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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虽然是这本书包括《全书结语》在内的倒数第三章，　│
│　但是却是全书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一章将明确表达的积极的　│
│　正面认识，整部《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就等于是失去了基　│
│　础和罗盘，不会有现在的结构，也不会有现在的逻辑。诸如　│
│　如何全面理解包括其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在内的马克思主义　│
│　的理论地位？如何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积极作用和消　│
│　极作用？如何分析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走出马克思主义　│
│　的历史必然性？如何评价中国当前执政者的执政的善意和其　│
│　在指导思想上的糊涂？这些本书处理的重大问题，就都会失　│
│　去方向，变成无从着手的课题。　　　　　　　　　　　　　│
│　　　　　　　　　　　　　　　　　　　　　　　　　　　　│
│　这本书全书都是集中地在论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这　│
│　一章要论述的则是中国人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它是针对上　│
│　一章的四大危机，特别是针对执政党的思想危机的。然而，　│
│　在现在人类全球化状态下，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不有一种世　│
│　界眼光，所以这一章对“道”，特别是作为其核心部分的　　│
│　“和谐哲学”的探讨，提出的不仅是一种针对中国现实思想　│
│　危机的解救方案，也是中国人针对人类整个思想成长史和当　│
│　前人类新的存在状态──全球化存在状态提出的文化和思想　│
│　挑战的一种应对，即为积极建设人类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而　│
│　作的一种主动探路。　　　　　　　　　　　　　　　　　　│
│　　　　　　　　　　　　　　　　　　　　　　　　　　　　│
│　要对一种历史地形成并历史地发挥了作用的思想实行超越，　│
│　首先需要有一种包容的胸怀。这样一种理论超越不是象列　　│
│　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着　　│
│　讲”，也不是象哈贝马斯等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原有零部　│
│　件拆解、擦拭，更换其某些零件之后，加以重新组装、重构　│
│　或重建。更不是象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取出马克思　│
│　主义的某个片断──比如其异化理论，与其所持的其他新理　│
│　论嫁接，应用于当前的社会实际，对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和　│
│　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现象和生活世界进行分析和理论批　│
│　判。所有上面提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处置，都可以视为一种　│
│　理论“扬弃”，因为它们都不是简单地全盘抛弃或教条化地　│
│　全盘照搬。然而，对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而言，所　│
│　有这些处置都不够。超越，在某种意义上包含扬弃，却不止　│
│　于扬弃。它要用一种更高、更广、更美、更善的体系去取代　│
│　它。在这个取代它的新体系中，对它原有的合理有用部分要　│
│　从其原有体系上拆下，用作新体系的构成内容。就如同我们　│
│　人吃食物，目的是获得有用的营养来建构我们健康的身体系　│
│　统，我们把不能吃的部分──剔出去，而把可食用部分经过　│
│　我们消化系统的工作，把从它们分解出的营养物质吸收到身　│
│　体这个有机体系中那样。那么这个新体系，一定是更包容　　│
│　的。其包容性首先就体现为它能肯定并容纳马克思主义所包　│
│　含的所有好的东西。　　　　　　　　　　　　　　　　　　│
│　　　　　　　　　　　　　　　　　　　　　　　　　　　　│
│　然而只包容马克思主义中的好东西还不够，它还要能包容古　│
│　往今来全人类文化中的一切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存在和发展　│
│　的好东西。　　　　　　　　　　　　　　　　　　　　　　│
│　　　　　　　　　　　　　　　　　　　　　　　　　　　　│
│　然而仅仅是包容了理论上的好东西还不够，还要能够包容人　│
│　类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一切有益的好东西。这些好东西中也要　│
│　包括在中国大陆执政了57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发展　│
│　的积极贡献。现在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人有不少，他们看　│
│　不到它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正面作用，这也是一种片面性。中　│
│　国共产党也是在进步着的，问题是它进步的速度与程度与克　│
│　服中国目前危机，把握中华民族的千年机遇的要求相比还非　│
│　常不够。其思想上的巨大进步最明显地体现在它的对外政策　│
│　上。　　　　　　　　　　　　　　　　　　　　　　　　　│
│　　　　　　　　　　　　　　　　　　　　　　　　　　　　│
│　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两个白皮书，一个是10月发表的2万8　│
│　千余字长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另一个是同年　│
│　12月发表的1万2千余字长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　　│
│　书。前者，如同本书上一章分析的，连马克思主义都是违背　│
│　的，整体上看表现了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心　　│
│　态，一幅以势凌人王婆卖瓜别无分店无理搅三分的无赖嘴　　│
│　脸；而后者则完全不同，通篇表现出来的都是谦谦君子的涵　│
│　容。不说“和平崛起”，而说“和平发展”，可见以自觉的　│
│　君子风度替代了张狂的小人心态，就颇得人心。　　　　　　│
│　　　　　　　　　　　　　　　　　　　　　　　　　　　　│
│　此后一篇白皮书通篇没有一处提及“马克思主义”、“毛泽　│
│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国共产　　│
│　党”；两处提及“社会主义”，都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形　│
│　容词，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一处提及“以人为　│
│　本”，三处提及“科学发展观”。　　　　　　　　　　　　│
│　　　　　　　　　　　　　　　　　　　　　　　　　　　　│
│　这里对白皮书表述的思想作一摘要如下：　　　　　　　　　│
│　　　　　　　　　　　　　　　　　　　　　　　　　　　　│
│　１、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正努　│
│　　　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　│
│　　　化国家，并以自身的发展不断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　│
│　　　更大的贡献。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　│
│　　　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的　│
│　　　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　│
│　　　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　　│
│　　　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建设一个　│
│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
│　　　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　│
│　　　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　│
│　　　严承诺，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　│
│　　　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　│
│　　　选择。　　　　　　　　　　　　　　　　　　　　　　│
│　２、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是发展之　　│
│　　　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　　│
│　　　境。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国家的民主制度　│
│　　　不断健全，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依法得到维护和保障，人　│
│　　　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
│　　　等权利。〔此显然是吹牛──利华批注〕中国已初步形　│
│　　　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贯　│
│　　　彻落实。〔但是宪法本身却有着明文规定党高于法的荒　│
│　　　谬──利华批注〕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
│　　　育等事业发展迅速，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　│
│　　　得到满足。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得到加强，国家努力维　│
│　　　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加强　│
│　　　社会建设和管理，保持社会稳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
│　　　处。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为人类社会　│
│　　　的发展进步、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减少人类贫困　│
│　　　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为　│
│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周边地区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　│
│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懈努力争取一　│
│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　│
│　　　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　　│
│　　　义。　　　　　　　　　　　　　　　　　　　　　　　│
│　３、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中国坚持以科学发　│
│　　　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把发展的基点放在立足　│
│　　　本国实际上，同时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　│
│　　　开放，努力实现更为均衡的发展。中国不把问题和矛盾　│
│　　　转嫁给别国，更不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中国主要　│
│　　　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中国要重点做好　│
│　　　以下工作：坚持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立足开拓国内市　│
│　　　场和增加国内需求；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　│
│　　　式转变；加快科技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开发　│
│　　　人力资源；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坚　│
│　　　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发展对外经济　│
│　　　技术交流与合作；认真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
│　　　不断完善涉外经营管理体制和政策，创造公平和可预见　│
│　　　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开放市场，优化投资和贸易环境，　│
│　　　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度、便利程度，　│
│　　　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与所　│
│　　　在国的企业共同发展。　　　　　　　　　　　　　　　│
│　４、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顺应经济全球　│
│　　　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　│
│　　　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　│
│　　　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　│
│　　　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　│
│　　　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　│
│　　　易持续增长作出贡献。中国努力推动多边经贸关系发展　│
│　　　和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贸规则，　│
│　　　与各国共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促进世界经　│
│　　　济平衡有序发展。中国积极拥护和参与多边贸易体制，　│
│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妥　│
│　　　善处理贸易摩擦等问题，促进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　│
│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有　│
│　　　利于全球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在　│
│　　　满足进口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减少了进口国的支出和通　│
│　　　货膨胀压力，增进了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中国巨大的市　│
│　　　场为国际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使各国投资者能够分享　│
│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利益。　　　　　　　　　　　│
│　５、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一个持久和　│
│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　　│
│　　　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和谐世界应该　│
│　　　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　　│
│　　　界。中国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各国应在《联　│
│　　　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　│
│　　　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提倡国家在处　│
│　　　理国际关系时，应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努　│
│　　　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在沟通中增强了解，在了解中加　│
│　　　强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中国坚持和睦互信，实现　│
│　　　共同安全。摒弃冷战思维，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　│
│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　│
│　　　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　│
│　　　恐怖主义活动、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应坚持以和平方　│
│　　　式，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　│
│　　　对侵略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任意　│
│　　　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坚持　│
│　　　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应按照　│
│　　　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　│
│　　　控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　│
│　　　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　│
│　　　发展。经济全球化应坚持以公正为基础，实现平衡有序　│
│　　　发展。应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　│
│　　　展。应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种　│
│　　　贸易壁垒，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建立　│
│　　　一个公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　│
│　　　边贸易体制，为世界经济有序发展构建良好的贸易环　　│
│　　　境。应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　│
│　　　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应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　│
│　　　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应积极促进和保障人　│
│　　　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应创　│
│　　　新发展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　│
│　　　路。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文明多样性是人类　│
│　　　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国　│
│　　　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　│
│　　　借鉴，取长补短，使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　　│
│　　　展。应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　│
│　　　虑和隔阂，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使人类更加和睦，　│
│　　　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　│
│　　　的多样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
│　６、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已有实际行动。多年来，中国坚　│
│　　　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政策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
│　　　外交政策，本着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精神，发挥　│
│　　　建设性作用，努力同各国一道实践建立和谐世界的崇高　│
│　　　目标。中国已加入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的130多个 　│
│　　　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67 　│
│　　　个国际多边条约，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　　│
│　　　贸、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　　│
│　　　作。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与周边地区建立睦邻互信，促　│
│　　　进地区安全合作。中国尽最大努力援助其他发展中国　　│
│　　　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多年来中国力所能及地提供无　│
│　　　私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中　│
│　　　国不断加强与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不同文　│
│　　　明相互包容。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的重　│
│　　　要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更加　│
│　　　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意义，既积极走　│
│　　　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也努力吸收、借鉴其他文明　│
│　　　的有益成果。　　　　　　　　　　　　　　　　　　　│
│　　　　　　　　　　　　　　　　　　　　　　　　　　　　│
│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　│
│　　　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　│
│　　　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　│
│　　　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中　│
│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　　│
│　　　的。中国已明确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全面　│
│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　│
│　　　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　　│
│　　　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到那时，中国　│
│　　　必将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　　　　　　　　　　　　　　　　　　　　　　　　　　　　│
│　在本书《序言篇》中，我们已经批评过中国执政者对外“笑　│
│　面的菩萨”和对内“骇人的狼”两种姿态。上引白皮书就是　│
│　“笑面的菩萨”的全面展示。中国人的智慧“玩儿”起政治　│
│　谋略，世上无人可及。如果一个国家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　│
│　实质不了解，那么仅从上引内容涉及的中国内政信息完全可　│
│　以断言，中国绝不可能是一个奉行马克思主义国教，由中国　│
│　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当代专制国家。因为白皮书中明确地在国　│
│　家关系中主张民主的原则，也明确地表示在国内发展民主制　│
│　度，还明确地肯定文明多样性的合理性。这难道不意味着中　│
│　国执政者在国内党派关系中也主张实行民主，而且在国内确　│
│　实在发展着民主，并且在思想上也肯定多元吗？可是恰恰是　│
│　这些由汉字表述的美丽动人清新爽朗的观念下有猫儿腻。中　│
│　国执政者清楚地了解世界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它故意地　│
│　把世界喜欢的而它也真实地奉行的东西拿给世界看，而把世　│
│　界不喜欢的可它自己还喜欢的东西巧妙地遮掩起来，并固执　│
│　地坚持下去。　　　　　　　　　　　　　　　　　　　　　│
│　　　　　　　　　　　　　　　　　　　　　　　　　　　　│
│　但是这种内政外交的不统一，却不等于全无可取之处。其对　│
│　外“笑面的菩萨”没有错，不妥之处在于，对内也应是“笑　│
│　面的菩萨”而不应是“骇人的狼”。还有，胡温领导集体，　│
│　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忧民之忧”也不错，问题是所忧之不　│
│　彻底：只忧民之物质生活之忧，不忧民之精神追求之忧。只　│
│　解决其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不理会甚至压制其精神自由、政　│
│　治自由的需求。还有，提倡科学发展观不算错，问题在于不　│
│　全面。因为社会的进步一定不能没有人文意义维度，只达到　│
│　小康人均多少钱的标准，并不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就　│
│　算是把人文意义的维度勉强塞入“小康”的指标当中，也仍　│
│　有问题，因为中国执政党至今在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人文意义　│
│　上还是不明不白的状态，无论是定位为包罗万象的“小康社　│
│　会”，还是定位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一党专制、　│
│　坚持思想一律、因此而任凭政治危机四伏、文化危机深化、　│
│　社会危机蔓延，社会真正的和谐何来？腐败大锅温度飙升，　│
│　陈胜吴广随时可能铤而走险，中国人能安居乐业的小康又何　│
│　在？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文意义，学者们也莫衷一是。传　│
│　统文化派要把儒教树为国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到的方向　│
│　是民主宪政政治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规范的自由市场　│
│　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宪政，即“转型就是向欧美收敛”；左派　│
│　知识分子认为，“今天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和当年毛泽东试图　│
│　尝试的改革其实是一条河流里面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应当　│
│　是中国人永远的旗帜；还有“中国老百姓想要恢复中国的大　│
│　国地位”；〔１〕等等。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必须能吸收所　│
│　有执政者、学者和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构想　│
│　或他们构想中的积极部分，却不能停留于其操作、经验的层　│
│　面。　　　　　　　　　　　　　　　　　　　　　　　　　│
│　　　　　　　　　　　　　　　　　　　　　　　　　　　　│
│　关愚谦提出中国文化人有三项艰巨任务：“第一，对中国的　│
│　文化史要进行很好的整理……。我们要客观总结中国五千年　│
│　的文化史，哪些是需要发扬的，怎样发扬。”“第二，我们　│
│　必须对西方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进行总结和整理。我们在学习　│
│　西方的过程中，好的东西没有完全学到，却把某些坏东西引　│
│　过来了。我们需要对西方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进行研究，要提　│
│　出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哪些可以批判接受，哪些应该抑　│
│　制。”“第三，我们必须对中国50多年来的历史进行全面整　│
│　理，……要对这50多年执行的政策以及政策执行的思想进行　│
│　整理，温故而知新。至少要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　　│
│　的，哪些值得发扬，哪些值得反思。”〔２〕这话有一个经　│
│　验前提，即现有对这三大方面的总结──包括中国共产党中　│
│　央的正式文件所做出的总结，非常不够，所以才需要学者重　│
│　新进行反思。这的确是中国文化人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　│
│　当然离不开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保证。然而要完成这　│
│　三个理论建设或文化建设的任务，本身就预设了一个更高或　│
│　更具普遍性理论层面的前提：即总结历史经验，取舍文化必　│
│　须有一个人文标准，亦即：必须要有一种能涵盖人类古往今　│
│　来、东西中外的一切有利于人类健康地存在与发展的积极历　│
│　史成果和思想成果，又能超越这些普遍价值所依附于其上的　│
│　特殊的民族文化、历史时代、社会条件的局限性的大道为基　│
│　础。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超越之道作为思想参照系，中国文　│
│　化、西方文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50多年历史中的是非、　│
│　长短、善恶、美丑，我们就无法进行辨别、取舍。　　　　　│
│　　　　　　　　　　　　　　　　　　　　　　　　　　　　│
│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执政党“为旧包子添新馅儿”和“以新瓶　│
│　子装旧酒”这两种不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如果不　│
│　能理论地系统全面地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些中国执政党超越　│
│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进步就会始终不得已地挂靠在马克思　│
│　主义这一当前已经“年老色衰”丧失了生育能力，正在被人　│
│　类历史发展边缘化的理论体系之上，处于一种“名不正则言　│
│　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窘境之中。以人为本就会混同于　│
│　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下的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由于　│
│　保留着一党专政的政治落后而成为空话，和平崛起的机遇就　│
│　会毁于我们上一章刚刚论及的那些滞后因素。所以，无论是　│
│　消极地为了摆脱中华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危机，还是积极地为　│
│　了把握中华民族复兴与腾飞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回归发　│
│　展的正道，必须首先在社会人文发展方向上摆脱不清不楚的　│
│　被动。而在全球化时代，这一中华民族腾飞之道，不但必须　│
│　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还必须是福利全人类之道。　　　　│
│　　　　　　　　　　　　　　　　　　　　　　　　　　　　│
│　这一当前建构中华民族腾飞之道，同时也是世界和谐发展之　│
│　道的艰巨思想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者的肩上。之所以说　│
│　是“建构”，是因为反映当今人类历史进步方向的堪为人间　│
│　正道的思想参照系不是现成地呆在某个角落，只需把它找出　│
│　来就行了。这一思想参照系需要融会东西文化和哲学之长，　│
│　总结和吸收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才可能形成。中国　│
│　学者由于在文化上的得天独厚，他们不但能切实理解西方哲　│
│　学和西方文化，而且能较轻松、切实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　│
│　哲学和文化。客观上还有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中国人在其民　│
│　族历史记忆中能够清晰地记起它所遍尝的各种已经走出世界　│
│　历史的社会制度的味道。几乎是在同一个世界时代坐标上，　│
│　在差不多100年间，中国人实际地体验过封建专制社会、半 　│
│　封建半殖民地专制社会、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前台湾地　　│
│　区）、殖民地宪政民主社会（前香港地区）、专制的社会主　│
│　义社会（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以及宪政民主社会（目　│
│　前仅限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所有这些社会制度。在这　│
│　个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这种全方位的社会制度体验使它能　│
│　够形成一种全息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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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及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和谐社会的论述已有不少，但是却缺
失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和谐哲学。当然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
形态依赖中，可以推测出，它以为，经过“与时俱进”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提供一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造成的一种想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崇尚唯物
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绝对主义，是把一切唯心主义、有神论都理所当然
地作为谬论、邪说加以排斥的思想体系；在价值观上，它坚持的是劳
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这样一种偏执的价值观；在认识方法论
上，它有着强调斗争的绝对进步性的偏激；在社会建设的构想上，它
存在着绝对地肯定公有制和否定私有制；绝对地反传统；忽视人的内
向度生活，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不受限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等等简单化
的问题。这样一种哲学怎么可能作一个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呢？如果
说，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缺点都可以改掉，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放弃马克
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改过之后的东西就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要实现社会和谐的美好目标，就必须形成一种和谐的文化，而要形成
一种和谐的文化，则必须要有一种和谐哲学作其内核。要了解这一
点，首先要了解文化的结构和哲学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精神形态（或狭义）的文化构成，有内核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层次。
一是由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构成的内核层，二是贯穿了一定本体
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被自觉意识到并系统表述出来人文价值理想、
社会行为规范、艺术审美情趣、国家意识形态，及承载并体现它们的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方向、规范和成果的中
层；三是与上述两个层次相一致的生动地体现于人民日常生活、民俗
习惯、流行时尚、大众心理中的思想、精神活动的表层。内核层和中
层，都可以说是属雅文化层，对其的掌握、建构、推行和运用通常是
有意识地进行。而表层则属俗文化层，它的流行与影响通常以一种集
体无意识行为模式发生。比如“拇指文化”──人们通过手机短信所
传播的内容、比如餐桌文化──人们在聚餐时所谈论的内容、比如，
近几年在中国流行起来的过西方节日──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
父亲节、甚至愚人节的时尚等等。

