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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有一个叫作“弱国心态”的时髦词汇不胫而走。讲　　│
│　“弱国心态”问题比较多的是吴健民。“弱国心态说到底是　│
│　缺乏自信心，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反　　│
│　映，是中国过去屈辱的历史所造成的。”〔１〕笔者看到他　│
│　有三种讲法，一是由新华社记者归纳的“四大表现”，即：　│
│　“第一，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对表扬喜形于色、津津乐　　│
│　道，对批评非常介意，不能冷静反思；第二，喜欢炫耀、夸　│
│　大成绩，不能实事求是；第三，对自己的毛病轻描淡写，甚　│
│　至加以掩盖；第四，对别人缺乏包容心，对自己却很放　　　│
│　纵。”另一个说法是吴健民自己的文章中所写，为“信手拈　│
│　来”之五条，除了与上四大表现重合的外，另两条为：“瞧　│
│　不起小国、弱国。”和“在大国、强国人士面前，总有些底　│
│　气不足、自惭形秽，总觉得矮人一头。”〔２〕还有一个说　│
│　法，是他列举的三个表现，第一是自夸，第二是对自己看不　│
│　─见短处，第三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３〕与此相关的提　│
│　法有，“学着做一个‘大国’公民”。这些提法的用意都是　│
│　好的，即号召国人，“大到外交政策，小到每个公民的行　　│
│　为，都要体现出一个平和的、负责的国家的形象”，“正确　│
│　认识中国的地位和差距”。〔４〕后来又有人提出“弱国文　│
│　化心态”的问题，〔５〕也是号召人们“发扬宏放的文化精　│
│　神与平和的文化心态”。不过，如果说“弱国心态”这个词　│
│　汇被用来指一种暴发户心态，那么“弱国文化心态”则更侧　│
│　重揭示由文化自卑感和文化自尊心、甚至虚荣心交织在一起　│
│　时一种复杂的文化情感。　　　　　　　　　　　　　　　　│
│　　　　　　　　　　　　　　　　　　　　　　　　　　　　│
│　提出“弱国心态”的问题用意虽不错，但却有误导性。误导　│
│　在哪里呢？从上所引看出，使用“弱国心态”这个词要指称　│
│　的实际上是一种媚强凌弱的“小人心态”，与其相对的是不　│
│　卑不亢的“君子心态”。国家显然并不因为其小，其弱，其　│
│　公民和国家就必然是“小人心态”的，同理，国家也并不因　│
│　为其大，其强，其公民和国家就必然是“君子心态”的。　　│
│　“弱国心态”这个词语把国家的强与弱、大与小和人们在国　│
│　家关系中所持的好、坏或善、恶态度，表现的高尚与鄙俗混　│
│　为一谈了，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强国或大国应有“强国心　│
│　态”、“大国心态”，同时则暗示弱国或小国如果持一种卑　│
│　鄙小人式的心态，则是可以被理解、接受的，甚至可以被认　│
│　为是正常的，再加引伸就是小国、弱国在心态上自然就倾向　│
│　于小人心态。所以当我们的外交官很动情地说我们中国人应　│
│　当有大国心态时，本身已经是对小国人民、弱国人民的伤害　│
│　了，因为这本身就是“小人心态”的流露。同理，把由于不　│
│　能克服自卑感和虚荣心而表现出来的文化情结，说成是“弱　│
│　国文化心态”也是有问题的。换成“矛盾文化情结”或“失　│
│　衡文化心态”还说得过去。　　　　　　　　　　　　　　　│
│　　　　　　　　　　　　　　　　　　　　　　　　　　　　│
│　我们的公民由于有了几个钱儿，甚至有权用公家的钱，就在　│
│　其他国家人民面前摆阔、抖威风，就耀武扬威、吹牛炫耀　　│
│　──这种小人心态的滋长，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的地位和差　　│
│　距，恐怕还不是关键的问题。更需要认真面对、思考和解决　│
│　的，是我们国家现存的各种危机。这里的“危机”，──根　│
│　据《现代汉语词典》列举的两层意思，主要强调的不是“严　│
│　重困难的关头”，而是“危险的根由”。中华民族现在整个　│
│　国势呈一种上升势头，由于存在着上一章所谈到的那些“优　│
│　势”，这些“危险的根由”离到“严重困难的关头”还需要　│
│　一个时间过程。由于这些危机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那些优　│
│　势同时存在，因此它们还可以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而不　│
│　会造成社会的崩溃。但是这些“危险的根由”的存在和发　　│
│　展，同时是破坏我们优势的发挥，阻止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　│
│　障碍，而且在中华民族向上发展的时候，它会同时积累起　　│
│　来，任其发展而不能及时排除，则完全可能使我们走到“严　│
│　重困难的关头”，并使中华民族错过现在千载难逢的2006～　│
│　2016年这一历史机遇期。　　　　　　　　　　　　　　　　│
│　　　　　　　　　　　　　　　　　　　　　　　　　　　　│
│　对这些危机的直接和感性的反映，就是我们社会存在的阴暗　│
│　面，或消极方面。它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与此　│
│　相关的思想认识，直至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这些　│
│　阴暗面，有些人非常忧虑，以至于写出《中国没有明天》这　│
│　样的黑皮书来。笔者的看法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伟大文化　│
│　和几千年在这种文化滋养下而有的伟大人民，决定了中国必　│
│　有美好的明天。但是，这个美好的“明天”什么时候能够到　│
│　来，它是不是可以在2016年前到来，则还不一定。如果不能　│
│　在历史允许的时间内排除现存的各种危机，错过眼下和平崛　│
│　起的历史机遇，下一次历史机遇什么时候到来，我们现在活　│
│　着的人中没有人能知道。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着手解　│
│　决这些危机。为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对这些危机进行冷静　│
│　的分析，以找出对症之药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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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危机”这个政治学或社会学名词在中国大陆开始走俏虽然只是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但是所涉及的内容却属古今中外政治、社
会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广义地说，凡是社会性的对于社会常态生
活能发生根本性影响的“危险的根由”或对既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平
衡造成全面性破坏的“危险的根由”都可说是政治危机。在这个意义
上，除了自然灾变之外，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等等可以直接就是政治
危机。在以往人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以及一种社会制度代
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都是发生于政治危机时期，用列宁的话说，
就是被统治者不能再忍受其所受的统治，而统治者也不再能继续一如
既往地统治下去。

狭义地看，政治危机与社会和谐和稳定大致是相克关系，而与经济危
机、文化危机则有一种相生关系。哈贝玛斯在其《合法性危机》一书
中，曾谈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政治合理性危机与
政治合法性危机都属于政治危机的内容。尽管政治合理性危机是政治
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构成部分，政治合法性危机也必然要表现为政治合
理性危机，在本章中，我们还是把政治合理性危机作为统治的意识形
态的危机，即思想危机放到下一节谈，这里只集中谈当前中国的政治
合法性危机的其他方面。

所谓政治合法性危机，按照中外学者的一致理解，是指民心对政权的
普遍认可发生了问题，即发生了“群众忠诚的投入危机，即政治系统
不能把群众的忠诚维护在一个所需水平。”实际上就是执政党的执政
合法性遇到了置疑。笔者谈这个问题的视角与哈贝玛斯非常不同，哈
氏谈这个问题是从国家的角度着眼，而笔者是从民族的角度着眼。亦
即，哈贝玛斯当年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关注的是资本主
义国家制度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而笔者关注的是由于这个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的影响，中华民族未来将会有何种命运。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我们会发
现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遇到的历次政治危机相同，而
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突出特点是，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同
时就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
下，客观上不存在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任何政治组织。执
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不是象英国那样保守党的危机或工党的危
机、象美国共和党的危机或民主党的危机，主要是一个政党的执政危
机，其危机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充其量是它下台，另外的政党上台
执政，来收拾烂摊子，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秩序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然
而在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危机同时就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危
机，也就是关系到中国大陆上所有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
而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遇到的历次政治危机不同，此
时的危机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影响的深广度会远远超过以往的历
次政治危机，一旦这一危机不能及时排除，中华民族的发展很可能错
过现在千载难逢的21世纪历史机遇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就是，
不能把这个危机推向极端，引爆这颗炸弹，而是要想尽办法，尽最大
努力在它爆炸之前能安全地拆下其引信，彻底解除其爆炸的危险。

中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执政党对此的认识非常淡漠而浅
薄，浅薄到远不如体制内学者的程度。可以说，从江泽民开展“三
讲”运动到提出“三个代表”，从胡锦涛号召全党重温毛泽东的“两
个务必”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出“以人为
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念，都是对“合
法性危机”作出的应对，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的进
步。但是这些进步对于克服由其执政危机所带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危机
是非常不够的。即这样一些对其执政的“合法性危机”的对应，远远
不能使中华民族躲过它必须面对的危险。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解除执政合法性危
机的最全面集中的论述。这篇“决定”所强调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是来自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
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
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
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
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另方面，
“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
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
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
政能力建设。”而“决定”提出的五大问题则是：“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
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
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
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
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
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

如果上述这些可以看作是执政党对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认识，那么
克服这些危机的思路则是：总结以往历史经验，面对新的形势提出目
标和任务。“决定”概括出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六条主要经验：第
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
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
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
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在坚持这些主要经验的基础上，“决定”提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
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
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
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以
“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
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
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主要任务。

有的学者曾指出这篇“决定”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把“科学、民主、
法治”作为一个整体并与执政联系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
一次新飞跃”〔６〕。然而笔者认为，它所强调“必须居安思危，增
强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它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如不能解决，
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巨大损失，而是如何“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
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
民执好政、掌好权。”即它把其一党执政地位的不可动摇作为其克服
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明确内容。它不知道，把共产党一党执政当作命根
子来维护，恰恰就是其执政合法性危机的关键所在，恰恰是这个观念
不变必然会带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之重大危机。正如一些海外媒体
所指出的，这个文件“没有提出多少解决腐败的办法，也没有具体说
明怎样才能加强执政能力。”“文件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但是文
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制度。”
〔７〕

