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2-19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实践论》为什──对反右派运动的哲学思考（之1） 魏紫丹 ◆西藏资讯（2009-02-19）　　　　　　　　　　《西藏资讯》 探索道路 ◆惩恶就是行善，驱邪就是卫道　　　　（广西南宁）东海老人 ◆中共应该向农村户口发放金钱或消费券　　（台北市）林保华 ◆价值观新闻战　　　　　　　　　　　　　（纽伦堡）费良勇 民主理论 ◆论民主与中国（之06a） 　　　　　　　　　（北京市）子牧 运动留痕 ◆“不要让好人孤单”──加拿大“十元人道援助计划　金元清 ◆关注当局无理要求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读史论今 ◆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代　　　　　　　　　　　　（四川）何必 文艺春秋 ◆论宋江与晁盖（上）──网上论《水浒》（之5） 　　武振荣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实践论》为什么是反科学的？ 对反右派运动的哲学思考（之1） 魏紫丹 《实践论》（即《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和《矛 盾论》，合称“两论”，一向被中共奉为中国革命的经典之作，直至 今日仍被吹得神乎其神。《人民日报》刚一公开发表它们的时候，我 正在高中读书，象着了迷似的，抓紧课余时间一遍遍地阅读。今天， 联系共产党对大陆统治的60年，特别是我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右派之 后进行思考，我发现共产党，特别是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身上，一桩 桩、一件件阴险毒辣的阴谋、伤天害理的罪行，无不可以在“两论” 中找到哲学根源。现在看来，有许多对中共和毛、邓、江、胡的批 判，都是在这棵罪恶之树上掠叶、折枝，甚或砍干，但不是刨根究 底。 《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 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 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 实践服务。”岂不知，第一个“显著特点”之为用，就表现在它与科 学的不相容上，它在根本上就是反科学的。这一点，国际知名的天体 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有深切的认知：“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 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 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 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 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见《中 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 作者简历》）方先生之论，揭示了反右派运动的认识论原理。 毛泽东对“两论”的核心价值（为无产阶级服务）别有用心地绝对化 和走火入魔，和对核心概念（实践和矛盾）的神化和异化，这就导 致：一般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行动上宁左勿右；毛本人则以“阶级斗争 为纲”，以售其奸。让我们先对第一个特点加以剖析：第一个“最显 著的特点”，是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两论”的灵魂。从 客观存在到主观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及其 逆过程，都有阶级性。阶级性是贯穿全过程的红线。把阶级性的学说 拔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的发明；如只承认阶级斗争， 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如脱离阶 级性，就是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会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 没有灵魂”。魂附于体，则会得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 结论。这就是其核心价值之所在。谁阶级斗争的叫嚣尖锐刺耳，谁便 是阶级觉悟高。例如在文革中，工宣队要教师贯彻“阶级斗争为纲” 的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 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要扫除一切非阶级的 修正主义观点。要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中，分析出阶级斗 争来。”现在你觉得滑稽可笑，可那时候却是郑重其事的。荒唐吗？ 如果说“荒唐”，荒唐不在工宣队，工宣队没有说错，只能说是《实 践论》荒唐。你总不能说数学理论不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思想 吧？你总不能说数学思想可以免打阶级烙印吧！其实呢，不仅数学， 所有自然科学都没有阶级性。你说“万有引力定律”的阶级属性是什 么？即便对于毛本人，阶级说在《实践论》中也站不住脚，例如我所 指出，并且还要继续指出的它其中出现的错误，就不能说是由于他的 富农阶级出身，只能说，其中之一是由于他个人的科学素质太差。这 个使他立于必败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他强调“一个是它的阶级性”这 一“最显著的特点”的认识论中，是空白一片。而在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的“发生认知论”里却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为毛上学的时候严重缺门，数理化知识一窍不通，这就形成他认知 结构（皮氏术语叫做“图式”〔schema〕）的严重缺陷，无法正确地 纳入此一新的命题（皮氏术语叫做“同化”〔Assimilation〕）以扩 建图式。这就需要主体改变动作，补上缺陷，改建图式，以适应认知 需要，这叫做“顺应”（accommodation）。由于先天不足而又后天 失调，所以只要一接触到自然科学的问题就出岔子。兹举小例子一 个。人们论说哪门学科的时候，总是要用那门学科的学术用语，如上 的“图式”、“同化”、“顺应”等，一般人说是“行话”，如果不 用或用错，就算是说了“外行话”。他在《矛盾论》中有两处说： “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 象。例如，……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在化学教科书中，只有化 合、分解、置换、复分解这样的术语，没有人把“化分”当作术语用 的。而当他在前面引用的列宁的原话，却是这样说的：“在化学中， 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可见列宁比他内行。在文革中，那句有名的 “吐故纳新”语录，说要吸进“新鲜氧气”。这又是外行话，只能说 新鲜空气，“氧”是化学元素，不分新旧，就象不能说“新鲜氢气” 一样。如果联系到他在大跃进中瞎指挥的深翻土地、密植、土法炼 钢，等等，更说明他对自然科学简直不识之无、太外行了。可他却硬 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这样，他就把辩证法变成主观主 义的诡辩术，由着他信口雌黄罢了。 广为流传，众所周知：1958年10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下榻在东湖 客舍。李达求见蒙允后，便与毛谈起了哲学。李问毛：“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 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 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 那就不科学了。” 李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 于肯定这个口号。