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2-28 新闻与评论 探索道路 ◆不进行民主化，中国必将发生动乱──致特殊利益集　宣昶玮 ◆加入中国国民党申请书　　　　　　（河南省固始县）周德才 民主理论 ◆论民主与中国（之09b） 　　　　　　　　　（北京市）子牧 运动留痕 ◆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化的意义　　　　　　　（波士顿）杨建利 文艺春秋 ◆荒蛮高原──读张宗铭“系列长篇小说”有感（之1） 黄燕明 ◆给地球人书　　　　　　　　　　　　　（四川绵阳）力比多 台湾问题 ◆寻找“尸卡”之外的“活路”　　　　　　（台北市）林保华 他山之石 ◆涂炳榔──“2．28”人物小传 　　　　　（台北市）曾建元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不进行民主化，中国必将发生动乱 致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封公开信 宣昶玮 各论坛管理人员： 因为知道论坛迫于某些压力的管理规定，因此特向你们申明： 这不是一篇不负责任的情绪发泄文章，而是为中华民族前途着想的认 真的理论思索。 文章分析了当今中国最紧迫的政治问题，不论对错与否，都具有不可 多见的理论见识。 实际上，当今中华民族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前夜，尽管事情尚未发展 到那一步。 古人说应未雨而绸谬，勿临渴而掘井：在今天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下，难道不应该讨论一些避免不了而又很尖锐的问题吗？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如果你们不愿做对不起中华民族事情的 话，那么，请放行本文。 　　　　　　　　　　　　　　◆ 这是一篇理论文章。 由于事关重大，所以便用这种公开信的方式公告天下了。 这封公开信将要告诉中国人民和特殊利益集团，当前中国社会乱象纷 陈，各种矛盾空前复杂，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实行民主吧，有人说会 动乱分裂；继续集权吧，知识分子和人民都不满意。而理论分析文章 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让人无所适从。 今天，我们将提供我们的判断，并公告天下，以让人们鉴别。 我们的全部判断由十个基本判断组成，现介绍如下。 第一个判断：动乱的根源在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现在很有些社会不稳定，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按照许多有识 之士的话说，就是：动乱是危害中国安全的最大心腹之患。 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雇佣的理论家们，一概 的把动乱的根源归咎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右派、人们要求民主人权， 和民族问题之类。 这些雇佣理论家们的最大借口是：中国如果民主化了，那么新疆、西 藏等必定要求独立，就会发生内战；现在则由于高压压制着，闹独立 的势力无法作为：因此维持现行的体制不变，是避免分裂内战的正确 选择。 按照一些人的话说就是：现行的制度是最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制度， 因此也是最好的制度。 他们的这个理由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许多人被他们“说服”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因为事件并不是以那样的顺序发生的。 因为中国真实的动乱根源并不在这些地方，并不在西方的和平演变、 右派、人们要求民主人权，和民族问题那里，包括不在颜色革命那 里。 那么中国真实的动乱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回答是：中国真实的动乱根源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 为什么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呢？ 因为他们是一切矛盾的始作俑者。 表面看起来是人们要求民主、人权，主张西化等等，把中国社会闹得 不得安宁；而问题的实质却是特殊利益集团把一切政治经济的利益都 独自霸占了，却把人民当奴隶，不愿让人民获得社会发言权，不愿让 出已经被他们霸占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这个集团不愿放弃已经到手 的既得利益，不愿放弃特权、专制、独裁，不愿意放弃鱼肉百姓，不 愿意放弃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虎威”。这种“虎威”也是 一种利益：巨大政治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利益”。 因此，表面上是人民闹民主人权，闹西化，闹维权，实质上则是被特 殊利益集团欺压与压迫的无法忍受了，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 而现在特殊利益集团即其雇佣的理论家却反打一耙：说动乱的根源是 由于西方普世价值的推广，和右派要求西化与民主人权，是颜色革 命，是民族分裂等等。 大家看到没有？ 特殊利益集团雇佣的理论家们故意把事情的因果翻转，弄成本末倒 置：把明明是对特殊利益集团压迫人民的反抗，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作 威作福造成的反抗，反说成是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害得中国人民不得 安生，西方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右派要把中国拖入火坑，普世价 值要害人，颜色革命祸害中国，等等。 实行民主中国会分裂内战？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夺，汉族自己内 部就先要动乱起来，而不是什么中国民主化之后新疆、西藏要闹独 立：在新疆、西藏闹事之前，汉族内部自己就先闹起来了。 而汉族内部先闹动乱的起因不是人民要求民主人权不对，不是人民要 求对国家政治经济有发言权不对，而是特殊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到手 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特权，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造成的。 明白了么？ 一切动乱的根源都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是他们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殊 利益，保持他们到手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意和人民分享政治经济利 益，造成了大量的矛盾，是这种矛盾导致了中国有可能发生的社会动 乱。 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中国动乱的根源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而不是他们到处宣扬的，什么 是右派主张西化、右派要求民主、西方的和平演变等等因素造成的。 但为什么你又要说一切责任都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呢？ 这就和苏联是相似的。苏联解体了，苏共完蛋了。你总不能说：苏联 的解体是苏联人民造成的吧？因为苏联解体前的一切矛盾与问题，都 是苏联统治者的主导下形成的：因此一切责任都在统治者那里，是他 们把苏联弄完蛋了。苏联解体的根源就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特殊利益 集团那里，这么说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中国今天的大部分矛盾，根源也都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是他们为维 持自己的特权造成的。 因此我们说： 中国当今社会动乱的根源在特殊利益集团那里；而不是在人民、在右 派、在左派、在西方的和平演变、在要求民主人权、在要求参加人大 代表选举和被选举、在要求和平监督政府、人民组织起来要求参与反 腐败等等群众和知识分子那里。 人们的这些政治要求都是很合理的，并没有过分的、不合理的地方。 真正不合理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拒绝让出到手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利 益，并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尖锐矛盾与问题。 特殊利益集团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殊利益，继续把持大部分社会政治 利益在自己手中，而觉醒了的公众和知识分子则不愿意；特殊利益集 团为保证自己的特殊利益，必然要去侵害一般群众的利益，而觉醒了 的群众则不愿意：于是广泛的社会矛盾产生了。 因此，中国社会的最大、最复杂的矛盾，是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因 为他们和人民争夺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才是动乱的总根源。 明白了么？ 第二个判断：特殊利益集团和人民包括和知识分子的矛盾， 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去看当今中国社会上的各种纠 纷和争论、争吵的性质就能知道了。 当今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事件是什么？是维权事件；是要求民主要求 人权的事件；是要求司法公正的事件；是要求维护人民基本利益不受 侵害的事件；是人民要求参与反对官员腐败的事件；是落实宪法赋予 人们的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权利的事件；是人民和知识分 子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事件，等等。 这些事件几乎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和特殊 利益集团之间的，关于政治与经济利益权利分配的矛盾与争夺。 不错，中国社会各地是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有穷富差距的矛 盾，是有经济分配不平均的矛盾；可是，政治是经济和各种利益分配 的集中表现：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独霸了主要的社会政治利益，又用这 种独霸的政治利益强行为自己从人民那里夺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各 种特权：所以，最后所有矛盾的背后，根源，都是人民和特殊利益集 团之间利益争夺的性质。因此，人民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就 是所有以上矛盾的总根子。 现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独断专行，对他们的霸 占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不放松极端不满意：右派不满意，强烈要求改变 现状；左派不满意，强烈要求维护工农的基本权益；知识分子不满 意，强烈要求民主与言论自由，要求参政议政，要求出版、结社等等 自由；工农不满意，强烈要求保护他们的利益。 以上的这一切，都是反映了人民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难道不是事实吗？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用分析也能被大家看出 来。 而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迷惑人民，却在那里大肆宣扬说什么“中国当前 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 的矛盾”云云。 他们又说，只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 他们当然不会真实的说出，中国真正的社会大矛盾是他们要从人民手 中夺取经济财富，和要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从而引起人民和知识分 子的广泛不满的事实。 特殊利益集团极其代表人物是中国最爱说假话的人群。你如果去注意 他们的主要讲话和他们出版的文件和宣传，常常是假话废话连篇，充 斥着报纸和电视之中：这几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甚是被人民厌 恶。 在人民群众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中 国的民族矛盾问题，就是很次一级的矛盾了：如果发生政权崩溃和社 会动乱，则也是先在汉族内部，是在内地，而不会是先在新疆和西藏 发生。 一句话：民族矛盾不是中国当今的主要矛盾；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 也不是当今的主要矛盾；工农和知识分子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才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 当今中国，能够左右中国社会行进轨迹的矛盾是工农和知识分子与特 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是政治利益的矛盾，也是经济利 益的矛盾。如果谁否认这一点，谁无疑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三个判断：中国目前的情形，同苏联解体前 很相似，所以危险 现在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用来吓唬人民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前苏联的分 裂解体来吓唬他们。 他们说：苏联就是因为闹民主所以才分裂了，国家完蛋了。国家分裂 了就会打内战，你们连和平的日子也过不上了。所以，在中国不能搞 民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又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苏联的分裂也是当年苏联的特殊利 益集团霸占人民政治经济利益造成的恶果，而不是苏联人民闹自由化 的结果。 苏联当时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严重的矛盾，但苏联政权的崩溃却不 是由于和美国等的矛盾引起的，苏联的政权崩溃是由于苏联特殊利益 集团和苏联人民，包括与苏联知识分子的矛盾造成的。苏联统治者发 展经济无能，政治文明上又倒行逆施，由此造成人民的强烈不满，形 成了人民与统治集团之间巨大矛盾：人民认为统治集团把苏联治理得 糟透了。 也就是说，是当时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造成了政权崩溃。而这个内 部矛盾主要就是苏联特殊利益集团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是这个主要矛盾的激化，导致政权崩溃，接着苏联的民族矛盾得到了 表现出来的机会：于是苏联国家分裂了。 苏共垮台前，当时的苏共曾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 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 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 以上的调查数字很能说明问题。说明苏共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民的 拥护，已经与人民矛盾很深了。 大家还记得苏共垮台之际，人民向走出苏共中央大楼的人员吐唾沫的 事情么？ 人民如果和政权的矛盾不深，为什么要向这些人吐唾沫呢？这些苏共 官员不是也曾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么？ 前苏联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是民族矛盾，苏联官僚集团和人民之 间的矛盾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造成政权 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民族矛盾的得到释放：于是苏联解体了。 所谓主要矛盾就是引起政权崩溃的矛盾，而不是政权崩溃以后发生的 其他事件显示的矛盾。在苏联解体的事件中，引起政权崩溃的不是各 个加盟共和国的闹独立，而是俄罗斯（苏联）人民对政权的不满：这 是非常清楚而没有什么争论的事情。 因此，引起苏联巨变的最主要矛盾是国家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的矛 盾，而不是其国家的民族问题。 如果当年苏联政权的官员和人民关系非常融洽，人民对政权和官员很 满意，知识分子和政权也没有矛盾，政权得到广泛拥护的话，就根本 不会发生政权崩溃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共产党被推翻的事情。那么苏 联何来解体之忧？难道不是坚如磐石么？ 所以，先有苏联（俄罗斯）的内乱，才有随后发生的故事；而之所以 会发生内乱，是苏联官僚集团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造成的。如此分 析之后，难道大家没有看出：苏联的分裂不是因为苏联人民和知识分 子的闹民主闹自由化，而是因为苏联官僚集团和人民的矛盾激化造成 的政权崩溃么？ 在关于前苏联分裂的问题上以前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因为戈尔巴乔 夫实行民主化，所以才导致了苏联政权崩溃国家分裂。实际情况是： 如果当时的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不搞政变，就不会导致苏联政权的崩 溃，致使苏联很快进入到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的政权真空，所以发 生了国家解体。 也就是说：是共产党内保守势力的愚蠢行为，葬送了国家。哪里是民 主化的罪过呢？民主化是想消除官僚集团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之间的 矛盾，是一件很正确的作为，怎么能说民主化是罪魁祸首呢？是保守 势力的倒退动作，导致矛盾激化，造成苏联政权的崩溃：这才是苏联 崩溃的诱发原因。 而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则是苏联官僚集团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之间 的矛盾，包括人民对统治集团的不满。 