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就存在着以上三节指出的问题，因此，在许
多更具体的论断上，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简单化、空想
性和偏激性的问题。　

其简单化，表现在哲学一般问题的领域里，仅举三例：一对哲学基本
问题的断言根本概括不了全部哲学的情况，就西方哲学史而言，中世
纪的哲学主要是人神关系，它不能被牵强地塞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范
畴之中，更不用说中国哲学所历来关注的天人关系、道德（天道与人
德）关系、知行关系、理欲关系等等，恩格斯根本前所未闻，他怎么
可以说“全部哲学”如何如何呢？二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论证，如
前所述，是用经验的论据论证超验的问题，用经验科学来证明世界在
终极实在的意义上的物质性，实际上确实是比杜林将世界的统一性归
结为世界的存在性上更为肤浅的。相应地以实践对所谓康德“不可知
论”的驳斥，以及把反对休谟的不可知论的康德和休谟相提并论，都
是极其简单化的处置。三是，恩格斯提出，自然辩证法思想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确立使哲学只留下了“逻辑和辩证法”更是根本不符合哲学
史发展实际的主观主义臆说。

如上节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只有生存的要求因而不得不从事物质
生产的个人作为历史的起点本身就是简单化的。由此而演绎出的整个
历史唯物主义也都不可避免是简单化的。哈耶克在其《论思想国有》
序中也指出，马克思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
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听起来头头是道。其实所谓“生产工具”，
已包含着人的理智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所含
的意指就更为复杂，包容的非经济因素也更多。

还不止此，简单化或用吉登斯的话说，“化约论”的问题存在于马克
思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之中。首先表现在对于私有制的全盘否定
上。马克思继承了卢梭的思想，认为私有制一无是处，是万恶之源，
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
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识到，共产主义制度这种代替私有制的公有制度
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就只会有贫
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
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然
而他们的设想由于只注意到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仍然是极其简单
化的。他们天真地以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
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
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
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
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
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
的自然条件中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
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
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
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的这一设想中，
“社会”如何“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有过
的“计划经济”实践已经证明其存在许多弊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消
灭“旧的分工”能否实现还属未定。生产劳动一定会带来快乐更当别
论。即使剥削压迫不存在了，即使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也并不能证明
劳动一定会使所有人都感到快乐，这就如同赛车对有些人是享受，对
有些人是不能忍受的恐惧一个道理。还有，比如对于身体虚弱的病人
而言，生产劳动甚至对别人是生活享受的旅游观光都会是难以承当的
痛苦。或许有人会为马克思恩格斯辩解说，他们是在整体的一般的意
义上而言的。即使如此他们也仍是简单化的，至少在表述上非常不严
谨。只能说，不存在剥削压迫的自由劳动比在被剥削压迫下的强制劳
动快乐。生产劳动不但需要体力的付出，而且需要集中注意力，或需
要脑力的付出。一般而言，与非生产劳动活动──例如单纯的娱乐、
艺术享受相比，它永远会是一种负担、一种需要人自我克制才能完成
的事情。还有，由于人有多方面需要，非生产性活动──例如艺术家
的工作也是必要的，非生产性劳动可以与生产性劳动作交换，不必人
人都去从事生产劳动。

与上面所引相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非常喜欢引用《共产党宣
言》中的那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说
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可是，人的自由表
现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也是极其简单化的：“在共产主义
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
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
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
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我们
的教科书把这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理
想。这是多么简单而可笑的“全面而自由的人”的理想模式！它不但
没有对人的境界提高的内向度的任何考虑，而且对人的感情生活需要
也没有任何考虑。这种“自由而全面”的标准连天真烂漫的儿童的要
求都不可能满足。而每个民族的成年人都会从自己亲身体会到，任何
人的生活中都会有悲有喜，有得有失，有成功有失败，都会遇到不得
不面对的感情上的痛苦，身体上的不适，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事业上
的挫折。人绝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算是获
得了的自由。真正的人的自由，不能在低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水平线下
获得，即他不但要获得自由权利，还要尊重其他人的自由权利；他不
但要享受别人的爱，而且还要能自觉地给别人爱，他才可以自视为人
和被视为人。如果单以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为自由的标准，那么人
的自由与动物动物的本能的满足就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差别。那么
一个大权在握的贪官的“自由度”无疑比被监禁的苏格拉底、林昭、
张志新要大得多。然而如果以人格的完美和真正的心灵自由为标准，
显然那贪官相比之下，最多只能算得上披着人皮的猪。这种简单化的
问题，不少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发现许多。比如马克思
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抽象劳动，而没有注意到价值本身是一个主
体需要与其被满足的关系范畴；而马克思又把确定这种抽象劳动量的
基点定位在简单的体力劳动上，从而在价值创造源泉上排除了非体力
劳动要素；把决定商品价格的多种因素简化为劳动这一个要素；把资
本家的全部利润说成只有一个来源──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等
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见证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极为的简单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根本不能说明他们当中
那些凭了自己的智慧、汗水、毅力和勇气艰苦创业而积累起财富的过
程。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我们也见证了利润的获得需要许多因素：对
市场需求的预测、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对新技术的采用、对劳动者的
组织等等，并不是只凭借剥削剩余价值就可实现的。

简单化的一种争强表现是偏激性，即以偏概全而得出的极端判断。上
面已经论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拒绝，对于普遍人
性的否定都有此病。而其更集中的表现是对由阶级社会达到无阶级社
会的途径设计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含糊地宣告：“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偏激到
了根本与事实不合的地步。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
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
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观称之为
“辩证的否定观”，即不是绝对的否定或绝对的肯定，而是“扬
弃”。具体到文化，则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
的老祖宗竟偏激到如此程度：认定传统观念一无可取！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
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
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
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就算失去锁链是暴力革命的结果，“获得整个
世界”是什么意思？“整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是整个地球吗？在什
么时间内？无产者夺权后就能获得整个世界？非无产者都饿死吗？还
有，即便砸碎锁链可以成功，砸碎锁链的事情显然会有生命的代价付
出，不少无产者的生命会先锁链而失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中
国历史前途的民主革命和反侵略的民族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中华好儿
女？只有得到整个世界不会有牺牲吗？这些显然经不住推敲的过头
话、笼统话、大空话，我们只要从常识性思维出发稍微想一下，就可
发现有多么言过其实、多么偏激。

这种革命崇拜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表述：“无论为了使这
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
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
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
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
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参与了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革命阶级就有可以变得没有私心杂念了
吗？《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革命崇拜更趋坚
定：“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
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
消灭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请注
意：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的不是阶级对立，而是一切阶级差别，最后
落实到消灭一切建立在这些差别基础上的观念。从常识出发判断就知
道这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后来斯大林毛泽东等
人为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之始作俑者。因为消灭阶级差别、消灭相应的生产关
系、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一切观念，恰恰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可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阶级简直就和让
上帝制造出一块把上帝自己砸死的石头一样，其逻辑悖论是显而易见
的。最后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吃掉自己的儿女。

这类偏激的过头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胜枚举。有些偏激
到与他们自己整个思想体系都相违背。比如恩格斯说：“生产的每一
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
这不但与历史事实相违而且与他们人类社会是向上发展的乐观的基本
信念都是相违背的。按照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在生产进步的同时，被
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相应地不断退步，怎么说明人类由原
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进步而不是退
步？

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偏激表现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在人类社会生活和历
史发展中作用的夸大。以至于毛泽东多次对秘书李锐说，他从马克思
那里学来的只有四个字：“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文革”中，流行
最广的毛泽东的格言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
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邓海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于
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与约翰．密尔出版于1859年《论自由》进行
了比较，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偏激的，带着一股“霸道之气”，而
密尔则是理性和包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戴上了阶级斗争的有
色眼镜去看历史，当然就滤去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某些融合与互补，
而只剩下了斗争。”钱文俊提出，考察文明不断战胜野蛮的全部人类
全部进化史，“阶级与阶级斗争只不过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罢了。以
偏概全，把一朵浪花说成是整个大海，如果不是无知就一定是另有所
图。再继续把它夸大，甚至立为国教，那么就无可避免地导致灾
难。”李泽厚也明确地认为，“从人类整体历史看，革命是特定的、
局部的现象和情况，而不是贯串百万年人类历史和数千年人类文明史
延续发展的基础、主线或‘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在
矛盾斗争中的妥协、协调和合作才更是社会存在的常态和阶级关系的
常态。尽管这协调和合作经常是一方攫取巨大利益，一方被迫接受剥
削和压迫（如佃户交租、工人进厂）。尽管这协调和合作的达到和维
持，充满着冲突和斗争，充满着不公和残酷，但这就是历史本身。以
道德感伤和义愤来夸张后者否认前者，虽可能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
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那样，社会不可能存在，人类也无法延
续。从而，《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宣称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便是相当片面的，它是为革命而写。”