毛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李 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 误。”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 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总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 的。他继续问毛：“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直截回答：“在 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在场的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对主席多有冒 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毛泽 东看见了，冲着梅白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 右派。” 争论到后来，梅白说：“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取消这个口号。可是李仍 然说：口号取消，思想不取消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 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 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毛 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还是 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 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现在连‘一党之 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由着头脑发烧的毛泽东为所欲为，瞎指挥一气，终于酿成饿死4,600 万人亘古大惨剧。被李达言中了。而李达也为自己的逆龙鳞的一次忠 言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临死也没弄清《实践论》、《矛盾论》 既然那么好，它们的作者怎么竟能用如此荒谬绝伦而又不可理喻的 “实践”来体现它们啊？ 这就说明，除了科学素质的缺陷以外，毛的道德素质也太成问题。正 如他自己说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 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他对李 达的态度固然是不谦虚，但另有政治野心的原因，所也就不简单是个 不谦虚的问题了。至于说“诚实”，他把自己跟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和科学家归为老实人，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陈独秀、张 国焘、王明、李立三归为大不老实的人。以一个数学得零分的人，毛 竟敢胆大包天地奢谈基本粒子！难道在这个领域他不做任何调查研究 就有发言权吗？简直是瞎胡闹，乱弹琴。这是把哲学当玩意儿来玩 弄。学他的样，我可以全面地天才地对毛泽东的胡充八当加以发扬光 大，对现有的任何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诺奖获得 者），闭起眼睛、装腔作势地说：“里面仍有不完善、不正确之处。 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相信不出百年，我的这句废话就 可能应验；当然啦，即便应验了，也不能说不是废话。林彪就对他儿 子说毛：“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 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林彪眼中 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他总是不懂装懂，不能装能；以一 知充多知，以一能充多能；甚至以无知充无所不知，以无能充无所不 能、充万能。科学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产物，毛所缺乏的正好是 此二者。所以在毛面前，如果你要当老实人，如哲学家李达，实话实 说，不为“无产阶级＝毛泽东”服务，他就叫你立即灭亡；如果你要 不当老实人，如自然科学家钱学森，曲意奉迎，为“无产阶级＝毛泽 东”服务，以“科学论据”来论证亩产多少、多少万斤是可能的，就 可以让你立马飞黄腾达。这便是《实践论》的社会效应；以民谚为 证： 　　“表扬了指鹿为马的， 　　提拔了溜须拍马的， 　　坑害了当牛做马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是毛 泽东造成的──引者注，下同），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这 不仅是毛所最缺乏，而且是他直接违反的），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 放之路（他对中华民族的奴役，不论是饥饿、迫害、死伤，也不论是 恐怖、欺骗、精神施虐，都有甚于异族侵略，和有甚于希特勒之对待 犹太民族）。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 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远了不说，且看中国人，包括共产党人，怎 样挨过了这60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623）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 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 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同上，页 445）实践是人类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什么叫“自觉”？什么叫“能 动性”？什么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就是说，首先得有 主观。要明白，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唯一的主体。“主观”是主体 之魂，是一种精神。当然，见之于客观，那样，精神就变物质了。实 践就是精神变物质。在这里，不证自明的结论是，主观在先、客观在 后，精神在先、物质在后，认识在先、实践在后。如果失去了主观， 那么，人就与物无别了，人的活动就成为物的“被动的受动性”了。 可是，这样的认识，就动摇了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条。这里不多谈涉及 到第二个特点的问题，我暂且把话题限制在两个特点的交集处，随后 在下一篇我还会专门对此详加论证。现在我们来把毛的言行和马克思 的话相印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 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 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实践论》虽然言必称“实 践”，但它本身并不是实践，而是认识，也必须受实践来检验。《实 践论》是由它的主体创造的一个精神客体，如果我们首先由它的主体 的实践来检验它，那么，这正好是论证了它的副标题：“知和行的关 系”。这就是，我们有必要认真看看毛泽东思想──毛的精神究竟变 出了什么物质？以前的不说，但看他从延安时期确立毛泽东思想以来 的所作所为，诸如：对受骗前来投奔“民主、抗日圣地”的青年男女 “抢救”得死去又活来；不抗日，让日本多占地；诱发“皖南事 变”，消灭党内异己项英的势力；开展种鸦片、亡国灭种的大生产运 动；政府达到“抗战必胜”，要继续实现“建国必成”的时候，毛在 党内批判“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外，利用在深山背后养精蓄锐的八 路军，去夺城市、抢地盘，把人民又投入到内乱的血海之中；为了驱 使贫农当炮灰，用流血的方式斗地主、分田地。篡政后，把国家机器 变成绞杀机，机声隆隆，日夜不停，数以百万、千万地屠杀。这已经 是现存老、中、青年人所经历或部分经历过的，无需详述了。恐怕这 就是令哲学家李达大惑不解处：是毛说明白话、拉糊涂屎呢，还是 “两论”根本就是两堆糊涂屎？