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洋梓青山头，昔日曾经红红火火的钟航公司敬老院一片凄凉，四
周荒无人烟，后排的平房改成了猪圈，平房后面的青山头是一大片坟
墓，坟头一个挨一个。据杨良明介绍，全是原钟航公司去世老人的坟
地，他们劳累了一辈子，这里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前排的平房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对40多岁的残疾夫妇，男的叫陈
道胜，女的叫余小爱，夫妇俩人都是原来照顾敬老院老人的职工，企
业破产后，现在靠50元“低保”生活，夫妇俩在山坡上开垦了三亩
田，属盐碱地，洪灾旱灾颗粒不收，加之余小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一家人的“低保”还不够住院吃药。2002年以后的养老保险都由他们
自己交，但由于没有资金来源，四年来没有交一分钱。唯一的女儿四
年前读完初一就辍学了，外出打工自谋生路。

在陈道胜住的连体房一侧，住着一位82岁的孤寡老人，叫杨忠成，原
籍是河南邓州市隐摊镇，1947年参加解放军，在桐柏军区原南阳专区
保卫队任通信员、副班长，攻打邓县战役中，主要保卫专员及后援抢
救等任务，1948年回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在押往湖北荆门途中趁
上厕所之机逃跑，看守追赶数座大山没有赶上。找到组织后，在荆门
参加了基干连，多次参加剿匪战斗，1950年在荆门赴朝鲜战争训练基
地负责新兵训练，1951年转业回原籍河南邓县任白中区刁堤队队长，
由于没有文化（文盲），主动要求退下来，被区里写介绍信到湖北省
钟祥县航运公司当工人，驾木帆船。除了80年代在洋梓农垦队（青山
头）地区当了四年队长外，当了一辈子的工人。

杨忠成老人文革时期受到严重迫害，50年代末的“隶清反革命运
动，”杨是被专政、清查的对象之一，当时的清查专班给他罗列了数
十条“罪状。”3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成家立业的机会──
与一位胡姓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半年后同居在一起，但是，当时
“隶反领导小组”给女方施压力，说陈是“坏分子，”“问题落实后
将要坐牢”等等，胡某迫于压力解除了婚约。当时的运动破坏了杨忠
成一生的幸福。就这样，一辈子没有成过家，没结过婚。

要不是企业破产后无家可归的话，人们不会知道他曾经“辉煌”的过
去。他不会历尽千辛万苦证明过去的历史，因为他唯一的证据──退
役证，于1958年驾木帆船行至随州洪山区地带时，船舶被风浪打翻，
他拖住桅杆救了同船的陈力员夫妇两条命，从而失去了荆州军分区颁
发的“军人复员证。”

象他这样的功臣及资历早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半个多世纪以来，
杨忠成老人认为生活与工作有依靠，没有必要证明自己的历史。但现
在，企业破产了，他无儿无女，这才考虑寻找过去的历史，但是，一
切已经晚了。他辗转河南、荆州、荆门等地，一个月400多元的退休
费都甩在路上了，全用在寻找自己“参加革命”的档案，都一直没能
找到自己的档案，他写信到民政部，民政部将他的信转到邓县民政部
门，得到邓县民政部门“查无此人”的答复，最后，只有几个过去的
战友出了几张“个人证明”。至此，历史跟杨忠成老人开了一个巨大
的玩笑。

82岁的杨忠成老人身体很好，行走也很利索，说话口齿清楚，他说：
“我没文化，过去，生活还过得去，企业领导对我也很关心，我就不
想给组织上添麻烦，2002年以后，企业没了，没人管我了，我才想起
自己那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呢？在这荒山野
岭里，我死了谁来管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找，几年来我一直
找，还写信给中央领导，一直没有找到我的档案，这是谁造的孽呢？
我只想证明我过去的历史，为什么这么难呢？”

现在，无人知道这样一个“老革命”、“老功臣”还住在原钟航公司
敬老院一间茶水都能泡倒的破房子里，吃的是山上挖的野菜，睡的是
破木板搭的架子床。

（插图：站在原航公司敬老院破平房门口的是82岁的杨忠成老人，40
年代的“老革命”、多次出生入死参加解放战争，现在是无人过问其
生活的孤寡老人。）

破产拍卖后，清算组安置了一大批老、弱、病、残者，其中有一个叫
丁洪国。

丁洪国于1954年5月出生，1971年参加工作，一直在钟航公司当工
人，70年代初，在转斗镇参加单位组织的共青团青年突击队开荒种地
时，一锹挖在人骨头上，把脚趾扭伤了，由单位送医院治疗，病情好
转后安排到七号轮船上当水手，在一次航行抢险中，因下水作业时间
太长，旧病复发，在医院住院一直没有痊愈。1981年腿部肌肉逐渐萎
缩，1992年瘫痪在床，并且，手指、脚趾开始变型，疥疮遍及全身，
成了终身瘫痪病人。过去，全靠航运公司发给病休工资，由年迈的父
母照顾。但是，他父母于2000年前后去世了。各自成家的兄弟姐妹都
在航运公司下岗后，都要为生存而劳碌奔波，就用他的工资为其请人
护理。

对于他的得病经过，1971年时任转斗船队队长的张培德进行了证明：
丁洪国同志1971年在航运公司转斗船队工作，因船队安排他参加共青
团青年突击队开荒、挖田，把脚弄伤了，当时送医院治疗，因医疗条
件差，治疗不彻底，如今留下伤残，情况属实。

2001年破产拍卖时，清算组仅补偿丁洪国四千元“安置费”，就将其
扫地出门了。丁洪国现在住在钟航宿舍区一间偏避的破平房里，既不
行下床做饭，又不能自己拉屎拉尿，全靠兄弟姐妹的施舍苟延残喘。
四年来，没有人去关心他，问候他。他那间摇摇欲坠的矮平房又黑又
脏，两面无门，小屋的一角放着一堆发黄了的白菜、萝卜，枕头旁边
放着冷饭与白水，以便他用一根指头夹住汤勺一点一点放到嘴里去。
当笔者于2005年9月份在一间低矮的、两面无门的平房里见到丁洪国
时，他正患感冒躺在床上呻吟，但是，虽然不能行动，神志还十分清
楚。

（插图：躺在床上20多年的丁洪国，萎缩的手、脚已变型，钟航公司
补偿其四千元“安置费”即将其扫地出门。拍摄于2005年9月7日）

对于有人进来与他说话，丁洪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笔者要给他拍
照一张照片，说是屋子里太黑了，他说有灯。说着，就用右手唯一能
动的食指勾亮了灯管的拉线。

笔者问：单位上补给你四千元安置费，你是存在银行还是用了。

丁洪国（吃力地）：用了，看病早花光了。还不够，都是哥哥弟弟及
姐妹们拿钱给我看病，去年底搞了个检查，就花去一千多元呢。说是
身体里的病很多……

问：你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枕头旁的冷饭和水是谁送来的？

丁洪国：是一个擦皮鞋的小男孩照顾我，我弟兄姐妹每月给他200元
钱，他每天中午和晚上回来烧饭给我吃，粮食和菜都由我姐妹们买了
放在这里。

问：你知道航运公司破产了吗？有人来看过你吗？

丁洪国：早就知道破产了，没有人管我了。只有我姐妹及兄弟们来看
我，我活着是多余的，但又死不了，我的腿子都烂了，双手只有一个
指头能动。

问：你是如何患病的？没有治疗过吗？

丁洪国：我是7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青年突击队，在转斗镇开荒
挖田──用铁锹挖地，一脚踩到了人骨头，有些老人说我中了阴气
（说到这里一脸的苦笑）。就这样时好时坏，原来的航运公司送我到
医院治疗，医院找不出毛病，肌肉开始萎缩，全身不能动，就这样成
了废人……

当笔者掀开他的被子，只见他双腿骨瘦如柴，并且长了一些疥疮，吃
饭和提尿壶都只能靠右手的食指。他后来告诉我，他的兄妹大多数也
是航运公司下岗职工，希望给他讨个说法。多次找原公司法人、买售
人周志明无果，又找市交通局及市委市政府领导，都没有得到抚恤金
照顾。无奈之下，几个靠打工收入的兄妹集资了一万多元钱，正在积
极地给他办理“病退”手续，从而，希望能保证丁洪国每月有几百元
的“病养”费用。

笔者后来又采访了丁洪国的兄妹，他们告诉我，钟航公司破产前夕，
公司会计鄢某等人到丁洪国的家里，口头告诉丁洪国，公司一次性照
顾四千元，丁洪国问他们：“四千元还不够我看病，我今后怎么
办？”对方未作答复，丁洪国也没有同意签字。

丁洪国的姐姐丁春莲在航运公司的拖轮上工作，1999年，船行至武汉
因病借用公司的一千元钱，2002年以来，周志明等人曾多次找丁春
莲，要她代为签字，并答应冲减其借款一千元，丁春莲是文盲不识
字，就稀里糊涂请人在协议上代签字。但是，甲方的代表并没有在协
议书上签字，而是只盖有甲方一个“破产清算组”的公章。

40多岁的宁建乐原是航运公司蓄水池管理员，他和妻子潘桂红都是肢
体残疾，潘桂红是农村户口，公司破产前夕，靠宁建乐微薄的工资收
入生活，航运公司拍卖后，宁建乐拿了两年的失业保证金后，每月仅
靠地方政府补给的48元“城市低保”生活。潘桂红是农村户口，不是
城市户口，还不能享受48元的低保，

宁建乐交纳养老保险与航运公司800多名下岗职工一样，由单位交到
了2001年，2002年以后，全由他个人支付，每一年要交一千多元，四
年来就要交五、六千多元，滞纳金近千元，宁建乐没有经济来源，一
分钱都没有交。

宁建乐的儿子15岁，学习成绩优异，读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其原因
是：宁建乐供不起儿子读书，一方面没有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是学校
五花八门的收费无力负担，15岁的孩子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负──
出门打工去了。

（插图：下岗后的残疾夫妇租住在亲戚家里）

老船工王同久现年63岁，从13岁开始驾船，过去驾木帆船，一双赤脚
片从春天走到冬天，从下游的武汉走到上游的襄凡，船舶机械化后，
仍然驾机驳船。

王同久是2003年退休的，所以，没有赶上二千元医疗费补偿。这期
间，他喉部长出一个肉溜，诊断为黄水囊，开始并不大，对生命没有
太大的威胁，也就没有根治，但现在越长越大了，对身体组织造成危
害。他就希望做手术，根除这个脓疮，到医院一问，做手术要二千
元，他只好不做了。因为他一个月仅400多元退休金，还要帮助下岗
的儿女，哺养一个孙子。

他说：“我将一辈子奉献给了航运公司，结果，都被一帮龟孙子给侵
吞了，没有人管我们了，看来，我这个囊肿只能带着见马克思去
了。”

（插图：王同久近照，喉部是大大的“黄水囊”）

原钟航公司俐河口船厂的职工张富根，现年56岁，爱人曾冬芝，53
岁，从2000年失业至今，靠捡破烂为业，每月捡破烂收入不足300
元。张富根属于钟航公司“财产分配方案”上“在职职工”之列，没
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钟航公司将其养老保险金交至2001年底止，从
2002年以后到退休年龄，张富根还要交一万多元的保险金，到60岁后
才能领到退休金，但张富根分文未交，其原因是：他没有钱交。

他们唯一的女儿长大成人后，在家里招婿结婚。2005年8月10日，一
个小生命降生了，这对于全家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但
张富根一家人却一筹莫展，因为女儿在磷矿镇医院是剖腹产，要交
1,700元的医疗费，而张富根东拼西凑交了600元，余下的1,100元再
也无力支付了，医院方面见他拿不出来钱，按照规定不能再输液消
炎。

当我们见到他时，他告诉笔者，他女儿张玉芳已停止消炎六天了，剖
腹产的腹腔已开始发炎，无能为力的女婿一气之下跑了，张富根坐在
航运公司50年代建造的、家徒四壁的自家破房子里唉声叹气──当我
们问起他时，他伤心地哭了起来。他说他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实
在拿不出钱到医院为女儿打针消炎了。当笔者第二次见到他时，他感
激地说，磷矿镇医院为他女儿减免了一千元的费用才得以出院。