而中国当今的情况正和当年的苏联情况一样，但是却比当时苏联的矛 盾更加深刻和广泛，人民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满也更大更强烈，也更 难消除。 当前中国工农、知识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比前苏联深；人民和 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也比前苏联深；左派、右派、工农等等，和特殊 利益集团的矛盾都比前苏联深。而这一切矛盾之所以还没有爆发，是 因为中国还没有象前苏联那样的保守势力开倒车一样的动作造成矛盾 激化的情况发生，所以，暂时没有事情而已。 这种没有事情并不是没有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张力，而是没有矛盾被 激化。明白了么？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包括政府都有：就是中国实际上充满着不安 全的隐患，而这个隐患就是动乱。尽管这个危险已经被电视和报纸、 电台、社会上的花花绿绿，被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所掩盖住了。 然而这种繁荣和歌舞升平却是假象，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突然到来的 一场暴风骤雨所摧毁。 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形，同苏联解体前很相似，却矛盾更深更广更 大，所以很危险。 前苏联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主要来自政权阻碍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 长期得不到改善，而苏联特殊利益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争夺造成的 矛盾比较次一级；而现在的中国却不同：人民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是最主要的，因此人权、司法公正和民主 就是争夺的焦点：这一点根本和前苏联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经济发展的缓慢对前苏联来讲也许是致命的因素，而在中国来 讲则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中国来讲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 致各种矛盾的快速产生与大量的积累则是致命的因素了。 而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极其雇佣的理论家们不但看不到这一层，还反 过来在那里高喊衡量做一件事情正确与否、应该不应该去做的标准， “关键是看是否能更快的发展生产力”：这不是典型的南辕北辙么？ 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被弄糟的。 在人民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的 民族问题民族矛盾就退到很次要的地方去了。哪里是一些理论家所宣 扬的：“中国实行民主必定民族分裂”呢？ 中国不消除人民、知识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的矛盾，才会 有发生民族分裂的危险呢，因为首先汉族内部就会动乱，接着民族问 题就表现出来了：和当年的苏联一模一样。这才是中国问题的要害与 关键。 明白了吗？ 第四个判断：或者动乱或者民主化，是中国绕不过去的坎， 中国走向民主是天意 分析到这一步，忽然觉得和历史相比较，人类太渺小，而天地和历史 太宏大。 人有时候能够有所作为，有时候却又只好听天由命。 按照历史的历来轨迹，人类社会总是要进步的：无论是战争、动乱、 独裁、专制、军队、特务、宣传、金钱美女的引诱等等：这些统统无 法阻止历史的进步。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奴隶制消失了，封建制也渐渐消失了。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希特勒当年为什么不能成功？他难道有成 功的可能么？ 满清皇帝为什么会被推翻？因为有了孙中山？如果没有孙中山，满清 就能万世永享么？ 回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史好象总是要前进的；而阻挡历史前进 和阻止社会进步，却几乎就办不到。这种办不到并不是阻挡一次也不 成功，而是即使暂时的成功，也终究会最后失败的。 民主，人权，政治文明，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和蒋 介石政权斗争的时候就打出的旗帜，肯定是代表着正义的进步性质， 所以，没落的旧政权倒台了。 今天又如何呢？ 民主，人权、政治文明，人民要求参政议政，今天是不是已经过时 了？ 很可惜的是，这些先进的东西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更加需要提到的是，这些民主等的要求，正是今天中国工农和知识分 子和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矛盾的症结所在。 那么这种矛盾会以其他方式消解么？例如经济发达了，人们满足经济 求了？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那不合乎历来历史进步的规律。历史有自己的，看来有些“顽 固”的执着。 那么中国目前的情形，下一步会怎样呢？ 仍然要前进。 怎样前进？ 民主化，政治走向文明进步。 但如果有人就是要阻止这种趋势呢？ 谁也阻止不了。 那么民主化不可避免了？ 是的。 如果有人硬要去阻挡民主化趋势呢？ 那最终就要发生动乱，阻挡者最终还是必然落个失败的下场。 你这么肯定？ 你去看看历史吧。历史上落后的力量最终都是要失败的：几乎是毫无 例外的情况。 所以你说：“或者动乱或者民主化，是中国绕不过去的坎”。 是的。 另外，根据各种迹象看来，中国走向民主是天意，天意难违。 中国目前一切发生大变革的社会基础条件都具备了： ◆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可以说和历史上相比是矛盾最多最广泛的时 　期； ◆人民觉醒和意识到应维护自己权益的广泛程度清醒程度，都是有史 　以来的最大时期； ◆知识分子要求民主、要求人权、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人数最多、 　最广泛、也是最持久的时期； ◆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 ◆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 ◆公民受教育程度最广泛的时期； ◆外部世界文明、世界各国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时 　期； ◆世界各国对中国内部经济的、政治的影响力最大的时期； ◆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思潮最容易联系也最容易联合起来的时 　期：这是科技发达造成的交通发达和通讯发达，以及交流方便与发 　达造成的。 以上这一切，都在有力、有效的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几乎势 不可挡，没有什么落后势力能阻挡住这种大变革的发生。 谁能阻挡这种历史进步的趋势？何况又是民心所向、世界潮流所向？ 请仔细想想看？ 第五个判断：目前中国社会变革或行动的主导权， 掌握在特殊利益集团手中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事实 上掌控了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资源。 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特殊利益，是绝对和他们掌握 了中国的主要政治资源有决定性的关系。 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特殊，就特殊在这个集团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 力，来为自己捞取了大量的政治的、经济的特殊利益。 而特殊利益集团和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之所以这么深这么大，也 是由于这个集团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拼命捞取各种利益分不开 的。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特殊利益集团和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 矛盾。如果这一矛盾处理不好，则中国首先就会发生的是汉族内部的 动乱，而不是因为民族问题的国家分裂。 目前化解汉族社会内部危机的主动权，几乎全掌握在特殊利益集团手 中，是特殊利益集团实际掌握着中国的一切大权。 使中国滑入内乱与国家分裂的结局，如果将来成为事实的话，也是中 国特殊利益集团选择的结果，是他们有意拒绝社会改革，拒绝与人民 对话，拒绝一切向人民让出被他们霸占的利益与权力，却宁愿选择将 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发生那样的结局也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私欲和私 利，选择宁愿毁灭中华民族的代价，也要尽可能的维护已经到手的利 益与权力，而不放弃一丁点儿。 要化解特殊利益集团和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其实质就是特殊利 益集团让出一些被他们全部霸占的政治资源，即政治权利。这场矛盾 的起因是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工农和知识分子要求参政、要求民主、 要求反腐，其实质就是工农和知识分子要求获得一些权利──即获得 政治利益。工农和知识分子也知道，其实政治权利不但是精神权利， 而且也是经济权利：特殊利益集团不就是利用霸占的政治利益，强行 为自己掠夺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么？ 所以，所谓化解特殊利益集团和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其实 质就是利益争夺：工农和知识分子要求获得起码的政治利益，而特殊 利益集团却不愿意让出已经被他们霸占的所有政治利益，所以矛盾凸 显出来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场纠纷的起因是特殊利益集团强行霸占社会的大 部分政治经济利益，造成了大量的尖锐的矛盾，所以化解纠纷不过是 强行霸占者让出被自己霸占的东西而已。 因此，目前中国社会变革或行动的主导权，掌握在特殊利益集团手 中：在于特殊利益集团愿意还是不愿意让出被他们霸占的，原来应该 属于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所有权利的问题。 第六个判断：目前解开中国社会死结的正确办法 是政治协商与和解 既然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很深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一天不解决，中 国社会就一天不会安定。社会实际上将长久处在一种紧张的对峙状态 中，不知道哪一天冲突就会爆发，社会就陷入动乱之中。 因此，矛盾必须解决。 为避免社会动乱，然后民族也接着发生分裂，现在正确的行动应是走 社会和解与对话协商的道路。特殊利益集团必须退让出一些政治经济 利益给工农和知识分子，让人民真正成为主人之一。这样就不会发生 汉族的内乱了；而汉族内部稳定了，则民族问题就不具有危险性了： 中国就不会发生内战与分裂了，当然也不会发生动乱了。 而特殊利益集团由于在关系国家前途问题上作出了有利于人民的选 择，则人民自然应该照顾他们的一些基本利益，例如不彻底追究他们 的某些责任，对他们之中的少数人进行政治特赦，并保留他们的一些 政治经济利益等等。 这种结果当然不会令各方面都满意：人民不会满意；特殊利益集团也 不会满意。 然而这是互相妥协与互相退让的结果，而且是最佳的（从民族前途与 民族利益等角度来讲）选择。因为对各方来讲选择妥协比选择对抗到 底直至动乱和分裂对各方为好。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中华民族不会陷入内战与分裂，请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与中国人民和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和 解。这差不多也是你们唯一可选择的道路，也是有利于你们，有利于 中华民族的道路。 实际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在今天已经有些风雨飘摇的情况下，还 能有从容选择自己退路的机会，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历史上多少 统治者曾经在大厦将倾之际，千呼万唤的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呢？ 现在选择走这种道路的决定权在你们手中。如果特殊利益集团极其代 表人物选择这一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道路，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道 路，那么他们就是将功补过，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功，人民自然会选 择缓和的对待方式，这其实也是特殊利益集团现实的最佳选择了。 如果特殊利益集团拒绝和解，继续选择走独霸政治经济大权，而拒绝 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直至矛盾爆发，中国陷入动乱，那么下场 是什么，不说也能知道个几分吧？ 第七个判断：走政治和解与协商民主化的道路 中国不会发生动乱 民主化必然带来动乱么？这是许多人最担心的。他们拿前苏联作为案 例来参照。 化解这一疑问，我们应该指出： 前苏联事件的关键一点并不是民主化，而是这种民主化的中途发生保 守派的政变冲击，造成国家暂时缺乏统一有效的行政力量，即等同于 无政府状态造成的。 中国如果搞民主化，只要保持一条：经过各政治势力和政府的协商， 大家共同形成一致意见：在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各政治势力包 括人民皆一致支持大家协商形成的共同民主化纲领，并授予政府足够 的处置破坏民主化实施事件的权力，则全国就处于团结一致的状态， 根本就不会发生前苏联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大乱子根本就不会发生： 因为大乱子必定是由重要政治势力背后运作的，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所 有重要的政治势力已经是社会民主化的主导者，社会已经采纳了他们 的意见，他们没有必要用其他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了。而且，在大多 数政治势力已经能够公开、合法的表达自己意见和要求，且这种要求 已经各政治势力、政府、人民共同协商讨论的情况下处置，他们为什 么还要通过其他的激烈方式表达呢？ 如果在全国协商过程中大多数政治势力不同意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 那么即使他们采取激烈的其他方式也必定遭到大多数政治势力的反 对。在这种广泛遭到各政治势力，包括人民的反对的情况下，任何作 乱都不会有效果，也不会成功。 如此一来，中国还怕什么呢？ 因此，只要保证全国协商是真诚的、认真的、比较充分的，那么中国 的民主化不但不会出错，而且一旦进入协商，则必定会产生稳定社 会、稳定政局的效果；而随着协商的深入与进展，随着协商结果的实 施，则中国的政局就会愈来愈稳定，而且也不容易逆转了。 前苏联失败的关键是：他们的民主化缺乏全国各个政治势力的统一协 商参与，缺乏一个被广泛支持的方案；而中国的民主化则首先是由全 国各个政治势力和人民的广泛协商与参与，在一个有广泛支持的机 构，和一个广泛支持方案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各种政治势力和广大 人民群众就是民主化的主导者而不是旁观者：这是与前苏联的重大区 别。 前苏联的民主化，各种政治势力和人民都是旁观者，是被动的力量： 所以他们没有责任感觉，容易出乱子。 而中国的民主化，在实施之前，实质上已经把主导大权（仅仅是变革 大权，而不是政权的其他大权如法制、公安、国防、行政、经济、等 等）交给了全体政治势力和人民。因此这样的民主化根本就不会发生 失序和无政府状态，反而是使各派政治势力和人民都全力支持政府， 使政府的力量变得真正强大：政府的各种重要行动都会得到人民和各 个政治势力的广泛支持。 分析到这里，可以看出要点来了： 中国不会因为实施了民主化而发生民族分裂与动乱、内战；反而是如 果不实施民主化，更可能造成内乱与民族分裂、内战。 实行了民主化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将变得团结与和谐，中国也将因此 而变得强大与稳定；至于少数地区的分裂势力，当他们面对一个民主 的，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强大政权的时候，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美国的一个州闹独立，而大多数人民不同意，这个州能够成功么？这 里的道理不是明摆着的么？当大多数人民反对分裂的时候，即使民主 社会的人民也会授予政府足够的处置分裂的权力，这个时候少数人的 分裂能够成功么？想想看？ 因此，民主化的中国不会发生分裂势力的成功。 另外，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台海两岸的问题也变得相对简单得多了， 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这样一来，困扰中华民族安全的所有“心腹之 患”，几乎都被化解掉了。 因此，民主化是中华民族再次强盛起来的一大法宝，这几乎是没有疑 问的。 而不实施民主化，则极有可能步前苏联的后尘：分裂势力就恰逢千年 不遇的成功好时机了。这不仅仅是理论，而已经是发生过的事实了。 现在中国国内外问题的关键，就看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 是不是愿意放弃独自霸占中国社会主要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一特 权，而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有利于民族，也真正有利于他们 自己的正确道路了。 因此，中华民族现在又走到了一次极端重大的历史关口；何去何从， 就看特殊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的选择了。 第八个判断：特殊利益集团是泥塑巨人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现在外表看起来力量似乎很强大，然而这仅仅是一 种假象。 因为他们极不得民心，社会上真正支持他们的人极少极少。 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工农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普通士兵也好，普 通教师也好，几乎都很反感他们。 