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致词时提出一个号召：“共
同建设一个‘讲理’的世界”。他说，“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文化
的宗旨说到底就是‘讲理’两个字；我们希望，我们身处的这个世
界，能成为这样一个讲理的世界。”〔１〕是的，康德200多年前就
曾提出过，任何事情上都是可以讲理的，讲理──提出不同的见解是
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不只是纯学术问题上应当讲理，而且
依照康德的意思，一切问题都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讲理。笔者一时找不
到梁潄溟先生此议的出处。但是想必强调“讲理”，与强调“讲利”
或“讲力”都是不同的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参与“共同建设一
个‘讲理’的世界”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共同建设一个‘讲理’的中
国”。因为现在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可以充分“讲理”的地方。

2006年，中国至少有十多位律师为了维护普通人民的权利“讲理”而
受到法律制裁〔２〕。众所周知，律师职业就是替人讲理的，上个世
纪70年代末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法庭还征询过他们要不要聘请
律师辩护。为什么到了2006年，还有这么多的律师因为维护老百姓的
合法权利“讲理”而被法律制裁呢？原来呀，我们现行《宪法》已经
为这种不准讲理预留了下空间。根据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5条的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
不受法律追究。”这意味着由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只是全国人
大代表才有的特权，因此同部《宪法》第35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的“言论
自由”只是一个虚设。也就是说，假如被法办的维权律师同时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假设他们的维权“讲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发表出来的，那么他们可以不受法律追究。但是，不幸的是他们
不是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没有可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因此，他
们的“讲理”就不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在中国要“讲理”是有条
件，有限定的。有些人──如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允许讲
理，有些人──甚至律师──则不允许讲理；有些理允许讲，有些理
不允许讲；有些理讲了不算犯法，有些理讲了就是犯法。谁是决定可
讲之理与不可讲之理的权威呢？显然是执政者。执政者认定你讲的理
是有害的，就可以给你戴上一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你投进大
牢。这种情况势必使一些“理”没有办法讲出来，势必使我们无端地
丧失一些有助于我们民族进步的可贵思想资源。

“讲理”的中国何处寻呢？能够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的
条件，就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真正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中国宪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上一篇涉及的材料可
以证明，毛泽东当年主张联合政府，是向宪政制度的过渡。他明确地
说过“联合政府是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唯一希望”。〔３〕毛泽东
也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专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当中。有学者提出
中国共产党曾主张宪政民主制度是策略还是诚心？为什么最后搞成了
一党专制？为了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打了那么多的仗，流了那么多的
血，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转了一圈仍旧转回去了？笔者认为，对此
可以善解，即中国共产党当时推动国家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发展是真诚
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地想跟美国建立更为巩固
的关系，如果历史条件具备，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
期内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中，宪政民主制度或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只是比中国当时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制度进步的东西，却远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
主义者的理想社会目标。一旦有条件，他们必定会把社会制度推向计
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替代资产阶级的
宪政制度的。不吃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来吃过无数的苦头，不栽一
个个愚蠢的自残的跟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条道儿走到黑，
走进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之中，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摘下
马克思主义这曾经有用的符咒的。而今，我们在历经许多历史曲折之
后，终于到了再不接受民主宪政已经无路可走的端口了。

为了论证宪政民主制度对我们的至关重要，下面笔者对郭罗基的两篇
文章：《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和《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作
摘要并重新编辑成一篇《宪政──中国必须迈上的台阶》。

　　“宪政──中国必须迈上的历史台阶”

　　宪政民主是在反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中产生的新型的民主政治。
　　经历了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至21世纪初的发展，根据2002年7月2
　　4日联合国开发署发布的《2002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全世界将
　　近200个国家中，140个国家实行多党选举制度，而在保障人权、
　　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方面具备较为健全的民主的国家是82个。从
　　18世纪的两、三个国家到20世纪的一系列国家，民主化的趋势已
　　成世界潮流。

　　宪政是以宪法和法律维护的民主，表现在三个层次：提出原则、
　　建立制度、形成程序。直接民主与宪政民主的原则相同，但缺乏
　　制度和程序。没有规则的民主会走向反面，成为不民主。宪政民
　　主是有规则的民主。

　　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决定的原则，既不同于少数决定也不同于一
　　致决定。它可以防止少数代替全体作决定，也可以防止少数阻碍
　　全体作决定。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高自联”经长时间的讨
　　论，作了撤出广场的决定，只因为有一个广场的“副总指挥”不
　　同意，决定立即作废。这说明当时的学生领袖并不理解多数决定
　　这一简单明了的民主原则。

　　民主的原则在政治上的运用，就是多数人统治国家。可是实际上
　　组成政府的总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但少数
　　人组成的政府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当多数人不满意委
　　托时，又可以有办法收回权力。为此目的，就要建立一系列的制
　　度，如：选举制度（多数人选出少数人掌权）、代议制度（少数
　　人代表多数人议政）、政府制度（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用权）、监
　　督制度（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用权）、弹劾制度、立法制度、司法
　　制度、政党制度，等等。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人民制约政府。

　　宪政民主不是直接民主，其一系列制度都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的结合。如果只有间接民主，甚至间接而又间接的民主，等于没
　　有民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的；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县、市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的，而县级以上的所谓“人民代表”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人民的代表，而是代表的代表。

　　为了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转，还要形成适当的程序。例如立法制
　　度、司法制度，如果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制度就会落空。由于
　　民主的原则体现在制度和程序之中，宪政民主的操作就主要是遵
　　守制度、执行程序，不再以简单的多数决定安排一切。

　　宪政民主的原则、制度、程序之间的关系，好有一比：原则是灵
　　魂，制度是骨骼，程序是血肉，这三者的结合，才是一个生动的
　　有机体。

　　在中国，原则、制度、程序互相脱节。中国之所以有宪法而没有
　　宪政，首先在于政治是无程序操作。常规办事靠批条子、打招
　　呼、走后门、拉关系；问题积累多了搞运动，“炮打司令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若有程序，又与制度脱节。中国的政治
　　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行使权力的程序、国家决策的程
　　序、领导人更迭的程序等，与这一制度无关，而是幕后操作，前
　　台亮相。人民代表大会还没开，下一届国家领导人已经确定了。
　　制度又和原则脱节。事实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自主，谈何
　　民主？

　　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区别何在？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政府权力
　　不可制约，人民权利没有保障。民主制度的特征是：人民权利有
　　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专制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
　　为政府权力不可制约，所以人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多少有一点
　　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力决定权
　　利。民主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人民权利有了保
　　障，所以政府权力才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
　　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利决定权力。用什么来保障人民权利？
　　用什么来制约政府权力？宪法，唯有宪法！以宪法为保证的民主
　　政治就是宪政。宪法的权威在于：以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
　　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存在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宪
　　法与宪政精神不相符；其次，中国的现实又与宪法不相符。宪法
　　上规定了诸多的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享受不到。现在中国的政治
　　改革只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实行民主宪政所要求的政治
　　改革是变革权力结构。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共产党集权制。一
　　切公共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
　　集中于作为“伟大领袖”、“核心人物”的个人。政府的权力是
　　不可制约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转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
　　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就是共产党集权制的特征。绝对的权力必
　　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绝对的定律。具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果然腐败了，它所领导的政府也腐败了。为
　　什么会腐败越抓越多？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对权力的有效约束
　　只有一种，那就是以较大的权力来约束较小的权力，以高层的权
　　力来约束低层的权力。这样的体制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上
　　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的腐败谁来抓？集权
　　体制有一个假定：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不会腐败
　　的。事实正好相反，即使本来很正确的人，一旦成为不可制约的
　　绝对权力的体现者，就变得不正确了。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时
　　候，用什么办法来扶正？毫无办法！

　　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
　　力。”存在绝对权力的地方就不会有宪法的权威。权力机构实行
　　分权，互相制衡；上有宪法权威，下有人民监督，才能建立民主
　　制度。在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权利制约权
　　力。

郭罗基的上述论证，不但说明了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是当今人类政治文
明的主流，是人类可以共享的积极经验，而且指出了中国现行政治制
度落后的问题所在。中国要从上一章我们讨论的那些深刻危机中实际
地走出，除了宪政之路别无他途。没有宪政民主制度，执政党的腐败
就无法治理。执政党的腐败不能制止，从司法公安到学术教育浸透我
们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就无法控制。在短时期内，我们的经济仍会发
展，但是，经济再发展，生活再舒适，我们都会是一个在腐烂着的民
族。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
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
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的中文稿在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找
到。在演讲中他谈到美国为什么坚持民主却不排斥与中国长期合作。
因为他“看见亚洲人民也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也建立了更多的民主
政体。胡主席和温总理的确也谈到中国加强法治和发展民主机制的重
要性。”他说，

　　“自由是美国的核心观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坚持布什总统
　　所说的人类尊严不可剥夺的需要。”“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
　　民主相抵触──不妨看看活跃的台湾政坛。日本和韩国已成功地
　　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原则融为一体。”

　　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一
　　成不变──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希望对自
　　己的未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

　　◆中国有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出现一波波工潮。
　　◆─昔日通过农民运动掌握政权的政党如今面临着来自农村的激
　　　烈抗争，反腐败的要求尤其强烈。
　　◆政府拥有大规模警察力量，但无法控制犯罪的蔓延。

　　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
　　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
　　责。村级和基层选举是一个开端。这些选举还可能扩大，下一步
　　或许可扩大到县和省一级。中国需要改革司法体系。中国应该公
　　开政务，促使公民社会参与，不再骚扰针砭时弊的新闻记者。中
　　国还应该扩大宗教自由，使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成为现实。

　　……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
　　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
　　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
　　国际体系。

　　作为参与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我们必须处理存在的
　　分歧。然而，处理分歧可在更大的框架下完成，即各方都承认，
　　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可使各方共同受益，维护这个体系
　　符合各方的利益。

　　……

　　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
　　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
　　茂，常青不衰。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
　　我们也能与今日崛起的中国合作。

佐立克所看到的中国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能看到。那是我
们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佐立克对中、美之间“建立在共同利益
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的期待，实际上代表的是所有实行了宪政民
主制度的国家，或者说真诚地认同了人类普遍价值的国家的共同期
待。我们应当意识到，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对
于世界都是好事，这是一件双蠃的事。如果我们把佐立克的这一期待
看作是对我们公然进行“和平演变”，看作帝国主义的挑衅，仍抱着
毛泽东时代的态度，“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无异于自
绝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逆历史潮流而行，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把
自己孤立起来。而要顺时代潮流前进，那就要坦白承认，中国，确实
象佐立克说的，“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
民的问责。”即中国需要迈上宪政的台阶。