执政党对于其面临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麻木，还可以从2005年10月19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得
到证明。白皮书的基本前提是，中国现行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它首先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合理性。“回溯中国近代以
来的历史，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
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
人民十分珍惜并坚决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
化。从此，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
的主人。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
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
大跨越。”白皮书也提及“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
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
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严重挫折，留下了沉痛教训。”但是这沉痛教训
是什么？却没有总结。

白皮书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特色作了概括，而这些特色我们只
要稍微结合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就可以知道其有限性、
落后性甚至荒谬性所在了。特色之一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民主。”──从这一条可以逻辑地推出，中国的民主没有
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利，即中国共产党是由这个制度维护了其不可反
对、不可置疑、不可取代的高居于民主之上的东西。“中国的社会主
义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
义民主的本质。在中国，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的操纵，不是少数
人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在中国，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范围
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我们且不去较针儿，人民是
否真正当家作主了，以及人民通过怎样的方式和渠道当家作主的问
题，只从这一特色就可以理解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从未断过档的因
言治罪的法理依据了。即，当要从法律上剥夺某些人的民主权利时，
只须认定他们不是人民就可以了。特色之二是：“中国的民主是以人
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要求在人民
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
手中，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求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
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
种犯罪行为，依法使用专政手段予以制裁，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人权，只是“人民”的专利，凡属被认定不
属于人民范畴的人，就可以不尊重、不保障他的人权，或不把他当人
看。特色之三是“中国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
方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
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议事，使人民的
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在此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集体决
策，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要求
‘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
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显然，人民个人的权利地位在这里是被忽
视的。同时，人民没有置疑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民主权利。白皮书有
342处提及“人民”，只有37处提及“公民”。“人民”people与
“公民”citizen在多数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通用的近义词甚至同义
词，前者以全称形式强调的是民族身分，或引伸为与专制独裁统治者
阶层相对而言的社会所有其他人，后者以单称形式强调的是作为国民
的社会人身分。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国家，“人民”与“公
民”是不能通用的，前者强调的是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它曾模糊地
被认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级，后来把知识分子也界定为“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它也曾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凡是可纳入革命的统一
战线的阶级视为人民，随着政治斗争任务的不同而有变化，所以在抗
日战争时期，凡是支持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也成了人民，而新中国
成立之后，大地主、大资本家就都成了人民的敌人。而“人民”无论
内容怎么变，永远不会是包括社会中所有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而只
能是国民的一部分；“公民”则因为突出的是国民身分，模糊了阶级
身分而不被强调。考虑到白皮书明确作为“中国特色”强调的一党领
导、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只给公民中属于“人民”的部分以人权，而
不承诺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我们可以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代表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口实而犯下的一切令人发指的泯灭人性的历
史性错误了。所以，只通过这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
可知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多么落后了。

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生活幸福的长期斗争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
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向世人昭示：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
家的正确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明确载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白皮书说，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发展和进
步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需要；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
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
设的根本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本质要求。在中国，中
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
障这一根本准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和切实的贯彻和体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
坚决与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做斗争。上述这段引自白皮书的内
容的核心意思是：在中国式民主制度中，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
但是这一“本质”的“本质”或前提却是，共产党要当人民的家作人
民的主。并且白皮书把由历史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中国当老大的现
实，偷换成以后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必然了。这在思想方法上事实已
经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方法。按
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历史的方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
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
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
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
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
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
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８〕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明确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之进行斗争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大
部分都是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行为（包括言论），或被认为有
损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行为（包括言论），也就不但完全合法，
而且也完全合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安局的干警们发现某某有这
样的“违宪”行为而能理直气壮地抄他的家，拿走他的电脑的法理根
据，这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出自中华民族最忠诚、最聪慧的好儿女写出
来的理论的、历史的、文学的著作被禁的缘由。

白皮书列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现
形式：“一是领导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国家权力，以此保
证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方针、政策能够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人民
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二是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以此保证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愿、利益和
要求。三是领导人民实行基层民主，由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通
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行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四是领导人民严格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原则，使公民享有法律上、事实上的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尊重和保障
人权，维护公平与正义。通过这些制度和法律保障，人民真正作为国
家的主人，运用属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和各项公民权利去维护和实现自
己的利益。”这四个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领导人民”至少使人
可以看到法在党下、或党在法上的现行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特点，也
因此，中国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民主与其说是由法律保障的，不如说是
由执政党作为一种绝对权力的垄断者根据执政需要有选择有限度地颁
发的。

白皮书第三、四、五、六章分别梳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城乡基层民主”。城乡基层民主一章所谈主要是，以“民主选
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为内容的农村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以“中国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为内容的城市
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我们不否认在执政
党颁发的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我们有所进步，这些进步使中国人民有所
受益，但是，这方面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与其说是感恩戴德，不如说
是如哽在喉。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勤2003年6月曾在网上发表
的一篇《中国七大恶心》对此有生动反映。其中的第三大恶心就是，
“可怜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陈勤写道：“每年的3月份，这一对
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3月的银
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机关，为甚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3月以外的11
个月里它究竟在干甚么？代表们在干甚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
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
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
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
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甚么人大
开会的重点就是围著《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
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于宪法赋予他
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
甚么的了。看著一群老得连自己姓甚么想都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
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白皮书第七章谈《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证的是，在建国50多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中国人民今天享有着过去从未有过的全面、
真实和充分的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中国人
民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
列。平均期望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近72岁；
孕产妇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
万；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04年的21.5‰。其
次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
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第三是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对保障公民的劳动权、休息
权、男女平等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知识产权、社会保障权、获得物
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结婚和离婚自由权，以及从事和参加科学研
究、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等，作出全面规定。第四是妇
女、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得
到保障。第五是少数民族权利得到保障。

上述五个方面的人权方面的进步，第一、四、五项虽然做得还很不
够，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取得了一些成就；第二项则完全是伪的、假
的。信仰自由只看法伦功以及基督教家庭教会受到的行政管制甚至法
律制裁就知道中国的“信仰自由”是被限定“在党的领导下”的范围
内；言论出版自由只看中宣部宣布哪个人的书是禁书就不能出的情况
就知道它同样是被限定“在党的领导下”的范围内；结社自由自然就
更是被限定“在党的领导下”的范围内，你要组织一个书法社、美术
社、围棋社之类那可能没问题，你要是想正尔八经地组织一个有党纲
党章的“自由民主党”，你试试，就等着背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罪名被追究法律责任吧。笔者家乡河北石家庄市有许多国营棉纺织
厂，下岗工人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总体目标据说实现了，
下岗工人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但是牵头的人被绳之以法。在近几年的
“维权”活动中有此遭遇者恐怕不是一件两件，这还远够不上“结
社”水平就已经有此后果。至于第三项中提到的男女平等。男女平等
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一项巨大社会进步。笔者作为一名女性，从未因
性别的原因遭遇到任何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但是笔者却因为在一些问
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遭遇与同类男性一样的被边缘化。举一
实例，读者就可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笔者有一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
大学女同学，几年前回国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庆大会，对组织者
竟然没有安排一位女性校友而全部都是男性校友作大会发言，非常不
以为然。她说，在这种场合如此忽略女性在美国一定会引起强烈反
响。她很奇怪，她的大陆校友们怎么对此竟能置若罔闻。笔者后来想
通了，为什么大陆的校友们能对如此的男女不平等毫不在意呢？因为
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无论男女，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权利。即
无论男女，大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都还没有得到保障，这个问题更为
突出。所以包括身为女性的笔者，都很难意识到作大会发言的人中，
有没有女性，而更关注的是作大会发言者是否可以谈在中国社会进步
战略方向问题上不同于党中央的见解而不被追究。这就象是一个乞
丐，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没有东西吃而不是所吃东西有没有营养。他
肚子饿得咕咕叫，怎么能想到要吃得营养均衡的问题呢？

白皮书第八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1）改
革和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2）发展党内民主；（3）扩大干部
人事工作中的民主；（4）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前三个方面，
我们基本上感觉不到，第四个方面提到，“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
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
要》，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对建
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出全面部署。
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重大决策征求意见、
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等制度。”并给出一些反腐败数
据。“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032
件，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831人。其中县（处）级
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涉嫌犯
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人，占受党纪政纪处分人员总数的
2.9%。”这些姿态和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除了说明执政党肯定“民
主执政”是好东西而不是坏东西之外，几乎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们老
百姓只知道有了这些举措也没有挡住成克杰、程维高、陈良宇这样的
大贪官；只知道包二奶养情妇的还在继续包继续养，只知道公款吃喝
还在继续吃继续喝。贪官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这些数字说明
不了；贪官中被制裁的多还是被放掉的多，这些数字也说明不了。　

白皮书第九章集中谈《政府民主》。主要是围绕“形成行为规范、运
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大力加强行
政能力建设。2005年2月经修改后公布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推
进依法行政方面的成就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推行行政执法责任
制，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建设廉洁、高
效、务实政府方面的努力是，依法界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方面的
进步有，建立政务公开制度。扩大公众对政府立法的参与程度。建立
专家咨询和论证评估制度。建立社会听证和公示制度。白皮书第十章
谈的是《司法民主》。这方面进行的制度建设有，公开审判制度、人
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人民调
解制度。这些制度建设无疑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是完善社会主义法
制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样有积极意义的是，“中国政府重视国际人权
公约在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参加21项国际
人权公约，并采取多种措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中国政府于1997年10
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该公约，中国政府于2003年如期向联合国提交了首
次履约报告，并于2005年4月接受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
会审议。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研究和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国
务院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约问题。”1997年签署的公约，
2001年由人大批准；1998年签署的公约到2005年还在“加紧研究和准
备”，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民主进步方面的速度。

白皮书最后明确地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遵循的原则概括为：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上述白皮书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内容大致上就是目前中国执
政党对其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认识和应对。

那么我们的体制内学者对执政党合法性危机的认识又有些什么新的见
解呢？笔者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就能检索到的网上资源作粗略筛选，
选出三位学者的文章，将他们对执政党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作摘要如
下。体制外学者的见解我们不选，不是因为他们的见解不好，而是为
了说明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者的认识也远远比执政党的认
识更为深刻。这可以证明前面提到的“中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另一个特
点是，执政党对此的认识非常淡漠而浅薄”。首先来看陈亚杰的观
点：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有五种：第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
　　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的存在。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
　　力，特别是毛泽东的魅力。第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
　　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庞大的党员队伍、大批踏实
　　肯干的干部等。第五，建国以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
　　取得了伟大成就。