面对觉醒了的工农大众、普通士兵、和知识分子，中国的特殊利益集 团，可以说是极其孤立的人群。 这就非常危险，真正的危险。 而这个危险的要害是因为他们对抗正义与进步，造成彻底失去了民 心。 可以说他们是危如累卵。 在这种极其危险的状况下，他们采取了高喊许多，内容看起来“有些 合理”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等等口号，来向人民昭示、宣 传、暗示他们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这些口号，在没有突发事件刺激人们苏醒，人们只在若有所思的情形 下，也是没有人认真去和他们争辩的。 所以，这些口号起到了，暂时在表面上的，一种表示现行社会是有合 法性的表象。 这层表象是一层假象，虽然很薄很薄，也极其脆弱，人们只要稍稍一 想就会明白；但当大家都不说出真相的情况下，明明都看到了皇帝没 穿衣裳，但依然看着骗子在那里夸口说皇帝身上的衣裳是如何如何的 漂亮，而都不作声。 由于实际上的这种情况，所以特殊利益集团表面上的力量强大，其实 是一种假象。 同样的假象在当年的罗马尼亚也出现过，但后来这层假象竟被一阵 “嘘”声捅破，终于暴露了真容。可见这层假象是多么的脆弱，多么 不堪一击。 他们就象是一个泥塑的巨人，虽然是庞然大物，看似一伟丈夫也，可 是却是假的，并没有实质性内涵，一场暴风骤雨就能使它轰然倒下来 了。 对于这一点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感觉，他们自己也会隐隐约约的感 到什么的。只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去多想而已。他们如果真的去认真想 想的话，就会愈想愈害怕。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极其代表人物，是最爱讲假话的一群人。即使他 们自己关起门来议论事情和召开会议的时候，也是张口人民利益，闭 口人民安危的，而且从上到下全是这样。假话说得好，说得象真话， 甚至也是官位升迁的不成文的规定呢。所以在大大小小的公开的和秘 密的会议上，他们都会信誓旦旦，把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把誓言下得 能令人肃然起敬。 这样，他们就给外人──更加重要的是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种假 象：让人们、和让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这个集团真的是“军民团结如一 人”，力量真是强大，真是“公器可用”呢。 可是，这个强大的表象却是假的，“公器可用”也是假的。是他们用 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假话装扮起来的：不可能经得起事实的考验。这 对他们来讲是具有双重的危险。 不过，假话讲得能让说假话的人自己都相信了，自己都以为是真话 了，不能不算是一种境界。 但是假话终究是假话；当关键时候说假话的人暴露出真面目的时候， 泥塑巨人就会轰然一声倒下去的。 我们再来看看前苏联的情况。 前苏联的政权强大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和北约集团，也曾经奈何不了 苏联如何。 苏共更是有辉煌的历史，人们爱用几千万人的大党来恭维苏联共产 党。这个几千万的大党曾经铁一般的统治着苏联，人们以为它似乎是 不可战胜的了。 　　“可是，一夜之间几千万的苏共却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当苏共被 　　解体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党员象中国改朝换代的遗老们那样如 　　丧考妣。就连苏共大姥们解散后轻松走出盘踞多年的办公大楼， 　　看到迎面而来的人群，还以为是党的追随者。可是，当他们向民 　　众告别的时候，回应他们的是满脸的唾沫和不绝的笑骂声。” 1991年几个共产党保守人物发动了政变，可是几千万党员并没有起来 支持。军队历来是在党所领导下的，可是这时的军队并不听从党的号 召，将军和士兵们纷纷倒戈，坚决站在“反党”分子的队伍中去了， 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8月解散苏共，人民并没起来保卫苏共。苏共的各级党组织跟 　　决堤后的大坝一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军队倒戈。就连苏共各级 　　党委被查封的时候，不仅顽固的老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起来捍卫， 　　而且更多的党员加入了苏共的掘墓人行列。” 这是为什么？ 苏联共产党极其政权不是非常强大么？不是有几千万成员的大党么？ 苏联的官僚阶层和官僚机关不是很强大，不也是一直运行很正常么？ 怎么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呢？ 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威力：失民心者失天下也。 苏共垮台前不可谓不强大，历来的报纸上、电视上、共产党中央会议 上的铿锵话语不能说不豪迈：“伟大的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 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致 支持苏共中央的会议决定”、“代表们反响热烈，对苏共中央多年的 巨大工作成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工人和农民兄弟自发的走向广 场，欢呼苏维埃取得的辉煌建设成就”、“欢呼苏共中央的最新会议 公报”、“坚决拥护某某当选苏共中央书记”、“伟大，光荣，团结 的苏联共产党万岁”、“人民支持你们”、“具有光荣传统的铁一般 的苏联军队，是苏维埃政权的可以信赖的保护者”…… 这些豪言壮语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底气十足”，不可谓不 “家喻户晓”，可事实上的效果是如何呢？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么？ 如果现在我们说：当年的苏共和苏联的官僚集团都是泥塑的巨人，你 大概没有什么意见吧？ 就是这样的。 看事情不能仅观察表象，而是应该分析内里。 中国当前的特殊利益集团表面上也力量强大，然而这也仅仅是假象： 中国社会工农和知识分子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比前苏联的类似矛盾 更加深广，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比苏共在社会上更加不得人心：他们怎 么可能比前苏共政权更有力量呢？ 任何政权能不能稳得住，关键还是看民心。关键还是看：他们现在失 去了民心没有？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现在怎么样呢？他们在中国失去了民心没有呢？ 这大概不用谁来回答了，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悬念了吧？ 需要告诉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是：如果你们想继续保持你们的特殊利 益不放松，继续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话，那么你们就继续坚持原来 的政策，继续实行专制独裁，而拒绝协商和民主化；如果你们仅仅只 考虑你们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仅仅考虑你们个人的荣辱进退，而不惜 把中华民族推向万丈深渊的话，你们就继续维持专制独裁，而拒绝协 商与民主化。但你们的所作所为，最后都要你们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个判断：历来中国许多人认为的， 中国实行民主化会分裂和内战的观点不成立 现在应该总结一下了。 中国过去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化很有可能会民族分裂，发生 内战和动乱。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代表人物，也动辄拿这一点来吓唬中 国人民。 然而现在经过我们仔细的分析，这实在是本末倒置的推理：如果发生 民族分裂与内战，也只能是随后的事情，因为先要发生的是汉族自己 的内乱，而这种内乱和前苏联的情况一样，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和人 民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是由于这一主要矛盾上升和激化造成的。 如果特殊利益集团能够向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让步，不再拒绝人民的 参政与民主要求，那么中国的政局就会因为社会重大矛盾的消除而变 得异常稳定，政权变得稳固起来，民族分裂的问题就根本无法浮现出 来了。 因此： 中国不会因为实行了民主制度而发生民族分裂与内战、内乱；反而是 如果不实行民主制度，更会造成分裂与内战、内乱。 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将变得团结与和谐，中国因此也 变得强大与稳定；而不实行民主制度，则必将步前苏联的后尘：因为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古往今来都是这样，过去的人类历史已经多次证 明了这一规律。难道今天的中国特殊，已经特殊到不再受历史规律的 规范了么？ 中国目前是有比前苏联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富裕起来 了，使这些受益的人们比较满意；但虽然这一部分人满意了，而更多 的人却更加不满意起来：这种对比加深，激化了矛盾。两厢比较，中 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减少社会的矛盾，反而是增加了。这样看来经济 的发展并没有使情况好转，也没有使社会更稳定一些：情况反而更坏 了。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那种期望经济的发展能使政权变得稳固与强大的初衷，现在看来是彻 底失败的了。 我们已经分析过：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因为人民对经济落后的不满，次 要的是由于人民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更次要的才是民族 矛盾；而在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第一就是人民、知识分子和特殊利 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次要的是民族矛盾，至于 经济，矛盾则是分配的不公平的问题，是各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 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落后的问题了：这种情况和苏联完全不一样。 因此，经济的发展不再是使人民满意和使政权巩固的法宝，甚至反而 是使人民更加不满的原因。这样一来，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使政权获 得更多的拥护。 而映衬着的，对比着的，则是只有政治的发展即政治文明的进步，才 是能使中国政权获得广泛拥护的事实。 明白了么？ 所以，“中国特色”再特殊，也无法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还是 要受历史规律约束的。 因此：中国不会因为实行民主化而发生民族分裂与内战、内乱；倒是 不实行民主化，中国真正是很危险的。 第十个判断：特殊利益集团以前 也不明白我们分析的这一切 特殊利益集团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是具有双重性的。 一方面他们代表特殊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良心未泯，也 真实的为人民的一些利益着想，其所作所为也有为民族、为人民考虑 的因素。这在特殊利益集团之中也算是一种代表性的人物吧。 这种人物由于过去并不明白中国如果有序的、协商对话的民主化并不 会造成内乱分裂，所以对中国的民主化一直抱着抵制的态度：因为他 们真的认为民主化会造成民族分裂，发生内战，就象前苏联一样。 这种认为专制合理的思想，这种认为专制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使他 们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正义，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也使他们更加顽固的 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 这是属于一种认识不清的情况，这种认识不清楚的情况，在中国的许 多知识分子中间也比较普遍。 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特殊利益集团自己也闹不明白这许多事情的前 因后果，特殊利益集团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得到正确的认识。他 们雇佣的那些理论家们也一样闹不明白。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内部和他们雇佣的文人之中，其实缺 乏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通达之人物，那种头脑聪颖，善于洞察事物之 深层事理真相的人物。他们和他们雇佣的文人，又缺乏真正的公心， 而被到手的利益蒙蔽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看不清楚事情的真正 象状了。而在看不清楚事情真实象状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尽可能的为 自己辩护，特别是为自己的现行政策辩护，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 团目前的真实状况。 具有远见卓识的通达之人物实际上是极少有的。 过去中国共产党内的陈云，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就很通达，少有的通 达。毛泽东都很少能够做到通达，尽管许多人把毛泽东当神看，实际 上毛泽东远不如陈云通达。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现在完全以自己的力量主导政治体制改革，进行 民主化已经不可能：他们没有如此作为的许多基础条件了，仔细想想 就会明白的。所以我们才在这里指出：协商民主化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了。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还在那里幻想：以为有朝一日早晨醒 来，中国就会突然宣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是 再也没有了。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过去他们一直存在着一种担心：就是民主化会 一发不可收拾，一放就乱，再也收不回来了。会失去控制，后果不可 预料，很可能出现内乱内战，分裂，象前苏联那样，甚至还不如前苏 联的结局。这是典型的理论分析能力太欠缺造成的模糊恐怖症。 过去，他们也许借助邓小平作为他们的理论大脑。可是邓小平的大脑 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邓小平毕竟缺乏哲学的、理论的长期磨练，邓小 平实际上根本就缺乏大理论家的素养。邓小平只是一个喜爱思考问题 的领导人物而已，他只是有自己的很多思考，比许多领导思考的多很 多。邓小平当然是一个理论家，但并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论家，如 此而已。 宣昶玮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是知道的。 由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历来太缺乏大理论家，结果造成他们的短视 和模糊认识，最后导致错过了原本很好的民主化时机，以至于弄成现 在这个烂摊子，再也无法逆转了。 他们明明不想让中国实行民主化，而又要欺骗中国人民，于是只好一 个劲的空许愿，什么20年后民主化，40年后民主化的，以此来安抚天 下人的心，可实际上这一招并不起什么作用。 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和自己雇佣的学者们不具有处理分析复杂 社会问题的大能力，已经尝试从民间思想家之中寻求智慧了。宣昶玮 的一个朋友，可能已经参与了这样一类的事情。虽然他们现在只是羞 羞答答的开始做，但毕竟已经有了这样的意愿，再也不摆权威的臭架 子了。这总是一件好现象。 雇佣的理论界不足以担当大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民间则一直受 到压制。 我观察过个别民间理论人物，认真的注意过这些人，发现这些人有时 候看问题竟然比平常人更加片面，已经片面到可笑的程度上了，然而 他自己还不知道。 民间人士的真实情况，需大家仔细观察。 当年毛泽东写过《论持久战》，人们认为分析的对，是少有的通达认 识。但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比当年抗日战争问题要复杂许多倍， 即使毛泽东在世，他也无能为力的：我们说过，毛泽东的通达还不如 陈云。 宣昶玮是说过一些大话的。例如曾在一篇批判儒家的文章中，自比认 识能力和洞见事物真相的能力，超过圣人孔子，可谓语出惊人了。惹 的儒门信徒一百个不高兴，但却无可奈何。 今在中国社会问题上，发此一番言论，实在是出于公心与仁心：凡真 中国人者，有谁愿意看到社会再次陷入动乱与兵荒马乱呢？ 因此，在关系民族前途人民安危的大问题上，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应该采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态度，而不是违心的，假惺惺的装什 么谦虚。 我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以利天下众生，不得已已经相当张狂过了； 今在此关乎天下人民生死存亡的天大问题上，岂能假惺惺的“谦虚” 起来了？ 如果我分析的不对，任凭全国人士奚落和批评。批评的有理，我视为 吾师，求之不得呢。 请天下人明鉴。 中华思想家世界联盟 宣昶玮 于2009年2月26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加入中国国民党申请书 周德才 ┌────────────────────────────┐ │　每次看到中国有人为了追求中国民主而要求加入台湾的国民　│ │　党，我就觉得他既可笑、又可怜。理由是一清二楚的：　　　│ │　　　　　　　　　　　　　　　　　　　　　　　　　　　　│ │　◆就遂行民主而言，台湾的国民党当然没有中共那么坏，但　│ │　　是，从1949年以来，一个把台湾人折腾了半个世纪，一个　│ │　　把中国人折腾了一个甲子，两者是难兄难弟，都很坏，要　│ │　　在中国追求民主却来投奔在台湾一直抗拒民主化的国民　　│ │　　党，不是很可笑、很可怜吗？　　　　　　　　　　　　　