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2-22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西藏资讯（2009-02-21）　　　　　　　　　　《西藏资讯》 探索道路 ◆省管县，四川将要裁撤哪些地级市？　　　　（成都）刘斌夫 民主理论 ◆论民主与中国（之07a） 　　　　　　　　　（北京市）子牧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西藏资讯（2009-02-21） 《西藏资讯》 ------------------------------------------------------------ ◆呼吁中国取消对西藏非正式宣布的戒严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 ◆西藏那曲发生上百人抗议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 ◆达赖喇嘛抵达南印比拉库佩流亡藏人定居点　　　　挪威西藏之声 ◆拉萨设“黑名单”严禁外媒和议员进入　　　　　　自由亚洲电台 ◆西藏察隅发生森林火灾　　　　　　　　　　　　　　《新华网》 ◆西藏3月事件后流亡人数剧减 　　　　　　　　　　挪威西藏之声 ------------------------------------------------------------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 《呼吁中国取消对西藏非正式宣布的戒严》 1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呼吁藏人在西藏不要进行抗议活动，并 避免任何将带来不必要的监禁，拘留和伤害的活动。噶厦并呼吁要求 藏人在西藏避免任何与中国人民的冲突的活动。 我们深表遗憾的是西藏的局势已经恶化，鉴于这一事实中共当局已增 派部署更多的部队在西藏高原。特别突出的是西藏首府拉萨、拉卜楞 （夏河）、热贡（同仁），康区理塘和西藏其他地区。 中共当局最近的言论称，“将发动一场人民战争”粉碎任何可能的抗 议，尤其煽动种族紧张。 当局拒绝允许游客参观西藏清楚地表明，西藏的情况并不稳定，尽管 他们的声称是相反。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强烈谴责最近在西藏德格、左贡、理塘、那曲等地 方的丝毫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或怨恨遭到任意逮捕，拘留和酷刑的 事件。 噶厦尊重人人有权以不庆祝藏历新年的方式追思在2008年抗议中去世 的藏人，以及表达在西藏的悲惨人权状况。同时，噶厦呼吁藏人必须 要以和平、符合西藏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 噶厦感到特别遗憾的是，中国重新启动严打运动、爱国主义再教育， 并迫使藏人庆祝藏历新年。噶厦相信中共当局军事力量及严打活动是 挑衅行为。鉴于这种情况噶厦再次要求中共当局取消严打运动，并撤 销对西藏非正式宣布的戒严以及镇压。 鉴于严峻和紧迫的局势，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呼吁各国议会，政府，人 权组织，西藏支援团体和个人在世界各地积极介入，并说服中共当局 采取克制态度。中共当局必须要相信，镇压和军事实力不会解决任何 问题，宽容和参与是西藏稳定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 2009年2月21日 【注】本文从英文翻译，以英文为准。 西藏那曲发生上百人抗议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2009-02-20报导〕据一个西藏人权组织指出，西藏自 治区那曲镇周四爆发藏汉两族计程车司机因争客导致警民的事件，事 件中有多部警车被推翻焚烧，武警鸣枪警告才受到控制。消息指有三 人中枪，十多名藏人被捕。而西藏流亡政府表示，随着达赖喇嘛流亡 印度50周年迫近，西藏的局势渐趋紧张，预料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加紧 控制，会持续至3月中。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引述一个大陆博客的匿名消息 指，周四在那曲镇爆发了由于计程车争客源而导致上百人抗议。 目击者指一名藏族牧民司机在那曲镇一交叉口乘载一位客人时，一名 汉族司机认为他抢了他的客人，谩骂藏人司机，其后发生互相殴打。 执勤的交警后来抓走藏族司机并扣下其计程车。 在场的过路藏民向交警理论，而交警队长后来叫来当地的武警和公安 围住现场的藏族人。此时，有人用藏语高呼“赶走汉人，还我地 盘”、“希望达赖喇嘛回来主持公道”等口号，后来事情演变为藏族 人与当地公安的暴力冲突，导致几辆交警的执勤车推翻焚烧，双方均 有人受伤。武警鸣枪警告后，事态才得以控制。有未经证实的消息 说，事件中有三人中枪，至少17个带头的藏人遭到逮捕。 本台打电话到那曲镇公安局寻求回应时，官员并没有否认发生事件， 只表示不可以回答记者的问题。 西藏流亡政府的发言人图丹桑佩（Thubten Samphel）接受本台采访 时表示，虽然他们不能确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消息，但是因为 近日中国政府对西藏加强控制，西藏的局势日趋严峻，所以觉得该事 情发生的可能性很高。他又说，要是真有此事，他们认为中国的执法 人员不应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问题及逮捕藏民。 图丹桑佩表示，最近特别是在西藏的康区，有藏民不满中国政府统 治，频频发生示威。他预料目前紧张的局势会维持到至少3月中，到 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过后才可能会有缓和。他说，很多藏民的情绪高 涨，而中国官方则非常紧张会爆发暴乱。 随着达赖喇嘛流亡印度50周年以及去年西藏骚乱一周年迫近，西藏频 频发生示威。本周三，总部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中国警方在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逮捕了至少20名因支持达赖喇嘛而举行抗 议示威的藏民。周一该地区又爆发了大约有300人参加的抗议活动， 导致与员警的进一步冲突。据报，武警部队已经进驻当地，并在街道 上巡逻，气氛紧张。 达赖喇嘛抵达南印比拉库佩流亡藏人定居点 〔挪威西藏之声2009-02-20报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结束在 印度卡纳塔克邦麦索城市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当天下午4点半抵达比 拉库佩西藏难民定居点展开访问，明天将为信众传授马头金刚灌顶。 据印度南部比拉库佩西藏难民定居点主管扎西旺堆向本台介绍说，西 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离开麦索城市之前，特别接见了支援西藏 组织印度南部地方印藏友协的50多名代表，并向他们发表了20分钟的 演说，之后为印度南部知名印度教领袖索美吉赞助建立的经管学院进 行了揭幕。 结束在麦索城市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昨天下午4点半乘直升机抵达 流亡藏人最大的难民定居点比拉库佩展开访问，并接受了部分记者的 采访，达赖喇嘛表示，流亡藏人非常感恩印度政府自始至终对流亡藏 人援助和支持，并向卡纳塔克邦政府和民众，特别是印度政府表达感 谢。 比拉库佩西藏色拉寺吉扎仓堪仁波切、地方主管、当地印度县长及警 官等为首的上千名民众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在色拉寺吉扎仓 达赖喇嘛居宫，堪仁波切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身、语、意曼扎三 宝。从今天开始，达赖喇嘛将陆续为僧侣传授比丘戒。 明天是藏历12月27日，是西藏沙拉寺一年一度的“沙拉崩钦”节，即 “朝拜沙拉金刚杵”佛教节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出席这一佛 事活动，当地和来自其他社区的流亡藏人也将聚集在沙拉寺朝拜马头 明王神像和金刚杵。之后，达赖喇嘛将为信众传授马头金刚灌顶。 藏历新年初一（本月25日），达赖喇嘛将在色拉寺向各高僧仁波切传 授长寿灌顶。之后，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院、15个社区联盟和比拉库 佩僧俗民众等代表将共同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佛 事仪轨”。结束佛事仪轨后，达赖喇嘛将出席当地西藏流亡社区举行 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会，并将发表演说。 下月1日，达赖喇嘛将在色拉寺麦扎仓再度为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当 天将离开比拉库佩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拉萨设“黑名单”严禁外媒和议员进入 〔自由亚洲电台2009-02-20报导〕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进入全面戒 备，除了武警要严防骚乱，当局更制订了禁止外国人进入的“黑名 单”。据知情人士星期五对本台透露，当地严控的外国人主要是所谓 敏感职业者，如外国议员及记者。他表示，这种状况将持续到4月 初。 本台获悉，中国政府正在对藏区进行全面的安保部署，拉萨以外的城 市停止办理外国游客“入藏函”，直至另行通知。成都市的一家旅行 社职员星期五对本台表示，进入四川甘孜州或西藏拉萨的旅行团，已 停止接待外国游客，何时恢复要另行通知：“拉萨内宾可以，外宾办 不了‘入藏函’，持外国护照都不行”。 〔以下，记者简称“记”；职员简称“职”；知情者简称“知”；藏 人简称“藏”。〕 记：什么时候行呢？ 职：3月份以后吧，过了3月份我们公司领导通知以后，才能告诉你。 而在拉萨，政府考虑到国际形象和旅行社的经济利益，对一些有实力 的旅行社网开一面，允许代理持外国护照的游客办理“入藏函”，但 旅行社必须保证该外国游客在拉萨期间，不得从事旅游以外的活动。 据了解，虽然中国官方日前安排八家外国媒体到拉萨采访四天，但事 实上，自去年拉萨骚乱以来，官方一直禁止外国记者自行前往。而最 近更将外国议员和记者一起列入黑名单。当地一名知情人士对本台透 露，当局禁止某些外国人进入西藏：“听说外国人要没有在‘黑名 单’的，那就可以了，敏感的职业不让进（藏）”。 记：比如象那些职业，外国人就不可以进。 知：媒体的、议会议员、记者这些，怕出事，以稳定为主嘛。 下周三就是藏人“3．14”拉萨骚乱之后的第一个藏历新年，当地一 位藏人告诉本台，公安到处检查藏人。 记：现在公安查得紧吗？ 藏：到处查嘛，查啊，当然查嘛。 记：现在街道上公安、武警多不多？ 藏：多。 记：你们在街上走，会查你们吗？ 藏：110（刑警）查，查身分证，当然查。 另一位藏人表示，白天在街上巡逻的武警比晚上多：“当兵的还是 有”。 记：他主要防什么？ 藏：（停顿片刻），这个不好说。 记：这个比较敏感？ 藏：啊，对。 记：巡逻的白天多还是晚上多？ 藏：白天要多一点吧，好了就这样吧。 据了解，由于当局严控，令拉萨游客人数骤减，当地的旅游业再一次 萧条。拉萨一家由藏人经营的旅行社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现在很少能 在街上见到外国游客，大陆游客也不多，而收取的导游费已经大减五 成，损失惨重：“现在一天（导游费）外国人160元，内宾100元”。 记：以前多少钱？ 藏：夏天的话200元钱。07年夏天旺季接待不完，去年夏天，几乎都 　　没有了。 去年“3．14”之后，拉萨一度停止接待游客近两个月，至5月1日重 开，当地十万旅游业人士一度失业。不过，当局这次主要限制外国游 客。知情人士表示，当局可能在4月全面开放外国游客入境：“听他 们说4月份全部开放，全面开放”。 拉萨之外的四川藏区，当局也在加紧部署，除了加强监控，也对藏人 采取安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星期四在甘孜塔 公乡宣布，藏区牧民定居行动正式启动。据《四川日报》报导，刘奇 葆与蒋巨峰等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一起，将一顶顶崭新的帐篷分发到 牧民群众代表手中。 西藏察隅发生森林火灾 〔《新华网》报导〕19日凌晨，西藏察隅县沙玛边境米拉山发生一起 过境森林火灾，目前过火面积约5亩左右，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据介绍，此次山火为边界另一侧的老百姓烧山引起，火势通过地普沟 蔓延至察隅县米拉山。由于火灾发生地地形险峻，山势陡峭，加之现 场烟雾较大，灭火人员无法进入火场，只能以开辟防火隔离带为主要 扑救方式。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西藏3月事件后流亡人数剧减 〔挪威西藏之声2009-02-20报导〕西藏三区民众于去年3月份开始， 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纷纷展开抗议中共政府统治西藏的和平示威活动 后，中共政府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并加强控制各边境地区，阻 止境内藏人流亡到尼泊尔和印度，致使流亡藏人人数急剧下降。 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负责人图丹列珠在接受 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2007年从西藏境内逃往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共有 二千多人。另外，为了朝圣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大约有2,700人左 右。 图丹列珠表示，2008年的趋势非常糟糕，可以说几乎没有，但从今年 1月份开始就有少数藏人流亡抵达，其中大部分藏人是途径藏尼边界 樟木口岸流亡尼泊尔，而途径藏尼边界囊巴拉通口流亡尼泊尔的几乎 为零。 图丹列珠说，这些逃亡藏人中的僧尼们纷纷表示，他们在西藏境内无 法享有宗教信仰，被禁止供奉至尊达赖喇嘛的法相，在寺院中时常开 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僧尼反对和诬蔑达赖喇嘛，并在去 年3月西藏发生抗暴活动后，西藏僧尼被视为主要的打击对象，经常 遭到毒打、拘禁和强行驱逐出寺等，才被迫选择了流亡之路。此外， 部分年迈的藏人也表示，在境内因无法享有同等的养老保险权益，因 此选择流亡，希望到印度的西藏养老院安度晚年。 由于中共在各边境地区增设军营，派出所以及增派军警进行严密驻守 等原因，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人数急剧下降，2008年只有 627名藏人成功逃离西藏。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省管县，四川将要裁撤哪些地级市？ 省管县强县扩权：最新动向与难题争议 刘斌夫 ------------------------------------------------------------ 　　　一、本文 【附件一】《中国城市走向》目录 【附件一】第三章　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第三节　市与县县与镇 【附件一】第四章　中国城市发展走势及预测 　　　　　第四节　设想省对县、市分别管辖 ------------------------------------------------------------ 笔者经十年酝酿，于2004年写成、2007年4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的专著《中国城市走向》，在p111～116，第三章《中国城市发展格 局》第三节《市与县县与镇》，p247～253，第四章《中国城市发展 趋势预测》第四节《设想省对县、市分别直管》等章节中，较为系统 地阐述了省管县和强县扩权的主张和方式。 　　〔未来20年中国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前卫著述《中国城市走 　　向》，全国各主要城市数百家新华书店、四川成都文轩连锁新华 　　书店、经典书城、时间书店、学习书店、交大知海书店、四川泸 　　州─绵阳城市之心书店和《卓越网》、《当当网》等有售，全国 　　数百家高等院校图书馆均已购藏若干册，浙江温州苍南龙港镇集 　　体订购数百册。 去年，笔者作为四川省强县扩权专家团成员赴市州县考察、讲学后， 又撰文谈及强县扩权试验所遭遇的尴尬与困窘，北京《中国商报》、 浙江《县域经济》杂志等媒体专文报道或引摘。 今年春节刚过，中央一号文件，把“省管县”提上了全国重要工作议 事日程。 四川省高层已内部拟议裁撤地级市试点。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应对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的特殊时期的今天， 开始提速。 省管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须要全方位的配套政策、思路和措 施、方法，切不可一蹴而就。 四川首选裁撤的地级市，应是眉山、资阳。其次可裁撤的是德阳、内 江等，然后再逐步裁撤其他地级市。地级市裁撤后的“纯城市”应可 享有地厅级待遇。将眉山、资阳、德阳所辖县，分属省会成都市辖管 和四川省直管。其中，广汉、什邡、简阳、仁寿、彭山五县（市）应 可归省会成都市辖，以发展大成都。 “强县扩权”的力度应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应当恢复和更新专员 公署制度，在大省的边远地区设立专署。专员兼专署党组书记级别应 为副省级，协调监管裁撤地级市之后的享受地厅待遇的“纯城市”和 拥有省上直管权限的各县、县级市。省直管县与县级市，县（县级 市）委书记应由省委直接任命，并可兼任当地专专署党组成员；原地 级市变为“纯城市”的市委书记保留地厅级职别，可兼任专署党组副 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各厅局应直接同省直管县衔接工作、下达任 务，并同已经设立的专署建立工作联络与经济调配制度。 从历史沿革和经济发展双重角度考虑，川渝分治后的新四川省，逐步 裁撤地级市后，可设川北专署（含原绵阳、广元、巴中、南充等地级 市所辖市县，以及德阳、达州所辖部分市县）、川东专署（含原广 安、遂宁、内江等地级市所辖市县，以及原资阳、达州所辖部分市 县）、川南专署（含原泸州、宜宾、自贡、乐山、雅安等地级市所辖 市县，以及原眉山所辖部分市县）；保留阿坝、甘孜、凉山三个少数 民族自治州建制不变；将原攀枝花市及所辖县区，原凉山州所辖之盐 源、木里二县，以及可合并会东、会理两县成立的县级市，组成攀枝 花内陆特区，特区仍可以专署制度协理，各市县由省直管。 这样，川渝分治后的新四川，就逐渐形成一个省会市成都，和川北、 川东、川南三个大专区，甘、阿、凉三个民族自治州，一个内陆特区 新攀枝花的“1＋3＋3＋1”新区划体制。 至于将来成都市可能在全国最后一批直辖后，可在绵阳、南充选择其 一作为新新四川新的省会市。 ------------------------------------------------------------ 【附件一】《中国城市走向》目录 ------------------------------------------------------------ 《中国城市走向》（电子书） 作　　者：刘斌夫著 责任编辑：侯茗 出 版 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04） ------------------------------------------------------------ 内容提要 引子：我们的城市 第一章　城市发展话题 第一节　城市解读 　　　　１、城市在傩舞圣乐中诞生 　　　　２、花园对蜂群的吸引：人口向城市汇聚 　　　　３、竞技场英雄排座次：大、中、小城市 　　　　４、城市大工矿，城市大作坊，城市大园林，城市大市场 　　　　５、城市意识、城堡文化、市井文化与耕读文化 第二节　城市流变 　　　　１、象形城市与城市风水 　　　　２、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遗产 　　　　３、有字或无字的天书：城市文化层的积淀 　　　　４、掩埋在历史烟云里的古城之谜 第三节　城市营运 　　　　１、酵母效应：城市资源的潜力、活力与张力 　　　　２、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城市资产：地产价值、物业价值、区 　　　　　　位优势、空间优势、聚合效应、品牌效应 　　　　３、杠杆原理：城市运营的庖丁解牛与竭泽而渔 　　　　４、如何看待和增强城市竞争力 　　　　５、光荣与梦想：城市规划、旧城保护与新城发展的博弈 第二章　中国城市纵观 第一节　特大城市面面观 　　　　１、概说特大城市 　　　　２、直辖市 　　　　３、特大型省会市、副省级计划单列市 第二节　大城市浏览 　　　　１、概说大城市和较大城市 　　　　２、大型或较大型省会市、计划单列市 　　　　３、省域经济强市 第三节　中型城市走读 　　　　１、概说中小城市 　　　　２、首府及州府 　　　　３、省域特色城市 　　　　４、地级市 　　　　５、县级市 第四节　点击中小城市的雏形──镇 　　　　１、概说城镇 　　　　２、有人提议可取消建制的城关镇 　　　　３、崛起的巨人：经济强镇 　　　　４、耕读文化的最后遗影：文化名镇与古镇 　　　　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边陲重镇 　　　　６、坐落在雪域高原或北方平原的聚落与庄寨 第三章　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第一节　东、中、西部城市布局与差异 　　　　１、现实里密不透风：东部城市 　　　　２、排布上疏密不均：中部城市 　　　　３、版图上疏可走马：西部城市 　　　　４、东、中、西部城市比较 第二节　现代版双城记或三角恋 　　　　１、阴柔对垒阳刚：川渝分治前的成都与重庆 　　　　２、呼应的兄弟：福州与厦门 　　　　３、浙三角：杭州与宁波、温州、台州 　　　　４、辽三角：沈阳与大连、锦州 　　　　５、齐鲁双三角：济南与青岛、烟台，济南与淄博、枣庄 　　　　６、湘三角：长沙与株洲、湘潭 　　　　７、双子关系与三角关系新解 第三节　市与县县与镇 　　　　１、历史沿革与行政指令：地级市的形成 　　　　２、中国缩影：县、县级市 　　　　３、一对复杂的矛盾：市级经济和县级经济 　　　　４、漂移碰撞的板块：城市文化与县域文化 　　　　５、亲密拥抱的县级经济和乡镇经济 　　　　６、天衣缝接的县域文化和乡土文化 　　　　７、城乡可分治：川渝分家后的重庆直辖市与所辖县区 第四章　中国城市发展走势及预测 第一节　一个新鲜的议题──众说纷纭争直辖 　　　　１、概说：让中央多点事做，让地方放开手足 　　　　２、武汉、西安、广州、大连先行的步履 　　　　３、哈尔滨、厦门、青岛、南京、成都、宁波将接踵而至 　　　　４、香港与深圳的脚步 　　　　５、澳门与珠海的牵手 　　　　６、台北与基隆的接龙 　　　　７、构建全新的价值系统：中国大陆“江河海经济联动”新 　　　　　　体系 第二节　兄弟太多地盘太大可分家──新增省级行政区探讨与预测 　　　　１、概说：将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分划：再造资源生态省区 　　　　　　和再造城市中心 　　　　２、重庆市与三峡省 　　　　３、巴蜀省与三江香格里拉藏羌彝自治区 　　　　４、新疆自治区及南新疆经济文化特区 　　　　５、内蒙古自治区及西内蒙经济特区 　　　　６、河北与山海关省 　　　　７、新的湖北、陕西、广东、辽宁、黑龙江、福建、山东、 　　　　　　江苏、浙江和台湾 第三节　镇直升市 　　　　１、概说：突破瓶颈，造就新的移民城市和工贸城市 　　　　２、镇升市、市又变区的滇缅边关：畹町 　　　　３、荒漠变绿洲，师长兼市长：石河子 　　　　４、长江明珠：江阴──张家港 　　　　５、沿海丽钻：石狮 　　　　６、昨天农民城，未来龙港市 　　　　７、昨天纺织城，未来柯桥市 　　　　８、镇升市：突出重围的现实与希望 第四节　设想省对县、市分别管辖 　　　　１、增设县级市与撤县建市 　　　　２、地级市、县级市和县，皆可为省辖 　　　　３、可否适当恢复和更新专员公署制度 第五节　城市与人居生态复合带 　　　　１、后工业文明的城市（城镇）并发症 　　　　２、后现代意义的城市人居生态带 　　　　３、塑造城市的独特个性、不群品格与文化魅力 并非题外的尾声：关于市长 参考文献 后记 ------------------------------------------------------------ 【附件二】 第三章　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第三节　市与县县与镇 １、历史沿革与行政指令：地级市的形成 地级市的基础，是传统的专署驻在城市。首先形成的地级市，是多年 来缓慢积累发展起来的中型城市。后来的裁撤“准行政机构”地委和 专署时，有的地区已经有人大，一级政府机关的雏形已经具备。 切分地区板块后，又指令产生新的地级市。 最典型的例子是四川绵阳和成都。 绵阳地区原辖面积很大，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划分成广元、德阳、遂 宁和绵阳四个地级市。其中的德阳，又是绵阳的几个县，与从成都析 离的温江地区裁撤后的几个县组合而成。 许多新设置的地级市，都不一定在城市中心的建成区规模和市级经济 总量上达到中等城市标准，有的就是将小城镇（城关镇）直接改成地 级市中心区，广元、德阳、遂宁皆如此。广元建市后大举兴建城市中 心区，使建成区形成了规模，市容环境大大改善，但经济总量依然不 大，市区人口依然不多。遂宁，尤其德阳，建市20年后规模仍难达到 中等城市水平，市级经济总量也不大。只有绵阳，凭藉原先较雄厚的 基础不断发展，市区规模、市区人口和市级经济总量、市政建设质量 与城市文化竞争力都达到大中城市标准，成为西部地级市城市经典。 如果将来地级市裁撤，绵阳市理所当然地应该升格为副省级计划单列 市。如果再切分新省、成都直辖，绵阳市将是新的省会市的首选城市 之一。 从历史沿革和中等城市发展规划两个方面研讨，地级市或中等城市的 设立，应当有历史的积淀和区位优势，首先看它历史上是否设过州、 府。如果没有设州治、府治，这个地方即便有新的优势，也很难建成 标准意义的地级市或中等城市，从区位上就可以看出千百年来它是否 具备足够的城市积聚效应。所以当时许多只够设县级市规模的小城 市，因为命定是新的地级行政区划政府机构驻地，理所当然地把县城 （城关镇）摇身一变，就破格升为地级市，而且“以市带县”。 ２、中国缩影：县、县级市 懂得中国一个县，才真正懂得中国。 一位政治家说过，当得好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当省委书记。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自秦代郡县制起，县，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最基本的单元、最初级的行政区划和国家行政机构。皇帝派官，亲 自派到七品县令为止。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加 强基层政权建设，在中央、省、县下边又设一层最基础的国家行政区 划和机构──乡。 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级的官员故事有县官那么让人们熟悉。从“七 品芝麻官”三峡巴东县令寇准到今天的焦裕禄、孔繁森，县官是离百 姓空间距离最近的“大官”。一个县就得城乡兼顾。一个县关涉到政 治、法制、人口、土地、人居、耕地、环保、财税、城建、工业、商 贸、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运、旅游、水利、电力、公 用设施、农林牧副渔、交通运输、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公安消防、 法检两院等的执政执法、参政议政、建设发展、保护开发、招商引 资、内外协作。一个国家要做的所有事情，一个县几乎已涉及了。管 好一个县不容易，发展好一个县更难。 县和县级市，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单元和经典缩影。 县级市，从“城镇”到“城市”，为古老的“县”注入了全新内涵。 ３、一对复杂的矛盾：市级经济和县级经济 地级市其实是一个既难辐射更广的市际区域，又难统筹城乡资源的中 间体。由于地级市的大量设立，使一些地方行政管理层次增加，政府 机构和人员大增，使所辖县市区（县级）负担加重。 地级市同县级市的功能不一样。县级市所辖乡镇范围不大，城乡资源 易于统筹，而且，县级市、县，本来就是古代至近代的全国三级行政 管理层次中最基础的一层，作为小城市，负有直接带动所辖乡镇、乡 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天然使命，尽可能兼顾第一、二、三产业合理配 套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本来只有县级市规模、且刚从县的原型中 脱胎、城市化水平很低的新建地级市，既要供养庞大的一级机构和人 员，又要花很大的资金去搞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市政建设，还须担负着 所辖贫困县的输血扶贫任务，于是，有一些地级市的财政，成了依靠 所辖经济强县市（县级）的“吃饭财政”，市级经济难以带动县级经 济，反而制约和拖累了县级经济的长足发展，与设立地级市的初衷和 中等城市辐射带动小城市及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相悖离，造 成了区域经济优势的内耗，也不利于区域经济单元的公平竞争，这种 负效应的结果，就是市级经济与县级经济的矛盾日益凸显，滞后了经 济社会发展进程。 四川德阳地级市的设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为当时德阳有国家重 大装备工业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东方电工厂和东方汽轮机 厂，作为国有骨干企业驻在这个小县城里，城关镇只有两条泥地老 街，整个老城区主要由工厂构成，其实它不是城市建成区，而是一个 较为庞大的国有大型工业园区，其中第二重型机器厂管职员工和家属 就有八万人，工厂的前门到后门有15里路程。德阳地级市建立不久， 国有大型企业在市场经济萌芽时，就开始显露其旧体制的弊端，风光 难继。市级经济态势难以形成，因是地处成都平原离省会市最近的地 级市，没有成为人才高地，先成了周边丘陵山区政府人员争相调入的 宝地，各级机构人员超编，管理成本自然很高，管理效益自然不高。 其所辖经济强县什邡、广汉，是从成都──温江地区切分过来的，广 汉是全国农村首个体制改革县，什邡县是全省十强且与双流县轮流位 居第一或第二，加上从原绵阳地区切分，而今已首度跃居全省经济强 县第一的绵竹，成为支撑市级经济的梁柱。而德阳地级市，还要扶持 百余万人口的贫困大县中江和新建县罗江，市级经济发展自然有些捉 襟见肘。 如何化解市、县两级经济的矛盾？可以裁撤地级市而改设德阳县级 市。原属绵阳地区的德阳、中江、绵竹、罗江四县市（县级）暂归绵 阳地级市代管，从给县级放权到分步脱钩由省直管；原属成（都）温 （江）地区的什邡、广汉两县级市回归成都（温江等县区早已归并入 成都）市辖管，成为成都市（省会市）直属的广汉区和代管的什邡县 级市，促成“大成都”的形成，构建西部特大城市群和“成渝西 （安）”西部中心城市大三角经济区域形态，推进成都直辖。 从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大发现，广汉──金沙──成都一脉相承，是古 蜀文化中心城市的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形态。统筹和整合大成都包括 广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共谋发展大成都经济和 西部经济，这是一种既有历史传承又颇具现实意义的最优选择，是一 种优化组合。 2005年7月，山东滕州（县级）市干部群众联名致函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和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反映国函（1988）43号文关于滕州市省 辖，历经17年未得以落实，导致滕州经济受损，发展放缓，要求“解 除枣庄（地级）市对滕州（县级）市的代管”，名副其实地由省直 辖。两封信分别附有1,600人和五万人签名。 2004年，滕州境内财政收入22.4亿元，但被枣庄市划走了15.9亿元， 只给滕州市留下6.5亿元。滕州大中型企业的税收，大多由枣庄市来 收取，平均每年约五亿元之多，这有悖属地征税原则。 1994年国家立项在滕州木石镇扩建鲁南化肥厂，但枣庄市强制改址到 枣庄经开区，投资商不同意，而导致20多亿元投资项目下马。国家 “八五”计划就列入的投资100多亿元的“山国电”项目，也因枣庄 市一拖再卡，至今未能上马。原先在鲁南最大商品集散地滕州停靠的 特快列车，被迫改停薛城站，使滕州站减少25次班车，而滕州市的乘 客量比枣庄薛城站要多出三倍。滕州效益好的企业被上划枣庄，效益 差的企业被下放滕州据统计，枣庄五大班子所属行政机构，平均每年 下滕州检查工作达6,000多人次，滕州接待任务十分繁重，穷于应 酬。城市管理的中间环节增多，不仅增加管理成本，降低了行政工作 效益，文山会海问题更加严重。 市县两级经济发展的矛盾，曾经同样出现在东南沿海。广东的发展 中，南珠江口和东西两翼很不平衡，尤其西翼的资源潜力还没有充分 发挥出来。以湛江、茂名两个地级市紧邻，十年前廉江、化州、高州 诸县明显感到市、县两级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压力，后来这几个县相继 设立县级市，并享有与地级市同等的经济管理审批权限和进出口、引 进外资项目自主权，后发优势才始渐凸显出来，但毕竟比更早起步的 广州市周边县级市要迟一些抓住机遇。广东省的县改县级市的比例最 大，县级市自主权也最大，广东整体经济发展也最快，说明区划体制 与经济发展效益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一个“马太效应”。 我国现有地级市282个，比去年还增加7个；县级市374个，比去年减 少七个（撤并改区）。 化解地级市与县级经济的矛盾，任重而道远。 …… ------------------------------------------------------------ 【附件三】 第四章　中国城市发展走势及预测 第四节　设想省对县、市分别管辖 １、增设县级市与撤县建市 当前中国城市设市体系尚不合理。 我国县级行政区中，市的数量太少，比例太低，县与市的比例为 4:1。这反映出设市进程滞后，不适应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发展要求。 县级市是最初级的城市。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发展要 求，不断地给“市”注入新的内涵。市与“县”不同，不仅是一个行 政级别、区划单元概念，更多地体现了作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要素 集聚的空间载体，是一种经济地理概念。县级市的设置，为许多经济 大县及城关镇开辟了由“大农村”或小城镇走上城市序列的通道，同 时也成为经济大镇、经济强镇、口岸重镇的“城镇城市化”的重要载 体。 