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4-18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上）　　许允仁 探索道路 ◆点评吴祚来　　　　　　　　　　　　　　（北京市）张耀杰 运动留痕 ◆中国狱中著名文学评论家刘晓波获笔会最高荣誉　　美国笔会 迫害实录 ◆贵州异见人士聚会遭打压．陈西被传唤八小时　自由亚洲电台 文艺春秋 ◆一切都有可能（八首）　　　　　　　（广西南宁）东海老人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假蛋白、假民主和假道德 从三鹿毒奶事件 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上） 许允仁 尽管中宣部竭力想将由三鹿引爆的在牛奶中掺毒事件的负面影响控制 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并运用其一贯的宣传技术，想将人们受到毒奶伤 害的坏事，转变为党和政府对受害者亲切关怀的好事，但这一事件在 亿万普通国民心灵深处造成的伤害和震撼，依然远远超过了四个月前 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在数以万计的结石宝宝撕心裂肺的痛哭面前，连 有着最为精湛的文宣技艺的党国总理的歉意和眼泪也显得如此的无力 和苍白。 三鹿毒奶事件的影响还正在扩展之中，现在不仅仅是婴幼儿奶粉，还 有成人奶粉，不仅仅是奶粉，还有液态奶，接着在奶糖、糕饼、冰淇 淋、巧克力、三合一咖啡……几乎所有含有乳制品的食物中，都被陆 续检测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氨，世界各国都在对从中国进口的奶制 品进行紧急检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的行 列，中国食品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 击。 然而，和亿万民众在心理上受到的巨大冲击相比，上述经济上的损失 还远不是这一事件最为严重的后果。人们发现牛奶中掺有三聚氰氨的 远不止三鹿一家，几乎所有奶业和奶制品业的大型企业都牵涉其中， 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60%。也就是说为了对付蛋白质含量检 测，而在牛奶中掺入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氨，绝不仅仅只是少数原 奶提供者的偶然行为，而已成为全行业默认的潜规则。 谁没有喝过牛奶或吃过含有奶制品的食物呢？也就是说，多年来，十 多亿中国人已从牛奶中饮入了数以百吨计的三聚氰氨。由于成年人的 抵抗力较强，这种慢性中毒过程，难以被发现，更因为成年人的饮食 结构复杂，即便是肾结石、不育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也难以证明 一定是由毒奶引起的，所以，这一事件最后在身体最为娇弱，饮食结 构也最为单一的婴幼儿身上爆发出来。 牛奶生产业，就如这一行业的寡头在其广告中宣称的那样，本来应该 是强壮一个民族身体的产业，现在竟然变成了集体地对整个民族秘密 地进行施毒，特别是对民族下一代的健康加以摧残的产业，这个惊人 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为什么不仅仅只是非法生产的小作坊，而且有头上戴满了国家赠予的 所有“名牌”、“免检”桂冠的大企业；为什么不仅仅只是个别企 业，而是囊括了全行业所有的寡头？这一可怕的秘密究竟如何可能被 集体地守住，它为什么能够遮蔽该行业无数知情的从业者的内在良知 的呼声，能够在一个信息时代成功地逃避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国家法律 的制裁，而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全行业的潜规则？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不管是政治上最黑暗的专制极权时代，还 是礼崩乐坏的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不管是在秦皇汉武的传统的专 制君主的统治下，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中；不管 是在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崩溃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清 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中，我们都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令人惊悚的“奇 观”：一个社会的某个最重要的食品行业，会集体性地在明知某种物 质对人有毒而无任何益处的情况下，出于欺诈性地赚取利润的目的， 故意将其掺入食品之中，并且，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 这种有毒的食品输送到全社会几乎所有人〔１〕的口中，从而使整个 民族处在某种慢性中毒的状态。〔２〕 即便是在最酷烈的民族国家间的生死决战中，我们也很少看到有对异 族的敌人，不分男女老少集体性地全部进行投毒的现象。而现在，这 样的“超限战”竟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某个食品行业和它的全体国民之 间。显然，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仅靠少数人就能做到的，它需 要全行业各个环节上众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需要国家的安全 生产督察人员，相关的政府官员，党的领导者，媒体的管理者和记者 等等，在有意无意之间，或者在某种外部压力之下，完成某种合谋。 在笔者看来，在“举国办奥运”的背景下发生的祸害了全体中国人的 毒奶事件，就象“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文革”导致的社会大 崩溃一样，注定了要被永久性地载入史册。假如说，后者是理解什么 是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的话，那么，前者则为 我们考察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特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这 一的令人惊悚的反人类反道德的合谋，正是在新极权主义竭力营造的 制度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下滋生出来的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蘑菇。三鹿 毒奶事件为我们剖析新极权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典案例。 它必将在未来的世代里，成为无数的法学家、道德学家、政治经济学 家、社会学家反复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了和以往常用的后极权主义有所区别的新极权主 义的概念。和毛泽东时代的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从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今的30年都可以被称为后极权时代。所谓的新极 权主义是在这一后极权时代里，近年来在执政党内兴起的政治上的一 股新思潮。 主要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转型的 道路，那就是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 政治上则依然依靠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党专政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政 治秩序。这一邓小平主义的改革路线，一方面使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 骄人的成就〔３〕，另一方面，则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裂 隙不断加大，而引发出越来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 在如何对待邓小平的遗产和处理目前中国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问题 上，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思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一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是，在最高权力分解制衡和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进行改 造，使其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相适应；二是威权主义的回答，它 认为为了经济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要急于引入政党轮替 和民主选举，而应由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但是，必须建立严格的法 治秩序，对政治权力的边界进行规范和限制，将党从一个极权主义的 专政党，改造为威权体制下的执政党，而这往往被看作是最后通向宪 政民主政体的一个代价最小和比较可行的过渡方案；三是新极权主义 的回答，它认为解决一切矛盾的唯一真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党对 整个社会的全面“统筹”，也就是使党的权力触角，非但不受任何外 部强制性规则的限制，而是更加深入细致，不留任何死角地伸到社会 生活的全部领域〔４〕，与此同时，则不断地通过组织建设和思想教 育使党本身变得更加强大和英明。 由于种种传统和现实的因素的交织，直接地看最主要是由于主政的党 国领袖的全力推动，近五、六年来，新极权主义逐渐成为执政党内的 主流思潮，并且，以自己的逻辑一步一步，虽然缓慢却坚定不移地改 造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法治领域的以党代 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 欺和伪善，这些构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下面，我们将对三鹿毒奶事件，究竟是如何在新极权主义营造的整体 社会环境下，以带有必然性的特征发生的加以分析，从而以抛砖引玉 的方式，为以后的研究者考察这一新极权主义的经典案例，匆匆勾勒 出一个当代观察者眼中的草图。 