（插图：8月18日，女儿剖腹产躺在医院，张富根准备将此前收的破
烂变卖一点钱为后，为女儿买几个鸡蛋补补坐月子的身子）

钟航公司年老退休的职工近一千人，他们靠背纤摇橹一路走了过来，
先后退休后，他们在钟祥市享受最低的养老金待遇：400元左右人民
币，没有医疗保险费。

应该说，在当地，一个老人400元左右基本上够个人花费。但是，钟
航公司大多数退休工人的400多元养老金还要补贴给下岗的儿女，解
决儿女的吃饭及孙儿孙女读书费用。

74岁的马顺喜夫妇都是老船民，两老每月共有800多元的养老金，他
们住的36平方米的平房还是航运公司60年代建造的连体房，周志明上
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样的房子每套作价1,600元“房改”卖给
了他们。

马顺喜夫妇育有七个子女，成家后都已生儿育女。儿子、媳妇、女婿
有九个是钟航公司的职工，2002年还有七个被周志明的“友邦航务公
司”聘用上岗，到了2005年，“友邦航务公司”完成了第二次“原始
积累”后，卖掉了船舶，公司解散了，七个子女被周志明先后解雇。
马顺喜的子女都是驾船人，又没有别的一技之长，没有经济来源，只
好蹲在马老家里吃“蹭饭”。

马顺喜的老伴说：“这是谁作的孽哟，这一破产，把儿女们都推给我
了，都来啃我们这把老骨头，到了吃饭的时候都象燕子一样飞来了，
一共21人吃饭。逢年过节的，更难为我这个当妈的了。”

（插图：马顺喜夫妇800多元社保金要管21人吃饭，这不？下岗的儿
女又快要来吃饭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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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咸平“点评”长虹ＭＢＯ收购过程归纳为：第一步是储备　│
│　能量，伺机计提；长虹为什么要储备这么多的可计提资产　　│
│　呢？倪润峰是想等到ＭＢＯ时机成熟，一起计提，使长虹成　│
│　本上升，造成企业亏损假象，股价下跌，企业净资产下降，　│
│　他可以低价收购。第二步是转移资产；转移资产就算倪润峰　│
│　可以低价收购长虹，但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怎么办？只有两　│
│　个办法：从国家掏钱和从股民骗钱。第三步是寻找资本运作　│
│　伙伴。　　　　　　　　　　　　　　　　　　　　　　　　│
│　　　　　　　　　　　　　　　　　　　　　　　　　　　　│
│　朗咸平认为倪润峰的吸金大法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式──　│
│　虚实难辨，敌友难分。第二式──袖里乾坤，暗渡陈仓。周　│
│　志明与倪润峰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但也有绝招。　　　│
│　　　　　　　　　　　　　　　　　　　　　　　　　　　　│
│　周志明等人“空手套白狼”淘取第一桶金后，迅速地“壮　　│
│　大”起来，首先改名为“友邦有限航务责任公司”，实行“　│
│　股份制”。在“循序渐进”地完成了第二次原始积累之后，　│
│　卖掉了他们当初承诺要壮大的企业，推翻了股份制经营，分　│
│　光卖光后实行个体经营，周志明个人的公司改名为“阳光有　│
│　限责任公司”。　　　　　　　　　　　　　　　　　　　　│
│　　　　　　　　　　　　　　　　　　　　　　　　　　　　│
│　对于民营企业“第一桶金”是否存在原罪的辩论已经很多很　│
│　多，笔者不想在这里论述，只希望用事实说话。　　　　　　│
└────────────────────────────┘

一边是友邦航运公司热火潮天地跑运输，一边是800多名船民无所事
事；一边是暴发户及利益集团在铺满红地毯的房间里分赃发出欢快的
笑声，一边是老船员们因病无钱医治躺在低矮的平房里脆弱地呻吟；
一边是局长、副局长、庭长、科长、经理等等带“长”的官员们坐豪
华轿车，吃山珍海味，住恒温的套房，一边是几千人拿48元钱的低
保、捡菜叶度饥、捡破烂挣钱交医院的费用；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
边是路有冻死骨。

2005年上半年，大大小小的船舶历时三年，又一次完成了“资本原始
积累”后，有关当事人为了逃避船民们的“问责”，将其买光、分
光。破产拍卖时招聘的几百职工都先后下岗了，债权人的“包袱”全
部甩掉了。从2005年年初开始，周志明借助运输形势火暴的强劲东
风，自称与上海青春化工厂“合资”，投资近400多万元，又打造了
三艘两千多吨的船舶。这三艘船舶于2005年10月、12月先后下港，投
入到火热的营运工作之中去了。再过若干年，也许人们只知道有一个
阳光航运公司，再也不知道有一个钟祥航运公司了。因为钟祥市航运
公司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消失掉了。

一千多老船工干了一辈子，都成了穷光蛋，而30多岁的周志明一夜之
间成了数百万的富豪，甚至是千万富豪──拥有自己的四个船队，载
运吨位六千吨。拥有自己的小车与办公楼。并花费巨资在北京培育了
自己的试管婴儿，做到了“后继有人。”

（插图：2005年11月19日，原钟祥市航运公司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为旧
老板、新主人的“阳光航运有限公司”打造三艘新船，已下港一艘，
岸上的两艘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钟航公司破产“拍卖”后，资产要有分配标准，法院要进行裁定，下
达“破产裁定书”，至此，法院的操作规程才算完结。湖北省钟祥市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1〕钟经破字第3-9号文书于2002年7月26日
下达的。但是，直到2004年6月16日，在老职工杨发斌家里，杨良明
等人才从与交通局来往密切的冯某手里得到《裁定书》，《裁决书》
下达时间离债权人──最有权知道结果的船民们知道的时间相隔时间
近两年。

从2002年3月开始。“维权五状士”徐定香、仝照萍还在奔走呼号，
2002年7月至9月，她俩先后到了荆门市法院，钟祥市有关单位，期望
通过她们的努力，阻止破产最后仲裁，希望钟航公司还能回到他们船
民们的怀抱。但是，她们的努力都是徒劳，没有任何人理睬他们的呐
喊。并且，最后裁定债权分配方案后，她们直到两年后才知道。

应该说，法院的“裁定书”是严谨的，神圣的。但是，这份钟祥市人
民法院“钟经破字第3-9号”文件严重失真。参加债权人会议列席人
员只有指定的几十人，而“裁定书”指称：“应到会总人数1,258
人，实到会1,258人”。715万元的拍卖资金只按6,225,000元拿出来
进行了分配，白纸黑字写着：“本院在审理钟祥航运公司破产还债一
案中，于2002年7月26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讨论了钟祥市航运公司破
产清算组提出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即钟祥市航运公司已变现可供分
配的破产资金为6,225,000元。还有925,000元到哪里去了呢？裁定书
未做任何说明，直到现在，另外的925,000元去向不明。因此，杨良
明等人认为，这份“裁定书”是法院与周志明等人共同公开地欺骗了
几千名职工。

这份《裁定书》不仅没有说明925,000元的去向，又暗中帮助隐匿资
金。“裁定书”下达的“清偿职工工资2,336,100元”，实际清偿职
工工资190多万元，帮助隐匿第二笔资金30多万元。两项共120多万元
的资金没有拿出来进行分配。

2005年11月的一天，杨良明、仝照萍、徐定香等人找到市法院参与清
算工作的黄法官，追问925,000元的去向时。黄法官解释说，船厂没
做处理，现在正在处理。徐定香等人质问：“拍卖公告明明白白说，
拍卖含船厂，怎么会没处理？”并说：“如果没有做处理，那么，船
厂现在还是职工们的船厂？按你们的说法，是周志明强行占了去？”
对方答不出来，杨良明紧紧相逼：“几年前，周志明卖掉船厂的一些
设备后，又以76万元卖给孙某等人，现在船厂造船业务热火朝天，这
又怎么解释呢？”黄某无言以对。

对此，王新元说：“你说他是法官，他干的是骗子勾当，你说他是骗
子，他穿的是法官的外衣，他们共同把我们骗得好苦！”

不仅如此，这份“裁定书”还为周志明等人逃避债务大开绿灯。所反
映的数字经不起推测，漏洞百出。“裁定书”指出：“应缴养老保险
费及失业保险金8,568,046.31元，实际清偿3,728,900.00元，此项不
足部分用债权6,496,397.95元抵缴。”所指“债权6,496,397.95元”
就是钟航公司原应收款，

　　清偿的3,728,900.00元＋债权6,496,397.95元
　　　　＝10,225,297.95元，

如果应缴养老保险金及失业保险金是850多万元的话，那么，实际清
偿与债权相加多出165多万元，为什么要多列支165多万元养老保险及
失业保险金？这165万元“列”到哪里去了？职工们不知道，清算组
说不出来，法官也答不出来。

按说，既然企业破产了，那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营活动理所当
然地要停止。但是，当地的主管部门及法院为钟航公司的原法人提供
了方便，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擅自授予其“委托经营”的大
权。

其一，在历时两年的“委托经营”期间，既没有签订经营合同，也没
有明确责任和义务，原钟航公司法人给交通局写的“打算”就表明了
心机。《关于钟祥市航运公司破产清算期间继续搞好生产经营的打
算》没有向职工做任何承诺，而是保证“每月向清算组上缴一定费
用”，“经营者只负担在岗人员工资。”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向某批
示则更为冠冕堂皇：“所有工作按法律程序办事，破产清算期间企业
生产经营由原公司班子集体全面负责，原欠劳动保险金按破产法规定
企业清算后，划转财产等方法予以解决。”

其二，由于没有责任与义务，亏损与盈利自然由经营者说了算。2001
年运输营业收入859万元，2002年850万元，周志明所作的财务决算全
是亏损。职工多次要求帐目公开，但一直没有公开。2004年，“维权
五状士”将问题向上反映后，“联合调查组”在调查询问财务当事人
时，财会人员周某害怕之极，吞钥匙自杀未遂。调查问责不了了之。
2001年至2002年经营是亏是盈的问题成为历史之谜。

周志明等人从2001年“委托经营”到成立友邦船务公司，所办的《水
路运输许可证》、《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一直是“钟祥市航运公
司”，特别是钟祥市航运公司《水路运输许可证》、《造船许可证》
是交通部、交通厅颁发的，1998年底办证明，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名称
还是杨友清，许可证起止时间从1999年1月1日到2003年12月31日。有
了这个资质，才有水运资格及造船资格，否则，处处的关卡不会让其
通行。而这个招牌，是原钟航公司数千职工创下的成果，正是有了这
个成果，“友邦公司”也好，还是“阳光公司”也好，在汉江、长江
流域行船才会畅通无阻，而新成立的船务公司，几乎无法到交通部办
到新的许可证。也就是说，“钟祥市航运公司”的名称，是一个无形
资产，但一直被周志明等人盗用至今。

王新元等人说：“我们钟祥市航运公司、钟祥市造船厂都是国家颁发
的许可证，造船厂是国家二级船厂，没有这些资质，既不能打造一定
吨位标准的船舶，更不能跑船，这是我们几千船民半个多世纪打造的
品牌，但是，周志明等人从一开始就借用了我们钟航公司职工的无形
资产，说的不好听一些，他们是盗用了我们的无形资产，才达到他们
获取暴利的机会，我们几千船民将保留我们追究其责任的权力。”

2000年以后，蒸蒸日上的水上运输形势特别火旺，对周志明来说是天
赐良机，应该说，他抓祝厮“机遇”，一面要谋求多跑运输多挣钱，
一面要守法经营。但是，他赚到钱后，不仅把船民们丢到了一边，更
是将国家丢到了一边，在2002年到2003年的两年时间里，大肆偷逃税
收。

船民们将他们的一切都看在眼里。2002年，“维权五状士”和船民们
先后以口头和书面形式举报的方法，向市纪委反映周志明偷逃近百万
元税收的问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维权五状士”又多
次反映，直到2004年才引起钟祥市地方税务局的“重视”。

2004年，地税部门根据“维权五状士”反映的情况进行了“稽查”，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友邦船务公司偷逃运输营业税等地方
各税45万多元。下达了“税收处理决定书”和“税收处罚决定书。”
处以罚款20多万元，周志明补税罚款60多万元。

2004年12月20日，“联合调查组”在回答杨良明等五人上访反映问题
的“调查报告”中做了这样的辩解：

经过对新公司即友邦船务公司近一年的帐目清理，发现存在偷税漏税
行为，调查组已通报市地税局，责令新公司补缴所偷漏税454,169.6
元，同时处以（予）罚款201,017.62元，共计655,187.22元，新公司
已于12月2日向地税局缴清。

