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
对应你国土上矗立着的地球最高屋脊珠穆朗玛，
自然而然又巧夺天工地，
你孕育出几千年来人类最美丽也最深邃的文明。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你发现了阴阳、五行
你创造了八卦、易经
你悟出了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德道一体；
你确信天、地、人都是由大道一以贯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你在哲学里涵盖了真善美大圣的信仰维度
你在俗世中演绎出执善而固执的超凡入圣
你如此早熟地制定出人际间伦常与道德规范；
又如此从容地解决着生活中复杂微妙的事情。
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是你入世务实的深刻经验，
崇道行德的“仁者爱人”是你追求超越的心灵支撑。
你品性的丰富多彩形成了独特的生活艺术：
书法、戏剧、曲艺、武术、养生……
你心智的真诚朴实为人类贡献出影响最大的技术发明：
养蚕、缫丝、织布、烧瓷、砖木建筑、马蹬、
中医药、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农耕……
历尽繁华，
公元1500年前的一千年间，
你托起堪称世界上头号的泱泱大国：
信仰包容、政治和平、道德普及、经济昌盛、文化繁荣。

然而，在地球上与你相对的另一面
有着恰恰与你各具千秋的别样文明。
你的可敬表现为知书达理，圆融、和谐，
他的可爱表现为求新求异，挑战、抗争。
你发明的火药还只用于制作爆竹来增加节日的喜庆，
他已经学会用火药制造成枪炮弹药用于征服的战争；
你还在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优雅潇洒地闲庭漫步，
他已经冲破神学统治发展起近代科学和工业文明；
你独尊儒术两千年后思想创造力已经消耗殆尽
　　却安心沉浸于洋洋自得故步自封，
他已经阔步迈入市场经济高唱着民主、自由、科学、理性
　　形成了近代的法治系统；
你读着圣贤书做着科举梦仍立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却战舰、火炮、鸦片、纺织品浩浩东来──
把个腐朽没落的末世皇朝逼得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节节认输无地自容。

中国呀，你不知不觉地已经落在人后了。
内部的独裁专制，
外来的侵略掠夺，
人民躲避兵匪之乱而颠沛流离、朝不保夕，
妻离子散、卖儿卖女、国破家亡、百业凋零……
中国呀，从此后越百年你不得不念念在心的是
　　如何走出这耻辱的历史被动。
可是，我的中国，你这礼仪之邦儒雅斯文信奉着德治天下的书生呀，
面对强词夺理弱肉强食的外来强盗和本土军阀
用什么办法对付这群内外勾结、不讲理的畜生？

几千载秉承大道的炎黄子孙终归是个不信邪、不服恶的伟大民族
变被动为主动
　　我们从来能够卧薪尝胆、百折不挠、学习探索、忍辱负重。
一次次地失败，一点点地进步，学来学去，
终于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专门对付帝国主义强盗的上乘武功。
这是一个有用的符咒，
作为符咒，马克思主义的神通也许并不广大，
可正好比良药不在价格，对症就能治病，
它却是帝国主义强盗、专制统治者畏惧的幽灵。
中国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条件灵活处置，
终于赶跑西方来掠夺的强盗成就起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奇功。

可是呀，
我们学来的是另一种文化中制服积年顽症的虎狼猛药，
却漠视拒绝了她历尽辛苦酿造的常保健康的琼浆香茗。
我们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不得不经过坎坷才能成长
在本该摘下这符咒的时候却错把它攥得更紧用得更频。
我们错过顺应天道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大好天时，
却迷信符咒人为地运动出残忍冷酷的“阶级斗争”。
终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革一条窄路走到了头儿，
物极必反，弥漫于整个民族中虽还不能公开张扬的共识正在形成：
再不摘下马克思主义这中国人不得不信之佩之崇之拜之的
　　20世纪命定符咒
中华民族21世纪的腾飞机遇就将失之交臂腾飞
　　将变成不知何时能圆的美梦。

马克思主义呀！谢谢你，你帮助了中华民族；
马克思主义呀！作为符咒，再见了，你的历史作用已经告终。

在本书《导言篇》，在论述《被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章节里，已经
涉及了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领域截止到2005年7月时对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关注热点。诸如：应当在推进“文本研究”的
同时，注重“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及经验的哲学基础研
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不仅仅应有“文本学派”，还应当有“问题学派”、“经验
学派”，以及“传统学派”。在本书导言篇中，笔者曾指出中国大陆
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领域，体制内学者们难跳出的“仨圈儿”，第一
是官方意识形态之圈儿，第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圈儿，第三则是原
典马克思思想之圈儿。而具体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领域，则是全军覆没，几乎都栽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如来佛
手心之中，连打擦边儿球的希望都荡然无存难得一见。

这个领域最新的进展，也许可以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11月23日举办
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三届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论坛展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了。笔者读着《社会科学报》
2006年12月24日改版第246期第2版上整版的报道，不禁发出会心之
笑。其中最反讽的无疑是主持人的这段话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把他们理解成为不同‘以
我观之’的个人意见，也不能理解成为特定领域、特定阶段上的‘以
物观之’的具体科学知识，而要把它们理解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道
观之’的智慧结晶。……”云云。可笑吗？读者您会说，这么学究
气，有何可笑？其实正是这种咬文嚼字儿一本正经表现出来的幽默才
是高级幽默哪。何谓幽默呀？“幽默”可被理解成一种“有情滑
稽”，即“留情滑稽”或“给面子的滑稽”。即它对于被开玩笑的对
象有一种同情，而不同于一味地挖苦、讽刺以让其找不回面子或把其
“搞臭”为目的。因为从笔者对主持人的学术功底的了解，坚决不认
为他是在认真地拍马屁，所以就理解为他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下，
无可奈何地在玩儿一种高级“幽默”。理解者会心一笑，不解者不会
为之一哭。其幽默之处在于，好象他在惟妙惟肖地扮演一个中国传统
社会中的媒婆角色，他要做的戏是，把个大丑姑娘或大傻小子用些不
着边际的话说得天花乱坠，把她嫁成功或使他娶成功。知情人心有灵
犀，能理解他这是在做成好事，不会拆穿；当然要想拆穿也很难，因
为有现成巩固的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支持。说成了，到洞房花烛时方
能真相大白，那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人追究这媒婆不实事求是的
责任。当事人则会欢喜非常的由衷重谢或重赏媒婆，多半不会再较针
儿公开或悄悄地请教他，让他因涉嫌拍马屁而下不来台。如果较针
儿，那托媒人应当问他：俺们根本不知道“以我观之”、“以物观
之”、“以道观之”是啥东西，咋凭了这几句话，就让咱丑丫头（或
傻小子）嫁（娶）成了呢？要是说不成呢，就更无大碍，虽无
“得”，可也不会有什么“失”。知情人当然都知道媒婆的夸张和美
化离那大丑姑娘或大傻小子的真实面貌简直是十万八千里，可也犯不
着去揭发真相，反正又不是他们自己要嫁要娶，更加之他们必须得遵
守游戏规则──多年来形成的婚姻习俗和婚姻制度，否则就会被叫出
局。笔者用了这个比喻是用了心的。一种网骂已经有几年了：把当今
体制内人文学者及作家笼统地骂作“精神太监”或“婊子文人”，意
为他们在精神上象是被阉割过的太监那样没有人格地逢迎上意和象妓
女卖身换钱那样为了钱名利誉可出卖一切良知与原则。有人甚至说：
“今天是一个‘妓女文化’的时代──人们依靠出卖尊严去换取生
活。而且中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太监文化’──你把
自己做人的东西都割掉以后，很多生活资料反倒属于你了。”这种情
况不能说没有，因为由国家机器支持的以执政党意识形态为标准的
“舆论一律”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对于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中
国人文学者的大多数来说，“精神太监”、“婊子文人”的情况却并
不符合实际。更为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人文学术领域的“媒婆”现象与
“组装”现象。“媒婆”现象是指，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使得许多
非常有学术功底的学者，自愿或不情愿地、自觉或无意识地在营造着
一种特为应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空洞的美言”“文化”或“学术”。
其良心未泯之处表现在，其“美言”之远离事实达到了“幽默”程
度，其“学术”性又大大超出执政者的理解能力，因此能让明眼人一
眼看出，它显然不是出于死心塌地地为思想专制鸣锣开道，更不是向
权力者邀功买好的目的；其让人不屑的一面则在于，它在以如此不实
的“美言”“欺上”的同时，也在“瞒下”。虽然这种“欺上瞒下”
与大跃进时的谎报粮产不同，不会造成人民挨饿的直接后果，然而对
广大人民群众它却仍是极不尊重的轻蔑和极不负责的误导。相对而
言，学术水平稍低者则东施效颦，赤裸裸地以自己浅薄的学识去为执
政党领袖作注。他们是好心给国家意识形态穿上学术外衣，然而由于
作者自己学术视野、水平不逮，制作出的学术外衣的丑陋也就惨不忍
睹。例如，吹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完整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
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理论成果”等等。他们倒不会误导人民，因为他们的作为的唯一效
果是加强人们的逆反心理。而“组装”现象，过去的表现是用剪刀糨
糊剪剪贴贴来拼凑文章，现在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方便，
则连剪刀糨糊都可以省掉，只需用电脑鼠标click-copy-paste──点
点、拷拷、贴贴，再加上点技术性或八股式的转承起合文字作为缀连
就行了。思想是自由精神孕育的花朵，五彩缤纷各呈独特才属正常，
思想不是组装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论文，
包括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有多少是组装出来的？组装出来的“成
果”一般来说没有高水平“说媒”文章的学术功底和创造力，也没有
低水平说媒文章的让人倒胃口。其作用主要体现为扩散、传播、营造
出一种官方掌控的媒体范围内无所不在的霸权话语。在本书“序言
篇”中，笔者已经论述过的“复制”现象，是“组装”的核心工序。
这里从略。