有一位毛的信徒，网上的名字是“直 方大”，他秉着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信条，写道：“判断其是对是错， 则取决于评判主体的阶级立场，评判的标准实际上早就由主体的阶级 立场先验的决定了，而不需要通过什么‘实践’来‘检验’。如果非 要‘检验’，那就一定会各说各话，而绝不可能得出一个大家都一致 同意的‘真理’，因为大家的‘标准’根本就不同。毛泽东思想是穷 人的真理，是被剥削阶级的真理，是一切爱国者的真理，岂容一小撮 不自量力的走资派检验！”如果你认为这个说法太蛮横、太荒唐，太 让人啼笑皆非，那毛所指出的“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 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个特点，就只能合乎逻辑地导出这种荒 唐性质的结论。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作“毛派分子”的郭传志，在齐长 篇大论中说：“而社会实践包涵着阶级斗争，因此，真理的具体标准 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标准，反过 来就是资产阶级、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官僚买办力求打击扼杀的标 准。尤其是社会实践，离开阶级斗争谈真理标准是荒谬不经的。” （《迟到的批判──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乌有之 乡》网站）那就是说，真理是各个阶级自立标准。 按常理说：“科学无禁区”。如果要讲“阶级性”，那么，对科学就 必然要设禁区。这也就是为什么为共产党的决议所明文规定的“彻底 否定”或不完全彻底否定的文革和反右等，至今人仍不许大家研究的 缘故。所以在这样的认识论强行指导下，所有的科学成果都只能胎死 腹中。我是教师，我只知道60年来除了诠释语录之外，没有产生一部 称得起科学的教育理论著作，也没有产生过一位教育家。而对所有此 前的教育家，从孔老夫子到陶老夫子，无一不是遭到掘墓鞭尸，以便 让“毛泽东教育思想”横行无阻。而他的教育思想，认真地说，是毁 灭教育的思想，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的 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 因为毛数学得零分（倒不要求他成为数学家），就使他失去了接受严 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的机会，造成他说话颠三倒四，逢说东就说西。 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 “言者无罪”，这样费尽心机，经过千呼万唤，“党外朋友”才出来 讲话的。可他一翻脸，上百万人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 分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资产阶级右派不但有言 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 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男盗女 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接下去便是。） 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 438）我倒要责问后来发表过名诗句“不许放屁”的毛大诗人：怎么 “无行动”、不是“行者”，“言者无罪”按说该对他们完全适用， 他们也成“另有一种右派”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又如，他前面 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又后面说知识越多越蠢，越反动。这是什么意 思？──是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所以最不蠢、最不反动呢？还是说知 识分子知识很多，所以越蠢、越反动？反正是前言不照后语。还是让 我们回到《实践论》的例子上，他说：“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 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 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 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 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外来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 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 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 的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一论断，就是不合逻辑（先不说他这话是撒 谎、居心骗人）的。谈“统一战线”，至少也必须是国、共两方； “有些外面的人们”──这种说法可证，“外面的人们”绝不是指国 民党的正式代表团，那么，‘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 话’，怎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是能够成功的。’”呢？合乎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他们确知国民 党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现在看到共产党 也是如此，既然双方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 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 他的说话逻辑混乱，连他的著名秘书、党的权威理论家胡乔木都看不 过去了。毛泽东提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对此，胡乔木 说道：“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 假如中国只有800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 定要抖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用三段 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尚定：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页304）这么外行的领袖来奢 谈认识论，还要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驱赶着人们去“实践”， 可怜的中国人只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其中遭到牺牲的就有 上述那位为他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被他 赞为“极好”的大哲学家李达。 其实，不仅自然科学，而且所有的科学，只要称得起科学，都是没有 阶级性的。因为科学是研究和揭示“规律”的，规律对各阶级一视同 仁，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如，作为内隐的“各种思想”之 外显的语言及其规律──语法，连斯大林都承认它没有阶级性。可 是，用《实践论》的逻辑，将会大惊小怪：“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什 么阶级说什么话嘛！”其实，即如《实践论》中揭示的所谓“人类的 认识秩序”，也是只有正误、深浅、偏全之分，而绝无姓资、姓社之 别。至于说“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和“为人民服务”、“群众路 线”云云一样，统统都是鬼话、都是滑天下之大稽！林昭说：“人民 在公厕里！”林彪说：“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 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 （《史海钩沉》：《林彪日记言论毛泽东》）可以很平静地陈述如下 的一个事实：中国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除他毛泽东之外再也找不 到第二个：在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里，毛之下的第二人，原 本是工运领袖的刘少奇，现在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当然刘一伙 的人全属资产阶级了。