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颗人类思想之树上
真实的果实──
马克思主义，
它特色鲜明
富有营养
美丽出众。
学者对它刮目，
为它着迷，
因它而开拓了
做学问的新视角；
行者为它激越，
被它感动，
因它而选择了
别样的人生。
世界曾被它重塑，
历史曾对它回应：
或把它作为
骇人的幽灵，
或把它当成
解放的救星。
因为它的刺激和鼓动
人们在诅咒和崇拜的两极上
势不两立
你死我生
冷战热斗
欲罢不能。

然而，它是一颗精神的酸果。
就象满足一个害口的孕妇
想吃酸东西的特殊口味，
它满足了的，
只是具体时空中的炽热追求。
人类却不得不用
它宣告诞生至今
这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
投注精力、情感、热血、生命
把它消化，
来确定这颗思想酸果
有何营养、有何负面效应
在何范围、何种情况下、会有何用。

将马克思主义对象化，把它的理论主张变成广大人民改变世界的历史
实践，这应当是最合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期待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消
化”了。马克思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途中，就明确地提出，“批判的
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为了实际发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生
前都一直积极地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应地，这样一种消化马
克思主义的方式需要有政治组织作为其实现的环节：首先是作为工人
阶级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工会、军队、直至国家政权等等。
这样一种实践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社
会制度的实际改变或建构上。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主义恐怕都没有象马克思主义这样，被人类有组
织地由如此众多的自觉地以其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通过它们的政策、
策略、方针、路线去直接地影响社会的。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2000
年出版的一本《各国共产党总览》统计，亚、非、欧、澳、美这五大
洲，到1998年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组织
共有93个，另有35个共产党组织，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而到20
世纪末或者停止活动不再存在，或者改变了性质。收入这本《总览》
的世界上的共产党组织共计是128个。1989年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落入低潮，但是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抑或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仍有共产党“在低潮中顽强行
进”。它们或是认为“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
的失败，……党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篡改了改革的方向，背
叛了党，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垮台”；或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灾
难并不是社会主义及其思想的失败，而是苏联具体模式的失败”。有
的仍坚信“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抉择”；有的则
认为“共产主义遭受的挫折不会持久……马列主义并未过时，社会主
义有广阔和光明的前景。”有的明确地“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有
的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

其实践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组织还不止共产党。被“正统”
的，特别是被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斥为“资产阶级的走
狗”、“帝国主义的帮兄”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实
际上也是从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起家，通过“修正主义”
的环节，后来在原则和纲领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的。据刘国凯于
2001年的统计，当今已经有140多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
界各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15个欧盟国家中多数保持着由社会
民主主义的政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局面，最多的时候曾有13个欧
盟国家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欧洲一片玫瑰红。到2003年10月社
会党国际召开22大时，其“成员已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22个国家和地
区，达168个，其中53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

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其被实践的程度上和内容侧重上受到了主客观
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
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也就是说，历史客观上对于一
种理论有没有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是这种理论能否对象化，对象
化到什么程度，把什么内容对象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认识严格来说，
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它也属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就是
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论断就已经包含了这种深
刻的历史眼光。

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被实践的
不同内容，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落后而政治上是专制制度的
国家与在生产力比较发达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
被付诸实践的形式是极其不同的。

在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形式，多是采取了暴力夺权，
建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用专制的手段对社会生产关系实行改
造，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
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在思想文化上，以国家暴力机器为
依托，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或准国教。沃勒
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这是“演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主流马克思主义”，并概括地指出作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是由马
克思主义斗士而非学者提出的五个基本主张：

１、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的终极目标，第一步必须尽可能
　　迅速地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有通过革命才有可能夺取政权。
２、为了获取并维持国家权力，所谓的进步力量与工人阶级必须结成
　　一个有组织的广泛的政党。但是，“事实上，从其行使的职能来
　　说，执政党只是一个决策机构，在其中，一个小班子解决所有当
　　前的问题。领导的权力完全是个人的，并且周围是复杂而不透明
　　的环境。对大多数党员来说，党变成了不过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晋升的工具。”
３、为了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亦
　　即将权力完全彻底地转归工人阶级的阶段。当然，“不管原初加
　　在‘专政’上的含义是什么，其真正的历史含义是在这些制度中
　　对一切所谓资产阶级公民权的否定，……任何不为政党控制的组
　　织不仅其言论自由就连生存权也遭到否定。”“事实上，在社会
　　主义国家，工人提出要求的机会比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要少。不
　　过，他们也能获得很大的补偿，例如社会保障（尤其是就业保
　　障）以及与低水平生产率相适应的其他所有的权利。”尽管有这
　　样的一些好处，“不论官方怎么说，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真
　　正生活在工人阶级的国家中。”
４、社会主义国家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普遍正确发展道路中的阶
　　段。
５、为了从社会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执政党）就必须建
　　设社会主义，就是说要追求国家的发展。由于“实际上相继夺取
　　政权的情况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因此社会主
　　义建设被扭曲成了这些“国家追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地区的
　　过程”。

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铁托、齐奥塞斯
库、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波尔布特的思想，可以说都是在自
己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以无产阶级政党作组织基础，以马克思主
义为思想武器，没有政权时努力地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就建立起
共产党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
权，并利用这一政权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行设计，通过国家的
发展战略，政策将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变成广大人民的行动，
对社会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本民族历史发展
的道路。

在发达国家，原典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这第一步根本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后面的几步也就无从谈起。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中那些在落后国家被实践或被对象化的理论内容，
在发达国家找不到实现的社会基础。这些国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党，被动地说是不得不，积极地说则是为了真正地造福于最
广大的人民，而适应自己国家特殊的条件，开辟了欧洲共产主义和社
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放弃暴力革命，是因为其
社会环境和条件根本不允许实行暴力革命。如果他们硬要搞工人武装
暴动，把已经实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自由民主社会变成一个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社会，那不但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反而会是一种
社会反动。如果那样，他们就会脱离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
他们就会面临实践马克思主义无路，继承马克思主义无门的窘境，他
们就会被现实的生活实际唾弃。他们正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条
件和社会要求下，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参加竞选的议会党，遵守已有
的民主制度的程序，积极地利用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在此基础上努
力地把民主扩展到社会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面提及的由中联
部提供的当今世界上有93个仍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共产党，与由刘国凯
提供的遍布世界各地的140余个或中国学者2005年提出的168个信奉社
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其数字可能会有重复，因为有些共产党组织如提出
并决定以“欧洲共产主义”为旗帜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
班牙共产党，其纲领在许多基本方面已经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
张，而申明放弃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和由列宁提出
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了。

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
家”，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位居第二。紧随其后，英国ＢＢＣ
广播公司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一个月后汇集全球
投票结果，仍是同样的结果。2002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
界、艺术和学术领域名人评选“千年伟人”，马克思以一分之差逊于
爱因斯坦。而在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四频道以
“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为期一个多月、调查了三万多名听
众，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世界最伟大哲学家之榜首，紧跟在
他之后的第二名休谟得票率为12.67%，再后面的是维特根斯坦
（6.80%）、尼采（6.49%）、柏拉图（5.65%）、康德（5.61%）、阿
奎那（4.83%）苏格拉底（4.82%）、亚里士多德（4.52%）和波普
（4.20%）。不止是英国人，其他西欧国家也有人参加了投票。马克
思在西欧的这种威望，跟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通过欧洲共产
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对那些不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马克思主
义的主张加以变通而坚持下来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在今天西欧人心中
的威望，是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维持的，而决不是由前苏联、东
欧、北韩、红色高棉的共产党人所实践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树立起
来的。假使这些西欧政党在他们的实践中，一定要坚持一个主义、一
个领袖、一个政党，如果他们付诸实践的也是在落后国家被塑型的马
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名字恐怕跟希特勒一样，早就臭不可闻了。
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有一句解释西方共产党实行“改良主义和民
主的实践”的理由的话非常到位：“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客
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干别的”。

这样两种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都取得了历史性成果。通过暴力革命
建立起来的“现实的”或曾经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要取得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胜利，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其革命的主动精神和思想创造性都要发挥到极致，才可能成功地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特殊的历史环境而满足本民族
的特殊的历史需要。由于其革命前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状
态，因此在夺取政权后，在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时，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大多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虽然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的自由程度一直相当低，
但是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却大大提高，在极权的政治统治，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迅速完成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并进而实现
了国家工业化。最突出的例子可能要算前苏联和“文革”前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了。而在由于历史条件没有可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
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欧洲发达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也
并没有被搁置。相反，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环
节，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之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
义的“和平演变”却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建
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带给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人民包括经济政
治文化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保障和很多实际的物质利益。日本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
提出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可普遍采用的十条措施中至少有五条在现
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或多或少得到了实施，比如征收高额累进税、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义务教育、取消童工劳动等等。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应当算是“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消极事
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被运用去解决社会问题时，导致的灭绝人性的
反人道的恶果。斯大林的大“清洗”、古拉格群岛、中国1949年后的
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6．4”事件和19
99年之后对法伦功的处理、红色高棉为迅速建立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
的在本民族内的大屠杀都是历史的见证。沙夫把此概括为“共产法西
斯主义”。他发现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产生类似于资本主义
制度下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同样的条件和可能。当然沙夫认为这不
是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弊端，而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背离或不当运用产生的结果。沙夫的这种
认识代表了一大批为马克思主义开脱责任的人的观点，这个未解之
“结”，本书放到第一篇再解。这里，我们至少不妨先承认，从马克
思主义的龙种也孳生出跳蚤，而这曾带来现实的祸害的跳蚤与马克思
主义难脱干系，也是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表现。

