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4-15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对《零八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之3） 　（法国）孙丰 ◆扣帽子和言論自由　　　　　　　　　　　（香港）張三一言 ◆西藏资讯（2009-04-14）　　　　　　　　　　《西藏资讯》 民主理论 ◆对《零八宪章》第18条的辩护（4） 　　　　（北京市）杨光 读史论今 ◆一位伟大的民──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3之1）　杜光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请问：被强奸者能与强奸者和解吗？ 对《零八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之3） 孙丰 ────────────────────────────── 前言部分：阐明我的批评原则 ────────────────────────────── 　　┌────────────────────────┐ 　　│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 　　│　　 中央党校是以强奸民意为育化内容的发酵罐 　　│ 　　└────────────────────────┘ 一、实际的政治是立场，但立场是否正确却是学问 　　所以── 　　实际的政治是求功 　　是否能成功靠的却是道理的正当性 　　因为──一切问题、一切目标、一切任务都要求对策 　　对策的有效与否就必须知识的支持 　　《零八宪章》和“和解论”都只是从求功出发的对策 　　它所要的只是表态，站队 　　《零八宪章》干脆就是为站队竖的一面旗 　　希望大家都站到它那一边 　　缺乏“政治是事关人生学问”的论证 　　人生的学问所关不是实际内容的知识、 　　而只是形式知识 １、实际的政治是求功， 是否功成基于的却是学问 人可以不问政治，却不能逃避在政治外。问不问政治是意志的选择， 只要有意志就能做选择。但选择未必普遍有效，普遍有效所基于的必 是知识的准确性。 政治是人的存在所造成的实际联系，你可以不问它，它却必定问你。 呆子、傻瓜都不会问政治，却不能逃避在政治外：03年初山东的政治 犯被集中到潍坊，30几人，至少四名智障，一是枣庄的牛生昌，先天 痴呆，一名何姓淄川人，后天障碍，济南有一个也是先天缺陷，从东 北押去的郑ＸＸ（与唐元隽一块坐监那个）明显的后天障碍。在北墅 还见一个由村长与他母亲商量用平均记工年终分配为交换条件，替别 人坐监服刑的痴巴。因严打，村里有一必须逮捕的人，村长就与智残 者母亲商量，反正闲着也是白闲，还不如代人领罪，材里答应给他点 赚头，如是乎痴巴就成了犯人。这是实际的政治，或说这是政治的功 能方面。 只以治为眼光，就注定被束缚在求功里，只能体察政治的功用，不能 自觉政治的学问性。 这话的意思是：政治的确是实际的设施，用以调剂人际联系，政治的 意义当然依存在它的实际功能性上。但功能并不能由任意提供出来， 它是基于必然性。必然性不是直观所能把握，而得靠求证。所以开明 的或有效的政治是建立在严格求证上的，就是说政治的功能性得由学 问性来支持，以治学为条件。 用邓小平的严打来说明这一原理：因“打”能屈服意志，“严打”当 然能更普遍的屈服意志。这就是政治的“功能”性，但功能性只是表 现，表现有象，现象是最直观的眼光也能看到的，邓小平能看到的就 只是政治的功能性。但功能性只是政治的一面，政治还有另一面── 即社会秩序的状况是由奠基它的理念是否符合于人性固有性，这个联 系质决定的。 这里说的就不是表现，而是表现所基的机理。反映机理的是道理，道 理可能有真假，道理的真假就不是直观所能获得，而得通过推演或还 原来证明。推演或还原的证明不是事物现的象，而是事物的象所包含 的知识──即必然性，能阐明必然性的是学问。这是邓小平的智力所 看不到或没看到的。实际的政治不仅是拥有功能的设施，还是严密的 知识。但因邓小平只理解到政治的功能层面，共产党就只用求功的观 念操作政治，不用治学的态度来求必然性，再用必然性来支持功用。 就把政治当成一架对付切不如己意的机械、武器，阉割了政治所必须 依附的学术性。 一定时期社会呈现的秩序，这只是个状况问题，是现象，不是现象所 以为现象的根源。现象虽包含所以为现象的机理，但它并不直接＝机 理，所以只可把直观所得的现象用为求取机理的材料，不可当做机理 直接用为判断的依据。 可蛮横的邓小平却直接把秩序的状况用作理想秩序的依据──他把他 看到的状况当作理由，把打击当作有效于他的理想秩序的原则，武断 地发动了严打：8月发动，9月实施，10月见效……可跟在一次又一次 “见效”后边的，却是上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华民族在邓小平蛮横摧 残下的道德沦丧。且不举别的证据，只看大陆的影视，警匪片占了绝 对主流。大陆从没有警匪片，到警匪片上升为绝对主流，难道还不足 以证明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到道德的彻底沦陷吗？难道以整个民族 的心灵资源的解构和道德的论陷为代价的经济“腾飞”，还能算作腾 飞吗？与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心灵资源的解构和 道德的论陷”，能是两个或三个30年所能恢复，所能重建的吗？所以 理想的社会秩序不是把政治当武器就能奏效，只要有坚定立场就能事 事东风的。社会秩序的良性状态必须依靠对政治的一丝不苟的研究、 求证。使奠基社会的理念始终趋赴于人性固有性，在这个条件下它的 作用所构造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状况才能相符合于人的本性的状 况。因而社会“大治”的条件就是社会制度必须奠基在人性固有性 上。这是邓小平及其爪牙所无从达及的，因共产主义只是个立场，不 是智慧；共产党只是立场党，不是智慧党。他们的智力只处在如何不 丢失政权的层面，未达到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的矛盾？社会危机 的机理只能出在什么样的必然性上？的自觉度。他们只有求治之志， 却无治不治却是学问之识。 共产主义是个单纯求功的制度，它漏掉了政治的功用必须是对学问的 依赖。共产党知道社会时时都要求对策，却没有对策必须正当的自 觉。而正不正当是个真理问题，并非单纯立场。立场的坚定性不是真 理性的条件。社会主义只是立场不是真理，谁也不能从人性里必然地 推出社会主义。 相反操死社会主义倒是真理，决心操死社会主义的人才是时势造出的 真英杰！ ２、对“中央党校”、中共“宣传部”的思辩 07年海外民主党那次会上，我曾发言说“民主党的党章不是党章，是 宪法”。听的人都笑了。我还说：现代意义的政党不需要宣传部，倒 是需要理论部，宣传必然导致到散谎部、欺骗部、强迫部，只要宣传 就决不会务正业。大家还是笑了。我的话到今日也未必被懂。因为我 说的是个知识问题，听者却是用态变、立场来反应。现在我们来完成 这一区分： 只有知道什么是政党，所拟之章才是党章。知道什么是政党，是知识 问题。单纯看党章好象只是表达立场，其实不然：因党章的主词是 党，它就有所以是党而不是别的事物的性质。所拟的章程就只有在合 乎“所以是党而不是别的东西的性质”的条件下，才能算做党章，而 不至于是别什么东西的章。只有知道什么是政党，所表达的立场才是 严格意义的政党性章程，不至于是政党外的他物的章程。知不知什么 是政党都能拟党章，就象知不知什么是政治都能参加政治团体，并能 产生做政治团体的首领的愿望一样──这是单纯的立场问题。所拟党 章表达的是不是政党性质的立场，就不是只要有立场就能奏效，它要 求对政治对政党的知识。从知识的角度上讲，民主党党章中有些条款 在性质上已超越了政党应有的性质，相当于国法了。这里涉及的是懂 不懂，即知识问题。网上看到的对海外民运状况的批评，多般都是只 从立场眼光出发，没有批评所需的知识性。同理：海外民运的主要缺 陷，也是因不具有政治、政党的知识，只有反共或站在哪里的立场自 觉性，没有对要做的事情的必然性是什么的自觉，才表现出那些问 题。 再如宣传：它所冲着的是立场。宣传什么？宣传自己的立场。为什么 要宣传？因为对于自己的立场别人还不知道或不了解，或知道、了解 得还很不普遍。为了让人了解才需要宣传。 什么是宣传？什么是宣传的必须性的机理？就不是立场而是知识、学 问问题；不是立场坚定就能把握，就能好。仅从字面上看，宣传就是 介绍，目的是为了让人了解。并不蕴含散谎、期骗、强迫。但是，为 什么需要宣传？却是出于机理：它的机理就蕴含了必须散谎、欺骗、 强迫。因为别人不了解，才需要去宣传，看上去宣传是为了被了解。 就看现代的广告吧，它就是宣传，最初它是出于让人了解，但在了解 之后还必须继续，继续就不是为了被了解，而是为被继续的、不间断 的了解，从而广告就变为一种连续刺激，具有了强制性，虽不直接是 对意志的屈服，却具有强制记忆的性质。因而宣传就变成强制承认。 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我痛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但我无论怎么痛恨他们，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人，是人 类成员。我的承不承认是主观态度，他们之是不是人却是客观事实 性。无论我有什么样的主观态度，都不足以改变事实的客观性质，所 以我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实际上就是人。无论我多么不甘心这种承认， 可他们是人这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不是我主观立场上不甘心所能改 变。 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一切真事实，一切自明性道理都不需要宣传！ 因它是自明的。你宣传它，是为了让它能有两个、三个……Ｎ个自 明？多少人造自明性也抵不过一事物本身那个原有的自明性！ 没有人会把山说成水，把鹿说成马。因为山就是山，水就是水，鹿 就是鹿，马就是马。山是山，水是水，鹿是鹿，马是马的事实性， 即真理性，它是自明的，不需要宣传，人人承认。 只有所说不是真事实，所说不是具有自明性的道理，才需要宣传。 通过宣传（宣传只是方法、手段）可以使“说成山的水，说成鹿的 马”被承认。因为承认只是主观立场，不＝于客砚事实性，可以选 择，选择不必然为真。客观的事实性却来于不可抗，不能选择，所以 必然为真。所以，被承认的既可以是真知识，也可以是谎言。凡自明 的事物或道理都是在直观上就无矛盾，就象以上所说，无论我甘不甘 心他们都是人，由不得我承不承认，都得承认。再说科学知识，是通 过证明的手序按照严格的逻辑步骤求证而得，也由不得主观立场，也 不能不承认。 所以一切真事实，自明道理都不存在承不承认的问题。孙丰和毛泽东 都说“1＋1＝2”，但在不能直接自明的人生问题上，孙丰说秦始皇 是暴君，毛泽东却说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秦始皇。说中国的 社会主义就是乱镇压、滥屠杀，是饿死人，是草菅人命……并不需要 宣传，凡在中国生存就能直观到，就是宣传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性。 要说“中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秦始皇”就是伟大真理，却必须去宣 传，非宣传不可。即使开动最大马力的宣传机，人们还是不能心甘情 愿地接受它为真理，那就得用右倾、右派、白旗、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革命来加强宣传的力度。宣传的强大力量虽不能改变人心中的 认识，却足以促成口头上的承认。我们已说：认识是个真假关系，但 承认却可任意真假。宣传之做为让人了解，从了解而致承认的方法、 手段，便从为致了解的手段而上升为强迫承认的机器。 由孙丰建立的下述命题虽是形象而非理论的，但它具有理论的全部可 靠性。这个命题是──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的机器。孙丰把它叫做：强奸民意部。中宣 　　部就是强奸民意部！合法化借以立身的根据。 从而，胡锦涛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强奸民意”。 从而，中央党校是以强奸民义合法化为立场的化育发酵罐。 （本文还只是提出命题，论证将陆续贴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扣帽子和言論自由 張三一言 有這樣一種思想：言論自由是被帽子扣掉的！