　　应该看到，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
　　执政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影响其合法性的因
　　素也有五种。

　　首先，虽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强力并
　　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９〕，军事武装力量对于国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能
　　行使专政的震慑作用的。

　　其次，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去世，使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
　　
　　转移的需要更为迫切，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日益
　　向“平民时代”过渡，新一代领导人建立其权威的基础必然是理
　　性的选择和法律的程序。就目前情况来说，中国法律制度和政治
　　文化还有待完善，尚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法理合法性基础。

　　第三，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
　　泛合法性支持的能力已逐渐削弱。

　　第四，某些党员干部的道德楷模作用降低，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道
　　德力量逐渐减弱。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层化，难以避免地
　　产生官僚主义等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制度
　　空缺”使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多样化
　　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所能够掌握的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逐
　　渐向社会流散，民间掌握的资源在不断增长。中国政府原先在资
　　源垄断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固然使我党
　　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
　　题，依然是威胁政绩的隐患，严重损害了合法性。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已成为
　　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它虽然目前还不致于威胁我们党
　　的执政地位和生死存亡，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减少改革
　　的阻力和代价，我们必须在认清我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现状的基础
　　上，采取正确的措施，予以解决。〔10〕

我们要引用的第二位学者郝宇青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研究则从其特
殊性切入。

　　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是从体制内产生并实行“竞争性”的政党
　　制度，各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和平竞争，而实现权力的和平移
　　交，经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制度体系、依据法律授权和制度安排
　　来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从而把党的理念变为国家意志的。这些
　　政党把选举期间获得选票看作是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而根本无
　　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论证其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
　　题。而且，即使执政党的统治绩效可能很差，这只是证明其执政
　　的能力差，却很少有会危及其制度合法性的情况出现。民众对该
　　执政党不再输入信任和忠诚，并不等于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
　　怀疑。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大体上只存在政府危机，而不
　　存在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的特殊性有三：过分依赖意识形态、非竞选而产生的
　　执政党以及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密不可分。这样的特殊性，对共
　　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要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必有资源进行了
　　梳理：

　　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２、历史上为人民作出的牺牲和旧社会的“负合法性”的衬托，
　　　　这在使用期限上受到制约。
　　３、统治的有效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二是
　　　　政治体制的运行状况。一个屡犯错误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
　　　　可能确立其在民众中间的权威，民众也不会向其输入信任和
　　　　忠诚。还有，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政治民主与法制建
　　　　设。实行政治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然
　　　　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都
　　　　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政职能不
　　　　分、以党代政、党的机构官僚化、党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
　　　　等不良现象十分严重，而这些，又为个人崇拜、家长制等非
　　　　民主的做法和作风提供了土壤。在这种体制下，法制不健全
　　　　，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大多流于形式。徒有虚名。这样就会
　　　　影响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就会在人民群众中间产
　　　　生政治挫折感、政治无能感和政治疏离感，从而不利于人们
　　　　对国家政权产生认同和支持。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不
　　　　断改善。
　　４、维护社会公正。由于计划经济的局限，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开
　　　　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然
　　　　而，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出质疑，正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出
　　　　现贫富分化之后。〔11〕

第三位学者周莅华对中国政党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也有其特色。他明确
地指出，政党欲获得合法性资源必须走民主化道路，通过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的渠道发挥其职能，真正成为公民广泛有序地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工具。而“政党是公民管理国家的工
具，是连接公民和国家之间的桥梁”。这一认识与我们上面引述的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对执政党“领导”作用的强调相比，
是不是完全不同却更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思路？周莅华指出：

　　二战以后的西方学界把合法化的途径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政权
　　长期存在；二是政治生活法制化；三是获得良好的政绩；四是实
　　现政府民选：五是形成共同的政治价值；六是领导者的高尚品
　　质。

　　当代中国政党的合法性资源最早并不存在法理基础，而是建立在
　　他们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之上，并借助于他们的历史功绩而逐渐积
　　累起来的。这些合法性资源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的社会价值认同。对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成
　　就。致力与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长期以来形成了党群之
　　间牢固的信任关系。

　　潜伏的合法性危机有：首先、是文化碰撞的危机。随着全球化和
　　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借助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媒手段，世界范
　　围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使国家传统安全受到挑战。其
　　次、是法制缺失的危机。我国政党所拥有的执政权或参政权本质
　　上是一种公权力。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公权力以及这种公权力
　　与国家

　　公权力关系的规范却存在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例如在我国的
　　政治实践中，执政党可以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名国家机关主要
　　领导的候选人，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决定最后人选。但是我
　　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既没有任何执政党作为上述提名主体的规
　　定，也没有任何关于执政党提名与人大机关选举与决定之间关系
　　的规定；再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要求，在一些国家机关中必须存在
　　一定数量或比例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安排，这也缺乏
　　法律依据。第三、是政策相悖的危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在总体上有很大提高，但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也日益彰显。第四、是官员廉政的危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权
　　钱交易而导致的国家经济损失数目惊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
　　公费旅游等不正之风仍有蔓延之势；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与民
　　争利甚至鱼肉百姓等违法行为也屡见不鲜；高官携巨款外逃事件
　　更是层出不穷、触目惊心。这都有可能降低政党的公信力。第
　　五、是历史反思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5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也有过重大失误和严重错误。反
　　“右”的扩大化殃及40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背离现实的“大跃
　　进”使国家倒退了近十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自然灾
　　害”使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饥荒、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
　　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党内你死我活的政治路线斗争，
　　使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者受到迫害甚至致
　　死。国家常常处在经济滑坡、政治动荡、人心恐慌的状态。对这
　　些问题的历史性反思，也会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合法性产生一定程
　　度的置疑。

周莅华在文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合法性建设的途径：

　　１、建设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标志和阶级属
　　　　性，在革命党时期，鲜明的意识形态是团结和凝聚人心的思
　　　　想理论基础。但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以后，在意识形态上必
　　　　须做必要的调整，这是政党现代性的必然要求。
　　２、加快政党的民主化进程。所谓政党的民主化就是政党一方面
　　　　要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党与国家、社会的民主
　　　　联系，广泛地吸引民众参与政党的活动。对我国政党政治来
　　　　说，一要加强党内民主，二要积极开放党务，使得党员、社
　　　　团和民众都能广泛参与到政党的活动中去，做到“党在民
　　　　中”而不是“党在民外”或“党在民上”。这样不仅可以集
　　　　中全党的智慧很力量，而且可以集中全民族和全社会的智慧
　　　　和力量，提高政党民主决策的水平和科学施政的能力，同时
　　　　还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进而通过政
　　　　治的社会化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
　　３、完善民主宪政制度框架。西方议会制政党在数百年的演进和
　　　　发展中，形成了间接执政、幕后执政和轮流执政的运行模
　　　　式，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已被逐步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轨
　　　　道。在这种模式下政党始终处于相对超脱的位置，即便是执
　　　　政党组阁的政府出了问题，民众考虑更多的是政府本身而不
　　　　会完全迁怒于执政党而使之出现合法性危机。相比之下，中
　　　　国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政党手中掌握有
　　　　国家权力，政党组织带有国家化、行政化的倾向。这就决定
　　　　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模式上具有直接执政、一线执政、长期
　　　　执政的特点。这样政党和国家在权力分配上就很难有明显的
　　　　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党的权力往往还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权
　　　　力之上，当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时，矛盾和焦点都将集中到
　　　　执政党身上。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走民主宪政的
　　　　道路。通过建构宪政制度框架来规范政党、国家和公民的政
　　　　治活动，使民众对政党政治合法性考量的焦点从政党本身转
　　　　移到政治结构或者政治制度上去。这样就把政党政治的合法
　　　　性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可以有效规避
　　　　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威胁。
　　４、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５、构建合法性的评价体系。政党的合法性是具体的历史的，不
　　　　是抽象的和一成不变的。针对政党的合法性完全可以建立一
　　　　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机制，随时对政党进行动态监控，以便随
　　　　时调整其政策指向。而我们从来就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怀有
　　　　一种崇敬感，以至于提到政党的“合法性”就讳莫如深甚至
　　　　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就导致了对政党合法性认识的模糊化和
　　　　不可度量化。要促进我国政党的合法性建设，一方面要培育
　　　　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民间组织的力量对执政党和参
　　　　政党的认可和支持率进行统计调查，另一方面对认可和支持
　　　　率变动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使得政党政治
　　　　的合法性建设具有量化目标。这不仅可以对政党政治合法性
　　　　危机起到预警作用，而且可以在制度层面上保证国家社会以
　　　　及政党本身的安全。〔12〕

与上面所引白皮书相比，就可以看到，执政者所看到的合法性资源这
些学者也都看到并肯定了，而这些学者看到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却缺
乏清醒深刻的意识。对于存在的危机没有意识，发展下去就极其危
险。而这种危险不是执政党一个党的事情，它在中国是整个国家的事
情，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也是每个中国人的事情。对比白皮书和三
位学者看待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视角，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学
者所持的是一种较客观的超党派态度，而执政党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
强烈的党派意识，即把自己一党的执政地位视为第一重要。实际上不
只是白皮书，《中国共产党党章》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
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定位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以及中
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命根子。这就是我们现在有宪法无宪政，有宪法而
实际上所行的并不是法治，而是党治，并不是宪政民主国家制度，而
是党国制度的实质所在。而执政党的姿态却是自己的千秋万代永永远
远都至高无上地“领导人民”的一党执政的中国“老大”。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主办许明任主编的《社会科学报》2007年刊出了
一篇好文章：由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的汪永成、黄卫平、程浩写
的“直面社会利益主体政治化”〔13〕。文章提出：

　　我国社会出现不同利益群体。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
　　样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样化，
　　这使利益集团的大量形成和逐步发展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公
　　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具有相似利益的人
　　们为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的集团意识的形成，为利益集团的形成
　　提供了心理基础；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党和政府
　　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发展，为利益集团的形成
　　提供了宏观的政治条件和制度背景；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方便快捷，大大节省了利益群体的组织
　　化成本，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现代技术支持。这些条件的聚
　　合使得我国利益集团的大量形成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