曾枝盛有一句话堪称精典：“共产党的存在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存
在”。根据他所著的《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介绍的情况，
除了上文提及的这些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外，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其
中有些在上个世纪末苏东剧变后，公开在指导思想上明确转向社会民
主主义，也有一些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表
明“决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方向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基础。（日共）”坚信“马列主义并未过时，社会主义具有广阔和光
明的前景”（印共〔马〕）。

那么，这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面又留下了什么成果呢？

将马克思主义对象化，把它的理论主张变成广大人民改变世界的历史
实践，这应当是最合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期待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消
化”了。马克思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途中，就明确地提出，“批判的
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为了实际发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生
前都一直积极地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应地，这样一种消化马
克思主义的方式需要有政治组织作为其实现的环节：首先是作为工人
阶级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工会、军队、直至国家政权等等。
这样一种实践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社
会制度的实际改变或建构上。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主义恐怕都没有象马克思主义这样，被人类有组
织地由如此众多的自觉地以其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通过它们的政策、
策略、方针、路线去直接地影响社会的。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2000
年出版的一本《各国共产党总览》统计，亚、非、欧、澳、美这五大
洲，到1998年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组织
共有93个，另有35个共产党组织，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而到20
世纪末或者停止活动不再存在，或者改变了性质。收入这本《总览》
的世界上的共产党组织共计是128个。1989年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落入低潮，但是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抑或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仍有共产党“在低潮中顽强行
进”。它们或是认为“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
的失败，……党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篡改了改革的方向，背
叛了党，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垮台”；或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灾
难并不是社会主义及其思想的失败，而是苏联具体模式的失败”。有
的仍坚信“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抉择”；有的则
认为“共产主义遭受的挫折不会持久……马列主义并未过时，社会主
义有广阔和光明的前景。”有的明确地“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有
的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

其实践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组织还不止共产党。被“正统”
的，特别是被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斥为“资产阶级的走
狗”、“帝国主义的帮兄”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实
际上也是从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起家，通过“修正主义”
的环节，后来在原则和纲领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的。据刘国凯于
2001年的统计，当今已经有140多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
界各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15个欧盟国家中多数保持着由社会
民主主义的政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局面，最多的时候曾有13个欧
盟国家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欧洲一片玫瑰红。到2003年10月社
会党国际召开22大时，其“成员已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22个国家和地
区，达168个，其中53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

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其被实践的程度上和内容侧重上受到了主客观
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
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也就是说，历史客观上对于一
种理论有没有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是这种理论能否对象化，对象
化到什么程度，把什么内容对象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认识严格来说，
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它也属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就是
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论断就已经包含了这种深
刻的历史眼光。

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被实践的
不同内容，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落后而政治上是专制制度的
国家与在生产力比较发达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
被付诸实践的形式是极其不同的。

在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形式，多是采取了暴力夺权，
建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用专制的手段对社会生产关系实行改
造，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
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在思想文化上，以国家暴力机器为
依托，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或准国教。沃勒
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这是“演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主流马克思主义”，并概括地指出作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是由马
克思主义斗士而非学者提出的五个基本主张：

１、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的终极目标，第一步必须尽可能
　　迅速地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有通过革命才有可能夺取政权。
２、为了获取并维持国家权力，所谓的进步力量与工人阶级必须结成
　　一个有组织的广泛的政党。但是，“事实上，从其行使的职能来
　　说，执政党只是一个决策机构，在其中，一个小班子解决所有当
　　前的问题。领导的权力完全是个人的，并且周围是复杂而不透明
　　的环境。对大多数党员来说，党变成了不过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晋升的工具。”
３、为了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亦
　　即将权力完全彻底地转归工人阶级的阶段。当然，“不管原初加
　　在‘专政’上的含义是什么，其真正的历史含义是在这些制度中
　　对一切所谓资产阶级公民权的否定，……任何不为政党控制的组
　　织不仅其言论自由就连生存权也遭到否定。”“事实上，在社会
　　主义国家，工人提出要求的机会比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要少。不
　　过，他们也能获得很大的补偿，例如社会保障（尤其是就业保
　　障）以及与低水平生产率相适应的其他所有的权利。”尽管有这
　　样的一些好处，“不论官方怎么说，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真
　　正生活在工人阶级的国家中。”
４、社会主义国家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普遍正确发展道路中的阶
　　段。
５、为了从社会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执政党）就必须建
　　设社会主义，就是说要追求国家的发展。由于“实际上相继夺取
　　政权的情况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因此社会主
　　义建设被扭曲成了这些“国家追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地区的
　　过程”。

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铁托、齐奥塞斯
库、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波尔布特的思想，可以说都是在自
己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以无产阶级政党作组织基础，以马克思主
义为思想武器，没有政权时努力地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就建立起
共产党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
权，并利用这一政权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行设计，通过国家的
发展战略，政策将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变成广大人民的行动，
对社会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本民族历史发展
的道路。

在发达国家，原典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这第一步根本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后面的几步也就无从谈起。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中那些在落后国家被实践或被对象化的理论内容，
在发达国家找不到实现的社会基础。这些国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党，被动地说是不得不，积极地说则是为了真正地造福于最
广大的人民，而适应自己国家特殊的条件，开辟了欧洲共产主义和社
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放弃暴力革命，是因为其
社会环境和条件根本不允许实行暴力革命。如果他们硬要搞工人武装
暴动，把已经实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自由民主社会变成一个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社会，那不但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反而会是一种
社会反动。如果那样，他们就会脱离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
他们就会面临实践马克思主义无路，继承马克思主义无门的窘境，他
们就会被现实的生活实际唾弃。他们正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条
件和社会要求下，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参加竞选的议会党，遵守已有
的民主制度的程序，积极地利用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在此基础上努
力地把民主扩展到社会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面提及的由中联
部提供的当今世界上有93个仍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共产党，与由刘国凯
提供的遍布世界各地的140余个或中国学者2005年提出的168个信奉社
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其数字可能会有重复，因为有些共产党组织如提出
并决定以“欧洲共产主义”为旗帜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
班牙共产党，其纲领在许多基本方面已经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
张，而申明放弃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和由列宁提出
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了。

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
家”，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位居第二。紧随其后，英国ＢＢＣ
广播公司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一个月后汇集全球
投票结果，仍是同样的结果。2002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
界、艺术和学术领域名人评选“千年伟人”，马克思以一分之差逊于
爱因斯坦。而在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四频道以
“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为期一个多月、调查了三万多名听
众，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世界最伟大哲学家之榜首，紧跟在
他之后的第二名休谟得票率为12.67%，再后面的是维特根斯坦
（6.80%）、尼采（6.49%）、柏拉图（5.65%）、康德（5.61%）、阿
奎那（4.83%）苏格拉底（4.82%）、亚里士多德（4.52%）和波普
（4.20%）。不止是英国人，其他西欧国家也有人参加了投票。马克
思在西欧的这种威望，跟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通过欧洲共产
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对那些不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马克思主
义的主张加以变通而坚持下来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在今天西欧人心中
的威望，是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维持的，而决不是由前苏联、东
欧、北韩、红色高棉的共产党人所实践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树立起
来的。假使这些西欧政党在他们的实践中，一定要坚持一个主义、一
个领袖、一个政党，如果他们付诸实践的也是在落后国家被塑型的马
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名字恐怕跟希特勒一样，早就臭不可闻了。
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有一句解释西方共产党实行“改良主义和民
主的实践”的理由的话非常到位：“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客
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干别的”。

这样两种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都取得了历史性成果。通过暴力革命
建立起来的“现实的”或曾经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要取得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胜利，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其革命的主动精神和思想创造性都要发挥到极致，才可能成功地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特殊的历史环境而满足本民族
的特殊的历史需要。由于其革命前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状
态，因此在夺取政权后，在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时，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大多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虽然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的自由程度一直相当低，
但是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却大大提高，在极权的政治统治，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迅速完成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并进而实现
了国家工业化。最突出的例子可能要算前苏联和“文革”前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了。而在由于历史条件没有可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
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欧洲发达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也
并没有被搁置。相反，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环
节，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之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
义的“和平演变”却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建
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带给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人民包括经济政
治文化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保障和很多实际的物质利益。日本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
提出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可普遍采用的十条措施中至少有五条在现
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或多或少得到了实施，比如征收高额累进税、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义务教育、取消童工劳动等等。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应当算是“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消极事
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被运用去解决社会问题时，导致的灭绝人性的
反人道的恶果。斯大林的大“清洗”、古拉格群岛、中国1949年后的
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6．4”事件和19
99年之后对法伦功的处理、红色高棉为迅速建立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
的在本民族内的大屠杀都是历史的见证。沙夫把此概括为“共产法西
斯主义”。他发现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产生类似于资本主义
制度下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同样的条件和可能。当然沙夫认为这不
是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弊端，而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背离或不当运用产生的结果。沙夫的这种
认识代表了一大批为马克思主义开脱责任的人的观点，这个未解之
“结”，本书放到第一篇再解。这里，我们至少不妨先承认，从马克
思主义的龙种也孳生出跳蚤，而这曾带来现实的祸害的跳蚤与马克思
主义难脱干系，也是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表现。