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该属于无产阶级了吧？ 可是你看，正统帅以下第二人，在《宪法》、党章上明文规定要接正 统帅班的副统帅，都成“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了。林彪对毛 认识到：“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 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 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林彪眼中的毛泽 东》，见林彪、叶群日记。）冠以“无产阶级”头衔的文化大革命， 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该是铁打的无产阶级了吧？也不，他是“刘少奇一 类政治骗子”。再说最下层，习惯上把手上有人屎的掏粪工当作卑贱 者（就是毛说“卑贱者最聪明”的卑贱者），如果他同时还是这个无 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国劳模，更可见他该是个“够格”的无产阶级了 吧？这个人是时传祥，工贼一名。所以，在中国，把“无产阶级”四 个字置换为“毛泽东”三个字，就见真精神了。毛一命呜呼之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只是在毛死后才成了老一代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死前给他定的阶级属性是：“邓小平不懂马列， 代表资产阶级”。蒋介石早说过：“我们深信中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 政，我们更信中国如有无产阶级专政，必是‘流氓无产阶级专 政’。”（转引自《黄花岗》总十期第117页）中共只能建成流氓无 产阶级专政。这话能否成立？那就完全取决于毛及其喽罗们是否一锅 煮、全是流氓？跟他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在公开的会议场合，就大骂他 是“政治流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摸他生活糜烂的底细，说他是道 德流氓；最大的右派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 氓。”（《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一般的右派、资深记者戴煌接 受媒体采访，说“毛泽东是大流氓，大骗子”。他的亲密战友、学习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说：“至于独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 承认。你们不觉得他象个痞子吗？太象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 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 记。）甚至早在井冈山上，朱德和毛泽东就当面对骂，“毛骂朱是军 阀，朱骂毛是痞子”（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439）。至 于他的喽罗们，从早年湖南农民运动中在太太小姐牙床上打滚的“革 命先锋”，到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打、砸、抢、抓、抄、奸、淫、烧、 杀，最坏的那部分红卫兵，无一不是灭绝人性、充斥兽性的大小流 氓。这不仅从事实上确证蒋先生论断的正确性，而且也符合毛《矛盾 论》的原理：矛盾的、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 质。这就决定了所有运动的性质都是痞子运动，毛专政的性质是流氓 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根据自己紧跟毛泽东的一生，最后醒悟到：“中 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 按毛泽东的说法：“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 （转引自郭建宁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纲要》，页100）所以，从《实 践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便是一部“为流氓无 产阶级服务”的“痞子认识论”，也即当代中国大陆“斗争哲学的发 展史”，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根据。批《武训 传》，是因为武训这个贫下中农违反毛泽东思想，不搞“造反有 理”。批胡适，是因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 头。批胡风，是因他反对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图腾， 而不是把小册子吹捧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纲领。反右派，是因为他们要 独立思考，要反对“党天下”。批“反冒进”，是因为“冒进”才是 马克思主义。批杨献珍，是因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 一”是修正主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批自己的文化二奶郭沫 若，警告他不要再骂秦始皇；其实郭是秉承第一个“最显著的特 点”，才把史学搞成影射史学的；开始是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才对之 泼妇骂街的。这本是一笔功劳；即便不提，也应该算作一笔旧账让它 烂掉。因为，一旦我们唯一的“无产阶级＝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时， 郭二奶迅即改口称颂“千古一帝”了：“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 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 端。”鹦鹉学舌，已经够意思了，连暴虐无道的殷纣王也给“遵旨” 平反了。谁知我们唯一的”无产阶级＝毛泽东”竟能是一个“老狗不 忘千年食”的算旧账狂！这时，毛已把中国史，在贯彻“最显著的特 点”下，归结为一部“儒法斗争”史了。治史如此，反映现实更是削 足适履。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已矣。我记得看苏联 电影，一个乡下人向列宁寻问农民的真理，列宁说：“你把粮食交出 来！如果不交，我们就消灭你！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真理。”（大意） 斗争哲学的真髓就是“消灭”，包括消灭人的独立思考，消灭真理， 消灭真理的载体（肉体），造成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无任何真理存 在之余地。这就是《实践论》告诉你说的真理。 根本问题不在于《实践论》的基本精神是反科学的，而在于毛泽东根 本就没有打算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真理。他翻云覆雨，三天说 “动”、两天说“西”，你听他那句话？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 真理；充斥于他脑子的是“权力”。张显扬先生在《毛发动文革，生 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一文的结尾说：“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 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 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 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2006年5月号）。 《实践论》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为无产阶级什么服务的？ 为“夺权”。所以它是夺权的“棍子”和“刀子”，这次是要打杀王 明等教条主义者和周恩来等经验主义者。