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2-2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自慰型的经济重振　　　　　　　　　　　　　　　　　荒原 ◆中国共产党只会干坏事　　　　　　　　　　（法国）陈礼辉 ◆夏馨评论中国经济　　　　　　　　　　　（台北市）林保华 ◆中共夸大“分裂”，旨在打压西藏　　　（达兰萨拉）桑杰嘉 探索道路 ◆《零八宪章》运动与双轨制签名模式的重大意义　　华夏匹夫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北京市）李锐 等 ◆改善中西关系，保卫国家利益　　　　　　　（丹东）田晓明 ◆以民为本，与时偕进　　　　　　　　（广西南宁）东海老人 呐喊呼吁 ◆收权治官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11,303名中国公民 民主理论 ◆论民主与中国（之06c） 　　　　　　　　　（北京市）子牧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自慰型的经济重振 荒原 温家宝总理就国内经济危机多次表示，中国“有信心、有条件、有能 力”维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多次重复“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稳定，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依然还是好的”。此话也成为官方主 流对外应对的必备话语。 可现实之复杂决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视危机背后错纵复杂的 因果关系，用盲目乐观自我麻醉的方法鼓舞人心士气，欲使经济起死 回生，显然是单纯了些。面对股市不振、房市崩盘、车市疲软、企业 倒闭、失业爆增这些“经济基本面”，哪一项是信心之源？畸形的产 业布局，分化的社会矛盾，无度的贪污腐败，强势的政治高压，恢复 信心的基础何在？ 请看： １、财政赤字：08年奥运之后国内经济加速下滑，本年度财政赤字总 　　计达1,100亿元（约160亿美元）。 ２、失业人员：不说难以估量的城乡隐形失业和政府掌握中的登记失 　　业人员，只就高达2,500万的失业农民工盲动大军这一项来说， 　　对政治稳定的冲出就足以让人发怵了。 ３、投资拉动：央府规划的四万亿投资有两点必须澄清，第一是此天 　　文数字能否筹到尚待验证，第二是其中“有近2/3是‘老开支新 　　包装’，而实际新增开支仅有1.5万亿元人民币”，更别说紧随 　　央府规划之后，地方政府竟再放大到井喷般的18万亿，钱从何 　　来？ 　　投资拉动因为没有考虑惠及民生这个消费终端，所以不可能使危 　　机长久消除，最多只能算是短平快的救急之策，从根本上解决不 　　了中国内需不足的老大难问题。 ４、土地危局：土地利用规划里的主要指标是,在2010年保证18亿亩 　　的耕地面积，而国务院则要求把18亿亩耕地保有量死守到2020 　　年。总计约22万亿的跃进式投资，所需建设土地与耕地减少，资 　　源浪费，环境破坏如何协调？ ５、外贸出口：“中国大陆地区用几倍的实实在在的物资换回了一堆 　　堆的美元纸币。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换回了美国的次级房贷的 　　债券。有人认为，这次次贷风暴的最大的冤大头就是中共政 　　权。”──中国ＸＸ革命是否近在咫尺？ 而且，就是这些代人打工的力气活和被中国津津乐道的数字经济，也 不象之前那样轻易得手，想做就有，而是正以加速度的趋势减少着、 下滑着…… 就世界经济危机现状综合分析，有些成因和结果是各国共有，有些则 是中国所独有。国内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双重压 力，已失去了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现实基础（甚至说这种基础从来就 没有存在过更合理）。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国在此情此景下竟然 自欺其人毫无紧迫之感，还能够盲目乐观在国际上以“天朝”甚至 “救世主”自居。 好多事情之成败，信心无疑是关键，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就本次危 机而言，信心源自于既有经济基础、国人心态和政府的责任与大度， “实力”是信心存在的现实条件。──“实力”有软硬之分，中国的 硬实力外强中干后继乏力，只可呈一时之能并无长久之效，又软实力 从来毫无建树，故不具备“实力”一说。 恢复市场信心固然重要，但市场信心的确立首先是要市场主体──即 国民和企业这些单位经济人的信心恢复在前，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一 意孤行强行推动。所以，在国民对市场信心没有恢复之前，政府所谓 “信心、实力”者，只不过是“大忽悠、大口号”罢了，毫无新意可 言。 就中国而言，最大的困难怕并非经济本身，而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 的政治因素居多，也即因为政府的封闭和强权，使国民心里的那种 “精神”早已被某种意识阉割得荡然无存，成为一个精神“阉人”。 习近平说：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确实是问题的症 结，同时更是中国的最大致命伤。 试问：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现进危机的变化和需求 吗？ （2009-02-13）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共产党只会干坏事 陈礼辉 中国副主席习近平11日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表示，在国际金融风暴 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 的贡献。他还指出，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 　　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 　　好说的。” 中共每个人都会说谎。 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 献。 这是政府的责任，要是做不到就下台！何况也不是共产党的功劳，看 看你老父掌权时，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今天要不是有外资，共产党 行吗？中国人是人，不是猪，除了吃饭，中国人还要人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每天利用华侨、华人在当地输出“革命”， 每天的华人媒体都挑拨华人与当地人的种族歧视，每天有多少非法移 民出逃到国外，每天在当地抢劫、杀人和卖淫，全都是“开放”后出 来的人干的。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共产党！！！ 中国人不好好地反省，为何在1970年代日本的富强并没招来任何国家 的不满，而今天的中国则变为过街老鼠（其实中国只能解决吃饭的问 题罢了，谈不上富），为什么？ 因为中国共产党只会干坏事罢了！对国际没任何贡献。 〔http://tw.myblog.yahoo.com/jw!FR85HgeGERlTNPe00T6.3w--。 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夏馨评论中国经济 林保华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应台湾智库的邀请，2月13日在台大校 友会馆发表演说。原来以为她的演说内容会关系到敏感的台美关系； 其实不然，她大谈中国经济。为了解除人们的疑惑，她还特别指出她 以前在中国住过好多年，意思是她了解中国，而她现在担任美国亚洲 经济基金会董事长（以前还出任过美亚商业发展公司总裁），自然对 中国经济也有相当的认识。 在整个演讲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列举了一些最新的中国经济数 字，指出其矛盾之处，说明数字的造假。例如她举出中国去年第四季 度的ＧＤＰ成长是6.8%，低于往日的两位数成长率，房地产销售量下 降两成，汽车下降一成；但是零售市场却增长两成，是历史上最高一 次；而农村收入与城市收入也分别成长一成，储存款成长26.6%。Ｇ ＤＰ下降而收入成长（下降与成长都不是微量的）是一奇，而零售市 场大成长与存款大成长同时存在则是另一奇。 她当然也说出长期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所上报中央的Ｇ ＤＰ总和一定大过中央的全国数字。这点朱鎔基担任总理时承认，中 央会把从地方汇总来的数字打个八折，以去除“水分”，问题就在 于，为甚么不是七折或九折，而是八折？相信朱鎔基自己也回答不出 来。这只能是“跟着感觉走”了。也怪不得夏馨说，美国要五个星期 后统计数字才能出来，中国却很“自豪”地，三个星期后就有统计数 字出来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情况比美国复杂得多，尤其是所谓的 “灰色经济”。 其实，中国在十几年前就流传一个顺口溜：“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 部。”意思是说：一方面，这些数字是干部编造出来的；另一方面， 上级就是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ＧＤＰ数字来培养与提拔干部。这也算 是一种“恶性循环”吧？ 也因此，在中国甚么地方出现污染的公害后，当地的父母官会说，他 们将牺牲多少多少的ＧＤＰ来从事环保后，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些官员 为了环保要对自己的仕途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从而对他们肃然 起敬！ 夏馨把这次金融海啸比喻为“经济的‘9．11’”，但是她并不认为 要靠中国来挽救，她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金主，因为中国掌握的美 元债券还成不了金主，反而她认为中国是“美元的囚犯”，因而不存 在不能惹恼中国的问题。 她还认为，美国会带领经济复苏，但是估计最快要到2010年的第二季 度，而全世界与美国有两个季度的落差，也就是说，要两个季度以 后，其他地区才会感受到这个复苏，因此中国要撑两年。 夏馨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怎样度过这两年，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不健全，例如全民健保，20年能完成？就是十年、五年，也长过这 两年。这是出于夏馨的人道情怀，但也是她不够了解中国国情的过 虑，在民主国家来说，人命无价，当然全民健保非常重要；中国嘛， 人命如草芥，多死一些又怎样？大跃进不就死了几千万人吗？卫生部 里，那个“中央保健委员会”才重要，因为那是要保障中央领导人的 长命百岁。隶属于国务院卫生部中的中央保健委员会，在江泽民时代 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担任主任，胡锦涛时代则是由胡锦涛亲信、中共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画担任主任，他们的级别与政治地位又岂是卫生 部长可比？ 当然，对老百姓的福祉来说，不只是全民健保。对民众的压榨，使夏 馨担忧中国因为金融海啸而会爆发更多的群体性抗争事件，这从当局 加强安全部门的工作可以看出。 不知道夏馨的这些看法，能否警惕马政府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一边 倒”政策？ 〔原载《台湾时报．林保华专论》2009-02-20。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共夸大“分裂”，旨在打压西藏 桑杰嘉 “浮夸风”、“共产风”是中共的最荒唐杰作，使人类遭成了前所未 有的劫难。虽然，对于当今世界来说，那已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腐朽 的过去，但是，对于被非法侵占的西藏来说，人们每天都会听到、看 到历史发臭的东西仍然游荡在生活中。 从年初开始，中共在西藏夸大本无存在的所谓的“分裂”，大肆渲染 “稳定”，对社会制造很大的压力。从尼玛次仁召开记者会重新认定 08年3月10日拉萨抗议事件关系到主权开始，中共媒体变本加厉地夸 大所谓的“分裂”与维护“稳定”。中共在西藏的喉舌《西藏日报》 2月16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坚持把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 首位》是夸大“分裂”宣传中的代表作。 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统战部部长、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 任朱维群，亲自奔赴西藏康区昌都搞新“共产风”，大吹什么“夯实 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群众基础，群防群治，依靠群众力量 保持稳定，坚决挫败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西藏日报》的文章夸大莫须有的“分裂”说： 　　“始终坚持把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首位，就要充分认 　　识反分裂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严峻形势。” 　　“反分裂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要维护西藏社会稳定， 　　就要坚持把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首位。 　　“──就要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图谋“西藏独立”的反动本 　　质” 。 　　“──就要坚决贯彻中央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方针，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高度重视、措施得力。” 只要稍加注意，人们就会看清楚中共的新“浮夸风”、“共产风”， 再次席卷西藏。而且，其主要目的是靠这种夸大“分裂”的宣传，在 西藏社会上造成恐慌和不安。在中国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和民族主义情 绪，最后达到打压西藏真正目的。 首先，08年3月西藏首都拉为主的各地发生和平抗议事件，从事件发 生起中共上至中央官员、下至中国民众以及新华社旗下所有的媒体一 致认定是个“打、砸、抢、烧破坏事件”。为了今年更大力度地打击 西藏，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突然确定：“拉 萨‘3．14’事件影响到了国家主权。” 其次，中共所谓的“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根本就不 追求西藏独立，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很自然更不会有稳 定与不稳定的问题。 再次，朱部长是最清楚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随追求西藏名副其实 的自治。藏、中最后一次会谈时，西藏特使交给中方的《有关全体西 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是朱维群接受的，而且，也有朱部 长全盘否定的。朱部长还死赖着讲“分裂”实在是违背事实，更违背 自己的良心。 当然，新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的目的，就是最终更加严厉 地打击西藏。同时也为所有这些吃“分裂”饭、升“分裂”官、发 “分裂”财的利益集团，创造大发横财的机会。 因此，这些中共的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夸大西藏民众的请愿活动，夸 大和平抗议游行，夸大西藏民众放弃过新年，等等。在他们眼里，所 有的一切跟达赖集团有关，跟“分裂”有关，跟“维护稳定”有关 ──这样，他们才可以放手打压西藏，也才有机会更能升官、发财。 但是，中共不知他们的这些卑鄙的行为，对西藏民族造成了无法愈合 的伤痕，对藏汉民族之间制造着可怕的民族仇恨。 （2008-02-20达兰萨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零八宪章》运动与双轨制签名模式的 重大意义 给民运签名运动的建议，及 对《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的 补充（之1） 华夏匹夫 ┌────────────────────────────┐ │　双轨制签名模式，是本人在对中国民运各种签名运动深入细　│ │　致的研究分析，并通过深思熟虑后，在近期的一种创新。其　│ │　要点就在于借时间差和人数差等因素，让相当部分人在很大　│ │　程度上排除其可能遭受打压迫害的思想顾虑和心理恐惧，较　│ │　为放心地投入签名运动。这种创新在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过　│ │　程中，具有革命性和战略性的积极意义。这种模式，除了可　│ │　以在《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中采用，还可在当前和以后很有　│ │　可能使参与投入者产生种种顾虑的各项签名运动中（包括　　│ │　“三退”运动等），广泛予以采用。