改革开放初期至1997年暂停县改市之前，沿海地区和西部一些地区产 生了一批新的县级市，标志着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城市化”和 “大农村”城市化的先期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再发展和对外 贸易、引进外资与经济国际化。目前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总数量达 到662个（包括四个直辖市在内）。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暂停县改市？因为1977～1997年20年间全 国总计设市480个，略显过快，少数县的城市化还不够高，也搭车改 了市而名难符实。“暂”停审批并非不再增设，而今，经济大县和经 济强镇改市升市，将再度提到议事日程。 在现行中国城市设市体系结构中，中央直辖市偏少，对大区域经济辐 射与带动不够有力；地级市数量适中；县级市数量太少，且分布极不 均匀，是城市设市体系的最薄弱部分。 中国目前至少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主 要向城市转移，并且要转移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每年以600万人 增加。如果中国人口峰值是在2035年左右，那么总计还将新增1.8亿 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城市。今后30年，中国将有三亿多农村 剩余劳动力需要向第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 县改市和经济强镇撤并升市与传统的切块设市模式相比，其明显的优 点在于：不增加新的县级建制数量，有利于减少机构及编制，减少管 理成本和建设成本；有利于统筹城乡资源，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整县改市和撤并强镇重组改市的市域内，既有城市经济，又有范围不 大的农村经济，可以有效实现城乡经济优势互补，第一、二、三产业 协调互动，城乡社会大融合，特别有利于以城带乡，发展城市而反哺 农村，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利 于避免切块设市所带来的市县矛盾，在切块设市模式下，如果切块太 大了，县域发展受到削弱，切块如果小了，市的发展没有足够空间， 且将余下乡村为主的小县复归贫困，使市县矛盾日益尖锐，最终不得 不进行区划再调整，近年来大中城市的郊县撤县设区多源于此；县整 体改市和经济强镇撤并重组升市，有利于节约耕地，提高所属城镇的 规模效益。 有人认为，整县改市不足之处是部分地区会混淆城市概念，把原县域 大面积的农村地区和大量农村人口列入城市范畴。不!这种说法其实 是以程式化的旧眼光在看问题，把县域的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整体带 入新改设的县级市，恰恰是设立县级市的重要职责，只是带入了原有 “面积”并不“大”的农村范围，而且这些农村人口也将逐渐转移向 城市。中国的国情是：县和县级市是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 基本单元，一个县或县级市，就是国情的经典缩影，具有中国社会架 构和形态的标本意义，这是两千多年自郡县制开始，历史形成和积淀 固化下来的社会形态。县级市既是城市经济单元，也是县级区划行政 管理单元，它既要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和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积聚载体， 又要担负区划行政管理使命。原本中国的行政管理层次和政体，就是 中央、省（自治区）、县（县级市）、乡（镇）四级体例，这个四级 体例最符合中国国情。后来省派地级专员公署驻地县（县级市）升格 为地级市，成为一级行政机构，整个国家行政管理层次增加为五个层 级，成为世界上管理层次最多、最复杂的政体体例。严格地说，直辖 市和现行的地级市才应是“纯城市”的概念，应该只管辖城区及近郊 范围，不应多管其他中小城市和县、乡及广大农村，而县级市应该理 所当然地承担原县辖乡镇村社的直接管理、重点辐射和一体化带动之 责任。 ２、地级市、县级市和县，皆可为省辖 既然地级市管县（县级市）不太合乎国情、规律和情理，县级市和县 即可直接由省辖，可以考虑地级市不再代管县和县级市。 五级政府架构，行政层次多，管理成本高，管理效率低。随着交通通 信条件的改善，政府计划经济职能缩小而协调服务功能放大，减少行 政层级，扩大管理跨度，裁撤地级市，全面实行“省管县”，强县扩 权，推进中国行政层级压缩和改革，已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放权脱钩”和“直辖分省”是改革缩减地级市行政层级的行之有效 的途径。 Ａ、放权──脱钩 　　放权、脱钩可以分步行进，也可以一步到位。 　　“分步行进”的第一步是放权，在财政体制和审批权限上，变地 　　级市与县（县级市）的上下级关系为平级兄弟关系，赋予县和县 　　级市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直接向省负责。 　　行政任免和行政管辖暂时保留原来的上下级或“代管”关系。目 　　前，浙江、福建、湖北、辽宁开始推行放权。 　　第二步是脱钩，实行经济与社会管理审批放权后，地级市怎么 　　办？为减少人员分流压力和政府管理人员相对稳定，在一段不长 　　的时期，继续保留其地级市的行政级别和干部待遇，其主要职能 　　集中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逐步裁减和分 　　流行政人员，在条件成熟时，地级市与县（县级市）完全脱钩， 　　由省完全直管县和县级市。 　　辽宁省通过了暂行条例，对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县 　　（县级）市，赋予其地级市经济管理权限。所谓“一步到位”， 　　就是在一些条件具备的省或直辖市，直接裁撤其地级市，改地级 　　市为非一级行政机构概念上的经济开发区，或者将规模小的地级 　　市直接缩降为县级市，与原所辖县及县级市一次性脱钩。 　　情况特殊的新直辖市重庆市，就一次性将纳入其管辖范围的地级 　　地区和地级市以及地级区所驻地的县级市一概裁撤。地级区驻地 　　的县级市一律改设为经济开发区，与原所辖县基本上同级。地级 　　市情况特殊，也可一次性升格。 　　重庆市裁撤地级行政层以后，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大 　　大节约管理成本，与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35:1相对照，重庆市 　　为52:1，每年节约财政支出32亿元。 Ｂ、直辖分省 　　增设中央直辖市，把“资源、人口和产业大省”中的经济发达， 　　地位重要的大型、特大型地级市或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划出成立直 　　辖市，把省缩小，这既增强了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辐射力度，又减 　　少了省直接管理县级行政区域所增加的工作量和管理难度。将大 　　省切分重组为更具优势的两个省，也是裁撤地级市后减少省级管 　　理难度的途径之一。 Ｃ、地级市升格 　　资源、人口和产业大省，非常重要的地级市、省会市、副省级计 　　划单列市可以升格为中央直辖，每一个省除省会市以外还可以存 　　在或增设一～二个（最多不超过二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经济 　　实力强、区位布局合理、规模大的地级市可以考虑如此升格，形 　　成全省范围的经济三角区域态势。 裁撤地级市，不仅是从简政放权角度考虑，从现代经济构成方面来 看，地级市的存在，不利于全省资源利用、资金安排和项目排布，地 级市往往首先偏重于自己驻在城区的发展投入，而不够重视所辖或所 代管的县和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的县级市的发展，大中城市与小城市、 大中城市与县的城乡资源统筹常常被忽略，只注重“点”或“线”， 而难兼顾“面”，使区域发展不均衡。 县、县级市由省直管后，全省经济布局将会更趋合理。 本来地级市作为中等城市或大中城市，辐射和带动的就不止自身所辖 的区域，应当交叉辐射相邻区域，但地级市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级别， 在发展思路上有着局限。地级市的裁撤，让其融入区域城市群体中 间，更利于区域经济拉动效应。中央直辖市增加以后，相邻几个省区 的区域经济将会受到中央直辖市的强力辐射和整体带动。 民族自治地区可保持地级市的建制或州、（地级）市合署。 ３、可否适当恢复和更新专员公署制度 各省经过一段时期的地级市“自发”发展以后，转型为全省统筹发 展。在辖区范围大、人口多、资源多、产业结构复杂的省份，可以考 虑恢复和更新行政专员公署制度，受省上派遣，巡视督察由若干个 县、市从地理区位上构成的片区。 专员公署不是一级政府，机构应当尽量精简，可设专员兼党组书记一 人，专员助理二人和十人左右组成的政法法制处、经济协调处和社会 发展处三个处。专员公署可选驻在片区的县级市或原地级市，实行专 员及工作人员每年轮换制，代表省里负责调研、督察片区工作。这 样，既有利于推促工作，避免与派驻地形成关系网，又节约管理成 本，提升管理效率，强化上情下达的督促和下情上达的反馈，不直接 干预县和县级市的具体事务。 新型的专员公署制度，有别于过去曾经有过的人员结构较庞大的“准 一级”地委专署体例，而重在精官简政。例如浙江省，假定宁波市升 格为中央直辖市，建议裁撤其他地级市后，可升格温州市为副省级计 划单列市，再可设浙北、浙西、浙东南三个行政专员公署，浙东南专 员公署可驻在丽水市，浙西专员公署可驻兰溪市，浙北专员公署可驻 湖州市。 ……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与中国（之07a） 子牧 ────────────────────────────── 目录： ────────────────────────────── 　一、社会“精英”的“妥协”，确立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 　二、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 　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东方再现──中国的“89”民运 　四、共产党的两次“洗牌”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上） 　　　１、不是“君权神授”，没有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之“理”。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下） 　　　２、又不是“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 　　　３、其统治的“支配形式”，丧失最起码的 　　　　　让人民自愿服从之成分。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2）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1）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2） 　　　２、邓小平制造的“6．4”屠杀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自 　　　　　私、残暴的。 　　　３、“6．4”中止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４、“6．4”开创了当代中国谎言之最。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3） 　　　５、“6．4”使中国全面恢复并加强： 　　　　　“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制。 　　　６、“6．4”使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权力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７、中国走向了政治权力私有制、权力经济的 　　　　　国家黑社会专制道路。 　八、抢夺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罪。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十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与人民为敌。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注释 ────────────────────────────── ──────────────────────────────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3之1） ────────────────────────────── ◆上世纪80年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把“社会主 　义”当做政治制度的错误，这里暂且延用）。可是，现在经济“发 　展”了，比过去“富裕”了，“大国掘起”了，是“社会主义”了 　吗？答案是否定的，“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 ◆认为，只要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一个“中产阶 　级”，就能实现民主。现在看来，“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 　产生了，更远离民主。“经济的‘发展’反而制约了民主”。 ◆认为，“信息社会”促进民主，可是，人们也并非不知世界，反而 　不愿看外面的信息，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大量的出国、回国人 　员，又传递了什么民主信息？ ◆认为，“经济交流带动政治改革”，国际经济交流已经无孔不入 　了，可西方反而被共产党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推动了共产党更 　加专制化、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中国人民。哪有一丝一毫的“政治 　改革”？ ◆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是，有 　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个人（一党）独裁专制、没有实现“三权 　分立”、“军队国家化”？ ◆如果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那就不需要否定传统的“天 　人合一”思想，不需要以个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来“武装”人 　民；不需要搞什么“加强”、“坚持”、“坚定不移”，用西方苏 　俄“政治局”的“党”来“领导”中国。 ◆如果说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那就不需要对外出卖领土， 　“认贼作父、与友为敌”，专门迫害、打压中国人，把“国有资产 　划公为私”。其宣扬的“国家主义”是专对本国人民的迫害镇压， 　并不同于法西斯对外掠夺的“国家至上”。而实际上是在国内，不 　惜侵害国人权利的“党的私利至上”。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吗？更不是！“社会主义”只是经济 　形式，不是社会政治制度，“中国特色”不能用来形容“经济形 　式”，双方都是事物的“性质”，学理上不能再构成“形容”或 　“属性”的关系。况且，至今中国毫无“全民的社会保障”的经济 　体系，那来的“社会主义”？ 这种矛盾怪异的现象否定了过去对“社会制度”、“民主”的理解； 这正是需要重新思考分析的问题。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这个问题的答案，通过前面篇章的分析，已经得出： 由于共产党专制政权既不合“君权神授”之“理”，又不合“民主” 之“法”。实质上，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即由 “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的专制。 在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则从“毛泽东思想”到十七大上，明确地 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组织上，则从“五湖四 海”的“论功行赏”，到“任人为亲“的“空降安插”，即黑帮式的 赤裸裸地抢夺和贪婪瓜分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 国家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就高度地成为个人极权私有。 在研究中国国情时，需要明确中国社会现在到底是什么性质？ 中国社会现在是“国家黑社会专制”性质〔15〕，这是海内、外认为 的“黑帮集团”统治，这是中华民族被西方“马列主义”侵占后的沦 亡状态。