郑振铎《“反右”日记：感 叹毛泽东“阳谋”用得妙》，其中说：“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 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 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 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 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 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 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 之。’”这篇‘取而代之’的夺权斗争哲学，作为棍子、刀子，一路 打杀而来，徒子徒孙们视为传家法宝，爱不释手，连呼：“宝刀！宝 刀！”。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西藏资讯（2009-02-19） 《西藏资讯》 ------------------------------------------------------------ ◆中共军警严密驻守．阿坝局势日益严峻　　　　　　挪威西藏之声 ◆达赖喇嘛强调印藏千年文化关系呼吁关注西藏局势　挪威西藏之声 ◆藏人示威：四川藏区400藏民与警冲突 　　　　　　　《太阳报》 ◆四川藏人示威20人被警方拘留　　　　　　　　　　　　　ＢＢＣ ------------------------------------------------------------ 中共军警严密驻守．阿坝局势日益严峻 （挪威西藏之声2009-02-18报导〕西藏三区民众从去年3月开始展开 反抗中共和平示威活动后，仅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境内就有数十名示威 藏人被枪杀，随后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上百名当地藏人，目前阿坝县 依然处于中共当局的军事管制中，致使当地局势日益严峻。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格德寺境内情况紧急联络小组发言人次 仁引述一份由境内藏人秘密传送印度的信件内容向本台介绍说，目前 西藏安多阿坝县和当地各寺院已处于中共当局的严密军事管控中，任 何人只要拿着手机走在大街上，都会遭到中共军警的盘查，因为，当 局惧怕藏人使用手机拍摄当地局势向外传输。 次仁还表示，因参与去年3月份在阿坝县展开的和平示威活动，被当 局通缉的三名藏人于近期向当局上交高额处罚金后得以获释，其中现 年40多岁的西藏妇女旺姆、现年40多岁的顿阔由于自首，被当局分别 罚款了15,000元中国人民币。而来自阿坝县德格（译音）乡的藏人旺 堆，因没有自首，被罚款五万元中国人民币。这三名藏人近期才得以 获释。 次仁表示，当地藏人都担忧，如果今年3月份西藏民众将再度展开和 平示威活动，中共政府将会动用已经在阿坝县境内秘密装扮成西藏僧 俗民众的便衣军警，把西藏的和平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活动，然后将 栽赃陷害西藏人民。据说在阿坝县境内除了驻扎着来自其他地区最精 锐的特警部队，各主要路口已设立检查站，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阿坝 县城。 次仁还说，西藏安多阿坝县麦日马乡宁玛派寺院南措（译音）寺僧众 于去年3月17日在当地展开示威活动后，寺院纠察师葛桑因遭到中共 军警的残酷毒打，导致肾脏破裂、精神失常而死亡，随后纠察师葛桑 的一名孙子也被迫选择了自尽。此外，南措（译音）寺新任纠察师吾 坚加措、诵经师多杰和南措寺萨英仁波切陆续遭到了中共公安的强行 拘捕，至今未被释放。 达赖喇嘛强调印藏千年文化关系呼吁关注西藏局势 〔挪威西藏之声2009-02-18报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 强调印度与西藏长达上千年的佛教文化关系，呼吁作为藏传佛教上师 的印度关注西藏当前局势，共同保护在中共治藏政策下濒危灭绝的西 藏传统文化与宗教。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上午在郭里嘎顿丹林法会场地地向五千多 名西藏僧俗民众传授了“白度姆长寿灌顶”。灌顶结束后，郭里嘎县 长西日．玛诺其库玛．米纳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印度的像头神 （Ganesh）塑像。地方印藏友好协会会长白里．郭扎进行了发言。 随后在法会现场，还举行了郭里嘎顿丹林西藏难民社区工作总结报告 会。地方主管噶玛森格汇报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西藏流亡政府内政 部代理秘书长欧珠多吉就相关工作事宜作了介绍。 中午12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表演说时，向与会的地方 印度官员和印藏友协成员及印度民众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表示，印 度与西藏之间有着上千年的特殊关系，这不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 而是宗教和文化上的一种上师与弟子间的关系。 达赖喇嘛呼吁印度各界关注西藏局势，并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达 赖喇嘛说：“来源于印度的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如今在中共的治藏 政策下濒危灭绝。因此，西藏问题自然也成为印度的问题，印度作为 西藏的上师在弟子遇难时，有责任进行关心。” 达赖喇嘛表示，藏人特性来自于佛教，虽然藏人中也有信仰回教和基 督教者，但90%以上的藏人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人走到世界哪个角 落，都与代表藏人特性的佛教息息相连，因此，所有佛教徒，特别是 藏人要致力于做一名21世纪的佛教徒，即拥有丰富佛教知识的同时， 还拥有现代科学知识。达赖喇嘛说，首先认识和领悟佛法教义，然后 正式皈依佛教，同时具备现代知识，才是真正的21世纪佛教徒。 在有关藏中关系方面，达赖喇嘛表示，他所提倡的“中间道路”不是 争取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国范围内寻求对藏中双方都有利、同时能保 护西藏独特宗教与文化的高度自治。 达赖喇嘛说：“从80年代末期开始到今天，中国政府持续加大打压西 藏境内藏人和中国民运人士及异议人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倡的 ‘和谐社会’不是靠武力建立起来，而是要顾及长远利益，靠对话、 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来建立。” 达赖喇嘛引述从2002年9月到去年10月间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共计八次 会谈，强调仍有强烈的意愿与中方继续对话，并期待通过对话能实质 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表示，自去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撰写了 共计300多篇文章，同声谴责中共对西藏镇压措施。此外，去年以 来，约60名来自日本、澳洲、美国和欧洲等国的华人到印度表达对西 藏局势的关注和对“中间道路”的支持。达赖喇嘛强调，由于中共政 府善于说谎，因此他曾多次说过，对中共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淡薄，但 对中国民众却是信心十足。 达赖喇嘛最后表示，从目前西藏的局势来看，境内藏人如同被中共判 了死刑。但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印度都非常支持藏人的自由斗争，因 此希望境内外所有藏人不要失去信心，而要坚信西藏问题最终会获得 解决。 达赖喇嘛今天下午在郭里嘎顿丹林西藏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明天 （19日）将前往麦索城市继续展开访问。 藏人示威：四川藏区400藏民与警冲突 〔《太阳报》2009-02-19报导〕西藏“3．14”严重打砸抢烧事件一 周年前夕，四川理塘县爆发大规模藏民示威，盛传最多有400人上 街，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示威者声称被警方殴伤。事后当地气氛 紧张，目前几近全城宵禁，到处都有武警站岗。 