此外，还可充分延伸发　│ │　挥这一模式的功能作用，持续不断地发起其他具有重大意义　│ │　的种种签名运动，让民众在各种签名运动中，步步具体深入　│ │　地了解、接受宪政民主的丰富内涵，让中共在种种签名运动　│ │　中穷于应对，难于招架，在精疲力尽之中迫不得已地放弃自　│ │　己的极权统治。　　　　　　　　　　　　　　　　　　　　│ │　　　　　　　　　　　　　　　　　　　　　　　　　　　　│ │　相信中国民运各界能够积极采纳这一模式。果真如是，中国　│ │　宪政民主的曙光，就在眼前！　　　　　　　　　　　　　　│ └────────────────────────────┘ 《零八宪章》的公开发布，在中国当代民运中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 义。而其签名运动，则具有更为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实话说，对中国 民运的前途，几个月前我还感到遥遥无期，最近却不得不改变了自己 的看法，内心时常激动难抑。因为我认为中共极权的阳寿，大不了也 就还剩十来年的光景。这种激动，就是《零八宪章》带来的。在《零 八宪章》发布后我所发表的《清泪洒满我们的宪章》中，就已经透露 出了我的激动，但那时我的激动所隐含着的希望还很模糊含混，直到 最近才越来越清晰明朗，越来越少了疑问，越来越有了确定无疑的感 觉（关于此一结论，本人将于最近发表文章，予以详尽细致的论证阐 述）。 正因为《零八宪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因此我便对其相关运动开始 了密切关注。但除了了解其文本内容，对于它在其他方面的问题，本 人前段时间因集中精力于撰写《中国民运目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 究》，此后又忙于搜集素材并构思其他文章，因而未能投入更多的关 注。当近期对其签名运动予以认真关注时，才发现了一些不足。其中 最大的不足，就是绝对要求实名签署，且必须注明其生活和工作所在 地。这样的要求，无异于把运动限定在了一种十分狭小的社会群体范 围，而难于获得其影响力度的快速强化延伸，使得运动的效果大打折 扣。 然而，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到现在（2009年2月20日）为止，《零八 宪章》的签名人数仅仅达到万人左右的规模。这与我们这个13亿的大 国人口相比，是远远不相称的；同时与中共现有官僚队伍的规模相 比，也悬殊太大。对此规模，中共权贵可能还会产生如此心态：算个 什么，又怕个什么呢?一个《零八宪章》，吹得如此玄乎昏昏天花乱 坠，能绊动我一根毫毛么? 因此，中国民运目前又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促进签名人数的快速上 升。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快速上升，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对社会的 应有震撼和对中共的应有威慑，那么必将造成民运阵营和社会各界对 《宪章》运动的精神疲劳，从而削弱其总体效果。 程式（或称模式、形式、方法），也可视为策略，是几乎任何一项事 业都必不可少、万万不可忽视的法宝，一项企图改变社会和历史的革 命事业则更不例外。眼下的中国宪政民主运动，面临着艰巨复杂的社 会环境，当然也就更不能离开这样的法宝。从精心地研究和设计每一 个运作的细节入手，一丝不苟地实施好民运的每一个战略和策略，就 能使民运尽快地获得成功。 《宪章》运动是中国民运具有某种决定意义的一大战略行动，应当有 相应的高超策略与之配套，才能收到应有的运作成效。这样才不枉其 起草人、第一批300多名联署人所付出的智慧、心血、丧失人身自由 和身陷冤狱（如刘晓波博士）等方面的种种代价；才不负自从中共建 政以来，数百万志士仁人和先烈们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前途，所遭受 的精神折磨、人身摧残等打压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 遇，无辜流血、丧失生命等惨重的代价和牺牲；才不负13亿国人的热 切期盼与殷殷希望！ 因此本人认为：这样的签名运动，应当实施双轨制模式的签名策略， 即允许任何一个人在签名时，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任选一种： １、单纯实名签署。即只使用其身分证常用名签署，注明其县（区） 　　级或县级以下行政区域的长期住所地名称、职业等。其签署时登 　　记注明的各项信息，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随时对外公布。 ２、混和签署。同时使用实名与笔名签署，一并注明其县（区）级或 　　县级以下行政区域的长期住所地名称。同时应当选择确定在签名 　　总人数达到哪一级规模时，自己的实名才可以对外公布的额度标 　　准。组织者可以将该额度标准设定为五个档阶：（以下仅为举例 　　数字，实际操作中的档阶数和对应的签名总人数额度标准，需由 　　组织者根据情况具体确定）： 　　Ａ、满10万人为第一档阶； 　　Ｂ、满20万人为第二档阶； 　　Ｃ、满30万人为第三档阶； 　　Ｄ、满50万人为第四档阶； 　　Ｅ、满100万人为第五档阶。 对参与混和签署的，其实名以外的信息资料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对外 公布，实名在签名总人数达到签署人选择确定的档阶额度标准时，才 予以对外公布。 实名签署的意义，本质上在于培养民运阵营和民运人士的英雄主义精 神，同时还在于给中共当局一种感觉真实可信的威慑影响。的确，象 中共建政以来千千万万个敢于旗帜鲜明地与当局抗争，要求自己和社 会的自由民主权力的人士一样，民运阵营迫切需要这样的英雄主义精 神。而且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肯定越多越好，越能使宪政民主革命成功 的期限大大缩短。可以设想，如果民运阵营一点也不具备这样的精神 状态，如果每个民运人士都是那样的贪生怕死，那么中国宪政民主的 成功，肯定将会遥遥无期。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民运不仅仅是英雄主义者的事 业，同时应是以广大普通民众为运动主体的事业；组织者和参与者不 仅需要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更多地还需要平和理性的精神。绝对英雄 主义论者已经使中国民运陷入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漠视策略与方法 的重要意义，使得中国民运至今还在黑暗摸索中艰难地前进着。在当 前情况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理由将参与民运事业，视为他正常 工作和生活之余的分外之事。因为他和他的亲人，随时都面临着生存 压力和生存威胁，他完全有充分理由不去参与这一事业。因此无论他 选择了怎样的形式，只要他参与了这一事业，他就是可贵的并应受到 任何人敬佩，任何人都毫无理由说他没有英雄主义精神，而只是具有 这种精神的大小强弱程度而已。中国民运迫切需要广大公众积极参 与，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分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部分人 积极参与，才足以形成与中共强力抗衡的规模与力量；另一方面，这 部分人是遭受中共专制极权压迫和侵害最深最烈的阶层。这部分人如 果公开参与，将会遭受更残酷的压迫侵害。另有不少体制内的人士， 他们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的参与，却能对中共及其专制极权制 度带来根本的动摇震撼。然而如果他们公开参与，首先面临的将会是 丢掉维持其基本生活来源的工作，同时还会遭受普通公众同样的压迫 侵害。（此外还有民运阵营的部分人士，因为尚有民运的其他重任在 身，需要以隐蔽身分开展工作，也不宜实名签署。）民众可能会作如 此判断：在“6．4”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中，象赵紫阳及其秘书鲍彤那 样的高级干部都未能幸免于中共的打击迫害；近年来一些国际或国内 知名教授（如郭泉等）、异议学者（如刘晓波博士等）、民间选举活 动家（如曾受美国政界之邀，现场观摩美国总统大选的姚立法等）， 也屡次遭受着中共的肆意迫害，中共还有什么人不敢肆意迫害的呢? 有了这样的判断，民众还敢放心大胆地参与投入吗? 我们不应忽视，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和毫无这种 精神的人，都毕竟只是极少数。具有强烈英雄主义精神的人，是有着 崇高精神与人格追求的人；而毫无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则毫无精神与 人格追求，甚至就连自己和自己后代未来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也不屑考 虑，或者干脆懒于考虑。而另外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其精神与人格追 求与第一类人相比远远算不上崇高，然而又都可能具有一定的英雄主 义精神，都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某种关乎自己和自己子孙后代 切身利益的抗争，付出一定的代价，作出一定的牺牲。但这至少需要 一个前提：基本不会危及到他自己眼前的生活和生存。否则在他看 来，这样的代价和牺牲就失去了意义，就没有参与的必要。这就是绝 大部分人的顾虑所在，是签名人数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不少民运人士经常抱怨当今中国民众贪生怕死，抱怨民众再也不象20 世纪上中叶那样乐于奉献，那样为了革命事业勇于牺牲自己的自由乃 至生命。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严重误区。按照自由、民 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理念，看重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安全，应算中 国民众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的确，中国民众在那些时代，只要有人 提出了“革命”的口号，打出了“革命”的旗帜，就有不少人愿意挺 身而出，集合在“革命”的旗帜之下，不去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人身自 由和生命安全，而义无反顾地参与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即使牺 牲也在所不惜。而在今天，民众的这些精神似乎已经丧失殆尽，似乎 陡然间变得过分吝惜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安全，变得贪生怕死了。然而 我们不应忽略，那个时代和当今时代社会条件的巨大反差。毕竟那时 中国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远远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同 时，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象今天 这样的清晰明确，更远未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因此，民众 就不可能象今天一样珍视自己的自由、安全和生命，相反却义无反顾 地投身于一场“革命”，并冒着血雨腥风去浴血奋战、厮杀拼搏，也 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我们经常抱怨民众的愚昧，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民众不能理智地辨识 “革命”的真假好歹而盲目参与投入，盲目地奉献出自己的自由和生 命，才是最大的愚昧。这里的愚昧，一方面是缺乏辨别事物真假好坏 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丝毫没有人权意识。而今天的民众再也不会象过 去那样，为了一个宏远伟大的社会目标去做出过多的牺牲，这在某种 程度上，应当算是他们已经有了起码的人权意识，算是他们开始了觉 醒，开始了进步，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之庆幸吗?我们民运人士，成天 高喊自由、民主、人权，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民众的这种觉醒和进 步，横加抱怨和指责呢?如果不能停止这样的抱怨和指责，这不与我 们的普世价值理念相互矛盾了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自由民主运动， 不就丧失了它本来的性质，改变了它本来的颜色吗? 因此我们应当理解民众的种种顾虑，即使他们真的贪生怕死，我们也 不能横加抱怨指责，而应站在主动的立场上，积极顺应他们的顾虑， 千方百计地改变和优化我们的方法与策略。 因此我们的签名运动，有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就是在让普通公众充 分认识签名运动与自己和自己子孙后代切身利益关系的前提下，采取 最为有效的方法与策略，尽可能地打消其参与这样的运动，是否会危 及到其眼前生活和生存的种种顾虑，让他能够放下思想包袱，相对轻 松地、心甘情愿地参与到签名运动中来。 这样的方法与策略，就是双轨制模式的签名策略。 相反，如果不能采取新的更有效的策略，而要把原有的单一办法继续 坚持下去，那么就极有可能把不少发自内心赞同和支持《零八宪 章》，但却暂时不敢或不宜公开签名支持的人士排斥在外，使得《宪 章》运动难于在一定期限内达到应有的签名规模和影响效果，难于对 中共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而延缓中国宪政民主运动发展的进程。 混和签名的意义，就在于借时间差和人数差等因素，让相当部分人在 很大程度上排除其可能遭受打压迫害的思想顾虑和心理恐惧，较为放 心地投入签名运动。因为仅有少数人参与的与中共抗衡的运动，参与 者遭受中共轻而易举打压迫害的例子不胜枚举，普通公众必然会产生 顾虑和恐惧；但如果参与人数达到了一定规模，中共的打压迫害就再 也难以那么肆意猖狂了，普通人就会大大地减少和排除其顾虑与恐 惧。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参与者总是由少到多的，不可能一 下就吸引那么多的人参与进来，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应有的规模与人 数。这个矛盾的存在，采用混合签名的策略方法，就能获得较好解 决：当参与签名者尚未达到一定规模与人数时，对以混和签名形式参 与的这部分人，只对外公布其笔名而暂时不公布其实名；当参与者达 到预定的规模和人数时，再对外公布其实名。这样，前面所说的矛 盾，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迎刃而解了。而另外一部分以单纯实名签字形 式参与的人，则能在很大程度上以民运阵营的英雄主义精神，发挥出 对其他民众引导、激励、影响、感召等种种旗帜与标杆作用。 全面地看待《零八宪章》签名运动，它不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不是少数人为了一己虚名而贸然决断、一时兴起的英雄主义举动，而 是在中国民运史中，具有承前启后、引领未来重大作用的理性行为， 是中国民运一个新的里程碑。捷克在1989年终于摆脱了共产党的黑暗 统治，实现了宪政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由哈维尔等人所发起、 领导的《七七宪章》及其签名运动和其他签名运动。从这场运动的发 起到捷共统治的彻底崩溃仅仅用了12年，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蕴含 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演进规律之中的逻辑必然。 这一结论，基于这样的理由：这种运动，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共 产党政权的公开抗衡行动，不仅仅是一种震慑共产党政权的形式，同 时更是公民启蒙运动。它将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现代普世价值 理念的全民普及教育，寓于一种庄严而又简便的形式，教育内容较为 全面具体而又不显复杂繁琐，既没有太明显的多余又没有太多的遗 漏，既较为直观浅显又较为系统深刻，能够适应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与 理解习惯，比之于其他形式来，必能收到较为显著的普及教育效果； 这是一种集教育与行动于一体的运动，大大跨越了公众从理解接受到 参与行动的距离，加速了从教育到行动的时间进程；这种形式既影响 广泛深远又和平理性，既旗帜鲜明地与共产党专制政权展开对立和对 抗，又与当局《宪法》等现有法律、政策之类表面文字无太大冲突， 让共产党处于意欲打压却又难找到充足理由的两难境地（自《零八宪 章》公布后，至今只有发起者和第一批联署人之一刘晓波先生抓捕在 狱，其他人或被抓后仅一至数天就被释放，或仅仅被盘问了一下和被 监视而已，就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结论），从而让民运在比之其 他方式安全得多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更加快速深入的发展……从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并不太害怕民间的暴力对抗，因为它能轻而易举 地找到打击镇压的理由，同时民间的暴力远远不可与中共的暴力匹 敌，远远不足以震慑中共的极权统治；他更害怕的是民众的普遍觉 醒，害怕民众人心背离，害怕公民广泛的不服从；他们一定看到，近 十多年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国家在一夜中或短时间内的剧变， 绝大多数不是因为民众的暴力对抗，而是民众以和平理性的不服从而 实现的。而《宪章》签名运动就是一种和平理性的不服从运动。