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3-02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三千毛瑟精兵奉命进京取经　　　　　　　（纽约市）方影竹 ◆好大的幌子　　　　　　　　　　　　　　　　（陕西）何于 民主理论 ◆论民主与中国（之10）　　　　　　　　　　（北京市）子牧 读史论今 ◆话说林昭（之13）　　　　　　　　（西班牙马德里）黄河清 文艺春秋 ◆美国官场的我和你──【附录】网络信息之男女婚事　张耀杰 ◆毛批《水浒》之批判──网上论《水浒》（之7） 　　武振荣 他山之石 ◆我被马英九“列管”　　　　　　　　　　（台北市）林保华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三千毛瑟精兵奉命进京取经 方影竹 外交部长杨洁篪刚送走希拉里，为党国卸掉一大重负，公安部长孟建 柱接力登程，也要露一手。他召集3,080名全国县级公安局长分批进 京，接受执法能力培训。除了“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八字 诀外，孟建柱还故作聪明地化用“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 梨园经，提出“严于律己、廉洁为民、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的公安经。其实，“廉洁为民”和“干干净净”，还不都是“不 要吃了原告吃被告”的重复？混乱的逻辑反映着思维的不干净，以及 对公安痼疾的欲盖弥彰。 话说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见了女人也不忘这一套。 且不说天安门上示意那个以“彬彬”为名的女红卫兵更名“要武”， 且不说盛赞女民兵的“飒爽英姿五尺枪”，最为突出的是1936年，在 保安见了丁玲动了真情，挥笔写下《临江仙．赠丁玲》，有一句是：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瑟就是枪杆子，那时打国民 党，“6．4”打北京学生和市民，现在则镇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抗暴民众等。县级公安局长是中共镇压机器上的关键螺丝钉。今天中 共高层调集三千毛瑟精兵，不只是数字的巧合，身分的符合，更是自 毛泽东以来，中共以民为奴的历史的切合。 中国高层知道，将隐患和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是维护社会稳定，不撼 动他们宝座的理想招数。而基层又缺乏这样的认识：疏导是化解冲突 的高级形式。中共最近在这方面确有一些成功的例子。问题是，不更 换独裁体制，不根除贪污腐败，这种皮毛功夫，只可以见效于一时一 地，治标不治本。相反的，中共的疏导实为拖延，日后会酿成更大事 变。这正是： 　　三千毛瑟精兵，奉命驰驱北京。 　　接受啥样军令？传授镇暴真经。 　　宝座就要颓倾，你们贪欢装聋： 　　高危群体民工，毕业失业学生， 　　六四翻案精英，更加民运首领， 　　各路反腐英雄，滋滋正冒火星！ 　　严防吴广陈胜，瓮安学史首功。 　　分类管严堵死，广州经验置顶。 　　钢盔盾牌水龙，中央充分供应。 　　瓦斯子弹装甲，严密隐藏慎用。 　　人有嘴皮两层，如簧巧舌翻腾， 　　一脸横肉逞凶，不如对饮三盅， 　　发誓泪水喷涌，皮球踢出神功。 　　镣铐黑牢酷刑，黑道哥们有请， 　　不要脸的小钱，他们情愿去挣！ 　　你是公安局长，当学温总温情， 　　那般炉火纯青，自然官运亨通！ 〔原载《自由圣火》2009-02-28；http://http://www.fireof liberty.org/。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好大的幌子 何于 全国各地政府豪华办公楼的曝光屡见不鲜，已算不得新闻。就算因为 曝光“白宫”超豪华办公楼而“被自杀”，也如一阵阴云飘过，转眼 间烟消云散，盛世之曲又在飘荡。今日《人民网》曝光“江苏灌南上 亿元惠民工程变身豪华办公楼”只是多一个幌子，一个上亿元惠民工 程的幌子，好大的幌子！ 其实，豪华办公楼一个赛一个的悦目壮观，曝光的同时，网友也在享 受着美学的洗礼，或者叹为观止。曝光就曝光呗，各级官员都得到了 好处，谁也没想着正儿八经去查背后的黑幕，没必要拉出这么大的幌 子，让民众对所谓的“惠民工程”也产生了怀疑，揭开惠民工程这张 皮，才是极大的不得当。 《经济参考报》报道，“灌南县有基层乡镇干部对记者说，打着惠民 工程和其他幌子建豪华办公楼，是违规建设政府办公楼的变种，如此 挂羊头卖狗肉，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避了上级监管，这 应当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否则将使国家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建 设的政策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如此巨大工程从开建到四套班子人马 浩浩荡荡开进，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这么大的动静，上级主管部门 就一点儿都不知道么？瞧瞧此基层乡镇干部的政治觉悟，批判的同时 还不忘为上级有关部门开脱责任，的确难能可贵，不愧为可塑之才， 有前途。 惠民工程就如同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关注民计民生一样，历 来是党和政府安抚国民的有效宣传手段和遮掩恶瘤包治皮肤病的灵丹 妙药，甚至身系党的执政合法性重任。老百姓也好糊弄，或者懒的计 较，党和政府有这份心就心满意足，感恩戴德了，就如同皇帝的新 衣，谁也不愿戳破这层纸，与其眼睁睁看着皇帝令人恶心的裸体，还 不如视而不见，装聋卖傻图个清净。如今《人民报》的这位记者就如 同那个多事的孩童，自作聪明揭开皇帝新衣的奥秘，其结果只能是让 老百姓吞下这只苍蝇。 瞧瞧灌南县政府的回应：该县称符合中央精神，称没用百姓的钱。难 道灌南县政府有自家的造钱机器？既是幌子就谎到底，也好让老百姓 对党，对政府，对生活还存一丝希望，不至于心灰意冷，形同枯肠。 维护好这个幌子，也算一种造化。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与中国（之10） 子牧 ────────────────────────────── 目录： ────────────────────────────── 　一、社会“精英”的“妥协”，确立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 　二、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 　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东方再现──中国的“89”民运 　四、共产党的两次“洗牌”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上） 　　　１、不是“君权神授”，没有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之“理”。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下） 　　　２、又不是“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 　　　３、其统治的“支配形式”，丧失最起码的 　　　　　让人民自愿服从之成分。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2）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1）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2） 　　　２、邓小平制造的“6．4”屠杀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自 　　　　　私、残暴的。 　　　３、“6．4”中止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４、“6．4”开创了当代中国谎言之最。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3） 　　　５、“6．4”使中国全面恢复并加强： 　　　　　“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制。 　　　６、“6．4”使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权力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７、中国走向了政治权力私有制、权力经济的 　　　　　国家黑社会专制道路。 　八、抢夺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罪。（3之1）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1）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2）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3）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十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与人民为敌。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注释 ────────────────────────────── ──────────────────────────────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 实现民主面临的种种谬论和阻力，关键都在于专制者个人，及其对所 占政治权力的使用和作为；也就是说，是因为专制者个人，霸占了社 会的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阻碍民主的实现。人民在任何历史时 代、任何社会经济条件下，都有权要求民主。这是“人本性”的、 “应当如此”的需求。这种“人本性”需求的民主，由于只是“应当 如此”的“理性”；所以，在强大的专制面前是“软弱无力”〔70〕 的；但证明了，实现民主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前面篇章的论述，已经证明：民主不由什么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 来决定，也不是对什么必然的认识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人本性”需 求的必然，是人类社会政治权力起源的客观原理，是人类社会构成的 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性质，是人权的平等，不再有其它属性。“人民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执政”等等都不是民主，至于 “党内民主”那更与民主不沾边，只证明逻辑概念的混淆和表明专 制。 民主本身就是实质，它保障人权，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障了每 一个人生存的“价值”和“地位”。这在于它本身的“公共性质”。 民主并不“执政”，是“公共政治权力”的政治结构。没有民主的社 会，它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中“弱肉强食”的非正常状态，是违反人本 性的专制社会，没有政治本质的公平和正义。 不言而喻，民主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如果是“目的”， 那么，“目的”达到了以后又怎么办？“目的”有多种、并可以变 换。如果是“手段”，那又为什么“目的”，“手段”也可以有多 种，是否还可以选择别的“手段”？这样，民主就在事实上被轻易地 否定了。这种浅薄的谬论竟然能存在至今，暴露出“党文化”对中国 的“侵略”和“毒化”。 “发展党内民主”不能“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与 “民主”分属于“认识论”与“价值观”范畴，“人民民主”也不是 “民主”，只是专制者故意在这里搞混淆。 况且“党内民主”只是工作方法问题，并不是民主。民主除有其特定 的公共性质外，还有其特定的“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 “普选”等结构形式和组织程序。民主本身不能再成为“形式”、 “手段”，来支持和保证谁“做主”的“目的”，民主不是国家权力 属于谁的“所属”权。这些论调表明，专制者把民主是国家公共权力 的政治体制、是价值观的概念，偷换成认识论的概念，成为工作方 法，形式、手段和目的的认识，以及国家权力属于谁的所属论问题， 民主再一次被专制者歪曲抹杀了。 把民主作为一般的“制度”，作为“形式”、“手段”来“支持”和 “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 家意志”、“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为党……长治久安 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见十七大报告）；这样，“民主执政” 还是“党”的主张是国家意志，是“党”执政，“人民当家做主，仍 然是“党领导人民”由“党”做主，变来变去的“目的”还是“党做 主”（“听党指挥”），维持“党国”的“政权”。证明：“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十七大报告）是完全不同的概 念，根本不能“有机的统一”，这纯粹是故意制造概念混乱。 民主不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执政”方法不是民主，不存在“扩 大”、“健全”、“丰富”、“拓宽”、“实行”、“推进”等“方 法”，民主作为民主制的意义是特定在价值观范畴的。 从共产党专制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主”（《共产党宣言》），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等，某些“必然 性”的认识的认识论开始，到强暴地做人民的当然“代表”，发展 “经济”、提高人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才能实行民 主的决定论的认识论，都是导致和维护专制的桎梏而与民主无关。 只要“坚持党总搅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十七大报 告），那么，“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十七大报告） 等，已经没有公平和正义的依据和标准，仅仅只是“党”的工作“方 法”和“作风”，至于执不执行，都是“党”说了算，这并不是民 主。 共产党专制者，为继续霸占公共权力，总是花样翻新。从“三个代 表”、“权为民所用”，到“加强‘执政’能力”、“保持‘先进 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 建和谐社会”；可就是不愿承认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国家利益是公 共利益，向宪政政府交班。至今十七大上，又提出“四个坚定不 移”、进一步强调“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解决扩大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问题的力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党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十七大报告），以此混淆民主，蒙 蔽人心。 实际上，在令人眼花缭乱概念混淆地讲了60多次“民主”以后，还是 讲了关键的一句：“为党和国家”（党国）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 法律制度保障”，那些“民主”的“形式”、“方法”……等等，统 统都是“为党国提供保障”，避免出现“亡党亡国”。 暴露出共产党专制者抵制民主，企图“党治长久”使专制法统化，这 是国人应该警觉的新信号！表明十七大后的中国大陆仍然继续国家黑 社会的专制，“用西方一些媒体的报导话来说，就是中共已经把（政 治）改革的大门关闭了。”（张伟国：《析十七大：强权变寡头政改 无门》） 显然，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听党指挥”，那么，任何关于“民 主”的话语，已经又被“党”自己完全否定了；“民主执政”就是 “共产党执政”，这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白皮书中已经再明白地 重申了。 对下面的观点也不难分辩，和能够正确认识了，不需要再作更多分 析。 民主不由“执政”者来“坚持”，不需要由它来“扩大”、“发展” ……；民主不“执政”，是人本性的需求和“应当如此”的必然，是 人成为“类”的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的性质。“执政”者的政治权力 的如何起源，本身已经证明是“专制”还是“民主”。显然，争民主 不存在“灌输”之说，采用人本性需求的“拿来主义”正表明了“应 当如此”的必然；而需要反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 动摇”是不是灌输式？ 争自由是争权利，争民主是争平等，是每个人的“政治”──“人 权”，是价值观范畴“应当如此”的问题、是“理性”的问题；不 是“认识论”的“参与政治”，不能“顺其自然”地“等待”，全靠 人对其“应当如此”的需求或争取。 