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3-04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西藏资讯（2009-03-02）　　　　　　　　　　《西藏资讯》 呐喊呼吁 ◆关于“6．4”真相与和解的建议书　　　　　（北京市）萧瀚 民主理论 ◆论民主与中国（13之12）　　　　　　　　　（北京市）子牧 运动留痕 ◆我与刘晓波　　　　　　　　　　　　　　（北京市）张耀杰 ◆风雨苍茫一戈扬　　　　　　　　　　　　（纽约市）曾慧燕 迫害实录 ◆《别梦成灰》成第一禁书，诗人蔡楚升级为“敌对分　张清扬 台湾问题 ◆新锁国主义vs全球主义──台湾观察　　　（台北市）刘进兴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西藏资讯（2009-03-02） 《西藏资讯》 ------------------------------------------------------------ ◆达赖喇嘛返抵达兰萨拉　　　　　　　　　　　　　《西藏之页》 ◆四川阿坝县数十名西藏僧侣走上街头争取宗教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 ◆西藏僧侣自焚地方爆发抗议　　　　　　　　　　　　　美国之音 ◆华人女作家朱瑞在达兰萨拉出书见证流亡社会　　　《西藏之页》 ◆中国当局试图防止藏人再举行示威　　　　　　　　　　　ＢＢＣ ◆尼泊尔逮捕九名抗议藏人──抗议者在中共使馆 　墙上涂写“西藏自由”　　　　　　　　　　　　　　　　ＢＢＣ ◆美国威斯康辛州参众两院通过议案指定“西藏日”　　　西藏之声 ◆鲁仓寺僧众在县政府前燃烛静坐　　　　　　　　　　　　　唯色 ◆赛格寺50名僧人抗议　　　　　　　　　　　　　　　　　　唯色 ◆加拿大藏人华人对话．期望和平共处　　　　　　　　《大纪元》 ◆中共夸大“分裂”，旨在打压西藏　　　　　　　　　　　桑杰嘉 ◆一切似乎都是去年的重演　　　　　　　　　　　　　拉珍．哲彤 ------------------------------------------------------------ 达赖喇嘛返抵达兰萨拉 〔《西藏之页》2009-03-02报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欧洲 以及印度南方的访问形成之後今天返抵达兰萨拉。 3月2日，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意大利和德国的访问以及印度南方沙拉 寺等访问行程返抵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和达 兰萨拉民众热烈欢迎达赖喇嘛。 2月8日至10日，达赖喇嘛访问了意大利罗马和威尼斯，并接受了义大 利这两大城市颁发的“荣誉市民”称号。 2月10日，达赖喇嘛访问了德国的巴登．巴登城市，并接受了“2008 年德国媒体奖”。11日返抵印度後，达赖喇嘛继续访问了印度的新德 里，班加罗以及印度南方的流亡藏人社区，色拉寺等。 四川阿坝县数十名西藏僧侣走上街头争取宗教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2009-03-01报导〕路透社1号援引藏族权益人士的话 说，四川阿坝县大约50名藏族僧侣星期天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禁止举 行传统藏历年祈愿仪式，要求更多的宗教自由。 四川阿坝县大约50名藏族僧侣星期天在赛格寺外面举行示威活动。早 些时候，一批僧侣要求举行藏历年传统的祈愿仪式而遭到禁止。 美国佛吉尼亚大学藏族研究员丹增特桑表示，中国当局禁止传统祈愿 活动，既与他们对宗教的抵触有关，也与他们对达赖喇嘛的顾虑有 关：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自然跟达赖喇 　　嘛牵上关系，中共看达赖喇嘛就是跟它分权的一个挑战的危险人 　　物，所以它不愿意。另外，从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受到迫害，我们 　　也可以知道，反正宗教信仰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可能有这 　　样或那样的摩擦。” 路透社表示，达赖喇嘛流亡海外50周年纪念日将在这个月到来；但是 丹增特桑表示，最近藏人的抗议活动与这个纪念日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我说的间接的因果 　　关系就是历史上遗留的问题；50年来所造成的种种的心灵、经 　　济、民族文化特徵、宗教特徵──西藏的文化各方面大大小小都 　　有破坏和伤害；可以这么说，给西藏人民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这样情况下，你想想看，他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丹增特桑说，所谓达赖喇嘛应该对藏人的示威抗议活动负责的说法也 站不住脚： 　　“西藏人知道，在出现所谓的打砸抢烧之前，基本上都是和平示 　　威，这些全部都是因为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普通的西藏人，尤其 　　是年轻人，大概在30岁、40岁以下的人，他们其实已经跟达赖喇 　　嘛的非暴力和平观念呢，已经觉得浪费了西藏的50年的时间，认 　　为达赖喇嘛犯下了历史的错误，对西藏民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其实，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看待的，尤其是宗教观念比较淡薄 　　的人。真的把责任推到达赖喇嘛，认为是他挑起的话，我觉得不 　　仅可笑，而且刚好把一个好人说成是坏人，所以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 这位藏族权益人士表示，藏民抗议活动的发生是因为西藏问题没有解 决，但是中国当局不承认存在西藏问题： 　　“说西藏问题不存在，那就是没有西藏民族的文化特徵以及宗教 　　自由，还有西藏的环境保护等等，你如果否定这些问题说它们都 　　不存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去造成的这些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 　　化、政治各个方面的冲突，他们把这些全部淡化了，甚至否定 　　了；那么在否定了之後，有什么问题出现，就说什么节日啊，有 　　什么特定的日子啊，西藏人闹事，这说起来也是非常可笑的。如 　　果西藏根本不存在过去50年政策中有相当的偏差错误，你否定这 　　个前提的话，当然就是有个别人、少数人利用某个日子、特定时 　　间闹些事。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 丹增特桑研究员表示，中国当局一方面不承认存在西藏问题，一方面 又想打民族主义牌，目的是摆脱民众的民主诉求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社 会问题带来的困境。 西藏僧侣自焚地方爆发抗议 〔美国之音2009-03-02报导〕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说，几百名西藏僧侣星期一在四川省的阿坝举行抗议示威。星期五， 一名僧侣在同一个地点点火自焚以示抗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佛 教僧侣们在中国有关当局禁止他们参加阿坝传统的祈祷节後，举行游 行。 据报导，赛格寺的僧侣要求当局允许他们举行祈祷仪式，并且释放星 期五在附近的寺庙里被拘捕的人。新华社证实，格尔登寺的一个僧侣 星期五点火自焚。活动团体说，准军事员警向那名僧人开了数枪。 华人女作家朱瑞在达兰萨拉出书见证流亡社会 〔《西藏之页》2009-03-02报导〕华人女作家朱瑞对西藏流亡社会经 过长期观察後最近著书见证西藏流亡社会和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 类的贡献。朱瑞最新的中文新书名为《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 和人类的贡献》，由西藏妇女会出版，于2月28日在达兰萨拉举行新 书首发仪式。 2008年9月25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了《西藏文化发展与保护白皮书》 後受到各界的关注。华人作家朱瑞为了回应中共所谓的白皮书，几个 月前专程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访问。经过实地研究，见证 了达赖喇嘛尊者无私的奉献以及流亡藏人对西藏文化的传承、发展 等。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分为两大部分，包含 详述达赖喇嘛尊者，以不屈不挠的领导，在流亡中所创造的奇迹。第 一部分，是关于文化保存、建立民主、教育发展、藏医学的复兴，以 及西藏建筑与艺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则是关于西藏对人类社会的 贡献，包含经论的部分。作者希望以书写这些事，让各种族人民，特 别是中国人民理解达赖喇嘛尊者，之于汉藏二种文化与整个世界的贡 献。 于2008年12月30日朱瑞采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采访了西藏 流亡政府各部重要负责人，详细了解了西藏流亡社会。 华人朱瑞，出生于中国东北，现定居加拿大。在此之前，于1998年至 2001年，曾在西藏生活和工作。朱瑞，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及若干 中短篇小说，大部分作品以西藏为主题，也曾为《西藏文学》编辑部 担任编辑工作。 2008年3月西藏示威抗义後，朱瑞女士便于互联网上发表了许多文 章，包括《为何藏人要抗议》、《军队、机关枪和子弹，无法控制藏 人的心》、《写信给某些中国人》、《迎请达赖喇嘛》、《极端的民 族主义情绪，对汉藏两族都不利》、《致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封信》、 《但愿当权者不要错过良机》、《西藏的希望》”《专访阿嘉仁波 切》、《专访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专访教育部长图丹龙热 先生》、《到最後汉人还是汉人》和其他文章等等。 中国当局试图防止藏人再举行示威 〔ＢＢＣ2009-03-01报导〕四川阿坝州一名藏族僧人周五在格尔登寺 自焚抗议。中国官方新华社证实确有此事，但仅承认自焚者是“穿袈 裟的男子”。 新华社报导引述阿坝州委书记侍俊的话说，这名男子从阿坝县格尔登 寺走到街上引火自焚，警方将火势扑灭後将男子送医。 报导说，这名男子的头颈部烧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有关单位 已针对此事展开调查。 新华社的报导没有提到自焚者是喇嘛，没有解释自焚原因，也没有提 到警方曾向此人开枪。 法新社报导，当地居民在事发後感觉情况很紧张。一位居民说，警方 警告她不要谈论此事，但她证实警方确实曾开枪。 她说：“是真的，但我不能讲更多。我的电话有监听。” 另外有居民证实，男子自焚事件後街上出现很多员警巡逻，大部分都 配有武器。 支援西藏独立的自由西藏学生组织和自由西藏组织说，这名自焚喇嘛 约20多岁，他在27日上午离开阿坝的格尔登寺到了县城中心。 下午1点左右，当这名僧人走到一个通向当地市场的交叉路口时，突 然拿出自制的西藏雪山旗，以及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抗 议，随後点燃淋上汽油的袈裟，一边?喊一边奔跑。 藏独组织声明引述目击者的话说，警方向自焚的这名僧人开了三枪， 至少有一枪击中僧人。 警方在自焚僧人倒地後扑上来灭火，然後把他抬上车送往医院。 自焚的年轻僧人当时手举达赖喇嘛的画像和雪山狮子旗自焚事件发生 当天上午，格尔登寺有上千名喇嘛聚集佛殿准备举行祈愿法会，但寺 庙管理委员会以恐遭当局惩罚为由，要求喇嘛取消法会。 当时大多数僧人在年长僧人的劝阻下各自散开回房，但20多岁的这名 年轻僧人突然离开了寺院，并在後来发生自焚事件。 今年3月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纪念，近来西藏与周边 各省份藏区紧张状况有所升高。据报导当局已下令严禁外国人进入西 藏访问。 格尔登寺位于阿坝县城西北角，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具有130多年 的历史，是阿坝州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目前寺内至少有 1,000多名僧人。 尼泊尔逮捕九名抗议藏人 ──抗议者在中共使馆墙上涂写“西藏自由” 〔ＢＢＣ2009-02-28报导〕就在四川阿坝一藏僧在格尔登寺前自焚抗 议受军警枪击事件传出同时，尼泊尔警方周末在加德满都逮捕了九名 试图靠近中国大使馆的藏人。 尼泊尔警方称，这九人星期五的时候被怀疑试图靠近中国大使馆。 尼泊尔当局同时表示，如果警方到星期日时候仍然决定不起诉，就可 以释放被逮捕的藏人。 据了解，这是流亡尼泊尔的藏人社区中在3月10日藏人起义50周年纪 念前发生的最新一起事端。 ＢＢＣ在加德满都的记者说，现在毛派共产党执政的尼泊尔政府非常 希望与中国构筑友好睦邻关系，因此越来越不容忍藏人的抗议活动。 仅仅从去年至今，尼泊尔已经多次发生过军警强行驱散藏人示威和逮 捕示威者的事件。 美国威斯康辛州参众两院通过议案指定“西藏日” 〔西藏之声2009-03-01报导〕美国威斯康辛州参众两院于近日一致通 过《西藏问题决议案》将每年的3月10日指定为“西藏日”。 根据外电消息，美国威斯康辛州参众两院于本月23日一致通过一项 《西藏问题决议案》，决定将每年的3月10日为“西藏日”进行纪 念。 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破坏西藏独特的传 统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并支持和同情西藏人民为民族自由事业展开 的和平非暴力运动。 美国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麦克．米兰表示，今年是中共政府武力占领西 藏整整50周年，因此，他们制定这项决议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威斯康辛州议会议员爵巴鲁斯批评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带 领民众展开和平非暴力运动之际，中共政府却从去年3月至今在西藏 实施高压政策，对手无寸铁的西藏民众采取武力镇压措施，导致200 多名藏人遭枪杀，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却极力阻碍藏中和谈的有关进 程。 另外，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刘杰一率领的一官方代表团于近日对尼泊尔 展开访问，当时刘杰一表示，今年是中国面临多种敏感时期，因此， 他要求尼泊尔政府禁止任何人利用尼泊尔土地对中国展开抗议活动。 尼泊尔有关官员当即表示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并于昨天星期五发布 一项命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周围举行集 会等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活动。 除此之外，尼泊尔当局于本周五（27日）在首都加德满都先後共拘捕 了29名流亡藏人，其中包括17名妇女。尼泊尔警方怀疑这些被捕藏人 是从印度或西藏边境地区迁入尼泊尔境内，企图展开抗议中共政府的 示威游行活动。 唯色：《鲁仓寺僧众在县政府前燃烛静坐》 2009-02-25。洛萨（藏历新年）第一天。傍晚。安多芒拉（今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鲁仓寺上百名僧人，袈裟裹头，秉烛走往县 城，在县政府门前燃烛静坐，为的是表达以下诉求： １、中国政府应该了解西藏僧俗民众尤其西藏年轻一代的愿望； ２、今年抵制庆祝洛萨的和平抗议比去年的抗议更为广泛； ３、燃烛静坐是献给境内外全体藏人的新年礼物； ４、祈愿西藏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燃烛静坐之时，一些藏人干部和学生赶来劝阻。约半个小时後，静坐 僧众返回寺院。当局关闭县城网吧，增派军警。 2月26日早上，贵南县公安局发出通知，限在48小时之内，组织烛光 纪念活动的僧人要自首，藏有达赖喇嘛法象的要主动上交。 2月27日，当地公安到鲁仓寺，带走13名僧人，予以审讯，次日释 放。在审讯中，对僧人进行了恐吓和打骂。13名僧人是：扎西加措、 嘉央西绕、格桑坚参、同德．桑丹、芒拉．西热、过马．营洛切、沙 沟．塔日、鲁仓．西热、格桑、贡却加措、多杰加措、嘉央青热、塔 克（均为音译）。他们的亲属也被公安召集训话。目前，鲁仓寺处于 军警监控之中，僧人不能出寺，信众不能进寺。 而在去年3月10日，鲁仓寺僧众与百姓曾有过和平抗议游行。3月17 日、3月22日，贵南县都有过抗议活动。 〔原载《唯色博客》〕 唯色：《赛格寺50名僧人抗议》 2009年3月1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赛 格寺（藏语赛贡巴）。约50名僧人举行了抗议。详情不知。 赛格寺距格尔登寺数公里，是藏传佛教觉囊派的重要寺院。而格尔登 寺，是格鲁派寺院。 去年6月初我去多卫康藏地时，去了离阿坝县最近的赛格寺，一片空 寂，无论佛殿还是僧舍，大都挂了一把锁在门上。遇见一位老僧，他 趁便衣未到匆匆告诉我，在3月事件之後，阿坝县城里打死29人，赛 格寺附近打死1人，格尔登寺有2个僧人自杀，果芒寺有1个僧人自 杀。他还说，一些寺院的僧人都离开寺院回家了，只留年纪大的僧人 守在寺里。後来，在久治遇见一个阿坝青年，他悄悄告诉我，就在前 几天，赛格寺有100多僧人被捕。 〔原载《唯色博客》〕 加拿大藏人华人对话．期望和平共处 〔《大纪元》记者周行2009-02-28多伦多报导〕2009年2月27日，主 要来自西藏及华人社区的一群人士，在平权会多伦多分部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开始一个称为《西藏及华裔加拿大社区对话》 （Tibetan Chinese Canadians Community Dialogue〔ＴＣＣＣ Ｄ〕）的专案。平权会全国执行总监（Executive Director）黄煜文 主持发布会，联邦参议员Consiglio DiNino出任顾问。 黄煜文介绍了这个对话专案的出台过程。2007年10月达赖喇嘛访问加 拿大期间，一群青年人见到达赖，并达成一个联合备忘录。之後《藏 人华人青年对话专案》（Tibetan Chinese Youth Dialogue Project）成立。他们已经在约克及多伦多大学组织了三场论坛，并 建立了一个网站。 Tenzing Dekyikhangsar是约克大学硕士生，也是这个青年对话专案 的发起人之一。 “当时大学生们自发走到一起来，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西藏的情况， 以及西藏的文化等。他们也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Dekyi- khangsar说，“後来我们找到了华人社区的平权会及西藏社区的安省 加拿大西藏协会。希望其他的西藏及华人社区团体也能参加这个对话 专案，促进社区间建立友谊及和平相处。” 今天宣布的西藏及华裔加拿大社区对话专案，由在一份项目原则上签 了名的38个团体及个人发起。团体包括安省加拿大西藏协会、平权 会、藏人华人青年对话专案、MOSAIC Institute（协调团体）。 “我们分享对人权的承诺，这是使我们走在一起的原因。”黄煜文 说，“作为加拿大人，我们有这些共同的兴趣及良好愿望，在这二个 社区之间提倡和谐与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我们觉得，在西藏与华人 社区间的对话是建立彼此间信任、友谊及理解的最好方式。” 这个社区对话专案将通过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及社区活动，推动西藏- 中国事务的学术研究及讨论等形式，提供一个正式及非正式的对话平 台，在互相尊重、理解及信任的前提下培养社区间紧密的关系。 ☆联邦参议员对达成社区和谐乐观 联邦参议员DiNino是西藏人权问题的长期关注者。他说：“我诚恳地 希望，这事能够很快得到解决，有关的人都会很愉快，至少会感到满 意。” “达赖喇嘛不断地说，他是中国人的兄弟、朋友，他与中国人没有矛 盾，可以相互理解。”DiNino说，“这是一个我真诚地支持的理 念。” DiNino表示，达赖与中国政府的问题，只是他想得到一个解决西藏问 题的方案。这个方案已经等得太久，产生了太多的痛苦。他的愿望 是，在中国的主权下，有一个自治的西藏地区，能保持及发展自己的 语言、宗教信仰及文化等。 　　“这是一种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的政府形式。比如加拿大的魁 　　北克省，实际上是个自治地区，它有自己的语言、法律及文化 　　等，对加拿大来说也是很珍贵的。” 去年北京奥运前，在多伦多Dundas广场的一次集会上，发生了藏人与 华人之间的言语冲突事件。 DiNino表示，之後很多社区人士及组织提议，应该建立某种对话平 台，化解双方的误解。 “这二个社区实际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多。”DiNino 说，“对话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真诚地支持。我有很多中国朋友， 他们都同意这个目标可以达到。” ☆西藏社区代表．强调藏人华人无仇恨 西藏加拿大文化中心副总裁Kunga Tsering表示，很感激参议员、藏 人华人青年对话专案及平权会提出这样的对话建议。“这使我们有机 会在媒体面前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很少有机会对华人媒体讲话。” “我们对华人社区没有仇恨，以前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是错误的宣传、 口号及误解造成的。加上中共刻意地将达赖喇嘛描述成分离主义者。 ”Tsering说，“我们明白中国人同样在共产专制下受苦，有些甚至 更甚于西藏人。” Tsering表示，达赖喇嘛一直把中国人视为兄弟姐妹。他还说过，西 藏人应该与中国人共处，不应该争取独立。Tsering并当场向媒体发 放有关这个政策的备忘录影本。 Tsering说，多伦多的藏人也喜欢去唐人街，他的兄弟每个星期至少 去一次唐人街。“我很希望看到在加拿大的华人与藏人和平相处，建 立起友谊、信任。”Tsering说。 桑杰嘉：《中共夸大“分裂”，旨在打压西藏》 “浮夸风”、“共产风”是中共的最荒唐杰作，使人类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劫难。虽然，对于当今世界来说，那已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腐朽 的过去，但是，对于被非法侵占的西藏来说，人们每天都会听到、看 到历史发臭的东西仍然游荡在生活中。 从年初开始，中共在西藏夸大本无存在的所谓的“分裂”，大肆渲染 “稳定”，对社会制造很大的压力。从尼玛次仁召开记者会重新认定 08年3月10日拉萨抗议事件关系到主权开始，中共媒体变本加厉地夸 大所谓的“分裂”与维护“稳定”。中共在西藏的喉舌《西藏日报》 2月16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坚持把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 首位》是夸大“分裂”宣传中的代表作。 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统战部部长、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 任朱维群，亲自奔赴西藏康区昌都搞新“共产风”，大吹什么“夯实 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群众基础，群防群治，依靠群众力量 保持稳定，坚决挫败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西藏日报》的文章夸大莫须有的“分裂”说： 　　“始终坚持把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首位，就要充分认 　　识反分裂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严峻形势。” 　　“反分裂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要维护西藏社会稳定， 　　就要坚持把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首位。 　　“──就要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图谋‘西藏独立’的反动本质。 　　“──就要坚决贯彻中央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方针，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高度重视、措施得力。” 只要稍加注意，人们就会看清楚中共的新“浮夸风”、“共产风”， 再次席卷西藏。而且，其主要目的是靠这种夸大“分裂”的宣传，在 西藏社会上造成恐慌和不安。在中国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和民族主义情 绪，最後达到打压西藏真正目的。 首先，08年3月西藏首都拉为主的各地发生和平抗议事件，从事件发 生起中共上至中央官员、下至中国民众以及新华社旗下所有的媒体一 致认定是个“打、砸、抢、烧破坏事件”。为了今年更大力度地打击 西藏，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突然确定：“拉 萨‘3．14’事件影响到了国家主权。” 其次，中共所谓的“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根本就不 追求西藏独立，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很自然更不会有稳 定与不稳定的问题。 再次，朱部长是最清楚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随追求西藏名副其实 的自治。藏、中最後一次会谈时，西藏特使交给中方的《有关全体西 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是朱维群接受的，而且，也有朱部 长全盘否定的。朱部长还死赖着讲“分裂”实在是违背事实，更违背 自己的良心。 当然，新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的目的，就是最终更加严厉 地打击西藏。同时也为所有这些吃“分裂”饭、升“分裂”官、发 “分裂”财的利益集团，创造大发横财的机会。 因此，这些中共的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夸大西藏民众的请愿活动，夸 大和平抗议游行，夸大西藏民众放弃过新年，等等。在他们眼里，所 有的一切跟达赖集团有关，跟“分裂”有关，跟“维护稳定”有关 ──这样，他们才可以放手打压西藏，也才有机会更能升官、发财。 但是，中共不知他们的这些卑鄙的行为，对西藏民族造成了无法愈合 的伤痕，对藏汉民族之间制造着可怕的民族仇恨。 （2008-02-20达兰萨拉） 〔原载《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09-02-21；http://asiademo. org/〕 拉珍．哲彤：《一切似乎都是去年的重演》 一切似乎都是去年的重演。 来自西藏的消息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抗议。而所有我们这些身处海外 的人则千方百计地找寻细节。我们给达兰萨拉、纽约、伦敦、北京打 电话，试图找到真相。我们只能向世人展示拼凑出来的故事。 得到的图片依然寥寥无几。而且，没有视频影像。没有录影。电视上 也什么都没有。 然而，尽人皆知有事情发生。我们知道，600万藏人知道，成千上万 的中国军警和官员也知道。 正如去年、前年以及五十年前一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正在地球的最 高点爆发。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存在于一个除去信仰一无所有的民 族和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之间。 我知道藏人终将胜利。一旦他们拥有了这样的感觉，他们总能诉诸行 动。 昨天扎白〔注〕或许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不是自杀，也肯定 不是出于自私。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但这依然 让人扼腕痛惜，伤心难当。 如同去年一样的感觉再一次卷土重来。 然而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是去年的重复。 因为，今年没有洛萨（藏历新年），今年是一个新运动的开端。 （翻译：john lee）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于“6．4”真相与和解的建议书 萧瀚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你们好！ 由于深受国际形势和国内传统与现实的影响，近60年来，在国家制度 方面，中国走上了一条现已被证明完全错误的道路，这个制度给人民 造成了深灾巨创。 无疑，这个制度的创建者及其执行者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意 味着人民就是完全无辜的，任何一个制度的存在与运行并非仅仅只是 掌权者的责任，不掌握政府权力的制度拥护者、合作者、沉默者，也 是构成制度运行的要素──正如我本人也是生存于这个制度的罪人。 德国战后全民大忏悔、南非种族和解，都是基于对每个人个体良知的 关切，而成就其和解的最终结果。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之精神与制度操 作，对中国解决多年累积的怨怼，具有很高的示范价值。寻迹国史， 中国数千年来累积仇恨、冤冤相报的历史模式，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 福音，更是循环往复地制造灾难。 为此，对于过往的制度性、集体性罪恶，需要清理而不是清算；需要 真相，也需要和解；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和解精神，真相只是 下一轮罪恶与灾难的起点。如果改变原有的史辙，摒弃积怨与清算模 式，而代之以真相与和解的精神，可能是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出路。毕 竟，人口如此庞大的中国，长期累积仇恨将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 中国历代王朝覆灭之际灭绝性的人口减少便是千年史鉴。 1989年的春夏之交，由于各种复杂的国内、国际原因，北京发生了一 场令后人扼腕揪心的悲剧──“6．4”天安门事件。虽然这仅是诸多 制度性灾难之一，但这场悲剧迄今还是中华民族很深的伤口，它还在 继续化脓、流血，如果不做好有效的和解与善后工作，在复杂的国内 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刺激下，这伤口会不会成 为更大悲剧的诱因，实难逆料。 今年6月4日，是“6．4”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忌日，不知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是否考虑圆满妥善解决此事，为此，谨提出以下参考性建议： １、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将“6．4”和解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 　　交两会讨论； ２、在全国人大成立由一定人数（例如10到20人）组成的“六四和解 　　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委员会主席，邀 　　请部分前国家领导人担任委员，并由具有社会公信力的部分官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活动家、其他公民加盟委员会， 　　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３、“六四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1）全面 　　公布“6．4”真相，公开政府解决“6．4”和解问题的方案，为 　　此创办新的媒体，例如报纸、杂志、网站、电台、电视台等； 　　（2）公布罹难者名单（包括不幸死难的官兵在内）以及因此事 　　而后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公民名单，并且向他们以及家属公 　　开致以国家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3）为包括在此事件中死 　　难的解放军官兵在内的所有“6．4”死难者下半旗致哀；（4） 　　主动按照上述第二项的名单发放国家赔偿金；（5）允许民间在 　　有序前提下自由开展纪念“6．4”活动；（6）允许任何成年公 　　民向委员会提供新的事实、提交自己的意见建议、表达异议； 　　（7）在国家赔偿之外，允许罹难者家属以及受迫害者本人及其 　　家属向委员会提出更高的国家赔偿要求，由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形 　　裁断；（8）恢复因“6．4”原因而流落在外的中国公民自由返 　　国的权利。…… 也许在处理问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只要完善可操作性的方 案，认真细致地做好工作，一些可能的隐患与动荡当会消除，只要坚 定地秉持真相与和解精神，哪怕发生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得到有效的 和平解决。另外，今年也是法轮功问题十周年，若以上述类似思路和 方法来消除怨怼，或许能使我们国家在此问题上的政治、社会矛盾得 到有效疏泄。 我相信，如果能够开启“6．4”事件的真相与和解行动，或许能够成 为进一步解决其他制度性新仇旧恨的起点，从而为中国最终走向真正 健康与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未来打开大门。 尊敬的胡主席、温总理，上述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主张，也许微不足 道，但国家是每一个人的国家，为了我自己的良心安宁，也为了中国 每个人的未来之幸福与和平安宁，我谨公开提出上述建议，供你们参 考，也供其他所有中国公民参考与讨论。 此致！ 建议人：萧瀚（中国公民，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身分证号：332625196910110010，身分证名“叶菁”） （2009-03-01）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9-03-03 05:00；http://www.ncn.org/。 提供者：（北加州）张伟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与中国（13之12） 子牧 ────────────────────────────── 目录： ────────────────────────────── 　一、社会“精英”的“妥协”，确立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 　二、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 　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东方再现──中国的“89”民运 　四、共产党的两次“洗牌”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上） 　　　１、不是“君权神授”，没有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之“理”。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下） 　　　２、又不是“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 　　　３、其统治的“支配形式”，丧失最起码的 　　　　　让人民自愿服从之成分。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2）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1）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2） 　　　２、邓小平制造的“6．4”屠杀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自 　　　　　私、残暴的。 　　　３、“6．4”中止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４、“6．4”开创了当代中国谎言之最。