综合美联社、法新社等外电报导，根据藏独组织“自由西藏”及“西 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消息，周日开始，位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 塘县，接连有藏人示威。 最先由一名喇嘛发起，他于市场高呼口号，支持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 回国。不久愈来愈多民众加入示威，引起警方紧张，赶忙派人阻止。 消息指出，有示威者遭警方以警棍、枪托暴打。 翌日于同一地点，再有近400人参与示威，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消 息指多名示威者被打伤，最少24人被捕。事后大批武警进驻，实施犹 如“封城”措施，全城交通、经济停顿。 另有境外网站披露，西藏安多阿坝县及多家寺院，近日遭严密监控， 当局担心有藏人以手机公开当地情况，又严查于路上持手机人士。 四川藏人示威20人被警方拘留 〔ＢＢＣ报导〕中国警方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逮捕了至少20 名因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而举行抗议示威的藏民。 据总部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星期三（18日）引用未透露姓名的 消息来源称，事件最初是在星期天（15日）由一名喇嘛在当地的市场 举行独自的抗议活动，呼吁允许达赖喇嘛重返西藏。 其后又有一些人加入了示威活动，并遭到了员警用枪托和棍棒的暴 打。 但在星期一（16日）该地区爆发了大约有300人参加的抗议活动，导 致与员警的进一步冲突。 “自由西藏”说有24人被逮捕，而总部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 心”说已知有23人被捕。 据信，目前当地的店铺已经关门，街上的交通几乎停滞，武警部队已 经进驻当地，并在街道上巡逻。 与此同时，海外流亡的藏人在纽约以及印度等分别举行了对理塘民众 示威活动的支持和声援活动。 此次抗议事件发生在西藏起义以及达赖喇嘛流亡印度50周年的前夕， 因此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西藏流亡政府说，在去年的西藏“3．14”事件中有200多藏人在当局 的镇压中被杀，大约1,000人受伤。但官方新华社的报导说，拉萨的 死亡人数为22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惩恶就是行善，驱邪就是卫道 东海老人 有人举出耶稣的“圣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爱敌人”，“恨你 们的，你们要待他们好！”“诅咒你们的，你们要为他们祝福！” “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送给他们。”……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基 督教的博爱精神。而儒家主张以直报怨，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大复仇 （大是推崇之意），是爱心不足的表现，甚至认为这是戾气，与基督 教相比大大逊色，与墨子的兼爱说相比也颇为不及。 此谬论也。 爱，是所有宗教和具有一定宗教精神的、或文明度较高的学说的共同 主题，即使是邪教邪说，也很少正面、公开宣传“恨”的。但“爱” 如何体现，能否体现，可行性高低，“爱”得义不义，却因教派学派 之不同而异。 关于儒家仁爱与墨子兼爱之不同及两种“爱”利弊，我在《谁知墨子 不知义，岂有杨家愿拔毛？》、《当代利己主义批判》等诸文中早已 论透，不赘。这里仅指出，儒家以直报怨、大复仇的主张，不仅不违 仁爱，而且正是仁爱之心、浩然之气的体现。抑恶就是倡善、制恶就 是行善、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和维护。同时，对罪恶加以警告、阻 止和惩罚，对恶人本身也是一种警戒和救度。 佛教也有破邪显正、止恶扬善、威严不碍慈悲的说法。《涅槃经．长 寿品》佛言：毁谤佛法者及断尽善根的极恶之人“一阐提”，杀生、 邪见、故意犯戒者，“我于是等，悉生悲心，同于子想，如罗睺 罗。”（罗睺罗，是佛陀在家时的儿子），这充分体现了佛陀清净圆 满广大无量、离一切分别执着的大慈悲心。 然而，接下去佛陀要求僧俗四众护持正法，要用驱遣、呵责、举罪等 种种生善灭恶之作法降伏谤法犯戒者，其目的是“为欲示诸行恶之人 有果报故。”迦叶菩萨质疑：如果佛陀惩治毁禁者，就非等视众生 了，佛陀的回答是，只要本着化度之心惩治毁禁者，即是“修平等 心”。 关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公羊》认为，君臣“义合”，父子“天 属”，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义”就自动消失，就可复仇。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 但是，请注意：这是“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公羊传》曰：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反言之，父亲犯罪该杀，子不得复 仇。《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 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 《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调人，掌司法之官。凡为正义而杀人者， 死者亲友不得报复，不然要被处死。可见儒家对复仇是有严格限制、 有突出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其标准是正义与非正义。（详见东海《大 复仇论》。） 东海说过：“胆敢欺辱东海亲人者，不妨回顾一下林樟旺案，以免自 误！”（当然，这里的欺辱指有实际行动、造成了实际伤害的人身欺 辱。）有人认为这是威胁恐吓，是气量欠大，甚至是戾气。理解仁学 者会明白，东海这种明确的表态，强调了我维护亲人的决心，正是仁 爱所致，这种仁爱，不仅针对亲人，同时也指向“胆敢欺辱东海亲人 者”。 耶稣的“圣训”非大错，但大偏。对于私仇私怨小仇小怨，虽不妨以 德报怨（也不能一概而论），但公敌大敌和公仇大仇，则必须以直相 报。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送给他们”的宗旨，真正全面 贯彻落实起来，世法被破坏，世界就乱套了。那无异于对恶的纵容、 对恨和鼓励、对善的亵渎，那才是心不平等不仁爱不智慧，所谓妇人 之仁是也。──这里且不论这种“爱”法不合常情常理、可行性很 低，且不论古今基督教会及广大基督徒对“爱敌人”这一宗旨贯彻程 度如何，耶稣本人以身作则地落实与否，更不论耶稣言论常有自相矛 盾处。（2009-02-1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共应该向农村户口发放金钱或消费券 林保华 为打救金融海啸所造成的经济不景，“扩大内需”似乎成为万应灵 丹。因此除了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就是提升民众的消费力。后者因 为台湾发放消费券而在中国引发争论。显然，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的 确可以提升消费能力，然而，这是寅吃卯粮，羊毛出在羊身上，债留 子孙。因此暂时救急可以，当作万应灵丹，恐怕就有饮鸩止渴的风险 了。台湾副总统萧万长也说，这象兴奋剂，不可长期服用。 还有引起争论的是，发钱还是发券合适？到底发给哪些人合适？在我 看来，发钱比发券合适，因为在财政经济困难的时候，发券还需要许 多行政费用，虽然发券可以强迫你立刻消费。但是对穷人来说，在没 有钱的情况下，发钱就是雪中送炭，根本不可能存起来；对富人来 说，消费券对他们影响不大，如果非用不可，可以把本来要花的钱， 先拿消费券来使用，一样等于存款。而印刷消费券过程中，也可能产 生因为没有编号而多印的舞弊问题。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消费券或金钱，应该发给谁才符合公平正义 的原则，并且真正能够刺激消费？台湾是有户口就给，固然不完全是 雪中送炭，但是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也可以避免划定谁应该给，谁不 应该给时，产生弊端。 中国的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从形式来说，有叫消费券，有 叫旅游券，只是消费范围的不同，一样起着变相货币的功能。而已经 发放的地区有杭州、成都、深圳、南京等大城市，广州也表示有兴 趣。但我觉得发放地区很有问题。 