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他的诗词自成一家，以诗词评价他会徒留笑柄，让人有班
门弄斧之叹，笔者不敢为他赋诗填词。“不敢”，还因为笔者在多年
的研究中已形成对他的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悟：发自内心地觉得，“我
的”毛泽东对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有大功有大罪，然而却是中华民族千
年灵秀集于一身的奇丈夫，是我们“中华文明号”大帆船驶过历史三
峡最险一段当之无愧舍他无人的舵手，他更是中华民族社会转型过程
中承载了最深刻历史和文化悲剧内涵的人物。笔者感觉，在中国论知
名度，几乎没人能超过毛泽东，可是要论得到的误解之普遍，也没有
人超过毛泽东。平常百姓不能理解他与他们一样的平常性，而把他理
解成神；而学者专家则多不能理解他高出所有专家学者的思维高度，
以为他最多只是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或阴谋家，不懂多少学问。对邓
小平，他是一实干家，是以工具理性见长的人物，虽然对中国现代至
当代社会的发展贡献之大可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然而，相比于毛，色
彩单调，稍逊风骚，激不起笔者的诗情词意，因此写不出涉他的诗词
来；对江泽民，他是一幸运儿，虽于无意中有所成就──如提出“三
个代表”，然而相比于毛、邓，才情平平，人品尔尔，能力庸庸，不
值得笔者为他写诗赋词；对胡锦涛，他前途无量然至今显然还未开
悟，将来能否豁然开朗，笔者现在不能得知，因此还不可为他贸然赋
诗写词。

然而，中国共产党两位在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最大的领
军大将，却舍诗词无以表达笔者对他们的高山仰止，由衷爱戴。不抒
发出对他们这份久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好象就会结成一个疙瘩，绊
住、弊住、堵住笔者的理路，下面要写的内容就不得顺畅表达。这两
位邓小平用之又弃之，在邓小平眼里，毫无地位，连被说成是“一个
过渡……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的华国锋还
不如的，在任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立下汗马功
劳，虽有总书记之名，又有总书记之劳，却从来也没有当过中国共产
党“核心”的总书记，不但在邓小平界定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
导集体中，他们的名字连提也不提，而且还因其“犯有资产阶级自由
化错误”而遭生前被罢黜的命运。这两位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写下笔者为他们所填词前，这里作为一个小插曲和下一节的伏笔，
特将笔者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名字的一些联想与读者分享。他们
的名字非常有趣，几乎暗含了他们个人的历史地位、政治命运和中国
共产党的走向。李大钊──李者，理所当然之意；钊者，勉励之
意，“李大钊”意味着“理所当然在20世纪给中国人以大大勉励的人
物”，正是这个名为李大钊的人在中国第一个起而歌颂“布尔什维克
的胜利”，并因其大勉励之能，被反动军阀处以绞刑；陈独秀──陈
者，说也；独秀，出类拔萃也；陈独秀思想卓越，在中国率先请进
“德”、“赛”两先生，在中国最先发起成立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
人中最先发现走俄国人的路必会导向专制主义。而他的功绩不是组织
党务、工运、农运、人民战争，而主要在著文言说，即“陈”──述
说。瞿秋白──瞿者，屈也；秋者，求也；即命中会受冤屈，虽有冤
屈却只求清白；李立三──名字的意思非常浅显：理当立为第三个领
袖；向中发──会向中国共产党发难；王明──亡明，无明也，以教
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灾难；张闻天──张罗着得知天意，暗
示会接受和认同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毛者，未经打磨
不细也，量化思维和能力差矣，然恰因其“毛”，才有潇洒浪漫与意
志强悍，才能玩出孙悟空式出其不意的手段，才有战略眼光和共产党
皇帝的威严，才能哲思潇洒地化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攻坚胜强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腾飞开路奠基。不过，毛泽东虽能总体地粗放地
给中国这片东方国土以润泽──泽被东方以润之，可是却别指望在他
手里形成平衡有序美好和谐的制度；邓小平──邓者，瞪也、澄也，
在毛泽东之后，只好瞪着眼睛、聚精会神地收拾毛泽东大刀阔斧、只
争朝夕、盲目冒进留下的残局，澄清混水，摸着石头过河，努力开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达到小平──初步平衡、平稳、
平和──的程度；胡耀邦──名字是一句问话：胡者，何也，整个名
字问的是：如何使中国这片国土真正得到光明普照呢？赵紫阳──名
字是一句答语：赵者──照也，名字暗示他将以整个生命回答胡耀邦
之问：照耀中国人民以民主自由的紫气祥云灿烂阳光！江泽民──江
者，将也，未及也，其名意味着一个过渡：相当于对中国人民将来能
得泽润的一个提前许诺；胡锦涛──名字仍为一问。虽然他思想明显
落伍，然而其亲民为民的真诚与朴实，有可能使他在任期内，探索出
中华民族发展的阳光大道而践之以行，其所问是：何以锦涛？即中华
民族如锦前程、大发展的汹涌波涛从何着手来启动呢？　　　

下面是我为耀邦、紫阳所填之词：

　　蝶恋花，念耀邦、紫阳
　　──步毛泽东“从汀州向长沙”韵

　　长夜漫漫独裁恶，党治常把思想自由缚。
　　耀邦紫阳亮一角，生命燃尽霞光略。

　　似无后继向前跃？铺垫民主他年不可遏。
　　神州壮歌英雄曲，宪政兴时专制落。

两位邓小平时代的总书记，其在中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功不可
没。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集、选集，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留下
什么理论著作以在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者家族中占个什么位置，更
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中国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占有什么地位。然
而，他们在其光明磊落的一生中，最难能可贵处，就是长期受马教熏
陶，却始终保持了做人的良知，始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
视为可以凌驾于人类普遍价值观之上的信条。在他们的悼词中，都没
有出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国教的崇高封号，许
多善良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亲人对此都深感遗憾和伤感。可是，毛
泽东那句诗说得好：“风物常宜放眼量”。他们作为超前于中国社会
条件预言新时代到来的海燕，当时已经在思想与行为上超越了马克思
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几乎是本能地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不
被戴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号，恰恰是他们的光荣而不是他
们的耻辱。也恰恰因此，历史将给予他们当之无愧的地位才能是：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伟大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真诚、自觉、无私的开
拓者”。对他们，岂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号贬低甚至玷污？

“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经历了文革悲剧以后，觉醒了的共产党员中的
一代难能可贵的领袖。短短十年，他们在中共的执政史上留下了让人
们永难忘怀的业绩。没有80年代‘胡赵’主政时期的努力，不可能短
短几年出现兴旺的局面，更不可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一个不可逆
转的基础。”“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亲切的民谚，
与北京大学学子1984年打出的“小平你好！”横幅出于同样的心理，
表达的是人民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由衷欢喜和对邓
小平、胡耀邦、万里、赵紫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的感激。胡耀邦大刀
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更是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少心灵的抚慰！没有胡耀
邦、赵紫阳的具体实施，邓小平这一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胸中图
纸如何变成实际的工程？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实际操作、现场指
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厦何以在建造过程中获得阶段性神奇成
功！

改革开放至今，对中国社会进步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大概要算是80年代
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这个年代所以能有思想大解放，是与20世纪80
年代出任中共中央两位总书记──“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
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的胡耀邦和坚持“在
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赵紫阳密切相关的。