不信，請你看看，在中 國大陸所有言論自由權利，有哪一項不是被“反黨”、“反革命”、 “資產階級思想”、“顛覆政權”…帽子扣掉的？ 果真如此？ 請聽我道來。 這就要從半年前的一宗舊案提起來說下去。去年11月，在楊佳殺六警 後，王希哲認為楊佳罪大惡極、不可赦，所以支持共產黨殺楊佳。為 此王希哲寫了《不怕任何帽子，是捍衛思想言論自由的傳統法寶── 兼答格丘山們惡勢力》為其擁共言論辯護。王希哲在這篇文章中對言 論自由作了值得質疑的解說。因為這一解說在中文世界很普遍流行， 幾乎成了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的“共識”，所以，“有舊案重提加 以評論的必要”。 王希哲在這篇文章中說：他支持共產黨殺楊佳的言論受到“‘反共總 管’格丘山們惡勢力”扣上“‘擁共’、‘親共’、‘投共’、‘招 安’、‘五毛’、‘共特’、‘討好共產黨’、‘與共產黨保持一 致’……‘無恥’、‘不要臉’”帽子。這些帽子的目的是甚麼呢？ 王希哲的判斷是：“實行一種語言暴力的威脅和綁架，要老王們選擇 或順從他們，或沉默收聲，實現他們的為楊佳報復殺人案張目的‘輿 論一律’！……進一步實現今後凡是他們所主張的一切意見，海內外 人們都必須全面臣服的‘輿論一律’！這是多麼可怕前景！”王希哲 定性這種“可怕的‘輿論一律’是：這些網上號稱比民運還‘民運’ 的惡勢力，升到社會統治的、專政的地位了，其表現要比中共專制得 多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王希哲說的是甚麼意思？ 眾所周知無可質疑，世人公認：共產黨是剝奪民眾言論自由的。現在 “反共總管”格丘山們惡勢力扣帽子言論既然“比中共專制得多”， 毫無疑問，（“反共總管”格丘山們惡勢力）扣帽子的“言論”比共 產黨用“政權”（專政工具）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更嚴重得多！也就 是說結論是“言論（內容）可以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因為格 丘山們所謂的帽子實質上是言論自由，所以結論是：“言論自由可以 剝奪、扼殺言論自由”。 我認為這的言論自由解說于理不通。 一、一不通，認為不是權力也可以剝奪、扼殺言論自由。 有人扣帽子：“你是‘最善良’的人”（“投共”、“無恥”……高 帽可以無限頂）。 有人扣帽子：“顛覆政權”（一頂足夠）。 兩種帽子有甚麼不同？前類對被扣帽子的說話人沒有殺傷力；後類有 且嚴重。為甚麼如此？因為後面的帽子有政府權力作後盾；隨時可以 置說話人于死地。可見：“政府權力才能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 利”。 王希哲既然已經頂住反方格丘山的帽子維護言論自由，事實是，王戴 帽子後沒有絲毫損失，是輕鬆地戴上對方帽子且暢所欲言，自由得 很。從文章的語氣看，王很大聲、氣勢洶洶，可見別人絲毫沒有損害 到他，哪點言論自由權利失掉了？王怎麼可以根據沒有給他人造成絲 毫損失的人坐實為惡勢力者？不知道是不是心知自己理虧，怕辯不過 人，就先發制人：意思是我有道理，只是我說道理的權利被你們剝 奪、扼殺了；可見是我有理你沒理。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項驗定是否剝奪、扼殺言論自由的標準：只有 權力才能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說到這裡，順便提一下：法制和 思想品德不能維護言論自由，只有法治和民主制度才能保證民眾的言 論自由（這裡暫不論述）。 根據上述標準，只有宗（族）法、宗教、政治（政府）等有懲治權力 的機制才能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查察現今中國大陸，宗（族） 法、宗教沒有構成懲治權力機制，只有掌握國家權力的共產黨才有。 所以，在今天能剝奪、扼殺中國人言論自由權利的只有共產黨。沒有 權力作後盾的言論，不涉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指責任何共產黨 以外的人或機構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是荒誕無理的。 二、二不通，言論內容不涉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 王希哲指責格丘山們剝奪、扼殺了他的言論自由權利，根據就是格丘 山們言論有“扣帽子內容”。如果言論有“扣帽子內容”可以造成剝 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的話，那麼我來個反其道而證之：王希哲不是 在這篇文章裡給格丘山戴上了“反共總管”、“惡勢力”等等大帽子 嗎？是不是王希哲剝奪、扼殺了格丘山的言論自由權利？王希哲是不 是如他自己說的“表現要比中共專制得多的”？ 言論內容不能作為判定有沒有言論自由權利的標準，言論內容也沒有 剝奪、扼殺言論自由權利的能力。這應該言論自由的常識。怎麼連這 一常識也認不清。 三、三不通，互扣帽子是言論自由表現之一， 　　儘管它不是很好方式。 除了可能造成即時傷害或法律禁止的誹謗罪外，應該是“言論自由無 禁區”；就是說不得根據言論內容判定是不是有言論自由權利。這也 是我反對德國禁止納粹言論的依據。 按照王希哲的說法，格丘山給他扣帽子，若依王希哲扣帽子的標準判 定，事實是格、王互扣帽子。這互扣的結果，雙方的言論自由權利絲 毫沒有損失；可見互扣帽子並不造成損害言論自由。因為王、格自由 爭論過程是言論自由的表現，而這自由是用“互扣帽子”的形式表達 的，可見，互扣帽子是言論自由表現之一，儘管它不是很好方式。 四、四不通，認為不能容忍我的言論內容 　　就是剝奪我的言論自由權利。 王希哲判定格丘山剝奪、扼殺他的言論自由權利的理據是格用扣帽子 方式否定他擁共言論。也就是說，格丘山不容忍他的言論（擁共內 容）就是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權利。“不能容忍我的言論內容就是剝 奪我的言論自由權利”，這是貫穿王希哲這篇文章的一條主綫；也是 中文界很通行的“認定”。 希望談論言論自由者知道：不容忍（或否定）對方言論的內容，是言 論自由權利之一（至於這樣做好不好，合不合理是另一回事）；必須 尊重對不容忍（或否定）自己言論內容的表達權利。 最後提一下，王希哲說“不怕任何帽子，是捍衛思想言論自由的傳統 法寶”，很正確，特表支持和讚賞。 （2009-04-16）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西藏资讯（2009-04-14） 《西藏资讯》 ------------------------------------------------------------ ◆达赖喇嘛欢迎斯里兰卡停战　　　　　　　　　　　《西藏之页》 ◆西藏安多玛曲藏人与武警冲突四藏人受伤　　　　　自由亚洲电台 ◆西藏安多茫拉县被捕僧俗全部获释　　　　　　　　　　西藏之声 ◆《哲瓦线上》是资讯服务中心　　　　　　　　　　《西藏之页》 ------------------------------------------------------------ 达赖喇嘛欢迎斯里兰卡停战 〔《西藏之页》2009-04-14报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欢 迎斯里兰卡为期两天的僧伽罗和泰米尔新年期间的停战协议。 4月13日，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对斯里兰卡冲突双方宣布在僧伽罗和泰 米尔新年期间的停战协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说:“双方在这场冲突 中，尽管他们诉诸使用武力，来自佛教和印度教社区分别有古老的、 深层次的尊重的原则，阿含沙区或非暴力。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暂 停他们的战斗。我呼吁双方扩大和加强重开对话。从长远来看，即使 是最顽固的冲突，真正的对话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我祈祷，新的 一年能提供一个停火的机会，僧伽罗族、泰米尔关系采取一种新的、 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西藏安多玛曲藏人与武警冲突四藏人受伤 〔自由亚洲电台2009-04-13报道〕西藏安多甘南玛曲县发生藏人与武 警冲突事件，上周五，甘南玛曲县阿万仓乡的萨尔玛寺举行法会， 300多名藏人前往朝拜，但与武警发生冲突，至少四名藏人被打伤， 其中一人被打断肋骨。玛曲县宗教局官员星期一对本台表示，冲突已 经平息。 西藏安多甘南玛曲县萨尔玛寺上周五举行法会，却演变为冲突。十年 前离开甘南，现在达兰萨拉的罗布林卡藏文研究院的研究员贡保当知 星期一告诉本台：“那天是4月10号星期五，中午1点到2点半，玛曲 阿万仓乡，在寺院的一个佛教法会上，来了很多人，寺院有200多、 300个和尚，还有当地人到寺院朝佛”。 贡保当知表示，寺院负责人和乡长要求武警不要进入寺院，以免发生 冲突，但武警没有理会：“阿万仓乡居住的武警有100多人，寺院的 主任还有乡长和群众代表都说，武警不要来寺院，如果到寺院来发生 冲突，我们担当不了”。 结果还是发生了冲突。本台星期一致电玛曲县宗教局，接听电话的一 名藏族官员表示，不太清楚：“不太清楚”，而另一女藏族官员表 示，事件已平息。 〔“记”≈记者；“官”≈官员；“女”≈女官员〕 记：现在有一个受伤的藏人，一条肋骨被打断了？ 官：我不太清楚啊，这个。你稍等啊。 女员：喂。 记：阿万仓那边藏人和武警发生冲突，平息了没有？ 女：平息了吧。 记：什么时候平息的？ 女：不清楚。 据来自甘南的贡保表示，接著武警在一名藏人家中搜查到一条狼皮， 怀疑藏人藏有枪支；藏人洛桑等人解释，狼是被藏獒咬死。武警没收 了他们收藏的小刀和打鼓用具，又殴打他们：“契楼（音）、洛桑、 还有扎丹、贡地，他们四个人，被拉到阿万仓乡卫生院打了一顿”。 贡保表示，四人被打时都戴著手铐，其中贡地肋骨被打断，目前在兰 州救治：“他们被打时，两只手还戴手铐，严重的是贡地，贡地现在 兰州的一个某医院治疗。” 现场愤怒的藏人群起反击。贡保说：“当时洛桑戴著手铐，有300多 名群众和武警之间冲突以後，互相扔石头，这时候，那两个人（藏 人）戴著手铐，当众逃跑了”。 目前在当地乡长的斡旋下，事态已经平息。 西藏安多茫拉县被捕僧俗全部获释 〔西藏之声2009-04-13报导〕今年2月25日，藏历新年初一因展开和 平徒步和烛光集会活动被中共公安强行拘捕的西藏安多茫拉（贵南） 县鲁仓寺六名僧人和被指控涉嫌政治罪拘捕的茫拉（贵南）县森多乡 政府干部扎西东主和其弟弟金巴加措于近日被释放。 本台消息，之前被拘捕的西藏安多茫拉县鲁仓寺六名僧人，以及森多 乡一名干部和一名学生于近日被释放，他们分别是来自森多乡贡瓦村 的加央西热和加央欧珠，日茫村的加央秦热和隆多，过马营乡擦乃核 村的更桑，森多乡塔瓦村的塔克加措，以及森多乡政府干部扎西东主 和他的弟弟金巴加措。这些藏人的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至于上述这些藏人是否向当局上交处罚金，是否被允许返回寺院继续 学习佛法知识以及森多乡政府干部扎西东主是否被允许继续工作等方 面还没有确切消息。 据了解，西藏安多海南州贵南县森多乡政府干部扎西东主（又名多 拉）于今年3月12日以指控涉嫌政治罪在其家中被中共公安强行拘 捕，并没收了他的电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随後他的弟弟在青海省首 府西宁市学习英文的现年25岁的金巴加措也被拘捕。 茫拉（贵南）县鲁仓寺僧众展开和平徒步和烛光集会活动後，中共当 局将109名僧人集体关进贵南县附近的一所学校中强行开展所谓的爱 国主义教育和严厉审讯。中共当局在这期间向茫拉（贵南）县各乡村 中增派军警进行严密管控，并强令在鲁仓寺学习的来自其他县城的僧 人从今年3月19日开始必须离开鲁仓寺，返回各自的家乡。 《哲瓦线上》是资讯服务中心 〔自由亚洲电台2009-04-13报导〕据官方新华社报导，据一名藏族青 年表示，由美国政府的国际广播局和加拿大桑珠咨询公司合作的互联 网《哲瓦线上》，有非常明确的任务，就是向中国境内渗透藏独思 想。2009年以来，《哲瓦线上》以各种伪装身分、欺骗手段线上联系 的国内人员超过一千人，分布在西藏、北京、四川、云南等地。对在 网上发展的目标物件，《哲瓦线上》是有指标要求的。每半个月要筛 选、物色出至少十个重点物件，在获得一些藏独组织的同意後，设法 策动他们造反。 《哲瓦线上》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寻找机会煽动境内的破坏活动。 2008年1月4日，该互联网的线上活动负责人，达赖集团安全部的拉巴 次仁，通过网路给藏族青年旺堆发送《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 书》。