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本性”以后，必然会产生对民主的需求，就会 表现在对“政治权力”的性质辨认上、对“支配权力”凭什么的思辨 上；放弃这种“应当如此”的“需求”，可以仍有“生存权” （〔15〕，生存权是任何动物都有的权利，本身就是不稳定和没有保 障的），但是失去了“人权”（人权是人的“政治”，是人的“性 质”，详见第一、五篇）；也就是使人从“政治人”──“公民”， 变性为“经济人”、“和谐人”及“强人”等自然界动物的同类” （〔15〕，参见《论政治与政治权力》一文），处于“弱肉强食的野 兽法则”（洛克语）之中。 中国应该实现民主、不能再“慢慢来”的拖延，形成“89”以来的一 股社会增长的理性潮流；民主的公共权力的性质，本身已经反映出其 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理性；“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正是对社会增长的理性的阻吓。 凡是不能适应人们增长的理性（即人的“本性”──自由、平等、博 爱，同上）需求的社会，必定没有现实的存在意义；人们需要观察， 这个社会容忍自由主观性的程度有多大，是否能适应成长着的理性？ 然而，这仅仅只是表象的，并不是本质的，还不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需要追索的是：“应当如此”！“为什么不能如此”？ 民主是人本性的需求、社会本质的“应当如此”的政治学问题。 这种“党国”专制“现实的存在”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合理 的”现实，而是由于其强占着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掌握着强 大的暴力的非正常状态。 这里，常常听到一种论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以此来解释社会 政治现实，和评价社会的运动，来为现存的专制体制辨护，这只能陷 入上述自然认识论的泥塘中。 首先，这句话是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法 哲学原理．导言》）观点的完全篡改。 黑格尔原话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 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法哲学原理．序言》，p.11，《小逻辑．导 言》第六节），是为了支持他的普鲁士“国家”观点。因为，黑格尔 首先已经否定：“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 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但 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 美名。”（《小逻辑》，p.45） 在使用中，删去上半句，隐没“合乎理性”的这个定语，就使概念根 本转化了；“专制”本身并不具有“合乎理性”的性质。而且，“存 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并没有否定、和包括：“存在的就是不合 理的”，这另一种判断；黑格尔自己并没有认为，“在日常生活中， 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是 合理的。 这实际上表明，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是社会学的概念、认识论的 概念，而不是政治学和价值观的概念。但同时表明，他的“现实的” 概念是指事物“本质”的概念。 人类历史以来，“国家”和“社会”有各种形态，如果以“存在的就 是合理的”来定义，岂不是承认“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显 然，黑格尔并没有如此认为，他的“现实的”是意指事物的“本 质”，他试图以“现实的”来表明、求得事物的“本质”，但这个 “本质”，只能以价值观的政治学才能作出和正确得出。表明黑格尔 还没有，深入到价值观的政治学来分析“国家”、“社会”的本质。 这是黑格尔“社会学”与洛克“政治学”的区别，也是统称的德国 “政治哲学”与英美“政治哲学”的区别。黑格尔关于“国家应是一 种合理性的表现”的观点，与其之后的韦伯，关于国家应具有“正当 性支配的纯粹类型”的观点，同属于一个逻辑，正是“社会学”的方 法。而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正与此不谋而合地重合（重叠）。 这是黑格尔不象洛克那样，没有能够清晰地用价值观来分析“人”、 “国家”、“政治社会”，这些“政治范畴”的问题，所显示出的一 个典型概念混淆的例子；他对“自由”等“政治概念”的论述，也都 显示出这种混淆。 洛克用价值观分析“人”及“政治社会”的问题，概念非常清楚。而 黑格尔没有这种政治哲学的“方法”，他是用“认识论”来进行分 析，结果是“价值观”与“认识论”概念的严重混淆。这还主要体现 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许多关于“自由”、“法”、“国 家”等等的“政治”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可以轻易地进行“批判” 和“改造”。表明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用社会学的思维即认识 论，来解释“政治”，常常解释不通或是错误。 这也是罗素迷惑的问题（〔15〕，见第五篇论述）；因为，对关于 “人”及“政治社会”的分析是不能用“认识论”来进行的，也是无 法解释的，只能以政治学的“价值观”进行。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已经是对黑格尔“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 理性的”，原话意义的篡改，是价值观与认识论的混淆典型例子，也 即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生物学等的混淆，需要以予廓清。“存在的就 是存在的”，“合理”还是不合理，需要去求“本质”的探究。“存 在”与“合理”，或是“不合理”，本身也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比如在认识论的范畴，在宇宙空间，那么多的星球存在，它们是“合 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无法得知，仍然只是“存在的就是存在 的”。但是，在价值观的范畴，“专制”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它 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 黑格尔想说明的“现实的”含意是指“本质”（和必然，参《小逻 辑》，p.45）的，区别于“定在”（Dasein，限在，只在一定时间内 存在的），以及“实存”（偶然存在的），但又试图说明，符合理性 的东西，是应该现实的，而不是“应当如此”的问题，认为过去人们 理念太高，没有现实性，用“应当如此”来解释“现实的”太软弱无 力，“有许多东西事实上没有达到应该如此的地步”（同上， p.46），其目的又是要为“普鲁士王国”辩护，这就使其上述说法互 相矛盾和整个逻辑概念的混乱。 而这两句话的命题，第一句是正确的，但不准确，因为许多“合乎理 性的”事物，由于面临的外因压迫，会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才能成为 “现实的”，从“理性的”到“现实的”之间，是存在“时间差”， 并不能因为还没有看到“现实的”，而否定“理性的”本质客观性； 第二句却不能成立，“凡是现实的东西”包括有不是“理性”的东 西，前后两句是不能互为倒置的成立。 我们已经知道，“理性”是人的本性，是价值观范畴的概念。“现实 的”是可以分属“价值观”与“认识论”的不同范畴，在价值观范 畴，“现实的”就是“应该的”，否则就是“不应该的”，所以不需 要以“现实的”还是“不现实的”来作评判依据，只能以“应该”还 是“不应该”来作评判，即用人类共同的“理性”来作评判。这就是 为什么只能用“价值观”来分析关于人和社会问题的原因。对此“方 法”，以洛克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已经实际地运用（虽然没有明说）， 而黑格尔先生还没有领会到。 黑格尔想以此论点，证明“普鲁士王国”现实的合理性，但还是只说 了表象没有说到本质上，因为这种存在的“现实”性是依据什么呢？ 是基于人民的同意和选择，还是依靠“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黑格 尔先生避开不谈了；他主张学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又强调君主 的王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 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法哲学原理》，273节，p.337）， 因而还是一种君主专制，不过，由于他主张“思想自由”和多种“权 力”的分权体系，为演进到民主制创造了基础，所以海涅（德国著名 诗人，Heinrich Heine，1797～1856，《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 史》）认为：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 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p.551），是有 道理的；而德国的民主革命在黑格尔（1770～1831）之后遭遇到什么 障碍和影响，也不难明白了。 至于恩格斯所说：“……；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 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 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 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p.212），这与 黑格尔的论点仍然是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当中，事物可以如 此地反复延续。另一方面，恩格斯想以此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 主义”提供依据，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政治制 度，只是经济形式，恩格斯的“批判”显然等于什么都没说。 而民主制度必将代替专制制度，并不是事物规律的“新旧的替代”， 并不是依据恩格斯这种“新的东西代替衰亡的东西”的逻辑，而是来 自人的、“政治”的、本性的需求，这就是：“民主是人本性的需 求”，是“应当如此”的，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所以，只有取消了 人，才能取消民主！ 这是产生和建立民主制的根本依据〔15〕；在讨论中国要不要民主的 时候，显然，一切“现实的”、合不合“理”、能否“继续存在”的 情况，跟民主都是没有关系的，要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为专制 开脱，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恩格斯在前面的一段话：“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 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同上）， 在政治学上这句话是对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人们头脑中的认识是 “合理”的？ 由于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否定人类“永恒 的真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p.44，等），就失去了人类共 同的评判标准，什么是“合理”的就无法评判了，这样，马克思、恩 格斯就走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奴役之 路。 对此，在政治学范畴应该改变为：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本质的；凡是本质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 　的。” ◆“凡是应当如此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 　应当如此的。” 人类历史的运动，正是由于专制的巨大“强力和暴力”，使“应当如 此”显得“太软弱无力”，还不能够“达到”它“现实的”；因此， 在政治学范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必然会成为现实的，其“必然” 是“应当如此”的，所以是人本性的、社会本质的。 由此，“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得到了如何评判的进一步的解答，就是：每个历史时期、每个社会阶 段，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和保障是“应当如此”的本质问 题，即是“理性”的结果和“理性”评判依据；而不是“阶级斗 争”、“经济发展”等的“客观原因”决定的“未来主义”，也不是 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 民主并不是“历史自有公论”的历史必然，也不是“新生事物取代旧 事物”的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虽然在认识论的范畴内具有这种必然 性。本质在于：又从政治学上证明了，这是从“政治权力的起源”引 导出的必然“应当”性，其根本就是人本性的需求，和人理性判断识 别的“应当”必然性。 这样，民主就是人本性的“合乎理性”的需求问题，是人类社会组成 本质的必然“应当如此”的问题。民主正是为了保障人自身“自由、 平等、博爱”的人权；平等的人权，又决定了民主的公共政治权力性 质。民主制的实现，就不由任何决定论、必然性的认识论来约束，人 民仅需要解决压制民主不能够“应当如此”的那些专制者个人的原 因。 这样，一切关于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物质的以及思想的，一切 阻碍“民主”的“客观原因”（“借口”）的烟幕都统统消失了。人 们找到了使“应当如此”显得“太软弱无力”，还不能够“达到”它 “现实的”的东西和事物究竟是什么。一切专制者、及黑社会专制者 就孤零零地显露在民主面前，人民就非常明确自己的权利！ 换句通俗的话说，在任何历史时代、在任何经济发展的阶段、在任何 状况下，都可以实现民主，因为它只是确立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公共性 质、要以人权平等的原则来获得。之所以不能实现，都在于为谋取私 利的“专制者”，用“弱肉强食”的“强力和暴力”的抢夺和霸占； 以及人民还没有对民主的“应当如此”进行表达、觉醒和需求；在于 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压制，和民主本身“应当如此”的起源性质是 “软弱无力”的。 在社会的公共权力被强力和暴力霸占为私的状况下，“民主”的“应 当如此”还不能实现，在于人民的无奈、无可选择、不能选择，证明 社会是专制制度。所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论点，在政治学中是 完全非理的。 显然，以下的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不仅与民主制的建立无关； 而且，现在再也不难看出其荒谬的错误了。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是现代“强力和暴力”的逻辑，阻碍了民 主“现实”的“应当如此”。这是赤裸裸的掠夺公共权力和公共利 益，是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是对人民的“侵略和占领”；这与 古代的“打江山，坐江山”思想还有本质区别，古代的“打江山，坐 江山”反映了“替天行道”的反压迫思想，以及“皇帝轮流坐”的平 等权利思想，一旦以“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就失去了这些积极意义。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君权神授”下的古代与现代之根 本的区分。“君权神授”之下，“爱国”与“忠君”不矛盾，君主是 “奉天承运”，有其“自然的理性”；而现代社会，需要回答统治凭 什么？“爱国主义”这就会成为现代独裁专制的最后遮羞布，也是混 淆民主“应当如此”的最后掩盖。人首先要实现“自由、平等、博 爱”的人权，社会要恢复在“理性”与“自然法”的“公共政治权力 ”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才能谈得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否则就不具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没有政治结构存在的基础，和社 会行为评判的依据，就分不清是“爱国”还是“卖国”，往往使事情 颠倒。 共产党专制者从产生到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自我告诉中国人民：它 由于否定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 国政党”（参《九评共产党》之二），举不起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 大旗，更代表不了人民“走出去”〔3〕；却要打着爱国主义、民族 主义的遮羞布，奢谈“国家主义”。 