前面说过，胡耀邦赵紫阳之最难能可贵处，就是长期处于马教的熏陶
中，却始终保持了做人的良知。我们先来看林牧笔录的胡耀邦。

1943年，在延安的审干运动（又叫抢救运动）中，胡耀邦领导的中央
军委组织部，没有抓一个“特务”。他还作了一个试验，找出几个在
红军中土生土长，根本不可能当特务的干部进行逼供，结果，这几个
干部都承认他们是“国民党特务”。耀邦把他的实验向毛泽东报告，
这使毛泽东对大抓“特务”的抢救运动产生了怀疑，他提出“一个不
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盛禹九、江平问耀邦：“究竟应当怎样
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并不是只讲革命，只
讲斗争，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
关怀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
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耀邦还说：“尊老爱幼，尊重妇女和帮
助弱者和不幸者，甚至宽待俘虏等，这些都可以算是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嘛。”（见亚太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怀念耀邦??第三集》72
页《他心中装着人民大众》）

在西单民主墙初期，耀邦就表示赞赏。他说：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
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4．5”天安门大字报
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对于成立民间
组织、出版民办刊物，耀邦重视而不压制。他还要求各新闻单位反映
情况。（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争鸣》）1979年3月25
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任畹町等人贴
出了《中国人权宣言》，原先公开赞扬西单民主墙的邓小平态度大
变。1979年3月29日开始，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等人被逮
捕。1979年6月，耀邦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说：“我始终
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
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
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
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
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
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
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做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
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耀邦当
时还只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不顾党内高层指责他支持民
间民主化运动的流言蜚语，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维
护公民权利、维护民主自由和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见者鸣冤叫屈的呐
喊，真是惊天动地、大义凛然！

1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
和政府废除了报纸和书刊事前审查的制度，提倡“文责自负”；同时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倡“创作自由”。全国和各地人代会、政协
会上的讨论和选举也有了民主的苗头。在此期间，虽然先后发生过对
“民主墙”和民办刊物以言治罪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等反对民主、自由的行动。胡耀邦无力制止，但却尽可能
地减弱它的锋芒和势头，不使这些倒退行为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运
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耀邦才受到批判和罢黜。

1986年9月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
导方针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这个《决
议》体现着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
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
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
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在中
共中央的决议中，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作出这样
高的评价，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法制，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
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
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这里，对法制的内容和任务的
提法，也是一种创新。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
志，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

关于精神文明，决议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一切有利于建
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
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
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决议指出：“在社会
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
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
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决议还要求：“增强社会主义的
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上这些规定，
都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民主的精神。　

这个《决议》还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
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
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它明确提出，要“在
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
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
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决议》中的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
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
民所坚决反对的”，是在胡乔木、邓力群极力活动，要求坚持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激烈争论，胡耀邦不得已作了妥
协，在草稿中后加的。《决议》草稿原本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加上这段话的《决议》草稿
在会上表决之前，陆定一曾要求去掉决议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即”这九个字。万里赞成，彭真反对，而邓小平就此旗帜鲜明地表
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最后说，反
对自由化，还要讲十年20年。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
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然而胡乔木、邓力群
却借此机会来整倒胡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印发邓小平的
讲话，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邦，说道：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
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
20年，现在再加50年，反到下世纪。于是这件事和年底发生的学生上
街，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的一个导火线。”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
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的谈话可以证明这个情况。他说：“最近我们这
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
是有联系的，……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
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
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
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胡耀邦所以被逼辞职，是他明知邓小平不能接受，却仍旧一意孤行地
推进有违马克思主义狭隘的阶级价值观的带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色
彩的改革，并明目张胆地“包庇”“纵容”学术思想界被邓小平点名
要打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到了让邓小平、胡乔木、邓
立群这班人忍无可忍的地步的必然结果。就在邓小平明确表态说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不能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那九
个字的同一次讲话中，他还点名说，“魏京生、王炳璋以及郭罗基这
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
去。”

胡耀邦对于魏京生的支持前文已见。他对郭罗基的保护更是尽心尽
力，长达十年，未有绝期，直到他被逼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位子，
不再有保护的能力为止。郭罗基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
1979年11月曾发表三篇具有思想震撼力的文章：一是发表于《红旗》
1979年第三期上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主要观点是对毛
泽东也可一分为二，如果说不可，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灵了。如果说
可以，那就不能禁止谈论毛泽东的过失。毛泽东的言论也要用实践标
准来检验。二是发表于1979年6月24日《光明日报》的《谁之罪？》
其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者米拉波，在专制制度的监狱里
受到了锻炼，成为著名的演说家。坚强的共产党员张志新，是在挂着
‘无产阶级专政’招牌的专制制度的监狱里受‘锻炼’的，可是，中
国非但不允许她成为演说家，而且被堵上嘴巴、被割断喉管、被剥夺
了说话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竟低于18世纪法
国的历史水平，却胜过中国历史上反动派镇压共产党人的残忍。在反
动派的法庭和刑场上，共产党人还可以唱《国际歌》、喊‘共产党万
岁’！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刽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发出的
真理的声音。这是超级专制主义、超级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铁证。”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
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
的张志新。”三是发表于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的《政治问题
是可以讨论的》。该文明确提出不能因发表所谓的“反革命言论”而
抓人，于是这篇文章被说成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的辩护。郭罗基这三
篇文章是被邓小平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重要
根据，从此不许有郭罗基署名的文章在报刊上出现。然而，胡耀邦却
一直在尽力保护郭罗基，直到1986年3月邓小平本人明确下达指示：
“叫郭罗基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
开除公职。”胡耀邦在无力挽回的情况下，就在郭罗基到了南京之
后，胡耀邦还辗转托人最后通过刘宾雁传给他三条口信：“第一，不
要告状，告也没用；第二，回到书斋，研究学问；第三，不会忘记你
的。”

胡耀邦走出马克思主义狭隘阶级立场的意识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自觉。
在临终前十天与李锐长达7小时谈话中，胡耀邦谈到“十大分歧”，
谈到他一直顶着压力保护了被胡乔木、邓立群要当作“自由化”的
“头头”批判的周扬、夏衍和巴金。胡耀邦回忆了这段制止“清污”
蔓延的经历：“当时邓立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
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
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
只搞了28天，停止了下来。赵紫阳在人代会上讲到，此事中央有责
任。但是胡乔木、邓立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林牧对胡耀邦有一个总结，他“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创作和学术
自由来保证思想解放”。

1986年9月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
方针的决议》尚未付诸实行，他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继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仍然坚持全面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
开，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做“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基础，除了
论证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还明确地提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
“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对他在报告中提出
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
方的三权分立。”报告中加上了邓小平这句话，但是突出强调的是，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的近期目标，有“实行党政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
“坚持差额选举制度”、“建立人民申诉制度”等等。会后他接受媒
体采访时，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
“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李洪林说：赵紫阳有些地方比胡耀邦厉害：一点是，当邓力群提出30
多人的批判名单时，赵紫阳加以否定，保护了鲍彤、李洪林、于浩成
等30余人。另一点是：他一上台就解散了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和熊
复的《红旗》杂志。

1987年胡耀邦被逼下台，赵紫阳刚接任中共总书记不久，左派们已提
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刮
大。赵紫阳5月13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
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赵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
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
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
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歧是从13届3中全会开始明确。邓小平强调要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则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作为保障。
1989年“6．4”以后，赵紫阳说“耀邦同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下来
后，对我说‘看来这个职务在当前是个是非职务，弄得不好，你也会
很难干下去的。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注意和老同志关系摆平，让他们没
话说，你就能干下去。但是，难呀，太难了。详细情况我就不讲了，
以后你也会逐步了解许多情况的。’我们俩人是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历史上，从人治到法制过渡关键时期上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
人，如果说能够给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的改革中提供有益的经验教
训，那就是我们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了。”