一、经济领域的政（党）企不分 “政企分开”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中国的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将企业抛入市场 开始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赵紫阳主政时期就已确 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可以说正是这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为之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打下了体制方面的基础。 为了解决党对企业管得过多的问题，1980年代中期，在赵紫阳主导 下，曾经在国有企业中搞过“厂长负责制”试点，（相应地在学校中 是“校长负责制”），试图终结党委在企业（学校）中的最高决策 权。赵紫阳曾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在企业和学校中撤销党组织的问 题。〔５〕“6．4”事件之后，“厂（校）长负责制”重又变为“党 委领导下的厂（校）长负责制”，而近年来，新极权主义兴起后，党 对企业的控制更是大大强化，从而使“政企不分”现象变得愈益严 重。 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极权主义对企业的 控制方式有了重要“创新”。党控制下的政府，不再象在计划体制下 那样，直接命令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包销它的产品，控制企业 怎么花钱：“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买醋的钱不许打酱油。”而是主 要通过由党组织任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方式对企业实行组织上 的严密控制，再通过要求其上缴利税的方式对企业实行经济上的控 制。 在这种新的控制方式下，党除了通过牢牢控制企业的人事权，要求企 业多上缴税收外，对其具体的经营过程则不加干涉，给予完全的自 由。这种控制方式，使国有企业拥有了计划体制下没有的“活力”， 同时又拥有了种种规范的市场体制下所没有的“特权”，从而成为官 商合谋，与民争利，导致种种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温床。 在新极权主义使得党和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成为政治正确的情形 下，从中央开始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致力于将拥有最重要的资源和 能提供最多税收的企业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处在自己直接 控制之下，成为财税收入主要来源的企业，政府就将其看作自己的亲 生儿子〔６〕，千方百计地给予它各种特权和照顾，以增强它在市场 中的“竞争力”，而企业则通过形形色色的“上贡”方式交结权力， 再借用权力之剑赋予它的种种特权去“开拓”市场，击败其他的竞争 者。〔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权力与企业合谋，不是指企业 的老总私下贿赂当权者以谋求某种特殊利益的行贿受贿行为，这种行 为虽然也普遍存在，但毕竟是法律禁止的犯罪行为。这儿所说的是， 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跟被它们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作为亲生儿子的 利税大户之间的利益合谋关系，真正可怕的是，在党国体制下，经由 种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乔装打扮，这种合谋被看作是完全合法和天经地 义的。 事实上，正是这种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公开的大规模的官商合谋，极 大地破坏和扭曲了公正的市场秩序，损害了建立在公正的法治秩序上 的市场效率，在这种合谋中所取得的每一分利益都是建立在对其他相 关的市场主体利益的剥夺和损害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合 谋中，产生出了当下中国最强势的分利集团。 三鹿毒奶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再也无法掩饰的明确性，撕 裂了所有意识形态的伪装，将这一合谋广泛地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不 义性和危险性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一事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田文华集三鹿集团的党委书记、 董事长和总经理于一身，（这说明三鹿处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 三个职务意味着要向截然不同的组织和人群负责，它们如何可能集于 一身呢？也就是说，这三个职位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她会怎么办 呢？我们看到，8月2日，当她发现毒奶事件再也掩盖不住时，她不是 以总经理的身分向董事会汇报，也不是以董事长的身分向股东代表大 会或股东大会汇报，而是以党委书记的身分向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汇 报。 需要指出的是，从产权上看，三鹿集团并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它 的占股权56%的大股东石家庄乳业有限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从理 论上说，它的产权归该企业的老职工集体所有。所以，在撇清政府和 三鹿的关系时，副省长杨崇勇大声宣称河北省政府和石家庄市政府在 企业中没有股份。然而，有趣的是，当毒奶事件爆发之后，却是由在 企业中没有任何股份的石家庄市委，报同样没有一股股份的河北省委 批准之后，作出决定，在撤销田文华党委书记职务的同时，还罢免了 她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８〕，而且，立刻任命了新的董事长和总 经理。〔９〕 在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支配企业的最高权力来自于产权，但是，我们 看到，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体制下，所谓的“集体产权”完全是虚 设的，支配企业的最终权力不是产权，而是党权。这就决定了，在这 样的体制下的身兼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的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特殊的行为 方式。 在法治秩序健全的市场体制下，一个企业的最高决策者遇到类似情形 时，出于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股东负责，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在危机 开始出现的第一时间里，就立即公开收回问题产品，同时，对问题产 生的根源进行认真的调查、反省和改进，因为，假如背后没有一个绝 对权力在为其撑腰的情况下，这是企业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选 择。市场体制决定了一个企业只有对消费者的诉求，诚惶诚恐，无比 敏感才可能生存下去。 但是，在三鹿事件中，我们看到，早在2007年底就有人对奶粉质量进 行投诉，为什么三鹿集团有可能在投诉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硬是能 够将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压下来八、九个月呢？因为，三鹿作为石家 庄市和河北省的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地方政府的“长子”， 因此，在党权一手遮天的体制下，它对河北省境内的投诉者和媒体根 本就不用放在心上〔10〕；同时，作为行业的老大，它早已“搞定” 了国家质检部门和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和党的一元化统治权力的 这种紧密结合，使三鹿对一般的质量问题根本不加重视，采取能拖就 拖，能捂就捂的策略，（以往就有将重大质量问题掩盖过去的先 例）；而等到八月初，事件的严重性暴露出来之后，这时，田文华就 是想要公开召回也早已作不了主，因为，当事情严重到会导致三鹿倒 闭，对河北的地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在奥运背景下，会严重 损害整个党国的脸面时，在是否公开召回的问题上，田文华和一个正 常的市场体制下，拥有企业行为最后决策权的董事长完全不同，她只 能向石家庄市委汇报，由市委或党国的更高决策机构做出决断。 〔11〕 不管这个最后的决断是由石家庄市委，还是由地位比它更高的机构或 个人做出的，它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它决定捂住此事不加公开。我 们看到，在三鹿毒奶事件中，在8月2日之前，是企业假借权力自己加 以掩盖，8月2日后是政府直接对此加以掩盖。在这种掩盖中，企业和 政府形成了明显的合谋。 新极权主义在企业中，将党权置于产权之上的理由是，资本是自私 的，而党是“无私”的，而三鹿事件告诉我们，恰恰是在党的一元化 统治体制下，企业和政府权力之间才可能达成这样的，在一个正常的 法治市场下无法想象的，劫掠整个社会，欺瞒和伤害全体人民的惊人 合谋。 因此，为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的恢复，整个中国思想界，包括执政党的 决策层，都应该认真思考赵紫阳20年前曾严肃地考虑过的问题，即如 何使企业摆脱党和政府的直接支配，恢复产权在企业中的最高决策地 位。这样的党企分开，政企分开是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一个必要 条件。 二、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 整个现代市场体制是建立在市场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 人”的假设上的，市场主体在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可能会 做出损人利己的事，一点也不奇怪。市场秩序的维系，不能依靠市场 主体的道德自觉，而必须依靠法治。所以，三鹿事件发生后，那些对 掺毒者的“道德血液”进行谴责的议论，都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的要 害。掺毒之所以会变成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对掺毒行为的掩盖之所以 会成为企业、政府和舆论界之间的合谋，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维系 市场秩序的法治职能，不仅仅是严重缺位的问题，而且是在权力的扭 曲之下发生了根本性的畸变。 在政治上一党制的前提下搞法制建设，如何使法律拥有超越于党权之 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本来就是一个接近无解的难题。