曾枝盛有一句话堪称精典：“共产党的存在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存
在”。根据他所著的《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介绍的情况，
除了上文提及的这些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外，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其
中有些在上个世纪末苏东剧变后，公开在指导思想上明确转向社会民
主主义，也有一些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表
明“决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方向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基础。（日共）”坚信“马列主义并未过时，社会主义具有广阔和光
明的前景”（印共〔马〕）。

那么，这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面又留下了什么成果呢？

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同时，与其实践相伴而生的，就是与马克思
主义被对象化过程中的理论。这些理论大致上可以分为教条主义、修
正主义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作被发展了的马克思主
义。

毛泽东给教条主义起过一个很生动的名字，叫“本本主义”。迷信理
论，死搬硬套是其特征。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都强烈反对教条主
义。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从毛泽东才开始的。恩格斯早就明确地说：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
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
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
的。”列宁反教条主义也十分敏感，他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
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教条主义可
以是“左”的形态，也可以是右的形态，这全要看它抓住的是本本中
主张“进攻”的部分，还是主张“防卫”的部分；或者是主张意志论
的还是主张决定论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人的实践历史上，
“左”倾教条主义的突出代表有中国的王明路线，其表现特征是“冒
险主义”。右倾教条主义的突出代表有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
决定论”的“宿命论”式的迷信，其表现特征是“无所作为”。

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与被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反
教条主义，都想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根据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
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变通”，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做到了
从实际出发。列宁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
质区别有过如下的经典概括：

两者是想在不同的方向上创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是想继续做彻
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条件的改变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是想推翻马克思学说的若干相当重要的
方面……

那么“修正主义”想要推翻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坚持和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指什么呢？本书在第一篇会集中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
坚持反对过的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唱反调的思想主张是些什么：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
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
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
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
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

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
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
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
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
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
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
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
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
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
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
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后来列宁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主
张作了系统的概括，指出其在哲学上放弃唯物主义而接受新康德主
义，把黑格尔视为“死狗”，主张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
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并向神学让步，把宗教
变成“私人的事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提出要纠正马克思的价值
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提供消灭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阶级矛盾
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认为：“政治自由、民
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列宁认为伯恩施坦的“运动
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话集中反映出修正主义政策的
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适应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
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
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
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在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着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党
内，根本没有可能产生修正主义。共产党掌权之后，在1957年，毛泽
东也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以说与马克
思、恩格斯和列宁一脉相承。毛泽东说：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
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
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
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
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
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尊重历史的客观实际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标准，那
么我们必须承认，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了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的马克思
主义者把自己看作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并对马
克思主义作出“发展”，称自己实行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因此把
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之“正统”是有道理的，他们把接受议会道路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作的“变通”──
他们强调自己作为指导思想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叫作对马克思
主义的“修正”或者说叫作“背叛”也是有根据的。

当历史的尘埃渐趋落定，人类渐渐从“你死我活”的牛角尖儿走出来
而走向“互惠双赢”的包容胸怀的今天，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
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国已经有学者作了很有价值的概括。两
者相似、相近和相通的地方有：

１、从思想渊源看，两者有着共同的起源和一段共同的历史，直到目
　　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２、从政治目标来看，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
　　目标，但它一直也没有放弃变革资本主义的努力，一直高举着社
　　会主义的旗帜；
３、从代表的阶级利益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是社会中下层
　　的利益，在其执政时期，其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扩大了
　　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权利，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尊严；
４、从其国际政策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一支维护并促进世界和平的
　　力量。有些人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钻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
　　“特洛伊木马”，虽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没有着手从根本上改变
　　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它是以改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己
　　任的。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是鲜明的。首先
是指导思想不同。这表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思想一元化，并始终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惟一的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则坚持思想的多元
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科学社会主义以历史唯物
主义为其哲学基础；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必定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那些规律，社会主义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
结果，是一种道义的必然性。其次是变革现实的途径不同。科学社会
主义虽然认为如果有可能也不放弃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原则上却认
为变革现实社会的主要方式和一般规律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
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否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他们不排斥在一些专制独裁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暴力革命的必
要性，但是却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已不是垄断资本的阶级
国家，而是人民权利的“共同体”，因此只能走和平民主的改良道
路，而没有必要通过暴力革命予以打碎。第三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
主张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私有制是工人阶级贫困和受奴役的根
源，必须消灭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民主社会主义则
认为，通过国家经济调节和规划体系限制资本所有者的经济权利，以
民主监督的方式使私人企业服务于公共利益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生
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妨碍社会公正，就应当得到保护和促进。所以它
主张实行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混合经济。第四是奋斗目标不同。科学
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主张通过社会主
义而达到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公有制完全取代了私有制，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阶级彻底消灭，国家完全消亡，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的共产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不存在任何固定不变的社
会制度，社会主义只是一项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持久的任务。社会主
义的实现不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而是人们思想中对道义追求的必
然，是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和平等价值追求的实践和实
现。

由此可见，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上，“修正主义”和“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变通”。但是前者的变通
是在原则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改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而后者的变通
是在实现原则的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落在了实处。但是，无
论是“修正”还是“发展”都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任意而为的结果，它
们都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受到了不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半
封建半殖民的中国，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
的；同样，在资本主义文明达到了宪政的民主制度水平的西方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去建立一个集权专政的国家政权则
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只有在极
权的专制国家可以行得通，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专制落
后的俄国、专制落后的中国被实现的重要历史原因。

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被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借用马克思的话来
表述就是，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化作了“武器的批判”以及其他形式的
社会实践，而后者则主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应用于对
社会现象的理论批判上，或把它当作进行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或把
它本身仅仅作为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对象。用一种形象的比喻，被
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好比是厨师要烹出一道菜，无论是大火红烧，还是
慢火清燉，总要把它烧熟才算数。而被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则更象是一
个营养学家或烹饪学家，其任务不是烧出一道菜，而是对烹饪的得失
优劣作出理论的梳理。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虽然也曾亲
身参与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烧菜”工作，但是他们所做出的最突
出的贡献并不是实际的革命斗争，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系统的
“菜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世学
者或理论家中有些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更加心有灵犀的。那个龙
种和蚤种的比喻在这种“消化”马克思主义的范围里仍可以作一种引
伸。在这个范围里，假设让马克思来做评委，对于“心有灵犀”者，
他会说：“嗯，这不愧是我播下的龙种。”而同属这一范围的远够不
上“心有灵犀”之辈，同样让马克思来评价，有的他的评语可能会
是：“还行，还有些我‘批判的’否定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味道”；
有的他可能会说：“跟我沾一点边儿而已”；有的他可能会说：“我
提供的本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武器，你们却把我当作了‘无害
的’学术课题”；有的他可能会说：“利用我早年的人道主义，否定
我后来的阶级主义，是打着我的旗号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有的
他──如果知道毛泽东的用语──甚至可能会说：“显然是往我的理
论体系中‘搀沙子’”，……。

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有政党等组织作为其付诸实践的载体；而
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其主体主要是学者或理论家。虽然并不排除研究
者本人可能是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其他政党的成员，甚至领导者，
但是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并没有直接对其所属政党的实践发生
影响。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不会影响到他的同志及其所属的政党，
也不是说他们缺乏对革命实践的密切关注和激情奉献，而是说他们没
有象列宁、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等共产党领袖那样，使自己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直接变成了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战略和策略，
进而对象化为群众性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运动。这里顺便提一下，列宁
和毛泽东，──据笔者看来，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坚
定信念和对革命辩证法的心领神会及运用自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
有相当深度的理论研究，想来也会被马克思视为“龙种”的。毛泽
东、邓小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本书第二篇会集中谈到，
导言中先把他们放过不谈。还有一种也可以归入“被研究的马克思主
义”范围的，但是其研究结果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这种“消化”
我们放在本篇“被批判、被唾弃的马克思主义”一章再论。下面集中
概述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学院派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肯定的“消
化”。