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3） 　　　５、“6．4”使中国全面恢复并加强： 　　　　　“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制。 　　　６、“6．4”使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权力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７、中国走向了政治权力私有制、权力经济的 　　　　　国家黑社会专制道路。 　八、抢夺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罪。（3之1）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1）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2）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3）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十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与人民为敌。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注释 ────────────────────────────── ──────────────────────────────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 如何争取民主？如何实现民主？ 这个问题在第五篇已经论述了〔９〕。通过前一章的分析已经明确， 必须分两个任务和两个阶段：（1）反专制、结束独裁专制统治； （2）和平地创建民主制。 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实现民主的过程，对中国也不例外。 人天生就是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这是人的性质──人权，是人 类社会存在的本质基础，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受制于任何人的政治权 力。 早在300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洛克已经深刻地指出：“人类天生都 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 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1688年，《政府 论》，下篇，95节） 专制霸占社会的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使人置于自由、平等和独 立的状态之外，剥夺了人具有的天赋人权。所以，人民首先要反专 制；人民天然地具有反抗专制的权力。不论是在任何时候、以何种方 式进行。人民仅仅只是反抗专制，不是反对“个人”，没有其它任何 敌人。 反专制的本质是恢复和确立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性质，和人 类社会的“公共”关系。这都是由于被专制者剥夺、侵占和破坏了； 不存在“颠覆政权”之“罪”。跟专制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到处树立敌人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共产党专制者的“个人”，应顺 应历史和民心，放弃“党性”，主动“向宪政政府交班”，不要继续 充当“专制者”，霸占国家公共权力、非法“执政”来让人民反对。 对此，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也已经做了范示的阐述：“为 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注意“轻 微和短暂”这两词）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 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 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 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 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 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 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人民始终是爱和平的，但当清楚地表明人民被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 如果人民不愿忍受，也不能要求人民容忍等待，人民便有权利，也有 义务选择反抗专制的时间、策略和方式。 所以，在人民反抗专制时，也没有什么先决条件限制人民反抗专制的 权力，人民可以根据反抗专制的需要自行决定何种方式，反抗专制不 存在限制方式的问题。 当和平的方式反抗专制，面临一次次的屠杀和监禁，人民连言论自 由、和平游行的权利都没有，那是需要人民自己决策的；《独立宣 言》中的本质论述，已经无须再多做解释。 由于专制是依靠“强力和暴力”（洛克语）来维持，民主只是“应当 如此”的人本性的需求，是“太软弱无力”（黑格尔语）的。因此， “和平演变”到民主，只能看“专制力量是否在减弱”，以及社会 “精英”的“应当如此”的“理性”是否在增强？只有双方的“减 弱”和“增强”成同步反比，那么“和平演变”才有可能。这是争取 “民主的必要条件”。 这是第一个任务和第一个阶段，反专制、结束独裁专制统治。 结束专制后，并不是由自己当然地“执政”。强暴地“夺取政权、巩 固政权”，自己来“坐江山”，当“帮主”来“领导”别人，而是 “向宪政政府交班”；这包括，原来进行反专制的一切政党、组织、 个人都应“向宪政政府交班”，这也就是“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主， 创建民主制”的概念和原理。 也就是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自由的权利”，再来和平地获得政 治权力（“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而产生”），没有当然的“代表”， 没有“党领导人民”的关系。要由宪法确立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质，由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言论自由、新闻独立 等“制度结构”来体现和保障。 这就是说，不论以何种方式结束（推翻、取消）专制政权以后，由于 没有了专制的迫害和恐怖，任何政党、团体、个人都必须以和平的唯 一方式来参与建立民主政府，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时候，谁也不能依 靠武力、暴力来霸占公共权力，并且，大家是完全致力于确立：“政 府”的权力（政治权力）为公共权力的性质，而不是任何其它个人和 团体的目的；其实质是“向宪政政府交班”。 这是第二个任务和第二个阶段，和平地创建民主制。 两个任务和两个阶段可能是分开的，也可能是掺和在一起同时进行， 但始终存在着这种不同的阶段和任务，不应混淆。 中国人民现在实质上就面临：反专制与和平地建立民主制，这样“两 个任务”和“两个阶段”。 在这里，普遍产生了一个严重混淆，把“人民有权以任何方式结束独 裁专制统治”，和“用和平的唯一方式争取民主”，这两个阶段的两 个不同任务，混同为一个阶段的一个任务。 原因在于独裁专制者长期以来，从其理论到实践都是故意混淆这个概 念，所造成的社会价值观“支援意识”的衰竭。 当年，共产党正是以，“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共产党宣言》结尾）这样的信 念和宣言，来进行“消灭私有制”（同前）的“共产主义革命”（同 前）的，是用暴力夺权，又霸占政权；以至造成误导。 共产党专制者的主要问题在于： １、以“革命”为名，用暴力推翻一个政权，分裂了国家，造成民族 　　的灾难。 ２、同时又继续依靠暴力做基础，去占有、垄断新政权的“公共权 　　力”和“公共利益”；至今拒不还公共权力给人民，拒不“向宪 　　政政府交班”，并企图“党治久占”法统化。 ３、用个人思想“指导”人民的思想，否定来自人本性的“理性”思 　　想，还否定传统的“认识论共性”思想。 这样，就把“革命”的“两个任务”和“两个阶段”，合并成用暴力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一个阶段和一个任务。“党”专制者就凌 驾于社会的公共权力之上，侵占了中国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为私 有。 一切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革命、不是反专制， 而是反民主，实行新专制，是反中国人民的，是违背社会本质规律 的。 58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极权专制社会，自1989年“6．4”北京屠城 以后，就异化为国家黑社会专制。专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非正常状 态；而在这种由“个人”和“党”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人 民主权”类型的极权专制状态之下，社会不仅没有人本性“理性”的 评判依据，也失去了“天人合一”传统社会的“认识论共性”〔61〕 的依据；因此，社会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存在的最后依据，一切问题的 评判都颠倒了，人本性也处于非正常状况。由此不难解释目前中国所 有的非正常现象。 它们把自己用暴力战争抢夺公共权力的政权更迭，美化成是建立了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企图使人们相信，只要由 “先进党”领导的“革命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一个有着当然最美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就 建立起来了；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民主”， 比“资产阶级民主”还要好；再争什么民主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了。 民主被强加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党内”、“人 民”、“国情”、“特色”等的属性。当民主被加上这些所属性的 “特色”性质以后，它就失去了本来的人类共性。 民主被歪曲成为作风和工作方法、实施范围的问题；作为“作风”和 “工作方法”来“发扬”、“建全”、“完善”、“发展”、“扩 大”。因此，只要“深入现场”，表现出“亲民”，就可以由“非法 执政”变为“合法执政”。 民主被混淆的当作“执政”的“形式”、“手段”、“目的”的问 题。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促进”“人民民主”，以“民主 的形式”、“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执政”的“人民当家做主” 之“根本”。那么，民主就失去公共性质，人权就得不到保障。 民主被篡改成为“政治权力属于谁”的所属论问题。“支持和保证人 民当家做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见十七大报告）， 这些话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在“人民”之上，还有一个能提供“支 持”和“保证”的主宰者，它就是“党”，而不是“法”、不是民主 的政治制度。既然“坚持党的领导”，要“保证党领导人民”（同 前），“党”是“人民”的当然“代表”，显然是“党”作主了，仍 然是“党当家做主”，仍然是“一切权力”属于“党“。“人民当家 做主”只是欺骗人民的空话。 对于这些变换手段和行为实践，专制者自己已经很明确地宣称，所作 所为的最终目的，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 障”（同上），要使“党”的统治“法统化”。 这样，否定了民主的公共权力性质，就否定了民主的人权平等原则， 最终否定了民主。 也就是说，否定了人类社会运动的根本目的──保障每个历史时期每 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否定了人类永恒的的真理──自 由、平等、博爱──人的本性。 “一切社会的公共权力是驾于同一社会的每个人之上的”（英国神学 家，胡克尔，见上），没有那个“执政”者可以当然地拥有“公共权 力”；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于“公共权力”、遵守“契约”。 这是400年前英国人民就认识到的“常识”，然而共产党专制者连这 个“常识”都不懂；它就要当然地占有“公共权力”，驾于“公共权 力”之上。它和人民的关系并不是“领导”、“带领”的关系，即使 是被“选举”出来的，也只应是“契约”关系，怎么能宣称有权“领 导人民”？怎么能让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 每个人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即 “政府（政权）”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因此决定了，“政府”只 是“政治权力”的公共“集合”；不存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会被挑拨的“关系”。 提出“挑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种言论的“政府”，本身是十分荒 唐可笑的，恰恰证明了该“政府”的政治权力来源是非法的，没有经 过人民的同意和选择，是专制政府。 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怎么能由“党”专制者 就当然地“代表”──侵占了？对它的非法霸占和奴役统治，人民就 需要耐心地一代代人忍受着、等待着？！ 李慎之先生指出：“……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 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 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全球化是世界潮流， 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 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 反越多”。 摆在共产党专制者面前的选择就是：“政治改革”──“向宪政政府 交班”。 “向宪政政府交班”，表明了一切革命政党的反专制、确立公共政治 权力的“革命”目的。即把“政治权力”从专制者手中夺回，交给 “宪政政府”──还其“公共”本质。是否“向宪政政府交班”，是 区别革命政党与反人民政党的试金石，是检验政党本质的理论依据， 是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革命”是反专制、建立公共权力的政治制 度，以此，从根本上保障人权的平等，保障（每个）人生存的“价 值”和“地位”；这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和本质状态、以及运动的 目的。霸占社会公共权力不是革命而是反人民。 共产党专制者的全部基本“理论体系”，是依靠暴力抢夺和霸占社会 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没有人类的共同基本价值观，这是共产党的实 质。所以，专制者首先必须放弃、以其“理论体系”来“指导”全国 人民的“思想”，才能够和中国人民有理性的对话；才能“理性”地 认识到，“向宪政政府交班”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立，是历史的要 求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从实践上来说，也就是需要“执政”者的“精英”能够“妥协”，正 如同“光荣革命”和“辛亥革命”那样，首先进行“妥协”，才能确 立“政治权力”公共性的意义。这种“妥协”是应当的、必要的，也 是公平的、理性的。“执政”者是否要继续充当“专制者”，是否继 续非“理性”〔90〕？全在于自己！ 一切关于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有关”的“人 为”阻碍，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还权于民”跟“人民主权”、“主权在民”、“权力属于人民”一 样，同属于“权力的所属论”，一直被现代专制者所乐于利用，具有 迷惑和欺骗性，是需要认真识别和考察的。但它跟“向宪政政府交 班”能发生“相似”的“重叠”。所以，要把“还权于民”，作为 “价值观”的“重叠”部分来考察，使“还权”，与“向宪政政府交 班”的“交班”一致；即以“价值观”来看待“还权”应该是“交 班”，进行“政治改革”，才有价值观的实际意义，具体的实践行 动，必须退出对公共政治权力的侵占。 因为，“交班”的本质意义已经很明确，是确立“政治权力”的“公 共”性，而不是“所属”性；“宪政政府”就是“公共政府”、“公 共权力”。而“还权于民”表明的，是“政治权力”的“所属性”； 同时；由于“人民”的概念是对称于“统治者”、“专制者”而言， 本身的构成具有不确定性，随时都能发生变化，所以，“属于人民” 永远只会是空洞的“乌托邦”。只要“政治权力”具有“所属”的 “私有”性，那么，“还权于民”仍是假的。“还权于民”已经表明 了自己霸占公共政治权力的事实，但“亡羊补牢”未晚，毕竟是好 事；就需考察是否“向宪政政府交班”，是否取消“坚持党的领 导”。 这对共产党专制者来说，是一个可以很好选择的机会，既然口口声声 “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为何不采取以下行 动： １、首先平反“6．4”、“法轮功”，及停止目前所进行的一切政治 　　迫害，抚恤死难者、伤残者、受害者及家属，政治大赦天下；成 　　立各方人员参加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先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 　　……。 ２、共产党主动宣布，确定时间退出对“立法”、“司法”、“行 　　政”及军队的领导。确立言论新闻自由独立，军队、警察宣布国 　　家化、保持政治中立，不再接受“党”的领导，不参与政治，只 　　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即“向宪政政府交班”（李慎 　　之：《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退出对国家公共政治权力 　　和公共利益的霸占。 ３、确定时间，全国各民族、宗教、党派、团体及个人代表等全部代 　　表方（包括海内外民运、法轮功、达赖喇嘛、台湾、以及特邀蒙 　　古）汇聚，平等协商制定确立，具有“人权自由、平等、博 　　爱”、“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言论新闻自由独立” 　　性质的公共新宪法（在确保言论新闻自由独立下，由人民在全国 　　报刊媒体上公开讨论。〔10〕……。 这些行动难吗？不难！这些行动“危害国家”吗？不！ 是严格检验到底是为了中国还是为了“党”，是爱国还是卖国的本质 区别；是真正有利中国、有利人民，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一个革命政党的作为，是中国真正的政治家的作为！ 再说，侵害了“执政”者个人的私人利益了吗？没有，仅只是让他退 还回被其霸占的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并不侵犯他的常人利 益。这样做，是真正的“立党为公”、“还权于民”。难道不是： “向宪政政府交班”，才能证明是“立党为公”和“还权于民”？共 产党专制者就卸下了“亡党亡国”的包袱，作为个人，回归到理性 上，做个“公民”；并建立了功勋补过，人民自然会正确看待他，这 难道不好？ 总之，任何“挽救党”、“巩固政权”的作法，都是枉费心机，既违 背事物本质规律，又再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 可以把这种为“维护政权”和“党的利益”，而支出浪费于：“庞大 无益的行政机关、政党的支出”、“无益会议、访问、视察、保安、 观看演出……的支出”、“镇压人民的‘金盾工程’的资金”、“购 买俄二流军火‘打台湾’的巨额军费开支”、“收买国际独裁者、政 客、小国为己‘唱赞歌’的支出”、“腐败的资金”等等，天文数字 的资金节约下来，用于建立全民的教育、就业、环保、失业、医疗、 社会保障体系……，那是多么造福于中国人民啊？！ 这样做，台海两岸也自然统一，不存在什么“一国两制”的人为分 割，用不着“坚持”什么“原则”、“反对”什么的宣传，用不着在 福建驻军，更不用把中华民族再推进内战的自相残杀。这样做，真正 有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每个中国人的人权都是平等的，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受制于任何个人 和政党的政治权力。任何个人和政党无权当然“代表”、“领导”人 民。民主是社会（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只能以人权平等的 原则获得；专制者没有理由来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共产党专制者说千 万条“原则”的话，宣传任何眼花缭乱的“努力奋斗”〔８〕，不如 说这一句：“向宪政政府交班”！ 中国人民，仍然在这里对共产党专制者提出上述公开的和平呼吁。 平反“6．4”等一切迫害，只不过是给专制者个人一个反省的机会。 专制者不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么，“平反”只能由民主政 府来做。 李慎之先生在提出“向宪政政府交班”，这一重要思想的论文中，已 经表明了中国人民最和平诚挚的愿望，他说“……党要千秋万代是不 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 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 了。”，“很快就要到21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 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打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 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 会不会象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 呢？”（李慎之力作：《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1999年10月） 这种“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已经到了人民诚挚情感的终结，如果 专制者仍不能感动而作为，只有自己承担结果了。 之所以这样再真诚地和平呼吁，是把“专制者”的“人本性”与其 “党性”分开来看待的，寄希望其“人本性”的复苏，抛弃“党 性”。真正的“为公”，而不是“为党”；不是为了保住“党”的权 力和利益。反专制是要求回归，每个人自己的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 利益”──“人权”，并不反对“人”，是把人与专制“党”分开 的。对于专制的“Ｃ党”而言，其占有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才能成活 的性质，已经决定其反人类的本质不会改变。 “你们是人民养着的，你们自己看着办！”〔37〕，这句话更需要对 当今的中国专制者而说。历史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共产党专制者的“执政”，已经没有任何“合理”与“合法”的“支 配”依据，也没有任何可以阻碍中国民主政制建立的依据和理由，仅 靠赤裸裸的“强力和暴力”来维持存在，能说是“立党为公”吗？ 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 的统治”，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以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单行本，p.46），共产党 也该向“联合体”──宪政政府交班了。既然声称“代表”中华民 族，不再是“阶级的统治”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强占着国家的公共 权力和公共利益？ 已经是最简单的常识：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被霸占，就“代表”专 制，就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领导”？为什么还要“坚持”霸占国家公 共权力？ 霸占国家公共政治权力是反人类的专制，能不能放弃当然地“领导” 中国人民？ 人民不喜欢“党”的领导，不愿意由贪婪公权力的“贪官”来“带 领”，为什么还要强加？死皮赖脸地赖在台上“执政”？！ 只要真的是“立党为公”，还有人的“理性”，那就应该可以放弃一 切“个人”和“党”的私利，让人民来同意和选择，何乐而不为？ 答案是早就清楚的。是否“向宪政政府交班”，是一个准确地检验革 命政党与反人民政党的试金石，是搞民主、还是继续维护专制的唯一 检验标志。检验“执政”党，真的“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 私”？ “向宪政政府交班”，是一切真正的革命政党的作为，是真正代表人 民的利益。国民党能够“向宪政政府交班”、能够愿意与其它党“平 等地让人民来选择”，证明它还属于革命党，表明了革命政党作为的 两个“应当”，符合人民的需求。如果共产党真能这么做，是好事， 人民欢迎，历史和人民所给的时间是有限的。共产党不敢“平等地让 人民来选择”，证明它当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是反人 民的，就必须还要承担制造国家分裂、民族相煎、发动内战的历史责 任。 共产党从“在野”到“执政”，并没有经过主动“交班”、和让人民 “选择”，的两个“应当”过程。 这是专制与民主的界线，跨出这一步，于国于民有利。是每一个中国 人的平等利益，并不偏向任何方。就看共产党专制者愿不愿意做，只 要愿意做，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做成！ 至今，三千多万人已经宣布退出共产党，更多的人只是没有条件表 达。它的历史意义在于：表明了中国人民已经彻底厌恶共产党死皮赖 脸的“执政”，共产党专制者的“执政”是非法的。 同时，“党内”也有人建议，共产党改名为“人民社会党”，果如 此，是好事；因为，“共产党”已经“特定”性地代表着腐朽和专 制。当年在德国，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德国社会 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 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选择“议会道路”， 在1875年5月在德国哥达通过了党的《哥达纲领》，使该党丢掉了历 史包袱。马克思不得不为此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著名”文章 〔63〕作为“批判”，然而其“批判”反被《哥达纲领》所批倒；证 明马克思主义在其时代并不受欢迎。应对侵入中国的“共产党”有 “启发”吧。 人民始终善良地希望共产党能早日“交班”、“功成身退”；对专制 者所表现出的“亲民”行为，会使民众感动称赞。但是，共产党专制 者会愿意自动“交班”吗？专制者能恢复人的理性，不再背着“亡党 亡国”的沉重包袱吗？ 分析中国情况时，必须要看到共产党有着全面控制社会的“指导思 想”，和有着“党的领导”这两个特性，以及全面占有公共权力和公 共利益这个实力基础，这是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的专 制者都不同的。 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政局已从强人政治走向衰败的寡头政治，就能 向民主方面转型，就是没有考虑到上述情况。中国现社会不是君主 制，是属于“人民主权”类型的黑社会，所以用君主制下的转变过程 来分析是不准确的。“人民主权专制”是比“君主制”更加专制和顽 固的政体，特别是有这两个特点的巨大控制力。 “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王权”（皇权）、 “强人”，每个党员和中国人都要接受“指导思想”，和服从“党的 领导”，并不因为象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领袖权威”和“政治强 人”的逝去而消失萎缩；实际上已经由“党”代替了“个人”，成为 今天中国大陆社会的“党强人”。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书记”（一把手）的权力巨大膨胀就是证 明，仅“党强人”的出访保安工作及排场，已经远远超过当年“领袖 权威”的毛泽东；这种“强权”的实施，是以“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 灭在萌芽状态”的暴力恐怖、和各种“利益”诱惑来维系的，禁锢力 超过那种以“卡理斯玛”的、“崇拜、信仰”来获得支持的“权威强 人”时代。 现今的中国大陆，从1989年“6．4”起至今，实际上，不仅“党强 人”逐渐代替了“政治强人”邓小平，又增加了“国家黑社会”化下 的利益诱惑、和恐怖“自律”的严密统治。这个“党强人”始终就是 以“黑帮集团”的“党”、“党国”、“党卫军”来出现，是一个 “党体制”，这是以高度霸占社会（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为基 础的，集中垄断了全社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力量，这是共产党专制 统治的特殊性。这与当代其它专制，如缅甸的军人统治，拉美、南 美、非洲等国的专制统治都有所不同。用西方社会的民主渐进演变过 程，来解释共产党黑社会专制是解释不通的。用前苏共的垮台过程来 解释也是过时的，因为前苏联解体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 与中国“6．4”前一样，变革不触犯各方的利益，还没有异变到“国 家黑社会”专制政体。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要争取民主，已经比 “89”时困难得多，主要是因为会触及各方面的利益，不同于“89” 时，只会有利于各方面的利益。 毛泽东具有的“卡理斯玛”权威，只要以他个人的“领袖魅力”就可 以服众，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党”。邓小平没有此威望，只 能做“政治强人”，他既是“政治强人”，又是“党强人”，他只要 使用“政治强人”的权威就足够，不需再用“党强人”。邓后专制 者，虽不是“政治强人”，但是“党强人”，它们的“政治力量”不 够时，就使用“党”的力量，其“效果”同样超过毛泽东、邓小平 （如对军队的控制、调动已经不是毛泽东、邓小平时的“老首长带部 队”的情感关系老概念了）的强力；人们从对“政治强人”的崇拜、 遵从，变为对“权力”的献媚依赖，由此能给人带来利益（“升 官”、“发财”），且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所以，具有权力的“党 强人”的“威权”超过了“政治强人”。 在毛泽东权威最高峰的“文革”时，凡不是表现“毛主席革命路线” 的一切政治、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是歌颂共产党的内容，仍然是 “反党”、“反社会主义”、“封、资、修”、“帝、修、反”的 “毒草”，被禁止或批判。而现在，只要是表现歌颂共产党的内容， 一律开绿灯。现在播出众多的五花八门的，颂扬一个个“领导人”的 电视专题片，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他们正是毛泽东要 “打倒”的人物。 所以说，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同样是专制，但组织 结构、统治方法有很大具体的区别。是“领袖个人”（卡里斯玛权 威）的领导与“党”（党强人）的领导的区别，而后者的钳制力、毒 化力更大于前者。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地受奴役。正说明从“领袖权 威”到“政治强人”，再到“党强人”的黑社会化转变。 中国现在的特殊黑社会性质，使共产党左派要想坚持恢复到毛泽东时 代也无可能，因为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但它又是共产党，难道再举行 “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它？而左派们又没有勇气退出现共产党，另组 建新共产党；如果真如此，也只是使历史重复，民族再蒙灾难，难道 还要再来争夺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共产党的全部理论，是需要 依靠和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来实现，与民主正好对立，这是走不 通的歧途。 因而，一切反对“划公为私”，反对“国有企事业”被不正当“私有 化”改制的人们，却也应该觉醒了；从“经济”上看问题、解决问 题，转入从“政治”上看问题、解决问题。同样地，抛弃“私有化” 公共政治权力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所有的霸占公共权力和 公共利益、当然“领导”人民的“理论”决裂；回归到自由主义的人 本性上来，为中国的民主做出新贡献。 只要坚持“指导思想”，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听党指挥”，使 “党的领导”法统化，那么，“多个寡头”“两个王储”也仍然只是 在“党内”而已，“政治强人”与“寡头”的区分也只是在“党 内”。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实际是由更“威权”的“党强人”来控 制，这就是国家黑社会的统治。这种黑社会的统治并不需要“政治强 人”，只需要对权力（公共权力）的控制，对经济（公共利益）的垄 断就足够；谁有权力，谁就是“老大”，“党强人”就是黑帮老大及 其利益帮派。而且十七后新表明要使“党领导”法统化，更无意“政 治体制改革”。 专制社会类型下的，“人民主权”旗号的“国家黑社会政制”，与 “君主制”的“寡头政制”，始终是两种不同类形的体制。中国的 “国家黑社会政制”，其“多个寡头”、“两个王储”，仍要求党权 力、仍坚持党领导的“私有”性质，最后仍始终是以“党寡头”来 “执政”，继续是专制不会变。而西方君主专制下的“多个寡头政 制”，就会出现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要求，就走向民主，应区别开来不 宜完全类比。 共产党专制者“最高权威的衰落”，这是事物必然的客观规律，但另 一方面又应看到，是“权威”的转移。因为这些“王储”或“领导 人”，都是既无战功，又无业绩的，民间俗话说的“既没功劳、又没 苦劳，凭关系混出来的”，所以没有个人“权威”。但是，由于依靠 “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来自对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霸 占和使用，所以，只要继续霸占和严控着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那 么，这种“权威的衰落”只是从个人的“政治强人”，到“党”作为 “强人”的转变。 而且，由于邓小平开创的国家黑社会体制，使中共中的“既得利益官 员”，早已经由“共产主义的信仰”宣传起家，到发挥出为利益至上 的、对“权、钱”的贪婪追逐的极限，得到了权力控制垄断经济使个 人和家族寡头化的荣耀和巨富；已经形成“黑社会化”的“利益”关 系，所以又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中共的十七上，共产党专制者的 “法统化”企图（“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 障”），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点。至于党内的个人“威望”不能服 众，寡头们讨价还价，谁上谁下的权力纷争，与中国的民主没有关 系，难道还寄托与“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之区别？ 