简单化的争强表现是偏激性，简单化的温柔表现则是浪漫的空想。其
空想性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思上。

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可分为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和高级
阶段的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共同之处是，都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
基础，都实行整个社会的计划经济。不同之处主要体现为由于生产力
发展水平决定的理想实现的程度的不同，但是方向是一致的。比如，
在社会主义阶段是按劳分配，而到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社会主
义阶段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共产主义社会则阶级、国家，以
及分工和三大差别都不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对共产主义社
会的道德状况作单独的系统论述，但是，从他们的整个思想可以推断
出，他们不承认超越时代或超越生产方式发展阶段的伦理道德，而在
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严重的异化现象，是私有制造成的。随
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人们可以有计划的生产，人类开始
获得真正的自由。浪费、奢侈、偷窃等都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与此相
关的道德规范也就根本没有了提出的理由。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思想和
道德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根本构不成问题。

要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空想性，不能不面对马克思恩格
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述。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出发，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伟大代表──圣西门、傅立叶和
欧文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
级的利益的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
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与启蒙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
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场垃圾堆里去。”然而，在
恩格斯看来，在历史领域，他们仍然是唯心的，“对所有这些人来
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
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
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
粹是偶然的事情”。显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论证社会主义实现
的现实途径。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
提出来了”，

社会主义现存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
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
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
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
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
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
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

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恩格斯
在对此所作的进一步的“细节”说明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对立”，同时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产生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
中产生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
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
个变革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
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
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过程
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
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
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人们
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
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
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
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
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
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
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
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
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
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的逻辑的十分简单：一旦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人类就可以有计划
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有计划的安排一定带来一种理想的社会状
态，人类的一切罪恶、愚昧、不公、不义就此结束。起而代之的，将
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告别必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这种“科学社会主
义”学说由于将丰富复杂的人类生活简单化，因此必然是违背历史真
实的。

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认为，历史上实际发生了的社会主义运动和
被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不能归罪于马克思主义，不
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有问题，因为历史从来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想
发生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在数个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其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程度才可
发生的。所有现实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并不是这样的纯粹而有另外
的历史原因。这个论点本身可以用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并没有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发生，并恰恰提供了一个说明他们关
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预想是一种空想的证据。

恩格斯论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
学。如前面几节已经论证过的，唯物史观本身就存在着还原论的问题
而不能深刻地解释社会实际，而作为剩余价值理论之前提的马克思的
价值学说本身也存在着简单化的问题。建立在二者之上的科学性从理
论上看因此是不能成立的。又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人性、人的
本质的理解都过于浅薄，他们眼中的标准的作为理论抽象的人，归根
结底只是为了活命而从事物质生产，为了种族的延续而进行人口生产
的存在，根本就没有内向度──即精神上、人品境界上──自我超越
的追求，因此，他们理解的人的解放与此相应，充其量也只是掌握了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认识和实践领域可能获得外在自由而
已。而如同上引恩格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所了解的自然规律与
社会规律又是那样地简单化。事实怎样呢？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由法律保护的公民自由越来越具有普遍的实
质性意义，在真正实行了宪政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
推翻其国家制度为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性。

在由于某些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搞成功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
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建立的无一不是一种极权的专制制度。吉
拉斯对这些国家的“新阶级”统治进行过深入的分析。米塞斯讲过一
段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在人们的生活中会意味着什么的话：
“‘计划’的意思是指：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以
及如何做。我要过的生活就如同寄宿学校的学生，军队中的士兵，牢
房中的囚犯一样。我观看、听闻、阅读和学习的，都是我的上级认为
适合于我的。我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其转动的方向得
由当权者来定。只有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准宗教可供人们
自由地信仰和传播。任何背离这种教条主义信条的行为都会带来灭顶
之灾。”而被人们灌输的准宗教不是别的恰恰是被国家意识形态化的
马克思主义。哈耶克更是深入地分析了整个社会范围的“计划”如何
会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成为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在这些实行着
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充分的思
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经营自由。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真正
的民族精英仅仅因为其思想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不符，
或与最高领袖的思想不符，就被残忍地剥夺了自由乃至生命？这是一
个永远不法统计完全的长长的名单，从胡风、老舍……到刘少奇、彭
德怀……；从林昭、张志新到遇罗克、杨小凯……；从1989年的
“6．4”受难者到1999年以来的法轮功修炼者。从这一点看，马克思
主义对我们中国这伟大民族难以走出以绝对主义思想专制为特征的人
类历史的中世纪，对我们仍处于愚昧的“野蛮部落”状态是难逃其咎
的。我们勉力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做过的社会主义实验：实行无
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公有制的经济，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计划经济，
都已经被无可置疑的实践结果证明最多只适用于某个特殊时期的历史
条件和历史任务，而长远地看，必会导致我们国家发展、社会进步、
民族振兴走进一个死胡同。到上个世纪末，苏东剧变，放弃了无产阶
级专政，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改革过去僵化的单一公有
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渐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市场经
济体制。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况确实不能完全由马克思主义负
责。然而，恩格斯对于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之后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然
后可由必然王国飞跃进自由王国的论证，却无疑是被现实的社会主义
国家在没有误解的基础上加以贯彻了的，而其结果长远地看都十分糟
糕。这不是象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论证或坚信的那样，是“科学”被
扭曲地落实的表现，而是“空想”被忠诚地付诸了实际，在特定历史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实施的部分在一定条件下解决这些民族的时代
性的具体问题，却又造成了影响更加深远的灾难般的现实。其在实践
中至今仍是社会进步的祸患。仅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人类达到自
由王国最至关重要因素的公有制为例。中国式的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机
统一的“公有制”现虽已让出一些地盘给非公有制经济，然而它现在
每年仍使多少“国有资产”──其实是人民付出血汗创造的价值被挥
霍一空？《博讯网》（http://www.boxun.com）2007年2月8日转载的
首发于《争鸣》杂志上的“薄一波遗嘱”中写道：

　　“看了多份文件，披露：一年全国公费挥霍3,000多亿元。一个
　　省挥霍400多亿元（编者按：广东省2005年公费挥霍421亿元），
　　要比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公费开支高三、四倍，这是侵吞国家资
　　产，掠夺人民财富的行径。”

根据竹立家，一年“三公”（公款　　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
消费则高达9,000亿元！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平均到13亿中国人口
上，每个中国老百姓每年要奉献出700元左右的人民币，不是资助我
们因贫穷而失学的可爱孩子、不是救助灾区的父老乡亲、不是关爱我
们的残疾同胞、不是干任何有意义的正事，而是供这些王八蛋们吃喝
玩乐！这里还没把公款嫖娼、公款赌博等等计算在内。笔者写到这
里，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那么即便假设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有
没有可能达到“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而可以实现“按需分配”的程
度呢？稍微想想就会知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考虑俞吾金
指出的“马克思的三个理论预设──人类社会可无限发展、人类生产
可无限发展，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现在都成了问
题”，即使不考虑人的需要的满足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我们仍然可
以看到，仅就物质维度而言，人的需要之被满足，恰恰由于人有无限
的创造力，而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能各取所需的程度。当一种效
能更好的新产品生产出来时，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当这种
产品能够满足多数人的需要的时候，又会有更新、更高级的产品被生
产出来。更不必说，人类可利用资源与地球上人口的增长相比，不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据说，美国人耗费资源是最多的，假如地球上
每个国家都象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需要25地球。而涉及人的社会生
活，人就更加不可能事事如意。比如，人不能保证想获得理想的爱情
就一定能获得理想的爱情，人也不能保证自己所亲爱的人不老、不
病、不死。

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 kowski）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
世纪最大的幻想”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设想的空想性，并不是认为它一无是处。实际上他
们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设想也象他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预测那
样，充满了天才的猜测。这些猜测中有不少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
想完全不同的形式变成了现实或正在变成现实。比如在美国和欧洲那
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实行了社会民主主义，由于知
识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的整体发展，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越来越小，已经或接近不
再是标志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的参数。农业生产早已经产业化、工业
化；体力劳动也逐渐脑力化或机械化、电器化。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和不断完善，也使阶级对立趋于和缓。随着其国家的整体发展，越来
越多劳动阶级中产阶级化，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中
国，虽然远未达到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
“奔小康”的社会努力中，三大差别也呈缩小的趋势。