我们先来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心有灵犀的西方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
的“消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匈牙利
共产党人卢卡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卢森堡、柯尔施，以及意大利共
产党人葛兰西。他们一方面由于本人有较深厚的哲学理论素养及其对
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面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实践──特别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根据对马克思的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解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极权专制国家
的列宁主义──的新问题作出了独到的思考，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
上独辟蹊径。当时无论是第二国际考茨基的科学主义或机械主义，还
是伯恩施坦的进化论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法，而作为当时有名的“右派”和“中派”，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立
场上又都偏离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向。在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哲
学功底的卢卡奇、卢森堡、柯尔施、葛兰西看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
既是幼稚的，也是错误的；但同时面对十月革命后西欧国家工人阶级
革命运动的失败事实，他们也意识到，远比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更懂
得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所开创的俄国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于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看到对马克思主义有必要作出不同于列宁的、甚
至不同于恩格斯的新理解。这种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密切相关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认同或赞同马克思主义的
价值方向，即他们自觉地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以作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为骄傲。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他们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
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革命的辩证法。卢森堡一方面批
判考茨基以“经济决定论”为根据的宿命论的“无为主义”；同时也
鲜明地指出，列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专政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
目标是不相容的，她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只在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创立之后某个有希望的国家才开始的某种事业……。社会主义
民主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而开始。社会主义的
政党一取得政权就应实行民主。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个东西。”
卢卡奇则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机械论、宿命论，在他的《历史与阶
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论文集中，将总体性问题、无
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有机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主
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由此
开启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林林总总。柯尔施对第二国际“科学主
义”的批判目标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上。他认为第二国
际的理论家们用实用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割裂经济、
政治、意识形态，只把经济看成是“唯一客观的和非观念性的现
实”，“法和国家则已经由于带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有些不太现实
了”而“纯粹意识形态则全然是非客观和不现实的（‘纯粹的无用之
物’）”。他提出：“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
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
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葛兰西则提出“总体革命”
的思想。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变革，仅仅考虑到经济领域是不
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
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方面的变
革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掌握着政
治的领导权，而且掌握着文化领导权。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或文化
的领导权渗透到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无产
阶级要夺取政权，不仅要摧毁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而且要夺取文化
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这样一种总体革命战略不可能是象俄国革命那
样的速决即可定乾坤的运动战，只能是在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的同时不
断地扩大自己占领的地盘的阵地战。葛兰西这一突出了意识形态革命
重要性的总体革命观，既针对着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忽略主观能动性的
“经济决定论”的“不作为”，也是吸取了照搬俄国革命运动战不能
取得胜利的教训而对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

上面几位对马克思主义“心有灵犀”的思想家深深地影响了继他们之
后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开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科学社会
主义、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一种新马克思主
义理论流派的源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西方马克
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其整体特点作出过六点概括：（1）理论脱离
实践；（2）注重哲学和文化批判；（3）悲观的情绪，灰暗的基调；
（4）晦涩的语言，艰深的术语；（5）缺乏国际主义，彼此相互隔
绝；（6）不屈服于现状，不与资本主义妥协。这个新马克思主义流
派能成就这样一种理论地“消化”马克思主义的气候，有几个重要因
素不能忽略：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发表；西方现、当
代哲学提供的哲学思想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为其施展才艺
准备的舞台。

上个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发表，为世人矗
立起一个生动鲜活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此前，无论是拥护马克思的
人，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人，他们理解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倡导
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象或符号，《手稿》却
展示出一个更具有人文情怀、哲学意趣和人性感染力的马克思。1932
年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为发表这份手稿时写的
序言中认为，《手稿》表明，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核心是异化而不是阶
级斗争；这份手稿的发现，意味着《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以往一切历
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原理，将被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原理所取
代。而比利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在同年发表的《新发现的马
克思》一文中则认为：“这份手稿比马克思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清楚得
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他一生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背
后的伦理与人道主义的动机”。

20世纪可谓西方哲学“百花齐放”的世纪，而所有这个世纪新开放的
哲学之花大致可归入两个花圃：科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的人本主义。
在科学理性主义这条线上，有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等等；而在非理性的人本主义这条线上，则有唯
意志主义、实用主义、人格主义、欲望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后
现代主义等等。这些哲学也介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之中，并
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生出了一些“混血儿”。例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
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衣俊卿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
的文化转向，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
的主导性转向。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一种人文之思将文化视为关注焦
点的转向呢？除了思想内容自身的逻辑，就其客观条件看这与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关系甚大。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可谓从战火中
飞出了新凤凰，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慘痛教训的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中可用之理的主动吸取，国家积极地介入社会公正的实现，
不断地提高和扩大其社会自由民主的程度和范围，加之科学技术在市
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下大大发展，马克思列宁曾经宣判了死刑的资本主
义制度终于由粗鲁、丑陋、野蛮、狰狞、虚伪开始变得文明、温情、
人道、善解人意起来。这个过程中，社会进步的阻力已经不是肆无忌
惮的经济剥削，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权利被剥夺。在多数人的物质
文化等等权利都得到起码保障的情况下，对人造成压抑的社会机制表
现为官僚体制、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的权威，以及
现代性、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等等这样一些社会文化领
域当中了，因此“文化批判”渐渐地取代暴力的阶级斗争而成为西方
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地“消化”过程中，西方不同的研究者分别肯定
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价值。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学术价值，
这种学术价值概括来说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世界作整体的理论把握
的有深度的认识框架和认识方法。特别是对于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研
究，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说，“有大量文献很好地证明，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哲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并
且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学院学科内，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了
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一种发展现时代的批判
理论的源泉。”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法国《世界报》发表了
几年前去世的法国历史学泰斗布罗代尔写的一篇文章。非马克思主义
者的布罗代尔写道，如果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工具，他在历
史研究中就不会取得成就。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在
其微妙与灵活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
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那些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体系莫不如此（如天
主教思想──笔者注）。……在这些普遍性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
的世俗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唯一一种包罗万象的移译转
换的技巧或机制。”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
出，马克思主义所以有如此的影响，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提供了合理
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进而指出马克
思主义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
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
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
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第三，马克思促
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
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注意到可
以从不同的阶级斗争内容去看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不同的社会历史形
态。最后，马克思主义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
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
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意大利著名历史
学家坎弗拉指出：马克思以天才的洞察力总结出，迄今为止的西方历
史都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史，因而也是对立阶级不断冲突的
历史。他让所有的人──反动的、保守的、进步的、革命的以及研究
古代和现代的学者──明白了历史的运动是变化过程中的形态。任何
历史学家都不能撇开马克思。

其次，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的一门科学。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被较普遍持有的一种
观点。詹姆逊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
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英国政治学教授约
翰．格雷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摧毁了作为一种政治方案的马克思
主义社会主义，同时也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带来了新的生命。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使马克
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某些关键地方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
学者约翰．卡西迪指出：“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这是他理
应得到的一种评价。”“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
读。”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
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
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
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它植根于关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
学。”马克思主义中被认为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分析仍具有普
遍意义的内容，基本上是被肯定的。比如在意大利，学者们有一个基
本共识：对作为“革命预言家”的马克思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
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乃是科学的真理，任何人都无法
否定，“马克思之伟大是永存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萨尔瓦多
利在都灵举行的《今日马克思主义》大型研讨会上发表的基调演讲中
说，马克思所了解和研究过的资本主义以及被他赋予改变整个经济、
社会和政治关系历史使命的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
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三个方面仍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一是马克思所开
启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三者关系的学说，这在一个多世
纪以来已被学术界广泛承认。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权力日益集中
的趋势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经济权力的集中及其与政
治权力的联姻，构成了现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并且现在还在加
强。《共产党宣言》指出：这种联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
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
西方。”这不仅已被历史验证，也是国际现实的写照。三是已经被事
实证明了的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科学预言。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
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两极分化、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基本观点，“对于
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肯定马克思主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认为它展示了人类
对美好社会的理想，是对现实社会中不合理存在进行理论批判的武
器。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
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
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
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美国学者莫
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引述《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
“革命作用”的肯定说明了这样的见解：如果“纯粹从经济方面看，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更多的是赞扬而不是批判”。但是，“马
克思最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伦理的批判，而
非经济的批判。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者的
人的基本地位。”“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
放生产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
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因此，迈斯纳提出，应当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看作是一种社会批判而非简单的经济批
判。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强调：马克思认为，工业社会宣告
了公民的同一性，但同时又构成了消费者的等级。这种政治上或形式
上的平等与社会的不平等，是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今天依
然存在的现实。马克思对剥削和压迫的深刻剖析和猛烈批判，确立了
他是人类最伟大解放者之一的地位。今天所有为社会正义和资源公平
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仍然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既定轨道进行的。

本、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
划分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
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重新研究危机理论”的现
代马克思主义。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划分属于中国学者界定
的“非地域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它不限于地域上的“西方性”，
而指称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所有“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第
三国际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
他中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大致上也是这样的体例：即在时空
的框架中将不同的流派作安放，按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
程、提出的主要观点、产生的主要影响作一一论述。本导言由于篇幅
关系不可能面面俱到，这里只就在“研究的”领域不同的“消化”马
克思主义的方式和结果作一大纲式举例。

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实际
　　的问题。例如张一兵界定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晚期
　　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
　　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解答当代
　　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风
　　云人物当数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
　　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德里克（《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
　　主义》）、贝斯特与科尔纳（《后现代转折》）和哈维（《后现
　　代的状况》），以及那本风靡全球的《帝国》的作者哈特和奈格
　　里等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依然坚持着马克思哲学最基本
　　的原则和最根本的观点，特别是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
　　物主义分析框架，并将其指认为理论运作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和原则。譬如詹姆逊那个作为研究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历史现实
　　基础的‘跨国资本主义’、德里克所指认的‘弹性生产（flexi-
　　ble　production）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哈特的‘活体生产’
　　中的帝国政治和哈维的福特主义之后的‘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体制’，凡此种种，万变并未离其宗，他们根本
　　的立论原则都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属于这一“消化”
　　类型的，还可举出劳尔．普雷维什、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
　　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等提出的用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经济关系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明
　　和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
　　义理论等等。

