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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只分两节来写：在阆中中学读高中的三年（1950年　│
│　初到1953年8月，时年13岁到17岁）与在北碚西师读大学的 　│
│　四年（1953年10月到1957年10月，17岁至2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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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冬天阆中解放时起，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姐（原名贺
淑贞，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晓）走后二姐（贺淑芬）高中毕业也到成
都去了，他们先在军管会工作，后来大姐们在省公安厅工作，二姐在
成都市公安局工作；祖母也被五姑接到成都去了；政府接收平民工厂
时，交不出账来（二叔任会计时根本不做账），只好把机房街的住宅
卖掉，作为赔偿，大家庭就解散了，叔叔姑姑们与父亲划清界限，不
仅不来往，还要准备着斗争呢。土改时根据当时的政策在天安乡划成
分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把多的土地没收了，分的土地房屋我们不
要，（这里有年收20背谷的土地与半套住房是父亲1946年从一李姓人
家处买来的，买后还是原有的佃户刘国权、胡国太在种，每年议租，
由他们交租谷，我家不仅从未在这住过，而且也很少去过）。根据当
时的政策，在城里的铺子还照开，而且生意还一天比一天好，我家就
迁到上华街2号铺子上去住，（铺子后面只有一间小屋子，一个仅约
一平方米的天井，过道厅就是厨房，那时有三个弟弟一个小妹，我就
只好住到放货的一个楼上，好在时间不长，50年秋考上高中后就住校
去了），这时期，父亲还外出购货去了一次成都（这次也就是他与两
个姐姐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时他不到50岁），抗美援朝时出了钱捐献
飞机大炮，那时我家还挂着“光荣军属”（大姐是解放军）呢！后来
搞公私合营时，我父亲的全部资产（包括一间铺面，不包括后面我们
家住房）共计合旧人民币600万元（折合新人民币600元，每年拿定息
30元），这是后话了。

刚刚解放，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从头做起，当时阆中有军政大学（军
大）、革命大学（革大）大量招收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经过短期培
训，便分派到各处工作，新政权建立的模式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集
权、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化的军政府，是战争指挥结构，这一体制半个
多世纪以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前30年是愈来愈强化，从人民民主专政
到无产阶级专政，后20年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无根本上改
变），这一体制要求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归属于一个单位（组
织），当时我年龄还小，还想读书，所以就选择了考高中。当时大姐
也常来信，给我寄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启蒙读物，如《从猿到人》、
《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等书，这对我影响很大，把读书也看着是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我也就
真的从此离开了家庭，这时我正好13岁半，读了三年高中后，连阆中
也离开了，这一走就是十年（中途寒暑假也没有回过阆中），到1963
年8月被迫回阆中时已是将满27岁的人了。

50年阆中只合并成立了一所中学定名为阆中中学，地址为西街原县立
中学旧址，校门和主要房舍一直30年未变，50年春季合并了原阆中几
个中学的学生开学，高初中各三个年级六个班，编号各从一班到六
班，50年秋季招生，我去报考，又是备取入学，就编为高七班了。我
参加入学考试还有一个笑话呢，入学考试要考化学，而我在商职校又
从未学过化学，有一道化学题是问：蜡烛燃烧后变成了什么？叫我怎
么加回答呢，我只好写上回答为：蜡烛燃烧后变成了一股清烟和一个
焦黑色的硬碎棒。入学后第一次郑弗名老师上课点名时，点到我的名
字便停了下来，把目光从眼镜框上方投出来看着我问道：一股清烟和
一个焦黑色的硬碎棒就是你答的吗？我答是的。引起了同学们哄堂大
笑。

当时校长是肖毅安（地方贤达，解放前任过章明等县县长，解放时任
阆中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后到东风中学教历史，文革中被批斗、管
制），副校长是王野晴（后调广元中学任校长），教我们语文有段治
（解放前县政府秘书，后在阆师作收发）、安天择（后为教导主任，
再后为县人大副主任），教英语是李希白（头发斑白的一位人称活字
典的还使用着韦氏音标的老先生重），教历史是闫帮本（后到南充师
院任教授），教地理是张夔石（河北定县人，****战争时随国立四中
来阆，胜利后全家留在阆中，一个正直的教师，上课时常向我们讲当
时朝鲜战况，也爱讲点人生感慨），教代数是张克刚（张夔石之大
女，国立渝女师数学系毕业，给我们上范氏大代数，讲课认真、清
晰，很受欢迎），教几何是孔震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后为绵
阳地区副专员，是一位极严厉的教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为火神菩
萨，他讲几何证明时只讲一遍，决不重复，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从
不用直尺寸、圆规，尽管此课有很多人不及格，但我特别喜欢此课，
考试总是100分），教三角是刘宇丰（一个非常和蔼的个子不太高的
老人，他学三角时还是叫八线学），教物理是郑弗名（后当阆中县副
县长，文革中被批斗、管制），教化学是张定侯（身体有病，说话、
走路都很呆滞同学们背地里叫他为恒等式）、廖彦德，教生物是杨文
长（活跃建谈，后到南充师院任教授），教音乐是周茂熙（声乐、器
乐都来，在礼堂里一次二胡独奏倾倒全场，我就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
的人，但对这琴声还至今难忘），教体育是陈登翘（后到南充师院任
教去了），教政治的是罗ＸＸ（50年教我们政治经济学，不久便调走
了）、王珏（不久便调走了，80年代后才听说到人民大学任教授
了）、李大猷（后在东风中学教数学）、王尚益（后在阆师任副校
长），可见当时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尽管每天学习时间不长，有相
当多的社会活动,但上课时非常认真，课后作业不多，都是认真完
成，毕业时我在总复习时，买了一个精装的厚笔记本，把各科的知识
要点、精要公式一一整理、摘录下来，每科还粘一页彩色纸隔开，我
认为这是我在中学时期得到在全部知识精要，“知识就是力量”，我
十分珍视这个本子，什么东西都丢完了时，我仍没有丢过它。

入学后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热情很高，当时吃住都在学校，每月交五万
元伙食费（旧人民币，合新人民币五元，每天早餐是稀饭有胡豆与咸
菜，其它两餐是干饭素菜或烩面，每周吃一次肉，八人一桌，只有桌
子，没有凳子，都站着吃，每桌一盆菜，大家分到自己碗里吃，饭则
自取），记得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打城隍庙，原来城隍庙就在学校西，
与学校隔壁，为了扩大校舍，政府决定把它划给了学校，这是一个封
建社会的形象代表，青年学生冲锋陷阵向这封建代表开战，是日我们
十分兴奋，个个上阵，打向了几百年来，香火不断，人们顶礼膜拜的
神殿，两侧的十殿无论是凶恶的小鬼，高坐的闫王，一个个都被砸得
粉碎，再乘胜打向大殿，两边神像一一掀倒后，就用长纯栓着城隍菩
萨的上身，众人齐心协力一鼓作气将其拉倒，全体欢声雷动，雇不得
千载尘土飞扬，一个个都从灰中滚了出来，喜笑颜开，又冲向殿后的
城隍娘娘的内室，捣毁嵌花牙床，好不痛快！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人来
观看，后来还出现一些谣言，说学生些着了魔，总会闯出大祸的。后
来这儿就圈入学校，庙门厅作了学生厨房，两边十殿打通作了学生食
堂，上面正殿安上门窗就是我们的学生寝室，许多同学住在这间大屋
子里，真是高兴。学校成立有学生会，那时学生活动很多，校内校外
都有宣传表演，那时老师们要忙于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还要集中到广
元、南充去学习，学生的一切活动都是学生会组织，县上成立了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后，派了汤公群（后任了川北医学院党委书
记）来校建团，我在高五班的同学冯玉兰与高六班的同学刘长德的介
绍下，于1951年5月15日入了团。后来我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记得
那时学校经费送上去的会计报表都要经学生会审察签字。土改时学校
全校停课，教职工全部集中到南充学习，学生们组成宣传大队，分成
十个分队分赴阆中的十个区，总部设在城里，我任大队长，每天在电
话总机上听各分队的汇报，那时县电话总机就设在学校隔壁的张飞庙
内，这是我第一次学会使用电话。解放前县立中学留下的礼堂只是一
个高台，只有主席台的部分有房子，听众都在露天坝，51年学校将它
折平重新建成一个木结构大礼堂，在这个礼堂的落成典礼上我还去讲
了话呢，这是我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获得了掌声（第二次，就
是在六年之后，在一个更大的礼堂，西南师大的竹棚大礼堂，举行的
毕业生论坛上，被班上推选取，代表班上发言，也获得了更多的掌
声，却就因此被划为右派，自然地从此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了）。还要
办墙报、黑板报，开晚会，唱歌，跳集体舞等等。在这些活动中男女
同学接触比较广泛、自由，自然其中也有谈恋爱的（有真谈的，也有
是同学们开玩笑的，也有从开玩笑开始又成了真的），但总数不多，
我当时由于年龄较小，还不大考虑这些，只是朦胧地愿意与女同学接
近，愿意在女同学面前表现自己，特别对心中的某些女同学，只是在
心中偷偷地想那么一下就是，青春在朦胧中缓慢地到来。

当时阆中新政权初建，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一个接一个都的轰轰烈烈地社会巨变，常常开大会,一批一批地枪毙
人，学生们常常是去参加大会呼着震天响的口号，反正死的是该死的
人！配合运动学生宣传队还排演了话剧《刘胡兰》、《白毛女》、
《丁佑君》、《王秀鸾》、《母亲的心》都很出色，我们同班同学如
范永年（他父亲被镇压后，便随其母回了江苏，安徽师大物理系毕
业，毕业时划为右派，以后在安徽财大任教，参加九三学社）、赵文
荧（与我一道在西南师大毕业，毕业时划为右派，以后在营山中学任
教，受尽折磨，后又参加共产党，还当了支书）等都是多才多艺的，
他们才艺的表演总使人至今难忘。抗美援朝中不少同学参军，军干校
招生时，我也报了名，年龄不够，未被取上，同学黎用启（后改为黎
明，现在北京工作）就参加军干校走了。紧张的政治运动，巨大的社
会变革，使阆中的市面大为萧条，同学中退学离校的很多，最少的时
候我班只剩下七个同学了。记得同班同学先后有范永年、王永全（读
书时我们很好，我还到乡下他家去过高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并入了
党在县上当了干部，当过城关镇长、县百货公司经理，后犯了男女关
系错误回乡）、胡先知（中学毕业后在县上教小学）、赵文荧、张克
已、安天惠（贵州师大毕业，后任该校党委书记）、赵文松（西南俄
专毕业，后在胜利油田工作）、蒲瑞瑶（中学毕业后在县上教小学）
等，这种情况可能各地都一样，所以后来苍溪中学与广元中学的高中
都合并到阆中中学来了，我们又多了许多新同学，广元来的有陶锦春
（川大数学系毕业，后在广元中学任教）、姚似云（西师数学系毕业
后，在重师任教）、张玉龙、毕娜、张克英（西师俄语系毕业，后在
罗江中学任教）、载清秀、，苍溪来的有张洪德、韩兴秀，巴中来的
有李大筠（西师生物系毕业，后在南师任教）、王群（西农植保系毕
业，后在涪陵从政）。不是同班的，有赵梓成（后在昆明理工大任
教）、邱佩祥（在川大党委工作）、何守知（中学毕业后在阆中粮食
局工作）、穆秉云（在阆中文化局工作）、唐光荣（贵州师大毕业，
后在阆中师校任教）、刘长德（川大数学系毕业，后在东北工作）罗
竟华、冶漱玉、冶漱华、刘传华（川师数学系毕业后，在该校任
教）、李建宇、李秉莲、孔繁成（川医毕业后，任口腔科医生）、谭
家祥（中学毕业后在阆中新华书店工作）、秦承俊……等等，这些名
字也许还有很多一时记不起来，但青春的时代纯洁的情谊，却使我终
身难忘，童真是一去不再回的，从那以后虽还有大学的同学，但四年
的大学同窗情，却被那人为的阶级斗争所扼杀！人会随年龄的增长而
一层一层地蒙上面具，人与人交往越来越难见真面目了，半个多世纪
的斗争哲学，真使中华大地的人际关系倒退到极凶残的禽兽关系以
下。

53年暑假前我们应该毕业了，高八班也提前一学期与我们一道毕业，
参加统一高考，那时还是背着背包步行到南充去参加考试，许多男女
同学在安天泽老师的带领下，晓行夜宿，行进260多华里，真有意
思，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后就住在南充二中，在地板上
“下塌”，好不快活，蓦名去看莲花池，却只见一池水葫芦，考完试
后又步行回阆中，同学们都分别了，回家等待通知，我这时打听到阆
中茧站在招收临时工，便去应招，于是被派到苍溪县城茧站，又是背
着背包走60华里到了苍溪，工作是每天开票、算账，站长姓孙，对我
很好，几次告诉我，愿意把我留下来，可是不久就在四川日报上看到
了高考的录取名单，我按第一志愿录取到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我要
走了，苍溪茧站还开了欢送会，搭运茧车回

阆中，我们一同考上的同学很多：张洪德、赵文荧、秦承俊、张克已
和我是西师数学系，张克英是西师俄语系，李大筠是西师生物系，赵
文松是西南俄专，王群是西农植保系，这三所学

校都在北碚，还有腾汝超是重大，杨光杰、邱心培在重庆建院，安天
惠、赵宗金在贵阳师院。那时大约是9月末或10月初才入学，我们一
行数人，又是背包步行到南充，再坐汽车到合川，这是我第一次坐客
车，在合川看到桃片大王，又坐小汽船到了北碚，在码头受到接待站
的欢迎，被引到学校，一进校门：啊！好大的校门，上面还有“西南
师范学院”几个大红字，落款是“郭沫若”，宽阔的花园，簇拥着宽
敞的高高的石阶，上面才是大楼。

怀着渴求知识的强烈欲望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万分兴奋地步入了
这神圣的校门。

我们入学后便住杏园二幢，一住就是四年没有变过，最初五人一室，
均用平床，后来换成双层床，则八人一室，窗明几净，伙食为每月11
元（当时中学每月才五元），八人一桌，均有坐凳，早上浠饭馒头，
三菜一汤，见浑开饭，这样的生活真上了天了，更不必讲学习了（下
面还要讲），哪一个不是欢天喜地，摩着良心讲，压根儿也没有哪个
会想要反党的，拥护都还来不及呢（现在冷净地回想起来，当年如果
不搞那些运动，不必大量地自树敌人，齐心建国，有什么不好呢）。

再说学习，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是有名的教授，如上数学分析
是留美的，曾在华西大学任教，这次刚回国不久的张孝礼教授，他的
夫人彭毓淑副教授任解析几何课，上高等代数的是知名的严栋开教
授，上高等几何的是著名的李孝传教授，上复变函数的是我国数学界
老前辈，当时任系主任的郭坚白教授，上教材教法的是王秀泉教授和
汪欧教授，上数的分折是陈重穆（当时还是讲师，后为著名群论专
家，西南师大校长），辅导教学的助教有王道、金民勇、罗四维等，
上心理学的是李长河教授，上教育学的是秦仲实教授，上俄语课的是
韦东晨与苏籍女教师娜列，上普通物理学的是闫ＸＸ，上理论力学的
是留德的袁柄南教授，教教育史的是罗容梓教授，辅导是董时光，政
治课是讲中国革命史（即中共党史）与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党史）
均由马列主义教研室派教师上大课（上课都是在上面按讲稿一字一句
读，为了准确理解，精辟的内容，连语句与提法也不得有误！）。当
时一般大学都还没有招收研究生，各系的名教授都要到第一线上课，
相对而言那时教授还比较多，而且学术水平较高，（从那时以后，一
个又一个的专整知识分子的运动，把本来就不多的教授几乎都整光
了，剩下来的并能站到讲台上去的又是以“政治”条件为第一而选上
去的）。那时上课特别认真，都渗透着老师们的真知灼见与对学科的
巨大热情，这是最感人的了！那一幕幕声情并茂、幽默风趣、深刻独
到的讲授，与执著认真、敢于讲话的教授风格，体现出的那种独立之
思想与自由之精神，那种令人起敬的一股子骨气、傲气与才气，真
的，使人终身难忘！这么多年了，一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
天。我深切地感到中学与大学的根本不同就在这里。不知为什么后来
我们的大学越办似乎越像中学了（仅仅是课程有点不同），细数起来
究竟有那些地方不该像中学而像了中学也说不上来，这么多年也只是
一种说不清的感受而已，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用一句话来概括说，那
就是没有了真正的大学教授。

