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犯有背离马克
思主义的错误，这一点现在基本已成共识，没有几个人反对，但是中
国人中那些最优秀的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也在犯着因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有的错误，这一点却为许多人忽视，并且至
今，仍对此缺乏深刻的反思。改革开放这年30年来，我们已经在生活
的许多方面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在理
论上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理直气壮地去总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历的
挫折和导致的错误，去认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固有的错误。

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自以为垄断了真理而来的为我独尊。马克思主义
不是没有贡献，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本有一个不能抹煞的地位。它的问
题不在于它在世界观上主张唯物主义，而在于，它认为其辩证唯物主
义独占了世界观的真理。这一点1948年张君劢就曾指出过。他说，唯
物辩证法“苟其但为一种学说，在千百种学说之外，再加上一种，自
可听之，不与深辩，信者自信，不信者不信。然在今日共产党范围之
内，视唯物辩证为一宗教，苟有对马氏列氏加以非难者，目为大逆不
道，不曰落伍，便名之反动派。将一切科学哲学分为两派：一曰布尔
乔亚学说；二曰普罗学说。在昔日有所谓布尔乔亚经济学，今日有所
谓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即可以将唯物论原则，推广于各科学。试问奈
端氏在物理学，地位为人所共认，然恩格斯不满于奈氏，名之曰‘归
纳法的驴子’，唯其本此偏见，以造其学，彼所以影响人心者，惟有
颠倒是非，造成混乱，其号召之口号，为经济平等，而少数独裁为其
真正目的。吾们看不出此种暴力煽动，所达到社会革命，比昔日之
‘成则为王，败则为冠’之局面，能够高明多少？能够增加人类幸福
多。

张君劢显然不理解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不能
不以马克思主义作武器这种历史必然性。然而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排
斥异见的绝对主义的问题与它的绝对主义一旦掌权必然会带来的思想
专制，却不幸被张君劢言中。在本书第二篇，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
在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作过分析。笔者的观点是，无论是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二元论、多元论，只要是关于世界起源的本源，以及世界
本质的论断，都不可能以科学的方法给予证明。这是因为当人把终极
实在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时候，其无限的性质超出人的认识能力。原
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这种自知之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没有这
种自知之明，凡执掌了国家政权的其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
此。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准国教，当成了世界观上的唯一真
理。而这种国教必然会有一种作为，就是在树立自己真理权威的地位
的同时，创造条件最终剿灭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即使一下子做
不到把其他不同的世界观斩尽杀绝，也至少要剥夺其与自己平起平坐
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一轮又一轮的对唯心主义世界观
的批判，直到今天。“唯心主义”在中国人听来已不是它本来代表的
一种堂堂正正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西方哲学大流派，而是一种哲学的
歪理邪说。中国人一般都把“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划等号，或
者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坏。“形而上学”就更是与它的本意相差了十万
八千里，中国人早在产生于孔子时代的《易传》中，就已经明白无误
而彻悟地表述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到如今，从中学开始，中国的
孩子们就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削足适履式的愚
蠢。要是你听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唯心呀！”那意思就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荒谬呀！”要是你听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形而上学呀！”那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愚钝呀！”真是可
叹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历来最有哲学素养的民族，最具有世界观上包
容胸怀的民族，经过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熏陶，整个民族竟
几乎被引入了一种哲学的浅薄无知与狂妄狭隘状态。几十年来，“唯
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还代表着反动与革命两种立场，这样一种经
典马克思主义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被坚持，而且还被发展。
“唯心主义”甚至成了一顶中国人人人怕戴的“臭帽子”，如果你被
官方学术界认定为“唯心主义”的代表，那么你的一切最有创造性的
言论、著作就被贴上了“毒草”的标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中华
民族哲学创造力最为萎缩的时期。上个世纪40年代形成的一代新儒
家，在毛泽东时代早已经在中国大陆断了香火。直到今天，我们中华
人民共和国除了毛泽东的哲学外，还有任何与其不同的新哲学与并立
吗？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中华民族的信仰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取而
代之。中华民族的信仰支撑是在其哲学里，实际上整个传统哲学都被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重新筛选过滤。老一代的哲学家在新中国成
立后都以马克思主义来重新改造过自己，新培养起来的哲学家更是喝
着马奶长大。跟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称到了19世纪才出现的马克思、列
宁为“老祖宗”，如此之文化荒谬现象，全中国人民中没有几人以其
为怪的。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绝对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中，早已经丧失
了本民族老祖宗那有容乃大的胸怀。

其次是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并在我们封建的思想专
制传统基础上把它发展到了极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形成于资
本主义发展的粗鲁残忍阶段。面对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其基
本人权被剥夺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在受剥
削受压迫无权无钱的劳动阶级立场上，提出工人阶级要通过阶级斗争
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本书第三篇已经论述过，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受到非此即彼的西方式思维惯性的影响，他们形成的一套历史
唯物主义哲学，走到理论地以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类的社会共同性，以
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否定人类普遍价值的极端。在面对残忍顽固的专制
统治时，在为了争取劳动人民被非人道地对待，而又没有可能通过和
平的民主的途径得到人道的对待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内部没有民主
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
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的旧
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的反抗专制压迫的革命斗争，甚至
革命战争，完全具有历史正义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
以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否定人类普遍价值观的理论局限性或谬误一般来
说不会造成严重的恶果，甚至不会暴露出来。因为，那种斗争实质上
是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劳动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人权而迫不得已、无
他路可行而采取的手段。其历史合理性，洛克和卢梭也是承认的。但
是，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变成执政党的时候，当共产
党的一党执政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时，马克思主
义这种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在特定的政治或社会条件下就会成为反
人道的残忍暴行的理论依据。所谓“特定的政治或社会条件下”可以
是任何一次共产党发动的限于党内或伸及党外的政治群众运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跟着原典马克思主义反对人类普遍价值观是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为其辩解的铁定历史事实。1943年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
封信，指出彭德怀两个月前发表的一篇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不
妥”。“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
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
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
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
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
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
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
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毛泽东对待民主、自
由、平等、博爱这些中国人民在专制社会里最为缺乏的内容的态度，
与恩格斯对待议会民主的态度是一样的，即把它看成是一种实现政治
目的的手段，而并不认为它是每个人都应当被如此对待的人类普遍价
值标准。实际上，由于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这框，中国最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直到晚年，都一直根本不懂“天赋人权”之“权
利”与“权力”之权的差异。他1965年在一次谈话中谈到清朝末年一
些改良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先解释说：“‘体’好
比我们的总路线，都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天赋人
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顺便他表达了他
对“天赋人权”的基本看法：“‘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
的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赋予的。”而天赋人权的
实质是在自然法理念的基础上，承认每个人，只要是人，就应当有他
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毛泽东所说的人赋人权，则显然是说的“权
力”。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重大理论误区，早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曾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内部造成过革命
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惨剧。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肃清ＡＢ团”的运动中，中共赣西南特委在
1930年9月24日发出一份《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
清ＡＢ团》。这个紧急通告规定了“肃ＡＢ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
犯的基本原则是：“ＡＢ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
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
（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
供出ＡＢ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一经发现「ＡＢ团」分子，下
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
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
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ＡＢ团有历史地位，
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
中肃出4,400余名‘ＡＢ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
‘ＡＢ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12月8日，李白芳、马
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ＡＢ团’抓起来，
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
‘是ＡＢ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ＡＢ团’。对于这次刑讯逼
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
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据李锐所说：从
1930年江西“打ＡＢ团”开始的各苏区的“肃反”运动中“被杀的共
达10万人”当然，人类历史上，误把忠良作敌寇的悲剧曾屡有发生，
“打ＡＢ团”事件也不排除敌情严峻，红军处于高度危急的生存状态
而不可避免的历史失误。不能原谅的是，党的文件规定“用最残酷拷
打”、“软硬兼施”，以及上引那些惨无人道的刑法，不仅是用在昨
天的同志身上，就算是用在被缴械的军事敌人身上，对施刑者来说，
也是一种兽行，一种耻辱。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为此提供的理
论支持是：只要是阶级敌人，就可以非人地对待他，就可以“杀无
赦”，对于他越残忍，那越表明残忍者阶级立场鲜明、意志坚强。