因此，从“领袖”到“政治强人”，从“政治强人”再到“党强人” 的演变，问题不在于人物的变动，而必须对“党”彻底的否定，即彻 底告别共产党。 共产党本身以此“演变”到民主宪政是毫无可能的；民主的进程只在 于人民推动的原因。其实，这里的问题又回到“党内民主能否带动社 会（国家）民主”的问题。十七大上，专制者就提出“发展党内民 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共产党的“寡头”、和能够参与选举“ 帮主”的“诸候”的增多和扩大，始终是在“党内”；算是重复一种 “党内民主”的方法，仅只是承认“党的权力”可以进行分配平衡， 还是没有承认“党权”是“党的公共权力”；至于是否能“扩大”到 社会（国家），则是否定的。 可以看出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者什么都可以“变”（与时俱进）， 什么话都可以“说”（好话坏话说尽），也会表现出异常的“亲 民”，能“感动”大多数的民众；会不断地制定出各种“新政策”， 作出各种“新的战略部署”，通过各种“推进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宣称“改革发展跃上新起点”……。 但却始终死死抓住国家公共权力不放手，“不会变”。“坚持党的领 导”、“听党指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令中国人民空耗时间的是， 至今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专制者有结束“党的领导”，“向宪政政 府交班”的可能，这就不可能会“促进人民民主”。 不仅不去实现国家的民主，“党内民主”对于国家的民主，从理论上 到实践上都是没有关系的概念；何况连“党内民主”也不可能实现 的。因为共产党不可能解决“党权”是“党的公共权力”的问题，那 么也无法确立“党权”在党内的公共权力性质。自然也不会存在“党 内民主”的机制，这是该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了的。党内的“权力之 争”，并不是“三权分立”的抗衡和制约，仅仅只是个人权力、人事 变动之争，不会促进社会的政治改革。并且还要坚持“党领导人 民”、“听党指挥”，如何能带动促进国家的民主？ 应区分“党内”与“社会”（国家）的不同概念，国家的“寡头政 治”，其“寡头”是国家的“精英”，已经存在“分权”体系，有走 向民主制的条件；但是“党内”的“寡头政治”，其“寡头”只是 “党内”的“精英”，还始终是代表“党内”，而不能够成为代表社 会的“精英”；国家没有出现“分权”状况，故不可能走向国家民 主，所以就需要新的策略和方式。 但是，“党强人”的领导已经是“党的领导”专制统治的最后的阶 段，“党强人”也必然会走向最后衰亡。因为，虽然“党强人”作为 “党”附身于“个人”，有“党”的强力支撑，但是，一方面，“党 的领导”已经没有任何“支配”的合理依据，人民已经厌恶“Ｃ 党”，要抛弃“Ｃ党”；另一方面，“党强人”作为常人的“个 人”，却没有任何可使受其“支配”的公民有信服认可的依据，所以 衰亡是必然的，一个普通的“个人”，如何能莫明其妙地、当然地担 任国家“领导人”、让人民臣服？ “政治权力起源”的不合法，“领导人”的无公信力，社会的不公 平、不正义，腐败的入骨髓，社会矛盾的无解；“党”内权力分配平 衡出现的任何不稳，都会给中国人民反专制、争民主提供了契机。需 要中国人民善于抓住机遇，这样的契机将会出现。也要利用各种条 件、创造方法，促使专制者“向宪政政府交班”。 在“强力和暴力”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58年的“专政”下， 经过愚昧的“崇拜、信仰”时期，到现在的“公权私化的利益至上” 时期，共产党专制者的统治已经没有任何合理、合法的依据和凝聚 力；仅靠少数人享有的、私利维系的专制统治，其垮台是“树倒猢狲 散”，比伊拉克原专制政权还要孤家寡人的彻底。 重要的是需要人民创造一种机遇和力量，反专制、争民主全在于人民 自己；在中国早日建立民主制是一个“应当如此”的政治学问题， “应当如此”正取决于人民自己。 当前的中国问题是：共产党专制者“应当”“向宪政政府交班”，结 束“党的领导”，还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给中国人民，让中国人 民恢复人权；以及其是否愿意“交班”，这是历史的最后机会和选 择。否则，将承担阻碍拖延中国民主政制建立的重大历史罪责！ 划时代文献《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已经统一了全体中国人民反专制 的思想；现在需要反专制、建民主制的方法和策略；和平“退党”是 一种全民争民主的很好方式〔11〕。 最困难和关键的是，需要每个中国人能够“认识你自己”： 你的“本性”（性质）是什么？为什么要由别人来当然地“领导”和 “带领”？为什么要受制于别人的政治权力？ 对自己“本性”的“认识，也就是需要认识民主的“常识”性质： “人”之所以组合成为“类”的社会，其社会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 公共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的构成基础（本质）；其相互关系是 “自由、平等、博爱”的，这是每个人生存的“价值”和“地位”； 是每个人的幸福保障──人权的保障。这是实现“民主的充分条 件”。 需要每个人承担自己的“个体责任”，需要对专制者采取“不合作运 动”的和平方式；抛弃“党性”、打扫“党文化”。专制的存在及维 持的“温床”，在于人不能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到底是 什么？在于放弃了自己的“个体责任”！ 不要妄想着去强占公共权力（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包括“乡”、 “村”、“街道”、“社区”、“组织”、“政党”，及“团体”、 “联谊会”、“同乡会”等“公共”关系内部的“权力”和“利 益”）。要认识到：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公共权力”，即 “政治权力”；社会（国家）的一切“政治事务”都是“公共事 务”，“公共事务”即是“政治事务”。“政治”的意义也表明了人 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即“政治权力”的关系，构成人类“公 民”的“政治社会”。“公共”的“政治权力”与“私有”的“平等 人权”，应当“公与私”分清。认识到：“‘国家领导人’跟‘普通 百姓’是一样的人权平等”；认识到：“当官”是当“志愿者”，又 要经历“民意”的“民选”和“透明”的过程，接受“监督”与承担 “责任”；真正树立起“公民”的意识。又要认识到：放弃自己的 “个体责任”，是对社会良知和道义的伤害，也是最终对自己的伤 害。 这就是，需要每个人把“自由、平等、博爱”，回归为自己的“政治 本性──人权”。只能以人权平等的原则去获得公共政治权力；使之 成为人的“支援意识”和理性的“常识”。 这种对“自己”的真正认识，就是“自由人”的认识，就是对人 “类”社会的认识，就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那么，中国一 切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共同的“环境”和评判“依据”。 民主是人的本性──自由、平等、博爱的需求、恢复和实现，是每个 中国人的人权。是人权需求的必然“应当”性，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不可阻挡。 强力霸占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阻碍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获得政 治权力，不确立“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言论新闻自由独 立”的、公权力的保障和制衡的、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机制，是对中国 人民的继续奴役和犯罪。 民主是全中国人民的企盼，是中华民族的福祉！ 中国人民，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 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受制于任何人的政治权力。 伟大的思想家洛克300多年前宣告的天赋人权，唤醒了中国人民。 只能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获得政治权力，建立民主政制，中国人民的苦 难奴役地位才能结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从此开始。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也只能从此开始！ 作为人，需要重新“认识你自己”〔16〕。你有没有人权平等的“价 值”和“地位”？未经“本人的同意”，怎么会受制于“另一个人” 的“政治权力”了？！ 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我要由它来当然“代表”和“带领”？凭什 么我要受它的“领导”（统治）？！ 这是每个人得到真正自我解放的开始，这是开启人对自己本性的显明 之门，是每个人获得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路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与刘晓波 张耀杰 昨天（2009年2月26日），我和几位朋友一起见到了刘晓波先生的太 太刘霞，这一次突然发觉，刘霞与晓波特别有夫妻相。在明显瘦弱的 刘霞脸上，我总能看到晓波的影子。 2004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请晓波先生和陈小雅老师一起吃饭，小雅老 师劝告晓波不要那么辛苦写文章。晓波说，之所以辛苦写作，一是要 自己活得有尊严；一是为了给刘霞留一些生活费。每当谈到刘霞的诗 作、画作及摄影作品时，晓波都会表现出由衷的赞赏。 据刘霞介绍，自从2008年12月8日晚上被带走之后，她只是在元旦时 与晓波见过一面，从此再没有见过晓波，连代理律师都不知道晓波究 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晓波，是2000年的事情。那一年的4月3日，我在北 京电报局花钱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从此开始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并 且联络自己愿意联络的一些人。 这一年的夏天，我由于投稿的关系，与当时的《黄河》副主编谢泳建 立了联系，是谢泳无私地给我提供了他几乎所有朋友的电子邮箱。这 其中有我一直想见到的刘晓波。 1989年之前，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曾经是刘晓波、刘再复、李泽厚 等人的热心读者甚至于是崇拜者。等我来到北京泡过十多年的图书馆 之后，反倒觉得这些人当年的文字很是粗糙，这些人当年的观点也很 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尽管当年的崇拜之心早已冷却，对于呐喊出中国 需要经过300年殖民地洗礼的刘晓波；特别是对于“6．4”之夜挺身 而出，用自己的所谓“黑手”避免了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大灾难， 并且为此一再遭受牢狱之灾的刘晓波，我还是一直抱着敬仰之心的。 2000年秋末的一天，我如约见到了晓波，地点是首都师范大学北门附 近的金山城饭店。交谈过程中，晓波说到高兴处指着我的鼻子告诫 说：“张耀杰，你要想当领袖的话，就应该象我一样进去住上几 年。”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没有做出激烈反应，而是相对克制地争辩说：做 人还是应该厚道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当领袖的意愿，我只是一个从小 吃不饱饭的农民子弟，而且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差。我拼命从农村逃出 来，是想弄明白中共当局1959年时为什么把我勤劳善良的爷爷以及同 时代的几千万中国人给活活饿死，而且让我这一代的农民子弟从小饿 着肚子呐喊毛贼万岁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研究明白的历史真 相和自己想明白的人生道理，讲给更多人；而不是要象几千年来习惯 于官本位的中国人那样，替自己谋到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官位。河 南老家的母亲虽然改嫁，仍然需要我提供生活费；我的儿子还没有上 小学，需要我抚养成人。我自己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写作整理出来，为 什么要自投罗网当什么领袖呢？！ 等到分手时晓波告诉我，下次谢泳到北京来，希望能够见上一面。 2001年春天的时候，我陪谢泳去见晓波。没有想到我们之间又产生争 议。 晓波说我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太多的“存天理，灭人欲”。有些“天 理”还是需要牺牲“人欲”的。 我说“天理”本身就是骗人的圈套。人类社会里只有人理而没有天 理。每一个人只能牺牲自己的“人欲”，而没有权力牺牲别人的“人 欲”，更不应该以所谓“天理”的名义牺牲“人欲”。文明社会的核 心价值，就是胡适当年提出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人人平等、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严格自律、尽职尽责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 是“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 任。”任何民主理论、自由观点和任何国家、民族，都与个人一样只 有相对的价值而没有绝对的价值，人类社会的任何东西都是让人活的 而不是让人死的，凡是强迫别人牺牲生命去维护捍卫的东西，无论多 么神圣美好，都是野蛮邪恶的杀人圈套。正是因为个人非常无力也非 常无助，才需要国家、民族之类的公共力量来保护个人的人权而不是 牺牲个人的人权。美国人的《独立宣言》讲的是这样的道理，孔子说 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是可以这样来理解 的。 晓波虽然没有当面认同我的观点，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文章里面还 是明显淡化了以前的那种道德优越感，从而显现出越来越平和、起来 越理性的职业精神。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我曾经几次很不客气地指出 晓波文章里面偶尔出现的学术硬伤，他都主动打电话与我沟通。虽然 他在电话里面不肯改口认错，他所提供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毕竟他还 是能够容忍一个后来者的尖锐批评的。 与晓波相比较，另外几位比我年轻的朋友，一直在尖锐批评暴政以及 抗议暴政的同道中人，却偏偏不能容忍来自别人的或尖锐或诚恳的批 评，并且因此对我记下了怨仇。 师涛出事后，他的代理律师也面临出事的危险。我在王力雄和张祖桦 先生负责经营的递进民主网里面给晓波留言，希望能够及时更换律 师，并且希望朋友们能够为此事捐款。没有想到晓波与另一位朋友的 答复是，师涛的案件由中文独立笔会负责，不用我这个外人费心（大 意）。等到师涛一审被判处十年刑期之后，还有一位笔会会员给我留 言说：“现政权维持不了几年就会垮台，师涛判多少年的刑都没有关 系。” 我对笔会在师涛一案中的相关表现，一直采取隐忍态度，只是私下建 议师涛的弟弟师华，另请莫少平律师代理上诉，并且尽自己的力量为 师涛案提供了一点助力。但是，师涛十年的刑期，还是被维持了下 来。 到了2005年的时候，郭飞熊（杨茂东）借着广东太石村罢免案异军突 起，并且针对当时的笔会会长刘晓波，表现出了比针对侵犯农民生存 权利的政府当局更加强烈的敌对意识。为此我曾经劝告郭飞熊，刘晓 波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政府当局没有力量抹杀他，民间维权人士更 没理由去挑战他和抹杀他。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方式推动中国 社会的民主进步，却没有权力去否定别人既有的努力和贡献。 自从2004年直接介入民间维权活动以来，我一直对参与维权的朋友强 调蔡元培在“5．4”运动中的表现。1919年5月9日，把被捕学生接回 学校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秘密乘火离开北京，他在留下的启事中 提到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历史典故，意思是说古代有一个官吏的 马跑得很快，旁观看热闹的小孩子一直在鼓掌喝彩，这个官吏一高兴 就把自己的快马给跑死了。 这个典故所表现的，是蔡元培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既能兼 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不恋栈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 境界，这也是中国人最为缺乏的一种高尚境界。与这种高尚境界相配 套的，还有《易传》中的一句古训：“小人知进不知退。”我把“杀 君马者道旁儿”和“小人知进不知退”的两句古训，给先后为民间维 权活动做出过贡献的赵岩、郭飞熊、高智晟、刘学立等人反复强调过 许多遍，没有想到他们一个个义无反顾地陷入了“知进不知退”的牢 狱之灾。而把高智晟这匹“千里马”给活活累倒的“道旁儿”，偏偏 是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 前不久到河南安阳参观殷商时代的遗物，在一个个铜鼎里面煮熟了用 来祭祀的人头，全部是牙口齐整的青壮年。把最优秀的本国本族人牺 牲奉献给某种神圣的名义或者神圣的事业，是中国社会最为根深蒂固 的文化传统之一种。 作为一个既无力又无助的个人，我自己同样需要一些师友在我头脑发 热犯低级错误的时候给予劝戒。晓波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尽管我 自己最终没有逃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无理解聘。 记得安保人员第一次找到中国艺术研究向“组织”调查我这个人，是 2001春天与晓波第二次见面之后的事情。据“组织”转告，安保人员 之所以要关心我，第一是我在网络上写了不该写的文章；第二是我去 见了不该见的人。