那时学院一直还是实行象中学那样的班级式的年级制，学生要编成固
定的班级，按学年考试进级，修满四年毕业，名义上每学年前有个学
生选课，实际上教务处已将课程排好了，只叫各班去个代表形式上签
个字了事。我们数学系新生较多，一共分了甲乙两个班，我们从阆中
去的五个男生张克已、秦承俊、赵文荧、张洪德和我都分在乙班，我
的学号编为5305089。全班共有40多人（大约是42人，中途有休学
的，毕业时为40人），我们班有云南来的，有贵州来的，大多数是四
川的，男生比女生略多些，大部分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部分带薪
学习的调干生，入学年龄最大的有25岁，最小的不满21岁。班上选有
班委会：有班长与学习、生活、劳动、文体等委员，唐天银任班长，
全院有学生会。班上有青年团支部（那时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
来才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曾任班上团支书，组织委员是黄世
明，宣传委员是龚斌武，后来系上有团总支部，我曾任总支委员，全
院有团委会，我曾被团委派往重庆市团校（在石桥铺）四期学习。最
初系上还给各班派有一位青年教师（助教）任辅导员。57年运动中班
上才公开有党小组，苟仪表任党小组长。

这四面八方的同学走到一起来了，进校之初非常兴奋。同学们课外活
动非常热闹：义务劳动去修路，开荒种向日葵，排节目表演舞蹈在学
院演出还得了奖，组织文娱兴趣小组有乐器组、川戏组、京戏组、绘
画组、舞蹈组等，人人都订了锻炼身体计划，经过锻炼都达到了劳卫
制一级或二级，我在中学体育成绩不太好，但这时经过努力也达到了
劳卫制一级，长跑项目我还参加了校运动会，班上张克已被选进校男
子篮球队，胡秉阳被选进校女子排球队，赵文荧被选进校男子足球
队，赵文荧还被选进校乐队，姜开荣业余器械体操超过了专业水平。
在学习方面我班组织了广泛的学习经验交流，人人都订了学习计划，
有好几个同学被学院授予甲级或乙级优秀学生称号（其中就有我，有
秦承俊等），56年三年级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组织了学生代
数学科研小组我被选为组长，参加的人有廖远平、李元镜、张克已
等，这个小组在严栋开教授与金民勇老师的指导下，采取轮流报告的
方式自学了《近世代数学》（张禾瑞著）与《群与代数方程式论》
（严栋开著），还参加了学院举办的学生科研成果展，我也被选为全
院学生科研活动组组长。课余，也全班组织去缙云山，北温泉玩，常
去北温泉游泳时，在池中一泡就是几小时，（岸边小麦蚊太多，只好
呆在水中），饿了就在岸边啃带的冷馒头，也有时上北泉餐厅去买二
两米饭（三分钱），再三买一碗小面（八分钱）当菜，吃饱后就去竹
楼或乳花洞玩，穷学生过着这毫不觉其穷的快乐的日子，这是我终身
永远怀念的岁月。

我们进校后学院里肃反、三反等运动刚刚搞过了，接着又搞批判胡风
集团，但与我们刚入校的理科同学直接关系不大。我们总是深信党是
伟大、正确的，运动中被整的都是该整的坏人，我们是党正在培养的
红色接班人，只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地学习就是。我争分夺秒地学
习，四年来我连寒暑假也没有回过阆中，一年365天，每天都有详细
安排，上课时是细致到每节课听课或自习什么，不上课时是细致到每
天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真是一分秒都不愿虚度。当时
完全想不到，在57年平白蒙难之后，白白荒废的时光何止是以小时或
以天日计，而是以年月计，甚至是以十年、20年计，那时在漫长的生
命被无端荒废的日月里，一想当年读书时的争分夺秒的情形，我的内
心就流血啊！这荒废竟长达20多年，也可以说是荒废了终身，人生能
有几个20年？是谁扼杀了我们的青春？是谁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康乾盛世约占世界ＧＤＰ的15%，而到20世
纪初已降到1%～2%，中国便从一个世界强国跌落为一个落后挨打的弱
国。这一变化主要是与封建和封闭有关，积弱的局面至今未改变，我
国的ＧＤＰ总量仅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3.6%，而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
23%。”（引自《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4月刊，仲大军文）

二年级时秦仲实老师带我们到附属工农速中去进行教育见习，我深深
地被学员们的学习文化渴求知识的热情所感动，掌握了政权的工农，
最需要的就是文化科学知识，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决心作一个文化科学
知识的传播者和普及者，当时我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记入了见习
心得，秦老师还公开作了评折，加以表扬支持，（万没有想到后来，
竟是我多么崇敬的党扼杀了我这个愿望）。后来教育实习时，甲乙班
混合编组，我们到化龙桥二中实习的有廖玉仙、赵文荧、冯国光、莫
中培、秦承俊、周圻瑞、吴永福和我，指导老师本校有陈重穆、刘利
挥、罗四维，二中是江岚、胡世荣等。大约是56年我有一次机会进重
庆城，是学校开车送一些同学到重庆人民大礼堂听从苏联来访的卫国
战争的英雄母亲──卓娅的妈妈作报告，宏伟的大厅座无虚席，她是
用俄语讲的，十分亲切感人，开句就称呼我们为：“我的，有着黑眼
睛的孩子们！”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是一个崇敬英雄的年代。
入校以后从四面八方来的男女同学在一起十分友好快乐，周末举行舞
会，跳国际舞（即交谊舞），我们县份上来的还要从头学呢，叫做扫
除舞盲，（学院团委还专门组织一些女同学到邻居部队去跳舞联欢，
这个部队驻地就在西师与后来的西农之间，我大表姐闫惠书当时曾在
这儿，她还约我去玩过，送给了我一些青年读物）。也有不少同学谈
恋爱，理科要少一些，我班更少（到毕业时多些）。入校不久我也与
班上一女生好过，曾拉过手，很短便散了。56年的除夕舞会跳到中
途，新年钟声响了，突然灯光一灭，与我正跳舞的女同学Ｌ，本能地
紧紧拉我双手，距离很近，第一次与女生站这么近，既神秘又紧张，
我内心也曾深深地想过班上一位女生Ｈ（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也被划成
了右派），那时仅仅是一种内心的单恋而已，当时要抓紧一切时间学
习，有读不完的好书与解不完的趣题（那知毕业后竟被贬为贱民，更
与爱情无缘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
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在紧张的课业学
习中，政治思想学习与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除正规的
政治课外，每周星期三全校师生还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另外还有
不定期的政治时事大报告，（大约是1956年贯彻中央保障知识分子有
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后，集中政治学习曾稍少一些）。至于日常
班会、民主生活会、党团组织生活、个别谈话、交心等等则更经常
化。其内容大约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1）红与专大讨论，树立又
红又专，以红为先的思想，而且这个红，就是要看是不是听话，是不
是紧跟领导，标志就是看是不是党团员，家庭成分如何，社会关系如
何，政历如何。（2）专业思想问题，就是看是否安心去作中学教
员，不能想去当数学家，批判专业学得深了的，是否无条件服从工作
分配。（3）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爱穿好的、爱吃好的，是不
是谈恋爱影响政治进步或影响学习。（4）批判个人主义，是不是有
名利思想、风头主义、自由散漫、劳动不积极等。（5）批判崇洋
（主要是美英帝国主义）思想，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不学英语改学
俄语，一律用苏联教材，联共党史就是马列主义基础课教材。（6）
高举批判大旗，批判杜威、批判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
丁玲。

对于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当时对同学们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认同的，
都是欣然接受这种革命的价值观，特别是百分之百地拥护中国共产
党，因为这从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推翻旧政权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后使
社会焕然一新的事实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对伟大领袖
毛主席更是当作大恩人、大救星的神来敬仰。即使有个别同学因家庭
出生，家庭变故，甚至亲属受了镇压，但对自己在条件这样好的学校
里享受着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全是公费（包括高标准伙食，发放衣
物用品，公费医疗，有的还带薪水），毕业全包分工作，终身有保
障，真是在福堆里过日子了，能不怀感激之情吗，完全是以主人翁的
姿态，希望也相信祖国会更好，这是主流。但也有另一方面，那就是
党推行的这套价值观与理念，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一些具体矛盾与问
题：如爱美是人的天性，有些女生穿得好些，有的特娇柔些，青年男
女要恋爱也是自然的事，在交往中相好后又分手便被视为不道德的陈
世美，这些都属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有些同学就是原想学工
或理，而被分到师范来了，有些不安心，便被视为专业思想不巩固而
受批判，有些因家庭出身，无论怎样表现也不好，有些因入团入党问
题长期解决不了，有些因业余爱好而被认为不务正业，……等等矛
盾。另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干部工作作风问题、谋私利、言行不一，
甚至有乱整、错整的事，而组织上总是为维护威信而袒护干部。当然
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此本可以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解决，但认真
进行起来却又遇到了麻烦，党当时批判的某些事恰巧与共产党所宣传
的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相矛盾，党当年号召人民
推翻国民党政权时，就广泛以反封建、争民主自由为口号，而在取得
了政权以后又反而害怕人民起来反封建、争民主自由了，这怎么好完
全说服呢，于是就只好运用权力，采取专政了。说穿了就是企图把一
个个活的人按模式压制成一个个驯服的工具，这就注定是一件难以实
现的人间悲剧。这是现在细想起来才说的这些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
这些，只是一个劲地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从53年入学以后，班上建立团支部时就被选为团支书，虽然家庭成
分不大好（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在我入学后不久又得知我父亲
因政历问题（解放前担任过县参议员及代理过国民党县商会区分部书
记）被关进教育所审查，但我一直是坚决划清界限，没有任何联系与
往来，甚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对此，我深感终身有愧），我各
方面表现都比较好，后又被院团委（书记是晏国珍）送到石桥铺重庆
市团校四期学习，在学习中着重研讨了根据青年特点、使用青年喜闻
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想工作，后系上建立团总支时，我又担任了总支委
员，虽有这些表现，但对我的申请入党又总是被无言地搁了起来，我
很纳闷，只一门心思地争分夺秒地学习。却实，数学对我的吸引与诱
惑力是那样地强大，我这一生最大的意愿、最高的快乐、愿以身相许
的就是潜入那深邃的、奇妙的数学天地之间，（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敢
告人的罪恶想法，就是做梦也想当一个数学家，当时非常后悔没有报
考理科数学系，那时很强调专业思想巩固，每个专业都有很具体的目
标，进入了这个专业就必须安心于这个目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服从于
组织上（实际上是可以代表组织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时候的分配与
安排，稍有异议均为大逆不道，即会受到周围的非议，而我却不能理
解想当数学家为什么不对，（为此我还写信给团中央提出了我的看
法，后来此信转到院团委，团委书记彦国珍还给我谈过话，鼓励我并
希望我正确对待批评，此后又安排我任团总支委员），对于当时的有
声和无声的种种批评我有个人主义、骄傲情绪，自己深处有些不服
气，又不好讲，只能沉默，读了鲁迅的“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
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后，便在日记本中曾写道：“忍耐够了，
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一句话，（后来查收日记时，这话更被上升为反
党证据）。到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之后，理更沉迷于学习中去了，
后来就搞起了学生科研活动，组织了学生代数学科研小组我被选为组
长，参加的人有廖远平、李元镜、张克已等，这个小组在严栋开教授
与金民勇老师的指导下，采取轮流报告的方式自学了《近世代数学》
（张禾瑞著）与《群与代数方程式论》（严栋开著），还参加了学院
举办的学生科研成果展，我也被选为全院学生科研活动组组长。后又
被评为甲级优秀学生，还发了奖状呢，在数学学习上是分秒必争惜时
如金，可是同是时间，在政治学习中对一个文件就要反复传达、讨
论，冷场也要重复，雷打不动地一次一次领会其精神实质。这种情形
一直到1957春天，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与后来在报上正式发表的内容有
很重大的不同，到收入《毛选》五卷时又多处作了重大改动）与在中
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与后来正式发表的有很大不同），宣传
贯彻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课余同学们也看看每天张贴
在宿舍过道里的报纸（《人民》、《光明》、《文汇》），多数时是
一个同学看了后，来和大家说起，谈论报上一些鸣放的发言，十分热
闹，特别是揭发出一些如贵族学校，如历次运动中无辜逼死人命等
等，都很自然地引起大家的气愤。

1957年6月3日学校开始停课鸣放，在这以前学校已有许多鸣放的大字
报及漫画，我们有时也去看看热闹，又一次我看见一张漫画上画了个
张永青（院党委书记）头像，我说了一句：画得还很象（就这一句，
后来成为我罪状之一），当时功课很忙，根本不关心运动，这下停课
后，强行要参加，以班为单位在教室里开会，要大家帮党整风，针对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给党提意见，大家发了许多言，我也
有一次发言，初稿写在一个小纸上，题目是《学会尊重人，把人当做
人》，内容大意是说：“……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阶级斗争学说，但也
发现了辩证法，并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就一定不好，不应歧视他
们，都还是青年学生嘛，更不应把他们都当作敌人，听说肃反运动中
逼死了同学跳了李园渔溏，这就更不应该了，……报上揭发说，现在
还有贵族学校，如重庆的人民小学就是专收高干子弟的贵族学校，学
习教育学时就曾批判过资本主义的双轨制教育，我们是社会主义，怎
能还搞双轨制呢，……”后来又一次补充发言，我又给政治学习提了
意见，我说：“……短短的一篇文章（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讲话一文）要反反复复地学和读，难道还要读背得不成，真
浪费时间……”，（这些发言后来就被列为我的罪状之二）。那一
响，天天开会，只有那么些人，只有那么些话，早已没话可讲了，还
要不许缺席地坐起开会，就只好冷场，但班上几个党员（这时班上的
党员与党小组也公开了，苟仪表是党小组长）又不甘心，非要反复要
大家发言不可，把同学们逼急了，于是便反问：为什么你们党员不发
言呢？都要求党员发言揭发党内三害，我说：“党内的这些丑事问你
们党员知道的还要多些，为什么党号召揭发党内的问题时你们一言不
发呢”？（这些后来，被上升为“逼党员发言，追党的秘密”罪，成
为许多人的罪，也是我的罪状之三）。当时我们正是四年级毕业班，
学院举办毕业生论坛，要求每个毕业班派一个代表收集大家的意见去
发言，我们班上经同学们推举，由武祖厚（云南腾冲人，家庭从事汽
车运输，本人曾开汽车，爱人在百货公司，来读书时已26岁，为班上
最年长者，非党团员，）和我两人收集整理了班上意见，武祖厚一条
条写好了，由我去发言，地点在当时棚房大礼堂，发言中批评了当时
毕业生分配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分配工作完全是神秘的暗箱操作，不
不尊重本人意愿，党团员就可安好工作，分配者不管做得对不对，都
成了祖国的代表，有了意见就是不服从祖国分配，我把它比喻为“如
象封建包办婚姻”，分配者“盗用祖国的名义”（就这样的发言与用
语，便是我后来的罪状之四）。众所周知，当年信誓旦旦，号召大家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给党提意
见，原来才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北京是1957年2月27日
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
12日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了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
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5月8日
开始座谈鸣放，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已决心反
右了，知识分子政策有了重大变化，只是没有公开，还在鸣放，）我
校就是在6月3日开始停课鸣放的，一开始就是在引蛇出洞，难怪班上
所有党员都不发言，只骗我们发言，6月8日北京发表《这是为什么》
社论，开始了反右，报纸传到学校，使人们感到了问题严重，大家都
是拥护中央的决策，学校也转入了反右运动，在教师中揭发出“罗董
右派集团”（罗榕梓教授，教过我们教育史，用他写的专著作教材，
上大课，语辞精练、生动，特别是讲到卢梭、爱弥尔、教育诗篇时，
声情并茂。董时光讲师，据说因同情中共反美刚从美国被逐回国，担
任该课辅导）等，在数学系被划为右派的教授有袁炳南（时任我班理
论力学，上课时用一本德文教材，我们都没有书，后在同学们要求
下，给我们编印了一个讲授提纲，据说鸣放中他说，共产党强奸民
意，还要人自已脱裤子，还提出按价售货原则等），那时教师与学生
除课堂上课外，平时基本没有接触，政治学习与运动都是分开进行，
只有听大报告在一起听，也是分开坐的，时任中共重庆委宣传部长的
张文澄到我校作了反右运动报告后不几天，重庆日报上就登出了“党
内大右派张文澄”，运动严重地扩大化了，全校共划师生右派612人
（占全院总人数5,855人的10.6%），“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虽然是全
国性的，但西师比较突出”（见《西南师范大学史稿》）。