宪政并不能带来一切，但是没有宪政我们就地没有一切或将丧失一
切。世界上实行宪政的国家，当然也有它们的问题。但是它们不存在
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下由专制主义带来的问题。它们可能会有贪官，
但绝不会十官九贪；它们可能会有冤案，但是不会有仅仅因为“讲
理”就被法办这样的冤案；它们也有性乱、也有艾滋病，但是不会有
成为普遍现象的公款嫖娼，不会有因穷卖血而染上艾滋病。更不会有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说的这样的“新闻出版自由”：

　　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导禁区是为了
　　“国家安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做党的驯服工
　　具”，是新闻界的指导思想。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
　　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
　　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因而，长期以来，不只是新
　　闻媒介，就是有关的党政部门，都形成一种“党性原则”。只要
　　中央宣传部一个什么审读会、吹风会、通气会，或者宣传部办公
　　室的一个什么人的电话通知，说某件事不能报导，某些人、某些
　　事不能宣传，上上下下就只能规规矩矩地照办，“听党的话”、
　　“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最高准则。〔４〕

实行了宪政的国家，绝不会有1989年“6．4”那样的在和平的年代政
府动用机枪坦克去镇压自己的平民的惨剧，不会有1999年后以以专政
的手段去取缔一个群众性的带有信仰色彩的气功团体，不会有宪法保
护不了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生命安全的荒谬，不会有一个曾任执政
党总书记的人毫无法律根据却被软禁15年至死，不会有优秀共产党员
张志新被执政死刑前还要被割断喉管，不会有顾准癌症晚期生命垂危
之际由于子女恐惧而见不到子女。……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有一篇专为她的大陆同胞而作的《幸福就是
……》，她写的“幸福”实际上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日子，却衬托出中
国大陆人民的种种精神的压力：

　　幸福就是，……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
　　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
　　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

　　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
　　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
　　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
　　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
　　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
　　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
　　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
　　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
　　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
　　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
　　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
　　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
　　有战争。

总之一句话，没有宪政民主制度，我们的最基本的人权就没有保障。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即使在最黑暗，最腐败的时
代，它也仍然有仁人义士挺身而出，与专制的制度作拼死的抗争，更
显出他们心灵自由之花的顽强生命力。然而就对民族整体来说，专制
制度是使人萎缩、沦为动物性存在的罪魁祸首。思想的专制造成的是
整个民族普遍的虚伪圆滑、犬儒主义、玩世不恭，因为这是他们保证
自己政治安全的不得不采取的态度；政治的专制则更是造成整个民族
普遍的人性扭曲、残忍冷酷、良知泯灭，因为这是他们在专制主义社
会环境中不得不服用的精神麻醉剂。对于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来
说，最重要的动力是她的思想创造力，思想的创造力的前提是心灵的
自由，而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心灵自由的前提是由法律保护的那些外
在的自由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工作和学习的自由，等等，
──能得以实现。没有宪政民主制度，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无法保
证，心灵自由就无法培植，中华民族精神就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
态。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中华民族在人类全球化时代向世界贡献自
己的文化珍宝，进而为形成一种人类和谐的文化作出贡献，就都化为
泡影！

现在，我们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世人面前最突出的标识是
什么？是一种无形而实在的耻辱印记。我们走到世界各地，只要对我
们国家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透过我们的国籍读出我们的丑陋：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在一种思想一统的专制主义制度下苟活
的人”。只要我们不前进到宪政民主制度，我们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公民就都不得不背负着“苟且于专制主义制度下生活”这样一口大
黑锅。这口黑锅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脸上无光。

【注】

１、童世骏：《共同建设一个“讲理”的世界──第二届世界中国学
　　论坛闭幕词（摘要）》，2006-09-28《社会科学报》，改版第
　　236期，第一版。
２、2006年受到传讯、拘禁、软禁、监视居住、限制行动自由，直到
　　判刑等不同程度法律制裁的律师有：高智晟、郑恩宠、李柏光、
　　朱久虎、周立太、莫少平、浦志强、腾彪、许志永、张立辉、李
　　方平、张星水等。见《维权网》（http://crd-net.org/）：
　　《中国政府06年落实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民间报告》
　　（2007-02-16）。
３、《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
　　告》，《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合刊。
４、胡绩伟：《我亲历的“新闻出版自由”》（2003-07-29于北戴
　　河）。

由执政者提出的社会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在上一篇，
我们已经讨论过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表述
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是
指“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应当说，这
种“科学发展观”相对于只讲ＧＤＰ指数的发展观来讲是更全面了。
但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的疤痕，所以作为指导
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它是不能胜任的。

在目前的中国，一种全面的社会发展观或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首先
必须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内容，必须理顺三方
面建设的关系，使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物质文明提供发展的基
础，政治文明提供发展的社会制度的保证，精神文明提供发展的意义
指向。三者之间要贯通起来并达成有机的统一。其次，在精神文明的
发展方面，执政者要做的是，在确立社会发展的正确的价值方向──
上一节我们已经论述了这种价值原则是人类普遍价值与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的统一──的同时，正确地处理和理顺宗教、哲学及人文学
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者的关系。宗教、哲学、科学三者关
系，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一个与社会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纯学术的抽
象理论问题。实际上，这层关系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理顺，是公民
个人获得精神健全发展的重要条件。最后，执政者要在所提供的社会
全面发展战略中，明确自己的恰当位置：它是国家现阶段的管理者，
是经理，而不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是中华民族文明号这条巨轮
现时的舵手，因而必须对中华民族负责，而不能只对一个权力者阶层
负责。下面我们依次来讨论涉及全面发展观的这三个问题。

在物质文明发展方面，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
府工作报告》叙述甚详，涉及了中国2006年发展的总结和2007年发展
的整体规划。这个报告既总结了成绩，又指出了问题，还都给出了具
体数据（下面的摘要略去）的支持，给人以实在可靠的感觉。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稳步提高，改革开放进
　　一步深化，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在七个方
　　面的工作卓有成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大“三农”工作力
　　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
　　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努力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民
　　主法制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
　　构矛盾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服
　　务、教育收费、收入分配、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涉及群众利益
　　的突出问题解决得不够好、政府自身建设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滞
　　后，政企不分依然存在，有些部门职责不清，办事效率低；公务
　　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一些地方、部门和少数工
　　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失职渎职，甚至滥用
　　权力，贪污腐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坚持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
　　建设国债规模，优化政府预算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合理安排中
　　央财政超收收入。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投资与消费的
　　关系。保持固定资产投资适度增长，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
　　资效益。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一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二是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
　　入。五是着力推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
　　益和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不低于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
　　以内；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在3%以
　　内；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得到改善。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
　　标和任务，必须把握好五个政策原则。一是稳定、完善和落实政
　　策。二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三是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四是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五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推进各项工作。在全国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加快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建设
　　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和整顿规
　　范市场秩序、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就业和社会保
　　障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维护
　　社会安定和谐、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行为规范、
　　公正透明、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政府，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
　　的政府。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维护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反对“台独”的分裂活动。推动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7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以来各项方针政策，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
　　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摘自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上述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计划要做的事情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文明方面
的建设都是非常积极必要的，给人以鼓舞和信心。它们也涉及了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它没有涉及或有意回
避了政治权力结构如何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适合物质文明的发
展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这一对于克服中国社会危机最重要的问题。
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则所提出的几乎都是硬件建设的计划，而在其
发展的意义方向上是不明确的或缺失的。而它所体现出来的执政党关
于中国社发展的全面战略构想，却十分不足。按其发展，由于政治制
度的滞后，中国未来就会象是一个跛脚的鸭子，一腿长一腿短，而且
物质文明的腿还在加高，而政治文明的腿却完全不长，即使它走的是
平坦大道，也很难正常前进。更由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再加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方向的指
导，是误导的或至少是不明的或缺失的，按照其发展下去，即使不会
背道而驰，也会象是盲人夜路，由于自己失明而困难重重。

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在目前的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实现真正的
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要提上议程。没有一部真正体现宪政民主精神的
宪法，没有由这样的宪法保障的全体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没有真正
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人民的精神创造能力就都被限定
在执政党，甚至执政党最高领袖一个人的限度内，这个领袖个人能容
纳的限度就是整个民族所容许表现出来的高度。显而易见，一个领袖
的能力再强，水平再高，他毕竟是人，会有人的各种限制。中华人民
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邓小平不能不说是伟人，但是，由于制度提
供的方便，使毛泽东导演的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设计、
1989年最终由邓小平拍板决策的“6．4”事件的流血式解决、1999年
由江泽民的主观意志促成的对法伦功的镇压能演变成整个民族的灾
难。笔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已经发生了的历史灾难性的社会事
件，都不主张从认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故意“搞坏”去理解。而认为从
实然的角度看，它们都是众多社会条件的综合结果，是中国的历史、
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条件，使这些灾难的发生具有了历史
必然性。不仅如此，笔者还更进一步，对于主要的肇事主体──中国
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作同情的理解，即认为包括江泽民极其荒谬的对法
伦功这样一个信仰性质的问题，以专政的手段给以解决，包括眼下胡
锦涛对思想、言论、出版的严密控制，对维权人士的无理打压，笔者
都假定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给他找出依
据，算他是出于“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考虑，把他
的账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致命误区上，而不把账记在他个人和以他
为核心的那届中国共产党中央身上。但是，中华民族吃过一个又一个
这样的自相残杀的苦头，跌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伤筋动骨的大跟头之
后，应当明白了，不改变一党专制的制度，不确立宪政民主制度，中
华民族永远走不出这种自相残杀的可怕惨境。与之相应，不确立宪政
民主制度，就不可能在制度上断掉腐败之根，伤及中华民族精神命脉
的由权力者阶层为表率的全社会愈演愈烈的腐败会使我们中华民族不
但把握不住千载难逢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而且会在腐败不断升温
的大锅中不知不觉地被彻底煮烂而完蛋。