是联合调查组“发现”的也好，是职工们发现后举报的也好，这都不
重要了，重要的是：偷税了！并且一次性就偷逃45万多元的税收。

法院与“清算组”众口一词，一直认为，应缴养老保险费及失业保险
金8,568,416.31，实际清偿3,728,900元，此项不足部分用债权
6,496,397元元抵缴。2004年12月22日，市“联合调查组”在答复杨
良明等五人（无公章）“上访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对这个数据
进行了证实。2003年2月23日，钟祥市社保局出具证明，证明社保局
认了这笔帐，承认接受了640万元的应收款帐单，但如果接受了这笔
帐单，由谁来收取，如何收款，都没有人知道，如果收龋厮这些应收
款帐单，但帐单里多出的160多万元如何处理？

因此，船民们认为，这里面疑问重重。第一，社保局是国家管理机
关，不是经营性企业，应缴保费不能多收，也不能少收，在交通局的
一次会议上，社保局姓龚的科长向钟航公司职工们讲解保费政策，反
复强调一分钱不能少缴。

社保费收缴全部由地方税务局统一收缴，地方税务局可能“收”下
600多万元的欠条帐吗？那么，钟航公司应缴的缴了，帐单里多出的
160多万元怎么处理呢？社保局是否敢堂而皇之地多收100多万元“欠
条”？这只能说明，由法院、交通局等几层管理单位组成的“清算
组”玩弄数字游戏的目的只是为了对付作为债权人的船民们，这些部
门并不高明，弄巧成拙，反而露了马脚。

2006年3月的一天，当王新元等人找到钟祥社保局负责人杨某时，杨
某回答说：600多万元的欠款单是法院“判”给社保局的，现在仅收
了十多万元。再往下追问，杨某不答，承诺要当着交通局领导的面进
行解释。王新元等人一直无法将交通局、社保局的有关人员“弄到一
起”。

第二，法院及清算组所称，钟航公司欠社保费资金856万元（其中包
括42万元失业保险金）完全不实，真正应交社保局的社保金仅为360
多万元，而法院《裁定书》竟然虚报490多万元。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是什么呢？

船民们认为：第一，扩大公司债务，为以破产为目的的“资不抵债”
理由提供数字依据；第二，为周志明等人“合法”地侵吞巨额财产充
满保护伞；第三，为640多万元应收款（债权）能够收回的部分埋下
伏笔，帮助有关操作者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些资金提供佐证；第四，为
钟航公司债权不做认真评估开了绿灯。因为640万元债权中，有100多
万元是钟航公司原承包人的承包费收入，少数原公司职员欠下高达30
多万元承包费不还，船民们说，这种做法肥了胆大的，苦了胆小的。
破产当时，法院虽然以法律文书下达了《缴欠款通知书》，实际上法
院的“通知书”只能起到吓唬的作用，而周志明等管理层人员屁股是
稀的，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查承包费，清偿不力所致。

实际上，钟航公司所欠社保资金是有据可依，可帐可查的，一直到周
志明身边工作的财务科长彭某（2004年因病去世）于2001年8月7日作
了精确的计算。实际欠社保资金为3,631,936.61：

　　汇报各种数据：

　　应付帐款：帐面5,707,663.27（元）

　　１、市社会劳动保险局3,631,936.61（元）。其中：
　　　　（1） 在职职工2001年12月底共欠保险费1,905,204.71元
　　　　（2） 1997年整体纳入保险后新增退休159人，按月340元
　　　　　　　算，月退休金58,638.00×10年＝1,055,484.00元。
　　　　（3） 达到内退年龄179人，一次性向保险机构预交养老金
　　　　　　　671,247.90元。
　　　　以上三项合计：3,631,936.61元

为什么要将应交的363万元社保金说成是850多万元呢？毋庸讳言，周
志明等人只有在扩大了应交保险金后，才能将更多的好处留给他们官
权相结合的利益集团。

职工代表屡次写的上访信件里，着重提到资产清理不彻底、打价太低
的问题：“根据钟祥市物价局鉴定结论书得知，航运公司44艘钢声驳
船总吨位16,168吨，估价总额为3,393,009元（不含拖轮和划子），
平均每吨估价为244元。而钢材当时市场价为每吨700至900元。如此
悬殊的差价好处究竟要留给谁？”

而“联合调查组”2004年12月20日在给杨良明等五人上访问题的“调
查报告”中，是这样答复的：“反映船舶低评问题，不合理。从钟祥
港航所和多家从事废铁收购的经销商提供的资料和发票看，2001年破
产清算时，废铁回收单价为每吨820元。航运公司44艘驳船和14艘拖
轮共计自重4,008吨，按当时废铁回收价可卖3,966,000元，而评估价
格650万元，远远高于废铁价格。上访人员用现在市场上废铁价格和
水运复苏后的船舶价格来衡量三年以前的市场船舶价格，是不合理
的。”

很明显的，“联合调查组”进一步帮助清算组“澄清”一个事实：集
体资产没有流失！清算及估价都是“合法合理的。”这个答复在2005
年不攻自破，因为周志明从2004年到2005年上半年，几乎将44艘驳船
全买光了，船舶的出售价与当初的“评估价”相比，提高了近一倍的
利润额。

就拿其中的一组来说，在2001年的评估价时，“钟祥拖306号”仅为
212,248元，“钟驳3016号”、“钟驳3019号”、“钟驳3021号”、
“驳3022号”的四艘驳船，每艘分别为97,000元，合计评估价共计
600,248元。

而到了2004年11月19日，这组船为周志明等人跑运输挣了两年的钱
后，又以135万元卖给了他人，仅此一笔获利949,520元。

实际上，从一开始，杨良明、王新元、陈华忠、徐定香、仝照萍等人
的维权行动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关部门的有关当事人对他们
虎视眈眈，恨之入骨。

自从“维权五状士”2002年维权行动开始，有关部门有关管理人员就
叫嚣要把他们“抓起来”。2002年9月的一天，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
与驻地警察在钟航公司王某的陪同下，到徐定香丈夫武朝林在盐业局
门口开的餐馆里调查询问，了解徐定香的“社交情况”，并拿出询问
笔录纸开始“做笔录”。武朝林原是钟航公司运输科的中层干部，本
来对破产、拍卖的过程非常气愤，见到这些人的举动，严厉斥责说：
“你们吓唬谁？给我滚出去，在我这里询问什么？有什么值得询
问？”一群人见武朝林不“友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员警刘某与武朝林有许多交往，2002年底，刘某到武朝林餐馆吃饭，
借着酒兴与武朝林谈起当初调查询问的很多“内幕”：原来，有关部
门的有关领导曾要求驻地警员把五个“带头闹事”的杨良明、陈华
忠、王新元、徐定香、仝照萍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给“抓起
来”，通过这种方式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而刘某等员警当即做出了
否定，他们解释说：五个人的行动没有违反法律，不构成犯罪，我们
没有权力抓人。

来硬的不行，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开始了“软攻势”。

2002年8月中秋节前夕，市交通局的鲁某等两人来到徐定香的家里，
一番客套后说明来意：马上要过中秋节了，代表组织上送500元钱给
徐定香一家过节用。徐定香十分吃惊，询问是代表谁送的钱，鲁某表
示，是代表工会组织送的。徐定香纳闷地问：“我在航运公司工作了
近30年，从未享受交通局工会送过节费的待遇，是航运公司的每个职
工都有呢？还是只有少数人有？”鲁某忙解释说：你们为职工讨说法
辛苦了，只有你们少数人有。徐定香恍然大悟，嘲笑道：“不会是认
为我们告状辛苦了，这么简单吧？”对方笑而不答，并要求她第二天
把仝照萍叫到交通局里去。徐定香心想：反正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出
门上访打电话要钱，乘车要钱，正好用这钱跑上访。

这一次接收500元“过节费”的有徐定香、仝照萍、陈华忠。送杨良
明一千元，他们接收这些钱后，正好派上用场──打印上访材料、车
船费、电话费。

2003年春节前夕，清算组又故伎重演，清算组的几个人代表“组织”
送给徐定香、仝照萍每人200元“过节费，”她们都一一“笑纳”
了。

对于为何要收交通局和清算组送的钱，徐定香说：“他们给我们送
钱，是想堵住我们的嘴，但他们想错了。他们送再多的钱，也堵不住
我们的嘴，更缠不住我们的腿。他们送的钱，我们都没有装进自己腰
包里，都用在跑上访的路上了，我们的开支都记了帐。我们不会做对
不起水上人民的事情。”

而王新元只是在2003年春节前夕收到周志明亲自送去的两条“红金
龙”香烟，2005年阴历正月十四，又收到一条“红金龙”香烟及一盒
钟祥市客店乡生产的云雾茶。

不言而喻，“软攻势”的险恶用心是收买、分化、瓦解五个人的维权
阵线，并且，他们对五个人的“节日慰问金”厚此薄彼──不按一样
的标准对待。对此，杨良明等人早就互相通气，将交通局有关人员送
的钱实行“集体使用”。杨良明气愤地说：“他们为了干扰我们上
访，对于插手钟航公司“问责”的官员们是一路送到底，金钱开道堵
塞他们的嘴巴，从而给我们维权之路制造重重困难。他们用这种方式
方法收买我们，并且送一个不送一个，其目的是使用‘离间计’挑拨
离间，造成我们窝里斗闹不团结，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不
会不顾水上几千人民的利益而出卖良心。”

不是说，对外真破，对内假破吗？不是说，破产时，在清算时荆乜少
报一点，多隐一点，把好处留给水上人民吗？不是说，依法破产，通
过破产再生，使职工得到安置，退休职工老有所养吗？不是说，航运
公司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让公司走出困境，壮大发展吗？其结果为什么
与交通局官员们的承诺背道而驰？

船民们上访、维权、抗争，职能管理部门及清算组则百般地阻止、刁
难、干扰。但是，对周志明等人侵犯几千职工的利益、疯狂卖船舶、
卖家当的行为则认为是“合法”。直到将钟航公司的所有家当几乎卖
完了，也没有一个部门、一个领导发表质疑，反而认为破产是合法
的，拍卖是合法的。

既然最后的结局是将钟航公司所有资产零打碎敲地卖光，那么，当初
为何不搞分项目、分品种的单独拍卖呢？清算组为何要搞“整体”拍
卖？搞整体“拍卖”意味着什么？这个暗箱里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
秘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最初将船只入股给了国家、靠背纤摇橹一辈
子的几千船民最后都成了穷光蛋？为什么对几千船民及维权五状士的
上访及呼吁熟视无睹？为什么当初的规划设置与事后的结果南辕北
辙？为什么要在“发展壮大”的幌子下将原来的航运公司肢解了？家
当全卖光了？为什么受损失的是国家，受损害的是作为“债权人”的
船民们？为什么这些游戏在领导们的眼皮底下发生而无人问责？为什
么会出现正不压邪的游戏故事？

这些正不压邪的游戏并不高明，都是在“三个代表”、“保先”教育
的口号下进行的，是公开的秘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
是，这些游戏虽然被维权五状士及几千船民们戳穿了，就是不被地方
政府及职能管理部门的领导们识破。

┌────────────────────────────┐
│　从2001年3月到2004年10月，钟航公司职工杨良明、王新　　 │
│　元、陈华忠、徐定香、仝照萍为代表的维权人士历时三年半　│
│　的上访、请愿，他们没有遇到心目中的“清官”，他们没有　│
│　能够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一次次受挫，但决心不动　│
│　摇，恐吓与威胁没有吓倒他们，糖衣炮弹没能收买他们，他　│
│　们坚定不移地要为船民们讨个说法。　　　　　　　　　　　│
│　　　　　　　　　　　　　　　　　　　　　　　　　　　　│
│　在投诉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寄希望于北京──中　│
│　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　　　　　　　　　　　　　　　　│
│　　　　　　　　　　　　　　　　　　　　　　　　　　　　│
│　占绝大多数职工都支持职工代表去北京“讨说法”。得到消　│
│　息后，一些退休职工拿出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年轻的职工拿　│
│　出打工挣来的钱，张三捐50元，李四捐100元，都主动地为　 │
│　“维权五状士”凑集路费。　　　　　　　　　　　　　　　│
└────────────────────────────┘

2004年9月下旬，杨良明等五人商量决定前往北京上访。他们事先制
订了行动计划，打印好了各种呈报材料，行程定于9月21日。

随着出发时间的临近，他们听到一些拦截上访的风声。五个人一商
量，决定提前一天出发。也就是9月20日9时离开钟祥市。

当他们离开钟祥两个小时之后，中午11点钟，市交通局的领导就得到
了消息，分别“光临”他们五人简陋的家庭，并且一进去就不走了。

进驻最多的是杨良明家里，一下子去了六、七人，找杨良明的爱人做
工作，询问杨良明的去向。杨的爱人答复说不知去向，几个人也不离
去。到了吃饭的时候，杨的爱人就把他们往外赶，这些人就知趣地出
来，到他们车上守候。天天如此，直到杨良明等人被交通局领导从北
京接回来，这些守候的人才离去。