这一期《社会科学报》第二版整版上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与实践》的文章摘要，大体可看出三类心态。一是与主持人一样的故
意或无意地、认真或戏谑地、严肃或作秀地表演着媒婆心态：
“吹”；二是“顶”，即支持媒婆之“吹”，把与媒婆同一取向，同
样有“成人之美”之效的话发现出来并讲出来，比如：“社会的核心
价值体系应该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建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有吸
引人的地方，应该能够让人们自愿地凝聚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这种核
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的解放，消除人对人的奴役，消除物对
人的奴役。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模式的
和谐。”三是“忧”：觉得自己知道真相而不透露，将来叫那成了夫
妻的俊美一方或聪慧一方无端又无奈地受委屈而于心不忍，因此委婉
指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处于一种“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
力，……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或自说自话的局面”，“研究多停留在
从理论到理论上，在实际的运用上则大而化之、空洞无物，这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语境、研究方式都有关系。理论界对现实的回答也
多停留在口号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实现三大转型：从
诠释性工作到研究性工作、从功利性取向到学术性取向、从封闭性视
角到开放性视角。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政治标识，学者也不是政治
的代言人，如果让政权权力成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依据，那么将阻碍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质上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放弃。”

2005年姜长青发表一篇《200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从作者引用资料的注释看，他至少阅读了28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综述》分列了六个小题：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
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关于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其
他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
历史经验。假设一位文科本科生读过此篇综述文章，估计他从此后对
所有体制内学者写得同类文章再也不会有胃口。假如一位稍有中、西
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硕士生在他确定自己的硕士论文题
目之前看过这篇综述文章，多半他会寻思把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定位
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的主题上，因为这篇综述告诉他，在这个
领域出新，写出超过其最高水平的文章会非常容易。“综述”反映出
来的学术水平最多与江泽民公开发表的文字不相上下，其思想见识则
都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规定的原则或框框之内。

体制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基本架构或核心内容石仲泉2006
年的概括最为简练：“中国共产党85个春秋的基本历程，也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
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思想的
三大理论成果。”三个历史时期指1921～1949年民主革命时期的
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1978
年到2006年的28年。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指中国共
产党终于找到有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和终于找到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最早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两大理
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官方文件，是1995年由中
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纲要》，那时对第二大理论成果的表述还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正式地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
这一概念是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三大理论成果”
则是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
话中定了调儿的，三大理论成果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又
加上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有了“两次历史性飞
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提法。这确实就是体制内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基本架构与核心内容，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基本认识。其他则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围绕着这个基调演绎的结
果。学者在细节上可以添加不少具体论证──这可参照姜长青的“综
述”，但是在价值评价、历史分期、成果认可上，这却是原则性的基
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完全可以是大
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也是可以做出许多新文章提出许多新看法的领
域。体制内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水平低下，主要原因一是这个领
域被要求必须密切地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保持一致，任何原则上的不一
致都会被认为有问题，不能在平面媒体上正式发表，即，这个领域被
严密地划定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圈儿内。二是这个领域是个铁饭碗。一
方面由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学术水平被执政党最高
领袖的思想水平封了顶，因此在这个领域滥竽充数太容易，因此滥竽
充数者也就太多，久之，体制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就基本
上闻不到学术味儿了。一旦思想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就会讲出
许多新话来。例如刘伟发表在已经被封掉的电子网刊《世纪中国》上
的《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汉化逻辑综论》一文，就是一篇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很严肃也很有思想性的文章。文章还只限于
研究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特征时，作者作出这样一些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名义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化的──其特点为带有中国辩证法和唯意志主义的特色──马
克思主义。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以会具有上述特征，则起因于苏联
的改装、理解的片面、革命的压力、传统的力量、农民的现实、终极
（共产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必然实现）的诱惑以及
领袖的魅力。其实在这个领域，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里，如
果学者能跳出第一层圈儿，站到第二层圈儿或第三层圈儿允许的范围
内，就算超不过毛泽东的水平，超过江泽民的水平还是比较容易的。
1999年，笔者曾打算以《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独到贡献》为题作博士学位论文，大纲当时已经通过导师的审
阅。论文准备涉及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方法论上的异同，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哲学背景的关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背景
的关系，毛泽东哲学强调主观能动性、实践、辩证法与西方马克思主
义强调主观能动性、实践、辩证法之异同等等。但是由于非学术的原
因，笔者被取消了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资格以及博士生资格。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2006年
6月17日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举办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理论局局长
路建平讲话中指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回答和解决
的可以概括为三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能否解决好
这三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
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人今天
能否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确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生死
存亡和长治久安。而实现这种超越则不能回避、必定涉及如何看待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从上面所谈到的中国大陆体制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状况
来看，除了已经提及的那些限制其水平的原因，没有庐山之外看庐山
的视角，即不能站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又能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是其无法达到真正的思想和学术深度的最重要原因。大家都站在庐山
之内相对最低处，抬头仰望着群峰争秀：马克思恩格斯的至高峰、毛
泽东一辈的次高峰、邓小平一辈的中高峰、江泽民一辈的小山丘，怎
么可能把惊心动魄、意蕴深邃、千曲百折、充满失败与成功、阴霾与
辉煌、坎坷与悲壮、经验和教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戏都看
透看全看明白呢？

在上一篇，我们已经从中国思想特点的角度论及为什么进入近代，中
国日益衰败、辉煌不再的原因。如果能以跨越时空的大度胸怀来看，
以千年为周期计，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落可以看作是一条正弦曲线从
唐宋时期的顶峰下滑过代表世界平均状况的水平线，继续下滑直至谷
底的过程。而西方发展的曲线与中国恰好形成对照，我们上升时，它
在下降，而我们下降时，它在上升。这种大眼光使我们不会陷入一种
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自卑，因为我们落在人后，只是300年之一小
段。但是具体地看，我们现在正处在由低谷艰难爬出，向上攀登的过
程中。我们已经直觉地抛弃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束缚我们思想
捆绑我们手脚的绳索镣铐，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的过程
中，才展示出让世人震惊的创造奇迹的能力和潜力。就象一个由病危
状态经抢救苏醒过来的病人，他可以进食进水了，身体每天的改善，
都在增加着他生存的希望和发展的信心，也会给他造成一种错觉，以
为他已经完全康复了，不存在进一步地“治病根儿”的必要了。所谓
“直觉地”，就象本书序言篇中所说，我们的掌勺大厨已经在为马克
思主义的包子换新馅儿，但并不是出于理性自觉，而是出于一种中国
人特有的“务实”的生存惯性。所以，我们必须十分理性地从理论上
而不只是直觉地搞清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到底何由而来，何物所是，
何功何过，何向所去，我们才可能在21世纪明明白白地创造出我们民
族的新世纪辉煌，才可能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进步事业中一个健
康而可靠的动力源。