其理论就是“没有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没有任何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实际上是西方学者研究拉美 社会时、提出的“失败的社会”概念，即“拉美陷阱”的概念；只不 过这个概念对于共产党的特殊专制统治还不准确，还需找出一个确切 的名称，也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民主。 深入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 主专政）体制，还是邓小平及邓后时代的“党的领导”体制，由于都 是共产党“执政”，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并自称为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所以仍然是具有以下相同的马克思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脉胳： Ａ、必须依赖和霸占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作为其统治（“理 　　论”及“执政”）的全部支撑，否则就“活”不下去。总是以为 　　可以“支配人”〔31〕，可以当然地“领导”人、“教育”人； 　　所以，继续表现出赤裸裸地用强力和暴力──“坚持党的领导” 　　来维持。 Ｂ、否定人类永恒的真理──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人的理 　　性──人的共同价值观──人的政治本性；以及保障这些所有人 　　权价值的公权力性质的民主；即没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 　　强行以个人的“认识论”，来作为社会人们的“指导思想”。 Ｃ、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即否定了中国传统的 　　“认识论共性”，包括传统的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政治权 　　力”的起源，没有任何的合理依据。 Ｄ、其哲学思想方法是认识论的（也就是，其“唯物史观”──“新 　　的历史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而是“工具主义”和“唯 　　心主义”的），而不是“价值观”的；又是从经济，而不是从政 　　治（人的共同“本性”──人权）上来分析人和人类社会。把人 　　当作随意改造的工具（把人视为“工具”、“力量”，“齿 　　轮”、“镙丝钉”；如用不同时期的什么：“思想理论”给你 　　“武装”起来等）及工具的对象（如“改造思想”、“接受再教 　　育”、“战天斗地”、“听党指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 　　同时，改造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成为“政治合格”的党 　　所需要“新时期合格人才”等等）。没有价值观的分析事物方 　　法。这样，人的价值和地位、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人类社会运 　　动的目的，就被人为地根本改变了。 除这四点相同的脉络之外，双方在具体的“思想”与“理论”上不 同，具体的“政策”上不同；概括为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否 定了“毛泽东思想”，具体表现为： Ａ、邓小平及邓后者已经不再提“阶级斗争”，变为对付“国内外敌 　　对势力”、“反华势力”的“对敌斗争”；以“反恐”、“稳 　　定”为名，从资金、装备、人员上，极大地加强了对人民进行防 　　范和镇压。 Ｂ、不再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变为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仍由党 　　和新兴“党寡头”控制的“权力经济”；从“计划政府”变化为 　　“权力政府”。“权力资本化、市场权力化”，“党寡头”垄断 　　了社会经济。 　　在经济上不再限制“私有制”，并进行“国有”经济的“改制” 　　──“私有化”，放弃了过去“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进而，把 　　人当作可随意改造的“实用”的“经济动物”。这是马克思主义 　　所“特别强调”的经济“所有制”改造的政策，是共产党“闹革 　　命”时的核心理论支撑。 　　因而，这种利用权力谋私，赤裸裸地化国有资产为私、化国有资 　　本为私的做法，其导致的专制结果也实际不同。并遭到了“党 　　内”，毛泽东“旗帜派”的激烈评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状态与 　　现时代状态的完全不同，已经做了说明。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纲领”，在于把“人 　　权”的本质，与社会的构成本质、经济形式对立起来，把追求一 　　种公平、正义的经济形式，与经济的“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 　　了。 　　因为，“人权”就是个体的、私有的，“财产权”本身是“人权 　　的经济利益部分”，正是“自由主义始祖”洛克所“特别强调” 　　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哲学家们（如罗素，参见其著《西方哲学 　　史》卷三第13章）还没有完全廓清它是“政治学”的“价值”问 　　题，以至多被误判到“社会学”上，成为“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制度”问题，和“生产资料”的“公 　　与私”的经济“所有制”问题。并且，要通过“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人权”，否定“人类永恒的真理（价 　　值观）”来“实现”，即要通过抢夺和霸占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 　　利益来“实现”。所以，看似美好，实质是血腥专制和奴役统 　　治。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纲领，是反人类的、不能实 　　现的；但从“社会学”的认识论来说，毕竟是一种能够迷惑人的 　　“美好”的“意识形态”，能蛊惑人心。所以，毛泽东时代使人 　　们还有一种“信仰”，但邓小平及其后时代，这种“信仰”也丧 　　失了。但探究其根源，两个时代都源于“政治权力”私有的共同 　　性质，而毛泽东“旗帜派”的评判，却又不敢正视这个专制本 　　质。当今社会，对“政治”、“信仰”、“社会”概念的混淆， 　　与此重要影响相关。 Ｃ、在组织上，既不是民主制的有关任职程序，又不是“神授”、 　　“代天保民、“科举”的传统“礼制”，而是“党”的“干部人 　　事任免制”，这是一种极其腐朽的黑帮组织形式。赤裸裸地对国 　　家各级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进行霸占和瓜分。政治权力的获得毫 　　无一点合理性、合法性。从社会组织结构上，彻底否定了“人人 　　生而平等”的“人权”原则。使中国人民被迫要接受“党”的当 　　然“领导”、“带领”，和其“思想”的“教育”、“武装”。 总之，可以归结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具体的 核心理论问题：经济的“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所有制”问 题，即“阶级斗争”的“消灭私有制”（其“纲领”：《共产党宣 言》第二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 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问题。这作为马克思主义来说，是“特 别强调”（《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核心理论问题，即“无产阶 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但是，“消灭私有制”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的论点〔36〕，只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人和世界的、称为“唯物史 观”实为唯心主义的错误论断。过去“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专 政”，与现在“对敌斗争”的“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人为”地树 立敌人没有变。 经济的“所有制”问题，作为自由主义对“专制”的本质来看，是 “专制”体制内的具体问题。搞“公有制”或搞“私有制”，都能成 为专制。“权力经济”下的“私有化”，仍是公权私化的极权专制。 邓小平时代至今，“坚持”了对社会公共“政治权力”霸占的“政治 统治”（《共产党宣言》，单行本，p.42）。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 “真正”本质，也是专制的本质。这是被“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宣传，所掩盖掉、被忽视的“政治” 问题。所以，上述四点才是“专制”的本质问题，共产党的性质没有 变、不会变。 经济上的“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以及“社会主义”还是“资本 主义”，仅仅只是“经济形式”，并不是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搞 混淆了，造成了严重的误导。这应是一个浅显的《皇帝的新衣》的故 事，竟然从1848年2月起，使无以数计的人们深信不疑，并为之“俗 血奋斗”。 同时，一个相关连的重要问题也最终浮出：究竟是“经济的私有制” 造成社会的一切罪恶，还是“政治权力的私有”造成社会的一切罪 恶？ 由于，抢夺和霸占了社会的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没有人类共同 的基本价值取向；又失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强暴 地用个人的认识论，“指导”13亿人的“思想”。这样，在对“消灭 私有制”、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理论基础的 否定之后，则失去了本来已经是谬误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最后 支撑依据；因而就从“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进入“国家黑社会”，就 是没有权力“支配正当性”的黑社会化。 “黑社会”是建立在，对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霸占上；建立于 否认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帮主”的个人思想为“指导”的 帮派利益之上。没有任何可遵循的信仰和伦理道德，没有信誉可承诺 遵守，一切以利益和维权为条件的生存基础之上。建立于权力垄断经 济的私有化上。黑社会集团的行为上，是依靠强权和暴力，什么好话 好事都可以说、可以做，什么坏事都尽做。这种“黑社会”不仅是霸 占一个地方和地区的“地盘”，而是霸占整个国家，是以“国家”的 面目出现，故定义为“国家黑社会”专制〔15〕。 总而言之，在这种专制状态下，过去“共产主义理想”支撑的“迷 信”，已经象“纸”一般的被戳穿了；可社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异 变。人民既不能呼喊要“自由”、要“平等”、“要人权”！又不能 呼喊“天哪”！“你评评理吧”、“天理何在”？！ 由于连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天理”都没有了，就没有了“天 赋”的自然“光明”，天下漆黑，走投无路，社会“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这必然只能是政治上窒息人的“黑社会”。 中国人民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始终都是处在专制的奴役之 中，不仅从来没有过经济平等，也根本没有人权；始终蒙受人权不平 等造成的、经济贫富悬殊下的贫困与艰辛。 通俗地说，中国人民一直受到三重压迫： ◆权力的压迫：公共政治权力私有化的压迫； ◆经济的压迫：“计划经济”到“权力垄断经济”而不是“自然市场 　经济； ◆思想的压迫：“坚持Ｘ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这是中国人民头上沉重的“三座大山”。这是中国社会人权不等 的根源。其中，根本上的，在于“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占有。 一些“左派”人士，分析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及至今时代的不同，认 为是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思想，搞了“私有制”导致的结果。但忽视 了，他们之间转化的原因在于，上述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脉胳的四个方 面。正是由于这种本质因素的转化和异变而使经济、思想不同的。个 人的来去或作为是无法转变国家性质的，但这几个客观的基础条件， 决定毛与邓时代都是同样的极权专制政权。 一个公权力、法治化的国家，本身已经奠定了社会长治久安的，公共 政治性质的基础，不会因为个人的变动而发生政治性质的转变。而毛 泽东时代，社会公共政治权力是属于毛泽东个人所有，他是当然的 “伟大统帅”，“工农兵”只是他的下属“工具”，即使成为“副主 席”、“副总理”，也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始终只是“毛泽东思 想”的“红卫兵”、“工宣队”、“农民赤卫队”、“‘支左’的钢 铁长城”；层层护卫着“伟大统帅”及其“思想”。这种个人集权的 “无产阶级专政”，与邓小平的“国家黑社会”，都是高度集权、社 会公共权力私有化性质的专制，经济都是由“权力控制经济”，专制 体制一脉相承的根源并没有变。 即核心理论──纲领──变换，但政治性质没有变。 所以，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决定下来的、政治权力私有性质的国家政治 结构的基础，造成当今社会的一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经济上的 “公”、“私”“所有制”，并不决定社会政治制度。 工业时代，一个公共政治权力被私有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人权不平等 的社会，必然是权力经济的社会。在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以后，由 于其本身的存在没有任何的合理合法性，也不具有任何统治权力支配 的正当性，必然要向一切黑暗的地方涌动发展，必然向利益至上的黑 社会方向转化。所以，从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政 体，异化到当今“国家黑社会”专制，是必然的。 需要进一步加以区分的是： Ａ、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对原“国有”的“私有化”（如 　　化“国资”为私、化公为私等）； Ｂ、在“私有制”名义下的不合理的做法、违法（权钱交易、垄断、 　　违法乱纪、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等）的行为。 双方性质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原意及政治学中的一般概念来说， “私有制”与“私有化”是相同的；但作为中国18年来的特殊具体情 况分析，是不同的，有根本的区别。字面区别来说，是一个“化” 字；实质来说，从原来是国有、公共的所属进行“改制”、“改革经 济体制”，称为“私有化”；自然发展的私有经济是“私有制”。这 是需要严格区分的。 这种“私有化”──“改制”，其“化”是“化公为私”，不同于历 史传统形成的自然“私有制”，以及新发展的“私有制”。这种“私 有化”是经过了先前对“私有制”的“消灭”（无端地大批生命虐杀 和私有财产的掠夺），又从“社会垄断（党的）”的“公有制”（计 划经济）来进行“划公为私”的“分脏”，并以破坏环境、掠夺子孙 后代的发展空间为代价的；是对公共利益的赤裸裸的抢夺和瓜分，把 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廉价甚至无价就转移到私人手中，范围包括国 家金融、土地、资源、能源、交通、运输等、以及公园、图书馆、医 院、教育等一切领域；是以占有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来实现和完 成的。 配合这种“私有化”，是进行了很多的“改革”的，并继续在进行着 “改革”（却从不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来为其政权“保驾 护航”： Ａ、建立了政治经济待遇优越的庞大“公务员”队伍。 Ｂ、新组建了毛泽东时代没有的“武警”、“特警”等；恢复被毛泽 　　东取消的军衔制，使军队从听从“伟大的统帅”指挥，变为“听 　　党指挥”。 Ｃ、使“民主党派”──整个“政协”，成为受其优厚待遇豢养的， 　　执行、表决的工具。 