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桑杰嘉指，由于大陆及海外的中国 人，不太了解西藏问题，《哲瓦线上》是向中国人提供讯息，了解西 藏问题及达赖喇嘛对西藏的想法。据他了解，《哲瓦线上》跟美国国 际广播局没有任何关系，由加拿大桑珠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土登桑珠经 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对《零八宪章》第18条的辩护（4） 杨光 ────────────────────────────── 肆、国家结构的系统性风险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可行性 ────────────────────────────── 一、中共极权体制及其“单一制” 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结束了长达38年之久的国内 混战，并从此拥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专制集权的大一统中央政府。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共革命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后不同的政治背 景：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派、革命党和立宪派三足鼎立，不得不共 同分享政权。其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实力最强，因此，旧官 僚迅速成为新政体的主角。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 代表的革命派则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最终被甩出其所参与缔造的共和 体制之外。 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蒋介石、国民党以武力重新统一全国。一方 面，胜利后的国民党随即割断了其与苏俄、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合作， 另一方面，国民党依照苏俄模式实施一党专政、以党治国，断然终止 了清末民初的宪政运动。但是，国家的统一并不巩固，中央政府的权 力事实上只及东南一隅。政府不得不与残余的军阀割据势力和新兴的 中共叛乱力量长期周旋，还要在派系林立的党国内部维持必要的权力 分割与政治均衡。 关于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晚清，欲 立宪而革命；民初，欲宪政而割据；国民党，欲专政而内战。历史无 情，全都是种瓜得豆的结局。国事沧桑，这只是半个世纪的政体过 渡，最后，真正继承和取代了大清帝国皇权专制政体的，则是毛泽 东、共产党所建立和维持的共产极权体制。 按我国“革命史观”之定论，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蒋介石 “背叛”了国民革命，依此二说，这两场革命均被认定为“失败”。 与这两场“失败”的革命相比，1949年的中共革命则几乎是一场压倒 性的、完全彻底的胜利：一切有武备、有组织的敌对势力均被中共消 灭尽净，岂止如此，温和的中间力量和非暴力的民间组织也几乎被中 共连根拔除。在中国大陆，已不存在任何可与中共进行政治博弈的合 格对象。这意味着，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 候，毛和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唯一的主人。毛所说的“人民”，就是 那些山呼万岁的人们，其他的，通通叫做“阶级敌人”。 中共的组织原则与以往的政治势力有根本的不同，它实行高度意识形 态化、高度集权化的全能统治。在中共内部，不允许存在公开的少数 派团体和地方主义派别，晚清以来已存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地方性军政 集团（如清末的湘军、淮军和各省咨议局，民初的直、皖、奉系、地 方军阀和各省自治势力，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军派系）在中共的组织 系统中已不复存在（文革时期对“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 徒集团”、“内人党”、“伊玛尼党”等所谓地方主义派别的指控均 为栽赃陷害、子虚乌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国 家的统一，但过犹不及，当合法正当的地方利益在中央层面完全失去 了政治代理人，便是十足的坏事。不仅如此，晚清和民国的地方政治 架构也遭到了中共的肆意破坏：晚清民国所艰难建立的地方自治组织 已经烟消云散，就连乡村的基层自治功能也被土改、镇反运动所摧 毁。 简而言之，1949年之后，尤其是在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完成之后，中 国政治已经实现了一元化、单极化。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不存在 任何可对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形成监督与制约的有组织力量。在毛式极 权体制确立并巩固之后，所谓“民主党派”，所谓“民族自治区”， 都不过是中共恩赐的一个虚名：其与民主、共和，与分权、自治，均 南辕北辙，毫不沾边。岂止是名不符实，简直假到不能再假，说是骗 局也都算不上了。（拿“西藏自治区”、“民主党派”行骗达赖喇 嘛、章伯均、罗隆基这样的贤者，不是侮辱人家的智力吗？） 在灭绝了一切独立党派和一切自治组织之后，中共理所当然地建立了 一套以党治国、领袖治党、大权独揽的横向结构，也理所当然地建立 了一个等级森严、叠床架屋、上传下达的“金字塔型”纵向结构。用 毛泽东的话来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这个体制中，所谓“地方”与“下级”，俨然成了完全等同的概 念，二者均处于被动听命的附庸地位。这种体制，大概是可以叫做 “单一制”的了〔注：笔者一直给“单一制”加引号，是因为我并不 认为有任何国家是严格单一制。这个概念是韦伯所谓“理想型”而非 实际的国家结构）。 二、当代中国国家结构的演变 中共“解放”之初，全国被分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中 南六个跨省的大行政区。这是军事独裁统治之临时体制，以野战军的 分割占领状况为大区划分的依据，并按军事权属设立军政机关。至 今，所谓“省军级”、“县团级”之军政官僚等级体系仍流毒尚存。 这说明，中共建国乃是以“征服者”而非“解放者”的姿态统治全 国，它从来就不承认被“解放”了的人民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资格。 （连日本鬼子还装模作样成立伪政府“华人治华”，未曾直接派军长 师长当行政长官。） 1954年中共政权基本巩固之后，大区被取消，全国被划分为30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在省县之间设立“专区”（专员公署），再以下是 市、县、区、乡（公社），基本沿袭了清朝和民国的地方建制。直辖 市仅限3个超级大都市（现有四个），省则覆盖了传统的汉族农业地 区，自治区则限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似乎汉 族人倒是不可以自治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三种省级建制在名 义上、《宪法》地位上大有区别，但实际上，中共从未认真对待其法 定区别，正如它从来没把《宪法》当回事一样。很快，中央政府就碾 平了省和自治区，各省通通变成了直辖省。即使在西藏、新疆和内蒙 这些民情风俗迥异的民族地区，自治也被党治完全消灭，“自治区” 也成了直辖区。因为毛泽东、共产党对任何政治多样性、文化独特性 都极其敏感多疑，存有一种可鄙的阴暗心理，一种发自内心、难以克 服的反感和恐惧。毛泽东的那个“司令部”历来所痛恨者，有所谓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所谓“阴谋集团”、“非组织活 动”，对于地方，一旦稍有不从，毛便斥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的独立王国”，必以“丢石子、掺沙子、挖墙角”为能事而破坏之。 毛泽东要把中国的富人都整成穷人，有知识的人都整成愚民，有教养 的人都整成暴徒，……把全中国人民改造为清一色的群氓，谓之“社 会主义新人”。当然，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要尽其所能毁灭中 国人的自治能力，绝不允许中国版图上残留真正的自治群体和自治机 关，以便让中共的党政军极权体系整齐划一，让一元化的党国权力层 层落实、一插到底。 然而，对毛和中共来说，要在一个泱泱大国真正做到政治、经济、社 会、思想、文化、宗教上的“全国一盘棋”，让诸多民族、亿万民众 通通只“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是 一个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再专横暴虐的统治者也办不到，终其一生， 毛力有未逮，只能心向往之。毛泽东曾经在《论十大关系》中颇为无 奈地提到了央地关系、民族关系，此后也多次提到“两个积极性”、 “两条腿走路”、“因地制宜”。尽管毛对地方任何微小的事权与财 权始终是一不情愿、二不放心，他仍然不得不答应给地方稍稍“松 绑”，使其不至于被捆死。毛泽东的困惑是：赶走了国民党，剥夺了 地主资本家，镇压了反革命，凌辱了知识分子，他早已权大无边，无 法无天，呼风唤雨，生杀予夺，可是，他还是不能消灭藏民、回民的 宗教信仰，不能完全清除孔子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甚至不能禁 绝党内的“反党集团”、消灭“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当然， 他更不可能全面禁止“条条块块”偷偷摸摸、零打碎敲地窃权、滥 权。 因为中央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部属和地方必然 要做很多无权做、不该做、做不了的事情，所以，中央与地方、条条 与块块的关系便呈现出诸多无序状况，长期以来无法理顺，至文革以 后，更出现全局性的无政府主义大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极权体系 看似强大，其实很脆弱，表面上铁板一块、严严实实，事实上千疮百 孔、一塌糊涂。它雄伟巍峨的权力大厦并没有三梁六柱，只有一根真 实的支柱，其他的支撑则全都是靠不住的。一旦那根真实的支柱出了 问题，整座大厦就有可能轰然倒塌。 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其最有效的政策之一是“对内搞 活”、“放权让利”。毛式极权体制于横向与纵向均出现了某些松 动，而纵向结构的松动则具有更深刻更实质性意义，体现出不可逆转 的坚韧性。改革过程中，省级政府逐步获得了较小却富有弹性的立法 权和较多的且易于擅自扩张的事权，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市县级政府 获得了十分广泛且相当扎实的经济自主权。市县政府成为城乡土地、 矿产资源、公共资产的直接经营者和最大获益者，是民营企业和中小 型国有企业的主要监管者，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终端执行者。许多资 深学者指出，县与县之间竞争机制的形成、县域经济的相对独立性， 是“中国模式”取得高速发展实效的制度源泉。省县权力的扩大尽管 缺乏宪法地位，但这一状况在未来的前景，使得县域自治和“县政中 国”（吴国光）成为极具现实意义、极具制度价值的政治思路。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结构发生了若干渐进变化。总结起 来，中央政府虽仍旧大权独揽，但极权主义的全能统治已经局部瓦 解，一党专政的中央权威急剧衰减。