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性和实践恶果的论述，笔者侧重的是对
其理论局限性的分析。这一是因为实践恶果人们只要正视历史事实都
可以看到，如斯大林的肃反、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社会主义革
命”、中国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历次没范围的政治运动直到
1999年开始的消灭法轮功。二是因为笔者现在所见到的对这些灾难的
统计数字几乎都是研究者个人的研究结果，没有官方的可靠数字。比
如对于死于1958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祸”的数字，有2,000
万之说、3,000万之说，还有4,000万之说。而特殊的典型事例的列举
又是本书篇幅不容许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性的分析中，笔者
又主要侧重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原典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地尽
可能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引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因为在这
些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身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局限性都
更加显而易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对原典之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性的分析中，笔者又集中于对其最基本或最重要
的哲学问题的分析，这些分析集中地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价
值论和认识方法论。这一方面是因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中，哲学是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也提供着后两者
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外不少马克思主义学
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因此
既是要超越马克思主义，那么必须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

2001年江泽民“7．1”讲话之后，网上曾有一篇紫虚山人写的“关于
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反思”。作者在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三而剩
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价值论、劳动价值
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的，抽去了他的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他的
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也就崩溃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剩余价
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的，抽去了剩余价值论和放弃共产主义理
想，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倾倒了。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马克
思主义，现在只剩下他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而
笔者在这一节的非常鲜明的论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存在着明显
的误区。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的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在认识方法论
上的西方还原论的胎记，在价值论或价值观上由劳动阶级的价值论取
代并否定人类普遍价值。这些哲学内核层存在的误区表现在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激性、
简单化和空想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把它象
从来没有过一样封存起来或彻底销毁掉吗？如果有用，它在什么意义
上或范围里有用？有什么用？

┌────────────────────────────┐
│　从上面几章的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思想，　│
│　特别是对西方思想有着无可置疑的伟大贡献，作为一种产生　│
│　于1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背景的思想，它贡献了许多独一无二　│
│　的东西。同时，受到西方思想背景──如非此即彼的偏激和　│
│　还原论的思路、特别是19世纪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　│
│　主义也有许多误区。然而在整个世界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影响　│
│　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19～20世纪的一种历史现象，恰是　│
│　人类本身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产物。人类要成长，就需要把马　│
│　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自己不成熟的表现进行深入地反　│
│　思，以使自己能走向成熟。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站在人类的　│
│　基点上，研究者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思　　│
│　想，轻飘飘地说：“把它扔掉算了！”也不应当只停留于　　│
│　─“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　│
│　越的真理。”的僵化认识上。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历史和　│
│　现实固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　│
│　法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完全正确的，就如同1＋2＋3 　│
│　一样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不是1＋2＝3这 　│
│　样的算术问题。我们必须这样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人类思　│
│　想的产物，它的长处和短处折射出的是我们人类的优点和缺　│
│　点，凝聚着的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我们此　│
│　时不禁会想到已经被中国学者炒作成“至理名言”而“流传　│
│　于世”的后现代解构大师德里达的话：“不能没有马克思，　│
│　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　│
│　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　│
│　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笔者这里斗胆把大师的话加上一些　│
│　字，变成：“不能没有对马克思的反思和超越。没有对马克　│
│　思理论深度和理论误区的反省，没有对马克思遗产的清醒的　│
│　甄别与扬弃，人类将永远可能重演从解放的愿望出发而走向　│
│　自相残杀的悲剧。无论如何得有对马克思的理论清算，得避　│
│　免他的理论失误，至少得知道他对在哪里，又错在了哪　　　│
│　里。”　　　　　　　　　　　　　　　　　　　　　　　　│
└────────────────────────────┘

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社会历史和思想条件下形成和存在的
理由。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期，根据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
况》一书，工人阶级所受到的苦难与中国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时期一
些城市的私人企业中的农民工的处境非常接近。这些农民工所受到的
剥削和剥夺，其极端者几乎可比为被非人地对待的奴隶。他们的身分
证件被雇主扣起来，监工是雇主雇佣的打手，几十人挤住在一起，每
日所吃食品猪狗不如，没有任何的劳动保障，不能逃跑和辞职。这些
当然在中国也属违法。但是，现在对于中国存在着的“血汗工厂”的
虐待工人的一些最恶劣的行为的指责和压力却主要来自西方跨国公司
和西方企业。据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11月27日报道：“自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保护劳动权益积极分子证明很多服装厂存在“血汗工
厂”状况。在中国，普遍违反劳动法的情况还发生在提供家具、玩
具、日用品和电子产品等各种商品的工厂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非常恶劣，还经常受到虐待。惠普、戴尔等大规模采购中国商品的西
方企业已经组成了一个行业联盟，制止中国工厂虐待工人的行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使用的大量资料是当时其他人
发表在报刊上的调查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所用的反映工人阶级苦难的资料也是如此。这当然一方面证明了那里
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但同时资料反映出当时
工人阶级的真实而普遍的苦难的生存状态，却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自己的编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非劳动阶级家庭出身，都曾是激进
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那样一个周扒皮式资本家统治的时代，他们选
择为那个时代无权无钱的劳苦阶级代言，是非常了不起的的。国外学
者这样描述马克思：“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
前途：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
牲；他成了一个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们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
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在西方的思想
史上，为追求纯粹，不仅使自身，也使全家象受到诅咒一般蒙受匮乏
和困苦，牺牲自己的儿女，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物。只要卡尔．马克
思对现实作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得到拯救。可马克思相信的是一
个与时代流行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实。”“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
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
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
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
也不让的。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

香港学者郎咸平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曾作过一次题为《改革出
了什么问题》的演讲。演讲论及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
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
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
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披露了一个让人
悚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
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而资本主义现行的
“福利经济学”、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亦即反垄断法，是“是马克
思主义冲击100多年的结果。”

上引西方学者和郎咸平的说法当然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他们都忽视
了这样一些事实：一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资本家阶级对于工人
阶级的残酷压迫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只是他们的反抗除
了依据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反映普遍人类
价值的理念外，没有“自己阶级的”理论根据；二是，在资本主义国
家里，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并非如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那样，都是资
产阶级利益和统治辩护人，他们中不少人──例如我们都知道的康
德、卢梭及其后继者──恩格斯大力赞扬过傅立叶、圣西门、欧文这
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直到20世纪的杜威、罗尔斯等等，都是很真诚
地坚持着人类普遍价值观，以思想批判的形式向一切反人道的东西
──包括不把劳动者当人看──作斗争，他们的斗争在推动资本主义
由粗鲁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抹杀。但是，我们如果能理
解现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的处境，而他们的合法权益被
肆意践踏，却在权力的压制下无处伸冤，无处讲理的情况下，能理解
并在道义上肯定选择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与压迫的强权进行斗争
的人──例如高智晟律师选择为因修炼法轮功而受害的群众争取权
益，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无产阶级的解放
事业而做出的一切，放在那个具体的历史中，是完全合乎道义的积极
选择并具有历史合理性了。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用尽平生心血和
整个生命，为受压迫的阶级锻造出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这个武器牛刀小用就让资产阶级知道了有了理论武器的无产阶
级的厉害。因此，在此意义上，也只是在此意义上，童世俊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人类良知、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否定之否
定，是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抵制其野蛮化危险的观念基础”这种
极其笼统的断言才不能算是全错。而且正如郎咸平所讲的那样，马克
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福利制度的道路是有贡献的，对于推动
资本主义由无克制的剥削而走向“‘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
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是有贡献的；对于批判中国
现实改革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股市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
革，“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的资本主义在其
“野蛮时代”才会有的误区也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中国现阶段这些
改革的误区在于，剥夺了一些人作为人本该应有的“机会”──“初
始条件的平等”，它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从人类思想的情况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期，绝
对主义的思想方式还占上风。他们所继承的哲学遗产中，整体地看在
真理问题上都是排它的，即只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而与自己不同的
观点必定是完全错误的。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同时，西方传统哲学
的模式正渐渐地被突破。当时西方哲学思想正孕育着非理性主义──
用非理性主义否定传统的哲学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把哲学理性限
定于实证范围的理性主义这样两种极端。两种偏激的倾向都无助于对
当时人间苦难的认识和解决。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尽管有我们上面
提及的那些偏激之处，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为了切实解决时代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勇敢地以哲学面对现实，或哲学地面对现实，不只停
留于解释世界，而且要寻找真实地改造世界的思想成果。在他们的时
代，他们的思想相对而言的确是最宏伟、最深刻、最有感染力的。