│ │　◆国民党籍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一再向中共抛眉眼，国民党的　│ │　　旧、新头头连战和吴伯雄已经亲赴北京拥抱中共的头头胡　│ │　　锦涛，此刻，要在中国追求民主却来投奔有着这样和中国　│ │　　头头如此暧昧亲热之领袖的国民党，不是很可笑、很可怜　│ │　　吗？　　　　　　　　　　　　　　　　　　　　　　　　│ │　　　　　　　　　　　　　　　　　　　　　　　　　　　　│ │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有需要把这样的事件记录在这里，　│ │　随时吵醒那些继续作着这样的糊涂美梦的朋友。　　　　　　│ │　　　　　　　　　　　　　　　　　　　　　　　　　　　　│ │　　　　　　　　　　　　　　　　　　　 ──洪哲胜 编按　│ └────────────────────────────┘ 　　┌────────────────────────┐ 　　│　　 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玄中村农民周德才向 　　│ 　　│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转呈的入党申请书　　│ 　　└────────────────────────┘ ◆申请人：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玄中村农民 周德才 ◆申请事项：加入中国国民党 尊敬的吴主席你好， 此值海峡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之际，我作为中国大陆的 一个普通农民，特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请予批准加入为盼。 中国国民党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从读小学 五年级时就开始信仰“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推翻清朝 统治，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革土地制度。当今之中 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未结束。因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改 革土地制度正等待着我们来完成。 我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位普通的农民，一直在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 主义”的“民权”而努力的奋斗着。 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 “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君主专制”。但是封建专制的阴魂不散，不断 的“借尸还魂”──借执政者的“尸”，还“独裁”与“专制”的 魂。只要是中国人就都不会忘记，清朝刚刚结束，马上就跳出来一个 袁世凯登基称帝。 孙中山先生去逝后，国共两党为了争夺政权而大打出手，当时的中国 见不到“民主共和”，只有人民的流血。后来形成了两岸分裂割据、 相互对立的局面，孙中山先生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这正是封建专制 “借尸还魂”的结果。 历经沧桑，今天的台湾已经民主化了，而作为“封建专制”发源地的 中国大陆仍然笼罩在专制的魔掌之下，“6．4”鲜血就是一个见证。 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看不到民主共和。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既然未实现，作为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国 民党仍然肩负着“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 “统一”是“共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分裂的中国”不能说 是“共和的中国”，但中国的统一应该是也必须是和平的统一。 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是：废出一党专制，实行多党平等。 保证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切实的推进民主，切实的 改革政治制度，切实保障民权，切实的改善民生，切实的履行以法治 国，以民主思想溶解专制思想，以民主思维取代专制思维，开放两岸 文化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中国的大陆，绝大多数人民公共意识普遍低 下，缺乏公民意识和公德意识，自私自利的思想严重，这正是中国大 陆长期的专制文化摧残和愚民教育的结果。 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能不能正常稳定和持续发 展，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始终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影响两 岸关系正常发展的真正隐患究竟在那里？如果大陆的“民生”、“民 权”没有保障，大陆政府不能善待普通的人民，怎么能善待其他的政 党呢？又怎么能迎合西藏同胞、台湾同胞的民意呢？ 大陆这边政府所提出的“和平统一”给西藏同胞、台湾同胞和大陆人 民造成了共产党明显的以大压小，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的感 觉。 所以，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自谈两岸和平相处共谋发展”“而不谈统 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我认为台湾方面一味的花重金从美国那里购买先进武器，来保证台湾 安全，是舍本取末的做法。中国国民党如果能够推进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支持大陆人民实践“三民主义”的“民 权”，既是履行中国国民党的义务和职责，更是对共产党所提出的 “和平统一”、“两岸互动”最好回应。 大陆人民推动中国民主进步，不仅改善大陆的民生状况，不仅改善大 陆的民主法制环境；同时，也能有效的钳制某些人的私欲，迫使他们 不敢对台湾动武。换句话说中国国民党如果能够接纳我加入国民党， 邀请我到台湾举行入党宣誓，胜过从美国那里购买二百架先进的战斗 机。 如果大陆这边政府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真正诚意的话，对我──一 个普通的大陆农民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情，就不应该横加阻拦和 从中作梗，我之所以向中国国民党吴主席提出入党申请，正是出于爱 国之心，以亲身实践政府的和平统一大政方针，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尽一点点绵薄之力。 如果吴主席能够接纳我加入中国民党，一定意义上正象征了中国的和 平统一，盼望着中国国民党邀请我到台湾举行入党宣誓，或者派代表 到大陆这边来为我主持入党宣誓，万分感激。 此致 敬礼 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玄中村农民 周德才 2009年2月18日 〔原载《参与》2009-02-27〕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与中国（之09b） 子牧 ────────────────────────────── 目录： ────────────────────────────── 　一、社会“精英”的“妥协”，确立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 　二、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 　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东方再现──中国的“89”民运 　四、共产党的两次“洗牌”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上） 　　　１、不是“君权神授”，没有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之“理”。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下） 　　　２、又不是“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 　　　３、其统治的“支配形式”，丧失最起码的 　　　　　让人民自愿服从之成分。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2）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1）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2） 　　　２、邓小平制造的“6．4”屠杀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自 　　　　　私、残暴的。 　　　３、“6．4”中止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４、“6．4”开创了当代中国谎言之最。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3） 　　　５、“6．4”使中国全面恢复并加强： 　　　　　“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制。 　　　６、“6．4”使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权力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７、中国走向了政治权力私有制、权力经济的 　　　　　国家黑社会专制道路。 　八、抢夺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罪。（3之1）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1）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2）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3）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十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与人民为敌。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注释 ────────────────────────────── ─────────────────────────────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3之2） ────────────────────────────── 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中，“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提法，仍属 于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当成政治制度。虽然意图是反专制讲民 主，但由于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形式混同，会造成把解决民主制的政治 问题、与解决经济发展，以及具体经济形式中的经济问题混淆，造成 方向性误判；仍然没有看清，“公共的政治权力是社会赖以正常存在 的基础”这个民主实质；抓住这个实质，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仍然是 属于法国大革命后、那种“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认识论的哲学方法 ──这就难以摆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的束缚，仍然为专制的 “社会主义制度”论所利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著作概论的开头，已经同样地解释了上述这个 概念问题。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 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 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 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 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 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 中。”恩格斯的论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就是从“经 济事实中”出发，所进行的“无产者”与“有产者”阶级斗争结果的 “政治统治”──政治制度。这与“自由主义”从“人权”（“永恒 的真理”）的政治，来确立“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以公平、正义 地解决一切问题相比较，完全是“倒立”的（造成“主观”与“客 观”的相悖，“路径”的相反，导致“民主”与“专制”结果的不 同）。在《论马克思》的著作中，恩格斯总结到：“现代科学社会主 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新的历史观’、‘资本和劳动的关 系’）之上的”；表明“社会主义”是作为政治制度，要以“社会主 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终结。 “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伸延，第二国际的创 建人和领导人（创始人和领导人：倍倍尔〔1840～1913〕；李卜克内 西〔1826～1900〕；“理论家”卡尔．考茨基〔1854～1938〕等。 〔100〕，即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的陈独秀先生，也属于 这种情况。30年代，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也多属于这种情况。其中 1937年10月来到延安的王实味先生〔101〕就是典型代表。但他最终 宣布“退党”，说明他不仅反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专制思想，而且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追求 真正的民主。 这里，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误解，认为“青年马克思” 是“人道主义思想”，并认为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继 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马克思是后期转变，以至荒唐地要分开“青年 马克思”与“马克思”，“用马克思主义来反专制”。实际上，从马 克思早期的代表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27 岁），已经明确地否定，“人是环境（传统、自然。〔103〕）和教 育（吸收人类共同‘价值’）的产物”，实际就是否定人类“还存在 着永恒的真理”（写于《共产党宣言》中），而要进行“革命的实 践”，人为地“改变世界”；清楚地表明，已经确立了他的“新的历 史观”（唯物史观）。这在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中，作了进 一步的宣称。显然，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思 想；“民主”就是“上升为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见两原 著），具有“阶级性”。“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 其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100〕、《反杜林 论》等著作，就是证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 会主义）思潮，正体现了“哥达纲领”的思想，但是属于对“自由主 义”的修改，和对“政治制度”本质认识的混淆。 这里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仅只是 “青年”时期的，而且是整个人生时期都有的，但是，是带着“阶级 性”的“有色眼镜”。这个问题还只是他的“主观”，而他的“客 观”是与“人道”相违背的。也就是说，他的全部基本理论（除剩余 价值学），都必然导致血腥和专制，也就不会有他否认的“超阶级” 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否定“永恒的真理”──“自 由、平等、博爱”，也就不会有永恒的“人道主义”。这是当代中国 要走向民主，必须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以及把“社会主义”与“民 主”混在一起的各种提法的原因。 第二国际著名人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 思．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见本文相 关论述）思想，在德国的同时代出现，它们似乎是对立的；但实质上 并不对立，双方都忽略了“政治权力”的“公与私”的性质，分别侧 重于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福利”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方 面。而如果与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对比，才真正发现“英美哲 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相互间的根本区别。 正是“欧洲大陆哲学”的“混淆”、“复杂”是政治学与社会学（所 以韦伯只能成为社会学家，而不能成为政治学家）的混淆；是“价值 观”与“认识论”的混淆；是经济形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与“专制”、“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混淆。