２、对马克思主义实行祛价值化的学术研究。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分
　　析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消化”。分析派马克思主
　　义在“消化”马克思主义时关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表达了什么观
　　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如何表达的，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一种语言分析对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视野就只能局限于
　　马克思主义文本和概念的分析，而不会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去
　　关注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社会中哪个阶级的利益，它反过来又能对
　　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强调的抽象，主要是将他们所分析
　　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抽象掉其阶级社会意义；他们强调的微
　　观分析，就是对通过抽象而被“中性化”的概念进行程式化和模
　　式化的分析，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表达上是否合乎逻辑和
　　连贯与否。这种局限于文本逻辑是否清晰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
　　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他们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成
　　为表述清晰不会引起异议的文本。但是，这种研究本身把马克思
　　主义当成了祛除阶级立场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因此许多分析派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法，是毫不奇怪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也有突出的祛价值化
　　倾向，不过与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同时有着自己不同
　　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

３、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空场”地带，填补马克思主义的“空白”。
　　萨特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学空场”，提出需要把存在主义发
　　现的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心理重视不够，主张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相互补充的，可以结合起来；现象学的马
　　克思主义发现马克思主义过于“实证”，对“生活世界”中的人
　　的认识不全面，主张要重新评价历史结构与必然产生革命动力的
　　种种不同人类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马克思主义被人道主义化，则提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的主张。

４、发现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力图作出纠正。这方面最早者要算
　　是1864年出生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了，他与马克思都
　　是德国思想家。韦伯于1905年发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虽然其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马克思、马克思主
　　义，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有基本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韦伯这本书
　　和韦伯的整个思想，都是在自觉地纠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偏，都是
　　在论证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特别是“禁欲主义
　　的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这种精神与资本主义工
　　业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几乎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这本书的最后，韦伯指出：“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
　　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
　　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只作作
　　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
　　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发现发
　　现马克思主义存在简单化问题的思想家，最早者恐怕要算是罗
　　莎．卢森堡了。她在1912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指出马克思
　　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在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时候，抽
　　象掉了不应该抽象掉的因素──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因
　　此没能说明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列宁虽然
　　批评卢森堡“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解
　　答卢森堡发现的问题。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1957年曾指
　　出：“马克思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个根本错误：将所有的异化现
　　象归结为一个唯一的原因，并宣称经济异化将为所有的异化画上
　　句号。”吉登斯也曾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存在“化约论”（或
　　“还原论”）的问题，即把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为或化约为决定
　　因素与被决定因素的关系问题。阿里夫．德里指出“马克思主义
　　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它“不仅不能解
　　决解放的问题，而且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
　　造成的社会结构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他指出：
　　“阶级范畴──马克思主义用以进行社会分析的中心范畴──不
　　仅不足以分析解放的条件，而且其简化主义甚至可能成为完成解
　　放任务的障碍。”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证明，马克
　　思主义本身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限制了马克思主义
　　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思考能力。“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
　　任何意在超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或之外）的评论，都必
　　须同时也超越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后，有西方学者提出了马
　　克思主义九大过时理论：（1）计划经济理论、（2）消灭私有制
　　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理论的观点、（3）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推
　　动力理论、（4）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理论、（5）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并领导一切的理论、（6）资本家剥
　　削工人的理论、（7）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8）劳动阶级日益
　　贫困化的理论、（9）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的理论等等。由于
　　他们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因此在怎样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上，他们普遍的看法是：“（1）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
　　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应当允许讨论、允许批评，为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营造一个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讨论中，必
　　须实行绝对的批评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处于不受怀疑的地
　　位，这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2）马克思主义是
　　一个开放的体系，应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容，增加新的活力。”

５、尝试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新解释、重建、重构。对马克思主义作
　　出重新解释、重建或重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后来的经过列
　　宁和斯大林的解释，被苏联官方规定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体现
　　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针对所谓的恩格斯完善了的“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回到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
　　本来面目。但是这种“恢复”在不同的研究者手里却产生了不同
　　的结果。东欧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得到的是“人道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得到的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葛兰
　　西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得到的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
　　塞则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断裂，断裂之前主导马克
　　思思想的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断裂之后则是科学的马克思主
　　义。在这种“回到马克思”以重新解释、重建、重构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列宁的区别被发现了，有
　　些学者提出“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曲解马克思主义”这
　　样的惊人论断。另一种情况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之后，历史和思想
　　的新情况和新进展，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其理论体系需要
　　重新建构。这方面大家比较熟悉的突出例子是哈贝马斯用他的以
　　普通语用学为基础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更晚近的例子还可举出两位。一是美国当代社会
　　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站在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上尝试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他提出要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向内向外的双向拓展。向内，要注意到
　　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和已经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再生产都将
　　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向外则要看到，不仅人化自然，而且自在
　　自然也应当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他注意到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都不仅有其客观性维度而且还有其主观性维度，人类劳动本身
　　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性实践。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缺失“文化”和
　　“自然”的线索，他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
　　用于自然和文化的方式问题。”还有被中国学者归为“新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的舍曼（Howard Sherman）专门写了《重建马克思
　　主义》一书。他在批判前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指
　　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还原论或单向决定论的问题。

　　乔治．莱尔因在他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于“重构”的
　　含义作了专门的总结。他的视角与笔者不同，而且他也对马克思
　　主义进行了“重构”，因此值得在这里专门作一概括性的介绍。

　　莱尔因列举的“重构”有：第一种他举阿尔都塞以“象征阅读
　　法”理解马克思为例，指出这种重构是引进一些阅读马克思著作
　　的特殊方法，并以此阐明想要表达的内容。这种观点假定的前提
　　是，马克思的学说是以不系统、不集中的形式公布于世的，因
　　此，为了表达它的意义和连贯性，后人就应该完成使马克思的学
　　说更严密、更系统的工作。第二种强调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框
　　架进行系统的澄清和重新组合的必要性，或者，认为可以通过引
　　进当代分析哲学的严格明晰的方法来消除散见于马克思论据中的
　　模糊性。这方面的典型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柯恩做的工作。
　　第三种重构，作者举了哈贝马斯的例子，哈贝马斯把重构定义为
　　“把一种理论拆开，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便
　　更充分地达到这种理论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第四种，作者
　　以萨特为例，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一些新的原则完全并入马克
　　思主义之中。作者列举的新的原则有存在主义、心理分析主义、
　　经验社会学等。

　　作者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时，强调“恰当的重构概念必须
　　能够探索这种理论的一切要素是否是一贯的；各种要素之间的联
　　结是否是有效的。这种重构概念必须能够找到原有理论的断裂
　　处，以便使它必定能够或者更替原有理论中各种要素使其达到平
　　衡，或者能够排除不适合的原有结论。”他的重构实际上是一种
　　“返回”真正马克思的努力。“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要求我
　　们建立一种能够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完善的新的理论结构，甚至
　　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是必要的。”作者没有回避他所理
　　解的马克思对于自己的错解。比如作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
　　论》跋”中把自己的辩证法解释成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颠倒
　　就不够妥当。而他的重构工作的着眼点则是，梳理马克思恩格斯
　　思想中被广泛认为存在悖论的内容。他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
　　的困境主要有四个方面：“辩证法思想、对意识的分析、关于社
　　会变革的机制和历史观念。”他认为“有必要用实践论来重构历
　　史唯物主义，以便与那种把社会进化归结为受必然规律约束的自
　　然历史过程的决定论和目的论的解释相对立。”针对作者看到的
　　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在四个方面的困境，作者尝试了以马克思的实
　　践观为依据对社会、意识、历史和个人等问题进行了重构。

６、肢解马克思主义将其变成后现代的碎片，对于碎片化的马克思主
　　义为我所用。张一兵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作过一
　　种甄别，指出它们虽然都充分肯定西方社会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
　　的逻辑转换，并且将后现代思潮视为反抗与批判工业—现代性之
　　激进话语的逻辑依存基础，但是两者还有微妙不同：前者事实上
　　已经根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充其量只是在幽灵式地
　　援引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试图将阉
　　割过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嫁接起来，并自我标榜为一种全
　　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显然，如果拿它们之间的距离和它们与马
　　克思主义的距离相比，简直小到可以忽略不记了。它们对马克思
　　主义所持的基本态度都首先是“解构”，之后再按其需要把“解
　　构”得到的碎片用作“建构”。它们“解构”的对象是马克思主
　　义的“总体性概念”、“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和“革
　　命概念”。其积极意义当然也不可抹煞，因为它在解构马克思主
　　义这些基本理论的同时，也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
　　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
　　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
　　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从其“建构”的成就来看，
　　它得到的东西并不比它摒弃的东西更值得肯定。诸如这一派强调
　　的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历史的随机性、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认
　　同政治或身分政治、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认为社会
　　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
　　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
　　偶然性事件的聚集体。这显然从决定论偏执的极端跳到了非决定
　　论偏执的极端。