不同文化的区别，无论是地域性的──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区别，还
是时间性的──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区
别，其最根本的不同都是由其哲学内核层的特定内容的不同决定的。
因此文化的建构和进步一定要深入到这个内核的完善上。

构成文化内核层的哲学要包括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它们构成哲
学的“铁三角”。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这里的“存在”主要不
是指具体的人经验范围内的有限存在，而是指包括了人类存在的一切
已有、现有和将有的时空形式的无限的存在，即“终极实在”。人类
思想能力可以从自己对存在的真实的有限经验推出这终极实在的确实
性和它的某些特性，但是，对于终极实在的全体，人类永远不可能获
得确切的经验性或可确证的知识。所以，古今中外的人类哲学史上提
出各种本体论，关于世界存在的本质和本源的论断，归根结底都具有
假设的性质。但是这种假设却是必要的。对于人类这有限的存在来
说，他要理性地面对无限，并在被这种无限包裹中确立自己在有限世
界的理性支点，就需要理论地确定自身存在在无限的终极实在中的位
置和意义，就必须有这个哲学的假设。这个假设标志着我们人的认识
所能达到的极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一句狂妄至极的话，叫
作“只有人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人不可认识的事物”。人的认识范
围在其实践和经验基础上扩大的潜在可能性，理论地说确实是无限
的，即，我们可以假定只要人类存在，人类的认识就一定会发展。但
是，随着人类认识范围的无限扩大，他认识范围之外的未知领域也在
扩大着。无限的终极实在对于人是永远不能穷尽的认识对象。把我们
的认识范围比作一个圆，其圆圈儿外代表未知领域，那么，随着我们
人类知识的扩展，这个圆的直径越大，圆周会越大。而这也同时意味
着未知领域的扩大。再举一个更形象的例子，假如我们有一天科学地
证明了，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其直径有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光年之大
的宇宙是从历史上某一时刻的一次宇宙大爆炸开始了其存在、演化过
程的，那么，我们紧接着就会提出，这个大爆炸造成的宇宙之外是什
么？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大爆炸？这样的问题，康德已
经逻辑地证明了人没有能力给出确实的证实或证伪。人在涉及无限的
终极实在的问题时，认识会遇到其不可跨越的极限，他的证明至今有
效。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所谓康德的“不可知论”问题的“解决”，实
质上都是一种人类理性缺乏自知之明的自负表现。哲学本体论实质上
是人对终极实在的认识达到其无法跨越的边界时，不可缺少却又无法
证明的一个假设。而黑格尔和马克思自以为他们所一锤定音地敲定的
世界起源于、本质上是精神或物质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本身仍需要证
明。但是，他们的哲学，以及所有要伸展到实在领域的哲学都不能没
有这样一个本体论的假设。对于一个真哲学体系来说，──除非是象
语言哲学、分析哲学那样，把哲学限定在人类语言的范围内，而不承
认哲学要关照人类的整个实际生活──这个假设是必须要有的。价值
论是关于价值或意义的学问。价值是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对于具有积极
意义的内容或对与其有一切直接间接关系的存在中的积极性质的肯
定，人们依照价值判断而对善恶、美丑、利害、爱恨、圣卑、贵贱等
等作出取舍。价值的任务是赋予人类创造性活动及全部生活以善、
美、圣、利的意义和方向性。在一种哲学中，价值论与本体论有着内
在统一的关系，即本体论所设定的终极实在为其价值论提供了世界观
的基础。价值论不仅在哲学铁三角结构中不可缺少，它还为一切需要
人文意义维度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如制度建设、社会进
步、教育发展等等确定方向，提供意义的罗盘。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
本质、内容、方法、功能的学问。它通过对人认识实在，形成真理性
认识的内容来源、认识主体能力、认识途径、方法等等的考量，对人
获得真理的认识活动给予支持。它一方面对特定的本论论和价值论给
以认识合法性、可靠性的确证，即证明它们有道理，符合事实和逻
辑，不是虚妄的想象，另一方面把对本体和价值的认知转化为认识方
法和行为方式──比如把对世界辩证存在的实际状况的肯定转换成辩
证地看世界的方法，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论证转换为人的道德行
为，成为本体论、价值论对人的认识和行为发生影响的中介。除了在
哲学铁三角结构中作为一角的这种不可缺少的作用外，认识论还给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认识真理提供认识方法论工具。

人类哲学史上所有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内核层，或一种文化的灵魂的哲
学，都必会有这样一种由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构成的“铁三角”
结构。这样一种思想必然，可以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斯
宾诺沙、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诸多西方哲学大家的哲学体系构成
为经验证明。实际上将易哲学包括在自己范围内的儒家哲学也有这三
个部分。这个哲学结构“铁三角”并不是哲学家一厢情愿主观设计的
结果，而是由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或人类存在的性质所决定的。人
类存在与其他存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他有理性判断能力和自由选
择的能力，他在必然要面临和处理三种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
人与同类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的外生存条件的关系
时，都不能够仅仅是象植物和动物那样听天由命地顺应与被动利用，
他一定会有意识地协调自己的灵与肉、德与道、理性与非理性、信仰
与理性等等与自身的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即
人与同类的关系和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认识与实践等
等人与外生存条件的关系，做出自主选择并对其后果担负起相应的责
任。在为保证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使生存环境人化，并
在其生命、生活过程中追求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
越。人的这种生命存在和生活样式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人要认识世
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是他获得自身身心平衡的
前提，是他主动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以获得使自己肉体生命得以延
续的条件的前提，也是他成功地协调与同类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的前
提，因此在作为人类某种文化核心层的哲学中不能没有认识论。而他
在生命、生活过程中追求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
越，则除了要延续其肉体生命外，他还有要成就出一种完美的精神生
命的要求，他一定要有对意义对价值的判断、取舍和追求，因此在其
哲学中不能没有价值论。而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确立，都必须以他处于
其中的无限的终极实在为整体关照，即他需要把自己对具体世界的认
识，对生活中意义的选择摆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使其和他处于其中
的无限的存在发生关联，不能让它们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
状态。如果满足于这样一种悬空状态，意味着可以任意摆放，也就意
味着可用任意的材料填充、组装其求真的认识论和求善的价值论。所
以，如果没有本体论的支持，就等于把认识论和价值论都置于可有可
无的地位。因此如果要认识论和价值论能成立，则必须有本体论的支
撑。这是哲学“铁三角”得以存在的必要性。那么为什么不是铁四
角、铁五角、铁八角……，而一定要“铁三角”呢？我们经过思考、
研究会发现，哲学的大家族中，确是有许多门类──美学、伦理学、
逻辑学，以及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
……，但是这些不同的门类在哲学中都是“二级”或“三级”学科，
它们或是可归属于铁三角中的某一角──比如伦理学可归属于价值
论，逻辑学可归属于认识论，或是本身都以“铁三角”为其形成的前
提，是“铁三角”之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在特殊领域中应用的结
果。