50多岁的王新元失业后，在磷矿一个偏远的农村包了几亩田耕种，交
通局的领导不辞劳苦地寻了去，并且一呆就是一天。

交通局一位姓杨的党委成员对王新元的爱人说：谁能说到老王的话？
劝他回来，生活上有困难，叫我们周经理（指周志明）帮助解决。

王新元的爱人说：“他这些年失业在家，从来没有谁来关心他，怎么
一到北京上访，就关心起他来了？──他这人认准了的事，一犁就要
耕到头，谁也说服不了他。”

9月下旬正是秋收秋种时节，一群人一来就不走，不管老王的家人如
何挖苦、指责，他们还是不走，弄得他的家人不能下地干活。

徐定香的老公在城北自家里开了一个小餐馆，泥鳅火锅在当地是一大
绝活，独一无二，在她上访期间可是发了点小财，因为她家里每天都
有四五人轮流守候，在餐馆里吃喝，总算做了几天好生意。

2004年9月21日，五人到达他们向往的北京城。五个人中，有的是第
一次上北京，但大家根本无心逛北京，也没有钱逛北京，因为一出门
就要钱。

他们首先打听住宿的地方，在一条胡同里，找到一家最廉价的旅店住
下后，就开始看地图，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他们要去的地方。经过
查地图分析，找出国务院信访局设在一个地名叫“游泳池”的附近，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地名，把五个跑江湖的水上人给难祝厮。


准确位置。向路人一打听，听说是上访的，都摇头说不知道。迫不得
已，几个人想出一计：破费打的去。一坐上车，司机听说送他们到
“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处”，就不愿意送行了，很客气地说：对不起，
不知道这个地方。五个人只好沮丧地爬下来，杨良明苦笑说：看来北
京市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宁可生意不做，也不送我们去上
访。

（插图：国务院信访办胡同，“维权五状士”曾上访过的地方，画面
上的访民叫张万碧，来自贵州省息烽县九庄镇枝桐驿村人，作者后
补）

后来，他们通过查询台了解到国家信访总局的准确方位。赶到后已是
中午下班时间，每人买了一盒盒饭，就着自来水在路边吃了。饭后，
在信访总局大门口等候工作人员上班。在大门口遇到一位年近七旬的
老婆婆，几个人跟她攀谈了起来。老人说，她是从四川来的，上访了
十几年了，共来了70一次，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她决心一直坚持上
访。前天刚拿了退休费，有了点钱，就来了，地方领导听说她又来北
京了，赶紧派人来接她回去，她就对派来的人说：回去就回去吧！借
故摆脱了跟踪的人，等那些人一走，她就又来了。

老太太风趣地说：“我跟他们打游击战呢！我总要讨个说法，他们拿
我没办法。”

上班后，五人登了记，值班人员对他们说：稍等一会，来车送你们过
去。五人心里美滋滋地，心想：北京还是北京呵，有车接送，对我们
上访人员如此关照。

正当他们沉静在美好的憧憬之中的时候，身旁来了一辆囚车。大门口
的值勤民警说：快上车吧！还等什么？五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他
们不安地想：“我们是上访群众，为啥享受囚车‘礼遇’？莫非把我
们送到某一个地方软禁起来？”

五个人半天没有醒过神来，车上已挤满了人，车上一个“老上访”见
此情景对他们说：“怎么？还不想上呵，你们算是幸运，要不上车，
你们连接待处的大门都进不去，还要排好几天的队呢。”五个人恍然
大悟，明白自己都错误地理解了囚车的“真正作用”。急忙爬上囚
车。

后来，王新元感慨地说：有生以来，算是很“风光”地在北京大街逛
了一趟，坐在囚车里，游览了北京城的美景，免费领略了北京城的繁
华。

（插图：维权五状士上访北京，唯一的一张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左
起杨良明、徐定香、陈华忠、仝照萍、王新元，这是他们上访之余，
于夜间逛北京天安门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到了“游泳池”他们才知道，此地叫上访村。长长的马路两边聚集着
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从人们的衣着、面部表情就能
看出是弱势群体的集中地。他们有的耷拉着头坐在马路边，脸上愁云
满布；有的头枕着布包躺在地上，呆滞的目光长久地凝视着灰暗的天
空。还有的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手持上访材料讨论着什么。在这些
人群中，很难找到一张笑脸。

国务院信访接待处的第一道大门口，上访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而这
些上访者中，东北三省的特别多，一些公职员模样的人员穿梭在其
间，大声吆喝着要看身分证，见到是东北三省的人，或是辨别是东北
的口音，二话不说就往外推，根本不进行解释。后来才知道，这些人
是东北三省地方上派来截访的公职人员。

杨良明等五人算是很“幸运”，囚车一直将他们送到接待大厅的门
口。进入大厅，上访者更多，人流蜂屯蚁聚般摩肩接踵。五人刚挤进
大厅，只见一个杵着双拐的中年人高声大喊：冤呵……，接着就被几
个膀大腰圆的截访人员不由分说拖出门去。门外早就停着一辆面包
车，截访人员一拥而上将那中年人塞进车里。那中年人用脚钩着车踏
板拼命反抗，企图挣脱下来；截访人员急忙“咣”地一下关上车门，
没想到中年人的脚还在门外被卡祝厮，中年人杀猪一样地哭喊，这
时，车已开动了，见急电驰般离去，远远地还能听到中年人凄厉的哭
喊声。看到这一幕，大多数上访者一脸的茫然，似乎习以为常，而杨
良明等五个人惊愕不已，心惊肉跳。

由于不知道接待程序，五个人只认准一个想法：往窗口挤。挤到窗口
拿到一张登记表格，填好后又挤进去交表，过了一会，工作人员告诉
他们：只准两个人上二楼102室。五个人好说歹说，工作人员接受三
个人进去。他们就推荐王新元、陈华忠和仝照萍上了二楼。

102室里，接待他俩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态度很和气。认真地看了上
访材料后说：“你们来的是五人，是代表群众来上访的，有什么问题
荆乜说透彻。”

于是，仝照萍介绍情况；她边说，中年妇女边询问，边将他们说的问
题输进桌子上的电脑里。当问到钟航公司的经济性质时，她停下来
问：“你们的单位是集体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仝照萍忙答：“是集体企业。最早是我们老一辈将船只交给集体入股
办起的企业。”

中年妇女听到这里陷入沉思，想了想说：“对于集体企业，国家没有
明确的政策规定要破产。”

整个接待的过程都是在平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王、陈、仝仨人深
受感动。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下班的时间已过了多时，中年妇女
仍然不厌其烦地倾听。最后说：“你们递交的材料，我们将分类转交
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你们在材料上反映的腐败问题、违法破产与拍
卖等，我分别给你们开上条子，你们到高检、高院、中纪委、交通
部，由他们就单一问题具体做出答复。明天按条子上的行走路线去找
这些部门，好吗？”王、仝频频点头答应下来。

离开时，王新元问：“同志，您贵姓？”中年妇女笑着脱口而出：
“102！”

当仨人步出大厅时，这才看到大厅的一侧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大办公厅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处”。
看到这块牌子，王新元无比激动，心想：“平生第一次，我们受到了
国家最高政权机构的接待，这是何等地荣耀呵。”由衷地感受到做人
的尊严。

一年多后，当回忆上访的情景，王新元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当时的
感受与现在的感受相比，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深深地感受到我们
做人的尊严遭到了戏弄，这种感觉太强烈了，我们五人都不约而同地
反问，是谁在戏弄我们的感情？”

杨良明等人一出发，就预料到地方主管部门会截访，所以，只打开王
新元一部手机。他们刚上宜昌到北京的火车，王新元的手机就响了，
打开一接，是交通局党委杨某的电话，很热情地问他们在什么地方。

老王接通电话，感到情况不妙，因为上访三年多来，他们多次到交通
局，不仅没有得到哪个领导热情接待，甚至于连领导的面都很难见到
一次。王新元心里明白，现在他们出门上访，交通局领导在这个节骨
眼打来“关切”的电话，无疑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想到
这里，于是撒谎说，他在胡集镇，今晚不回家。

后来王新元等人才知道，通过这个电话，让交通局有关领导产生了错
觉，以为他们五人到省里去上访，交通局的截访人员9月21日赶到省
城武汉，结果扑了个空，急忙乘飞机赶往北京。

当王与仝在102室见了中年妇女、交了上访材料出来，刚走出接待室
的大厅，一眼就见到了从钟祥赶来的交通局党委书记王某，友邦航务
公司的黄某、驻京办事处的陈某。五个人看到他们的一瞬间，刚才还
热乎乎的心里，象头上淋了一盆冷水，从外凉透到了心里。

此时此刻，五个人没有办法回避，只好迎上前去。见了面，王书记
问：“材料交上去了？”仝照萍自信地说：“是的，交上去了！”王
书记的脸上立即露出失望的神情。后来五人得知，他们乘飞机赶到北
京，其目的是连人带材料都拦截下来的，没想到，五人的动作如此之
快。

王书记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走吧，先吃饭，找地方住下来再
说。”

来到一家很上档次的酒店，摆了丰盛的一桌。眼前这些香喷喷的酒
菜，五个人一路上连想都不敢想。他们从出门以来，一路劳禄奔波，
从不肯“奢侈”地使用船民们捐献的钱，常常是买一碗“方便面”充
饥，或者是一盒低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行了。现在，交通局领导们如
此“破费”，招待他们吃大肉大鱼，他们想：“反正吃的又不是我们
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席间，王书记说：“大家辛苦了，来来来，喝酒喝酒，晚上住下来，
好好洗个澡，休息一夜，明天我们爬长城、游故宫，好好地看看北京
城后，再回去。无论什么问题，还是要地方政府解决呵。”

言下之意，你告状告到国务院总理面前，还是跑不出我们的手心，最
后还得由我们来调查处理。一番话刚一落音，五个人气不打一处出，
三言两语就接上了火，他们五人的食欲也没有了，心里象是堵了块石
头。一餐饭，实际上是一场舌战，不欢而散。

离开酒店，王书记仍然强装着笑脸，很周到地帮助安排住处，并授意
黄某陪聊，东扯西拉到深夜，其目的是害怕五个人深夜开溜。

第二天早晨，在宾馆吃套餐，王书记将五个人分别叫到一边，好言相
劝：高院、中纪委、交通部就不要去了。

五状士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要去，他们心想：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几千船民都在钟祥眼巴巴地期盼他们的好消息呢！如何能半途而废
呢！但是，又无法摆脱，只好假装答应了下来。

随后，由黄某陪着五人逛街。上街后，五个人约定了见面地点分头走
开，黄某一个人不知道跟谁好了。五人趁机到了交通部，并且及时得
到了接待。

交通部接待五人的是一个30多岁的青年人。当五人递上材料、正在接
受询问时，王书记等人就赶到了，并且，跟着友邦公司的黄某也来到
接待室坐下不走了；杨良明只好向接待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们交通
局的王书记。”接待人员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俩一眼。王、黄两人很不
自在地坐在一旁“旁听”。

五人只是做了简单地陈述，青年人就说：“我明白了，你们是集体企
业，企业法人将优良资产剥离出来，自卖自买是吗？”五个人连连称
是，中年人想了想，又若有所思地说：“哦，是这样！……破产后，
给你们搞‘五保’没有？”

五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徐定香道：“什么五保？我们没有，只
有40元低保，最初两年是人均每月150元失业金了事。”杨良明又补
充说：“我们航运公司的情况很特殊，基本上是全家都在航运公司上
班，单位破产后，全家都失业了。”

青年人理解地看着他们，严肃地说：“企业破产，国家有安置政策，
今天你们来，我是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大办公厅的名义
接待你们的，交通部的责任是修路架桥。我将你们要求安置的问题转
交给湖北省政府，由他们按政策给你们落实。我这样答复，你们能接
受吗？”

尽管问题没有具体得到答复，五人认为，接待人员已尽心尽责了，只
好点头称是。青年人随后又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地方要去？有
什么话要说，都是可以的。”

这时，王书记忙插话说：“老杨、老王，回去再说吧。”青年人听了
这话，不快地说：“有些话在家不好说，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不容
易，要说的一定说完，要去一定得去。”王书记讨了个没趣，只好不
做声了。