Ｄ、严控，并收买了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及经济等一切领域的 　　“精英”。 排斥政治改革条件下的，如此单方面利益的“私有化”浪潮，一下子 就形成崖顶与崖谷的社会失落，使社会中的广大工人、失地农民、破 产小企业者（包括大批“个体户”）、无业者，以及失业青年学生等 大批人被抛入谷底。“改制”──“私有化”，应该是使“体制”内 的人员成为“股东”，成为“中产阶层”；然而他们却成为两手空 空、一无所有──没有“人权”、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社会幸 福”的坠落崖谷者。 这个问题，在十七大前，已引起“党内”坚持毛泽东思想派人士的高 度呼吁与上书，仍然遭受封杀禁止宣传，而自由主义者却似乎还没注 意到这个区别。 一些人们，则将这种特殊的反对“私有化”，与反对“私有制”两个 概念混同起来。把化国有资产为私有、权钱交易，以及私人企业中残 酷的剥削压迫（如山西“黑砖窑”等）、违法乱纪，认为是经济“私 有制”必然造成的，而忽视了应是“政治权力私有化”造成的。不去 探究“政治权力私有化”造成的原因，这样，就始终找不到解决社会 公平与正义的路径，又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从经济上”，而不是“从 政治上”，解决社会问题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怪 圈里。这就是持这种认识的人，多自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重要原因。 化公为私的的国企“改制”是必须反对的。应该在其原“企业内”进 行股份改制，使原来的员工，人人成为股东，惠及每一个人（此需专 题论述）。解决问题的根本，正在于结束共产党的专制，共产党退出 霸占公共权力的“领导一切”，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只有确立了政治 权力的公共性质，才能为经济的公平、正义奠定基础，才能彻底解决 “改制”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 如果“私有化”使共产党丧失政权，对人民本身是无关系的，反而更 好，其后果是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铺平道路。任何政“党”，有什么 不可以失去“政权”？有什么理由要强占着公共权力？ 问题又在于，这种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不是自然的“私有制” （“保护财产”及“发展”）；是利用所霸占的公权力，在剥夺了人 权的情况下，对公共利益及社会财富的公开抢劫和瓜分；其获利者的 资本积累是“暴富”，其中也包括对中小型私有企业、私房、承包土 地的强征、并吞、掠夺的新“私化（财富又转移）”，这就新出现几 个问题： Ａ、在1949年后，私有财产（土地、工厂、房屋等）被“私改”公有 　　后，还未赔偿的； Ｂ、员工被边缘化，国有（包括集体）企业中员工的股东权被排斥 　　了； Ｃ、人民深受其害，社会大众应享有的“公共利益”被排斥了； Ｄ、严重冲击了私有中小企业、个体户的经营竞争力，使之萎缩无力 　　经营。 而实际上，共产党的“私有化”正是向国家黑社会的“异变”，使其 更加具有经济力量；并不影响它“执政”地位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 力”，反而是极大加强；虽然黑社会化使其流氓化，丧失了原来的 “政治道义”（这在相关章节另有论述）。 这里，存在着一种用经济来评判政治的混淆方法，包括“执政”的合 法性问题；这是一种有害的分析方法，即“用认识论来分析价值 观”，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章节已有论述，这 里仅作简要提出： 如认为，毛泽东时代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到发展起‘两弹一 星’”……；或者说，邓小平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今天 成了第Ｘ经济大国、第Ｘ军事大国”。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难道任 何聪明的专制者不会发展经济？历史上的例子还要举吗？当代世界上 的例子更多了，这是不需过多论述就可明白的浅显道理（如果要比， 再看看发财致富者多是“有权力”和“依靠权力”者，而贫困者是因 为他们能力、智商低吗）。 用经济发展来证明“执政”的合法性是没有任何支撑依据的，政治与 经济本来就是两个范畴的概念，不是逻辑关系。实际上，如果不是共 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使国家分裂，中国的经济会发展的更高更 好；如“松下”、“丰田”等先进企业……就是先在中国出现了。为 什么不思考一下中国在近100年前的1911年，已经能够建立了民主宪 政，21世纪的今天反而成了一党独裁？ 至于“执政”的合法性，跟谁执政、搞“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 经济“所有制”无关，应是一个理论“常识”，和明显的事实。“执 政”的合法性在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及如何获得？这是人形成 “类”的一个自然的本质规律，是政治的、价值观范畴的问题。 其中关于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又在于对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发展 过程的认识；这又是人类经济及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自然本质规律， 与政治并驾齐驱。 不是人为设计出一种好的经济形式去为之奋斗，而是为保障自由、平 等、博爱的人权，自然会产生出合理的经济形式。这就是民主国家在 保障人权自由的公共政治权力基础上，自然产生出了“劳工法”、 “反垄断法”、“社会保障法”……，等保障“无产”者（全社会每 个人同等的）经济利益的法治，以至实现了全民的“社会保障”的 “社会主义福利”，迈向实现“幸福保障”。这又是经济发展的自然 规律，即在保障人权的民主制下，人的幸福保障的自然经济发展规 律。 而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战争，违背社会 本质规律。是以剥夺人的私有财产，制造出固定不变的“阶级”、 “敌对的对立”，产生“阶级斗争”；为“消灭私有制”目的，就要 暴力占有公共权力，以至否定人类永恒的真理。这一切，都是人为的 行为，而不是自然的规律。共产党86年来的大部分“革命历程”已经 作了证明：社会上的一切腐朽、堕落、罪恶，正是在“政治权力”私 有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经济“所有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清社会中“权力私有”与“经济私有”的问题，这 是它理论起点的谬误。所以，共产党专制者过去“消灭私有制”、搞 “社会主义公有制”，及今天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都不能证明其“革命”的正确和“执政”的合法。并且也充分 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是自然出现的经济形式，并不 是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制度只有专制与民主两大类〔15〕。 共产党专制者在经济“所有制”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时代，及邓小平及 邓后今时代，始终可以拿“社会主义”的帽子戴着，已经对此作了讽 刺。 每一个人中国人，生活在这块叫做“祖国”的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天 赋权利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不 能受制于任何个人、政党、团体的政治权力。然而在共产党专制下， 每个中国人的这种天赋人权，却变成了属于“党”掌管，要由专制者 所决定是否施舍的“恩情”，要由专制者来强行“代表”、“带 领”，要接受其“指导思想”的“教育”，要“紧密团结”在它的 “周围”；人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却变成需要 “争论”是那个专制者“当家”好的“所属论”之中。 毛泽东与邓小平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争论”并不是“三七 开”、“四六开”……，这种认识论范围的问题，这并不是评价统治 者的本质概念。因为，在认识论范围内考察，任何统治者都会做出好 事，讲过好话，否则它们一天也统治不下去同样，这也不是讨论邓后 专制者的方法。 实际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是要维护社会中“大多数人” 的“生存权”的。它们都出自“本能”地要为人民“做好事”，聪明 的统治者会愿意多“做好事”，所做的好事甚至会让人感动和落泪； 因为它们本身已经占有了全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做坏事是自 我毁灭，不“做好事”做什么？ 但是，它们都是对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奴役，恰恰要给大多数人以生存 条件；而对不服从者、占社会总比例的“少数人”则是镇压打击、不 管其死活，否则，当“大多数”人起来反抗时，其本身专门维护“少 数人”特权利益的统治，也不能存在了。一方面，不仅对其所做的 “好事”需要分析；另一方面，其统治本身的存在，说明该统治者需 要做些“好事”维持统治。但这并不是考察“统治者”的方法；做不 做“好事”、做什么“好事”，都不是“统治”（“执政”）是否合 法的依据。 正是由于专制者，对社会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不合法占有；所 以，“人”在“党”的心目中，只是“工具”、“力量”和“经济的 动物”。“党”的专制者，由此可以不惜牺牲百万志愿军战士的生 命，换来了“迫使美帝国主义低头”的“胜利”……，和“东北（军 事）工业基地”的建立，正是不顾中国人民缺吃少穿的贫穷，换来了 “两弹一星”〔26〕的成功，……。正是不顾国民没有“全民同等的 社会保障”的艰辛，建立了令世人羡慕的、“无与伦比”、“光彩夺 目的场馆”〔74〕的“奥运工程设施”，和开支了巨额的“保安”、 “接待”、“迎庆”花费……。专制者藐视“人权”、集中倾国的力 量“办事”（为“维权”）的特点，是“人权”平等的民主国家“不 可思议”（出发点不同的结果）的，也“做不到”的。 进一步分析这一个被掩盖了的重要事实。共产党专制者搞“发展”、 “办事”的特点，是把每个人、每代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应该能同 等享受到的人权平等和经济利益，巧妙地转变成：为了实现一个个的 未来经济“目标”，为了遥远的“理想”，为了下一代人才能享受到 的权益。这样，就无需对“每个人”及“同时代”着想，只要为其 “目标”着想；就可以无视“同时代”大多数人的“人权”利益 〔73〕，在“下一代”再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任何“事 情”和“成就”。当“未来”的“目标”达到以后，就可以“自豪” 地说：你看，“原子弹我们也有了”、“卫星也上天了”……，“奥 运会有史以来”的“世界一流精品工程”〔75〕也建设了、“大国崛 起了”……；取得了如此“百年梦想”的巨大“成就”和“发展”等 等。 每个人、每个历史时代、任何经济发展的状况下，应能享受到的同等 人权利益不见了；几十年前就应该生活的尊严，应生活的自由、平 等、博爱的人权利益不讲了；多少人的饿死、冤死、多少人的被拆迁 的利益损失，都无须计算了。“同时代”与“下一代”的“时间 差”，就掩盖了对人权的剥夺，和“执政”的非法。2008年的“奥运 会”，印度只有一块金牌，但实现了全民的“医保”，这旁证了中国 的上述问题。 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之中，即使“少数人”的不 平等和苦难，也折射出社会政治制度性质，还不用说“少数人”已经 扩大到“多数人”。而民主制是对全社会“每个人”人权的公平保障 （包括退出对公共权力占有的原“君主”、“专制者”），区别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为大多数人”。为“全体人”（“每个人”） 与为“多数人”或“少数人”，是民主制与专制的区别。并且，民主 制的建立、对民主制的需求，正是对“每个人”、“每个历史时 代”、“任何经济发展的状况下”的、“一般”的本质概念。 在现代工业时代，评价“统治者”，不是看它是否“亲民”，是否做 了许多“好事”。根本上要看其“政治权力”的起源，是否在推动 “政治权力”公共性质的确立（即民主的建立）。根本上要看“政 府”是否视“人权高于一切”，将ＧＤＰ产值，首先满足用于全体国 民的“社会保障”和“幸福保障”，还是用于维护私有的统治。无论 什么“大国崛起”、“神舟上天”，无论举办什么“世界盛会”、建 筑了什么“宏伟工程”，不解决“公平〔99〕、正义的全民社会保 障、幸福保障体系”，该“政府”也只是独裁专制的统治。 在公共政治权力被霸占为私的情况下，无论“执政”者如何“亲 民”，如何“深入第一线”，如何做了许多“好事”。该社会仍然 是，没有“每个人”的“人权平等”的“价值”和“地位”的专制。 人民仍然只是被剥夺了人权的奴隶，或是被统治者施舍残汤剩饭的乞 丐。在这里，专制根本上颠倒了“政府”产生和存在的本质。专制者 做好事，根本上是为维护统治，并且不是透明的；“公共政府”做好 事，是义务的，并受人民完全的透明监督；这是完全不同的本质区 别。 所以，评价“统治者”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它们本来应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而没有去做，或者反之。它们的“作为”是以“理性” 来做、还是凭“权谋”来做？是为“维权”，还是“为人”（唯人， “人权高于一切”）？要在价值观范畴来分析，也就是以保障人权还 是剥夺人权、为建立民主制还是搞专制来检验。“伟大”、“英明” 要表现在价值观的“理性”上，而不是“认识论”上。另一方面，是 要看其政治权力如何来源，这是本质的两方面。其它篇章已经详论， 本文也多处强调。 需要问一问，它们敢不敢承认：社会（国家）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 要以人权平等的原则来获得？事实上，没有一个专制者敢承认，这才 是评判的依据。需要的是以人民（每个人）是否成为“自由人”来衡 量。如果作为“人”，还需要由别人来“带领”，没有人权的自由， 那么“人”已经不是人了，成了自然界的动物。当人民需要由别人来 “领导”和“带领”时，人民在本质上已经沦为奴隶；社会就不存在 有政治家。公共权力成为私有权力，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福利保 障体系。 华盛顿使美国人民成为自由人，毛泽东、邓小平却使中国人民成为被 他们“带领”的奴隶，毛泽东如何能比得上华盛顿？邓小平能称得上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 每个人可以公平地问问自己──“认识你自己”（古希腊，苏格拉 底），你是“自由人”吗？你的“人权平等”吗？事情的本质是什 么？应该成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应当如此”？……，以此， 再对“统治者”作评价吧。 从毛泽东的著作及共产党1976年以前的历史来看，毛泽东还是属于马 克思主义者。他的暴力“武装夺取政权”、“阶级斗争”、“消灭私 有制”、“所有制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实践，都符合马克 思的学说。说他有“平民倾向和愤世色彩”，发动文革“砸烂‘公、 检、法’”，是“平民与大官之间的阶级斗争”（参〔德〕洛伊宁格 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让老百姓对17年来的官僚“出了一口 气”。在其时代，他做过了让人民拥护的好事。“文革”后期，他要 把“全国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最终还要“割资本 主义尾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个人经济权利，注重文化 思想管制，如搞样板戏等等，对人民实行全面的管制。他批判“资产 阶级法权”，正是遵循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最深入思想。 他反对凭学历文凭、高薪，从工农兵中选拔上大学学生，取消军衔 等，又获得工农兵大众的拥护。 毛泽东坚持中俄边界的立场，不承认沙俄对中国的领土侵占，晚年转 变意识形态，要联美抗俄（见1972年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 话。〔114〕。“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一场最正义的战斗，那些将 土是真正的中国军人。这是他的历史功劳，作为民族主义，这是需要 肯定和赞扬的。但背上“共产党”的包袱，是不可成为一个真正民族 主义者的。他有“拿破仑”的雄才大略，却又成不了“中国的拿破 仑”（有学者如此称），中国至今在“俄帝”的侵略（几百万平方公 里领土被其占领）、威胁、压力下生存。“共产党”也害了毛泽东先 生，他也垂手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打江山，交出江山，确立公共政 治权力的民主制），但他却没有去做。 