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国家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
邦去世后的天安门事件中白热化。分歧的实质，是象赵紫阳提出的那
样，“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还是象邓小平、李鹏等坚
持的那样，以“快刀斩乱麻”的军事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赵紫阳在
整个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全部抛弃权力
地位，死命地坚持了民主、人道、和平的理念，坚决不同意军事解
决。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在看到已经没有可能使邓小平等回心转
意，接受和平对话的解决方式，收回戒严成命的情况下，在做官与做
人之间，他作出了无愧于人类历史、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炎黄列祖
列宗的明确选择：“我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
上，我不同意‘4．26’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5月19日清晨，百感交集心疲力竭的
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来到绝食的学生们中间，他知道这是他唯一
可以使损失减到最小程度可做的事了。他含着眼泪一方面暗示“现在
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劝导年轻的学子们不要轻易牺牲生命；另一
方面，又意味深长地表示自己的无法超脱的超脱：“我们已经老了，
无所谓了。”他的意思至少是，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之事，死而无
憾了。

接下来就是那场震惊中外的惨剧发生。

赵紫阳从此重演了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的命
运。蒋介石的国民党软禁张学良到死方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的共产党软禁赵紫阳也是到死方休。两个党纲领不一样，可在惩罚忠
诚党员因忠诚而有的违上之举时的专横不讲理却完全一样！

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
夫。会谈中，赵紫阳说“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
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他先是设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
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
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然后他给
出此题之解：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
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强调了两个“必要性”：第一，是确立
公民宪法权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确立民主与合法性之间最恰当关系
的必要性，即合法性应当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则应当立足于合法性
之上。

设想赵紫阳当时接受了邓小平的思路，支持了军事解决方案，他能被
逼辞职吗？他若不被逼辞职，会有后来由邓小平一手包办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吗？笔者设此问，不是拷问历史。不，笔者认为胡耀邦和
赵紫阳的悲剧命运，都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中国发展过程中，“中华文
明号”通过其“历史三峡”过程中的历史必然或历史宿命。设此问只
是想提醒读者意识到赵紫阳的高风亮节。

鲍彤这样说：

　　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争论。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
　　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
　　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赵紫阳向邓小平说不，说
　　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气。

据1989年“6．4”事件以后唯一获准定期访问赵紫阳的宗风鸣回忆，
赵紫阳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和胡耀邦不一
样；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叫‘自我暴露’，自己考虑的是不愿在历史上
欠一笔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总还有个人站了出来”。此外，
赵紫阳主张放弃阶级专政，还政于民。他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
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赵紫阳
说，“这是列宁所创立，并不是马克思。专政在马克思看来，原是无
产阶级统治，是一个政治形态，我们却把专政当作政治体制并一直在
坚持下去”。他说，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早就不提“专政”这个字眼
了。他还指出“过去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是靠‘权威’来推行
的。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权威，这个体制是难以运作的，而这个权威又
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形成的。这就是说，今天已没
有这个条件来建立起新的个人的‘权威’了。人们不认可，没有合法
性”。“在和平建设时期，主要是民主与法制的领导，应当建立民主
政治的新秩序”。“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其发展还是比较成熟
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
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赵紫阳还说，“在中国需要有个启
蒙运动，以树立新观念，迎接人类的新纪元”。

赵紫阳于2005年1月17日凌晨去世后，现在美国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主
席刘国凯第二天写了《纪念赵紫阳──巨星陨落，山河同悲》的悼
文。其中写道：“紫阳先生最杰出的政治表现是在89年5月，当中共
图谋举起屠刀要砍向学生、民众时，他毅然站出来坚决反对镇压。他
牺牲了个人的地位、权力、甚至个人的自由，来试图保护人民。在其
后长达16年的禁锢和压制下，他坚持其理念，丝毫不向恶势力妥协。
三次拒绝了邓小平要他稍作检讨就可复出任职的建议。紫阳先生的这
种高尚情操、风骨勇气在中共80多年的历程中实寥若晨星稀世罕
见。”“正因为紫阳先生在最严峻的历史考验中表现出非凡的进步理
念、高尚情操与道德勇气，作为一批坚决反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民主
追求者，在2000年创建中国社会民主党时，我们一致尊推紫阳先生为
中国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在紫阳先生已经辞世后的今天，我们可以
不再顾虑紫阳先生会遭受当局的骚扰而可向公众说明，我们的尊推得
到了紫阳先生的首肯。当时我们是设法通过五重接力传递才把一些文
字交到了紫阳先生的手中。紫阳先生应承处以默许方式。由此，我们
对紫阳先生除了已有的尊崇外，还更添了一份感激和爱戴。”这表
明，赵紫阳在他生前已经自觉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

李锐这样写道：

　　在这个党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能够吸取
　　这个党的历史教训，还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好东西，尊重人类社
　　会发展的普世规律，竭力要把中国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他决意要改变这个党的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
　　主，变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
　　不设总书记的职务，採取中央常委轮流坐庄的方式，以防止个人
　　专权。

　　他还决意要改变这个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包括垄断人的一
　　切权利）的状况，力主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国家为民主法
　　治国家。他主张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
　　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以上级领导干
　　部；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
　　部门；同时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给
　　人们以言论自由。

　　他在六四之前作出的决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一是为坚持真理
　　而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定──他当时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二是
　　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史的决定──他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拒
　　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也是中共建党后继陈独秀后第二位拒绝
　　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

李锐对胡耀邦和赵紫阳有一个比较：

　　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阳则走得要远些，如
　　为淡化党的领导而要取消国家机关党组。在个人政治结局上，耀
　　邦最终做了违心检查，紫阳则拒绝做出违心检查，并为此付出失
　　去自由的代价。

胡耀邦和赵紫阳活着的时候没有可能对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做出
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他们却自觉地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保护并推进了言
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据时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回忆，赵紫
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但
是曾介入过一个“理论案子”。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名义
（后被澄清是冒用）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
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
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鲍彤
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列席身分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
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在场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
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以及同时在场的两位老理论家都回答
不上来。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
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从此以后，在中央办公厅安
排的常委议程上，“理论案子”不再出现。电影《芙蓉镇》上演后，
党内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一位书记请赵紫阳指示。赵紫阳说，“我
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
此不看电影。”从此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如前所述，胡耀邦鲜明地“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
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并且在他
任上中共中央和政府废除了对报纸和书刊事前审查的制度。赵紫阳则
立下了执政党不管判刑的规矩──倡导司法独立，不因理论整人的规
矩──支持学术自由，不审查文艺作品的规矩──保护百花齐放。他
们实际上撕破了陋习，改变了风气，对21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走向真正
现代意义上的开明、开放，其积极影响之深远几乎是无法估量的。今
天，当我们坐在餐厅、茶馆聚餐品茶时，当我们朋友聚会海侃神聊
时，我们已经可以批评时政，褒贬领袖，而不用担心会被告发，背上
沉重的“现行反革命”的十字架，成为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被强按
着低头认罪、被拳打脚踢的对象了。仅就此而言，我们已经彻底告别
了毛泽东时代那严酷寒冷的思想冬季。这种民间思想自由的空气，不
是在我们走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当春乃发生”的“春雨”，更不是
“春来生几枝”的“红豆”，它的形成经过了艰难的斗争，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设想，如果当年不是胡耀邦任总书记而是换了江泽民任总
书记，那个“清理精神污染”的思想运动可能28天就寿终正寝吗？恐
怕28个月也难结束；设想当年不是赵紫阳任总书记而是胡锦涛任总书
记，那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运动可能那么快就无疾而终
吗？恐怕又会重演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套：人人走过场、个个表态度、
最后还要以一个全国性的总结胜利大会而结束。我亲爱的读者我的同
胞们，我们的耀邦和紫阳，他们是多么的伟大！他们在理论上不显山
不显水不卖弄不做秀，没有当过一天“核心”，可是他们塑造了历
史！今天我们在官方场合还没有思想自由，但是我们在民间已经差不
多截断了专制的铁臂。看今朝，我们的民间思想已经展现出任何人用
任何办法都无法阻挡无法遮掩的百花齐放的春天景色。这个思想自由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重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是多么重要？因为这是人
活出人味儿、活得象人而高出动物来不可没有的重要条件啊！它对知
识分子、对学者专家重要，对普通老百姓也须臾不可缺少。人不是
猪，不是吃饱了肚子就睡觉，睡醒和觉就填肚子，只等分量足了被宰
杀吃肉就算是价值实现。人啊，他一定要能自由地追求他生命的丰
富、美丽、崇高才有可能实现他的生命价值。正是为了争取中国人民
的思想自由，胡耀邦被逼下台、被整肃，气闷抑郁而病而死。赵紫阳
也因为连带关系被迫辞职，并且把余生16年的自由全搭了进去。