这正是卢梭的“人 民主权”论，和“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制度”论的影响，始终 看不清“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本质，以至不能以“民主制”的建 立来保障“人权”，也就导致丧失“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的专 制出现和更迭；无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没有给这个历史 时期的德国带来民主〔108〕。这种实质上对“自由主义”的最终否 定，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欧洲不无此思想的衰落和空缺所影响。 实际上，从1919年“5．4”以来至今，中国就是受西方德国、俄国、 法国“大陆哲学”思想的危害，拒绝了简单、明确、本质的“英美民 主”──“政治权力”的“公共”性〔104〕。 “社会主义”是经济形式，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是社会福 利、保障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也是经济形式，是“资本”的运 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即 不保护“私有制经济”？如果不能够保护“私有制经济”，那么，民 主制也不存在了，又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专制之中去了。 而我们已经知道，“民主制”是公共政治权力的制度，其“政治权 力”的“构成”，是每个人“自然权力”（人权）的“集合”，它保 障每个人的人权，自然保障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包括其“财产”的 “扩大部分”──“生产资料”──“私有经济”。因此，民主制 下，各种经济形式都会存在，包括“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等形式。这样，“民主社会主 义”制度还存在吗？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制度是不会存在的。“社会主义” 始终是经济形式，不是“制度”。要么是民主政制，在民主政制下，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福利保障体系；民主政制本身已保障各种经 济形式。要么是专制制度，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法西斯专制 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专制制 度。 瑞典是社会福利国家，但其社会“政治制度”，正是“政治权力”公 共性质的民主制，“社会主义”是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 “政治制度”，这是应区分开的。 当前中国社会严重惊人的贫富差别、腐败，一些拥护毛泽东的人士认 为，是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背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造成 的。这个说法，没有理论依据。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说：“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7〕邓小平并没有否定过“社会主 义”，他一直在讲“坚持社会主义”，他也没有说要搞“两级分 化”。 这里的问题其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制度 论”。它把“社会主义”当成政治制度，停止、阻止、反对了“政治 体制改革”──“向宪政政府交班”；建立了高度的公共政治权力私 有化的“权力（私有）政治”，出现了“权力资本化、市场权力化”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语）的“权力（私有）经济”。这样，必然使 社会异变，发生少数拥有权力的人，利用“公共权力”去占有“公共 利益”而暴富形成经济巨差。 工业时代，贪官污吏产生于公共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同样，解决贪官 污吏的问题，就要确立公共权力的性质，即建立民主政制；而不是靠 “社会主义”制度，靠“伟人”出现，更不是靠“反腐”措施，和什 么选拔“德才”优秀干部。 “民主”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应分开、分别进 行研究。探索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很大的空间，应该加 以研究。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必须在社会（国家）政治权力公共性 质的条件下──民主制下，才能正确进行，和能够实现。 只要是以保障每个人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目的，那 么，一切“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都会自然出现和得到公正解决。 “社会主义”一般是可不必单独提出和强调的。因为，这种自然的、 经济的“社会主义”已经与“人权”休戚相关，讲“人权”已经包含 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权益，和经济上的社会关怀〔43〕。 一切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是为反专制、确立国家公共政治权 力、建立民主制而努力。本质说来，“自由主义”〔44〕是包含一切 经济主张的，既有“社会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主张“社 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幸福”，也主张“保护私有财 产”、认同“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认为一切不侵害 它人的经济形式都是可以存在的，是自然出现的，由人们自已去自愿 选择和组合。但是，坚决反对占社会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为私； 而国家正是在“公权力”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全民公正的社会保障和 幸福保障的。 “社会”的概念是“公共”的概念。“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形式，是 “社会福利”和“社会幸福”，即“公共福利”、“公共幸福”，包 含了个人“应享受社会的公共利益部分”〔43〕的经济权益，但绝没 有个人财产的全社会“共产”（“充公”）。换句话说，“社会主 义”作为经济形式，其广义范围是社会的“公共利益”部分，不包括 “私人财产”。而专制下，“公共利益”是被专制者完全侵占瓜分 了，并抢夺侵占个人财产。 “公共利益”被专制者侵吞，是一个社会的人民贫穷、无助、“流离 失所”、“犯罪”……等产生的经济根源。而“政治权力”被霸占私 有化，就同时导致“公共利益”被侵吞。 并不能因为主张“社会主义”，就可以当然地霸占公共政治权力；主 张“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果认为“政治权力”可以抢夺和霸占，可 以占为私有，可以坚持自己的当然“领导”……，那么，这绝对不是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私有制”，是“反对占公为私”、“反对化公为 私”。如果认为可以暴力“消灭私有制”，那么，这也不是社会主 义；是剥夺它人财产，是“剥夺主义”，最终是剥夺人权；这是必须 重新明确的〔41〕。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制”，是把私有财 产认作为“共产”目标；以致个人财产也要剥夺、“共产”，还是 “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部分，其 本身就是“共产”；这是它的混淆错误。这种极大错误就在于，对于 “个人财产”与“公共利益”的混淆；反而在“主权者”的掌控之 下，使“公共利益”被私有化，不能提供给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本来 是应该区别的。 另一方面，“共产制”的“所有权”的“公有”，仍然是对全社会财 物的和它人人身和意志的“私有”。这就仍然使社会的“财物”（经 济利益）和“人身和意志”（人权），仍然归“主权者”私有，无法 解决“共产”问题。又走入专制歧途，根本找不到解决社会经济公平 与正义问题的路径。 所以，还应该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许多“社会 主义者”是反对“共产主义”的〔15〕，“社会”与“共产”是不同 的概念。作为经济形式，在民主政制下，都可以让人们去自愿组合。 过去的历史阶段，之所以混同于一致，是由于“政治学”与“社会 学”等的混淆，不能用“价值观”分析“政治”所造成的混乱原因； 它们相同的含义之处，仍然只是“重叠”（重合）现象，但各自的轨 迹却不相同。 这是政治学内容常常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内容“重叠”的问题， 所以是要依靠“价值观”，即人的本性来作判断，需要社会公共政治 权力的确立，和成为人们“常识”的“支援意识”。 “社会主义”一旦成为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一旦等同于个人财产 的“共产主义”；必然是奴役和专制，这已经是历史的证明。 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制度，必然要依靠和霸占社会公共权力，要 产生一个“主权者”──“当家做主”者。前苏联不用说，58年来的 中国社会正是这样，自然导致出现新的极权专制；这种专制还必然异 变为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一种“国家黑社会专制”。 “社会主义”被误认为是社会政治制度，是属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一 个错误结果，是“人民主权”思想的一种发展和扩大。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结果有三股潮流：（1）“人民主权”下的专制， 雅各宾派专政、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专制等（“人民主权 论”）；（2）“制度社会主义”思潮，即把“社会主义”当作政治 制度的各种思潮（“社会主义制度论”）；（3）自由主义（民主） 思潮，体现在《人权宣言》（1789年7月初“制宪会议”通过）宣 称，人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这个思潮的实际结果都被前两个取代了。 “制度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如纯粹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 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法， 1809～1865年）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政论家赫斯（1812～1875 年）、卡．格律恩（1817～1887年）、记者海．克利盖（1820～1850 年）等，“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及 “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把“社会主义”的经 济形式当成政治制度来追求；主要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 于“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世界史观”、“新的历史观”、 “辩证唯物主义”）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剩余价值”学） 上，实现过程是通过“暴力推翻”现存的制度的“共产主义革命”， 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及蒲鲁东等是反对暴力革命的。 法国大革命时的真正“自由主义”思潮，实际上被风起云涌的“社会 主义”思潮淹没了；尽管过后的59年间大讲“平等”，但“自由”已 经被忘却了，需要重提；处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托克维尔（法，1805～ 1859）的论述可以作很好的证明，他说：“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 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 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旧制度与大革命》前 言），“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 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同 上）。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圣西门29岁（法国人，1760～1825），傅立叶 17岁（法国人，1772～1837），欧文18岁（英国人，1771～1858）。 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后的19世纪前期都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说，其本 质是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当成社会政治制度来追求，以至混 淆淹没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自由主义”思潮。 这样，就忽视了对公共权力的民主政制的追求，没有看到“政治权力 的起源”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而把经济形式当成社会制度，无形中 被专制加以利用了。由于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主张用暴力的“阶级斗 争”去“夺取政权”，所以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没有正确地指出、实 现这种“理想”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只是一种空想的理论，被称之为 “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就是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并且“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因此，“科学社会主 义”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显然，以“空想”来定义“空想社会主义”是不确切的，其性质实为 “非阶级斗争”、“非暴力”的“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 “暴力”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再从政治学方面来说，没有 “空想”与“科学”的矛盾律，只存在“应当如此”或“不应当如 此”的评判，即依据符合“理性”还是不符合“理性”来评定；“科 学社会主义”是属于“不应当”的，就是说不符合“人的理性”； “空想社会主义”有符合“理性”的东西，但又误为“政治制度”。 这些理论都是把经济形式的“社会主义”当作政治制度，都是一种错 误的“制度性社会主义”概念；“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 义”的区别在于，它没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争取 “社会主义”，也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不认为社会政治 权力当然属于谁。而它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只能是在民主的 政治制度之下，成为经济福利的形式，这已经在民主国家实现了。 至于如何能“更好”地体现？则是人类不断探索的问题，本身也只是 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标准，但可以定义的概念是：必须在“社会公共 权力的民主政制”下进行，其本质仍然是为解决和保障“每个人的自 由、平等、博爱──人权”，并以此作为唯一的目的──“人类历史 运动的目的”，而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政治制度，本身只是经济形式。 社会制度的构成，不是以“经济”的“所有制”形式为标准，而是以 “政治”构成为标准。换句话说，“政治”构成是社会制度客观本质 构成的证明，即需要考察社会的“管理权力──政治权力”是如何产 生的： Ａ、是以人权平等的原则──基于人民的同意和选择而获得，还是依 　　靠“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去“夺取”、“强占”的？ Ｂ、是公共权力的性质，还是“属于谁”私有的？ Ｃ、政治权力的组成结构如何？如何对公共的政治权力进行制衡，防 　　止它被滥用和又转变为私有权力？ 这些问题，是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的本性需求，是“政治”的、而 不是“经济”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内容。所以社会主 义不是社会政治制度，同样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的划分如果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为“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最高阶段”──“帝国 主义”），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民主社会归属在那一 种？这些社会的政治结构又有什么区别和特点？显然是不能作出本质 的解释。 而社会政治制度的划分，按性质分类为：专制与民主两大类型。按构 成分为：“自然社会”（如氏族制、君主制）、“本质社会”（民主 制）与“人为社会”（“人民主权”专制）三种类型〔15〕。 “社会主义”一旦作为政治制度，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 权的否定，社会形成丧失人的“政治本性”，成为“工具”、“力 量”或“经济动物”的状态。由“个人”和“党”来“领导”的“社 会主义制度”，反而是远离“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因为它无法解 决政治权力的正确起源，也就无法解决行使“按劳分配”、“按需分 配”权力者的公正性、廉洁性；必然又使“分配”不公正，产生新的 “特权”和“腐败”，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最后，必然导致赤 裸裸的腐败和黑社会化的极权专制。