其次，要看到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走入误区的内容，在特定社会历史条
件下也有积极作用。前面我们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劳动阶级的价值取
代了人类普遍价值，走入了一个极大地受制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粗
鲁阶段的偏执的误导的价值方向。而对此的认识，却只能是我们付出
惨重代价之后才可能达到的。如果西方社会一直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粗
鲁阶段或周扒皮资本家时代，如果时代的特征一直象马克思的时代那
样，为工人阶级争取基本权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会被驱逐出境、甚至
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那样因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会被杀害，那
么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误区就不会表现出来。为什么呢？因
为，在基本人权被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的统治阶级剥夺、被肆意侵
犯，又没有任何可能和平地争回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劳动群众
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所进行的以暴抗暴的革命就是正当的。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的斗争的正当性并不在于他们要争取到统治的特权，
而在于他们实质上是在争取自己本应受到尊重和维护的基本人权的真
正实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或粗鲁阶段对于工人阶级的严酷剥
削与基本人权的剥夺的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正象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
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
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考察的结
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使阶级对立发展到极端并集
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对抗中，无产
阶级的解放将是人类脱离阶级对抗形式的最彻底的解放。“完成这一
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
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定事业的今
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
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帮助广大劳动阶
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但是堂堂正正
的人，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有权得到作为人应得的尊重，
应享有的权利。而由此推动的工人阶级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也正是
资本主义制度由粗鲁走向文明，由兽性走向人道的重要动力。也正是
在争取被剥夺了的基本人权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
抗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统治的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
争，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武装斗争也就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相应
地，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
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保障、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
──如果不存偏见──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而对于每个中国人都
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重要的问题不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而是在实践中创造使其
错误无法实现的条件。马克思早年曾留下有一句格言，“理论在一个
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其主张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构想，根本不可能变成实现。为什么？因为西方
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多数人民接受并将其付诸革命实践之
前，已经快速地达到了超出了它可以变成现实的水平。社会经济福
利、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已经得到真正的落实，普遍的人权不再是徒
有其表的形式，而是有确实的内容；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因而具有不同
政治主张的组织都有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集团的政治要求，并且可以
参与竞选国家执政党，他们推举的代表可以合法地参与竞选国家最高
领袖。马克思主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已经被社会的发展抛到
了历史的垃圾堆中。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专制到1911年才被推翻，民主政治制度
的建立缺乏起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与中
国反动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勾结，形成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包
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都深受压迫，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得不
到保障。先是军阀割据，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战争不断，人民
饱受压迫与剥削和战乱的煎熬。继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继
而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民才会支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打倒军阀、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专制独裁
政府，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素来缺少自由
民主传统的中国人民，也会自然而然地支持那时还清廉并保证要为人
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而执了政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马克
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来治理新中国的。通过对生产关系进行社
会主义的改造而建立起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公
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迅速改变一穷二
白，形成一个相当大的综合国力而能够独立自主。与此一致，在思想
领域则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在投身于他们确信对于中国社
会和中国人民大有好处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一
种无私奉献的感召力，比如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雷锋那样的好战
士。然而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对象化为广大群众的实践，却恰恰
也是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态为条件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
群众社会运动中──如被加快了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以及在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地位的政治运动
中──如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
1999年的揭批法轮功，作为马克思主义实现的土壤的、与马克思主义
相结合的，除了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吃苦耐劳的勇气和毅力、
期盼生活更美好的善良愿望外，我们不能不看到，还有封建专制主义
的落后发霉的沉渣。这些运动能形成规模，能触目惊心，能让人不寒
而栗、心有余悸、精神失常，恰恰是因为它们最大限度地召唤出人的
魔性、兽性。人性的扭曲──为了自保或自利而表现出来的出卖、奸
诈、谄媚、诬陷、虚伪、欺骗、嫉妒、酷刑威逼、权位利诱、结党营
私、陷害忠良、领袖独裁，等等等等，都喊着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张
扬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被全面地施展出来。马克思主义成了藏污纳
垢的最冠冕堂皇的遮羞布。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
家表现为丑陋，不能完全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要想今后避免重蹈覆
辙，最重要的是要总结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这些国家如此这般地实现
的社会原因，进而创造条件消灭这些原因，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指出马
克思主义的问题就算了事。

本书导言篇第六章《被垄断和利用的马克思主义》指出：在所有共产
党一党执政的，宣称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马克思主义
都被赋予了国教的地位。是政教合一的一种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意识形态上是一元化的，即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价值
或意义问题上根本是非的判定标准的地位。国家政权和国家元首的统
治权威与合法性需要由马克思主义来提供。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由于其
提供给国家政权以意识形态的支持而被国家政权维护。这一点也得到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支持。例如于2006年12月7日
上上海社会科学学界学术年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场暨首届上海马克思
主义研究论坛中发表的文章中，就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相
比，指出，“如果说，基督教以自己成为世界性信仰体系而骄傲，那
么马克思主义更有值得骄傲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性信仰的
过程只不过一百来年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成功地采取了‘政教
合一’的形式，而基督教在这一点上只能退却。”这里虽是肯定的态
度，但无疑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国教的地位。在网上流行甚广
的《九评共产党》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指认中国共产党
“具足了宗教色彩”并且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是很偏激的论
断。文章作者对于宗教的了解、邪教的了解都停留于一些感性的现
象，即其对于宗教的本质和邪教的本质并没有给出一个理性的界定，
因此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了。但是文章认为“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党章”相当于共产党组织
的“教义”却并非毫无道理。这个教义曾经宣判过多少“异端”并给
予迫害，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不过严格地说，共产党不是一个宗教组
织，而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也不
是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明确地以无产阶级为其作用载体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被赋予国教的地位，首先它要有可以起到宗教的作用的资
质。宗教，根据笔者在本篇第一章论及的，“它是人在意识到自身的
终极有限性的前提下，以情感投注、身体力行的方式，通过信仰一种
代表着无限终极实在的、具有价值或意义的指向的信仰对象，超越人
的有限性的一种途径。”宗教因此能够解决人们的信仰的需要。实际
上，大哲学──即笔者认为有完整而内在统一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
识论的哲学──也可以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中国的老子哲学、孔子
哲学由于以“道”为其终极实在，而“道”具有明确的“利而不害”
的价值取向，因此也可以是信仰的对象。宗教与哲学所以都能有满足
人们信仰需要的功能，是因为它们都提供对于世界的一种终极解释
──即世界从哪里来、世界本质上是什么、它存在的目的或意义是什
么，因此，能够如同斯维德勒教授所说的那样，成为人的“生活的终
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而这样一种终极实在对于人来
说，一定是超验的，因此才能提供给信仰者在或平凡或伟大的现实生
活及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的意义依托。宗教信
仰与哲学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首先是一种无条件的情感依偎，
它强调虔诚在先；而后者首先是一种理性的辨识与选择，它强调理解
在先。

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有没有可被当作信仰的对象这样的
资质呢？表面上看是有的，而且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确实被不少人
当作信仰的对象，笔者自己就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上面引
述过的肯定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到了“政教合一”的学者还指出：“具
有世俗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它与超验性的马克思
主义处于同构中，从而形成世俗性价值服从精神价值的关系，就是
说，世俗性价值只能在为他、为集体、为革命、为党作贡献甚至牺牲
的过程中追求，如有矛盾则应该放弃自己的利益，不能单独追求个人
物质利益。这样个体的世俗性受制于无限的世俗性（无产阶级与全人
类），而这个无限的世俗性不可能在个人生涯中完全真实地展现出
来，它实质上是一个超验的存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对
象的资质的论证，显然比本书导言篇引述过的刘建军的观点要深入，
但是在笔者看来还有必要深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对象的如下特点：