20世纪80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的自觉推进下，中国思想取得的制度性
或合法性进步尤为突出地反映在出版领域。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地会有
禁书禁文的消息，可是在人文学术出版领域，却彻底解放出一个行当
──再也没有可能控制翻译和出版国外人文学术著作。仅就此而言，
那个80年代就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年代呀！1982年，商务印书馆的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启动；稍后，由陈维政主编，贵州人民出
版社组织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开印；1986年，由甘阳主编，
北京三联书店组织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问世；同期问世的还有上
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和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
库》。正是从那时起，聪明的中国人才一点一点地了解了自由主义思
想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判定的那样，只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全人
类；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界定的那样，是资产阶
级压迫被无产阶级的装饰着虚伪花环的暴力机器，而是西方历经300
年摸爬滚打才形成的可滋养全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果实；三权分立也
并不是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机制，而是制衡国家权力、防止权力
者腐败，进而保护每个公民应有权利的有效工具。正是从那时起，中
国学人才真的渐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氛围宽松、学术创造活
跃、学术研究既有外来食粮可资补充营养，又有自己的果实可与他国
互通有无的境地。从此各种西方学术译著在中国的出版就一发而不可
收。胡耀邦赵紫阳开辟的自由思想时代1989年之后虽被断臂截肢，不
知几何时，书报检查、文艺作品审批又成定制。然而风云变幻，共产
党虽然“会多”、并且掌控着出版印刷、广播、电视三大媒体，可以
随时发动和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围剿讨伐，可以随时禁书、
禁文、整顿、关闭出版社、报社、关网、下令不许出版、刊登指定作
者的书籍文章、甚至对违犯者以监狱伺候。然而，挡不住的出版界、
尤其是译书行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放之门打开后就再也关不上
了。90年代以来的学术出版事业虽有商业化气味，但是其印出来的书
中仍不乏承载着对文明进步的厚重责任、对中华民族一往情深的痴爱
和对人类和谐前景不懈追求的优秀作品。而凡优秀作品，其共同特点
就是，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弘扬我们本民族
的以及其他民族共同认可、珍爱的人类普遍价值。

有人恨铁不成钢地骂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全为犬儒。他们哪里知道，
有多少人一直脚踏实地无怨无悔地在为中国和平演变到民主宪政制度
而默默地做着嫁衣。为了通过书报检察机关的政治审查，有多少编辑
练就了一身打文字擦边儿球的上乘功夫？中国今天民间宽松的思想空
间，不是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争出来的，不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谴
责中国人权状况压出来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自发长出的“红
豆”和随季节而有的“春雨”，更不是执政党胸怀广大眼界宽阔皇恩
浩荡而给的惠赐，是中国知识分子继上个世纪80年代两位共产党总书
记的作为，以中国人特有的对未来的无限乐观和坚定信念为底气，以
滴水穿石铁杵磨针的耐性一点儿一点儿地挤出来、磨出来的。被逼到
体制之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奉献就更是感天动地。在中国的情况
下，“组织”就等于犯法，就等于把自己往监狱送，是置自己于死
地。他们当中确实有人因此走进监狱。没有“组织”的空间，他们只
好各自为战，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点年纪的读者由此会想
到《地道战》的电影，体制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当年运用地道战、
地雷战、麻雀战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中国人民条件更差，──没有掩
身的地道可钻，更没有阻止专制制裁的地雷可用，基本上也没有可制
造麻雀态势的群众保护。他们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耗用自己的生命
和青春。问人生能有几个30年？再问人生掐头去尾有几个可以身强力
壮自主做事的30年？算算吧，一人一生只一个呀！中国知识分子在改
革开放近30年中，就能把最美丽的青春、生命如此平静从容地付诸于
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做嫁衣！这难道还不够伟大吗？对他们个人来
说，他们绞尽脑汁推动民主进程的奉献可能没有人知道，更没有报
酬。他们的工作成果太平淡太不起眼，史书上不会记载下他们的名
字；他们还知道自己也许活不到中国民主宪政大厦竣工的一天。但
是，他们甘愿以精卫填海的执著在这个大厦中磊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砖，抹上自己用心血精力青春生命化成的那一抔泥。更有被撵出了国
门不让回，不写悔过书不让回──如郭罗基，甚至客死他乡也不让回
──如王若望、刘宾雁──的那一群因追求中国民主而被挡在国门之
外的“不死的的流亡者”，那些本是书生、教授、作家、学者的人，
死不肯入美国籍，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做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事业，
……笔者写致此，已是泪水洗面了。了不起的中国知识分子啊！千古
榜样谁堪当？胡耀邦与赵紫阳。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壮牺牲，其理论内涵非常简单：实际地突破马克
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为每个中国人都能获得自由权利，
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制度开路。他们为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
论自由、和民主法制奉献了生命，却没有在理论上留下什么系统的阐
述，甚至生前也没有自觉到，在中国，他们的生命过程对马克思主义
致命误区的突破，对于中华民族获得思想自由的贡献是多么的了不
起。但是，他们与英勇牺牲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堡垒下的先烈
们一样，是英勇牺牲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堡垒下的滚雷英雄。
由于专制堡垒过于坚固、火力过于集中，他们只能滚炸一些雷。他们
炸死了自己，开辟出一条前行的路，使中国人与自1840年以来一直为
之奋斗的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目标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然
而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排除所有雷。后继者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一节的题目是从胡锦涛的名字演绎而来，也恰能反映胡锦涛这一届
中国执政者兢兢业业，上下求索，寻找大道的状态。

胡锦涛给中国普通人民的印象非常好。他不会让人捉摸不透──象毛
泽东那样，让普通人民高估，让专家学者低估。专家学者不会误解
他，中国老百姓也不会。他无疑是一个亲民、爱民，作风朴实，一心
想把工作做好的国家领导人。从中共十六大他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人的位子以来，已经办了不少实事。显然他非常想启动一个崭新的中
华民族锦绣前程，并开掘出中华民族澎湃向前源源不断的大涛来。这
是笔者从他的名字演绎出来的一个“天问”：何处开启中华民族的如
锦前程？何处开掘中华民族振兴的源头活水？然而到目前为止，胡锦
涛显然在自觉的意识里是把自己穿在马、恩、列、斯、毛、邓、江一
脉上。他不是胡耀邦、赵紫阳的自觉继承者，而是江泽民的被动接班
人。这种被动，如本书序言篇表达的那样，是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指导
思想上的被动。

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会使政治家势不两立，这是人类政治史的一般经
验。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彼时和眼下被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标签
的代表人物们与让他们大倒胃口脑胀头晕深恶痛绝的“左”派理论家
和政治家们，双方成了“对头”。理论地说，他们之间并不是直接的
个人身名利益上我失你得或我荣你辱的关系。虽然事实上被贴上“自
由化”标签的这些人一般说来人品更优秀才华更出众，并且因为被贴
了“自由化标签”而遭遇了种种正当权利被剥夺的厄运，而“左”派
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则至少客观上可得到或曾得到一种政治“红利”，
但是，理论地说，双方都可以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目标，出于一种为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不是个人的考虑，他们所以彼此之间会有斗
争，关键是对于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大方向的看法不同。按照共产党历
史上约定俗成的理解，“左”的问题属于程度和操作不当，是认识方
法论问题，在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上不被谴责；而“右”的问题则属
于立场和方向错误，是与党离心离德，背叛党、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投
降阶级敌人的问题，可以被开除出党。这个“约定俗成”，也是在马
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基
础上形成的。