有了 民众这样的不服从，加之与其他种种不服从形成的对抗合力，中共就 越来越没有了市场，它的专制极权就越来越没有了作用对象，同时因 为难以找到充分的理由，其暴力也就会越来越失去滥用发泄的机会， 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专制极权统治，无可奈何地让社会进入宪政民主的 轨道。 近年来中国民间呼声强烈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实际上已经在雷霆 之中开始了，这就是《零八宪章》及其签名运动。这一运动发端于民 间，其发展不受官方“导向”的影响束缚，因此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思 想解放成果：在民众灵魂深处，根本确立起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 普世价值理念，为宪政民主奠定民众思想文化基石。可以说，这场运 动所能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和深度，将会在以后很长时间之内，都为 其他运动所难以比拟。 然而，这样的思想解放高度，还只是一种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变为现 实。要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广泛发动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而 要争取民众的广泛参与投入，就应当实施双轨制签名模式，以此顺应 他们价值取向的变化，打消他们的种种顾虑。他们只要打消了顾虑而 有了签名支持的初步意向，他们就肯定会在签名之前，对要签名的对 象文本或粗或细地阅读咀嚼，做出一些或深或浅的理解和接受。当他 们在阅读咀嚼之后，不管最终是否采取了签名支持的行动，都会在头 脑中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印象，于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就会 或隐或现、或多或少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相反，单纯的实名签署， 则会把《零八宪章》及其签名运动，仅仅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和英雄 主义者范围，从客观上排斥了广大普通公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这一运动多种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失却其全民性思想解放的积极 意义。（思想解放是中国民运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说它是一个长期 任务，就意味着它不能仅仅被摆在当前，而且在宪政民主革命成功前 后，都应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今后长期都需要注意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都苦于民智未开，苦于没能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启蒙 方式，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制作用，加之一些思想深 邃睿智的民运人士不懈地探索思考，积极创造，终于发现和开始了利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为何不紧紧地抓住这样的大好机会，通过策略与 方法上的再创造，顺势展开一次深入持久的启蒙教育，更好地实现对 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加速中国开启民智、推动民运的进程呢? 双轨制签名模式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在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过程 中，具有革命性和战略性的积极意义。这种模式，除了可以在《零八 宪章》签名运动中采用，还可在当前和以后很有可能使参与投入者产 生种种顾虑的各项签名运动中（包括“三退”运动等），广泛予以采 用。此外，还可充分发挥这一模式的功能作用，持续不断地发起其他 具有重大意义的种种签名运动，让民众在各种签名运动中，步步具体 深入地了解、接受宪政民主的丰富内涵，让中共在种种签名运动中穷 于应对，难于招架，在精疲力尽之中迫不得已地放弃自己的极权统 治。 在这种模式的应用中，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签名支持，特别是为了吸 引中共体制内人员积极参与，对签名支持参与者，应作立功看待，分 别设置在今后宪政民主革命成功时，将享受的权利优先或免（减）罪 （指中共官员之罪）等对应待遇条款，予以相应奖励。而单纯的实名 签署者，其待遇应高于和优先于所有的混合签署者，并可在成功前条 件具备时，随时予以考虑（以上具体奖励条款略，可由组织者具体考 虑制定，也可暂时不制定，但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制定）。 同时还应在操作中注意把握，让不同参与者发送签名邮件到不同邮 箱：单纯实名签署者发送境内人士掌握的邮箱，混合签署者发送海外 人士掌握的邮箱。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减轻混合签署者的顾虑（境内 民运人士被中共抓捕、关押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签名资料被中共截获 的机会也较大，签署者的风险系数也就较高），让他们更加放心地参 与投入到签名运动中来。 这一模式因为是新举措，在其应用实施之前，需以简明、浅显的文字 予以宣传介绍和具体说明，以利参与者了解把握，随时做好参与投入 宪政民主各项运动的充分准备。 相信中国民运各界能够积极采纳这一模式。中国宪政民主的曙光，就 在眼前！ （2009-02-2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 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给中南海的“零九上书” 李锐 ┌────────────────────────────┐ │　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　　│ │　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 │　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　　│ │　“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　│ │　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　│ │　不可推卸的责任。　　　　　　　　　　　　　　　　　　　│ │　　　　　　　　　　　　　　　　──《争鸣》杂志编者按　│ └────────────────────────────┘ 锦涛同志并政治局各常委同志：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又值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降 和社会矛盾上升的关口，我们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党员细读了锦涛同 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忠心地拥护锦涛同志所 号召的“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勇于变革，勇 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畏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 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研读了锦涛同 志写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和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经济界人士座谈会 上的讲话，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口号深得人心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如此 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这个思路非常好。温家宝同志强 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 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民主、透明、监督这六个字，体现了 十七大提出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决策，应该成 为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行为准则。上述思路，顺应潮流，合乎民 意，我们坚决支持。具体如何操作，我们有如下建议： 我们非常赞同中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同时十分担心特权和腐 败分子乘机自肥，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建议， 今后凡关重大的四万亿投入的计划、项目均要严格履行真实有效的民 主程序。党内首先要真正实行委员会票决制度，严惩个人独断拍板的 第一把手，严禁巧立名目，借机搞政绩工程和滥建楼堂馆所。人大要 拥有充分时间，真正审查四万亿元的财政收支。政协和各党派各社会 团体应全程参与四万亿元开支的决策和使用。 与四万亿元有关的重大决策的产生和实施全过程要透明、公开，向所 有媒体开放，鼓励并责成媒体追踪报道。绝对禁止封杀和打压媒体的 行为。1953年和1988年中央颁布的有关媒体批评报道的规定，应重申 有效。其中，有关记者反映任何一级领导人的内参稿件，无须报送被 报道本人及有关上级部门，可径直报送中央的规定，应特别加以重 申。汶川地震时期，全国媒体全力以赴，公开、透明地报道了党和政 府领导的伟大抗震救灾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不屈形象， 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宣部在总结2008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时， 提出了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等五项经验和透明度决定公信 度等三条体会。我们建议，将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规范化制度 化，施于长期。目前的经济困难尤甚于地震，必须保障媒体的宽松环 境，保护媒体作全公开全透明的报道。这对威慑贪腐、凝聚人心，共 度时艰，有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增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真正实行上下垂 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干预，以保证公正办案。 扩大民间各种社会组织发育的空间。汶川救灾。民间慈善组织发挥了 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重庆出租车停运的劳资纷争，政府居中调解， 效果很好。将此类经验推而广之，保护各种民间组织自主发育，引导 工人农民有组织地依法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政府为各方提供协商平 台，既有助于增加内需，又有利于缓解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还可以 减少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提供更高效廉洁地公共服务。这是长治久 安之道。我们建议，认真总结重庆和慈善救灾事业的经验，逐步推 广。 恢复1986年成立的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 定期研讨，提出近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转 向市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进入市场，私用滥用，贪 污腐败蔓延，党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遏制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制 约和监督权力的根本性制度极待建立。 建议从中央做起改变作风，摒弃官话套话，减少“重要指示”、“重 要讲话”之类的话语。同时，建议公车使用、公费旅行、公费宴请等 问题应有进一步改革方案。另外，许多国营企业，尤其金融、电力、 电信等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年薪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很是 骇人听闻（当年一级干部月薪500元，与最低一级干部工资相差不足 十倍。）建议主动减薪，以示与民共度难关。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个方向是 完全正确的，考虑到中国国情，前进步子太猛，党和国家尚无此承受 能力。所以必须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章法地逐步有序推进。我们知 道，就是这种小步推进，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锦涛同志和常委各同志：30年前，在经济频于崩溃之际，邓小平、胡 耀邦等同志以大无畏气概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因而走 出危机。30年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民生显著改善，国际威望空 前提高，国人坚信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好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局 势，是30年前所没有的。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那么困难，但我们胜利 了。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越是困难越要民 主，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我们党一定胜利！有道 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 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 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 放的新局面。 此致 敬礼 冯　健、朱厚泽、李　锐、李　普、杜　光、杜导正、 吴　象、吴明瑜、张思之、何　方、钟佩璋、袁　鹰、 高尚全、彭　迪、曽彦修、魏久明 2009年1月20日 〔原载香港《争鸣》月刊。转载自《新世纪》2009-02-2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改善中西关系，保卫国家利益 田晓明 一艘中国货船日前在俄罗斯海参崴附近被俄军舰开火击沉。外交部证 实，船上十名中国船员中有三人获救，其余七人失踪。 1月28日，菲律宾参议院通过2699号法案，将南沙群岛中的部分岛屿 和黄岩岛划为菲律宾领土；2月3日，菲律宾众议院通过3216号法案， 将上述两处岛屿划入菲律宾领海基线，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日本《产经新闻》2月4日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中国钓鱼岛 （日本称为尖阁诸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ＰＬＨ型巡视船， 自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 2009年的前两个月还没过去，中国就面临了三次挑战，中国人的人身 安全、中国的领土归属，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中国是一个强国，我们会一下子遇到这么多难题吗？不会。中国 在国际争端中经常以弱示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悍，因此俄罗 斯、菲律宾和日本才会做出那些侵犯中国人利益的事情。 中国在国际争端中态度偏软，这跟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关，跟中国在国 际上的尴尬地位也有关。中国在国际上一强硬，西方国家就大谈中国 威胁论。中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威胁论也会响起来。中国在面 临舆论制约的同时，还面临着实力制约，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家，时刻都在提防着中国，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的时 候，就有很多顾虑。