共产党的“执政”，所利用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两面大 旗，是靠信息封锁、“坚持舆论导向”、“与党保持一致”的“自 律”，的暴力恐怖迫害来维持的，一旦事实真相全面公开，它就要跪 在“卖国贼”的被告台上，受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历史的宣判！ “国家主义”与“党国”。当一个政党强暴占据社会的公共权力，强 行“代表”人民、“党领导一切”，当然“执政”以后，“国家”就 变成了“党国”，没有什么全民的“国家主义”了。同样会使民主的 “现实的”、变得“软弱无力”；不仅区别于民主政制下的爱国主 义，也区别于“君权神授”的君主制下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指导思 想”是私有性质的，不同于“天人合一”的公有性质理念，所以共产 党专制者的“国家主义”，连“君权神授”的合“理”性都不具有， “国家主义”就成了“党国”──专制者个人利益的代名词。再讲 “国家主义”已经失去本身意义，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 美言已经名不符实，都只是专制者维护“党国”私有统治的谎言。 民主可以立即实现。不是靠“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不是靠“执 政”者的“先进性”，不是靠“谁执政”，而是人“本性”的需求， 是人复苏的“理性”；是人权的平等、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的人类社 会“本质”，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权力制衡”的政体的“应当 如此”。 民主制的建立，实现民主，跟经济发展无关。“经济发展”、“盛 世”，并不能证明“执政”的合法性。人人需要问当权“执政”者， “你的‘政治权力’是怎么来的？！” 民主是价值观的范畴，经济属于认识论范畴，所以，从学理上来说没 有因果逻辑关系，分属不同的范畴解决，政治权力的公共起源才决定 民主〔15〕。 民主不由任何个人或政党来给予（什么“重视”、“完善”、“拓 宽”、“发展”、“扩大”、“提升”、“加快”──2007-09-28中 新社文，注四）；什么“进一步加大解决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 的力度”（2007-09-28“中共政治局”讨论），“扩大社会主义民 主”（十七大报告），是遮掩专制，意思是说原来已经有民主，只需 “扩大”；显然，这不是民主的概念，公共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民 主，民主何须“扩大”？赤裸裸地表明了专制者霸占公共权力，相悖 民主的事实。 至于在“要坚持党总搅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框架下， “发展基层民主”、“民主执政”、“民主立法、“民主监督”、 “民主推荐”、“推进民主”（均见十七大报告）……，这些混淆的 提法都不是民主了，充其量可作为“工作方法”。 反而证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国社会的不民主，正是共产党专制者 霸占着社会公共权力的原因，只要专制者“重视”、“完善”、“拓 宽”、“发展”、“扩大”、“提升”、“加快”，不要霸占公共权 力，民主就能够立即实现了。总之，用不着“进一步扩大”的给予 了；人人都可以看出，共产党专制者绕着圈子说来说去，不如立即 “向宪政政府交班”。这正好证明，民主是一个“应当如此”的政治 学问题，任何认识论都不能决定民主。 民主是“从上而下”建立的。专制制度是“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 从上而下建立的；同样的，民主制度也是靠社会“精英”，理性地从 上而下建立的。专制制度它只保障一个精英（皇帝、主席）的权利， 其它精英跟他是权利不平等的，而精英们为争自己权利的平等，必然 要求建立人人权利平等的民主政制，这样，在民主制度下，所有精英 都是权利平等的。 既然能够保障了每个“精英”的权利，也就能保障全体人的权利；所 以，建立民主制是靠先进精英“从上而下”建立的。这种“从上而 下”的概念：就是“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和选择而建立”，就是首先 从“政府”的“政治权力”的“平等”起源，──确立公共权力的性 质开始，民主制的本质就是国家（社会）权力的公共性质，否则就不 是民主。 从前些年讲，搞“村、乡基层选举”，来“扩大”实现国家民主，到 最近又提出“发展基层民主”（十七大报告），搞什么“政改实验 区”，使“基层”与“高层”分割开来，不同处理，实质是更巧妙地 企图永远霸占“高层”公共权力，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权力基于 人权平等起源的本质，不是民主的原义，最多只能属于工作方法。 “基层民主”由于需要“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十七大报 告），保证“党总揽全局”，并由“党”出面来“挽回被动局面”， 因而也就不存在有民主了，“基层民主”之说，仍然是专制者搞独裁 的欺骗。 中国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及其它土地资源，靠自己的体力及技术 能力从事生产行业的工作，要靠工作的工资收入生活者均属工人）的 利益，仍然是要争取中国民主制（确立国家〔社会〕权力的公共性 质）的建立，斗争的目标是专制者。没有公共权力的社会，就没有工 人的利益。确立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获得政治权 力，建立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 立”、“军队国家化”、“言论新闻自由独立”，就是确立全社会每 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就首先确保了工人的人权，又为实现全社会的 “就业保障”、“失业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的公共 利益，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经济保障。使工人除工资外，还能享受到社 会发展的成果和利益，获得社会利益的“第二次分配”，得到“幸福 保障”，就保障了工人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工人的贫穷，就是由 于工人没有人权，社会的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被专制者占为私有 所造成的。 建立民主，问题不在经济“所有制”，与经济形式无关。“计划经 济”下的“公有制”，带给人们贫穷的记忆，以至有人们误认为民主 在经济上是“私有制”；实质上，民主跟经济的“所有制”无关，只 在于“保护财产”，保障人权，在于政治权力的起源。专制造成现实 社会的贫富巨差，又有人们主张毛时代的“公有制”，再陷入经济 “所有制”的无益争论。而始终没有看到，政治权力的起源决定社会 的政治结构，和影响经济形式这个本质；看不清专制与民主的本质区 别到底是什么。政治与经济是两个范畴的概念，“私有制”与“国有 资产私有化”又是根本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并且是要先解决政治 的“国家学”问题，即建立民主制，才能公正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对 此，前面篇章已有论述。 “民主集中制”与“民主”不沾边。“民主集中制”充其量只是一种 工作方法，仅只是认识论范畴的一种认识，与“民主”的概念不是一 个范畴，共产党专制者长期在此认识上大做文章，以民主集中制的认 识工作方法，来分析讨论民主政制，完全是概念的混淆和无知，以掩 盖其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专制统治事实。 民主的建立只跟“精英”的“素质”有关。要求精英们的“素质”， 决定于它们是否有民主的要求，“精英”自己都不知什么是民主，献 媚于专制的淫威，追求“很实际的”利益，不甘心“没人理”的“孤 独”，热衷于有“人理”的“吹捧”，总想求得专制者的赏赐，乐道 于犬儒化的状况，以是否“值得”衡量作为“价值”，不愿生活在人 权平等的正常社会之中。还怎么能奢谈“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不能搞 民主”？ 万人的“大会堂”里，坐着那么多“人大”、“政协”的“精英”代 表们，却没有一个人公开为民主说话，没有一个人公开提出应该“民 选”国家领导人；已经证明，不是“中国老百姓素质”的问题，而是 “精英的素质”的问题；证明中国的政治权力被高度的私有化，以及 “指导思想”对社会的钳制禁锢作用。 作为“素质高”的“党内”“精英”们，为什么不首先去实现“党 内”的民主？作为“素质高”的中国社会“精英”们，为什么不带头 去争取中国的民主？ 需要“精英”首先具有“个体责任”，“与专制者不合作”。这种 “责任”仅仅只是“人权”的同等“义务”，放弃这种“义务”，也 是放弃自己的“人权”。中国需要有更多“精英”具有谭嗣同（1866 ～1898年，湖南浏阳人，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 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 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谭嗣同全集．仁 学》。）、孙中山、胡适，华盛顿（1732～1799，大权在握不称帝， 建立美国民主制，担任两届总统后执意返乡）、杰斐逊（《独立宣 言》起草者，第三任总统，在贫困兼之过度劳累中度过余生，其自己 写的墓志铭上写到“：“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 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这正是他一 生所做的最伟大和有益的事业和工作，而不提任过“第三任总统”之 类的官本位词句，对“官职”是不屑一顾的，这并不是人生的事业， 与崇拜“官职”大小，而不讲到底为民、为社会做了什么的东方专制 思想真是形成巨大的反差。）等人物那样的素质。中国需要“失败的 英雄”，他们看“政治”问题，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理 性”与“非理性”、“应当如此”还是“不应当如此”来区别看待， 坚信中国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说得非常诚挚深刻：“知识分子不 必想做官，但应发挥言责。”（高新先生：《邓小平之后的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说：“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要有社会关怀，超越 个人利益思考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关于学术良知是学者从事学术研 究的内生需要，这一点本来应该是基本常识，在中国成了一个必须被 讨论的问题，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本身成了问题。我曾经与一些欧美国 家的学者谈过这问题，他们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就非常荒谬：怎可能 有学者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2004-02）。正是这样的一些中国 之子，抛弃了个人的“仕途”，淡泊荣辱，与专制者“不合作”，在 艰难地走着大写“人”的道路，在推动着中国民主的进程。 也常会碰到这样关怀国事民生的“精英”，他们有各种“非常不 满”，说“想做点事，想写点东西（批评一下腐败、黑暗之类），但 看看现实，又灰心了，人人都如此管它呢，个人也无法扭转乾坤，风 险又大太艰难了……，”。这种思潮比上面那种在专制下，不甘“孤 独”，追求“很实际的”与专制同流合污的犬儒化“精英”，显示出 的只是“无奈”。实际仍表明是“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没有 真正理解“民主到底是什么”。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别人怎么样，社会怎么样，而是自己愿意怎么样 的生活？是做个“自由人”生活，还是“犬儒化”地生活？放弃争 “民主”，就是放弃个人的“人权”，个人就生活在没有“善”（博 爱）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社会的公共权力被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并 不是“管”还是“不管”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的权利问题，面对 “恶”，你表示沉默，是自己权利的丧失。本来，人有权利对“恶” 表示遏制，不表示则是该项权利“善”的丧失，即“言责”、“社会 关怀”、良知的丧失。“人权”的保障正是享受得到“善”与遏制 “恶”的全面。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国民主政制的建立，完全与“老 百姓的素质”没有关系。 民主是人本性“自由、平等、博爱”的反映和需求，是“人权”的保 障，跟人的“生存权”有区别；所以，在专制社会里，人们往往在具 有一些“生存权”以后，放弃“人权”。因此，民主又需要成为一种 “信仰”。“民主之难”〔69〕”就难在，它在专制恐怖统治下，首 先是作为一种本能的真诚“信仰”，是由先知的“精英”来传播的， 并需要人人都“信仰”它，以“激活”人的“本性”。从开始“少数 人”的“信仰”，变成为全社会的“常识”，成为社会普遍的“支援 意识”以后，它才又“回归”于每个人的人“本性”。这种“信仰” 其实正是人的“本性”（不同于一般认识论的“信仰”）的反映和需 求，这种“回归”表明，已经是从专制社会迈入了民主社会。 “政府”既然是基于人民的同意和选择而建立的，“政府”的“政治 权力”是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获得的，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有表达“言 责”的权力。这里，不需要什么“政治家”、“企业家”、“经济 家”、“军事家”、“专家”等等头衔，只需要平等的人权！ 中国人、人人权利平等。每个人都有选择“政府”和追求幸福的权 利，任何想再做人民的“救世主”的意识，都是相悖于公共政治权力 的民主。 所以，民主跟整体国民素质无关，跟经济发展无关。是靠社会中的精 英“从上而下”建立的。民主政制根本的是确立社会（国家）政治权 力的公共性质。当社会精英们能达成共识，确立了公权力的性质以 后，就能够惠及每一个国民。因为公权力本身的确立，就使全社会每 个人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平等”，即人权平等。 “人民不会选举”正是专制长期的奴化愚弄封锁造成的，一旦确立了 公共权力的社会结构，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如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有 知情权，没有打击报复，有透明完整的监督──言论新闻自由，有公 正选举的政治环境和机制保障），人民怎么不会选举？ 问题不在于“人民会不会选举”，而在于：是否提供了能够公平进行 选举的社会自由环境和政治结构？这个问题是需要“执政”者来回答 的！ 任何“执政”者，无权说“人民素质低不会选举”，无权说“不能照 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的优越性，是其公共权力制度本身带来的，每个公民自然获得 了公共权力确立的平等权利，其中包括有受教育的权利。与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相区别的传统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 物〔32〕，这个“环境”就是民主（公共），这个“教育”就是源自 人类共同的“理性”与“自然法”的、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教育”， 而不是个人认识论的“教育”。 合法的“政府”本身就保障了每个公民的这种“教育”权利。但是， “政府”、更别说“党”，却没有“教育人民”的权力；“接受教 育”与“党”来“教育人民”是严格区别的不同概念，“党”来“教 育人民”是专制表现，是专制国家才有的名词。“教育人民”的提 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理论的唯心主义思维方法。“教育人 民”为其搞新闻封锁，“坚定立场”、“改变”人、否定人权做下了 基础。 参与制定公共宪法的“精英”，与没有参与的国民，最终的权利和利 益都一样，即“代表”者与每个公民个体的，权利和利益是一样的平 等，公共政治权力的性质正是为此。所以，民主政制的建立只跟“精 英”们的素质有关，跟全民的素质无关。 有什么“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贪官、清官”之分吗？ 民主制社会，没有什么“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贪官、清 官”之分，“政府”的“好、坏”跟“领导人”的德行无关，已经由 民主制度的本身组成结构、以及公共法律来进行制衡和监督了；“执 政者”就必须是好人的“志愿者”，这是由“制度”来决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德”，“修身”、“养性”、“克 己”、“以德治天下”（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 论，是认识论范畴的道德问题，是不需求证“政治权力”起源、“君 权神授”下的道德；在公共权力的民主制下，又能发挥更好的自律作 用。