省在政治上变得比毛时代远为重 要（试想，“6．4”之后中共高层是如何焦急地等待各省“表态”， 再者，毛时代有几个省委书记进政治局，今天有多少，这些变化是意 味深长的），而县则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中国奇迹”的发生使 这些变化因其“政绩合法性”而得以巩固，中央政府即使想要大幅度 往回收权，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的了。可以笼统地评价说，这些变化 大体上是积极和有益的，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关于未来的保证：假如中 共的权力大厦某一日忽然倒塌，当大房子垮掉了，也许还能剩下来一 些基本完好的中房子和小房子，使我泱泱大国不至于陷入全面崩溃、 全面内战的绝境。 但是，政策性“放权”毕竟不同于宪政分权，“县域经济”更不是良 好的自由市场经济。“放权让利”有其严重的局限与弊端：地方财权 与事权的背离加剧了地区差距、扩大了社会不公，诸侯经济的泛滥使 市场分割、地方保护日甚一日，也使城乡壁垒、地域歧视无休无止。 在当今中国，一面是所谓“单一制”，另一面，却省籍堪比国籍，县 境堪比国境，法制体系与地方政策的差异比联邦制下的美国还要大得 多，人财物的流动障碍比欧盟列国还要厉害得多。而且，“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已明目张胆，“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不治痼疾，中央 权威的逐渐衰弱演化为一个不断持续、不断深化、难以遏止的政治进 程。这是一个滋长希望也滋生隐患的进程，如果不与宪政民主、联邦 制度的逐渐形成相配套、相衔接，则必然蕴含着极大的凶险。这是我 们不可不思，不可不防的。 三、国家结构的系统性风险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可行性 上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中国，这为国家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动 力与契机。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要言之，即是一种不 对称、不均衡的畸形联邦制，它意味着香港、澳门以立宪实体的身分 加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里具有特殊宪法地位的新成员。但“一国两 制”这个名词具有强烈的欺骗性，言下之意似乎港、澳与内地省份的 真正差别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其实不然，这不是实质问 题。如果港、澳人民愿意采用某些社会主义的体制或政策，那是他们 自治范围内的权利，并无不可。实质的问题是：中央事务、中央权力 与特区事务、特区权力在宪法的高度进行了明白的区分，国权与区权 互设界线、不相统属。而之所以说“一国两制”是畸形的联邦制，是 因为大陆太大，港、澳太小，且所谓中央政府不是真正的联邦政府 ──即三地联合政府，而仅仅是大陆政府。作为国家结构的组成单 元，港、澳对中央事务的参与权微不足道，这也注定了如果大陆政府 以中央的名义执意越权，港、澳将很难抵御。另一方面，港人、澳人 不纳国税、不服兵役，此制于蕞尔港、澳尚可，若推而广之于各民族 地区、各内陆省份，则国将不国，断不可行。所以，“一国两制”仅 是权宜之计，非长治久安之策。可以断言，“一国两制”必然经受不 起一国三地之间任何较大的利害冲突或政治风浪的考验。我们不得不 说，“一国两制”虽名曰“伟大构想”，但港、澳问题仍有变数，并 没有得到圆满的、足以垂之久远的解决。 当今，明眼人都能看到，中国存在着远比港、澳问题复杂百倍、困难 百倍的国体问题。这就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和地方主义 的未来发展问题。中国各族、各地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有着巨大的差 异，并不具备内在同质性，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如果历史条件和政 治进程发生重大的变化，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既有关联将极有 可能突然断裂。这不是一般的风险，而是系统性风险。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们不能假装一切OK。具体地说，西藏、新疆这两 个所谓“自治区”与国家的关系，台湾不统不独的所谓“现状”，中 央与省、县关系的当前格局，均不足以长久依凭，也不可能稳定维 系，因为它们全都建立在沙基之上，建立在一套缺乏统治合法性且政 治前途极其黯淡的一党专政体制之上。 中共统治集团的如意算盘是依靠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来巩固“单 一制”，并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简单地说，它想用政治高 压、军事威慑再加上经济实惠、民生笼络双管齐下的办法，来维护各 地方、各民族对统一国家及其中央集权政府的忠诚。但这是不切实际 的幻想。事实上，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倒是更适合于贫穷落后的国 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族群意识将被激活，地方势力将会成 长，利益集团将会壮大，已经落伍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将越来越不 合时宜，越来越成为族群意识和地方利益的障碍和累赘。与中共的期 望相反，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过程同时也将是地区差异、族群矛 盾、利益冲突、央地纠纷越来越显性化、深刻化、经常化的过程。一 句话，我们不能指望国家结构问题随着ＧＤＰ和国防预算的上升而自 我消灭，经济与国力的增长不可能消弭西藏、新疆与台湾问题，反而 会激活并放大这些问题，从而使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央政府更快地失去 向心力和凝聚力。 归根到底，极权政治、一党专政不可能长久，它一定会垮台。所以， 有良知、负责任的人们（包括中共体制内的人们）应该在它垮台之前 就对中国的未来国体提前做出深谋远虑。有人认为，只要一党专政结 束，民主政治启动，台湾、西藏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似乎民主是一颗 速效救国丸，可以包治百病，万应万灵。这是极幼稚的想法。试设 想，我们用何种民主程序可以决定“大藏区”或“小藏区”的范围与 边界？──藏人自决还是全国公投？又有何种民主程序可以表决台湾 是否应该独立？我们是要和平地解决上述争议，还是打算以民主的名 义制造更多、更大、更激烈的争议以便留待一场凶猛的暴力程序去解 决？ 在西藏、台湾问题上，不仅中共当局与达赖喇嘛、与台湾当局有严重 的分歧，不必讳言，在人民中间，大多数的汉人与藏人、大陆人与台 湾人之间也有着很大很尖锐的分歧。去年“3．14”事件之后中西舆 论之间、海外留学生与“藏独支持者”之间立场分明的激烈对立态势 已经提示我们，国统问题触及许多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有鉴于此， 我甚至敢于断言：全国性的民主极有可能侵犯西藏、台湾人民的特殊 利益，而台湾的独立公投、西藏的民族自决也十之八九会损害并触怒 中国大陆民众。所以，人们必须慎重从事。如果我们不具备在央地关 系、民族关系、两岸关系上的“大智慧”，即使旧的专制统治崩溃 了，即使民主的机缘到来了，和平的秩序与自由的民主，仍然会离我 们很遥远。 大众民主从来不是解决民族、宗教矛盾或领土、主权纠纷的可行方 法，更不是决定地方制度、国体大计的有效途径。相反，此类问题上 的预先共识之普遍确立，才是成熟稳健的民主政体得以和平实现的前 提。要不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民主，而是族群对抗和全面内乱。大 清、北洋政府垮台之后的地方割据和宪政失败，前苏联、前南斯拉夫 崩溃之后的民族对立和国家解体，美国九合诸侯的建国过程，南非化 铁为犁的和解模式，两德快刀斩乱麻的统一经验，都很值得我们详细 研究、深入借鉴。 许多中国人对联邦制有负面看法，认为它会给不健康的地方主义和分 裂主义情绪火上加油，会加剧民族矛盾和央地冲突，会恶化中国的未 来局势。《零八宪章》则认为，联邦制正是约束恶性地方主义、阻止 民族分裂主义的对症良药。窃以为，《零八宪章》第18条正是国体问 题上“大智慧”的表现。笔者在前三篇文章中曾经谨慎地提出：第 一，联邦制有助于中国的统一和完整，而不是相反；第二，在中国的 政治传统中，早就存在着诸多的联邦主义元素；第三，晚清民初立宪 运动的失败，主因之一就是没有确立联邦制的共识。在此，我更大胆 放言：“单一制”并不适合当今的中国国情，而尤其不适合未来的民 主中国的国情，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势必只能采用联邦制。中国在 领土、民族、文化、宗教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中央集权政府 的垂直管治不可能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若适合此地，则未必适合彼 地。甚至可以说，一个恰到好处地符合各地、各民族、各种文化宗教 背景的“单一制”中央政府是不可能产生的，我的意思是说，它既不 可能专制地产生，也不可能民主地产生。在昔日的专制政体下，中国 的“单一制”之所以尚能勉强维持，仅仅是因为它以暴力和高压或多 或少牺牲了可贵的多样性而死守着不必要的单一性。那么，当中国抛 弃一党专制政体之后，当施加于各地、各民族的暴力和高压撤除之 后，虚假的“民族区域自治”和百弊丛生的地方制度必将瓦解，那时 候，我们势必只能在维持“单一制”和维护多样性之间二者选一：我 们要么放弃“单一制”而改行复合制，要么就不得不放弃西藏、新 疆、台湾等等不愿意或不可能接受“单一制”的地区。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和“大国”（此处“大国”指民族和领土的多元 性，而不是指人口或经济总量上的大国）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均是联邦制，中国是一个的例外。“大国”之 所以采用联邦制，这不是随意、偶然的选择，它证明了孟德斯鸠关于 “大共和国”与“联邦共和国”的内在联系。所以，无论从理论上思 索，还是从西藏、新疆、台湾等将来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去考虑， “中华联邦共和国”将是唯一可行的未来方案。 当然，联邦制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中国要走联邦制道路有很多有形无 形的障碍。如何设计未来的联邦制度，比如，是联省还是联县？省太 大，联省则易生割据，一省生事则全国震动，县又太小，联县则过于 庞大，且少数民族很难同意（这意味着目前的疆、藏“自治区”将被 分切，“大藏区”之类的设想将被排除），这些问题都很不容易解 决。但是，以联署的方式公开、明确地提出联邦制思路，把它作为一 个推荐的选项提供给中国各族人民，这正是《零八宪章》的卓越贡 献。 （2009-04-05） 〔原载《民主中国》2009-04-16；http://minzhuzhongguo.org/〕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3之1） 杜光 胡耀邦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中华大地已经20年了。20年来，虽然有些 人刻意掩盖他所建树的伟大业绩，淡化他在人们心头的光辉形象，但 是，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诚如他的夫人所说：“你活着想着人民，你 死了人民想念你。”