过去
便抱持了“尽快了结”的态度。

他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作为，就是把军部纳入文人的掌控，而且是在
没有遭到反弹，又没有发生重大摩擦的情况下达成的。他透过两种管
道来进行，第一个是以“清澈上流水源”来整肃军部贪渎腐败的威权
势力，开始施行公职人员公布财产后，导致ＴＫ派的军方高干被逮捕
或脱党，或从政界引退。其次，他任命了非“一心会”成员的全宁海
担任国防部长，让当时大权在握的陆军总司令金振永等一心会的成员
除役，19位涉及政变与贪渎的将领则被免职；与军部威权势力有关系
的将领都被排除升迁，杜绝了军方再介入政治的余地。

1993年5月13日金泳三发表谈话，把卢泰愚政权定位光州事件的暧昧
用语：“民主化运动的一环”，改为更具明确性格的“‘5．18’光
州民主化运动”。并且首次将全斗焕的双12政变和镇压光州定性为
“内乱事件”，亦即认定全斗焕是企图执政掌权而引起光州事件。他
明确定位自己的政府是“继承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精神而成立的民主政
府”。〔16〕

金泳三也提出具体的愈合与补偿措施，但是对于受害者家属与社运团
体要求的追究真相与处罚主事者，他则表示，“交给历史来评鉴，并
宽恕主事者以促成大和解”。对于清算过去，金泳三与卢泰愚政权的
基本态度其实差异不大。但是，光州相关的社运团体对金泳三这样的
消极态度，当然是不能接受了。他们继续坚持在卢泰愚政权时期就提
出的五大原则，并要求落实以下15项：

１、以特别检察官制度来追究真相；
２、制订新的光州补偿特别法；
３、起诉告发加害者；
４、组成泛市民纪念事业会；
５、撤销“5．18”军事法庭的判决；
６、对光州补偿法提出违宪诉讼；
７、制订“‘5．18’抗争纪念日”；
８、望月洞墓园圣地化；
９、尚武台土地无偿让与；
10、将愈合对策制度化；
11、未申告者再申告；
12、让尹韩奉安全返国；
13、保存望月洞民主烈士墓园；
14、徐明源、李相浩复职；
15、由金泳三总统派遣代表团。

社运团体对文人的金泳三政权的抗争诉求，不再象是要求“卢泰愚政
权下台”，而是改以诉诸法律性与制度性的作为来追究真相、惩处主
犯，而能够得到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17〕

到了1994年春，全国主要的激进派与稳健派社运团体，包括学运、农
运、统一运动、弱势、人权、律师、教授等团体，共同组成“追究
‘5．18’真相暨传承光州抗争精神国民委员会”，要求对光州问题
要以原则性与积极性态度来解决。当年5月，光州事件受害者郑东年
等616人向法院提出告诉，指控全斗焕与卢泰愚等35名双12政变与光
州屠杀的相关主事者；接着，1980年被控“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的
相关涉案人也对全斗焕一帮人提出告诉。8月底，“‘5．18’纪念财
团（基金会）”成立，做为发放补偿金给受难者并传承抗争精神的合
法机构。到了1995年，由于政治局势的急遽变化，金泳三政权只好改
变既定的消极立场。他指示研拟“光州特别法”的制订，要以“历
史、法律、正义”的名分，给予光州事件历史评价与地位，并积极以
司法处理五共问题。

当年6月地方选举的惨败，让金泳三声望跌到剩44%。为了挽救颓势，
重新夺回国政主导权，采取策略性、震撼性的攻势来提振声望，成了
金泳三唯一的选择。

其次，在野势力与社运团体一再向政府施压，要求以特别检察官制度
与制订特别法来处理光州问题。尤其在检方裁决不具公诉权之后，引
起大多数主要社运团体的强烈反弹，他们分别组成“‘5．18’屠杀
者移送裁判共同对策委员会”、“制订特别法处罚‘5．18’屠杀者
国民非常对策委员会”、“‘5．18’完全解决、实现正义与希望、
清算过去国民委员会”等新团体，全面展开制订特别法的连署与请愿
运动。

7月底，131位高丽大学教授发表声明要求检方展开真相调查之后，迅
速扩散到全国，一共有6,700位教授连署时局宣言，完全掌握了舆论
的主导力量。〔18〕接着，政坛也受到影响，民主党与新政治国民会
议提出了特别法的草案，政治圈里开始意识到司法处理光州问题已是
势在必行。10月中旬，律师也走上街头抗争；10月19日，民主党议员
朴启东爆料，卢泰愚前总统拥有3,00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使得这个
前军部势力的道德正当性，跟全斗焕一样，遭到全民的强烈质疑，为
清算过去的社会运动大大加温。结果，11月16日卢泰愚被收押，全国
民意强烈要求司法处理两位前总统以及光州事件的相关当事人。

至此，金泳三政权被迫改变既定立场，开始推动“历史导正运动”，
决心揭发真相并处罚主谋者。1995年11月24日，金泳三指示制订特别
法调查镇压光州的真相；12月19日国会以225:20通过《关于
“5．18”民主化运动等之特别法》等两项不设公诉时效的特别法。
检方接着展开传唤与调查作业，全斗焕与卢泰愚分别出庭接受侦讯；
一些与前朝关系深厚的执政党籍国会议员，则指责这是金泳三的政治
报复，纷纷退党抗议。金泳三则因势利导，藉机将民正派的前朝重臣
逐出门户，与威权势力划清界限，以强化自己的领导威信。12月初，
分崩离析的民自党改名为“新韩国党”。

11月30日检方成立“特别搜查本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12月3日
全斗焕也被收押。1996年2月，全斗焕及卢泰愚等16名新军部集团被
起诉。半年后法庭认定他们的“军队叛乱和内乱罪”，以及“内乱目
的杀人罪”，将卢泰愚以“从事叛乱、内乱重要任务”、“特定犯罪
加重处罚”等八项罪名，全斗焕以军刑法的“叛乱、内乱首谋”、
“内乱目的首谋”、“内乱目的杀人”等九项罪名起诉，一审判处全
斗焕死刑、卢泰愚22年6个月徒刑；1996年12月最高法院判处全斗焕
无期徒刑、卢泰愚17年有期徒刑的有罪判决定谳。至此，光州事件在
法律上获得了平反。

1997年12月，在金融危机中举行的总统选战中，所有的候选人都承诺
会特赦这两位前总统，以促进国家的和解与人民的团结，来共度艰苦
的金融风暴。于是，1998年2月金大中总统一上任就特赦了他们。尽
管光州事件死难者遗属，对于真相仍未完全厘清，追究责任也未尽完
善，但是两位前总统犯下叛乱与内乱罪被收押，最后被判处重刑，对
他们既是羞辱也是宣告了政治死刑，韩国人对此几乎都没有异议，因
为导正的历史还给了人民公道与正义。