在西方文化中充当过其哲学内核层的铁三角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
大陆长期不屑地称其为“经院哲学”，台湾则尊敬地称其为“士林哲
学”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或天主教哲学。它“以知识作为入门，走向
哲学的‘体’的形上学，再到哲学的‘用’的伦理学，也就达成了理
论和实践，知和行合一的境界。”〔３〕然而在整个西方哲学界、思
想界，甚至于在整个西方世界，“中世纪一词是声名狼藉的，它是黑
暗、蒙昧、血腥的代名词。”〔４〕这种情况在西方人非此即彼的思
维方式下是一种思想必然。从对中世纪中后期腐败的教会的否定，而
延伸至对整个中世纪历史发展的否定。中国人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
后，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可理喻，那就是从1919年“5．4”新文化运动
时开始，把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批判，延伸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
伟大文化的唾弃。更加之中国大陆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排他作
用，对于发端于公元五世纪末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直到15世纪
文艺复兴才渐渐势微，领导了西方文化1,000年之久的基督教哲学的
丰富内容，在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中的地
位都是过渡性的。不过笔者看到，2005年7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杜
丽燕著《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已经在力图对“中世
纪的蒙昧与黑暗完全归咎于基督教”这种偏见作翻案的工作。事实
上，基督教不但保留了最深刻的人道主义，而且从西方哲学发展史来
看，基督教哲学前的哲学发展指向着基督教哲学，而此后的哲学则是
从它发展出来。就理性与信仰的有机统一来看，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是
二者成功结合的典范。它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对上
帝的信仰统一起来，在论证了上帝是终极实在的同时，于神人之际定
位人的价值，解决了人的生命或生活意义的问题：在爱上帝与爱人中
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都是反
对腐败的教会而不反对上帝和基督的宗教，而近代西方哲学史上许多
巨匠，如笛卡尔、斯宾诺沙、康德、黑格尔等则不但不反对上帝，而
且他们本人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哲学中内涵着的“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爱”为最大的诫命，孕育出了当代民主、自由、平
等、博爱的普遍价值。对于当代西方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大学，实际
上是在基督教背景中诞生的。直到现在政教分离的今天，西方文化中
的基督教信仰仍然是支撑其精神文明，进而维系其健康的人际关系的
重要柱石。基督教哲学当然也有它的致命问题──世界观上的绝对主
义，发展到中世纪后期的繁琐思辨论证等等，其是是非非不是我们这
里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是说，一种可以作为文化内核层的哲学，一
定是由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构成的铁三角。这一点还可以举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证。马克思主义所以能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导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新文化”的内核，恰恰也
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价值
论──劳动阶级价值至上论、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
认识方法论构成的“铁三角”。这一哲学内核通过毛泽东、邓小平等
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曾渗透到中国文化
的中间层和表层，并与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统一起
来。

人类现在已经在步入一种全球化生存状态。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
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全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而在价值观上，虽然在达成普遍的人类价值共识上，我们已
经在普遍的人权价值和普遍的伦理价值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是
总的来看，人类在不同的群体水平甚至在个体水平上却越来越各持己
见。比如中国也承认“人权”的重要，甚至“保护人权”已经写进了
我们的《宪法》。但是对于人权的最重要规定性的理解，中国政府的
认识显然与世界上许多宪政民主国家不同，它强调国家或民族的整体
人权，而在公民权利方面，又特别强调生存权；而在公民生存权的落
实上，它又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先决条件。这种在人类越来
越一体化的共同生活中，不同的人类群体和人类个体却对十分重大的
共同问题持不同观点、立场的情况，有点儿象是在紧张拥挤的交通枢
纽上没有红绿灯，没有统一的交通规则，来自各个方向的一切行人和
车辆都可任意行驶，撞车事故就势不可免。现在世界上，不但中国人
有价值方面的危机，西方人也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来，后现
代主义渐成气候，在人文领域人们被引导到置疑人类伦理规范的普遍
性、置疑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置疑人在真理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的
地步，个人主义成了价值标准，相对主义成了绝对真理。对经验领域
的事物，在何为真何为假的判别上，还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比如有经
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行将崩溃的紧张压力中，有的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类不同认识，有客观事实为标准，假以时
日，只要调查足够全面、深入，不难达成一致。但是在何为善、何为
恶，何为对、何为错，何为利、何为害，何为好、何为坏的问题上，
整个世界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能达成共识了。而在价值
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前面所引的关愚谦提出的中国文化人的三个文
化反思的任务，以什么作取舍的价值标准呢？价值标准的问题不解
决，凭什么去鉴别中西文化，以及中国近60年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
训呢？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只好各自按照
自己的主张办，这不但会极大地增加社会有益实践成功的成本──因
为达成共识相当困难，而且还留下了人类可能会自相残杀的潜在可能
和真实隐患。我们要从这种紧张和不安状态中超拔出来，要避免彼此
有意或无意地互相伤害，就需要努力地建立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
人类新文化。而这种全球化时代人类新文化的建立需要先支起作为其
内核层的哲学“铁三角”来。

上文说，反映当今人类历史进步方向的堪为人间正道的思想参照系不
是现成地呆在某个角落，这一思想参照系需要融会东西文化和哲学之
长才可能建构起来。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建构堪为
人类新文化的哲学内核层时，老子哲学已经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现成
的“铁三角”。

本书第三篇中，作为理解西方哲学智慧，特别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点的参照，我们已经简述过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又称《道
德经》）以五千字的篇幅，涵盖了无比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智慧。加之
其凝练形象的诗化表达（本书第三篇曾提及这种表达方式本身也是中
国式的取象比类方法的例证），使其后两千多年来，围绕着不同的版
本、不同的注疏、一次次地考古发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内
涵作出不同的发掘、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笔者在对《老子》哲学学习
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利用了贺荣一和陈鼓应的研究成果。二位都对
《老子》的许多重要版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认同他们的许多观
点。比如陈鼓应指出将老子理解为消沉、厌世，主张“愚民”，含有
阴谋诈术等等，或是望文生义所致，或是因为前人──如韩非子、朱
熹、二程等的误导。〔５〕但是，笔者除了对《老子》第一章有与几
乎所有《老子》研究者完全不同的解释〔６〕外，与许多《老子》研
究者最大的不同，是笔者发现《老子》相当全面、深入、严谨地阐述
了一个哲学的“铁三角”，即内在统一的道本体论，道价值论和道认
识方法论。与陈鼓应把《老子》中的“道”归纳为具有“实存意义
的”、“规律性的”、和“生活准则”三种意义不同，笔者认为《老
子》对“道”的阐述有三个层次，一是哲学的“铁三角”，可包括陈
鼓应归纳的道之第一、二种意义。二是道对个体生命活动的指导意
义，涵盖了个人生命行为──包括伦理道德人品方面的修炼，为学做
事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养生和保健，包括陈鼓应归纳的道之第三种意义
而不限于此，是道之生命哲学。这方面老子不但反复举出“圣人”的
榜样，而且多处现身说法，直接谈他自己的认识和处置。三是道对社
会生活的指导作用，就是以“道”之价值论为原则、以在道之本体论
基础上的道之认识方法论为方法指导治国、治军、处理内政、外交。
这第三个层次可说是领导社会的哲学，可以叫作领导哲学或管理哲
学。当代不少人认为，《老子》是一部政治学著作，或《老子》是一
部管理学著作，都有道理。这实际上是仅仅从政治学或管理学视角去
理解老子所致。由于这个层次有前两个层次作基础，因此这一层次的
内涵深度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学、管理学论著，会有相当的思想深
度与系统性。篇幅的关系，老子哲学第二、三个层面，这里都不作细
述，只就其可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新哲学内核层提供和谐哲学“铁
三角”的道理作一概述。

老子的道之本体论从“无”和“有”开始展开其对终极实在的理性假
设。冯友兰在《新原道》中说：“在道家的系统中，道可称为无，天
地万物可称为有。”〔７〕笔者认为，这是对老子之道的极大误解，
可能是对《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及32章“道常无名”的望
文生义。《老子》的意思是，要解释这大“道”，一定要用“无”和
“有”这种最抽象的概念。即“无”是用来解释道的，而不能与道划
等号。用“无”和“有”来说明世界的终极起源，其不可替代的深刻
意义在于，提供了对各种不同本体论──我们现在很恰当地称之为多
元世界观以最大的包容性，因此可以容纳各种对终极存在不同的设
定，从无到有，或从无中生一、到二、到三、到更多元的各种世界观
都被赋予了合法存在的地位。佛教认为的虚无或虚空、希伯来宗教的
一位上帝、摩尼教主张的善恶、神魔两元、基督教的圣父、圣灵、圣
子的一体三元或三位一体、印度教的多神、等等，以道观之，都有地
位。将老子以道解释终极实在，解释世界从无到有，比较一下希伯来
宗教的耶和华从无中创造世界，似是完全相同，然而耶和华本身已经
是“有”了，老子之道则“象帝之先”，“道法自然”即自然而然，
实际是哲学地回答了“上帝从哪儿来？”的问题。因此老子之道无限
包容，提供给我们一种超越并包容有神论与无神论、一神论与多神
论、不同宗教不同的神、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等各种本体论，使其都
有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应能和平共处的基础。在人类已经过去的这数
千年中，或许老子哲学的这种博大与涵容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那
时，尽管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都认为自己对终极实在的认识是唯一
真理，而把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视为异端、邪恶，但是由于交通和通
讯技术落后，不同文化圈儿的人们相遇较难，因此虽然人类各执自己
的绝对主义生活着，客观上发生碰撞的几率却很小。然而今天，科学
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地球上的人们相遇已经太
容易。许多战争、流血冲突都起于或涉及不同宗教间、不同意识形态
间的冲突。此时，老子道之本体论的包容性的伟大才得以张显出来。
此外老子的本体论还是辩证本体论，它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之道：凡属
经验性的存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揭示了世
界存在的状态具有动态性、联系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揭示了道创
化、运行、转化的机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老子对道在形而上学层面的阐述，已经明确地引申出道之价值论原
则，或最高价值。这就是《老子》第2、10、34、51、77等章节中非
常清楚明白地表述了并反复强调的，且历来对这些章节的字义解释出
入也不大的，他从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中体会到的：生而不有、长而不
宰、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意思是：生养而不据为己有，培植却不去
主宰，成事却不自恃高人一等，成就功业却不居功。81章更加明确地
概括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所以老子之道在价
值维度上有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述，概括为四个字就是“利而不
害”，就是无条件地成全世界、成全众生。这本质上与基督教“爱”
众生内涵完全一样，而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
之爱有所不同。基督教之“爱”众生的价值原则的根据是，人是上帝
的肖像，上帝因爱而以他自己的样子造了我们，因此我们要爱上帝和
上帝所造的一切。老子对“利而不害”这一成全之道的领悟，却并不
以位格神上帝为前提，而是从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中得出。人类的生存
之机来自于天地自然的好生之德。是天地自然对众生提供了生命存活
条件。天道本身就展示给人无私成全“利而不害”的“玄德”。因此
“孔德之容，为道是从”，即人的道德应追随天道。人受天地或天道
之恩，才能有生命，学习效法天地自然，以成全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众
生，也就成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自然而然链
条上的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伟大的先哲老子阐发的道，绝不是什
么消极无为之道，而是对人、对众生、对世界都“利而不害”的成全
之道。《老子》第八章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叫作“上善若水”。
为什么呢？老子解释说：“水之善是利万物而不争，处于大家都不想
处的下位，所以这种善近乎道。立身处世要甘于处下，心要宽大包
容，施与仁爱不要自傲，语言诚信不要狂妄，治理政事不要使威风，
精于办事不要呈强，把握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唯有不争，才无忧
患。”〔８〕这是对81章之“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注脚。笔者这里
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一个极为荒谬的表述，“人与自然的
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笔者在给学生讲课至此时，都会
明白地告诉学生，按照老子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
系，或人与天的关系，首先是被养育与养育的关系。人离开自然提供
的物质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人对天或自然的态度，首先应
当是一种感恩的态度。

老子的道之本体论、价值论已经是博大精深，然而他并非因为纯理论
的“好奇”或为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也不是为了帮助人能长生不
老或成仙不死才教人顺道。他的目的是帮助人通过闻道、修道、得
道、同道来实现和谐的生活。因此其对道之本体论、价值论的阐释就
必然会扩展到对认识（方法）论的阐发。

《老子》第2章中列举了美丑、善恶等六对两极相依的关系。它们从
静态上说明了万物负阴而抱阳，突出了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相互对
立、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性质。第22章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
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则突出了两种对立性质的互相转
化。这些经验事实可使我们领悟生活中的客观辩证法。《老子》第九
章则更进一步，揭示物极必反的规律，教给人们做事不可走极端，要
有意识地保持适量、适度、相对平衡与和谐才可长久的道理。用这种
辩证认识方法论来把握处世的原则，《老子》提出：不自我张显而能
明达；不自以为是可得到光大；不自诩夸功而能有功；不自傲自负而
能长久（第22、24章）。进而提出“凡要达到收缩之目的，必先要让
其扩张；凡要削弱的对象，必先要允许它增强；凡要废除的事物，必
先要使它兴旺；凡要取得一定的收获，必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第36
章）”，则是将物极必反作为辩证认识方法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老子对“弱者道之用”也作了进一步阐述：越是伟大的东西，表现得
越不起眼；越是刚强的东西，表现得越是柔弱。反之亦然。越是弱小
的东西越有发展的希望，越是强大、刚硬的东西越接近灭亡。（第
30、55、76、78章）。