　　执政党面临利益多元化挑战。利益集团政治化影响到民众对党的
　　性质和宗旨的认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化必然使干部选拔、政策制
　　定与执行、政府审批等地方政治的运行面临各种强大的“集团化
　　（组织化）”（而不是个体性）压力，而且党内本身就有不同利
　　益群体的存在，这可能使党和政府的实际决策与党的性质和宗旨
　　所倡导及要求的有所差异，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较大的心理
　　落差和失衡，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认同。

　　执政党需要运用“形式民主”所提供的程序合法性来重塑并巩固
　　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社会结构分层化、社会利益多元
　　化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把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
　　持作为自己首要目标。对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来
　　说，能否在巩固原有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是新
　　世纪面临的一个全新挑战。而且，党执政的合法性，除了要经受
　　现实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考验外，还需要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经受
　　程序性民主的挑战。即：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执政党要试着学会运用“形式民主”所提供的程序
　　合法性来重塑并巩固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这样的形势首先提出，执政党既要解决突出问题，又要重视政治
　　制度建设。在利益多元化、集团化的情况下，当前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必须反对政治多元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维
　　护中央权威。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反对政治多元化，但
　　必须要扩大现有政治体制对合法利益集团的包容性；不搞多党
　　制，但必须要提高执政党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扩大党的群众基
　　础）；反对任何利益集团挑战党和政府权威，但必须提高党和政
　　府的民主性与合法性。执政施政首先必须考虑并满足绝大多数人
　　的利益要求。为了使党和政府能够正确而充分地认识最广大人民
　　的愿望和要求，必须给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有效表达与量化体现提
　　供合法程序及具体渠道。在用民主的方法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要
　　求的同时，须兼顾所有合法利益集团的正当利益。既然利益关系
　　是复杂的、多元的，我们党和政府就不能忽视任何合法利益集团
　　的正当要求，否则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这样的形势其次提出，执政党须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
　　要打击违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
　　对于那些得到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性
　　利益集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尤其是不受政府本身的侵犯。特别是对于那些合法的、
　　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因其能够在公民个人与决策者之间
　　提供一种有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使得多元社会中的多种利益
　　诉求能够有组织地流入党和政府决策过程，这将意味着，正规
　　的、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将成为现代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合理化
　　的必要的组织制度形式，因此，党和政府应为此类利益集团的成
　　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
　　团。目前，影响比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
　　托，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获取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
　　位的企业、官商不分的企业等。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
　　特殊利益集团，应采用有效策略逐步进行限制和规范。要关怀社
　　会弱势群体。

　　这样的形势第三还提出，要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施政能力。执政
　　党和政府是独立于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其自主性是相对于各利
　　益集团而言的，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执政党和政府自主性的决
　　定因素使其所代表的利益与社会上各种单个或集体形式特殊利益
　　相脱离。执政党和政府应做到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在各利
　　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公平、超然地位，以代表、维护和实现好社
　　会公共利益。因此，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执政和行政，执政者和
　　行政者的自主性非常重要。

　　这就需要防止党和政府自身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提高党和政府驾
　　御选举政治的能力。我们党应尽快从是否应该进行现代民主选举
　　这样的价值问题的争论中摆脱出来，及时地转换为深入研究如何
　　进行选举这样的较为技术性的问题，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能
　　力接受现代民主政治的洗礼。

上引这篇文章在方法上，明显地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很到位地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不同的经济地位会导致不
同的利益诉求的观点。与此相比，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
皮书所展示出来的则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并无视社会现实的救世
主心态。笔者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是因为虽然它仍明确地迁就着执
政党不搞多党制，不搞多元化的背时的政治底线，虽然它提出的一些
政治改革思路缺少现实可行性，但它却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中国执政党
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不可回避的现实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必
然地使中国社会发展出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权利和政治诉求也多元
化的客观事实，因此主张执政党必须给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有效表达与
量化体现提供合法程序及具体渠道。执政党需要转换角色，在各利益
集团的博弈中处于公平、超然地位，以代表、维护和实现好社会公共
利益。并且还委婉地提出执政党需要运用“形式民主”所提供的程序
合法性来重塑并巩固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选举的价值合
理性是无须讨论的，要深入研究的已经是如何进行选举这样的较为技
术性的问题，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坦然接受现代民主政治的洗
礼。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以温和的口吻，理性的态度表述的恰恰是执政党
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深层现实根源及其克服的出路。

在了解了上述执政党自身和体制内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危机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之后，我们现在来概述一下中国执政党目前的
合法性危机。

首先，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原有合法性资源现在已经明显出现越用
越少而且终将告罄的趋势。其28年武装斗争的历史功绩随着时间的推
移渐渐会被活着的人看成是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的英雄史诗，人们会
有敬仰之情，但不会认为这些历史功绩与今天的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
有什么必然关系。这就象是人们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的回忆
并不能引发人们对他的治国方式合理性的认同一样。而中国共产党执
政的50多年中一方面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犯有严重
的错误。而它自己对其历史功绩的宣传与对其所犯历史错误的掩盖，
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凡是它的历史功绩，人们都耳熟能详，倒背如
流，不以为奇，然而人们每次有意或无意地揭发出它有意掩盖的污
点，都会使人们感到震惊：“啊！原来真相如此！！”这几年，从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肃反、批胡风集团、反右、反右倾、四清、文
革、“6．4”天安门事件、直到法伦功事件，几乎每一次共产党领导
的群众运动和压制的群众运动，都有其人命血案。而对于这些错误，
执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一直以一种“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对
待。经年积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能不因此而大大流失。刘
少奇曾有一个信念：历史是人民写的。还有一句话，你可以欺骗所有
人于一时，你可以欺骗一些人于永远，但是你不可能做到永远欺骗所
有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总会在条件允许时被揭露
出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丰功伟绩这是历史事实，但是，
如果只强调这一方面，而故意掩盖或淡化另一方面，那同样是对人民
的不信任、不尊重，是一种愚民。问题是，就象是玩扑克牌，一把牌
中好牌都出尽了，剩下的都是孬牌，每出一张，暴露的都是自己弱点
和缺点。比如，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经给自己的一日三餐停
了肉，过去我们说三年困难是苏修勒索我们造成的，我们觉得毛主席
他老人家和我们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好感动。可是现在，人人都
知道，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决策错误造成的大饥荒，自然对同一件
事的看法就不同了。人们会说，你造成的灾难，只是不吃肉就能承担
所有损失吗？你只是不吃肉而已，饿死那么多勤劳善良的中国无辜老
百姓，你连个“罪己诏”都没下，说得过去吗？

其次，执政党不能制止的贪污腐败，会抵销掉其新的政绩为它的合法
性的加分。据《争鸣》月刊记者关捷报道，

　　2006年10月胡温整肃官场有大动作：派遣近百个巡视组、工作
　　组、调查蹲点组进驻地方省市和有关部委办，同时把地方党政负
　　责人请上北京“摊牌”。巡视组、工作组、调查蹲点组启程前，
　　都由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吴官正等亲自出席欢送会鼓气。

　　胡温等在欢送会上都强调：巡视组、工作组、调查蹲点组下去的
　　工作、任务和目的，要做到“四个解决”：（1）要解决、克服
　　空话、假话、阳奉阴违的恶劣风气、习惯，误国、误民、误党的
　　后果；（2）要解决、扫除中央方针、政策、措施不能得到全面
　　贯彻、落实的内因；（3）要解决、消除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
　　要障碍和人为因素；（4）要解决、选拔好新届领导班子，能取
　　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信任的队伍。

　　迄今为止，已有430多名副省部级或以上的高干，被列入在以下
　　五个方面有较严重的问题：（1）在经济上、个人财产来源上，
　　有较多较严重问题；（2）在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上败坏，引起
　　较大民意反对；（3）在组织上有非正常活动，搞山头、搞帮派
　　活动；（4）利用职务，有滥权、越权活动；（5）配偶、亲属在
　　经济上组织依附权势的非法活动，引起社会民愤。

　　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和党内外反
　　映，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
　　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14〕

本文前面曾提到如要了解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年以来和改革
开放28年来的成就的数据，可参见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2006
年10月发表在　《求是》上的文章：《走向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这位国家统计局局长已经因被查出拥
有近2,000万美元不明来历的财富，而被“双规”了。据《争鸣》月
刊记者岳山报导，邱晓华精通英、法、日三国外国语，拥有经济学博
士学位，年仅48岁就已位居正部级，他被官场视为学者型风华正茂的
少壮派官员，在海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被前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组
列为有潜质、有培养前途、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曾被提名为下届
八名准国务委员候选人之一，并于去年7月下旬，接受十七大筹备领
导组贺国强面试，初步成绩“合格”。从去年初，已开始列席国务院
召开的国务会议，以及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专题会议。他的败露与为陈
良宇挑战中央宏调辩护有关。那么他为什么要替陈辩护呢？因为陈也
替他掩盖着“秘密”。2004年10月，邱到上海搞统计调研，在返回北
京的前一天晚上，他在虹桥宾馆寻欢作乐直到次日清晨，因赶飞机，
慌乱中竟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遗落在他下榻的衡山宾馆。上了飞机发
才发觉坏事，因为他的公文包里有四本护照、多本欧美、日本色情杂
志。邱的这个公文包，后由上海市保卫部门登记公文包内物品后，由
上海市驻京办事处送还给邱晓华本人。对此，邱对上海市领导很感
激。因此从2005年1月至2006年8月，在不同场合、会议上，邱晓华有
15次之多，为上海市委、陈良宇反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发表类似下面这
样的辩解言论：“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上海具有特殊性、特殊
因素”；“上海楼价不能说高，否则会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市民有购房
欲”；“宏观调控已经见到积极成效，现在不需要什么新的措施”，
云云。2005年10月、2006年6月，邱晓华勾结上海市委办、市宣传
部，借搞调研为名，编造了多个社会民意调查数据，为上海市委、为
陈良宇歌功颂德，引发了社会的激愤。他编造的民调称：对上海领导
工作的满意、好评达73%，而同期中纪委、中办到上海调研的结果，
对上海市领导工作的满意度、好评仅为13%至16%；不满意、反感高达
百分之76%至81%。这都是他的知“恩”图报。〔15〕