精神文明的建设可以区分为软件与硬件两个层次。硬件的建设是可以
量化统计，可以通过资金注入完成的那些工作。而软件的建设则是仅
靠资金注入不能解决，必须由一套完整而健康的理念体系提供理论支
持才能进行的。上文所论述的和谐哲学的铁三角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
套理念体系。这套理念体系提供了中国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哲学基础，特别是提供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方
向或价值方向，即在认同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础上，主动把中国建设成
一个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并重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现在特别需要明确的是宗教、哲学、科学三者
的恰当关系。哲学──这里指具有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内容的
“铁三角”结构的哲学──与宗教都是人意识到自己的终极有限性而
在精神上超越这样的有限性的途径，都有一种代表无限的终极实在的
设定，因而能给人的生活提供一种终极的意义参照，即提供给人一种
信仰的对象和目标。从西方的情况看，这种人类自我超越的哲学之路
在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典型表现，其哲学中的“至善”
同时就是至高神。哲学在精神上超越人的有限性的途径是通过不断地
怀疑和突破已经获得的哲学认识，不断地提高理性的自觉程度和拓展
理性的深度广度来实现。而宗教之路的典型是希伯来宗教，特别是具
有古老历史传统的犹太教，其对人的有限性的精神超越途径是通过不
断地内省和修炼，在生活中不断地提升自己信仰的纯度或虔诚度的同
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伦理境界来达成。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前者走
的是自明而诚之路，后者走的是自诚而明之路。“自诚明，谓之性；
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５〕殊途可以同归，而
宗教和哲学的地位就它们都提供了信仰维度和人生意义指向而言是平
起平坐的。西方宗教和哲学的发展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合流，哲学
被用来论证信仰对象──上帝的理性可靠性和至高性，哲学以神学的
形式存在，神学由哲学获得了学理上的合法性。对上帝本体的认识论
论证使对上帝的信仰本身也具有了理性的特点，并且通过哲学本体论
和认识论论证在达到证明上帝是世界存在的第一因也是至善因的同
时，也给人规定了生活所追求的终极意义目标。

与西方不同，中国雅文化层从来没有走入一种自愿置于制度性宗教之
中的状态。中国人的信仰维度是由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和将其发扬光
大同时也作了不当发挥的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中对天道与人道的推崇
支撑的。西方人的上帝和中国人的道，都有提供一种存在的终极意义
因此给具体的人类个体提供价值或意义指导的作用。然而宗教与哲学
通向信仰的途径则不同，宗教是感情投注式，哲学是理性选择式。

科学在研究方法上与哲学有同一性，也是理性的方法，它发展有两个
途径：一是通过在新发现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质疑原有结论和范式而
实现自我突破和进步，二是为了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出
的新的需要而被推进。但是它在精神生活中处于低于宗教和哲学的层
面。它以客观的世界为对象，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为原则，以如实地
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为依皈。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
学，其方法和结论以及评判的标准都是祛价值的，不涉善恶的，不能
带立场偏向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才是科学。科学精神实质上就
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除了反映客观的真理外它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
相对于迷信盲从来说，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价值标准。在盲
从与实事求是之间，科学精神肯定盲从是错误的，而尊重事实是正确
的，在想象与经验事实之间，科学精神认为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根据，
而不能以想象为根据。还有，科学的发展也不能以多数同意的民主原
则为决定取舍的标准，科学不科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与客观规
律、客观事实和科学实践结果相符合。但是科学没有能力提供给人及
人类社会发展以宏观价值方向。它的功能是工具性、方法性的。当它
被善用时，它的功用是提高人类物质生活的质量和效率，当它被恶用
时，它就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可怕武器。正如威尔??杜兰特说过的，
“科学告诉我们如何治疗、如何杀戮；它精打细算地减低死亡率，却
又在战争中大规模地杀死我们；唯独智慧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
救，什么时候要杀。观察事物运动过程并构想出解决手段来的是科
学；评议并协调目的的是哲学，……没有哲学的科学，没有前景、没
有价值的事实不能使我们免于劫难和绝望。科学赋予我们知识，只有
哲学才能赋予我们智慧。”〔６〕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居于民族文化内核层的道的包容
性，中国人对于不同的宗教信仰都有能力和胸怀包容，而且道的包容
性还体现为能容纳哲学不同流派对于世界存在的多种解释模式──如
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学说、气论、理论、心论，能容纳各
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应用：中国的天文学、水利学、建筑学、医
学、养生学、农学、纺织学中因此而能有许多发明，而且是生态性技
术发明。所以在中国，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信仰、理性和科学
技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融洽的。而在相当长的西方历史时期中，对于
哲学、宗教和科学各自范围和功用的定位一直是不恰当的。西方哲学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做了基督教神学的婢女，这当然也是由于古希腊哲
学过于强调爱智而不能提供给普通人民信仰的维度导致的一种必然，
然而哲学由此长期被置于宗教之中和宗教之下。与此同时，基督教的
教会则错误地把科学当成了与宗教信仰平起平坐的敌人。罗马天主教
庭由于心胸狭窄，曾严厉地迫害那些对世界起源、宇宙结构和世界发
展有不同于其教义法定解释的科学家、哲学家、甚至于神学家。基督
教哲学和基督教近代以来的式微，并不在于其信仰上帝，上帝不能以
科学证明。其衰落的真正原因，表面上是教会的腐败，深层的原因是
其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以及它与政治结合而充当国教的过程中，这
种绝对主义成了政治专制主义的思想支持，而政治专制主义则成了它
的绝对主义权威得以维护的社会条件。教会腐败是绝对的专政权力的
结果。

而在曾经是或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则一直存在着不承
认宗教信仰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精神需要的问题。这些国家要求人民
承认或默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信仰对象。因为马克
思主义被认为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主
义，因此，在这些国家，你也可以笼统地说自己信仰科学而不被认为
大逆不道。马克思主义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信仰的对象，一方面曾
经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注入过强大的精神力量，然而也在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群众运动中助长了中国人人性的扭曲。当物极必反，马克思
主义作为信仰在中国被实际地边缘化之后，不少青少年认为他们信仰
科学或唯物主义。他们这种信仰所能给予他们的积极的精神支持，是
相信经验、不盲从，不迷信，但是，他们在这种信仰中却根本不能获
得人生意义的指导。他们所持的科学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他们人生选择
中的危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如果在人生意义的
选择上发生了错误，做起坏事来，他们会没有任何心理和精神的约束
而无所顾忌。即使能不做坏事，谨慎守法，他们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
时，经验本身也根本不能提供给他们战胜人生逆境的精神力量。近些
年来，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自杀者屡见不鲜，没有信仰的支
持不能不说是一重要精神因素。

实际上哲学、宗教和科学都是因为人的存在需要而存在的。它们一旦
在人类历史中形成，就会相伴着人类走到尽头。人类不能没有科学，
因为人类必须与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存在，因此人类一定
会探讨自然规律。人类又绝对不会满足于肉体的物质的满足，他一定
要寻求生活的意义，他一定会寻找某种途径来满足自己在精神上超越
终极有限性的心灵需求。对于少数有哲学素养的人，他们可能通过哲
学的途径实现这种超越，但是对于大多数无缘入哲学之门的人们，或
对大多数只能进入哲学大厦的某一局部领域而在那里皓首穷经的哲学
家们来说，他们一定需要宗教信仰的途径来实现这种超越。因此无论
什么人有宗教信仰都是极其正常的，而且如果他把信仰作为超越他自
身有限性的途径，而不是当作一种功利手段，他的信仰就会帮助他不
断地在人品境界方面得以提升。而没有信仰则是极不正常的。没有信
仰就意味着，人在精神上满足于有限的经验范围，满足于平面生活的
良莠同存的多样性，而不追求只有人才会有，并且凡是人就应当有的
伦理境界高度。在这种状态下，人会活得非常萎缩，因为他的精神世
界没有高度，他的存在与动物更为接近。他会很容易被非理性的欲望
诱导，在相应的社会条件下发生人格的堕落，做出能使欲望得到满
足，神经得到刺激的各种伤天害理的事，甚至犯罪。虽然笔者没有作
过调查，但是敢断定，中国的贪官污吏中，没有一个是有虔诚的宗教
信仰的。

信仰与科学并不矛盾。2002年第4期《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的
《科学文化》专栏中，以《科学与宗教：冲突还是和解》为题刊发了
四篇文章，作者不但有宗教学研究者，而且有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７〕。笔者对这四篇文章的观点作提炼和综合，从中得出由两个角
度对信仰与科学的统一性的论证。第一，科学研究的是形下的（物质
的）无限世界，在探索宇宙的统一规律时，完全可以有一个至高无上
的神（无限）作为这样的人在经验世界可以把握的规律背后或形上的
存在。科学家研究出来的规律越是和谐完满越可以证明这个至高无上
的神的高明、智慧与慈爱。就象是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之
外还有着无限存在，并不影响我们每天的物质生活一样，科学家有对
最高神的信仰并不影响他研究他的科学问题，因为科学虽然不断地把
认识推向更深更广，但它毕竟研究的是有形的物质的世界，而不上无
限无形的精神世界和形上世界。它在发展进步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把
原属于无限的自然世界的存在变成有限的人为世界中的存在，但是，
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穷尽无限世界的程度。当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当成是
对上帝创世说的挑战而引起一些基督教教徒的焦虑时，换个角度考虑
就完全可以成为对上帝更坚定信仰的理由：上帝当然可以创造出一个
现成的世界，但却采取了更为聪明的做法：即创造出可以“自我创
造”的被造物。第二，理性奠基于信仰，信仰给人以信心和坚持的勇
气及探索的毅力。如果是一个笃信上帝的科学家，如果他把揭示他的
科研领域的规律视为上帝交给他的论证上帝的仁慈与智慧的使命，那
么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他都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他的科学研
究工作。而且科学的运作本身也依据这样的信仰，即人类的逻辑最终
可以理解自然法则，且这些法则是可靠的。认为世界有道可循或有科
学规律可循，相信道或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这是科学存在的前
提。而这样一种作为前提的信念本身是经验不能证明的。