老子还将这种辩证认识方法论与道之“利而不害”的价值方向统一起
来，几乎是多层次全方位地论述了如何才算做到了“唯道是从”。由
此更可以证明，与其说老子号召人们做回避人间烟火的避世者，不如
说他希望世间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道者。为了
使人能成为道者，《老子》把“唯道是从”的价值观，从个人的人品
修炼、处世、养生、治学、做事，直到国家的内政、外交、治军、全
部贯通起来。并多处用“圣人”会如何作为“唯道是从”的榜样。因
此《老子》中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行违道之为。后
来的道教把避世修炼以达成仙不死作为修炼目的，与老子初衷真是相
差了十万八千里。

综上所述，《老子》提供的哲学“铁三角”的结构就是，围绕着“利
而不害”的“天之道”，通过对道本体之辩证性、道本体之价值内
涵、与这种真善一体的本体论有机统一的辩证认识方法论，与这真善
一体的辩证本体论和辩证认识论有机统一的价值论的论述，全面地展
示出“道”的内涵，以及识道、得道、修道和同道的途径和方法。这
样一种“铁三角”在哲学结构上是完整、合理的。它也正是我们今天
可以当作和谐文化核心层的和谐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建构今
天需要的和谐哲学，是对大道的回归。我们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至简大
道，或我们中华民族腾飞的至简大道，或我们今天和谐哲学的铁三角
内核概括地可以表述为：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走出“唯……主义”的
绝对主义模式而取一种辩证的包容模式，在价值论上走向一种标志着
当今人类思想成熟程度的以“利而不害”为最基本原则的人类普遍价
值观，在认识方法论上，将辩证法的智慧与还原论的、公理化的形式
逻辑方法和经验科学的实证方法结合起来。

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模式而取一种辩
证的包容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世界观上允许多元。对于世界终
极实在即世界的最初起源和世界的本质可以唯物主义地解释，也可以
唯心主义地解释；可以一元论地解释，也可以二元论、三元论，甚至
更多元论地解释〔９〕；可以有神论地解释，也可以无神论地解释；
可以位格神的解释，也可以非位格神地解释；信仰的对象可以是位格
神的上帝，也可以是非位格的道、佛法、绝对精神、或人道主义。为
什么和谐哲学要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模式，而允许世界观
上的多元存在呢？这是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或
宇宙或“天”是一无限的存在。无论我们的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
们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无限世界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我们在浩渺
的无限的宇宙中的存在，其有限性可以庄子的“朝菌不知晦朔，惠蛄
不知春秋”〔10〕来比喻。不错，人有理性，人的理性成果可以文化
的形式传承累积。但是，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至大群体的人
类，在宇宙中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以有限去面对无限，那么不同的人
类主体对于无限的终极实在的认识就会有不同的侧重。有的看到了精
神一面的主导作用，有的看到的是物质一面的基础作用，有的看到的
是有神的目的性一面，有的则看到无神的自然性一面。有的用有位格
的耶和华创世神为世界的最初因，有的以无位格的天道为世界的最初
因。各种对于终极实在或存有的看法都有其根据和道理，就如同盲人
摸象的故事中讲到的四个盲人分别摸到了大象的耳朵、鼻子、尾巴和
躯干，摸到的每个部分都是象的一个真实部分一样。如果四位盲人都
了解自己摸到的部分的有限性，而说“我摸到的这个部位象扇子”、
或“象绳子”、或“象柱子”、或“象一堵墙”，而同时能向摸到大
象其他部位的人了解学习，他们彼此得到的关于大象的知识就一定更
接近大象的真实。然而，人类，特别是西方世界在其文化或哲学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信仰之间，不同的世界观之间所持的态度，却
一直是彼此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视与自己不同的世界观或信仰为异
端、甚至为邪恶。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唯物主义同样陷入这种绝对主
义不能自拔。物理学家波恩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自己
是这种真理的代表，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11〕世界观上
的绝对主义未必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但它至少是实行思想专制
的认识论前提。195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
动，都会追溯到被批判者的世界观，一定要把其贴上归根结底的“唯
心主义”的标签骂它个狗血喷头，才算是达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正
是这种“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共产党一党
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了只能服从、膜拜，不能被批评置疑的国教
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专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马克思主义不
能发展，其他各种人文思想学术都可以发展，因此在国民党实行专制
统治的台湾在20世纪后半叶还有新儒家的成长、士林哲学或基督教哲
学的发展，而在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官方马
克思主义学术得到鼓励，与其持不同世界观不同价值观的其他各种人
文思想学术都不可以发展，因此中国大陆50多年来没有产生一位世界
级学术大师的缘由。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
种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而国民党用作国家意识形态的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在世界观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允许多元，所以国
民党在台湾的思想专制只限定在政治思想领域，被专制的对象只是马
克思主义一家。而共产党在大陆的思想专制却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
观上的绝对主义，专制的对象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的各家。这种思想
的绝对主义支持着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反过来，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又
维护着思想上的绝对主义。而专制主义则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温床，权
力腐败又必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导致了社会道德顶线的教育和
底线的法制全面溃烂。因此自觉地走出本体论或世界观上的“唯……
主义”的绝对主义，是中华民族摆脱现在的思想被动，进而走出人将
不人的社会危机的必须！

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取一种辩证的包容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即在
对世界整体存在状态的描述上，接受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样一种辩证的把握世界存在的方式。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之“本质论”部分涉及的辩证法范
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对这些辩证法范畴的
科学论证、列宁对建构辩证法范畴体系的设想、毛泽东对解决现实复
杂矛盾群的思考，实际上都是对世界存在的辩证规律的有益探索。诸
如一般与特殊、运动与静止、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
容、形式与质料、一与多（或共相与殊相）、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
限、可能与现实（或潜在与实现）、内在与超越、原因与结果等等，
实际上都是我们从哲学上深化对世界本体认识的有用哲学范畴，而先
前在西方哲学领域，它们或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那样被以形式逻辑
的方式加以理解，或者象被黑格尔、马克思那样统一于不是唯心主义
便是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的思想框架中，其辩证法的深刻智慧至今始
终没有被西方哲学主流接受。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早已经有了
对这些辩证法思想的娴熟运用，然而这些辩证法范畴则并没有得到概
念清晰的逻辑论证。

在价值论上为什么要走向一种标志着当今人类思想成熟程度的以“利
而不害”为基础原则的人类普遍价值观呢？这是因为我们全人类生活
于同一个三维空间，生活于同一个地球村里，并且都是作为人类存在
而生活。当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以往历史上
我们所经历的许多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是我们对于意义的看
法不一样。我们常常为了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去伤害其他个人
或其他群体的权利。在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冲突中，我们的冠冕堂皇
的理由，实质上却常常是把自己看成目的，而把别人看成手段；把自
己所属的人类群体看成人，而把自己要伤害的人类群体看成非人，或
低等人。这是一次次人类彼此激烈冲突、相互残杀的战争留给我们的
深刻教训。因此我们需要大家商量，建立起一种人类普遍的价值观。
就象康德曾表述过的那样，在人类实践领域里，人要为自己立法。

我们在建立普遍的人类价值观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已经
初步地在两个方面对普遍的人类价值有所认识，一是在人权方面的普
遍价值，这是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随着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
想的发展而越来越完善起来的人类共识。它在联合国1948年《普遍人
权宣言》和其后的几个涉及人权的公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二是在伦
理方面的普遍价值，其重要性伴随着人类当代精神生活中存在的普遍
危机日益加剧，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其突出成果之一是1993年8月由世界宗教议会第二次大会正式通过的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它突出地强调了道德金律和“每个人都应得
到人道的对待”的根本原则，从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共有的四项戒律中
提炼出四项不可取消的伦理原则。这即是“不可杀人”──“尊重生
命”；“不可偷窃”──“处事正直，办事公平”；“不可撒谎”
──“言行都应诚实”；“不可奸淫”──男女之间“彼此尊重，彼
此相爱”。〔12〕美国的列奥纳德．斯维德勒除了积极推动和参与了
上述《宣言》的形成过程，他自己也起草了一个《全球伦理普世宣
言》作为形成全世界普遍伦理共识的一个供讨论的基础文本。他期待
通过广泛的讨论，形成对于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不
论是否信教，都是有说服力的普遍伦理框架，达成一种基本的、最低
限度的人类普遍道德。他起草的《宣言》的特点是，以“肯定并支持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各项权利和相应的责任”为
全球伦理的前提，在道德黄金律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将全球伦理付诸行动的八条基础原则和十条中程原则。八条基础原则
涉及了对自由权利的尊重，对人是目的的强调，对一切事物的内在价
值的尊重，将自爱扩展到爱他人、爱世界和爱宇宙，人有帮助同类的
责任，信仰的权利和对别人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对于对话的提倡。
十条中程原则将十个方面的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这十个方面是：关
于法律的权利与责任、关于良心和宗教或信仰的权利与责任、关于言
论和信息的权利与责任、关于参与一切影响自己或自己对之负责者的
决策的权利与责任、关于男女关系的权利与责任、关于财产的权利与
责任、关于工作与闲暇的权利与责任、关于儿童与教育的权利与责
任、关于和平的权利与责任、关于环境保护的权利与责任。〔13〕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形成和发表标志着当今人类在自我认识，自
我建构方面达到的思想成熟程度。此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推动了这
一工作。

世界上不少思想家，特别是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思想家也
都明确地提出人类普遍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在本书第三篇，我们曾引
用过吉登斯对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肯定，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
次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些普遍价值有了真实的支点。”〔14〕哈贝
马斯也是人类普遍价值的捍卫者，他说：“不仅要关注阶级利益，也
应当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15〕2001年哈贝马斯来华演讲中，在
讨论欧洲中心主义和亚洲价值观问题时，他明确提出：“人权思想并
不是基于西方文化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更多的是因为试图对在此期
间全球业已展开的社会现代化的挑战担负责任。”“亚洲社会不可能
不接受个人主义的法律秩序的成就而进入经济现代化之中。”他批评
说：“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中国）习惯于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
权利而为其违反司法基本权和公民政治权的行为进行辩护。……在他
们看来，对生活在贫困中的民众来说，法律平等和言论自由似乎并不
象改善生活条件的期望那样同等重要。……这并不可以为一个发展模
式进行辩解。”“个人与集体是统一的。……只有一种民主的政治合
法化，才有助于克服这种由快速的现代化和发展中专制的压迫所造成
的矛盾和对立。”〔16〕哈贝马斯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读他的著作
简直比读康德还困难。实际上，他的基本观点是明确的：人权是普遍
的人类价值。以文化的特殊性和社会的特殊性，有意坚持剥夺个人权
利的是专制，而专制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的表述则简明扼
要：“世界社会已经到了这样的临界点，即暴力等于是倒退，对文明
的基础自身和生活本身造成威胁。因此，它应该让位于对话、寻求相
互理解、在利益平衡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协调一致，这也是不断发展
的民族形式的多样化所要求的。”“从进步的内容来看，全人类的价
值观、保护人权、保护自然环境使之免遭工业、技术扩张后果的危
害、消除‘工业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上升到首要地位。”“社会主
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
〔17〕

人类普遍价值达成的深刻与广度，即其普遍到什么程度，是标志着人
类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程度的最重要指标。早在两千多年
前的“轴心时代”，人类各不同文化中出现的圣哲们，所揭示的人应
当如何做人的内容，就已经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特别是普遍伦理价值
的自觉思考。无论是中西传统哲学哲学还是宗教，无论中国还是西
方，所谈及人应当如何，或人不应当如何的问题时，所谈都是“每个
人”。先哲们在人的本性问题上也会存在“武断”，因此也会有不一
致，比如有人认为人性善，有人认为人性恶。但是在人应当成为善的
这样一种人类伦理价值标准上，却都是主张抑恶扬善的。而人类普遍
价值又以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为基础，所以，无论先哲们关于人性的
先设是善还是恶，为了能够保证人象人一样地活，即为了人能活出人
样来，他们都必须先行假设人性是一样的。而主张人性本善，或人性
本恶者，都会从其前提出来一种对人性善的建构主张，并进一步在人
应当如何的问题上，提出如何扬善抑恶。随着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
现的深化。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人的人文性或社会性并不是人生来就
有的，人的生理构造、心理构造、知情意等精神活动的功能机制、人
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或交往关系的作用机制等方面的一致性，提
供了人形成共同的社会性──即共同人性的基础和条件。个体的人是
在社会生活环境中，在身体能力、心理能力、知情意精神能力、人际
交往能力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同步地养成自己的人性的。由于几千年来
人类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浸润滋养，人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已经渗透了人
应当如何做人的向善的普遍标准，虽然人们对这种标准的认识程度，
践行的自觉程度还远不一致，然而这些普遍的伦理标准却一直就是人
类社会能够人一样地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这一真实情况的体
认，绝大多数人类存在，甚至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是不自觉的。而有
的人文思想家──比如马克思还是自觉而积极地反对这一点的。马克
思主义认为，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它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在阶级社
会中，不存在普遍的适用于各个阶级的道德规范。根据马克思主义对
人的本质的界定，在阶级社会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共同的人性。──
马克思有没有道理呢？有。就他对于以往人类存在状态的客观概括来
说，没有错。但是，由此他断言共同的人性，是一种虚伪，甚至是一
种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对被统治阶级的欺骗则大谬特谬了。
人类以往确实还没有普遍地达成过共同的人性标准，但是在从轴心时
代开始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我们人类步入全球化存在状态的时
刻，我们已经不得不考虑通过对话协商和方式，建构起人类普遍价
值，并依此来确定人类普遍认可的人性的起码标准了。