我们班的反右斗争在党小组长苟仪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党员大约还
有杜应萱、龚斌武、白增珩、唐天银、任其文吧（这些我当也不清
楚，那时还保密，加之我也不关心这些事），名义上或说形式上有个
“班三头”即党小组长、团支书、班长三人，按此就应是苟仪表、
我、唐天银三人，但运动中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也许还找
几个他们认为的积极分子（如刘积全、邱全孝、武祖厚等）决定了就
是，搞出了一个右派小集团，有赵文荧、载世忠、秦承俊、廖远平、
姜开荣、王志一等六人，这六人都不是党团员，平时讲了几句所谓落
后话，或者看了报后转述了几句，便订为右派，由于有接近过（一个
班的同学那有不接触的），便订为集团，天天小组、大组日夜轮番斗
争，有一次竟长达三天三夜不间断地斗，并“挖空心思要将其搞臭，
才好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这话是在当时班三头开会研究工作时，
党小组长苟仪表向我们一再指示的原则，并说还要尽力找生活上的丑
陋事，把其搞臭，）在这个安排下发动、布置人来揭发，甚至把平时
背地里开玩笑的话（如私下议论了女生或性生理的一些话）也搞出来
添枝加叶地说，面对这些做法，我内心甚为反感，在我心目中十分神
圣的党，竟会这样卑鄙！这是我万想不到的，百思不得其解后想到了
这是阶级斗争，对付阶级敌人，当然可以不择手段了。后来强行追
究，非要斗个组织出来不可，要承认赵为主席、载为副主席、秦为部
长……，于是便上升为右派反革命集团，还把市公安部门的人弄到班
上来，支援斗争（公安派来的此人，后来与班上杜ＸＸ相好并结婚
了），这样的斗争弄得人人自危，不知未来会怎样，都努力争取表
现，党员和运动中整人最卖力的打手们（共产党在历次整人运动中，
就这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打手，还火线入党呢）双眼已经杀红了地痛
快！以停课后计，班上鸣放不过五天，可反右已搞了近两月，还早着
呢！

运动发展到8月3日进入了团内整风，要人人过关，检讨一言一行，接
受批判，突一日开会前散发了一个油印传单：“贺承业右派言论专
辑”（背地里刻写这个材料的是冀世中，他是成都来的，56年暑假我
与他一道回过成都，我是到成都姐姐家去，那时姐姐在省公安厅工
作，冀世中在成都住家，其父为国民党军官，那时在成都拉板车为
生，冀世中在运动中必须听话，才能免于难。80年后落实政策，他父
在省参事室，85年我就邀去过他家，那时他谈到当时刻写这个材料完
全是奉命行事，他一直在新都中学任教），其中添油加醋地分析形容
一番，实际内容就是前述几条罪状，这是早有谋划的突然袭击，不容
答复，只得乖乖就范。我想这肯定是苟仪表、唐天银（班上整人的
主、副二帅，加上背后出主意的十分老练的邱全孝、武祖厚等）早就
日思夜想的事，除却了肯定超过他们的对手后，他们就稳操胜券了。
后又设下一个写反标的圈套（见后附文）把张克已与胡国良也划为右
派，不知为什么事（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把团支委黄世明也划为右
派，这样团内就划了四个，加上原有六个，全班共划右派十人（占总
数40人的百分之25），与我班平行的甲班只划了两个右派，全院划右
比例也不过百分之十，我班为什么有这样多右派呢？对于整个运动，
我不好说什么，但对当时我们班上搞的这场无端地整人却值得回忆：

１、当时定谁为右派完全由苟、唐两人决定，没有任何制约，他们
　　内定了后，就安排人出面揭发，其他任何人不得对其提出半点置
　　疑，否则批你右倾，甚至把你也划为右派，同情了右派的也就是
　　右派，这是自然的事，定案可能也有个经党总支批准的手续，可
　　谁又敢不批准呢，整个运动没有党总支或上面任何人到班上来
　　过，完全由他俩搞；
２、同学四年朝夕相处，说话千万言，要从中找一句两句来上纲上线
　　分折，既不许申明又不要答复，只准你承认，，说了党员什么，
　　也算反党，把谁划成右派都不难；
３、被划的大多数都是成绩好的，苟、唐两人恰巧是学习成绩不大好
　　的，又正当毕业分配前夕，这明显是有意整人，把挡路的整下去
　　自已好上去，果然，后来唐与其女人杨均留在高校，如愿以偿，
　　踏同学的鲜血上爬；
４、我们阆中来的一共五人，四个都划成右派，只有一个张洪德因运
　　动中专心致志去谈恋爱去了才幸免于难，这是为什么？
５、最无奈是采用步步偷换概念的计谋，第一，右派是什么？最初并
　　无明确的定义，（那是在很多右派已划定之后的10月末才公布个
　　可以随意发挥的六条标准），只说你有些错误言论，先让你写总
　　结，要你严格要求自己嘛，说了党员什么的，都算为反党，后让
　　你写检讨，第二，然后与报上那些右派言论类比，说这些就属于
　　右派言论，再让你写交待，要你先不去管事实如何，先要态度端
　　正，第三，说有右派言论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第四，
　　说可以算人民内部矛盾，但已经到了边缘，第五，说资产阶级右
　　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属于敌我矛盾（放心，我们会当
　　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第六，到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八大
　　二次会议上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
　　相提并论，简称为五类分子，就这样成功地将你打成了任其糟
　　蹋、蹂躏的敌人。这一套整人术早已练到炉火纯青，那么多老道
　　的专家、学者、政治家、政客、老革命、老党员都未能逃出伟大
　　领袖的“阳谋”，何况你涉世不深的毛头小子呢！

这血腥的屠杀运动，漫长地进行下去，一直拖到9月下旬才陆绪进行
毕业生分配，听见一批一批地走了，内心十分着急，一个已入了另册
的贱民，早已无心读书，更无脸见人，终日屈辱地活着，度日如年，
到国庆后才通知我，给我定为右派（那时分极右、右派、中右三
种），并作第四类处理（那时处理分六类：第一、二类为开除或不开
除公职送去劳教，劳教的办法从那时始，因不好公开以言判刑，劳教
是无期限的；第三、四类为留职另作安排；第五、六类为降职降级或
免于处分），决定分配工作考查两年。就这样我低着头离开了西师，
心理想到一切我都认了，不就两年吗，我竭尽全力好好表现，两年过
后再重新开始吧，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数学教师的，我太热爱数
学了。离开西师时我正好满21岁。（那知这刑期不是两年，无论你怎
样表现也不行，而是21年还不只呢！共产党说话从来就是不算数的，
既已把你作了敌人，那么要把你怎么都可以，这不仅包括你终身，还
包括你的亲属与子女，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下面附一封2001年8月给老同学秦承俊的信及写给他的短文：

　　★必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给老同学的一封复信

　　★贺承业


　　今年7月收到老同学来信谈及当年同班同学尚存者已不多矣，拟
　　争取一聚之事。感慨良多……

　　回忆当年，我们是怎样的一代呢！那真是悲惨（不止是不幸！）
　　的一代：在我们之前的青年人虽然生长于****战争与国民党统治
　　的艰苦岁月，在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中吃尽了苦头，但他们有理
　　想、有信念、有追求，有热血沸腾、火热的生活，他们的时代有
　　大师鲁迅、有丁玲、有巴金、有矛盾、有老舍……有时代的文
　　学，鼓舞他们前进，有丰富的斗争生活，有（一定的）自由，有
　　青春，也有爱情；而我们这一代正巧遇上了全国解放，一个崭新
　　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进入大学是1953年，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革命胜利了，紧
　　接着，镇反、土改、一化三改造都已胜利完成，国内外安定团
　　结。我们读师范专业是全部公费，日子过得真好，不须思考、不
　　用探索、不必争取，一切都有人给代表了，我们受到了正规的党
　　的教育（联共党史是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的经典教材）、毛泽东
　　思想（语录）培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叫干什么就干
　　什么，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我们真正被弄成了驯服的工具，已
　　不是人，而是工具，（政治运动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既
　　已不是人，自然便不需要人权，也不需要自由，更不需要思想，
　　因而也就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人的一切，我们
　　已不属于自己，没有了自我！我们已完全沦为了工具：无论作为
　　枪杆或作为靶子，总之都是物化了的工具。这作工具的日子说起
　　来轻松，实际上是很不好过的，大活人要成为工具首先要心死，
　　这心死就是最为痛苦的，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有谁能亲
　　历把一个个活生生的青年变成一具具物化了的工具这样的残酷与
　　悲惨的心死过程啊！这个过程却是在渐渐地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那时我们只知道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在紧张的课业学习中，政治
　　思想学习与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除正规的政治课
　　外，每周星期三全校师生还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另外还有不
　　定期的政治时事大报告，（大约是1956年贯彻中央保障知识分子
　　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后，集中政治学习曾稍少一些）。至
　　于日常班会、民主生活会、党团组织生活、个别谈话、交心等等
　　则更经常化。其内容大约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1）红与专大
　　讨论，树立又红又专，以红为先的思想，而且这个红，就是要看
　　是不是听话，是不是紧跟领导，标志就是看是不是党团员，家庭
　　成分如何，社会关系如何，政历如何。（2）专业思想问题，就
　　是看是否安心去作中学教员，不能想去当数学家，批判专业学得
　　深了的，是否无条件服从工作分配。（3）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是不是爱穿好的、爱吃好的，是不是谈恋爱影响政治进步或影响
　　学习。（4）批判个人主义，是不是有名利思想、风头主义、自
　　由散漫、劳动不积极等。（5）批判崇洋（主要是美英帝国主
　　义）思想，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不学英语改学俄语，一律用苏
　　联教材，联共党史就是马列主义基础课教材。（6）高举批判大
　　旗，批判杜威、批判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丁玲。

　　对于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当时对同学们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认同
　　的，都是欣然接受这种革命的价值观，特别是百分之百地拥护中
　　国共产党，因为这从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推翻旧政权的胜利，建立
　　新中国后使社会焕然一新的事实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
　　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当作大恩人、大救星的神来敬仰。即
　　使有个别同学因家庭出生，家庭变故，甚至亲属受了镇压，但对
　　自己在条件这样好的学校里享受着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全是公
　　费（包括高标准伙食，发放衣物用品，公费医疗，有的还带薪
　　水），毕业全包分工作，终身有保障，真是在福堆里过日子了，
　　能不怀感激之情吗，完全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希望也相信祖国会
　　更好，这是主流。但也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党推行的这套价值观
　　与理念，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一些具体矛盾与问题：如爱美是人
　　的天性，有些女生穿得好些，有的特娇柔些，青年男女要恋爱也
　　是自然的事，在交往中相好后又分手便被视为不道德的陈世美，
　　这些都属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有些同学就是原想学工或
　　理，而被分到师范来了，有些不安心，便被视为专业思想不巩固
　　而受批判，有些因家庭出身，无论怎样表现也不好，有些因入团
　　入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有些因业余爱好而被认为不务正业，
　　……等等矛盾。另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干部工作作风问题、谋私
　　利、言行不一，甚至有乱整、错整的事，而组织上总是为维护威
　　信而袒护干部。当然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此本可以用说服
　　教育的办法解决，但认真进行起来却又遇到了麻烦，党当时批判
　　的某些事恰巧与共产党所宣传的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平等的
　　共产主义相矛盾，党当年号召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时，就广泛以
　　反封建、争民主自由为口号，而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又反而害怕人
　　民起来反封建、争民主自由了，这怎么好完全说服呢，于是就只
　　好运用权力，采取专政了。说穿了就是企图把一个个活的人按模
　　式压制成一个个驯服的工具，这就注定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人间悲
　　剧。这是现在细想起来才说的这些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
　　只是一个劲地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谁都没有想到这美好的时光是那么短暂，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
　　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
　　为代价。一场精心准备的空前大屠杀突然降临了。

　　忆当年，我们（西南师大数学系1957届乙班）毕业前夕，1957年
　　6月3日开始“停课闹革命”，一场模拟的阶级斗争在我班展开了
　　，数年来的教育成果得以展现、实践，本没有任何阶级矛盾也谈
　　不上任何政见分歧的同窗手足一夜之间竟发疯地相互相撕咬，人
　　己变成“非人”，运动建立在人的私心之上，而人的私心又在运
　　动中极度膨胀，这部精美绝妙、前无古人的绞肉机疯狂地运转起
　　来，其后果惨不忍睹！……我们就在这混乱的、残酷的、仇恨
　　的、恐惧与不解中各自东西。这真是一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
　　世奇特的大学毕业，师生们在默默无言中零落分散，没有告别，
　　没有祝辞，更远离杯酒与鲜花，都在疑虑不解与惶恐中无言地分
　　别，犹如解散一支俘虏队伍而被分别发配：当然，不小一部分就
　　一一打入另册，开始那永无休止的屈辱生涯；而大部分则是诚惶
　　诚恐地走向未来的生活；只有少数几个人暗自庆幸这久已盼望的
　　（或不期而遇的）天赐良机，得以出卖灵魂，踏着同伴的鲜血高
　　升。神秘的、美丽的、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的大学生活，就这
　　样远去了。

　　当年，我们全班共40人，竟划了10个右派，比例高达25%！为西
　　师（以左闻名之校）之冠、全国之冠也，这是上级下达的指标
　　吗？非也，当年的特左过火，从班上来看是谁的责任呢？这几个
　　“左”头毕业后表现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怎样呢？他们的人
　　格与良心何在？右派越划得多，越说明他们觉悟高、眼睛亮、立
　　场坚定，日后官越升得快（据悉：当年的主帅后查出系隐瞒政历
　　混入党内的，次帅则官至系主任、处长后不称职下台）；次而言
　　之，追随他们的积极分子、打手们（这些人大都因此变成了“特
　　殊材料制成的”了）又是如何反思的？（鲁迅先生对奴才、帮
　　凶、走狗与伪士，是一个也不放过的）；再言之，一般群众（多
　　踩一个人下去，也就使这些位临边际的人多了一份侥幸与希望）
　　是如何认识、如何思考的呢？；最后，对这10个右派来说，他们
　　当年又有何罪？那些莫须有的材料又是如何出笼的？（当时这十
　　人中多数是学习尖子，三人是学院表彰的三好学生，四人是共青
　　团员，二人是团干部.。从政治上讲，比较来说这十人才是拥护
　　党拥护社会主义、心地光明、听党的话，有的在党的动员下讲了
　　几句应拆墙填沟、不应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应纠正冤案、
　　对毕业分配应一视同仁等等；有的只因对个别党员有意见；有的
　　只是平时讲了句抱怨话；有的是因为在鸣放中要讲的话已讲过多
　　次了实在无言可发，开会常常冷场时党员头儿还再三逼大家发
　　言，被逼急了有人反问道“你们党员为什么不发言呢”，后来这
　　句话被认为是“追党的秘密”而定为右派言论，讲此话的及同意
　　此话的均为右派；全院毕业班举办毕业生论坛，事前通知各系毕
　　业班收集意见推选一至二人到会上去发言，后来这发言的人也就
　　成了右派；有的什么话也没有讲，仅因与某人接近，便定为右派
　　小集团；更有甚者，还可以精心制作出反标、反革命与右派，因
　　为是师范专业，同学们常爱在教室内的黑板上练习粉笔字，三五
　　人随随便便乱写乱画满满写了一黑板，这是常事，平时谁也不会
　　在意，在运动中竟有人精心策划，偷偷把这样一黑板字擦去，只
　　在一处留下“毛主席”三字，而在不相联系的另一处留下“阿
　　Ｑ”二字，然后命令全班同学立即到教室声讨反标“阿Ｑ毛主
　　席”，追查发现写“毛主席”三字的是一人，写“阿Ｑ”二字的
　　又是无关的另一人，不问什么，这二人均是反革命，后定为右
　　派。按上述做法谁都可以定为右派的，究竟定谁呢，这就由头儿
　　随意定了，出于忌妒，首先应打击学习成绩好的。改右后：这十
　　人中除一人折磨致死一人情况不明外，八人都是教师，五个高
　　级、二个特级、一个正教授，有2人入党任支书，）从青春时代
　　起，数十年来他们的坎柯、他们所做的牺牲，他们的……“另
　　册”生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真
　　不堪回首啊！（22年后的“改正”与当年“错划”是一样地毫无
　　客观标准和不负责任，是对黎民的草率，只顾对领导威信的维
　　护，没有承担错误的勇气，没有一一清查当时的材料，没有弄清
　　事实，没有追究直接责人，这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更是对民
　　族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和犯罪！当年全国57万右派后只留了几十个
　　未改，按此计算正确率只有万分之一。）其实呢，个人得失随风
　　散，民族悲歌越千年；民主从此路断，人皆有口却无言！从此确
　　立下千古的话语霸权。