看看中华民国的版图，对比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爱 国”还是“卖国”？尽在事实之中，又能比得上秦始皇、成吉思汗 （他喜欢自比）吗？……。在中国，“共产党”就是卖国主义，其性 质已经决定，它举不起真正的“民族主义”大旗。一切真正爱国的中 国人，必须选择退出“共产党”、解体“共产党”！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活动”，使中国人民清楚地见识了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这就是围绕着“政治权力”的“公共 性”，与“私有”的“所属性”所展开的表现；“伟大”还是“反人 类”，就在这里划分。毛泽东则是一生为“政治权力”属于自己的 “私有”而奋斗的。他并不重视“个体人”的“价值”，也就是藐视 “人权”；打碎“旧等级”，又建立新“等级差序制度”〔101〕， 这还在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前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毛泽东的“平民倾向”，是围绕着他的权力利益而伸缩的。对 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有深入研究的高华先生，他的分析无疑是客 观的。高华先生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这样精辟地论述 道：“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 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 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 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 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 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人物’ 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 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 羊’，批判起‘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 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 试。”〔101〕 在“建国”后的“17”年中，“合作化”、“反右”……，也鲜见他 为“平民”说话，特别“大跃进”、“大战钢铁”对人民的愚弄， 1959～1961“三年人祸”期间，造成千万饿殍。又把为民请命的“彭 大将军”打成“反党集团”，事实却很难说明他有“平民倾向”。 “文革”期间，倒表现出多为“平民”（工农兵）说话，讲了一系列 的“为民请命”的话，但这是为了他又一次“党内”的“夺权”和树 “权威”。从支持“红卫兵”造“反”（他的政敌──“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又把他们赶下乡“接受贪下中农的再教 育”，再从中筛选他的“工农兵学员”；“红卫兵”──中学生── “知青”们，纯粹是被利用。“工人阶级”中的“清理阶级队伍” ……等，实际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仍是为组织他的新队伍；制造 出社会的政治不平等──人权不平等，最终都是为他的权力和利益。 “政治权力”的“公共”性与私有“所属性”性，本身就表明了“民 主”与“专制”。“所属性”也就必然否定“人权”、“自由主 义”，否定“传统思想”，以及否定“5．4”以来，受卢梭思想或 “第二国际”思想影响，在中国出现的“红色的30年代”的“‘社会 民主主义’理想”。其它的一切，诸如经济的“所有制”，“反官僚 主义”等等问题，都是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依据 维护个人权力的实用意图来决定。 不解决“政治权力”的“公”与“私”的根本问题，那么，经济“所 有制”的“公”与“私”，“社会主义”、“为人民谋幸福”，消灭 人权“等级”，实现公平与正义等等，一切的美好“理想”，只是永 远无法解决、实现的“天方夜谭”。邓小平至今的时代现状，又作了 最现实的证明；根子从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已经种上 了。仅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到“1957年反右”，到1966年 “文革”，到1989年“6．4”，到21世纪今天，一次次重复再现； “等级”越发加大，“黑暗”越发加深。“红色的30年代”投奔延安 知识青年（如王实味）理想的破灭，和“建国”后，知识青年（如林 昭、张志新、遇罗克、郑晓舟。〔107〕的命运，对此作了清楚的解 释。而中国千千万万无辜亡灵的血泪，已经冲刷了“共产党”的谎 言。 毛泽东的言行实践，又表现出帝王思想和行为；他深通权谋之道，并 不照搬“马列”书的教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反对 “资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是他“整人”的有力武器；为了个人 的权力和利益，他不惜残酷迫害打击他的“同志”。如果他算是帝 王，就不需要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边倒”地加入什么 “社会主义阵营”。他不以“马列主义”为教条，又不以“俄化”的 早期“共产党理论”为教条。甚至也不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 选集》）（一则不是他全写的，二则只是“面上说的”，私下还有 话）为教条，喜欢我行我素──“领袖的领导”，而不是“党的领 导”，超越人的“理性”。他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严格说 应是“中国的最高指示”，是“马列主义”的异化，不是以反对“资 产阶级”，而是以“反帝”、“反封建”起家；又不是“替天行道” 的“农民革命（起义）”，而是为“夺取政权”的“打江山”的“中 华苏维埃政权”，异化了传统的“农民革命”。这两种异化思想结合 的“成功”，实际的结果，毕竟还是搞了（树立了）一种（面）“卡 理斯玛”的“公有制”的“权威”（旗帜）：农村土地集中的“人民 公社”化，“计划经济”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尽 管人民贫穷，但还符合“暴力革命”（夺权）、“消灭私有制”、 “‘上层建筑’（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一律”的“公有制的马列主义”，所以也称不上“帝”。 这个（面）特殊的“卡理斯玛权威”（旗帜），不仅只是毛泽东个人 的作为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成功，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 灾难和人民的苦难根源，要从共产党的“性质”上寻找。“有了共产 党，就有了新专制”。“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夺权的集体思 想，“最高指示”才是他本人的思想。“夺取政权”占有公共权力 后，再来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成了“思想”，“社会主 义”成了“特权”和“制度”；这是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但双方最 终都必然是极权专制。全民的“社会主义”福利，却从来不曾在中国 落户。 但正是这种霸占公共政治权力下的，“人为”促使的特殊“异化”， 也就为邓小平取消〔102〕“人民公社”、“计划经济”，搞化公为 私的“私有化”的“改制”、和搞“权力经济”，从“毛泽东思想” 再异化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前后是一脉相承 的体制。形成一种既没有传统，又没有民主，也没有“旗帜”，失去 目的的黑社会。 说他“为人民谋幸福”，其统治时期没有悬殊的贫富巨差，然而实际 表现出的，只是他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国家收入的不正当开支，人 民的普遍贫穷而已。 “怀念”他“为人民谋幸福”。然而，在1962年，他为什么要把“为 民请命”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彭本身出身穷苦工人， “建国”后生活也廉洁，正是他看到了“三年人祸”给老百姓造成的 困苦，才见义勇为出来为老百姓说话“请命”，却被毛泽东定性成 “反党集团。1959～1961年的“人祸”，饿死几千万人〔98〕，“生 存权”已经消失，还有什么“幸福”？“人权”的“平等”也是空 话。所以，证明毛泽东（共产党，及“其它领导人”）并不关心老百 姓利益，而只是为他的利益和权力地位的稳固和壮大。 对此，毛泽东的原“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儿子的《571工程纪 要》，又是这样评价的：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 　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 　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 　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 　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 　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 　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 　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见《571工程纪要》作者：林立 　　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1971年3月21～24日）。 还用不着讨论这个意见是否客观，而反映了这个时代“人权”的不平 等。“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有意见”都不能正常表 达，非要采取极端手段不可，这证明毛泽东的“为人民谋幸福”，仅 只是民间“美好想象”的假象。 民间的人民大众，“山高皇帝远”，远离“领袖”，在新闻封锁、宣 传一律之下，实际上只是将心中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加于一个权力不 受制约、监督的“常人”的身上，寄托于被“卡理斯玛”式美化的 “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身边的“亲密战友”，总应该比远离他的人 看得更真实吧？仍然证明这个时代已经是高度专制。而人人都需要讲 “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却成为争夺侵占公共权力的“制 度”，并不是经济福利形式，所以都是专制。 说毛泽东时代人们“平等”，但不是人权的平等；在“党”的“公有 制”的“计划经济”下，是“觉悟”的平等；人们的政治不平等，掩 盖了经济上的等级，人们没有自由。说他为工人说话，可工人也分 “中央”、“国营”、“集体”、“社办”、“乡镇”的等级差别 （1949年前的工人也没有这些差别），一旦进入“集体”企业，终生 是“二等”、“三等”工人。今天无数“破产”、“兼并”的集体企 业工人，他们的待遇又比原“国营”企业的工人还惨，退休的工资也 远低于原“国营”，原因正源自于当年的差别，这就做了很好地证 明。社会上，工人与农民，各行各业，行业内的“国营”、“集 体”、“民办（教师）”等的差别则更多。仅只是人民迷信他的“卡 理斯玛权威”，用“觉悟”代替“选择”，别无选择地放弃了自己的 人权。 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及“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其 实，并不是“领袖”所带来的；而实际上，是人们在“信仰（乌托 邦）”之下，基于传统的伦理之上，对人性“私”的抑制，表现出纯 朴的“善”性；和1949年前的政府，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清澈江河、 湖泊、原野、森林，祖国的江河到处能游泳……，美好的自然环境使 人们能和谐相处。这一切只能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载了 〔85〕。 如果毛泽东时代确立了公共政治权力的政治体制，是“法治”社会， 则不会出现邓小平能够“改变”的情况。“第二代领导人”是必须要 通过“民选”上台的，并首先受到“法治”的制衡，“法”是首先制 约监督“执政”者的，使其不能为所欲为。正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因 为国家公共政治权力为毛泽东个人私有，他是把政治权力作为私有的 世袭财产看待，来选择他的“接班人”继承，“工农”并没有“当家 做主”；钦定“接班人”的体制，本身已经表明是独裁专制。所以， 一旦“第一代”人逝去，公共政治权力就注定，仍旧成为“有能力” 成为“第二代接班人”的，邓小平的个人私有，以此代代“相传”。 而这种“能力”什么都“是”，但却“不是”政治家的、使人民成为 “自由人”的“价值取向”。 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正是从毛泽东时代就确立了 的，“政治权力”私有的性质，所导致的异变结果。认为毛泽东“关 心工农”，只是一相情愿的想象。但是，这种“怀念”情感的产生， 也反过来证明了，当今社会的黑暗之极，人民已经无奈、别无选择 地，竟然需要逝去的专制者来为民带来“光明”，要“好的”专制者 来斗“坏的”专制者。中国人民的悲哀屈情，可谓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无门投告〔71〕。 同时也表明：对社会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有化占有和控制之 后，就使人民丧失了能够独立自主的权力（自由）。总希望和需要 “卡理斯玛式的权威”来拯救改变；也就表明“人权”的“应当如 此”需求，是“软弱无力”（参第十章）的。因而又加重了人格的 “犬儒化”，和“伦理道德”的异变衰竭，腐蚀影响到社会的一切方 面。 政治权力一旦成为私有性质，就是专制；政治权力属于谁，就是谁的 专制。这仅仅只是“政治学”的“常识”。政治权力的起源本质，是 每个人“自然权力”（“天赋人权”）的集合，奠基于“人权平等” 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是把“人”作为“工具”和“力量”，使之“人本性”麻木了 不知自由，转而成为一些“机器人”〔87〕。国家公共政治权力由 “最高统帅”毛泽东一手掌握着；同时，“计划经济”的“整体”， 控制着国家的公共利益，怎么会有人权平等？表面上“经济的平 等”，只是同“阵营”内，“机器人”之间，“程序”编码的基础相 同。 他的“执政”本质是“在乎权力”，经济只是“维权”的需要，全体 人民的福祉，他不在乎，每个人的宝贵生命，他不在乎。只能选择 “魔王”（“帝王”是“天人合一”思想，其“权”是“神赐予”。 他又要否定，所以称不上“帝王”思想）思想来作说明。他的“为共 产主义事业奋斗”，就是“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 而邓小平总结毛泽东的“教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权 力”私有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已经否定了。因 为，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等基本理论，是根 本行不通的，他挽救了共产党。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 一种“信仰”，是“假设”，“假设过去、假设未来”、“是一种幻 想的、其基础是骗人的学说”〔55〕，那么，邓小平则没有信仰，不 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但又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 观；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证明是对立于自由主义的。他 以权力和利益为原则，却又要继续“四个坚持”〔56〕，“拉大旗做 虎皮”搞欺骗，因为霸占社会公共政治权力这个本质上，是一脉相承 的。这些做法本身，就表现出没有“理性”支撑的“黑社会”化，以 为可以用强权压制糊弄人民，却丧失了社会道义；道义的损失，是历 史也无法挽回的。 邓小平的功绩，在于他事实上否定了1922年7月，共产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的“最高纲领”：“铲除私有财产制度” 〔50〕。但是，如今世界上，哪一个黑社会组织会用消灭私有制来自 毁自己？不靠私有制那它还能存活吗？他毕竟也是做了好事，这就是 取消了1949年后，对人民的一些经济、生活上的限制等，使人们又恢 复了些经济自由。 