从此之后，据说安保人员每年都要到中国艺术研究 院去关心我一次，只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与我当面接触。 回过头来看一看，在国内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中，真正能够经得起 历史考验并且贡献出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的，只有刘晓波、陈子明 等少数人（为了不至于得罪更多的朋友，这里不便一一列举）。多少 年来，晓波的自由言论一直是象我这样的后来者的航标灯。许多话语 禁忌，都是由他扮演排雷手的角色加以突破的。1989年以来被大幅度 收紧的言论空间的逐步拓宽与逐渐放大，晓波立下的是第一功。他这 一次为了《零八宪章》付出代价，完全是一位先驱者铁肩担道义的理 性选择。政府当局见不得阳光的秘密关押，只能把并不十分完美的刘 晓波，成全为民间社会的良知化身。 我自己不是一个主动充当英雄的强人，但是，我对于刘晓波自愿担当 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铁肩道义，还是充满着敬仰与感恩之情的。我希 望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进步的友好人士齐心协力，一方面争取晓波先 生早日获得人身自由；一方面帮助他争取200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2009-02-27于北京家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风雨苍茫一戈扬 曾慧燕 引言 89民运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因心脏衰竭，于 美东时间1月17日深夜11时40分（北京时间1月18日下午12时40分）病 逝纽约法拉盛医院，享年94岁。本文是迄今为止最详尽记录戈扬精彩 一生的报导。 流亡生涯不是梦。对一生都在追梦、圆梦的前北京《新观察》杂志主 编戈扬（本名树佩华）来说，永无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 谛。 她有过异于常人的峥嵘岁月。延安时代，她是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 邓颖超夫妇赏识的“红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她与原《大 公报》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和杨刚，名列“中国四大著名女记者” 之一，曾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她投身革命一辈子，1957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农村劳改22年，期间在内蒙古北大荒十年； 文革结束後她获得平反，重新担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为推动中国 大陆的开放、政治改革及新闻改革作出卓越贡献。好不容易过了几天 好日子，没想到步入暮年时，却由一个应邀来美的访问者，成为有国 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6．4”事件流亡美国。 戈扬生于1916年1月13日，现年高龄88岁。客居美国15年多，她没有 虚度岁月，除了努力适应新环境，她学英文、学电脑，勤于吸收新知 识，笔耕不辍。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 逾矩”的境界。 同梦结连理．谱出黄昏恋 2002年9月，86岁的戈扬，与83岁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本名马 义），两人同梦结连理，良缘喜订鸳鸯谱，谱出一曲感人的黄昏恋， 也为历史留下一段乱世中国儿女情的佳话。而在他们还未正式结婚 前，两位老人三度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为人津津乐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历史学家余英时、陈淑平夫妇对司马 璐、戈扬说：“你们俩真是理想的最後结合。” 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又宁说：“你们的爱情故事与现代史密切关 连，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台湾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说：“有情的人一定有缘，有缘的人一定 有果。” 美国科罗拉多教授刘再复说：“你们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 福的。” 捷克诗人塞佛特说：“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论贫富贵贱巧拙愚智，每 个人拥有的时间精灵背後，都轻舞飞扬同样孤独、同样停不下来的一 双_膀。就因为这样，在从容衰老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随时乘着回 忆的_膀来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个阶段；也因为这样，美好的人跟 事，才会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说不完。”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江苏海安小同乡，是一对儿时青梅竹马的玩伴。 他们早年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相继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革命圣 地”延安。後来司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迁居香港，1983年 再移民美国；戈扬则对革命坚定不移。 两人在1943年分道扬镳，生死契阔半个多世纪後，历尽劫波，最後殊 途同归。命运之神让他们1989年在纽约重逢，随後月老的红绳将他们 系在一起，在星条旗下再续前缘。正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金 玉良言。 1989年，戈扬73岁。从前中国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时代不 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扬一点不显老。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 胡耀邦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引爆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戈 扬带领《新观察》员工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并与《世界经济导报》 在4月19日合办了纪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谈会，由戈扬主持。 4月下旬，戈扬从北京到旧金山参加纪念“5．4”运动70周年的学术 研讨会。不久，“6．4”事件爆发，6月30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 乱的情况报告》，讲话中数次点了戈扬的名。《新观察》与上海《世 界经济导报》，被指为“煽动反革命动乱”的一报一刊，遭到查封停 刊的厄运， 跨过世纪回味的苦涩，沿着命运不可抗拒的轨迹，戈扬被迫滞美不 归，开始漫长的流亡生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追随共产党半个多 世纪，因担忧国运追求民主进步，天涯有家归不得，戈扬仍以微笑面 对厄运。 在名报人陆铿热心牵针引线下，星云法师首先向戈扬伸出欢迎之手， 安排她在洛杉矶西来寺小住百日，戈扬以《西来寺》为题作诗表心 迹：“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尝两岸情；患难方知佛可归，是非尽 处见真人。”另一首题为《别西来》的诗曰：“匆匆辞别西来山，走 雾穿云回凡间；百日修行道尚浅，红尘灿烂仔细看。”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戈扬滞美後，1989年10月应 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来到纽约。不久，美国《世界日报》星期天出版的 《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镜报》月刊纽约分社社长莫利亚访问戈扬 的文章。戈扬跟司马璐参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司马璐觉得文中提及 戈扬的经历，闪现了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伴树佩华的身影。经莫利亚 居中联系，证实戈扬与树佩华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马璐和戈扬失去联系後，不约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 杂志，分别名为《展望》和《新观察》，虽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 称接近。而那时人在香港的司马璐，还特别注意《新观察》的文章， 觉得它在大陆是一本十分开放活泼的杂志。“当然，那时我做梦都想 不到，《新观察》主编戈扬就是树佩华。因为我们在参加革命後都改 了名字”。 两位老人在纽约华埠一间中餐馆久别重逢，心情都异常激动，虽然年 轻时的激情不再，难得的是两人仍默契十足，好象从来没有分开过。 他们真正理解了“嘤嘤鸣矣，求其友声”、“同心相知，同气相求” 的涵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几十年来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 权”的理念不变。 “虽然近黄昏，夕阳仍是无限好！” 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自言 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却充满传奇。他广泛接触过国共两党的上 层人物和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80年来物换星移，多少风流人物与 他擦肩而过，论英雄豪杰如数家珍，时代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有两个特别经历：一是生平接触过最多当代中国 政治人物，对中共党史有着个人独特经历和长期从事资料搜集研究的 权威；二是多次面临绝境，都能在鬼门关转一圈後死里逃生。 “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政治如戏。”听司马璐细说“我这80年”， 精彩绝伦，宛如自“5．4”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过去，自称““5．4”孤儿”的司马璐，大半生都在颠沛流离中 度过，不断和死神搏斗，亲历中国复杂的政治风浪和历尽人间沧桑。 他将生命溶化在大众的事业中，孜孜不倦从事学问和历史研究，虽然 岁月已刻在他的额角和脸上，但他内心仍生气勃勃，进入“永久青 年”的境界。 人至期颐仍不休 1999年7月4日是司马璐80大寿，当天他在曼哈顿中城一间中餐馆庆祝 80岁生日，当众宣布成立旨在促进两岸三地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华学 人联谊会”，并将来宾出席寿宴赠送的礼金悉数捐出作运作基金。六 年来，该会已举行过连串学术会议。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人至期 颐仍不休，生命八十才开始”的精神。 司马璐1919年生于江苏省泰州海安县，与“5．4”运动同龄。他不讳 言自己是个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生父陆省 斋本来是崔家的家庭医生，将崔家小姐诱奸成孕。在旧中国，未婚生 子被认为有辱家门，崔氏生下司马璐时年方17岁，随即不堪压力吞金 自尽，崔家把他送进“育婴堂”（相当于“孤儿”）。稍後他被海安 另一大户马家收养，六岁时养父母双亡，由于他生来“不是马家 人”，马家宗族遂发生一幕抢夺家产的闹剧。 此後，司马璐成为“乱世孤儿”，凄风明月，苦雨寒窗，感怀身世凋 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说：“如果说，我的诞生，生母崔氏为 我自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一场马氏宗亲夺产便是一场闹剧和丑剧。 我的身世中，悲剧是第一幕，闹剧和丑剧是第二、三幕。” 他续称：“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便是个孤儿，到处流浪。我的童年 的灾难，使我一辈子痛恨这个不合理的中国社会，家庭的爱，社会的 爱，国家的爱，都距离我很远，我一生在自生自灭中长大，叫我何处 去寻根？又叫我何处去认祖呢？” 司马璐回顾他的青少年时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过来的。在 他艰辛曲折的一生中，荆棘满途，他屡次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 爬起。“我认识科学与民主，不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也是走了 不少冤枉路换来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一度靠行乞和拾 垃圾为生。後来，他在一间布店做学徒，在这期间读了许多中国旧小 说，把他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书，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 关，他爱读神怪武侠故事，向往自己有一天象故事的人物黄天霸、孙 悟空大闹天下。 1936年，司马璐接受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教育，然後到镇江一个 私立流通图书馆做管理员。他一直认为，书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 才是有用的，管理图书的好处是知识的接触面很广。他生性嗜书如 命，在图书馆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恒地增进知识，在某一程度弥补 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读一本书，都象在他眼前打开一扇窗户， 让他看到外面的缤纷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学的图书管理知识，再与实际经验结 合，写了一篇处女作《怎样利用图书馆》，寄给全国最富声誉的天津 《大公报》的《图书副刊》，不久获刊用。当时他在图书馆的月薪是 八元大洋，这篇文章的稿费高达12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写作信心大 增。 他的知识几乎全是自学得来，许多人问他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他经 常要费许多唇舌解释，自己没有读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没有念过。 “5．4”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学”和“社会大学”两 个名词形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认为两者都适合他。由于生于 乱世及个人命运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为憾。 司马璐养父母领养他时，给他起的名字叫“马元福”，後来他自己改 名“马义”（取自“马克思主义”的简写）。“司马璐”是他写作时 的笔名，“司马”代表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崇敬，“璐” 字是为了纪念掩护他离开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 华”，後来“司马璐”越叫越响亮，本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爱在心间难开口 镇江是司马璐一生最早接触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与戈扬留下许多美 好回忆的地方。在少年情怀总是诗的年代，戈扬与司马璐在镇江一起 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戈扬是这一时期的活跃分子。司马 璐回忆，年青时的戈扬非常漂亮，喜欢穿一袭红衣。司马璐比戈扬小 三岁，但就象他的“偶像”贾宝玉那样，早熟多情，对戈扬情有独 钟，但却爱在心间难开口。那个“红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 深刻烙在司马璐的脑海中。“可是，那时追求戈扬的人太多了，我怎 么排队都轮不到。”而且在“红衣少女”眼中，那时的司马璐，只是 “一个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其时司马璐被共产党安排在苏北海安 文化馆任职，是镇上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扬家 中“通风报信”。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国仇家恨，他们一起搞黑板 报，又邀请当地出身前清举人的绅士韩国钧的女儿韩柳闲，组织一个 抗日剧团，藉演出宣传抗日，正在排演期间，司马璐奉命急赴上海， 与戈扬不辞而别。此後，他“进入一个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时 代”。 戈扬後来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旧事时谈到：“七七抗战开始，小马义到 我家里说‘芦沟桥打起来了’，然後我们一起到外面贴壁报（也就是 日後的大字报）。我奇怪，马义当时的消息为什么那么灵通？