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的时候，一是要避免西方国 家说他给别人带来威胁，二是要避免得罪近邻。中国如果跟美国发生 直接对抗，邻近中国的国家可以成为中国的保护墙，所以中国在1989 年之后，总是积极地发展跟邻国的友好关系。 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地位是一清二楚的，这些 跟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虽然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中国，但是他们对 中国的态度却一点都不软弱，菲律宾这样的实力跟中国相差很大的国 家也敢跟中国叫板，这自然会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中国象一个陷 入沼泽地的大象，虽然有力量，但是却使不上劲，只好任凭菲律宾这 样的小国家戏耍自己。中国有求于菲律宾这样的近邻，所以这些国家 才敢挑战中国。 其实，中国是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向西的时候，中国不信任美国 等西方国家，向东的时候，俄罗斯还不信任中国，无法做到左右逢 源，中国的前途是不太光明的。要想走出这片沼泽地，中国就要主动 地做一些事情，这样做了，就是给自己松绑。 所谓的给自己松绑，就是改善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或者是打消俄 罗斯对中国的不信任。现在我们就比较一下，上述两个计划，哪个有 实现的可能性。俄罗斯是一个有膨胀倾向的国家，西方的强大，挡住 了俄罗斯向西膨胀的去路，现在他只能向东膨胀了。在历史上，俄罗 斯跟清朝就有领土纠纷；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跟苏联是社会主义 盟友，可是这样的盟友关系却没维持下来，俄罗斯人总是想在中国人 的身上占大便宜。总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难以达到令人满意 的程度。 转过来再看看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英等国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良好的合作。1980年代，双方的关系也不错，那 时，中国还可以购买美国的武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现在之所以 不好，是因为双方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中国在政治和法律上做一些 改进，这样的分歧就可以消除。 以前，中国和苏联社会制度相同，在政治上是盟友，双方最后还是闹 翻了，1969年，双方的军队还打了一仗；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良好的 时候，双方的社会制度并不相同，比较下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跟西 方打交道是比较容易的，俄罗斯人则是难以相处的。 中国要想解决目前在国际上遇到的困难，就要缓和跟西方国家的关 系，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这样的改善，既有利于民众，又可以缓和 中西关系，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 治上有了相互信任，中国在国际争端中采取强硬的态度捍卫自己的主 权，别人就不会在旁边说三道四了。英国1982年远渡重洋去打击阿根 廷的时候，美国并未指责英国威胁世界安全。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以民为本，与时偕进 东海老人 在历史的层面，制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都是循序渐进的，即使突 变，也是以渐变为基础，有其历史的“规定性”，不可能完全摆脱和 超越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未能发明和使用小轿车。同样， 我们不能苛责古代儒家未能“发明”和实行民主制。 民主制比君主制好，这是当然。但在古代，在民主制还没“发明”的 时代，毫无疑问，儒家的开明专制比法家的极权制好，比政教合一的 神权政治又更好。古代儒家尊重君主制，是对历史性的政治现实的尊 重，儒家道德对对权力的制约、对君主制的优化是有目共睹的。 由于内外种种历史性因素的制约，儒家确实未能及时开出民主制，清 末的宪政追求又以失败告终，但这不能否定儒家思想具有民主自由的 原素，宪政失败更非儒家之罪。 礼，时为大。社会制度要与时偕进，合情合理合时宜合乎天心民意， 正是儒家道德和王道思想的要求。制度如何与时偕进，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不断创新、改良，必要时甚至可以选择革命，其次，擅于汲精 取华，有别人已经抢先发明的好东西，及时拿来为我所用。 苏中杰说，儒家“这一派有一个新的宣传方法，就是什么思想吃香， 就往什么思想上靠。”这话并非毫无道理。不过表述有问题。一、不 局限于思想，无论知识、思想、科技、制度，一切美好、先进、文明 的东西，都应是儒家学习、汲取的对象；二、不是靠过去而是拿过 来，是为我所用；三、这不是宣传方法，而是一种道德要求，是仁心 义德、内圣外王的逻辑必然。因为，抱残守缺、逆时而动，是违反道 德原则的。 即使是“什么思想吃香，就往什么思想上靠”（苏中杰批儒语），也 不一定错，比如，往民主自由上“靠”，何错之有？附庸先进附庸文 明，总比附庸反动野蛮为好。况我儒家自有根本，不屑附庸乎？在制 度上，儒家道德上以仁为本、政治上以民为本，该君主就君主，该民 主就民主，该改良就改良，该革命就革命，没有一定之规。以民为本 经，因时制宜是权，以民为本是仁，与时俱进则是义，这正是儒家在 政治上有经有权、大仁大义的表现呀。（2009-02-1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收权治官还权益农 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11,303名中国公民 30年经济改革，中国从贫穷走向暴富，金钱与权力齐飞的同时，道德 沦丧与体制腐败共生。2008年，旧病新伤让中国元气大伤：官员腐败 又创新高、社会道德再跌新低；政府财政年年攀高，贫富差距日益拉 大；城市愈见繁华，农（村）民更显凋敝。而受这些弊病影响最深的 无疑是社会底层，其中尤以农民为甚。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底盘，就如 万丈高楼的根基，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现状，正在不断 冲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这时，庙堂内外再次把目光投向基层， 种种药方也接连开出：财富向下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 距，提高农民购买力，根除基层吏治腐败，减少社会冲突，发扬乡土 中国优良传统……，是谓治官、救民、图复兴。值此经济危机、社会 危机、政治危机隐隐凸现之际，作为中国农民及密切关注“三农”问 题的中国公民，我们主动提出对“三农”改革的呼吁，既是出于对自 身利益的关切，也是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的深深忧虑。 检讨过去若干年的“三农”发展，可谓进步与危机同在。所谓进步， 包括政府高层转变执政观念，更多关注民生，如农业免税，种粮补 贴，义务教育免费等支农措施的实施；所谓危机，则有圈地运动，弃 田抛荒，环境污染种种问题，养老医疗、工作就业等民生领域亦是危 机暗藏，而一向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农村财富增加，又有多少是农民 工青春和农村环境的透支？前瞻“三农”未来，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 存。所谓机遇，诸如政府日益重视，各界呼声渐涨，农民权利觉醒， 财政金融涌动，危机刺激变革；所谓挑战，则见经济危机之下，官商 重又联姻，小恩小惠失灵，上层立法不变，农民依然被动。种种迹象 表明，三农改革正处在关乎农民生计、政权稳定、国家兴衰的紧要关 头。我们认为，这次改革的关键：一是要真正约束公权，二是要还权 于农，三是要均富支农。 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政府部门提出特别呼吁，因为你们拥有的权力最 能改变农村，你们的职责也最应该扶持三农。我们除呼吁政府继续坚 持免除农业税，坚持种粮补贴，坚持义务教育免费，坚持农村合作医 疗等支农、利农政策外，另提出如下八项主张： １、平等爱农。农民在就业、进城、社保福利、教育等众多民生领域 　　应该得到平等保障，因此必须废除导致身分不平等的制度。所以 　　我们呼吁当局尽快立法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废除户籍制度， 　　保证农民在城市居住的平等权，将农民作为公民来尊重和爱护。 ２、民主兴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操纵农村基层选举，政府不得指 　　定候选人或强行更换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不得独断专行干预村委 　　会自治行为。改革选举制度，推动乡镇长、区县长直选，推动人 　　大代表竞争性选举，以此推动乡镇自治，让乡镇政府真正对农民 　　负责。 ３、自治强农。乡村自治是培育农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 　　的土壤，是让农民成为公民的摇篮，在此，我们呼吁中央政府顺 　　应农村发展趋势，下放权力，推进县域及乡镇自治，吸引各类人 　　才扎根农村，把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的蓄 　　水池和大后方，扭转农村从人才到财富、从道德到文化均被抽空 　　的现状。 ４、联合助农。农民的医疗、救济、社会保障以及情感、精神、文化 　　需求，只有在自己的团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农民的权益和 　　主张只有通过团体才能得到更好的表达和更多的关注。因此，我 　　们呼吁政府保障农民的结社自由权，尊重并支持农民成立农民协 　　会，保护各类乡村社团如宗教团体，文艺团体，经济互助组织， 　　合伙组织等。 ５、地权归农。我们认为，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一切土地改革和基 　　层改革的起点。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的权利， 　　是土地流转、资产入股、合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反抗各种特权集 　　团侵犯的根本保障。 ６、行政敬农。我们呼吁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民的医疗、社保、 　　教育、种粮补助等领域，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他们在 　　城市的居住环境，通过各种条件吸引他们留在城市。我们呼吁政 　　府废除现有土地征收制度，一切征收、征用、买卖农地的行为， 　　必须征得农民的完全同意。禁止以任何借口（包括以公共利益为 　　借口）强征、强占农民土地。 ７、司法护农。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立即出台专项措施确保农 　　民的司法救济权。对涉及土地征收、转让案件，基层选举案件， 　　农民结社自由案件，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受理，严惩打击迫害上访 　　农民的违法行为，不得动用警察、武警部队等暴力机关打压农民 　　的抗争行动。 ８、市场富农。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确保农民对农作物的定价权，取消 　　粮食限价；在农民能够自由结成农会等自治组织之前，禁止法律 　　规定土地最高价格；为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更多便利，为自主创 　　业的农民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三农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既有公权限制，又有私权伸张；既要 政府扶持，又要公民自治；既包括经济接续，又暗含社会重建；既应 关注民生以图国富民强，又需重视传统以利乡土文化复归。所以说， 仅土地私有不足以保护农民，不受限制的公权从不会停止对农民的侵 害，它尚需法治、民主保障；同样，仅在经济上给农民以小恩小惠， 也不足以兴农，还要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平等身分，这是农民不受歧 视、享有尊严的基本前提。故而，以上八项主张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当一并推进。 我们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尊重农民，还政于民；放弃家长作 风，抛弃ＧＤＰ包袱，转变职能，做好分内之事；用好权力，管好干 部，用好税收和金融杠杆；坚持补贴、资助、扶持、保护农民的基本 政策，不代位、不越位、不包办属于农民及农民集体自己的事情。修 改法律法规，制订市场规则，做好居中裁判，防范行政权力、官僚资 本及地方特权集团对农民的盘剥和侵害。 我们呼吁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同胞，珍惜土地，珍惜权利；积极参与政 府决策，主动监督政府行为，热情参与基层选举，艰苦探索自我治 理。当我们的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奋起抗争，维权护宪，为中国 的民主法治奉献力量。 我们呼吁各市场化主体和商业资本家，不做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 事。我们认为，农产品商品化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应当全部归农民 所有，由农民分享，对农民的最大支援，不是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 不是将农田变成工厂；对农民的最大支持，是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农村 金融，支持农民自己挖掘农村潜力。 民不富则国不强，农不稳则邦不固。盛世欢腾声中，农民最贫穷，农 村最落后，农业最危险，基层吏治最黑暗；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 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处境更趋艰难。农村长期贫穷落后，是因我 们欠下的历史旧账太多，我们呼吁的一切，都不过是农民早该享有的 平等权利。推倒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扶持农业发展，这是强 农兴农的民生之路；还农民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这是爱农 敬农的民权之路；支持农民自治、自律、互助、参政，这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民主之路。我们真诚地相信，上述八大主张必会成为 建设自由、平安和喜乐新乡村的开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自 治、自主、自强的新乡村，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富 强、和谐的国家。 （欢迎联署签名，签名信箱：sannong2009@gmail.com） 中国公民： 邓太清，姚立法，靳尚功，周德才，王建斌，冯九胜，张宏明， 田奇庄，罗宏全，李柏光，范子良，唐吉田，杨慧文，黎雄兵， 张　凯，陈天石，孟元新，冉　亮，李方平，张星水，杜兆勇， 曹　志，丁谷泉，张鉴康，李万民，李　平，朱瑞峰，冯正虎， 郑恩宠，赵文宇，丁建华，蔡三宝，刘浩峰，王　强，张树斌， 王光良，张诚业，独光达，高盅锁，王思聪，高永华，缪　兵， 何文平，高解春，祝正明，王跃胜，焦立人，李国才，刘一忠， 王　云，邓国才，李　珠，秦永国，李美英，钟佳杰，陈政伟， 祝建南，祁惠忠，朱华国，戴卫良，黄昌柱，胡世华，王丽华， 赵南江，陈文平，楚延庆、管玉萍，戎建海，王文兵，苏文兴， 周立华，高华成，陈小红，张　霞，黄　锋，张　辉，郭建锋， 巢亚忠，张华新，丁建伟，戚宏波，顾东亮，焦爱华，蒲太奇， 江　华，唐金凤，张　辉，蔡一飞，邹建碎，汤荣强，李　飞， 邹章洪，曹小莉，祝惠琴，邹建三，季伯忠，刘志娟，谢　栋， 杨宝容，李台洪，刘同国，周海涛，傅宝留，王丽萍，王有明， 徐益春，蒋红伟，王　芬，吴汉江，张　军，张浩方，高沈录， 杨海生，王忠田，吴春荣，杨玉良，于振海，薄先锋，陈怡香， 高　扬，王　熙，刘　勇，刘　旭，郭海茵，刘若晨，王苏苏， 吴　铮，王菲娅，翟阔原，史少轩，宋　岳，王振云，徐景波， 张　瑶，邓润雅，李立军，陈　辉，谢　沅，王　悦，费永恒， 付文靖，徐　菲，王　皖，王　靓，于　洋，孙　健，杜文皓， 李婷越，钱晓红，闫　峻，高淑娜，刘海莹，丁逸飞，杜小满， 崔金磊，祁继欣，韩佳良，刘春艳，韩　坤，李涌峰，徐娜丽， 白新阳，魏春咏，康雪丽，霍春燕，田立新，李　京，刘洪生， 丁宝桢，张顺菊，吴连旭，石雪环，贾连聪，杨　坚，薛铭硕， 葛亮敏，王英俊，赵　钊，张钰苗，段志超，吴世雄，朱永祥， 李铜强，吉晓玲，徐正兴，王国强，王树明，刘　岩，…… （因篇幅关系，其他联署名字省略。