说邓小平“改革开放富起来”，然而，哪一项好的“改革开放”政 策，在1949年前没有？“既然如此，何必当初”？这只是他们“认 识”（统治）方法的不同，他们都是以霸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为根 本，最终剥夺人权的。其它就什么都没有再做，而就是血洗了 “6．4”，阻止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邓小平的“理想”、“共产主义信念”〔57〕是“实用”变化快的， 当年曾是毛泽东进行“土改”、“反右”……的“左倾”主导者之 一，但也是利益至上有实际“需求”、崇尚“实力”的人。他的“不 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本质， 是把人从“政治的动物”的“政治”价值，当做“经济的动物”的 “实用”价值，是对人“变性质”的“实用主义”。违背了亚里斯多 德揭示出的人权性质：“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他在更加抓紧 对公共权力的占有，和对公共利益的垄断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就是更加抓紧权力），放松经济微观领域对个人的经济管制，使 之产生个人“私”欲得以发泄的空间，这与毛泽东时代不同。 他把中国当做一个大型饲养场，不需要“人权”，只要“一部分先” “膘肥体壮”，他就是“场主”；他已经“实用”地看到，“政权” 只能“保20年稳定”，或许再加20年（所以有认为，共产党二十大以 后，最终才可能转型民主）吧？但“党的利益集团”自己、“搞到 钱”，才是“硬道理”，可以代代相传。所以，“6．4”18年来，中 国的经济发展是畸型的，人权被彻底的剥夺，“权力经济”下的明火 执杖地掠夺“公共利益”；工农大众各种社会“弱势群体”失落入， 无经济保障和社会幸福的深渊。已经充分证明，共产党专制者的“执 政”：并不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为目的，而是为“维持专制”政 权，从搞腐化中掠夺“捞钱”；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殊的黑社会专制 统治“理论”〔82〕。 从提出的“本世纪未”（上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社 会”、“安定（稳定）社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整个“理论”都表现出，不是建立 在公平、正义的，社会自然规律的，本质地发展基础之上，使国家能 够法治久安地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完全是人为地，以“党”的“权 力”和“利益”为出发点的，“短期的”、“实用的”行为。国家的 发展和人民的利益，就仅仅支撑在“党”的“权力”和“利益”，两 个不能平稳的危险支点之上。必然祸国殃民。 相当的国民意识当中，总以两人的这些具体的“不同”，结合自己的 经历和处境地位，作出“某好”、“某坏”的评判，并且，两种看法 发生“争论”时，十分地对立。同时，又再引出被阉割了“政治权 力”公共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制度论”，经济“所有制”的好坏，及“帝国主义侵略性”等 的争论。实际上，两人都是霸占了公共权力的专制者，有什么“好 坏”之分？对于他们各人的专制暴行，还应予揭露，只不过统治方法 不同，个人喜乐爱好有差别而已。这就是“政治权力”的“所属论” 带来的误导结果；也就是58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权力被高度私有化， 造成全民“常识”丧失的恶果。“执政”者没有给社会提供任何“理 性”的平台，也没有给予社会，任何人权的“常识”能得以滋生的环 境。 “怀念毛泽东”，或“赞扬邓小平”，为什么不来赞扬一下公共政治 权力的民主？来致力于建立公共政治权力的民主制？ 毛泽东使中国人成为失去人权的“机器人”（工具、力量），邓小平 使中国人成为失去“政治本性”的“酱缸里的蛆”。邓小平以“实现 小康社会”为目标，即使实现了又怎么样？难道社会的发展仅仅只是 一个个的经济目标，难道中国人只需要求得猪一样的生活、不需要人 权？在讨论毛泽东时，需要明确的是：他让人民过军营、集体式、机 器人式的生活，是否是人应该的生活方式？在讨论邓小平及今时期， 需要明确的是：人是否有平等追求幸福的人权？人的幸福生活是否需 要由别人来“设计”、“带领”？ 毛泽东时代，“抑制”了人的“私欲”；邓小平至今时代，“放纵” 了人的“私欲”。但前后两个时代，都是剥夺了人权，“政治权力” 为私有的时代；是“人为制造”的社会。造成了社会问题的迷惑性、 疑难性和复杂性。 毛泽东时代，人与人是“阶级”关系，家庭中也是这种“阶级”关 系，可以使人“与老子划清界线”；不仅没有“自由、平等、博爱” 的关系，也没有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引起国人最感叹的是，没 有“孝”。邓小平自今时代，家庭关系又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关 系，可以使人“六亲不认”、“与亲为仇”，仍然是没有“孝”。不 仅社会关系危机，家庭关系也危机。证明共产党摧残了中国的传统伦 理道德，包括有：礼、义、仁、智、信、诚、廉、耻、忠、孝、节、 勇，这是中国“礼”制文化传统非常完美的“德”。这不是靠声势浩 大、五光十色的，表现了“四大发明”的“团体操”、“历史画 卷”、“舞蹈”、“特技”等表演，就可以“代表”的，而是需要政 治制度来体现。共产党破坏了民族文化，毛泽东、邓小平及后继者是 否能推脱责任？ 拨开纷争的迷雾，这里存在几个根本的问题： ◆他们究竟有没有权力，当然地占有社会的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 　益？ ◆并且要由他们来“领导”、“带领”人民？ ◆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地位”是什么？ ◆究竟人类应该以何种方式生活（生存），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本 　质、和历史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具体诸如，是不是财产的“私有制”就应该被“消灭”？人权的不平 等及社会的不公的根源，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私有”，还是“财产的 私有制”及其“财富的多少”；是不是因为对某种个人认识论的不赞 同，就可以剥夺人权思想的自由、和消灭生存权（生命）？是不是因 为要做个“公民”、要求确立国家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就应该遭到 逮捕、镇压？ 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人本性的回答，那么，他们的“做法”就 可能会是“对的”，许多“理论”的分歧根源就来自这里。 也就是说，根本上在于，是否承认人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质”〔15〕 ──“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不承认人这种“天赋人权”的平等 “本性”，那么，他们“消灭私有制”，把人变成“工具”、“力 量”就是“对”的；他们要当然地“领导”、“带领”人民，把人民 变为“经济的动物”也是“对”的。 并不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而是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以及“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论，正是因为不承认而产生的； 其“反人类”的根源也就产生于此，对社会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经济 利益的霸占“理由”也来自这里。 从政治哲学上来说，这是事物的“表象”（表现、反映、行为）与 “性质”（目的），可分别源自“价值观”范畴与“认识论”范畴的 一个矛盾律〔15〕。需要进行归范畴的探究（是价值观范畴还是认识 论范畴，是属于政治学还是社会学），最终只能以“阶值观”── “人本性”作判定，否则就无正确的判断结果。 这也是本文多处，需要相互联系论述的，社会“政治”本质的一个特 点：“文化是多元的，价值观只是一元化（单元）的”。否则，人就 改变“性质”（本性）了，人类社会也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或“混 乱、静止状态”，这样，人类社会也根本不能存在。人类社会的存 在，本身就证明，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调控”、“评判”着。 这就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即“人的本性”──“自由、平 等、博爱”──“人权”──人的“政治”──“理性”──“自然 法”；以及为保障这种“人本性”──“人权”，所构成的，人类社 会存在的“公共性质”的本质关系。 58年的历史，当“回忆”起自己“火红”、“无私”、“热血”的青 春年代时，有人无比的“自豪”，可有多少人就为此而无辜丧失生 命，又有多少人被“红火”烧成灰，烧掉青春？“有的人是火，有的 人是被火烧成的灰”（倚栏读简：《关于“让我们荡起双桨”》， 2007-11-24，《阿波罗新闻网》）。活着的人是幸存者，那些成批倒 在朝鲜战场上的死难者，他们是为谁而战？都是为毛泽东个人的专 制，而无辜的失去了宝贵生命（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4， 朝鲜战争篇章），成为专制者玩弄权术的殉葬品；如果“你”有幸去 参加了那场战争，倒在那里，你的青春还是“火红”的吗？又如果 “你”是农民，在那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被饿死掉，那又怎 么样？……。 人既成为暴力的工具，也就成了暴力的牺牲品。这里，作为幸存者， 应重新理性的思考一切，需要人们反省，既要问“为什么”，又要 “认识你自己”。难道还不“应当”确立国家公共权力的性质、确立 每个人的人权平等，还要讨论“谁好谁坏”，要坚持什么“指导思 想”，要由谁来“带领”吗？能对得起所有无辜死去的同胞吗？ 共产党专制者，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者还不同，因为历史上的专 制君主，是“受天命”的，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理念来统治的，而 他们两人共同的“指导思想”──西方苏俄的“马列主义”实在是太 糟糕，因而他们自我贬低的十分逊色。而他们自己的“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由于没有人类永恒的真理（价值观），自然经不 起推敲。邓小平只“发展经济”，“不讨论”（民主问题），是他的 “理论”经不起任何的讨论，其“执政”没有任何的合理、合法性。 所以，应该把对他们“好坏”之分的评价，转到评判他们的“共同” 之处，──“指导思想”、“四项坚持”，霸占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 共利益的专制上。认识共产党必然搞专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及共产党的“理论”，违背了人的本性，本质是反人类的 〔15〕，是必须抛弃的。 对任何“领导人”而言，他们的那些“好的做法”、“好的讲话”， 实际上也是人人共有的，本身就应是“多元化”的；在民主制的“多 元化”下，都会存在和得到保障，都可以实施和发展。正是在专制 下，只有一个思想、一种方法，限制人们的创造力；仅从共产党内的 残酷路线斗争已经做了证明。比如“高考”，这仅仅只是方法问题； 结果，“取消”和“恢复”以及“怎么考”，也成了“路线斗争”， 成了“功绩”，成了难以讨论和解决的政治问题。又比如，是重视文 凭、考试成绩，与重视考核的方式和素质培养的内容、以及实际能 力，在1949年前或民主国家，都是自然能得到合理解决的问题，不能 成为其“执政”的政治权力来源的依据，更不是“党”应该来管的问 题。同样的事情，如选拔人才的方式、军衔制等等，到了专制者手上 都要变样，使属性本质完全不同。 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权力要霸占社会公共权力，要当然“带领” 人民。他们霸占公共权力，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这是价值观范畴的 概念。他们个人具体的喜爱、作为，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是可以通 过价值观和实践来分析或检验的，这是需要区别的。民主制下的宽容 正是允许一切思想的自由表述，人民自然会鉴别；这种自由，正是对 人的平等，和对“恶”的遏制。因此，在黑社会专制制度下，对专制 者进行“好人”与“坏人”的区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如果能认识到：中国人、人人生而平等！社会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 能够认识到“政治权力的起源”的原理；也就是能认识到自己天生是 个自由人。那么，就会感觉到，这种争论由谁来“带领”是多么荒谬 和幼稚，是自己把自己摆在了奴隶地位上。 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为什么要由别人来“带领”？凭什么要受人 “领导”？ 自由人是不需要“领袖”、“设计师”、“核心”来“带领”奔什么 “小康”的，不需要什么“指导思想”来“武装”的。58年来的历史 教训，人民不能再需要由什么“新一代共产党有智慧的改革家”来 “带领”中华民族崛起。当需要由“党”来“带领”时，本身就证明 是公权力私有的专制压迫了，人本身已经是奴隶或犬儒化了。 公共政治权力的民主政制，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 权，使每个人都能够在这种公权力的“平等”“自然环境”下、去追 求自己的幸福。这确实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思索和追求的问题。如此， 中国人民才能结束始终要被“带领”的，那种丧失人权的“经济动 物”的奴役地位。 不断地利益许诺，“坚持”、“领导”、“带领”人民，58年来的 “天天讲”，使中国人象羊群需要领头羊带领一样，竟然荒谬地使社 会麻木的默认。 任何激进的利益许诺，比起只是理性“应当如此”需求的民主来说， 都会占据优势，更有诱惑力。群众的意识是分散的、割裂的、阶段 的、现实的，因此，最易受到激进主义的欺骗，将始终摆脱不了专制 的连环圈子。只会从一个黑幕进入到另一个黑幕，从一种奴役状态变 成另一种奴役状态。中国人民正是这样，刚从“阶级斗争”的“共产 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脱离出来，又误入到“党的领导” 下的“国家黑社会”专制之中。 民主制下要实行“普选”，但“普选”并不是民主，“普选”只是民 主的形式。即使某个“特区”的民众“会”选举，也跟民主没有关 系。民主的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的“公共权力性质”，这要体现在宪 法上，只要宪法确立了这个性质，国家的政体就是民主政制。随即而 来的是以“人权平等的原则”获得政治权力──社会的公共权力；这 又是由“公共权力的特殊制衡机制”──“立法、司法、行政”的 “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言论新闻自由独立”来保障。这 同样是要写在宪法上。最后才是通过“普选”、“竞选”的形式来任 职。在公共宪法下制定选举法，而不是本末倒置。 在公共权力被占为私有的状况下，进行任何“特区”的“选举”实 验，只会是毫无意义的欺骗；任何民主国家的进程也没有这种小学生 式的试验。需要的不是解决“老百姓会不会选举”的问题，而是需要 解决，公平选举的条件──“政府”政治权力的公共权力性质的确 立，并回归为人的“常识”。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必须结束“威权政治”、“强人政治”、“寡头政 治”的“人治”；以及由“好人政府”、当然的“政治家”来“带 领”的时代；人民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应当”在中国建立民主政 制。这个新时代就是开始，中国人的人权平等，和国家公共政治权力 的确立的“法治”，以此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光明之途。 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平等”，人与人之间首先是政治的不平 等，“政治权力”的私有已经确立了社会的不平等。其次是社会普遍 的贫穷，暂时掩盖了经济上的不平等。邓小平时代，让人发财致富， 但给人致富的正常条件，在1949年前早就有了。对共产党专制者来 说，一方面只是个“既然如此何必当初”的发问；另一方面，邓小平 及邓后者至今的时代，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步步走向更大的不 平等。 当社会公共权力被霸占为私有以后，一切的“平等”都失去存在的根 本依据。 毛泽东、邓小平及邓后者，其政治权力的来源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专制者的本质没有改变，他们思考中国社会的方法是没有价值观的， 和马克思一样，在他们的著作中是找不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字 眼，这印证了政治权力学定律。 