理论地说，马、恩、列、斯、毛、邓、江、胡和“左”派理论家们所
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
价值。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之一。而且其“正当性”是由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给予了支持，历史唯物主义
则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逻辑前提。这些哲学理论问题，我们在本书第
三篇已经讨论过了。笔者听过一位教授亲口说：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的东西，就是共产党的领导、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虽说这只是
一种政治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表述，
让哲学家、经济学家听起来有点“土”，但这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一
脉相承的政治立场的确切概括。说得再通俗点，就是无产阶级或劳动
阶级的阶级立场。在马恩列斯毛的时代，这一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
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突出地体现为共产党领导的推翻旧制度
的暴力革命和革命成功后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时代所强调的
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到邓小平时代明确地提炼出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宣传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
等“资产阶级自由化”，仍是在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或
价值原则。现在因害怕而压制象“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以
宪政民主为制度目标的政治改革”之类的要求，实行书报检查制度，
禁书禁文等等，理论地说，都可以也应该被认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

读者您不要以为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理论地说”是一种卖弄，不
是的。笔者最不屑的就是把学问或学术当成“卖弄”的对象哗众取
宠。学问或学术是笔者生命价值的载体。这“理论地说”是什么意思
呢？是说，抽象地设定为理想状态，可以成立。即当我们说，左派政
治家和理论家们真诚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意
思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理解成具有伟大的人格──比如象马克思、象
李大钊、甚至象孔子、耶稣、苏格拉底那样纯粹的人。虽然他们在政
治上是“左”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水火不相容的政敌，然而在
人品上却可以具有与胡耀邦、赵紫阳同样的高风亮节。笔者认定毛泽
东、邓小平是伟人而不是小人，认定江泽民、胡锦涛是好人而不是坏
人，出于同样的“理论地”设定。中国共产党领袖中，毛泽东“罪”
莫大焉。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能算得清。然而笔者
给予了他一份“理解”。为什么，因为纠缠于个人人品的问题，把历
史归于个人的原因，不能使我们认识和吸取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教
训。对于胡锦涛，凭笔者耳闻目睹了解的有限情况，可以把他定位为
人格光明磊落之列。总之是把毛、邓、江、胡都理解为真诚的马克思
主义信仰者。

但是如果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则“左”派的情况就不
这么单纯。有两种情况必须注意，一是，其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立场或价值原则，是由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而不得已，即他
受到整个既得利益者阶层的制约。这个阶层垄断了权力，把他维护在
最高权力者的地位，作为回报，他得做这个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的保
护者；如果他不肯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就会用一切办法把
他从最高位置上拉下来，换上能维护这个特殊阶层利益的人。而地位
在其下的“左”派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所持的立场，则也有得到与这个
特殊阶层相连带的利益这层关系。胡耀邦、赵紫阳被拉下来，郭罗
基、刘宾雁、王若水、王若望、苏绍智等被排斥打压，姑且我们认为
邓小平等决策者是出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和价值原则的纯洁愿
望，但是，不能排除特殊的既得利益阶层施压的作用。这些“资产阶
级自由化分子”最鲜明的政治诉求是使因有绝对权力而形成的专制制
度被民主化解构，他们的目的如果实现，当权者的最高绝对权力就会
被合法地限制，这就意味着整个这个特殊利益者阶层的利益也会被合
法地限制，这对他们是一种遍及其阶层之“失”，所以他们会十分敏
感地维护这个“绝对权力”的延续。──读者，请您注意，笔者这里
所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
定政治立场，当然会有例外。二是，嘴上比谁都强硬地坚持马克思主
义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为劳动阶级谋幸福──的人，心里考虑的
有可能主要是其个人地位的升迁，个人利益的获得，个人名声的雀
起。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私欲才是最基本的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立
场不过是他们认定可以实现其个人利益加以利用的一种身外之物罢
了。这种情况在“右”派圈子里也存在。在政治立场上选择了反对专
制腐败，推动中国民主进步事业，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当条件
具备时，有的“自身也迅速地发生了腐败。国内外的捐款，被塞进了
某些人的私人腰包。有人的口袋里，一把抓出来，各国的货币都
有。”而这三种因素──即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受社会关系制约
不得已、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来实现个人私欲，在实
际政治生活中可能会比例不同地综合出现在某些个人身上。

江泽民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被初步平息后，于6月24日在党的十
三届四中全会上讲话说：

　　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第一位政治任务。回想起这场反革
　　命暴乱，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如果没有英勇
　　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献身，后果不堪设想。我
　　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
　　露，绝不可半途而废。对于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
　　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依法惩处，坚决打击，决不
　　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暴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
　　育、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不明真相而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
　　生和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提高认识。为了严格区分和正
　　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尽快着手制定一系列具体政
　　策。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总之，要通过坚决果
　　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
　　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深入思考两个问题：这场动乱和暴乱
　　发生、蔓延的主要教训在哪里；怎样彻底消除动乱产生的思想、
　　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问题解
　　决好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
　　展。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
　　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
　　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
　　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赵紫阳同志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
　　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
　　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
　　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
　　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极少数以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
　　“精英”。他们已经自己撕去“爱国”、“民主”的外衣。几年
　　来，他们被捧得很高，不仅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而
　　且形成了一种哗言惑众的很坏的学风。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的知识
　　分子，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
　　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国
　　近代史证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破产，这次动乱也充分说明，想那样
　　做，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
　　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
　　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是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
　　最高目标不能变。

1990年3月18日，江泽民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
会议上讲话中再次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劳动阶级政治立场或价值原
则：

　　1989年，在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说
　　过：“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
　　……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
　　帜。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争得了人民民主；建
　　国后40年，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做主。当然中间也有过曲折。近
　　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这个客观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人诬蔑我们“不要民主”，实际上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
　　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西方议会”那一套，目
　　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广大人民群众排
　　斥在民主之外，而由他们少数“精英”来统治。我们批判他们这
　　些谬论，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

　　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
　　领导来实现的。如果放弃了这种领导，就谈不上执政地位。各级
　　政权机关，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和军队，都必须接受
　　党的领导，任何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
　　的。

　　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新贡献是无产阶级专
　　政。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只有实行和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维护本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
　　维护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和各项权益。在我国，实行无产阶级专
　　政，就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两者是统
　　一的。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
　　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保持社会的安
　　定和良好秩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出于对邓小平政治立场的理解与认
同，江泽民仍然强调了：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国家
　　一些人关注这个问题，是有其政治意图的。我在会见一些西方来
　　宾时，坦率地说明了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任务和意
　　义，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中国决不会搞多党制、议会制，不会
　　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将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
　　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
　　会生产力，有利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有利于取得和保持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
　　境。

在江泽民身上三种决定其政治立场的因素各占多少比例，不能妄加断
定。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格化身，我们看到就这样“反自由化”
一路喊下来，直到了1992年十四大政治报告中，他还是强调“在把握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
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
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
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
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
党制和议会制。”提出主要防“左”兼顾反右，显然与邓小平1992年
初为了打破1989年“平乱”带来的经济增长变缓而发表的南巡讲话有
关。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时，邓小平已经逝世，江泽民对于西方民
主制度的态度开始有微妙变化：“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
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