１、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实在是最原初的物质，它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
　　的终极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物质不能提供给人以意义或价
　　值的指向，没有办法帮助人们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毛泽东有一
　　句名言，叫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按这句话的
　　意思，人追究自己的终极起源，最后不过一堆物质，生从物质
　　来，死则归于物质，因此“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也就没有
　　什么可怕的了。毛泽东这句名言曾被许多人引用来表达一种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但是这句话，并不提供任何价值方向。贪官之疯
　　狂地索贿受贿、肆无忌惮地“三公”消费时，盗窃犯、强奸犯、
　　杀人犯在犯罪时，也完全可以用它来壮狗胆。
２、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终极意义的指向，这即是共产主义社会。共
　　产主义理想的提出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对
　　于这个社会理想的论证中，存在着一种深层悖论。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合理性或科学性的论证，是历史唯物主义；
　　而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必开应然性论证，则是现实社会中由
　　私有制造成的苦难。这个应然理想的确立，实际上离不开对人类
　　普遍价值的认同。如果没有普遍的人类价值标准作量器，马克思
　　和恩格斯根本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指出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公正
　　和道义。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
　　符合的一切社会关系，即使是剥削压迫劳动者的关系，都会被认
　　为是合乎历史和社会存在规律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现实，共产
　　主义理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共产主义的价值起点，是人类普遍
　　的价值观，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普及起来的“自由、平等、博
　　爱”信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价值依据。但
　　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又坚决反对在阶级
　　社会里可以有超越阶级的人类普遍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
　　对象所存在这种在终极意义问题上的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都未曾发现过。大家都相信，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论证和批判是正当的，而他们
　　论证的以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取私有制而代之的共产主义是一
　　种人间天堂。相对于贫富不均、富人享福，穷人受苦的现实，这
　　个天堂首先是劳动阶级的天堂。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就其有历史
　　必然性而言，它不是超验的，它存在于争取实现它的实际的共产
　　主义运动中，这即是它的“世俗性”；然而就其作为一种理想的
　　社会远景目标而言，它又是超出每个人的经验的，因为在它实现
　　出来之前，没有人曾经验过它。因此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就
　　成了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它的人提供的终极意义的载体。
３、如果真能在理解并认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的基础上把共产主义
　　作为信仰的对象，那么，这种信仰可以提供给信仰者一种与其他
　　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类似的在精神上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帮助。但
　　是这种信仰发挥这种积极的作用要求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那
　　就是专制残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极度不发展状态。在共产主义
　　运动历史中，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
　　益，或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或是在生死相搏的战场
　　上冲锋陷阵、或是在和平条件下鞠躬尽瘁而献出宝贵的生命。由
　　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被认为“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他们自己也确实达到了为追求一种理想境界而超越自我视
　　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样一种为了正义蔑视死亡的精神境
　　界，是中外人类史上千古流传的人境之高标，体现的是超阶级的
　　的人类普遍价值。从古希腊荷马笔下的英雄，到为了坚持真理从
　　容饮鸩而死的苏格拉底；从勇敢地劝谏暴君的比干，到冒死去刺
　　杀秦王的荆苛，直到近代以来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中国人民的
　　利益牺牲的谭嗣同、黄花岗烈士、共产党人李大钊、江姐、革命
　　战士董存瑞、黄继光，再到反抗无产阶级专政下新阶级专制的林
　　昭、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张志新、直到忍辱负重的周恩来总
　　理，等等、等等，他们之为正义赴死的精神，那种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天地两昆仑的浩然正气，对于生存本是其生命本能的人
　　类的心灵，永远是一种撞击，使我们知道人世间有一种精神境
　　界，虽死犹生。那些为了人类整体之正义实现而超越了自我也超
　　越了生死的人类英雄以他们的勇敢牺牲而永远感动着我们，使我
　　们活着的人无法全部沉沦于一种苟且的生存状态。

上面三点论证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对象的软肋、资质、内容和作
为个体的信仰对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所起到的帮助人实现精神自
我超越的积极作用。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结合人类生活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反思马克思主义，却不得不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的对象，它会
使我们陷入迷茫，而如果把它作为国教，那么它就是一种误国误民的
国教。他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宗教作为国教都更为有害。何以见得
呢？

１、与它把物质设定为终极实在相应，它缺乏自觉的内向度。马克思
　　和恩格斯一方面由于其得以成长的西方哲学强调知识论的思辨性
　　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格外关注的是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
　　界这种外向度，而对于人品境界的修养和提升问题，几乎没有专
　　门的论述。虽然他们对于正面和反面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涉
　　及伦理道德人品，但是，他们关于伦理道德的最基本理论，却都
　　被统摄取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的论述
　　中。即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反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意识形态形式──
　　其他意识形态还有宗教、哲学、政治、法律、艺术等等，一方面
　　受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存在决定，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
　　存在。在任何时代，符合这个时代主导生产方式要求的伦理道德
　　就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道德，相应地在生产方式中处于不同地位
　　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不存在超阶级的道德。这与任何世界性、
　　历史性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相比，与任
　　何其他可满足信仰需要的哲学──如老子哲学、孔子哲学相比，
　　都显示出一个内向度的“空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手里，增加了人品境界修养的内向度。然
　　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内向度却被嫁接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上，即服从于阶级的价值观。一个共产党人的人品修养达到的境
　　界再怎么高，也不能超出把自己当作党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
　　范围。这样的螺丝钉叫他开着坦克进北京杀学生，他就会开着坦
　　克进北京杀学生；叫他去作监督民主“异议人士”的“线人”，
　　他就会去作监督民主“异议人士”的“线人”。他可以全心全意
　　地为人民服务，却对林昭、张志新等人被杀害，对刘少奇、顾准
　　等人被折磨至死无动于衷。他的党性高于他做人的良知。在党性
　　允许的范围内，他可能达到品德高尚无私奉献的境界，他可以忍
　　着病痛为革命工作鞠躬尽瘁，然而越出党性允许的范围，他就可
　　能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残忍的人，他是党的机器上的一个任党
　　摆布的零件，是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的自觉自愿主动积极的工
　　具。这就是刘宾雁描写的第一种忠诚。

２、它否认人类普遍价值。与缺少自觉的人生境界、人品修养的内向
　　度一致，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认为超阶级的人类普遍价值是虚
　　伪、荒谬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一定是无产阶级的地狱；而无产
　　阶级的民主，一定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人性都由其所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决定，不同的阶级不可能有共
　　同的价值观。而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价值
　　观、道德观是最先进的。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鲁迅的一句诗堪
　　为精典概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马克
　　思主义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原则的诗化表达。如前所
　　述，这样的价值原则在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劳动人民的基本人
　　权被任意侵犯的时代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人民革
　　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之后，这样的价值原则却会使人的
　　道德行为难以操作。比如，雷锋雨夜背着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
　　回家这件事，就曾让笔者非常困惑。那时笔者读小学，同时也受
　　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当时困惑的是，电影中的雷锋并没有问
　　及那个老太太是贫下中农出身，还是地主出身。如果她是一个地
　　主婆怎么办？那雷锋不就非但不是做好事，反而是犯错误了么？

　　实际上，被马克思主义批来批去批了有一百多年的抽象的人性论
　　或人类普遍价值并不比阶级价值更抽象，它说白了就是肯定每一
　　个人类个体存在的价值。按照人类普遍价值观，每个人的生命都
　　是最可贵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人类之间的最正当的关系应当
　　是作为人而互相尊重、互爱、互助的关系。尊老爱幼是尊重所有
　　的老年人和爱护所有的幼年人，因为他们所处的特殊年龄段都需
　　要格外的关照。雷锋哪怕在雨夜背着送回家的老太太是地主婆，
　　按照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观来衡量，雷锋做得也是非常道德
　　的事情。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小小的我们，已经
　　被这个阶级斗争为纲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出于人的良知做的事
　　道德，还是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做的事道德。文化大革命中，我们
　　这些孩子看到被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被推推搡搡、被拳打
　　脚踢、被脸上吐唾沫、被打翻在地还要被踏上一只脚的非人的兽
　　行，小小的我们非常恐惧，可我们被告知，“他们是阶级敌人，
　　这样对待他们，也只能这样对待他们才是正确的。”这种阶级价
　　值观至上的误区误了多少中国人啊！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顾准的
　　例子。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党抛弃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走资
　　派，又被自己的配偶、子女再抛弃一次的人间惨剧发生了多少，
　　都无法统计。更有甚者，这个阶级价值至上，甚至荒谬到属于阶
　　级的财物，价值高过人的生命的价值，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位知识
　　青年名金训华的，在山洪暴发时，为了打捞一根生产队的大木
　　头，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生命；文化大革命后，有一位叫赖宁的少
　　先队员，还是未成年人，为扑灭山火献出了还未长成的生命。中
　　国共产党牺牲了好干部焦裕禄，从没有发出一个号召或通知来提
　　醒、告诫优秀的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在他之
　　后，已经有一长串积劳成疾、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名单列在其后
　　了。这很让人不可思议，好官都鼓励他们革命加拼命，很不讲科
　　学地早早死去，给人民事业带来重大损失；而贪官却任他逍遥自
　　在、花天酒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干部鼓励他累死，累死
　　光荣；坏干部任他猪猪狗狗，随心所欲。这反映的恰是对人的生
　　命的可贵、人的尊严的重要缺乏最起码的认识。