　　这悲剧发生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太天真了。在这场杀鸡吓猴的游戏
　　中，不仅被划为右派的深深地低下了头，未被划的亲历了这无端
　　的杀戮也吓得魂飞魄散，只能偷生。“在中国知识界，几十年
　　来，在风与雨的瓢泼，血与火的熬煎之中，其实只有灵魂高贵者
　　与灵魂卑微者之分，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侥幸者。”（胡
　　平：《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在这本来就没有规则的政治
　　游戏中欺骗就是制胜的法宝，此后的数十年里对右派与知识分子
　　的定性又一次一次地升级，便使这苦难伴随吾辈终身并波及万
　　世。

　　但是，人毕竟不是物品，在过程中总有一定的能动性（主动
　　性），固然是一台绞肉机，作为绞肉的牙轮与被绞的肉（这二者
　　也常会互换的）就没有丝毫的责任吗？他们常常也是主动积极参
　　与的啊！季羡林老先生用血和泪写成的了《牛棚杂忆》，在其序
　　言中他说此书写于1992年，放了六年之后到1998年才出版，为什
　　么呢？就是他期待，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已亲历的灾难写了出来，
　　期待着折磨人的“非人”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
　　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部书或一篇文章，一盼盼了12年，期待
　　却落了空。慈祥的老人在书中秉笔直书出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
　　点出这些人，并无半点报复之意，只望良心的回归，拯救人性，
　　此书是一代宗师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同样，从当年运动算起已40
　　多年，从“改右”算起也有20多年了，这多年的等待，希望有人
　　觉醒，能认真回忆与反思，有人能良心发现，但至今我们这些人
　　都快死了，仍未能等到，才向老朋友吐露这些心声，呼唤着人性
　　的回归！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崇尚遗忘，当局更是这样提倡的：什么“过去
　　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耿耿于怀”，“朝前看呀！”……等
　　等，把应该吸取的教训遗忘，“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封
　　建专制主义就在这“笑谈中”一代一代重演了数千年，多少生灵
　　被涂炭，多少资源被糟蹋，使中华民族至今还背上沉重的历史包
　　袱，前进的步履艰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一个忘记了
　　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何况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人都
　　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

　　许多历史的伤口，不仅没有结痂，并且还时时在流血，怎么会
　　“好了伤疤忘了痛”呢，我感到是历史留在我身上、心上的痛时
　　时还在流血啊！现实处处都是历史的继续，又怎么能“都付笑谈
　　中”呢？（写于2001年9月65岁生日）

　　★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一看到这几个字，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
　　我们受尽了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之苦，太渴望民主法制了，在今
　　天大力加强法制建设走“以法治国”之路时，来讲“以德治国”
　　似乎是开倒车之举。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中了历代统治者把
　　德治与法治对立的圈套（他们以他们的“德治”来对抗法治），
　　我们这里所说的德治是在法治的大前提下作为法治的重要补充与
　　完善而提出的；再者，本文“以德治国”中的“德”，绝不是如
　　历代统治者所说的他们当然代表的、也只有他们才有的那个
　　“德”，也不是前些年所说的“德”就是政治、就是紧跟、就是
　　党员、就是出身好、就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中的“红”
　　……，这里的“德”是指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人类文明，也是人
　　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公认的“社会公德”、“社会良
　　心”、“社会诚信”、“基本逻辑”和“基本人格”等等，它是
　　超越民族、宗教、党派、文化、地域等差别的；它不是哪个（或
　　者哪些）人可以专有的；它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它是做人的底线。

　　回到今天现实社会中来看看，举目一望：在一片片打假声中“假
　　毒”越来越多，无孔不入，最初还只是假烟、假酒、假棉……，
　　现在发展到假种子、假化肥、假药、假工程、假公司、假货币
　　……假记者、假警察、假党员、假选举、假代表、假公仆……假
　　考试、假公章、假证件、假文凭、假材料、假档案……一直到假
　　乳房、假处女膜……无所不在；在一股股反腐倡廉浪中“腐败”
　　竟层出不穷，从生活腐化、官僚特权、……到金钱腐败、权力腐
　　败、买官卖官、执法腐败、集团腐败……腐败的花样翻新、腐败
　　的金额升级、腐败的官员上档次；在一阵阵严打风中刑事犯罪有
　　所上升，青少年犯罪率大幅度增加，社会黑恶势力抬头。在这种
　　种加强法制、严厉打击与惩处的同时也不能不使人们思考，究竟
　　这个社会怎样了？社会良心、社会公德、社会诚信、到哪里去了
　　呢？社会还需不需要这些“游戏规则”与做人的底线呢？

　　远的暂不说，从1949年建国后的30多年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
　　从不间断，人道、人格、人权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每次运
　　动中当局总是尽力挑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与人奋
　　斗，其乐无穷”，人与人就这样“快乐”地的恶斗、撕咬，并宣
　　称“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名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阶级
　　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呢。在运动中用支持、
　　鼓动、宣传、炒作等等方式去极大地发扬人性中最丑恶、最自私
　　的一面；在运动中用权力、体罚、饥饿去利用人的生存本能；以
　　“革命”的名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提倡“整人不择手段、
　　整错不负责任”，不仅不要什么法制，甚至可以不要事实、不要
　　依据、不要逻辑、不要常识……一直到不要良心与道德，突破了
　　做人的底线，连最高领袖都可以公开搞什么“阳谋”，公开正式
　　的“讲话”也可以不认账（发表时改一改就是），历史可以篡
　　改，新闻更好做假，照片可以“改头换面”，决议、诺言可以出
　　尔反尔，宪法可以不顾，国家最高职务人也可以要换就换、要搞
　　就搞，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这怎么不使整个社会信誉崩溃、道
　　德沦丧呢！而在运动后为了种种原因又总是极不情愿地要去纠正
　　大量冤假错案，在每次的纠正中总是“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使
　　整人者不负任何责任，责任便由“群众运动，在所难免”一说掩
　　盖了，这使“整人者族”越来越发达，致使我神州大地文明泯
　　灭，人性淹没，兽性大兴，人格、人权、人道、人伧、人情、道
　　德、良心统统见鬼去吧，社会风气大坏，弄虚作假、无中生有、
　　无限上纲、口是心非、残酷打击、株连九族等等伎俩泛滥到不顾
　　常识、不依逻辑、不需事实、不用根据、不按程序、不要法制的
　　极端地步。更有甚者，这一切还有一整套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理
　　论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哲学作支持，并且，都是在一个“全民深
　　信不疑”（全民深信不疑最高当权的种种好听的宣传：如一切为
　　人民根本利益呀！为美好的明天呀！光荣、正确、伟大呀！）和
　　一个“全民习以为常”（全民习以为常闭关锁国实行铁幕政治）
　　下造就的“泛政治化”的环境中长期实施的，所以运动的现实效
　　果就特别大，今天纠正起来也就特别困难。30年来（不是一个短
　　时期，而是整整一代人啊）愈演愈烈，直到把整个国家拖到崩溃
　　的边缘，这才来个“拨乱反正”。此后虽然放弃了政治运动、不
　　提阶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制度上深
　　入检讨，也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文化上彻底批判，对有关责
　　任人（已死的和健在的）没有从是非上、道义上、良心上、人格
　　上、名誉上进行审判，没有追究其责任，也没有让他们写一两页
　　坦白交待（当年他们强迫被害者写的交待数以万计，至今还作为
　　绝密保存在中共的各级档案库里），这就更谈不到肃清流毒了。
　　这极不彻底的“拨乱反正”，其不良后果在此后的20多年间日益
　　显现出来，今天困扰我们的累治不愈、愈演愈烈的前述种种社会
　　问题其根子都在这里，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在“以法治国”的
　　同时还要“以德治国”（江泽民主席已多次明确提出）。“以德
　　治国”就要在人心中确立社会公德、社会良心，这就不得不回过
　　头来继续完成前述的制度上、理论上和思想文化上、道德良心上
　　的“拨乱反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糸列运动主要（或大部分）的都是针对
　　打击知识分子的（早在40年代的延安抢救运动和50年代的打胡风
　　反革命集团都是先例，1957年的反右则是全面大规模打击的开
　　始，到60、70年代的文革则是全面的持久的疯狂打击）。其中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年代，它是中国知识分子
　　大规模遭受迫害的开始：它开创了对知识分子的特别治罪标准；
　　它开创了以“言”、以“分析”、“臆测”定罪；它创造了“政
　　治犯”中的新品种“思想犯”与“推定犯”；它承认了党组织、
　　甚至个人直接对公民定罪的合法；它全面开创了可随意使用的一
　　种无形的无期徒刑──“戴帽子”；它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彻底
　　死亡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从此失去思想权和话语权的年代（全
　　国只允许一个头脑、一个思想），是中国刚刚开始的一点新民主
　　主义民主的结束，而进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文
　　革”彻底（？）被否定，理所当然，人心大快，才有了“拨乱反
　　正”。可是对一脉相承的、作为预演的“反右”则有所保留，以
　　一句“错划”加以“改正”对之，“改正”后虽也作了一些安
　　排，但时光不再，损失已无法挽回，对长达22年的折磨不仅没有
　　分毫赔偿，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这是对公民的极不尊重。但
　　却又改正了几乎全部，在全国57万右派中只留了96个未改（以证
　　明运动正确），按此计算正确率只有约万分之一，即“宁肯错划
　　一万，也不放过一个”，（这比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宁肯错杀
　　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还凶残十倍呢！）这22年后的“改正”与
　　当年“错划”是一样地毫无客观标准和不负责任，是对黎民的草
　　率，只顾对领导威信的维护，没有承担错误的勇气，没有一一清
　　查当时的材料，没有弄清事实，没有一一追究直接责任人与领导
　　责任人，这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更是对民族和历史的不负责
　　任和犯罪！

　　57年的鸣放反右派运动，从历史上看是一场决定中国（大陆）专
　　制与民主走向的大决战：战斗的一方是居心放弃夺取政权前的民
　　主许诺以及因此而聚集的同路人（民主党派），早有“阳谋”并
　　已多次成功演练过的；另一方则是毫无防范地落入陷阱而全军覆
　　没，并秧及上百万无辜。它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冤枉（错划）了若
　　干（即使有57万之多）人，（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就是
　　死个几十万人也是常事），它的问题更严重的在于：封杀了一种
　　宝贵的社会风气、一种支持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历史
　　已经显示它的负面效果十分严重和长远，它竟使整个社会倒退了
　　至少百年。若不彻底否定“反右”，也就无法真正否定“文革
　　”，不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
　　法治，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
　　文明与进步。“知识分子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令统治者感到恐
　　惧？我想无外乎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谢有顺
　　语），正因为如此，在古今中外的任何社会里，知识分子就总是
　　社会良心的反映者和捍卫者，要确立真正的社会良心与文明社会
　　（即社会的“德”），便必须有知识分子，必须切实保障知识分
　　子的人权和公民权，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
　　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国际、国内社会交往权。
　　也才谈得上“以德治国”。（2001年国庆）

┌────────────────────────────┐
│　本章分别记述我从1957年10月大学毕业（21岁）开始，她从　│
│　小开始，两个大龄青年的风雨人生，到1966年秋我们相识时　│
│　（我30岁过，她25岁不到）为止。　　　　　　　　　　　　│
└────────────────────────────┘

本节记述1957年10月（21岁）从西师毕业分配到重庆42中学工作到
1963年8月（27岁）被迫离开该校为止，的一段生活。

☆１、一年多的教学工作（1957年10月到1958年冬，21～22岁）

1957年10月我从西师大学毕业了，四年的苦读、优异的成绩，满腔对
党的热爱与听话，换来的不是毕业证书（正式的毕业证书是在22年之
后才发给我的），而是一纸分配工作考查两年的决定，这一切我也认
了，不就两年时光嘛，这时我才21岁（那时万万没有想到这黑字写在
白纸上的两年却是21年还没完，这就是共产党的诚信么？我写此文时
──2002年3月，窗外正高喊着重诚信呢！），我们一行数人到重庆
市教育局报到（后来才知道，分配方案我原订是留校的，运动后只好
就近改发到重庆了），在那等着办事人员电话联系后，我旋即被派到
距两路口市教育局不远的重庆42中学，地址就在观音岩重庆第二人民
医院（后来的重庆外科医院）下面，校门在人和街，外面就是人民
路，旁边是41中学（即著名的巴属中学），这儿原是国民党中央财政
部旧址，原前面是一所初级中学，后面是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迁走
后把地点全给了42中），从本期起才开始招高中班，只有高中一年
级，急需增加高中教师。党支书兼校长是瞿作阶（后调重庆六中任校
长），副校长唐从古（非党人士），教导主任付世屿，我在数学教研
组，组长靳朝班，原在银行工作，不是学数学专业的，（那时组里还
没有数学专业毕业的），我俩同教一样的课：初三四个班的几何我俩
各任两班，高一四个班的几何我俩又各任两班，我们一起备课，我的
备课本常常给他抄阅，作业是全批全改，我还常常帮他改作业，我还
做了很多几何教具，那时工作真是拼命卖力，每天都是要到深夜一、
二点才睡。我那时分在教职工宿舍楼三楼（其实是位于两层木楼房青
瓦屋顶内的阁楼）单身宿舍，一间小屋，有一双扇小窗开在瓦面上，
室内有一木床、一木椅、一小桌、一竹书架、一木凳、一木洗脸架，
过道头有一处安有自来水龙头，我去后第一月，连工资介绍也没有，
只叫我暂借些钱，后来才通知我，按规定每月生活费（不叫工资）26
元5角，公费医疗是一样的，（就这个26.5元，我一直拿了五年多，
后来干脆一分也不给了）。当时对这一切我毫不在意，只说是作为处
罚（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处罚竟会是层层无端地没完没了地加码！），
已十分地好了，我甚至是欣喜若狂了，我上街卖了热水瓶、面盆等日
用品，后来又陆续买了胶领衬衫，米色防雨卡中山服，天蓝色毛衣，
冬天还添了棉短外衣，也算是一个人的家了。从学校后门出去就是枣
子岚垭。这是一条坡路小巷，沿石级而上就是观音岩重庆第二人民医
院（后来的重庆外科医院）大门，这儿有中二路公共汽车站──观音
岩站，向下即到文化宫、两路口、上清寺，向上即到七星岗、解放
碑。休息时假节日，我也出去看看电影，或上文化宫、大众游艺园走
走，也曾第一次进西餐厅（不敢吃什么贵东西，只要了一杯咖啡，但
不会吃，把桌上的白糖加光了还是苦的），也进过一次高级理发厅
（随服务员把头式做得光亮，一走出门，真不好意思，连忙用双手把
头发揉乱后才走路），更多是去市图书馆或上枇杷山公园、鹅岭公园
读书，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我早已习惯了。我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
工作上，主动争取作很多事:如帮助改本子、做教具，抄写，做清
洁，帮助别人学高等数学，记得当时高一上圆周率一课，我还据此写
了有关圆周率教学的一篇论文，寄到《数学通报》杂志去，后来收到
复信，要我对其中几处作点小补充，然后加盖公章后寄回，修改补充
并不难，要盖公章，这可使我为难了，你是右派，会给你盖章吗，再
说，右派还可以发表文字吗，从此我再也不写文字了，想不到这一禁
就是长达二十三年，一直到1980年我又才开始发表文章，（从此我对
有关个人的事务，动不动就要你加盖公章一事，就甚为反感）。当时
我对严格要求自己甚为重视，每周（三年之后改为每半月）都要向党
支部交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一直坚持到1962年终摘帽时为止，长达
五年多之久，可见我对党的迷信。更有趣的是在1959年冬，我满了两
年考查期之后，我不仅向党支部写了总结，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呈上去
呢，自然是得到了不予理会的结果，以后还是依然处分你，但我总还
是把这一切看做是党对我的考验。那时由于工作特别努力，对学生和
同事也特别好，以致还有女学生（初三的Ｍ，高一的Ｓ）与一个女教
员Ｄ向我暗示好感，例如请我到她家过节、帮我洗衣被、常来我房间
玩、甚至在作业本中夹张纸条等等，对这一切好意，我以高度的警觉
加以回避，我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一万个不敢啊！这时光不长，到
58年秋，有一天我进教室上课时，突然学生不呼“起立”了，后来学
生偷偷告诉我，校方已向他们宣布了我是右派，要学生们好好监督，
看得出来学生们很同情我，课堂秩序仍然很好，甚至更好，这种情形
继续不久，学校又办展出，把学校原（我没有去以前）划的几个右派
（我去时他们已下放到市办广阳坝农场去了）以及我的右派罪行材料
用漫画和大字报形式展出，内容有些什么，我从未看过，也无人告诉
过我，我至今也不知道，原来是重庆市文教系统统一处理所有右派，
分六种处理办法：（1）送劳动教养；（2）送工厂农村劳动；（3）
留校劳动查看；（4）撤销原工作，另行分配工作；（5）保留原工作
降级处分；（6）免于行政处分，42中处理的全部六人中，对我还算
最轻的，按第四种处分，便通知我，调到教务处作职员工作。（对我
来说这是第二次处理了，这还算是公开的，以后还有多次不公开的处
置呢，即使对于罪犯，正式判决后，只要他老老实实服刑，既没有发
现原有判决不当又没有发现新新的罪行，也不能随时随想处理就处理
呀！这都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只好只认倒霉，并主动接受了）。