金大中在1971年与朴正熙竞逐总统失败后，终于在26年之后如愿以偿
当选总统，不仅替全罗道的百济人湔雪了千年遗恨，也为自己洗刷了
“万年候选人”之讥。讽刺的是，他接手的是金融风暴之后的破败国
家，以及当年加害他的军人独裁政权所留下来的政治垃圾，都等着他
去挽救与清理。在反对阵营以“民主人权斗士”自豪的金大中上任
后，清算过去的作业也到了新的转捩点。

金大中矢言要成为“人权总统”。和过去两任总统对过去清算一贯采
取消极与守势的姿态不同，金大中本身就是国家暴力与蹂躏人权的受
害者，又曾经以内乱罪被判处过死刑，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权没有道
德正当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使得清算过去的作业可以从一
向的冲突结构中脱胎换骨。

金大中上任后，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疑问死真相追究委员
会”、“民主化运动补偿审议委员会”等制度性的机构，来具体落实
人权的保障与过去的清算。尽管金大中积极主导这些工作，但他也受
到一些制约。

金大中标榜的“国民的政府”，是与前军部势力的金钟泌的“自民
联”结盟才能够胜出；即使他声言“地域等权论”，要平衡地域落
差，但不免遭致政治报复、刻意冷落其他地方的批评，而使他挥洒的
空间受到了局限。为了妥协于政治现实，金大中特赦了全斗焕与卢泰
愚这两位被判处重刑的前总统，他也决定以国库补助“朴正熙纪念
馆”，这些都是为了安抚前朝势力的动作，也显示了他所受到的牵制
力量不小。

国民的政府初期，因为埋头于收拾金融危机，以致于改革政策的绩效
不彰。后来仍是在社运团体的压力之下，才开始有所作为。其间，由
良心犯家属组成的“民主化实践家族协议会”持续要求“撤销国家保
安法、释放良心犯”；同时，以追悼与褒恤事业为诉求而组成的“民
族民主烈士、牺牲者追悼团体联席会议”，也继续抗争要求追究真
相、恢复名誉。1998年11月，社运团体在国会大厦前搭帐棚示威400
多天，要求制订《疑问死真相追究特别法》。在此的两个月前，也有
社运人士绝食抗争，他们并组成“制订人权法、设置国家人权机构共
同促进委员会”。〔19〕

2000年10月17日，直属于总统的“疑问死真相追究委员会”正式成
立，开始调查对抗威权政权的民主化运动中离奇死亡的案件。在受理
的83个案件中，到2002年9月委员会任务终结时，一共调查了30多个
案件。其中，包括认定了朴正熙政权时代崔钟吉教授的离奇死亡，以
及张俊河遭他杀的可能性极大等，揭露了十多个疑问死的案件。

在此之前，1999年12月国会通过了《疑问死真相追究特别法》，以及
《民主化运动关联者恢复名誉及补偿之法律》，并据此成立了“民主
化运动补偿审议委员会”，展开具体的补偿作业，到2001年底为止，
经过两阶段的申请，一共受理了10,807人的案件，对于清算过去的作
业，算是相当可观的成绩。

而社运与人权团体呼吁多年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也在2001年11月
26日成立，这个机构被赋予了权限，从事人权问题的监视、调查、纠
正等，它成立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0件的陈情书。由11位委员组成
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虽然它的调查权受到限制，但它的功能已超越对
过去国家犯罪的清算，更具体地对防止再发生而设计制度性的规范机
制，成就相当值得肯定。〔20〕

尽管金大中政权对保障人权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一向被人权团体所
诟病的《国家保安法》仍无法废除，无疑是一大憾事。除了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相当关注之外，连美国国务院的《人
权报告》中也认为，《国家保安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相当模糊，有
遭到“政治恶用”的余地。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指出，1998年
有583人、1999年有456人、2000年有130人因违反《国家保安法》被
逮捕。

由于社运团体与在野阵营锲而不舍地抗争，唤起了全民的共识，使得
平反光州与清算过去的诉求，能够打破地域观念，形成全体国民的集
体意志。南韩民众透过“运动”，催生了民主化与清算了过去。

南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国，其间经历了朴正熙与全斗焕两次军事
政变，要在民主化之后的这么短的期间之内，清除掉如此深植的军事
威权文化，并不容易。所以，经过卢泰愚转型到金泳三的过程中，韩
国的军队能够彻底国家化，服膺于文人的统治，应该是第二个值得肯
定的因素。

金泳三经过政党合并，与新军部势力磨合熟稔之后，在上任后立即强
制解散“一心会”这个军部内的“帮派组织”，等于让军人“政治缴
械”，无法继续在部队里兴风作浪，如此完成了文人掌军的第一步，
也为清算过去排除了军事威权势力的反抗。

如果南韩的政治发展与变迁，没有经过金泳三的五年缓冲过程，而直
接到金大中的话，清算过去的作业恐怕未必会如此顺遂。因为金大中
是国家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若由他来处罚两位前总统，必然会被指责
为政治报复，遭到军方威权势力的阻力与反弹也会极大。

因此，南韩是经过叛乱同夥的卢泰愚（军人威权转型民主阶段），过
渡到与威权军部势力结盟的金泳三（文人民主转型阶段），再到反对
阵营出身的金大中（文人民主落实阶段），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才
顺利完成过去清算与民主化改革的巨大工程。〔21〕

第三，在野党的成长与成熟，以及他们的政治选择与历史使命，也是
另一个关键。1985年第五共和时代强大在野党的出现，以及卢泰愚政
权时代出现的“朝小野大”局面，让在野党不仅吸纳了街头抗争的能
量，也使历史问题的清算能够透过国会立法来落实。

而南韩政治人物的“赌徒式投机性格”，工于政治图谋与算计的作
风，也充分显现在过去清算的过程中。急就章式与见风转舵式的政治
手段的运用，都发生在卢泰愚与金泳三政权的过去清算中。

象金泳三上任之初，大力改革金融体制（不再容许用假名存款），以
及端正公务人员风纪的措施，为他赢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度。但是执
政后期，因为次子金贤哲涉入贪渎与关说弊案，使得他的声望急遽跌
落谷底，为了力挽狂澜，拉抬政治声望，金泳三于是祭出收押两位前
总统的爆炸性手段，也就是说，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才让清算过去
有了新的进展。这样的投机式清算过去，虽然部分满足了社运团体多
年来的抗争诉求，但清算过去被如此“政治利用”，恐怕也让加害者
与受害者两造都同感啼笑皆非。

１、报复杀戮与官逼民反

“2．28”事件发生于南京政府于1945年10月接收台湾不到一年半，
相较于日治时代末期台湾社会的状况，在陈仪行政长官治下，民生物
资价格腾飞、米粮等物资的短缺，以及中国官僚贪污腐败等，新统治
集团来台一年多的变化与冲击，可说前所未见，让台湾人对祖国从原
本充满期待，到无奈忍耐，终至希望的完全破灭与怨恨的高涨。