联合国1948年《普遍人权宣言》规定信仰自由的权利，对于人类进步
的意义非常重大。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可以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成
功的管理经验，也可以向中国台湾学习管理经验。政府对于宗教活动
的规范，实际上要掌握最重要原则只有一条，即任何宗教及其相关教
义、教规、仪式、活动，都一定要与人类普遍价值相一致，都有助于
人类普遍价值的实现而不能违背和破坏人类普遍价值。宗教活动因此
不能侵犯人权，不能蔑视人类普遍的伦理。一种宗教，如果公然教导
教徒自己或协助他人从事杀人、自杀、抢劫、诈骗、盗窃、淫乱等反
人道反人性活动，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命、财产，社会安全造成危
害的，一定要依法取缔、制裁。政府和国家法律对宗教的管理只能限
定在消极地防范它越出人类普遍价值底线的范围，只要其活动不越出
这个底线，即其不违法，政府就无权干涉。以唯物主义为标准却衡量
宗教信仰，要求人民只能信仰唯物主义，这不但是一种思想专制，而
且是一种极其愚昧的思想专制，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贻害无穷。

本节要讨论的全面发展观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执政者在中华民族社会
发展战略中的自我定位问题。为什么这能成为全面发展观的一个问题
呢？用何频的话说就是：“中国现存的问题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是
‘问题’，对共产党执政来说，则不一定是‘问题’”〔８〕执政党
制定的涉及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观，一定会受到它对自己定位的影
响。所以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也就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
观。

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党对自己的定位是：“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写法表现出中
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一点若水之德，而且还非常缺乏自知之明。如果笔
者替它起草这段话，会把要表达的意思写成：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20世纪历史发展过程中，适应时代要求产生
　　的以充当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为努力目标
　　的政党，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实施领
　　导的原则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三个代表”的“问题”与历史积极意义，在本书上一篇已经有过论
述。笔者起草的这段话，虽然对原文本改动不大，但却谦逊、自信、
实事求是，没有了原文本的骄狂、强加于人的味道。但是，这种出于
“我是皇上，我说我是好皇上，我就是好皇上”心态的自我定位，还
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的主要问题所在。

涉及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要解决的更为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它对自
己性质的含糊不清需要搞清爽、理明白，二是它嘴上纸上对自己的定
位要与它心里和实际上对自己的定位统一起来。

由上面引自《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的那段“太上皇”口吻的自我定义
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认定自己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这已经表现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即全民
党的倾向。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可喜表现。但是，它的进
步带有理论的盲目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
民族的先锋队如果能统一在一个政党身上，只有这个政党自觉地接受
了人类普遍价值高于劳动阶级的阶级价值才有可能。达到这种自觉必
须以反思并走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误区为前提。更进一
步要明确的就是，执政党要考虑并确定自己是否应当坦然地接受社会
民主主义？如果对此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进一步界定为“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进而旗帜鲜明
地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方
向的战略选择。国内已有学者明确地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其实质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９〕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
上已经完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它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追求
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实现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的
同时，它跳出了或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价值至上的价值偏
执，而接受了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
普遍的人类价值观；跳出并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的绝对主
义，接受了世界观多元化并使其合法化。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
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2006年3月在北京著名的所谓“右
派”的“西山会议”上，孙立平讲了四句话：第一句是，现在是左的
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是这种结合是一种
最愚蠢的结合，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中的精英，专门
用右的社会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第三句话就是怎么办？很简单，政
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第四句话就是，现在的现实却
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都在往左转。他强调应当跳出非左即右的
思维定势。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恰好就是非左非右的中庸之
道。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推出的一系列“民生”工程提供着理论依据。当然社会民
主主义同时也要求意识形态从偏“左”调整到中正。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嘴上、纸上、国家媒体上对自己的定位是“三个代
表”，而在心里和行动上则是把自己定位为“三个掌控”，而且是永
远的“掌控”，即把自己定位为在中国永远的执政党的位子上。由于
这被认定为不能有丝毫含糊的根本“原则”，因此其对自己与中国人
民的关系，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的定位，都存在
着本末倒置的问题。本来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它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
民的母亲。虽然党的领袖中没有人这样讲过，但是多少年来党鼓励唤
党为母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演出；本来是由几千年中国文化滋养
的中华民族在20世纪大地上长出的一株小树，却把自己定位为在中国
普照万物的太阳。虽然没有党的领袖否认民族文化的伟大，但是他们
却以为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比中华民族的文化更伟大。现在
政府实际上把民族文化视为卖点或视为自己手中可以任意处置的东
西，而不是当作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之根来维护；本来是中国人民英勇
奋斗，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把它推到了执政的地位，它却自己定位为中
国人民的救星。虽然我们不知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各
位在听到由陕北民歌改编的《东方红》这首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
歌曲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只知道他们谁也没有禁唱这首按照历史
唯物主义百分百的十足“反动”歌曲。所以，虽然我们的官员也自称
“公仆”，其实他们多数这么说都只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因为他
们是共产党的官员，因此是共产党这“太阳”、“救星”、“人民母
亲”的组成部分。除了少数几位模范的党的干部──如焦裕禄、孔繁
森、牛玉儒等──之外，几乎所有中国共产党为官者，都是因为手中
的垄断性权力，因为自己有权力决定辖区内人民有没有权利和有多少
权利而趾高气扬。一旦他们失去手中权力，无一不象是跑了气的气球
那样的沮丧。

不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目前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且在短
期内，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意味着使中国陷入混乱。但是中国
共产党如果不设法铺垫中国和平地完成由它一党专政转变到民主宪政
的条件，日益深化的官场腐败和社会危机──即人将不人的危机将使
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因此是想方设法地保自己的一党垄断
权力的地位重要，还是保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机重要？这是中国共
产党在当前必须摆正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能摆正，就意味着当前
的执政党没有办法在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连
自己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恰当位置都找不到的政党，它提出的社会发
展观，无论冠以“科学的”也好，“和谐的”也罢，有可能是全面的
发展观吗？

如果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一个大公司，中国共产党执政者就是
它现阶段的总经理；如果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一艘大巨轮，中
国共产党执政者就是它现阶段的舵手。作为总经理，它不能抱着这样
的固执：我是不可更换的，无论我是否健康，无论我病到什么程度，
无论这个公司经营成什么样，都绝对要由我来做总经理。它应当抱有
的态度是，我在经营这个公司的同时，为了公司的利益，要培养其他
总经理的人选，一旦我干不了了，这个公司还会有人撑着不倒。作为
舵手，它不能抱着这样的惰气：船漏就让它漏吧，反正我当舵手的这
一段，它不会沉。到我不当舵手时它沉了，沉就沉吧，反正那时不用
我承担责任。这样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渎职，就是犯罪！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其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构想中，一定要把
自己摆进去，而且一定要找到自己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恰当位
置。它必须从对中华民族负责的全局眼光看问题，而不能只从保持共
产党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远掌控在共产党的手里这样一种狭隘眼光
看问题。他应当象前面我们引用过的学者对政党的定义那样来理解自
己的权限和功能：“政党是公民管理国家的工具，是连接公民和国家
之间的桥梁”。

这一章，我们从建构和谐哲学、重铸民族精神、确立民主宪政、形成
全面发展观这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华民族腾飞之道，也是中华民族超越
马克思主义之道。

本书到目前为止，即截止到这一章的内容，基本上都属“务虚”，所
讨论的问题，提出的观点，虽然也结合了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但是所
提出的观点都限定在理论探讨范围内，它们发挥作用的直接和主要领
域是人的思想认识。下面一章，让我们来涉及一些可操作内容，即我
们从哪里着手做起。

【注】

５、《中庸》。
６、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第四页。
７、他们是：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江丕盛、牛津大学科学
　　与宗教讲座教授约翰．Ｈ．布鲁克、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伯克
　　利加州大学教授查尔斯．Ｈ．陶尼斯、剑桥大学女皇学院前任校
　　长、理论物理学讲座教授约翰．波金霍尔
８、参见《威权政府能否牢牢控制局势？──中外学者争论全球化背
　　景的中国转型》（2006年8月），转引自大军中心2006年第八期
　　《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10-02）。
９、可参见胡星斗：《宪政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华文明探讨》（2006年
　　9月），见大军中心2006年第八期《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10
　　-02）。

┌────────────────────────────┐
│　我们如何把对道的理解变成对道的实际贯彻呢？我们从哪里　│
│　迈脚？这一章将从四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
└────────────────────────────┘

刘晓竹2006年10月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一个“支点”，“这个
支点就是说真话，这个杠杆就是言论自由。”〔10〕2005年第5期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上登出的曾业松的一篇文章：《求真务
实从听真话、讲真话开始》，也指出：“一个政党最大的力量就在于
说真话，听真话”。更早的，在2001年1月，笔者针对此前反腐电影
《生死抉择》热播了三个月后归于冷寂的现象，曾以“犁铧”署名在
网刊《中国报道周刊》上发表过一篇《“生死抉择”热冷现象》。文
中笔者有如下议论：

　　虽说我们党面临着生死抉择，但是腐败是慢性病，即使选择腐败
　　而死也有一个过程。如果选择死，腐败这种病，如果不管它，可
　　能会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最后，除了执政党与它一起
　　灭亡，别无救治之法。然而选择生，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边，坚持
　　反对腐败，却并不意味只有杀贪官一着。由于腐败的日趋严重，
　　党内健康力量日益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医治腐败顽疾，首要的
　　一着恐怕不是“猛泄”（严打）而是“温补”，培养免疫力与适
　　当有效的杀毒、灭菌同时并重。

　　什么是“温补”呢？就是凡是有利于反腐败的积极因素都要扶
　　植，凡是滋生或助长腐败的东西都要阻止。即要努力于形成反腐
　　败的肥沃土壤。

　　首先要用大力在全社会形成讲真话光荣，讲假话、大话、空话、
　　套话可耻的风气。……一定要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形成讲真话之
　　风。党不能去堵讲真话的嘴。要时时想到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
　　古训。不痛不痒，没有内容，可以只说不练的空话、大话、套
　　话，实际上提供给郭中姚之流的贪官们享有党的忠诚干部的头衔
　　的方便。使他们得以靠了讲这种话而继续做他们的官，利用手中
　　权力继续挖社会主义的墙角，鱼肉人民，以权谋私。而真话，即
　　使是攻击党的领导人、揭露国家存在的伤疤的话，也要敢于让它
　　讲出来。凡是批评得有道理，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就为人民利
　　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党的坦诚会带来社会风气的
　　坦诚，党的鼓励会使人民乐意讲真话。