生前想着人民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胡耀 邦在掌握着中国政坛牛耳的近十年里，以他英勇无畏的胆识和大公无 私的精神，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中国社 会从“六人帮”（四人帮加毛、康）的专制阴影和“两个凡是”的精 神枷锁里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把中国重新引上了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胡耀邦是100多年来中国历 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于光远在为《胡耀邦传》撰写的序言里，因为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党中 央的悼词里没有把他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愤愤不平。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人的盖棺论定，不是悼词或文件就可以 裁决的。康生的悼词里不是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不出几 年就被推翻掉了。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地为“六人帮”翻案、妄图再 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极左派外，现在还有谁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呢？毛泽东去世已经30多年，棺虽已盖，论却未定。这是因 为，裁定一个人在世时的功过是非，根据的是他毕生的实践，而实践 活动的错综复杂，加上某些蓄意的掩盖与伪造，使后人难以作出准确 的判断。对毛泽东的评价更是如此，只有还原历史真相，对他的历史 进行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最后论定，给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胡耀邦的情况则不同。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或美化自 己的所作所为。朱学勤在为《中国传媒风云录》所写的代序里，说胡 耀邦“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的政治家”，“满身透明，满身阳光”， 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胡耀邦的特点。综观他的革命生涯，在文化大革命 谢幕后的十年里达到光辉的顶点。他的卓越功勋如日月之昭，人所共 见，并且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儿女们的心坎上。 但是，如何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观察胡耀邦的杰出贡献的 性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我愿就这 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 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复杂的、至今远没有完成的反封 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史。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从洋务运 动到现在的100多年岁月里，充满着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 争。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都不能不在这个矛盾 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不同 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评价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都应该 把他们放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揭开各种各样的粉饰和伪装，从 他们对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取舍抉择里，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 为，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褒贬臧否的结论。 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 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就他的理念来说，他 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 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文 明所达到的程度，远远不具备孕育共产主义和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的条件，因而在实践上，他就不能不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因 为，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践活动的客观效果来说，要实现社会 主义，首先必须推进民主主义。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 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选集》 直排本第三卷第1083页）这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民主主 义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河，不完成民主主义的航程，就不可 能到达社会主义彼岸。可惜，毛泽东自己违背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至理名言”，在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刚迈出几步，就抛弃民主主义，硬 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发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 进，结果只能使社会倒退，人民遭殃。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真正要 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 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离 开民主主义，背叛民主主义，实际上意味着离开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 路，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念。这个规律，对于所有真诚的共产主义 者、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毫无例外地适用的。问题在于，民主主 义的实践怎么会以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呢？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一是世 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是中国近100年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 二、从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历史回顾 马克思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指出：“无论哪个社会 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 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 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 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五页）这一段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是 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它甚至还可以用来衡量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和失误所在。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某些不当之 处，都可以归结为违背了他自己发现的这个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投身于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活动的时候， 正逢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成了思想理论界的时 髦，各种观点都以社会主义相标榜。“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 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1卷第408页，又见于第22卷第66页）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思想 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叫做共产主 义，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但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学说的首创者。在他们之前，共产主义学说已 经颇为盛行。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就谈到，法国18世纪的摩莱 里、马布利的著作，“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0卷第21页）。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 展》里，恩格斯全面介绍并论述了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传 播和影响。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 必然得出的结论”。当时“在法国，就有50多万共产主义者”（同 上，第一卷第575页）。文章还提到：1830年革命失败后“以巴贝夫 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在法国各大城市的传播，以卡贝为首的伊加利亚 学派──共产主义派，法国共产主义和英国共产主义的区别，“德国 共产主义创始者”魏特林等等（同上，第576页、580页、582页、581 页、586页）。魏特林1842年发表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被马克 思赞扬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同上， 第483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对这些共产主义先驱者的理论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这些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如马 布利认为“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 罪恶的基本原因”（《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0 页）。