３、它把自己拴在科学的实证范围里。“科学”与“不科学”成了人
　　们生活中衡量“是”与“非”或“对”与“错”的唯一标准。马
　　克思主义从创始人开始，就很自觉地把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科
　　学的”解决，因此自认为一切人文、社会、历史问题归根结底都
　　可以“科学地”解答。这里的“科学”指的是经验科学，它与唯
　　物主义互相印证。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是
　　科学的，而唯心主义以及历史唯心主义是反科学的。所以其后继
　　者们，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多数以做马克思主义者为荣的人文学
　　者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中黄楠森明确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
　　标准。”而赵家祥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科学性，但不能说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哲学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名称。”黄、赵两
　　位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们以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科学或具有科学性是给马克思主义唱赞歌。其实他们恰恰是
　　把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科学主义问题与他们自己的科学主义问题都
　　暴露出来。他们与马克思一样不理解康德，不理解韦伯，不理解
　　雅斯贝斯等西方最深刻的思想家的伟大贡献；他们也与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一样不理解中华民族之一天人、同真善、和知
　　行，道中庸的大智慧。这种迷雾波及范围甚广，就连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作为对21世纪中国教育设想而提出的“大成智慧学”中，
　　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全部科学技术的科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对象就是全部科学技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主张恰
　　恰是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哲学时已经明确认为不可取的把哲学
　　当成“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
　　学”的重述。作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内容的“人类知识体
　　系”表中，虽然不但列出了“量智”的维度，而且列出了“性
　　智”的维度，虽然人学、美学、人天观也列在其中，但是由于科
　　学主义的深刻影响，因而这个列表显然对普遍的人类价值或意义
　　的维度没有任何自觉地重视，因而把“唯物史观”与人学、美
　　学、人天观、认识论、系统论、自然辩证法、数学哲学、地理哲
　　学、军事哲学、建筑哲学等等平列为科学通向哲学的诸多桥梁。
　　由于科学主义的蒙罩，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中也没有给具有
　　内向度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留下任何栖身之所，

　　科学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大损失莫过于1999年之后处理法轮功问
　　题上的失策了。法轮功的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其历史必然
　　性。它发展的前提是作为国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控制的松弛，整
　　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由政治定标变为由市场、金钱、利润定标，改
　　革开放本身也带来了民间思想的多元化。更加之人们原有的医
　　疗、教育、住房、就业条件都更加不稳定。它所以成为影响至深
　　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它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国教或国家意
　　识形态来看是属异教，而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判定“正邪”的标
　　准，就是“科学”还是“不科学”，臣服还是不臣服国教。法轮
　　功是从1999年4月围坐中南海而使江泽民下决心铲除掉它的，而
　　法轮功围坐中南海则是从何祚庥的一篇反对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
　　引起的。这原本是一个用科学主义来处理非科学领域问题的错误
　　主张作为导火索引发的问题，政府当时如果能立足于超然持中的
　　姿态，作为一种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来调解，让不知深浅的
　　何祚庥反省一下自己的科学主义误区，注意尊重非唯物主义的信
　　仰，也让法轮功群体今后注意社会稳定的全局，原来是不难了结
　　的事情，事实上，法轮功围坐中南海的解决是相当和平的。之
　　后，事情在法轮功一方面也已经解决。但是，由于多少年来，马
　　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何祚庥的“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的认识，能
　　达到真理的或科学的认识，并且这种真理的认识或科学的认识，
　　必定是一元化的认识，亦即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反对科学主
　　义，就是“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
　　指导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在那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价值问题
　　……可以……也必须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种绝对主义的科学
　　主义立场一直是我们国家由权力支持着的统治的思想和霸权话
　　语。因此，法轮功的群众从中南海散了就散了，而执政党为了保
　　卫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地位，当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决心要彻底消灭它。一声形同与风车作战的战役就此打响，至今
　　无法下台，索性将错就错地硬着头皮错下去。甚至重新招回文革
　　时期实行的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批判方法来解决思想和
　　信仰问题。这场消灭法轮功的战役给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所造成的
　　被动，比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被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至少还结束了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使萨达姆最后被送上绞架
　　对于伊拉克人民还算是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消灭法轮的战役却可
　　以对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积极意义──这里的意思是
　　说，这个事件还存在间接的积极意义，比如笔者若不是亲历与此
　　有关的被劝退出党，被停止上讲台，被禁止出国等“惩罚”，就
　　不会有今天完成超越马克思主义这项理论工作的可能。可是，从
　　整体看，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看，这件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败笔。
　　至今法轮功仍象是被执政党吃在嘴里的烫土豆，咽不下又吐不出
　　来，甚至竟成了令我们政府首脑出国访问头疼的，很难躲过的在
　　海外被示威，被抗议的尴尬。

　　2006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教授，发
　　起一场名为“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
　　的签名活动，建议慎重使用“伪科学”一词，并吁请将“伪科
　　学”一词剔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法》。法学家舒国滢
　　认为，“对于科学的真伪问题，法院并不具备判断能力。通过法
　　律来裁定一种学说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那就同宗教裁判所一样
　　了。”江晓原提出，把“伪科学”当成一种罪状或罪行，“不仅
　　没有必要，而且相当有害。因为那些通过搞‘伪科学’诈骗钱财
　　或者危害社会的行为，势必都触犯法律，自然会由司法部门来加
　　以制裁，没有必要治以‘伪科学罪’──事实上在中国的法律中
　　也没有这样的罪名。判定一个学说是科学还是伪科学，本是学术
　　争论，而那些动不动就将不符合自己见解的学说指为‘伪科学’
　　的人，将‘伪科学’当作一根打人的棍子，迹近‘私设公堂’。
　　比如近来所谓‘中医是伪科学’、‘废止中医’之类的言论，就
　　是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一讨论，何祚庥的反映是“‘废除伪科
　　学’一说‘非常荒唐’”。上引学者的话中引人注目的是“宗教
　　裁判所”、“私设公堂”之比。实际上在中国的情况下，这种反
　　科学精神的科学主义──以自己为一切是非之标准，不能纳入自
　　己的范围的就宣判为“伪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国教是并行不
　　悖的，也正是由于二者并不行不悖，相互加强，同时又都以国家
　　权力的暴力机器为支撑，科学主义才得以成为一种思想独裁的势
　　力。实际上科学自己应当知道自己的限度，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
　　的肉眼所能见到的只是光谱表中的有限范围的光，人的耳朵可以
　　听到的也只是声波表中有限的声音，作为人的感官的延伸的科学
　　仪器难道就没有它的界限了吗？何祚庥之流所提倡的科学主义，
　　还是跟着西方重实体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跑的科学主义，它不但
　　容不得科学容纳不了的信仰，而且也容纳不下中国人辩证思维的
　　科学智慧

４、马克思主义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特点，因此作为国教，它的为害更
　　胜过其他世界性宗教。任何国教，都是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
　　意识形态。由于国教实质上是提供给社会一种思想一律的标准，
　　因此古往今来任何被当作国教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即与国家政权
　　结合起来，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宗教或意识形态，都会排斥其他宗
　　教和意识形态，都会成为独裁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因此也就都
　　曾造成压抑人的自由思想，进而导致社会创造力萎缩的消极作
　　用。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儒家思想在被当作国教时都有这
　　样的消极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国教的危害尤其突出，其
　　害处远在这些宗教和思想体系之上。

　　首先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国教之时，一定是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
　　权。其马克思主义以暴力反抗统治阶级、争取被压迫的劳动阶级
　　的基本人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由争取统治的思想
　　工具变成了实行统治的思想工具。这时它也就由人们自己出于对
　　其价值方向的认可而自由选择的信仰对象，变成了被权力加载、
　　削切、推广的异化信仰。它被灌输给大众，被要求信仰。这种做
　　法，在当前的中国大、中、小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仍居主
　　导地位，叫作“三进”，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

　　第二，国教马克思主义──即作为整个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
　　义作为“信仰”对象，可以规范一切，而它本身则不容批评。在
　　世界观上它奉行绝对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
　　《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于唯心主义观念和有神论主张的极尽尖
　　刻的挖苦讽刺，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的“真理只
　　有一个”，甚至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的邓小平在他的特殊的位子上
　　也宣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置于国教的
　　圣坛上而成了权力的工具，权力本身赋予一代又一代最高执政者
　　即执政党最高领袖对它做“与时俱进”的“发展”──即作出新
　　的解释的资格，而且只有他们有“发展”、解释国教的资格，任
　　何不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无论对马克思主义多么忠诚，也无论其
　　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如何了得，都没有资格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发展”和“解释”。国外有卢卡奇和柯尔施的例
　　子；中国有苏绍智、郭罗基、王若水的例子。当然何祚庥之流坚
　　持“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的认识，能达到真理的或科学的认识，
　　并且这种真理的认识或科学的认识，必定是一元化的认识，亦即
　　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并以此作为他反伪斗士的披挂，则合乎逻
　　辑地在奉行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中国会所向披靡，连连战胜，简
　　直是打遍中国无敌手。