　　其次，党不能害怕人民，特别是不能害怕人民提意见。人民有意
　　见说明党的工作有问题。问题解决了坏事可以变好事。但是现在
　　的情况是，各层党和政府组织都存在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压
　　制人民，不许他们提意见的问题。这样暂时是可以将矛盾掩盖起
　　来，实际上是让矛盾渐渐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最后量变达到质
　　变，时候一到，出现一个总爆发，矛盾性质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
　　抗性。实际上花了大力捂矛盾换来的却是一个暂时的虚幻的“稳
　　定”，养育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我们的党
　　中央能号召全党把代表广大人民利益落实到要求各级领导都象小
　　说中的万书记那样对待群众的“上访闹事”，把维持社会稳定的
　　重点放在切实解决问题上，而不是靠国家机器的运作来强制地实
　　现表面的“稳定”上，党和人民，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就会缓解
　　许多，腐败分子就会少了一个他们压迫人民的借口。许多矛盾也
　　可以解决于萌芽状态。

　　第三，我们的政治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到了不能不想，不能
　　不做的关头了。不少学者指出，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即这
　　个制度允许腐败，腐败在这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是合理合法的。制
　　度的改革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并且改革的有效措施要以法律形式
　　加以确认。我们不用一上来就提什么直接选举、司法独立，要允
　　许有一个过渡。比如在国家媒体上公布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薪
　　金收入和国内外存款数额及其亲属的职业收入及国内外存款数
　　额。只允许他们取用他们已公布的存款，如有贪污受贿之嫌的就
　　追究其责任。凡是未曾公布的，如有发现即完全充公并追究其来
　　源及责任，发现亲属的问题时也同时追究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
　　必要时给予党纪、政纪、甚至法律的制裁。

　　第四，在事关国家发展大政方针问题上，要广泛地吸取人文学者
　　的意见。要鼓励知识分子发表与党的领导人不同的意见。停止用
　　行政命令指定禁止某些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要将党的最高
　　领导搞成民族智慧的最高代表。当然不排除党的最高领导人可能
　　是全中国最聪明的人精。但是即使这样，鼓励各种不同意见和吸
　　取其长处，总是会更有利于形成更为聪明的决策，总是会更有益
　　于民族的进步。

　　现在如果真能做到这四条，或真能从这四条开始做起，“生死抉
　　择”的电影就算没白拍，没白改，没白演。这些切实的“抉择”
　　一见成效，人民会真正生出反腐败的信心，党在人民中已经下降
　　了许多的威望才有可能重新上升，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
　　事业也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六年过去，问题依然。当时热播的《生死抉择》以及其后的反腐败的
影视作品，也早湮没在人们的记忆深处而模糊成一团。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给人造成幻象，似乎就如此虚伪着、对真话严控着、腐败着，
并无大碍。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走上改
革开放之路后，中国人民被松绑其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力得以焕发所
致。而在中国人民被松绑的同时，贪官污吏手中的权力寻租换钱更是
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模式而成为赤裸裸的司空见惯。我们的经济在发展
着，我们的腐败和社会危机也在发展着。经济的发展并不能阻止社会
危机的深化，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景象背后危机四伏。

邓海南指出：“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只是衣食动物的时候，这个
国家的发展注定是低水平的，也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只有当一个
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了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各种观点都得到尊严
时，这个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
大胆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将要取而代之。可
是作为历史反讽的却是，资本主义允许了自己的反对者，就象是一个
人身体中有了对付病原的抗体，其结果是使它能够战胜疾病生存了下
来；而以资本主义的反对者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
社会，无一例外地不许批评自己制度的异端者存在，这个被马克思预
言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制度，它的健康程度却远逊于它企
图取代的‘腐朽制度’。我们已经看到了苏联在建立了70年之后的瓦
解，也看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
和改变。”允许言论自由，允许批评，因此能不断地改进，这是我们
过去一直以不屑的态度宣告其必然走向灭亡并为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
制度能够长生不死的条件。不允许言论自由，不允许批评，因此主导
社会的是一种逆向淘汰机制，终于酿成了整个社会人将不人的危机。
所以邓海南把《共产党宣言》发表一年后发表了《论自由》的密尔针
对专制会导致的灾难开出的预防药：“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
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
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提炼为：“权力要下放；信息要
通畅；人民要有知情权。”〔11〕

言论自由包括以各种形式──从口头言说，到通过新闻、出版、广
播、电视等媒体──发表思想、见解的自由。此项自由在联合国1948
年《普遍人权宣言》的第19条是这样规定的：“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
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
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即只要
不与《普遍人权宣言》规定的其他人权相违背，亦即不造成对其他人
基本人权的侵犯，公民个人和社团就都可以自由地报道、讨论任何事
情，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任何思想或观点。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
实现形式。所谓思想自由，就个体而言，实质上指的是表达思想的自
由。因为人脑子里想什么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还无法探测
的，人思想什么别人是看不见也无法控制的。而个体思想的自由表
达，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则是思想自由的内容。比如一个专题学术研
讨会，如果不允许不同思想的发表、交流、碰撞，就可以说没有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特别是公开地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还是
人其他自由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因为人的自由权利本质上就是提出
自己的权利诉求进而实现权利。公民在没有得到基本权利的情况下，
要得到它们，第一步就是要表达出来；在理论上被赋予的权利，要把
它们变成现实，第一步也是要表达出来；已经实际地获得了的权利被
非法剥夺，要重新获得它们，第一步也是要表达出来。所以没有言论
自由，人的一切基本权利就都无从实现。

一个不允许言论自由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思想专制的社会；或者说，
一个专制社会得以维系，必定不允许言论自由存在。没有言论自由，
人民大众长期在各方面处于不知情的状态，而所接触到的信息全部都
是按照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过滤、筛选后的东西，久之，谎言重复千遍
而变成人民的常识甚至于思想模式，人不再能有良知和美好的人性，
也丧失了独立思考与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整个社会都变得愚昧、
野蛮、武断、极端，再也找不到谦恭、宽容、敬畏和进行平等地沟
通、交流、协商的精神和行为能力。而只能按照官方灌输给他们的
“真理”标准去思考，去判断。人民大众只被允许做挣钱糊口、饮食
男女、埋头拉车、不管方向的沉默的羔羊或听使唤的牛马，而变成冷
漠的动物。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人文知识分子被变成一
群没心肝没大脑，统治者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叫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喉舌”，而理工知识分子则被设定为为了统治的需要只做数据处理
的计算器。知识分子不再能担负起传播真、善、美，教化人民，塑造
大众美好心灵，使社会向更为美善的方向进步的责任，因为他们自己
的灵魂都不得已地或是为了身名利欲而自愿出卖了，或是为了安全与
生命存活的考虑而藏匿起来。所以没有言论自由，必会导致思想的枯
萎。李锐对此曾发出过痛心疾首的悲叹：

　　在极端权力的强制之下，理性告缺，良心退位，逼在眼前的大是
　　大非无法回答，失落的不止是人文精神，还有作为知识者的发言
　　资格。进入到21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
　　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
　　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
　　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主席”，正是这卑琐处境的最好写照。曾
　　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
　　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
　　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
　　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
　　的满足。

　　事实只说一半就是谎言。这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底线。更何况，
　　中国是一个在专制政体下生活得太久的国家，这个从来没有被割
　　断过的黑暗的专制深渊，无论怎样估量和批判都不会过分。所
　　以，我更愿意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
　　时代。

　　如果说“6．4”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对中国发言，还能让自
　　己身处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之中，那现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基本上
　　出局了，已经基本上只能自话自说。而这个独立立场的被取消，
　　是以知识界被整合进体制而告终的，大家都在现实当中变成了王
　　晓明先生指出的体面的“成功人士”。

　　中国是仅仅处在一个消费时代吗？不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
　　体下的消费时代。所以，纵欲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权力和金钱的合
　　谋而造成的。在这样的时代下，权力者的腐败和大众的堕落是一
　　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资本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也是一种相互的
　　需要和放大。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获得了经济的飞速
　　发展和ＧＤＰ神话的同时，也正在我们身边渐渐演变成一场社会
　　主义害处和资本主义害处的集大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疯狂的环
　　境破坏，城乡之间极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公有资源越来越不公平
　　的划分，国有资产被国内外的强豪们随意鲸吞，越来越紧张的社
　　会关系，冲突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抗议事件，等等，每天都在我
　　们身边蔓延。这中间最无耻也最可怕的，就是那些越整越多的官
　　员腐败，在权力无法监督的制度下，动摇国本的腐败正在政权体
　　制内部生根、蔓延、膨胀成为全民公敌，成为国家黑社会化的不
　　治之症。……地方官员和投资者都在极力求得制度的保护，和表
　　面的合法化，同时也都在极力把可以利用的制度黑社会化，冷
　　血，贪婪，毫无顾忌，不但为我所用，而且唯利是图。面对弱势
　　群体他们尤其的嚣张跋扈。……必须看到，我们在权力之下垂首
　　而立的时间真是太长了！我们太习惯于这样的姿态和立场，只要
　　有谁从这个垂首而立的队伍里跨出半步，马上就会有“偏激”
　　“急躁”这样的帽子扣上来，如果永远沉默无语，永远循规蹈
　　矩，那还要知识分子有什么用？还真不如回家去当一个遵纪守法
　　的消费者，那比用谎言惑众要“积极”“踏实”得多！〔12〕

袁红冰则更是断言：官办知识分子是人民苦难的原罪。

　　暴政蛮横，以专制之鞭驯化知识分子；暴政狡诈，以物欲虚荣引
　　诱知识分子。专制之鞭使文人怯懦，物欲诱惑使文人卑鄙。怯懦
　　与卑鄙之间，知识分子已是腐败官权与肮脏金钱的双重奴仆。暴
　　政只须颐指气使，百万御用文人便心领神会，争相逢迎，唯恐不
　　及，以为专制粉饰辩护；暴政只须抛一块物欲，千万知识分子便
　　垂泣顿首，欢呼雀跃，如群蝇逐臭，以谢专制者恩赏。此皆奴仆
　　之丑态。

　　然而，可悲之甚者，尚不在于知识分子已成权贵者之玩物，而在
　　于知识分子专制官权化渐成大势。君不见，滚滚贪鄙之狗官，为
　　欺世盗名，为附庸风雅，亦为垄断知识，便用专制权力之网，捕
　　捉博士、硕士之名；君不见，纷纷如尘之文人学者，镇日狼奔矢
　　突，只以获得官位为光宗耀祖之荣。知识分子专制官权化，侮辱
　　了知识，却不能令权力崇高；专制权力知识分子化，使官权更加
　　伪善，同时也贬低了知识。