读者您发现了吗？“绝不搞”变成了“不照搬”。2001年“7．1”讲
话中江泽民中又申明“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
影响。”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
时，“坚决抵制”又回到了“绝不照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
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
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照搬”或“绝不照搬”的表
述非常好，因为它给学习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预留出来了空
间。当然，“绝不照搬”涵盖了“绝不搞”，可是“绝不搞”却不能
涵盖“绝不照搬”。比如，毛泽东对于原典马克思主义设定的革命道
路、革命策略等，采取的都是“绝不照搬”的态度。所以对“绝不照
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句话，理解为“接受并运用其立场、观点
和方法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中，而不是本本主义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
的模式”也是合乎逻辑的。

不过这种微妙的“松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暂时还没有什么
意义。不但没什么实际的意义，而且经胡锦涛的阐释，其“绝不照
搬”的意思明晰了，即“绝不照搬”根本没有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加
以学习移植的意思，其意是“我们根本不学那一套！”为什么要拒绝
呢？理由为：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根本对立
的。此有胡锦涛2004年9月15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证：

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那时建立的
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最终在各种反动势力的
冲击下归于失败。自那以后，旧中国的政治制度，无论采取何种形
式，都丝毫没有改变其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
的本质，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地位。历
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国
人民从长期的探索和奋斗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彻底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
的政治制度，建立全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真正由人民当家作
主。

这个“历史证明西方民主在中国行不通”的思路与“历史证明，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中国世世代代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所具有
的诡辩性是一样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诞生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发展进
步过程中的历史必然，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毫无疑义起过非
常积极的作用。然而这并没有证明中国共产党无论僵化到、落伍到、
腐败到什么程度，中国人民都要接受它的领导。那不是误国误民吗？
同理，在从封建皇权专制、封建军阀专制直到蒋介石的国民党专制统
治下，中国人学习西方民主宪政的努力──包括毛泽东早年参与的
“自治运动”都告失败，这也确是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
民族是一个蠢笨白痴到、不思进取到、自甘沉沦到、没有出息到这样
一种不堪的程度：她无论吃多少被欺侮的苦头、栽多少空想幼稚的跟
头、品多少世人蔑视的霉头、当多少次忍辱吃亏的冤大头，……直到
最后成为被人类进步开除地球球籍的寡头，都永远不肯学也学不来西
方历史发展中结出的已经被人类历史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的政
治文明的丰美果实，永远挣脱不掉专制制度的捆绑束缚，永远愚昧地
迷信着马克思主义的符咒，永远奉马克思主义为国教不认祖宗还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不！绝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是这世界上文化底蕴最
深厚、理解学习先进事物能力最强、心胸最开放、性格最豁达的伟大
民族，我们一定可以学到并根据自己的特殊国情建立起中国宪政民主
制度的！

有一点不为人所注意的迹象有可能意味深长。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开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甚至包括六中全会所产生的
那个马教味道十分浓烈的“决定”在内的党的重要文件中，不搞“三
权分立”、“多党制”、“西方政治制度”之类的字眼都不再出现
了，“绝不照搬”这样的话也随之销声匿迹。

早在邓小平1997年2月逝世之前，江泽民就提出了“三讲”：“讲政
治、讲学习、讲正气”，从理论内容看，基本上没有新意。而胡锦涛
在中共十六大出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很快做了两件让中国人民产生美
好想象的事。第一件吊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胃口：2002年12月4日，在
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树立宪法
意识和宪法权威”。“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
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
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
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
宪法。”第二件吊起了中国百姓的胃口：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视察
西柏坡，强调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两个务必”，即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西柏坡发表的讲话中，胡锦
涛对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四点希望：一是要艰苦奋斗，二是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同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结合，四是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和肩负的历史责任，加强党性。基调是提倡艰苦奋斗。不久又提出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执
政”等政治理念。在领导全中国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更是给
人以希望，因为这件事让极其关心国家政治命运，而一直伺机争取获
得自由民主权利的中国知识分子体会到一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从
未体会过的政治透明度和与其前任迥然不同的务实风格。更有视察贫
困落后地区，关怀社会弱势群体，倡导新闻与礼仪改革，等等……让
老百姓感叹，这才是咱们靠得住的国家领导哇！再往后，一件件为中
国老百姓办的实事，让受益者深感欣慰。可同时，“三项教育活
动”、“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
育”、“保先运动”、等等，也慢慢地让中国有追求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们失望：黔驴之技，不过尔尔！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毛泽东。他
们要求得更多、期望值也更高，他们本希望胡锦涛能担当起胡耀邦、
赵紫阳的未竟事业；他们本希望胡锦涛能做得更好更伟大！

此书集中于论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地
细述胡锦涛、温家宝这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和中央政府为中国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民生改善做出的实事、好事。中共十六
大以来，特别是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每次全会都会集中提出并试
图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改善和增强党的
执政能力；从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到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有
从2004年开始又连续几年每年年初推出一份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
件，其中2006年的一号文件是“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
意见”，2007年的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提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问
题。这倒是能让人产生美好联想，回忆起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从
1982年到1987年每年年初都会推出一个的针对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
来。我们国家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平稳增长，与胡、温的务实际、说
实话、办实事，日理万机、鞠躬尽瘁、勤政为民分不开。这些这里都
从略了。我们还是集中务思想理论之“虚”吧。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人的位子上，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人的位子上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几年下来，也开始形
成了一些治党治国的胡记理念。其特点是内容不新，但在名称上有大
突破。说白了，就是造出了“新瓶子”，但却还没有酿出新酒，所以
只好“用新瓶子装旧酒”。

读者看到这儿，大概会联想到本书序言篇中那个“为旧包子添新馅
儿”的比喻吧？它与这个“用新瓶子装旧酒”的比喻是什么关系？矛
盾乎？不矛盾。“为旧包子添新馅儿”指的是名其为与时俱进的马克
思主义，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这里说的“用新瓶子装旧
酒”，则是说，名字听起来挺新鲜，可内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老一
套。

然而，“用新瓶子装旧酒”与“为旧包子添新馅儿”反映的却是同一
种历史必然，即大势所趋，中国执政党正走出马克思主义误区。如同
上面刚讨论过的那个“绝不照搬”一样，这“新瓶子”现在装的虽然
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猛药烈酒，但是由于它在名称上可以包容、涵盖普
遍人类价值的琼浆美酒，因此它可以一直用下去。一旦新酒酿造出来
了，很方便，可以不换瓶子只换酒。所以这新瓶子的推出，意义也十
分重大，它为我们中华民族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国家发展
战略必然会有的重大转准备了一个缓冲垫儿，使我们能平稳、渐进地
由现在的专制制度过渡到宪政民主制度。换句话说，这新瓶子相当于
我们和平演变或社会转型到民主宪政制度彼岸的桥和船。这个新瓶子
的推出，是胡锦涛这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苦心探寻立下的功劳。

够得上“新瓶子”的理念有两个：一是“以人为本”，一是“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出现于其上的最早的国家正式文件大概是2001年10月推
出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但不具引擎式功能。它正式出现于
其上的最先的中国共产党文件，是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以人为本”是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这样表述的出来的：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
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
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
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有点“引擎”的意思了。

在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被提炼为“科学发展
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2003年十六
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还找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表述。而
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则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能力”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另外四大
任务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
际事务的能力。