与此相关的，是要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哲学地看待世
界存在状态和变化过程的一种视角，进化论相对于一次完成论、固定
不变论、复古倒退论或今不如昔论等等，的确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在
本书第三篇，我们在简要介绍德日进的思想时，曾指出，与达尔文的
进化论相比，德日进的进化论突出了达尔文进化论所忽略的进化内
因，在方法上具有更彻底的辩证性，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
唯物主义还原论。但是，“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已经变成一种主宰我
们想问题看世界的思维模式，成了我们思想的一种误区。这种误区造
成的最大的损失，就是对于人类文化传统中优秀内容的失敬和轻蔑。
我们一旦认定一种思想是远古提出的，就已经认定它是落后、背时
的、粗糙的、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地去分析一
种古代思想，我们还会找出它所代表的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的阶级，
并且一般都会把它定性为统治阶级或至少有产阶级的思想，因为被统
治阶级不可能受到教育，受到教育的统治阶级又一定会由其经济存在
和社会地位决定，不会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这种与进化论结合在
一起的阶级分析，对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导致我们
无法恰当地评价人类思想的遗产，更无法对人类先哲的思想产生一种
应有的敬仰与求教的态度。只有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我们才能发
现，对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思想的阐述，先哲们的贡献到今天几乎都
是无人可以超越的。耶稣为基督教奠定的“爱”的原则，“爱人如
己”以及“爱敌人”的胸怀，长期被哲学界轻视的以托玛斯．阿奎纳
为代表的基督教哲学的贡献这里我们都暂且不论，我们只以孔子论学
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
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
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段论学习
之重要的话，前提是先肯定了仁爱、聪慧、诚实、直率、勇敢、刚强
的积极价值，但是同时指出，单有这样的品性和德性而不学习，这些
品性就都会产生相应的流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爱好行仁而不爱好学习，就会有愚昧上当的流弊；爱好聪明而不
　　爱好学习，会有浮夸浅薄的流弊；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会有
　　使自己受到伤害的流弊；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会有尖酸刻薄
　　的流弊；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会有胡作非为的流弊；爱好刚
　　强而不爱好学习，会有狂妄自大的流弊。〔18〕

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就在于使人能获得理性知
识，而达到对于事物本质，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关系的全面认识，从而
使人能克服其个体的存在状态所产生的各种主观片面性。这些话当然
不是孔子论学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古代圣贤全部论学的内容。但是，
我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不能以其距我们时间上的久远而断定先哲们
的思想微不足道，或已属过时、背时。对老子的思想，特别是我们上
面论述过的老子哲学的深刻博大，也是如此。为什么产生于古老时代
的思想会有如此长远，几乎是永久性的价值呢？理性可以提出的解释
就是，人类的存在具有超越时空的共同问题。不同时代的伟大思想
家，他们都为了解决人类存在的共同问题而殚思竭虑，他们也都有可
能和条件透过他们所面临的特殊时代人存在的基本的共同问题的特殊
表现而提出针对人存在的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的解答。他们的解答所
以对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或指导的意义，主要在于
他们将道与德、真与善，知与行由他们自己的生命承载起来，他们自
己是自觉的以身载道者。

当然，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并不意味着提倡复古论的思维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是偏激的。我们对于新旧思想、新旧事物的评价，如果
只以新旧论对错、论利弊、论好坏、论善恶，都会陷入一种片面性。
评价标准本身，就需要以一种人类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无论对人类个体
还是对人类群体都是健康有益的人类普遍价值为基准。

不过直到目前，达成对人类普遍伦理价值的共识这一工作主要还停留
在学者们的研究、推动的阶段，远没有成为由联合国列为头等大事的
工作，更没有成为各国政府积极在国内推动的事情。中国学者对这一
课题的研究，有的还处于“全球伦理是否可能”，以及中国应当对此
取防范的态度还是取积极的支持态度的举棋不定之中。

由于人类所面对的终极实在的无限性质，在对世界本源和本质的认识
上，即在所持的世界观上，我们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世界观上
允许多元已是人类思想发展到今天的主流共识。但是在全球化时代，
在决定我们对意义的取舍的价值标准上，则必须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价
值底线。这个底线，不是做什么样的人的标准，而是做人与不做人的
标尺。达到这样的底线，就意味着在精神上获得了做人的资格，达不
到这个底线，那虽然有着人的身体，却不够做人的标准，就是俗话讲
的衣冠禽兽，或草木土石一般的存在而已。人类普遍价值的底线，就
人权方面讲，其原则就是康德讲的“人是目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
同类作为实现自己一己目的的手段，或者说，“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
道的对待”，联合国1948年的《普遍人权宣言》是普遍人权价值的集
中表达。就伦理方面讲，概括起来，其最基本原则就是道德金律。它
的积极表达，就是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就是孔子提倡的“己欲
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其消极表达的形式，就是世界上各大宗教和
伦理传统中以不同的方式明确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
类应当建立起来的普遍价值应当是单向的，它铺垫的是我们人类精神
大厦的垂直高度的基座。所谓单向是说，它不是向上提升就是向下堕
落。我们不能认为尊重生命和漠视生命、正义公平和掠夺盗窃、诚实
和虚伪、宽容和残忍、保护人权和侵犯人权在价值上是等值的，因此
都可以被认可。肯定前者就必定要否定后者。而在确立人类价值底线
标准时，中国人作为总的指导原则的，可以是老子的“利而不害”之
道。

普遍价值标准的确立对于人文学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比如，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大家托玛斯．阿奎纳的德行伦理学曾区别
“良知”与“良心”，认为“良知为人本性固有，是对普遍真理或原
则的认知，故不会错；良心则是因应个别特殊的行为所要做的实践判
断，有错误的可能，也就是有‘正确良心’和‘错误良心‘之别。”
〔19〕实际上个人的“良心”如果要避免错误，必须自觉地认同和遵
循人类普遍价值。把“良知”界定为“对普遍真理或原则的认知”有
道理，然而做人的“普遍真理或原则”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而
是人类一代又一代努力建构起来的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共识。如果说
“良知”不会出错，那么它一定是认同并自觉践行的人类普遍价值。

我们中国人上至最高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学者，现在都爱把孔子提
倡的“君子和而不同”挂在嘴边儿。然而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立
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思想、学术观点，受制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利益
的人们，怎么才能够在保持各自特殊性的同时和谐相处呢？关键的关
键，就在于我们必须达成一种具有普遍规范性的人类普遍价值观。凡
是与其相悖的东西，即是低于人性或反人性的东西，比如奴隶制度、
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丛林规则”、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中
华人民共和国曾实行过差不多30年的“出身论”等等，我们在实际的
生活实践领域都要自觉而坚定地放弃，不管是我们的祖宗传了多少代
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再继续实行下去，而只可以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
象。凡是无害于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属于人类精神生活水平面的丰富多
彩的各自特色，我们都可以自觉地保留、加以发展，并把其做成承
载、弘扬人类普遍价值的形式。比如，西方哲学在表述形式上侧重于
以抽象概念阐发出一种逻辑清晰的理论，中国哲学在表述形式上则侧
重于微言大义，取象比类。西方哲学要达到的主要是思辨的真理，而
中国哲学要获得的主要是实用的真理。西方哲学强调方法的程式或范
式，中国哲学强调理解中的直觉和体悟。西方哲学著作大多是些大部
头，其内容是由概念建筑的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而中国哲学著作则
大多是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或教人成德以行
的优美散文，甚至有着尽意之功的八卦、太极图、五行的形象图式。
上举这些都属形式和风格上的独领风骚，都可以保留和发扬，相互学
习，但是这些形式所要承载的内容则必须是自觉地弘扬人类普遍价值
的。再比如，人类之爱的原则，可以通过迪士尼的卡通形象来展示，
也可以通过印度民间舞蹈的形式传播，也可以通过中国的民族艺术形
式来张扬。意大利人的激情、法兰西人的浪漫、英国人的严谨、美国
人的活泼、德国人的深沉……这类属于民族性格的特色，各具千秋，
都是在全球化时代可以继续保持的“不同”。而各民族文化中凡是本
身就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无论它们原来属于希腊还是属于希伯
来，属于非洲还是属于美洲，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印度，也无论它们是
属于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还是当代，无论它们是在宗教中、哲
学中，还是在文学和历史学中，我们都要把它们发掘出来，贡献出
来，发扬光大，本着古今中外为全球用的胸怀，使它们作为在人类全
球化时代全球共享的使人类生命境界得以提升的可贵精神营养。因此
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与自觉，是我们在当今文化建设中取舍文化
遗产的最重要尺度。

与上述道之本体论、道之价值论相一致，在认识论上我们要认同的则
是老子哲学提倡的辩证的、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有机联系的、
系统的、强调和谐、不走极端或中庸的认识方法论，以双赢的新思路
取代零和的旧成见。上述作为本体论内容的那些辩证范畴同时就可以
作为认识方法论来运用。而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形式逻辑方
法、经验科学的实证方法当然都有其用处，但是却必须在整体关照中
恰当地用于适当的对象和适当的范围。即，不是以辩证法处处取代形
式逻辑的、经验的、实证的、分析的、还原论的方法，而是使它们各
得起所，都被用到恰到好处。例如，在处理复杂的有机系统问题时，
要有整体观点、发展观点、联系观点；然而在解决局部的、单一的、
特别是需要精确量化的问题时，则一定要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总
之，在认识方法论上，一是一定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零和模式，而代之
以双赢或共赢的模式。二是辩证认识方法和形式逻辑的认识方法各有
所长，都应当被用得恰到好处。

有了上述以道之本体论，道之价值论和道之认识论构成的支架，有了
这种哲学的新思路，我们就可以重新梳理古往今来反映人类生存基本
问题的哲学基本问题了。这些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关系：即人
与自身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
关系涉及：信仰与理性（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价值与真理
（德与道的关系，善与真、美与真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
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欲望、情感、意志、直觉、灵感、想象
等等非理性的关系）；主客体关系涉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
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则包括：自我与他人、个体
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回顾以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对于人类的大多数而
言，在实际生活中这三大类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冲突，而到目前似乎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人类多数在处理这三大类关系涵盖的各
种矛盾时，从来没有深刻地领悟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与
和谐是人类存在的应然或最佳的状态；从来没有主动自觉地做到过中
庸、不走极端；从来不曾自觉地遵循“利而不害”的价值原则。长期
以来我们都是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用一方压制、支配、统治另一
方，以牺牲一方来满足另一方。我们在两个极端中不自觉地弹来弹
去，却总也落不到中线上来。这种本体论上的不包容，价值论上的不
自觉和认识论上的愚昧，使我们在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如在公
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公有与私有、权利与义务、男
权与女权、长辈与晚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等等关系中，不断地走
弯路、摔跟头、吃苦头。

中国哲学传统已经失传，其表现之一是，中庸之道这种中国人圆融的
大智慧，被许多中国人，甚至是中国学人，误当作消极可厌的折中主
义。比如在《2006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关于《转型中国：成就、问题
与选择》的讨论中，陈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作了总结之后，
主持人概括地指出：“我觉得陈老师所有关于中国的经验，用两个字
概括，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中庸’两个字。中国人最大的智慧，古
典的智慧就是中庸，不走极端。如果按照陈老师四点总结，我们正好
走了一条中庸道路，什么都不走极端。”哪知陈平根本不知道中庸是
个褒义词，把中庸理解成“庸俗”。〔20〕更多的具有自由主义理想
的知识分子则完全接受波普和顾准对辩证法的误解和否定。一提辩证
法，他们就认为是在讲整体论，认为凡强调整体，必然会强调极权。
他们把辩证法等同于专制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的传统辩证法智慧被
用于封建皇权专制的统治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用于共产党专制
的统治术这确实是历史事实。然而其原因，一是辩证法本来就是一种
思想工具，它本身不具有人文价值的意义，对于人，是可以善用也可
以恶用的东西；二是当辩证法被用于专制统治工具时，它本身一定是
不彻底的，偏激的或畸形的，即它必定会偏离中庸之道。比如中国封
建社会中的“三纲”赋予了君王，父、夫相对于臣、妻、子的绝对支
配权力；中国毛泽东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不平衡、斗争的绝对
性，否定平衡和对立的统一的重要性，等等，都在方法上偏离了中庸
之道；三是辩证法能被用作专制统治的工具，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运用
它的统治者在价值方向上背离了人类普遍价值原则。这一点能为所有
把辩证法当作专制统治工具的专制主义者的统治所证明。