　　上述两条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国教表现出来的与任何意识形
　　态或宗教与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而实行政教合一的国教
　　的共同弊端。但是，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却不以科学不科学为判
　　断价值领域是非对错的标准，相对而言比　马克思主义国教，它
　　们还是给人追求心灵自由留出了更大空间；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
　　都提倡和保护人类文明史中形成的一些普遍的人类价值──比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爱邻如己”的道德金规则，而马克思
　　主义把这作为抽象的人性论或资产阶级虚伪的说教加以批判；其
　　他宗教或意识形态也都有一个人如何修炼自己的心性和人品境界
　　的内向度，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品德的最高定位，──借用周恩
　　来给雷锋的题词，则是“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
　　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而谁是“阶级敌人”、誰是
　　“同志”基本上由执政党最高领袖与时俱进制订的政策来定，所
　　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国家中，人为蛊惑起来的阶级斗争造
　　成了多少无辜的人为其殉难？政治操纵的异端审判又掐死了多少
　　人文学术创新的嫩芽、断送了多少人文精英的远大前程？！以马
　　克思主义国教支持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三面红旗，
　　造成了多少资源的浪费和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同样以被毛泽
　　东化的马克思主义国教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又革掉多少中国人
　　的正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夺了多少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英
　　的命？流失掉多少中华民族发展的机会？

更加之马克思主义还要与时俱进地被“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
义”则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最高执政者才能有的特权。薛慎之对马
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思考，作出
如下总结：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得是职业革命家而不能是
学者，工人、农民或其他职业者；得是位居第一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而不能是二手、三把手；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
程，几乎就是他们担任或者实质上担任共产党的居第一的最高领导人
的过程，此前此后都没可能；在此期间，他们的理论路线被看成完全
正确、绝对正确的最高真理，被作为最高指示，其真理性是不需要、
也不允许被任何东西所检验，无论是否正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
的也要执行；他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上只在
其本国国内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马
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权力垄断性、思想独占性、先验的自封正确
性、强迫接受性、不可怀疑性、地域性和暂时性。简而言之，是一种
特殊形态的话语霸权，短命的权力意志。这种被权力垄断，被执政党
及国家最高领袖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
的，怎么可以作为信仰对象呢？连作为个人的信仰对象都不可以，如
果一定要确立为国教，那么相伴而来的一定是思想专制的中世纪的黑
暗。

所以结论是：

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做国教！！！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可以看到唯心主义看不到的东西，无神论作为
一种态度可以弥补有神论的短处。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国教会造成极大
危害，然而这不意味着它一无所长，更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在充分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有限性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而不
是“唯一正确的”视角、立场和方法仍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人类
社会走向和谐作出贡献。

首先，以生产方式为基础认识社会不失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有效视角。
马克思之前的中外哲学家们，都从来没有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找到
从社会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出发来看社会这样一个独到的
视角，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样一个视角上看到的社会发展
的机制。从这样一个视角来描述人类历史过程，区分社会的不同形
态，都是有根据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从这样一个视
角来看社会的方法，也已经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
哲学家都领悟用运用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样一种视角和方法丰
富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人文学科对于社会和历史的
研究达到了“系统观”的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论证，当然是为无产阶级推翻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服务的，但
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首先是一种历史哲学，它提供的独到视角不仅能
用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而且增加了我们理解人类社
会存在状态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维度。

其次，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人群不失为一种对社会人群分析的有效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从由经济制度或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
进而从对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及变化方式来分析人类历史变
迁的动因，这一方法虽然并非从马克思开始，但是却是在马克思这里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程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固然为劳
动阶级及其政党制定自己实行阶级斗争，确定敌、我、友的政治战略
和策略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方法，由于客观上反映了人的社会存在
的一种实际，因此它不仅可以用于革命，而且可以用于一个国家或民
族在和平发展时期对不同阶级的分析。就比如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
国，对不同阶级的分析，也有助于在切实把握不同阶级的利益要求的
基础上，制定能凝聚起全民族共同愿望、化解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的
方针政策。我们强调和谐，并不等于是要无视各阶级的客观存在，以
及各阶级之间矛盾的客观存在，恰恰相反，我们要达成全民族的和
谐，就必须在正视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决定的各阶级之间客观存在
的矛盾并对其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能使各阶级都各用所长、各
避所短、各得其所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使每个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都得到充分的实现，使每个人都感到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的亲和力、
自己在其中自己的归属感和所得到的惠予。事实上，虽然中国执政层
几乎已经不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然而国内有学者却已
经在这样做了。例如，《社会》杂志2006年第4期上刊登了仇立平写
的《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该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归
纳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在关
系型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研究
中国的社会分层，并根据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理论对稀缺性
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命题作了简要说明；由此提出当代中国存在四
大阶级：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
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但是承认
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阶级对抗甚至暴力革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
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

以人民群众的立场来衡量社会进步的程度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立场。
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两个极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民粹主义似
乎主导着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评价与确认。到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评价导向慢慢翻转过来，精英主义开始主导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评价
与确认。两种倾向都有偏离了中庸之道的偏执问题。社会的进步，如
果只是少数社会精英受益，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存在或是公开或是隐
蔽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被培养成蔑视甚至仇视
精英，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社会创造力的萎缩。根据郎咸平在清华大
学的演讲，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吸取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内容，改
革了它们的经济制度──包括实行福利制度和“帕雷托改进”──允
许一些人增加其财富而不可以以另一些人减少财富为代价、股权结构
──如美国通过法律的完善使股市发挥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
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法律制度──比如让最普通的群众组成陪审
团，以反映群众的良知和常识来避免精神可能会有的偏执。在罗尔斯
等美国思想家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坚持自由的至上价值的同
时对惠及整个社会的公平的强调。撇去一切政治的文化的意味不谈，
人民群众在一个社会中相对于精英来说，永远是代表多数的普通人的
一个概念。衡量社会进步的程度，可以采取精英的处境为指标，但是
如果仅有精英的指标，那么结论一定是片面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
人民群众的立场来衡量社会进步的程度不失为一种正当有效的立场。

上述三点，也是在本书导言篇提及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他的《当
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所明确地肯定了的。

第四，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大千世界不失为一种比还原论、线性思维
更切合世界整体存在现实的认识方法论。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
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作中否定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的整体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整体方法和过程方法恰恰就是辩证
法的基本方法。波普在正确地反对极权专制主义的同时，错误地把辩
证法看作极权主义的思维方法或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许多中国的自
由主义思想精英也都跟着波普反对辩证法。体制内学院派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中，则有不少人跟着卢卡奇早年的观点批判恩格斯杜撰了自然
辩证法，歪曲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西方学者很容易接受波普的反历
史辩证法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反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这不奇怪，因为西
方哲学历来就非常缺乏自觉的辩证法传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自由主
义先锋及其理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如此容易地接受波普的肤浅
见解，则说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主义化教育降解了中国学
人的民族哲学大智慧。自然辩证法首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真实的存
在状态。由于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以务实而不以思辨为要，因此它从
实际出发，反映在哲学思想中，如本篇第一章所述及的中国哲学的特
长时所谈到的，它必定会形成辩证法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中国的建
筑、医学、农业和军事都充分地运用了辩证思维。中国的人文学科也
很自觉地贯穿着辩证思维。老子主张的阴阳和合、物极必反，孔子主
张的中庸之道，都是认识自然和社会存在状态，解决实际问题的辩证
认识方法论。而具体到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尤
其是其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的方法，就更有重要的方法价值。恩格斯指
出，根据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
是现实的。”的命题，

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
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
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这样
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
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
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
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
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
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
一定要灭亡。

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
中……。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
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
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
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
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
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
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
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
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的。

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存在与发展的辩证规律时，显然带有西方哲学客观
理性或科学理性和发散式思维的特征。他没有意识到，评价人类历史
进步的标准中一定不能缺少人文价值的维度，也没有意识到人类历史
的发展会遇到一种界限，它不可能没有尽头一往无前的发展到更高、
更高、更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历史的辩证法相对于僵化
的、机械的历史观，仍然是更高级的智慧。

是的，辩证法是一种中性的方法，它只是一种思维工具，它提供的是
人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艺术，方法和手段，它包容并不排斥形式逻辑
的、分析的、还原论的思维，只是认为这样的思维方法只适用于解决
局部的、片断化的、理想化、作为静止的存在着的对象的简单问题。
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它本身也是既可以被恶用也可以被善用。它可以
被用于专制统治，它也可以被用于民主政治。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政
治家，在解决其面临的社会问题时，都不能离开起码的全局眼光和过
程眼光。如果他们毫无辩证思维的能力，只能做到象中国许多著名寓
言和成语对缺乏辩证思维能力所作的讽喻那样──刻舟求剑、守株待
兔、井底之蛙、抱残守缺、食古不化、北辙南辕、闭门造车、不识时
务、买椟还珠、墨守成规、邯郸学步、水中捞月、囫囵吞枣、急功近
利、焚林竭泽、杀鸡取卵、零敲碎打……，那他们充其量只是书呆
子，生活中的大傻瓜，怎么可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笔者2004年曾收
到一封不知何人寄来的电子邮件，其中提到，林肯从其从事革命和从
政的切身经验，制订了如下的“治国方略”：