┌────────────────────────────┐
│　历史地成为了或成为过现实的思想，其能成为现实都有使它　│
│　由思想变为现实的历史条件。本书在《探源篇》中，已经谈　│
│　到过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思想的特点及长　　│
│　短。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也是人类思想之树上的一个必然　│
│　之果，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并化出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来，也有其必然如此的历史原因。而这历史原因，还不能归　│
│　结到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唯物主义历史观──即生产力发展导　│
│　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进而导致了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　│
│　相一致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得出的结论上去。中国人　│
│　之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因　│
│　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必然性中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因，　│
│　有文化和思想的原因，有实践和心理的原因，有接受主体的　│
│　主观能动的原因。　　　　　　　　　　　　　　　　　　　│
└────────────────────────────┘

袁红兵的一个观点在鄙弃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非常有代表性：“20世
纪上半叶，以暴力和仇恨为图腾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文人引入神
州。这批中国文人竟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属于一位德国失意文人
的理论，取代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他们首先在命运偶然性的佑护
下，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实政治领域中最强大的存在，继而又同魔
鬼一起推动历史之轮，轧过辛亥志士的政治遗产──中华民国，把马
克思主义锻造成中国现代专制之魂。”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能起作用归因为中国文人的愚蠢糊涂，靠了一种历史偶然而得以实
现。这种见解至为肤浅，因为它除了发泄对于专制制度的愤怒，根本
无助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却正好可以验证邓小平的那句话：
“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鲁迅自己的文章中不乏尖酸刻薄的雅
骂，但是他说的“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意思是“辱骂与恐吓并
没有使人改变思想原则、立场的力量”──却是一个事实。

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安德采伊．维尔布兰在分析斯大林主义
的起源和本质时认为，沙夫等人所持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落后的
经济结构是造成其扭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并没有很
恰当地说明这种落后状态的影响。“落后状态和它的社会后续影响已
被证明是强大的和提供动机的推动革命的力量。在不落后的国家中，
要么根本就不发生革命，要么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而在落后的国
家中爆发这样的革命却是根本上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成功相对来说
是简单的和有把握的。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生这种革命之后朝着
斯大林主义和其他主义形式的极权左倾专政方向发展，同样也被证明
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的发展其实大大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他们确实曾提出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预见，然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
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
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
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
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
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
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主要的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
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
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
活动场所。”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

资本主义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其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盾有所缓和，然而殖民地国家和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却因此而遭到掠
夺而增加了苦难。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是这些国家的
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帝国主义的对
外的野蛮侵略扩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实，其对
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侵略的哲学根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实质上是
一种强盗逻辑，也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实质是
主张：某些种族、某些国家是优秀而强大的，因此根据弱肉强食、适
者生存的丛林规则，它们有资格有权利压迫、奴役、统治甚至消灭所
谓的劣等而弱小的民族和国家。这是一种反人类普遍价值、反人道主
义的兽性哲学、是鼓励人吃人之道。如果以仁爱之道去对付这种野兽
般的吃人之道，那就是犯了东郭先生救狼或农夫用体温去救冻僵的毒
蛇的迂腐。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阐述过的劳动阶级和民
族范围的暴力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于
其文明程度、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程度的快速提高，马克思主义
主张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暴力革命，流血革命社会发展战略，还没
等唤起民众，就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超越，因此在那些地方，就如维尔
布兰所说，暴力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或者根本就没有希望成功。然而
当西方资本主义向落后国家扩张的时候，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
绝对不可能仁慈地以把这些国家变成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他们
的竞争对手为目的，而必是以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的，因此
很自然地它们就站在了维持这些国家落后的统治者的立场上，或者就
成了直接的殖民主义者。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先前所受压迫不但未
减，反而翻番，受到落后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帝
国主义在自己的国家里已经在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然而在落后
国家里，他们却千方百计地帮助维持落后的封建势力、军阀势力的统
治，因为这对他们实现其掠夺目的最有好处。这就使这些落后国家的
人民沦入比先前更悲惨的境地。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是帝国主义的侵
略成了引发这些国家的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暴力革命道路的必要
性。因此也如维尔布兰所说，在这里，革命根本就不可避免。因为这
些国家的人民还处于周扒皮式的统治之下，因而改变自己的悲惨命
运，较易采取造反的方式。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是由连年的战
乱、政府的瘫痪、军阀的掠夺与卖国及其封建的专制统治造成的。整
个国家，怨声载道，几乎没有一个阶级、阶层能安于现状，没有一个
阶级、阶层能看到美好未来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开花结果的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大放异彩，为
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
义下解放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尽管如此，一个几千年文明滋养起来的礼仪之邦的中国，放弃几千年
传承下来的君子之道而向西方学习，一步一步地学到其对付强盗的上
乘武功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蒋百里的概括与毛泽东的概括虽表述
不同，却同样以历史的真实过程揭示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
历史必然性。

蒋百里把自鸦片战争至“5．4”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分为
船坚炮利、变法维新、立宪革命和“个人”“社会”等四个时期。他
的概括颇为形象，也颇能说明问题：

有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事实，而第一期之思想起；其结果为北洋海陆
军之创造。有甲申甲午之事实，而第二期之思想起，其结果为戊戌之
政变。有庚子之事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第三期之思想
起；其结果为辛亥革命。有世界大战山东条约之事实，而第四期之思
想起。以言乎事实，则皆失败史也。有铁甲船，有制造局，船则坚
矣；炮则利矣；而终不免甲午之难；则曰事固有较船坚炮利为更要
者。既而科举废矣，学堂开矣，而内政外交之失败也如故；则曰事固
有较变法维新更形根本者。清室亡矣，议会开矣，而内政外交更不如
前。……以言乎思想，则又一进步史也。譬之建筑然：第一期见其局
部焉，强取之以为装饰品，美观而已，无当于事实也；既而第二期，
则见其外观之全体，知全体不改造局部亦无所用也；第三期则见其结
构之方案焉；第四期则见其内部之原料焉；然后知建屋必自备原料
始！然则此后之发展，必有更深刻，更实在者也，此又一有希望之将
来，而促吾人以努力前进者矣。”

如果说，蒋百里看到中国人学西方学到“5．4”时期，已经进展到对
“个人”“社会”问题的认识，预言了中国人将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
可能性。毛泽东到1949年对中国学西方一步一步地学到了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的概括，就是对这个过程的总结了：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
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
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
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
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
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
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
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
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
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
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
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10月革
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
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
林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
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
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毛泽东的总结是相当符合事实也是相当精炼的。那时，不仅中国自己
的经历渐渐引起中国对于西方之路的犹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
两个阶级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使
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由崇拜而趋于破灭。第一次世界大
战把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
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人们真实地得出资本主义制
度已经丧失光明的前途的印象。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崇拜西方
文明的中国人和许多以西方文明为骄傲的西方人一样，看到了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启发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
分子另寻中国出路的话，那么，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
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世界时表
现出来的丑恶的“奸商”嘴脸，就使进步的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帝国
主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就在当时最前卫
最激进的中国人心目中破灭了。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仅三天后的11月10日，上海的
《民国日报》就刊载了这一消息。次日《申报》、《时报》、《晨钟
报》也对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做了报道。但是当时的反响并不很大。
因为大家当时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
动上。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所思、嘴上所议、笔下所写都还是如
何通过他们的大声呐喊，唤醒国人从封建主义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为
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准备思想条件。到了1918
年7月，才有一篇试图揭示十月革命影响的文章公诸于世，这就是出
自29岁的李大钊之手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
锋战士，用与呼吁创造青春之中华同样的激情写道：“法兰西之革命
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
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着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
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革命之彩色者
也。……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今日之精神，为爱人
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
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他提出，我们对待10月
革命，“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
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
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虽然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理解
存在着将其人道化的倾向，然而却也证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毕竟为进
步的中国人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蔡元培在
1918年11月27日，发表了“劳工神圣”的短文。他提出：“我们不要
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
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
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
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被理解为人道主义胜利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思想界的震撼，使近代以
来进步的中国人还没有置疑过其真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与此
相关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受到怀疑。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指
出：“看啊，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
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
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
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
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解决人口问题
的，都是说马尔查斯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
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所以
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著人种的
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
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
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
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
也可以足用了。……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
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
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