　　今日之中国，专制官权乃万恶之根，苦难之源。知识分子把自己
　　的形象雕刻在专制权杖之端，中国文人成为人民苦难的根源。知
　　识分子泯灭良知，滔滔论证专制的“合理”，受贪官奸商欺凌摧
　　毁的亿万百姓，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社会正义？知识分子把热恋的
　　目光投向官权，而把冰冷的屁股留给真理，中国如何能走出专制
　　铁幕的阴影？〔13〕

袁红冰对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可怜可悲状况的刻画发人深省，然而
“原罪”却不能归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暴政”的存在也不能简
单地归于执政党。中国的制度现实是多种历史和现实条件汇合而形成
的必然。要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之“泯灭良知”是在现行制度下长期被
剥夺言论自由的一个结果。因此，无论是从中国走出其深刻的人将不
人的危机考虑，还是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新生，最需要
的支点，恰如刘晓竹所言，就是讲真话，最有力的杠杆就是言论自
由。

下面的内容是笔者对李柏光所著《中国公民常识读本》相关内容的辑
录，命名为：《言论自由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

　　言论自由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

　　言论自由是实行民主的前提。任何国家进行民主实践，都首先要
　　允许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沟通、交流、相互竞争，允
　　许人们公开地、自由自在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民主制度确立后，
　　无论是各级公职的竞选，还是立法、行政、司法等活动，都离不
　　开言论自由这个最有效的工具：监督政府，教育人民，随时把民
　　主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和缺陷反馈给社会，以便于不断改进民
　　主，更是离不开言论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可说是民主实践健康
　　发展的“保姆”。

　　有了言论自由，人们才可以没有忧虑地公开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
　　想，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对美好的事物发出自己的赞美，
　　对邪恶的事物做出自己的批判，这样就能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良
　　心意识，不断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了言论自由，人们才会获
　　得与别人进行和平、平等地沟通交流的健康经验，学会尊重别人
　　的意见，养成谦恭、宽容、心平气和地思考、说话、与人交流协
　　商的精神气质，这会使整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朝良好的方向发展。

　　有了言论自由，公民的人权才可能得到捍卫，人们才可以随时
　　地、不断地揭露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为受害者进行呼喊，使这
　　些行为受到追究，使人权得到保护。言论自由还捍卫和推动法治
　　的完善与进步，在国家的各种立法活动中，通过各种途径向立法
　　者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反映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确保立法机
　　关制定的法律是善良的；通过对各级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的违法
　　行为进行揭露，监督政府活动的合法性，从而捍卫法律的尊严；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报道和探讨诉讼活动，使诉讼活动在公
　　开、透明、合法的状态下进行，这既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也有
　　助于熏陶人民的法治精神。言论自由还能起到维护司法公正的作
　　用。在司法活动中，只要言论对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仔细的
　　报道和讨论，那么，司法活动就会被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整
　　个诉讼过程就象一曲公开表演的、受到许多人观看的戏剧，一切
　　都是透明的了，各种干扰司法公正的努力就会知难而退，腐败就
　　难以侵蚀司法这堵正义之最后的防护墙，在全社会的监督下，司
　　法公正就会有保障。

　　言论自由还是防止腐败“防腐剂”，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
　　家，莫不如此。掌握权力的人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新闻言论。政客
　　们的各种腐败，只要被新闻媒体一曝光，他们几乎就难逃法网的
　　追究。

　　言论自由是由专制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开路先锋。没有言论自
　　由，就不可能把人们从被专制统治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进而
　　意识到废除专制的必要性；没有言论自由的启蒙，人们就不可能
　　意识到人的尊严，意识到人权的宝贵，就不可能在内心深处产生
　　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没有言论自由，宪政民主思想也没有办
　　法得到普及。

　　总之，中国走出现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关键的第一步，是形成法
　　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新闻自由。这是因
　　为新闻自由是捍卫人权与法治的精神战士；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有
　　效手段；是塑造社会良好的认知结构、维系社会的良心和道德的
　　精神训练场；是揭露腐败、遏止腐败的“防腐剂”；是引导民主
　　实践健康发展的引路人；新闻自由是专制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是
　　废除专制走向民主的催化剂。

言论自由本来已经是现代人类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人的基本权利之
一，然而，在中国，还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期
间才享有的特权。这是中国社会落后的表现。开放言禁已经是中国知
识分子的普遍呼声。当然中国人口众多，需要有序的推动，还需要有
法律上的配套建设工程。

【注】

10、刘晓竹：《给胡锦涛一个支点》，《维权风云》（2006-10-
　　05）。
11、邓海南：《激愤情绪与从容理性：〈共产党宣言〉与〈论自由〉
　　之比较》，《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三期（总第90期）。
12、《作家李锐的信》（2005-03-10改定），《教育革命网》：www.
　　civiledu.com。为朋友惠寄。
13、袁红冰：《官办知识分子是人民苦难的原罪》（2005-09-04），
　　为朋友惠寄。该文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http://www.fire
　　ofliberty.org。

上一章提出，我们所要遵循的价值原则应当是人类普遍价值与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而我们把人类普遍价值界定为人之为人的底线
人文意义标准。因此，顺理成章地，要摆脱我们现在面临的人将不人
的社会危机，就必须要在认同人类普遍价值基础上培养社会正气。

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对此进行研究，使
我们所有的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艺术家能在认同人
类已经达成的普遍人权价值和普遍伦理价值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人类
普遍伦理价值的进一步的建设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和大众媒
体，通过教育、艺术、娱乐等各种可行形式在全民中加以广泛普及。
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我们的新闻工作者
们，已经在其专业领域做了大量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使其祛威、祛
锐、祛魅的工作。中央电视中台有一个新闻栏目叫作《感动中国》，
虽然里面还没有出现张志新、林昭这样的中国的苏格拉底式的典型，
但是，这个节目推出的典型中有许多都是闪耀着人性之美的光辉。他
们以无条件的大爱对待社会、对待需要帮助的人，回报父母以赤子的
孝心，而超越了个人难以超越的困难。更有许多表现人性美的影视作
品从当代的《婆婆》、《媳妇》到清末民初的《大宅门》、《乔家大
院》，等等等等，早已经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决定历
史，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教条。
出版界虽然被严加防守，但是学术类译著基本放行，擦边球打得好的
中国人的论著也有不少。但是，有意识地以“人类普遍价值与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的统一”为价值原则的作品还不多见。更多的人文学术
成果和艺术作品是跟着感觉走，许多都令人恶心作呕，就连春节联欢
晚会节目中，也有格调极为低下的作品。赵本山表演骗术的作品，一
演再演，弄不明白是教人欣赏骗术还是教人防范骗术。许多好看好笑
好玩的大多没有思想和人性的深度，既是我们人将不人的社会危机的
装饰，更是我们人将不人的社会危机的证明。多么盼望那些著名的作
家和艺术家们，能自觉地写出弘扬人类普遍价值，帮助中国人民认同
人类普遍价值，提高人性境界的感人的好作品，多么希望我们头顶着
教授、博导、著名学者桂冠的人文知识分子们，能少制造些垃圾、泡
沫，而在这方面认真用力！我们的“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胡锦
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等等都有积极意义，但是，要在达到了人的底
线标准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其次，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是从小学到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
德修养课（俗称两课）的深刻改革。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一门课程教
授，但是不可以作为灌输给孩子们的钦定真理。要把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三
进”──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变成人类普遍价值观、中
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公民素质（包括公民意识、品德修养、
法律常识）教育之“三进”。人类普遍价值观的教育从小学、甚至从
幼儿园时就开始，侧重于爱与美的情感与能力的培养。可采取讲故事
的形式，讲人类之爱，从自爱到对父母等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
祖国和民族文化的爱、对动物、植物、山川、河流、蓝天、大海的
爱、对艺术美的爱。不仅讲爱的精神，而且讲爱的方法，将中国人的
养生保健常识贯穿于自爱和爱人的教育中。中学的人类普遍价值观的
教育，则侧重于对坚持真理的人格、坚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精神，以
及自我权利意识和守法意识的培养。还应向学生概括性地传授中国传
统文化人文精神优秀精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优秀精华，并引导学生
意识信仰维度的重要。现在高校的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
理论课，已经是学生最反感的课程。由于内容脱离实际，对于学生走
出校门进入社会几乎毫无帮助，但是被设定为必修课，没有这些课的
学分无法毕业。现在多数都是靠学分和课堂点名来维持这门课的出勤
率。笔者根据所了解的大学生的状况，认为大学阶段作为公共理论课
内容的课程应从现在的六、七门，缩减为三门。以和谐哲学为框架融
会了中西方哲学主要精华的“哲学导论”，“中国民族文化基础”为
各专业公修课，文科另加一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概论”，概要介
绍人类范围内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理性成果，理工科另加一门
“自然科学与技术概论”，概要介绍人类范围内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
的理性成果。到了研究生阶段：文科的公共必修课为“人文学科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理工科公共必修课为“自然科学与技术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作为大学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开设。国防知识应
下放到中学，作为公民素质教育的一个内容。

与道德教育相关的一个内容，革命传统教育也要转换基点，即从中国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视角转变为人类普遍价值的视角。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节目，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一个“红色记忆”，内容是中国共
产党党史中的大事件和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事迹。比
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几次反围剿的胜利，还有新
中国诞生前的三大战役，等等，有消灭国民党军队多少人的内容。虽
然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的军事围剿和应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的
不得已，但那毕竟是同一民族的自相残杀，让现在的年青一代看了会
误以为杀人多就是胜利。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有人性
之美在里面，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面对屠刀大义凛然，体现了为了人
民的自由和解放对个人生死的超越，这些要放在人类普遍价值基础上
讲，即从中提炼出表现人性之美、人品境界之高的内涵，而不再强调
其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加以歌颂和强
调。

龙应台在其《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中讲
到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湾演出的情况时，讲了一句
话，让笔者不禁落泪。她写道：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60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
　　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在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3,000个座位座无虚
　　席。“那天晚上，有3,000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
　　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
　　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
　　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60年
　　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
　　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
　　群安静地纷纷散去。”