李锐谈及延安整风运动时说，这个运动“最初是在党中央高层开始
的，即彻底清算四中全会后，政治思想路线上王明的‘左’倾机会主
义。由于发生了王实味问题，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将整风运动的矛头
从王明转向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导致抢救运动：要‘有眼光去发现
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坏人’。于是，本来是要清算历史上王
明路线的‘左’倾错误，反而转为新极‘左’错误，搞坦白运动，清
‘红旗党’，在全党抢救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党员新干部。当时有个说
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
人！这就重复了苏维埃时期的肃反错误。好在总结了一个教训，没有
再开杀戒，毛泽东九条方针后，又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
是仍普遍搞逼供信，自古相传和苏联学来的种种刑罚，直到假枪毙，
我在保安都曾亲历亲闻。”“1949年以后，各种‘肃反’、政治运动
不断，逐渐发展扩大，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
命’，又在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里重犯了过去的错误，造成了更
加惨重的损失”李锐认为，这类错误中国共产党一犯再犯，是没有认
真总结教训的结果。而真正对教训作认真总结，我们必须一直清算到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因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其创始人由于
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而不可避免的理论误区，提供了将这种反人道罪恶
理解成保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不容置疑的“天经
地义”的理由。在李锐为其作序的郭维敬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一
书中，我们能看到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个省市的60个人物与事件，
其中多是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含血带泪的悲惨故事，是我们冠冕堂
皇地以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由犯下的残害我们民族最优秀
的精英的鲜活见证，而这60事例其实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从1957年反
右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1989年的镇压“动
乱”，再到1999年的取缔“邪教”，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乳臭
未干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小小“民运分子”，被委屈被残害被非
法地剥夺了自由的中国人，真是不计其数。为什么杀了、抓了、关了
这么多不该杀、不该抓、不该关的人还理直气壮？就是因为，它有一
种理论作根据，有一种哲学作基础：对于有害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事，
就必须武力镇压。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原则，杀错了、抓错了、关错
了怎么办？不要紧，那只是扩大化问题，政策上“左”倾的问题，执
行过程中的问题，有一天党会为你们落实政策。可是那些被摧残的生
命呢？曾任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的李锐1967年1月至1975年5月在秦城
监狱中被关了八年之久，而且是被单监。这是最严重的精神摧残，人
失去了作为动物与任何同类思想、情感、情绪交流的机会，等于把他
置于连动物都不如的死物的境地。李锐躯体未垮，脑力未衰，而且顶
住了文革其间被审问、被调查其他人的压力，包括对其已经离婚的
“左”妻都不说一句不利之话，真乃英雄义士。但是，据李锐不止一
次说过的情况，秦城监狱“当年共关了500来人，司局级以上干部200
多人，有30来人被整死于狱中，有五、六十人得了精神病。”众所周
知，秦城监狱是关押高级犯人的地方，尚且如此，那些关在象关林昭
的上海提篮桥监狱那样的普通监狱中的共产党的“政治犯”们该是如
何悲惨？还有，直到1978年前被我党按照划阶级成分原则戴上地富反
坏右帽子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人生几乎在黑暗与压抑中无可奈
何地被断送。就如同几个世纪前生活在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里的犹太
人和印度种姓制度下的第四等级，就如同西藏和平解放前的农奴，他
们虽活着却没有做人应有的起码尊严。是的，这种社会的残忍中有我
们本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但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中毕竟还没有教人因政治立场而背弃自己的父母、自己的配偶的，
毕竟没有因出身而把所有参军、进城、升学这样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
会全部剥夺干净的。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曲折之路中，最为惨痛的损失是扼
杀了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而这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统计，
因为非常有建设性的思想还没等它成长成熟就在萌芽时已经被掐断。
有思想的人如果足够勇敢把他们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更精确地说，
是不同于官方钦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公诸于世，那么他们所得
到的处罚轻则是失去生存条件，重则被判刑关监狱剥夺自由，更重者
则因思想罪而被在肉体上消灭。当一个政治运动过去后，执政党会总
结，会对其扩大化作自我批评，会对其犯了极“左”错误而给被冤枉
的受害者“评反”“落实政策”。然而那可贵的被剥夺了自由的年华
呢？那可贵的被死刑了结了的生命呢？那可贵的被浪费、被糟踏、被
掐灭了的本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力源源不断的鲜活思想观点呢？这个
至今没有被执政党深刻认识作深刻检讨的错误，当然有其违背马克思
主义的一面──一言堂、以专政的手段对待人民的思想问题并不是马
克思主义的东西；然而其中又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面，马克思主义
的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荒谬论点，是曾经的与现实的共
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以人民的名义犯下反人道罪行的理论根
据。