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李大钊的《新纪元》不相前后，陈独秀此
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理战胜强权”也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什
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
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
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
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从陈独秀这里对强权与
公理的解释中，我们也可看到中国人在向西方“老师”学习过程中，
信以为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弱肉强食是天演的公例这一信念动摇
了。然而直到“5．4”运动之前，陈独秀等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仍然
对法、美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对德、日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另眼相
看。美国总统威尔逊被陈独秀看作“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而直接扶
助中国军阀的日本首相内寺则被他看作“世界第一恶人”。可是到了
1919年5月4日那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
用》，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
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
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
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表现的正是当时
中国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标志着他们开始将
求索的眼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而在
“5．4”爱国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弱小的工人阶级，则为正走向马
克思主义立场的一些进步的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提
供了社会的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自由
主义的思想基础出发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
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出发
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同样，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还是在中
国，都有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坚守
了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普遍人类价值原则，另一方面则坚持了改良的而
非暴力的改革社会的方法。但是，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
的暴力革命的方法没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则没有实现的可能。中国人接受并实行马
克思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设想的逻辑──既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
度产生的要求，也不是象马克思设想的东方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一种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不造反就不能活的历史现实所致。虽然出乎马克思的
设想，这个过程却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更不是一些文人的主观好恶导
演出来的历史恶作剧，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无法逃
避的必然。

虽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以物观之”，即从客观条件看，反映
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然而，马克思主义能被中
国人接受，能被中国化，还有其文化心理条件。而接受并在中国运用
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外来思想所需要的文化心理条件，还必须是贯穿
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雅俗文化之中，而既不能是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
精英层，又不能是只存在于多数底层劳动群众层。而中国历史悠久五
千年延续未断过香火的民族文化恰恰给这样一种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
了条件。不同的是，此前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同化，基本上是以居高
临下的俯视的视角和包容的态度溶解于自己之中，而对于来自于西方
的马克思主义，则最终采取了一种高山仰止的心态，并运用马克思主
义不但把本民族的文化掐根断干而且把其他同是来自于西方的种种主
义，尽踩脚下。

那么，中华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有哪些呢？

首先，从信仰方面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无神论唯物主义。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宗教传统使马克思主义
的无神论传播困难，信仰耶和华“你唯一的神”与信仰马克思主义这
种无神论思想体系泾渭分明，几乎不能两立。中国社会在雅文化层面
的主流信仰是非人格神的又包容人格神的“道”，以道观之，有神论
与无神论都可理解。老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道家思想与儒家思
想，虽然在对“道”的理解上不完全相同，但是，都认为“道”即天
道，代表了对人来说无限、自因而能动的终极实在；一切人相对来说
可作经验式理解的人格神、自然力、客观规律、社会规范都自道出，
都可以体现道，都不出道的涵盖范围并都受道的制约。在俗文化层
面，虽有大众对人格神的信仰和崇拜，但是这种信仰一般是经验功利
型的──保佑生子、发财、健康、仕途等等，所信仰的神是多神之一
或多神中的一些神，因此（1）由于信仰对象是具体的，而不是唯一
的至高神，使信仰者不是把其当作自己人生意义终极寄托的终极实
在，这给接纳一种诸如共产主义理想作终极意义预留出空间。（2）
当信仰不能带来现实的好处时，神就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信仰
者可以把这些神放在一边，而去追求能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
的其他方法途径。雅文化层面对“道”的信仰，俗文化层面对神持经
验的功利性信仰的习俗，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传统在中国人看来
并不是异端，更不是大逆不道。如果它能帮助中国人解决现实的问
题，中国人就会象对待各种有用的知识那样接纳它，而不会采取排斥
的态度。

其次，从对个人或群体选择的主导价值取向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
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群体利益高于个体权利的价值取
向。西方文化的两希传统──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希伯来宗教传统──
在自然法上交汇。而自然法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天赋权利的思想前
提。以自然法为形而上学根据的西方法律系统以及人文思想传统，其
主导价值取向都是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群体价值一定要体现为每
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因此人文思想和法律制度都侧重于维护个人权
利。而人类生活的道德维度则由信仰支撑，并由宗教组织来操作。在
上帝面前人是平等的，在自然法面前人也是平等的。文艺复兴之后，
伴随着近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伴随着基督教教会原有的绝对权威的
瓦解，形成了越来越强越来越自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与此一致越来越
健全的以保护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法制系统。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价值至上形成一种抵制力量。而中国文化所信仰的“道”虽然按照老
子的阐述，也是“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与“自然法”中的“自
然”一样，也是指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终极实在，即一种人类价值
的形而上学根据。但是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法律作为价值终极支撑
的“自然法”的最大不同则在于，“道”所展示并强调的重点不是人
的天赋权利而是人应有的道德。而在等级的社会生活中，对人的道德
的强调，在中国渐渐演化成了一种尊卑有序、群体利益高于个人的价
值导向。忠君爱国，强调“毒蝎蛰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
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
唯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
生，仁人之心安矣。”这种群体高于个体的价值选择，相对于西方影
响至深的个人价值至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集体主义显然不是障碍而是一种方便。

第三从思维方式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的认识方法论。西方哲学传统是重思辨、重实体的。其包括哲学传
统与科学传统在内的理性主义传统都有着突出的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的
倾向，并且都重理论推演而轻视生活实际。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
证法思维传统，从实际出发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品质格格不入。
而中国哲学从轴心时代已经定型的思维倾向，就展示出明显的务实
性、辩证性。西方人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很困难，可中国人
对于辩证思维可以说早在知道黑格尔、马克思之前就已经驾轻就熟，
对于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及历史辩证法没有任
何理解上的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
阶级分析》中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
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简简单单一句话，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谛，即要解决复杂的问题群或矛盾群时要运用
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要找首要问题，要分清本末。这并不是马克思
主义教给毛泽东的，而是毛泽东在中国思想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辩证思
维习惯。

第四从社会理想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
产主义社会理想。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中明确地说，天之道是
“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在《论语》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
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而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
中则有对以财产公有，政治清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人的道德水
平普遍高尚的大同社会的更加清晰具体的描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
　　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后，大同理想就作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社会的目标成了
他们评价社会兴衰、设计国家发展战略、针砭时弊、为国家统治者谏
言，为自己人生确立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到中国近代，大同理想
则通过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革命实践而变成越来越具有对改造
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直接指导性的思想内容。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
件《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对“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
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
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筹划，在洪秀全的
《原道醒世训》中有对《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描述的全文引
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
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
乱”进为“升平”（小康）再进为“太平”（大同）。他提倡“去国
界，合大地”，要求消灭国家，而且他把他的“大同”社会建立在高
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大同书》还重视教育，提倡男
女平等和婚姻自主，肯定了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等伴
随着近代西方社会的进步而突显的人类普遍价值。孙中山则始终把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明确地提出，其“民生
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的民生
主义的重要原则是均贫富，使人人都能获得经济的平等地位。而他设
计的实现民生主义之大同的具体途径则是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
资本”，逐渐达到“土地国有”，实现人人有资产、人人有事做，人
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明确地
以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
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
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大
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明显的亲和性，中国受过传统思想以
及近代进步思想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不困难。
西方人也有理想国的思想资源，但是基督教的理想国是在天上不在人
间；影响至深的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本身是将社会等级制度合理
化了的，实际上不是大同社会。文艺复兴后虽然有托马斯．莫尔的
《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公有制社会的描述，卢梭对私
有制的批判，但是，终于由于倡导个人价值至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
的兴起，由于适应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潮流而成为信仰主
导的基督教新教信仰传统的支持，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大同
理想终未能成为社会主导的思想、价值观。自由主义着力论证私有财
产的进步意义，私有财产被认为是个人获得自由权利的社会基础，也
是进步的第三等级反对皇权专制、教权专制的重要内容。作为马克思
主义重要思想资源的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思想基础并非柏拉
图的等级主义，而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对于
人类普遍价值越来越深入的理性自觉，是人道主义。与西方相比，中
国的大同理想从孔子时代直到20世纪初期2500年间，均贫富、等贵
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
直未曾断代的一脉相承流传下来的人间社会理想。