我又奇 怪，马义为什么又突然失踪，在海安消失了呢？” 这个谜团後来终于揭晓，司马璐给戈扬看了一份中共党内的内部材 料，戈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马义入党的时间比我还早呀！”司马 璐是在”七七事变”前夕“突击入党”，他得意地说：“我那时真是 小小年纪，一颗红心，神出鬼没。” 原来，他从海安“突然消失”後，到了上海。“七七事变”，北平天 津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正在华北激战。1937年8月13日，日 军在上海登陆，抗战全面展开，当时中共的政治口号是：发动群众保 卫大上海；而内部传达是：国民党政府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 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10月底，大场失守，大上海保卫 战接近尾声，在撤退期间，中共给司马璐的指示是“立即准备到延安 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司马璐义无反顾到了延安。 戈扬後来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马璐与她分别在周恩来和邓颖超 夫妇手下工作。1938年，年仅19岁的司马璐出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 书馆主任。翌年再出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该单位後 来和延安《新中华报》及《每日新闻》三个单位合并，改为“延安新 华通讯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年，司马璐被派往四川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担任地下 工作，与戈扬一度在重庆不期而遇。当时的“红衣少女”戈扬，参加 过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领导人器重。由于那 时两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都在准备为共产主义理想 “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所以见面时碍于革命纪律，对 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 觉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变”，司马璐历经种种一言难尽的政治打击，被派到 白区（当时中共对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区，一律称为“白区”）做地下 工作，接受最艰苦的“革命考验”。当时他一片丹心追求共产主义的 理想，强忍内心痛苦，不动摇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汤蹈火，全力以赴 执行“党给我的任务”，但他的积极表现和牺牲精神，招致更多打 击。 他逐渐发现，他认识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逃得过被整肃的命运。他 耳闻目睹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一生中都有几上几落的纪录，“被整 时未死的，再整人时绝不手软。不管冤假错，先下手为强”。他与中 共领导人由于感情纠葛，从情敌被打成政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长陈云派他深入敌区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验”。其後又派他 往浙西，“当时我的处境危机四伏，惊心动魄，分分秒秒与死神共 舞、目睹多少为理想奋斗不息的青年人，死于中共党内斗争”。 司马璐心灰意懒，他与中共的关系，从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到怀疑否 定，到感受压力乃至产生恐惧感再到脱逃。最後，他从亲身经历的党 内斗争中，大彻大悟，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 他痛苦地放弃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产党的“逃 兵”，毅然脱离中共。不过，他对自己过去参加及退出共产党的历 史，无悔无怨。 在中共建立政权前夕，政治嗅觉灵敏的司马璐从上海逃往香港，从零 开始，披荆斩棘开创新天地，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共党史专家。他靠卖 文为生，并与一群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作家组织“自由作家联谊 会”，时常举办各种活动，非常活跃。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斗争 十八年》一书，记述他从12岁到30岁（1931至1949年）接触中国政治 生活的独特经历。此书出版後成为畅销书，共销约十万余册，并译成 数国文字，他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和稿费，成了“小康”。 司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过约20本各类书籍，视为心血之作的有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12册及《翟秋白传》等。 1958年司马璐在香港创办《展望》杂志，至1983年底移民美国才停 刊，历时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长命”刊物。移民美国後，他 在纽约主编《探索》杂志，长达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个人在思想与政治上，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开始觉悟到，解决中国 问题，仍然需要沿着“5．4”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5．4”精神并 没有过时，民主主义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 出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希望看到中国繁荣进 步。 司马璐在80岁生日时，完成《红楼梦与中国政治》一书，接着决定执 笔撰写他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由明镜出 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亲历这大时代大转变的过程，绝大多数与他 同辈的人都已逝去，他传奇的一生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令此书颇 有看头。 他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忠实的写出我的记录，作为历史的见证。 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须有梦，我走进这个世界就开始有梦，一个梦接着 一个梦，我走过来了。……从演员变为观众，写回忆录，一乐耳”。 数十年生死两茫茫 回头再说司马璐与戈扬各奔前程後，自此天各一方，数十年生死两茫 茫，但对方的音容笑貌不时仍在彼此的心头掠过。司马璐在戈扬的记 忆中，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小马义”；而戈扬“红衣少女”的形象， 则深刻烙在司马璐的脑海中。 戈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仰慕共产党，向往“解放区的天空是晴朗的 天”，这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共识。1941年，戈扬参加新四军，为 革命出生入死。她回忆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当然是不 合实际的理想，例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 後来人。’那时的共产党也是正义的，要求抗日也是爱国的。我们青 年人就在这样一股热潮中参加了共产党。” 解放後，戈扬先後出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和北京《新观察》杂志主 编。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难逃，前後下放劳 动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严酷环境下度过黄金年华，饱经风霜，吃尽 苦头。也正是由于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种种折磨，使她重新认识 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产党。“我发现共产党没有为人民做 过什么好事”。 “四人帮”垮台後，戈扬重回《新观察》，将这本杂志办得有声有 色，以开明开放的风格蜚声中外。 人生七十才开始 戈扬晚年因“6．4”事件流亡海外，时年73岁，她没有被逆境击倒， 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安排下，到曼哈顿国际语言中心，从 英文26个字母学起。 回忆这段“牙牙学语”的经历，戈扬笑说，“6．4”事件前夕，她是 跟诗人北岛（本名赵振开）搭乘同一架飞机出国的，当时北岛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跟她说：“你如果不会说英文，就什么都不说，光说 ‘Yes，Yes’就是了。”戈扬说：“我如果回答错了呢？”北岛说： “那好办。你一看对方脸色不对，就说‘No，No’就对了。”说得戈 扬大笑。 那时戈扬除了学英文，还经常去“中国人权”的办公室打发时间。在 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电脑，觉得新奇无比。其时正值信息网路热到 来的时候，她投身其中，切实感到电脑和网路给人带来的乐趣。“人 之所以成为人才，靠的是大脑的智慧，电脑则是人脑的延伸。反正闲 着无事，多学一点新东西总是好事。” 好个戈扬，一头钻进电脑网路的世界，学起电脑打字来。最初困难不 少，边学边忘，写一篇稿要比笔耕花多好几倍时间。有时一个不小心 按错键，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飞全功尽弃，但她没有气 馁，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渐入佳境。到後来，用手执笔写 稿反而不习惯了。“用电脑写稿，修改、增删稿件实在太方便了。” 此後数年，她应香港《开放》杂志每月一篇的专栏文章，都是借助电 脑完成的作品。 戈扬学英文，不止满足于日常简单会话，两、三年後，她的英文程度 已经可以阅读《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等英文报刊。在美国的流 亡岁月，戈扬没有虚度，最初十年，她忙于写作、演讲和参加研讨 会、座谈会等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媒体访问发表时事评论等，没有一 刻空闲。直到2000年，84岁的戈扬动了心脏大手术，身体每况愈下， 才减少了外出活动。 近年在家静养病体的戈扬，又迷上了研究“罗素思想”。罗素生于英 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做过维多利亚王朝两任首相。罗素98岁的人 生，“是在追求与失望中度过的。”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三种 简单的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 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扬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思 想上与罗素产生强烈共鸣。 她说：“罗素以90多岁的高龄，强烈地奔走，走过一生，真是不容 易！何况这三件事，都与人的性格不同有关，更加引起我的兴趣。” 而罗素由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跟戈扬由一个共产主义 的忠实信徒转变为民主自由主义的斗士，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戈扬几年前眼睛动了白内障手术，近年又因青光眼视力退化，但在健 康未恶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并摸索着用电脑写回忆 录《风雨苍茫》。她用回忆录细说前尘往事，叙述她一生追求共产主 义理想、晚年却承受理想幻灭之苦，命运弄人，最後成为年轻时代要 打倒的“美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她进入回忆的国度，在回忆的 时光中度日。但从2004年上半年开始，她身体每况愈下，回忆录还未 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70才来美国，没有对美国作过什么贡献，可 是，“美国对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脏病入院动手术的费用，若在大 陆可不得了，但在美国，她不用花一毛钱。出院後回到家中，还有护 理员全天上门照顾，充分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许多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流亡到美国後，往往有“得到天 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扬每个月基本靠几百美元养老救济金生 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兴兴的。 戈扬说：“我自己觉得，到美国後，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 求的，也正是这份自由。这里没有人跟踪我，没有人窃听，没有人包 围自己，这就很好了。我居住条件差，但说老实话，在中国的精神压 力，要比这里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国实行的是一党 专制、独裁，跟我隔得很远。” 光靠几百美元一个月的救济金，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这样比较高消费 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适确不容易。但是，戈扬却这样甘之如饴生活了 十多年。她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说自己已跟共产党格格不入，她 所追求的就是原来共产党所说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专制 独裁，不平等，我怎么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国流亡期间，最初戈扬仍保持中国公民身分，一度被拒发养老 金，戈扬後来乾脆入了美国籍，这样继续领养老金就没有问题了。戈 扬在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没有想到活到这 么大的一把年纪，还要在国外流浪，更没有想到为养老金的问题，要 加入美国籍。 象戈扬、刘宾雁这样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识菁英，谁能体会他们孤 独、痛苦和飘零的感受。戈扬与“5．4”运动一起，参与缔造了新中 国的诞生，还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尧如等前辈，他们把一生贡献给 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到了老年，却不能摆脱被放逐的命运，客死异 乡。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戈扬前几年还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国大陆，但踏入2004年以来， 尤其是近段时间，身体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东西，听力也 在逐渐消失，已有老人痴呆的迹象，最近数度进出医院，身边的人都 在暗暗为她担心。 司马璐以前常常喜欢外出_达，由于照顾老伴精神压力过大，今年以 来健康状况差了不少，去年他还龙马精神海鹤姿，现在走路步履蹒 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购物、看医生，他终日陪伴在戈扬身 边。一向女强人作风的戈扬，自健康状况恶化後，心灵变得特别脆 弱，极度缺乏安全感，经常担心有那一天醒过来失去司马璐。司马璐 只好一再承诺与她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司马璐谦称，他的思想境界没有戈扬高，看问题也不如戈扬有深度， 但他的脾气没有戈扬大，在他眼中看来，戈扬什么都好，就是“爱发 脾气”。 戈扬说，司马璐是私生子，母亲生下他就自杀了，“他与生俱来有忧 郁症”，而戈扬天生说话大嗓门，有脾气就发，发了就忘了。司马璐 每次在戈扬冲着他发脾气後，则一声不响生闷气，戈扬最初并不知自 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么变成了闷葫芦”，相处日久，才了解 对方的脾气性情，以後再碰到司马璐不吱声，戈扬就会恍然大悟， “坏了，我又说错话了。” 人老了有时性格脾气都跟小孩子无异。老太太有时那里不舒服了，也 会使点小性子，年纪一大把了，还会“吃醋”。司马璐有时外出时间 长了点，她除了担心“马先生”（戈扬对司马璐的昵称）的安全，还 会怀疑他去找那个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时司马璐气她“无理取闹”， 会跟戈扬的女儿小米或我诉苦。我们都安慰他，她是个病人，您就多 担待点，把她当病人好了。 司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个病人有什么好计较的。