但道德不能构成民主制的政治体制。 当民主政制确立了“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以及“军 队国家化”，“言论自由新闻独立”等制度结构以后，就使“政府” 永远是“好人”（执政）、“清廉”的性质。如果不“好”、不 “清”就会立即被曝光、被弹劾下台；使“坏人”上台也必须“行 好”。首先解决了政治上的“清”，也就迎刃而解经济上的“清”； 从此告别“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贪官、清官”之忧虑。 所以，“好人政府”不能代替民主政体，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组织政 治结构”。 当民主恢复作为常识深入人心以后，专制者“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 设”（十七大报告），“选拔干部要以‘德’为先”，等等的这类做 法无异于欲盖弥彰。问题的关键在于，专制者仍把国家公共权力当作 私有权力不放，要由它来强行“代表”和“选拔”“干部”分配“权 力”，无论任用“贪官”也好，任用“清官”也好，都掩盖不了其权 力来源的非法。 霸占人民的公共权力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霸占中国的公共权力就是对 中国的侵略！ 政治权力的起源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选择，没有经过公民的“人权 平等的原则”来获得，必然导致为专制；非法的权力、必然的专制，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专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 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共产党的专制者“领导人”，就是因为握有非法来源的社会公共政治 权力，使人格变得丑陋，失去原来的人本性平等的善。在“两会”、 “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会上，人们可以充分看到这种嘴 脸；而这些“领导人”或“发言人”，在当年还没有权力时，是那样 的谦卑。证明：非法占有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必然使人变坏。 如果邓小平不能够重掌握公共权力，继续在江西工厂里作为一个普通 劳动者，那他将以可敬和善良的形象留在人们心中（会原谅他“建国 初期”曾经的“极左”罪恶），正是霸占了公共权力，使人变坏、使 人讲假话。如果中国不确立公共权力的民主，只能以人权平等的原则 获得政治权力，那么将继续陷入在这种专制、谎言与丑陋的泥塘之 中。 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政治体制坏。当公共权力私有化以后，社会体制 就没有公平、正义的基础，依据什么来评判公平和正义？再“好”的 人进入这个“体制”，也要变坏。政治权力的非法来源使人变坏；由 于靠关系、奉承、沉默等手段获得政治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忽 视大众的人权，人能不变坏？不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奢谈什么“注意 选拔”基层优秀“人才”、“扩大”基层民主，“坚决惩治和有效预 防腐败”，实际上仍在对全国人民进行愚弄欺骗。 政治权力作为国家（社会）的公共权力，不存在“接班人”的概念， 以及要“挑选”和“培养”的问题，这表明是对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和 霸占。政治权力的正确起源，是经人民同意和选择而产生的，这样， 社会已经自然始终存在着稳固的公共性质的政治权力，能够公平地保 障社会每一个人（100%）的“人权”，制约每一个人的“恶”。并 且，“公共”性使社会本身能够自然地、和谐地产生“接班人”；这 是一种社会自身运动的，本质的、自然的、公正的“挑选”和“培 养”。没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因素，国家和社会由此法治久安。由 “执政”者来“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只能证明是侵占公权为私有的 专制独裁，不仅其“江山”不会永固，是枉费心机的，也加深国家民 族的苦难及其时间的拖延。证明专制者始终不想“向宪政政府交 班”，让善良中国人的幻想等待一次次地破灭。 追求“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贪官、清官”之分，那么人民 就始终没有人权；专制政权本身制造出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人 民却只能等待求助于“好人政府”、“清官”来“平反”。 仅以“6．4”18年来说，中国社会出现一个状况：人们“维权”时， 上访要求平反“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时，要高声赞扬“邓小平改 革开放好”、当前政府“英明”、“关注民生”……；要解决当前问 题，又要高举毛泽东画像，高颂“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不能阐扬公平和正义讲出心里活。人民始终象乞丐一样、来 “请求”“领导、“政府”大发慈悲、施含本来应该属于自已被剥夺 了的人权，“从黑发人告到白发人”，一次次的失望。“政府”当然 地应该保障解决人民权益的职责，却成为是否“施舍”的“恩情”权 力。霸占公权力的“执政”者，其“讲话”、“文件”、“政策”、 “私法”就代替了“公共法律”。这反映： １、中国社会至今仍是高度的“文件治国”──“人治”──极权专 　　制； ２、社会没有公平、正义的基础，始终处于被扭曲的非正常状况下。 这当中，出现“对毛主席的怀念”现象，其实，是表明人们既经济生 活尴尬，又无人权自由的无助、无奈的心理，希望有卡理斯玛式的英 雄来拯救。而正说明，不能再需要“伟人”来拯救，而是需要民主， 迫切需要在中国确立公共政治权力的民主政体。 在中国实现民主，既不需要“毛泽东式的伟人”来“拯救”，也不是 用“新党”代替“旧党”。中国的问题，不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新党来 取代共产党，如果出现一个新的“强大政党”来取代，那又会是新的 独裁专制。正是由于共产党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强 大”，所以才成为独裁专制。人民当然有权力反抗专制，但是，民主 不是谁要“取代”谁，而是要恢复实现国家（社会）权力的公共权力 本质。而是需要每个人（首先是精英们），都能认识到国家权力是公 共权力，必须（应该）以人权平等的原则，来获得公共权力性质的 “政治权力”。抢夺和霸占国家公共政治权力是最大的犯罪（是第一 大罪，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共产党的当然“执政”就是与中国人 民为敌。 这种人民的、公共力量的大联合（首先是一种良性精英的力量的联 合）和妥协，相互之间的“政治妥协”和“宽容”，就足以能取代专 制的共产党而建立民主的政府，即公共权力的“执政”──“法 治”。中国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党”来“执政”，而需要“民选”的 有效政府来管理。其“政治权力”基于人民同意和选择，──以人权 平等的原则获得，的公共政治权力“政府”，将使中国长治久安，是 民族的大幸。 “执政党”的提法和认识，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反动；民主是要实现国 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即“政治权力的起源”来自平等原则的政治体 制，就不存在“执政党”这个概念。仅只是这个“党”的个人作为 “政府人员”，履行“政府职责”，其个人并不是代表该“党”执 政，而是代表政府工作人员。 “公共权力”的“政府”性质，已经说明不需要由谁来“领导”。 “自由主义”是常识，明确人类基本价值观。 “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理念其实不是“主义”，只是“常识”， 是“天赋”予人的“人权”，是不可转让、剥夺的权力；任何人不得 侵犯“人权”；是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性”的需求。即是 人“本性”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是人的“本性”给予人的理性常识 ──“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一个“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者，其实只是一个认识到人自身本来性质的正常人而已，就必然需求 民主，也会以“价值观”的“立场”看待政治问题。 然而，由于专制的统治，人们竟然不知道“人”的“性质”，忘了自 己的“本性”，做个“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人’）”竟然也难起 来了；不仅反“自由主义”、反“自由化”，还竟然崇拜起和自己一 样的常人──皇帝、主席、总书记……，竟然跪倒在其脚下，高呼 “万岁”，竟然还要人民“紧密团结”在它周围，与它“保持一 致”，由它“带领”，“紧跟”着它走……，这真是作为“人”的悲 哀！ 失去“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就会从“政治的动物”沦为“经济 的动物”，反“自由主义”、反“自由化”，就是反“人”自己；难 道不愿做个自由人，喜欢要由专制者来“带领”？ 认识“人”的“性质”，认识“自己”的“本性”，是每个人的真正 解放！ 意识到和明确人类的共同基本价值观，是分析看待人和人类社会的方 法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到共产党专制者，都是否定具有“人类的共同 基本价值观”；认为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它们说：“……和我们具 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人为地分裂了 人类群体。 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20世纪末，世界进入了这样一种发展阶 段，它强烈需要一种负责的和长期的学说，来创建自由的全球共同 体”〔55〕；这种“学说”，不是什么“主义”、“理论”或什么 “新学说”，而是恢复和实现人的本性──人类共同的其本价值观。 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每一个人都需 要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需求公共政治权力的“民主”；告别由专 制者的“领导”、“教育”、“带领”的奴役，告别人为制造的“主 义”、“理论”、“学说”，获得自己的真正解放。 用人类的共同基本价值观，分析看待人类社会，就可以显而易见马克 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人为制造的“认识论”的本质，它就在于否定 了人权的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主义），是丧失个人权利，使人成为“机器人”、被魔鬼主宰的、停 滞的、极权私产的社会。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是共产党为“实 现”（导致）这种“极权社会”的“三步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强调”；共产党专制者从“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到 “巩固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特 色社会主义”，再强行“三个代表”的“党的领导”，就反映出了 “为权唯权维权”的本质。 共产党专制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而其“共产”理论的“目的” 和“理想”是不可实现的；只是“拉大旗作虎皮”为其谋私利的骗人 谎言，在于它的本质是要霸占社会公共权力，垄断社会公共利益，必 然奉行强盗逻辑和血腥的手段，就成为公共权力私有制的黑社会专 制；不仅没有人权自由，也不会有“共产”，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所以说，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社会制度”，必然是 谬误的、反人类的。就成为剥夺人权的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前加上 国情“特色”，就成了黑社会专制。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专制，到共产党专制者的“国家黑社会专制”就是如此演变。 在社会政治权力的私有化下讲“主权”，只是维护“专制”，因为社 会已经失去了“人权”的基础，就不会有人权基础构成的主权。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权高于主权”，不能为主权而剥夺 人权。人权是天赋予每个人相同的人的本性──相同的权利，即同样 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价值观 范畴的概念。而主权是指权力的所属，只是认识论范畴的有限概念。 没有人权的社会，其“主权”就没有存在的正常基础，这种状况下， 任何“主权”都会成为对人的专制，人民丧失自由，而由专制者拥有 “主权”。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导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能不 是一个启示。 现代“国家主权”的意义，只有在人民具有人权，成为自由人的情况 下，才具有完整的“国家主权”意义，但因为是不同的概念范畴，所 以并不能代替人权。在国家主权受侵犯，国家对外宣示“主权”的情 况下，恰恰是为了保障人权，以团结全体公民来维护主权；保障和维 护人权，自然能维护主权。现代工业时代下，“国家主权”的完整意 义，必须体现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的确立上。 “国家主权”与“国家”又有区别，它们仍然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现 代“国家”为保障“人权”而存在，没有“人权”就没有“国家”， “国家”是“公民”的“公仆”。每个人的“人权”都不能“受一点 点的委屈”，而“国家”可以承担任何的义务，而不是反之，让人民 来“受委屈”。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言论、选择的自由，不经本 人同意，不能受制于任何人的政治权力，不能因为言论自由、争取人 权，而受到“专制者”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打击迫害下的“委 屈”。 因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首先应会“爱人”（孔子语，中华传统价 值），能平等地看待别人的表达权，支持“人权”而不是“专制 者”，才能谈得上“爱国”。 国际支援。专制者由于失去人类的共同理性和拥有强大的暴力，反专 制、争取民主需要国际援助；这是由于“同一个世界，同样的梦 想”，“人权”是一样的，人的共同理性的需求。 “输出革命”与“输出民主”，是伊拉克专制政权被推翻后谈论的一 个问题。首先，是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和解释，革命有英国的“光 荣革命”、美国的“美国革命”（《独立宣言》发表的）、法国的 “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等。革命的意义是推翻专制、建立 民主。另一种“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宣言》），这 种“革命”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统治 权”，“民主”被马克思解释为“统治权”，见上），也就是“世界 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语录）， 革命就变成“阶级斗争”，“暴力夺取政权，实行专制”。 所以，从“共产国际”开始的“输出革命”就是这样，其“革命”是 抢夺和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与确立公共权力的民主截然相反， 是专制、是反人权的。因此，有人们从反对“输出革命”，到一概而 论地反对“输出民主”。 实际上，那种“输出革命”并没有输出“革命”，而是“输出专 制”，是“输出专制”的错；“输出革命”，是不太准确的概念，应 该是传播、帮助、解放的概念；必须分清专制与民主，邪恶与正义的 区别，否则一概而论，世界就没有正义可言。始终存在正义战争与非 正义战争的区别。 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反抗强大的专制者，需要国际上的支援，国际上 的帮助。反专制并不是“输出民主”，而是传播民主的国际援助；本 国人民有权反抗专制，国际上的正义力量也有权可以来反专制、支持 反专制，本身就没有什么国内外的限制。因为反专制、争民主是来 自、并依据人的本性──人类的共同“理性”──“自然法”，并以 此作为正义与非正义的评判标准，而不是其它。 