魏特林提出“共有共享制”，认为“必须要求一切人的自 由”，“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恢复 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第237页）。这些共产主义者虽然为未来的社会制度提出许 多设想，但一般都不赞成暴力夺取政权，如德萨米就明确表示：“共 产主义没有使用暴力和强制的任何意向和任何必要。”（《公有法 典》，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6页）法国伊加利亚学派“在报刊上也 声明反对暴力革命和秘密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581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他们1848年发布的《共产党宣言》 里作了最完备的阐述。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 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本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 党人的理论则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消灭那种以 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私有制”，并且公开宣 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达 到。”（同上第4卷第479页、480页、482页、504页）在后来的一些 著作中，如1851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和1871年的《法兰 西内战》里，马克思都阐述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见同 上第八卷第216页，第17卷第355页、642页） 但是，革命运动的屡遭挫折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使他们对共 产主义这两大内涵的理解，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宣告，无产阶级将“运用暴 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上第四卷第491页）。但随着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对信用制度和股份制的深入研 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使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私有制度）有可能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 式，而不需要用暴力去摧毁。这个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马克思 在1856年撰写的文章里曾说：“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 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同上第12卷第37页）在1858年 的文章里，进而谈到：“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 “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它们对国民经济的 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同上第610页、609 页）可见，马克思在50年代已经察觉到股份公司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力的巨大作用，但还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到了70年代，经 过对资本的深入研究，才意识到股份公司和它赖以产生的信用制度的 重大历史意义。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指出：信用制度是“转到一 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 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 身的扬弃。”“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的生产 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同上第25卷 第499页、686页）谈到股份公司时，他说：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 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 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资本“在这里直接取 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 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 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 弃。”（同上第496页、493页）他还明确地指出：股份制度是“资本 在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的过渡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 式。”同上第494页、496页、498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十分明确地 表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范围内产生着 否定自己的因素；“它越是扩大”，“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而不 需要通过暴力。这是对暴力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致力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宣传和实践。马克 思1864年在为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里公开宣告：“夺 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第13页）直到1979年，他们还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 人的通告信里，批评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在文章中宣扬“不 打算走暴力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 路。”（同上，第17卷第184页）但是，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工人运 动趋于低潮的现实，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暴力以外的途径。1881年， 法国鲁贝城和科芒特里两地市议会由于工人占议员多数，通过了有利 于工人的提案。恩格斯为此发表文章《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希望 英、德等国工人也能“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同上，第17卷第 295页）马克思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不断胜利， 更使恩格斯的思想向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倾斜。1889年，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1,427，298张选票，35个席位，恩格斯认 为“这次选举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同上，第22卷第 四页）同年9月，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被取缔也不应“修筑 街垒，诉诸武力”，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 一切阵地”。（同上，第92页）1891年他还明确地指出：“可以设 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 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 新社会，比如（法、英、美）……”。“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 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同上，第22卷第273 页、274页）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 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育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 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到达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 的婴儿的。以人来作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 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甚至，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 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 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 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 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产主义所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 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 与消灭所有制和夺取政权的暴力方式向和平方式转换同步，作为理论 旗帜的共产主义也逐渐向社会主义转换。