《红灯记》赴台演出之前，曾出于体贴台湾观众的接受能力主动地把
台词中的“共产党”都改成了“革命党”，哪知道台湾主管批准的部
门负责人却说，“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
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
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是啊！都什么时代了！？中国台湾这海岛小省已经变得能包容万千支
流，中国大陆却还没走出“一个主义”。2006年春节长假期间，《中
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起因是刊登了广州大学袁伟时
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龙应台为此在她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写道：

　　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
　　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
　　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
　　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
　　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
　　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
　　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
　　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
　　“用这样的道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
　　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
　　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
　　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
　　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
　　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21世纪，
　　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
　　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
　　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
　　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
　　泱泱大国！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
　　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
　　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
　　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
　　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
　　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
　　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
　　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哪一个是你真
　　实的面孔？〔14〕

龙应台所质问的，实质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以阶级价值观来支持一种
专制的意识形态，还是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观来浇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的文明之花。中国教育理念的落后和急需调整不必再多言。

在人类普遍价值基础上培养社会正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
开放信仰自由。

在《2006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之《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和全面社保前
景》讨论中，谈及宗教信仰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赵晓说：

　　我想到，有的时候政府不仅不用出钱，他只要不管制和干预，很
　　多事情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在农村愿建一座庙你让他建，有的人
　　愿意建教堂你也让他建，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东
　　西，可以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放松对它的管制，这样的一些
　　社会性的机构，他们会跑到老人家里去，他们会关心一些情况，
　　这个时候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你只要放松管制就会达到很多的社
　　会关怀。

姚洋说：

　　这种社会的情况下宗教组织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官方的这些
　　宗教组织很脱离群众。在台湾佛教是深入人心的，这是因为这些
　　和尚不是坐在庙里的，而且走到民间去传播这个佛教。我们这里
　　的这些和尚，都是坐在庙里面想着自己是几级和尚，是处级还是
　　厅级的和尚，现在可能也有副厅级的和尚了，而不是我们怎么到
　　底层去把宗教送给老百姓。我们知道江西的基督教的传播非常非
　　常的厉害，但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没有下去。〔15〕

扶助信仰自由或不去干预宗教信仰自由的好处还不限于扶危济困可以
缓解政府的压力，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真正的宗教信仰有助于撑起
人类普遍价值观，而使我们的社会正气得到滋养。

上一章我们在讨论重铸民族精神的问题时提出，要重建中华民族对
“利而不害”成全之道或和谐之道的信仰。并指出，对道的信仰，是
唯有在哲学理性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的，它不要求甚至不能容许任何
愚昧和盲从，也因此它与一切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人文学科的研究不但不相矛盾，反而会有推动作用。对于许多无
缘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很难把非位格神的“道”接受为信仰对象，因
为“道”不象观音菩萨那样给信仰者解危解难，也不象基督那样守在
信徒身边，也不许诺来世福报或死后升入天堂。所以“道”历来是人
品、学问较高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设定的信仰对象。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他们需要一种更能给人以心灵安慰和精神支持的位格神宗教来满
足其信仰的精读需要。上文还提出，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非常简
单，只明确一条规范就够了，即任何宗教及其相关教义、教规、仪
式、活动，都一定要与人类普遍价值相一致，都有助于人类普遍价值
的实现而不能违背和破坏人类普遍价值。也就是说，对于各种宗教活
动的限定，其实不必有特别的规定，就按照国家法律来要求就够了。
触犯了什么法律就依法惩处，不触犯法律就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事
实上遵循和维护人类普遍价值是历史地形成的各大宗教的最低限，只
要是正教，无一不是以戒条来作为其伦理底线的。象不杀生、不偷
盗、不说谎、不奸淫、不妒忌、不欺凌、不挑拨、不谄媚等等都是宗
教信徒要遵守的起码规范，而为众生奉献、慈悲爱人、扶贫济弱，无
止境地提升道德境界则是修炼的更高要求。中国文化对“道”的信
仰，能包容各种宗教信仰，只要对“道”的理性信仰由中国知识分子
支撑起来，各种宗教信仰就都可以在中国发挥其滋养健康社会风气的
作用。政府要做的，一方面是保护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同时又防范
宗教走偏，打着宗教信仰的光子幌子，干违法乱纪──即违背底线人
类普遍价值的勾当。因为许多国家，美国、法国、日本都有过造成对
人类生命有意识伤害的邪教，这方面的教训我们要吸取。

那么，还允许不允许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由
于它的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和价值观上的偏执，它是绝不可以再继续
了。但是作为个人选择的信仰当然要允许，这是信仰自由中应有之
义。但是与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最低要求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信徒的
行为也要以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底线要求。至少在其社会行为上，一定
不能违背人类普遍价值标准，做出反人道的事情来。

实际上信仰对于信仰者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仰者的主体
情况决定的。一是对于所信仰的教义和信仰对象的理解，不同的主体
会有不同。比如笔者有的朋友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信仰的是他理
解为坚持了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博爱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以他
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坚定地反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
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二是信仰者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比如
有的人，他只信善有善报，因此他只做善事，不做恶事，他会成为一
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有的人虽然自称是基督徒，还劝别人也
信基督，可是他在实际生活中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这样的宗教信徒
实际上在道德水平上并不比一个普通人高。但是，总的看来，有宗教
信仰的人，明白自己作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有限性，因此懂得敬畏生
命、热爱生命、懂得感恩；因此能培养起谦恭、温和、宽容、仁爱的
品格；因此能保持良知，在面临生死名利考验的时候，不大容易丧失
正直、真诚、善良、朴实的品格，能够保持人的高贵和精神追求。

在认同人类普遍价值基础上培养社会正气，还可以同时普及我们民族
文化的优秀内容。比如，每个中国人都离不开人民币。人民币的画面
完全可以印刷中国文化圣哲头像：老子、孔子、孟子、华佗、张仲
景、孙思邈等等，并以中英文书写其最具有人类普遍价值性的箴言：
如老子的名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孔子的名
言：“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老吾老，及之人之老；幼吾
幼，及之人之幼”、《礼记》中的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易传》中名言：“君子以成德为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公共汽车和地铁车站的公益广
告牌上，也可以从诸子百家中辑录格言隽语，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形式
广而告之。这件事，如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完成，将成为奥运
会期间北京吸引各国朋友，向他们传播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一种文化
景观。

关键是方向调正，方向调正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许多事情。

【注】

14、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2006年2月），此文为朋友惠寄。 
15、《搜狐．财经频道》：http://business.sohu.com/s2006/
　　2006ccer/。

李蔚欣早在2002年就提出：“民主不能靠空洞的口号来建立，而必须
有制度保障，需要宪政主义的制度约束，才能通过分权、权力制衡和
法治来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就政治民主而言，中国的政改
不能没有时间表，不能老是停留在村一级的选举上。”〔16〕

2006年9月3日，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接受美
国之音采访时说，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无法回避政治体制、政党、宪
政民主以及权力制衡等基本核心问题：

　　要讲政治体制改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宪政民主的问题。即
　　使你现在不能实现，那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或是朝这个方向努
　　力。从权利制衡来讲，不管是三权分立、四权分立，对权力一定
　　要有个制衡。对这个根本问题，中央领导人从来没有回答过。
　　〔17〕

上一章已经将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作为中华民族腾飞之道，主要以郭
罗基的论述说明了宪政在当今世界上被普遍接受的情况、宪政的基本
内容、宪政所遵循的民主原则内涵、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与真正民主
的关系、中国政治制度与真正民主的距离等等。

笔者所处的地位，不容易了解，因此也无法给出说明现在“宪政”理
念在中国普及的数据。但是在中国，现在从内心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
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越来越多，这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必
然趋势和人心所向却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在此问题上，对于执政党是
出于一种不得已的娇惯纵容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背后的感
情，古今中外为人父母者大体上都能体会出来其复杂与微妙。而执政
党在此问题上则完全是一幅撒娇、耍懒、装痴的孩子心态与模样。中
国人民对他原先的“好孩子”，而现在被娇惯得如此没出息的中国执
政党，一方面放不下自己做父母的情节，另一方面又对其反过来虐待
自己而无可奈何。不疼爱他吧？他确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养育出
来的“孩子”。中国人民一般的都不会爱其他国家的执政党胜过爱他
自己的儿子中国共产党。可是他确实越大越变得“顽皮淘气不讲理”
了，现在要管他吧，这“不孝儿”轻则采取行政手段，重则采取法律
手段制裁你、打压你，甚至剥夺你的自由，要了你的命，让做“父
母”的只好逆来顺受。更加之，投鼠忌器，执政党的问题，影响到的
并不是执政党一党的生死存亡，而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就象是一
辆行进中的载人公共大汽车，现在唯一有驾照的司机，其怎么掌握方
向盘、离合器、车速等等，关系到所驾之车的存毁，更关系到车上乘
客们的存亡。现在我们假定司机的心地是善良的，然而是酒醉后驾车
的状态，他无法对正确的方向作出选择。可是他在神智不清醒的状态
下却固执地坚持自己没醉。其他人没有驾照，要替换他是非法驾驶，
不替换他风险太大，他紧握着方向盘，仅存的一些清醒全部用在捍卫
他先前得到的驾照所赋予他的驾驶权上，任何强抢方向盘的行为都有
车毁人亡的危险。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唯一比较明知的选择是，趁
着现在我们这辆车现在行驶在较平坦的路段上，但愿我们有足够的幸
运能让这酒醉司机尽快清醒过来。本书的紧迫感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
帮助执政党赶快从酒醉状态醒来的考虑。

中国不是没有希望，希望就在于不管是采取犬儒态度、阿Ｑ态度、明
哲保身态度、逆来顺受态度、甚至逢迎拍马态度的人，无论他们对现
在的政治制度公开持什么态度，心里知道宪政民主制度是中国的大势
所趋者是越来越多了。

可是，谁都知道，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起来。谁
也都知道，就算是胡锦涛温家宝这届党中央解除了醉酒状态，真的想
把宪政在中国建立起来，也会阻力重重，恐怕会如要上刀山下火海一
般。但是，面对越治越多的贪官愈演愈烈的腐败，中华民族面临的深
刻的社会危机，和我们千载难逢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我们中国实
在是不能再耽搁了。所以执政党是到了给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一
个关于政治改革的交代的时候了。