“2．28”受难者、台大教授林茂生创办的报纸《民报》，在1946年8
月15日的社论《记取去年今日》一文中，“鸟兔匆匆，倏忽已经过一
周年了，回忆一年前此日的情景，犹历历存在我们的心里。可是我们
拿一年前此日的社会状态和台胞的心理作用，与今日的实况互做比
较，大有今昔之感。现在百物腾贵，民生困苦，盗贼增加，治安未上
轨道。贪污日盛，政治尚未修明，人民不满发而为之怨言，期待失
望，兴奋与热情俱归冰冷，与去年今日恰成反比例。”〔22〕

台湾人忍受了陈仪政府一年多的贪渎腐败，其中以专卖局与贸易局的
贪腐，最让人民反感。后来在缉烟的突发事件的冲击下，潜在的不
满，终于藉由事件而爆发出来，引爆了台湾人的蜂起抗争。

南韩的“5．18”光州屠杀则是另一种形式、事先设计好的“官逼民
反”圈套。根据南韩研究光州事件长达25年的学者金泳燡的证言指
出，光州事件其实是“有计画”、“有步骤”的一项谋略。新军部势
力根据事前缜密的计画，一步一步地设计好圈套，激怒光州市民一步
一步地跳进陷阱，终至屠杀悲剧的发生。金泳燡与金载均都认为，这
些行动都在新军部的事先盘算之内，也就是巩固权力所必须的阶段性
谋略的落实。〔23〕

5月17日扩大戒严令宣布的同时，便以幕后煽动暴动的“内乱阴谋首
脑”的罪名逮捕金大中。此举就是要让金大中的全罗道乡亲在受迫害
意识下，激起他们强力抗争的意志。这是新军部设计的第二个陷阱。

新军部的计谋还可以从另一个事实看出来。那就是几次派兵镇压的行
动，始终走在暴动激烈展开之前。何以能够如此神准地判定情势必然
升高，是南韩人民一直非常好奇的问题。〔24〕

所以，采“激将法”的策略，激怒光州市民起而抗争，再诱引他们抢
夺军火库的武器，罗织暴民叛乱的口实，然后再强力镇压，确实是典
型的“官逼民反”策略。

光州人民指控，军方当局派遣庆尚道子弟出身的第七空降旅的部队士
兵到光州镇压，明显是为了制造地域仇恨的冲突〔25〕。这更坐实了
事先设计好的谋略的指控。尽管南韩军方后来否认，派到光州镇压的
特战部队是来自庆尚道的士兵，但是以当时特战部队司令郑镐溶本身
就是全斗焕的官校同学，又是庆尚北道乡亲来看，确实不免让人有庆
尚道军队残杀全罗道人民的联想。

所以，从部队的调派，以及事先的各种布局征兆来看，镇压光州造成
屠杀悲剧是一场预先设计好、采“激将式”作为的官逼民反谋略，一
般韩国人基本上都不会有异议。

２、国家认同的歧异与混淆

虽然台韩同为冷战时代亚洲的分裂国家，基本上，韩国并没有国家认
同的问题；台湾则是国家定位不清，人民的自我认同混淆。以致于两
国人民对于是否为“国家暴力”的认知也就大相径庭。

韩国从“李氏朝鲜”的500多年历史以来，朝鲜半岛就是以独立国家
的地位而存在，国家的认同并未改变。二次大战之后，在美、苏列强
主导下分裂为南、北韩两国，但其人民对自己的国家认同也没有改
变；虽有外国势力介入，但并未影响及主权，也就是并未受到外来政
权的宰制。

因此，韩国人对于战后发生的1950年的韩战与1980年的光州事件，都
是以“同族自相残杀”的悲剧视之。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基于政治意
识型态与体制的不同而引发；后者则是政治军人为了个人野心、为了
政治权力而杀人，以及强权为维系反共亲美政权路线所造成。

台湾发生“2．28”事件当时，对国家认同的问题还相当模糊。在400
年的历史中，始终是被外来政权所统治，从来不是本土自生政权；而
且，当时台湾人的独立建国意识并不强烈。这也就是后来的反对运动
抗争中，台湾人寻求自己当家作主的呼声，能够得到多数人民共鸣的
主因。

国民党以“行政长官公署”做为接收日本之后的治权机关，但是行政
长官公署的权限之大，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超过大陆上的各省政
府，而且能够统制经济，掌控专卖、贸易事业，不仅与民争利，也等
于是垄断台湾经济大权的独裁政府，对台湾人而言，无异于另一个外
来政权的总督府。

让台湾人更不能接受的是，中国来的新统治者，并不将台湾人视为同
胞，反而当做是战败国、敌国的遗民。中国派来的官员，以征服者的
姿态来到台湾，并且带来了中国政治文化里的劣质禀性，包括贪腐、
劫掠等土匪行径。于是受到中国官员以族群优越感欺凌台湾人的情景
所冲击，这股反弹情绪便形成为集体意识，而展开抗暴的斗争。

由于对“国家定位”认知的不同，对于“2．28”事件的定位也相当
分歧。有人主张，战后台湾是移交给国民党政权而非国家，因而台湾
的地位未定，也因为台湾的“非国家”或“不正常国家”的属性，而
认为“2．28”事件只能视为“地方政府与接收民之间的冲突”，还
不到国家的层次，因此无法视为国家暴力。至于“责任归属”的问
题，直到2006年春天由“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出版的研究报告，
才首度有法律学者指出公权力被统治者滥用是属“政府犯罪”的行
为；该报告并首次指出，最大责任者非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莫属。

３、历史背景与文化差异

台湾人在日治下，教育水准与政治判断，并不逊于任何一省来的中国
人。但是因为台湾人跟外省人有严重的语言隔阂与沟通上的障碍，导
致误解的产生，乃是必然的事情。只有少数曾到中国留学或经商的所
谓“半山”，能够与中国来的官员沟通，并得到新统治集团的认同；
大多数只能说台语与日语的台湾菁英，很自然与中国来的官僚产生隔
阂。

而外省人以战胜国之姿进占台湾，对这个战败国的遗民，自然怀着先
天的优越感。外省人认为，台湾人即使对祖国有认同，但经过50年被
殖民统治，以及日本的“皇民化”教育之后，不免会有浓厚反宗主国
的感情。这是外省人来台之前普遍的认知与心态。

带着优越感来台的外省人认为，“台人确实需要重新教育，其在日本
统治时代所受不健康教育的余毒，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消毒工作。今后
尤需做教育上的防疫工作，以免日本奴役思想之再度侵入。”基本
上，他们是将台湾人视为敌国统治下的人民，接收之后必须重新教
育、重新洗脑，才能使台人服从祖国的统治，也才能成为“三民主义
新中国”的人民。〔26〕