然而，我们也 要看到，是否尊重法律，是一个追求良治的威权政府（如新加坡政府 和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政府）和一个极权政府的核心区别之所在。前 者虽然也由一个政党垄断全部的政治权力，但是，它相信在人与人之 间依然存在着超验的法理，因此，当国家需要动用暴力对公民加以惩 戒时，应该由一个中立和公正的司法机构来执行。而后者则相信党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受任何外部规则约束地使用暴力。这也就是威 权主义的法治框架下的一党执政，和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之间的区 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领域，从总体上看，是处在后者向前者的 转变之中，然而，近年来由于新极权主义的兴起，和在执政党内逐渐 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扰乱了这一进程。对司法的独立 性的强调，被对司法过程必须完全体现党的意志的强调所替代；对法 治的强调被对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的强调所替代。这一方 面的最新例子就是，2007年12月24日，在党国领袖同出席全国政法工 作会议的代表和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提出：“大法官、大检察官 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之后， 全国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学习、大讨论”活 动，要求全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贯彻落实“三个至上”。 学习中公开强调，法官不仅仅要懂法律，而且要懂政治。让人觉得离 “文化大革命”时宣称的审判工作要“政治挂帅”已经只有一步之 遥。 极权政治和宪政政治的核心区别在于，它不是仅仅在校正公民侵犯他 人权利的违法行为的消极意义上动用暴力，而且在驱使人们去实现党 的事业和价值目标的积极意义上动用国家暴力。众所周知，“三个至 高无上”，（就如贺卫方先生已撰文指出的，）在逻辑上就是不通 的。所谓“三个至上”，实质上就是“一个至上”，那就是排在第一 位的“党的事业至上”，神圣而又抽象的“人民利益”这个极权主义 的最大法宝之所以被抬出来，是为了要说明：党之所以“至高无上” 是因为它先天地不可质疑地代表着“人民利益”。〔12〕而“宪法法 律至上”则是一块遮羞布，因为，在当今时代，新极权主义已不敢象 毛泽东那样，公然宣称要“无法无天”，而这个排在第三位的“至 上”，事实上已将法律降到，体现党的意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工具 性地位。 因此，关于“三个至上”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就是“教育” 全国的法官，在办案时一定要把“党的事业”和“党的利益”放在首 位，党国动用暴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党的意志，追求党的利 益。那么，谁在现实地领导和推动着党的事业，谁最知道党的利益 （在新极权主义的逻辑中也就是人民的利益）何在呢？自然是党的各 级组织的书记。所以“三个至上”的学习活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法 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否定司法的独立法，要求各级法官在判案时完 全顺服党的意志的“以党代法”的运动。这场运动搞乱了法官的思 想，摧残了在中国本已十分脆弱的法治的根基，是改革开放以来，不 断推进的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十分危险的逆流。 当所有法官和各种执法监管人员被不断地“教育”，在办案时一定要 “懂政治”，一定要以党的利益为重时，各种监管执法部门对作为各 级党和政府最宠爱的“亲生儿子”：上交税收最多的大企业的监管形 同虚设也就不足为奇了。独立的法治机关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当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中国法治机构的独立性在新极权主义紧锣密 鼓的党化教育下彻底沦陷之后，权钱结合劫掠整个社会的合谋就进入 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法无天”的境地。 从三鹿事件暴露出来的情况看，国家质检、卫生等部门对大企业的监 管完全形同虚设，所谓检查都是事先通知企业，让企业自己提供检查 的样本，企业对这样的检查本身“胸有成竹”，完全无所畏惧，害怕 的只是这些部门借检查骗吃、骗喝，勒索企业。最后，通过向企业发 放名优和免检证书等方式，这些部门本身也顺利地加入到了这一利益 合谋之中，使这一合谋结构变得更加坚固。 党国的各级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将其能够通过党组织加以直接控制，在 政治上最听话，又上交税收最多的企业，当作自己最宠爱的嫡子。但 是，它如何才能对这些嫡子加以关照呢？假如，政府只是将自己已经 收到的财政收入补贴给这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就成了不再值得宠 爱的败家子。政府希望的是，这些嫡子能够向它上交更多的钱，而使 企业拥有这样的能力的办法就是，用各种公开的或私下默许的方式赋 予这些嫡子大量的特权。 当一个企业在社会中生存时，它会和包括消费者、员工、竞争者、合 作者、媒体等无数的利益主体发生利害关系，这些嫡子的特权就表现 在，每当它和其他的利益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都会受到特殊的优 待，通过牺牲其他主体的利益的方式来增进它的利益。总有一只权力 之手在帮它摆平消费者的投诉、员工的维权、媒体的监督〔13〕、受 害者的索赔，使企业对自己的违约乃至违法行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或者大大地减轻这种责任。 在一个有着健全的法治秩序的社会中，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一 个党控制一切的党国体制下，一个企业只要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它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这些特权。 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毒奶事件已经完全暴露的今天，依然有一只权力 之手在强有力地保护着这些掺假售毒的企业，使它们无须完全担当起 向受害者赔偿的责任。当律师们自动组织成律师团想为受害者索赔 时，他们受到了来自司法部门的阻挠，显然，在司法部门的背后是党 的意志。党认定任如此大规模的索赔案件自然发生，不管是从经济上 还是政治上看，都会严重损害党的利益。 既然经过“三个至上”的学习之后，将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已经成为 党国的司法运作的不许质疑的最高原则，那么，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 益，用权力的巨手使司法的天秤发生倾斜，一边尽量让自己的“嫡 子”们免于巨额索赔的困扰，另一边则努力让无告的受害者们象接受 天灾一样，默默地接受这次人祸的伤害，就成为党国体制下十分自然 的事情。〔14〕 另外，在政府的操控下，收购和合并三鹿的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着。三鹿在被免去（或大大减轻了）了巨额赔偿的责任后，只要换 一块牌子，又将一切正常地运作起来。在这儿，我们不得不惊叹党权 的点石成金，化腐恶为神奇的伟大的“拯救”力量。 有许多论者说，毒奶事件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可以促成中 国建立更完善的食品监管制度。然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 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好事。因为，从 三鹿毒奶事件的爆发到处理的全过程，让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他们或 多或少地都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特别是企业的经营者深刻地认识 到，在我们的社会中，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党权，只要和党权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哪怕犯下了向整个民族下毒的伤天害理的大罪，也 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轻松地逃避责任，相反，只要忤逆了 党的意志，哪怕是一个最诚实的经营者，也难逃牢狱之灾。〔15〕 因此，在新极权主义的法制环境下，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遵守法律，诚 实经营并不足以逃避牢狱之灾，相反，他的经营之路会越走越窄，而 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去弄虚作假，则成了最现实有效的生存之 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有毒食品被不断发现，却始终没有坏 事变成好事，反而越来越严重的制度性根源。 通过对从三鹿事件的形成到被处理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新极权主义 的经济理念和司法理念的分析，我们不难断言，中华民族饮用有毒食 品的历史，绝不会因为三鹿事件而终结。只要以党治企、以党代法的 新极权主义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生长发展，那么，中华民族 的有毒食品史也必将随之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之中。 三、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 在新极权主义竭力用党权来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最细微的领域之后， 它也就将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转变成了政治问题，转变成了究竟是积 极紧跟党的领导，被动接受党的领导，还是胆敢反对党的领导的问 题。这么一种新极权主义的政治理念，在组织路线上，必然体现为将 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问题，置于一切政绩、经验、才干等其他的因素 之上；在外交上则推行一条随时可能使对抗升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路 线。 本来在一个党控制所有媒体的后极权社会中，社会内部的舆论对党几 乎已失去了任何监督作用，只有自由的国外的舆论才可能起到一点使 党保持清醒的约束作用。