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自然地拒
绝了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以自由主义思想形式结出的最可宝贵的成
果：民主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普遍人权价值观。上个世纪
30年代，在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曾深入地研究
过西方人权理论，并把它引入中国作为批判当时专制制度的一个思想
武器。他们提出的“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条件”，“人权是衣、
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达到
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条件。”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团
体”，是“全体国民互相制裁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
具”，国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并“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因
此他们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主张要发动起人民群众的爱
国热情，“非根本取消党治不可”。针对国民党当时以“训政”为名
而实行的专制，他们提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
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
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
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他们把思想言论自由视为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它不仅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罗
隆基提出“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言论自由的范围是世界上无事
不可言，世界上无事不可论的。只要言论者肯负言论的责任，他有什
么言，尽可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尽可出什么论”。他们在明确号召
“用公开的胸怀，坦白的头脑，达到的眼光，批评的方法，去研究几
种学说”，不要甘心当信条的奴隶的同时，也提出思想言论自由要遵
循“不妨碍健康”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人权派的这些主张，属
于我们从上个世纪“5．4”时期就想请而至今仍未请到中国来的“德
先生”的应有内涵。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怎么评价“人权派”在
上个世纪20与30年代之交的这些主张呢？“这种所谓人权，归根到底
反映了当时力图获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愿望和要求。他
们……虽然是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不满，但同时又是对革命的仇视和
对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欺骗，尽管‘保障人权’的口号是动听的，然
而，这面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招牌，终究遮挡不住它的资产阶级虚伪
性。”“人权派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的
资本主义社会。”“胡适、罗隆基和梁实秋等人鼓吹的思想言论自
由，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自由，反对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思
想自由”。

不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的改良道路在国民党统治下无法奏
效，他们所努力实现的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目标也没有可能在当时蒋
介石政权下达到。他们的软弱性使他们不能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领
导人民进行的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他们提出的国
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并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的现代国家的理
念，宪法的功用在于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
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人人都有充分的思想言论自由……这些理想
难道不好么？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判断是非好坏的常识都被扭曲，都丧
失了呢？不是别的，恰是那个于黑暗中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解放道路
的马克思主义，恰是这个切实地帮助了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
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原则，恰是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高于阶
级价值的人类普遍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就是本篇引诗中所说
的：“我们学来了西方文化中制服积年顽症的虎狼猛药，却漠视、拒
绝了她历尽辛苦酿造的常保健康的琼浆香茗。”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
的劳动阶级价值观至上的教条作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才错过了
1957年听取虽然数量极少、却有扎实的西方宪法学学理功底，并有中
国政治建设经验的专家──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人──在中国实现宪
政民主制度的宝贵意见。而且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根据中
国现实条件自觉地设计出一张由共产党领导人民，适应世界发展潮流
建设宪政民主制度的日程表。而且我们非但错过了这个重大历时机
遇，反而把从1957年往后的一批又一批──西单民主墙、89年后的民
运分子──只要是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就一定要打倒批臭、对其进行
行政处罚、甚至剥夺自由、甚至许出不许进，让他不死、不疯在监
狱，就死在异国他乡。反正是不能叫他回来为中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实
现而“兴风作浪”。

直到1981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邓小平还在
坚持：“1957年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
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
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
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存
于扩大化。”这段话颇为不讲理。共产党一贯号召人民批评党的领导
中的错误，“有的人”批评或否定共产党的错误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再怎么“杀气腾腾”，手中又没有军队，最多
不过是言辞激烈，就采取了那样的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的方式来对待
他们。就算“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把他们作为阶级敌人交给群
众监督劳动改造，甚至送进监狱，而在判定谁是右派的时候，甚至有
些是为了凑指标而临时指定的，……这种种荒唐不反思，不检讨，却
不容商量地“还是要肯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撕掉资产阶
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社论。这篇社论以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价值观为原则充分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自由、平
等、博爱价值观的势不两立。社论说：“混进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严重的政治
斗争，硬说成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是什么‘不同意见的讨
论’，打出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同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相对抗。他们疯狂地叫嚷什么
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
来’，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
以势压人’，叫嚷什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斗争要
‘谨慎’，不要‘揪住不放’等等。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欺骗群
众，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就是要长资产阶级右
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右派的威风，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
级左派。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把无产
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时机一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资本主
义复辟。”“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妄想用‘自由、
平等、博爱’的破旗，来掩护你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办不到
的。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作为保护伞，来掩护
你们的退却，也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同
你们这一伙牛鬼蛇神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让你们来专我们的
政，更是绝对办不到的。”“你们所要的‘自由’，不是别的，你们
要的是开设‘三家村’黑店的‘自由’。是散布“燕山黑话”的自
由。是大演《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兵临城下》
等黑戏黑电影的自由。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鼓励他们卷
土重来的自由。”“你们口口声声要‘平等’，说什么‘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一个保护资产
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其
反动的口号。”“你们果真讲真理吗？不。你们是打着‘真理’的幌
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也阶级性。难
道你们不知道，在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
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误，
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你们这帮牛鬼
蛇神招摇过市的黑旗上，还标志着‘博爱’的字样。你们‘博’什么
‘爱’？你们是对资产阶级充满着爱，对无产阶级充满着恨。这就是
你们资产阶级的博爱观。”“‘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
反动腐朽的世界观。……它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虽
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阶
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口
号来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专
政。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他们继续用这个口号麻痹劳动人
民，来掩饰他们的血腥统治，巩固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
由，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
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
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
动的平等；而在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
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要更多更多的人受他们的剥削，受他们的
奴役；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
剥削感恩戴德。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
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这就是
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
命。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
法，只能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对待革命的敌人，不能靠劝说，而要
靠斗争。……你们说我们是‘爆破手’，是‘棍子’。你们说对了。
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
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
神打个落花流水。誰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打倒谁。”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
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
3月24～26日举行。丁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
的发言，指出，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
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
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
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
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
文革的语境。但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
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
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
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
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会上还设专题讨论了“两个文革”的问
题，涉及了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
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
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指出，“最早
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1981年的‘毛泽
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
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
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
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
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
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
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1996年
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
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
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反对把文化大革命年成是百分之百的坏事
物。他提出：“文革固然给国家民族带来一场大祸，可是在大祸之中
有没有闪光的东西？在这场大祸中民众究竟都是毛泽东的奴才走狗，
在助纣为虐，还是有些民众在这场社会大波中借助种种契机去进行反
抗，去争取、维护自身的权益？文革大波有没有造成共产党神圣光环
的暗淡？有没有造成中国社会思想上的觉醒？”刘国凯进而提出，对
文革进行“彻底批判”及更有甚者把文革判定为“全民发疯”都偏离
事实。需要以事实作根据编写出一部“真正的文革史”。

真正的文革史将会告诉人们，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至今仍装成文革
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间怎样翻脸无情地把许多共产党省
级大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泽东交账；又怎样心毒手狠地在大中
学教师中、机关干部中、大学生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大搞第二次反
右，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将会告诉人们，1967年早春
各地军方怎样把大量民众打成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监禁。青海赵永
夫怎样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向手无寸铁的女中学生开枪扫射。将会
告诉人们1967年夏季的武斗是哪些群众组织挑起的，是怎样加剧的。
哪些群众组织是滥施暴力者；哪些群众组织是被动防卫者。将会告诉
人们，湖南道县、广西宾阳一类大屠杀是怎样发生的。屠杀者是谁；
被屠杀者是谁。屠杀者为什么要、为什么敢去屠杀，被屠杀者为什么
被屠杀、为什么不敢反抗屠杀。……真正的文革史还将告诉人们许许
多多几将被历史尘埃所湮没的故事。如湖南的张九龙、雷特超等人在
1967年的文革高潮中怎样密谋组织以推翻中共政治制度为目的的地下
政治组织。广州的晓兵怎样单枪匹马地在街头绝食，为被压在社会最
底层的、被剥夺了居住、工作、生活权利的人们呼吁请命。最后他受
尽折磨，牺牲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广州几千名学生、工人、机关干部
怎样在烈士陵园广场绝食，要求军方释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群众。
这场持续几天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于是，一部真正的文革史既
揭露了共产党的斑斑劣迹、狰狞面目，还记录了民众的反抗乃至许多
可歌可泣的斗争事件－人民文革，这对当今民众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
一定会起到借鉴和鼓舞作用。　