不一会，青年人将写给湖北省政府的信写好了，不立即装进信封，而
是递给陈华忠看了一遍，老陈很满意地递给青年人，他才装进信封封
口，并嘱咐五人说：“你们自已拿着信，直接交到省政府，以免转来
转去延续了时间好吗？”

从始至终，青年人都是和蔼、关切的口气与五人说话，这令他们无比
感动。王新元后来回忆说：“交通部接待我们的那个青年人很有素
质，我们从内心感觉满意，他的话语合情合理，我们想说的话，不用
多说一句，他一眼就看透了，并立即做出中肯的回答。每回答一个问
题后，总要加上一句：‘我们这样说，你们能接受吗’？”

9月24日，“维权五状士”跟随交通局王书记乘火车返回家乡。火车
到荆门市是上午8点多钟。交通局两辆小车早就停在火车站门口“迎
接”了。前来接待的三人中，是交通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等
人。他们亲切地迎上来问寒问暖，搞得五人很不自在。一位姓王的科
长握着王新元的手说：“辛苦了，市政府叫我们转告大家，明天是星
期天，大家休息；星期一，市政府常委、颜副市长在交通局会议室接
待你们五位代表，并就你们上访提出的要求做出答复。”五个人半信
半疑地跟着他们上了车。

小车到了钟祥大庙集十字路口，王新元可以下车转乘开往磷矿的车
了，王新元提出下车，并对他们解释说：“转个车，只要十几分钟就
可以到家了。”但是，交通局的官员们都不同意，执意要将老王送到
家。

老王出门时，忘了带钥匙。到了他的家门口，大门紧闭着，不用说，
他的爱人在田间里劳动。老王下了车，要到农田里拿钥匙，但是，交
通局的官员们说什么也要送他到农田里去，小车一直开到田埂上，直
到看到老王的爱人后才离去。这一举动把老王搞得哭笑不得，因为失
业三四年来，他和几千职工一样，缺衣少食，连死活都没有一个组织
的人过问。现在，为告状上了趟北京，他们变得如此“殷勤”，取一
把钥匙用小车送到田埂上，他如何不受宠若惊？

从北京回来后，“维权五状士”酝酿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向职工通报
上访北京的情况，以及国家信访部门接待人员的答复。会议初步确定
后，安插在钟航公司内部的“情报人员”就向交通局透露了杨良明等
人准备召开职工大会的消息。交通局得到消息后就害怕了。

9月25日一大早，杨良明家门外开来两辆锃亮的小车，从车里下来一
批尊贵的“不速之客”，带头的是交通局局长向某，他的身后跟着其
他党委成员。一行七、八人满面堆笑地进了他的家门。

一番客套后，向某开门见山地说：老杨，你们上访究竟要达到什么目
的？

杨良明：很简单，航运公司是水上人民的，是水上人民几代人辛苦创
造的价值，任何人无权占有。应该归还给水上人民。

向某（无可奈何地）：怎么个归还法呢？

杨良明（斩钉截铁地）：怎么占有的，就怎么归还！

向某：那好，叫周志明下台，由水上人民自己选择当家人！

杨良明：周志明下不下台我们不管，我们只要求航运公司归还水上人
民。

向某：你们跟他把帐结清。

杨良明：我们跟周志明把帐结清，他也要跟我们水上人民把帐结清。
周志明是否同意这个方案呢？

向某（严肃地）：我能叫周志明上，也能叫周志明下！

杨良明：那您们党委要拿出一个文字依据，才有说服力，要不然，我
们不好对职工交代。

向某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说，他们开党委会专门进行了研究，只要职
工不上访了，叫周志明下台，由航运公司职工自己选择当家人。

但是，事后，杨良明等人找交通局索要文字依据，交通局不做明确答
复了。对于这种现象，杨良明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缓兵之计，一
方面阻止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另一方面阻止我们上访，当我们职工相
信他们的承诺，情绪平静下来后，他们又变卦了，这是他们惯用的欺
骗手段。”

星期一上午8时，维权五状士早早的来到交通局十多层高的大楼。官
员们也准时到了会场。参加会议的除了交通局党委主要成员外，还有
公、检、法、政府办、市纪委、市人大、社保局、国土局、国税局、
地税局、物价局等部门的大小官员30多人，阵容强大。

会议开始后，颜副市长说：“代表们上访北京，说明我们群众法律意
识增强了，这是好事。”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语气一转，厉害
地说：“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前不久，新洲有七人上访，抓
了五人，其中有两人接受审查……”

王新元听了这话，火冒三丈，屁股一拍就站起来要离开会场，清算组
的杨某似乎早就知道老王的倔强性格，忙打圆场说：“老王家里农事
多，是要回去干农活去是吧！”

老王不再理睬他们的说话，气冲冲地下楼。杨某赶紧跟下楼来，一面
追老王一面说：“老王，你不能走，你走是什么意思呢？”王新元反
问道：“他市长劈头盖脑来这么一句是啥意思呢？是威胁我们？是给
我们下马威？”杨某近乎哀求地说：“老王呵，你不能走，你一走，
我就交不了差。”苦苦相劝，老王只好又跟他上楼。

进了会议室，杨某为老王单独找了一个座位，拿来一包烟、烟灰缸，
并讨好地说：“坐！坐！”

颜副市长看了老王一眼说：“我们先听听代表们北京上访的情况，请
代表们发言。”说话的口气与最初趾高气扬的神态完全不同了。

王新元这时站起来说：“我们这次北京上访，感受太多，最深的一点
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我们当人看待。具体体现在接待我们整个谈
话过程中，他们讲话是那样的平等，当提出某个问题时，总是用商
量、探讨、征求意见的语气说话，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架势：我是最高
权力机关，我的话就是圣旨，你必须接受。人家每表达完一种看法，
总是问我们：我这样说，你能接受吗？这种接待方式，充分体现了尊
重人民民主权利。在与地方官员们打交道中，问题解不解决是一回
事，但你们把我们当刁民，对我们说话指手画脚。我们上访是向政府
诚恳地反映情况。当然，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政府能为我
们打造一个公正的平台，能充分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为什么大
老远跑到北京去？”

一席话说得交通局有关领导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老王说完，杨良明
又接着发言，他进一步重申了五人上访北京提出的要求，就破产中的
种种疑问做了具体的陈述。

轮到陈华忠发言了，他激动地说：“你们听着啊……，我们好好一个
航运公司，被你们交通局的人搞垮了，两三代人艰苦创业积累的财富
被你们这些贪官侵吞了，老百姓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一个个坐在这
里人模狗样，如果把你们的问题揭出来，你们连狗熊都不如……，跟
你们说，这次问题不解决好，我们要告状告到底！”

陈华忠平时很少说话，但谁也没有想到，在20多个部门数十名官员的
会场上，他会“超长发挥”，痛快淋漓地大骂，直骂得在座的官员们
一个个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连气都不出一声。

老陈骂完后，颜副市长开始讲话。他讲话的语气与最初的表情大不相
同。他说：“这次航运公司代表上访北京，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领导
们的高度重视。政府召开办公会议，决定由市政府牵头，组成联合调
查组，对航运公司破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我们决心很大，将问题一
查到底，查到谁的责任，决不姑息。”

“破产问题涉及到交通局、市法院，你们两家要回避，刚才代表说的
情况你们都听到了，你们是接受审查的对象。通过这次调查，一定给
航运公司的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调查组做出的结论不对，所做
的答复不满意，你们还可以找政府，时间嘛……，我看定在10月10
日，联合调查组开始工作，“10．1”国庆节放长假，在这期间还要
从各单位抽调人员，时间不能提前。代表们看还有什么意见？”

一席话说得五个代表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想，市委市政府领导这么重
视，还愁问题得不到解决？颜副市长话音刚落，王新元就带头鼓起了
掌。

2005年11月的一天，王新元回忆起当时鼓掌的一幕，颇触感深地说：
“我现在才弄明白，我当时鼓掌是为市长的精彩表演而叫好，因为他
们的确是在演戏给我们看看而已。”

┌────────────────────────────┐
│　尽管“维权五状士”被拦截回来后得到市政府的“接待”，　│
│　颜副市长表态说要“严查”，要求交通局、市法院两家要“　│
│　回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给航运公司的群众一个　│
│　满意的答复”。但是，维权五状士仍然“不放心”，担心在　│
│　查处过程中出现“纰漏”，因此，他们决心同时抛出“杀手　│
│　锏”。　　　　　　　　　　　　　　　　　　　　　　　　│
│　　　　　　　　　　　　　　　　　　　　　　　　　　　　│
│　这把“杀手锏”，就是揣在他们身上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
│　─国家交通部写给湖北省政府的信。　　　　　　　　　　　│
└────────────────────────────┘

2004年9月29日，也就是“10．1”国庆节的前两天、颜副市长在交通
局接待五人后的第二天，“维权五状士”乘车来到了湖北省人民政
府，他们要按照交通部接待室中年人的指示，亲手将犹如圣旨的信件
交给省政府的领导手里。

五人到了省政府接待室后，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慎重地呈
交了国家交通部的信件。但是，工作人员看了信封的封面，并没有打
开，而是答复说：交通部与湖北省政府是平级单位，无权直接指示省
政府解决问题。把信又退给他们，叫他们到省信访办去。

五人受到了冷落，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们有一点没有弄明白，交通
部的中年人为什么叫他们将信交给省政府，而没有强调交给省政府信
访办呢？这里面暗藏着什么玄机？

他们反过来又想，既然“对口接待”是省信访办，只要引起省信访局
的重视，效果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省信访接待办，接待他们五人的正好是在2002年接待过徐定香、仝照
萍的那个50多岁的“王主任”，徐、仝一眼就认出了他，而王主任似
乎也认出了对方。在这一刻，徐、仝两人心里是矛盾的，她俩永远不
会忘记王主任当初接待的承诺，更不会忘记他后来答复变卦──劝她
们找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在她们的潜意识里，预感到情况不妙。

果然，当他们将交通部的信函交给王主任，他打开后只是草草地浏览
了一遍，就随手将信放到了一边，接着问他们的来意是什么。杨良明
等人就一丝不苟地开始介绍钟航公司破产、拍卖过程中不合理的现
象，但王主任似乎不愿意细听，几次将他的话语打断，插入他的观点
和意见。由此，双方就钟航公司的现状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解。他的
每一句话都很圆滑，十分明显地表露出理解、顺应钟祥市清算组及周
志明等人的做法。

然后，从抽屉里找出一些小册子，发给来访的每人一份，这小册子是
最新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管理条例》。要求他们不要再上访
北京了。最后表示：“这样吧，我把交通部的信，以及你们反映的问
题转交给地方政府。你们回去找政府按政策处理。”那意思是说：你
们要“好好学习，”别再上访了。

（插图：湖北省省政府，“维权五状士”讨说法曾造访过的地方）

颜副市长的指示按期实现了。10月10日一大早，杨良明等五人接到市
政府办公室秘书科一位姓丁的科长电话，丁科长电话告诉他们：联合
调查组已成立，在友邦航务公司等候五人去封帐。

杨良明等人得到这个消息格外高兴，纷纷称赞市长说到做到，雷厉风
行的作风，他们看到了希望。

五个人兴冲冲地来到友邦航务公司，果然，联合调查组的两辆小车已
到了，丁科长简单地介绍了情况：联合调查组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
成员由市纪委、监察局、公安、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国资
局、物价局、土地资源局、地税局、物价局等十多个部门安排的人员
组成。阵营庞大，队伍齐全，主要针对维权五状士上访北京提出的问
题全面进行调查。

杨良明等人听了情况介绍，提出了一个由五人形成的观点：联合调查
应该有职工代表参加！丁科长想了想说：没有必要，我们是派的业务
骨干进行查帐的，当案件办，到时候都要形成材料，不需要职工代表
参加。陈华忠严肃地说：“如果不要职工代表参加，我们到时候不认
帐的。”丁科长说：“我们调查后你们满意的话，就得认帐，不满意
可以不认帐。”

在封帐时，封帐人员发现有几个月的帐失落了，并且提出了质疑，但
是，没有人深究。联合调查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喜祥律师事务所后面的
平房里，工作人员将帐册装进车里运了去。

封帐后的第二天，联合调查组的有关人员开始找杨良明等人座谈。五
人按时来到喜祥律师事务所联合调查组办公的地方。最先被找的是陈
华忠，接待他的领头人是市纪委的熊书记。熊书记过细地询问了航运
公司破产前后的操作过程，陈华忠一丝不苟地进行了答复。主要谈了
航运公司破产过程中的种种骗局以及委托经营期间的腐败问题，并着
重强调：由于清算组违背法律规则操作，才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陈华忠谈完后，依照市纪委的要求，在笔录上签字及盖手印。