☆２、两年多职员工作（58年冬到61年春，22～24岁）

开始分在教导处作职员，教导主任是付世屿，我分担刻写和排课工
作，一天到晚有刻不完的东西，还要挤时间刻套色油印的《跃进
报》，专门担任油印的工人老曾都常说，太多了，另外排总课表的工
作，全校高初中六个年级，共30个班的课表，还要安排每班每周一天
停课劳动，与每个教研组每周半天业务活动，还有个别教师的特殊要
求等，那时政治活动又多，每期要排几次课表，这真是一个多元、多
条件的排列组合，出不得半点差错，累得喘不过气来，只一个劲地挣
表现，我干了一年多，中途，换来了王秀琪担任党支书兼校长，后
来，从重庆市区党委机关又下放一个干部，要我先与他一起工作，待
他熟悉后，就调我到总务处工作。

在总务处，我的工作反而经松多了，实际上用不着要那么多职员的，
那时人事并没有严格编制，在不断的瞬息万变运动中，上面要下放
来，内部要调节，只好因人安事了，总务主任叶汉，广东人，先让我
跟着一个姓邓的老职员管管家具，清理课桌等，后又让我跟一个从巴
县政府调来的洪旗，搞大炼钢铁的物资采购供应，没事做也得要不停
地忙忙碌碌，不能坐下来，否则就不是大跃进了，在土炼钢炉前，瞎
忙乎也得要三天三夜不睡觉，写喜报，敲锣鼓，做好后勤保障，每天
晚上夜战，我们要去守候着，统计人数，把加餐送到人头，（有很多
本不需加班熬夜，但为了表现积极，也为了熬过12点才可吃加餐）。
对这种无端地疯狂，眼看着人力物力白白地浪费（教学秩序大乱，公
物被破坏，例如好端端地不上课，把本可以修好的桌椅弄来烧掉炼钢
铁，甚至把好端端的桌椅打烂无人敢过问，为了炼钢铁发了疯地购买
大批雨衣发放，等等），真使人痛心，只能认为是自已觉悟不高，认
识跟不上时代。后来又大办农场，人人争先恐后地写申请到农场去改
造自己。我是60年冬天或61年春到农场去的。

以上只讲了这两年多的职员工作，这只能说是十分表面的事，如果说
仅仅是如此而已，那就算不了什么，与此同时必需设法让你时时、处
处体现出“贱民”的身分，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正常工作以
外，对我还有两项格外的安排，以示逞戒：其一，是担开水，每天从
开水房担开水送到教学楼过道上的茶水桶内，（有一次正在掺开水
时，茶水桶倾斜，正有学生经过，我怕炀伤学生，便用腿去挡住了
它，这样虽未出事，但却将我一支腿大面积炀伤，被送到第二人民医
院住院），有时每天一次，有时两次或三次；其二，是打扫厕所，家
属楼后面有一幢平房教室，共用一个建在坡边的旱厕，我就是打扫这
个厕所，打扫厕所本也没的什么，问题是还要打扫女厕，又不规范时
间和制度，家属区时时都有人使用，每次打扫前先要高声问几遍：里
面有人没有？就有人她也不便回答，只好站在外面多等候一会，待确
判里面无人后，才能进去，常常是正要进去时，突然跑进去一个人，
这又只好在外面候着了，进去后，满是污秽，特别是血污的废物，真
令人发呕，也有时正在打扫时，门口也放有扫帚、水桶之物作标示，
但总也有女人不注意地冲了进来忙不及地要解带子，好不尴尬！不知
道是谁想出的这个逞罚和侮辱一个未婚男子的“好主意”。这么具体
的办法，总不会是党中央毛主席订的吧。（20多年之后，我参加了四
川省初中数学教材编著工作与重庆市教科所董安东共事，有时到他家
去作客，闲谈中得知他夫人的妹妹就是当年在42中作办公室秘书的殷
智龄，她说在谈及我时她妹妹曾对她说：当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

☆３、两年多农场劳动（61年春到63年7月，24～27岁）

这里的农场指的是大宝山农场，那时节为了改造知识分子，各级大办
农场，重庆市市委早就办有长寿湖农场，许多右派早就送到那儿去
了，这时重庆市市中区也来办一个自己的农场，属区委宣传部管，叫
大宝山农场，地点在南岸黄桷垭上面，黄桷垭场镇前面就是重庆邮电
学院，中医中药研究所，从黄桷垭场镇再向山上去（已不通公路），
就到了大宝山农场，这原是国民党政府时一片百墅群，一小座座洋房
分散地修在山间林中，均以小道相通，房屋多是平房，砖木结构，木
地板，有纱窗、玻窗、百叶窗，仅场部是一楼一底，我们去时树木还
多，但房舍已遭破坏，纱窗、玻窗全无，木地板也多损坏，我们住地
分散，只开会吃饭在一起，深山林中没有什么田土，仅仅山口处开一
小块块土地，种点玉米、萝卜等，场长是重庆市13中学校长韦述迪
（听说是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下放来的），人员由各校（区属中
小学）轮流去，人员的工资、档案、医药费均由原单位管，也有一部
分男女中小学生以知青身分来的，他们工资由农场发（农场经费从各
校筹集），他们才是农场的主人，担任干部和队长，初去时我分在修
建队，砍树枝、竹子、茅草等，在各山口修草棚小房，那时粮食已十
分紧张，记得有一次，区委宣传部李部长来场作报告，介绍形势大
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批判有些人说粮食不够吃时说：“有
人说每餐钣没吃饱，吃钣后不久就饿了，这是乱说，人的肚子饿是正
常的，不感到饿才不正常呢，据科学计算每餐2～3两，已足够了，
……大宝山真是有宝，满山有捉不完的耗子可吃，真是营养丰富呀！
……”，于是，便大捉耗子吃，可是，却捉不住几个，他作完报告后
便到楼上大用便餐去了。那时农场养有猪，每个队员都有定额要去打
猪草，每月指望杀猪时可分上几片肉吃，这时区上的领导们必会来视
察的。

不久便把我调到山脚下的运输队，这里有公路通黄桷垭，再沿盘山公
路可到海棠溪河边，过轮渡即到重庆市中心，我去运输队报到那天下
午便奉命跟队长（姓郭，是一个小学体育教员下放来的，身体又高又
壮）放一架板车沿此路下山进城，他拉中杠，我和另外一人拉边绳，
一路都是下坡，真飞快无比，他在前面控制住车，我们跟着跑还来不
及呢，很快便滑到了江边渡口，过江后沿坡上去，不远就到了解放路
小学，这儿有一间房是农场堆放饲料的库房，我们从这库房里抬出一
代一代饲料（每袋在100斤以上），装好满满一车后，已是晚上9、10
点了，有时甚至是11、2点了，这才上街到饭馆里去吃饱肚子，再回
到学校，找间空教室，就在课桌上，倒下便睡，（这正是1961年夏
天，重庆城的夏天是很热的），到天刚亮，便拉着装好的车赶到河边
过开渡的第一船，过河就是南岸海棠溪，趁着天还不太热，拉着重车
一步一步向前爬行，这全是漫长的盘山道，要走很多路才能使高度上
升几米，吃力地拉到十点多钟，最多11点，实在拉不动了，太阳也晒
得太凶了，赶到一个路边小店，吃点午餐，便垫个装饲料的空口袋，
倒在路边树阴下睡觉，支持着每天能干这活的全靠这场午睡了，睡到
太阳偏西，又才上路再向前爬，一直爬到大宝山脚下的运输队，才能
卸车，（这时约晚上6、7点，正好由山上的人，下来加班抬上去，这
是上山小路，两人抬一代也很吃力的，但必须抬上去，这是饲料粮
食，不能在外面过夜），这时我们又早已放着空车进城去了，深夜又
在城里装车，第二天再拉回来，如此生命不息，运转不止。干的活是
很重但吃的口粮标准也比较高，不久，把库存饲料运得差不多了，正
指望着可以喘口气时，却又调我去养鸭队，（调到另一个队后，原存
的没有休的假期一律作废）。

养鸭队，就是赶着鸭群，沿收割后的水田放牧，我们是沿大宝山后
面，从巴县农田放牧，最远到过巴县木洞，一人举着拴有红布条的长
杆，赶着头鸭在前面引路，鸭群会跟着跑去，另外一至二人举着短杆
断后，并收检掉队的弱鸭，我就是做这工作的，进入一块田后，鸭子
们叫着喊着不停地觅食，我们就举杆守候在四周，待一块田吃完后，
鸭子们多不安分起来，我们又将其赶入另外一块，中午抽一个人去作
饭或吃点带的冷饭，渴了，就在附近找口水喝，待到日暮，将鸭子赶
进用竹栏圈好的圈子内，我们就在旁边搭一个灶，生火做饭，那时饭
是吃得很饱，一则因为鸭子放养时不需用喂饲料，我们就可以把饲料
（碗豆、玉米等）拿来吃，二则还有死鸭或破损鸭蛋可吃，这一点在
当时是十分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但生活条件也就比较苦，晚上就露天
睡在鸭圈旁边，在草地（常常就是一块墓地）上铺床席子，人就睡在
上面，再盖个单被或夹被，别忘记最上面要严严实实地盖上一张大油
布，在睡眠中千万别乱动，不能把这油布掀乱了，好在那时白天太
累，睡得特香，倒下去就不易醒的，好在也睡一了几小时，天刚发白
鸭一叫就要起来，起来时，先要小心地卷起上面已积满露水的油布，
人才能出来，当时附近的农村专业鸭棚，也有棚床与挡雨露的棚子，
而我们却只有天天露宿荒郊，场部领导传下话来，要我们坚苦创业，
以后才能逐步添置，早上把鸭子赶出圈后，圈内满是白生生的鸭蛋，
把它装满一框框，再有专人挑送回场部，这就是我们的成绩，一个也
不拉地要送回去，深怕送得少了呢！记得有一次，送蛋的带来口信，
要我晚上7点到场部开会，这时已是下午，我必须马上出发，沿小路
向场部赶，大约有三、四十里路程，都是陌生的小道，我独自走着，
连问路的人也遇不着一个，走着走着，天越来越黑了，走进了一片大
林子，中间已没有了路，远处四面望去都是高山，抬头只见满天星
斗，不仅不辨东西，我也不知道应朝东或应朝西，只在林中乱走，实
在走累了，便倒在林中一块巨石上睡觉，等着天亮了再说，不知睡了
多久，醒来，天已发白，四周望望，只见远处一个山头有炊烟升起，
我便朝那儿走去，总算找到了老乡，问明路后，才顺路走回场部，已
是次日中午1点，吃了一碗冷饭后，立即又赶回鸭队，也没有任何人
问我开会的事，直至今日，我也不知开了什么会。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战斗了一个春夏，到了秋天我终于发生全身水肿
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流行病，是全民大饥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来看
四川是名列前茅，重庆却是四川之最，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重庆也是
最为严重的，口粮供应短缺，吃不饱饭，又要干重活的，首推劳改部
门，官方正式名称叫大宝山农场，当地老百姓都叫它为劳动农场或劳
改农场，当时农场水肿特别流行，几乎人人水肿，我就算比较严重
的，反复在黄桷垭乡村医院住院三次，在中医中药研究所附属医院
（也在黄桷垭）住院两面次，每次都是住院半月到一月，休息加打针
吃药（都是补充营养的药），吃医院营养伙食，就慢慢消肿了，肿消
之后骨瘦如柴，只好开张病假条休息，那时曾留下过一张穿着一个单
背心的骨瘦嶙嶙地半身照片，看过的人都把其称为“饿饭像”，休息
一过又回场劳动，这时便分我去农业队，劳动较轻，每天只扛把锄头
去出工，过几天又水肿了，又请假上医院，医生一看又再住院，如此
反复多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达到腹水并肝硬化了，就这样在死
亡线上拖着。

农场当然是以劳动为主，千方百计地安排着每一个人不空闲地劳动，
这就是最高的原则。至于劳动的目的，那决不是算经济账，而是要算
政治账；要通过劳动来改造人，表面上是说，培养劳动习惯、劳动技
能，使之热爱劳动，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实际上，是首先不承认这
些工作（学校教职员及知青）是劳动，这些人是劳动者，因而这些人
就有天生的原罪，再加上家庭出身、政历、言语、行为以及右派等问
题，就更有大罪了，是作为有罪来农场受罚的。把劳动作为一种苦役
逞罚，劳动态度就是认罪态度，说白了，就是以折磨人为目的。这是
一种特殊的劳动，它不同于正常的劳动，在正常的劳动中，如奴隶主
对待奴隶，地主对待农民，资本家对待工人，主要还是榨取其剩余价
值，还要求劳动的经济效益与适度保护劳动力，而在这里却不讲究这
些了，一到农场先尽量安排重活，先到运输队、放鸭子队，待把身子
弄垮后，再到其它队，如遇年龄大点的或妇女，一般安排在饲养场，
在家养猪活不少，出外打猪草要定量过称，我就去打过一天猪草，实
在难以完成定额，农业队活虽轻点，但时间长，从天刚亮到晚上还要
夜战，对年纪实在大的，如原重庆人民小学校长刘兰畦，（民主人
士、曾参加过我国教育代表团访问过东德），划成右派后，安到42中
图书室作职员，又到农场来劳动，这时已年近花甲，加之鞋尖脚小，
和另外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太婆一起，就安排成立一个生活服务组，
给大家洗衣物，人人终日劳作，没时间洗衣，就把衣物给她们洗，
（每样付五～十分钱，此钱作为农场收益），她们就这样每天跪在水
沟边洗晒不停以此改造灵魂。生怕日常活不多，还常常搞突击与加
班：如早上起床打钟都来吃早饭，通知每人都要上山去采一包蘑菇回
来后才能吃早餐；每天运输队把饲料拉回来了，只能放在山下，这又
刚好是晚饭后，就要每人在饭后下山去抬运一次饲料，再晚也得完
成，完成了才能睡觉；有时午餐时通知，饭后每人到十多里外的煤矿
运至少百斤煤回来，完成后才能吃晚饭；有时要加班修路，有时要突
击夜战，总之是忙个不停，不然又怎能叫“一天等于20年”呢。