拼命叫嚷要“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不是在1989年搞了比当年青海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更大规模的大屠杀吗？同样声称“绝不再搞文
革”的当今中共领导人不是又在讪尾开枪杀人吗？……

在笔者看来，“文化大革命”研究停留在现在浅层，其主要的症结是
大陆内外的学者们都对马克思主义的误区，以及这一误区在文革思想
上的主导作用缺乏深入的认识。所谓的“人民文革”如果把其进步意
义定位在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上，那么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的味道。就其并不是自觉地立足于自由主义所弘扬的与马克思主义劳
动阶级价值观两对立的普遍人类价值观这一点而言，“人民文革”在
思想上仍未走出劳动阶级价值立场的局限性。当年勇敢地进行“人民
文革”者更象是激进的雅各宾派，而不象是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开
国者们那样自觉地以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人类普遍价值为原则。对“人
民文革”的积极作用如果过于强调，还很难与现在中国仍信仰和坚持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之正确指导的“左”派划清界限。但是，
具体到深入对文革的认识，则刘国凯提出的必须在全面搜集反映文革
史实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比1981年《历史决议》所定之调更全面、更
深刻、更有教益的认识，是绝对必要的研究工作。当然仅以发现“人
民文革”的存在与意义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文革研究，除了应当从哲
学上上升到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庐山之外
看庐山式研究外，还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心理积极面
和消极面作全面反思。

“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社论发表于1966
年的6月4日。23年之后的同一天，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
大讨论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
经作出八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大步迈开，成就斐然的情况下，仍
发生了以坦克、机枪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事情。其理由仍然理直
气壮：“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
质。”“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
政治工作太差。”这个事件中的学生“领袖”们，其积极参与国家民
主政治建设的行为都成了“劣迹”、“黑锅”被记载在他们的个人档
案里，而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历经坎坷。就连李锐、于光远、李昌、
杜润生这样的老资格都挨批斗、险些失去党籍。为什么“文化大革
命”中导致刘少奇、邓小平等饱受政治批判和迫害的那根“资产阶级
的自由化”的辫子，在23年后，又成了当年被迫害者迫害别人的理
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思想上仍被禁锢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
阶级价值观至上的教条的框框之内。

我们的理论家讲话就全面得多。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郑杭生教
授在1989年7月21日在北京市干部学习报告会上有一个讲话，于1989
年8月由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北京市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办
公室作为“内部材料”的《理论学习参考》第5期上全文发表出来。
文章认为，青年学生“由于受到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对民主的了解是
扭曲的、甚至颠倒的。缺乏正确的民主观、缺乏必要的识别力，上述
推进民主的愿望和热情很容易在言行上转化为民主问题上的种种幼
稚、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被披着民主外衣的别有用心的人们利
用，也很容易为外来的所谓民主宣传所蛊惑所俘虏”，并以“民主的
阶级性”、“民主的历史性”、“民主的全面性”、“民主的过程
性”、“民主的法治性”、“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五个方面的
马克思主义观，来批判“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的极少数人”的“颠倒
黑白、混淆是非、制造混乱”。笔者提及此，并不是对郑杭生个人有
什么意见。笔者想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价值观在我们共和国走
过的历史中发生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恰恰是在马克思
主义价值观指导下，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哲学为基
础的价值观指导下，六四这样的民族悲剧，才能在我们改革开放十年
后发生。

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犯下一个影响深远的严重错误，即是严
重扭曲甚至摧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1951年开始批判宣扬人道
主义的电影《武训传》和中共中央发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到1963年向雷锋学习培养“螺丝钉精神”，直到“文化大革命”提倡
“斗私批修”，到八个革命样板戏树立给全国人民的高大全完美典型
──这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内容的培养共产主义新人
的树人工程，造成的结果，却是全民族范围的人性扭曲。毛泽东支撑
起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自主，却以每个人民都由党作主而
不能自主为代价。过去我们常说恶霸地主贪官污吏“满嘴的仁义道
德，满脑子男盗女娼”，毕竟恶霸地主贪官污吏是极少数，而我们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情景？在官方正式场合，人们讲着官话、空话、
大话、套话、假话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程式。在马克思主义舆论一律
和一党执政的思想氛围下，全国人民普遍学会了应对公共关系时的
“政治虚伪症”或“政治失语症”。在公共场合，我们所扮演的是一
种不允许有自我独立个性的角色。

◆我们敢在公共正式场合针对“89动乱”发表不同于党中央的评说
　吗？
◆我们敢在公共正式场合针对“99邪教”发表不同于党中央的看法
　吗？
◆我们敢在公共正式场合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吗？

我们不敢，我们在这些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自
由，我们装作没有与执政党不同的看法，我们装作没有独立的见解。
我们无奈地在这种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事上作假──假装冷
漠或糊涂、假装热情或忠诚，既然在这最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可以做
假，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假的？既然在涉及到整个民族发展战
略的问题上可以不负责任，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不负责任的？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中国人的国教，几十年灌输下来，我们的民
族几乎已经变成一个虚伪成性、残忍冷漠的民族。是的，我们还有魏
延信这样的体现中国人孝道美德的典型。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相当
大，这样的美德典型从其绝对数字来看，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但
是，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在宣传这样的典型的同时，也一直压抑另一
类其自我牺牲精神同样可贵的民族英雄，他们是林昭、张志新、王若
望、王若水、刘宾雁、林牧、……；他们是郭罗基、李锐、蒋彦勇、
焦国标、高智晟、严正学……。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犯的错误，还不止这些，但是有些已经在实践
中历史地──即不可能再重犯了──纠正了，比如在应当变通的时候
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教条给我们发展带来的迟
误。有些正在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地走出，比如加强无产阶
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这类僵化的教条。还有其重要性不属于战略决
策的层面而属于更具体的落实战略决策层面的，比如从强调实践的重
要、劳动人民群众的重要等等而来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知识分
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文艺要为工农
兵服务，要表现工农兵而不能表现抽象的人性论的东西；等等，不必
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刚刚列举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犯下三个错误实际上是前面论述
的背离马克思主义所犯下的三个错误的前提和条件。从主观愿望来
看，背离马克思主义者在犯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时，有着真诚地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也已经有了曾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的实际成果。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发生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出现的问题的过程中，
不小心或非故意出现的。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不是坚持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这三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
性导致的其理论内核必有的错误──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为唯一正确
的世界观、以劳动阶级价值观取代人类普遍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国
教化，前述三个背离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就不会造成如此深刻和广
泛的恶果。假设不是在世界观上唯我独尊，就不至于听不进任何不同
意见，就不至于把持不同意见的脑袋和嘴巴都封起来，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方面的许多愚蠢的决策就都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果不是把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普遍价值完全当作虚伪的东西加
以批判摒弃，把劳动阶级的阶级立场视为最高的美德，人为地发动和
制造的那些阶级斗争──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从
1989年的“平息暴乱”到1999年的“取缔邪教”也就不会有那样大面
积的惨痛结果；如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教，强力加以灌输，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也就不会有我们民族精神如此严重地被扭曲，到
现在几乎扭曲成了一个国家贪官污吏最多，政治滑头最多，文化犬儒
最多，经济骗子最多，生活堕落最多的民族的地步。因此，笔者这里
要强调的是，我们固然犯过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更
严重、更恶劣、影响更深远、损失更惨重的错误，却是把马克思主义
错误的东西一直当成正确的东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错误的错误。