这个转换的标志，一是马克 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论述，一是恩 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48年的欧洲革命高潮退潮后，各国都开始了工业化的高潮，“随着 与2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 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4页）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 成立后（1874年解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1887年，“大陆 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现 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 （同上，第65页）《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 文献，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是通用的。如恩格斯也曾多次把《共产党 宣言》说成是《共产主义宣言》，说这个宣言标志着两大社会主义派 别──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派的融合。（见于 同上第288页）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同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区别开 来，把自己的思想称为共产主义，现在为什么又回到社会主义上来 呢？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划分 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于它刚刚从 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带有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奉行的仍然是等 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 级的法权。”“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 好领会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 页）（这个分配原则后来被列宁简称为“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 社会的高级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劳动成为人 们的第一需要，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在那个时 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 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23页） 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我认为可以从实践和理论 两个方面来探讨。 经过近30年的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 标，把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无助于 这个运动的发展。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把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 出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拉近斗争 目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容易为工人群众接受。 至于理论上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一书中得到启发。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说明现代社会主义的内 容，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以往的社会主义，既同唯物主义历 史观不相容，不了解每个时代的经济结构是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 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点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又不明 白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被剥削的秘密。他们尽管义愤填膺地反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对付这种生产方式。“问 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 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 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 成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 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 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同上，第20卷第30页） 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被发现 以后才发展成为科学，在此以前的社会主义，都带有某种空想的乌托 邦的性质。那么，共产主义呢？固然，历史唯物主义在《共产党宣 言》里已经有所表现，但是，阐述剩余价值学说的《资本论》，却是 70年代才出版的。在剩余价值理论被发现以前，共产主义是科学的， 还是空想乌托邦式的？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正是由于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这两个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恩格 斯）在70年代以后谈到他们的学说和从事的活动时，更多地是用社会 主义来概括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 （同上，第308页）；有时说及共产主义时，也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同 义语来表述。但这两者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就理念来说，共产主 义对于社会发展前景的描画，更多乌托邦的色彩；社会主义则是从资 本主义的现实条件中可以预测到的。就实现理念的途径来说，共产主 义主张暴力革命，认为无产阶级的两大目标──夺取政权和消灭所有 制，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却不排斥非暴力的可能性，认 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有可能 通过它的自我扬弃，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相比较，社会主义更 符合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理论和运动的旗帜， 逐渐由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历史背景。虽然《共产党宣言》在 世界上广为流传，有的版本甚至以《共产主义宣言》为书名，但工人 运动的理论兴趣却已经转到社会主义上来了。耐人寻味的是，欧洲各 国在70年代前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法 国工人党、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社会主义 工人党等，都以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命名，却没有一个自称是共产党 或共产主义党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可见，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革命运动，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 里，主要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共产主义已经逐渐隐退到历史的后 台去了。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以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是符合于事物发 展规律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 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 程度。”（同上，第20卷第585页）十分明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 代，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可以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 进行一些推测，作出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而关于更加遥远的共产主 义，就免不了带有乌托邦的成分而不切实际。这大概就是19世纪八、 九○年代社会主义兴旺，而共产主义被冷落的原因。 还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后期提出他们的共产主义理念 时，欧洲各国除英国外，大陆国家的工业都很不发达。在工业落后的 条件下出现的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激起了这两个年轻人 的义愤，促使他们提出彻底改变旧秩序的共产主义。我们阅读《共产 党宣言》，既为那些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所折服，也因那些慷慨激昂 的热情陈诉而感动。《宣言》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图解放全世界 的广阔胸襟和人道主义情怀。它的崇高理念令人感佩，但在实践上却 难免流于空想。因为他们的理论认识，按照前面恩格斯所说的规律， 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特别是70年代以后，欧洲大陆各国 普遍实现工业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工人运动进入低 潮。这个客观形势也是导致共产主义的宣传趋于冷落，而被社会主义 的宣传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到世界的东方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逐渐隐退后，时隔40多年，却出现在东方的俄 罗斯和中国，并且使20世纪的世界历史，带上浓厚的共产主义的色彩 ──当然是东方化了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出现在东方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俄罗斯最早传播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普列哈诺夫在1883年 成立的“劳动解放社”。