然而，当新极权主义用一种充满敌对意识的 狂热的民族主义来指导外交政策时，党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 可以照见自己行为的真实后果的镜子。 我们看到，早在2007年3月，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掺有三聚氰氨 的事件就已引爆，经过国外媒体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这 本来为国家质检部门对食品中的三聚氰氨问题进行全面检查提供了一 个良机。但是，我们的质检总局是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呢？ 下面，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 话： 　　“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境外媒体 　　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 　　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先后炒作鲇鱼药物残留事件、 　　冷冻鱼致人中毒事件、巴拿马药物中毒事件、二甘醇牙膏事件等 　　等……一些国外媒体……把个别食品问题说成是整个中国食品的 　　问题，把个别不法企业的问题说成是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问题 　　……恶意炒作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敌对势力根本不愿意看到 　　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其用心之险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在毒奶事件爆发后的今天，我们再来重温李长江先生的这段经典的讲 话，不禁有啼笑皆非，时光倒流之感。谁会想到，在改革开放30之 后，这位中国质检的总掌门人还在用“文革”中“阶级斗争一抓就 灵”的思维方式在统领中国的质量检查工作呢？ 我们之所以将李先生的这段话称之为经典的，是因为它为我们分析新 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文本。众所周知，流通中的 有毒食品会危害健康乃至生命，它在消费者中引起某种恐慌是十分自 然的，因此，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中，它必然会引起媒体的关注， 并进行大量的报道。我们看到，当西方国家自己在食品生产方面，出 现象疯牛病、二恶英等问题时，有关的报道真是铺天盖地。正是这样 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为这些社会的食品安全构筑了一道有效的防线。 李先生长期生活在党国体制下，国内的媒体在党的管制下，早已变为 只报喜不报忧的驯服工具，因此，一看到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新闻” 被大量报道，立即本能地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让中宣部去将它们都 “和谐”掉。我们看到，李先生一一列举了鲇鱼药物残留、冷冻鱼致 人中毒等事件，但是，不是将这些事件当作沉痛的教训，立刻抓紧相 关的检查和监管，而是当作“敌对势力”的一次又一次“恶意炒作” 的铁证，并用诛心之论，将其提高到“敌对势力”妄图阻止中华民族 崛起的“险恶用心”的“政治高度”。 其实，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大陆50岁以上的人都非常熟悉，“文 革”中，任何一个企业由于自己管理不善出了生产事故，马上认定是 “万恶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于是，在大批特批“阶级敌人”的过 程中，推脱和逃避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曾把中 国搞到崩溃的边缘，而现在整个中国的质检工作却正是在这样一种理 念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有毒产品层出不穷乃至最终酿成毒奶惨 祸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值得人深思和警惕的是，李长江式的思维方式绝不仅仅只是个案， 它是一股强大的新极权主义思潮，在质检领域的反映。今年以来就有 “驻藏大臣”将达赖喇嘛称为“披着袈裟的豺狼”，称和达赖集团之 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更有党国元首将西藏事件后， 世界各国的抗议，称作是一个意图阻止中国崛起的有计划的阴谋，从 而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16〕在党国体制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看到，“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 “阴谋论”的论调之所以甚嚣尘上，事实上，不过是党国领袖头脑中 的思维模型，在一级又一级的紧跟领袖的党的干部嘴巴上的回响罢 了，新极权主义的将紧跟和忠诚置于政绩和才干之上的干部路线，则 更是将这种“回响”放大了。 然而，毕竟已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干部 中，真正抱有文革式的思维方式的人已经并不太多。对党国领袖的 “阴谋论”仅仅只是口头上附和，还是在行为上积极紧跟，二者之间 在最终结果上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看到，凡是积极紧跟新极权 主义路线的党国官员，除了大喊口号，不干实事之外，还都把自己负 责的工作，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主管质检的李长江和主管西藏 的张庆黎，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新极权主义的危害性的二个典型例 证罢了。〔17〕 假如说，在西藏问题上，对国外的批评者产生敌意还算容易理解的 话，那么，在最需要科学和理性，关系到自身健康的食品检测领域， 用如此非理性的敌对意识对待他人的批评，则说明了新极权主义由于 将一切问题泛政治化而助长起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已经在我们的社会 中和执政党内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究竟谁是敌对势力？新极权主义者到处寻找，想要用专政手段来对付 的那个恶魔究竟身藏何处？任何一个拥有最基本的道德哲学教养的公 民都不难发现，这个恶魔就深藏在新极权主义者的心中。任何一个个 人，和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假如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政治意 志，由于天然地代表着“神圣的人民”，因而散发着不容质疑的道德 的圣光，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一切自己政治行为的批评者和反 对者那儿，源源不断地发现和塑造出死敌和恶魔，用“文革”语言来 说，也就是各种“牛鬼蛇神”。 【附注】 １、当然，能够享受全面的特供服务的一小部分人除外。这儿的全面 　　特供是指，除了牛奶和奶制品之外，所有含有奶制品的食物都必 　　须是特供的。 ２、笔者发现有的论者将三鹿事件和1858在纽约发生的牛奶中毒事件 　　混为一谈，以证明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参见林桂明编 　　译的《毒牛奶──中国其实在走美国的老路》，2008年10月4 　　日，多维新闻网。）众所周知，巴氏杀菌法是1860年代中期发明 　　的，在制奶业中的普遍运用是在20世纪初之后，而在1850年代， 　　世界上最发达的英国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根据《资本论》介 　　绍，当时工人的平均寿命不到20岁。另外，150前的美国政府是 　　一个十分简陋的无为而治的廉价的小政府，而当下的中国政府则 　　是一个世界上最庞大和昂贵的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也就是说不 　　管是从食品卫生技术，还是从政府监管能力来看，巴氏杀菌法发 　　明之前的150前的美国和当下的中国，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 　　在截然不同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环境下，发生的这二件事，就 　　有着不同的性质，前者是由于技术和监管能力的不足，而后者则 　　是在新极权主义的普遍氛围下所发生的制度性的畸变。 ３、从过去30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来看，中国不仅仅在20多个前计 　　划经济的转轨国家中是最快的，同时，也超过了印度、巴西等增 　　长迅速的非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４、所谓新极权主义，从理念上看，并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假如一 　　定要说它新在哪里的话，那么，通过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使党的 　　权力进入一切以前遗漏的社会角落的细致性和严密性，恐怕构成 　　了它的一大特色。笔者在此仅举两例：一是在拾荒流浪人员中建 　　立党支部，使以往和党失去联系的拾荒人员重新恢复组织生活； 　　二是最近在全国各高校等科研教育单位中，专门针对无党派人士 　　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内容的主题思想教育活动，并成立 　　党控制下的无党派人士联谊会，引导无党派人士正确地参政议 　　政，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新极权主义无 　　分贵贱亲疏，誓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它的统筹之下的坚定的政治 　　意志。 ５、赵紫阳设想将党的权威限制在政治领域内，并且，在政治领域与 　　经济、学术、文艺、教育等社会性领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使 　　党的权力从各种社会性领域中逐渐退出。假如说赵紫阳所试图推 　　行的是一种法治下的讲规则的威权主义的话，那么，江泽民的威 　　权主义则具有更多的实用主义和不讲规则的特征，他的核心目的 　　是维系党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常常会超越法治的规 　　则，借助于党的极权主义的余威，但是，归根结蒂，他的统治的 　　主要兴趣依然是威权主义的而不是极权主义的，他对通过强制性 　　的思想灌输将党的干部和亿万人民教育成无私奉献的“道德模 　　范”缺乏兴趣，或者他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 　　而新极权主义的统治兴趣，则和赵紫阳试图推行的改革正好相 　　反，是让党的权力触角重新进入因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所退出的各 　　种领域。