第五，从对社会革命的心理承受力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郭罗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
为中国人所接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
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中国人对夺取政权、成
为统治阶级最容易产生激情。欧洲的传统和中国不同。中世纪的农民
暴动，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
争。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
接受的，但中国的农民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西方强大的基督教信
仰传统，使“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人在世间受苦是人固有的命
运，人真正得救是要忍苦行义以期在末日审判中升入天堂。“有人打
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虽然老子也曾明确地提出过与
基督精神十分神似的“报怨以德”的主张，但是中国人更加普遍地接
受的却是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思想。在漫长而连续的中
国2千多年大一统的皇权统治史中，通过农民暴力革命夺权政权的史
实被认为是符合天道的天经地义。从陈胜、吴广领导的向秦王朝的暴
政抗议的农民起义到东汉的张鲁创“五斗米教”来号召农民造反；从
北宋末年的宋江以“替天行道”号召农民起义，到清趄末期洪秀全以
太平天国为号召的农民造反，“暴力革命”一直被认为是达到均贫富
等贵贱社会目标的政治手段。当一个封建王朝走向没落时，人民举行
暴力革命被认为合情合理。农民起义是为旧王朝送葬时敲响的丧钟和
为新王朝诞生燃放的喜庆爆竹。造反固然是铤而走险，然而成者王侯
败者寇，一旦成王，起义领袖就由造反者变成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
据史载，黄巢起义、朱元璋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及洪秀全的
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的暴力革命，都有滥杀无辜的血腥记录，然而如
果革命成功，做了皇帝，那就会变成新朝皇帝、真龙天子。刘邦、李
世民，朱元璋等被正史记载卓有成就的开国皇帝都是从造反起家。这
种中国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真实，使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

上述五种文化心理因素，使得中国的被压迫人民比任何其他民族的被
压迫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更加容易。

已经有不少涉及毛泽东个人思想历程的研究成果。大陆的这类研究成
果，虽然多数仍不能越过1981年11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规定的毛泽东研究的雷池，但是实际上，
涉及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研究不能出深刻的思想成果，却不能怪在《决
议》设定的框框上。因为《决议》虽然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失
误定了调，却留下了一块未设禁区的毛泽东早年思想研究的空白。这
个领域没有深刻的研究成果，主要原因是学者浮躁的结果。而海外的
毛泽东研究虽然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禁区，却多是停留于感性的层
面。以一种后推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切灾难，推出毛泽东
领导的错误；从毛泽东领导的错误，推出毛泽东的人格黑暗；从毛泽
东后来的人格黑暗，毛泽东一无可取。这种态度缺乏历史眼光和超越
胸怀，同样无助于我们理性地吸取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经验和教训。
笔者见到的海外中国人或中国人在海外写的毛泽东传之类的文字，从
已故的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到流亡西班牙的作家、诗人黄河清，
直到最近出版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驻英女作家张戎，
虽然收集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不可谓不真实，但是由于他们把毛泽东
定位于一个后来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来痛砭毛泽东，而不是把毛泽东
同时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镜子来理解毛泽东，因此其论说都
停留于情感的层面；所用史料恰恰忽略了对毛泽东本人著述的研究。
比如黄河清认为：“从毛泽东自己以后几乎不提在北大图书馆做过
事，可推证毛泽东是羞于、耻于回忆这段往事的。”“毛泽东在北大
的情结种下了以后打击、侮辱、摧残知识分子的祸根”“假如北京大
学早早聘请毛泽东为名誉校长或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也许1949年以
后中国大陆的历史会重写，起码，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遭遇不会这么
悲惨。毛泽东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比历朝历代厉害千万倍。这到
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知识界不把他放在眼里！”笔者至今还未
曾读到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全书，读过一些关于这
本书的书评以及朋友寄来的这本书的部分上网章节。从已经看到的
1893年毛泽东出生到1930年之前的近二万字的内容和马健等关于这本
书的书评，可知道这本书的主调是，毛泽东“的一生从头到尾就是推
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复辟了封建君主制。”

更有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虽然以一种深邃的历史透视眼光，提出著
名的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三峡”之比──即“中华文明号”大帆船从
1840年鸦片战争时起，所经历的是“这两个转型世纪”，我们的民
族，通过这条历时200年的历史三峡，顺流而下，一路上我们的传统
艄公和西式舵手，又逢滩必换、遇峡即改。顽固的艄公、幼稚的舵
手，才能不同、个性迥异；把舵争权，又各不相下。以致逢崖触礁，
遇滩搁浅。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党，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弄得船
翻船漏，溺尸如麻。其是惨痛不堪！大难不死者，算是命大；沉尸江
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然而，他提出的毛泽东所
以能当舵手的原因，由于缺乏对毛泽东思想资料的深研，却主要归结
到毛泽东的个性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袖相比，

“一，毛比家长陈独秀更为‘坚定’。陈教授说理，舌灿莲华；一挫
　　败便成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这位诗人、名士、苏州才子要‘扎实’得很多。秋白
　　拿笔杆都有轻飘之感，漫说拿枪杆也。
三，毛比李立三‘稳重’。我的中学校长邵华先生，曾偕李立三晋谒
　　段祺瑞。邵便批评李太‘莽撞’。
四，毛比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等更为‘实际’。毛批评这些国际
　　派为‘头重脚轻根底浅’，也近乎事实。
五，毛比周恩来‘毒辣’。毛或有杀周之心，而周断无篡毛之念。
　　‘无毒不丈夫’，周总理太谦和了。
六，毛比张国焘‘狡猾’。张有夺权之心，而无夺权之术。搞权术，
　　毛为教授，张小学生也。
七，毛比刘少奇‘自私’。刘有妇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爱（此为张
　　国焘对刘的评论）。
八，毛比林彪更‘奸诈’。林在党内有奸诈之名，视毛则瞠乎后矣。
　　林为孙悟空，毛则如来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等职业军人更有‘政治
　　头脑’。
十，毛比邓小平‘高大’。毛是汉高祖，邓则是搞‘非刘氏不王’的
　　萧曹二相国和周太尉的综合体。”

笔者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曾应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人大》
约稿写成一篇《史鉴人鉴毛泽东》，但是经把关的人审查不能刊登，
后以《以毛泽东为镜》为题发表在在2003年12月27、28日美国东部中
文报纸《自由时报》上。在这篇小文中，笔者提出：

　　毛泽东可以是我们的史鉴，他身上浓缩地记录了我们中国20世纪
　　的历史，他领导我们走过的历史中的曲折与顺利、经历的成功与
　　失败、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现在和今后都是极可宝贵的精
　　神财富。

　　毛泽东可以是我们的人鉴。他的一生所诠释的一个人可以达到的
　　辉煌与极限、对历史和社会能做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他的
　　事业上的成功与个人生活中的不完满等等对于我们认识人生、认
　　识自我以及自我人格的塑造可提供内容极为丰富的参照。

　　毛泽东可以是我们民族文化之鉴。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环境中
　　成长起来，他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透过他我们可反
　　观我们民族性格的长处与短处，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与弱点。