为什么要以认识论作“指导”呢？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认识论范畴的一种 “认识”，把它们作为“指导思想”，是用“认识论”指导人的“价 值观”，这样能得出正确认识吗？ 这是对新认识的禁锢和桎梏，当坚持“指导思想”时，已经排斥了其 它优秀思想，并失去了思想本身的“评判的共同基础”。 “坚持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路线”，并用于“执政”，是用认识 论“指导”政治实践，否定了人的共同价值观，抑制人的“理性”， 误导社会也就必然。 人的正确思想是源自人的本性──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即人 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形成社会的自然法；又是人类一切思想“评判 的共同基础”，没有、也不再需要任何“指导思想”来指导人的言 行。 “指导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是专制，表明在人民之上还有一个“主权 者”。当一个社会存在着一种“指导思想”时，当以一种个人认识论 的“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全民的“指导思想”时，已经违背 了人正确思想来源的客观规律，是唯心主义的、反人的本性的。此社 会必定是专制无疑。 这是对全社会的思想奴役。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统治者，他们 个人的思想所形成的“理论”，难道还会是民主的理论？还能用来 “指导”人民的思想？ 并且，这种“指导思想”仅只是专制者个人的统治思想，并不是一种 优秀文化。用“指导思想”来“执政”，不同于以儒家思想为理念的 历代君主的执政，因而更显示出党专制者，用“指导思想”统治的荒 谬与黑暗。 以专制者个人的“理论”组合起来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剥夺人 权自由、压迫人民的专制理论；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的君主 制，何曾有以某个专制者的“理论”，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来 “高举”的？！ 共产党专制者的自吹自擂，反而对其反人类本性的问题，作了真实地 自我注解，它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 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十七大报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专制 性。从邓小平开始，那一个人不是专制者？只有马克思还没机会掌握 过国家“政权”，但已经是号召夺取政权的“导师”了。 专制者还把需要坚持的“指导思想”，又作为“战略思想”来“武 装”人民。如此以来，那么“人”也就成了“战略力量”和“战略工 具”了。正如乔治．萨拜因（Prof. George Holland Sabine，美国 政治思想史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生于美国俄亥俄 州迭顿城。）所说的：“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把人看成力 量的中心。”（所著《政治学说史》）由此，这种“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专制底蕴暴露无余。 不论你以什么伟大理论作“指导”、不论你是“代表”个人私利还是 代表“宇宙公利”、不论你有多么“先进”……，只要请问：你的 “政治权力”是怎么来的？谁“同意”了？！ 从充当苏俄的“中国支部”，为“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从为经济 “平等”的“共产”理想的聚众夺权，演变为国家黑社会专制，从为 “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混淆为建设“小康”、“和谐”理想社会 奋斗，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奋斗，专制者总是把它 的专制“理想”强加给全中国人民。 为什么总要以“领袖”的“认识论”作为“指导思想”？为什么总要 团结在以谁“为首”的“核心”的周围？明明“**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黑社会专制，怎么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十七大报 告）？！ 因为只有黑社会是以帮主“为首”、为“核心”，以帮主的“理论” 为帮派的“教义”，黑社会没有“帮主”、“核心”、“教义”，就 难凝聚统管帮派；专制党正是这样，宣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凝聚力量”（十七大报告《社会建设》），这就证明了共产党专 制的黑社会化过程。 民主政制是以公共政治权力为凝聚力的体制，是以人权平等原则获得 政治权力的社会，保障人权已经是根本的凝聚力，不再需要其它的 “凝聚力量”，也不担忧“亡党亡国”这些私有权的问题。是没有什 么“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的，不需要“坚持”什么“指导思 想”，也不需要“紧密团结在”谁的“周围。“指导”、“核心”这 只是专制虚弱的需要，和专制强暴下的“特色”。 凡是强调什么“指导思想”，宣称团结在以某某“核心”为“首”的 周围，要由谁来“带领”。那么，此社会必然是公共权力私有化，是 权力经济，是国家黑社会专制社会。 中国需要早日脱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谢绝共产党专制者再加强“执 政”能力、“教育人民”、“带领”人民，只需要它“还政于民”， “向宪政政府交班”。 也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取代共产党“执政”，只需要还公共权力 给民主“政府”，那种认为，“在中国没有那个政党强大到可以取代 共产党而治理中国”的认识，是对民主的误解；一切为争取民主的个 人和政党，它们为民主奋斗的目的，也不是“你下台我上台”、“席 位”的有无与多少，而是共同努力致力于建立起联合的民主政府，确 立民主“政府”的“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属性，共同建立起能够 “交班”（李慎之先生名言）的“宪政政府”，就“大功告成”、 “功成身退”。 如果不确立“政府”的“政治权力”为公共权力性质，──基于每个 人的“同意”和“授予”的，那么，当再出现新的强大政党时，又可 能出现新的专制。所以，公共权力是民主制的本质。民主制下是“多 党”存在，但“多党制”并不是民主，这应是常识。 中国需要结束“一党专制”，搞“多党制”。但又要淡化“党性”； 没有“党纲”、“党章”、党旗、党徽的，随进随出、俱乐部、学术 研讨会式的“政党”〔67〕，是民主社会中的“理想政党”。 组党是为了表达政见，不是为争“席位”，如果不组党，也能充分表 达政见和“竞选”，则是最好的状态；从长远的成熟发展，无党派是 更好，当然，这需要一个经过“多党制”的过程。因为每个人的意见 都能充分表达，以个人名义就可以“竞选”。“党派”毕竟多少带有 “派性”，还存在一些社会多余的“政客”。 但“多党制”或“无党制”始终是“形式”，一切“形式”都是可以 变化的，本质是必须确立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要以人权平等的 原则来获得公共政治权力的“使用期”，“人权平等”也同时带来 “人权博爱”、社会的“宽容”。 不是“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于中国”，是共产党“不适合于”民主。说 什么民主“摸式不一”、“中国特色”，反倒暴露出，这是由于共产 党的性质是根本对立于民主的，其本身的名称、“纲领”和全部“理 论”，就奠基在对公共权力的霸占上。有民主，共产党就要灭亡。所 以，共产党专制者千方百计地要抵制歪曲民主，给民主加上“阶级性 质”、“国情性质”，以及“民族”、“经济”、“素质”……“人 民”、“社会主义”等性质。人们只要看到民主被冠以其它的“性 质”和“特色”，就可断定是假民主，是反人民、继续搞专制。 否定民主的人之共性，也是否定人自身！ 强调什么“坚持党的领导”的“中国式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十七大报告），就是坚持独裁专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 样，在学理上没有逻辑关系的，是不负责任的学理混淆，突显“执 政”者的专制面目。 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私合 营”、“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 “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揭 批四人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6．4”大屠杀、“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讲政治”、“迫害法轮功”、“镇压民运”、“镇 压民间维权”……直到“保先”运动，共产党迫害至死8,000多万 人，人们总被卷进人权被剥夺的运动和“学习”，而受到迫害或伤 害，无论何种身分和职位的人都难辛免，侵吞和浪费了大量的公共积 累和社会资源；中国人民已经被共产党一次次的玩弄而忍无可忍！人 们已经认识到这一切罪恶和苦难的总导演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崩溃在即，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10月，“党”抛出了《中国 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只表明继续霸占国 家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极端无理，人们不难对其进行解读：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方略是赤裸裸地霸占国家公 共权力的“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意味着“党”要以“加强执 政能力”取代“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然而， 此“加强执政能力”还没有来得及宣传贯彻，紧接着就面临《九评》 带来的冲击。 在2004年11月份，《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开始发表，震 撼了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找到了中国自1921年以来，一切问题的总根 源、总结症。2005年1月，在沉默一个多月后，“党“提出了关于“ 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保先”运动，取代“加强执政能力”的提 法；接着又以“构建和谐社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 “活动”，来掩饰《九评》带来的民主震撼。 自从《九评》发表以来，“党”专制者遇到了无解的前所未有的“执 政”合法性危机，专制者面临58年来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而产生 的“理性”新觉醒的爆发。 迫于国内、外民主呼声的强大压力，共产党专制者在2007年春以来， 重弹“人民当家做主”的老调，继续用一些“拓宽民主渠道，公民有 序参政”、“以人为本”等，令人眼花撩乱的认识论来对抗民主，欺 骗民众。“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主权论”的翻版，最终仍是专 制，已经由历史事实、和理论本身的逻辑混淆所证明。 即使如此，专制者还不肯单独提“人民当家做主”，怕被另外的引申 推理解释，所以还特别强调加上前题：在“党的领导”下，“保证党 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十七大报告）。成为完全矛盾的：“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同上）的政治游 戏。“人民当家做主”，既然还要在“党的领导”下，那么则失去了 “价值观”的政治性，仍然是“党做主”了，“人民做主”只是乌 有。 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完全对立的“政治”概念如何能“有 机统一”？公共政治权力已经成为由“党”来“领导”的个人私有权 力，人民如何“当家做主”？ “坚持党的领导”是认识论的“社会学”概念，“人民当家做主”也 是“社会学”概念，具有“重叠性”；“法”本身属于“政治学”， “治国”则属于“社会学”；它们是分属于两大哲学范畴，学理上不 能“有机统一”。“法”如果没有“政治学”的“价值观”概念，则 失去了“法”本身的、“公共”的自然本质意义，就转变为“认识 论”的“私有性质”，则不成其为“法”；“依法”就是“依照私 法”，照旧是“人治”。“人民当家做主”只有在公共政治权力的民 主制下，具有了“每个人当家做主”的“重叠”意义，“人民”才能 说，彻底摆脱了任何的奴役，“做主”了；本质上仍然只是由“政治 权力”的“公共性”来决定；“人权”的平等，才具有“做主”的 “重叠”积极意义。共产党专制者就如此轻蔑的戏弄中国人民，企图 以私有的“法统化”来确立共产党专制的永久统治，关闭了政治改革 的大门。 公开表明了坚持“政治权力”的私有性，不敢承认，民主的本质是平 等，讲人权平等，是人本性的需求；民主制的本质是社会（国家）政 治权力的公共性质──以人权平等的原则来获得；只有公共性质的政 治权力才能保障人权平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 在2007年”刚过不到一月，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又作了 最清楚地注解，赤裸裸地宣称中国的制度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 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政治权力”的性质 决定一切。在侵占公权力的“共产党领导”之下，那么，“民主执 政”、“人民当家做主”，以及“科学发展”只是白说！ “党”与人民玩文字游戏，人们可以更明白其专制的本质了。“党” 的“人大”、“政协”，至今为止，继续装模作样地充当“花瓶”和 “表决工具”的现实，“台上”的“民主党派”自甘充当犬儒的堕落 〔24〕；对“民主执政”、“人民当家做主”作了根本的讽刺。 “民主执政”依然是“党执政”，“民主”就是“党”的“政治统 治”。“民主”如果变成“执政”就是专制，这是从1842年《共产党 宣言》发表后，已经给世界的深刻教训了。 在人民被强暴的“领导”下，人民如何还能“当家做主”？在公共权 力已经被霸占，由“共产党执政”下，那里还会有“人权”平等的 “民主执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专制者，是如何人为地阻 碍中国的民主进程了！ 专制者本身的这一系列人为地作为，在认识论的范畴，同样地证明 了：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总之，一切阻碍实现民主的言论、行为，只要认真地分析，都是属于 由什么来“决定”，或是需要什么、经过什么、才能达到的“必然” 的“认识”；都是属于“认识论”。而民主只是人共同的“价值观” 的“应当如此”，是人类政治社会构成的“公共”本质。显然，一切 的认识论都跟民主无关；不能成为阻碍民主实现的理由。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话说林昭（之13） 黄河清 第十三回　花生夺命　柯庆施遽死成都 　　　　血书存疑　毛泽东御审林昭 话说林昭案通了天，毛泽东过问，御驾亲审，虽然档案至今封锁绝 密，未见任何官方记录披露，然林昭自己《三致〈人民日报〉编辑 部》的墨血间书透露了端倪。无论林昭所述，是否单方面的孤证，或 是有人怀疑林昭可能患有妄想症；“血书存疑，毛泽东御审林昭”， 从修史的角度，从为林昭作传的责任，从至今官方故意隐匿拒绝公开 林昭档案无赖行径的背景，都应该将此作一实事求是的记录，存以备 考，有待历史证实证伪。即便是杂有妄想症，也是旷古未有庖丁解牛 深入腠理式地洞穿帝王私心：朕即天下，率土之女莫非王妾的丑恶下 作。 修史，史实未明，孤证存在，事涉重大，当记以存疑；作传，传主在 最暗无天日的鬼蜮中以血墨书写，言之凿凿，逻辑严密，合情合理的 大隐密，绝不能略而不记、弃而不顾。林昭还在血墨间书中质疑时任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突然在四川成都病死，是与自己在狱 中两次写信给他有关，“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云云。 柯庆施有“毛泽东的好学生”之称，年纪比毛小而毛称其“柯老”。 1960年毛泽东处境最困难时，柯氏出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任上海市 委第一书记、市长。周恩来因“反冒进”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 东公开批评。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批“反冒进”风甚 烈，柯庆施在会上临时改换讲话稿，不谈经济问题而讲文化问题，其 发言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避免了涉及“反冒 进”而批判周恩来。