南京政府当局认为，“台湾没有政治人才”，所以无法让台人治台。
公共机关里虽然台湾人占多数，但是所有的长字号的位子，都是被外
省人所占，台湾人的工作能力被刻意忽视，命定是要被统治或被认定
低能，这与日据时代被当做二等公民的情况，毫无二致。

尽管如此，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培养了台湾人守法、认真、朴素、勇
敢、刻苦的性格特质，这些特质与大陆来的外省人有极大的落差。日
治时代实施很有效率的配给制度，也做到了充分就业，没有失业的恐
慌。经济生活的安定，社会秩序的建立，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境地。所以，相较于日治时代的法治、秩序、安定等社会状况，国
民党来台后的乱象与贪渎，自然让台人心生不满。相较于中国人对台
湾人的族群优越感，以及后来产生的“省籍情结”，韩国人则有“地
域仇恨”。历史上的党争，造成“岭南”（庆尚道，新罗）与“湖
南”（全罗道，百济）的世仇。在战后的南韩政治发展过程中，庆尚
道人所拥有的统治优势，同样让他们对全罗道人有着族群优越感，而
且在朴正熙与全斗焕政权的刻意打压之下，全罗道人无异于二等公
民。

对全罗道人的偏见观念，一直影响到战后庆尚道人（从朴正熙以迄于
金泳三）掌权的37年间（1961～1998）。这两个世仇深厚的人民，更
因为政府用人的偏狭（刻意打压全罗道人），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恶意忽视全罗道的建设与投资），而使得冲突与疏离越发激烈，不
仅互相视为敌人、甚至到了互不通婚的地步。朝鲜民族黑白分明与两
极化对立的民族性，在世仇中展露无遗。〔27〕

地域仇恨在朝鲜时代不过形成“地域差别”，但是到战后却恶化为
“地域冲突”、“地域对决”，1980年终于在光州把这股敌对的火苗
点燃。韩国人在近代史上受尽外势的屈辱，形成的强烈历史感与尊严
感；然而，地域仇恨却制造了国族分裂与自相残杀的悲剧。

１、历史导正与清算平反

台湾在国民党长达38年间的戒严统治之下，高压恐怖氛围笼罩全台，
“2．28”事件也因此成为最大的禁忌，官方拒绝碰触与公开讨论，
只能由民间私下研究或暗自流传。直到“2．28”事件40周年，在野
正义人士发起“‘2．28’公义和平运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共鸣与
支持，“2．28”事件才得以公开讨论。“2．28”运动的主要诉求
为：公开史料、建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订定“2．28”为国定假
日、政府公开道歉和赔偿“2．28”受难者的损失等。后来因为蒋经
国死亡，李登辉继任总统，开始落实民主化改革之后，政府才逐一让
步而获得实现。

但在国民党的奴化教育体制下，台湾人对自身的历史从未认真地了
解。日治时代的历史被扭曲或否定，对台湾人已是一大冲击；接着，
“2．28”的悲剧被刻意掩饰与遗忘，让“2．28”世代之后的台湾人
普遍不知道历史真相。加上被殖民性格对统治当局的高度妥协性，乃
至于国民党对台湾人的怀柔与笼络，造成“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共
犯性格〔28〕，以及对“2．28”受难家属的分化等，都是台湾人不
深刻反省、也不认真清算过去的原因。

《“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中批评说，这种现象出现在民
主化的台，实在是讽刺。在威权统治时代，国民党政府逮捕反对人
士，造成无数冤案，民众纵使愤恨不平，却敢怒不敢言，不敢向威权
抗议、讨回公道。这在当时严峻的时空环境下，是可理解的无奈，但
在自由民主的今日，“2．28”的真相和责任归属仍被有意规避，社
会公义无法获得伸张，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乡愿和伪善。这显示今日
的台湾，民主只是形式，还未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人权保障的核心价
值，才会在宽容与族群和谐的假相下，不敢面对“2．28”，而忽视
“2．28”责任归属的问题。”〔29〕

相对于台湾近乎冷漠的历史认知，朝鲜在近、现代史上的悲剧与屈辱
事件不断，使得韩国人的历史感与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导致人民都有
革新求变的意志，以及追究历史真相、还原社会正义之欲求。光州屠
杀事件发生到特别法的立法完成，不过15年的时间，而且历史的清算
与平反之彻底，也是世界之仅见。“5．18”相关政策的推展过程，
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展开阶段”（1980～1983）；（2）
“具体化阶段”（1984～1987）；（3）“扩散阶段”（1988～
1990）；（4）“确立阶段”（1990～1995）；而受害者与罹难者家
属追究真相的过程，则可以区隔为“暗中摸索期”（1980～1983）、
“意义界定期”（1984～1986）、“平反复权期”（1987～1995）。
〔30〕

1980年血腥屠杀四天之后，5月31日100多名受害当事者与家属马上在
光州组成“遗族会”的团体。接着，天主教光州教区的神职人员也加
入声援的行列，发表声明要求追究真相，不过八位神父以“散播谣
言”罪名被逮捕。当年12月9日，在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韩时，光州
学生便以占据并纵火光州美国文化中心，表达对美国“默许”光州屠
杀的抗议。这是韩国境内的美国机构首次遭到纵火，向世人昭示的意
味极大。

隔年5月，利用周年忌前夕，家属在高压之下仍然正式成立“光州义
举遗族会”。1982年3月又发生釜山美国文化中心遭纵火事件，五名
庇护纵火嫌犯的神父被以“藏匿人犯罪”收押，也使得国家权力与天
主教会正式展开冲突。连神职人员也遭到迫害，促使后来的民主化抗
争运动中，天主教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威权统治当局也运用各种手
段伎俩，来怀柔、分化与破坏受难家属团体的抗争。三周年忌前夕，
受难家属商讨慰问金的支给问题时，竟然因为意见相左而互殴的事
件，后来证实是情治当局策动的诡计。〔31〕

直到1985年2月12日国会大选，造就了强势反对党新民党的登场，不
仅证明了民主的胜利，也让光州遗族对于事件的平反开始产生自信
心。这也使得当年的五周年忌成为转捩点，从光州一地扩大成为全国
性的平反运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鸣。1985～1987的三年间，先后
发生的事件有：占领汉城美国文化中心抗争事件、组成“‘5．18’
义举青年同志会”，以至于6月“人民的力量”街头抗争等。民间的
清算努力，到全斗焕在1988年2月交出政权，才进入新的转换期。

由于全斗焕掌权的八年多期间，受到直接迫害或整肃的人实在太多，
在光州受难者之外，还包括大学生、新闻记者、学术界、检调司法
界，甚至公务员等，充斥社会各族群与各阶层，后来都在不同领域形
成反全与讨全的势力。以致于在全斗焕下台之前，清算斗争就已开始
蠢蠢欲动。

卢泰愚与他之后的金泳三，便在民意与舆论的压力下，或为了自己的
政治处境的盘算，而不得不面对历史清算工作。也就是说，执政当局
迫于情势只好带头处理转型正义与过去清算的问题，也因而被称为
“由上而下的民主化”。〔32〕