读者跟着笔者依这一章三节的次序走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想到，从逻
辑上看，涉及了中国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果”和“犯
下的错误”，那么对应“中国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显然还
应当或可以有一节讨论“中国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就”。是
的，这个内容应当有，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集中谈的中国人正走出马
克思主义误区的“大势所趋”。

┌────────────────────────────┐
│　背离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取得的“成就”，其根据与坚持和　│
│　发展马克思主义能犯错误是一个，即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属　│
│　于其理论本质的构造性误区。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必然会　│
│　同时坚持着这些误区，如果纠正了这些误区，那就必定已经　│
│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有三种，一是　│
│　在其正确的适用的范围内，背离了其正确的适用的东西；比　│
│　如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和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在革命　│
│　队伍内部实行封建的专制主义；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偏激的　│
│　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从强调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　│
│　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带有唯物主　│
│　义还原论倾向的偏激的一端走到毛泽东的夸大政治意识形　　│
│　态、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生产力　│
│　的反作用的同样偏激的另一极端；三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　│
│　理论误区，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前两者虽然背　│
│　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仍旧没有走上正确的思想轨道。第三种　│
│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则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

毛泽东思想在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贡献，
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本篇第二、三两章已有论述。毛
泽东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在本篇第三章中也
论述过了。而毛泽东之背离马克思主义只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在应当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在克服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主义还原论的时候。走过了头而走到了另一极端。

邓小平理论则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突破。在本篇第二章，我们说过
邓小平在提倡“不争论”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的过程中，全面
地突破了毛泽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并且实际上迈出了中国人走
出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因此虽然邓小
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方面几乎与毛泽东一样地自觉而坚
定，他在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积累的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破了长期以来已经教条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
框框，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时代局限性。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
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它所以会有这样的
思想史地位，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有错误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这给邓小平预留出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的
空间。所以，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就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主导意
识形态逻辑延伸的一种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
意识形态其历史作用即将在中国终结的开端的历史必然。在邓小平时
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已经发挥到极
限，接下来，它渐渐地被边缘化，退出主导意识形态的龙椅，摘掉
“国教”的神圣光环，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上。
如前所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列宁、
斯大林直到毛泽东都是把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视为社会主义最关键的本
质规定性，而邓小平却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视为第一位的
东西。虽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在社
会主义考虑的范围内，但是，事实上邓小平此话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
中才讲出来的，其针对性与其说是，针对当时中国已经存在的生产资
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和两极分化，不如说是针对当时以中国已经存
在剥削和两极分化为口实对改革开放决策正确性的置疑。而这样一种
“左”的思潮所以有陈渣泛起，则是1989年那场动乱之后，再次把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抻提上日程的链锁反应。邓小平作为一个
卓越的政治家，当然知道中国决不能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把反修
防修看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中心任务的道路上去。对于中华民族来
说，经济上的振兴是基础的基础。他的务实性和长期的领导经验，使
他十分清楚，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相应地向下调整生产关系，所
以，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的真正实现，不一定是在眼下，而是允许在生产力经过一个
时间过程发展起来之后再全面落实。在同一篇讲话中，邓小平还对社
会主义发展手段也提出了突破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见解：“计划多一
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
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众所周知，从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到列宁、斯大林直到毛泽东都是把以公有制为制度基础
的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突出特点之一的。他们
认为资本主义所以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从经济上看，一是资
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相矛盾，二是资本
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邓小平根本不论证，甚至恐怕也不在意他的见解与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列宁、毛泽东等人有何不同，他就是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讲出
了这样大概会让马恩列斯毛在天之灵目瞪口呆的话来。

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无论我们把它理解为发展经济的手段，还是理
解为私有制的必然经济承载体，它能发展起来，都需要全方位的条件
与它配套，它首先要求相对的政治宽松环境，进而才会有它对学术上
对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证的需要被满足，它先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范
围里一定程度的解放，而它被认可又一定会促进思想在更大程度上的
解放。一旦我们决定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要承认相对独立自主
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性，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势必会获得合法地位。
这样一来，就不只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突破，而是原有的经
济制度，即所有制格局被打破。在思想方面，市场经济必然会使那个
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合理化。在市场经济活
动中，当事人一定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一定要以最小的投入换得
最大的产出，也就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做到独立自主，一定会鼓励竞争
意识，一定会拉开贫富差距。这势必会冲击在计划经济下能够存在的
国家利益至上、螺丝钉精神、无私奉献等价值观念，也一定会使马克
思主义国教地位被动摇。人们渐渐地就会进入这样的思路被解放的思
路：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经济人假
设”持批判态度，说它是一种对人的不当抽象，是马克思则已经批判
过的没有生产关系、阶级等具体规定性的抽象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
人。然而，随着人们对于市场经济越来越深的介入，人们只要抱实事
求是的态度，就能发现，这一假设是斯密解读或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本质及其运行机制的真实特征的一个逻辑切入点。这一假设当然不
能囊括人的存在的全部丰富的规定性，不可以还原论的方式把人及人
类社会的一切都建筑于其上。然而，就象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逻辑起点的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假设也不能囊括人的存在的全
部丰富规定性一样，却仍可以提供一种对阶级社会中人必然会有阶级
的规定性一样，斯密的假设，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
人必然会有的一种韦伯称之为“目的－工具合理性”那样的我们中国
人形象地叫作“算计”的理性。中国自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
后，从开始发展商品生产，到确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到今
天市场经济已经确立，发展到再不可能倒退回计划经济的地步。伴随
着这个经济改革过程，中国人整个价值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
书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取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视角，也正是以市场经济
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结出的思想果实之一。