正由于新极权主义目前占据着执政党的主流，所以，我 　　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死后能倍享 　　哀荣，而对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赵紫阳则始终被视为危险的 　　异端。 ６、据中新网消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国庆前的一次讲话中，就明 　　确地把国有企业称作“共和国的长子”。（资料来源：http:// 　　finance.sina.com.cn/g/20081002/17385354635.shtml） ７、国有石油寡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种特权的典型例子，它既用价 　　高质差的服务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又运用垄断特权打压民营企 　　业，同时，还从国家那儿拿到巨额的财政补贴。国有垄断企业的 　　特权，在新极权主义时代不断巩固和扩大，成为损害市场秩序和 　　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８、该新闻的原文为：“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昨天下午同意石家庄市 　　委的决定，免去田文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职务，按照董事会章程及程序罢免田文华董事长职务，并解聘 　　其总经理职务。”（资料来源：2008-09-17，《新华网》） ９、不仅仅将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而且将包含有集体、外资、私营 　　的成分复杂的股份制企业都置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许称得上 　　是新极权主义的一种“制度创新”。 10、事实上，即使是在事件爆发后，河北省的媒体除了发几条新华社 　　的通稿之外，依然保持沉默。 11、根据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的分析，只有政治局 　　常委、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四个机构，才有权在如此重 　　大的问题上做出决断。但官方公开宣称的是，石家庄市委在8月2 　　日接到三鹿汇报后，一直到9月8日才向河北省委报告，因此，9 　　月8日之前，党国的省级以上的高层决策机构对此事都毫不知 　　情。然而，根据党国官员一贯的行事方式，遇有自己没有直接责 　　任的重大事故，会立即向上汇报，以撇清责任，实在没有任何理 　　由相信石家庄市委遇到如此重大的事故之后，会不向就在同一城 　　市里的河北省委汇报，更何况石家庄市委书记，本身就是河北省 　　委常委。同时，有证据表明卫生部和国家安检总局也决非在9月8 　　日之前对事件毫不知情（证据将在后文中分析）。因此，有理由 　　推测对毒奶粉不公开召回的决定，可能是由比石家庄市委地位更 　　高的某个机构或个人做出的。 12、控辩双方都是人民，之所以要打官司，就是因为人民的利益发生 　　了分裂和冲突，在这儿，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总体主义的人民利 　　益，只有处于冲突状态的分立的个人（或法人）利益，法官只有 　　根据法理和事实才可能找到这种利益冲突中的均衡点──正义， 　　所以，“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说法，除了为党的专政权力辩护 　　的作用之外，在具体指导法官判案时，可以说，是一句毫无意义 　　的彻头彻尾的废话。 13、三鹿8月2日在给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中写道：“请政府加强媒体 　　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 　　免此时炒作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资料来源：ＢＢＣ 　　中文网，2008-10-01）我们看到，这不是一般的企业向政府写报 　　告的方式，而是“嫡子”向“父亲”陈情的方式，同时，也是在 　　一个反社会的合谋结构中的一个参与者向另一个参与者（自己同 　　伙）的说话方式。当企业以这种口吻向政府讲话时，可以想见这 　　里面的共犯关系已结得多么坚固和深厚。而我们所看到的，还仅 　　仅只是冰山一角。 14、虽然，事后政府主导了一次集体性的赔偿，但是，据大量的法律 　　专业人士评论，这次赔偿不管是从受赔者的范围，还是受赔数额 　　来看，相关企业依然远远没有担当起完全的赔偿责任。而许多受 　　害者想组织起来，继续索赔时，则成为政府打压的对象。 15、从铁本案开始，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仅仅因为没有紧跟政府的 　　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不少本身就是为了扩张国有垄断企 　　业，打击民营企业而制定的），就在主管宏观经济的党国官员的 　　批示下，被抓进了监狱。 16、具体论述请参见笔者在《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 　　──对举国体制和抗灾文化的反思》一文中分析。 17、值得一提的是李长江和张庆黎都有较长时间在团的系统工作的背 　　景。关于“团派”与思想僵化和语言“八股”之间的关系，我们 　　已经在私下听到了许多非正式的议论，但还缺乏正式的研究。团 　　的系统和组成党国这架机器的其他部分一样，曾经在里面工作过 　　的人，并不拥有一致的思想观念和政见，因此，认为曾经在团的 　　系统工作过的人都是“团派”无疑是不对的，在团的系统中，也 　　曾经出现过不少党国中最正派和能干的官员，（如胡耀邦、胡启 　　立等）。但是，越是到改革开放的后期，特别是近年来，团的系 　　统中出来的干部，和新极权主义之间确实产生出了越来越大的相 　　关性。 　　导致这种政治现象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起来说，这主要是 　　由于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在 　　政治哲学上的名实分离（具体论述可参见笔者《正名》一文）；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团的工作本身的性质造成的。 　　众所周知，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计 　　划经济和公有制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又想维持一个列宁主义政 　　党对全社会的总体主义的控制，而维持这样的统治，除了马克思 　　主义之外，他们实在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理由，于 　　是，只好暂时采取打着“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在党国内 　　部，不同机构在这一策略中承担着不同的分工，象经济管理部门 　　承担的是向“右”拐的职能；团的系统和中宣部等意识形态部门 　　则专门负责打“左”灯的工作。在一个实际上持续不断地“右” 　　转的社会中，却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专职地从事打“左”灯的 　　工作，一种如此悖谬的生存处境，究竟会在这些党务工作者的心 　　灵上打下怎样的烙印呢？ 　　我们看到，对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来说，他知道在这种“左” 　　“右”分离的游戏中的，什么是虚，什么是实，打“左”灯的分 　　寸是什么，以及如何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来不断地调整各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口号。显然，这对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构成 　　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学会了在名实分离的 　　状态下，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存术，这种生存术的要点就是： 　　全心全意地去领会和贯彻党的当下指示的精神，绝不要去反思党 　　的政策的现实后果是什么；绝不要去反思党的具体政策和它宣称 　　自己信奉的政治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绝不要去反思党的这一 　　个政策，和它的前一个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对从事具体工作，特别是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来说，对党的政策 　　的现实后果，不加考察和反思，几乎就无法开展实际工作；而对 　　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来说，几乎只要进行一点独立的理性思 　　考，并将其体现在行为上，他就无法在党国体制内生存下来。在 　　这儿，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宣部和共青团之间，工作的特征也 　　有所不同。中宣部的任务是通过对外宣传来维护党的利益，因 　　此，对从事这一工作的官员来说，他本身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事 　　实，但对党不利，所以必须加以掩盖，什么对党有利，因此，不 　　存在也要将其创造出来，他身处在各种敏感的现实问题中，清醒 　　地知道自己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而必须系统地制造谎言和掩盖真 　　相。而共青团的任务则是要系统地去塑造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一 　　边是党的名实分离的意识形态，另一边则是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任何一个自认为正派和有道德的人，如何可能在多年 　　中，以一种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从事政治辅导员一类的工作， 　　即用自相矛盾和变化不定的党的观念去塑造青年一代的思想呢？ 　　为了要使自己相信，这么一种事实上纯粹只是机械地服从党的当 　　下的政治意志的行为是庄严的和神圣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将党彻 　　底神化，将对党的信任和顺服“升华”为一种不受任何理性批判 　　检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看到，在党的意识形态陷入严重分裂的状态下，一个 　　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他在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就是，始终以一 　　种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党中央和党的领袖，他将自己的全 　　部聪明才智，百分百地用在领会中央的精神和执行领袖的指示 　　上，绝不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反思这些精神和指示中可能包含的 　　疏漏，以及它们作用于现实时将会产生的真实后果。 　　