在同一天，五个职工代表都接受了询问。询问时间最长的是杨良明，
市纪委及检察院等有关工作人员针对杨良明等人上访北京提出的问题
进行了将近一天时间的询问。杨良明就破产不合法、拍卖不合法、资
产清理不彻底、委托经营帐目不透明、法院裁定不公正、侵犯广大群
众利益、偷税漏税等问题进行了指证，在长达13页的材料纸上签字按
手印。

在最初几天，调查组的工作是严谨的，多数人吃住都在喜祥律师事务
所平房里，但是，过了几天，仝照萍等人发现一个不正常苗头，那就
是：颜副市长最初点名“被审查对象”的市交通局有关清算组的成员
吴某频频出现在联合调查组，并且得知，联合调查组的吃住及办公都
是交通局安排的。

发现一些不正常苗头后，杨良明等人来的更勤了，他们轮流到联合调
查组办公地点了解调查进度及主动反映情况。但多数情况下，调查人
员都拒绝与他们交谈，更不让他们接触有关人和事。

在调查十多天后，“维权五状士”听到一个令人费解的消息，联合调
查组“顺藤摸瓜”查到某个疑点的时候，将友邦航务公司会计周某找
了去，在调查询问过程中，周某害怕之余，吞钥匙自杀，送到医院做
手术从腹腔掏出钥匙，抢救过来。

周某吞钥匙是什么原因，后来是如何处理的，杨良明等人一无所知。

11月18日，市政府专题听取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汇报，并就调查过程中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1月20日，市委常委颜副市长在市交通局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向杨良明等五人通报了调查情况。

会上，首先由联合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汇报调查情况。法院“办案人
员”在汇报中说，破产裁决、拍卖符合法律程序；公安局“办案人
员”汇报说，周志明涉黑问题不存在，市纪委“办案人员”汇报说，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中，目前还不能作答复，办案人员挨个进
行了汇报，都没有“查出”问题。只有国资局属下的祥俊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查”出了几笔漏登漏报资产的问题，涉及漏登漏报金额十多
万元。

对于联合调查组汇报的结果，“维权五状士”一下子惊呆了，因为这
个调查，与他们掌握的事实相差万里，一个个气得发抖，他们怎么也
没有想到，他们代表几千职工反映的情况，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轮到“维权五状士”谈意见了，他们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就他们
掌握的情况对联合调查组查处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最后提出了
两条最基本的意见：第一，联合调查组必须拿出书面材料，以便于他
们跟职工们汇报；第二，周志明有解体新成立的友邦公司的意图，如
果解体了，也就意味着船舶分光卖光，希望领导们必须阻止。并恳求
说：职工们的诉求没有妥善解决之前，希望领导们阻止周志明卖船卖
资产。

最后是颜副市长作总结讲话，他侃侃而谈，头头是道，王新元对颜副
市长讲话进行了认真记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考
虑的，我们研究了几次调查组给政府通报的情况，刚才双方通报了情
况，又进行了讨论，这是应该达到的目的。如果通报的情况按通报的
情况去办，而不让代表们说出自己的意见，这不妥。代表们反映的情
况很好，但是，我看完全解决好也难。现阶段，我们这一代人，包括
你们年龄大的同志，我们也40岁了吧，都是在改革的前沿，今天给你
们做工作，也许，明天领导给我们做工作。改革要不断往前推进，在
我们这一代人改革的阵痛过去了就好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女，不管
是做工也好，提干也好，他们将按法律程序办事。

今天的通气会，我给你们表个态，就是说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对你们
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核实，给市委市政府最终要有个比较合
法、合理的答复。所有单位做的答复要负法律责任，调查的材料将来
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所有调查材料一定要公平、公正，将来我支持
你们上诉到中院（中级法院），法院要经得起上级法院的检查，检察
院要经得起上级检察院的检查。

第二个问题，资产少评、漏评，要进一步核实。我们不能空口说白
话，政府要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你们反映的问题要进行
解决，这叫民主行政，请中介机构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评估报告，
这叫依法行政；政府在决策解决职工上访问题上，这叫科学行政。

对丢失的资产，在评估中没有的，你们（指职工代表）拿出书面材
料，我们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调查组将各单位通报的材料，做出综合材料，在下次见面的时候交给
你们，这样比较规范，根据材料，你们可以分析是否还有没查到的地
方。

我们形成的综合材料，你们感觉到还不满意，我建议你们跟职工座
谈，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法院的结论不满意，对
检察院的结论不满意，包括什么杨士涛的拍卖的问题，可以申诉到上
级机关进行仲裁，这完全是合法的，我支持你们。

另外，还有两个单位（指市纪委、监察局）的材料，特别是监察局的
材料，这是有文件规定的，案件办好后，经监察局集体研究做出决
定，重大案件还要报市委，不是材料说搞就搞出来的，但是，最后有
材料给你们见面的，请你们放心。

颜副市长的讲话再明白不过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调查，基本没有
“查出”重大问题。关于反映周志明及交通局清算组腐败问题，市纪
委还在当案件继续查证，“案件办好后，经监察局集体研究做出决
定，重大案件还要报市委，不是材料说搞就搞出来的”。

后来，“维权五状士”反映的资产流失、职工权益没得到保护的问题
没有“查”出问题，连反映钟航公司破产前后的腐败问题也没有
“查”出问题。甚至于没有透露调查的任何情况。五个人曾多次找市
纪委，都没有明确的查处结论。

有一次，五个人就怂恿陈华忠给市纪委熊书记打电话，陈华忠当即拨
通了熊书记的电话，熊书记无奈地表示：我们的工作也有局限性，我
个人不是吴官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我是吴官正就查
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11月20日“通气会”后，联合调查组的综合材料迟迟没有下发，千呼
万唤不出来。而这期间，水运形势火暴，而这个关键时刻，经营的三
年多的友邦航务公司不仅没有壮大，而是开始肢解──周志明开始大
肆变卖资产了。

职工及职工代表得到这个灾难性的消息后，心急如焚，“维权五状
士”首先找到市交通局，尔后又找市委市政府，要求领导阻止周志明
卖船。但是，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在此情况下，他们又书面反映情
况，分别将书面报告递交给市委市政府、市交通局、市法院，要求有
关领导出面阻止周志明卖船。但是，职工代表没有得到领导的任何答
复。

实际上，11月19日，也就是杨良明等人在11月20日听取联合调查组汇
报的前一天，周志明代表友邦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一客户已签订了售
船协议，将一拖四驳以135万元卖掉了，获利70多万元。而船民们还
蒙在鼓里。

12月7日，原航运公司200个失业人员一大早就来到了市政府，将市政
府的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这已是他们第20次堵塞钟祥市政府大门
了。

时值冬季，天空灰暗，寒风如刀，两百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不一会
儿，市政府办公室曾主任出面劝职工们散去，但职工们根本不理睬
他，一致要求市委常委颜副市长出来对话。但是，他们左盼盼不来、
右盼盼不来市长的接待。

职工们有序地站在大门口，市政府大小车辆无法出入。官员们只好提
着包从侧门步行出入。由于市政府大门三天一大堵，两天一小堵，围
堵的事已习以为常，基本上没有民众的围观。两辆公安值勤的警车平
静地等候在一旁。

从上午7点多钟到11点多钟，船民们没有等来他们要见的领导，在凛
冽的寒风中，一个个脸色冻的通红。快到11点半时，政府办曾主任来
到职工中间，对职工们说：颜市长要你们代表进办公室谈话。并嘱咐
说：要冯柏清去谈。但群众不认可冯柏清。曾主任又叫王新元进办室
室去谈。

当王新元先一脚进了颜副市长办公室，职工们也蜂拥着跟进来了，一
会儿，将市长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职工们有的大声质问，有的高
声叫骂，纷纷指责市里领导说话不算数，联合调查组走过场没有真
查，不管水上人民的死活，而更多的职工是指责市里领导对周志明分
资产卖船行为置若罔闻。人们边拥边说，颜副市长被挤到了墙角落。
在混乱中，茶几上一盆含苞待放的鲜花差一点被挤掉了，王新元及时
出手，才抢在手里；紧接着，只听“咣”的一声响，不知哪一个职工
一拳将市长办公室新装的木门锤了一个大洞。

见到这一切，王新元十分为难，他不假思索地给职工们下了一跪，要
求职工们都要理智，不要有过急行动。他的举动将职工们惊醒了，拥
进来的职工被感动了，都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被挤到一边的颜市长，忙打电话叫来市交通局党委王某，王书记来
后，颜市长说：“你们主管局来人了，有事大家一个一个地说，什么
要求提出来。”这时，职工的情绪虽然冷静下来，但看到王书记来
了，他们中一些人的情绪又出现了反常，因为这些人中，几乎都到交
通局反映过情况，都没有得到圆满地答复，所以，看到交通局的人，
心底的怒火又点燃了。职工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加指责交通局的所作
所为。后来，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姓丁的主任将职工提出的问题归纳为
两条：一是职工代表上访北京提出的问题，政府要及时做出书面答
复；二是航运公司破产后遗留的问题未解决之前，周志明不得变卖原
航运公司的任何资产。

针对职工提出的问题，颜市长开始答复，他解释说：职工提出的第一
个问题，我们说过要做书面答复，因为几天来，社保局局长出差武汉
不在家，涉及保险金的问题暂未落实，所以要延迟几天，但我保证，
近几天一定给大家书面答复。第二个问题，叫王书记给大家答复。

王书记犹豫了一会儿说：“周志明要卖船，我不能用手铐子铐住他的
手……”一句话刚说完，职工们群情激愤，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航
运公司就是你们交通局搞垮的，早就该找你们算总帐。”有的指着王
书记的鼻子说：“你和向ＸＸ处处庇护周志明，你们得了不少的好
处，不管我们死活了是不是？”有几个年轻力壮的职工挥舞着拳头，
举到王某的头顶上，要不是王新元、陈华忠等人及时拦了下来，早就
落到王某的头上了。

坐在一边的颜副市长见此情景，将手中的一支笔用力往桌子上一掷，
对抱着头的王书记说：“你跟周志明说，不准卖船！要是卖了船，由
你负责，你们怎么搞的……”听了颜副市长的一席话，职工愤怒的情
绪才平息下来。丁主任不失时机地说：“颜市长已给大家明确表态
了，请大家回去吧！”

职工散去后，走在后面的王新元被曾主任叫祝厮：“老王，你留步，
颜市长要跟你谈谈。”王新元不敢怠慢，折转身又回到颜副市长办公
室。

颜副市长叫曾主任出去，要跟王新元一个人谈。曾主任出去后，颜副
市长语重心长地说：“老王呵，因企业改制形成的问题比较复杂，在
具体问题上的解决，政府有困难，怎么办呢？你跟大家做做工作，求
得问题解决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几次接触，我觉得你提出的问题很有
道理，所以找你谈谈，堵门不是办法。”王新元说：“堵门有失政府
形象，但我们群众从地方上诉到北京，我们向谁控诉？向谁伸冤？堵
门的行动当然不妥，但职工们没有选择，职工只不过用这种过激方式
促使政府解决问题而已，要是政府能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我承诺：
这类事不会再发生……”

正说着，颜副市长桌子上的手机响了，原来是交通局向局长从武汉打
来的，询问今天堵大门的事件。颜副市长在电话里严厉地说：“老
向，你妈的瞎搞，都什么时候了，也不看看场所，还卖船？──你跟
小周说，不准卖船。尽搞麻烦事，……不能卖呵！听清楚没有？──
好，回来再说！”

放下电话，颜副市长跟王新元说：“你听见没有？船是不准卖了！”
王新元说：“船卖了，群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会发生更多、更大的
不稳定，职工的情绪将更加反常。”颜副市长连连称是：“放心，不
会卖的。”

三个月后，2005年3月上旬，杨良明等人听到友邦公司解体分资产的
消息，他们在震惊之余，又近乎哀求地给颜副市长写去一封信：

　　颜市长：

　　“友邦”公司将要分光资产，我们强烈要求政府进行制止。理
　　由：

　　１、航运公司的破产存在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去年政府组成的
　　　　专案组进行调查，只是形成了初步结论，况且这结论经不起
　　　　推敲，更不用说接受历史的检验。
　　２、航运公司的破产造成了少数人与大多数人潜在的贫富差距，
　　　　群众中蕴藏着极度不平与愤慨。随时都有矛盾冲突发生。一
　　　　但分掉资产，真实数据一出来，矛盾就激化了。
　　３、破产也好、改制也罢，初衷是让企业存活下来，保证部分人
　　　　就业，资产分到他们个人手里后，他们有权处理掉，又要造
　　　　成新的失业，矛盾面更加扩大。
　　４、四不分资产有利平缓过渡，逐步化解矛盾保持稳定。要不然
　　　　形成后患，给政府带来更大的麻烦。