“１、欲谋繁荣，不可废弃俭德。
２、扶助小民，不可打倒伟人。
３、激励弱者，不可削弱壯士。
４、优惠工人，不可奚落雇主。
５、救济贫民，不可消灭富人。
６、祛除烦恼，不可借着挥霍。
７、增进同胞之爱，不可煽动阶级仇恨。
８、欲谋安居乐业，不可专靠借债度日。
９、进德励志，不可消除独立创造之心。”

这是多么自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注意到，不走极端，
而以中庸无偏为方法原则，同时也体现着林肯总统自觉的过程思想。
跟林肯总统相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之后的所
有失误在认识方法论上看几乎都是违背辩证法的走极端。

不错，如同本篇上一章所阐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存在着“畸
形”的问题，它没有摆脱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制约，它还存在着偏激的
问题。但是这是其辩证法的辩证性不够及辩证法运用不当的问题，而
显然不是辩证法造成的问题。是辩证法“畸形”的表现，而不是健全
辩证法的真实。如果我们从西方思想史的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将唯
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
历史领域而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思想贡献，对
于西方哲学深化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则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而西
方许多在其专门科学研究中走向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家，却不知道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已经做过的深刻论证，舍近就远地到中国
传统中来找哲学根据。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
统思想作了对比，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哈肯提出“协同学
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他创立协同学是受
到中医等东方思维的启发。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
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文版序中指出：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
学拉近中国哲学。他们不了解恩格斯已经作出的伟大贡献，不代表恩
格斯做出的贡献不重要，只是恩格斯的贡献被埋没了。

第五，以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不失为一种推动人类科学
不断进步的合理态度。在西方，基督教诞生之后至今，人的内向度道
德生活的终极依据就渐渐地由基督教的上帝为支点了。法国启蒙时代
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虽然激烈地抨击基督教教会，但是多数并不否定
上帝。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都可以溯源到《福音书》中记载的耶
稣精神。著名的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神学家圣托玛斯．阿奎那将亚里士
多德提出的明智、公正、勇敢和节制四种德性称之为“自然德性”，
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信、望、爱，即信仰上帝、希望上帝、敬爱上帝
等三种“神学德性”，构成七德。“尽管最近几个世纪理性化和世俗
化日益增强，然而西方文明的伦理基础仍是建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
传统中”。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
的内在环节，对此，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作用的
阐述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强有力论证。然而无神论是不是就是邪门歪道
呢？不是的。无神论在西方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步发展起来
的，它是对中世纪腐朽的教会统治理性反思和批判的结果，也是文艺
复兴运动开始后，新兴的民主、自由思想冲击基督教思想专制的思想
果实。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代，“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
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固然，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
宗教信仰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它提供给人实现自
我超越不可缺少的信仰维度。马克思的时代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
对宗教被不当地滥用导致的消极结果的批判，只是马克思在没有意识
到他的宗教批判的历史具体性的同时，从科学的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出发而对宗教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然而，马克思这种
错误放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是不难理解的。人类历史进步的特点，就
是它要在走过弯路后才能豁然开朗。它进步的足迹一定是千折百回，
而一定不可能是笔直的。当时对于基督教的彻底批判反映了当时西方
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反映了腐朽堕落的教会不再能担当给人类管理
科学价值支撑的重任。对宗教的批判强有力地开启了近现代自然科学
发展宽敞大路，使人类得以了解自己这个地球上最高级也最特殊的物
种创造人化世界的惊人认识和实践能力。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科学精神
是相互助长的，它们结成坚固思想同盟才带来了人类自然科学的大发
展。在这个过程中，由天主教罗马教廷所固守的一个个亚里士多德时
代留下的反科学教条都被突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由此才得以
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

在人类走进全球化生存状态的今天，西方文化会发现中国文化中的的
精神信仰体系不是维系在对于人格神的信仰上，而是维系在对天道的
信仰上。我们讲“天有好生之德”，我们讲“天道酬勤”，我们讲
“得道多助”。当然中国哲学是务实的，也可以说是实在论的，严格
地说它并不是唯物论的。然而在归根结底主张无神论这一点上，却可
以和马克思主义主张科学理性方法、主张唯物主义无神论相通。古代
中国对于世界科学发展的伟大贡献和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带来的整个世
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已经证明，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去研究
科学，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既然可以被用作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视角，那么世
界上的共产党组织也就仍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自己政党的指导思
想的范畴。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如果它是组织力量极其弱小，没
有可能执政的在野党，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仍坚持其劳动阶级价值观
至上的价值原则，而致力于争取和维护劳动阶级的应得权利。但是，
只要它处在了国家权力的位置上，那么它一定要意识到，它必须把它
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置于人类普遍价值之下。举中国的情况为
例，可以说“三个代表”中所谓的“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
益”仍是很不到位的，因为这意味着它不准备代表的相应地“中国不
属于人民的最小范围的人群的根本利益”随时都有可能被执政党以什
么权宜的理由加以打压，剥夺其人权，侵犯其根本利益。理论上留下
这个不彻底的口子，在实践中会伤及多少人根本无法估量。所以执政
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和维护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它必须知
道“以人为本”与“三个代表”在内涵上是有本质的差异的。“以人
为本”必须落实到将每个中国人都视为具有同等做人权利的人的程度
上，否则就是骗人的谎言。无论什么人，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
动，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他犯了罪就依法制裁他。只要在执政的
位置上，共产党就必须自觉地跳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否则它
就一定会在其执政实践中，无论怎么强调和增强它“科学执政”的能
力，只要它重视某些中国人而忽视另一些中国人，尊重某些中国人而
蔑视另一些中国人，它就必定是蔑视中国人应有的基本人权而代表一
种贻害无穷的偏见。还有，只要在执政的位置上，它就一定不能以马
克思主义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只要在执政的位置
上，它就一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教。

共产党应当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劳动阶级的先锋队。它绝对不能包容任
何危害人民利益的贪污腐败分子。从其历史继承性和传统来说，它的
党务活动和政治实践应当偏重于维护最底层的人民的利益，但是它一
定要自觉地将劳动阶级的价值观纳入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范畴之内，而
不能置于其上。它可以坚持它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一定不能把唯
心主义视为非法；它可以坚持无神论立场，但是一定要承认有神论信
仰存在的合法地位。

笔者在本篇对于原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析，概括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产
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史地位──包括它对
人类思想，特别是对西方思想的伟大贡献和从人类文化思想角度看、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它的多重局限性。希望读者能体会到笔者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态度既不是全盘否定的，也不是全盘肯定的。笔者试图阐述
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它产生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
空，相对于它由之产生的文化土壤，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人类
历史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它如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
种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的变化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时代已经超出马克思主义适用范
围了的今天，无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昨天多么重要，我们今天不
能把它继续作为束缚思想的绳索了。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走出而走向
未来，如果我们不看马克思诞生之后整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我们无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的实践中所积累的一切血的经验和教训，而
硬要坚持以已经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摔了跟头，责任就完
全不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在我们自己的愚蠢了。

下述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庐山之内来看，是
完全符合事实的。这代表了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时髦
派”与“传统派”的共识，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最高水平：

马克思哲学是时代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是哲学理性与人类理想的统
一；马克思毕生都在为人类解放寻找理性之路，他是思想领域里盗取
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他的哲学使命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体现了人类的
使命，马克思哲学以自身的存在表现了人类自身的存在，它是文明的
活的灵魂，而只有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
克思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在表征、反映时代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本质
的不同，旧哲学的本性是追求永恒原则、终极实在、绝对真理，因而
根本上是本体论哲学，不是用来回答现实问题的。马克思哲学的真正
本质和精神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它是立足现实、开创未来
的思想源泉，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事实来说话，是马克思哲学
最具时代生命力之所在，也是马克思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框，站在人类思想史和人类历史
达到的高度上来看，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确实做到了“时代
性与人类性的统一”，然而它把统一的基点偏重在人类在资本主义发
展早期的时代性上，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上，而否定了人类思想
贯穿古今中外一直努力追求努力建构的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阶的每个
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中确实包含了“哲学理性与人类理想的统
一”，然而其哲学理性中存在着许多偏执，其人类理想中存在着许多
空想；因此马克思虽然无愧于为他所在的时代的劳动阶级“盗取天火
的普罗米修斯”，他找到的“人类解放的理性之路”长远地看却是远
离人间正道而把人类引入误区的歧途。

下面我们就进入本书第四篇，来看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
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