虽然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发放范围，哪些人可以拿到，但是这几个城市 都是中国相当繁荣的城市，城市（包括近郊农民）的消费能力本来就 比较高，在这些城市发放消费券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 送炭”，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甚至还有图利自己与家人的嫌 疑。张维迎教授主张发放外汇储备给每个人，中国政府从“金融安 全”与“虚荣心”出发，也很难同意，虽然人人有份比较公平。 我认为比较简单，又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就是发放金钱或消费券 给农村户口。 我们知道，中共所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消灭三大差别”，也就是 消灭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但是自毛泽东以 还的中共领导人，除了胡耀邦与赵紫阳稍好一点外，差不多都是骗 子，对农民有许多亏欠。首先不准随便迁移，尤其是不准“农转非” 的户口制度就是把中国农民绑成中世纪的农奴；在政策上不是消灭三 大差别，而是扩大三大差别，即使改革开放，也以拆迁为名剥夺农民 的生存根基。因此只发给农村户口，是表达一下60年来共产党对不起 农民的认错态度，也是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30年应 有成果的小小补偿。至于城镇户口是否在发放范围内，近年来从农村 迁移出来的户口又怎么办，可以研究斟酌。 中国的农民太苦了，即使成为农民工，因为这场金融海啸而至少有几 千万的农民工失业而陷于彷徨的境地，他们最需要这笔钱。而“内 需”刺激不起来，也是因为只靠贪官污吏的消费，例如今年还很红火 的春节消费，还是不够的，要几亿农民出来消费，才是真正的扩大内 需。 如果中共各级领导人有反对这样做的，就把他们送到农村，尤其是当 年最穷的革命根据地，以“小小老百姓”身分去体验生活，彻底改造 他们的思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9-02-18；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价值观新闻战 费良勇 2008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宣部 长刘云山宣扬：“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 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 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纳粹宣传家戈贝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 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刘云山和戈贝尔异曲同工，都是要借助垄断媒 体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钳制。 在中国国内，中共几乎掌控了全部媒体。中国媒体基本上都是中共的 喉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共在海外的宣传攻势也越来 越强。中共花费人民的巨额血汗收买、资助和兴办了许多华文媒体。 如今，中共将耗费更多人民膏血，让中共媒体“走出去”。中共计划 逐步建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宣格局，“准确”树立中国海 外形象。中共央视要增设阿拉伯语和俄语频道，新华社拟办24小时英 文新闻电视台，做中国的ＣＮＮ（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还要把ＣＣＴＶ办成中国的半岛电视台。其实，中共的海 外宣传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把需要向人民灌输的信息 “出口转内销”，大大优化宣传效果。 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历史来看，刘云山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对世 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传播力，而是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先进 文化。专制舆论宣传能在一定时期蒙蔽和误导一部分人，但不能蒙蔽 所有人，也不可能长期蒙蔽人。专制的垄断宣传常常还必须借助于暴 力压制才能真正奏效。纳粹宣传曾经左右了整个德国，也影响了世 界。共产党的宣传远远超过纳粹。然而纳粹早已完蛋；苏联和东欧共 产专制集团也已解体。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中共能借助于强 势宣传和暴力压制长期维持一党专制吗? ＣＮＮ和半岛电视台能成为影响巨大的世界主流媒体，最根本的原因 是具有自主权，能坚持新闻自由原则。中国的媒体没有自主权，不能 坚持新闻自由原则，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必然僵化片面。在自由社会 生活、具有独立思维的人们，能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灌输 吗？当然，在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等方面，中共的强势宣传还是会产 生相当大的影响。 中共曾长期否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如今虽然签署了联合国的 两个人权公约，并把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中国的人权保障还 停留在纸上，从来没有兑现。那么中共所宣称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显 然不是人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不是传统的孔孟之道价值观，例如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更不是所谓的共产主 义世界观，老一套的斗争哲学：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忠 于党忠于领袖、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无条件做党的驯 服工具和螺丝钉、为人民服务。那么是不是什么四个坚持、三个代 表，或者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八荣八耻、“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也不是。中共的价值观是“权力就是一切的实用主 义”，没有任何道德和价值的底线。从根本上扼杀人性，其宗旨就是 奴化人民，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中共将这套价值观推向全球，必然 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发生冲突。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究也 不会获得成功。 2008年12月24日逝世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 突》中指出，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的分 歧，而是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而造成。他的观点引起 世界范围内的激烈论争。毫无疑问，中共的价值观同自由民主人权的 普世价值观有天壤之别。中共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之争有可能爆发激 烈的“新闻战争”。作为从共产铁幕中逃出的过来人，我们将站在民 主人权价值的立场上，迎接这场决战。 （费良勇：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2009-02-07写于纽伦堡）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与中国（之06a） 子牧 ────────────────────────────── 目录： ────────────────────────────── 　一、社会“精英”的“妥协”，确立政治权力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 　二、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 　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东方再现──中国的“89”民运 　四、共产党的两次“洗牌”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上） 　　　１、不是“君权神授”，没有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之“理”。 　