　　　　原航运公司职工：（签名）
　　　　2005年3月22日

就在职工们给颜副市长写信后一个月、颜副市长表态“不会卖船”之
后三个月，周志明解散了“友邦船务公司”，五个船队及两个机驳、
一个船厂全部瓜分给了个人。“大股东”周志明得到最大的“实
惠”。

是颜副市长有意要开空头支票呢？还是“管不住”周志明等人？现在
无法知道其内幕。但事实是：钟祥市航运公司破产了，友邦航务公司
解体了，官员们当初承诺的“发展壮大”、“不卖船”成了历史的笑
炳。

2005年9月，王新元作了打油诗一首，以表达他的愤慨之情：

　　吴市长批示要破产，
　　几代人创业算白干；
　　破产公平分资产，
　　分多分少我也心甘；
　　官权操作把“魔术”显，
　　一笔“勾销”国家贷款，
　　交通局官员向“钱”看，
　　自我标榜廉洁清官，
　　贪赃枉法明目张胆，
　　联合起来吸我血汗；
　　周志明掠夺我们财产，
　　几千职工变成穷光蛋，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老工人生病无钱看，
　　职工流离街头有谁管？
　　我们只要有口气在喘，
　　就要找他们把帐算，
　　还我公司还我船！

在职工们强大的呼声中，2004年12月20日，一份落款为“市联合调查
组”的报告交到了杨良明等人手里。这份调查报告缺少一个关键的主
体：没有说明是“钟祥市联合调查组”，这个“市联合调查组”是指
哪个“市”？更主要的是，没有盖公章。

“调查报告”首先称：“9月20日，原市航运公司杨良明、王新元、
陈华忠、徐定香、仝照萍五人赴京上访，反映原市航运公司破产程序
不合法、周志明涉黑、企业资产流失严重等问题。对此，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9月27日，市委常委颜ＸＸ组织有关单位与上访人员进行
对话，责成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从市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抽
调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就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通过
两个月的调查，形成了初步结论。”（只有这一个“初步结论”，后
来也没有出具“最终结论”）

针对上访人员提出的破产合法性问题，“联合调查报告”称：“市人
民检察院通过调阅案卷认定，市人民法院在审理市航运公司破产还债
一案中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关于资产流失问题，“联合调查报告”称：“市人民法院调查结论
为：清算组对原航运公司、钟祥造船厂破产清算工作基本上是准确
的，不存在严重的、人为的漏登资产的问题。”

虽然不存在“严重的”，“人为的”资产流失，联合调查报告自想矛
盾地指出：“实际漏登、漏评18项，评估价134,605元，其中，漏登
机械设备121,505元，土地40,166平方米（子弟学校）评估价13,100
元。帮助辩护的理由是：一是2001年清理时，船厂停产，工地上杂草
丛生，遮祝厮一些物品，现重新生产，除去杂草后物品又呈现出来。
二是有些物品随时丢失，但又随时可以自制的。如铁凳子，漏登资产
表上反映的是130个，现场有160个，无法说清楚是以前漏评的还是新
公司又新添的。三是有些物品确实无价值，当时清理时已成为废
品。”这一段文字的说明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帮助交通局清算组辩
护，至于“查”出来的十多万元，只是“漏登”现象，不存在“严重
的”、“人为的”资产流失现象。

评估时间是2001年，而联合调查组调查的时间是2004年10月，杂草长
了三年才“查”出来？另外，查了两个多月，竟然“无法说清”多少
个铁凳子？

至于地税部门在此期间查处友邦公司偷逃税的的问题，联合调查报告
并不承认是钟航公司职工们举报的这一事实，“联合调查报告”只是
这样解释友邦公司偷税问题：“经过对新公司即友邦公司近一年的帐
目清理，发现存在偷漏税（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已取缔“漏税”之概念，只有偷税之法律界限），调查组已通报市地
税局，责令新公司补缴所偷漏税款454,169.60元，同时处以罚款
201,017.62元，共计655,187.22元，新公司已于12月2日向地税局缴
清。”

实际上，友邦船务公司所偷逃的主要是运输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等，还不包括个人所得税。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之规定，举
报偷税查证落实，对举报人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但是，当杨良明等
人找到地税部门后，地税部门并不承认是杨良明等人举报的，杨良明
等人连举报之功都不被承认，只好忍气吞声作罢。

联合调查报告几乎没有找出新的证据。对于这份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维权五状士及船民们都不认同，他们认为，这份没有盖章的“调查报
告”极力为清算组及周志明辩解。“调查结论”与职工们掌握的情况
相差万里。王新元等人严肃地指出：“这份没有盖章的调查报告，美
其名为‘初步结论’，当我们找到有关办案人员索要最终结论时，他
们口头表态说：‘既然没有新的意见，这份初步结论就是最终结
论。’这个所谓的联合调查组，实际上是为特权阶层服务，又一次把
我们几千职工给耍了，我们被骗的好苦好苦！”

接到“联合调查报告”后，“维权五状士”一个个义愤填膺，万念俱
灰，他们找市委市政府，得不到答复；他们又找到市纪委，气愤地
说：“我们对我们说的、写的负责，而你们不落实我们反映的情况，
联合调查报告与我们反映的事实不符，请你们将我们做的笔录还给我
们。”当然，市纪委不可能将杨良明等人的笔录及上诉材料退给他
们。

在痛定思痛之后，“维权五状士”做出决定：再次控诉到北京，寄希
望于北京。

为了节省费用，最后由徐定香、仝照萍两个妇女前往上访，由于职工
的捐资有限，另一位原航运公司职工欧保全愿意大力支持职工们的维
权行动，他主动陪同前往，出资帮助徐、仝二人食宿。

由于有了第一次上访的经验，第二次轻车熟路找到要去的地方。2004
年12月27日下午到北京后，28日早晨4点钟，徐、仝俩人就到国务院
信访办排队、领表格、填写表格，再排队交表格。接见她俩的仍然是
102室的中年妇女，她们呈上表格后，述说了原委，中年妇女纳闷地
问：“上次你们来过，我将你们反映的情况转给了有关部门，还没有
解决吗？”仝照萍说：“没有解决，下达的联合调查报告与我们反映
的情况不相符。”拿出那份没盖章的“市联合调查报告”呈了上去。
中年妇女看了联合调查报告后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气愤地说：
“这种答复不规范，落款是‘市联合调查组’，哪个市？哪个地区？
是不负责任嘛！”一席话，说得徐、仝二人无比感动。仝照萍百感焦
急，当即跪倒在中年妇女面前，伤痛地说：“请您为我们申冤，为我
们做主，我们已无路可走了……”中年妇女连忙站起来将仝照萍扶了
起来，劝她不要这样。尔后，无奈地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我能够理解，但是，还得地方政府解决呵！这样吧，我写个信笺给你
们，你们到交通部、高检及高院去。”

（插图：北京中国上访村的道路一侧，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胡同，作
者补记）

28日下午，她们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接待室的窗口是一个年迈
的工作人员，他通过高音喇叭说：“要过年了，向各位同志们问好！
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给你们解决，会叫你们放心地走！”听到
这些亲切的话语，徐、仝二人心里热乎乎的。但是，当她们真正得到
接待，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她们跟着长长的上访人员队伍后面，好不容易弄到了接待顺序的表
格，拿出来一看傻眼了，条据上注明的接待日期是三天以后。徐、仝
俩人急得直跺脚，因为三天后，正好是元旦节，是否能够得到接待尚
是未知数，再说，北京的食宿昂贵，如何负担得这些费用？俩人不知
如何是好。这时，站在她俩身后的一个上访中年妇女主动询问，自我
介绍说，她也是来上访的，条据上的排队接待时间是当天，时间虽然
到了，但她们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上访的人员也还没有到齐，可以与
她俩对换接待的条据。徐、仝俩人求之不得，兑换了接待的条据。

到了“高检”信访接待办，接待她俩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听了她
俩的陈述，又看了呈报材料后，怒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我们这里管
的事，找法院去找法院去。”徐、仝还想进行解释，接待的男子大声
吆喝说：“不要多说，走！走！走！”徐、仝伤心不已地离开高检接
待办。

她俩来到交通部。交通部接待人员的回答是：你们的事情，还得地方
解决。遂写一封转交湖北省交通厅的信函。

29日早晨5时，徐、仝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排队。在滴水成冰的寒风
中，早已有近千人排了四条长队。等到上午8点钟，法院大门打开的
时候，人群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往前冲。这时，一个60多岁的老夫被
拥挤的人群挤倒在地，徐定香被身后的人群推攘着，从老夫身上踩了
过去，身后只能听到老夫脆弱的呻吟声。

到了“高院”接待大厅里，又是排队领表、出钱请人填表、排队送
表。接待她俩的是一个年纪30多岁的妇女，看了填写的表格及上访材
料后说：“你们要到湖北省高院写了信函后，才能到我这里来，我才
能接待。”徐定香着急地说：“我们是在地方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
的情况下，才到这里来。地方上不可能给我们写信函，我们反映的情
况是真实的……”接待办的妇女不耐烦地说：“你以为你是谁呀？没
有当地的信函，我不能接待你们。”徐定香带着哭腔诉说：“我们来
一次不容易，我们航运公司被瓜分了，我们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也许，接待室的妇女受到她们的真情打动，最后答应她们，“破例”
给湖北省最高人民法院写了一个信函，叫她们持信函去湖北省高院
“解决”。

（插图：最高人也法院信函，信函写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现介
绍来访人徐定香去你院，请认真接谈，依法处理，盖章是“最高人民
法院立案庭，”落款时间：2005年1月4日）

尽管得到有关部门的接待，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及交通部写给湖北省
高院及交通厅的信函，她们认为目的还没有达到，来北京一次不容
易。俩人一商议，决定等到元旦节上班后再找有关部门上访。但是，
交通局由党委王书记带队，又派出五、六人前来北京拦截，神通广大
的截访人员于2005年元月4日夜晚在徐、仝二人住宿的旅社找到了她
俩。

在交通局组成的拦截人员中，还有一位公安民警参加。当徐、仝知道
拦截人员中还有一名钟祥公安人员时，十分反感。仝照萍当即质问：
“还请来公安人员？那我们更不回去了。拿公安人员来吓我们吗？我
们没犯法，你们拿手铐来铐我们回去不成？”前来的民警解释说：
“你们别误会，我们是来请你们回去的，我们公安人员前来，是为了
保护你们的安全。”

欧保全因为公务先走了，徐、仝带来的费用也基本花光了，上访的希
望又十分渺茫。无可奈何之下，她俩只好跟着截访人员回到了钟祥。

早在2004年11月，维权五状士上访、联合调查组进驻之际，友邦公司
的主要决策人就放风说：“职工们上访一次，新公司就损失一次，这
次五个人到北京上访，不仅查出偷税罚款60多万元，还花费十多万元
路费，看来只有解散了。”

所谓“花费十多万元的路费”，是指交通局派出王书记等截访人员的
开销费用：坐飞机、乘车、吃喝招待的开支。在北京上访村，很“成
功”地将杨良明等人拦截祝厮。

2005年3月，友邦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在会上，周志明反复强调解体
的必要性：上访人员给友邦公司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与损失，上访一
次，友邦公司损失一次，经过请示上级领导，现在召开股东大会，请
股东们表决，同意友邦公司解体的，在表格上签字。

27个股东都同意解体，都在表格上签字。友邦公司内部又一次成立
“资产清理小组”，对仅剩下的五个船队、两条驳船及船厂进行评
估，这次“评估”，在拍卖后卖掉了九个船队占60%以上资产的情况
下，仅五个船队、两条驳船及船厂，估算其价值700多万元。

一直以来，杨良明等职工都在阻止卖船分船，他们认为，如果船舶卖
掉了，分掉了，有关责任人的“罪证”也就毁掉了，他们的希望也就
破灭了。所以，他们奋勇抗争，阻止友邦公司的解体。

他们的诉求没能换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他们围堵市政府大门、楼梯
口、锤破了市长办公室的木门，得到了颜副市长的亲口许诺：“不卖
船”，但是，也没有能阻止友邦公司卖船行动。