“发展观”用“科学”来限定，正如“执政理念”用“科学”来限定
一样，都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的疤痕，就象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
为“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一样，是给马克思主义“揭
黑”、“露丑”，而不是给马克思主义“添彩”。马克思主义带有它
产生的那个时代明显的科学主义“胎记”，这个在上一篇已经论述过
了。马克思主义确实认为自己是科学，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的历史
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缺点。把它作为美貌来夸耀，实际上是犯了井
底之蛙的错误：只知马列，不知希腊；只知马列，不知华夏。中华民
族未来无比绚烂、丰富、深刻的发展内容，岂是一个“科学发展观”
可以了得？然而，首先由胡锦涛阐述的科学发展观，就犯有概念不清
的错误，把科学并不能完全涵盖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囊括到
科学发展观中去了。胡锦涛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
说：“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
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从法律
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
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
的法律。”不过胡锦涛比起理论家们还算清楚，科学发展观只是构建
和谐社会要做到的六个必须之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
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
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
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
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
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
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
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
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可经过理论家们复制、组装，就走了样儿，表述为“科学发展观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了。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时，开始
有了“和谐社会”的提法。这是党对小康社会认识的深化，即认识
到，过去提出的小康社会应当是一个和谐社会，而不是在小康社会之
前、或之后、或之外另建一个和谐社会。所以理论家们把这个问题给
搅浑了：科学发展观在胡锦涛的认识中至多只是和谐社会的指针之
一，在理论家们笔下变成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了。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思路不够清晰、表述不够严谨的不足，科学发展观
的提出仍有实际的积极意义。它是在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
十多年后，总结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的或突出了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诸如人口多、劳动力多与就业压
力大的矛盾；资源相对不足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城乡及地
区相对差距进一步拉大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矛盾；经济高速
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在经济领域中的
“五高五低”，即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低循
环，高产值、低技术，高速度、低效益；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如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包括违法
征地、贫困人口的医疗、生活、教育保障不健全、犯罪等等，都是经
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不能不解决的矛盾。所以科学发展观最有意义的
是，它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且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
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
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

不单是在“科学发展观”问题上，胡锦涛不够清楚，理论家们更不清
楚，在“以人为本”这一理论上，同样如此。上面已经引述胡锦涛阐
述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必须”中，可以看到，必须“以
人为本”和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平列的关系，经过理论家们的
复制和组装，又变形啦。“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基本理
念。”这样一来，是不是“以人为本”也被理论家们稀里糊涂地塞入
“科学发展观”了？

不过胡锦涛阐述的“以人为本”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被放在与“科学
发展观”之外与其并列，还是被置于科学发展观的之中被其包容──
虽然这作为一个学理问题本身也可以辨析，它的关键问题是，“以人
为本”在胡锦涛的认识里，被不清不楚等同于“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在“民”、“君”关系中
理解“民”，其代表性的表述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孟子这一思想，是提醒君王意识到，爱民才能得到民的拥戴，
才可能坐稳天子宝座。所以君王不能“以君为本”，而要“以民为
本”。这种思想，即便为君王真诚地接受，“君”与“民”的关系也
是不平等的，君为治者，民为受治者，君为施惠者，民为受惠者。最
早提出“以人为本”的管子，其所讲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
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其着眼点显然也是“治民”而非
“民治”。二是在“人民”与“非人民”，或“人民”与“人民的敌
人”的关系中理解“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代表性的表述
就是“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把
一小撮儿不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的人以及人民的“非根本利益”排
除了出去。两种理解，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看，都有问题。因为它
们都违背人类普遍的价值标准。第一种“以民为本”以肯定人的不平
等，即肯定等级制度为前提；第二种“以民为本”，则已经被中国以
及几乎所有曾经的和仍是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口
实，侵犯、剥夺相对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历史性犯罪
证伪。

何以见得胡锦涛所说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民为本”呢？2004
年3月10日，他在一篇讲话中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上文引过的
“六个必须”中涉及到“人”的有三个：“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
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必须注重社会
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温家宝的理解也一
样：“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宗旨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
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经济的出发点
和归宿。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搞建设，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难看出，胡锦涛所理解的“以
人为本”，实际上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以民为本”。而“以民为
本”与“以人为本”虽一字之差，却在思想实质上差了十万八千
里。前者坚持的价值原则是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而后者
坚持的最高价值原则就是人类普遍价值。如果以人类普遍价值为标
准，那么固然劳动阶级，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应当拥有其作为人的尊
严、权利和价值，应当被人道地对待；同样，非劳动阶级，或减去
“最广大人民”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公民也拥有其作为人的尊严、权利
和价值，应当与那个最广大人民的部分一样被人道地对待。非劳动阶
级侵犯劳动阶级的人权或者反过来劳动阶级侵犯非劳动阶级的人权，
都是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背离与挑衅。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民主党派──中国
民主同盟在其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谈及民主理论的内容提出了中国型的民主设想，
前面在讨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时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再转抄下
其民主理论对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说胡锦涛的
“以人为本”是“用新瓶子装旧酒”了。

报告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
类做人的一种道理”。这种道理认定“人是目的”、“社会上一切政
治经济的组织只是人类达到做人目的的工具”。人是一切制度的主
人，人是目的，于是许多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成了不可侵犯的东西。这
些必要的条件就是通常所说的人身保障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
等自由。民主承认人是自己的主人，所以承认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平等
的。根据这个道理，人人做人的机会应该平等。“人人有了自由平等
这些权利，人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人人能够达到做人的目的，使人人
得到最大的发展，这就是民主。在一个社会里，人人做人，人人做自
己的主人，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都成了这个目标的工具，这就是民
主”。根据这个道理，所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组织国家的唯一
目的，只在谋求全体人民的福利。根据这个道理，所以在一个国家，
倘政治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专制独裁，经济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独享独
占，这就失去了民主的意义。民主的政治经济必定是全体人民的政
治、全体人民的经济。所以考验真假民主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
机会做人，人人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

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意，它提示的是人类已经形成的重要普
遍价值标准。为了进一步了解“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以民为
本”区别何在，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学者的说法：“报告所说的人是
抽象的人，是不分阶级不分政治立场的人类全体。在阶级社会里，人
类是分裂为阶级的。是分治者和被治者的。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
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人人都得到最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全体
人类的民主是不可能有的。抽象的人，抽象的民主，这种看法是中外
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共同看法。这种民主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专
政来说，具有革命的意义，但同时也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
政治理论的。”

认为胡锦涛“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也许会争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共产主
义社会看作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
式”。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有使“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的社会理想。但是，正如本书第三篇分析过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由人道主义者转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以劳动
阶级价值观取代了人类普遍价值观，并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一
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他们所讲的“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了私有制为前
提的。而在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私有财产存在的阶
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的人绝没有共同的社会性，而且工人阶级和资
产阶级是完全对立且对立会越来越尖锐，一直到把工人阶级逼得举行
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私有制。所以，原典的马克思主义是劳动阶级为
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如上面所引中国学者运
用马克思主义对民盟民主思想的批判所证明的那样，在其本来的意义
上，恰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历史上，当年民盟提出的中国型民主，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
变成现实。共产党人把它归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也没有从中发现它
的深刻进步意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与此十分接近的新民
主主义国家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在中国确
立起来过。但是，这是中华民族在走向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宪
政共和国过程中不能不经历的坎坷挫折。当时没有条件实现，不等于
永远没条件实现。也绝不能由当时没有实现就断定，这样一种建立在
人类普遍价值观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落后、反动、属于早该被历史彻
底抛弃的东西。

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党，当它不是执政党时，它首先要代表它所属的阶
级和集团，即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维护自己阶级和集团的合法利
益，并死盯着执政党，不使它在权力的位置上任意地损害任何公民，
特别是它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公民的权利。而一旦它成为执政党，
它就必须自觉地在国家的各项发展计划、指导方针和内外政策中，反
映、维护并推动所有公民合法权利的实现，并使社会有整体性进步。
不能只满足于“代表”或反映和满足一部分公民的根本利益，就算是
这部分公民占了人口的最广大部分也不可以。是执政党，就一定要自
觉地维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绝对不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理由，损害、侵犯、剥夺哪怕是数量极少的另一部分公民的合
法权利。由此可见，“三个代表”作为一种执政理念，是非常落后
的。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这一届中国共产党执政者，至今没有明白地抛弃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为本”，真正自觉地接受“以人为本”的普遍人类
价值标准。这令人遗憾。但是毕竟“以人为本”这个理念的最基本的
规定性是：人，只要是人，就应当具有人的尊严和权利。不管是哪个
阶级，哪个阶层的人，他首先都应当被人道地对待。如果他侵害了他
人和社会的合法利益，他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他的行为没有
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他没有触犯法律，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所以单从“以人为本”这个新瓶子所具有的本来意义看，与“三个代
表”之“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它向着接受人类普
遍价值观的方向又前进了一大步。