有议论说，邱晓华不是栽在腐败上，而是栽在他对抗中央上。现在象
他那样的腐败在高官们中属于普遍情况，无论抓谁的腐败都会一抓一
个准儿。事发前，他们都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冠冕堂皇地作着报告，
人模狗样地写着文章，前呼后拥地搞着调研，一旦败露，马上就展示
出其五毒俱全的真实嘴脸。80～90%的共产党的高官都腐败了，上梁
不正下梁歪，中层和下层更会是层层失控。由贪官污吏构成的一个腐
败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这个阶层靠手中把持着权力肆无忌惮地侵
吞国家财产，搜刮民脂民膏，将所有社会其他阶层树为自己的敌人，
而执政党无法与这个阶层摘清干系，虽然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在下
决心清除腐败，但是，不如说它所维护的一党专政恰恰就是这个阶层
的制度保护伞。各不同社会群体对这个腐败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共同的
敌对意识很容易变成对执政党的对立情绪。此可以沙叶新记述的“万
州民变”为例：

　　2004年10月18日，重庆市万州区的“万州民变”震惊了全省、乃
　　至中央。起因是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时，扁担不小心碰到背后
　　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
　　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
　　夫的生路。当路人劝其住手时，本来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
　　市场的临时管理员的胡宗权冒充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
　　他也不过赔20万！”引起周围群众公愤，将胡、曾夫妇团团围
　　住，一时交通为之阻塞。警方到场后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
　　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
　　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
　　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
　　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
　　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
　　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
　　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
　　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
　　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
　　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
　　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此事被定性为“突
　　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就在
　　于当事人胡宗权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
　　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
　　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
　　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
　　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
　　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10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
　　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
　　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
　　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一万
　　起，增加到2003年的六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
　　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
　　量增加了六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
　　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
　　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
　　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
　　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16〕

据沙叶新文中所载，群众甚至说出：“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的
话。笔者在所居住的居民小区，也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的情形：原
本是供电、供水设施需要维修而引发的停电、停水问题，群众却破口
大骂共产党。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沙叶新明确地回答：“最直接
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
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17〕

第三，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后继无人──无优秀的人才加入的窘境。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多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正当
渠道。在笔者青少年时代，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是一种德、
智、才、能追求上进的表现。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定要品学兼
优，能在青年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极大的荣誉。而现在，越
是有独立思考能力、追求上进、人品正直、理想抱负远大的青年人越
是不情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说，我又不想当官，我也不必当官，
共产党如此腐败，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甚至有“好人不入共产
党”之说。法伦功搞的得退党潮，虽然实名公开要求退党、退团的人
没有多少，但是它毕竟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话题，而在互联网时代，
其在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毕竟不能说是全无。所有制
形式的多元化、市场经济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也造成了可
选择生活之路和职业的多样化，人生选择的空间相应扩大，凡是不打
算做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是不是党员基本上不影响他在专业上的发
展。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德才兼备的青年人选
择共产党是一种历史必然。如今由于共产党的腐败，德才兼备的青年
人摒弃共产党也是一种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腐败使它不再能吸引
真正优秀的人才，它将面临后继无人──无优秀的人才加入的窘境。
真正优秀的人才远离共产党，会去哪里呢？据笔者所见，许多都在民
间社团中，或推动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普及，或努力于公民教育和公
民社会的建设，或从事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事业。甚至许多已经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也对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也深感厌倦，而把在这些
民间社团中积极活动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途径。

第四，信息垄断与思想控制都正在被形式化、被架空。虽然还经常会
有因言获罪的事情发生，但是因言治罪的门槛儿却大大提高了。过去
可以治罪的言论，现在早已成了民间的流行话语。电子通讯技术的发
展，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共享与传播的方便，使得信息垄断和封锁
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人言可畏”，过去有办法控制，现在已经
很难控制，而且还会越来越更难控制。台湾人民“倒扁”声势浩大，
认为阿扁不辞职简直是到了死皮赖脸的程度，阿扁仍可以赖在台上，
台湾人民好歹也还有2008年的大选年可等。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其国家大，面子也大，其面子大，造成了执政党如果面临了阿扁
这样的群众性唾弃，绝没有可能象阿扁那样耍赖的道理。2008年北京
奥运会，我们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口号直接
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奥运会在政治上不可怕吗？假如国外记者采访
中国人民，采访十个，当中有六位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但执政党
腐败到了十官九贪的程度。这不可怕吗？

第五，温家宝在今年2月16日春节团拜会上讲话说，“‘忧民之忧
者，民亦忧其忧。’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最大的努力
解决民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越来越充分地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解决民生问题，在短期内可以缓
解政治危机，但是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广大民众
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承受力，使他们珍惜安定的生活不会轻易地参与具
有危险性的“激进”活动，但是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经济权利
的获得，也意味着其权利意识的自觉程度会提高，他们对政治权利和
思想权利的渴求会成倍增长，会有更多更明确的自由权利要求，包括
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要求产生出来。民生问
题的解决并不是合法性危机的克服，相反却意味着对执政党水平的期
望值更高，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就很难对执政者给予真诚
的拥护。中国现实的“最大的贫困是权利的贫困”会渐渐地成为越来
越多的中国人的共识，而对执政党形成更大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压
力。

第六，执政党如不能及时放弃落后的政治理念，与时俱进，趋势就将
象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那样，被中国民心视为社会落后势力的代表。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在这方面都明显地脱离现实。作
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日益变成一个其广大党员，中国知
识分子和中国广大人民讥笑、贬斥的对象。而且就算是执政党自己的
高官阶层也会加入这个看笑话儿的行列。这个情况可举一个实际例子
来说明。

2005年11月在互联网上颇有名气的草庵居士曾应邀在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有一次讲演。听众据草庵居士演讲时所说，都是“身负重任的国家
栋梁”，即中共高级领导干部，而草庵居士要谈的也是较高层次的问
题，“诸如需要胡总书记和温总理考虑的问题，我讲的是这些问题是
如何出来的，如何去解决。”谈话中他以大不敬的语气，把“三个代
表”戏谑为“戴三块表”，并时不时地以处理“二奶”与大老婆的关
系作比，并提出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制度落后。

　　中国没有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程序，谁也没有办法了解内幕，决策
　　还不透明。……你经济发达了，老美可以用智力和你竞争，但他
　　怕就怕你是流氓，你要只是流氓还好，怕的是你是一点理智都没
　　有的流氓。现代的黑社会也讲究民主了。黑帮老大也需要各派协
　　商之后才能选出来，可流氓不是选举出来的，是靠胆大闯出来
　　的。你们笑话北韩，金正日是小学毕业的流氓，我说难听点，中
　　国不过是个中学毕业的流氓。你要是进步到了大学毕业，就知道
　　黑社会也需要民主和选举了，你们别小瞧黑社会，从流氓到上升
　　到黑社会也是进步（听众笑）。

　　中美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政治制度，没有其他的原因。……
　　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经济，做生意不能看眼前利益，干政治也不
　　能看眼前利益。中美矛盾大，未来会更大。……只要中国政治制
　　度不改，今后中美关系就永远不会改善，只能是更加恶劣。……
　　薄熙来干的那点技术性的谈判难不难啊？我知道难，他也就是力
　　争干好，让中国经济利益少损失点，但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政治
　　制度不解决，中国这个家早晚得败，……〔18〕

就这样的演讲在中央党校这样的地方能受到欢迎，不被举报，不引发
“批判”和追究，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执政党现在的实际威望。

第七，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种落后的政治理念，并维持着一种落后的
政治制度，这几乎已经是世界上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共识。除了
上引草庵居士中的“流氓”之比外，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对中
国的政治制度上的落后也早已心照不宣。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坚持不
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但是它却理解，“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
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非认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这方面，
它们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它们认为与中国共产党保
持联系有促使它发生变革的作用。对前苏共就是这样。”〔19〕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就是它在维持着一
种落后于当代政治文明一般水平的政治制度，而它自己却蒙在鼓里，
不知自己所处的窘状与险境。如果这只是一党的危机，我们大可以不
管，去做我们能做的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行，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合法性危机，如前所述，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危机，是关乎中华民
族未来前途的危机，是会影响到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危机，因
此没有什么事情对于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来说，是比这件事更大的事
了。而导致这种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支撑着这种落后
的政治制度的思想。思想意识形态的落后与制度上的落后互为表里。
我们来看政治危机的思想根源和表现──

【注】

１、吴建民：《正视自己，摒弃弱国心态还有长路要走》，首发《国
　　际先驱导报》，在网上可搜索到。
２、同上。
３、《正确认识中国的地位与差距──龙永图、吴健民、沈国放三人
　　谈》，2006-09-14《社会科学报》版改第234期，第一版。
４、同上。
５、参见姚鹤鸣：《弱国文化心态不是正常的文化心态》，2007-01-
　　11《社会科学报》版改第234期，第五版。此书作者为黄河清，
　　笔者有幸得作者惠赠，也拥有了一本此书的平面版本。书的封面
　　为一片黑色中燃着一只点燃的火柴。
６、赵子平：《聚焦四中全会〈决定〉：执政理念的一次新飞跃》，
　　原载《半月谈》，此引文来自互联网。
７、转引自《中共文件称共产党面临严重危机》，2004-09-28《看中
　　国》（网刊）精华版。
８、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6～217页。
９、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
　　147页。此为陈亚杰原文所注。
10、陈亚杰：《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及其现状看“三个代
　　表”的提出》，见《论文网》：http://www.lunw.com/thesis/
　　122/16481_1.html。
11、郝宇青：《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见华东师范大
　　学《中国政治学网》：http://www.cp.org.cn/showSubject.asp
　　?NewsID=105
12、周莅华：《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见《中国农村
　　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article_view.asp?ID=
　　5753。
13、见2007-02-01《社会科学报》，改版第253期，第一版。
14、关捷：《胡温大动作整肃官场》，《争鸣》2006年11月号（总
　　349期），第15～16页。
15、岳山：《统计局长邱晓华下台内幕》，《争鸣》2006年11月号
　　（总349期），第11～12页。
16、沙叶新：《“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6-09-01），此文为朋友惠寄。
17、同上。
18、《中美问题与中国应对方法──草庵居士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
　　讨会上讲话纪录稿》。
19、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之语，转引自刘国凯：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纪实》。
　　（2006年5月）