它在1884年和1887年曾经两度拟订俄国社会 民主党纲领草案，准备仿效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建立社会民 主党，但没有实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年轻的列宁先后在萨马拉 和彼得堡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1985年，他把彼得堡的20来个马克思 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起来，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事于社 会主义的宣传。 列宁早期为无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无产 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 中”。（《列宁全集》第一卷第274页）“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 ……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 步妥协。”并且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任务 和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 也要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同上，第2卷第289页、280页、285 页）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斗争协会的代表在明斯克举 行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和宣言，宣告了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列宁次年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我们完 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 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同上，第四卷第186页、188页）在这 里，1899年的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终目的”是“组织社 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我们 的当前任务》一文里，他说，社会民主工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 的结合体，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 想。”（同上，第四卷第193页）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 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 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可见，在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并没有进入 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视野。 进入20世纪后，列宁继续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他认为“社会民 主运动的伟大斗争”有三种形式：政治的、经济的、理论的；“社会 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 成的。”“拒绝积极参加现时的政治实际生活，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策 略，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策略，”（同上，第六卷第336页、390 页、469页）在1904年写的《进一步，退两步》里，列宁根据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把代表分成四派，他自己属 于“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其他三派则是大、中、小的机会主义派 （同上，第七卷第329页、331页）但是，他在宣传中没有忽略对社会 主义和民主主义作出明确的区分，指出“无产阶级的党却必须严格地 区分民主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要求”。他在1905年写的两篇文章中， 分别批判马尔丁诺夫和普列哈诺夫“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 混为一谈”。（同上，第6卷第449页，第八卷第65页、360页）他过 了不久还说：“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民主主义斗争，消灭阶级统 治的斗争才是社会主义斗争。”（同上，第十卷第23页） 在这一时期的宣传中，列宁还指出“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质”，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无 产阶级不应当轻信一般的民主主义口号，而应当提出自己的彻底无产 阶级民主主义口号与它们相对抗。”“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 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 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他还提出“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 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同上，第八卷第485页，第九卷第35页、36 页、45页）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列宁似乎绝口不谈社会民主主义了。他不断地谈 社会主义，谈阶级斗争，谈民主专政，谈暴力革命，不断地批判与他 政见不一致的各个社会主义流派，仍然很少谈共产主义。据我的也许 不很准确的查检，在10月革命前的20多年的列宁著作里，谈到共产主 义的只有两处，一处是1902年在《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一文中引证 《共产党宣言》时说：“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 争。”（同上，第五卷第307页）另一次是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 命》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和消灭国家等问题 时，有好几次谈到共产主义。 可见，列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多年的时间里，致力于宣传社 会主义，却基本上没有提到共产主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列宁在许 多著作里明确地谈到俄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成 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并且把社会主义列为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的最高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当然只能束之高阁。但 是10月革命的轻易取得胜利，却改变了这个状况。共产主义几乎是突 然地被提到宣传的显著位置，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旗帜。作为这 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共产国际的建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重大的转折。德 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采取了民族主义、沙文 主义的立场，有的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有的在国会里投票支持 军费开支预算，有的还参加了战争内阁。列宁1914年在《革命社会民 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谴责说，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 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认 为这是“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思潮”（同上，第21卷第二页）在这 种形势下，列宁开始考虑重建国际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可 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 想。（同上，第321页）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导致第二国际的分裂。 在德、法、意等国，都有一些不同意第二国际方针路线的国际会员， 他们离开国际，重组共产党。这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思 想上的基础。 在1917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 了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设想。接着，在1918年3月召开的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名的报告，他在 会上宣告：“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同上，第27卷第 20页）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即第三国际。 从此以后，共产主义的口号就频频出现在有关的文献上。以列宁的文 章为例，前面我已经提到，在10月革命前的20多年里，列宁只在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时，有两次提到过共产主义。而在改名为共产党 后，根据我不完全的检索，仅仅在1919年一年里，列宁在文章里提到 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有30多处，包括“共产主义”、“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方针”、“共产 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说法。这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为什么已经被冷落了三、四十年的共产主义，会 突然被提到如此显赫的程度？它那些以暴力为特征的学说，为什么会 受到俄国革命者的推崇，被他们树为旗帜，作为自己的政党名称，并 且在全世界强力推行？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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