共11,303名） 〔原载《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http://www.chrlcg-hk. org/?p=389〕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与中国（之06c） 子牧 ────────────────────────────── 目录： ────────────────────────────── 　一、社会“精英”的“妥协”，确立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 　二、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 　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东方再现──中国的“89”民运 　四、共产党的两次“洗牌”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上） 　　　１、不是“君权神授”，没有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之“理”。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下） 　　　２、又不是“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 　　　３、其统治的“支配形式”，丧失最起码的 　　　　　让人民自愿服从之成分。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2）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２、邓小平制造的“6．4”屠杀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自 　　　　　私、残暴的。 　　　３、“6．4”中止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４、“6．4”开创了当代中国谎言之最。 　　　５、“6．4”使中国全面恢复并加强： 　　　　　“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制。 　　　６、“6．4”使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权力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７、中国走向了政治权力私有制、权力经济的 　　　　　国家黑社会专制道路。 　八、抢夺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罪。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十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与人民为敌。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注释 ────────────────────────────── ──────────────────────────────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 ２、“神权”与“俗权”合一的君主制的思想影响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够自己衍生出现代政治学，也就是说：中国 为什么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比较西方文化时，必然会碰到这个问题：“西 方文化”也经过君主专制时期，但却自己衍生出现代政治学，怎么在 中国文化中就找不出“人人生而平等”这么一句外表的语言？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君主制下的“传统文化”不能产生政治学？但 是，在实际上，中国社会又有很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内在行为， 这是令人费解的。 除了上述关于，没有西方“宗教改革”后那种，“宗教政治”的理性 思辨，“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没能产生“神权”与“俗权”互相 对立制衡的二元化的权力体系。以及清王朝君主个人的思想及行为的 根本原因外。本身有以下影响的原因，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天人合 一”的世界史观、历史观产生的“道”、“礼”思想的园满，和对 “仁”、“德”的崇尚，高于对制度性“公共权力制衡”的认识。形 成一种由“认识论共性”支撑的，“完美”的、能够“互相制约” 的，“神权”与“俗权”合一的君主制。通过君主个人“仁”、 “德”与否的作为“俗权”，客观影响社会；及“礼”制、“道”法 无形的“神权”，主观影响社会，共同支撑社会人们的思想。在近 代，是由于西方“马列主义”的入侵，共产党专制者“执政”的客观 高度禁锢窒息作用。 Ａ、“天人合一”、“礼”、“道”思想的园满 　　中国的君主制（包括所谓“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是 　　“礼”治，即用“礼”制来治理；是“神权”与“俗权”合一的 　　完全的君主制，君主奉行的“思想”与社会思想一致；不同于西 　　方“神权”与“俗权”相分离的不完全的“俗权”君主制，还有 　　“神权”的教会相抗衡，双方“思想”不一致。 　　不论是夏、商、周的历史时期，及先秦到清王朝的结束，其君主 　　制都建立于“礼”制基础之上；这种“礼”治下的“文化”，可 　　以称之为“礼治文化”；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约公元前280～233 　　年），提出了“废先王之教”，要“以法为教”的思想，被称之 　　为“法家”，但仍然是遵从“天人合一”的“天命”思想，与儒 　　家强调“仁”、“德”不同的是，强调了“以法为教”、“法不 　　阿贵”、“刑过不避大臣”的用“法律”治理政务的思想，只不 　　过是还不健全的“法制”实践，并非是“法治”理念，仍然属于 　　“天尊地卑”的“礼”治文化；实际上，从先秦到清王朝结束 　　，各历史朝代的法典刑律仍然都不少，但仍然属于“礼”治；所 　　以，“礼治文化”就是习惯称之为的“传统文化”，又叫“德性 　　文化”，其根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具体是由君主个人的思想 　　来作“解释”。 　　其中，又以春秋以前的一些时代，为真正的、社会的“礼治”时 　　代，在“尧”、“舜”时代，“部落联盟首领（领导人）”是从 　　具有“仁”、“德”的“精英”中推选出来的，到周朝时，“照 　　《书》《诗》所说，（zheng众）民是天生下来的，皇天上帝是 　　民的宗主。天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做天的元子，付给他中国人民 　　和疆土，代天保民。元子如果不能称职，皇天上帝就会改选别 　　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p.97）；孔子强调的 　　“克己复礼”，即“复”这种来自尧舜时代的天“礼”，这是一 　　种“政治权力”来自“仁”、“德”的民主原则，有些类似相同 　　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因为视所辖地域内（社会、国家）的权 　　力为共有的，不属于那个人，那个“部落”的，要经过各方推选 　　认可。 　　这种“礼”也即是“道”，是一种“天”赋予的社会及人际关系 　　的“规则”、“原则”；是承认并遵循社会权力是公共权力的自 　　然民主原则（“天道”），在这种原则下体现人与人的平等，这 　　种公共权力关系基于的“平等”，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人 　　权平等”，而是“天尊地卑”“天命”的“自然平等”，人人在 　　“仁”、“德”面前的平等，就是“礼”的平等。 　　再换句话说，这种公共权力概念基于的“平等”不是“政治” 　　的，而是“自然”的、“天命”的，从哲学理论上来说是“认识 　　论”的。归根结底，由于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 　　物”（亚里斯多德名言），在这种“平等”下，人还只是“经济 　　的动物”（但这也符合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信息闭塞的农耕生 　　活；由此也才产生“亲民”与“民以食为天”的文化。）；所 　　以，有了一定的（承认公共权力）形式上的民主原则，但表述不 　　出“政治”（人权平等）上的民主制，不能形成一种逻辑思辨的 　　现代政治学；但同时，由于只有对公共权力的自然认识，还没有 　　产生维护公共权力，制衡滥用权力的“体制”（办法、形式）， 　　如“三权分立”等，对侵占公共权力的行为还要通过战争来“讨 　　伐”（伯益原本是禹的法定继承人，在夏启继位后，他不满意被 　　启取代，率领着强悍的东夷军队，来势汹汹地向启发动进攻。） 　　来解决，因此，就不能进一步深入到价值观的政治学。 　　这种“礼治文化”已经表达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所以具 　　有自然的合理性，只要“受天命”的君主“仁”、“德”，就可 　　以实现社会中人的幸福，也就无需再进一步思辨君主政治权力的 　　来源和如何制衡；实际上又是以君主的影响来决定的，没有君主 　　个人的行为，也不会起作用的，因而，这种中国的君主制本身， 　　影响政治学的产生。 　　“禹”以后，这种“礼”制被破坏了，所以老子感叹：“大道稳 　　没了”，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只是“复礼”、“循‘道’” 　　的抗争、思辩了，不用再探究“政治权力的起源”。 　　至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成为历 　　代的“官学”，又叫“经学文化”，实质上是历代君主们“利 　　用”和“自我解释”了儒家文化，实际成为另一种“官方”为主 　　的、掌握“话语权”的“史官文化”，是属于官方的“教科书文 　　化”，是君王为求统治的一种“复礼”的幌子；这种“史官文 　　化”包含了“儒家思想”、及被君主们“重新解释的儒家思 　　想”，“史官文化”占主导影响的地位，其它外来文化、民间文 　　化或思想多消融于其中，或没有产生普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 　　“史官文化”对“儒家思想”的不同解释，形成中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复杂的不同方面，这包括“儒家思想”本身的抗争和思 　　辩，这就体现出独特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天 　　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范 　　仲淹，989～1052），“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译：‘是大有贡 　　献功德于儒教啊’，原文自：《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作）。 　　这种“礼”制时期，确切的应以和谐时期为计，发生动荡或战 　　争，则是“礼”制遭到破坏，所以可以说“礼治”好的“和谐” 　　时期，是儒家思想使之政通人和好的时期；中国历史上静态的 　　“和谐”社会，始终是短时期，大部分时期是动荡和战争，最终 　　又发生朝代皇权的更迭，“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专政中国 　　人”，“则成了重复的、可悲的历史情结”（电视专题片《神 　　州》）。 　　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除遭受外族侵犯外，是“礼”制遭到破 　　坏，大多是由于君王失去“仁”、“德”（也怪不得霍布斯、黑 　　格尔要赞扬“战争是净化剂”，“能使国家免于腐败……”）， 　　也就是儒家思想遭到亵渎；产生两种情况：政道一天天衰败，纪 　　纲散失毁坏，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权力衰落， 　　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的大体十分之七 　　八已经丧失。第二种情况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资治通 　　鉴》卷第一）。君臣上下的礼制已经败坏了，于是天下的人便以 　　智谋实力为一时一地的强主，使圣贤的后代原来列为诸侯的，没 　　有不被泯灭，人民离散死亡几乎没有余类，这难道不使人哀痛吗 　　（同前）？ 　　然而，动荡、战争或朝代的更迭，都宣称是“替天行道”，最后 　　都要恢复“礼”制来治理，说明中国君主制下的“礼”制，具有 　　制度的自然“合理”性和复杂性。 　　“儒家文化”存在“礼”治下的传统社会中，“仁”、“德”表 　　现在“礼”制里，“仁”、“德”为“尊”，而“礼”制是来自 　　“天人合一”的思想。 　　“礼”制既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本身又包含“天人 　　合一”的“天命”精神和“德”思想，“礼”制构成了圆满的 　　“德性文化”，“德”思想里面包括“仁”思想，由此，这种 　　“礼”制下的“仁”、“德”的伦理合理性（“礼”治里面的 　　“仁”、“德”成分），形成“‘仁’、‘德’面前人人平等” 　　（即“礼”面前）的内在行为准则，这种“准则”是不需思辨 　　的、绝对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是说，这种“‘仁’、 　　‘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在行为准则，其外在表达就是“天尊 　　地卑”的“礼”制；人和社会都在遵循“道”，“人”和一切 　　“物”都是“天命”地处在某一个位置上，人与人是内在平等 　　的，是认识论的“天命”平等。 　　“天道不言，而品物享，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 　　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 　　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译文：天道并不说话，而万物却 　　能顺利成长、丰收，人们年年有成就，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掌 　　握四时季和统辖五行业的天官们，发挥出人和万物的本性──人 　　和万物都由气构成。圣人并不说话，而百姓却能和睦，四方万国 　　却能安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三公商讨了大计，六卿分掌 　　自己的职责，推广了儒教的结果（《待漏院记》）。北宋．王禹 　　就表达了这种“道”的思想（954～1001年今山东人），主张在 　　宣传儒家思想的同时，表达自己的政见，以文明心和传道。 　　所以说，“天人合一”思想是从人内在来讲“人人生而平等”， 　　并且是“天命”，有“因果报应”，不需要讨论和思辨的，因而 　　缺少价值观理性的思辨。“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精神）与自 　　然（社会）的统一，表现出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 　　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从哲学方法来说是“唯心主义辩 　　证法”，即非理性的思辨；作为人内在所表达出的“人人平等” 　　的思想，是属于“天命”的“良心”一类的认识论，仅只是“形 　　式”的，而不是“真实”（本性）的“良心”（理性），仅只是 　　“内部的绝对自我确信（黑格尔关于谈“良心”所说的，《法哲 　　学原理》序言），是特殊“形式”的设定、规定和决定，因而还 　　是属于认识论范畴；所以，“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 　　就是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同前），就会转向 　　“恶”、并容易被专制所利用，实际结果也如此，而并非是这种 　　理论（儒家思想）的原因；因此麻木了人们对人权“政治学”的 　　思辨探究。 　　最终的结果就是“神权”与“俗权”合一的完美，无须再思考 　　“政治权力”的起源，只要“遵礼”、“循道”，讲“仁、德” 　　就是完美的了，以至造成缺少思辨的依据。这种中国传统的“遵 　　礼”、“循道”，讲“仁、德”，是“天命”的“人人生而平 　　等”，即是“礼”制的基础，是“神授君权”的“禅让制”。 　　政治学的核心是研究政治权力的起源，既然政治权力的起源已经 　　是“天命”的“神权”与“禅让”的“俗权”合一的完美认识论 　　解释，那自然不需再进行讨论和探究了，对民主要求的，人本性 　　的“应当如此”的价值观思维就被埋没。当然，这种“埋没”只 　　要有“恩宠”或“启示”即可迸发出，然而历史证明，是马列主 　　义的入侵钳制住了至今，这在其它章节另有论述。 　　理论本身导致错误，和理论被利用造成错误，应该区别开来；马 　　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导致实践错误，而中国传统文化仅只是一部分 　　被利用为替专制错误服务；造成在近代经济落后，以及不能建立 　　民主制，这并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原因。 　　而宗教政治具有价值观的思辨能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外 　　在的明言，是“神权”产生的基础，由此可得到“人人生而平 　　等”的（也是外在明确的）价值观，奠定“俗权”的基础，这种 　　思辨的理性思想没有在中国传播，形成与西方的差别。 Ｂ、对“仁”和“德”的崇尚， 　　高于对“公共权力制衡”体制结构的认识。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从制度上，对人性中“恶”的遏 　　制，警惕人性“恶”（私）对公共权力的侵蚀，对公共利益的剥 　　夺，研究政治结构中对公共权力如何进行制衡的问题，产生出 　　“三权分立”学。