　　从张立波勉力对可以归之于“后现代”的思想家海德格尔、罗
　　蒂、德里达、福柯、詹姆逊、布迪厄等对马克思的态度所做的总
　　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被碎片化并加以利用，或被抛
　　弃的情况。海德格尔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罗蒂
　　重视的则是马克思学说的内在张力或矛盾；曾经加入过法国共产
　　党的福科肯定马克思的“斗争”性，但是认为还不够彻底，认为
　　不但要反阶级压迫，而且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曾经信仰过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利奥塔则在放弃为整体性论证的辩证法的
　　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告别；博德里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生产主义仍然划不清界限，即使其联系算不上千丝万缕，至少
　　也是藕断丝连，而期望反资本主义的更彻底的文化颠覆和全盘革
　　命；并未放弃马克思解释框架的詹姆逊认定应该存在几种不同的
　　马克思；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因对自由主义之“历史的终结”叫
　　嚣的偏激与肤浅气不过讲的话，虽已成为中国学者论证马克思主
　　义的生命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名流正“走近”、“转向”马克
　　思，以及苏东剧变后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热”和“回归
　　马克思”的高潮时最喜欢引用的格言隽语，但是大师在讲“不能
　　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
　　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
　　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这话的同一本书里，明确地声明：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2001年9月这位解构大师曾有一次中国之旅，两周内留下其学术
　　足迹的地方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三联书店《读书》
　　杂志编辑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大师在北
　　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就“宽恕”和大学的“职能”做了两次专
　　题演讲，在这些地方共有六次与中国学人的座谈。2003年4月由
　　杜小真和张宁编辑的汇集其在中国大陆讲演与座谈内容以及大师
　　在香港中文大学“关于死刑”的演讲的《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笔者浏览一遍，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
　　中国学者对于执政者虽然不象中国老百姓那样讲礼貌给面子，但
　　是对于西方学术大师还是讲礼貌和给面子的。正象中国老百姓那
　　样对待执政者是真诚的那样，中国学者这样对待西方学术大师也
　　不是装出来的。我们不提大师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只看大师对
　　于“宽恕”、“死亡”、“死刑”、“友谊”、“大学职能”、
　　“赠与”等等这类生活问题的后现代见解，就已经可以生动地领
　　略西方学者钻在自己的象牙塔中用文字、概念做搭积木的游戏是
　　怎么回事了。如果我们中国学者对于自己丰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
　　哲学大智慧具有起码的领悟和自信的话，那么，更不难体会到，
　　大师的见地与伟大的西方文化和哲学传统关系，就如同我们今天
　　执政者“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原典马克思主
　　义的关系差不多，不过是结在一棵有偏差的大树上的一枝之一杈
　　上的小叶子而已，对于真正追求获得生活或生命的意义或真谛的
　　人来说，几乎毫无帮助。所以，这里虽然有点跑题儿，但也还是
　　把这句话放在这儿吧：中国学人，醒醒吧，不要揣着清楚蒙上
　　眼，在哲学上盲目地跟在自己还稀里糊涂的当代西方哲学后面瞎
　　起哄了。

在了解了前述西方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概貌之后，我们来谈谈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里我们先把为国家意识形态吹喇叭抬轿而进行的
“研究”排除出去。把它放到被“被垄断、被利用的马克思主义”一
节再谈。

先看大陆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种合法地学术地对马克思主义
的“消化”，严格地说在中国大陆上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
慢慢形成的。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不合法
的；而在共产党主政的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被“圣经化”，对它进行
纯学术的研究在1978年前也是不允许的。1978年后，最先发展起来的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性研究的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这一研究
的解放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一个形成史，而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
者的发展过程。随着对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
来，成批的西方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思想史名著被编辑成丛书和
论文集译介进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论著也被大量翻
译成汉语出版发表。此前，上面谈到的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
“消化”，中国人既是不了解的，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也是不可能
的。据黄楠森的总结，自1976年至1999年规模较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问题讨论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
论、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讨论、关于价值论问题的讨论、关于
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关于部门哲
学的研究。20世纪末比较热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人学研究和文
化哲学研究。而哲学领域相对而言是比较冷清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需要，讨论最热闹、最放开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这个
领域的讨论不象政治学领域那样敏感，不至于让邓小平以一个“不争
论”就堵住了学者们的嘴。从高呼“按劳分配”为废除社会主义的
“大锅饭”张目，到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到旗帜鲜明地提
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都
与经济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讨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框
框的突破有关。

进入21世纪以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代大学生成长为学术研究领
域的顶梁柱。2004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由教育部跨世
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支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
库》。据主编杨耕所言，作者群体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
纪70年代末走进大学校园，而后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教授的。显然
他们的论著应当代表着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然
而虽然杨耕称赞他们的著作，“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
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他们力图“放言无惮，为前人所
不敢言”，但是，仅从这套丛书在2004年5月已经出版的四本涉及马
克思哲学形成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介绍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的著作来看，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些挑大梁的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精英们对马克思的“深层解读”，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终归摆脱不了意识形态对他们思想创造力的束缚，在整体上看他们并
没有发现西方学者未曾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空场”，当然也就谈不
上自觉填补马克思主义的“空场”。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他们
也试图针对以流行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俗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理
解、解释、重建、重构，然而一方面他们所做的，在把握马克思主义
的整体真实上普遍进入了与西方学者同样的误区，另一方面在以这种
重新解释、重建、重构来针砭落后的社会现实上他们又远没有达到国
外学者这方面的自觉、勇敢和执著。举一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的南
斯拉夫实践派，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哲学的基础，其现实
目的是批判流行的斯大林式实证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支持的反人道专
制政治和在这样的落后制度下的异化现象。这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
哲学精英们，在“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中却只达到了卢卡奇曾进
入的“实践本体论”便止步，卢卡奇晚年已经走出的理论误区，他们
却美滋滋地误在那里不肯走出。他们也象西方学者那样去论证恩格斯
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论证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而不是物质
本体论。他们的论证仅仅到此为止，倒好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
祛除了价值，也没有任何改造世界的指向似的。

几年来，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作了区分，这不只是其“学术化”马克思以划清与官方
设定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界限的一种策略，而且有学者已经
对此作出明确的界说：

有必要区分“马克思的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这两个概念。
“马克思的话语”，在目前人们尚未严格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思
想的情况下，广义地讲，应该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的言论。而对
这些言论的翻译和理解是直到今天仍没有真正完成的事业──这也是
马克思时常被扭曲和误解的原因之一。而“马克思主义话语”，就是
一个涉及到“话语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难以把握的概念。尤其是在将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标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是如此。之所以
说“难以把握”，是因为连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
者”，但在马克思没有想到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苏联和中国，马克
思的理论和说法却被推向了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马克思也似乎成为
了这些国家的精神教主。在这些革命圣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
被领袖和革命家根据革命需要不断加以篡改的符号，一个为他们的革
命和建设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辩护的招牌，一个连统治者本人可能都
不理解也不相信但依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常识”。但所
有这一切都已经远离了马克思的学术品格和学者本色，而片面地放大
了马克思作为革命鼓动家的政治面孔。

无论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对此种划分是否达到了上述自觉，它
至少已经成为一种理论时髦。这种时髦从精英们发表的论著名称上只
要“马克思”而不要“主义”就可得见一斑。诸如“回到马克思”、
“重新理解马克思”、“神会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马克思
是我们的同代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或“马克思哲学的当代
性”等等。“马克思”而绝不能是“马克思主义”才可作为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青壮时髦一派的标识。老一代精
英一般还是倾向于谈论“马克思主义”，但是青壮一派如朝阳东升正
渐渐地主宰起这个领域的话语走向。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社联合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创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其
名号为《马克思哲学论坛》而不叫《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而“活
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老中青三代专家都先后参加过论
坛”。这一论坛从2001年5月至2005年7月已经举行过五次，由于它荟
萃了老中青三代马研精英，所以通过它可以概览当今中国学术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之一般。五次论坛讨论的主题分别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
价值、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哲学变革、当代国外马克思哲学研究
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走向、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参与论坛的学者的认识是：马克思哲学
是时代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是哲学理性与人类理想的统一；马克思毕
生都在为人类解放寻找理性之路，马克思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
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和精神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它是立足
现实、开创未来的思想源泉，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事实来说
话，是马克思哲学最具时代生命力之所在，也是马克思哲学永恒魅力
之所在。

关于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几年来的讨论包括这次论坛提出的观点
有：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
论、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或生存论的本体论、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
中国学者提出马克思研究本体论的方法是：从“关系”的观点、从活
动、过程的观点、从生存论的角度、从“人”的观点看待和研究本体
问题。

关于当代国外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走向，参与论坛的学
者们认为：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话语和左派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
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妥协的批判。我们并不直
接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性结论，但必须注意他们从哲学逻
辑上提出的问题，注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创新和形式的探
索，注意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成果，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
研究的课题。面对今天的世界，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第三条
道路等各种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占据理论的显性地位，与此
相应，也产生了以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思潮”、以拉克
劳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话语、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的
“晚期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及其他一些女性主义的或者生态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这些性质不同的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现代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不断加深着人们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
的认识，促进着人们对公正、平等、正义等问题的反思，从而实际地
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实践过程。

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学者们首先肯定马克思哲
学是现代性理论异常宝贵而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
两大基石──理性和主体性的改造，把大写的人改造为实践中活动的
人，从而从生产交往和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现
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和本质性的规定性，在精神层面上，它包
括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
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等；在制度层面上，它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
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
约化。学者们还将现代性划分为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文化心理两
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
的个体化以及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的制度化，后者指涉的是现代人的
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现代性的核心原则是理性、自由、主体性。学
者们普遍认为，虽然现代、后现代同处当前中国，但现代性在中国还
是一个未得以充分展开、“一项未尽的事业”。面对现代性发展的这
种复杂局面，我们应当建立马克思哲学的新形态，为中国现代性的建
构提供理论先导，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
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