２、立法补偿的步调

台湾对“2．28”悲剧的真相追究，是在被掩埋了40年之后才开始进
行。民间正义人士推动的“公义和平运动”适逢解除戒严的契机，才
得以从史料档案的公开，逐步追寻与拼凑当年的历史图像。

直到1991年为止，官方对“2．28”事件的纪录版本，是根据闽台监
察使杨亮功来台所做的调查报告《“2．28”事变奉命查办之经
过》，以及与监察委员何汉文具名的《调查“2．28”事件报告》。
他们的报告虽然对陈仪施政有所批评，却将“2．28”事件视为“暴
动”或“暴乱”，把参与人士视为“暴民”，这不仅无法为台湾人所
接受，对受难者家属更是侮辱。后来行政院成立“‘2．28’专案小
组”，并延请学者专家重新撰写“2．28”事件调查报告，于1992年2
月公开内容。这份新的研究报告比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更符合实
情，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叙述详细，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仍未能触
及“2．28”责任归属的问题。

1995年2月28日，李登辉总统在“2．28”纪念碑落成时，代表政府向
“2．28”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这是近半世纪以来的首次，造成了
“2．28”平反的高潮。这一年的3月23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二二八
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年底，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成立，
积极从事补偿金的审核发放、举办纪念追思、抚慰受难者家属和颁发
奖学金等活动。

相较于台湾“2．28”事件迄今60年间，只在公开有限的档案过程中
完成立法补偿的状况，南韩朝野处理光州事件的立法与补偿过程，历
经卢泰愚与金泳三两任政权，处理过程则充满了周折与戏剧性。

1990年1月卢泰愚策动金泳三与金钟泌所领导的两个在野党变节投靠
执政党，而扭转“朝小野大”的政治版图之后，终于从“听证会困
境”脱身。1990年7月，进一步由执政党片面提出《关于补偿光州民
主化运动关联者之法律》，在国会强行通过立法（在政党合并之前，
原本在野三党提出的法案名称是“关于518光州义举牺牲者之名誉恢
复及赔偿等之法律”）。超大执政党通过的这项法律，将光州事件定
义为“光州民主化运动”，算是一大突破，但是基本认知仍主张，镇
压行为是“适法行为”。〔33〕

接着，金泳三就职三个月后，为了展现愈合光州伤痕的善意，在1993
年光州事件周年忌前夕发表《“5．13”特别谈话》，决定修法对受
害者提供“追加补偿”。然后，在金泳三卸任之前的1997年12月，再
度修法对受害者提供第三度的补偿，以补完前两次补偿作业的欠缺与
未竟之处。

其间，金泳三的声望跌落谷底，在社运团体与学术界不断升高抗争的
压力下，金泳三在1995年11月下旬下令立法，国会于是在一个月后通
过《关于“5．18”民主化运动等之特别法》，以及《关于破坏宪政
秩序犯罪之公诉时效等之特别法》。金泳三藉此跟第五、第六共和切
割清楚，并夺回政局的主导权。不过，金泳三也因此被批评“即兴
式”的清算过去。

此时，全国不分进步或保守的势力，纷纷发起“促请起诉‘5．18’
运动”，也发起“百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制订特别法来处罚518的
主犯。在如此严峻的时刻，前总统卢泰愚竟然发言表示，“比起中国
文化大革命牺牲了数千万的人命，光州事件根本不算什么。”此一狂
言出口之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光州市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案谴责
他〔34〕。不久之后，卢泰愚就被爆料贪渎敛聚秘密资金而遭逮捕。
当年7月中，检方才做了“成功的政变无法公诉”的裁决，四个月
后，依法成立的特别检察官制度“特别搜查本部”正式启动，两天
后，双12政变与“5．18”光州屠杀的罪魁祸首全斗焕，在家乡庆尚
北道的陕川被逮捕。狼狈为奸的一代枭雄同时被送进监牢，总算还给
了光州人民最起码的公道与正义。

台韩发生“2．28”与“5．18”的悲剧，尽管时空环境不同，社会状
况互异，新统治集团的统治型态不一样，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也极其悬
殊，硬要对比国家暴力本质与清算过去作法的异同，似稍有牵强；不
过，不能否认的是，两国的悲剧都肇因于“无视于人民的民主欲求，
并以国家公权力暴力镇压而引起的抗争”，则殆无疑义。而讽刺的
是，两国在平反的立法过程中（南韩比台湾早了五年），都使用相同
的“补偿”字眼，而非“赔偿”，显然两国的执政当局仍坚不承认屠
杀行为是“违法的侵权行为”而应该给予受难者“赔偿”，这一点倒
是两国都一致的。

2002年5月23日，南韩的司法界、社会团体与在野势力，在光州举行
了一场“‘5．18’市民法庭”的虚拟审判，透过司法审判的过程，
教育新生代的韩国人认识光州大屠杀的悲剧，并且“追究”美国官员
的责任。八名被告都是当时介入光州屠杀的美国政府官员，包括总统
卡特、驻韩大使来天惠、驻韩美军司令韦克汉、国防部长布朗、中情
局长透纳、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亚太副
助理国务卿郝尔布鲁克。〔35〕

控方律师指控美国政府与新军部势力结合，主导了这场屠杀事件。虽
然被告们都没有出席，但主办单位还是帮他们延聘律师，陈述与辩护
美国的立场，双方在法庭上展开舌枪唇战的攻防。尽管这只是一场
“办家家酒”似的虚拟法庭，但控辩双方还是很认真地搜证、举证、
辩论，藉由审判过程来厘清法律责任的归属。最后由陪审团判定这八
名官员都是“有罪”，罪名是“内乱及内乱目的杀人”、“集体杀害
罪”、“违反人道罪”。南韩控方律师指出，这些美国决策官员与全
斗焕一帮共同执行镇压行动，所以是必须共同负责的共犯。

这段十多年的司法追究的过程，也是一段全民司法教育的宝贵经验。
从1994年5月，光州事件受害者第一次向法院提出告诉，控告全斗焕
等35名政变与大屠杀事件的相关主事者。当年10月底，检方裁定双12
政变是“有军事叛乱的嫌疑”，但做了不起诉处分；1995年7月18日
更基于“成功的政变无法处罚”的逻辑，做出不具公诉权的裁决。检
方放弃对被告起诉的权利，要留待历史的判决。检方如此的立场已经
较前一年的裁决先例有所推进，但仍固守“认定有罪，但无法司法处
理”的立场。

当时司法当局会做这样的裁决，其实是衡诸内外情势而做的“政治妥
协”。但是后来在社运团体的强大抗争压力之下，同时为了挽救声
望，金泳三政府不得不改变立场，开始推动“历史导正运动”来揭发
真相并处罚主谋者。当年12月间国会通过《五一八特别法》之后，整
个清算与平反的情势大逆转，让检方重新展开调查作业有了法源依
据。隔年年初，才会有将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前总统收押起诉的震撼
性动作，最后“有罪”判决定谳。