就笔者所能反映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而言，不是要求这么大的国
家，这么多的危机，一下子全部扭转。那是变戏法，不是民主建设。
但是，要求执政党能敞开胸怀，扩大眼界，高瞻远瞩地，哪怕是不得
已而给已经获利的贪官污吏一个下台阶，对他们过往的贪腐允许其有
一个交代期限，在此期限对其贪污腐败的犯罪内给以一种宽大处理，
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一个走向宪政的切实可行的时间表来，也一定
会使中国得到一个走出社会危机的契机。

中国走向宪政，完成主动的和平演变或社会由专制向民主宪政制度的
转型　所需要的时间，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们曾提出30年期限
〔18〕，不少笔者接触过的学者则预言至少需要20年。笔者政治学方
面知识非常少，提不出有说服力的见解。但是提出走向宪政的时间
表，则一定需要将实现真正宪政所应做出的改变一一考虑到。比如第
一，作为达到宪政的铺路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开放言路，在什么时
候形成保护新闻自由的新闻立法。

第二，作为实现宪政的法律保证，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完成修
改宪法的工作，使其真正体现人类普遍权利价值，并真正赋予中华人
民共和国每个公民以基本人权。

第三，作为实现宪政的必要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对
中国人民普及公民教育，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知识和能力的培
训；什么时候实现乡镇政府官员的直接选举，什么时候实现市、地一
级政府官员的直接选举、什么时候实现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的省一级和
国家一级的政府官员的间接选举。如何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立
法机关，并真正能使中国人民有监督、任免执政者的权利。

第四，作为实现宪政的必要内容，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达到军
队国家化的目标。

第五，作为实现宪政的具体途径，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条不紊地开放党
禁，什么时候期望能达到宪政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多党制衡、权利制衡
的政治体制。

……

所有这些“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达到”的设计都不能是凭空
主观想象，都要充分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吸收国、内外这方面的经
验教训，考虑到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都要努力避免苏东剧变走过的弯
路。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能有这种主动选择，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掌
声。中华民族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这一走出“历史三峡”
之最后一段，成为一个民主宪政的伟大国家的历史巨变，将不仅会使
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各民族欢迎的伙伴，而且将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其从
来没有得到过的世界性的尊重。从此，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访其他国
家，再不必被人家当作“异类”、可能的“流氓”，出于少惹麻烦和
功利的考虑而当面给我们面子；背后却为了它们自己安全的考虑加紧
防范我们并给我们制造发展的困难。那时，当然仍会有由民族特殊利
益、国家特殊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是，那时我们会被尊重，
因为我们的存在是世界和平、和谐发展的真正重要的积极动力。

这里，我们把本应放在下一节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之一论述的台湾
问题，提前到这里作一讨论。因为台湾在政治制度上已经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榜样，还因为大陆宪政制度的确立，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
最重要环节之一。

今年3月13日至5月7日，笔者在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士林哲学中心学
习期间，有意了解“台独”在台湾民众中被认同的情况，虽然接触的
人很有限，但是从大学教授，到饮食小摊摊主，……几笔者问及的台
湾人，没有支持“台独”。“台独”基本上是极少数政客为了其狭隘
的个人目的“秀”出来、“炒”出来的，在台湾民众中根本就没有市
场。笔者还了解到，陈水扁政府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运动，受到广
泛的谴责，被认为是比中国大陆更为过分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一奶同胞，共有着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使用
着同样的语言文字，现在又在经济上分享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两岸
统一在这些更为深层的条件上都已经不成问题。“统一”的关键在哪
儿呢？

台湾人民和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现在政治制度还是他们曾经经历过
的专制制度。这样的专制制度给他们造成的伤害现在还记忆犹新，从
专制制度中走出，已经生活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绝对不会再选择
专制的社会制度。台湾作家龙应台在2006年初中国大陆政府勒令下属
北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停刊事件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中所表明的对“独”或“统”的态度颇有代表
性。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
　　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
　　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著，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
　　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
　　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
　　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
　　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这一条我称之为“价
　　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
　　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20年
　　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
　　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
　　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
　　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
　　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
　　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
　　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
　　见什么？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
　　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
　　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它，把独立的知识分子当奴
　　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分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
　　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
　　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
　　一个脸孔。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
　　──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它拥抱神
　　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
　　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
　　危，就象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
　　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
　　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
　　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
　　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
　　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
　　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重点不在团团和
　　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重点就
　　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
　　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
　　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
　　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
　　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龙应台强调的“价值认同”就是对于人类普遍人权价值的认同。
　　在这种价值认同下，不再能容忍专制的统治。

仍是龙应台，生动地描述过现在已经成为了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的民主：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
　　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
　　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
　　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
　　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
　　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
　　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
　　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
　　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
　　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
　　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
　　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
　　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
　　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
　　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
　　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
　　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
　　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
　　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
　　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
　　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
　　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
　　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
　　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
　　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
　　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
　　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
　　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
　　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
　　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
　　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
　　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
　　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
　　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
　　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
　　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
　　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
　　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
　　点不抽象。

龙应台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评价了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
　　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
　　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
　　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
　　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
　　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
　　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
　　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
　　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
　　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
　　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16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
　　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
　　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
　　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
　　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
　　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
　　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
　　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
　　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
　　“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不仅只是经济而
　　已。

龙应台、连战和宋楚瑜所谈的确实就是现在的台湾。

两岸分裂的状态，已经使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陆为了不使
台湾独立，台湾为了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各自已经花了多
少钱去“收买”一些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大陆与台湾不能统一，又使
得双方都把稳住美国作为一项外交重点，为此，各自又已经付出了多
大的代价？还有最近的一个生动例子可以说明我们中国人为自己的不
统一而付出的代价。台湾为了争办2012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承诺
出资8,000万美金。由于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主办权如果被台湾
争取到，对于中国大陆会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所以中国大陆承诺
出资三亿美金，把主办权争取到中国大陆的厦门大学。这只是我们中
国人自己跟自己争而在明面上的冤大头，暗里的鵴蚌相争，渔人得利
的犯傻之事还不知有多少哪。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现在和平统一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最关键的阻力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思想落伍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的落后。
如果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能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能在执政实践中
自觉地认同人类普遍价值并把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人类普遍价值统一起
来，那么已经实行了民主宪政制度的台湾将是大陆政治改革可以利用
的重要资源。这里的“资源”除了指其由专制实现了到宪政的和平演
变的经验值得借鉴这种无形资源外，甚至还有不少的有形资源考虑，
例如在2004年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执笔的政改报告《从经济发展角
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未来我国推行较为自由的政治体
制的三种可能方式──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分
解目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我们还可以设想，大陆和台湾两岸现
有政党可以在全中国范围内发展其党的组织，即台湾允许中国共产党
和其他民主党派到台湾吸收党员，而大陆也允许台湾现有政党到大陆
来发展其党组织，前提是推动中国的两岸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如果
这个假设能成为一个选择，那么，有一天中国将成为类似美国民主党
与共和党相互制约那样的，主要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互相制约
的宪政民主国家。

统一后的国号问题只要有胸怀，也并不难解决。英文可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译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文则可回到孙中山
领导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号“中华民国”。沿用“中华民国”并不是笔
者的创意，是毛泽东当年的意思。

1949年7至9月，在经过两个月反复讨论，确定了国旗、国歌、首都、
纪元年号等等之后，从1949年3月就成为讨论主题的国号问题却一直
定不下来。“在多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五大书记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争执在于，毛泽东的意见是：

　　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
　　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
　　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
　　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
　　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

而任弼石、朱德、刘少奇都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由于争
执不下，在一段时间内，曾采用过周恩来折中的意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华民国）”。后拿到政协上讨论，出席政协的包括20几位辛
亥革命老人在内的近30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多数反对继续用
“中华民国”，而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毛泽东“只好
服从大多数，落得皆大欢喜，一团和气。”1971年，毛泽东后悔自己
当时没有“独裁一下”，如果坚持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随着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不动一兵一卒，……就使台
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啊！”〔19〕

历史沧桑，在如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状态已
经成为人类的存在状态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大陆执政党能有胸怀有气
魄在理论上超越马克思主义，在价值上认同普遍人类价值，在政治制
度上自觉创造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条件，在国号上恢复使用“
中华民国”的国号，同样是“不动一兵一卒”，经过一个时间过程，
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大业就可完成。我们的祖宗若在天有灵，他们该是
多么的为我们这一代人而欣慰、而骄傲！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集体，又该在历史上拥有什么样的地位？那一定会
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彪炳千秋！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启了一个更加
崭新的时代，因为他们把中华民族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
的贡献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同质，对于中华民族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历
史意义。

【注】

16、李蔚欣：《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复兴》，2002年第二期
　　《当代中国研究》（总第77期）。
17、夏业良：《须加快政改停止钳制思想》，大军中心2006年第八期
　　《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10-02。
18、2004年，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执笔的政改报告《从经济发展角
　　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为配合有关高层最近屡屡提及的
　　政治体制改革，在尘封两年后于2006年通过《人民网》、《光明
　　网》发布(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9498 )。该
　　报告提出了“3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样一个“由目前较为集中
　　的政治体制转变为较为分散的政治体制的过渡期”。该报告指出
　　了未来我国推行较为自由的政治体制的三种可能方式：（1）壮
　　大其他现有的党派；（2）允许成立新的政党；（3）分解目前的
　　中国共产党。有学者认为主动地“分解目前的中国共产党” 将
　　是最好的选项，可以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同时避免政治乱局。三
　　个代表理论明确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将会以全民党的形式进行执政。全民政党，实际上包含了一
　　个国家中最主流的几个利益集团，因此分解后每一个集团组建自
　　己的政党即可完成我们所追求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成立新的政
　　党，这是最有可能甚至无法回避的方式。既然允许现有民主党派
　　发展壮大参与政治竞争，共产党也可以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政党，
　　那么既不属于民主党派也不属于共产党的人士，当然会组建政
　　党。而且，这种党外组党行为，将会以外部力量的形态，推动政
　　治改革的快速发展。台湾政治转型的相对快速而且较为成功，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外力量的不息抗争。因为指望一个执政党主动
　　推行多党政治，需要满足太多的内外条件。──摘自陈国栋：
　　《从中央党校政改报告看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大军中心2006
　　年第八期《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10-02。
19、见京夫子：《周恩来与毛泽东卷一：北京宰相》第154～165页第
　　14章《国号之争》，该书1997年由台湾台北市联京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