思想危机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
义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全书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思想危机的
揭示和克服的努力。本书的一个假定的前提，就是中国执政党现在维
持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他们明知道这种制度落后，有损于中
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实现而故意为之。在很大程度上，这
是由于执政者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致命错误。通俗地说，就
是，执政者对执政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迟钝、思想的僵化和有意的误
导，不是立场问题，不是故意为恶的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是不明白
的问题，或者是由认识问题而导致的立场问题。

据“出口转内销”消息，胡锦涛曾在2004年谈到过执政的五大危机：

　　１、要务实地承认，共产党还不能符合或称得上是个马克思主义
　　　　政党，或者说离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有较大距离，需要我们努
　　　　力改革实践。一个革命的、先进的和有生命力的政党不是自
　　　　封的，不是自然形成和造就的。
　　２、要务实地承认，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包括
　　　　高级干部，还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
　　　　实践家，这就造成了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大危机。
　　３、要务实地承认，建党83周年和建国50年以来，我党经历了坎
　　　　坷不平的道路，经受了疾风暴雨的洗礼，至今还没有一套完
　　　　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直接影响了党的工作指引和
　　　　党的自身建设方向，造成党内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和真空。
　　４、要务实地承认，党的执政本领、治国理论本领、继续执政党
　　　　的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沉重的压力。来自党内和更
　　　　强烈地来自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直接影响和动摇着执政的社
　　　　会基础及领导地位。
　　５、要务实地承认，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发展、人民的要求
　　　　和期待存在着一定差距，直接导致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领
　　　　导力处于被动局面。〔20〕

胡锦涛对执政五大危机的概括，显然犹如隔靴搔痒，所以我们没有在
上一节考虑。但是它证实了一个严重危机的真实存在，即执政党的执
政理论贫乏或空洞的危机，亦即我们这一节要探讨的思想危机。江泽
民和胡锦涛也都曾试图解决这个危机。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出了一个后来在官
方媒体上颇为流行的排比句“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
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一排比
句在差不多4年后的2004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为胡
锦涛的讲话完全照搬。当然胡锦涛的讲话中也有一些与江泽民不同的
侧重，如提出“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极为重
要的任务”；“坚持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基本职
责。……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
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
人、关心人、帮助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经济工作和其他实际工
作一道去做，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要大力
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着力营造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的良好氛围，深刻阐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多办
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
坎上”──展示出亲民、爱民、为民的特色，但是在两个方面，江、
胡是完全一致的，即虽然他们事实上并不真正知道用“科学的理论武
装人”存在着“科学崇拜”或科学主义的问题，他们对“正确的舆
论”、“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的评价标准本身就更是不甚
了了，他们也都不大明白马克思主义的所以然，但是一方面他们仍然
以马克思主义国教现任教皇的姿态毫不置疑他们自己这方面的权威地
位，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明确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
位。在上述江、胡针对宣传工作的两篇讲话中，江泽民强调：“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这是保证全党紧密团结和带领人民共同
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也是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思想基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做到两条，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
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二是必须紧密结合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创
新的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则坚持“宣传
思想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
面贯彻十六大精神，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江泽民说：“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
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应及时、如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
意愿。”胡锦涛则说：“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
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
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2004年3月党中央提出的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为了摆脱执政党的理论危机，或指导
国家发展的思想危机。

两位总书记在执政指导思想或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可谓旗帜鲜明。但
是问题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以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意识形态曾经是必然的、现实的，而现在它作为国家意识
形态客观上正在变成“不现实的”，正在“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
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21〕。因此就有了执政党指导思想危
机的第一个表现：它的适应时代潮流和民族发展要求的新的实践无法
获得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支持它执政的理论合法性的思想体系已经被
时代淘汰。于是在“与日俱进”的名义下不得不善意地偷换马克思主
义，实质是挂羊头卖狗肉。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包子换馅儿
不换皮儿，一是用新瓶子装旧酒。

思想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马克思主义虽然一直被执政党作为国家意
识形态或一元化指导思想强调，但是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被边缘
化，正在不可挽回地退出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民
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生活中，曾等于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
地为人民服务”、“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和“狠斗私字
一闪念”，也曾等于邓小平时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实事求是”，在江泽民时代则等于“三讲”、
“三个代表”。你不用作什么问卷调查，只通过北京出租车司机就可
知道，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三个代表”主要是与共产党掌权用权
相配套的，与民众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所以老百姓的态度是：“三
个代表”随它爱怎么吹就怎么吹吧，电视新闻中没有一天不提“三个
代表”的，贪官们没有一天不搞贪污腐败的。老百姓还是得适应市场
经济，挣的钱得够吃穿用、养孩子、供孩子念书，盼着孩子学习好，
有出息，将来能找个好工作。三个代表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以人为
本、和谐社会，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是马克思
主义，那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由于采取了比对待右派、
文革、六四有过之无不及的暴力方式处理法伦功，而被人民看作在专
制方面与毛、邓是一脉相承的）那一套不是马克思主义。毛、邓、江
三个人都被认为有“栽了”的事，毛泽东栽在“文革”上，邓小平栽
在“6．4”上，江泽民栽在一个人就敢宣布法伦功是“邪教”上，而
不知道“信仰”的厉害。

江泽民曾提出“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是思想、宣传战线的任
务。所谓主旋律，就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几年来，它
只是一弦独奏没有合弦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市场经济活
动中有什么用？在处理各种社会人际关系时有什么用？老百姓一般认
为，根本就没有用。实际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马克思主义也越来
越没有地位。只需去看看《人民日报》网的主页登些什么就可知道个
大概。我们的报纸现在越印越多，越印越厚，除了第一版外，其他所
有生活、时尚、娱乐、经济、法制、体育、民俗、传统等等等等，哪
里能找得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旋律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几大官方报纸
的理论版能占上部分版　面外，哪里能找到作为主旋律的马克思主
义？国家政治与市民社会生活完全脱节，国家意识形态与群众的精神
生活两张皮，已经丧失了其群众社会基础。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
度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他说他的，我活
我的；二是认为它假大空，陈词滥调，无用也无害；三是认为它是错
的、有害的，是误导，但是无力左右，只好冷眼观瞧。

其实，文学艺术对生活的反映要比哲学、政治、经济理论更为直接，
也更为真实全面。只要看看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节目中各种题材的
电视连续剧，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品的新电影，就可知道马克思
主义已经真真切切地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了。除了中宣部直接号召下
拍摄的模范共产党人的故事片外，几乎所有演当下生活故事的影视故
事片历史背景中，能找到“三讲”运动吗？能找到“三个代表”的蛛
丝马迹吗？能找到“保先性”教育活动吗？能找到江泽民、胡锦涛的
影子吗？你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发现中国大陆影视作品都对其置若罔
闻，好象我们的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这样的运动和这样的
国家首脑一般。琼瑶的《情深深雨濛濛》的历史背景中还不能回避那
个时代的抗战，《还珠格格》还不能不尊重历史而涉及清朝的“文字
狱”，可我们这些大陆艺术家出品的表现当下生活情景的影视作品中
竟然一概没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背景！而且这样的情况在影视作品中已
经蔚成风气。如果有，那多半是演改革开放前的事情，其中可能一半
以上，还是批评共产党领导下的冤假错案，反映自1957年反右至文革
时期的社会阴暗面的。而所有这20年来出品的历史题材的影视片子
里，还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人民革
命推动历史进步的理念的感性表达吗？严肃的影视作品如何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走向共和》被禁就不必提了，我们只举2001年11月份在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法官》为例就足以说明问
题。

《大法官》的视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巩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为基点，而是以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取向。它所弘扬的主题也不是
“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等有明显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理
念，而是公正、正义、人道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类为当今全人类
普遍承认的基本价值。这样的电视剧，如放在文革中，肯定会被戴上
“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帽子加以口诛笔伐。

三个主要的正面人物杨铁如、陈默雷，林子涵的政治面目在电视剧中
都没有交待。在他们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的日日夜夜，也没有被要求参加过任何党的组织活动。而他们却被赋
予无可置疑的高品位人格。似乎他们的与共产党的组织无干，恰恰是
他们能够无私奉献，能够成就正直、刚毅、坦荡、仁爱高尚人格的前
提。杨铁如先任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因坚持依法治腐而被腐
败分子群所忌恨，被腐败了的市委书记孙志调离法院，他诠释着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继任的同一法院的院长陈默雷演绎着在当今中
国司法不独立，无法摆脱“党的领导”，因而实现法律公正困难重重
的境遇中，不屈不挠，以柔克刚，以曲求伸，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尽可
能完美而又无奈地统一起来的正直人的“生存智慧”；而从法国获得
法学博士学位的女法官林子涵则将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与不可亵渎的
法律公正原则的内在统一有声有色地展现出来。

该剧中身为市委书记的孙志，在其受贿的腐败勾当没有暴露之前，俨
然一个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没有功劳总有苦劳、代表绝大多
数人民利益的优秀的党的干部。对于开枪打死无辜群众的警察，他表
现了极为强烈的愤慨；对于金城县农民围了市法院状告金城县政府，
他明确地表示了对于农民的同情和理解；对于春江市的改革开放和经
济发展他紧抓不放；对于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他表示着他的势不两立
与深恶痛绝。可他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干扰代表正义与公正的法院
依法办案，他的真实面目其实不过是腐败分子花钱买下的一把保护
伞。

该电视剧的结局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法律战胜了权力。不过，这样的
大团圆结局都必须有一个几乎是先验设定的前提，那就是在被惩治的
贪官和惩治贪官的正义力量的上方必有一位党的“好领导”作主，这
个假设若不能成真，则正义力量根本不可能战胜贪腐势力。这揭示
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对于各级党的一把手来说，与他们同
级的司法监督部门都无法监督制约他们。因此如果他们腐败了，与他
们同级的司法部门就绝对地需要一个级别比他们更高的不腐败的党的
好领导作为反腐败的靠山，没有这样的靠山，法律惩治腐败的功能就
形同虚设。