绝大多数的韩国人相信，金泳三政府时代的“历史导正运动”对韩国
民主的深化有极大的贡献。因为导正的历史还给了人民公道与正义；
而且，韩国司法更透过这次的判决，留下了“成功的政变也要受处
罚”的判例与法律依据。对他们判处重刑，不仅让清算过去的作业能
够更顺利地进展，也对巩固未来的民主（免于再遭到政变与极权统治
的荼毒）有正面的意义。

到了金大中政府时代，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疑问死真相追
究委员会”、“民主化运动补偿审议委员会”等制度性机构，来具体
落实人权的保障与过去的清算；同时，也能够有效遏止国家暴力的再
发生。

2005年11月23日，卢武铉任命釜山出身的天主教神父宋基寅担任新成
立、直属总统的“为求真相与和解之过去史整理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当年5月国会立法通过的《为求真相与和解之过去
史整理基本法》而于2005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委员长相当于部长级
的待遇。67岁的宋基寅神父被任命出任委员长的原因，是他一生献身
民主化与人权运动，为落实社会正义与清算、克服过去，理念与意志
力坚定透彻，对于受到不当公权力迫害，以及侵害人权等真相的追
究，宋神父一向不遗余力。〔36〕

对国家暴力的真相调查，以及对清算过去的历史导正，是新兴民主国
家在民主的深化与巩固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清算权威主
义统治时期的历史遗绪，无疑是最艰苦的挑战，这包括了“制度性遗
绪”（如政治化的军方、线民密布的社会）、“行为性遗绪”（如迫
害人权与贪腐敛财等），以及“意识型态性遗绪”（反共教条与神格
化崇拜领袖）等。这些遗绪清算作业的顺遂与否，攸关转型正义能否
被具体落实，也攸关民主的深化与巩固的进程是否会被延宕。〔37〕

杭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中，把民主政府对威权
时代国家暴力与蹂躏人权罪行的清算，称之为“刑求者的难题”
（Torturer Problem），究竟是法办与惩治较为适切，还是宽恕与遗
忘较为妥当？他指出，1970年代的葡萄牙、希腊、乌干达，80年代的
南美诸国，以及90年代的南非、萨尔瓦多、瓜地马拉等国，都以不同
型态的“真相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来清算威权时代的罪
行。尽管因为各国国情不同、政治斗争态势不同，而使真相委员会的
组织结构、属性、权限、实质成效都有所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国家都透过“真相委员会”重新形塑了人民的“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ies），愈合了人民的伤口，也让人民在清算过
去、寻求和解之际，设计制度性规范来防止类似的丑陋与痛苦的历史
不再重演。〔38〕

新兴民主政府如何处理过去国家暴力犯罪问题，取决于政治手腕是否
成熟。它必须与过去的犯罪政权彻底切割干净，并伸张正义与人权，
才能巩固民主政权的正当性；而且，将侵害人权的前朝人士移送司法
正义的审判，才能钝挫威权势力的气焰，并向人民展现落实民主价值
与规范的决心，以防止威权反动势力的复辟。反之，如果不对威权体
制下的国家暴力与侵害人权案例进行追究与惩罚，新兴民主政权的“
合法性”与“可靠性”会遭到质疑，让人民对它产生不信任，也可能
进一步导致统治危机；而且，若不清算过去，会使威权势力的余孽与
祸害继续残存，导致民主的深化与巩固遭到延迟。因此，从这一层意
义而言，清算威权的遗绪，是为了当下与未来的民主在进行斗争。

亚洲的新兴民主政权中的南韩与菲律宾，在民主政府上台之后，虽然
都曾致力于清算国家暴力与侵害人权的过去，但成效却截然不同。菲
律宾的艾奎诺．柯拉蓉政府早期虽努力于追究真相，但对于蹂躏人权
案例的平反却没有成功；韩国虽然相对比较成功地清算了过去，但也
是经过三任总统、十多年的艰辛过程。至于台湾，则在2000年政党轮
替迄今，转型正义的实践，只沦为即兴式的政治口号而已，完全不见
任何进展与绩效。〔39〕

菲律宾的马可仕独裁政权在1986年垮台之后，原本是有很好的条件可
以彻底清算过去。人权团体要求追究过去蹂躏人权的案例，还给人民
真相与正义，柯拉蓉总统也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动员多元的手段想
要解决问题，但是柯拉蓉政府初期的一些努力都徒劳无功。由于新兴
民主政府权力的脆弱，以及军方既得利益势力的反弹并继续操控政
治，使得清算作业不断受到牵制而告终。由于柯拉蓉政府清算威权遗
绪的失败，导致当年艾奎诺遭暗杀的元凶迄未追查出来，甚至马可仕
家族还能活跃在政坛，而且还继续坐拥靠贪渎而敛聚的财产。〔40〕

亚洲新兴民主政权清算过去会有如此的落差，除了各国的民族性与文
化、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对人权的“普世性价值”的看法有所不同，
也还因为新兴民主政权的民主转型仍未臻完善，还未能跨越民主深化
与巩固的门槛所致。国际特赦组织在年度人权报告中，甚至指责亚洲
的新兴民主政权仍继续侵害人权，有些还不逊于过去的威权政权时
代。因此，是否能够成功清算过去，成为亚洲新兴民主政权巩固与深
化民主的最大考验了。

事实上，如何定义“民主的深化与巩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认知。
从程序论的观点来看，执政势力与反对阵营之间权力交替之后的安定
与否，乃至于实质的民主价值的普遍化程度，民主是否落实到日常的
生活方式等等；而民主转型过程中，政局维持稳定，改革施政可以持
续推动，定期举行自由选举，旧威权势力无虞政变复辟，军队服膺文
人的指挥，人权保障与法治都已制度化等，都可以当做民主巩固与否
的指标。

韩国在15年间，把光州事件的错误历史透过司法审理与制度化清算，
算是跨过了民主巩固的门槛，在亚洲新兴民主政府当中，成果与绩效
最为卓著。换句话说，清算过去的成败，也攸关着民主是否能够深化
与巩固，两者是互为表里与体用的。

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文化的特殊性，被
韩国学者认为是主导清算过去成功与否的结构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
在同样因为“人民的力量”而终结威权统治的南韩与菲律宾，在相同
时期的民主化转型，却发展出不同的清算成绩。韩国学者举证说，经
济发展的水准比较高的话，教育的普及率也相对较高，识字率与都市
化程度较高，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之后，对民主化的欲求就会更
高〔41〕，这也就印证了一般研究的结论：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化。
这对台湾应该也不陌生，因为1980年代后半期的台湾与南韩，同样都
经历了这样的历程。