　　以毛泽东为镜，他对于我们的意味就将不仅仅是或不再是追随的
　　偶像、学习的榜样、颁布真理的先知、引以为骄傲的民族伟人、
　　或者情绪发泄的靶子，而将是一个真正能使我们获得自知之明进
　　而减少我们今后实践中的盲目性的宝鉴。

笔者在文中提出，要使毛泽东研究真能提供给我们一面不走形不变样
不失真的有价值的镜子，前提是我们需要一种人类普遍价值，而不是
一党一群的价值作为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具体
的、全面的、系统的眼光去研究毛泽东，需要自觉地做到毛泽东的历
史作用与中国现代史主题、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毛泽东的整个
思想过程──即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毛泽东理论中的思想贡献与
理论失误，毛泽东人格中的人品维度与性格维度，毛泽东的人格和他
的理论，毛泽东的人格、理论和他的历史作用等六个“统一”。

以毛泽东为镜，我们从他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看到的就
不止是一个知识青年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过程，而是还能看到这个
过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从他十四、五岁时读到郑关应的《盛
世危言》时算起至1920年12选择俄式道路，并接受唯物史观，十多年
的时间里，由于中国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提供了各种思想
同时存在、竞相粉墨登场的条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过程可说是以一
种大写意的方式个性化地、浓缩地再现了中国从晚清至近代至现代的
思想发展全貌。他从尊重皇权，不反对帝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
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
“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
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的糊涂“政见”，到拥护资产阶级推翻帝制的革
命，决心参加革命军，又到热情关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从落后于
时代进步思潮，到成为时代进步思想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从青睐改
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几乎中国近现代进步知识分子
改变中国命运操演过的十八般武艺，他都曾琢磨并加以尝试。而毛泽
东在30岁之前从中国腹地湖南的小山村走出，经县城、到省城、再到
首都北平以及当时中国工商业和对外开放最前沿之地的上海，短短不
足十年的经历，使他几乎在空间上也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所有具体情况：从中国落后的湖南小山村，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前
沿城市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

毛泽东早年思想起步的出发点，与当时几乎所有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
一样，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亡国灭种的危
险背景下的爱国主义。1910年4月17岁的毛泽东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
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后，
爱国主义的情节与挽救国家命运的理论思考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
19岁时毛泽东在其题为《商鞅徒木立信论》的作文中，以知识阶层的
视角，把“国凡蹈于沦亡之惨境”归因为“国民之愚”。1915年，他
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的诗
句；针对对袁世凯卖国行径，在《明耻篇》上题词“5月7日，民国奇
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在以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
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初期，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但是直到1917年8月他
的思想却还并未达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锋
们水平。当时新文化运动明确张扬的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强
调“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主张“由民”（by people），不
承认打着为民（for people）幌子的救世君主、圣贤。这种科学精神
最突出地表现为认为一切都是进化着的，过去的“真理”要接受新的
挑战。而毛泽东此时却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
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
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
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不神奇，不知并无
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
而何谬巧哉？”与此一致，他认为当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寻
找“大本大源”，用以发动世人之心，所以“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
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
之思想。”所以他也不同意当时广为流行的反映进化论的“今日之我
向昨日之我挑战”的主张，认为这是“误尽天下”的肤浅之论。他认
为，不得大本大源，整个社会都会陷入盲目，而要扫愚驱盲，则“非
普及哲学不可。”不论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主张落后于新文化运动有多
远，就其所具有的哲学思想能力和水平，就其明心见性的程度而言，
当时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24岁的毛泽东，已经超出了当时北京大学
的学者型或学究式的教授们所及。在哲学上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人，根
本不可能再把学究型的学者的蔑视当一回事的，那些学究自以为了不
起而表现出的傲慢，在毛泽东眼里，肯定是可笑的，而不可能成为日
后他“报复”知识分子的仇恨的种子。这种推断把毛泽东看得太俗
了。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追赶上时代进步潮流的呢？从毛泽东留下的文
字资料看，他作于1917～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已经表
明，他明确地放弃了圣贤崇拜，而代之以一种个人价值至上的“唯我
主义”，从而大步跨越到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他提出“宇宙可尊者，
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个人与团体、国
家、社会的关系上，从空间上看，他认为：“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
也，宇宙亦个人也。”从时间上看“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
国民而发生也”。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看：“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
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
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
织，人类之结合。”他强调“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
而存，……故几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
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
也。”进化论的主张此时也为毛泽东接受：“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
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如何改变中国社会，他说：“吾
意必须再造之，使其为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
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青年毛泽东此时的思想显然并未定
型，然而由于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与不倦求索，使他正是从这时
起，成了中国最进步思想浪潮的“弄潮儿”。此后他所经历的每个思
想阶段，都具有了中国当时最前卫思想的典型意义。

1919年的“5．4”运动开始了一个蒋百里描述的“个人”、“社会”
时代。相对于中国自己民族的思想遗产来说，强调个人价值至上的自
由主义思想，与强调社会改造为当务之急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可谓是
进步的新思想。“5．4”运动之前，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
把十月革命视为应“翘首以迎”的“世界的新文明”，“5．4”运动
之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则具有了汹涌之势。然而，强调个人至上的
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左右着许多进步的中国知识分
子的思想，毛泽东亦然。虽然毛泽东在其创办的《湘江评论》中，已
经提出“吃饭的问题最大”、“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最强”的主张，不
知不觉地已经扫尽了曾有的“仕”之清高、君子救小人的立场、以自
我为中心追求价值实现的倾向，而走向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然而其
用来认识社会的思想原有结构或图式却仍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普遍主义为主导，而远非阶级主义的。即从中
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文化中接受的强调每个人的价值的人
性论，是“5．4”运动以后毛泽东的思想主流。他强调“现代学术的
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
……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
此。”他评价为反抗包办婚姻自杀而死的赵女士时，特别强调她的人
格自由、意志自由。他在李大钊等与胡适围绕着“问题与主义”展开
热烈争论时，于1919年9月1日，发表了一个既主张研究实际问题，又
主张应当研究“主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而其中对“主义”的
分类，不是根据于社会意义，而是根据于学科分类，如，“哲学上之
主义”、“伦理上之主义”等等，表明他在李大钊和和胡适之间更倾
向于接受的是胡适的主张。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以暴力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之间，他更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
者。他说马克思采取的方法是面对压迫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拼命地同
统治者捣蛋，而克鲁泡特金则采取温和的办法，“不想急于见效，先
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
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毛泽
东当时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1）我们承认
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
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2）用强权打倒强权，
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他“主张群众
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
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
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代表了当时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情况。
让中国这仁义礼智信熏陶了几千年信奉着天道至公德治天下的书生接
受个人价值至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只是一个在人权方面的思想扩
展，而相比之下，接受暴力革命为天经地义就意味着彻底否定老祖宗
传下来的普遍伦理，这要求一个思想的质变。如果把前者比作改建一
所房子，那么后者就堪比烧掉一个宅院。那么，中国第一代的马克思
主义者，当时最优秀的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上了这个台阶的
呢？毛泽东的经历也是有代表性的。

不接受“流血革命”，而更看重建设性，毛泽东很自然地曾青睐“新
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并计划在岳麓山上
建立一个亦耕亦读，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新村”；他也曾与陈独
秀等联名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想通过“耕读新村”、“工读互助
团”等形式在旧社会包围之中树立新社会的样板，使全社会都来效
法，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李大钊此时也曾热衷于“工读主义”“互
助主义”的宣传。但是，所有这些新村、工读互助团等，或停留于纸
上谈兵，或迫于经济等实际问题而不了了之。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因
为当时的军阀专制统治决定了这种实验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但是作
为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这标志着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们尝试着
将“主义”运用于解决“问题”；而且其价值取向上显然是社会主义
的而超出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范围。李大钊意识到“经
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毛泽东则提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
经济制度”。