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仁”、“德”，对于君主所掌握的公共 　　权力的制衡问题，仅依靠君主的“仁”、“德”来解决，不能想 　　到要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构建。 　　所以又体现在，层出不穷的士大夫不怕杀头也要向皇帝力谏行 　　“仁”、“德”；“臣要忠”，忠就要谏，“奸”是不谏的，与 　　奸的阿夷奉承鲜明对照，这成为中国文化下的士大夫关怀国事民 　　生的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仁”、“德”对君主进 　　行评判和思想的约束。 　　思辨政治权力的起源，政府的构成，政治社会的产生，是政治学 　　产生的思想基础，如果不能够进行这种思辨，不能够“内生”， 　　也没有“外传”，那么是不能够产生政治学的。 　　由于“仁”、“德”表现在“礼”制里，正是由于“仁”、“ 　　德”伦理的“合理性”，使“礼”一方面是对自然、社会的“天 　　命”看法，另一方面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使人们对“礼” 　　制是虔诚地崇尚遵从；君主的权力既来自于“礼”、也是来自于 　　“仁、德”，无需再去追究“政治权力”的起源，也就无需对君 　　主权利进行制度上的制衡。 　　“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德”的同化力、融合力、凝 　　聚力，和道德圆满，使人一方面不需要再去思考“异端”政治学 　　说，不需要去创新；另一方面，立身听命遵循中庸，本来“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其至矣乎！”（《中庸》），“中 　　庸”是一种和谐平等的政治标准，被实践成为道德、处世标准， 　　君子不偏不倚，使人不需要独立的政治人格（人权）自由，也没 　　有独立的政治人格自由，偏离了“中庸”的原义，而掩盖了人的 　　政治“本性”，也就是认同于“礼”制“仁”、“德”的表象 　　“平等”。 　　这样，“天人合一”的“天命”思想，和“仁”、“德”的道德 　　圆满，就阻碍了对人权平等的认识，禁锢了个人思想对政治权力 　　起源的研究；因为君主的“政治权力”来自于“天命”的“仁、 　　德”，社会中“仁”、“德”的道德圆满，可以使人在“礼”制 　　中获得人生的一切，也就是“内在的人人平等”；孔子说：“故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 　　者必受命”（《中庸》），“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之”（《论语．为政》），就可理解为这个意思。 　　社会上，“天子”及“官员”的“仁”、“德”决定天下的太平 　　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所以老百姓把过安定美满生活的希望寄托 　　于明君、清官和廉政，即所谓“明君论”，现代称之为“好人政 　　府（与坏人政府）论”；广阔的自然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安逸故土亲情的、和谐而又狭窄的农耕生活，造成对人理性 　　思辨的束缚，又缺乏信息交流，又没有教会的思辨启示，使社会 　　处于只需要“仁、德”的明君，即能保障一切人的和谐生存的状 　　态下。 　　“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家庭、社会、国家关系，形成伦 　　理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并且形成一 　　种特殊的、“礼”制的“权威崇拜”、“大一统”、“内圣外 　　王”的思想，即“帝王思想”，不是在“人人生而平等”中去争 　　取个人幸福，而是希望以“仁”、“德”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来“治国、平天下”。“权威崇拜”、“大一统”的思想，这就 　　在社会上形成为服从心态、迷信权威、追逐权力的思想桎梏。 　　实际中，“仁”、“德”也常常只是欺骗，其暴虐必然就引起 　　“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形成以“改朝换代”制衡的社会政治 　　体系；所以，“替天行道”、“造反有理”（“君者舟也，庶人 　　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在中国历史 　　上始终是正义的理性常识；也就是说，不是以“权力制衡”的制 　　度结构判断政权是否合理，而是以君主的“仁、德”作判断的社 　　会观念；君主“不仁、不德”就由新的“仁、德”者“替天行 　　道”取而代之，反映人民虽然不能够“同意”和“授权”“政治 　　权力”的产生，但有权选择“仁、德”的“明君”。 　　事情的本质是，不在于对“仁”、“德”的评价或赞誉与否，而 　　在于是什么思想制约了对“人权”的思辨？不合理的思想，人们 　　容易辨别，但是圆满的道德，对“仁”和“德”的崇尚，高于对 　　“公共权力制衡”体制结构的认识，一方面却麻痹了人的思维， 　　另一方面往往使人去求索时“顾此失彼”，掩盖了对个体“人” 　　的探究，实际上就无需探究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的“应当如此” 　　的人本性需求问题。 　　这就是中国的“德”和“仁”来源于自身的“修养”，西方的 　　“德”来源于对“自由”等“人权”的认识；中国的“智”，又 　　来源于“仁”、“德”，西方的“智”，却是来源于逻辑推理归 　　纳；中国传统对政治的评判也来源于“仁”、“德”，即所谓 　　“明君仁主”，“政治权力”成为善恶权力，分为“乱世”和 　　“盛世”（“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因此，这种“来 　　源”的不同，构成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影响中国“现代政治 　　学”的产生。 　　这也证明了，民主是人本性的需求，是“应当如此”的政治学 　　问题，人们没有理性的“需求”时，也就不能产生政治学；任 　　何时代、任何状况下都能够或不能够产生政治学和建立民主， 　　只决定于人本性的需求与否和“执政”者的作为（参十章）。 　　应该看到，上述二点的情况虽然是实际的历史现象，但这并不是 　　儒家文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的结果”，是 　　“帝王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合流”（又被称之为“儒法合流”）； 　　因为可以设想，如果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以后，上述 　　的儒家思想仍可存在，会表现出另一种积极结果，儒家思想本身 　　就是博大精深、可引申解释的认识论。 Ｃ、“科举”对官员选拔和教育的影响 　　在于中国的选仕制度，即选拔官员的制度。无论是汉代的选举制 　　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权力对官员的选拔 　　和教育的严密控制，选仕制度的形式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决定了 　　不可能产生“异端”的官方政治学。 　　西方的君主时代，社会各方面的精英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入权 　　力机构，教会与国王、议会与国王，已经分权共享。 　　而中国隋唐以后，虽然取消了宗法氏族、官僚贵族的特权，消灭 　　了士族得以必然“做官”控制国家社会政治权力的土壤；但“选 　　仕”做官主要是靠“科举制度”，进入无士庶之分的完善选仕官 　　僚体制阶段，形成另一种引诱和控制知识分子的科举选仕制度 　　──国家的政治权力获得机制，而科举考试内容又决定一切；知 　　识分子通过“科举”平等地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自隋唐至清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止，科举制度共实行了1,300多年。 　　由于只考“经学”的内容，决定考生们只会学习“经学”，形成 　　“思想一律”。而冷淡其它知识；数学、逻辑学等思辨的学问， 　　跟考试成名无关，自然没人愿意学习研究；如孔子所说“攻乎异 　　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被片面运用于仕途，阻碍 　　了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考什么、学什么，这 　　个问题，再从今天大陆的“应试教育”不难得到应证。 　　这种“科举”制度，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礼”的平等， 　　解决了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因为“君权”是“神授”的，是 　　“代天保民”，官员也就是替“神”执事，下为百姓服务，有自 　　然的合理性，即“认识论的共性”。另一方面，既然不再需要思 　　辨政治权力的起源，自然就不可能产生思辨政治权力内容的政治 　　学，没有政治学，就导致无须公共权力结构的民主制；同时，也 　　就显示出中国传统“礼”的自然和谐性。 　　这种“自然合谐性”，意指其思想观念是“天人合一”思想，包 　　括对“神”的信仰，与伦理道德完全一致，本身就具有“认识论 　　的共同理性”。这是本质上区别于个人认识论的“指导思想” 　　（如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等）；所以，当今的“公务员考 　　试”完全无以类比传统的“科举”。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尽管是君主专制，但仍需要进行思辨 　　说理的学术论述，还要从理论上“论证”君主权力的“合理、合 　　法性”，否则其统治不能使人民臣服，学术已成多元化；如罗伯 　　特．菲尔麦爵士（Sir Robert Filmer，？～1653）的著作《论 　　父权制或国王的自然权力》（《Patriarcha, or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Asserted》，1680出版），其基本论点为： 　　“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王位是应该世袭的”（吴恩裕： 　　《论洛克的政治思想》），即认为皇权是“君权神授”的、是神 　　圣的，极力否认被教会神学家们认为是：由人民授予的“俗 　　权”；这反映，即使霸占政治权力搞专制，也要对政治权力起源 　　进行理性思辨的论述；政治权力起源的理性思辨，能促进思维的 　　开放，促成产生政治学；而中国古代，除以“认识论”的 　　“礼”、“道”判定：“政治权力”是“神授”给“仁、德”者 　　的“天命”外，却不见有比较理性思辨的、专门的论述皇权合理 　　性的著作，因为，既然有论述君主“王权是合理”的著作出来， 　　必然会产生君主“王权是不合理”的逻辑思辨著作出现；原因在 　　于“科举”不再需要思辨政治权力的起源，造成人思维的必然缺 　　陷，以及非公共、非大众的人格。 　　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有恰如其分的论述：“除了这 　　些一般性的手段外（指缩短官员任职期、不出任地方官原籍廻避 　　制、秘密侦察的监察御史制度等），帝国政府也发展出一些新办 　　法：此即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任官资格考试与业绩考核。出 　　任官职及其品位的资格，理论上完全──实际上也相去不远── 　　取决于其所通过的考试次数而定。官吏的现职及其升黜，亦基于 　　其业绩考核报告──一种（截至目前为止还─1900年〔原文如 　　此〕）定期公布的、附加理由的官吏行为考课表，有点类似德国 　　高等学校的学期成绩单”（《韦伯作品选集Ⅲ支配社会学》， 　　p.161），这使中国的官吏制（官僚制）即事化之彻底，使封建 　　化（宗氏关系）、官职占有与官职之恩护关系被抑制住了”。 　　“其结果则为，官吏层的身分习律因此具有一种教养贵族的特 　　色，对此后中国人的生活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习律乃是特 　　殊官僚制的，具有功利主义的取向，由经典教育型塑而成，并视 　　姿态庄严与冷静自制为最高德行”（同前，p.161）；这也就反 　　映了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政治权力来自于“仁、德”，具有历 　　史时代的合理性；在“君权神授”之下，官员的升任具有“科 　　举”的“公平性”；完全区别于共产党专制者的“培养”和“挑 　　选”“接班人”的帮派制，这是马列主义入侵中国后，其理论蛮 　　横无理的表现，破坏了中国的“天命”下的官员升任公平制；还 　　特别在于其“指导思想”，与“认识论共性”的“天人合一”思 　　想，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官吏制并没有发展成近代的官僚制（这里的‘官僚 　　制’，韦伯即指，那种已经具有公权力民主制性质的德国普鲁士 　　政权），因为官职权限之切事性（职能性）的分划──相对于行 　　政对象之庞大──仅行之于极为有限的范围。……因为，整个和 　　平化的帝国行政，可以说是个文治政府，再者（相对而言较小 　　的）军队乃是个特别分立的部门（说明：中国君主制时代是‘军 　　队国家化’），而且（如下所述），权限分划（专业职权分工） 　　以外的手段即足以保证官吏之服从。” 　　“然而，不推动权限分划的积极因素乃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近代 　　特有的目的团体（zweckverband）与专业官僚等概念（这些概念 　　在英国行政逐步近代化的过程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由考试 　　所形塑出来的教养，并不具备专业的资格，毋宁说正好相反” 　　（同前，p.162）。 　　韦伯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略去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这个“常识” 　　不必提了，本来已经是官僚制的前提了，所以只强调了“专业官 　　僚”，即职务专业化；并且，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 　　“党的理论”、“党的领导”对思想的“指导”（约束）是不一 　　样的，这两个问题都是韦伯认为不必谈的“常识”，所以与共产 　　党专制统治下所讲的“干部”专业化、考核制等培养、选拔人才 　　无以相类比。 　　“书法娴熟、文体优美，一切皆以经典为准的心态等等，对通过 　　论文考试──这种考试的题目有时不免让人联想到德国中学里传 　　统式、爱国的与道德性的作文题──而言，具有绝对的重要 　　性”，“反官僚制，以及家产制的根本倾向，而其行政权的疏放 　　性（皇权对地方官的‘命令’仅只是‘非权威的劝告’，更多是 　　地方宗族氏族团体关系的自然管理）与技术的落后（说明不是儒 　　家文化本身的原因），亦可由此现向来理解”，“就此而言，中 　　国（在形式上）可说是近代特有的和平化与官僚化社会的最佳代 　　表”（同上，p.162）。 　　韦伯的这些论述，很好地证明了：科举的官吏制影响中国政治学 　　的产生，并不是儒家文化本身；但是，科举的官吏制，是一种公 　　平的选拔官员制，也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科举的 　　“天人合一思想”与“党的‘指导思想’”是本质的区别。 　　中国古代，政治学只出现在民间，“民、官”双方的区别在于： 　　以“价值观”（人本性的理性）还是以“认识论”、来论述“政 　　治权力”的起源和产生。儒家思想是以认识论来看侍人、社会， 　　所以缺席价值观的方法──政治学的方法；科举考试的官吏制 　　度，又只考这些认识论的内容，也就无法再给人以本性的启示， 　　以至难以产生官方的政治学。 　　关于民主的论文，元代杂剧和散曲家雎景臣的《高祖还乡》就是 　　篇代表名作，在当时就以“制作新奇”而著称。一反“威加海内 　　兮归故乡”（刘邦诗《大风歌》）的颂扬俗套，描写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02～194年在位七年），原来也不过是出身庶民的无赖 　　刘三，习耽酒、欠债，明抢、暗偷，哪是什么“天子”，充分表 　　达了人权平等的民主思想，这就是以“价值观”来分析“政治权 　　力”；但是，这类文章，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是绝不会采用的， 　　会视为“异端”、“邪说”；由此，难以在社会广泛传播，也难 　　形成社会普遍的“支援意识”──“权威”（“神圣的天 　　赋”）。 　　这样，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只为君主专制的“史官文化”所垄断 　　和限制，自然不能产生中国的政治学；这个问题，在共产党专制 　　者统治大陆58年的情况下，要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找资料都 　　很困难，还需要到海外，信息都是“出口转内销”的情况，就不 　　难理解，在信息报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要写出民主的论文，更 　　可想象是多么艰难了。当前大陆的“官方学者”，并没有对“政 　　治权力”的“公共权力”本质进行研究，对此问题同样作了最好 　　的反面证明。 　　“科举”选拨人才进入权力中心的制度，无需对政治权力起源再 　　进行思辨和探究，自然影响不能产生政治学，显然与儒家文化本 　　身无关。 ３、马列主义的入侵和共产党专制者的统治是根本原因。 作为唯物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理性”与“教育”的产物，“理性” 是人的“本性”，“教育”则来自后天。而马列主义的入侵和共产党 专制者的统治，则是强制改变人的“理性”，和控制对人的“教 育”，反理性的“革命的实践”〔66〕。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 “实践”，而不是“革命”。 