当我们能自觉地接受并运用《老子》提供的哲学“铁三角”来梳理哲
学层面的三大类关系和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的各种对立统一关系时，
我们会看到，过去常常被我们看作是非此即彼有我无他的两两相斥不
能并立的方面其实都如手心手背那样自然而然地互相依存，相反相
成，没有先后，也不分主次，并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被决定的关
系，更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两个
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的方面各居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会不平衡，但是
从总体上和应然状态看，两个方面却是一个也不能少。放在时空过程
中，平衡与和谐总是相对的，过程中的不平衡带来变化和发展，但发
展的方向却是在新的高度达到新的总体上的和谐与平衡。而我们人对
于事物在新的高度上实现和谐与平衡的评价和方向定位，则应当是自
觉地以体现了“利而不害”原则的人类普遍价值观为价值标准的。

【注】

１、《2006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第一场）《转型中国：成就、问题
　　与选择》（http://business.sohu.com/s2006/2006ccer/）《搜
　　狐．财经频道》。参见其中陈平、崔之元的发言。
２、关愚谦：《站在欧洲理解中国》，2007-01-04《社会科学报》改
　　版第249期，第一版。
３、邬昆如、高凌霞合著：《士林哲学》，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6年
　　00月出版，第五页。
４、杜丽燕：《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
　　2005年7月版第十页。
５、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价介》（二次修订本），台湾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5页“初版序”。
６、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一章相关内容。特别是对《老子》第一章头12
　　个字的理解，笔者与王弼以来1,700多年学界比较一致的理解都
　　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自己的理解更符合《老子》全书的理论逻
　　辑，但是详细地阐述这样理解的理由需要篇幅。
７、见黄克剑、吴小龙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四《冯友兰集》，
　　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８、原文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
　　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９、笔者接触过一些朋友，提出一分为三的解释世界存在的模式，也
　　有人根据五行学说，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五行学说是一种五元的
　　解释模式。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深化人对实在的认识都是有意义
　　的，但是不可走入绝对主义的误区，以为唯有自己的模式是正确
　　的，别的不同模式都是错误的。
10、庄子：《逍遥游》。
11、转引自仲维光：《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
　　──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徐水良编《网路文摘》2003-
　　08-04。
12、孔汉思、库舍尔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
　　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九页。
13、斯维德勒此《宣言》的中译本除了被收入上注所引《全球伦理
　　──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一书外，也被收入2006年1月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利华翻译的《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
　　中。
14、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66
　　页。
15、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克吕格问》，《哈贝马斯精
　　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06页。
16、哈贝马斯：《关于人权的跨文化的讨论》，《哈贝马斯在华讲演
　　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六、八、八～九、十页。
17、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年版，第22、23页。
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2、23页。
18、《论语．阳货》，其今译参照张立华编撰：《群经百子名言类
　　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58页。
19、潘小慧：《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台湾）
　　《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2月版，第166页。
20、见http://business.sohu.com/s2006/2006ccer/。

上述从返回老子之道而形成的和谐哲学铁三角，不但是超越马克思主
义思想误区的环节，而且还可提供一种中华民族由思想落后的被动转
入引领人类文化之先的主动的契机。特别是积极参与建构人类普遍价
值的工作对于中华民族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既是我们走出自己
思想落后的机会，也是我们向全人类贡献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珍宝
的机会。

重铸民族精神最先要重铸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多年来，“意识形态”
一词被搞得很混乱。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
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基本上处于对其“中性化”的理解和否定
性或贬义理解的混用状态。追溯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
态”就已经是在“中性化”和“否定性”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了。在他
们早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既以“意识形态”指称
统治阶级掩盖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虚假
的”观念体系，即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又以“意识形态”指称人类
社会结构中，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相一致的，
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相对应的“社会意
识”。在这样一种中性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历史唯主主义解释
社会历史结构的一个基本范畴，即任何社会形态结构中都会有特定的
意识形态。20世纪，以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弗郎西斯．福山
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宣布的“意识形态终结”，他们的确切意思只是
马克思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是任何人类
社会中都必会有的一个社会构造性、功能性的环节。提出这样一种解
释人类社会系统的结构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
问题不是有无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是好还是坏，是先进还
是落后的问题。既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它的意识形态，我们今天
应当做的就是，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建立符合人类健康成长趋势的
意识形态，终止有害人类健康成长趋势的意识形态。从本书已经讨论
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和刚刚论述过的和谐哲学不难看出，在世
界观上持绝对主义立场、在价值观上持反人类普遍价值的立场、在政
治制度上坚持一种专制的统治模式，都显然已经是落后于我们时代水
平的东西了。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问题，不在于它坚持劳动阶级的权利
应当得到实现，而在于它在争取劳动阶级的应有权利时，走到了认为
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另一个偏激的极端；不在于它持有
唯物主义看世界的立场和视角，而在于它认为立足于这种视角的世界
观是唯一正确的，所有与之不同的世界观都是谬论这样一种绝对主
义。加之它在辩证法方面的畸形，──比如强调斗争而把统一置于次
要地位、强调运动而把静止置于次要地位、强调质变而把量变置于次
要地位、强调否定而把肯定置于次要地位等等，就使它长期以来成了
一种被以它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用作维持专制制度的思想工具。由于
它具有哲学内核，并且其哲学有一个完全可以充当一种文化核心支架
的“铁三角”，因此不但难以被从理论上真正超越，而且被打造成国
教，成为马克思自己当年深刻批判过的真正“虚假的”用作维护专制
制度的意识形态。所有曾经是和依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所经历
的各种社会政治性灾难，都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问题密切相关。
更不用说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
发展”、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修正”这些问题的最终解释权
都被执政党垄断，执政党领袖宣布什么，什么就是标准种荒诞的存在
了。中国的反右、文革、1989年的“6．4”、1999年以来对法伦功的
处置，这些由执政党的故意而在全国范围内对自己的人民造成大面积
伤害的政治灾难，其理论依据无一不是“为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苏东剧变，就其思想层面来看，就是和平地放弃了已经被历
史超越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苏东剧变后的社会混
乱，经济滑坡，原国有财产的流失，当然与设计和操作上不全面不周
到有关，但是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修正主义”带来的灾难，不
如说是走出几十年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僵化的经济体制积年顽症的历史
必然。这些国家社会转型中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借鉴。而我
们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如
何严防死守，而是面对这种人类历史将走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特
殊专制主义以及一切专制主义的必然趋势时，怎样让中国人民在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明明白白地、平稳地实现这种国家意识形态
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意识形态先于国家政治制度由专制向
民主宪政的转型的转型，正是我们吸取苏东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尽
可能地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为成功地实现“软着陆”而准备缓冲
用的“天鹅绒”的一部分。

本书已经论及的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到中国学者、到中国影视艺术
家、到中国老百姓表现出来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现象，也是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正在中国走向终结的证明。如前所
述，中国执政党目前的思想危机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导
致的危机。执政党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的新口号，如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平崛起”、“不同文明和而不
同”，──如果我们作真诚而善意的理解，即我们不把它们理解成执
政党收买人心的谋略，而理解为执政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
的真诚意愿──都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恰
恰是劳动阶级为本、共产主义社会、斗争崛起、与一切传统观念决
裂。劳动阶级为本，意味着劳动阶级的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共产
主义社会，意味着在完全的公有制基础上消灭社会分工，是要消灭不
同，也就谈不上和谐，和谐是不同而和，彼此不同，又能互补互济、
共生共荣。斗争崛起，即强调崛起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斗争，战胜旧制
度，旧社会，以新制度、新社会取而代之。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意
味着否定和拒绝当今存在的各种文明的历史渊源。当中国共产党提出
上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理念时，就已经是在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国
家意识形态了。然而为了能名正言顺，为了能主动积极，为了真正摆
脱被动消极，我们还必须自觉地在意识形态上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误
区，纠正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上某个阶级，人民中的某个部
分、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特殊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偏执，一定
要在世界观上达到承认多元存在的合法性，价值观上自觉认同人类普
遍价值的基准性，在政治制度上真诚地认同宪政民主制度的高度。因
为，这些已经是当今人类思想和政治文明的底线水平。

国家意识形态对民族精神有着主动导向的作用。我们执政党对于民族
精神建设有哪些自觉呢？胡锦涛2004年12月7日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极为重要的
任务”。具体些说，就是“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倡导一
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
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深入
持久地宣传和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
针，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进步
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
讲话中提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200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政
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概括的抗日战争胜利的五经验中有
一条是“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
动力”。从笔者从网上搜到的胡锦涛谈及“民族精神”的这些讲话
看，他理解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把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定位为“爱国主义”不失一家之言，然而显然与张岱年先生
以《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相距甚远。

无论是定位为“爱国主义”，还是定位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真要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弘扬出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做出矫
正。我们所要遵循的价值原则应当是人类普遍价值与中华民族的整体
利益的统一。无论　是“爱国主义”还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要
以普遍人类价值为基准。我们的自强不息一定要首先认同人类普遍价
值的意义指向；我们的载物厚德一定是在人类普遍价值基座上才可以
有的更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爱国主义也一定要建立在人须爱人这一
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础上。否则，我们为了爱国可以允许对本国人民的
施暴，为了爱国可以允许对别国人民施威，这样的爱国主义就是毁灭
我们民族的毒药，就是中华民族自杀的子弹。人类普遍价值与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的统一，第一，意味着我们要维护中华民族作为人类的
一个群体性存在，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和维护世
界上其他民族作为人类的群体性存在的应有权利。我们如果面对外来
的军事侵略扩张、政治和文化歧视、经济掠夺，一定要坚定地给予抵
抗，哪怕是付出重大牺牲也要维护我们作为人类群体应有的权利和尊
严。相应地我们也要自觉地维护其他民族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不对其
他国家实行军事侵略扩张、政治和文化歧视、经济掠夺。第二，也意
味着国家政府和执政者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
人类个体的人的权利，即人权。不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执政党
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种整体利益为口实侵犯任何公
民个体的基本人权。言论上思想上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都
不应当被视为犯罪，而应当视为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第三，
相应地，每个公民在享有被国家、社会和其他人人道地对待的权利的
同时，也都同时有义务人道地对待每一个他人，并遵守和维护国家法
律，敬爱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民族权利。“每个公民”、“每个
他人”，即是不分阶级，不分家庭出身、不分社会地位，不论性别、
职业、居住地、民族、受教育程度，只要是人，一定要人道地对待别
人，也一定有权利要求被人道地对待。《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
定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好，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也好，都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观为基准，都必须自觉地建立
在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现在道德建设的重点，是普遍
的人类价值的普及，特别是普遍的人权价值的普及。人类普遍伦理价
值，现在正在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成为这项人类进步伟大事业的
积极推动者。而人类普遍价值伦理、以人类普遍人权价值为前提，因
此参与推动这一事业，首先是认同世界上已经成为共识的普遍人权价
值，这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铸，已经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同时，参与
推动人类普遍伦理价值的建设，则不但有助于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的
普遍提高，而且中华民族丰厚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还将为人类普遍
伦理价值的建设做出独到贡献。

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观为价值基准，对中华民族把握和平崛起的历史机
遇意义重大。实际上是使我们国家获得了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合格一员
的资格证书。我们就再不会被当作可能的“流氓国家”被已经以人类
普遍价值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防范。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
国、法国、英国、德国等等，到底什么比我们先进？不是他们的科学
技术，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不是他们的经济水平。他们真正比我们
先进的东西，就是他们从国家管理层到平民百姓都自觉地认同人类普
遍价值标准是做人待人的基准。尽管他们也会有违背普遍价值标准的
错误乃至罪行，如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等等，但是他们的人民、
政府都知道这是反人道、违背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罪行，必须要绳之
以法。国家之间会有由国家的特殊群体利益导致的矛盾，中国随着国
力的增加，会同美国等先发达国家有方方面面的竞争。但是，中国应
当把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努力变成君子之间的竞争。为此，我们不管其
他国家是不是君子，我们自己要首先成为君子，并且成为世界公认的
君子，而不是民主国家眼中的流氓。一个不认同人类普遍人权价值的
国家，它如果强大起来，那对全世界都是可怕的事情。今天中国虽然
在外交上已经认同了世界在人类普遍人权价值基础上形成的游戏规
则，但是在内政上，它还顽固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偏执的价值观。
世界有根据怀疑我们：中国现在遵守世界的游戏规则有可能是它不够
强大而迫不得已。当中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会不会把它的偏执的价
值观贯彻于它的外交之中呢？对此的怀疑是完全有根据的。中国一天
不真诚地接受普遍的人类价值观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准，整个世界就
一天不能不对中国取防范、利用的态度。一个被世界上所有国家防范
的国家，它能真正和平崛起么？美国也有许多缺点，存在着种种弊
端，然而它为什么可以充当“世界警察”，仅仅是因为它经济实力世
界第一吗？非也。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在经济强调的同时，它从其内政
到其外交都奉行着，或至少在理论上奉行着人类普遍人权价值底线标
准。所以世界上的国家认可它充当“世界警察”的资格。设想它所奉
行的价值观如同发动二次大战的德、意、日国家，世界会允许它充当
“世界警察”吗？那样的话，全世界都会起来抵制它的。