邓小平1980年8月曾有一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
话。李锐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强调，这篇邓小平在其中强调了“我们所
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着非常重
要意义的讲话，邓小平自己并没有付诸实践。然而实际上，邓小平所
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重点是反
封建主义遗毒，而不鼓励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不鼓励将中国共
产党置于宪法管辖之下，把它提升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宪政党，而要维
护的仍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无论在位的中国共产
党主席或总书记是谁，邓小平在世时都是实际说了算的“最高领
袖”，他把胡耀邦扶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把他给拉下来；他把赵紫
阳扶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把他也给拉下来。下一节会谈到胡耀邦和
赵紫阳所以有这样的政治结局，关键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马克思主
义误区的背离不为马克思主义所容。邓小平所强调的仍是，中国不能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所谓“统一领导”实际上就是“党治”
或“一党专政”。当然邓小平的出发点与蒋介石是不同的，他的理由
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
会主义……是不可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在这一
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完全相同，没有任何进步。而在这一点上，江
泽民完全认同邓小平，所以6四之后，邓小平选定了江泽民作接班
人。笔者对涉及重大史实却无法核实的网上材料不敢乱用，但是，江
泽民所以为邓小平认为是可信，至少与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时任中共
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党
员干部大会上提出四点要求中，表现出的坚决、果断抵制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党性立场有关。四点要求中的一条即是“认真学习《人民日
报》“4．26”社论，并要求维护上海稳定。同时上海市委宣布：鉴
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
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江泽民能被
邓小平选中作代替赵紫阳的党的新的总书记，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涉
及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方面，比赵紫阳坚定。

邓小平还有一点与毛泽东的相同之处，并且是背时的相同之处是象历
代皇帝立太子那样为党安排接班人。89“动乱”被“平息”之后，邓
小平安排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把江泽民安排成
“核心”，将其“扶上马”又再送了一程。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
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
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
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
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
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
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
就是现存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
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军委要有
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党
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这次动乱中看得更清楚。军队
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
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
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
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1980年邓小平在“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
长制现象”作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东西明确地拒绝，并
提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
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
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可咱们
只要看看邓小平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就可以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他
和毛泽东的差别，只是他更加洒脱，也更加有自知之明，他在自己身
体健康的情况下，在前面有两次接班人都没选好的情况下，仍然敢于
再指定第三个。并且在指定了第三个接班人之后，全退了下来。

然而，邓小平指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从邓小平的
期望来看，没有指错。江泽民在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地位拒绝学习西
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宪政民主制度的自觉性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劳动价值观而抵制人类普遍价值方面确实比胡耀邦和赵紫阳更为坚
定、更为自觉。从他的有意识的主观努力来看，他本来是不可能在邓
小平之后，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误区作出任何新的突破的。然而，由于
我们这艘“中华文明号”大船，必须要驶过从专制社会通往民主社会
这段“历史三峡”，凡是站在舵手位置上的人，无论如何伟大或平
庸，他都不能不适应长江滚滚东流去的历史大潮，所以，江泽民也就
在他掌舵的这段航程中，留下了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叫作“三个代
表”。

“三个代表”是一个缩写，其从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的
一次谈话到进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党章》的形成的过程这时不细谈，
它最后确定下来的经典表述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
担这三个代表职责或行使这三个代表功能的，当然只能是“中国共产
党”。

发表在中国大陆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的论述“三个代表”的理论意
义、理论贡献、现实意义、体系结构的学术文章，其数量之多说汗牛
充栋是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这些文章多数属复制、组装、媒婆类。对
于真正理解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历史意义没有任何帮助。发在
网络上的另一类批判“三个代表”的文章，包括“右批”和“左批”
倒是有不少明心见性之谈，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视角偏狭，多
是一味地敌之、骂之、拒之，度不能真正具体地揭示“三个代表”的
提出折射出的历史进步意义。

比如鲍彤有言：“江总书记的本意大概是想替本党的垄断地位找理
由：我代表生产力，就有权支配资源，不容旁人染指；我代表文化，
就有权垄断真理，不容旁人不同意；我代表最广大人民，就有权领导
一切，不容别人不服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此。其所以必须快快载入党章和宪法，也在于此。”

比如周秀宝有言：“‘三个代表’的理论和路线，完全是一种假无产
阶级真资产阶级、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
的理论和路线。”“江泽民总书记的这次‘七一讲话’，是公开树立
起来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
动旗帜，表明他在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最终走到了反
面”。“如果‘三个代表’作为党的建设的最高指导原则与基本纲
领，作为立党之本，那我们党不就成了一个生产力党或文化党了吗？
不就成了一个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纲领为最终目的党了
吗？或一个‘人民党’了吗？这样一个政党，还能继续称之为工人阶
级的政党吗？还能叫共产党吗？！”更有邓立群牵头的17位颇有影响
力的老党员指责江泽民，“向私营企业家敞开入党大门，这无异于向
国内资产阶级投降，这等于公开‘傍大款’。”

这些都可算是明心见性之谈。但是却都过于偏重于一厢情愿的“应
然”，即并不是对“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和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
具体的历史的理性分析。

在不对其逻辑的不严谨，概念的不明晰作任何学术或学理的计较的情
况下，仅从其笼统地表达的可为人理解的内容上看，“三个代表”实
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史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上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增
加任何新的内容。马克思的整部的《资本论》论证的难道不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由于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定要让位于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唯物主义难道不是给出社会意识要随着社
会存在的进步而进步，因此要在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
的同时，也要同一切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因此进步的阶级一
定是进步的思想文化的代表吗？整部的《共产党宣言》难道不是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劳动阶级的解放宣言吗？其中不是明确
地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独立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
益”吗？加上三个“中国”，用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样的表述，就算是“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啦？单就其表达的意
思而言，说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还勉强说得过
去，其实连系统的继承都算不上。

那么相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不是有新贡献呢？邓小平是个开拓性思
想家，他的讲话文章中从来不象江泽民和后来的胡锦涛那样，用大量
的排比句，几个这个，几个那样去拼拼凑凑。他是有一是一，有二是
二，言辞朴实，创新思想的信息量大。邓小平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者，他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非常明确地阐述过的三个代表
的思想内容，实际上也是认同的，只是他从来没有把它们罗列在一起
表述过而已。

“三个代表”所表达的意思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
政府》两篇著作中，就已经有了明确而全面的阐述，而且比江泽民对
“三个代表”的论述更为丰富，也更富有逻辑力量。毛泽东的三个代
表思想有其理论结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高
于一切的宗旨，“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是“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不同表达。在这个宗旨、最高标
准、总纲之下，毛泽东阐述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
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显然比江泽
民所说的“先进文化”具体而切实，有实际内容。而所以要采取这样
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则是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毛泽东
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
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
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而
在当时，“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
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
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泽东的
“三个代表”不是平列的，它是一个有机体系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
三个环节（参见上左图示）。