农场的中心当然在场部，这有如一个国家的首都一样，从黄桷垭沿一
条大路进山口后，就算进了农场，但还不是场部，必须经一依山小
道，道旁有一幢小房（我就在此住过，那是在住院回来养病时，同屋
还住有两个小青年，即小学毕业的知青，他俩常常夜间去弄些可食的
东西回来，有一次他俩出去挖当天病死后埋葬的小羊时，误挖了刚埋
葬的一个姓徐的原为中学教员因政历问题下放农场患水肿死亡后又无
人收尸的老头的软埋墓，伸手进去把人腿误着成羊腿，从孔隙中扯出
来一只死人脚上的袜子时，吓得大惊失色地跑了回来，把我从梦中惊
醒，向我说个不停），再向里走不远即到场部。这是建在山路旁边一
块小平地的一幢一楼一底小楼房，背山面崖，周围有树木环抱，前面
有山间水沟，崖边有饮水井，风景秀丽，只是当时都不会有心思欣赏
这美景（也许当领导的例外），主房就是一个教室般大的房间，外面
有很宽的廊柱过厅，这就是全场集会、临时堆放兼作食堂的地方，室
内容纳不了多少人，更多的可以散布于外面过厅及四周，好在当时不
须任何家具与陈设，仅放一张桌子供作主席台用即可，领导们用的坐
椅是开会时临时从楼上办公室拿下来的，众人均为席地而坐，若堆放
有什么东西，那就更好，更有可坐的了，楼上的办公室除领导外，从
无人上去过，房侧有一小屋，楼上作医务室（有一知青，当过赤脚医
生，都叫她文医生或文秘书，在此主持工作，场部此类女秘书不少，
不知有几位，也不知真假，反正都是那么叫），楼下为伙食团办公和
保管室，旁边就是厨房，厨房的取饭窗口就开在屋檐下，每日三餐，
大家都顺此排着长队打饭，山中多云雾细雨，一个冬天里，一个个衣
衫烂搂，拢拉着破帽，拴根草带，圾着泥污的各式棉鞋、胶鞋，手捧
着饭钵，不少的还拄着棍子，也有的还牵着小孩，男男女女一个挨一
个地带着满身泥污与灰尘，透着又冷、又饥、又累的神情，排着长长
的队，一步一步移到窗口，然后小心翼翼地捧出自己那一罐饭（那时
是每人交一个容器，由食堂放入定量的粮，可以是米、面、杂粮、红
苕等，加水蒸熟）与一勺菜,选取个角落蹲下来，漫漫享受这一点还
属于自己的时光，也有人是迫不及待地边走边吃，没走几步就吃光
了，无论快与漫，反正是吃的时间比排队等候的时间要短得多又多，
虽吃完了，但总是依依不舍地意犹未尽，下意识里总怀疑着：这就算
是吃过了饭吗？不愿意离去，也想借此多喘息一会儿，更重要的是等
待，看看厨房里会不会再卖点什么，至少总会再抬出一桶菜汤来，常
常是等了一个空，但也有时真会等到一桶浮有几疋菜叶的洗锅水，还
漂有几点油花呢！大家蜂拥上去，几个方向同时下手，还真不易捞着
那漂浮的菜叶，不过喝上一碗有盐味的热水水，也是很满足的，再等
一下，另一头有间小屋，便是小卖部，看看那小窗口是否会打开，卖
点什么香烟、肥皂、牙膏、草纸之类稀罕之物（说到牙膏，还要插讲
一个趣事，那时我有一次到黄桷垭百货商店，看见柜台内货架上放有
堆着的一合合牙膏，便走上去向售货员说：“买支牙膏”！年轻的女
售货员回答说：“没有牙膏”，我指着货架说：“那不是牙膏么！为
什么摆着有牙膏不卖”？售货员说：“那不是牙膏”，我生气地问：
“不是牙膏，是什么”？售货员不答，我更生气了，用手指着货架
说：“我就买那个”，售货员毫无表情地，从货架上拿下一支我指的
“牙膏”，甩在柜台上，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合子上的“避孕药膏”几
个大字，脸立刻就红了，飞快地转身逃走），更重要的是指望卖点（
用酒精与糖精参和而成的）红酒，排一次队，花一角钱可以买到一
两，饮后便会醉醉地有一个满足感。我们每月的工资（不，按正式文
件，对我们发的不叫工资，而应叫生活费，这更贴切，更明确了我们
劳动的性质）最初是由原各学校财务上送到农场来发，后来由农场派
人去收来代发，粮油关系也转到农场，每月伙食费由农场扣，然后发
给一张吃饭的饭卡，这东西可比什么还重要，每月一张，每日早中晚
有三个空格，每吃一餐，划个“√”，不能提前，过时未“√”的，
凭批准了的假条才能退粮，若有遗失，则查实后，方可补发，但只能
补充补发时起的未来的部分，后来发现，有人涂改划的“√”，便改
为打小孔，这就改不掉了。那时重庆生活已十分紧张，大米供应减
少，常用杂粮、红苕作主食，好不容易盼到了一餐饭，打来三两碗
豆，只有那么多粒，一粒一粒地边数边吃，不一会儿就光了，竟然毫
无饱的感觉，就只好多喝几碗盐水，使肚子有个胀的感觉，但盐水喝
多了易发水肿，农场要限制吃盐水，于是许多人便用一个小药瓶，装
着炒过的盐（若再能放入几滴食油炒则更好），带在身边，随时可
用。政府号召吃代食品：多为土伏岑、芭蕉根和各种野菜，民间也有
吃观音土的，农场还吃过杨槐花（用来蒸包子），另外就是大办小球
藻（用尿水发酵）叶蛋白（树叶制成粉末），生活一天天紧张，农场
病号一天天增多，时有死人的事发生，劳动也就不那么紧了，多是在
混时光，每月有两天假期不仅可以兑现，过期可补，也可提前，都常
能去赶集或进城，多时去排队吃点什么，那时的餐厅（包括解放碑的
大餐厅，和平西餐厅等处）要分时段供应，大都是些掺和代食品，还
有人造肉等等，后来连这也不行了，便开放自由市场，餐厅里人山人
海卖高价食品：一盘肉菜十元，一两饭一元，市场上南瓜每斤四角，
一只鸡40元，路边小摊卖肉汤，每小片肉二角，还有狗肉、牛马肉，
冠生园高价点心，每两一元以上，这些价格大约在正常牌价的十倍以
上。曾读过这样一句话说，饥饿到了极度时，人就会变成兽，那时在
城乡大小餐馆，甚至在街头巷尾，有许多要饭的，舔（别人吃过的）
碗盘的，更有乘其不备把他人手中的或正在食用的食物（无论干浠、
冷热）一把抓过去就塞入口中，那场景真吓人！在农场还发生过一个
作母亲的女人，把孩子的口粮一下拿来吃了，孩子的父亲追到农场来
讨要，（各地都是一样，在阆中乡下，她的二表姐就是因为其夫常常
把从食堂打回来全家的饭捞干的吃光了，孩子们饿得不行，累劝不
止，常常为此吵架，一气之下自缢而死的）。记得有一次休假，我请
江兆辉（原为小学教师，划右后同在农场劳动，当地人）带我去民国
路看看热闹的自由市场，但只见人头涌动，到处是叫卖声，手中拿着
要卖的东西：衣物、布料、日用品、书画、古董应的尽有，还有各种
票证粮票、布鞋、糖票、副食票、香烟票、煤油票、侨汇票等等，口
中不停地喊着：“飞了！”“飞了”！走到了一处人稍微少一些的路
边，有几个女人，手中什么也没拿，只低声地问着：“要不要？”我
问江兆辉这是卖什么？他当时不答，待走过之后，才告诉我说，这就
是“王大姐”（当时农场邓书记曾在会上，向我们说到过，人们喊的
“王大姐”，就是“玩大姐”的变音，意指暗娼也），这是我第一
次，遇见过这情形。当时众多的人都在为了活命而出卖着一切可以出
卖的东西啊！我的不多的几样衣物，如防雨卡外衣、毛衣，还有旧书
刊等，都用来换了粮票，很少的一点节余和每月的生活费全用来吃
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二弟承祖还专程到农场来看望过我，这是
从53年中学毕业后第二次见到家中亲人（第一次是56年暑假，我到成
都去见过两个姐姐），他是60年从川大化学系毕业，分到东北工作，
回阆中探亲后，专门绕道重庆来看我的，这里，全社会都出现了这样
一个难堪的尴尬：虽然人们在感情深处并不认同自己的同学、同事、
亲人会是坏蛋、敌对分子，但是，人们却又不能不相信党和政府，相
信毛主席绝对正确，其结果必然就是，终于认定谎言等于真理，在这
样的时代，我们什么也不好谈，什么也不愿谈，什么也没有谈，只专
门陪他进城去了公园走走，吃了餐饭便告别了，这样，我的情况也就
传回了老家，（当时被划了右派，本人作不出解释，也无话可告诉家
人，家人也无法询问和了解，因为一切大帽子下面的细节都是说不出
口的“阳谋”和“混蛋逻辑”），后来我就收到了母亲从阆中寄来的
包裹，一个小小木盒，里面有一只干鸡和填空的只只核桃，这在当时
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我真舍不得吃它，把它枕头内，白天还用被子
捂住，深怕被盗了。

那时农场除劳动外也有开会与学习，但却从无书报（肯定也订有党
报，但那是领导看的，与吾辈无关），我们不仅远离了（给我们带来
灾难的）文字，就连桌、椅、床之类日常家具也久违了，农场的所有
屋子（不包括那我们从未蒙面的办公室）都不需放家具，我们的膝关
节已不适应使用它们，早已感受不了那坐在书桌前的滋味，成天除劳
动外，吃饭、休息均席地而坐，晚上也是睡在地上，从来没有这样与
地球亲近过。政治学习都是听大报告、小组讨论，听讲形势是如何大
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小组会则都是一片片拥护和表示努力改造之
意。另一种会便是闹热的群众帮助会（实为斗争会，从本质上说斗争
也是帮助嘛），帮助不假离场者，有一个右派叫甘茂云，是重庆29中
学来的，是在川师数学系读书时划为右派的（不知这巧合或有什么规
律，数学系的右派特多，当年在西师我们同班就是五个，这农场从中
学来的大学生右派只有三人，可这三人全是数学系的，晚年我在德阳
教育学院任教时，数学教员中又有三人是当年数学系大学生右派），
个子高高的，也常常水肿，常常旷工，有时几日不归，回来就要受大
会帮助，交待不好，首先就要打态度，到高潮时，邓书记便起身离
开，这一下，积极分子们便冲上去动手动脚地帮助他几下，到适可而
止时，邓书记正好回来遇上，连忙招呼制止，同时教导说：这是激起
了群众义愤，待众人的吼叫声渐平后，甘才慢吞吞地说：我万没有想
到在这20世纪60年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华大地，竟然还实行着欧洲中
世纪的野蛮……，话声未完，又被一阵阵吼叫所淹没。

时光运转到62年春天，生活好一些，政治空气也宽松一点，右倾被甄
别，地方上第一批右派被摘帽（其中就有前述及到的刘兰畦），下放
来的人也回去了一些，农场人员减少，场部又迁到稍平坦一些并能通
汽车的新厂（地名），这里要开阔点，房舍也比较集中，这里可以通
电，照上了电灯，场部是一幢大平房兼作保管室，下面是伙食团除厨
房外，还有一个放着大桌子的食堂，也有几条长凳，可作开会用，前
面有一幢房供作牛羊圈，再下面是猪舍，上面改建了个孵化房，周围
几幢小屋（每幢都仅有一间小房），便作宿舍，这些房屋都是解放前
留下来的别墅群，格局虽在，但早已破旧，我们去后才有点人气（我
曾有一次在月光下从食堂沿小路回我住处，见石阶上一根长带，正弯
腰去拾，却是一条大花蛇，急奔而去）。

这时农场开始认真搞点生产了，我同周相院（川师数学系划的右派学
生，从12中学到农场来的）分在牛羊队，队里养几头母牛和母羊，队
长是一个壮实的女知青，干活很行，挤羊奶、接羊胎全由她干，很少
说话，迁牛去配种时，她护着母牛，公牛猛冲过来时，一点也不害
怕，我俩的任务就是每天出去放牛，只要照料着不去啃老乡的农作物
即可，终日在山坡上滚睡，好不自在，中午把牛拴好后还可回来午
餐。伙食也好得多了，农场自种一些粮菜可吃，炊事员姓姚，态度也
和气，吃饭时有桌子坐，还常有死胎蛋、羊奶供应，身体也一天天好
起来，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看到右派摘帽都受到很大鼓舞，农场把右
派组织起来学习，委我作小组召集人（摘帽后便改称小组长），余莲
茜（其父为民主人士，任过重庆副市长，本人为民主党派的，原为小
学教员，身边有一子一女，年龄比我大，划右后来农场）和张尚珍
（原为小学教员，共青团员，身边有孩子，夫在劳教，划右后来农
场）任小组副召集人，组员中学来的有周相院、甘茂云，小学来的有
江兆辉、唐尧（女，划右后来农场，家中无人，把几个小孩子一起迁
到农场住家了）、肖光荣（女，家在人和供销社住，也有小孩子
了）、马ＸＸ（女，也有小孩子了）等等人（这些女的多安排在饲养
队打猪草，每天完成定额后便可自己支配了），每天要集中读报，每
周学习半天，邓书记（重庆印制三厂来的）还来参加，休假日也相约
进城，子女们也不时来场看望，渐渐有了一点人间气氛。

到62年底宣布给我摘帽了，按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的文件规定“摘帽
后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我有多高兴啊，这是付出了五年多的劳
动，和不间断的学习（每周后来改为每半月一次书面思想汇报，五年
多来从未间断，估计至少有150～200份，几十万字）的结果。63年元
旦起，一天天盼望着学校有什么安排。摘帽后在农场还是一如既往地
参加原来学习小组学习，并仍任组长，从来也没有把它叫做过右派分
子小组或右派分子学习小组，只不过参加的人员全是到农场来的右派
分子，而到农场来的右派分子又都得参加，学习对谁都是适合的。对
于摘帽后是不是还应当叫做右派，人们对此并不深究，因为即使是右
派，这也不必要天天口头上叫着，只体现在领导心目中的安排上，与
人们的眼神之间。不久农场通知我，到广阳坝农场（市委办的大型农
场）去学习孵化技术，没有多久就学会了，忙着回来，便建修起温室
来：一端砌一眼大灶，烟道从地下通向另一端的烟囱，室内四周密
封，便成了一间温室，内置一排排蛋架，上放一盘盘禽蛋，每日要翻
动数次，等孵化六～七天后，一个个地在灯光孔照看，把无精蛋和死
精蛋退出来，处理给食堂，这叫一照，12～14天后，第二次照蛋，再
把死胎蛋退出来，处理给食堂时，这蛋中已有死胎形式了，18～21天
后，第三次照蛋，退出的死胎已有完善的羽毛了。这是24小时轮班
上，我就在这儿负责吧，估计这就是摘帽后的安排吗？后来又增加了
些人员（有知青也有右派）。（有一天，正当一男一女两个已在农场
改造了数年的右派Ｈ与Ｚ值班照蛋，这时必须把灯关掉，仅让小木盒
里的一个灯泡光从两个小孔隙中透出来照蛋，温室内两人距离很近地
坐在小亮孔前照蛋，静悄悄地专注地工作着，突然Ｚ双手捧着Ｈ的头
在其嘴上狂吻，从没有接触过女生的Ｈ开始不知所措，只能被动接
受，待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感觉后，便兴奋不已，不过环境
与条件均不容许他们再有任何动作，这一瞬的事戛然而止，自此以
后，他们都盼望着再有这样的机会，可此后却只有一、二次同样的机
会重复而已，这不是爱情，也没有准备，更无思想交流，只是男女的
一次嘴唇接触而已，在那久违了一切友情、亲情、爱情等一切人间常
情的岁月里，只能是一种被压抑久了的肉欲的冲动，人啊，也有兽的
一面。这仅仅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从无人知道的永远的秘密，也是H
改造中唯一一次犯规以后又没有向组织交心的事。）

不久，大约是1963年7月初，学校终于通知我回学校了，这时我还差
两月就满27岁，已是大学毕业后满六年了。我虽不知道具体安排，但
相信总会越来越好的，就是带着这样的高兴离开了农场。