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学者们认为，建构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一命题，实质上是对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实
践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映，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
当代意义的一种逻辑必然，是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的一种现实要求。“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同时，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
学形态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应当在推进“文本
研究”的同时，注重“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及经验的哲学
基础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应有“文本学派”，还应当有“问题学
派”、“经验学派”，以及“传统学派”。

五次论坛展现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派研究在关注范围、理论
深度、聚焦问题、切入思路等方面的特点。虽然以“马克思哲学”而
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实际上其研究范围仍是包容了马克思
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学院派马克思主义
哲学学者，真的是在学院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到
底如何应用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引人深思的
具有新意的见解。马克思哲学被他们封闭在了象牙塔之中。而他们这
种高高在上不识人间烟火的哲学架子，既表现出来他们不屑于把江泽
民、胡锦涛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围的书生意气，也表现出
来他们在当前中国让人窒息的思想氛围里得过且过混日子的苟且生
态。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
义”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而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性”内涵与本书序言
中已经简要介绍过的作为中国知识界流行话语的“现代性”竟是完全
一样。

与上述“时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比，应当说，以黄楠森、陈先
达等为代表的“传统派”老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精英以及继承了
老一代传统的青壮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
来面貌。他们至少能理解事实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
邓小平有一脉相承的东西，而这一脉相承的恰恰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
思主义之精髓所在。笔者在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史的实然认识上，更接
近这些“传统派”。在所阅读过的著作中，黄楠森等主编的八卷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等主编笔者自己也参与了撰写的四卷
本《马克思主义史》、袁仁贵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叶卫平的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等等，其对马克思主义全貌的把握在笔者
看来比起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和列宁对立起来的“时髦派”是更切合马
克思的思想实际的。但是在应然的评价上，“传统派”与“时髦派”
都是马克思的捍卫者、继承者，而笔者却是自觉的马克思的“批判”
者。这里的“批判”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它决不同于执政党领导的批
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及至法伦功“邪教”那样的
狗血喷头式的全盘否定。而在“传统派”研究范围里，真能做到学术
上的深度也已经相当不易，笔者也受益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了主题为《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发展之路》的第五届该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该论坛
请到了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施韦卡特（David Schwei-
ckat）、丘马科夫（Alexander N. Chumakov）、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Santos）、德塞
（Meghnad Desai）等六位国外学者，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模式》这
三个议题。国外学者的发言仅与他们此前已经有的观点相比未见什么
新意，而参加这个论坛的中方发言则主要从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着
眼，显然都不具有“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哲学风度。不但没有“风
度”实际上也没有“深度”，除了他们多少年前就已经形成的见解
外，其所立论与国家领导人的口径大致吻合；其所阐发也与国家领导
人水平不相上下。笔者所以对其所在的单位举办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发展之路》的论坛不能给任何赞誉之词，是因为这次论坛汇集
的文章和论文摘要中，实在是乏善可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现时的学术整体水平很低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被
设定为整个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象是一个水珠儿可以
反映太阳的七彩光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情况反映出整
个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
义学院也算在内──也包括所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研究中心，以及所有公共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研室的情况。我敢说其
学术水平没有一个达到了能提出不同于又高于中国最高执政者的思想
体系的水平。这不是学者、学院之过，而是政治制度之过。一个民族
的学术水平被限制在政治领袖的思想水平之下，这是中国眼下的一大
悲哀。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真的就这么缺少“明心见性”之人么？非也。

本书“序言”中提及的中国知识精英之“超然者”，在马克思主义研
究领域也有人在。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聂锦芳的《清
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在此书中，作
者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文本整理、出版、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进行了梳理，鉴于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疏
离，“目前思想性过分突出而对学术造成的伤害”，作者甚至讲出了
“一句极端的话”：“让思想家引退，让学问家出场！”聂锦芳实际
上并非只要学术，不关心思想。他于《哲学研究》2003年第八期上发
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现状、症结与可能的出路》一文中明确
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
一种纯意识形态灌输，还是建立在严格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思想阐
释？是视为信仰的对象，还是视为理性的对象？信仰主义的态度是把
它视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巅峰，是哲学的唯一正确的形态，进而排斥其
他思想理论体系进入哲学领地，或者认定它们只具有谬论的性质或反
面的意义。按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医百病。理性主义的态
度，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一个流
派，哲学的一种形态，哲学大家族中的一员，与其他流派一样，它并
不具有绝对真理的永恒占有权。”与此相应，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师角色的定位问题：“现在的教学要求任课教师是一个教育者、知
识传授者、观念灌输者，教师只能按照统编教材灌输。如果是一个研
究者，他就不是灌输，而是陈述自己的思路、探索过程，他可以评论
权威甚至置疑权威的见解。学生可以接受他的结论，也可以置疑他的
结论，也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文中他还提出：“在诸如世界的存
在方式、世界的辩证图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形态的结构
和运行以及人的价值与困境等哲学议题上，不同派别观点之间的差
别，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补的。”2006年10月19日，在《社
会科学报》上聂锦芳又发文《质疑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解释
思路》，提出认定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
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的流行见解“显然是哲
学的党性原则与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解读模式的一种贯彻和体现”。
他认为这不应当是唯一解释，而只应当是一种解释。这种直接挑“党
性”原则之刺儿的做法，只要想想当前中国执政党一再强调的“马克
思主义一元化指导”、“马列、毛邓三儿”要“进课堂、进教材、进
大学生头脑”，就可以知道是何等的敢想敢说了。

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的对象，进而对其提出严肃置疑的学者也是
有的，只是他们多属被边缘化，或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而不愿意，
实际上也不被允许走到舞台上那个聚光灯下的名利场中与乱哄哄的各
样儿作秀者同台共舞而已。例如学贯中、西、马的黄克剑曾深刻地指
出马克思主义缺乏“内向度”的问题：“‘自由’或‘自主’无论在
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都更多地落在一种外向度──即人
与其存在对象的对待性向度──上”，而对“意味着人的道德的自我
完善，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或境界的自我超越”的自
由、自主的内向度却疏于开掘。

另如2002年广西钱文俊在《自由的思想》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阶级斗
争理论批判》。文章从12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
清理。12小节的题目分别为：

１、人类起源及原始公有制评说
２、阶级斗争理论的由来
３、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及问题
４、社会主义的异化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野蛮性
５、阶级斗争理论是独裁者招兵买马的有力武器
６、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武断的结论
７、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８、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模式
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实践
10、社会主义成了独裁者乐此不疲的旗帜
11、私有制的必要性
12、理论的反思

在最后一节，作者尖锐地指出：

　　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必须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基
　　础之一。由此而界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
　　区别。阶级斗争理论的要素便是暴力，而暴力是要有对象的，无
　　对象就不存在暴力。马克思的暴力对象是物而不是人。他要打碎
　　的是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要推翻的则是资产阶级。他的想象，
　　在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之后，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
　　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进行。遗憾的是，他那句“播下龙
　　种，收获跳蚤”的著名的预言应验了。列宁、斯大林歪曲了马克
　　思的初衷，使得阶级斗争理论演绎成人类文明史上极其丑陋的一
　　页，从而注定了它必将被人类所唾弃。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摧残，远比“修正主义”者更严重。他们恰
　　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因素，却弘扬了它的野蛮部分，并把
　　这个野蛮部分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马克思先生把阶级斗争理念引进并诠释了一切经济形式，于是把政治
手段作为驾驭经济的灵丹妙药。这是荒唐的，也是灾难性的。经济生
产有它自己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并没有研究和分析经济规
律，也没有研究和分析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他研究和分析的，
只是生产方式以及产品分配。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
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他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这个理论被演绎成为煽动仇恨，弘扬暴力；
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谎言、歪曲、残杀都成了正义之举。国家和
人民的灾难也就不奇怪了。

阶级斗争理论使人的观念发生质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
利害关系，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互相揭发、“划清界限”甚至
“断绝父子关系”的事情层出不穷。人类文明的积累，被这个理论糟
蹋得不成样子！马克思也许根本想不到，当他信心十足地宣称：资
本，从它来到人世时开始，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血腥与罪恶。我们可
以借用这个论断，告诉大家：阶级斗争理论，从它来到这个人世开
始，每一个论断都在制造着血腥与罪恶！

请读者回味本书序言篇中提及了俞可平文章的相关内容，可知钱文俊
所不回避的和俞可平心知肚明却回避了的是同一内容。

再如吴宗熿2003年8月推出了一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由李
锐作序。作者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态度都是不正
确的。“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原则也有很大的隐患，因为它肯定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和
发展，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要结合新的情况来运用，对马克思主义要做
出新的解释，这就是发展。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有
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地方。”钱文俊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的最重要部分，吴宗熿则几乎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
的全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革命学说，其实用性是非常
有限的，而且误区重重。超过实用范围的滥用，就会产生严重的效
果”。“‘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马
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并成了审视和衡量一切社会问题的准则。”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自我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庞
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革
命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些领域的延伸”。他提出，马克思主义
革命学说应该坚持和发展，革命成果应该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说、社会学说应该修正和扬弃。作者在书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领域的重重误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虚构问题、科学社
会主义的不科学性、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现实的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照。