重铸民族精神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重建中华民族对“利而不害”成
全之道或和谐之道的信仰。我们从奉行了近60年的马克思主义国教中
自觉走出，在信仰方面的真空由什么来填充呢？答案是在信仰上我们
要回归中华民族对“道”的信仰。许多人都把中国没有西方式宗教作
为指责中国人文化素质低的一个理由。实际上，中国传统道家、儒家
思想以天道为信仰对象，并落实到人道──即德的层面，有丰富而深
刻的修炼内容。任何宗教修炼都以超越人的生命终极有限性为重要追
求。信奉各种宗教的人，自然会有肉体生命结束后其灵魂向天国、佛
国往生的向往，最低限度，会有死后不下地狱，或下世不再受苦，或
来世得福报的祈求。但是，修炼者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会永远
为这样一种超验的功利目的所左右，会永远受制于这种终极的精神被
动。只有当提升到不以神、天堂、地狱、福报、恶报的存在为条件，
而自觉、自愿、自然、无条件地对众生“利而不害”时，修炼者才能
成为一个自主地执善而固执的人类存在。老子之道，孔子之道都是这
样一种可指导人在修炼过程中不经历那种终极被动而能不断提高精神
境界，进而实现人在精神上对自身终极有限性的不断超越的高层修炼
大法。但是难也就难在这里，设若没有明察秋毫的神的存在为前提，
没有无所不在的神的关照，人在时时受到利、欲引诱的状态下，很难
做到从善如流，避恶恐慢的“慎独”。所以，在有至高位格神作为信
仰对象的宗教中修炼难在跳不出终极的精神被动，而按老子、孔子之
道修炼难在不易做到过程中的自觉。但是，无论是在犹太教背景中修
炼出来的耶稣、在印度宗教背景中修炼出来的释迦牟尼，他们都给后
人做出了突破终极精神被动的榜样。而中国历代按照老子的“利而不
害”之道、孔子的“仁者爱人”之道修炼的先哲，则证明了这条要求
“慎独”的修炼方法一样可以修出大德之士。由此可见《老子》阐述
的道，孔子弘扬的道，都足以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中华民族对于
“道”的信仰原本是深入人心的。中国老百姓讲“天地良心”，讲
“道理”，讲“孝道”，讲“师道尊严”，讲“治国之道”，“救国
之道”、“养生之道”、“理财之道”，“君子生财有道”，“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等等，实际上都来自对“道”的信仰。

重建对道的信仰会不会又重新陷入一种思想被新国教垄断的被动？答
案是否定的。首先，我们提倡的作为信仰对象的成全之道、和谐之道
或“利而不害”之道、“仁者爱人”之道在世界观上允许多元，具有
最大的包容性，提倡对道的信仰不会走入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其
次，道作为信仰对象本身是非位格的，它不会导致信仰者象在对位格
神的信仰中会产生的那种终极精神被动。对道的信仰，是唯有在哲学
理性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的，它不要求甚至不能容许任何愚昧和盲
从，也因此它与一切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
科的研究不但不相矛盾，反而会有推动作用。第三，信仰道会使人养
成成全心态，它能促使信仰者接受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进而养成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宽容、奉献的情怀，这恰恰是我们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最需要的精神条件。第四，最重要的，对道的信仰使我
们真正在精神上又重新做回了中国人。

作为文革极“左”一套引起的反作用，随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共
产主义信仰的边缘化，中国的信仰真空状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
始了。80年代末“6．4”事件之后各种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基
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都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对信仰
真空这种中国文化极不正常的情况的自然矫正。但是，尽管如此，中
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无信仰状态。甚至中国相当优秀的大学生、硕士
生、博士生的绝大多数都处于无信仰状态。问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会
非常坦然地告诉你：什么都不信。对于一个崛起中的民族来说，这是
非常不正常的。信仰是人意识到自己的终极有限性，而又自觉地要努
力超越它而有的心理或精神的需要。信仰是唯有人才会有，并且不能
没有的存在维度。没有这个维度，人的存在就停留在一种平面状态，
而不能有真正的精神境界的垂直高度。人通过信仰获得自己精神境界
不断提升的意义指向而为自己的生命过程所追求的意义定位。没有信
仰的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对生命意义相当盲目的状态，他的精神生
命就被定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内。当今上了年纪的许多中国人也说自己
什么都不信，他们的“什么都不信”，主要是说他们既不信神，也不
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他们有信仰，信的是“天地良心”，在这
种信仰下，他们能自觉地坚持“公道自在人心”，而不去做“伤天害
理”之事。文革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
们说自己什么都不信，那真的是什么都不信。所以他们的生活只是被
名、利、欲引导。所以，只要是不被法律逮住的事，没有他们不敢做
的。这是我们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社会腐败
的深层原因。这种主导了整个民族可怕的信仰真空，是我们民族进步
的真正后患，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态度，去重建我们中华民族的信
仰。

第三个任务是清理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积存的腐朽落后的污垢，特
别是在长期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和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形成的那
些属于劣根性的东西。说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与说其他民族的
“民族劣根性”一样，都含有不恰当的种族歧视的意思。自私、懒
惰、虚伪、妒忌、徇私等等人性缺点，实际上许多都不是中国人的
“专利”，更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的人性的缺点，而许多我们习惯上
归之为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东西，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下才
能成为风气的。比如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前苏
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残忍、冷酷等人性
扭曲，都不能简章地归结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和俄罗斯民族的劣根
性。如果说它们源远流长，那也只意味着，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这
些扭曲得到了延续和滋生的条件。我们所以提出要清理我们几千年文
化传统中腐朽落后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自觉地以人类现
在达到的对普遍价值的共识为基准，以我们历史上圣贤的伟大人格为
正面榜样，对自己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缺点进行过清理。特别是，许多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人性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的专制社会和共
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下都不能从根本上纠正。这里只
列举十种至今仍大行其道的人性扭曲或人性阴暗的典型表现，其中不
少都是其他中外学者批评过的。〔21〕

其一是服从权威蔑视真理。在专制高压下，当权者指鹿为马，随声附
和者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名利益，坚持真理者会落得身败名裂。在这种
情况下，人们养成了不讲原则，不能坚持真理的习惯，并常常把自己
的放弃原则和真理美言成“识时务者为俊杰”。

其二是出卖良知苟且偷安。也是在专制的绝对权力的淫威下，在所谓
的群众政治运动中，真正的精英，或心存公道并持有与当权者不同的
独立见解的人，就变成了被出卖、被整治、被迫害的对象。揭发、告
密、施害、落井下石的人，往往是为了自保，害怕自己不整人，会落
入被人整的惨境，因此在良知和个人安全之间，多数人会选择苟且偷
安，随波逐流。

其三是死要面子有错不认。中国人几千年受儒家的“礼教”的熏陶。
渐渐地由“讲礼”演化出来“讲面子”，讲面子讲到了可以牺牲实
利、忍辱负重的程度。丢什么不能丢面子。犯错误如被人发现，会丢
面子，因此犯了错误，往往不是马上认错、纠错，以把损失减到最小
程度，而是把面子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因此文过饰非、狡辩掩饰、
栽赃他人，甚至将错就错，就习惯成自然。

其四是逢迎谄媚讨好权势。由于长期的官本位，各种资源被权力者垄
断。能得到权势的青睐意味着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因此使许多人的聪
明才智都用在琢磨“拍马术”上。因善于见风使舵、巧舌如簧、投领
导所好，讨好上级而升官发财的，被人们视为“会来事儿”、是当官
的料。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反淘汰机制：奴颜媚骨是向上爬的最基本
的品质需要，刚正不阿之士永无出头之日。

其五是恃强凌弱冷漠残忍。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和专制制度下的
官本位，中国人对于权势的崇拜与他们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敏感溶合
成一个东西，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奴隶做了主子，比主
子更厉害”。不只是对于手中的权力，自己任何相对于他人的长处、
优势，都成了鄙视同类的资本。对于他人，特别是某方面比自己不如
的人，就都不能以平等心态对之。谦虚往往只是一种姿态，心态其实
是目中无人并自视高人一等。对于同类的苦难无动于衷，对于别人的
人权被侵害视而不见。自己的利益稍受侵害，则一定要加倍报复，一
定要令对方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才可算出了一口恶气。对自己所
拥有的没有任何感恩心态，对别人的错失没有任何宽恕心态。

其六是投机取巧见利忘义。中国人的聪明失去了“道”的导向作用，
就变成了“小聪明”或“小人的聪明”，专门用于“钻空子”。钻法
律的空子，钻规章的空子，钻人的空子，甚至钻人的好心的空子。只
要是能获利，而又能躲过法律的制裁，中国人什么想不出来，什么做
不出来？假冒伪劣大泛滥，最近卖到台湾的毛巾其劣质染料中含有致
癌物质。彩色毛巾一沾水，就把水染得变了色。皮鞋底子用纸板，发
豆芽菜用化肥，蒸馒头用硫磺，炸油条用下水道的污油，点豆腐用医
院包扎用过的垃圾石膏、缝被子用医院垃圾加工成的黑心棉……甚至
腌制辣酱、咸鸭蛋，也敢用苏丹红！高级知识分子也造假，如前文已
经提到过的“汉芯”闹剧。

其七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一种功利性目的，可以不择手
段。贿赂成风，虚伪成性。有钱的使钱，没钱地使力（主要是智
力），没钱没力的使色，没钱没力又没色的出卖良知，有人称之为
“太监文化”、“妓女文化”。无毒不丈夫，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所以功利主义已经成了中国真正的“主旋律”。

其八是妒忌先进拆台使绊。中国人一个人时是条龙，二个人时变狗
熊，三个人时变成虫。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服气谁。不到国破家亡的
地步不能精诚合作，互相配合。上了台面的给人穿小鞋，上不了台面
的就在台下拆台使绊子。容不得别人出类拔萃，谁优秀不是想着向他
学习，为他骄傲，而是一定要让他为优秀付出代价，直到把他变成低
三下四的孙子。优秀的人如果倒了霉，其他人心里就都会喝彩；优秀
的人如果得了利，其他人都想着来和他平分。

其九是声色犬马黄赌毒泛滥。由于没有信仰的维度，中国人经济改善
了，手里的钱多起来了，活得却萎缩了。上海建起了依山傍水的上十
亿的大豪宅，供有钱人消费享用。有钱能使鬼推磨，权力之外，钱已
经差不多可以摆平一切。高官带着公家巨款去澳门赌博，一个人养几
个姨太太，一桌饭吃上万元……，出国考察象征着自己的开放，常打
高尔夫球表明自己的品位，与情人出双入对证实自己的浪漫，……以
为自己装出一幅人模狗样，就变成了人中极品……，已经不算新鲜。
庸俗龌龊，率成风气。上一章引用的“这年头”小品文，能说明中国
人在官僚腐败的歪风邪气浸淫下，声色犬马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人心
颓废，人们转向淫乱、赌博、毒品觅刺激。美其名曰：“食色性
也”、“饱暖思淫逸”，为自己的堕落狡辩。

其十是偏重私德不讲公德。人在自己的家中，可是以孝子女、慈父
母；在朋友圈儿中可能不愧为讲义气够哥们儿；在自己专业领域可能
是学术、技术骨干；在领导同事和熟人面前，可能是懂礼貌重人情，
通常都能表现出衣冠楚楚、落落大方的正人君子模样。但是，他在没
人看见的地方会随地吐痰；在没人逮着的禁烟场所会随意抽烟；他对
公共设施、公共卫生会毫不在意地任意破坏；对公共财物会任意浪
费、损毁。此种情况也扩展到为小集团的利益、为地方利益、为能得
到暂时利益、小团体私利而毫无顾忌地牺牲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
益。如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企业长期得不到真正的治理；在自己所属
地段的高速公路上对其他地区过往的车辆乱收买路钱，等等。

上述十个方面的道德问题，固然如果真正做到了“爱国守法，明礼诚
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或“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
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
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
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
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杜
绝之也不在话下。然而这十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更低或更基本层
次的问题，即它们属于是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来要求，把别人当作人来
对待的问题。连做人的水平还没达到，你要求他做到20字道德规范，
要求他认同八荣八耻，那简直可说是高射炮打蚊子──放空炮啦。而
要追究中国人为什么会延续这种不把自己当人，更不把别人当人的底
线道德错误，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专制主
义以及官本位提供了土壤。专制主义本身就不把人当作人看，就是对
人的自由权利的蔑视和践踏，官本位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贪官污吏
招摇过市本身就是对社会风气的误导。这个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中
国人不会真正活出自主、自尊和自爱来的。

第四个任务是整合中西方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当代中华民族的
民族精神补充新鲜的营养增加新鲜的活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强
调自律、德治、有序和谐、爱亲的文化。这些人文精神毫无疑问是有
其积极内涵与普遍价值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如果这些被强调过了
头，强调到了压倒或排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同样具有积极
意义的人文精神的程度就会表现出负面作用来。同样，为西方文化格
外器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毫无疑问也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但
是如果只有这些，如果这些被强调过了头，强调到压倒或排除自律、
德治、有序和谐、爱亲的人文精神的程度，也会是一种片面与偏执。