友邦公司清算组清算的结果是：304拖轮及400×2＋400×1估算价150
万元；311拖轮及400×2＋400×1估算价135万元；323拖轮及300×4
估算价145万元；324及300×4估算价145万元；216拖轮及300×4估算
价145万元；两条驳船135万元，船厂60万元。共计915万元。

不容置疑，这次的估算是贴近市场行情的，事隔三载，2001年物价部
门的“评估”又有多大的差距呢？

2001年9月26日，钟祥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评估上述五个船队、两
只驳船及造船厂评估价为：“钟304”拖轮及三条驳船562,798元；
“钟311”拖轮及三条驳船562,008元；“钟323”拖轮及四条分节驳
回570,215元，“钟324”拖轮及四条驳船570,215元；“钟216”拖轮
及四条驳船631,685元；两条机驳评估价253,?60元，后来，友邦公司
又进行改造成机驳船，投入资金45万元，评估及改造小计70万元；造
船厂评估48万元。以上合计3,644,921元。三年时间，同样是原航运
公司的资产，仅五个船队就“增值”550多万元，其它还有九个船队
“增值”多少？卖了多少钱？现在还是个密团。对此，许多股东曾表
示过不满，他们认为，从2002年至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周志明卖了
九个船队，在卖九个船队期间，其处理过程都没有经过股东大会讨
论，处理的程序都不透明。并且，“处理”后资金去向“扑朔迷
离”。

友邦公司清算组清算的结果为：红利1比3.7倍。仅两年时间，友邦公
司的红利“增长率”为3.7倍。五个船队、两个机驳及造船厂按友邦
公司清算组清算的价格全部出售。

27个股东，周志明109万股，其他股东都是小股东，最高五万股，最
低一万股，每股一元，周志明分得“红利”4.033,000元人民币。大
股东分到了最大的果实。零资本的周志明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实现了
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成了百万富豪。

据经济专家估算，这些“红利”都是未税收入，偷税达50万元以上。

五个船队最后进行了瓜分：周志明留下两个船队，还有三个船队、两
艘机驳及造船厂被其他股东买去了。2005年5月，周志明又成立了阳
光航运公司，并且，不失时机地利用原“钟祥航运公司”这个无形资
产办理准运证。2005年10月，周志明又声称与上海一个股东联合建造
了汉江河道上最大的三艘船舶，每艘船舶达700吨以上，投资近400万
元。

至此，钟祥市航运公司从此消失掉了。

　　尊敬的胡主席、温总理：

　　我们湖北省钟祥市原航运公司（以下简称“钟航”）是一家将个
　　体船只入股组建的民营企业，最初是1956年组建的木帆船合作
　　社。我们老一代的船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朝黄土背朝天，
　　靠逆水拉纤、撑篙，顺水摇橹的原始劳动，积累了财富。一根柔
　　韧的纤绳，从祖父辈开始至70年代中叶，一直勒在钟祥市水上船
　　工们隆起的肩上。从70年代开始，我们靠省吃俭用节省的资金更
　　新改革船舶，到80年代初，钟航全部船舶机械化，我们钟航集水
　　上运输、造船、修船，较大规模的大公司，公司的实力和诚信享
　　誉汉江流域及长江流域数百个县、市。钟航的发展壮大，凝聚了
　　几代船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血和汗，在集体发展壮大的同时，我
　　们公司每年如数向国家、地方职能管理部门上缴税、费。80年代
　　后期以来，我们每年实现营业收入不到二千万元，上缴税、费就
　　达200多万元。

　　（插图：纤夫，20世纪的绝唱。再曲折的河道也被他们的纤绳拉
　　直了，再汹涌的波涛也不如船工的号子响亮，再陡峭的山崖也被
　　纤夫赤裸的脚板踏平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集体经济壮大了，但是，并没有给船民分
　　过红利，这些红利，就是后来发展壮大的航运公司。两千多船民
　　在企业破产前夕拿四、五百元的最低基本工资。有近半数的老船
　　工住在60年代修建的低矮平房里。

　　一切成功的改革都是強國富民的。不能以犧牲部分人的利益，讓
　　另外一部分人得利。

　　胡主席、温总理，一切成功的改革都是強國富民的。不能以犧牲
　　部分人的利益，讓另外一部分人得利。我们航运公司进行经济改
　　革是人心所向、民众拥护的工作。但是，我们这里的主管部门及
　　企业决策者把“股份制改革”演变成一场以内部法人为主体、以
　　企业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参与为手段，对我们几代人辛辛苦
　　苦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从而使“股份制改
　　造”变成了掌权人的“免费晚餐”。

　　21世纪伊始，新的决策者周志明不是想把企业搞活，把企业内部
　　管理水平提高，把职工积极性调动起来，而是大肆卖家当──仅
　　2000年10月至12月，就卖掉了船民们的13艘船舶，占船舶资产的
　　五分之一。将卖家当的钱财用于他们吃喝挥霍；在水运形势复苏
　　的情况下，不是抓住机遇，迎头赶上，而是寻求破产之路。

　　为了达到破产的目的，他们公开上骗国家，下骗职工。最初，他
　　们公开宣传对外真破、对内假破：“破产摆脱国家税收、银行贷
　　款的债务”，“我们多隐一点，瞒一点，把好处留给水上人
　　民。”“通过破产再生，使职工得到安置，退休工人老有所
　　养。”“实行股份制改革，壮大发展集体经济。”在未经职工代
　　表大会讨论通过之前，他们找上级领导拍板定调子，钟祥市吴副
　　市长，竟然在他们的报告上批示“同意破产”。他们拿着领导批
　　示的“尚方宝剑”，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哄骗职工代表签字“同意
　　破产”。

　　对于集体企业，《破产法》并没有规定能否破产。在破产过程
　　中，他们不顾二千多职工的强烈反对，先是在数子上做文章，制
　　造“资不抵债”的假象；在资产清理过程中，他们拒绝职工代表
　　参与清理；后来，他们不仅大量隐匿资产，而且将船舶的估算为
　　废铁的价格。当资产清理不彻底被我们揭露出来后，市政府成立
　　的“联合调查组”不是严肃地处理当事人，而是帮助开脱罪责，
　　谎称资产“被杂草遮祝厮”。企业破产后，他们成功地逃避了外
　　欠国家税收50多万元，外欠银行贷款及有关客户款项近千万元的
　　债务。

　　“资产拍卖”是主管部门领导和企业法人导演的“自卖自买”的
　　一出最精彩的节目，游弋于权力经济中的一些掌权者们，成功地
　　利用了这一次机会。一个被主管部门取缔了的“钟祥拍卖行（没
　　有被荆门市拍卖行授予独立拍卖资格）”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拍卖
　　会的主角，这个“拍卖行”主持了第一场没有竞买人的拍卖会，
　　第二场只有一个竞买人的拍卖会──竞买人为原企业的法人周志
　　明。而这个被取缔的“拍卖行”拍卖现场，就坐着法院、交通局
　　的官员们。就这样，2,100多万元的资产、年运输营业收入1,900
　　多万元、上缴税金及费用200多万元、800多个岗位的企业，响都
　　不响一声，一夜间就全没了。职工没有一分钱的补偿。

　　周志明把资产“竞买”到手后，并没有及时拿出竞买资金715万
　　元，而是采取“借鸡生蛋”的办法用船舶经营赚钱还债。在市交
　　通局的支持下，用船舶做抵押“欠缴”300多万元的劳动保险资
　　金，用欠发近200多万元职工工资做“股金”吸纳职工“入
　　股”。就这样，空手套白狼将整个企业资产化公为私。

　　“竞买”到手后，他们又在资产分配上做文章，一是不按规定给
　　800多在职职工买断工龄；二是未按规定补偿退休老职工医疗
　　费，用二千元打发了退休人员医疗费（第一次仅补偿医疗费一千
　　元），三是用四千元打发了两个无行为能力的严重残疾人，还有
　　近20个残疾职工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四是用六千元打发了32个无
　　退休金的老年职工。

　　他们“竞买”到手后，把好处留给自己，把负担和包袱推给社
　　会，失业人员的负担全由国家买单。2002年由地方财政拿出270
　　多万元，发给职工失业保险；2004年以来，由国家拿出数百万元
　　发给职工最低生产保障。

　　他们“竞买”到手后，在经营过程中做假帐，进一步损害国家、
　　职工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不按国家政策上缴税金，我们职工
　　代表将问题反映上去后，2004年底，税收部门依照我们提供的资
　　料，查处友邦航务公司偷税45万多元、罚款20多万元。

　　他们“竞买”到手后，不是发展壮大航运公司，而是在获得利益
　　后肢解、瓜分了我们的公司。从2001年到2004年的四年时间里，
　　他们用我们的船舶等运输工具第二次完成了“原始积累”，不顾
　　两千多职工的极力反对，先是卖掉了14个船队中的九个船队，又
　　在2005年4月份把剩下的五个船队全部卖掉了，白手起家的原企
　　业法人周志明先期经营获利及卖船舶的好处费不算数，仅五个船
　　队“分得”红利400多万元。

　　尊敬的胡主席、温总理。出身克格勃、火遍俄罗斯的普京总统要
　　整顿经济秩序，只敢整企业老总，查处他们的资产来源，不会轻
　　易去损害企业职工利益。但是在我们这里，权贵相结合的利益团
　　体不管什么程序不程序，不管损失有多大，不管欠债没欠债，不
　　管职工是否会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管我们明天饿不饿肚
　　子，不管数百人抗议不抗议，用他们的方法与主张非法侵害我们
　　的利益。

　　周志明等人的骗术并不高明，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都是漏洞
　　百出，为什么能够连连得逞呢？为什么没有一个执法部门和地方
　　领导人依法纠正呢？这一切的一切，就发生在您们的治下。我们
　　职工为了保护我们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四、五年来数百次上访地
　　方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上访过主管钟祥市的荆门市，上访过湖
　　北省信访办及有关部门。我们的上访材料可以装几麻袋，都没有
　　得到地方职能部门及政府真正解决问题；我们数十次采取非暴力
　　行动──围堵钟祥市交通局、钟祥市市政府，围堵市委办公楼
　　梯、拆卸船舶开航设施，也没有唤起官员们的冷漠与麻木，也没
　　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清官；更主要的是，我们告状上访到哪一级领
　　导面前，当事人就用金钱铺路把漏洞堵到哪里；我们找过多家新
　　闻媒体，请求帮助呼吁，当他们得知我们是维权行动后，都声言
　　他们的苦衷，不敢在媒体上曝光，并且，有一个国家级媒体的记
　　者反问我们：“你们有钱吗？你们没有钱！而他们有钱。”

　　2004年9月，我们寄希望于北京，五个人前往北京上访，找了国
　　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交通部等最高权力
　　机构的信访办。他们口头上答应解决，最后都在一级一级地批示
　　当中不了了之。我们两次上访北京，都被当地交通局赶到北京拦
　　截回来。地方职能部门既没有用法制说服我们，更没有用文明说
　　服我们，而是惯用种种欺骗手段，一次又一次将我们愚弄。

　　胡主席、温总理，您们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深入人心。但
　　是，在我们这里，五年来，由于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一些只会
　　驾船的中年职工走上了流浪的生活，少数人靠偷鸡摸狗混日子。
　　我们所在的钟祥市，是一个布满现代化设施的县城，而我们近十
　　个地方的船民居住区，占半数类似一个个“台湾岛”，大多数居
　　民区水不通、下水道不通、房舍又破又烂。我们大数老职工因为
　　无钱看病都在家里病逝，更为严重的是，俐河口船民们居住区，
　　有三个老职工因为无钱治病上吊自杀而死。正象网上流传的：
　　“改！改！改得贪污橫行，改得繁荣娼盛，改得老百姓叫苦连
　　天。”

　　尊敬的胡主席、温总理，我们创造了财富，但是，这些财富被您
　　们治下的官吏给吞噬了；我们创造了文明，这些文明被您们体制
　　内的权贵给毁坏了。五年来，我们上访吃尽千般苦，维权踏遍万
　　重山，我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我们怎么办？我们向谁
　　控诉？

　　上拆人：

　　　　────────────────────────
　　　　姓　名　居住地　　　　　　　　　　电话号码
　　　　────────────────────────
　　　　杨良明　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　　　　135-9791-7133
　　　　王新元　现居住湖北省钟祥市磷矿镇　135-9378-7184
　　　　陈华忠　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　　　　132-3727-8563
　　　　徐定香　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　　　　135-8134-7139
　　　　仝照萍　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　　　　072-4428-3898
　　　　────────────────────────

（2006-05-19第一稿；2006-12-28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