《大法官》揭示出了中国政治的落后一面，也表白了这样一种要求：
中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或“国法当高于党的领导”。

主旋律在影视作品和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中被架空有几种情景：一是被
自觉地宣传人类普遍价值，表现人性之美而不是阶级斗争，或劳动阶
级道德天然优越的作品祛锐。优秀而感人的影视作品，即使是描写最
普通的劳动群众的，所着意刻画的也不是工、农、兵的优秀品质，而
是他们作为人所有的人性美。二是被不自觉地宣传人的个体欲望、一
般情感、奇异个性的非理性主义祛魅。象“我爱你，爱着你，就象老
鼠爱大米”之类的流行歌曲、《好想好想谈恋爱》、《红粉女郎》这
样的电视剧、木子美等所谓“新新人类”的文学作品，跟主流意识形
态有什么相干？作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出人民现实生活的实际的反
映，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已经退出我们的文艺舞台。由于主旋律的控
制，在现今的文艺舞台上当然还不可能有严肃地有针对性地挞伐现时
中国专制政治的题材。但是，从译制片中，中国人民对于欧、美、
日、韩、香港、台湾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自由生活的真相是越来越
了解了。在我们的文艺舞台上较劲的是从古代、近代和现代积累下来
的人类普遍价值与颠覆这种普遍价值的后现代主义。而其反映的则
是，人在生活中之挣扎于甘于沉沦与不甘沉沦之间而形成的张力。执
政党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想尽办法认真坚持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根本
没有市场，对于这个国家和执政党来说，难道还不是思想危机吗？

思想危机的第三个表现，是执政者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在的历
史阶段，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执政党不能尽早地自觉地收起这把
剑，就存在着自残的危险。在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不存在
这样的危险。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国家里，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文化批
判的理论，对于执政者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清醒剂或解醉药。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比如德里达这样的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后现
代主义者在法国，这些学者最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批判的武
器”，他们没有条件和可能把它转化成“武器的批判”。然而在中国
就不同了。中国现处于由专制向民主转型中，由一党治国向宪政民主
过渡需要时间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反对专制统
治的利器。中国现实所谓的“左”派，甭管他们如何赞赏毛泽东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没有一个是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
如果他们是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看到中国现在正如毛泽东生前所预
料的那样“右派”上台，不早就象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上山组织游击队
去了么？他们没有，他们最多只能做到西方学院“左”派那样的程
度。在中国，执政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的垄断是以信息能够被
成功封锁为技术前提的。这个前提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
的不同于中国执政党的解释，可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执政党在国家
意识形态问题上若不能跳出马克思主义，那实际上是给了以真正的或
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组织暴力革命推翻现在的专制制度的选择
敞开了理论的后门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会说：有压迫就有反抗，
被压迫者造反，按照马克思主义是天经地义。你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算
什么马克思主义？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明确批判过
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据美联社最近报道，2006年大陆大大小小的
民众抗议有87万起，有些是动用武力才平息了的。这些“群体性事
件”如果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被组织起来，难道不是一种颠
覆执政党的可怕力量吗？赵复三把已故毛泽东比喻为中国执政者手里
的“烫土豆”〔22〕。实际上更难处置的“烫土豆”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在中国玩儿它，有市场，现在玩儿它，形同玩火，不但对于这个
民族是一种危险，就算是对于执政党本身也是危险的。理性地看，社
会稳定是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谁都不希望导致中国社会无序
化的政治危机的炸弹爆炸。这些年来，不少民主人士都以极大的牺牲
精神倡导非暴力主义，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铺垫着中国历史跳出暴力
轮回的台阶。但是，执政党控制不住自己的腐败，又怎么能有把握控
制住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整个世界在变化，中国社会中思想的自
由度也越来越大。由于多年来不允许在国家政治问题上讲不同于党中
央的真话，许多真话都是在私下场合里才会讲。“全国人民互相帮，
齐心哄骗党中央。”笔者这里所谈，料定执政者读起来心里不会舒
服，哪知道笔者的观点其实可算是极为中庸、表述算是极为理性、语
气算是极为温和、态度则至少要算是极为同情的了。毛泽东有一句
话，叫作“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旦群体性事件与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会很方便地被用作推翻“官僚腐败阶层”
统治的思想武器。

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导致的思想危机，还表现为其在我们和
谐社会的建设中的负面作用。在本书序言篇，我们曾引用过张维迎在
2006年3月间北京“西山会议”上关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改革进
程的负面影响的议论。他认为，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
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能做不能说；使得
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
行部门无所适从，延误了一些了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
空间；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为了政治上的安全
而束手束脚；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
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支持改革的力
量。〔23〕这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诞生的坎坷可以提
供生动证明。

《物权法》是对于市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民法之一。它的作
用在于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财产，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最重要的
法律保障之一。2004年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了私有
财产的合法地位，从完善法律体系的需要看，一部《物权法》也是逻
辑的必然。《物权法》的起草于1998年启动，历经八年风雨，“眼看
其草案有望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审议议程，2005年8月12
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
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对此，有人认为巩献田为
“民族脊梁”、“社会良心”，有些人指责他为“法盲”、“历史罪
人”。巩献田的公开信中明确地说：“‘草案’存在着四个‘背
离’：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概念，迎合资本主义民法原
则和概念，有人在‘奴隶般地抄袭资产阶级民法’、‘照抄陈旧的资
产阶级民法概念’；背离我国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
优良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的旧法传统，它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
有什么根本和原则区别；背离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
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主义立法原则和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立法原则和传统。”当时，
《南方都市报》刊出了50多位著名学者的集体回应：“事实证明：在
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
天，必须尽快颁行《物权法》，因为《物权法（草案）》是对20多年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党的‘十六大’胜
利成果的记录和总结！”〔24〕这个交锋持续到2006年底，已有“违
宪说”、“合宪说”、“修宪说”、“折中说”等多种观点。2006年
11月，梁慧星提出，《物权法》中不宜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
字样，因为这样规定混淆了“立法目的”和“立法权源”。巩献田针
锋相对地反驳：“‘不宜’一文为什么一定坚持删去‘根据宪法’四
个字呢？主要因为：我国宪法第12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
产不受侵犯。’由这两条就推不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与公民的私有
财产‘平等地位’、‘权利平等’来！”〔25〕这个争论被舆论概括
为宪法学与民法学的矛盾，而这个争论的思想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立法原则或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价值观与普遍的人类价值观的对
立。当然，不久前胜利闭幕的人大十届五中全会已经通过了这个历经
九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了。但是，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国家观、法律观等等用来指导
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适用的，它确实在延误着我们的社会
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但延误改革的深入，而且使执政党在社
会生活意义导向方面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作为道德权威实际上徒
有其名，并使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在道德上无所适从。从江
泽民的“讲正气”到他治下制定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胡
锦涛强调“两个务必”，到他提出“八荣八耻”，主观上都是要提升
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可实际上他们谁讲得都不如蒋介石在其1943年发
表的“中国之命运”提倡的传统道德更具感染力和普遍性。蒋介石在
文中说：

　　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
　　维，为礼义廉耻。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
　　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
　　所在，则纠介无私。不畏强梁、不欺弱小。积5,000年的治乱兴
　　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
　　循分。惟其知耻，故能自强。循分故不凌侮异族，自强故不受异
　　族凌侮。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内蕴的而不是外著的。惟其
　　负重，故民族的志气是持久的而不是偶发的。由此种德性的推
　　演，故中华民族的各宗派及其国民皆能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
　　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更进而以“存亡
　　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
　　恕之道。所以5,000年来，东亚各民族或内附而融和，或相依而
　　共保，或独立而自存，各顺其民志、民心，各随其国情民俗，各
　　发展其文化之所长，以贡献于人类共同的进步。

　　……但是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下，社会风气日趋于
　　败坏。让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租界流风之
　　所至，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行为；无条
　　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糊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
　　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苛且，徘徊
　　瞻顾。丧失信心，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
　　家为何物。背礼弃义，寡廉鲜耻。世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
　　为甚！〔26〕

2001年10月25日公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了20字公民
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
奉献”。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
进联组会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
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
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
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
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后来这个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被简称为“八荣八耻”。蒋介石实际上也提出了八德：忠、
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礼、义、廉、耻的四维。八德和
四维中其实基本上把“八荣”都概括了。这些道德规范抽象地看没有
错误，但是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它们却有严重问题。

首先，江泽民、胡锦涛与蒋介石的道德说教有一个共同的疾患，即回
避了国家执政者首先应当遵守民主执政的原则。换句话说，这些道德
规范，作为个人的私德都是好的，但是它们却无助于克服国家的专制
制度上的落后，或者说，它们都可以同时起到维护专制的落后制度的
作用。就象是一个黑社会集团内部也讲诚信、义气、勇敢和为集体牺
牲，这种私德的正确不能阻止其作为一个组织所做的事在道德上是错
误的，小善其实助长的是大恶。所以蒋介石的八纲四维和胡锦涛的八
荣八耻至少还应加上最不可缺少的两荣两耻：“以民主宪政为荣，以
腐败专制为耻”，“以自由自主为荣，以盲从盲信为耻。”

其次，江、胡的道德建设没有明确人类普遍价值观应当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德规范的基础。其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因此完全可能被引导或
被解释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如同我们曾经误把劳动阶级价值置
于人类普遍价值之上犯下的那些错误一样，我们仍然会在关系到我们
民族发展战略方向上犯错误。

第三，即使是私德的罗列，江、胡提倡的道德规范也远非全面。比如
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不是可以加上“追求真知、博爱宽容”等
等？而“八荣八耻”在加上“以民主宪政为荣，以腐败专制为耻”，
“以自由自主为荣，以盲从盲信为耻。”变成十荣十耻之后，仍可以
加上比如“以正直公平为荣，以媚上欺下为耻”、“以实事求是为
荣，以弄虚作假为耻”、“以努力向上为荣、以自甘堕落为耻”、
“以孝敬长辈为荣，以虐待老人为耻”、“以关爱弱者为荣，以欺侮
弱者为耻”、“以敬畏自然为荣，以破坏环境为耻”等等。由此看
来，江、胡在民族文化上的修养远不如蒋介石。相比之下，“八纲四
维”更加具有概括性、包容性，而江的20字、胡的“八荣八耻”只是
私德之规范的远非全面的罗列而已。