但是，如同第三章的分析所指出的，由于历史文化与民族性的差异，
以及国家认同的问题，使得台湾在民主化与政权轮替之后，对过去的
清算，也就是转型正义的落实，与南韩的绩效实在相去太大。菲律宾
因为贫富悬殊，社经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军方持续能以叛变来左右政
局，也使得保守安定的论调一再高过改革与变化的努力。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结构性因素当中，政治菁英与一般大众
对清算过去的态度与策略，决定了民主化转型的成败。就是杭廷顿所
指的，必须视转型模式对对主要行为者间权力的制衡差异，也就是从
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如何转型的问题。根据他的说法，菲律宾是“由
下而上的民主化”的典型，照理是最有可能彻底清算过去的国家，但
却因为主要政治行为者策略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正好相反的结果。菲
律宾在民主化初期，民间政治菁英与社会团体的政治改革意志相当强
烈，但是这些政治菁英却不断受到军事菁英的威胁，以致于因为军方
持续介入政治，使得政治菁英清算过去的意志遭到削弱。〔42〕

韩国则是在社会团体的强大压力，以及在野党恢复政治结盟之下，在
金泳三政权时期将两位前总统收押并受到司法处罚；接着，在金大中
政府时期，更以制度化规范来防止国家暴力导致人权受侵害的情事。
韩国能做到如此的制度性保障措施，南韩学者认为，主要政治行为者
的策略选择较诸于民主转型模式的结构性因素，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韩国的经验证明了，民间政治菁英与社会团体所采取的积极并彻底清
算过去的策略，并不致损及民主化的安定性，反而是巩固民主化的决
定性功能。

而清算过去对巩固民主化的影响，可以从“制度面”与“心理面”来
剖析。首先，在制度层面，清算过去会对威权时期违宪的制度与违法
的统治行为产生强大的祛除压力，而让社会大众强化依循民主、依
法、依制度等程序来建构的认知。清算过去并非只是单纯报复过去的
犯罪，一个民主政府的过去清算是要由法律与制度来落实，并在清算
过程中，以民主的法律与诸般制度性设计来替代过去威权时代的制度
与程序，让民主价值与程序的制度化发挥重大的贡献。而且，在清算
过去的过程中，只有将旧威权余孽与制度基础等巩固民主的最大障碍
予以清除，并彻底封杀威权势力的反击机会，才能使新生民主的制度
根基能够安定深植，民主化的巩固才算是成功。

韩国将行使国家暴力蹂躏人权的军部领导人移送司法审判，使得与威
权政权合作的情治机关与威权官僚等的威信，马上遭到斲〔音
“啄”〕丧。而且，此举也让军方菁英回归军营里，服从文人的统
治，而不再是无可节制的权力集团，对民主化的落实自然也功不可
没。

其次，在心理层面而言，清算过去的作业成功的话，会使得主要政治
行为者与一般国民都能够感受到新生民主政府的道德性与正当性的强
化，也有助于民主价值与程序正义的深化。同时，对威权时代国家暴
力侵害人权的犯罪行为追究真相、依法处理，可让一般国民对树立民
主宪政、法治主义与民主价值建立信赖。当然，对威权政治菁英也是
个机会教育，让他们知道国家暴力、蹂躏人权等行为不能再成为政治
谈判与妥协的筹码，大家必须服从民主程序的竞争规则。让政治行为
者知道，超越法律的国家暴力与篡夺政权的图谋，是绝不被容许的。

事实上，清算过去太消极的新生民主政府，毫不例外地都会陷入正当
性的危机，结果会导致社会混乱的加剧，也提供了旧威权余孽反击的
机会。毕竟，积极清算过去的话，旧威权余孽也可能会重新集结采取
反击，来削弱新兴民主政府的领导威信。但是如果新兴民主政权担忧
刺激旧威权势力，而消极清算过去的话，必然会使得民主政府的支持
势力离心离德，导致民主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

尤其，在民主转型期间，新兴民主政府的政治菁英因为过去长期被排
除在政经决策之外，以致于施政经验不足、统治手腕也不够成熟，如
此就已经很容易导致人民的期待落空。他们所能够运用的政治资产，
就是仅有的政治与道德的正当性。因此，消极地清算过去，或清算失
败的话，就会导致唯一可以运用的政治诱因流失，结果导致对新生民
主政府的不安，并使人民失去信任。

韩国司法对“成功的政变也可以惩罚”的判决，使得民主程序与民主
价值的优越性再次得到确认。也因为这项历史性的判决过程，让人民
重新型塑威权过去的集体记忆，也有助于愈合创伤的伤口，让人民与
政治领袖都藉此机会对民主体制建立信任。也因此消弭了旧威权余孽
趁机采取政治与军事反击的可能。

而清算过去不成功的菲律宾与泰国（正在撰写本文的2006年9月19
日，泰国又发生了一次不流血军事政变，推翻了正在纽约的民选塔克
辛总理），则仍随时存在着政变的阴影，对政治的不安与不信，也都
是肇因于旧威权势力仍如影随形，时时在干预着政局。亦即人民对民
主政府的失望，会导致对威权时代的“乡愁”（Nostalgia），甚至
期待威权能够复辟的反动性论调的出现。

所以，韩国的事实与经验证明，成功清算与解决过去威权时代的国家
暴力与人权侵害问题，才能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肯定的影响。结论
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很简单的事情，而且，其“当为性”也人同此
心，但是大家却不愿意或不敢去面对，于是找尽各种理由来搪塞与逃
避，或把很简单的逻辑与过程复杂化，让大家知难而退，以致于最后
对清算过去的作业一无所成，反而让威权余孽“趁弱再起”，这是东
南亚国家民主化巩固相对失败的原因。

事实上，南韩从金泳三、金大中到卢武铉这三任新兴文人民主政权，
在处理过去清算的大工程之际，同样也面临社会矛盾的爆发、经济景
气低迷的克服、民主机制与程序的建构等挑战，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同
时并进，透过清算过去来规划现在与将来，为南韩民主化的巩固，建
构可长可久的制度性规范与价值观。同时，也让威权余孽与既得利益
势力在民主转型与清算过程中完全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彻底阻断他
们的复辟之路，并让他们有“清算过去是为巩固民主”的机会教育，
如此，反而促进了民主政权的道德正当性，对政局的安定毫无影响。

反而是东南亚的菲律宾与泰国，由于瞻前顾后、不敢放手清算过去，
终至陷入进退维谷或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国家的过去既未清算、民主
机制也无法充分巩固，还让威权余孽继续在政坛煽风点火、蠢蠢欲
动，更吓阻了民主政权在将来的再出现。〔43〕