在个人“唯心主义”认识论思想的“指导”下，在公共权力高度私有 化禁锢的直接“教育”作用下，人的“教育”被强制性地从小学到大 学，要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 （共产党理论随时可见的语言），必然阻碍现代“政治学”的产生。 现代政治学、宪政民主，虽然迟来，但毕竟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来 了，那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历史机遇，仍然都能很好的接纳宪政民 主，可是，在又过了将近100年的今天，怎么还说得过去，是因为我 们的儒家文化影响，和要由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来决定？ 58年来的大陆文化教材，政治课的教材并没有“经学”，没有“天人 合一”思想，其“指导思想”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等“党文化”的认识论，考“公务员”的教材也是这些内容。但 是，按中国大陆现在的文化状况，进行客观分析比较，发现仍然没有 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这就是由于马列主义的入侵和共产党专制 者的统治，造成了社会思想，和社会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化的禁锢。 同样相近的东方文化的日本，正如李慎之先生分析的，“政治学”已 经完成“从‘国家学’到‘市民学’”的转变，且完成的很好，“首 相”的频繁“辞职”，一点不影响社会运作。韩国和台湾〔原文是： “我国台湾地区”。没有经过2,300湾台湾人民〔或中华民国国民〕 的认可，把台湾说成贵国的“台湾地区”是一种霸权思想的习惯性体 现。──洪哲胜编按〕，正在全面完成政治的“国家学”（台湾的政 治‘国家学’问题，相当受到大陆共产党专制的打压牵制影响和制 约，所以问题反复出现）过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能够很好吸 收并产生出西方的现代政治学的。 而且再次证明，经济的发展与“成功”跟文化没有逻辑关系，是不同 的范畴问题和概念。这里，需要提示的一个问题是，在2008年7月 份，“台湾共产党”被批准成立。一方面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宽容；另 一方面暴露了台湾社会对社会政治权力公共性质认识不足，还没有达 到普遍“常识”的地步；公共政治权力才是民主制的本质。这个问题 在台湾原两、三个大党的竞选上已经有所反映，“党性”太强；这也 是因为有客观原因：面对专制的大陆共产党。现在仍有人自以为荣耀 地建立“共产党”，再次反映了“党性”大于社会“公共性”。 如果“公共性”大于“党性”，则人们不必要以“组党”、“结社” 来表达政治观点。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本质，成为社会的 “常识”，成为每个人的“支援意识”，则表明“民主”的完全成 熟。而台湾的“政党”，应向“无党纲、党旗、党徽”〔67〕的方向 发展〔109〕。 “共产党必然带来专制”，这已经是“共产党”的特定性质所决定 的，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两点：（1）共产党的全部“理论”，由于 需要建立在对社会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霸占上，就不可能再产 生“民主”和“均富”，当前大陆的情况还不够证明吗？！（2）其 组织结构及领导人的产生、行动，也是要奠基于对“党权”的垄断和 控制上。所以，共产党必然带来暴力、假话、欺骗、不公、腐朽的一 系列专制罪恶。其宣称的“民主、自由”，本身是公共权力的政治体 制，台湾各党各派早已为之努力实现了，已经完成了“国家学”，何 以再来如此？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在民主制下，台湾 已经实现了“全民社保”，并继续向“幸福保障”发展；如果把“社 会主义”又当做政治制度来追求，那么，台湾就要倒退为专制了。 一切经济的不平等，是人权的不平等所导致；“经济不平等”不是 “财富均等”，是指人权不平等，这是需要明确区别的。人类会在 “人权平等”的“民主制”下，会自然地解决经济方面的“公平与正 义”的问题；首先，在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向“幸福保 障”的方向发展，就会完全解决人幸福生活的经济问题；而绝不是其 它“共产党的理论”所能解决的。由共产党宣称的“均富”、“共 产”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这已经是理论的逻辑性及历史事实所证 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陆共产党都已经不敢再提“均富”、“共 产”了。该党党旗上的一颗大星“带领”周围小星，已经首先表明了 中国人的不平等，该党又想来做台湾人民的“救世主”，还能奢望其 实现“社会主义”的“福利”？！这件事反而证明了：“共产党”的 “领导”下，不会产生“政治学”，只会产生妄想“操纵人”的强权 专制。 权力对官员选拔和教育的严密控制，在58年来的共产党专制者统治 下，达到了最大界限。而且，“政审”的条件特别强调要，“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绝对听从 “执政”党的条件。这样，当人们的发展前途决定于，要依附占有公 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执政”者时，一切新思想和创新就会被窒息， 并带来说假话、阿夷奉承、不学无术的流行，道德就失去了存在的基 础。 中国教育的堕落和腐败，许多学者都有精辟的分析论述，自1949年以 后，教育与考试的内容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面向现代 化”，内容早已经不是“天人合一”的、有“天理”的“儒家文 化”，取而代之的是“党文化”，是“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四项坚持”、“三个代表”、“加强‘执政’能力”等 等，强行霸占公共权力的、专制者的个人认识论，国家反而倒退到历 史以来最黑暗的“国家黑社会”专制状态。 在共产党的“执政”下，“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听党指 挥”，高度地霸占了国家公共权力，应属于公共的媒体都成为“党的 喉舌”，窒息了一切自由思辨，也并没有能够产生出“二元化”的权 力结构。没有“政治学”、只有“党文化”，这个事实，很好地证明 了：是专制者制约政治学的产生和民主制的建立，并制造出专制文 化。 为此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不能产生现代政治学、以至建立民主 政制的理论原因，不是“传统文化”，而主要是专制者个人的原困；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产生现代政治学、和阻碍民主建立的观 点是误解。 需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的性质是“中性”的（这种 “中性”的，也是韦伯那种“价值中立”（Wertfrei）的概念所指， 也就是说，不是“价值观”的思想、不具有“价值观”，是“认识 论”的思想；但“价值”不能“中立”，“价值中立”的意义应指 “没有价值取向（观）”，“中立”只能是“认识论”的；所以， “价值中立”就不含有人“本性”的“理性”概念，是属于认识论范 畴的概念），即一方面，不具有“价值观”；另一方面，不“属于” 任何人所有，社会“各方面的人”都可以利用，是属于“认识论范 畴”的，当它被“政治权力”所控制以后，能为私有化的政治权力所 用，极容易误导民众（同样也能为公共的政治权力所用，积极促进社 会伦理道德）；“民主”的性质是“价值观”的──即“公共的”， 没有“所属性”（价值观的性质、即是人的“政治本性”──“政治 权力”的“公共”性──人生存的价值和在人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 不是所属性的“中性”），确认社会的权力（“政治权力”）为公共 权力，公正地有利于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唯一地不能够为专制者所 用；“民主”本身并没有“权力”，而民主成为民主制以后，这种公 共权力性质的社会（国家）制度，就保障了每个人的人权。 而共产党专制者竟然可以将“民主”解释为“民主执政”、“人民当 家做主”，赋予其“政治权力”和“所属权”，为它赤裸裸地霸占公 共权力的专制粉饰，就可以理解历代君主如何“解释”“儒家思想” 为其所用了；但由于“民主”是“价值观范畴”的“常识”理念，是 人“本性”的需求，本身不会为任何个人、集团（政党）所私有及利 用，并且一旦为人觉悟、觉醒起来，无法再欺骗民众；所以，民主能 成为人权的、“应当如此”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李慎之先生在1989年1月的一篇序言文章中说：“……，中国发现在 自己古老的政治传统中，并没有现代的所谓政治学。……。在中国， 最早也只能说‘政治学产生于戊戌变法以后’。……。总而言之，整 整70年中，有几乎一半的时间，政治学为一种理论──阶级斗争的理 论所压倒。……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被作为伪科学而废除……” （参见第二篇）；这作了精辟的总体分析。 李慎之先生1989年提出这个问题，过了18年，仍然如此，且更加突出 了；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21世纪的今天，“政治”内容不是研究 “‘国家’机构应该如何组成，‘政治权力’如何产生，‘人权’如 何保障……”，也就是上述所说，仍然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 学；而是逆反政治学关于国家权力来源，以及政治的“人权”思辨的 “党文化”，公然“强力和暴力”地继续宣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 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就是 最好的社会，就可以解决全部国家社会问题，在这种“党文化”的麻 醉下，使人们用不着再去多思考，因为再思考就可能成为“立场”不 稳。 这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阶级性”的，而“共产党理论” （“党文化”）的性质则异化为“黑社会性”的，区别于“价值观” 的、也即人类社会本质性的“民主”。因为人类社会的本质性，就是 奠基于公共权力的基础上。 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政治思辨会成为“政治问题”，党内人土可 能会动摇“立场”、“对党产生怀疑”，就会“犯路线错误”、“站 错队”，党外人土可能会“和共产党离心离德”，成为“右派”，成 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以，整个大陆的社会科学“学术界” 只有对专制者个人认识论的“阐述学”，至今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 和政治学。 比如，能不能讨论一下，一个国家的军队，究竟应该是“党指挥枪” 还是“军队国家化”？显然，如果有谁在报纸上印出“希望军队国家 化，不应该党指挥枪──关于军队性质的讨论”的题目，很快就会遭 到封杀，人被监控以至逮捕，还能奢望谈论其它什么呢？ 大陆58年来相悖于“儒家文化”，然而，至今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 政治和政治学，还没有解决政治的“国家学”问题，这对古代为什么 不能产生政治学，作了很明确的推理证明。原因就是“执政”者个人 的独裁专制行为，推行的用人渠道和用人的“考试”内容。58年来中 国并没有建立民主政制的事实，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阻 碍中国民主建立的误解，并彻底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 （“党文化”）的破产，反映了形形色色的“人民主权论”、“社会 主义制度论”，是比“君权神授”的“君主论”更危害和强暴的专制 理论，证明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大弯路。 司空见惯的事实不正是，“政治考试”的内容，都是关于“马克思主 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的 个人教条，所以，应试者再去思索什么“国家如何组成”、“政治权 力”如何起源……，的现代政治学，他们的“政治考试”成绩能及格 吗？而学习那些专制者个人的认识论的“理论”（著作），需要的只 是“背功”（死背硬记）和“奴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 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格，这样，又能考出什么人才？ 当大陆1949年被共产党专制者统治以后，由于区别于任何政党的“特 殊”（斯大林：“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 制成的。《论列宁》，1924年1月26日）强暴排它性，共产党专制者 抢夺、霸占了国家公共权力，却不敢对其统治有无合理性、合法性， 进行学术思辨和讨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好在那里？ 并不能进行逻辑思辨的讨论；“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党指挥 枪”等强盗逻辑，就宣告无须再论证其权力来源是否有合理、合法 性。 政治学本身是研究人的本性、理性、人权，研究政治权力的起源、政 治社会的形成，研究国家的组成、政府的构成，研究“政府”的合法 性、“公共权力”的制衡问题的民主；霸占了社会公共政治权力的独 裁专制者怎么会喜欢并容忍？所以，在特别贪婪权力的共产党专制者 的“执政”下，就不能够产生“政治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还需 要有“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 “政治课”的教材，都是“马列毛邓”等的个人认识理论──“党文 化”，选拔人才的途径，腐朽的“应试教育”体制，使大批人才被排 斥在名牌大学之外，而名牌大学又倒退堕落；尽管其理论宣称是“辩 证唯物主义”，但由于并没有任何哲学原义的“辩证”和“唯物”的 逻辑概念（参罗素《西方哲学史》第27章，《卡尔．马克思》），教 材本身又没有任何政治哲学内容，所以学不到真正的辩证法、唯物 论，学不到数学式的逻辑思维方法，更学不到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并 以这种价值观来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政治课”成了“党文化”的 宣传课，学不到政治学，学生得不到逻辑概念的培养。比如，新毕业 的文科大学生认为，“中美的差异只在于‘民选’国家领导人与‘不 民选’领导人”（而“民选”与“不民选”的原因，又是因为“国 情”不同，“经济水平”不同），这里，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 学，没有价值观的分析和哲学逻辑推理，没有理性的思辨，只有一些 认识论的不同形式。这样，多么巧妙地“价值观”与“认识论”的不 同哲学概念就被合一了；这就是“党文化”教育体制下，“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下，培养出的当代中国青年的代表性结果。 当教育为专制权力所私有，成为“应试”、“就业”以后，必然退化 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必然混淆价值观与认识论的概念，形成浑浑噩噩 的群体意识泛滥。同时，“应试”的内容，就成了维护专制权力的 “毒品”。这也就是说，当人们的思想被个人认识论的“指导思想” 禁锢以后，当社会公共权力被统治者霸占为私有权力以后，任何关于 政治权力起源的研究，都会成为“政治问题”；随时可以冠以“反 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政府”）的罪名，而被封杀或被专政。 一是“仕途”的选拔制度，二是考试内容，这是决定社会科学发展的 瓶颈，也就是决定政治与政治学产生的学理原因，而这二项都是由专 制者决定的。古代考试的内容，是“经学”，是有价值和合理 （“理”即为“天人合一”）的，虽然不合法（“自然法”、“价值 观”）。而当今大陆的社会科学相关内容，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 “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窒息现代政治与政治学的产生，最 后，只能苟存用认识论（宣称，用什么ＸＸＸ理论作“指导思 想”），去“指导”价值观（范畴的社会问题）的荒谬方法（被称之 为“屁股指挥大脑”）。 所以，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三个代表”……，这 种明显霸占社会（国家）公共权力、剥夺人权的谬论及现实，竟然还 可以在大会、小会、媒体上宣讲吹嘘，一幅赤裸裸的“皇帝新衣”的 表演，无人揭穿？还麻木地认为，“不论谁上台，只要把经济搞好就 行”。 当中国大陆最高“社科院”宣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见前第三 篇）；当“党”的“报告”再宣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2007-10-15十七大专制者报告）；并公然指责“党内”高层：“中 国有些人跟随西方国家步调起舞”。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中 国大陆没有现代政治和政治学，并且还是没有道义支撑的、蛮横地 “决不允许”和强迫“武装”。 