一旦被党巨龙般控制着中国社会的力量所慑服，一旦对党的崇拜 　　“升华”到无反思的原教旨主义状态，他就再也看不到党的矛 　　盾、错误和罪恶，看到的只是党不断地战胜自己的敌人，从胜利 　　走向胜利。这时，党由于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社会所闯下的惨 　　祸，反而变成了它具有伟大的能量，能够从自己所犯下的任何最 　　血腥的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去创造历史的证明。在这样状态 　　下，这个团干部所体会到的，就是作者在《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 　　与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 　　创新》一文中所分析那样，他感到主宰自己命运的最本质的关 　　系，就是脆弱的个体和巨龙般强大的党组织的关系，不管这条巨 　　龙是对是错，是向东还是向西，最重要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克 　　服自我，投身到这条巨龙中去，和这条巨龙融为一体，分享它的 　　权力和荣耀。 　　所以，这样一个典型的在党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面 　　对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产生的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毫不动心， 　　在无数青年才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的思想，培养自己新的 　　情操时，他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一遍一遍地反复 　　研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凝神贯注地体会中央文件的精神上。他 　　坚信，各种时髦的思潮最终都会象浮萍一样被风刮走，惟有党才 　　是永恒地决定着中国命运的磐石般的力量，和学习各种时髦的思 　　潮相比，学会如何在党的组织中生存，学会如何去把握变化中的 　　党的路线和精神，才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 　　2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历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团干 　　部的信念，中华民族一直无力摆脱党国体制。而这样的团干部则 　　依凭自己无反思的绝对忠诚，顺理成章地升迁到了党国体制的顶 　　端。这时，就象他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用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 　　自己的上司和领袖那样，现在，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和人民用同 　　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长期从事青少年思想工作的习惯，使他本 　　能将党的干部和全体人民都当作完全没有任何独立的理性思维能 　　力的幼儿一样来加以“教育”。 　　对党的无反思的忠诚，给他自己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辉煌成功，使 　　他进一步产生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整个民族，就象他个人一 　　样，一刻也不能够离开党。而对党的无反思的忠诚，则是人类所 　　有感情中最美好和最神圣的。相反，所有将党看作只是一个平庸 　　的世俗政治组织，冷静地分析党的行为的逐利本质和现实后果的 　　理性目光，本质上都是异己的和令人不快的。所有这样的，拥有 　　相似情怀的人开始集结起来，他们将对党的非理性的认同，看作 　　是识别自己这个集团的核心标志。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悄悄地 　　躲藏在他们高高举起的自以为金光闪闪、威猛无比的党的旗帜之 　　下。 　　他们深信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坚信只要将自己个人的意 　　志、小集团的意志和党的意志合二为一，自己的身上就会散发出 　　神圣的道德光辉，并且变得所向无敌。而所有认为党的权力应该 　　受到约束和限制，并试图批评党的政策和忤逆党的意志的人，则 　　被他们理所当然地看作应该用专政手段加以对待的邪恶的敌对势 　　力。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党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 　　进的正派和审慎的团干部，在后极权主义的生存环境下，如何一 　　步一步地被炼成新极权主义者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点评吴祚来 张耀杰 　　　┌──────────────────────┐ 　　　│　　　　 吴祚来：《与秋石兄绝交书》 　　　　│ 　　　└──────────────────────┘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2009年3月16日出版的第六期《求是》杂志发 表署名秋石的长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这篇文章的开场白写道：“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由这样一段话，笔者首先联想到的是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中，批评左派文人郭沫若们的另外一段话：“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 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从 一个阶级走到那一个阶级，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 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 旧的残滓，却有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 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象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 莫明其妙。” 比起郭沫若，“秋石”在“象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脑子里 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有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方 面，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与时俱进地把70多年前的“惟我是 无产阶级”的极端专制，改变成了更加正统的“惟我是马克思主义” 的极端专制，同时又把鲁迅式的匿名免责的“奉旨申斥”继承下来并 且发场光大。 署名“秋石”的这篇“奉旨申斥”文章包括四个部分，其一是“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其二是“统治阶级的 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三是“指导思想多元化 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 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 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文章还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 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 发展的同时而又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真正实现。在当代中国，坚持 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文章还强调，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在继续 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 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就会坚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动摇！ 通读全文，除了上述无比正确的官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之 外，最具有针对性的“奉旨申斥”，是下面这段话：“有人认为，多 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应该放弃所谓的‘正统’及一元化观 念；有人提出，应该消解、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 宣布‘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占主导 地位；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 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 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近来，有人把西方一 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 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与西方制度模 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 与这段话的“奉旨申斥”相对应的，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 报告中提出的“两个绝不”，即绝不照搬西方制度和绝不搞多党轮流 执政。而所谓“秋石”，其实就是作为正统党喇叭的“求是”的谐 音，他所代表的是直接“奉旨”于胡锦涛、吴邦国们的《求实》杂志 编辑部的集体意识，进而也代表着大陆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主旋 律”。 