毛泽东的论述中显然已经包容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即“代表先进
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及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的积
极内容，不过毛泽东表述的只是“应当”代表，而没有自我标榜“实
际上已经代表”的意思。不但如此，毛泽东的论述显然更丰满，更有
层次性或有机性，且在逻辑结构上更为合理。说它更丰满，是因为毛
泽东对于共产党如何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是先进文
化、和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具体论述；再有，毛泽东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他所说的“人民”指哪些人都有明确而具体的界
定。说它更有层次性或有机性，是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代表最广
大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最高标准，最
高宗旨，这是最基本的层次，这是一个最高的价值原则，也就是我们
前面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它赋予一切其他层次以方向
性、基本原则和立场；说它在逻辑结构上更合理，是因为在毛泽东那
里，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不是并列的具有同等地位、同样功能的子项，其发挥作用的
机制也不是直接线性的。它们被按照价值原则、制度和文化中介（先
进文化作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因素之一）、和根本目的
（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被有机地也是合乎逻辑地组织在一
个思想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先进文化的作用，
来实现解放和发展人民的生产力的目的。上述毛泽东的论述中也有时
代和他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即在目标上，他忽视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的动因上他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等生产力自我发展的
内在动力，过于强调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层建
筑）和文化（意识形态）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

与毛泽东的三个代表思想结构相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太浅陋
太支离破碎了。内容上它不具体，对所有下述这些本应有所界定的问
题，江泽民都没有进一步的阐述。象：先进的生产力指什么？是仅指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而把生产力的主体因素──人排除在外
呢？还是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手段和掌握了先进技术及管理手段
的人包括在其中，而把不具备先进技术的普通工人农民排除在外？
（毛泽东的提法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可以理解成为人民造福的
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创造力）。江泽民的“人民”包括哪些人？
可以肯定，那些被允许入党的思想进步的“私营企业主”是被概括进
去了。但是人民是不是也应当明确包括一直生活于精神痛苦和物质拮
据之中的1989年六四难属、那些因为没有当地城市户口而被收容遣送
的人及在被遣送过程中被无辜殴打至死的人（例如孙志刚）、法轮功
群众和信奉非官方认可的其他宗教而被边缘化了的中国人群体？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是也应当包括这些人群的利益？什么是
“先进文化”？一个新闻自由被限制在服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结社
自由常常由于被冠以“颠覆国家罪”加以镇压、言论自由被限定于
（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只能讲官方允许讲的话、信仰自由只允许信
仰国家认可的几大宗教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或者说人民的宪法权利
受到极大限制的文化，有没有可能是先进的文化？一个允许官员们公
款消费灯红酒绿吃喝嫖赌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却不允许与执政党持不
同政见的人依据宪法公开成立自己的社团组织的文化算不算是先进文
化？换句话说，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号而实行着思想专制的文化算不算
是先进文化？只给“三个代表”戴上一些诸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的新要
求”、“强大的理论武器”等等高帽儿，并不能掩盖其理论内容上的
贫乏。此外在逻辑结构上它也不合理。与毛泽东的思想相比，江泽民
的“三个代表”把三个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子项，平列起来，赋予它们
同等的重要性，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在操作上必会是低效甚或游于空
洞的套话。

十六大党章对于“三个代表”的定位也非常不当。在总纲中说“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相当于说“应当代表”，没有问
题；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
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不排
除有自命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是中国自由民主主义事业（或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事业、或中
国社会民主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以自
由平等博爱为旗帜实现人类和谐”的其他政党出现并在其《党章》总
纲中如此这般地自我规定。但是在上面引文之间省略号的部分，直接
写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极为不妥。为什么？因为这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实际上已经代表，而不只是它想要代表、
或应当代表。一个政党宣称它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
前提必须是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授权。也就是说，它不能象过去
的皇上那样，一厢情愿地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
臣。我有至高的权力，因此只要我愿意，我就代表你们。它在讲此话
前，至少要了解中国人民是不是愿意并赋予了它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
权利？如果曾经赋予过，过去是怎样赋予的？是不是过去赋予了就等
于可以世世代代永远都赋予下去，把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利永远让渡给
这个人民无法监督无力制约更没有可能和平地罢免它的执政党。我们
遇到民事官司，授权给律师代我们出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写
一份授权书，写明白授权范围和所授权的事情，签上自己的名字。我
们不能大街上遇到一个人，他说：“我代表你的利益”，我就让他代
表我的利益。对执政党也是如此，它说他代表人民只能说是一种美好
愿望，算不算数，关键还要看人民要不要它代表。还有，“代表最广
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远不如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来得亲切圆融。所以我们上面强调，“仅从其笼统地表达的可为
人理解的内容上看”，“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一
致性。为什么宣称“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一句很好
的表述呢？因为对“根本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许多人把最
根本利益定位于对自己“信仰”的坚持上，他认为“信仰”对自己是
生命中第一位重要的东西；还有人把最根本利益定位于自己的爱情
上；还有人把最根本利益定位于对父母的尽孝或对子女的尽慈上；这
些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共产党无法代表的。你却
硬说我能代表，就让具体的人民个人产生反感。相对而言，“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展示的是孺子牛形象，而“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展示的则是狮子王的形象。

但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却别有新意。特别是在江泽民
2001年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7．1”讲话对“三个代表”作全面阐述
之后，它的新意马上就从“左派”的反对、官方派的辩解和西方媒体
的第三敏感中体现出来。官方派的辩解略去不谈，它已经在我们几年
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走向”中体现出来：独揽的权力下的经济发
展，不给自由的民生满足。只看“左”派的反对和西方的评价，就知
道它们共同证实了一个事情，即“三个代表”正模糊着马克思主义的
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或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它羞嗒嗒地向人
类普遍价值观靠近着。

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革命的科学的立场上讲代表先进生产力发
展的要求，这个代表者，第一指的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本身；第二
指的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
的生产关系；第三指的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即由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三者的本质要求就
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也只有讲清
这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才能讲清楚党的政治路线的阶级性质与前进
的方向。

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革命的科学的立场上讲代表先进文化前进
的方向，第一，必须把作为自然科学范畴的先进文化同作为社会科学
范畴的即作为社会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范畴的先进文化严格区别开
来；第二必须讲清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哪个阶级的文化才是当代历史
条件下的先进文化，这样才能讲清楚党的代表的先进文化是什么阶级
性质的文化，也才能讲清楚我们党在文化问题上应坚持什么样的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与方针的问题。