本节记述从1963年7月（27岁）离开学校到1966年（30岁）冬天与她
认识为止的一段开创自谋生计的日子。

☆１、如何离开重庆的

1963年7月初通知我回到学校，回去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叫我暂
且住在图书室个放旧书刊的阁楼上休息几天，到7月15日通知我到办
公室，秘书殷智龄（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后来又对私下对她姐说：当
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的那个人）找我谈话说，为压缩大城市人口，
动员我退职回原籍阆中，我当即表示，拥护压缩大城市人口的政策，
无论调我到那去工作均可，我不同意回阆中，因为我家一直在县城为
非农业人口，无土地也无住房，况我离家十年已无往来，并坚决不同
意退职。我一直坚持这个表态，后又找支书王秀琪、副支书沈仲多次
表示，他们一再说明这不是处分，是精干，我又向任白戈市长、邓肯
（教育）局长写信表态，坚决不同意退职，反映了十多天后，42中当
局便采用欺骗手法，多次对我说，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回到阆中
安排工作，并答应派党员干部谌绪贵与我一道回阆中，保证安排好，
这样我先把已不多的衣物书籍等邮寄回阆中，便与谌绪贵一道经成都
（住了一天，我还去看望了两个姐姐）绵阳（在此又住一夜，转汽
车）南部才到阆中，到阆中是七月31日，次日（1963年8月1日）谌绪
贵与我一道到阆中县安置办报到，当时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
系好了，阆中同意安排我才回来的，现请于以安排，接待的人回答
说：我们还不了解是怎样联系的，要等另一个姓菜的人从南充开会回
来后，问了才能回答，我只好暂回家等待，谌绪贵对我说现在你休息
几天，等待安排，并给我发了六个月的生活费（后来，这就是退职费
了）159元，然后他便回重庆去了，等到8月6日县安置办通知我去对
我说：没有工作安排，事前重庆方面根本没有与我们联系过，我们也
并没有向重庆方面答应过安排你的工作。这时我只好紧急向重庆42中
反映，并说如不解决我只好立即又返回重庆了。重庆42中又才派了专
人来阆中处理此事，来人是时任该校党支委兼副教导主任的姜渭宾，
口称代表市教育局征求我的意见、并落实我的工作安排，我讲了并书
面写了六条意见，当时他又与我一道去了阆中县、城关镇、城东街道
等三级政权部门，当面介绍说我，表现很好，早已摘帽，退职不是处
分，可以而且应当安排工作等等，叫我等待，我们家还专门买了鱼来
招待了他，他回重庆前又来告诉我说他还要去联系，一再三叫我耐心
等待，我信以为真，老实等待下去，等了许久,不说安排连队理也没
人理了，我却万般着急，生活无着呀！经我多次反映，重庆市教育局
不能正面回答这一切诘问竟毫无根据地复信说：据了解当地政府曾两
面给你安排工作你均未接受，你将要犯大错误！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毫
无事实的指责，立即将原信退回，拒绝接受，并请指出事实来，同时
又向重庆市委、四川省教厅写信反映，没有回答，又再三反映，写
信，遍及中央、省市各级党、政、人大、教育、党报的领导与部门，
最初是每周，后来是每半月，再后是每月或每数月写一次，十多年
来，从未间断，共写信200多次，一直到15年后拨乱反正后的1978
年，我现在手边可查到的记录还有：1978年3月19日、22日，5月7
日，7月28日，8月8日，五次写给重庆市委，8月9日，9月16日两次写
信给四川省委，（省委10月13日复信说转重庆市委处理），同时我5
月5日写信给市委统部，4月30日，5月7日两次写信给市委组织部，5
月2日、23日、8月12日，10月2日四次写信给光明日报（该报复信说
转市委组织部），9月19日组织部复信说转市教育局，5月4日、7日给
重庆日报写信（该报5月22日复信转市教育局），其实我于4月27日，
5月7日，8月11日三次写信给市教育局均无回答，等到12月8日才以渝
教摘〔78〕字第30号复信通知转重庆42中支部处理，对42中来说，我
早于4月27日、28日、29日，5月7日、31日，6月23日，8月10日，10
月4日、15日，11月23日多次写信给42中反映，万万没有想到42中又
复信说要待请示教育局后再作回答。我抄出这么详细具体的当时记录
下的片断，来说明共产党这个各级严密组织是如何配合起来处理群众
来信的。注意，这个记录的时期还是在打到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时期，
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的1978年。在这以前，在这以后，就更
没人理了，后来改右时到处找不到我的档案，几经周折才在阆中公安
派出所找到，这时才明白还是当年（1963年）42中把我作为处理五类
分子回原籍来办的，就是说表面上给你摘帽，暗中仍把你作右派，甚
至（不明说地）开除公职，当然，这种卑鄙的见不得人的作法，揭穿
后，他们自然是绝不会承认的，所以才一方面象上面那样推和拖，另
一方面教导你要往前看，同时作好工作安置，让人们都失去记忆，让
时光快点过去！1979年42中又派了一位姓杨的女副校长来阆中请我回
去任教时，我的态度是，不说清楚当时的事，我不会回去的，他们永
远也不会说清楚的，我当然也永远不会回去的，一直使我不敢相信的
是，我所挚爱的拥戴的政党和政权，竟然是这样对百姓不负责任并采
用欺骗的手法，真使人不解和失望，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报上，
在文件中绝对学不到，在实践中才慢慢明白，原来这就叫封建专制。

☆２、当时的阆中与家庭

自从1953年我中学毕业离开阆中后，家里也不断发生了巨大变化：父
亲因政历问题关进了教育所，全家五口生活没有了任何来源，经母亲
再三要求才得以作为从业人员进了合营商店（这商店就是上华街2
号，我家原有的商店，这时我们还在后面住家呢），但给他的工资很
低，只好又在门外摆个小摊卖落花生，去买一砣（四斤）生花生果，
拿回炒熟后，一堆堆地摆好出售，由小妹淑群（不过才七、八岁）照
看，每堆卖一～二分钱，对这样大的孩子来说，守着这馋嘴的花生，
要一粒也不动，把卖来的钱一分一分地收藏好，到收摊时交给妈妈，
可真不容易啊，后来父亲放回来后，母亲又去求工商联，以她回到家
里再把父亲又换进商店，她回到家里后，还可以再接些手工针线活来
做，后来又参加了工商联和街道服务组。另外一个经济来源就是靠在
成都工作的大姐不定期接济，同时给在成都工作的二姐带个小孩（送
到阆中来带，先是二娃黄望东，后是四妹黄亚林），二姐每月都寄钱
来。二弟承祖5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四川大学化学系，60年毕业分配
到东北工作。三弟承德高中毕业后考入大跃进中新办的南充高工校（
大专），在三舅父的经济资助下读书，中途遇调整下马，学校停办，
他们还没毕业便分回阆中教小学，他分到文成区双山小学。四弟承训
小学毕业后就只进了个民办工农中学，然后安排到合作饮食店当学
工。小妹，我53年离家时才进幼儿园，63年正在东风中学读初三。

1963年我回到扩别十年后的阆中，真大变了样，街道特别冷清，店铺
多数都关着门，街上行人稀少，所有的工商业，经合营与合作后，全
城都按行业归口，成了百货、粮食、糖酒（副食）、餐饮（服务）、
食品（肉食）、医药、土产（日杂）、煤建等几大公司，在城东、
南、西、北分设合营与合作两种商店，分别按1、2、3……编号命
名，无人不有组织与单位，居民也有街道与段组，原来的各公用地
（庙宇等）以及较大的居住院落全成了各局、公司、厂、社、会、所
的所在，全城几乎没有建什么新住房，人口多了，住房反少了许多，
一般居住则出奇地拥挤，稍有一、两间住房若租给了他人住，就要被
以“私改”之名充公，“先治坡，后治窝”是当时的革命口号，县城
是为农村服务的，有一点新楼房那就是东门内的县委、政府办公楼，
及后面大礼堂和开会的广场，大礼堂又兼作电影院，另外新修了一个
川剧院，天天上演革命剧“夺印”，那时实际上已没有了节日，连春
节也是要“革命化”了的，城外的风景名胜地也破败不堪，林木被
砍，山体滑坡，无人问津，刚经过了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的动乱退了
回来，百姓们回到了虽然破旧拥挤但总算是家的屋子里，收拾出一个
个小炉灶，打扫着重那曾经燃烧过家中一切可燃物（包括自己睡着的
床上的架子与床脚，去掉床脚后就用石块垫着睡）的灰烬，排着长队
去购买配售的燃煤（阆中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县城，几万人烧
煤要靠木船从广元运回，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一家三口每月90斤，四
口120斤，每餐约一斤，过期不补），每日菜苏要靠几个定点店定量
配售，到63年秋也有了一个农民进城卖菜的市场了，生活又在艰难地
慢慢好了起来,百姓对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

我家因公私合营店扩大业务，再动员下同意让出店后住房，迁到母亲
娘家李家院去住，后来街道组织起的万品厂（后叫日用品生产合作
社，做木器、棉絮、蚊香等）扩大，便换了几处地方去住，63年我回
去时正住在管星街李家小院里，从一个小街门进去，经一个小菜园，
再一道小门就是一排向南三间房，房主谭家祥（当年在阆中中学的同
学，在县新华书店工作，爱人邵群华丝厂工人）自住西头一间，中间
一间租给别人（先是一个姓尹的老头，后是丝厂女工朱光芬住），东
头一间卖给了宋文星（老泥瓦工，老伴在家每天早起给奶牛场打青
草，有一个男孩十多岁时，下河游水不慎给淹死了），西边还有东向
的两间小房，是属于万品厂的，就换给了母亲们住，后面接了个厨
房，就这小小的接的偏屋我们做厨房还只用了一半呢，另一半隔出去
还住着一家人呢（男的杜正朝泥瓦工，女的吴秀珍做临时工，还有三
个小孩子），那时一般一家人只要有一间住房便可，至于厨房根本不
用考虑，在屋前屋后安个炉子即成，当时父在副食品商店，曾下乡到
思依去了几年，回城后又要守店，吃住都在店里，四弟在饮食店，吃
饭在家里，但常在店里住宿，三弟在双山小学，假期才回来，只有母
亲和小妹常在家，开始还有四妹（二姐的小女孩），我回阆中后，也
只好暂住家中。

☆３、当上了泥瓦匠学徒

如前所述，1963年7月31日回到阆中，为工作问题反复多次交涉、等
待，我四处奔走，那时到处都在下马，压缩，回到阆中的人不少，根
本没有哪儿要人，也有不少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人渐渐形成了一些单干
或合伙的临时工，但一方面我不愿随便交往人，另一方面我以为非长
远之策，只有发疯似的写信反映，一直拖了整整两月毫无指望，呼天
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27岁的男子汉，怎能不着急呢，下定决心，
拜同院居住的老泥瓦匠宋文星为师，他不识字，一直以干泥瓦活为
生，也带过不少学徒，对老式泥瓦活很熟悉，因为不大会新式的如砌
砖等活，年纪大点，合作化时，便从建筑社出来搞单干，后又由城南
街道把他们组织起来，名义上成立了个城南修缮合作组，实仍为单元
干，揽点私人旧房修缮活干，据我观察这家人很好，平时我也常替他
们读写个什么的，我们相处很好，他家作为工人，在社会上也很吃
香，我一说要拜他为师，他开始还不相信，后来见我真心，他才同意
了，拜师后跟着他去干活就是，每干一天他给我8角钱，没活时就在
家休息，当然也没钱拿。记得1963年10月2日跟着师父第一天干活就
是到毛家巷刘先生私宅给修筑后园垮了的土围墙，那时能保有较宽一
点私宅的人家很少，刘老先生因为是基督教人员，受宗教政策保护，
所以才保有这宅子，休息时他还请我们吃了园子里摘下的名柚，多年
来我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劳作，那总是作为一种屈辱地逞罚，只有今
天是作为一个工人的身分受到尊重地干活，心情大不相同，不过，仔
细一想这也是暂时在人们尚不知道我曾是右派（虽然已摘帽，党中央
也明文说了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但背地里却另搞一套）的情形下发生
的阿Ｑ式地自慰吧！

此后总是东家西处地干活，泥瓦匠这一套活，如筑土墙、砌石墙、竹
编壁、粉刷墙面、做地坪、翻盖瓦屋面……等等，很快就能独立操作
了，每月总有20多元收入，维持一月生活，当无问题，和工人们混熟
了，人们都叫我贺师傅、贺师哥、老贺、贺肥（那时还真长胖了），
也学会了坐茶馆和抽烟（当然是抽价廉的，如八分钱一包经济牌），
所在的合作组，也变成了阆中县房屋修缮合作社，地点就在下新街一
个宅院里，这原是宪家开干货铺的，后归了城南街道，大跃进时办了
合作社，下马后给了城南修缮合作组，现在自然给了这阆中县房屋修
缮合作社，属于阆中县手工业联合社，主管部门是阆中县手工业管理
局，由局里派了党支书兼主任孙凤其，副主任黄义兴，原有一个城南
街道派来的老先生马炳臻作会计，又从学工中找了一个青年人刘兴元
作出纳，这真象一个正式单位了，为什么发展起来呢，一方面是经济
复苏，三线建设中，上海一家绸厂要内迁到阆中，组建省属阆中绸
厂，主体建筑虽由省、地公司承担，但附属工程由地方承担，同时阆
中丝厂扩建，又组建专为上两厂提供动力的丝绸电厂，加之全城房屋
维修等，只有一个两百多人的县房屋建筑合作社实在是不够，另一方
面是党的集体化、合作化政策，一定要把所以单干的劳动者组织起
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组织起来之后，社里接有活时就由社里统一
安排，没有活时还是要自找，工资都来自雇工一方，大部用计件制，
按管理部门制定的定额计算，少部分用计时制，按工人级别计收，我
那时定为一级（每月24元5角）二级（每月28元5角），另外再加收
17%作为社里收益，没有活干时，就没有任何工资或补助，当时县建
筑社，城东、城西、城南三个居民委员会所办的（供应临时工的）服
务社，都是这种办法，只不过管理费收的多少不同而已，服务社收的
管理费要少些，这种时时要操心着找活干的营生慢慢也就习惯了，我
把这种营生叫做自谋生计。

这种自谋生计，我一干就是15年（从1963年10月27岁时到1978年11月
42岁），那时夏日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纳凉，四妹（二姐的四女
儿，正在上幼儿园，每天与同院邵群华的女儿谭莉一道去上幼儿园）
总要缠着大舅给讲故事，讲完了还总不愿结束，那天我说：今天我给
讲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院子里大人、小孩都静静地听我讲，我讲
道：

　　“从前有一座很大很大的森林，林子里有一座很大很大的粮仓，
　　仓库内有很多很多米粮，林子里有很多很多麻雀，于是，有一只
　　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二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
　　粒米后飞走了；第三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四
　　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五只麻雀飞进来，啄了
　　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六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
　　七只麻雀飞进来，啄了一粒米后飞走了；第八只麻雀飞进来，啄
　　了一粒米后飞走了；……”，

我就这样不停地说了下去，竟不知说了多少只了，听的人实在耐不住
了，才恍然大悟地笑起来，可见这愉快的夏夜啊！

由于总是人多事少，时时还是担心着没有活干，由于我多少有点文
化，常肯帮忙，在文化不多的工人中还是受到欢迎，即使他们知道了
我曾当过右派时，也并不介意，甚至还有几分同情呢，他们从没有歧
视过。安心要以此为生，我又去买了一些有关的技术图书来读，这样
不时还可以派上一些用场，如收方计算、看看图纸、配料出个主意
等，更不说早就常做的算账、分配等事了，所以日渐受到了重视，县
建筑社任设计施工的吕维成（木工出身的土工程师，当时阆中县建筑
工程方面的技术权威之一）常找我问这问那，我还教给他认会了英文
字母呢，他就劝我先要学好木工，并答应认我为徒，不仅今后决不会
缺活干，而且能挣大钱的，他送我全套木工工具，安排我立即跟一伙
人去广元一处工地，那儿是木材出产之地，有的是木料学手，一切都
准备好了，修缮社的领导黄义兴出面阻挡，说建筑社挖了他们的人，
因此我就没有走成，于是吕维成又建议我跟毛文泉（技术比较好会砌
砖等新活的四级技工，童工出身，从建筑社出来在外单干，当时名义
上也在了修缮社，其父毛俊解放前当过宪兵小队长，当时也在修缮社
作泥瓦工）学砌砖，这样我才跟着他去学起了修建新房子，先在县运
输社，后又去苍溪印刷厂，那时与何朝发（也是毛文泉的学徒，早年
读过商职校，后从木材公司压缩回来）一同做活，一同住在毛文泉的
岳父赵老汉开的小旅店楼上，每天在印刷厂吃饭，记得有一次端上了
一盆回锅肉，就我们俩人吃，我们就来比赛吃肉，一人一片地吃，最
后还是我认输了。后来又去苍溪冬青干活，我们又在一个食店里比吃
馒头，刚出笼的二两一个的热馒头，我一口气竞吃下了十个，这次是
我胜了，这一看，我还真是个饭桶呢！），那时我身体真好，红光满
面，又很壮实，挑上满满一担灰浆（都是用大粪桶，每担在百子斤以
上）要沿木梯层层爬上晃动着的高高的脚手架上去，若砌砖每天至少
在一千块以上，回忆起这年轻时劳动的日子，还真快乐啊！可是时光
一去不再来。

在苍溪县城（当时还只是一个仅有沿江一条主街的小县城）偶然还与
西师时的老同学张洪德相遇，不得已匆匆地说上两句话后我连忙逃
走，看得出来他还想问这问那地多聊几句，作了贱民不愿见熟人，更
不愿连累别人，这就是所谓的贱民心态吧，若没有这种心态，毛主席
他老人家的划贱民的政策又如何会有无比的威力呢！后来又跟着到冬
青去修旅店以及给农家打灶，那时节从烧木材改为烧煤，家家户户都
要砌个烧煤的灶，这灶要作到发火快、好烧，又要省煤，关键在炉膛
内泥抹的那个不规则的空腔，这不仅与所用的锅的形状有不同，也与
烟囱的方位大小有关，还因使用者的习惯与要求而异，这可不好掌
握，学会了这个技能，还真吃得开，给人家打灶，主人家要作上宾来
招待，专门置办酒菜，当然活要作好。