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照搬到中国并且可 以中国化，“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及其多党竞争、轮流 执政的宪政民主制度，为什么就不可以照搬到中国并且中国化呢？！ 既然“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可以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挂钩，“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 及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制度，为什么就不可以与中国特 色的宪政民主制度直接挂钩呢？！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读得最透、学得最深的，是著名文化学者吴祚 来。他在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与秋石兄绝交书》中，模仿 “秋石”的“奉旨申斥”的话语技巧，彻底暴露了“秋石”和躲藏在 “秋石”背后发布圣旨的“皇帝”们，借着来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来抵制抗拒更加具有普世性生命力的“西方一些国家 的民主、宪政观念”之中国化的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 （2009-03-19于北京家中） ------------------------------------------------------------ 【附】吴祚来：《与秋石兄绝交书》 秋石兄是秋天的石头，冷峻而有骨气，钢铁一样的坚硬，但却没有一 颗善良温暖的心灵。 我记得他小时候叫红旗（他表哥叫梁效），后来是小平同志关心他， 改了他的名，叫求是，意思是别打着红旗躲猫猫，还是求是一些吧， 为国民做点实事，说点实话。 现在他有了文化了，改个诗意的名字，叫秋石，秋后的石头，有点 冷，在点硬，但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也死不了，因为他是无血非动物。 秋石先生祖父是犹太人，父亲是苏联人，母亲是中国人，因为祖父的 关系，所以他对犹太人学者有感情，因为父亲是苏联人，所以他对前 苏联政治家有点喜欢，妈妈是中国人，所以他用中国文字写作，会说 中国话。 秋石先生最近写文章说，中国人啊，最好还是用他外祖父的思想来管 理中国，实现思想一元化，就是遵守他外祖父的那些19世纪的思想原 则，永远管制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似乎中国人永远不能有自己思想， 永远不能独立思想，中国人离了他祖父那几本破书，就活不了，没他 祖父那几句话，中国人都不知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祖父有什么思想呢？ 一是暴力思想，就是对有钱人、有权者进行暴力革命，全世界没钱人 联合起来，管理世界统治世界。这种思想现在能用么，鼓动无钱无权 的人对有钱有权的人实行暴力革命，这不就是颠覆政权罪么？ 二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邓小平以来，中国人讲的是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国人早明白了这点道理，怎么还要 回到秋石先生祖父那儿去取经呢？ 秋石外祖父讲斗争，胡温讲和谐，南辕北辙呀，我们听谁的，当然听 胡哥的，胡哥没思想？还得听秋石外祖父的思想？扯吧你。 三是剥削理论，资本家就是剥削家，专门剥削穷人的，现在经济危机 看出来了吧，农村人没有工作了，没有就业机会了，自己没钱了，国 家经济也没力量了，原来呀，资本家是鸡，你养资本家，资本家就给 你下蛋，鸡看起来剥削了养鸡人，但鸡可以不断下蛋给你吃啊，这蛋 是什么呢，就是工资呀。你把鸡给杀了，谁给你下蛋呢？ 全世界人要都听秋石先生外祖父的，全世界人都得饿死或者回到原始 社会过丛林生活，或互相斗争死了。 秋石先生说，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他外祖父的思想来统治中国。 前苏联的历史北朝鲜东德国的历史南亚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等等，都是 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你外祖父的思想，但结果呢？文革时代也是你外祖 父的思想，结果呢，我想告诉秋石先生一个常识，就是，历史的选 择，不同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能等同于公民的选择，人民是 政治家口中的一个概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公民却不同了，公民每 一个都有选票，通过选票来选举自己的执政党，选举自己领导人，人 民能干什么？人民与历史躺在一块，与那些独裁者们一起，早“万 岁”了。 公民们才伟大呢，他们用税来养活国家，养活政党，养活执政者，因 为他们是国家与政党的供养者，所以他们有自己神圣的权力，决定国 家的未来，所以，决定国家与执政党的，不是历史，也不是人民，而 是现实生活中的公民，这么一点小道理，秋石先生怎么硬是不懂呢， 还是假装不懂，在那么混饭吃呢？ 我就不明白，秋石先生是公民，还是人民，如果他是公民，他通过纳 税与选票就能证明自己是公民，而如果他是人民，他怎么能证明自己 就是人民，人民是一张巨大的支票，只有独裁者才能使用它。有一点 社会常识不得不告诉秋石先生，那就是科学是不能作为国家信仰的， 只有宗教才能做〔作〕为信仰。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是会进步的，如果你将一种思想视为科学，那么科学是会进 步的，人类开始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那就是当时的科学，后来以为 地球是宇宙中心，再后来，太阳是太阳系中心，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 的一员，所以科学不能作为信仰，只能不断推翻前人成果，获得认识 上的进步，科学不能作为信仰，19世纪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能 作为信仰，无论是你外祖父的，还是别人外祖父的思想，都是站在那 个时代看问题，现在拎出哪个学者，思想都比那个时代的人先进、科 学。为什么呢，当代人能站在古代人肩膀上，古代人能站在当代人的 肩膀上么？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不是解决终极关怀的，只有宗教是解 决终极关怀的，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历史认知中的一环，如 果死抱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位外祖父的大腿不放，只会使伟大的中华民 族变得弱智，变得愚昧。政治家追求的，不是文化特色，不是宗教信 仰，也不是利益，文化人追求文化艺术特色，宗教家追求信仰，经济 家追求利益，政治家追求什么呢？ 政治家追求价值，也就是政治家为民族追求自由解放，追求民主正 义，通过制度来保障这些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并付诸实施，政治家如果 追求信仰，那么就会政教合一，就会出现中世纪，政治家如果追求经 济效益，那么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谋利的公司，政治家如果追求特 色，那么就会有政客们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不追求价值，只玩些特 色，政治不需要特色，要的是价值，没有价值只有特色，那是浮光掠 影，贻害民族民生。 秋石先生，你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了，还是说点中国人的话吧，别老是 你外祖父说过什么、外祖父原则，伟大的胡哥和谐理论早将你外祖父 阶级斗争理论扬弃成骨灰了，还有敬爱的温总理，他在答记者问时， 说到他慈爱的母亲，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对快70岁的儿子温总理 说，要用良心讲话。是啊，咱们中国人讲的，是天地良心，是母亲的 良心，秋石先生，听自己母亲的话吧，对中国母亲负责吧，别对19世 纪的外祖父负责，让外祖父见鬼去吧。我们做有独立思想的中国人， 我们讲良心，我们讲人性，我们讲科学，我们讲民主，我们感恩天 地，感恩父母先人的养育之恩，你的外祖父对你个人可能有意义，但 对我们无数中华儿女，带来的只有罪错，没有恩情！ 秋石先生，醒醒吧，做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别在那大胡子外祖父的 膝盖下乞求一点所谓思想的残渣剩羹。 （2009-03-18） 〔原载《观察》2009-03-18；http://www.guancha.org/。转载前作 者作了修订。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狱中七位笔会作家之一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兼活动家刘晓波 获笔会最高荣誉 美国笔会 〔2009-04-16纽约讯〕美国笔会今天宣布，中国最杰出的异议作家兼 活动家、国际笔会运动重要领导人物刘晓波，为2009年笔会暨芭芭 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得主。刘晓波因合写了一份关于政治和人 权改革的呼吁书，于2008年12月8日被关押，未予诉罪或审判而“监 视居住”在北京一未知地点。 “让我们大家生活有意义的自由，一直总依赖于，唉，那些象刘晓波 一样愿意把自己的自由置于险境的人。”美国笔会会长克瓦米．安东 尼．阿皮亚说，“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的一贯自我牺牲，应该激励 世界各地所有自由的朋友们。每当我读到有关他所做的那些不寻常的 事，我充满钦佩，事实上还有崇敬。” 此奖授予因行使或维护言论自由权而遭迫害或监禁的国际文学人士， 将于2009年4月28日在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笔会文学庆 典上颁发，杰出作家兼历史学家、笔会会员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将到 会监奖。 刘晓波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以及 中国境外的奥斯陆大学、夏威夷大学、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等。 1989年春，刘晓波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回到北京，在遍起的民主运动 中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支持学生，并带头呼吁一个 真正具有广泛基础的可持续的民主运动。他通过支持和推动呼吁学生 非暴力，防止了广场上更进一步的流血。他为此系狱两年，1996年又 因公开质疑一党专制和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对话而被“劳 教”三年。