政治学本身就是以理性──价值观来指导并分析人自身及人类社会， 阐发个人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已经是用价值观来 “指导”认识，何需还要用谁的什么“认识论”来作为“指导思 想”？ 中国大陆58年至今没有现代政治和政治学的事实证明，中国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差异不是影响中国民主进程和科技进步的原因，而是被西方 马列的“党文化”所侵略和占领，是社会的公共权力被强占为私有。 由此，窒息性地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以理性，而是以感性来看 待问题，缺乏数学式的逻辑思维方法。 中国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缺少的原因有客观因 素，但这是可以在近代吸收弥补的，“党文化”却严重阻碍了这种吸 收并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党文化”就是那种“政治文化、马屁文 化”（著名作家柏杨语，《神州》电视片第七集）。 综上所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差异在“政治”，也即是 指的“价值观”的概念，因为提出“差异”一词时，是为了找出中西 双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问题；况且又是为了探讨中国为什么不能产 生民主，条件是特定的，本质问题正是差异在价值观的不同；即不能 以价值观分析政治、社会（国家）和人本身，显示为政治制度问题， 属于政治学的概念。 “文化”是“认识论”的概念，是不能作为“价值观”差异的逻辑推 理因素；“文化”的差异，正是“多元化”的反映，是自然的、历史 的，是世界民族的丰富多彩和人类的和谐。在政治学中，文化的不同 和多元化，不称之为“东西方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应避免概念 的混淆。 前面谈到，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强调“爱人”和“仁”、“德”。并以 此为基础的“礼”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是“天命”、 “内在”的，还没有表现出“外在”（“积极入世的”）的“人人生 而平等”。 这种“内在”的概念是指以“认识论”分析政治、社会和人本身，而 不是以“外在”的“价值观”来分析。即关于政治、社会和人本身的 一切诸如“平等”、“爱人”、“仁”、“德”的认识，都是来自 “认识论”。所以，没有来自人“本性”的──“人权”的──自我 独立的“支援意识”，以及使这种“支援意识”成为“范示”，和普 遍的“常识”──“卡理斯玛权威”（“神圣的天赋”）。 由于上述“内在”的“认识”是来自“认识论”，就失去人“本性” 的“支援意识”，就导致总要选择以“现实的”（黑格尔语，参《法 哲学原理》，序言，p.11，《小逻辑》，导言第六节；及本文第十 章）来作为“支援意识”。这样，社会上“现实的”一切存在（不论 “好”与“坏”），都能成为“支援意识”。普遍的存在，就形成普 遍的“支援意识”──即“卡理斯玛权威”（认识论的卡理斯玛权 威）；“热门的”、“权威的”存在，就成为热门、权威的“支援意 识”（这正反映当今社会的思维状态）。 这就是说，人们的“支援意识”是建立“现实存在”上，而不是来自 人本性的“应当如此”上；这样，社会就屈服于“权威”的操纵，而 表现出献媚的“热门”摇摆，失去了公平与正义评判的基础。表明 “价值观”的“支援意识”，建立在了不同范围的“认识论”基础 上，窒息了“价值观”的思辨及“政治学”的产生。 这就得出了事物，要由“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来决定的“错误 思想”，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认识论，而否定了人本性需求的 “应当性”。必然使社会的人们失去独立的人格，以至最终失去人权 的自由；模糊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 这种认识论的“内在性”，也是“认识论的共性”的一个特点，从中 国古代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中，从儒家思想与黑格尔哲学中，有 “耐人寻味的不谋而合之处”（著名政治哲学家陈奎德：《新自由 论》，p.35）；具有认识论理性的“平等”，与实践的“专制”，矛 盾的两个方面。 “内在”的认识论“认识”，看不见、摸不着、变化快、易消失、公 众不能监督、制度本身无法制衡……；“外在”的价值观“认识”， 则实实际际存在，正如明文的契约、客观的游戏规则一样，对每个人 都是公平的、能够制衡监督……；这也就是中国与西方“差异”的 “价值观”引导的实践问题。其实践总与“专制”难解难分。 仅以“文革”以来的历史现象已经作了很好的证明：“文革”时，人 们的“支援意识”是“热爱、忠于”（“三忠于”、“四热爱”）崇 拜领袖，并形成为普遍的“权威”（卡理斯玛权威），社会就陷入全 民的“个人迷信”、丧失个人自由的状态；邓小平及至今时代，人们 的“支援意识”是来自对“权力”（官本位）与“金钱”（利益）的 崇拜，社会就异化为权力经济的黑社会专制，完全失去人权。而来自 人本性对实现“民主”需求的“支援意识”，由于只是价值观的“应 当如此”（参本文第十章），而“软弱无力”难以实现。 为什么中国缺乏“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这就是缺少来自价值观 的“人权”（并被嘲讽为“不能当饭吃”）支援意识，而不乏来自认 识论中各种“现实的”（具有各种诱惑和实际利益的）支援意识，这 正是“东西方的差异”。李慎之先生曾沉痛地说，当今中国社会多 “只有利禄之徒”、“中国已经成了市侩社会”〔40〕。 总之，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在于“价值观”而不是文化，从学术上 来说，是至今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与政治学。 政治学的产生需要人们对人本身的性质，对社会权力的公共性质有所 认识，最终只能产生在对“人权”和“公共权力”的“应当如此”的 需求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古希腊的民主制下，产生了亚里斯多德的政 治学，并反过来再推进了民主制的原因，亚里斯多德也成了政治学的 始祖。 一个国家要产生政治学，需要在这个国家对社会权力控制的宽松上， 也就是说，统治者的个人权力能从理性上受到一定约束，能有一些其 它因素（如宗教）或个人（选拔人材的方式等）的影响、能参与到社 会权力之中来（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等 西方国家，都有这种情况，才产生那些政治思想家）。才能使人本性 的“应当如此”的需求得到激发，即形成有二元化的权力体系的“范 示”和思辨。最后还需要相辅相成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制，正如古希腊 的民主制，产生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英国“光荣革命”的民主制， 产生洛克的政治学，并以这种政治学扩大到北美和世界。“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带领人民”、“教育人民”，强暴“代表”人民，本 身已经集权霸占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否定了人的本性，所以也已经窒 息了政治学。 “政治学”（价值观的）是不属于“文化”的认识论范畴，虽然“政 治学”使用语言文字，但仅仅只是利用“文化”的“文字语言”表达 了“价值观”，与“文化”仍是不同的哲学概念。“政治”、“政治 学”（价值观的，也即“价值观”）都不属于“文化”范畴，它们不 是“包括还是不包括”的“所属关系”，而分别是“概念”不同的 “范畴”。虽然在一些“文化”里，双方可以“重叠”在一起（正如 Photoshop处理图像时，所显示的图像本质是分层为不同的“图 层”，后被叠合在一起的状态那样。〔15〕，但仍然不是“所属关 系”，而只是“叠合状态”，这是应该区别的。价值观的“差异”也 是政治的“差异”，但并不是文化的“差异”。 人类即使还没产生“文化”，人也是“政治的动物”，因为“政治” 是人天生的“性质”；这种“性质”的表现就是“权利”──“人 权”。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人是不能遭受被压迫以及“领 导”、“带领”的奴役，不能被它人的思想来“武装”；不能进入 “党”的思想“阵地”，去与他人为敌“作战”。 生产力的低下、生产方式的原始，人的愚昧等等，只能证明人的“政 治性质”还没有“表现”出来，并不能否定人的“政治性质”。同 样，生产力的现代化，也不能说人的“政治性质”会变化。也就是 说，“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本性”和“价值观”，永远不会发 生变化，除非人类消亡。 这是人类思想认识的“价值观”与“认识论”的“两个范畴”，也是 人的“政治本性”（人权）与人的“生存权”的区别，是“人”与 “动物”的本质区别。 “政治学”是从人的“本性”──“人权”──“自由、平等、博 爱”开始，也就是以这种人类的共同基本价值观，来研究“政治权力 的起源”，及有关国家如何组成、社会构成的本质、运动的目的，并 如何保障人权、维护人的权利的“民主”学说。奠基在社会政治权力 的“公共性”本质上。所以，它只有一个敌人──“专制”，斗争 “目标”也是反对“专制”，不针对任何个人，区别于社会学。脱离 人的“性质”、不研究政治权力的合法起源，不能称之为政治学；这 也就是传统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与现代“政治学” 的区别。所以，政治、政治学是有两个概念（参〔79〕）。 证明李慎之先生在1989年1月指出的：“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 政治学”，是一个非常本质的政治学概念划分。没有“现代意义的政 治和政治学”，也就是没有以“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来分析和解 决，人和社会问题的思维（“常识”）和方法。这正是“价值观不 同”的根本意义。 社会的公共政治权力被占为私有，是造成“专制统治”的根源。而 “专制理论”产生的根源，正是在于对相同的“人本性”的否定，基 于“价值观”与“认识论”的混淆、“价值观属于文化”的基础之上 〔31〕。 所以谬误得出：文化不同，价值观也肯定不同，那么，“政治制度” 也应不同，就当然“特色”地霸占国家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人 为造成政治制度的“东西方差异”。而实际上是“专制”与“民主” 的不同，证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极权专制。许多政治哲学 理论问题的难分轩轾、一些著名学者对有关政治问题的困惑，也可以 从这里找到原因〔15〕。 综上所述，君主制之所以是专制，是因为君主个人“弱肉强食”的、 “野兽法则”的“俗权”统治。君主利用“天人合一”思想，使“神 权”与“俗权”（君权）合一，霸占了“公共”的“政治权力”。是 君主统治思想的“法则”，与“天人合一”的“认识论共性”思想的 “重叠”（重合）。所以，并不是“天人合一”的“认识论共性”思 想是专制，也就是说，不是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人民主权”之所以是专制，是“主权”者利用各种看似美妙的认识 论（如“主权在民”、“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 家至上”等），占“政治权力”为私有。“人民主权”由于否定“君 权神授”、即“神权”，也就是否定“天人合一”思想（“认识论共 性”、“传统思想”），所以，首先就丧失了“认识论共性”的“合 理”性；其占公权力为私，又丧失了“民主”的“合法”性。 其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权”──到今天的“人民当家做主” ──“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跟“人民主权”是同一个逻辑”（见 第九章），但有区别。它进一步鼓吹“消灭私有制”的“阶级斗 争”，并且依靠“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 结尾部分），来达到对“政治权力”的占有，所以是赤裸裸地霸占社 会的公共政治权力的极权专制。还否定了人类“永恒的真理”── “如自由、正义等等”（《共产党宣言》，单行本，p.44），更增加 了反人类性质的“意识形态”；走向“黑社会化”也是必然的。 “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还是“私有”所属性，决定是“民 主”，还是“专制”的政治制度。 英国、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君主制国家，首先由于“神权”与“俗权” 的分离，形成“二元权力结构”，所以产生“政治学”、演进到民主 制。中国的君主制，“神权”与“俗权”一直紧密无隙地结合在一 起，使“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一直成为“内在”的、隐性的， 而不是“外在”的、表露的，所以，产生不出“现代政治学”，形成 漫长的君主制。 “东西方的差异”在于，不能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分析人和政治 社会，解决“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问题，所以形成“专制”与 “民主制”的区别。问题在于需要找出：专制理论产生的依据是什 么？上述探究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上世纪80年代，社会权力相对宽松，政治思想就活跃，社会的政 治学也出现，后被邓小平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证明。正是 在当时，提出了结束“党”对一切的领导的“政改方案”，所以“官 方”（如中国社科院）体制内才开始建立政治学（参见李慎之：《日 本政治学从书序言》，1989年1月）。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又恢复、并进入了异化的（黑社会）高度个人集 权制，刚萌芽的“政治学”又被铲除了。“政治学”只存在于民间， 而且其“支援意识”、“范示”主要仍是来自“世界民主朝流”，不 是本土社会的“教育”而得到或自生的。 所以，凡是个人集权专制的封闭社会，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援意 识”、“范示”的原因（在没有外界“信息”的影响下──如古 代），来作为人们的思想启示（启蒙），普遍唤醒人们对自身“本 性”的“认识”，就很难产生社会的政治学。但这是属于外界的客观 原因，主观原因（逻辑关系）乃是人政治“本性”本身的“软弱无 力”。 这里所指的“支援意识”、“范示”，是指还没有形成为社会上的、 能够影响多数人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常识”（每个人“理性的常 识”──自我“本性”的“认识”）──“卡理斯玛权威”。由于人 的“本性”是“软弱无力的”（黑格尔之概念，参本文第十章及 〔70〕），本身只是处于“应当如此”的善良愿望、“理性”的自我 意识之状态，况且是个体的、独立的、分散的、易于消失的。人的 “本性”──“自由、平等、博爱”，如果得不到“公共政治权力” 的保护（即合法“政府”的保护），成为人自己“常识”（或“信 仰”）”的“支援意识”，又面临强大的专制暴力，就会抑制在思维 之中而消失。 这种个人的，来自人“本性”的“支援意识”，由于是孤立无助而易 于消失的，使人还不能长期持续地确立起独立的“理性”（人格）， 最后仍会去随“大流”──非理性的“权威”（包括“卡理斯玛权 威”）。人的“本性”，在专制的长期强大统治之下，达不到能够普 遍“存在”于社会“现实的”（黑格尔之概念）地步。正需要更多的 人能够“认识你自己”，形成为社会理性的“常识”，才能成为理性 的“卡理斯玛权威”。所以最终，一是需要人权启示，二是需要民主 制度。 而这些阻碍压制的情况都是专制者所造成的，是由于强大的专制压迫 所致。因而普遍的人们不能获得“支援意识”和“范示”，并非是 “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某种“文化”。对此问题，在后面篇 章还要论述。 原因找到了，不是“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 影响，根本上是统治者的影响，即专制者个人的思想、及其对所霸占 的社会公共政治权力的控制和运用，阻碍了“政治学”的产生，窒息 了“价值观”的思辨，以至阻碍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 人相同的“政治本性”，决定人类社会“公共性质”构成的人权平等 本质；决定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最终也是要客观自然地趋于一 致──民主制。“政治制度的不同”，只是人为地阻碍分划，必将被 人的“理性”（本性）所冲破。 总之，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情况是：民主制确认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国家化”是天经地义的明显之事，可是，共产党专制者就是要“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动摇”（2007年8月1日共产党总书记的讲 话）；“小孩子”都能看到的问题，渊博的“大臣”、聪明的“市 民”们还看不出？ 这样，可以明白“东西方的差异”到底是什么了，中国与西方的“差 异”既然不是“文化”，那么“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还存在 吗？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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