空想的社会主义实验不能成功，于是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们就进
一步深入到发动群众进行实际的“呼声革命”。从1919年6月至1920
年11月，毛泽东亲自参与组织了两场“呼声革命”：一是驱逐皖系军
阀张敬尧出湖南的“驱张运动”，另一个是“湖南自治运动”。驱张
运动是“5．4”运动在湖南的继续和深入。张敬尧是一个极反动的封
建军阀。在他任湖南省长和督军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向帝国主义出卖
厂矿，纵容军队烧杀抢掠，搜刮民财，“5．4”时他查封进步报刊，
解散学生组织，用武力镇压学生和工人焚毁日货的反帝爱国行动。驱
张运动几乎采用了所有“呼声革命”的手段：“组织平民通讯社”，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到段琪瑞的总统府、国务
院七次请愿；组织罢课、静坐、示威，演讲等等，但是张敬尧却无动
于衷。后来由于直、皖系军阀之间的武力冲突才使张离开湖南。

自治运动当时在全国都呼声甚高。地方军阀，以章太炎、胡适等为代
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激进的带有
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运动。地方军阀把“自治”作
为保全自己地盘的冠冕堂皇的招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将其作为架
空北洋军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有效途径；陈独秀、李大钊、
毛泽东等虽然也对“门罗主义”和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感兴
趣，但是他们更强调的是“人民自治”。陈独秀提出“不要被动的官
治”，要“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李大钊反对“还要一个本省的人
来治大众”，而主张争人民大众的“省自治”。毛泽东提出，“湖南
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此时毛泽东虽然向往十月革命
那样“彻底的总革命”，但又认为中国缺乏“相当环境相当条件”；
尽管对“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的俄国革命方
法有所认识，却仍未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进行劳动阶级
的“流血革命”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仍希望以较小的代
价，以无血革命的方式推动社会改造。他们选择了“打破没有基础的
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的办法，认为民国成立以后，种种政治
改革，愈闹愈糟其原因是国家“上实下虚”，没有基础，所以改革应
当先从小地方的建设着手。而小地方的人民民主权力的获得，又是通
过“呼声革命”使各地方统治者让出一些权力。在通过局部改革实现
总体改革的步骤设想上，毛泽东等与胡适等是一致的，但在改革的具
体目标上，他们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一是要建立一种以普遍人
类价值为底线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一是侧重于争取劳动阶级的权利。
这种“呼声革命”也是注定不能达到其目标的。

上述这两种毛泽东亲自组织发动并投身其中然而未能达到目的的“呼
声革命”，使毛泽东认识到，对付专制的权力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
式。为了驱逐有枪有权的张敬尧，毛泽东“希望孙中山用武力支持驱
张运动。”这表明“呼声革命”中遇到的挫折使毛泽东放弃了把强权
者看作“同类”的普遍人性论。而“自治运动”则显示了毛泽东等进
步知识分子对于人民政权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呼声革命”的失
败，使毛泽东觉悟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
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驱张’和‘自治’不是我们
的根本主张”，并开始考虑“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
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同样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和社会实践也促使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
等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
张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奏效有了清醒的认识，陈独秀在作于1920年9
月的“谈政治”一文中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
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李大钊1921
年3月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说，中国实业确有振兴之必
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其谬已极。……中国不欲
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大钊认
为，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才可能集中起中国的物力财
力，才能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在1921年1月明确主张改造中
国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
法。”对蔡和森关于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为
手段获得政权的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说，“唯物史观是吾
党哲学的根据……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
革命。”

毛泽东在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面对解决中国社会问
题改良的或改造的两种主张，他明确赞成“俄式”，即流血革命的方
式。“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
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这里的“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
出自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新民学会资料》一书中的“新民学会
会务报告（第二号）”，而在1981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研究会编辑出版部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
一期增刊中和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中，同一句话都被改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
路”。编者把“一条变计”改成“新发明的一条路”显然歪曲了毛泽
东当时的意思。前者贴切地表达了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
改造之路的艰难性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不情愿性与理论准备的不足。
后者相比前者则让人以为，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远为轻松、现成
地接受了列宁发明的俄式新路而已。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谈到
他入党时没有介绍人时，还说过：“我们那时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
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中国最进步
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绝不是他们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上
述青年毛泽东在1918年《〈伦理学原理〉批注》后几乎与陈独秀、李
大钊同步的思想历程说明，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中国人接受，是在尝试
过其他不同方案，都被实践证明行不通，最后才不得已地作为一种权
宜之计接受下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是曲折的，把马克思主义用来解决
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那些知识分子，都不但是智商上最优秀的，而且
是道德上最优秀的。为什么？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成为政
治投机的手段。作为知识分子明明白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
指导从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同时意味着明明白白地放弃一切为主
流社会所承认的名利地位，意味着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生命作为实现
劳苦大众利益，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历史进步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的自我献祭。

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来自于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中国几
千年以来雅俗文化层对“道”的信仰源远流长。它既表现为“天下为
公”的大同理想，又表现为由孔子倡导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等义
重于利，德合于道的价值取向而渐渐地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对正义良
知的固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样一种于凡俗
世界中体现神圣的精神超越之途，通过一代又一代自觉地以身载道的
中国志士仁人传承下来，也潜移默化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资
产阶级维新改良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直至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立志解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无私奉献的人生事业中。从戊戌六君
子，到黄花岗民主志士，再到无数中国共产党先烈，他们显性的政治
信仰要在其民族文化心理土壤上扎根，萌生，前提是其一定被他们认
定是符合“道义”的。在西方国家，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来说，接受马
克思主义为信仰，那意味着与其原来的信仰一种决裂；而对于一个中
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实际上意味着把对“道”
的信仰具体化。

1913年24岁的李大钊发表在《言治》月刊上的《是非篇》中开首的一
段话是：

　　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豪强霸世，扼抑真机，元恶首虐，
　　僭据崇位。跼其下者，忍痛弗呻，口诽腹谤，诛夷立至，是其慑
　　之以威者；曲学阿世，创言纲纪，人心道术，为所柔敝，敢有正
　　直，嗤为大逆，是其笼之以术者。神州数千年，是非颠淆，心死
　　道丧，芸芸有众，举其本于良知、发于天性者，弗克激于心而发
　　于声，以共白于世者，政教有以戕贼之也。

这段话中出现了两次“道”字：一是说，人心道术被遮蔽；二是说中
国数千年来，是非颠倒，道早已经离开人心了。李大钊这篇短论所表
达的，颇象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天下之无道也久矣”之叹。

1917年8月不足25岁的毛泽东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造问题时，则提
出：

　　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
　　流传到今，种根甚深，强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
　　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
　　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
　　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
　　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
　　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
　一国于败亡哉？

　　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
　　……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
　　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
　　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

由上面所引的毛泽东的两段话，可以看到，他当时也如李大钊一样，
思想深处仍埋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求道、同道的自觉。社会问
题的解决，不能背道而驰，所以求道──在毛泽东当时是求得“大本
大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着急环节。人生意义的追求和实现要有一个
“立志”的环节，而“立志”的关键也是对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
的把握。