周恩来在1958年6月9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故作姿 态、试探性地提及自己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有传言毛可 能以柯代周，结果止于传言。柯庆施在1964年发现患有肺癌，经周恩 来亲自安排，精心治疗，颇有好转。1965年3月13日柯庆施应毛泽东 另一亲信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邀前往成都休养，4月5日夜，柯在 赴李井泉请宴后睡前吃了一把油炸花生仁导致腹痛异常，急送医院抢 救。四川、上海、北京医生全力救治无效，于1965年4月9日在成都死 亡，死后解剖，鉴定死因为急性胰腺炎出血导致死亡。死后备极哀 荣，在北京举行追悼会。林昭在狱中看到报纸报导，遂生联想。其胞 妹彭令范据林昭狱中文字，转述毛泽东御审林昭时，可能柯庆施在 场；林昭已传世的《三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稿誊录本也可窥见 此意。林昭在狱中呼叫天地不应不灵的境况下，曾二致书她认为尚存 人性口碑不错的柯庆施。林昭正是因此对柯氏遽死满怀疑窦至推断毛 氏害死柯氏的，故发“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慨。虽查尚无 据，然事出有因。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宠臣张春桥曾对柯庆施死因生疑，派人调查，其矛 头所向乃李井泉、贺龙进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如果柯氏真系 林昭所疑死于毛泽东之手，张春桥的调查自然是已发生的那样不了了 之。“花生夺命，柯庆施遽死成都”，经林昭质疑，可谓“烛影斧 声，千古之谜”；抑或是林昭借题发挥，将由毛泽东御审而得以直接 接触后对其思想理论、性格为人、处事手法、道貌真面的深刻看法以 此曲笔传世？ 林昭胞妹彭令范在2005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访问时，明确 说：“她也曾提到说毛泽东在一所审问过她。当时我母亲都不敢再听 下去。她也就没有继续讲。”这里的“一所”指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 守所，林昭1961年第一次被捕后，关押在此。彭令范在2004年也接受 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九小时的采访，访问中作了四、五小时的录 音和文字记录。这个访问的部分录音于2008年8月公布，其中也有毛 泽东审问林昭的内容，如下： 张：林昭1962年保外就医期间，她有没有跟您亲自说过毛泽东审问她 　　的事情？ 彭：她讲，暗示了，但是我母亲不让她讲，说你不要瞎讲。 张：那个时候她精神怎么样？您觉得，那时候林昭要讲这个的时候， 　　她是作为……比方说开玩笑啊，或者是想象啊，还是…… 彭：她很认真的，好象就是说，跟你讲一件事你们应该知道…… 张：很冷静的吗？ 彭：是。 张：她是说毛泽东当面审问她？ 彭：她好象是说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毛泽东审问她。 张：毛泽东亲自去了？ 彭：她并没有讲细节。 张：她有没有讲还有别人没有？ 彭：可能还有。 张：那是谁呢？ 彭：她当时没有指出是谁，但是从她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上 　　看，可能是柯庆施也在。 张：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 彭：上海市市长。 张：那有可能是哪一年呢？ 彭：那应该是1961年。 张：她有没有讲细节？ 彭：她就是讲被反拷时，我母亲就不让她讲。 林昭在《三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稿中，始而隐晦曲折、扑朔迷 离，继而双关暗喻，终而直白明指中国“第一看守所所长”、“魔 鬼”、“独夫”、“毛泽东”审问了她，“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 我倒不相信！” 《三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稿写于1965年7月14日～12月5日 ， 约13万字，有附录八，约13,000字，共计约143,000余字。现传世的 是根据林昭手迹原件复印件誊录的，最后誊录校勘者草文先生“识于 乙酉年（2005年──笔者）中秋”。 说书人得蒙信任，辗转获阅此件，遵嘱不得公开发表，然允在撰写 《话说林昭》时引述内容。兹斗胆大段转录，以见史实。有关“御 审”所转录者3,800字，只及全件40分之一，应该算是未违承诺吧。 以下转录文字全出于草文、甘粹据林昭手迹复印件《三致〈人民日 报〉编辑部》文稿誊录校勘本。 ◆“但是，当作我们特别是林昭个人与大独裁者之间那节外之枝的案 　中之案，柯氏惨遭谋害这一沉痛的流血事件，似乎倒还应该摊到先 　生们的鼻尖下面来，首先找你们评一评理！……我倒不相信你们摆 　得出一条柯氏该死的理由！…… 　“事情呢也是教人真不知道应该从何讲起！年青人不揣孤陋敢说天 　下万国世界政治史上，再也无有这等希奇古怪之事。却恰教林昭给 　碰上了，可算是三生或不止三生有幸！……想着这回子荒乎其唐的 　怪事，年青人一时痛彻心腑热泪盈眶，一时又冷入骨髓而只好强作 　一声淡笑！”（41页） ◆“所说独夫之诸般错误思想是从他对待我们全案──当然，主要地 　特别是对待林昭个人的这样一种角度上而言。……独夫对待林昭的 　态度从作交手战以来几乎是一开始起就很错误。而且在这过程中又 　步步加深了他那方面的错误！”（42页） ◆“独夫在对待林昭这个问题上之第一点也是最根本最重大的错误， 　便是抛掉了政治原则而沉溺于个人意气！工商百业尚且行有行规， 　混咱们这一行的岂可没有点儿原则性？民主政治固有民主政治的原 　则，极权暴政总也应该有极权暴政的原则方为道理！那不既也带着 　个‘政’字儿，就多少总还是沾着这一行的边罢？所谓原则性也 　者，具体延伸到咱们这档子事情里头来原也未见如何复杂。简言 　之：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 　要维护极权统治。从这样的对立立场出发，彼此各尽其策，各尽所 　能，进退相对，得失相成，是都谓在情理之中，那不胜败素称兵家 　常事。在这个年青人本身来讲，虽对当朝衮衮之‘个人’不无某些 　职业性的观察与研究兴趣，却还从也不曾鼓上非得跟哪一位来较过 　劲儿的邪门劲儿。当然，反过来说，同样也从未设想过若是碰上哪 　一位前来对阵，就该赶紧偃旗息鼓而退避三舍。这种态度乍一看似 　乎是目中无人而实在只不过是对事不对人。客观地评论一句，应当 　肯定地认为：持这种态度相当地符合咱们所混这一行的职业盗德！ 　那不人们当初与蒋介石对峙较量得不可开交乃至你死我活地性命相 　搏，说到底也仍不过是为了‘江山如此多娇’，而未必是为了与蒋 　介石个人别*什么苗头①罢？然则与年青人这口没来由的拗别气斗 　得又有多么无聊！请听听这些典型化的性格语言呢！年青人倒是挺 　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 　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 　‘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 　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 　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等等、等等，真也说不尽言！试 　质之天下人无有谁个谓曰这样一些语言是政治斗争的语言。 　“所以独夫在对待林昭之问题上的这一错误从其思想根源上去推察 　本可谓颇具必性，列起公式来应当是：过刚自恃不具理性的妄人＋ 　非法窃得的不义权力=独断独行毫无原则的独夫。……”（42～44 　页） ◆“二、独夫对待林昭之第二点严重错误则是：以已之心度人之腹。 　…… 　“所以独夫于林昭也真是白‘抬举’了一番，不是对象──抱不上 　树，那有什么法子？而这么一推己及人地来个想当然且行事不看对 　象，便煞是可惜了他那百种韬略千般心机。谋划非不详细也，运筹 　非不周密也，岂但察及毫末，直已算无遗策。却只为事属缘木求 　鱼，乃终于全归劳而无功。林昭可是早已把话说在了头里：有得这 　么抬举我的，不如干脆些赐了一死，我倒深感成全。民间本在传说 　死刑犯受的枪弹须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 　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没个死法总之不是事 　情。”（44～45页） ◆“这样一种毫不懂得尊重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思想方法正与那个 　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的──病态地自大狂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 　精神状态密勿无间地相得益彰，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最最 　本质的核心！相形之下，斯大林倒似乎多少还存留得有那么一点子 　理性：在他最后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是不是《答 　雅罗申科同志》哪一篇？ 　“──还强调着：人们只能（因势利导地）利用客观规律，却断然 　不能去创造以至更替客观规律！”（46页） ◆“三、独夫在林昭这问题上的第三点严重错误是：作事不忖量后 　果！──可能也忖量来着，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 　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 　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 　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 　‘我’难道会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 　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 　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试以下棋为例：不怕你是国手也罢，不 　败之地总还是难立的。故最好莫过于君子自重，别要冒冒失失地坐 　下来就与别个开局动子。既已不计身分兴到为之地就位对弈矣，则 　哪怕对手不过是个黄口孺子也得，思想上可不好捏了个必胜的稳 　瓶。长江后浪推前浪，干哪行都有后来人；后来人且可能是个刁钻 　泼辣歪赖古怪的不在俗理常规之内的鬼灵精，那么也只叫走多了夜 　路碰着报应！……闯荡过大江大海而倒在小河浜里翻船的事例多得 　很哩！初出茅庐又怎么着？先不讲论手高手低，反正，既是两对面 　的事儿，那就机会均等：谁都兴许赢，也谁都兴许输。若下围棋， 　还兴许你杀这一块我杀那一块地互为主客攻来攻去直到最后才得计 　出胜负。……与后生小子们的棋那是以不着为高！理由很简单：胜 　之不武不胜为笑！赢了也没面子，说起来欺负小孩子；输了就更丢 　脸，说起来下不过小孩子！什么划算呢。人们没理会这个忠告，林 　昭可是已经作到了尽礼的地步！礼既尽过，当仁不让；局也入了， 　哪顾得上许多。年青人没想过自己要怎么赢谁，但同样没想过谁来 　就必定赢我！斗争吗，一息尚存，斗就是了！死也没恨！牺牲在早 　已自许作殉道者的个人来说正好作为斗争之一个无比光辉的顶点！ 　是书生之傻气，非政客之韬略。然而，即此一端，不仅已判清浊甚 　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分高下。因为其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天道与人 　道的差别。方式方法多几手少几手哪有什么？能够照葫芦画瓢地使 　出棋谱上的全套招数也保证不得谁个必胜！而机械地作类比推理就 　更错误了，世间万事万物之复杂厥谓无伦：有可比的，有不可比 　的。若谓打得完蒋家大军者必能制胜于‘黄毛丫头’，是便不可以 　比！何也？古有明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独夫 　的线装书当比林昭读得多，不信他竟不知道这两句流传颇广的名 　言！问题大致在于：一则从其一贯的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出发， 　根本忽略了‘人各有志，不可相强’这一条。再则就是自信忒过， 　‘我制不服你？……我倒不相信’！然而客观存在终竟不能以独夫 　之悖谬非理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各人对于他人同样 　构成为客观存在之一种，不论是个黄毛丫头抑或是个红毛妖精！ 　──故不全面忖量可能产生之后果，也就造成了独夫在对待林昭这 　问题上的莫大的被动！而关于这，除了独夫之片面化地看待问题是 　直接导致他自己陷入被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外，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需 　要对此担负责任！当然林昭就更加没有理由。不么？当初率尔开局 　动子‘御驾亲征’之前何以不想一想：万一竟‘制’之不‘服’甚 　至为‘制’不‘服’，则当如何丢手？这说的犹为兵家胜负，可特 　别是还又动了那么一点非礼之求的该死的邪心哩！那不更需要想一 　想甚至需要极其周详慎重地想一想：万一那为反抗者的丫头竟然甯 　死不从，等等，又当如何下场，乃至如陈诉于第三者之类的事情。 　既一厢情愿地在谋之不已了，按着那分儿老奸巨滑算无遗策的心 　计，素喜一事拟上十七、八种方案的习性，似乎也应该早些思谋及 　之才是道理。假如竟然真地不曾虑到，则还是那一份病态的自大狂 　在作怪：通国之大谅再无谁个大过毛泽东的！可是抱歉了万岁爷， 　义不帝秦者可不见得是按着这等逻辑去看问题的呢！假如有了如此 　的‘阶级觉悟’，那还成其为什么反抗者啦？然则独夫的愈来愈陷 　入被动除了怪他自己作事不谋善后，又还有谁个应该代他任过 　呢！？”（47～49页） ◆“一、我的性别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尽管发起牢骚来怪怨 　母亲生错了我，究竟她或父亲都不能对此事负责。上帝使我生为女 　身，我不能因此而遂不持自己应持的态度，不走自己该走的道路， 　不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我更看不出一个人性别与他的政治活动之间 　会得产生任何必然联系。尽管贵党的秘密特务包括其总的毛姓头子 　于此是肮脏无耻得几已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故如《呼吁书》问 　题发作后便大大致力于调查我假释期间的住宿问题！真正卑苟之极 　而龌龊透顶。先生们，站在你们的贵楼梯上大约根本不懂得而且永 　远不理解：人与人之间那怕是在政治关系上也会得有一种不涉简单 　利害的比较高尚可贵的情操，你们特别是你们的秘密特务怕的也就 　象那类画惯模特儿的下流画家一样；从那双混帐眼睛里看出来天下 　就没有穿着衣裳的女子，从这种“阶级本能”出发诚然除了使谭惕 　吾①以身交欢德王或使宋庆龄再婚或恶劣地调戏林昭等等，再不可 　能作出其他更象人样更有人味的事来！”（50页） ◆“不过也许还有一点即潜藏在独夫灵魂深处的那一缕轻薄！──不 　严肃！不自尊故亦不知尊人，不自爱故更不懂爱人！存于中者必形 　于外，所说这一点轻薄年青人在以往亦就颇有所感而且颇有所窥， 　因为它往往流露于不自觉无意识之间，那怕是一般地成句行文，但 　当然远不若幸蒙‘抬举’而有了直接体验之后这样地理会得深刻。 　总而言之，你们的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 　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羡 　‘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 　的狂妄，‘虎踞龙蟠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 　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 　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53页） 查考毛泽东行迹，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都到过 上海。这使林昭所述毛泽东御审她、时时了解掌握她的情况的时地条 件有了可能的保证、佐证；虽然《毛泽东年谱》对这几年赴上海之行 语焉不详或无记，但笔者从其他途径作了查证，确认确凿无误，限于 篇幅，不一一详加说明。 说书人不由得想起了历史上御审的故事。历史上皇帝亲审犯人最接近 御审林昭故事者是明成祖朱棣殿对方孝孺后怒而“磔诸市”。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封燕王，起兵杀了侄子皇帝 明惠帝朱允炆，篡位夺国，恐天下不平，要借重当代第一大儒方孝孺 写诏书广告天下。方孝孺是个认死理的主，坚决不从。《明史．方孝 孺传》载朱棣和方孝孺有这么段对话：“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 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 ‘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 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 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 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 死，作绝命词……”朱棣道理讲不过方孝孺，最后连“这是我们家 事。”都搬出来了，意思是说：反正都是我们朱家的人当皇帝，谁当 还不是一回事，同你有什么关系？！这与林昭说的：“试质之天下人 无有谁个谓曰这样一些语言是政治斗争的语言。”何其相似乃尔！历 史竟是惊人的一致。朱棣道理讲不过方孝孺，就运用权力杀了方孝 孺。 