在苍溪冬青修旅店时，就住在该店旧木楼上，一个大屋子，只放有若
干铺着蔑席子的大木床，每天睡觉时要到楼下保管室去领被子，不许
多拿，同干活的几个农村来的木工青年，常常多混一床被子来作垫
用，这时那位女保管员就要上楼来清查，她只把盖着的被子拖上就
走，弄得几个“戏睡”的小伙赤条条地惊叫着无处躲藏。这些农家的
小徒工真可爱，他们当三年学徒不拿工钱，给师父干活只管饭吃，三
年满了要出师时，还得给师父缝一套衣服并办酒席谢师，否则师父总
要保留一个绝活不传。有一个小伙就告诉我说，他家很穷，实在没有
财力办谢师，师父也就保留有一个绝活不传，早已满了三年还不能出
外挣钱。我问他这绝活是什么？他说是打方墨，原来不就是画墨线把
给定的圆周几等分吗，这是几何学中的小知识。我告诉他说：我可以
教会你这活，不要你谢师；并开玩笑说：只要你请我吃炒花生米就
是，很快我就教会了他，他十分高兴，没想到晚上还真的买来了一斤
炒花生米，大家一起吃了。我深深地感到一般老百姓是何等地需要数
学知识啊！还有一件小事也是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人一起干完活，拿
到了钱后，需要分钱时，不用除法算账，即使算了也不易能使众人相
信，于是还使用着一种很原始的办法，把抄票按面额大小，从大到
小，一张一张地照人头分发，这真有趣，但也使我悲哀，面对我们的
人民、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么需要数学知识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民用
公费培养到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负有普及数学教育天职的人民数学
教师却无能为力，只能在一旁干望着，只能让青春和精力连同所学的
数学知识白白逝去！这是何等地心痛啊！我总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
为所谓的政治呀、路线呀白白地糟蹋这许许多多的人力物力而毫不心
疼！

回到阆中后又由社里统一安排我跟赵世玺（也是砖瓦工，家庭成分
好）当学工，到丝厂修屏江街宿舍，那时大搞“干打累”（学大寨来
的，就是用土块砖砌墙壁，不几年这些不行的墙壁，又是请我们全去
给换掉的，反正，作为工人两次我们都是拿了工资的，作为统计两次
都计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我们成天努力地砌着土块。秋天，县手管
局布置下来要各社派人轮流下乡支农，这时农村正当四清运动后生产
大忙时，我们社有一次就安排了我和汤映维两人下去，地点在江南七
里公社群英大队，住在农民家里，队长先安排我到妇女组，干收稻草
的活，背着一背架子稻草摇摇晃晃地走在水田间小道上，风一吹来站
不稳也不敢动步，引得两边的妇女拍手大笑，我好不狼狈，后来又把
我安排到娃儿队，成天在棉花地里摘棉挑，孩子们老缠着要给他们讲
故事，晚上天黑了才收工，生火做饭，吃完饭后才到晒场上去开会，
要呼叫、等候很久才会有人慢慢地到来，书记、队长不厌其烦地讲
着，听众们有的谈话、有的做着手上的活、有的在开玩笑、更多的在
打瞌睡，会完后已下半夜了，待天刚亮就又要出工了，农村就是这样
不计效率地旋转着，我算领略了这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半月后我们便
回城了，这半月的工资由原单位发，这就是工业（包括手工业）支援
农业。

后来又到文成修东风运输社，河溪修医院，工作一天天多了起来，与
工人老老少少相处都很融洽、愉快，我深有所感（与这以前及以后在
知识分子中相处比较）与工人相处要好处多了，我满师后定为一级技
工，现在又升为二级技工了，日子过得比较顺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正当而立之年，伟
大领袖的号召激动人心，我决心斗私批修，不计个人的一切，作一个
建筑工人投入这伟大的革命运动，参加了工人红卫兵“2．25”，热
情地读红宝书（语录本和诗词本），确实为其中许多语句而激动万
分，蛮有兴致地载着语录章和像章，还学着模仿写毛体的“为人民服
务”几个字。破四旧闹得十分火热，阆中却搞得又快又左，旧的名称
要改，阆师附小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城东中学改名为东风中学……
等，街道的名称都全改为革命化了的如反帝路（朗家拐街）、反修路
（大东街）、红星路（管星街）、上游路（沙河街）……等，农村
区、乡、公社的名称也全革命化了，连不少个人也纷纷改名，一切旧
的痕迹都不许存在，居民家里不说家具杂物所体现的旧意识要消掉，
就是屋脊上有了“福禄寿禧”等字样也得搬掉，连木门窗上的浮雕花
饰也要削平，更不说寺庙佛像，那更是要被扫荡到干干净净才会罢手
的，举一件事说吧，在县城东门原有一古铁塔寺，寺院早废，旧址在
民国时为一小学，后小学迁走了，文革前为县人武部所在地，寺内原
有一个不大的古铁塔尚在，此塔为八根方石柱构成之八角亭所覆盖，
塔高一丈四尺一寸，生铁铸成，塔身满铸八分体阳文《佛顶尊圣陀罗
尼经》全文，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铸造，国内罕有，属于国家级
保护文物，文革初红卫兵对此造了一次反，尔后便将它用砖墙密封起
来，对外已无任何妨碍，红卫兵对此仍发起了数次冲击，县人武部保
护多次无效，最后还是被红卫兵砸碎，连这毫不碍事的、生铁铸就
的、千载风雨都过来了的、还是国家明令保护的古董、密封在县人武
部眼皮下，也未能幸免，一座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古城，就这样被文化
革命革光了。可是这运动却疯狂地发展着，县城也疯狂起来了，大串
联、大字报热闹了街头，中学生赵文介一张大字报开始炮轰县委，斗
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上街了，人们蜂拥
着去看“八块八”（一个当地叫“梭叶子”〔带暗娼意〕的女人取的
浑名）门外的漫画、大字报，又日日夜夜潮水般地拥去看王家（据说
家中藏有枪支）挖出了枪支没有（还动用了推土机呢），到处是红卫
兵，到处都可以随意去抄家，抄家时都可以随意拿走东西。我家理所
当然地也被抄了一次家，名义上倒不是因为我（在运动中我还不算是
五类分子，还承认摘帽后已不再是右派分子）而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
反革命），来抄家的红卫兵是白果树街居委干部带来的，我母亲满面
堆笑地表示欢迎，我家早已是破破烂烂地，什么也没有抄到，总不至
空手而去吧，于是便要把我的一个久未用过的旧的精装日记本拿去看
看，因为当场都看不懂它，再允诺若查不出什么就立即归还后我只好
同意了，第二天我到毛家巷陈代表（就是她拿走的）家里去把这本子
要回来了，其实这是上大学时的一个读书笔记本，里面还夹了一些写
满字的小纸条，内容全是数学，有中文也有外文，更多的是数学符号
与图形，字很小，密密麻麻地，一般人自然看不懂它，这个本子我放
在书架上一直未动过它，作为荒诞的物证、文革的纪念。后来我就索
性搬到下新街修缮社去住，与青年石工谢邦喜（后来才知道，他上小
学时还与子华同过学，他从小辍学后便学了石匠，成天干活也只能糊
口，后来与一个学工李四妹结婚，还生有两个小孩，文革混乱中，没
有多少活干，生活十分困难，他仅仅因为，在社里公用的收音机中偶
然听到了境外的声音，向工人们说了，便无限上纲，反复批斗后，竟
以收听敌台罪送去劳教，后死在劳教中，家中妻儿生活无着，后改嫁
给一落实政策后才结婚的老人。）合住一室，工人宿舍，还会有抄家
吗。我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啊。

☆４、要想有个家

从干泥瓦工以来，工作生活安心了下来，自然早就想有个家了，已经
是27、八岁的大龄青年怎能不着急呢，母亲也为此事操心，托亲友四
处打听、说媒，得到的反馈都是嫌我们家庭成分不好（土改时我家划
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按政策规定，交出土地后，就应该是
工商业，可是写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不是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而且还
改为了工商业兼地主，加上我父亲又因政历问题受群众管制），并嫌
我是摘帽右派，不仅稍有一个工作的城里姑娘绝不会答应，就连农村
姑娘也不好找。宋师娘（宋文星的老婆）出于关心在她常去割草的姜
家拐坝里（属于乡下了），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她家提出条件是要
男方改名换姓，上门作抱干儿，我不愿改名换姓，故未成。后来同院
的邻居，父亲的同行邓云，还有一些街坊也介绍过一些没有正式工作
的大龄女子，但都未成，大多是对方不同意，对我来说已将条件降到
了最低了，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不少已有家庭的都破裂了，纷纷离婚
了，何况这未婚的青年呢，那一个正常的人愿嫁给右派呢，摘帽右派
仍然是右派呀，这就是贱民的悲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实
质，据我所知，当年我们一道被划为右派的未婚男生中除我以外的三
人（赵文荧与秦承俊是与我同班，候远贵是化学系的后与我在德阳教
育学院同事）都是改右后40多岁时才结婚，（只有张克已比较幸运，
与划右前就相恋的李元镜在艰苦中结了婚），另外当年划右中不同级
只同系的曾业安（后来在德阳教师进修校任教）到现在（67岁）仍是
未婚大龄“青年”。

1966年秋天大搞“红海洋”时，我们工作很忙，争着请去粉刷墙壁，
有的还要在大门上方做字，内东街被服社大楼前与下新街航运社大门
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就是赵世玺带着我去一点
一点用灰泥糊成的。那时街道上也不例外，也要粉刷墙壁大写语录，
在我家街门旁正是一段土墙，大约是1966年10月份吧，居委会派了两
个人来整修粉刷，一个技工还有一个小工，天天在这干活，出出进进
我也就有机会与他们说上几句话，这个干小工活的姑娘，就在同一条
街住，我原也听妈说起过，知道的老年人都说，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可是却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不久前刚服刑满回来，在居段上服务，可
我从无缘认识她，第一眼看到她，就感到她清秀端庄，不苟言笑，着
一件老式青布衣，我很希望和她认识并交往，便借故借给她报纸，盼
她还报纸时好来我家再相见。从此，我们认识了，而且不知不觉地还
恋爱起来。

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下一节再从头记述她的一些事。

她也是阆中人，她的家族与家庭已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有了介
绍。她于1941年12月25日（阴历辛巳年冬月初八）出生。这时家住阆
中机房街通江边的小巷内属于沙河街的自有小院，院内有三间茅屋一
块小园。出生时家中只有父母和外祖母三人，全家靠自做小吃油茶，
每天早晚挑担子到太平寺卖为生，父亲原名陈兴财，抱到贺家后改名
为贺兴海，外祖母贺陈氏只养下两个女儿，大女儿贺秀云出嫁到沙溪
乡刘家，二女儿贺清贞就是她的母亲，从小学缫丝，没上过学，当时
在鸿泰丝厂做工。她六岁多时，1948年，父亲在鸿泰丝厂做工，压茧
筋时跌成内伤吐血致死，母亲为照料父亲也失业在家，1949年冬天阆
中解放，解放后母亲做临活，后来招失业工人，又才进了国营阆中丝
厂，却是地道的工人家庭。1953年外祖母病逝，她与其母相依为命。
她在机房街张六卿处上过私塾，这时除读旧书外也读新课本。后来，
她又上了城东小学（即后来的阆师附小，一度叫过东方红小学），对
她印象较深的是班主任李朝棣老师（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位好老师后来
就没有在学校了），她语文成绩较好，不喜欢算术课。母亲没文化，
不支持她读书，常常不让她去上学，但她却很想读书。1958年母亲把
住的草房卖了，添上省吃俭用的钱，在管星街买了任寿之家的靠街三
间瓦房住（后来，我们结婚后也在此住，再后来母亲把此房产给了她
一半，1987年我们到德阳后，将此房卖了6,500元，又花8,000元在德
阳买了现在西小区的住房，此房还要留给下一代呢）。后来听说办了
工农中学，不交钱也可去上学工学农，以后还从这儿招工呢，母亲便
送她进了这工农中学，分在农业班，在她的印象中每天就是下地去给
棉花打芽。1958年召兵时，她热情地去应征，什么都合格，仅仅因为
身高差了半公分，没有去成。不久，阆中县邮电局来招工，党的通讯
事业需要接班人，当然要选成分最红，表现最好的，这就选中了她，
于是，她还未满17岁，1958年10月就进了阆中县邮电局，1959年2月
转正，这在当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啊。

她到阆邮电局便分在机要室工作，热情肯学，认真负责，谁都喜欢，
（还有几个小伙子追她呢，实话说她都没看起），当时担任邮政组长
的王桂珍（是不脱产的，她在邮件封发室），首先就羡慕她这个工
作，王千方百计巴结领导，事情得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位姓王的小
姐，年龄比她大些，是从农村供销社调来的，文化不高，是少数民族
（回族），长于心计，善逢迎，颇奸猾，又与当时当实权的领导黄兴
贤（收编的国民党部队投降人员，后在解放军部队时混入共产党，后
转业才到阆中邮电局的，其妻是丝厂工人）关系暧昧，有次她冲进领
导黄的房间（当时都是办公室兼寝室）问事，正撞上此二人密切接
近，二人一惊松手，她立即退出，（谁知这就会大祸从天降呢！）此
后什么也没有说，事发后不到一周吧，就把王换进了机要室，把她换
到封发室工作，封发室的工作虽然要脏要累一些，但她也没有觉得有
什么，由于家中只有一个母亲又在丝厂当工人（这在当时的阆中更是
头等好工作），生活也好，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仍然努力工作，
并且还入了团，对人处事，毫不设房，谁知这就在无意中闯下了大
祸。过了许久趁局里主要负责人（局长和书记）都外出，局里全权由
黄（职务是工会主席）负责时，王在黄的支持下一手编造了一个假
案，利用了她年青、文化不高、家中无人说话，趁党国不讲法纪、昏
官太多之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于1961年4月，平白无故地，把
（时仅19岁的）她送进了监狱，这真是当代的“六月雪”，为了说明
此案，仅将1978年她写的一份申述摘抄一部分于后：

　　见书后附录中的《一份材料》。

就这样她就平白无故地进了监狱，并且一去就是五年，（1961年4月
到1966年4月）在社会主义的文明的中华大地（还没有文化大革命，
也不因什么运动）的光天化日下，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一个刚参加
工作的女工，一个刚入团的共青团员、从19岁多到24岁多的宝贵岁月
竟在冤狱中渡过。平心而论，妇女间出于忌妒、防范、猜疑，互相计
较、加骗、陷害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么容易地得到了组织、领导、甚
至政法机关的纵容，闪电般地草率地从重处理，却发人深思，这样地
草菅人命，只说明这个党、这个制度和政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实质，只
说明中国当时的人权状况。

服刑期间她先在苍溪五龙山劳改农场劳动，在这大山深处采药、制
药，后来又转到南充大北街劳改工厂织布。1966年叫她回阆中时，考
虑到回来后没有了工作，生活无着，她宁肯留厂就业，也不愿回家
的，但领导不同意，说要表现不够好的才留下就业，你回去后属于人
民群众，可以在当地就业的。没有办法，她只好于1966年4月回到了
阆中。

回阆中后住在家里，这时她母亲早已退休每月只有11元退休金，还要
替别人带孩子补贴家用，她只能在先在居民组织内作义务服务或劳
动，搞了几个月后，见她表现好，才介绍去参加城东服务社，这也是
一个居民的临时工组织，有人雇用时便去干活，女工每天挣一元，服
务社提成一分，自己得九角九分，没活时在家休息，没有收入，平时
吃每月25市斤口粮，干活时按天数补口粮。就是这时候，1966年秋
冬，她被派在我家院墙外做红海洋干活，我们认识了。

遭遇这样严重的致命地打击，致使她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并且这种
伤害时时还将继续着发生，以致与她终身相伴。俗话说：“一次遭蛇
咬，终身怕井绳”，从此她对人际交往总心存余悸，深感人世险恶，
只好将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凶，她什么也不相
信，什么也不参与，只说埋头干活，找碗饭吃，可这无情的现实是，
连活也不好找呀，正式工作自然是没有的，咱也不去想它，只求有点
临活干，这临活就多是卖劳力的活，她劳力又不强，更不愿、也从不
会去巴结或逢迎人，所以仍然是时时没活做，有一天自带工具到砖厂
去背砖胚，从下面料场背上坡窑上，每块（六市斤以上）一厘钱，她
不停地背了半天（四小时），到中午结帐时，才二角八分钱，（另一
个男工叫张学川的，原作过小学教员，还教过她，同样背了半天，得
钱五角六分），那时在街上吃一碗（二两）面条也要一角五分，这活
只干了半天便另找了。一般地，她每天若有活做可得九角九分，每月
给母亲交28元，若能有活没休息地干上30天或31天，这月便可以余下
二元多自己支配。经济是上如此，在生活上还得过着让那些长舌妇人
说三道四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