其20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非暴力社会主义者”欧文（英国人，1771～1858年），曾经在英国 和美国建立过好几个“新和谐”的“社会主义公社”，最后都解体 了。这再证明：“社会主义”一旦成为“政治制度”，它无法解决 “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必然走向新的极权专制和解体。这是一股 干扰洛克自由主义“水流”的“污流”。“政治”与“经济”必须在 两个范畴内不同解决，这已经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政治史教 训。 形形色色的“制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大约从1789年起，就影响 着法国、德国等欧洲地区。“在巴黎，在这里空气中含有社会主义思 想的种子，每个人随时都在吸入”（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魏特林 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导言，p.4）。可以看出，“社会主 义”的影响之广和被作为制度性的误解之大，又转而强调经济的“平 等”，反对经济“私有制”，以致掩盖了法国大革命真正的自由、人 权、民主主流。以至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忘却了自由”（见上 第二章），这样，可以很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又出现动 荡的原因了。 这种“社会主义”又被马克思主义改变为，由“暴力夺取”的、“阶 级统治”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直延续到1914年。在德国，又从 1933年～1945年产生出“国家（法西斯）社会主义”。反对经济的 “私有制”，却导致出政治的“私有制”，比君主制还贪婪地霸占社 会公共权力。“社会主义”当成为政治制度，掩盖了对自由的民主政 制的认识和造成严重阻碍，前后影响法、德和欧洲一个多世纪。 这或许还是法国人至今喜欢“平等”甚于“自由”的原因，在“国营 经济”的数量和管理上都区别于英美，至今经常发生大罢工。而事实 上，美国的“失业保障”、“社保”、“医保”的“社会主义”福利 远比法国的好。说明“自由”解决不好，“平等”更解决不好。 后来影响到前苏联（包括前东德）及至今的中国等国家，从1848年起 至21世纪的今天，最后还是形成“权力经济私有制”，少数人巨富， 这都是“政治私有制”的结果，则是很明显不需再多解释的情况。法 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 munism》）揭露，20世纪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试验的生命代价之 沉重，的确触目惊心：付出了8,500万到一亿条人命（刘晓波：《以 人命为刍狗的毛泽东》，2003年8月26日于北京）。学理上分析，都 是把“社会主义”当做社会政治制度的实践恶果。对中国和亚洲的危 害尤深，至今在拉美也受其害；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政治制度的走 向，以及由此经济的不同发展结果。 这个问题，英、美、荷兰国家就不存在，不受这种影响。人们读洛 克、杰斐逊等英美流派的著作，发现他们并没有提“社会主义”的问 题，也不讲“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只讲“保护所有者财产”， 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致力于确立 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的政治体制结构，结果反而建立了“社会主 义”的经济福利体系。民主政制体制的公共权力属性，并没有“主权 者”，也不能要“主权者”。 问题不是出在人们对经济平等的追求本身，而是谬误在把“社会主 义”当做政治制度来追求，实际上是追求了新的专制制度，使人类陷 入在自相残杀之中。 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中国“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左派”思考 的，至今坚持马克思、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谈怪论不 放，不仅误国、害民，也害自己。 在英、美等民主国家，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已经成为全民 的潜意识。英美的政治主流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社 会主义”只是作为民主政制下的、社会公平正义博爱的经济形式来处 理对待。具体如全民的“社保”、“医保”等社会福利体系，实现了 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福利待遇，这已经是历史事实和教训。 英国著名学者F．A．哈耶克（1899～1992，《通往奴役之路》，1944 年；《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1988）认为：“社会主义 是奴役之路”，是“极权”。应该理解为：是指把“社会主义”当作 政治制度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正确的翻译应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奴 役之路”。 “社会主义”被当成政治制度，正是“人民主权论”误导的结果。还 应该确定为：“人民主权是奴役之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历史显 示，反对君权神授，人民却又走向要无条件地听从“人民主权者”的 状态。又以经济利益的“民族社会主义”（希特勒：《德意志民族社 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或“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来蛊 惑。这样，必然落入到“社会主义制度论”陷阱之中。 “社会主义”被当作政治制度，这个被混淆的误导问题，至今仍在荒 谬地被加以宣扬，不仅专制者搞欺骗，也还出现在中外许多名人的著 作中。 中国需要真正地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福利体系”问题。需要 迫切、及时地建立起全民的社会保障，确立“全民社会保障法”；同 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全民社会幸福保障法”〔15〕。大陆号 称“社会主义国家”，但从来就没有认真研究过“社会主义”的经济 分配形式，没有全民的“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必须否定那种把“社 会主义”当做政治制度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点。这 是掩饰专制，危害、误导中国的谬论；政治制度的性质不由经济形式 来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一个“党”、一“个人”来“领 导”，必然是专制。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只有在民主的 政治制度下才能实现。 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公共“政治权力”的民主制之下，自然会有一 切公平和正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分配形式。 “中国加油”，就需要加“民主”之“油”、加“公共”之“油”， 中国正严重缺乏“民主”的“公共”“能源”。使中国早日结束公权 力私有的独裁统治，迈向民主大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由于需要对公共权力的占有，为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必然担心夺取 政权时的“失败”，或“执政”时丧权的“亡党亡国”，必然排斥禁 止其它理论，也就不会有“宽容”。而民主政治由于确立社会权力为 公共权力，奠定了“法治久安”的基础，并以立法、司法、行政的权 力分立的制衡作为保障，并确立军队的国家化，执行纯粹的“保家卫 国”责任，不参与任何党派社会活动和社会意识形态活动，又有自由 独立的言论媒体新闻自由，不受任何行政、军事干涉，就没有“亡党 亡国”的这种政权私有制概念，就保证任何“主义”、“思想”、 “理论”都可以存在，经受人民的自愿选择、鉴别而自然存留或淘 汰。 “亡党亡国”是抢夺、霸占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下的特定自私观 念，是拉着“国家”的大旗，掩盖“党国”的专制，是“帮派小集 团”的自私观念。如果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只 能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获得，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是违背中国人民根本 利益的反动谬论。 “亡党亡国”应该是大好事，共产党如何能代表中国？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促进“亡党亡国”、“专制党”和“党国”的消亡，中国才能 走向共和，这是包括所有共产党员个人在内，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 益。 任何个人、政党、团体都可以发表言论、政见；但是都不能抢夺、霸 占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这是个不能超越的社会基本公共原则。 这也就是民主，是人类正常（自然）社会“不能超越”的真正“底 线”，突破了就是非正常的专制社会。仅从封锁网络、删除民众的政 治留言、搞“金盾工程”监控人民等的言论新闻封锁，已经充分证明 共产党专制者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非法性。强行“领导”人 民、“指挥”人民，只表明共产党专制者的非理性和虚弱性。 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你要宣扬 什么“主义”，说“谁好”，尽管去讲，但是也应让别人讲出真实， 不要占公共利益搞新闻信息封锁；不要搞“权力经济”，要搞自然市 场经济；让人们去自愿选择“社会制度”和“经济形式”。只有在民 主制下，才有真正的宽容，和宽容的完整意义。 社会的“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这是“人人平等”的基础。只有、 而且必须确立这个基础，才能谈得上“人人生而平等”，才能实现 “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体现人生存的“价值”和“地 位”。任何个人、政党企图当然“代表”、“指导”别人的思想，企 图“坚持”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妄想“带领”人民，都是破坏 社会平等与公正，与人民为敌。 如果中国能确立社会（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抢夺霸占 公共权力是第一犯罪行为，人们的自然意识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 么，人们的思想就会逐渐回归到理性上来，出现社会的政治宽容。人 们也可以辨别政治的“好”在哪里？“观点”就不会那么“你死我 活”的“对立”。就不会出现为了维持“政权”的需要，还要把“自 己的功臣”的名字从历史事实中抹去，林彪、“四人邦”等“党内” 的人物都将还其真实……。不仅如此，蒋介石等历史伟人要还其历史 的功勋地位，一切人物都会得到公正。 总之，确立了“国家的权力（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只能以人权平 等的原则来获得”；不抢夺霸占公共权力，一切“认识”、“信仰” 上的“不同观点”、“矛盾”、“对立”都会自动化解。同时，任何 政党和个人也无法再当然“代表”人民，搞独裁统治了，“意识形 态”就失去支撑基础。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 础”，是以霸占公共政治权力为基础，造成了近代中国人的严重对 立、残杀和分裂。解决此问题，从思想理论上，在于确立对社会政治 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常识”认识（“支援意识”），即“政治权力” （公共权力）、“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所属”性与“私有”性；在 实践上，是“夺权”的“执政党”能够“向宪政政府交班”。 再证实，民主（制）的“本质”就是“公共”与“平等”，是根据人 的共同“本性”──“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而产生的 判断、和来作评判，其它都是民主（制）的“形式”〔15〕或“方 法”。人类历史的运动，“形式”或“方法”会有差异和变化，但 “本质”不会变，也不能变。 经历过“国共两党战争”，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应该觉悟 到，中国人1949年前的内战，“建政”后的一系列运动，及“文革” 中“批斗走资派及牛鬼蛇神”、“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武斗等运 动，实质都是，共产党专制者这种公共权力私有化理论所造成的无辜 伤害。 “文革”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6．4”屠城、“迫害法轮 功”、镇压人民“维权”的一切行为，也都是由于霸占着公共权力， 要坚持化公权为私权所造成的。 为实现中国民主制的明天，如果能够认识到，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 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这个民主常识以后，就会放弃那些强加于人的 “代表”和“指导”言行，就会回归到“理性”上来，就会出现“宽 容”的政治社会。中国人不用再以“打倒”、“消灭”、“剥夺”、 “绝不允许”，而取消某些中国人的自由，而沉重地生活，这就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德国的共产党哪里去了？东德的“社会主义” （实为“共产党专制”）好、还是西德的“资本主义”（实为“民主 政制”）好？德国全体人民的“社保”、“医保”，难道不比东德的 “共产党国家黑社会专制”的“社会主义”好？苏联共产党哪里去了 不必说，而当年的美国共产党哪里去了？ 确立了社会（国家）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的民 主制度，就使“共产党”的全部“理论”破产了。 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否定人类的“永恒的真 理”──“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否定人 的“本性”产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 道德、哲学和政治、法的“本身”（参《共产党宣言》，单行本，p. 44）。使人类失去这些“本身”的“共同”价值；这样，人类就失去 共存的基础，只剩下“你死我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残酷 “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对敌斗争”、“对台斗 争”……）。 每个人的“人权”是否能得到保障，决定于确立国家权力的公共权力 的性质，否则就回到那种依靠“执政”者的“英明”、“开放”的无 权状态。 政治的国家学与市民学。 确立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是民主的本质。这就是说，要首先解 决“政治”的“国家学”问题，解决了政治的国家学问题，就基本解 决了民主问题。 “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政治”是没有其它的“特色” 和属性的，是用价值观来看待并解决一切人自身、社会的政治问题。 所谓“政治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权利的一切问题。这其中可大致 地划分为两个方面或范围，即政治作为政治学可分为“国家学”与 “市民学”两个部分，它们之间主要有范围和时间先后的不同。但这 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分割，相互之间仍有溶合并进，主要在于为社会 解决政治问题提供一种程序过程；可以说这是人的“政治”性的二个 过程方面： “国家学”解决人的“类”的关系──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人既然 成为“人类”，这个“类”的“管理权力”（政治权力）就是公共 的，不能属于谁私有。这已经在前面篇章多方面论述过〔15〕，是不 受任何决定论就能解决的问题。即每个人的“价值”（人权），与 “社会”（政府、国家）的关系问题，社会权力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 益的问题，人人权利平等的问题，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问题，具体 的关于政府如何组成……人权如何保障的问题，以及个人与党派、社 团等“集体”、“集团”的问题（党性、团体性都是与人本性不吻合 的；为什么美国的“党”派没有党纲、党章？俱乐部式的？这才是先 进政党。）；是纯粹属于价值观范畴的独立问题，即它不再需要通过 “道德”、“宗教”的伦理来解决。至于它与其它认识论、诸如经 济、科学等，以及人们的作为──“方式”、“方法”──无关，则 是早已明确了的。 既然是人本性的需求，是理性的常识，本来是不需要讨论和启示的， 是由于专制的出现、奴役的产生，所以才又形成专门的政治学（民主 问题学）。研究解决政治的国家学问题，也就是解决民主制的公共权 力组成结构问题，诸如“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军 队国家化”、“言论新闻自由独立”的制衡结构问题。公共权力的结 构组成，就为解决人的一切社会问题提供了公平、正义的“大环 境”；同时，为个人的不断致富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平等及科学 的发展基础，确立了社会的本质发展之路。 “市民学”解决社会政治方面的、人们相互之间的权益问题，解决人 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包括道德上如何防止以权谋私、反腐败、 经济调控的公平等问题。这仍然是以价值观来分析解决人类相互之 间、个人的权利问题，并不是以认识论（如以“经济观点”）来分析 解决。 而实际思想表现上，却是以各种“学说”、“思想”、“文化”，及 弘扬“伦理道德”、遵守“法律”等的认识来解决。