马克思主义宣称，“消灭私有制”，“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认为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 结尾）；“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 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 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 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飞跑一样”（格．瓦．普列汉诺 夫：《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1918年4月7～21日）；斯大林的冷 酷，杀人如麻在苏共历史中已经记录在案。 人民在共产党专制者的眼中，从来只是“工具”和“力量”。毛泽东 毫无理性的讲话又作了注释。如一次是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飞 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有64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其中 12个是执政党”；“毛泽东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 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 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 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 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 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 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 毛讲完后讲：‘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 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 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 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 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 准的风气背道而驰”。（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958年到1961年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饿死人民换原子弹，中国人是他的 野心实验品，民族的灾难其实是人祸。毛清楚地知道人民在饿死，可 是他跟中共的上层说：‘死人是件好事，你们不要那么害怕死人，死 人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做肥料肥田……’，毛还说，他有很多很多项 目，如果这些项目都上马的话，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张戎： 《答《大纪元》记者2007年12月10日专访》） 另一次是1958年，“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毛泽东说： ‘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 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 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三千 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对于如此 露骨地蔑视生命，以‘不怕死人’进行要挟，就连前苏联的独裁者们 听后都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是‘疯子’。”（刘晓波： 《以人命为刍狗的毛泽东》） 这与当年打内战时、朝鲜战争时……，靠藐视生命的“人海战术”， 不惜对立双方的人员伤亡、用人命来消耗武器，视人为“工具”、 “力量”的反人类做法是一致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指挥官”，不对 自己的士兵之生命负责，那他还对什么负责？毛泽东的“胜利”、 “英明”、“伟大”就是以人命换来的。反映共产党专制的残忍性， 这种毫无理性邪恶地反人类的做法是只有噬血的恶魔才有的！ “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 党’”（胡平：《赵紫阳的最后思考》），“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邓小平‘6．4’讲话）；这才是他们作为独裁专制者的真正注解， 是共产党专制者的共同本质。 这里，不仅说明共产党专制者手段的残暴，本质的问题还在于，他们 残酷暴行的“既定目标”、“为了最后胜利”、“稳定”的目的都是 从自身的统治地位考虑，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霸占，是维护其私有利 益的专制统治，并不是全社会公益的。目的本身是极其自私的，是对 人本性──自由、平等、博爱的践踏。这种视生命只是无“价值”的 “一大堆”、不“爱人”、毫无理性的做法，那么要问：“胜利”有 什么意义？“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为什么？谁还要“跟着共产党闹革 命”、搞“全世界社会主义化”？ 当人最宝贵的生命只能成为“一大堆”、“肥料”时，中国人民还怎 么能奢望“平等”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人的价值，也就否定了人 自身，人类社会就成为毫无存在意义的魔鬼世界，这就是“共产党专 制者毛泽东”的自私“理想”。 毛泽东说：“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邓小平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表明，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共 产”、“平等”、“过人人都富裕的好日子”的“共产主义”。这是 令“热爱伟大领袖”的善良中国人无法想象和回避的严酷事实，也是 令人沮丧和自赎的。是否还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是否还要讲 “春天的故事”？ 这里的问题，无须追究人民对“党”和“领袖”如何“怀疑”、“不 满”、“反对”……，而应考察他们如何占据公权力为私权力，如何 丧失理性蔑视生命？ 一个“让”字和“先”字，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专制者对中国社会公共 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霸占，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和人权 被剥夺的状况下。不让中国人民富裕或让一部分人先富，都是由毛泽 东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导师”和“总设计师”来“设计”掌握 着，这难道会是“共产”？还不要说已经是赤裸裸的专制了。 “政府”的“作为”是无权不让人民富裕或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政 府”本身就是保障每个人都有同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产生的。问题的 实质还不是让不让人民富裕、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而是掩盖 了中国人“天赋”人权平等，和中国“应当”（黑格尔语，参见《小 逻辑》，p.46及本篇第十章）建立民主制的问题。 “让一部分人先富”与社会市场经济下的“一部分人富裕”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前者表明社会的专制和人权的被剥夺，后者表明经济自然 发展的客观情况。为此，后者正是民主制国家致力于“社保”、“医 保”等“社会福利体系”的依据。事实证明，唯一地只能在公共权力 的民主政制之下，才能公正地解决经济有关问题。 黑社会专制统治不能代表人民、不能代表民族、不能代表国家的利 益，黑社会专制统治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劫持”。中国人民的自由、 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国的一切，已经成为专制者向世界讨价还价的筹 码，黑社会专制者就是邪恶的恐怖分子，这是58年来的证明。 从马克思还没有掌权就专横跋扈，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 平，到金日成、金正日、卡斯特罗、波尔布特、乔森潘……，为什么 这些“共产党人”在杀人时都表现出毫无人性？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 在于他们用一种最美妙的谎言，使之能够毫无顾忌、赤裸裸地霸占和 依靠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使之具有邪恶巨大的强力而丧失人本性。 人失去了“价值”，仅仅只是专制者去实现其“目的”、“信仰”的 “工具”和“力量”，那么，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人类历史 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共产党专制者“反人类”的本质，是作为在价值观范畴来讨论的，在 认识论范畴来看，共产党专制者还是“反人类灵魂”的。人类的一切 正确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认识论都源自（奠基于）人的本 性──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上；人的生、死，活着的意义只 有从此价值观获得的“信仰”（如某种宗教）才是积极的、不危害它 人的；反之，如果，没有这种价值观而获得的“信仰”（如‘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等等），则是消极的、 有害的。 毛泽东的“信仰”，是使人民成为他的“实验品”、“工具”、“力 量”，使人民也愿意为他的“信仰”而“把一切献给党”、“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去充当“工具”和“力量”，丧失人的“理性”， 不再需要有“平等追求幸福”的“人权”；然而，毛泽东自己霸占有 公共权力，他活着的时候要尽情享受专制者才能享有的“高于人的一 切”，人民却不会有任何“人”应有的“享受”。他藐视人民的生 命，又表现出他知道他也要死，不甘心出现一个区别于他的“信仰” 的、人权平等的美好后世社会，实则是不正当地看待人的“生与 死”、亵渎人类，要实验他的“理想”和为他自己找些殉葬品。 邓小平则“坚持”继承了毛泽东的侵占公共权力的“共产党专制者的 本质”，又“开放”出了人的贪婪“私欲”，不择手段的“发财致 富”，仍然使人丧失人类的“理性”，失去“自由、平等、博爱”的 “人权”。共产党专制者不仅剥夺了人民的“人权”，还摧残了人的 灵魂──人类的“理性”。 毛泽东之后，发生在1989年的“6．4”屠杀，镇压与反对镇压，是区 别检验人类公平、正义和伦理道德的理性标识。“6．4”，带给中国 人民一个彻底反思，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界线，“6．4”屠杀，是 共产党又一次对人类理性的屠杀；共产党专制者竟然不能用和平的方 式，解决人民群众理性的和平请愿的问题，这样的“政府”，已经失 去最后可存在的依据！除了暴力和谎言，还有什么？ 由于经验来源的局限性，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公共权力是被依靠“强 力和暴力”的专制者所霸占；因此，马克思看不清社会的“公共权 力”这个问题，而把“政治”问题看成“经济”问题，把“专制者” 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由此，他分析问题的方向，是从经济入手 而不是从人本性的政治入手；否定“人类永恒的真理”，即否定人的 本性，所以得出了一系列谬论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他能看到，在 前苏联，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先进的“阶级”、“共产 党”等“执政”后，由于霸占了公共权力，而形成“超过历史以往” 的，更极权的专制状态时，他（如果实事求是）一定会否定自己（ “颠倒矛盾本质”）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从（为了把公共权力集中 在“国家”，即“无产阶级”的手里，“消灭私有制”）评判“经济 所有制”问题，转而评击“社会公共政治权力”被抢夺和霸占，这个 本质问题。 由于有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现代一个中学生的科学知识，远比古代科 学家的水平高；现代专制者的“恶”，其性质也比古代的“恶”更严 重。作为后人的邓小平及邓后专制者，已经看到、清楚1848年2月以 来的“共产主义历史”的教训，知道1949年以来，共产党的专制本 质，仍然“坚持党的领导”，继续顽固地霸占社会公共权力搞专制， 那是说不过去的，其承担的历史罪责是重大的！ 所以，赵紫阳说：“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 党”，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彰明较著出赵紫阳是真正的政治家，邓小 平只是政客。 中国政治社会也由此完全转型了。 如果说，“6．4”以前，共产党专制者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都 还可以“原谅”，辩解为属于“前进中的经验不足”，是“失误”、 “错误”，推卸给毛泽东时代。那么，“6．4”以后性质就彻底改变 了，共产党专制者无法拉“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为己辨护，马克思也 不会同意他的说法，没有理由再做任何辩解。此为历史重大的事情， 有必要对邓小平作一些分析。 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威权迷信时代结束以后，中国大陆进入反 省转型期、进入迈进民主制社会的良好时机，有一个宽松的80年代。 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是由胡耀邦、赵紫阳具体主 持工作的时期。是农民、工人、社会大众中“弱势群体”最得实惠的 时期，是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讲真理，与理性表达的最活跃时期，是 干部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时期……。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向宪政政府交班”，以及与“经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最 好历史时期。各行各业、各类人员、各种人士都思改革，没有特殊权 力和特殊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各方面利益的“起跑线”一致。 然而，邓小平却先后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搞掉，制造了“6．4”大屠 杀，使历史倒转，不仅血染了历史，走向黑社会专制；而且造成丧失 最佳实现中国“共同富裕”〔60〕时机的千古遗憾。因为，“化公为 私”的“暴富”，“权力资本化”、“市场权力化”〔84〕下的“巨 富”，不正当的贫富巨差的后遗症将可能会影响中国以后的一、二个 世纪。 善良的中国人民曾经以“小平，您好！”，寄希望于邓小平带领中国 从此告别专制、而走向法治久安的民主之路，然而，人民的希望落空 了…… 58年的历史证明，在“政治权力”成为“所属”于谁的私有性质以 后，“共产主义”、“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 等等，一切美妙的“理想”都只是“陷讲”。公共政治权力无端地寄 希望于，由当然的“领袖”、“亲民领导人”的“带领”，就是全社 会每个人“人权”的必然丧失。 中国人民从被毛泽东的残暴统治下复苏出来，却又进入到邓小平及其 继承人的黑社会“带领”之下。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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