2004年，在他发表文章批评当局用“颠覆”罪名使记者和 活动人士禁声后，他电话和联网一度被卡断，数年来一直是警方的经 常监视和骚扰的目标。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拘捕。拘捕 发生在《零八宪章》公布的前夕，这份他合写的不寻常的声明呼吁政 治改革、更多人权和终止一党专制。警方于晚上9时到达他家，11时 将其拘禁，并抄家没收了电脑和其他物品。自他被拘押以来，几乎所 有《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都遭到传讯，以收集对付他的证据。尽管 有这种打压，《零八宪章》目前已经得到中国各地超过8,500各界人 士联署。 除写作和政治活动外，刘晓波一直是独立中文笔会的领导人。独立中 文笔会是一个在中国勇敢进行脚踏实地倡导工作的国际文学和人权组 织，尽管遭到中国当局持续打压。刘晓波在2003～2007年担任该会会 长，现任理事。自2001年建会以来，独立中文笔会的会议一直遭到当 局的干扰和取消，其工作人员和会员经常受监视，有些已被拘押并盘 问该会活动。由于该会已成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重要声音，近两年处于 中国当局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该会七位会员目前系狱，都与他们的 写作有关。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今天在纽约宣布此 奖时赞扬刘晓波“对暴政的无情抨击，对理性自由的勇敢承诺，愿以 自己的自由风险来维护和扩大中国的自由写作。”赛姆斯还敦促奥巴 马政府积极争取刘晓波的释放，以澄清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中 国国际优势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它与其他侵犯人权的各国当 局一直达成默契，为换取优惠的商业关系而对人权侵犯视而不见。在 世界各地，那些正在挑战暴政的男女人士正在寻求保障，他们的命 运，以及他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比底线更多的东西。失于在刘晓波 受监禁的问题上挑战中国政府，就是在国际上听任那些世界各地进步 与改变的和平倡导者们处在巨大危险中。” 今年是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荣授予因行使或维护言 论自由权而遭迫害或监禁的国际文学人士的第23年，候选人由国际笔 会及其全球的任何145个分会之一提名，由美国笔会和由此领域最杰 出的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筛选。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 作奖顾问委员会包括：人权观察副主任卡罗尔．博格特（Carroll Bogert），卡内基基金会总裁瓦坦．格雷戈里恩（Vartan Gregorian），国际笔会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阿莱．奈尔（Aryeh Neier），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Joel Simon）。 自由写作奖是笔会全年支持目前正遭威胁或系狱超过1,009位作家和 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延伸。自1987年以来，44位男女人士已获此奖，34 位在授奖时系狱的获奖者中，有31位随后获释。 美国笔会是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一。国际笔会致力推进 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 的良知。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一直共同合作，抗议中国当局对作 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 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org/china. 联系人：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 　　　　(212)334-1660 ext. 111 　　　　lsiems@pen.org 〔原载《美国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翻译，2009-04-18。提供者： （美国）蔡楚〕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贵州异见人士聚会遭打压． 陈西被传唤八小时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2009-04-15采访报导〕40位贵州 民间人士日前自发到当地一座公墓悼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后， 部分参加人士遭当局打压。异见人士陈西遭国保传唤八个小时，当局 威脅要他指认当天参加者。分析人士认为，“6．4”将至，当局正加 大力度打压民间聚会。 贵州异见人士陈西继4月初因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约见采访而被公安强 行带走并软禁之后，再次被国保传唤，陈西星期二晚上告诉记者说, 这次的肇因是悼念抗日烈士：“他们首先就是问到我这个群体里面的 人的名字，他们已经对我们录像了，他们就把这些录下来的东西拿出 来，他们自己说我们有40多位朋友参加聚会，他们说我们这个聚会规 模不小。我告诉他们，很多朋友我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 字。他们告诫我，说我还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组织这样的活动非 常危险，我便和他们辩驳了起来。” 三、四十位贵州民间人士于上星期五到“海天园”公墓去悼念在抗日 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但遭当局打压。当天祭奠仪式开始前，数名当局 所派人员突然冲上前来，抢夺了他们上面写着“为捍卫祖国独立、自 由、领土完整而英勇捐躯的抗日烈士永垂不朽！”的横幅，悼念人士 和他们发生了肢体冲突。 除了陈西被传唤之外，还有多名人士遭打压，异见人士杜和平的相机 被没收，另一位参加悼念的人士吴郁则向本台表示：“我到那里去了 20分钟，单位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让我回 去到办公室开会，我就拼命地赶回去。悼念抗日英雄的地方到我开会 的地方没有车子，我小跑了半个小时之后坐公共汽车才赶到单位，没 想到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吴郁还说，单位领导告诫他今后不得参 加类似活动。 本台早前曾报导部分民间人士自发于清明节当天发起悼念活动但遭打 压，资深媒体人凌沧洲等20人在北京向辛亥革命烈士献花，但全程遭 当局所派人员严密监控；一些原计划响应凌沧洲呼吁而到当地民族烈 士墓前献花的各地人士，也都因事前被当局警告而被迫取消悼念活 动。原打算在清明节当天悼念赵紫阳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则 在途中遭数名不明身分人士殴打。对于当局的这些打压行动，杜和平 分析表示：“将你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让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要是 几个人在一起，他们不在乎，但人一旦多了，他们就要打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9-04-15；www.rfa.org/ mandarin/。提供者：（贵阳）陈西〕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切都有可能（八首） 东海老人 　　　　　　　　　　　不得不 　　　　　　　　　　　热热闹闹 　　　　　　　　　　　争风斗艳 　　　　　　　　　　　所有的旗都不干净 　　　　　　　　　　　口水涂的固然龌龊 　　　　　　　　　　　血染过的也不干净 　　　　　　　　　　　有些血 　　　　　　　　　　　本身就不干净 　　　　　　　　　　　都叫嚣着 　　　　　　　　　　　去污杀毒澄清天下 　　　　　　　　　　　其实连脚下都澄不清 　　　　　　　　　　　反而增加着污染 　　　　　　　　　　　制造着垃圾 　　　　　　　　　　　众旗喧哗 　　　　　　　　　　　一面比一面堂皇 　　　　　　　　　　　越堂皇越黑 　　　　　　　　　　　越堂皇越脏 　　　　　　　　　　　寻寻觅觅 　　　　　　　　　　　找不到一面旗 　　　　　　　　　　　值得我把右拳举起 　　　　　　　　　　　乃不得不剖肝输胆 　　　　　　　　　　　把自己变成一面旗 　　　　　　　　　　　拒绝古今中外 　　　　　　　　　　　一切非健康的 　　　　　　　　　　　手和血 　　　　　　　　　　　（2009-04-16） 　　　　　　　　　　　我的工作 　　　　　　　　　　　降生在尸国 　　　　　　　　　　　是不幸 　　　　　　　　　　　也是一种大幸 　　　　　　　　　　　把古人唤起很难 　　　　　　　　　　　把行尸唤醒更难 　　　　　　　　　　　难 　　　　　　　　　　　正好灿显我的精神 　　　　　　　　　　　让一些古人 　　　　　　　　　　　团结在我身边 　　　　　　　　　　　让他们配合我 　　　　　　　　　　　唤醒越来越多的人 　　　　　　　　　　　进而让一些古人 　　　　　　　　　　　寄居于今人的身 　　　　　　　　　　　古今混合的人 　　　　　　　　　　　是最高级的人 　　　　　　　　　　　（2009-04-07） 　　　　　　　　　　　真言 　　　　　　　　　　　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 　　　　　　　　　　　你办不到还有他 　　　　　　　　　　　他办不到还有我 　　　　　　　　　　　还有我们 　　　　　　　　　　　一切毕竟可以办到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今天不可能还有明天 　　　　　　　　　　　今生不可能还有来生 　　　　　　　　　　　还有来生复来生 　　　　　　　　　　　一切终究都有可能 　　　　　　　　　　　（2009-04-16） 　　　　　　　　　　　进步 　　　　　　　　　　　不仅猪羊 　　　　　　　　　　　不仅鸡犬 　　　　　　　　　　　连豺狼也学着说人话了 　　　　　　　　　　　尽管学得不象说得幼稚 　　　　　　　　　　　尽管还是畜生 　　　　　　　　　　　尝试说人话 　　　　　　　　　　　就是巨大的进步 　　　　　　　　　　　（2009-04-17） 　　　　　　　　　　　命运 　　　　　　　　　　　不论面对什么人 　　　　　　　　　　　我手中都是一朵菩提花 　　　　　　　　　　　在花光中 　　　　　　　　　　　有些人茁壮 　　　　　　　　　　　有些人衰退 　　　　　　　　　　　有些人神彩焕发 　　　　　　　　　　　有些人暮气沉沉 　　　　　　　　　　　有些人升于九天之上 　　　　　　　　　　　有些人沉入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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