中国人的信仰特点就是，将对道的信仰体现在人的生活实际中。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信仰不止是求得个人心平气和就算
了事，而一定要勇敢地面对社会黑暗，无论进退存亡，都须以身载
道。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必须努力于改变社会苦难，解民倒
悬。表面上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被
国家统治者作为律己的信条。表儒里法，被切除了“仁爱”内核的孔
孟之道的软件与专制政治的硬件相结合，一直被作为统治的统治工具
使用着。这必然导致李大钊所谓“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久矣”，毛泽东
所谓“伪而不真、虚而不实、背道而驰”的现实。因此，在面对迫切
的民族危亡的问题时，李大钊、毛泽东们在寻求中国的出路的同时，
也是在寻求作这自己立志的终极根据的信仰。不幸的是，在他们当时
所处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透视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的误导性，
他们能找到可以作为信仰对象，同时又可以指导他们治国平天下的
“道”，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与胡适等人的问题与主义的论
战还处于进行时写下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
局限性并非没有认识。他明确地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阶级的活
动完全归结为经济有“牵强矛盾的地方”、“夸张过大的地方”，明
确地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
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
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
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对马克思主义
缺乏“内向度”的认识。毛泽东直到1921年初表示要接受俄式道路
时，还说，这只是“诸路皆走不通了一条变计”。然而，毕竟改造黑
暗中国的实践使李大钊、毛泽东们认识到“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
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而中国社会改造的需要又
逼使他们找到的“主义”或“道”或“大本大源”或“救国真理”却
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在上一篇，我们已经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适用范围时曾经指出，虽然
由于其时代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走入了以劳动阶级的价值
观否定人类普遍价值的一偏。然而在基本人权被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
的统治阶级剥夺、被肆意侵犯，又没有任何可能和平地争回自己的合
法权利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所进行的以暴抗
暴的革命就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斗争的正当性并不在于他
们要争取到统治的特权，而在于他们实质上是在争取自己本应受到尊
重和维护的基本人权的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或粗鲁阶
段对于工人阶级的严酷剥削与基本人权的剥夺的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
实。而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暴力革命斗争的历史合法
性还有多一重的理由：即中华民族要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正当
要求。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的共产主义理想以中国共产党
为组织载体在中国当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历史要求下
得到传播时，就被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秀分子接受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终
极意义目标。这个信仰对于他们就具体化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和幸福而奋斗。正是这样一种纯洁而高尚的信仰使
得不少中国共产党的先烈在专制的国民党的屠刀面前视死如归。也正
是因为几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才得以在
中国被对象化。

毛泽东在描述中国共产党牺牲的先烈时说“成千成万的先烈”，胡锦
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5周年讲话中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党建杂志》2005年刊出一篇“‘永远的丰碑’
的昭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说“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
张宏良在《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一文中说：“2006年是红军
长征胜利70周年。从那时起到现在，为了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
理想，中国共有2,800多万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洒血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这些数字无论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无疑都带有估算的
性质。然而，无法准确统计其数量的一批最优秀的中华儿女曾把马克
思主义作为他们信仰的对象，并依此确定了自己人生的理想，为发展
和实现整体的生命而壮烈牺牲了其个体生命，延长了“生命的音响和
光华”，演奏出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的历史篇
章，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

如果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使人舍生趋死，可以使人忍痛割断夫妻
之爱、亲子之爱、父母之爱，可以使人视死如归，那一定是信仰的力
量。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前所述，是第
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实践，认识到中国当时要进步别无他路可
走后的选择。而那些英勇地牺牲于北洋军阀或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屠刀
下的中国共产党先烈们，则无一不表现出他们坚定的信仰。来看看几
首他们用生命书写的诗篇吧。

夏明翰──就义时28岁──在其《就义诗》中写道：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彭湃──就义时33岁──在其《起义歌》中写道：

　　我们大家来起义，消灭恶势力！
　　如今大革命，反封建，分田地，建设苏维埃！
　　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成功！

殷夫──就义时22岁──的《别了，哥哥》是作为向他出身的那个阶
级的告别词而写出的：

　　……
　　在你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
　　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普罗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

赵博生──就义时36岁──在《革命精神歌》中写道：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方志敏──就义时35岁──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陈然──就义时26岁──写下这样的《自白》：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鞕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何敬平──就义时31岁──发出这样的誓言：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当笔者以其卒年减去其生年算出这些先烈们活过的岁数时，止不住热
泪盈眶，万千感慨。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与中华民族的
民族灾难之拯救密切统一的。对此，毛泽东明确地说，在中国，“爱
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是国际主义在中
国的实现”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是与他们个人的
无私牺牲密切统一的。如同李大钊所说：“绝美的风景，多大奇险的
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
中”。正是共产主义这个信仰使我们的先烈们，以生命的真诚画出绝
美的风景、演奏出绝壮的音乐、展示给我们一种高尚的生活模式，铺
就了我们民族从苦难中挣扎出来而通往21世纪的振兴大路。

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劳苦群众要获得自己生存的权利、中国进
步的知识分子要争得思想自由都是通往马克思主义的便宜之路。刘宾
雁曾解释过为什么那时如他一样的追求个人自由的青年人，“何以未
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
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
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
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不搞
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王若望
谈到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契机则是：“我15岁在上海一家
药厂做学徒，刚巧是1933年‘1．28’淞沪之战，激于抗日救国的义
愤，我跟着共产党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我开始给新闻报
刊出议论时局的杂文和诗歌，我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

生于1932年的郭罗基，其人生记忆是从日本鬼子1937年10月轰炸无锡
开始。1948年，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年仅16岁的他即参
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并因从事地下工作累得吐血。1949年4月24日，无
锡解放。地下党立即站出来，维持秩序，并且组织全市大游行。游行
队伍打的横幅是“迎接解放，走向光明”。

今年90岁，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接
受笑蜀采访，谈其《社会主义思想史》时说，“我那时参加共产党，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受到社会和
家庭影响，李锐说他“从小就左倾。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
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
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就在共产党。”那时，他明知道当共产党
危险，然而还是选择了共产党。他说：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蒋介石追杀。长沙“马日事变”时，我
　　在街上看见过被杀害的尸首。每杀共产党人，背上插着木标，由
　　军队带领从街上拥过，还吹冲锋军号，有的头颅还悬挂在闹市。
　　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写的“革命被挂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
　　的”。就是讲这种事。他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
　　青年朋友被蒋介石杀掉了。

当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东北丢了，冀东自治，蒋介石不抵抗。所以
那时候顾不得危险，在武汉大学闹得厉害，上街游行我是头头。

……

当年对蒋介石闹革命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说这个革命
到底应不应当搞还需要考虑。但当时没办法考虑，历史就是这样的，
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冒死选择了共产党
的中国青年，在那个时代不仅是才华出众的，而且是最关心民族前途
人民命运有高尚情操的人。而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代也代表着中国的
希望，马克思主义也恰恰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作其组织基础，才在中国
得以对象化为改造社会的实践。

著名的新儒家梁潄溟有一段堪以为证：“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共
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
亦自有一套。这距离不易泯没，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对
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
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以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
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　个人生死于度
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
心，却是相通的。”

笔者的朋友刘真的父亲刘博文（1923年～2004年10月）出生于革命老
区河北省易县一个书香之家。狼牙山五壮士、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是
在易县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在此留下足
迹。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3年。“在村支部
的关怀和培养教育下，经过劳动锻炼和反扫荡斗争，增强体质，提高
了政治觉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因为它是一支由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它代表着中国最有觉悟，最大公无私，具有最严明的组织纪律，并完
全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是国富民强的唯一出路，由此进一步
相信党，靠近党”。在青少年时期，他当过村里的儿童团长、县抗战
学校的教员、抗日救国会会长等，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等方
面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参加革命后，其工作主要是负责后勤和财
政，多是与金钱、物资打交道。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面对生死考
验，他奋不顾身，忘我工作。战争年代，部队行军，他打前站，安排
食宿，筹集粮草；和平时期，他在河南省委工作时，则独当一面，在
工程建设中，曾一人守三部电话，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以上，以至积劳
成疾，落下了严重的肝病。他老实忠厚、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爱护
下级，清廉耿直，从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收受礼品。任何时候都
绝不占公家便宜。当年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临走前都主动缴纳伙食
费，给毛泽东开具收据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刘博文。经他亲笔
签名的一张给毛泽东的收据，现在还珍藏在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
里。

众所周知的还有象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等，都是和平
时期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杰出代表。上引刘博文的情况，反映了
千千万万其名字没有载入史册的更为普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
一般情况，其中也包括笔者的父母。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找
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他们通过这种纯洁而高尚的信仰把自己有限的
生命溶入民族和人类之无限的生命过程之中，由此他们在精神上突破
了个人的有限性。同时他们的这种真诚的信仰，也对象化为中国社会
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对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到
“文化大革命”前的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中国大陆上取孔孟之道、老
子之道、佛法、耶和华而代之的最深入人心的信仰对象。虽然正象基
督教曾被利用来进行宗教战争、伊斯兰教被利用来搞恐怖主义，在中
国也不排除政治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利用，然而，真诚地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即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人──刘宾
雁、郭罗基、李锐、刘博文、王进喜、焦裕禄们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
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