查考毛泽东在最高层间的流氓语言之最典型者有：1964年在某次会上 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 倒！”毛泽东道理讲不过林昭，也运用权力杀了林昭。 论者有以为方孝孺太迂，只要稍微顺服一点，就不会罹杀身之祸，甚 至把朱棣杀了方孝孺全家800余人（或曰十族）的责任也归咎于方孝 孺的固执。这真是更象林昭的故事了。林昭只要稍稍认错服罪，就可 活命，就可出狱；只是认了死理，就步了方孝孺的后尘。时髦论者有 很高超的理论：一曰如此凛然认死理是“比不怕死”、“比胆竞 争”，愚蠢，会刺激对方更狠云云；二曰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应该选 择活下来云云。怪道责方孝孺“迂”、林昭“执”是愚蠢，应该弃“ 迂”不“执”，选择“顺服”，就万事大吉了。人要吃饭，狗会吃 屎；人走大道，狗善钻洞；成仁取义，忘八无耻；都是人世间司空见 惯的现象，都是选择的自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没有办法的 事。可叹中华民族方孝孺、林昭太少了，时髦论者太多了。只是若选 择了与方孝孺、林昭相背的精神与原则，就不应拉他们的旗作皮。那 对方孝孺林昭是亵渎，对自己，则成了立牌坊的另类了。 方孝孺千古一人，林昭旷世寂寞。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皇帝于 理上奈何不了“第一大儒”方孝孺，也制服不了“黄毛丫头”林昭！ 正是：花生夺命，柯庆施遽死成都；血书存疑，毛泽东御审林昭。欲 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参考文章】 ◆陈丕显：《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载《陈丕显回 　忆录》。 ◆柯六六：《周恩来和柯庆施》，转自 http://jsqg.cn/BBS/Show 　Post.asp?id=10558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林昭：回忆、纪念与研究系列节 　目》。 ◆《明史．方孝孺传》 ◆《毛泽东年谱》 〔原载《自由圣火》2009-02-19；http://http://www.fireof liberty.org/。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纯属虚构：美国官场的我和你 【附录】网络信息之男女婚事 张耀杰 昨天见到几位外地朋友，谈话中扯到几首荤素搭配的民谣。因为记忆 不完整，只好把其中一首稍微进行了改写整理—— 　　上午表彰会，和谐社会不折腾，你吹我，我吹你。 　　中午工作会，四菜一汤茅台酒，你灌我，我灌你。 　　下午汇报会，科学发展先进性，你骗我，我骗你。 　　晚上跳舞会，领导接见女学生，你亲我，我亲你。 　　深夜嫖娼会，拉动内需保增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9-02-27于北京家中） ------------------------------------------------------------ 【附录】网络信息之男女婚事 　　以前提到結婚，想到“天長地久”； 　　現在提到結婚，想到“能撐多久”。 　　當初會結婚，說是“看上眼”； 　　後來會離婚，說是“看走眼”。 　　婚前，愛情是神話； 　　婚後，愛情是笑話。 　　男人花錢，是為了令女人高興； 　　女人花錢，是因為男人令她不高興。 　　嫁入“豪門”，要懂得理財； 　　嫁入“寒門”，要懂得生財。 　　以前的人，視婚姻生活為“一輩子”； 　　現代的人，視婚姻生活為“一陣子”。 　　婚前，男人在餐廳等女人； 　　婚後，女人在客廳等男人。 　　婚前，男人經常找女人“討論”； 　　婚後，男人只告訴女人“結論”。 　　婚前，男人對她悄悄講話； 　　婚後，男人對她大聲講話。 　　戀愛時，情話綿綿； 　　結婚後，謊話連連。 　　戀愛時的男人，喜歡“毛手毛腳”； 　　結婚後的男人，變成“沒手沒腳”。 　　婚前，情侶做什麼都是“浪漫”； 　　婚後，夫妻做什麼都是“浪費”。 　　想結婚，是自己已能獨立； 　　想離婚，是子女已獨立。 　　婚前的男人，大都很幽默； 　　婚後的男人，大都很沈默。 　　女人的記性，吵架時最好； 　　男人的耐性，結婚後最差。 　　戀愛時，一見面就“親嘴”； 　　結婚後，一見面就“鬥嘴”。 　　婚前，男人常給女人“空白支票”； 　　婚後，男人常給女人“空頭支票”。 　　戀愛時，生活“妙不可言”； 　　結婚後，日子“苦不堪言”。 　　婚前，男人天天盯著女人； 　　婚後，女人天天盯著男人。 　　熱戀時，總相許下輩子再結良緣； 　　結婚後，懷疑上輩子造作孽緣。 　　大男人，會“作威作福”； 　　好男人，會“作牛作馬”。 　　婚前，“謊話”都是“情話”； 　　婚後，“情話”都是“廢話”。 　　婚前，靠近一點； 　　婚後，閃開一點。 　　婚前，沒話找話說； 婚後，有話也不說。 “成功”？對男人的定義是指能賺很多的錢，對女人的定義是指能花 很多的錢。 　　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 　　男人沒有女人，耳根清淨； 　　女人沒有男人，居家乾淨。 　　男人“入錯行”，上班會很痛苦； 　　女人“嫁錯郎”，下班會很痛苦。 　　失戀不見得是世界末日： 　　你的心也許會“泣血”，你的荷包卻可以不再“吐血”。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毛批《水浒》之批判 网上论《水浒》（之7） 武振荣 ○、说明 本文只涉及在中国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批《水浒》的文字。为了便 于读者们理解我的文章，特把毛泽东批《水浒》的文字辑录如下： 　　毛泽东评《水浒》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做反 　　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 　　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 　　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 　　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 　　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 　　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 　　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 　　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 　　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 　　《南腔北调集》）。 　　《水浒》100回本、120回本和71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 　　段评语印在前面。 　　（以上摘自《百度．水浒吧》） 一、总论毛泽东与《水浒》的关系： 毛泽东和《水浒》的关系要被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大体说来，毛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是一个视《水浒》为宝 的人。不用说，在他的看法中，《水浒》是一部很好的正面教材，虽 然我手头的资料有限不足以用它独立说明问题，但是，中国公开出版 的一部名叫《毛泽东读〈水浒传〉》（董志新著）书里所说的话，基 本上可信。介绍这本书的文字如斯说： 　　“《水浒》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 　　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的巨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善 　　解《水浒》，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 　　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选择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 　　这部反映古代家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起到了最大的作 　　用。” 上述的话是一点都不假，中国曾经有人说，毛泽东用《水浒》打败了 蒋介石。反正，我的观点是：在60年代前，人们好象没有听过毛挖苦 《水浒》的话，可是到了60年代，毛泽东在舞弄自己的“革命”时， 弄出了一个由毛泽东个人冠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样的 “革命”在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人物群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也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发飙中，毛泽东身上产生出了一种重大的变 化；变化中，原来“革命”的、“正面”的“教科书”──《水浒》 一下子变成为“反面教材”。如果说在这里，我们要寻找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大革命”，那么，毛对于《水浒》的大翻版，的确有一种 “文化”上的“革命”意义可纠。 这一场“革命”开始于1966年8月，毛号召中国的“红卫兵革命小 将”“造”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反”。就这样，只三个月的时间，全 国五个共产党中央局，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共产党党委以及它们下属 的各级共产党组织都被红卫兵造反派的“炮”给轰“垮”了。1966年 10月24日，连毛也惊呼：“各省都呜呼哀哉了！”分析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毛造成为了一个脱离党中央并且高居 于党中央之上的人物了。事实上，他自己上到了一个在党中央内除他 而外任何人也上不去的高度。立足于此，他鸟瞰自己统治下的“江 山”，那非但不是“红”的，而且都是“黑”的，政治上是“反革命 的资产阶级路线统治”，文化上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统治”，而本文所说的《水浒》，虽然当时还是没有被毛泽东点名批 判，但是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开始烧它了……。 在70年代伊始，毛泽东把他个人的“革命”在用“文化”圈点时，其 思想如失控了的火箭一样的一个劲地向上冒，就使他对于自己在战争 年代喜欢的《水浒》进行了新的“革命式”审查。结果呢？大家“都 知道”（毛泽东语）正面教材，变成了“反面教材”，“农民起义” 的书变成为“搞修正主义”的书。 二、《水浒》：毛摔出的一块“石头” 在70年代初，毛在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斗争中，发明 了“扔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战术，把个可怜的“林副主席”弄 得人仰马翻，最后丧身于温都尔汗。在林彪事件之后，他又发现在文 化大革命中一贯紧跟他的周恩来是一个两面三刀、口是心非人物，于 是就想着要搞周。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把和他一块儿“革命”的那一批老战友们全都打 掉了，就剩下一个周恩来。1949年，朱德最先掉队，他用种南瓜的办 法（和《三国演义》上的刘备灌园有异曲同工之妙）来逃避政治，自 己给靠边站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打掉了彭德怀和“五员大 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干掉了刘少奇，让邓小平靠边站； 1971年9月，林彪“自我爆炸”；也就是在这要命的一年里，毛开始 考虑如何对付周恩来的问题了。此年的8月14日，经毛本人审定，搞 了一个《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也在这个时候，善于揣摩毛 的本意的那一帮子“狗男女”中，有人建议毛公开“批周”，但是精 明过人的毛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说“批周必乱”，于是，周恩来在 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总算是逃脱了被公开批判的命运，但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最高层──政治局会议上，他却多次地接受了批判，并且也 写了几遍检讨。 70年代中国的那些事情，特别是有关政治的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的 人，是很难以接受的，有的人甚至怀疑是不是真有某些事情。就说 “批周”这一档子事情吧，毛对于周虽然没有“明批”，但是却来一 场声势浩大的“暗批”，1975年8月，毛发动了一场“全党、全军、 全国”的“评水浒运动”，周恩来被作为水浒中的宋江，拉了出来， 叫人民“口诛笔伐”。毛在批《水浒》时说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 义”，那个“宋江”就是周恩来啊！ 那个时候，我在解放军某部服役，当连队副指导员，对于连队中进行 的“干部战士评《水浒》”运动留下了非常“好玩”的印象。我们 团，有一个从来都没有读过《水浒》的文盲战士，竟然把宋江当成一 个“中央领导”来批，批了半天，指导员纠正说“宋江是小说人物” 时，他又改口说，“难怪他那么坏，反对毛主席，要搞修正主义！” 弄得批《水浒》的会议上出现一片笑声。 议论至此，我可以说毛是一个很会制造“石头”的人，它把《水浒》 揉成了一团，当成为一块“石头”，扔给了病魔缠身的周恩来。就是 这一块“石头”，把刚刚进医院要做手术的周恩来打得痛苦不堪，连 连地叫道：“我是忠于党的，我没有投降！”（1975年9月20日） 好了，说到这里，我得作出一个结论：毛关于《水浒》的批示不是文 学批评式的，是纯粹的政治式的。在此之前，他认为反革命分子“利 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那么他“利用”小说，把小说当成 “石头”打人，也肯定是他的“一大发明”了。 三、歪打正着 毛用《水浒》的“石头”打了周恩来，这是人都看见了的事情，可是 呢？还有一个不被人看见的事情，就是毛用“石头”也打了红皮《水 浒》。在此之前，红皮《水浒》是中国共产党官方根据“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对于《水浒》做出的包装，是一个以“党的形式”形成 的“共产党集体”的东西。按理，毛泽东不应该反对它。可是呢？全 世界都知道，1966年的毛泽东“革命化”了，因此，他对于中国共产 党社会的一切做出了“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的判断，于是，此前中国社会上那许多以“毛泽东思想”名义做出来 的东西也没有能够最后地幸免，几乎被他完全地作为“修正主义”的 东西给“打倒”了。 如果说红皮《水浒》认为《水浒》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起义”的 “阶级斗争”的小说，是“中国伟大的农民战争历史画卷”，是一部 水平相当高的“反映农民革命题材的小说”，是共产党社会里的正面 教科书，那么，毛扔过去的“石头”把这一切给砸烂了。面对人们都 说《水浒》好的现实，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就毛的这一句话，顶了“一万句”，《水浒》一下子变成为铁板钉钉 的“反面教材”了。于是乎，一眨眼间，《水浒》在中国的命运就发 生了180度的大变化；此种变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周恩来是 “当代的宋江”，要搞“搞修正主义”──而这一点，毛的本意是要 叫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时军队上还搞了一个“都知道”的政治教 育）。 我的看法是这样，毛的《水浒》之“石头”，在扔给周恩来时，不是 一种很好的行为，是毛“搞阴谋诡计”的大爆料，但这一颗“石头” 在“打烂”了红皮《水浒》时，我却要说：“扔得好，老毛！” 我的这一组文章也是要“打烂”红皮《水浒》的，因此，毛“该出手 时就出手”的行为我倒是欣赏的。无论怎么说，毛对于红皮《水浒》 说了“不”，就这一行为──我说是“歪打正着”。 四、“修正主义说”、“地主阶级内部斗争说”之荒谬 对“歪打正着”的解释是：红皮《水浒》应该批判，但毛批判的方式 和方法却是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毛认为宋江“搞修正主义”就一个 很明显的错误。我在上面论述晁盖和宋江的文章中，对于晁、宋关系 做了许多的说明，借着它，我在批评毛的这一荒谬观点时，就可以省 去许多的麻烦。 在中国共产党那一帮子土包子中，毛是一位颇有“文化”造诣（这可 能是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本钱）的人，也有着一定的文学欣赏能 力，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文学批评行家，特别是对于古典 小说《水浒》来说，毛算不上“批家”，大体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读 者罢了。 说毛“别有用心”，是指他没有认真地对《水浒》进行研究，也许他 在发表他的那些所谓的“批示”时，根本就没有系统的、从头到尾地 阅读或者研究过《水浒》。他有关的《水浒》言论无边无际、东一榔 头、西一棒子的情形证明了他在发表高论时，仅仅是凭着他对于《水 浒》的印象。