这就是已公认 的：“一切学说、思想、文化中，在政治问题上，都有‘基本的价值 取向’”，以价值观分析政治的哲学方法；换句话说，即在实现社会 公共权力的基础上（人的本性常识上），以任何的认识来谈论、研 究、解决一切社会日常问题。 而在社会的管理上，却可能会以“法律”来出现，即为保障“市民 学”权益的“法律”与道德观念法律化的重叠（重合），以至反过来 道德观念日趋法律化，而使社会文明成熟。 这实质上，就是社会已经建立了“共同评判的基础”，一切的认识与 作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正确的评判。如前面所说，儒家思 想在此基础上，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就会发挥最好的净化作用。 个人之间的权利问题，比如上市场排队购物，两个人之间应按先来后 到秩序排队，如果后来者插队，则侵犯了前来者的权益。这个问题也 是个人权益问题，但不是个人与“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所 以不属于政治的“国家学”问题，应属于“市民学”问题。但这个问 题首先需要以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上产生的“道德”来解决，如果 一开始两人就顺序排队，就证明他们都是依据人的本性──理性── 价值观来行为的，就不存在“道德”问题；而如果他们发生“争 执”，那首先是依据“理性”来和平地评判解决，即“讲理”、执行 “道德”；如果再发生“冲突”，则只有靠“法律”来解决〔15〕。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政治的“市民学”是“长期的”的问题，与 “国家学”有所不同。政治的“市民学”问题，这里面会混合进道德 伦理等认识论因素，甚至某项问题是完全“重合”在一起；也就是 说：政治与道德的重合，“政治里面的道德问题”。对于这种“重 合”，不能看成是“政治等于道德”，否则，又走入“价值观与认识 论混淆”的老路。解决政治问题（“政治的市民学”问题），与解决 道德问题，它们仍分属不同的范畴，只不过是“重叠”了，同时加以 解决，这是需要注意区分的。 所以，“市民学”是伴随人类社会不断存在、不断解决的问题，不影 响“国家学”的解决，即不影响民主制的建立；一切阻碍民主制建立 的认识论、决定论都是没有理性的。“市民学”同样与任何决定论没 有逻辑关系，仅只受人的本性是压抑了还是彰扬了、人自身的作为所 影响；这就是当人压抑了“本性”后，出现“恶”作为的原因。并因 此产生，奠基于人本性──理性──自然法上的认识论“法律”；所 以，多数“法律”都是关于“市民学”的问题。显示出，一个民主社 会的道德和法律的重合部分，日趋越多的发展过程。 这也是分析社会政治制度的方法，我们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民主国 家，首先就是确认它们已经解决了政治的国家学问题，不仅仅只是 “民选”的形式。西方民主国家及日本都解决了政治的“国家学”问 题，但仍在解决政治的“市民学”问题。韩国、台湾基本解决了政治 的“国家学”问题，仍需继续解决；其中，如个人与党派、团体之间 的相关政治关系问题。台湾负面的原因，在于受大陆共产党专制的打 压影响。这就是不少国家，搞了“民选”的形式，仍然是独裁的原 因。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化的意义 杨建利 监禁中刘晓波迎来了牛年春节，在54岁的生命里，这位主要以言论影 响中国的异议作家已是第四次因为良心的驱使而失去自由。当局面对 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民间意见表达、面对随“6．4”20周年到来 而涌现出的对历史正义的呼声，又一次采取了遏制民间发声能力的强 权措施。监禁使刘晓波失声，但他作为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一面旗 帜，绝不会因为被监禁而失去冲击专制政治的能力，相反其影响将超 越空间的限制，向更广更深的范围延伸。 对中国20年多来的民主运动来说，刘晓波是一本非读不可的书，而且 是一本经典教程。我想尝试从几个方面谈一下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化的 意义。 选择、担当与超越 自从刘晓波在20年前说出“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的话之后，在很 多人眼里刘晓波就成了数典忘祖的文化逆子、崇洋媚外的“一夜美国 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1989年4月，刘晓波是顶着“4．26”社论 的杀气腾腾回国的；之后是为“6．4”镇压而第一次坐牢后的，1993 年当刘晓波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美国的半年学术访问毅然回国时，更 令国保警察们大跌眼镜。可以说，20年来刘晓波一直站在中国的土地 上，选择了与这块土地上的普通民众一起承担自由缺失、人权受侵的 命运，并一次次迈进监狱大门。这是一个真正爱国者才会有的选择与 担当。 但刘晓波不觊觎权力，他从不预言中共会在哪一天“崩溃”，他只是 以一个类似先知的智慧和勇气，在中国的土地上撒播自由的种子，做 着最基础的工作；而在私下里，刘晓波对朋友说，在他的有生之年， 若能看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他会选择移民，到异国他乡做一个 自由的漂泊者。 对于苦难的承担，对于权力的态度，使刘晓波超越了许多政治异议 者。20年来他的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但这样的政治不等同于对权力 的渴望，而是从根本上改写“政治”一词的雄心及其实践。如同历史 已经显现的那样，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艰难非同一般，因此刘晓波的命 运很可能是一场悲剧，但即使是悲剧，他也用自己的生命创造着属于 中国人自己的悲剧美学。 刘晓波的选择、担当和超越使我更加坚定了一个认识，在众多性质不 同的政治运动中，唯有民主运动，其领袖、骨干和参与者不天然地享 有该运动胜利的直接政治成果而自动掌握民主政体的各级权力。这一 点，每一个民运人士都要牢记在心。 刘晓波的两种角色 刘晓波最初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6．4”之后，他成 为一个异议作家、民主斗士，在我看来，这两种角色一直共存于他。 作为一个文学博士、公共知识分子，刘晓波经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有 健全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国际视野，这使他可以避免陷入政治反抗的 激情陷阱、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并超越传统官民利益冲突的 仇恨与暴戾，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在非暴力的思想框架内寻求解开 中国诸多困境的方案；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民主斗士，他具有一般知 识分子所欠缺的勇气和对政治问题的锐利目光，在需要承担的时候， 他从不退却，某种意义上说，1995年、1999年和2008年的三次入狱， 都是他主动选择“以身试法”的结果，这并不是说他喜欢监狱生活， 而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承担。 因此，刘晓波既具有对民主追求者的榜样作用，又始终以对一般公民 个体的关照作为思考的出发点，既是民运领袖，又是社会良心。 尽管他的谋生方式是一个作家，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写作、 维权、恐吓、监禁、打压……使他在承担的同时将自己锻造成了投向 专制制度的一块砾石、一杆标枪。他以文明的方式挑战野蛮的制度， 并以这种方式改变国人对“力量”一词的理解。因此我认为，从来不 曾放弃启蒙责任，从来不曾放弃对自由民主责任承担的刘晓波，的确 可以被称为中国异议者的标志性符号。 睿智与平常心 异议政治曾使刘晓波妻离子散，并成为监狱的常客，可以说，刘晓波 承受了太多苦难，但他不让苦难成为自己的负担，相反他尽量学会在 专制社会中快乐地生活，保持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视角。这使他 可以很好地体察中国社会的细微变化，理解这些变化在政治、社会和 精神层面上与自由、民主理念的互动关系。这是他作为一个本土政治 异议者的优势，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情境，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的 基本判断。 他书写了大量的文章，对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加以评论，即使以一个 职业作家的标准来看，也很少有人能够象他那样高密度地写作，并对 如此广泛的领域加以观察、研究和评论。在这些文章中存在大量的思 想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启蒙读物。 他用自己的文字和日常接触影响了许多年轻人，长期做着自由思想播 火者的工作。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刘晓波是有故事的，但是在公共文 字领域内，我们很少看到有关他个人生活的信息。据说刘晓波不喜欢 别人写他，尤其反感别人写赞扬他的文字，作为一个睿智的作家和付 出巨大代价的民主斗士，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强烈的自尊性格，很难看 到一点自恋情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在他身上也很难看到 明显属于即兴发挥的个人政治风格，这不表明他没有发挥的能力，而 是他知道必须让自己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他对“6．4”难属和89学子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愧疚感，他为在1989 年时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未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避免学生和市民的死亡而感到内疚。事实上1989年6月4日的 凌晨，由于包括他在内的“绝食四君子”的努力，已经减少了天安门 广场的牺牲。 和许多公众人物一样，刘晓波招致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并不全都恰如 其分，但刘晓波很少公开回应，与批评者展开无谓的“笔战”。我认 为，除了精力和时间上的原因之外，这也体现了他对待批评的一种谦 卑态度。 悲悯的远见 作为一个身受政治迫害之苦的老牌异议分子，刘晓波对人权受迫害者 感同身受，他历来反对要求一个人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做政治上的奉 献，也不主张对于同道者的一些错误做法过于苛责。有许多公开批评 过他的人最后仍然是他的朋友，一些年轻人也受益于刘晓波的冷静劝 告。在存在广泛侵权行为的中国，许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往往希望采 取孤注一掷的方式与专制政治进行对抗，刘晓波则立足于更远的考 虑。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共产极权大国，没有 广泛而扎实的民主思想启蒙，没有踏踏实实的公民权利运动，幻想一 夜之间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鼓励年轻人妥善解决生活与民 主事业的关系，尽可能使生活正常化，从不同角度长期推进中国的民 主自由进程。许多年轻人因此受益并感激刘晓波的指点。在对年轻一 代的关注、培养方面，刘晓波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同时，刘晓波还用自己的稿费帮助了许多良心犯及其家属。但他从来 不对外张扬这些善举。正如国内的基督徒朋友昝爱宗所说：“刘晓波 不是教徒，但他具有真正的宗教情怀。” 刘晓波的象征意义 我意识到自己不该过多谈论刘晓波的个人性格和私人生活，但还是要 提及他的率直个性，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重量级的异议领袖，这 种率直的个性代表了自由力量与专制政治的根本区别。 刘晓波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有时甚至不给人留情面，作为广受尊重的 异议者领袖，或许这一点需要他改进──该对刘晓波进行批评的地 方，我们不必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一定要我在一个深藏城府 的刘晓波和一个率直透明的刘晓波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后者，并把 这样的个性视为一种阳光政治的象征。 是的，民主政治并非没有缺点，但它容忍批评，敢于正视自己，绝不 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刘晓波不掌握权力，也不打算掌握权力，他永远 不会具备传统的政治力量，然而他用20年如一日的真诚、担当、坦 率、勇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民主斗士的生活。他不具备政治力量， 可《零八宪章》文本尚未发表，当局就惊恐地将他抓捕，至今没有释 放。他让一个政权感到恐惧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按照传统专制政治的 牌理出牌。他不玩心计、不耍阴谋、也不声称革命或暴动，他只是用 浅显的文字向民众讲话，试图激活一般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意识， 让民主自由的火星汇成灿烂的光芒。刘晓波也许没有能力直接推翻政 府，但专制政府更没有能力战胜刘晓波和他的思想，在时间这个公平 的标尺面前，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刘晓波和他的同道。 当我们说到刘晓波的时候，必须同时提及他的许多朋友，某种意义上 说，他们应该享用刘晓波这个名字的共同光荣：张祖桦、鲍彤、丁子 霖、蒋培坤、江棋生、莫少平、于浩成、刘军宁、王力雄、陈子明、 范亚峰，莫之许…… 在道义和思想所能企及的高度上，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国内的异议者， 确实在日复一日地做着扎实的工作，逐渐将民主、自由、理性、和 平、人权、宪政等普适价值散播在中国土地上，这不是他们炒作或炫 耀的方式，而是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据我所知，《零八宪章》并非他 们全部积累的显现，中国民间自由力量的聚合将以更稳健有效的方式 推进，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他们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到今天为 止，还主要是以道义和思想的力量向外辐射，但即使没有组织，他们 也足以对专制政治构成强大威胁，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更多 的中国公民，这些公民逐渐懂得了民主、自由的价值。刘晓波作为中 国自由民主力量的重要象征人物，他的力量在于长期勇敢地为民众代 言。 我们可以为刘晓波做些什么 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监禁是对整体民间力量的蔑视和挑战，也是变革 时代中国的耻辱。我们必须大声对全世界说出刘晓波的名字，说出我 们的愤怒与诉求。 作为中国公民，我想提醒每一位同胞，刘晓波是在替我们每一个人承 担苦难，我们必须懂得对每一个为中国人的真正解放而做出各种各样 牺牲的人感恩，为此，我建议大家放下一些无谓的纷争，以分散或群 体的方式采取以下行动。 １、继续传播《零八宪章》，让《零八宪章》从网上走到大地上，争 　　取持续不断的签名； ２、在各种媒体上为刘晓波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 ３、有条件的个人或组织，结合“6．4”2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援救 　　刘晓波的各类活动； ４、推动美国、欧盟等国的议会和政府，通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 　　波的议案； ５、促使国际知名人物，尤其是政治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 　　知道：任何负责任的国际公众人物，都不应对作为中国良心的刘 　　晓波被抓一事保持沉默； ６、正式启动推举刘晓波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程序。 尽管中国仍处在专制统治之下，但公允而言，以刘晓波等人为代表的 中国民主力量在道义、思想、社会运动方面长期的坚持与努力，并不 逊色于一般转型成功国家的异议政治领袖，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感到 自豪，也完全有理由推动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国际荣誉，这将是 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尊重与承认，也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 持。 20年来，刘晓波为这个民族付出了很多，在他再次失去自由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能为他做一些什么，那将有愧于自己的良心。是的，在刘 晓波的牺牲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份无法推卸的责任。 （2009-02-01） 〔转载自《北京之春》2009-03；http://beijingspring.com/bj2/〕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荒蛮高原上的历史见证 读张宗铭“系列长篇小说”有感（之1） 黄燕明 胡平先生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中说： 　　“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 　　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 　　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 　　农。” 是真正的作家就不会没有忘记“地主”这个群体。在中国大西南，两 个有良知的作家一直在关注、回顾着中共“土地革命”、“剿匪”、 “镇压地主”、“三反五反”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一个是廖亦武先 生；另一个就是张宗铭先生。 在张宗铭先生的系列长篇小说《女人和土匪》、《远山苍茫》、《孤 儿与革命家》中，作者以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以及手 术刀式的笔力解剖了共产党如何在贵州夺取政权、如何采用土地改革 严酷镇压地主、剿匪、清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乃至过河拆桥、清理 国民党起义将领和军官！