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科学的立场上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这个人民的主体指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人民军队和革命的
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民既
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首先它是人民的敌人──
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排除在外的。其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历
史时期，人民的具体的阶级内容和社会范围是并不一样的，并且，即
使在同一历史时代和同一历史时期里，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阶级统
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所讲的人民的阶级内涵与性质也不会是一样
的。离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科学立场，是根本讲不清楚这些问题
的。并且，我们今天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地并不
体现在我们党也同样地在那里强调讲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所有
政党、所有政治家都反复标榜的这个廉价的口号上，而体现在我们的
党和政府、我们的各级领导者们实际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
否真正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的反映如何呢？

日本《读卖新闻》2001年7月2日载文指出，“7．1”讲话将为正式允
许作为“资本家阶级”的私营企业家入党开辟道路，将成为中国共产
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
题为《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的赞扬文章；《华
盛顿邮报》认为，江泽民的讲话标志着“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
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其重要性的组织（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
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2001年7月6日发表述评分析认为，江泽
民的讲话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
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在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根据该党1989年的
命令，私营企业家被禁止加入该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不仅对
“7．1”讲话感到吃惊，更大为赞扬。例如，何汉里（Harry 
Harding）认为，“‘7．1’讲话基本是赫鲁晓夫50年代中全民党的
翻版，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比他更系统化、更巧妙（语言的共产党
化），所不同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没有资产阶级的
共产党，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有产阶级参加下的全民党。”他认
为，该讲话将改变共产党的形象，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中国国内改革派占了上风，在国际问题上温和派占了
上风。弗里曼（Edward Freeman）指出，我不知道这些话的真实含
义，但如果真得按照江泽民所说的，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
私营企业家早已与共产党官员勾结在一起，权钱交易，他们加入中国
共产党表明中国的腐败将公开化，这是中国腐败的最大化，各基层都
期望私营企业家入党。

邓立群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表现了西方媒体的“欢欣鼓
舞”和美国政府智囊人士的“大唱赞歌”。这引发了他们对“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极大忧虑和关注”，实际上人家不过是想把握中国共产
党的“走向”，看不出“赞扬”的意思。“欢欣鼓舞”是他们的揣
摩，而“大唱赞歌”则因为他们觉得刺耳。

“三个代表”的确是有新意的，其新意就在于它利用改革开放形成的
思想解放的局面，以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走出多年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主流媒体的宣传教育下形成的
怪圈。可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借《党章》削弱了“四项基本原则”紧箍咒的作用。“四项基
本原则”在十六大《党章》中出现了四次，被肯定为“立国之本”，
“三个代表”在十六大《党章》中出现了八次，被确立为“立党之
本”。如果我们稍微深想一下，就会发现四项基本原则本应是适用范
围更小的“本”。例如其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条就是所有非马
克思主义信仰者都可以拒绝的，最起码有神论信仰者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赋予的“信仰自由”的条款可以合法地加以拒绝。可
它是“立国之本”；而“三个代表”则包容海涵得多，却被当成了
“立党之本”。象这样的问题，参与起草新党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党建理论专家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主持《党章》修改的重
要工作的、最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当时在任的党总书记江泽
民从来没有阐述或解释一下，我们这个“立国之本”和“立党之本”
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为什么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立场的要求比对于
中共党员的政治觉悟的要求还要更严？这种不合情理不能不使人得出
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正在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
用。

第二，江泽民论述“三个代表”时，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
归结为“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三个代表”包容不了的内
容？即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何种层次、何种
地位、是如何与其他层次相关联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回避
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立场──如邓小平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精
髓”的“实事求是”，及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
史规律、趋势、方式的论述，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不讲阶级斗
争、不讲阶级基础、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因此带有浓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主张；卷起了马克思主义将自
己区别于任何其他思想流派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鲜明旗帜，而变成抽
象的能代表更为广大人群利益的理论。比如，它不说“代表无产阶级
的先进文化”或“代表共产主义的先进文化”，而只笼统地说“代表
先进文化……”，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抽象化以加空其阶级内容。
这实际上是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或以包子换馅儿不换皮儿的方法改变
马克思主义国教的内容。

第三，江泽民不但提出“三个代表”，而且以“三个代表”为纲，作
出一些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开拓创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
是让“左”派愤怒，让西方兴奋的允许吸收“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
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
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
条件”的人入党；二是吞吞吐吐、拿拿捏捏地暗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
价值论不适合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三是他无意识地
突破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运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原论。江泽民指
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
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
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
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江泽民
的第一个“创新”，其效果必是把多元化的机制引入党内。尽管他多
次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
衡机制，可是实际上如果允许有产者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的招牌已
经具有营利的好处的情况下，加之我们整个社会虚伪盛行诚信全无，
中共的官员普遍地接受贿赂的风尚，那些想使自己的财富增殖得到政
治权力保护的有产者们就会极容易地混进共产党，而使共产党日益变
成一个包容由不同利益集团及不同政治派系的政治组织。

中共至十五大《党章》之前历次党章的“总纲”中都规定“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述“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所
作的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十六大《党章》“总纲”则规定“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这确实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人赫鲁
晓夫鼓吹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如果说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是
一种“修正主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历史经验已经让我们能够看
清，这种“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之历史性误区的突破。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得自于深刻自觉的理论创造；邓小平理
论的历史地位起因于不受教条约束，在实践中的勇敢开拓，那么江泽
民的“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可说是一种“无心插柳”的结
果。可是这个标榜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三
个代表”，却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虽然江泽
民提出“三个代表”可能是真诚地想在马克思主义这一脉上得到一个
历史地位，然而恰恰是他的理论修养和基础远远不如毛泽东，实践开
拓魄力与胆识又远远不如邓小平，才使他几乎是在本能地回应社会中
新的变化时，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条、框框的束缚，在自
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鸣得意中，误给中国人突破马克思主义打
开一个缺口，填补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在邓小平时代的思
想空白，使我们有可能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偏激、和它否认人类
普遍价值的误区。“三个代表”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任何新的东
西，但是它的意义更为重大：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人类的普遍价
值的致命错误。如果我们能沿着这个突破积极地往前走，我们就能走
出多年来我们不曾明确意识因此也没能自觉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狭隘
框框，会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被他们所处时代裹挟而误入其中的以暴
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否定私有制和一切传统观念……的偏执
小道上重新回到人类思想发展的正确基点上去。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
重大思想贡献，这一贡献几乎是歪打正着，可“歪打”所以能够“正
着”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确实是
回应了中国二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社会变化和新的社会要
求；确实是人类思想进步已经到了这一步，它必须跨上这个台阶。换
句话说，这样的贡献反映了人类思想和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必然
趋势。

所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发展”，而是“突
破”，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根本背离”。如果说邓小平只是非
常不自觉地开了终结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国教地位的
头儿的话，那么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则是在更加不自觉的情况
下把马克思主义国教的红脸钟魁凶神形象，重塑成长着可爱小翅膀的
天使模样。这就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
社会发展史上不能抹煞的历史地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意义的实质，那就是：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价值观走出，而向人类普遍价值观方向迈
出的历史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