“和谐社会”的理念所能容纳的我们国家、民族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
的空间就更大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
进步和国家发展要求给自己提出的非常庄严神圣的任务。十六届四中
全会适应发展形势，作为执政党建设任务之一明确提出来党要提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之后，半年不到的时间内，胡锦涛
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具体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在这个设想
中，胡锦涛从国际国内条件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任
务和有利条件等多方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从中国
传统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和党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等
多方面论证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并捋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期望目标──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即前面已
经引述过的“六个必须”、和需要切实进行的十个方面的工作──即
“十个切实”：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切实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切实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最后提
出党适应这一任务应当加强和改善其领导的三方面内容：第一，要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第二，要深入做好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第三，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
论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在2006年10月11日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了充实和更全面的论述。与胡锦涛2005年
2月19日“讲话”比，它让人很容易有这样一种联想：十有八九是被
胡乔木、邓立群那样的“左”派理论家作了手脚。虽然“决定”充实
了许多涉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施内容──例如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等等，但同时，这个“决定”要比胡锦涛的讲话带有更刺鼻的马教味
道。

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所有表现形式──所
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和其致命的理论误区，使它根本不足以提供给我们
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以思想指导。它的绝对主义的唯物
主义世界观，使我们不能容纳不同的世界观；它的价值观的偏执──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劳动阶级价值至上，使我们不能以博爱的胸
怀在全球化时代来建设国内国际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它使以其为指
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模糊了常识，不能明白，一个以垄断了社会发展
的真理，握有绝对的权力而不给人民以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结
社充分自由权利的政党，它一定是腐败的，而且会是越来越腐败的。
这样一个据说已经达到了十官九贪程度大面积腐败的政党，主要能量
都分散在以权谋私、挖国家财产的墙角上了，靠谁来贯彻那“六个必
须”和“十个切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听起来都不错，──顺便说一
下，这个目标也明显地在“祛马克思主义”，它比江泽民“7．1”讲
话中论述有“三个代表”及以其为根据作出的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
“突破”更加模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可是，直到现在
还维持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早在19世纪40年代
就被马克思视为低于批判的东西的国家，在这个执政党的地位被《宪
法》荒谬地赋予了特殊的不许置疑的至高地位，因此党高于《宪法》
的国家，《宪法》的作用首先不是保护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不受侵
犯，而是保护执政党的权力不能动摇，保护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
位而可以不受约束地侵害和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连这种19世纪的落
后至今都不肯改，“民主法治”从何谈起？由国家权力机器和国家舆
论工具维持着的思想一律，堂而皇之地名其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这些，难道不是对公平正义的公然亵渎吗？公平正义被权力强
暴、诚信的生命就形同被扼紧脖子。是，民间诚信友爱也在发展，但
是它发展得太艰难，它缺乏必要的土壤、阳光和空气。假药、假酒、
假面粉，毒餐盒、毒牛奶、毒大米；加了苏丹红的咸鸭蛋，化肥发出
的豆芽菜……，官方意识形态僵化而轻佻，──其僵化表现在它容不
得任何严肃批评深刻质疑却营造歌功颂德论证不可代替，其轻佻显示
为它鼓励浅薄作秀放纵复制组装欢迎媒婆式吹嘘误导以民生等于一切
──却被规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真理标准。最为荒谬的就是至今比
当年的国民党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下令这个作者的书不准卖，明
天下令那个学者的文章不能发，……最可怜的是中国的孩子，他们从
小学到大学，至今被灌输着否定人类普遍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他
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人生观”的
依据。自己民族的思想和传统，自己民族的孩子茫然无所知……，我
们也许还不乏牛马的蛮力，我们也许还可以有积累科学技术和物质文
明的计算能力，可是，我们从哪里来思想创造的“活力”？

中国呀？你距离“和谐”真是十万八千里。

尽管如此，和谐社会是一个好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好理
念。社会主义在其本来的意义上，是与个人主义相对而言的。它针对
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有的弊端而来。现在许多中、西、北欧国家已经和
平演变成既保留着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
价值观，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平等的美好理想，基本上
做到了人人得温饱、人人受教育、人人有病不愁医。而我们从自己的
经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则是偏执的，好象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
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就是党领导一切，尤其是党指挥枪；
就是思想一律，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的，这是社会主义运动
中走歪了的表现。“社会主义”一词，比马克思主义产生要早，马克
思主义把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它变成了“科学”而
已。“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都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好名字，
都是可以装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猛药烈酒的琼浆佳酿的新瓶子。胡锦
涛在他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华民族锦绣前程和发展的源头活水的过程
中，提出了预示着中国无量发展前途的治国理念，这是大功劳！

这一篇，我们从中国人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开始，讨
论到现在，在一系列热门话题上，提出了一种中庸之见，展示出一种
消除仇恨，甚至消除情绪化的非理性，增进理解，放下包袱向前看的
思路。无论是对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对江泽民、
胡锦涛，我们都没有把他们个人的因素看成是历史成败的决定者，而
把他们都看成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站在了舵手位置上，认真地
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真诚地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中国社会问题的人。

我们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过，以及导致这历史功
过的历史条件和主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推翻中国旧军阀、国民党新军阀黑暗专制统治的利器。如果没有马克
思主义这一专门对付专制统治制度的看家本领杀手锏，如果没有毛泽
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靠了大智大通把它用到出神入化的神奇程
度，就没有1949年10月中国人民由衷为之欢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然而，矫枉过正，这个情况不幸也发生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运
用中。我们用它解决了非它不能解决的特殊问题，就误以为它可以用
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领略了它在攻克专制制度堡垒中的强大威力，
就误把它当成了最高最全面的真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老祖宗骂得一
无是处，可是不要说普通的人民群众，就连思想最为前沿的胡耀邦、
赵紫阳都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号有所心仪。我们回过头来
看，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国教的半个世纪。

此刻，在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要想治理好国
家，要从实际出发，已经到了再也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窘境了。再
坚持下去就是山穷水尽，所以，执政者们就不情愿也不自觉地，却又
是历史必然地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

然而，仅此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不能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听天由命
的心态、以兵来将挡水来土防的被动应付、以哪壶先开提哪壶的功利
主义对待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历史任务。

我们不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吗？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是不够用且不适用吗？那我们就需要认真严肃地探
讨出一种高于马克思主义又能包容和保留它的积极内容的道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走到今天，已经迈出了走出
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国理念。但是，这个理念要在中国实现，必须认
真对待两个问题。其一是正视上面我们提及的客观上存在的执政党应
当负有主要责任的有悖于这个理念的那些事实。这些应当纠正的问题
不纠正，就证明执政党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事业不够真
诚。执政党提出的任务它自己不真诚，这任务还怎么完成呢？其二是
我们需要形成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人类需要和中华民族在这个时代民
族发展需要的和谐哲学──一种和谐之道，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可以
胜任的。没有这样一种和谐哲学或和谐之道作理论基础，我们就无法
避免前面刚提及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听天由命的心态”、“兵来将挡
水来土防的被动应付”和“哪壶先开提哪壶的功利主义”。我们就会
在最重要的大事上找不到方向，我们就很可能耽误了时间，错失了良
机。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书第五篇，来探讨《超越马克思主义之
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