台湾“由上而下”的民主化，曾经被世人称许为“宁静革命”而引为
自豪，但也如同日本的台湾专家若林政丈教授所指，是属于一种“分
期付款式”的民主形式。〔44〕如此的民主化历程，以及妥协性格较
强的民族性，是否造成我们对转型正义的追求以及对过去的清算，未
如南韩积极，是值得台湾人深刻去思考的问题。南韩“由下而上”的
民主化经验，以及务实面对错误过去的道德勇气，对于同处东亚的台
湾应该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本论文发表于2007-02-26～27在国家图书馆所举行的《“2．28”
事件60周年纪念：人权与转型正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本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国家暴力与过去清算：从韩
国518看台湾228》，2007，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其中有一专章探讨南
韩社会“反美情结”的形成过程。

谢谢指教！

☆专书部分

一、韩文：

１、“5．18”纪念财团，《“5．18”民众抗争》，2005年，光州
２、光州广域市“5．18”史料编撰委员会，《“5．18”民主化运
　　动》，2005年，光州
３、朴世吉，《重写的韩国现代史3》，2005年，首尔
４、李来荣等，《东亚的民主化与过去清算：韩、菲、泰比较研
　　究》，2004年，首尔
５、金辰雄，《反美》，2003年，首尔
６、金光东，《反美运动对韩国社会的影响》，2003年，首尔
７、真锅佑子，《从光州抗争解读现代韩国》，2001年，光州
８、金载均，《518与韩国政治：光州补偿法与“5．18”特别法决定
　　过程研究》，2000年，首尔
９、河一植，《年表韩国史》，1998年，首尔
10、李离和，《韩国的派阀》，1991年，首尔
11、《新东亚》月刊，《从宣言看8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1990，首
　　尔
12、郑升和（共译），《将军之夜：韩国双十二事件》，1989年，台
　　北
13、《新东亚》月刊，《震撼韩国的六十大事件》，1988年，首尔
14、千金成（蒋雪梅译），《从黄江到北岳：全斗焕奋斗历程》，
　　1981年，台北

二、中文：

１、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2006年，台北
２、曹中屏等，《当代韩国史》，2005年，中国天津
３、森山茂德（吴明上译），《韩国现代政治》，2005年，台北
４、《观察》周刊，《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2004年，台北
５、朱立熙，《韩国史》，2003年，台北
６、服部民夫（李明峻译），《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1994年，
　　台北
７、若林正丈（洪金珠译），《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1994
　　年，台北
８、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1993年，台北
９、白鲁恂（胡祖庆译），《中国人的政治文化》，1992，台北
10、朱立熙，《汉江变》，1989年，台北

三、英文：

１、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200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0
２、Kirk, Donald: “Korea Witness”, 2006, SFCC, Seoul
３、Cumings, Bruce: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1997 
　　Norton, New York
４、Huntington, Samuel: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 Oklahoma

☆论文部分

一、韩文

１、郑浩基，《国家暴力与被害者补偿》，收录于《民主主义与人
　　权》，2006年第六卷第一号，国立全南大学校“‘5．18’研究
　　所”，光州
２、金泳哲，《韩国人的对美认识与行动样相：变化与分化》，2005
　　年，韩国政治学会“秋季学术会议”发表之论文
３、金泳燡，《“5．18”光州民众抗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2004年首尔国民大学校
４、李康鲁，《韩国反美主义的成长过程分析》，2004年，全州大学
　　校，全州
５、李洪吉，《政权暴力与民主化斗争：以高雄、光州、天安门为中
　　心》，光州民众抗争十八周年纪念学术大会，1998年，全南大学
　　校“‘5．18’研究所”，光州
６、《光州民众抗争总日志》，，2005年，全南大学校“‘5．18’
　　研究所”，光州

二、中文

１、陈新民，《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的法律问题：比较制度的
　　研究》，2000年，台北

三、英文

１、Shin, Gi-Wook: “Marxism, Anti-Americanism, and Demo-
　　cracy in South Korea: An Examination of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 Discourse ”, in Tani Barlow edited “New 
　　Asian Marxisms”, Pp. 359～384, 2002, Duke University 
　　Press

１、1987年6月7日，Daily Telegraph, London
２、金泳燡，《“5．18”光州民众抗争研究》，博士论文，Pp.396
　　～399，2005-07，首尔国民大学国史学科
３、“5．18”纪念财团，《“5．18”民众抗争》，Pp.85～91，
　　2005-12。国立全南大学“5．18”研究所，《光州民众抗争总日
　　志》第一章第二节
４、金泳燡，前引书，Pp.392
５、“5．18”纪念财团，前引书，Pp.115
６、金泳燡，前引书，Pp.303
７、金泳燡，前引书，Pp.305
８、金泳燡，前引书，Pp.305～309
９、金泳燡，前引书，Pp.307，引《光州日报》2005-05-09
10、金泳燡，前引书，Pp.307，引政府发表之《光州事态之实相》
　　Pp.77～78
11、金泳燡，前引书，Pp.408～409
12、全民联（1989）资料集，《1989年活动目标》
13、《周刊朝鲜》，1988-02-28
14、《光州日报》，1988-11-03
15、金载均，《“5．18”与韩国政治》，Pp.128～131
16、金泳三，《“5．13”特别谈话文》，1993-05-13
17、李来荣等，《东亚的民主化与过去清算》，Pp.78～81
18、金载均，前引书，Pp.188～189
19、李来荣，前引书，Pp.87～89
20、李来荣，前引书，Pp.89～90
21、李来荣，前引书，Pp.60～62
22、二二八基金会，《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Pp.91
23、金泳燡，前引书，Pp.394～396；金载均，前引书，Pp.84～85
24、“5．18”纪念财团，前引书，Pp.97
25、《光州市民军起义文》，1980-05-25
26、《观察》周刊，《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Pp.49～73
27、李离和，《韩国的派阀》第七章《地域差别的实相》，Pp.152～
　　154
28、林毅夫，《台湾人受虐性格的心理分析》，Pp.11
29、二二八基金会，前引书，Pp.6～7
30、金载均，前引书，Pp.86～102
31、金载均，前引书，Pp.93
33、金载均，前引书，Pp.142～143
34、光州广域市议会，《第二届议政白书》，Pp.1116～1117
32、金载均，前引书，Pp.176～181
33、金載均，前引書，Pp. 142～143
34、光州广域市议会，《第二屆議政白書》，Pp. 1116～1117
35、《美国的选择之后》，光州MBC《“5．18”特辑》，2003-05-18
36、《韩民族新闻》，2005-11-23
37、李来荣，前引书，Pp.19
38、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211～231
39、李来荣，前引书，Pp.21～22
40、李来荣，前引书，Pp.24～25
41、李来荣，前引书，Pp.251
42、Huntington,Pp. 145～146
43、李来荣，前引书，Pp.24～25
44、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Pp.147

（本文由拙著《国家暴力与过去清算：从韩国“5．18”看台湾
“2．28”》（允晨，2007）整理改写而成。）

（朱立熙：国立政治大学韩文系、新闻系兼任讲师，华视前副总经
理）

〔原载朱立熙的《台湾人 韩国心》个人网站，2007-07-29。提供
者：（高雄）张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