自律也是一种自主，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克制，向内收敛，为了整体
的利益或更高的价值，情愿作出自我牺牲，自愿选择放弃自己原本可
以主张的权利。从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焦裕
禄、孔繁森、牛玉儒，都是鞠躬尽瘁累病而死。应当说是一种道德榜
样。但是，他们所具有的，用刘宾雁的话来说，只是第一种忠诚。因
为他们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推动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化，也从来没
有积极地抵制过错误的极“左”路线。相比之下，我们就能发现，象
彭德怀、张闻天、张志新这样的共产党人，在人格上是更加高大的，
因为他们同时坚持了自己自由的理性权利。同样是出于共产党人对于
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他们能够辨别出党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并
加以抵制。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内容是法治，民主一定要由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
规范和保证才是真实的。这样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在这样的制度下，宪法具有高于社会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最高权威，它
为政府权力设定界限，解决政府的权力分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公民权利提供最后的保护，可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正义的最后依据。
这种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是限制统治者或政府的权力，使其不能侵
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几千年来更为推崇的是德治，配合着较为发
达的刑罚体系。德治是一种人治，靠了道德政治功能化，或政治运行
内容道德化来治理国家。德治要求人自觉地以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社会
行为，这个想法原本非常不错，它立足于对人性向善一面的相信，并
且看到没有内在品德的配合，仅有法律，是不足以规范人的无比丰富
的社会行为的。但是，这种儒家圣贤的设想，却忽视了人性向恶的倾
向，特别是它忽视了绝对权力对于人的腐蚀作用。当人可以拥有绝对
的政治权力时，他很难不把自己虚幻地神圣化。中国台湾国民党至今
在蒋介石的祭日毕恭毕敬追悼他缅怀他纪念他，就象中国大陆在毛泽
东、邓小平的诞辰和祭日也会毕恭毕敬追悼、缅怀、纪念他们一样。
而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人民公敌”形象，毛泽东在中国台湾的“红
色暴君”形象以及反过来的近乎神圣的形象，恐怕对于他们的真实人
品都有所扭曲。笔者对于毛泽东个人深怀着一种敬爱之情可能会让痛
恨毛泽东的人感到恶心。然而对他思想的研究使笔者确信，在中国绝
大多数人都对毛泽东有很深的误解，就象绝大多数人对老子有很深的
误解那样。对蒋介石的误解也同样，只看他1943的所做的“中国之命
运”的演讲，就可知他远非一介匹夫。但是不管毛泽东、邓小平、蒋
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有什么样的个人魅力，不管他们个人的品德达到了
什么样的高度，他们在最高的绝对权力的宝座上都势必会犯下侵犯人
民权利，导致人民生命无辜牺牲的错误甚至罪行。这说明，国家执政
者强调德治固然不错，然而不把最高权力至于法治的制约之下，苛政
猛于虎的态势就会一再出现。德治就终将变成一种欺骗的政治秀。中
国人对德的偏重从老子对“利而不害”之天道的揭示中可以找到其形
上学的根据；西方人对法的用心则从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
概念中可以发现其理性的基础。“利而不害”之道重在启发人的成全
之德，强调“天赋人权”的“自然法”重在论证人作为人都有的平等
权利。中国要成为现代宪政民主社会，需要进行公民教育，或公民精
神的培育。需要使人民普遍意识到作为人，具有不容侵犯的个人权
利。这种人民普遍具有的权利意识是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的前提。

有序和谐是一种社会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一种有序和谐的设
想。他设想人在发展的起点上是一致的，通过一个个阶段的学习、实
习、锻炼、考试，把最优秀、最有能力、最适宜、最胜任的管理国家
的人筛选出来，并依据同样的程序，使能力不同的人在社会中得到最
适合其发挥作用的职业。这样一种设想是人类主动安排人类社会的一
种理性尝试。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人们的智力、体力、能力天生就会
有差异，“物之不齐物之性也”。在任何群体性动物生活模式里，我
们都能观察到等级秩序，蚂蚁、蜜蜂、猴群……莫不如此。所以中国
古代的圣贤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其说是为了制订一种维
护统治的秩序，不如说是为了追求一种社会和谐。但是，同样是由于
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于人性恶的倾向考虑不足，因此他们都忽视了以
“平等”的机制来制衡中国社会的等级秩序，而导致了君为臣纲、夫
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偏执，而演变成了“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这
样一种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绝对的支配权力。原来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
展的设想变成扼杀社会发展生机的功能性装置。因此，中国人长期以
来人人“平等”的观念最为淡薄最为缺乏。而西方人“平等”的观念
非常发展，尊重个性价值几乎象是本能一样深入人心。有西方学者也
指出其发展到极端导致的偏激，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
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
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
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
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
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
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
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学家格蒙特．鲍曼在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
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
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22〕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尊重个人价值是对的，但不可以发展到无视整体
必要的秩序的程度，强调社会的和谐有序没有问题，但不可以泯灭个
性自由发展为代价。

中国人非常强调爱亲的文化，讲究孝道、亲子之道，非常重家庭，非
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到强调内外有别还不为过，重视到主张父
为子隐，子为父隐就丧失了做人的原则了。讲博爱的西方人把对个人
权利的强调一直延伸到家庭内部，对于培养独立自主富有公德的人格
非常有利，但是家庭本来是人类感情生活和养成情商的第一课堂。人
类从家庭中本来应当学到全面的爱的能力，爱长辈，爱同辈，爱配
偶，爱子女。人懂得了爱，知道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爱是人生价值
的实现，爱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知道爱与被爱都是人特有一种
快乐的体验，他才能够对生命的过程充满乐观和信心，也才能够在人
类组成的社会中作为活力的源泉人样地生活。虽然抽象地说，中国人
重家庭亲情，西方人重独立平等，可以互补，但是客观地看，目前中
国家庭的孝道松懈，而对孩子的培养则有变成强制这样一种向畸形发
展的趋势。由于市场竞争、人口、升学的应试教育、就业的压力，许
多中国家庭中父母之爱被扭曲，他们把孩子变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高
级宠物。相比之下，倒是西方家庭教教育是更加合乎孩子知情义发展
的天性，因此更适宜于爱的能力的养成了。

在上述这些民族精神方面，中西方文化是互补的。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的重铸，应当主动地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的，而我们自己过去缺乏的好
东西。在对西方民族文化新鲜营养的吸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西方在
经过近300年左右的历史发展才先于我们在20世纪形成的自由、民
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在整合中西方文化各自优点的基础
上，我们重铸的中华民族精神应具有以下的特质：

一是德以致远的人文精神。在对“道”的信仰下，将利而不害的价值
取向与当今世界达成的关于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共识相统一，即把
这些人类普遍价值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德性之中。在人类普遍价值的
基座上，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在全球化这样一种人类新的存在
状态中，实现新的建立在对道的哲学理性信仰基础上的真善统一，民
主与法治的统一，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或自由权利与心灵自律的统
一。使中华民族在全人类民族之林中，重新成为礼仪之邦、德性之
邦。

二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首先要做到世界观上的包容，方法论的包
容，普遍价值观基础上对不同具体价值取舍的包容。世界观的包容现
在已经体现在中国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上了。但是，对不同文明的尊重
本身包含了对不同的世界观的尊重，因此中国执政者这种外交政策上
的进步理所当然地应当延伸到国内对不同世界观的包容上，这就要使
多元的世界观合法化。要使各种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存在合法化。台湾
辅仁大学的张雪珠指出：“台湾象个‘宗教联合国’。各种不同形态
的宗教和平共存，彼此尊重，在社会公益事业上也能够互相合作”。
〔23〕这种情况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中国大陆在对
世界观的包容方面应当超过中国台湾才对。现在中国政府对法伦功、
基督教家庭教会等信仰群体持严密管制和取缔的态度，把社会稳定的
因素变成社会紧张的因素，非常不明智。方法论的包容，就是即要提
倡辩证的方法，又要保留还原论的方法。在当前要特别注意对中华民
族科学遗产的拯救性保护、发掘和扶植。如对中医人才的保护和培
养。中国科学院有一批老科学家，他们理解中华民族辩证法智慧对于
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导作用，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一个免费的“天地生
人”周末讲座推动中国辩证法智慧指导下的科技创新。其中不少科学
家还提出了一些中西哲学和科学思维方法结合并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科
研项目，比如对重大自然灾害预测方法、新能源开发、全息结构的计
算机开发、全息生物学原理，等等〔24〕。中医世家出身的李伯淳先
生则组织了一个“如意人生文化中心”，多年来坚持开办免费的以中
华民族文化复兴为中心课题的周末研讨会和报告会。笔者在与这些学
者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是真心热爱中华民族文化，将中华民族文化
的复兴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追求的人。而这样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却
得不到国家的扶植，新科研项目由于无法通过官僚化的评审机构的评
审而不能得到国家的资助的项目。而能够得到国家资助而生产出来人
文科研成果多是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中国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中，应
当将充满辩证法整体观的传统中国科学思想遗产与西方近代以后实证
科学思想结合起来。

普遍价值观基础上对不同具体价值取舍的包容指的是，在确定了人类
普遍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为基准的垂直价值维度后，在水平的更为具
体的价值取舍上要容许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不同的
艺术形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性格、行为方式百花齐放的大家园。
目前世界上最为包容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应当成长为更具包容性的国
家。

其次要做到心态上的包容。中国人要谦和谦让、要虚怀若谷，要有担
当有涵养。要象老子教导我们的那样，知不知。承认自己生命、认
识、能力上都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终极有限性。要对生命存在的条件报
一种感恩的态度。不要沉浸于肤浅可笑的沾沾自喜之中。不要把中华
民族的和平崛起与“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搅在一起。真正能够和平
崛起的中华民族一定是努力追求若水上善的民族；一定是走出了“凡
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
狭隘心胸的民族；一定是其存在和发展意味着人类和平、健康、文
明、公正的力量得到加强，因此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放心地期待、鼓
励、支持她和平崛起的民族。不要在世界各地到处表现的都是一幅没
有任何文明修养贪得无厌或暴殄天物的暴发户的令人可怜又可厌的嘴
脸。

三是与时俱进的进步眼光。与时俱进一方面意味着适应时代，学习新
知，学习先进，学习别人的长处，永不自满自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
时时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承认自己的不如人处和错
误，认真地加以纠正。不能别人犯的错误是错误，自己犯的错误不算
错误。不能对自己意味着肯定的先进的东西就学习，对自己意味着否
定的先进的东西就拒绝。恰恰是那些否定我们的落后的先进的东西才
格外值得我们学习。不学习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一直固守着自己的
落后与不足。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只有有能力有胸怀认真改正
自己的不足，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民族；只有对自己敢于负责，才
能够成为地球村中被大家公认的能负责的国度。

四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活力。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从来就有一条，叫作
“知足常乐”，或叫作“知遇而安”。当年胡适、梁漱溟等人都曾把
“知足”或“安分知足”当作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弱点提示出来。而如
果作为“贪得无厌”的矫治，在占有和耗费资源方面，如能做到适度
节省，并且不贪羡富豪的挥霍，以满足生命健康存在的需要为限，而
同时仍有乐观的态度，这样的“知足常乐”就是当今人类应当提倡的
优点了。中华民族主体上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她的自强不息，表
现在她踏踏实实地用辛勤的劳动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去创造美好生活
的坦然而有担当的态度上。她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各行各业都
能追求极致，且行行都能出状元。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兴起的
今天，在社会腐败的危机中，在生活需要的满足不再是难以解决的问
题的情况下，我们年轻的一代在缺失信仰的同时，也在丧失着自强不
息的开创能力，吃苦耐劳的积累能力。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引导的。乐
观而不盲目、自强而不自负、进取而不投机，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
实实地做事，是我们民族应自觉弘扬的民族性格。

五是圆融和谐的境界追求。遇事不走极端，思想避免偏激，持守中庸
之道，圆融处理问题──这些应当是中华民族务实智慧最突出的特
点。然而这种智慧要能成就起一种思想境界，必须和正确的价值方向
或高尚的意义选择结合在一起。如果将其置于僵化、教条、价值盲目
甚至价值错误的框框之内，它们就变成了阻碍进步的滞后因素。相
反，如果将其建立在人类普遍的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奠定的意义基础
上，在人与自身、人与环境、人与他人诸多关系中达成圆融和谐就会
成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设想人人都能达成身心的健康和谐、理欲
和谐、知行和谐、家庭与事业的和谐；设想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
和自然环境达成了和谐；设想人与他人、与群体达成了和谐；设想不
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职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
化之间达到了圆融和谐；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美好？所以中华民族
追求的社会理想就是这样一种圆融和谐的境界。她的理想不是天国，
也不是取消了分工，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而是在现实中不断地
接近更加圆融和谐的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
系。

【注】

21、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22、转引自乐黛云：《东西文化的和谐请诉求》，2007年2月8日《社
　　会科学报》改版第254期，第六版。
23、张雪珠：《有关宗教形成的哲学反思》，《哲学与文化》第32卷
　　第四期（2005年4月），第三页。
24、这些资料引自李世辉（2005年9月16日在黄山学院报告稿）：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科技自主创新有重要作用：基于16项典型
　　个案》，此文作者惠寄笔者，李世辉为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
　　开放研究实验室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