读完他的“系列长篇小说”后，从而也改变 了我过去所认为“中国文学已走入末路，文学家已死”的看法，也为 荒蛮高原上有这么一部深刻揭露中共摧残人性、压迫少数民族的现实 主义反思作品所震撼；也为民间有着这么一位既不下跪，也不媚官， 有正义追问的作家而称庆！ 　　　　　　　　　　　　　　 ◆ 解放前的贵阳是由许多不规则的街道、小型洋楼、木瓦房、茅草房所 构成的一个秀丽山城：这里的各族人民生活在一个丰衣足食、原生态 的自我管理之中；这里山民有着粗犷、豪爽的山野之气和自然生成的 自由之风；这里山高皇帝远，没有中央极权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也未 有过大型战争的硝烟和兵匪祸患；这里的城堡行人熙熙攘攘、郊外山 景成画，简直就是一处人间仙境和世外桃源。自国民党、共产党军队 轮番进入到这里并建立“一党专政”省级政权后，这个风景如画、秀 丽云天的高原省就沦落为人祸灾难不断、全国最为贫困的经济落后地 区。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力革命夺权者一样，中共所建立的政权并不满足 于它统治下的民众向其缴粮纳税，它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指 导下，改造和彻底消灭土地的占有者──地主，以实现其“公有制” 下的共产主义。中共从一开始就在贫困农民的大脑中，植入马克思主 义的“打家劫舍”、“消灭地主”的邪说理论，从而“预热”了残酷 无情的革命杀戮，为彻底夺取地主、富农的财富和打破传统乡绅地方 自治埋下了阶级仇恨。也就是从那时起，土改工作组通过有组织、有 步骤的煽动，从而激起了贫苦农民的怒火，并将这种怒火引向称之为 罪恶势力的总代表──地主阶级。 在我小时候时，没有一点文化的爷爷就经常给我谈起国共两党相互杀 戮、中共斗杀乡绅、地主、整治富农的故事。他说，解放初期，共产 党在斗完地主后，把他们捆往河沙坝（郊区河滩）边，把跪成一排排 的他们枪毙掉。共产党说这些人全是该死的土匪、恶霸、帮会头目以 及国民党反动派头子。那个时期是经常杀人。当乡绅、地主、富农除 了等待革命政权的改造和斩杀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当他们被张贴上 “罪恶”的标签后，被解放军押上了刑场，只见信号旗子一举，号子 一吹，解放军战士就用枪对准他们的后脑壳开枪射击，白花花的“脑 浆”顿时四散飞溅……死难者的一些家属不敢来收尸，或者就根本不 准去收尸，尸体任由野狗吃掉。 在张宗铭先生《女人和土匪》中，张宗铭用文字记叙了中共土改工作 队在贵阳花溪、青岩一带斗杀地主的残酷场面。在审判大会上，“李 家父子把心中的怒火全都发泄在张云长身上。一齐挥起手中的茶木棒 ……只听得闷沉沉的‘叭叭’的几声，张云长便软软地倒了下去。他 的眼珠被打得凸露出来，血糊糊地瞪着灿烂的蓝天，他就这么被农民 处死了！” 中共土改工作组在没收地主财产和粮食的同时，也没收了富农的粮食 和财产，并且通过提高阶级成分将一些属于“中农”的家庭也划为地 主、富农。据我的爷爷、奶奶讲，当年的地主实际上只是一些会节俭 和勤劳的人们，大多数人是克勤克俭、省吃俭用才拥有土地的。用现 在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一些懂得如何“科学种地、科学耕田的产粮大 户。母亲曾经对我谈起过贵阳市乌当区翁门寨（宋姓）一个亲戚被强 制划为“地主”后，被打、被斗被迫害致死。 可以说，中国乡绅地主不仅是那个时代经济繁荣昌盛和进步的代表， 更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进步的推动者。在张宗铭先生的“系列长篇小 说”中，他借中共高级干部鄢正甫之口，发出了抢劫乡绅、地主、富 农财富的“合法性”的追问：“共产党在武装革命初期的土地革命， 也是靠消灭地主的肉体为目的的！眼前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 昨天的土地革命的翻版么？”“新社会新政权昨啦？我们的方针和政 策，是不是太过头了？革命的目的本身就是解救苦难沉重的中华民 族，就是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重现自由、光明、幸福和希望！如果说 我们只为拯救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又践踏了百分之十的人的生存 权力，这样的革命能没有问题？” 如果说，批斗地主是对地主人身权利的剥夺的话，那么没收和瓜分斗 争果实，则是对地主家属经济权力和生存权力的进一步剥夺。作者在 书中写道，自从宣判大会开完之后，嫁给张云长的贫苦布依族姑娘戴 敏及她的两个娃崽，就被农会撵出了大院。全家人除了身上仅有的那 身衣裤外，她们失去了一切财产和粮食！民兵押着戴敏和两个娃崽来 到全村最穷的放牛人王二的窝棚，然后对她说：“从今以后，你几娘 崽的窝就在这里。你这地主婆若是乱说乱动，除非你也不要命了！” （《女人和土匪》第60页）在这种杀富济贫的革命中，人的价值和尊 严，人的生命权、人身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在 这种阶级斗争中趋于毁灭，地主婆戴敏（布依族）及子女被剥夺家产 及沿街讨饭，成为新中国的一代乞丐。面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铁 拳，地主家属们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暴力的革命政权宣称，国家法 律决不保障阶级敌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生 存权力和财产权力也都将丧失殆尽，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申辩的地 方。可以说，革命的实质就是抢劫，而且这种抢劫是共产党煽功的， 借此煽动阶级对立以利夺取政权，这在当时是相当血腥和残酷的！ 革命是什么？在暴力革命者看来，革命具有无可比拟的正当性和神圣 性。在人的身分、职业或行为举止前面加上“革命”二字的修饰，一 切就变得神圣和光荣起来。张宗铭先生的“系列长篇小说”描写洪湖 赤卫队员早期的土地革命时，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杀戮！ 土匪刘礼靖“……原本是个在洪湖边上成长、只上过半年私塾的农家 少年。他知晓的熟悉的理解和不理解的，都是中国几千年来习以为常 的农家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在当地纯朴厚道的渔民和村民眼里， 是古往今来的自然法则。打从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闹起来后，这里 的民风民俗变了！人们一下子追随暴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地 主的、渔霸的是大家的、该抢该占的；分少了的盯着分多了的；抢少 了的盯着抢多了的；没有本事抢的学着有本事抢的；当痞子的瞅准了 在农会逞威风的……一时间里，东家的变成了西家的，本来与世无争 的渔民和庄稼人，都开始打家劫舍了！” 刘礼靖在参加赤卫队后不到一个月，他的上级就指示“南区的赤卫队 员立即行动起来，三天之内，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完全彻底地消灭 地主、富农、以及他们所有的家人！”邪恶的革命理念使得这些赤卫 队员的人性皆无，他们提着“大刀梭标，轻轻地敲门将地主叫醒，说 赤卫队要买粮食……。若地主们说没有粮食卖，他们就说有猪有狗有 鸡有鸭有杂粮……都成！待地主把门一开，赤卫队员见老捆老，见小 捆小，见男捆男，见女捆女。离湖边近的，……一个个塞进草袋去， 在草袋口吊块石头，丢在湖水里……！” 最为残暴的是这些赤卫队员竟然对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妇女儿童也狠 下毒手！作者在书中写到：“有个赤卫队员恶作剧地把一个没有必要 捆绑的、不定期在牙牙学语的丫头交到刘礼靖手上。在明晃晃的火把 前，这个小丫头还笑着‘呵呵呵’的与他说话……这时，被捆绑着的 丫头的母亲，不要命地从家中奔了出来，她在刘礼靖的面前，求着 他：‘二娃子，把我的丫头还给我，就让她……和我一起上路吧！ ……望着这个头上挨了几棒的鲜血淋漓的女人，他叹了口气，对这女 人说道：‘赖三嫂，那你就先进这草袋里来吧，我把你的丫头，和你 装在一个草袋里”“伴随着‘卟咚’的一声，小丫头也‘哇’的一 声，两母女就沉入洪湖中去了……”刘礼靖的心象刀扎一样地难受！ 他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发自良心的向天呼唤着：“老天呵，这是 ‘革’的啥子卵‘命’呵！” 这些赤卫队员的眼中，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杀人。当自己的恋人 一家也被赤卫队员当做地主家庭而遭杀害后，良知和人性复苏的刘礼 靖彻底走上了反共的道路。革命的暴力把一个血性汉子变为土匪。在 揭示暴力革命的本质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通过诉 诸暴力反对不正义，最终的结果不是更多权利的胜利，而是更多的武 力或狡诈。”“这是因为这个组织即使不是将官也是下士在实行军事 独裁；因为从前线复员的疲劳士兵与想要土地、惯于农业共产制的农 民合流；或者是因为兵士抢夺村落，征收税赋并杀害任何反抗者。这 就是目前为止‘无产阶级独裁’的唯一大规模实践。”（赵京译： 《韦伯论社会主义》，36页） 人类的记忆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也是文明前行的路 标。张宗铭先生独立在“下跪”文学之外，以纯朴的原生态语言写出 了荒蛮高原上各民族内心中深处的苦难和痛苦，并以一个自由文化人 的无畏胆识，指出中共暴力革命僭夺政权的非正义性。正如贵州文学 评论家张嘉谚先生说：“独立边缘的写作对自由的的操守，使自由的 价值品格具有绝对性。对于‘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来说，独立是其 骨质，边缘是其状态，自由则是精魂。”张宗铭是云贵高原上“独立 是其骨质，边缘是其状态，自由则是精魂”的良知作家。可以说，在 黑暗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时，这种民间记录往往能洞穿专制政权的罪 恶本质，其成就远远高于那些爬跪在权力之下“文学大师”的连篇假 话，因此，这样的作品更有实力去提名和冲刺诺贝尔文学奖。 （2009-02-28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给地球人书 力比多 　　　　　　　　我是经历过大灾大难的 　　　　　　　　一个高等智慧生物 　　　　　　　　我能够看见人们思维的异样 　　　　　　　　有些家伙想叫我为幸存者或者灾民 　　　　　　　　我倒很怜悯他们 　　　　　　　　因为你们的一生 　　　　　　　　　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给纠缠 　　　　　　　　你们命运的格子 　　　　　　　　相当明显 　　　　　　　　你们爱钱如命 　　　　　　　　你们以为自己就是地球的王 　　　　　　　　可地球并不是你们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经管有时候你们多如蛆虫 　　　　　　　　思想却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升 　　　　　　　　灾难来的时候 　　　　　　　　你们死得悄无声息 　　　　　　　　（2009-02-2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寻找“尸卡”之外的“活路” 林保华 台湾为是否签署尸卡（ＣＥＣＡ）发生大辩论。马政府一直在名称上 做文章，一变再变，就是讲不出基本内容是甚么？但是却要反对者负 上反对签署的责任，乃至扣上“不爱台湾”的大帽子。理由是不签署 会“边缘化”。这是他们“贼喊捉贼”的一贯伎俩。 然而马政府就是不肯说，不签是否真会边缘化？如果真是边缘化，又 是谁造成这种边缘化？ 香港与中国签署尸卡的祖宗“尸爬”已经五年半了，但是香港经济一 样低迷，失业率第四季度暴增两成八，高盛估计今年失业率是6.5%， 渣打则估计今年经济成长率是负1.8。可见不论是尸爬还是尸卡，都 不是万应灵丹。这五年，至少是民进党执政的几年，台湾的经济还是 正常成长，有边缘化吗？为何一到马政府执政，就存在边缘化问题？ 从台湾目前外贸衰退情况来看，事情很明白，台湾经济正是太依赖中 国而边缘化，因为出口中国的物品跌幅最大。 台湾如果不能与美国、日本或东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对 台湾经济当然有影响，但是为何台湾不能与这些国家签？主要原因就 是中国的阻挠。也就是说，中国以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为名，阻挠台湾 的“经济外交”。然后就布设一个“尸卡”请君入瓮。这就是共产党 与国民党合作要台湾进入尸卡的本质问题。 台湾在中国打压下与中国签署尸卡，其意涵就是与中国签订“城下之 盟”，这会是对台湾有利的吗？中国真关心台湾经济的发展与民众的 福祉，何不让台湾自由的与其他国家签署协议，不要去恐吓其他国 家？签了尸卡，就算开始中国给台湾一些所谓“优惠”，目的也是要 台湾饮鸩止渴，让台湾依赖中国这个“胰岛素”。 现在问题就在于，马政府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尸卡上，而没有另外 找其他道路，造成一些台湾工商业者与民众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尸卡 就是台湾唯一的出路！ 前几年，台湾好不容易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用的是“台 澎金马”，被中国视为“一个中国”之外的眼中钉，欲去之而后快。 所以也一直阻止台湾用这个名义和其他国家签署协议。ＷＴＯ与尸卡 比较，除了可以稍微展现台湾主权之外，有甚么纠纷，可以到ＷＴＯ 投诉而得到保障，不是尸卡而听任台湾被中国卡死。这才是避免“边 缘化”可行之道。例如面对中国货的倾销，一些国家都有去投诉。尤 其中国最怕与台湾在ＷＴＯ交锋，因为心里有鬼。例如2006年，中国 对因在台湾倾销毛巾的问题，就不肯在ＷＴＯ商谈，被迫做让步。如 果是尸卡，还不是台谈中判？因为台湾失去运用ＷＴＯ的理由了。但 是处理这个事件的赖幸媛，难道就那样健忘吗？ 马英九在竞选总统期间，污蔑民进党推行“锁国”外交，自称他当选 后会推行“活路外交”，但是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却鼓吹“外交休 兵”，岂止政治外交休兵，连经济外交也休兵了。不去到外国努力扩 展台湾的经济外交，却锁在中国，这才是真正的“锁国”，才卡住了 台湾的经济命脉。 马总统与台湾的某些经济官员，对台湾经济的大滑坡，既不肯下台， 也不肯道歉，连减薪资都不肯。那么就好好的为台湾的经济推行“活 路外交”吧，别躺在尸卡上成为行尸走肉而成为人民与历史的罪人！ 〔原载《台湾时报．林保华专论》2009-02-27。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涂炳榔 “2．28”人物小传 曾建元 涂炳榔（1929-03～），台南州东石郡朴子街（今嘉义县朴子市）大 槺榔庄人，1929年3月生，父为朴子日新医院院长涂炉。1935年入学 朴子公学校，1936年罹患伤寒休学一学期，由父亲聘请陈添禄启蒙美 术。1941年代表朴子公学校参加台南州东石郡写生比赛获优等奖。小 学毕业后考入台南长荣中学，美术受业于廖继春。1945年4月，受日 本征召入伍，于嘉义飞航联队服役，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复学， 转学台湾省立嘉义中学，1946年6月，直升高级中学部，10月，入选 嘉义市足球代表队，至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参加台湾省第一届全省运动 大会，并参加跳高比赛。 1947年2月，“2．28”事变爆发，3月1日，嘉中召开学生大会，决定 罢课，涂炳榔则返回朴子组织学生队出任队长维持地方治安，3月3 日，获选为东石区学生代表，出席台南县“2．28”事件处理委员 会。国军来台镇压期间，藏匿家中直至事平，向台南县警察局朴子分 局自首办理自新，遭嘉中停学一年处分，乃休学在家。 1948年7月，以同等学历考取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学系，8月加入英 语科学生蔡德本组织之台语戏剧社、朴子学生联谊会及青云戏剧社， 负责壁报和宣传工作，曾在台北、嘉义、朴子等地演出改编之曹禺剧 作《天未亮》（《日出》）、田汉《南归》、有岛武郎之《阿Ｔ的死 亡》及亨利．贝拉曼（Henry Bellamann）原著、萨姆．伍德（Sam Wood）导演之电影《金石盟》（King's Row）改编之《爱流》。 1949年3月20日，因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警员谢延长取缔台大与师 院学生何景岳和李元勋单车双载爆发冲突，台北学生乃于21日发起反 对警察暴力游行，涂炳榔亦参与声援。4月6日因在校外嘉中同学住处 打麻将，次日返校始知前夜发生台湾省主席陈诚下令国军进入校园整 顿学风情事，乃返朴子至4月底。于师院重新注册后，1950年1月，参 加师院艺术系第一届师生美术展览会，国画作品《平林远趣》、《山 水两页》、《峨山金顶》为台湾省教育厅收藏。又参与蔡德本组织创 办之乡曲文艺社，于6月出版《乡曲》。 1951年由师院师长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年底，同乡台大学生陈元智 因畏罪自首办理自新，在自白书里供出1949年暑假曾和涂炳榔、吴哲 雄、张英杰、郑文峰、洪金盛、欧振隆等人参与台大经济学系学生张 璧坤主持之读书会，讨论时局和阅读《唯物论辩证法》等书，涂炳榔 乃于1952年2月在朴子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驻嘉义胡姓特务逮捕，为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五条参加叛乱集会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送入新店安坑军人监狱执行至 1962年2月10日期满开释，家人始终为其在饭桌保留座位。 出狱后先至嘉义市嘉义县立初级中学任美术代课教员，半年后，改至 朴子难友李天生于高雄市创办之大荣制钢公司及兼营之大华企业公司 任职，后又兼任新荣铸造工业公司、大荣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董事。 1981年出任师院同学杨英风创设之杨英风事务所高雄办事处经理，因 参与佛寺工程而接触佛教艺术，再因父母于其受难期间信佛，乃于 1986年离开杨英风事务所，决意全心投入工笔佛画专业创作迄今。 主要参考文献： ◆吴文星访问、郑玩香纪录：《涂炳榔先生访问纪录》，吴文星主 　编，《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四六事件”》，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 　会，民国90年12月28日，页147～204。 ◆涂炳榔：《白色恐怖时代受难艺术工作者的自述》，吴文星主编， 　《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四六事件”》，页206～218。 ◆蓝博洲：《恶梦一场十年醒──涂炳榔的证言》，《天未亮──追 　忆1949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0年4月30日，页225～252。 〔原载《今日论坛》2009-02-28 00:03；http://www.nownews.com/ write/。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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