那么为什么说蒋介石的道德说教更有感染力呢？借用吴健民的表述，
就是，虽然中国那时十分弱，蒋介石却表现出了一种“大国心态”；
换成笔者的话，就是表现出了一种感人的“君子心态”。而由江泽
民、胡锦涛领导制订的、或亲口颁布的这些道德规范，则是上不着人
类普遍伦理之“天”，下不着中华民族传统之“地”。既看不出它们
与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化优秀传统之间的有机联系，更看不出它们与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在文化根基上显然非常浅薄。加上他们
颁布这些道德规范，对于制止贪官污吏的贪污腐败根本没用，又怎么
能让广大中国人民信服并认真用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呢？

执政党思想危机的最后一个表现，就是它提出的治国理念用当今人文
思想达到的水平来看，已经是远远落伍的了。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
“科学”发展观、“科学”执政、“科学”建军、等等。马克思主义
本身──如我们在第三篇所讨论的──存在着“科学主义、唯物主义
的绝对主义导致的自负和封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
的偏颇，已经为20世纪的人文哲学发现并超越。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
派的思想家──如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都对科学理性的有限性作
过研究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十分自觉地强调真善统一。然而，
当今中国官方思想却还在科学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出不来。现在“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已经成了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发表重要
讲话时的口头禅。甚至在谈到文化建设，党风建设时，也说要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实际上，科学精神只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理性并
不提供宏观意义的维度。科学发展观只是相对于违背客观规律的主
观、空想、片面的发展观有其积极意义，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仅仅
有科学发展观，那是非常不够的。因为科学本身不提供善恶标准，而
社会的发展，却一定要自觉地追求善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现在中国的景象，颇象是清末民初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景
象。其虽然仍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它本身已经不能够、不适于
指导解决时代最严重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更由于它被用作专制统治的
思想工具，其缺点被无限放大，其积极的内容渐渐被教条化而流于形
式，因此既失去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有用性，也失去了人民的思想认
同。实际已经由思想统治的工具变成了凝聚人心的负面包袱。一个执
政党如果是合法的，首先其执政指导思想的正当性要获得认同。而现
在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挂靠在马克思主义上，已经不可能得到思想正当
性的证明和广泛真实的认同了。

中国执政党在克服执政合法性危机和执政指导思想危机时，必须从维
护自己一党执政地位为最高着眼点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而真正以中
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存在与发展为着眼点。李锐最近说，中国当今
可叫作“专制社会主义”、“权贵社会主义”，“现在的局面是政治
垄断和思想的垄断”。〔27〕而中国当今执政者的思想危机实质上是
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无主义”：

　　在专制语境中：人的本质意义完全治受制于功利主义政治行为的
　　诠释和反复篡改，被简约为权力博弈之中可以随意归类、拼盘组
　　合的社会构件物和阶级材质，“人民”成为没有实证功能的群
　　氓，成为可以根据不同权力主体的利害需求而主观臆断其内涵和
　　命名的“虚词”如：“暴民刁民草民良民、革命的人民、创造历
　　史的人民”等等，语境不同叫法含义也不同，实则都只是被当作
　　可择其“效用”而驱策牧养的“人口或人质”，其境遇如何全凭
　　权力庄家心情好坏或对其有利可图与否，所以，谁能“养活”并
　　驾驭调教好这些人口，谁能解决吃穿住行并操控利用好他们最本
　　质的需求（多半是粗鄙原始之欲）并使其身家性命有所保障，使
　　其自利性私欲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满足，谁就算活学活用并吃
　　透了政治谋术的厚黑大全，把所谓“普遍真理”同本土资源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谁就算“替天行道”且赢得政治上攻守自
　　如的家当与“道义”优势。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由此派生的政团在编织信仰誓词和构
　　设纲领制度时，都极尽能事地讨好投合人的各种原始需求，动辄
　　以利益期许、封侯晋爵等现实好处作诱饵当幌子，他们所依凭的
　　所谓文韬武略经国大计，既不是修齐治平的现实统筹，也无立足
　　远虑的政治哲学，他们甚至不必有系统的政策理论建制和先验而
　　具创见性的公共意识，所以也就无需深究个人伦理对应于国家社
　　会的精神谱系和政治智慧，只管抱定祖制体例以避免外戚僭主篡
　　权改国号，堵防“冤民暴民”天街作乱毁庙堂即可依钵相传、道
　　统正宗，从而稳准狠地掌控利用好民心向背，就算弄通了打家劫
　　舍、安邦定国的文治武功，号准了江山气脉兴亡沉浮的定数，所
　　以才有数千年仁政德政昏政暴政、陈陈相因反复轮回作践，才有
　　经百年政团帮会“一贯道”主题依旧了无新意的拉圾回炉折腾！

　　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不用费神劳力争眼看世界然后内引外联进
　　行制度体系的变革创新，也无需借此输入有关政治文明的知识给
　　养帮助自己提高执政能力？而只需纵向寻踪随便在历史的权术库
　　房中寻几件施恩布德的陈年旧谱活学活用虚张一下声势，即可了
　　悟离乱治平中的整合与制御真传，因为他们知道人们最急切的需
　　要是什么，当然既不是道德的说教，也无需信仰和主义的救赎，
　　而是食色之欲，是对权利威仪难以遏止的贪婪和虚荣，因此他们
　　总是能投其所好紧紧抓住人的弱点动脑筋打主义，因材“施政”
　　对人性善恶趣味加以引诱和利用，并美其名曰“得民心者得天
　　下”，因此他们用以搜罗支持力量和夯实权力基础的手段和策略
　　都具有随机性和可变性，都是就地而即时的、投机取巧的，这样
　　才可以把宪法当儿戏、把法律作技巧。总之，一切都是策略是手
　　段、是形而下的技术层面。所以，无论是焚书坑儒搞思想运动，
　　抑或制造“冤假错案”、以及各种权灾人祸然后极尽妍态“下诏
　　罪己”平反昭雪；还是搞“洋务”弄开放、乃至战争或媾和……
　　林林总总，举凡这一切都不是基于原则观念乃至民生大义要求之
　　使然，所以也就毋需争是非论曲直硬要搞历史清算，其实则都是
　　基于制度维权的需要而作出的苟且之计，是权力组织化解危机、
　　巩固既得利益的临时性救济手段和策略而已。

　　但凡受制于极权专断品质的个人或政团，其本身都不可能有真正
　　的主义或信仰，也不必相信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值得用心守护的
　　信念，总之，作为反智与反道德的无主义权力配置，既没有可以
　　遵循的行为边界，也无须设置某种道德谱系以桎锢其纯粹“临时
　　打主义”的投机本性，再加上占据有恃无恐的暴力正当性和司法
　　豁免权，其对人伦礼数的背叛和绝情无义比之于黑帮魔教和市井
　　青皮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组织原则和哲学理
　　念可以左右其对权力的随意把弄和支配。所以，他们没有主义不
　　讲信用，也不必深究有关政治哲学所应遵从的治国理念和思维路
　　径，因而也就不可能拓殖出富于创见性的执政意识以适应现代政
　　治文明的需求。反之，对于任何权力中人，其只需精熟于油滑圆
　　通的处变机巧，号准权力场域上上下下的筋脉脸相，即可把握住
　　中国特色“无主义社会”政治的胜算法器。

　　正因为如此，他们本能地拒斥一切形式的主义或信仰，反对一切
　　拘泥于法条原则的政治立场，并顽固抵制权利游戏中任何形式的
　　让渡、磋商与妥协，他们坚信：权力就是效率，拥有权力就拥有
　　一切，因而把一切有碍于其权力铺张的信仰或主义都视为“搅局
　　理论”并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和防范，他们清楚地知道，任何真
　　信都会对人的现实境况提出发问和质疑，都会有对人生各种可能
　　性认真推论并付诸实际的行动，所以便会对虚假谬误不予认同和
　　附会，从而拒绝与权力结党营私从事政治违法和制度犯罪。因
　　此，独裁者们除了虚构某种价值对人们进行诛心改造以使其自觉
　　服从之外，他们总是力图分化瓦解一切真实的主义和信仰，以便
　　于网络和引诱更多听命于专制意识形态驱使的无主体辨识力的臣
　　民。〔28〕

这种主义的落后，或更恰当地说是“主义的缺乏”是导致执政党执政
合法性危机的思想原因。举个可能不算恰当的例子，伊拉克的前总统
萨达姆由于他自己坚持不下台，而使整个伊拉克陷入了战争状态。如
果他当时以伊拉克民族的利益为重，自动辞职，绝不会有至今已有四
年之久的死亡了66万人，期中九成是伊拉克人的结果。笔者所以认为
这个例子“不算恰当”，是因为历史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眼下要做的
并不是撂挑子不干或自动下台，而是它作为执政党，必须承担起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觉地铺设由专制向宪政和平过渡的桥梁，它绝不可以
推卸这个现在唯有它才有条件担当的历史责任。

2006年6月，互联网上盛传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个说法：“中
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
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
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29〕我们的思想危机实际上被撒
切尔一语言中：执政党用以凝聚当今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是一种落后
背时的意识形态。

【注】

20、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资料室：《当前中国社会大面积腐败
　　及对策动态文章》，（2005-02-19）。
21、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四卷，第216～217页。
22、参见赵复三：《历史的沉思──〈神曲〉默想》，（2006-03-08
　　晨3时写完；2006-03-13晨1点修改毕；04-11晨定稿。）见《五
　　柳村网》（？）
23、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见《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
　　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www.cpipp.org。
24、参见2006-03-30《社会科学报》，改版第211期第四版本报记者
　　望田：“《物权法（草案）》争论──宪法学与民法学正面交
　　锋》。
25、参见2007-01-04《社会科学报》，改版第249期第三版：《〈物
　　权法（草案）〉怎样彰显宪法精神》。
26、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89年3月版，第199页。
27、《李锐畅谈时局──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李锐纪要》，《争鸣》
　　2006年11月号（总349期），第44～47页。
28、汉心：《中国特色的“社会无主义”》，《中国报道周刊》总第
　　435期，2006-02-20。
29、2006年第16期《凤凰周刊》，转引自《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