他说，自从戈 扬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出现问题後，有时觉得自己“挺委屈受气 的”，但每每念及戈扬从前对他的种种好处，一会儿气就消了。 同为天涯沦落人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天涯沦落人”。1990年，他住在纽约布碌仑，戈 扬住处离他不远。他大病一场，戈扬在病榻前悉心照顾他直到病愈， 由于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会不被承认，加上自幼失怙，没有一个真 正属于自己的家，戈扬在他病中送来温暖及情谊，令他特别感动，当 时他就在内心暗暗发誓，以後有一天要好好照顾戈扬。他们在布碌仑 一住七年，1996年，他们在纽约法拉盛一处合作公寓合购一单位共赋 “同居”，互相照顾扶持。 司马璐说：“我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别人对我好一点点，我永远铭记 在心。对戈扬更是如此，无论她的健康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要尽到 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有情有义，善始善终。” 戈扬在《曼哈顿》一诗中，记载了两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入冬 小住曼哈顿，怪事奇谈处处闻；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 人。”司马璐也和诗一首：“海安青梅竹马，重庆异床同梦，纽约历 经考验，从此长相厮守。” 他们两人本来已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为何迟至2002年才兴起结 婚念头？这要从戈扬2000年3月心脏病突发、险死还生讲起。戈扬後 来在香港《动向》半月刊发表《我死过一次》一文，记叙了她在鬼门 关走了一遭的经过。 2000年戈扬84岁，半夜突觉心疼，“只觉得有一种要死的感觉”，经 检查是心脏两条相邻的血管栓塞，医生当机立断给她做手术。 戈扬与胡耀邦同年，她说：“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样的病，胡生病那年 73岁，我生病时84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儿。胡耀 邦11年前没有活过来，我却活过来了。我因这次‘死而复生’深深体 会到，给病人动手术与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当人看待， 就要首先承认人有‘生’的权利，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平等。当然还 要有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其服务。我有幸在这样一个国家，所 以活了。” 戈扬的生命力非常顽强，4月13日入院动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後 五天，她转到性质类似老人疗养院的“护士之家”复健，6月9日出 院。那天我与小儿艾雷买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鲜花去接她回家。我在 车上对她说：“您应当写篇文章，把两个月来从发病、手术到康复的 心得体会告诉大家。”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来。 但戈扬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的是，临推入手术室前，她担心自己此 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个“未了心愿”，她郑重其事作为“遗 言”说了出来：“我和马先生就算结婚了。”戈扬守候在旁的儿子小 胡赶紧安慰她：“我当证婚人。” 戈扬康复後，一度觉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转眼两年过去了，这 一回是司马璐身体不适入院检查，对方要家属签字，司马璐半天作声 不得，他与前妻早已离异，唯一的女儿是抱养的，不在身边，戈扬在 一边“嚷嚷”：“我们结婚吧。”司马璐如释重负：“我的太太是戈 扬。” 一对新人成老伴 2002年9月13日，戈扬与司马璐在纽约曼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特别婚 礼，一对“新人”从此正式结为老伴，两人喜极而泣，场面感人。他 们的婚事，由纽约华人女律师潘绮玲一手操办，鉴于两人的特殊身分 和年龄，纽约知名女法官麦曼纽斯（Margaret McManus），特别为他 们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简单隆重的婚礼。 老俩口在两岸三地知名度颇高，但在准备结婚前相当低调，保密功夫 十足。当天的婚礼，除了由陈健华、潘绮玲律师夫妇及其助理陪同， 并邀请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顾问马大任和我担任男女方的证婚人， 再没有邀请任何人。此前几天，我接到马伯伯（司马璐）来电，他说 戈扬不把我当记者，视我为女儿，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签字证婚，并叮 嘱我要保密。 大喜日当天上午，碰巧他们在台湾的好友陈宏正抵纽约，要约他们中 午餐叙，司马璐只好吐露实情说正要出门办理结婚手续。陈宏正立刻 表示要赶来法院观礼，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担任证婚人，主动“退位 让贤”。作为男方证婚人的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诗”，以“恭贺 马义兄戈扬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诗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 自奔东西，老天不负有心人，璧合一对老夫妻。” 两人在结婚宣誓时，别开生面宣读了他们共同起草的《结婚宣言》， 感性十足： 　　我们相识了70年，从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 　　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 　　受挑战，不断的接受挑战。 　　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新观察》， 　　一个在香港办《展望》，连结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 　　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姓名。 　　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80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 　　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70年前，我们做过同一个梦，今天我们还做着同一个梦。 後记 司马璐先生一直说我是最了解、也是最适合写他与戈扬故事的人。戈 扬阿姨与他谱出黄昏恋时，我差一点当了他们的证婚人。冥冥之中， 我似乎跟他们挺有缘的。 2002年9月16日，我从前在《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的老长官张作锦 （尊称作老）先生，从台北给我传真一函说： 　　“读了你9月14日的报导，知道司马璐先生和戈扬女士结婚了， 　　实在为他们两位高兴，请代致最深的祝福。那年他们两位访台， 　　曾小酌共话。当时就觉得，两位长者，人在海外，能相互扶持， 　　实在难得。 　　“犹记和你初次去曼哈顿访戈扬女士，在她那儿巧遇艾端午兄， 　　你们两位也成就了一段好姻缘。真是人间佳话。” 作老的来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第一次见到戈扬，是1989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纪念“5．4”运 动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因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主编李怡先生特 约我采访报导会议情况。 初识戈扬，简直不相信她已年逾古稀。她身裁苗条，步履轻盈，上身 穿一件红色的毛衣，显得气色甚佳，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说话中气 十足，根本不象一个73岁的老太太。 旧金山一别，原以为我们会在北京再见的。没想到阴差阳错，命运神 差鬼使，最後把我俩都驱到了纽约。 1988年11月，台湾联合报系美加新闻中心在纽约成立，办公室设在纽 约世界日报总社。当时美加新闻中心主任是张作锦先生，副主任是孟 玄兄。作老历任台湾《联合报》总编辑、美国《世界日报》总编辑及 《联合报》社长等。他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先後看到我访问大陆 导演吴天明和剧作家吴祖光的文章，大加赞赏。便叫孟玄打听作者是 谁，有意叫我加入美加新闻中心。 孟玄也真有办法，居然辗转打听到我在旧金山的联络电话，游说我来 纽约。我当时一心想返香港工作，便谢绝了他的好意。 可是，命运弄人。1989年“6．4”事件，不但改变了戈扬等人的命 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从5月13日北京学生宣布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开始，我密切注视事 态发展，一颗心悬在半空，每当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的学生，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往下掉。当北京的枪声响起，耳 闻目睹“6．4”血腥屠杀的镜头，我心碎梦醒，情不自禁失声痛哭， 那一头曾经引以为傲的乌黑发亮的头发，一夜之间不知白了多少根， 我才相信春秋时代的名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的传说，并非 毫无根据。我可以原谅共产党当年对我的家庭及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犯 下的罪行，但我永远无法原谅一个号称“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政权用 坦克机枪滥杀无辜的行为。 “6．4”事件第三天，孟玄的电话又来了，说美加新闻中心急需熟悉 中国大陆情况的人手，希望我再考虑。眼看那些当年与我一起跑“中 国线”的香港新闻同业，由于赴北京采访89民运，大都被列入了“黑 名单”，禁足回大陆采访。好友张结凤时任香港《百姓》半月刊采访 主任，在天安门广场中弹挂彩负伤回港。而我说得上是联合报系聘请 的第一个有大陆背景的记者，当时海外民运风起风涌，联合报系属下 的美国《世界日报》、《欧洲日报》大量报导相关新闻，我自认为可 以从中发挥作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作崇，我略为犹豫就答应了。 1989年8月，我首次踏足台湾向联合报社报到。10月16日，我自香港 飞抵纽约正式履新。几乎在同一时间，戈扬也从洛杉矶西来寺来了纽 约，住在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公寓。 作老是位富文人情怀的长者，文章犀利，字里行间却有股浓的化不开 的家国情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对大陆知识分子有种特 殊感情，叫我打电话约请戈扬餐叙。 没想到这通电话又一次改变了我下半生的命运，历史有偶然也有必 然。那天恰巧戈扬外出买报纸，接电话的是艾端午，後来他成了我的 丈夫。 （写于2005-05） 〔原载《前哨》2009年3月号。转载自《新世纪网》；http://www. ncn.org/。提供者：（北加州）张伟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别梦成灰》成第一禁书， 诗人蔡楚升级为“敌对分子” 张清扬 据大陆网络消息，旅美成都诗人蔡楚先生在大陆正式出版的诗选《别 梦成灰──蔡楚诗选》日前遭工商机关严厉查禁，甘肃省天祝县工商 局在查封文件中称蔡楚先生为“敌对分子”。文件说：“尤其是对境 外敌对分子蔡楚撰写的诗歌选集《别梦如灰》及《别梦如灰》一书收 集了蔡楚的《乞丐》、《偎依》、《人的权利》、《铁窗──献给刘 荻》、《飘飞的心跳──给笔会网络会议》等48首诗歌，进行了拉网 式清查。" 另据大陆其他信息来源，为蔡楚先生诗歌写序的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 先生去年12月9日晚被抄家时，警察曾经追问蔡楚先生与《零八宪 章》的关系。随后，北京高洪明先生的朋友告诉高洪明，他们内部通 知查禁《别梦成灰》和《零八宪章》。2009年春节期间，曾经收到过 《别梦成灰》的一个媒体朋友也被当地警方调查。但是，据读到这本 诗集的朋友说，这本书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当局查禁， 纯属因人废书。 关于对蔡楚先生系“敌对分子”的指控，记者采访独立中文笔会理事 赵达功先生并落实蔡楚先生本人。基本事实如下： 蔡楚（本名蔡天一）1945年生于四川成都。1961年开始地下文学创 作。1964年编有自己的地下诗集《洄水集》和《徘徊集》。1966年因 诗作《乞丐》等被人检举揭发，受到大字报围攻和批判。1970年因参 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00余天。1971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 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罪行较轻，不 予刑事处分。并未通知本人，实则实施内控，出门要请假，派出所每 晚来查夜骚扰。”1979年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 第14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1980年～ 1981年主编民刊《野草》总第21期～31期。1993年出版与陈墨合著诗 集《鸡鸣集》。1997年移居美国，蔡楚先生的夫人系美国某大学终身 教授，美国公民，蔡楚先生系因亲属关系取得美国合法身分，与政治 没有任何关系。2001年蔡楚选编的《野草诗选》在海外期刊上发表。 同年，《野草》网站建成。2001年8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采 访。同年11月参与发起并加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在海外报刊杂 志及网络上发表作品若干。2002年下半年担任笔会网络编辑。2003年 11月，在独立笔会第二届网络选举中被选为副会长，同时兼任组织和 网络秘书。2005年10月，在独立笔会第三届网络选举中被选为理事， 同时兼任监事。2005年12月, 担任《民主中国》编辑。蔡楚先生毕生 追求文学，他认为，“我的文学起于寻求自我安慰，归于追寻心灵自 由。” 赵达功先生认为，蔡楚先生是个纯粹的诗人，一位文学作家和职业编 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民运或者其他政治组织，也没有参加政治活 动，即便根据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规定的条件，也没有任何理由认定 他为“敌对分子”。 赵先生还说，从诗歌的内容分析，这些诗歌大都写于“极左”路线盛 行的六、七○年代，用诗歌艺术的形式揭示非正常年代人民蒙受的苦 难。这段历史中共自己的文件也予以否定，而且曾经因这些诗歌强加 给蔡楚先生的罪名也被中共自己取消，如何又能再根据这些诗歌给蔡 先生戴上“敌对分子”的帽子呢？ 蔡楚先生对有关部门对自己书籍的查禁感到愤怒，对自己因言论自由 被认定为“敌对分子”更是感到荒唐可笑，他更愿意相信这是大陆某 些机关的信口雌黄而不是正式的结论。他表示将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 为自己维权的选择。 〔转载自《参与》2009-03-01。提供者：（美国）蔡楚〕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新锁国主义vs全球主义 台湾观察 刘进兴 历史很讽刺，有时候万物会颠倒过来。谁也想不到，国民党会从反共 变成亲共，民进党人会从不承认国旗到挥舞国旗向陈云林抗议。在最 近的ＣＥＣＡ争议中，民进党主张全球经贸，反而是国民党主张的Ｃ ＥＣＡ将台湾的发展局限于中国，成为新锁国主义。 台湾是个外销导向的国家，最好的策略是向全世界开放，跟所有的国 家自由贸易。譬如加入ＷＴＯ，就有利于台湾全球布局。 最近东协各国形成一个区域经济，台湾也想跟他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岂料中国百般阻扰。马政府上台後，却无法也无心力 争，竟然幻想只要向中国让步，签订了ＣＥＣＡ，就可以透过中国加 入东协经济圈。 对中国而言，最高战略目标是统一。东协议题正好可以用来来引诱台 湾加入一中市场。先签订ＣＥＣＡ，要求台湾放弃经济主权。从经济 统一，就可以一步一步达成政治统一。 在ＷＴＯ架构中，各国是平等的。台湾与其他国家签任何经贸协定， 都不会丧失自主权，偏偏与中国签订ＣＥＣＡ必须冒着政治主权与经 济主权都消失的危险。 中国的如意算盘是用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模式，即要求台湾跟Ｗ ＨＯ各会员国来往都必须经过中国一样，将来台湾进入ＣＥＣＡ的一 中市场後，就丧失了经济自主权，必须以中国经济共同体的一分子的 方式，与东协各国交易。此例一开，中国当然会要求世界各国都比照 办理。于是，台湾就成了中国的禁脔，丧失了与全球贸易的自主权。 政府与中国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自绝于全球的新锁国主义，对台湾 的全球布局绝对不利。 台湾跟中国签订ＦＴＡ的先决条件是平等自主，也就是中国必须承诺 不阻止台湾与东协国家签订ＦＴＡ，否则宁可不签。马政府作不到这 一点，就是丧权辱国。 以全球主义，对抗成为甘愿成为中国禁脔的新锁国主义，才能保障台 湾的主权、经济发展、与人民的权益。 （2009-03-03） 〔原载《自由时报．自由广场》2009-03-03；http://www.liberty times.com.tw/。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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