再如科阳发现马克思思想的重大缺陷之一是，他对于资源的稀缺毫无
考虑。而这个缺失却导致了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根
本就不可能实现。科阳还发现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其他的简单化问题。

俞吾金也发现“马克思的三个理论预设──人类社会可无限发展、人
类生产可无限发展，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现在都成了
问题。今天要叙述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阐明其生态学前提。”可惜，他
却没有象科阳那样进一步发现这个理论缺陷实际上影响到马克思主义
整体的合理性及可行性，更没有运用他的哲学功力，由此发现马克思
视角和方法上的偏激。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从总体上看不过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
思的理解再加些原始文本的考证和思想史渊源的补充作了一种重述而
已，他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叙述方式”的考虑，也只是停留于给他发
现的马克思的“问题”打上一种折中主义的补丁的境界，最后将对马
克思的重新理解和反思限定在仅仅是发现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或历史
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重大改变”上。而象上面引的对“马克思的思
想”和“马克思主义”做了精彩辨析那类学者的文章，则只能刊在
《世纪中国》这样的网刊上。而《世纪中国》则因它提供给这类与主
旋律不合的文章发表园地名声渐响而被无情地封掉了。还有李泽厚也
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偏激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宣
称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便是相当片面的，它是为革命而
写。”“马克思由劳动的异化而否定未来社会分工却并不正确”。他
还指出，《资本论》“突出工人在生产中的被剥削地位和由劳动价值
论所得出的剩余价值理论，虽然有道理，很深刻，但它并非企业和资
本的存在和运作的全貌。”李泽厚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深刻
的片面”。上举这些以批判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难在官方
平面媒体上正式发表，但是在互联网上，这样一些忧心中国前途命运
的诚实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探讨却并不乏见。

简述了大陆上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再让我们把目光远眺到海外
的中国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曾有一次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他们的讨论在内容上是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现
实的深切关注，而在表达形式上则都是明心见性的直抒胸臆。先是
《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刊出了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
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继而在《北京之
春》1996年9月号上高寒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
义先生商榷》；之后郑义在《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上又登出了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郑义的观点属于彻底“唾
弃”马克思主义，这类“消化”我们归入“被唾弃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先只简单地介绍一下王若水和高寒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

王若水认为：20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十
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
中，已经破产。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的社会主义
革命就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实践。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
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
主义的死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国党独有的，
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根子在老祖宗那里就产生了。
完全消灭剥削和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废除私有财
产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而在共产主义实践中，
无产阶级专政堕落为领袖专政。但是王若水并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
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并把他所信仰
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概括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但是他认为，在哲
学领域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又最多，他对六种“流行的误解”进行了澄
清：

◆一是将列宁的照相式的反映论误解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二是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理解为“反映”；
◆三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根据“把人的
　本质归结为阶级性”；
◆四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吃饭哲学”；
◆五是“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
◆六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
　的社会，就是集体主义彻底克服个人主义。”

王若水在文中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实践中不断
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
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
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我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产
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
史的进步，应当欢迎。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
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
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人可以是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
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

高寒关于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
点，是被称之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即那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
巴哈的唯物论扬弃地引入历史，且至今仍在人类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学
术地位的科学成果。”据此，他理解的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思想，重点就不是马克思
在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马克思强调阶级
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历史暂时性和历史具体性，
即强调它们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阶段的现象。高寒也象王若水一样，
认为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他
认为，从第二国际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真谛
的“孙悟空”，而列宁、毛泽东那条线上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被
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六耳猕猴”。所
以他提出：“在20世纪东方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
当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时，才谈得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相反
一俟它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就实际
上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缘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了。”

《北京之春》上个世纪90年代海外民运人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并
不是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海外民运人士中还有三位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与思考。

一是苏绍智。他在1999年发表的《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性后
果：关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苏联马列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
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
反对者的政治权力。按照马、恩的观点，共产党人决不能依靠少数人
搞宗派性政治活动，而必须把整个阶级都组织起来，因为‘共产党不
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恩格斯更强调反对党内的专
制独裁，他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
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
路’。”“一党专政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的发明。”“毛泽东
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

二是郭罗基。他在2002年发表的《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纪
念王若水》中提出：20世纪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
义的破产。“在自然科学中，按照某种理论设计的实验若成功了，理
论就被证实；如果失败了，理论就被证伪，但还要检查实验的设计是
否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设计不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既不能证
实也不能证伪。实验不符合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导致失败，只能证明
设计的错误，不能证明理论的错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就是这
样。”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包含也超越了自由主义、民主主
义、人道主义，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从西欧传播到俄国，再由俄国传播
到中国，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异。最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成了
对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批
判资产阶级是嫌其自由、民主、人权等原则不彻底，要求原则的进一
步彻底发展；而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却是反对这些原
则本身。马克思主义因为被割断了与资产阶级理性的历史联系而与封
建传统嫁接，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做的首要的工作就是使马
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人道主义重新联结。”同时他认为
王若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思路，应当代之以他的“创新”思
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必去修正了，让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形态
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某些原理的变化，不是局部的补充或修
正，而是理论的全面创新，应当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比如“在
19世纪显得很重要的‘贫困化理论’，在20世纪就不那么重要了，因
为历史超出了马克思理论的有效范围。适应新时代的新理论只能把
‘贫困化理论’当作一个有限的局部，全部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
样。”他提出：“19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牛顿时
代，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创造相当于相对论的马克思主义，走
出‘牛顿时代’。”2004年他发表了《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
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文章表明，他并不完全认同
“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这类西方马克思主义流
行话语，相反，在否定斯大林炮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时，
在指出毛泽东对哲学理解的简单化时，他提出“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两者之统一。列
宁进一步提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统一。这些是理解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原则。”2005年郭罗基又发表了《不懂马克思
主义的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此篇中，郭罗基对马克思的“无产阶
级专政”的概念做了比高寒更为深入的辨析和辩护：“马克思、恩格
斯非常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应当推翻，
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必须保留。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即共产
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不
是象官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取得政权
以后，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
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24小时内
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在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下，进行资产阶
级的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同样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下，进行
无产阶级的统治，就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他还进一步表明与王若
水、高寒一样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任何科学都需要证实，凡
是可以被证实的，也可以被证伪；要是不能被证伪，就无需证实了。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是可以被证伪的，因而应当允许怀疑，允
许反对。……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同时，还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
……其实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列主义
者’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马克思主义
的内容被掏空了，被偷换了。反对共产党专权的人们，看到旗号就去
反对马克思主义，恰好落入共产党的陷阱。如今反对派中的某些人，
患有严重的幼稚病，常常将自己手中的武器奉送给对方。马克思主义
是批判共产党的武器；却说马克思主义是为共产党辩护的，必须颠覆
掉。……现在，反对一党专权、消除社会不公、克服人的异化仍然需
要马克思主义。”

三是武振荣。他提出要区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流行马克思主义。并从
上一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区分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认为
应该区别“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流行马克思主义”并反对“流行马
克思主义”，不能因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没有在苏联、东欧以及
在中国实现，就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为在那些“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中所搞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实验没有一个可以看成是“正路”
的，存在着的失败因素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其实是流行马克
思主义的失败；经典马克思主义结构上的那些价值依然没有受到致命
的损伤。同时，武振荣也并不讳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
例如其偏激性，用他的话说是“在马克思那里，它没有教导我们如何
在真理的保持的问题上走中间道路，它总是要把我们引导到极端的境
地。”再如其简单化，这一点表现在作者对马克思以“工业无产阶
级”为模子去建构人的“工程”和对共产主义的设想的分析中。他还
主张，即使是对于流行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作出区分。比如，中国人
要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区分出：一个是共产党通用的东西；一个是
毛泽东个人专用的东西。他认为由毛泽东个人所解释的那种毛泽东思
想不能一概地全部否定。他提出，马克思通过工业无产阶级解放的话
题树立了一个解放的文本。这个文本在它的土壤和环境中诞生后，被
应用于不同的土壤和环境。“如果说经过了毛泽东的解释之后，人民
在遭受压迫的情况下有权利拿起枪杆子进行反抗的话，那么马克思主
义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完全是用一种西方的文化语式对中国一贯的人
民造反的传统作了一个背书。”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者出
于其个人的文革情结，表现出同其他海外民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
个鲜明不同，即他肯定1966年的文革具有毛泽东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归
根结底意味着“造反有理”的价值：“人民造反运动中，马克思主义
完全地变成了亿万造反人民手里的政治武器了，而这样的造反不是冲
着‘五类分子’，而是冲着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和各级机构。因
此，在伟大的1966年，真理是这样的在社会上得到表述的：即对于共
产党的各级当权派人民享有政治造反的权利！”

综上所述，不仅在大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心中，而且在海外中国
民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中，有一个基本共识：他们理解的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并没有被证伪、也没有在实践中遭遇失败。被证伪的是假马
克思主义，失败的是“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中国大陆马克思
主义学者，除了个别自觉自愿地被边缘化者，在弘显“真正的”马克
思时，批评中国当前政治是他们小心翼翼的避讳，而海外民运在区分
“真马克思”和“假马克思”时，旗帜鲜明地要实现的目标是反对一
党专政，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他们的作为倒与东欧人道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接近。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研究对象，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可以完全过滤
掉个人的情感好恶；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对象，则首先需要无
保留地完全地投注自己的情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