就说“搞修正主义”固然可以成为一个论点，可是，他 除了对于傻瓜都可以看出来的“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外，没有 多说出一个句子。就《水浒》研究而论，这一改动虽然非常重要，但 是把什么改成了什么？却是一个存在着很大争议的问题，毛对此亦无 置喙。 按照上一个世纪70年代中国人对于“修正主义”的理解，它是一个 “坏”的东西，意思是把“好”的东西“修正”“坏”了，说宋江 “搞修正主义”也是这个意思。把毛的有关《水浒》的全部批示统合 起来看，毛认为宋江“修正主义”路线导致的恶果是“投降”，做了 “投降派”。其实，这是毛对宋江妄加的罪名，和《水浒》中的宋江 是对不上号的，同样，毛把晁盖理解为一个不投降的正确路线的代 表，也是与书中的晁盖毫不相干的。 其实呢？“投降”这个词倒是出于《水浒》的宋江之口。在第31回， 宋江对于将要上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入伙后，只戒酒，如得朝廷 招安，你便可撺辍鲁智深投降了……。”就抓住宋江说了“投降”的 话，就给他戴上“投降派”的帽子，其实是毛的一贯的做法。他对于 蒋介石是这样，对于他的战友们也是这样，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亦是 这样。《水浒》中的宋江也就吃了这样的亏，谁叫他说出了“投降” 二个字呢？。在此前，毛对于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都是这样批的， 这一次，他对于周恩来和宋江，也如此地批了。这样批时，毛连宋江 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好象没有给与区分，真人和假人，政治的人和文学 的人，给煮在一个锅里了，弄了个毛式的“一锅煮”。这样的饭，按 理是非常难吃的，可是，中国那种一帮子无耻小人却又吹着说，这是 世界上最好吃的饭。 问题就在于，与其说毛对于宋江发生了误会，不如说他对晁盖也发生 了误会，他以为晁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可根本就不是这样，我通 过研究发现，晁盖是一个在山寨上只享“富贵”的人，在理想的第二 社会中，他不思进取，也不谋出路，他没有象李逵那样说出“杀去东 京，夺了鸟位”的话，也没有制定出梁山何时起义的计划，更没有自 己如何替代“赵官家”坐皇帝之位的明确主张。就是说，他虽然是一 寨之主，却没有发现山寨社会的临时性质，所以，在书中看不到他对 于山寨建设的长远计划，也看不到他为梁山泊兄弟们提出的最终的军 事和政治目标。一句话，在他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被“修正”了 的东西。所以，给宋江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是没有任何 道理的。 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可能不符合晁盖生前的意愿，也就 是说这一改动，在晁盖生前是不允许的──这一点毛倒是看到了，可 是他没有看到的地方是这一改动，使原先不明确的事物明确起来了， 使原先模糊的政治意象一下子明亮起来了，并且为没有目标的事情建 立起了目标。 宋江带给山寨一个招安的政治，并且这个政治是在他还没有上山的时 候就已经形成了的（前文已经说了），因此，他和晁盖比较起来，没 有少的（在兴旺山寨的事业上），只有多的，而招安政治就是“多” 出来的部分。自然，我们从书里如果可以推论出来晁盖不喜欢这 “多”出的部分，那不失为一种研究《水浒》的方式，但是对于这一 种方式有可能拿得到的价值，我们必须立一个限度，而毛的关于《水 浒》的批示，显然是极大地超越了“限度”的言论 ，所以其价值性 就难以成立。 毛对《水浒》倒是说出了一个头绪，他反对把《水浒》看成是“农民 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的官方观点，提出了他个 人的意见：《水浒》“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 争” 。为简单期间，我叫它“内部斗争说”或者“路线斗争说”。 如果我的这一篇论毛批《水浒》的文章不是写在这一组文章的最后 面，那么，我对于《水浒》的阶级性问题肯定会作出长篇论述，可 是，这一篇文章是写在了后面，所以，我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以 为毛的“内部斗争说”不值一驳的原因就在于，傻瓜也能够看出《水 浒》是一部描写下层社会造反、反抗的书，书里的主要人物不是生活 在社会的上层，也不是中层，而是集中在下层。虽然我们可以把卢俊 义、柴进等人可以看做是上层内部的人，但是一部《水浒》不只是为 了他们立传的，而是为武松、鲁智深、李逵、晁盖、阮氏兄弟和宋江 等下层人物立传的。换句话说，在一部下层人物的传记里，施耐庵不 过是加了几页上层人物的传记而已。毛因此而得出“地主阶级内部斗 争说”，岂不是显示出了他一贯的霸道；可是我要强调的是，在政治 上，他的霸道可以置人于死地，威风八面；在文学上，此霸道只能引 起人们的讨厌，试想，他可以置宋江于死地吗？ 五、论《水浒》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毛的潜意识？ 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有一段相声，说的是“关公战秦琼”，非常 地幽默，让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里的人在一段相声里打架。据说毛泽 东也爱听相声，想必他也听过这一段，并且不由自主地把它运用到自 己的评《水浒》里了，让宋江和周恩来交朋友（不是“打仗”），从 而给我们中国人增添一点笑料。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毛批《水浒》也 有价值，我想当属于这一类。知道和懂得历史的人可以从中取乐；正 如，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文盲战士，他因为缺乏历史知识，就听不到 里面的乐子。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我作为一个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过毛的人， 却认为在毛泽东批《水浒》的幽默中隐藏着他一段鲜为人知的屈辱与 烦恼。毛在批《水浒》的文字中，说到梁山好汉“让人招安了”的问 题，这是毛不满意《水浒》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水 浒》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给我们写作出宋江为什么要接受招安的 理论问题，作家处理这样的事情是把宋江描写成为个具有招安情结的 人，好象是掩盖了压迫宋江其所以接受招安的大背景。进一步说，宋 江有可能认为不被招安的话，梁山好汉终逃脱不了被剿灭的命运（也 是书里田虎、王庆和方腊的命运），好了，这就是说毛好象和“招 安”有过瓜葛，因此，对于“招安”可能有着没有被招安的人一种特 别感触。如果说接受“招安”对于被“招安者”来说意味着屈辱的 话，那么，我就说到了正题，同时也戳到了毛泽东的要害处。 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好象很伟大，可是，毛 在延安时期被国民党政府“招安”了，其手下的共产党军队取消了自 己的番号，被收编成为“国军”，毛也自己矮了一等，承认蒋介石为 中国的“最高领袖”，并且表示对之“服从”，不是就走了“招安的 路线”吗？不就是搞了“投降主义”吗？ 不仅如此，毛在延安这一块“红色根据地”里，砍倒了“苏维埃”这 一面“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大红旗”，升起了“新三民主义”的 “杏黄旗”，放弃了“阶级斗争论”，拣起了“四阶级联合论”，宣 布“共产党在中国得势后”“不搞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要走 “第三条道路”（以上个问题详见《武振荣论毛》（1～14））等等 说明了毛泽东是延安时代的“宋江”，他自己搞投降主义。关于这一 点，最新的一份资料直白地说，“抗战开始后大家认为一个中国不能 用两面旗子，于是共产党临时把红星旗收起来。所以抗战八年中国只 有一面旗子，就是青天白日旗。”（引自2009-1-10《搜狐网》《历 史回顾：国民党政府为什么给红军起名八路军？》一文）。造成毛泽 东对于这一段历史产生屈辱感的还是，他在八路军中没有担任任何职 位，正如上文所言：“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只是国军 的一部分，军饷和弹药都是国民政府发的，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毛 泽东和八路军没有关系”。我相信，这种事情在毛的潜意识中，肯定 形成了某种难以倾诉的压抑。在已经变成了“国军”的共产党军队 中，毛是一个编外人啊！虽然在事实上，毛依然操纵着它，但是在理 论上，毛失去了名正言顺对之发表命令的权力。 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理 论”上升到“顶峰”（林彪语）的时期，所以，在毛的意识中，古今 中外一切不革命的东西都应当受到批判。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毛的 潜意识里，过去一切带有“招安”、“投降”因素的东西（包括自己 的历史在内）都应该接受批判，就有着一种可以解读出来的意义了。 毛不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法宝”吗？那么， 我认为最好是把毛的批“宋江”“搞修正主义”、搞“招安”、搞 “投降”──这一套视为毛无意识的对自己的批判岂不更好！ 这样，我在本文行将结束时，也出示了一条辩证法：毛用以“打”周 恩来的那块“石头”，到最后也还是“砸”了毛的“脚”。阿门！ （2009-01-28脱稿于韩国首尔市） 〔原载《自由圣火》2009-03-01；http://http://www.fireof liberty.org/。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被马英九“列管” 林保华 2008年12月15日下午，一名派出所的警察到我所居住的大楼，向管理 处表示要找我。管理员问甚么事情，该警员回答说，我是“列管人 员”，要我填表。我太太是大楼管理委员会主任，那时我们都不在 家，因为问题严重，大楼管理员立刻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太太回来后 就到派出所询问，那位警员不在，改由其他警员接待。他表示我是 “大陆人士”，需要填大陆人士的表格。我太太立即表示，我从第一 次到台湾来，就不是以“大陆人士”身分来的。因为我以前拿的是香 港身分证明书，后来改为英国海外属土公民（ＢＮＯ）护照。因此我 太太拒绝拿那份表格填写。 2006年3月我从美国移居台湾，依亲入籍并领取中华民国（台湾）护 照，在台湾期间也没有犯过法，为何突然成为马英九的列管对象，想 想也知道是与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湾期间我的表现有关。 在陈云林来台湾前，与几个朋友聚会时，痛感台湾这个大好河山，因 为马英九总统的投共政策而陷入危机。本来我移居台湾，就是想能够 在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避免台湾象香港那样落入共产党手里，造成民 主事业的重大损失。因此当有朋友表示要成立一个组织来直接参与 时，本来对组织社团心存顾虑的我，也表示义不容辞，并且建议成立 反共救国团，来扭转以为共产党已经改恶从善的错误认识。经过讨 论，决定取名“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以前有一个“中国青 年反共救国团”，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后，取消“反共”两字，我 们恢复“反共”灵魂，将“中国”改为“台湾”，因为我们是在台湾 的团体。 有人说，共产党已经变了。的确，共产党已经变了：变得更有欺骗 性，变得更加贪婪。但它的本质也的确没有变化，那就是专制独裁的 本质。有人说，中国的人权比毛泽东时代进步了，对资讯的控制也没 有毛泽东时代那样严密了。也的确是如此。那是中共的善意吗？不 是。那是中共为吸引外资的交换条件，按照以前那样，会有外资敢来 中国投资吗？共产党的本质没有变，也可以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 “亲共”看出来，共产党是那样好，为何香港民建联主席曾钰成不敢 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何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对人家称呼他们“亲 共”耿耿于怀？ 我们敢亮出“反共”旗号，就是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法 治，而这，与台湾的主权是否独立密切相关。保住台湾这些基本价 值，就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大支持。 陈云林11月3日来台湾当天，我看到电视播出警察不准民众拿国旗的 镜头，心里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该到哪里抗议。第二天傍晚又播 出中山北路国宾酒店门口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宴请陈云林时，警察如 何殴打或推倒抗议民众，其中包括我所认识的黄越绥大姐，以及上扬 唱片公司被警察强迫不许播送台湾歌曲与拉下铁闸事件，如果不是那 晚我要出席民视《头家开讲》的节目，我一定会赶到现场参加抗议。 节目做完后本来要到医院探望黄越绥，后来主持人谢志伟说黄已经离 开医院回家，我也回家了。 11月5号傍晚，看到新闻报道，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晶华酒店宴请陈 云林时，我就在晚饭后也去抗议。先到前门，后来到后门，亲自见识 镇暴警察的阵容。在那里，与抗议民众相互打气喊“加油”，当然也 亲自感受被镇暴警察用力推挤的滋味。在一生中，可以说这是第一 次，而原因居然是因为抗议共产党官员的访问。在台湾这个民主国家 发生这种事情，已经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了。那天，我到凌晨1点半， 也就是清场前半小时才离开。在形势比较和缓时，我也去与镇暴警察 谈心，呼吁他们对民众下手不要太狠，不要做共产党的帮凶。我说， 我在中国住过，知道共产党是如何清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 11月6日下午民进党在马英九与陈云林会面时发动“围城”。但是马 英九忽然提前在上午会面。我与其他民众一样，对这种“诈术”深表 反感，所以也提前参与“围城”，但是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到最 后。但是因为是陈云林的最后一夜，所以晚上我去陈云林下榻的圆山 饭店看有甚么动静，但是走到中山北路桥下已经封路，只好下车。在 台北美术馆前的台阶上与民众聊天，看那里三三两两年轻人叫骂。后 来看到警察抓人、打人，我下去呼吁“台湾人不打台湾人”。到凌晨 12点半，一位电视台记者说警察要动手了，要我立刻离开，他说我的 岗位不在那个现场，而是写东西。语气恳切，我就先回家了。后来才 知道他们的一个记者已经被打到头破血流，我因为远在北美馆台阶上 而没有看清楚。 12月12日，民间司改会、人本基金会等团体在自由广场声援陈云林来 台期间遭警方暴力对待的黄怡翎等三位受害人，批警方滥用公权力； 三人并于稍后到台北地院出庭自诉前松山分局长黄嘉禄涉嫌妨害自由 等案；我又坐在旁听席上。 虽然我的活动仅仅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已经得罪共产党与亲 共人士。因此这些“现场记录”已经把我列为“现行犯”了。 在我把警察找我的事情曝光以后，才知道差不多那个时候，一批参与 抗议活动的人士也同样被警察以各种名义“关切”，只是我因为有写 文章的管道而可以把事件公开，其他人往往只能在恐惧中度日。 12月17日我的文章在《自由时报》发表，该报记者立刻访问我所在的 警察分局，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内容如下：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保防组人员则澄清，由于林从中山区迁入万 　　华区，万华警方12月初由大理街派出所例行查访，员警曾到林住 　　处大楼进行家户查访，将已入籍台湾的林保华职业、家庭成员等 　　基本资料注记警方资料中，并无所谓‘大陆人士’资料，也未要 　　求林妻填写。 　　“台北市警察局户口科表示，搬迁入籍新户，管区警员须在一个 　　月内前往访查，若多次未遇新入籍户，管区警员需留下《约定访 　　谈通知单》，供对方随时与管区警员连系，以方便警方进行资讯 　　更新和服务。户口科并强调，对于外籍或港、澳、中国在台居住 　　人士，只要持用合法居留证件、未有刑案资料，警方并不会列 　　管。” 同时，台北市议员简余晏也去信警察局，所得回覆是：“12月15日晚 上约19时30分许，林保华先生其配偶杨月清女士，至大理街派出所。 因警员廖国雄当时有勤务在外，不在所内。该时段值班警员张耿维， 一时不察误认杨女士为管区内大陆人民，而将本分局自行设计之大陆 人民基资卡交杨女士填写因而造成误会。” 我搬到万华区已经近一年了，从来没有警员找过我。事后，有朋友打 电话来，说派出所警员想与我见面致歉。我们说不必了，因为与警员 无关，台湾《壹周刊》有报导《陈云林维安，马英九亲自操盘》。事 后，也听到一些议员转告，被关切过的人士，都有警察表示道歉，但 这些都是地下进行的，公开场合，警方还是理直气壮，其中一批已经 升官。 1月11日，报章上报导“桃园国际机场日前发生入出境资讯系统大当 机长达36个小时，经确切比对后发现，共有八位列管人士入出境，移 民署已展开补救措施”我不知道，我在被“列管”后能否出境。 〔原载《开放》杂志 2009年2月号。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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