五、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专制政权（下） 　　　２、又不是“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 　　　３、其统治的“支配形式”，丧失最起码的 　　　　　让人民自愿服从之成分。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2）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3） 　七、当代中国已经由专制异化为国家黑社会 　　　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变异 　　　２、邓小平制造的“6．4”屠杀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自 　　　　　私、残暴的。 　　　３、“6．4”中止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４、“6．4”开创了当代中国谎言之最。 　　　５、“6．4”使中国全面恢复并加强： 　　　　　“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共权力”高度私有制。 　　　６、“6．4”使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权力经济”， 　　　　　而不是“市场经济”。 　　　７、中国走向了政治权力私有制、权力经济的 　　　　　国家黑社会专制道路。 　八、抢夺霸占国家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罪。 　九、实现民主──本质是确立国家权力为公共权力。 　十、民主制的建立与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认识论无关。 十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与人民为敌。 十二、“两个任务”与“向宪政政府交班”。 注释 ────────────────────────────── ────────────────────────────── 六、“东西方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文化（3之1） ────────────────────────────── 在探索实现中国民主政制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东西方”的“差异” 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专制者过去以“必须一边倒”〔42〕的、“意 识形态”的“不同”来阻止民主；现在又以“国情不同”、“文化不 同”、“不能照搬”的“差异”来拒绝民主。 专制者的奇谈谬论在另外章节已经论述，其中主要就是利用“文化的 ‘差异’”来掩饰阻碍民主，与社会上流行的“文化的差异”概念不 谋而合。这是一种谈论最多和运用最广的概念误判：把“东西方的差 异”说成是“文化的差异”，并认为“文化的差异”滞后中国的民主 进程。而实际上，所运用的“文化的差异”这个概念，并不是“文 化”，是讲了“政治”。 这种通行的观点曾经认为，东西方的“差异”是文化的差异，造成中 国闭关自封，缺少民主精神、缺少科学精神，以至也没造就出一个中 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 还认为，这当中，儒家文化窒息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造就不出民 族的进取精神、国家的法治秩序、文化的更新机制，它在走向衰落之 中，这也是一种封闭的“内陆文化”，区别于进取的“海洋文化”。 在此“文化”基础上，还有一种“亚洲的价值”论，包裹着“价值” 的名词蛊惑人，认为“东、西方文化价值的不同，因此实施民主的方 式不同”〔31〕，认为西方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东方人却注重 团体行动，要先发展经济，后搞民主，以为可以操纵人、控制人。 现在，又有一种流行的“轻松”观点认为，“中美”（“中国大陆和 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差异”，只是“民选”还是“不民选” 国家领导人的区别。这种幼稚的观点只是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专 政”时代的青年们的所想，因为他们也不看一看、读一读“官方”的 《求实》杂志、《人民日报》上的“领导”们、“仲祖文”等“有来 头”的文章，是如何说的。“官方”的观点说得很明白，“我国与西 方国家是本质不同的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法治道路”〔72〕岂只是 “民选”与“不民选”的差异？ 对于上述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以下分析。首先应分清以下概 念： Ａ、“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君主专制者”，这 　　两个概念应分清楚；“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同于“君主专制者” 　　的影响，不应把“君主专制者”的影响当作“传统文化”的影 　　响，应加以区别。 　　“民选”与“不民选”，只是“国家领导人”当选的形式，本质 　　又是什么？ Ｂ、“文化”与“价值观”是不同的政治学概念；“文化”与“价值 　　观”是“包含”的关系，还是“重叠（重合）”的关系？ 　　本文认为，“价值观”是独立的范畴体系，与“文化”只存在有 　　“重叠”的关系。 Ｃ、“价值观”有“多元”，还是只是“一元化”的？ 当今人们在谈论“广义文化”、“大文化”时，又把“制度”、“价 值观念”，加入进文化的“复合结构”。认为，“文化结构无论分几 个层次，其核心问题都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 的文化长期发展而积淀的结果；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最根本在于价 值观念的差异。”。 共产党过去是只讲“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四卷合订本，p.1360），不讲“价值观”的， 现在也迎合着讲“不同的价值”了 由此而来，又认为“有多种价值观”；使主张“多元文化”的结果， 变成了“多元价值”，又凸显出一种新的混乱。这种混乱的表象是： “党文化”也大讲“价值”观念，大讲“社会主义民主”，使人们分 不清楚大陆的“价值”观念、“民主”，与美国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形成一种浑浑噩噩的群体意识，认为，大陆“社会已经进步了”，所 以就只剩下是“民选”与“不民选”领导人的区别了，而且这是“慢 慢来”的问题，“搞不搞不影响经济”，还有“更多的事比民主还重 要”。如此，民主又被实际上否定了，专制又“精致化”地获得苟延 喘息的机会。新加坡李光耀先生认为“6．4”邓小平不镇压，就不会 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正是来自这种谬误逻辑。 如果人类没有“政治共同的东西”，那么人类社会必然是混乱而无法 存在。因为，如何解释人相同的“政治”性质（如“人人生而平等” 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正确与否”拿什么“道理”做评判？依据什 么来判定？ 所以，本文一般所讲的“价值观”，就是人类“政治共同的东西”， 即指“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又称作“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取 向”，是来自于人的“政治本性”──“天赋人权”──“天赋理 性”。 由于是“人本性”的，是“天赋”予人的，所以是“人类共同” 的、人人都相同的、人人都可以具有的（包括“专制者”），所 以，才能形成“人类社会”。而作为现实情况的不同、因人而异的不 同，原因是由于其人的“人本性”被压抑、扭曲、变态了，或实施对 象、范围的不同（如专制者对家人与人民不一样），是分别对待他 人，或表明他们是分别处在专制与民主的不同状态下（专制社会下的 人，与民主制社会的人，心态不一样），或作为专制者与作为公民的 不同“地位”（如有了权力专横跋扈，没有权力则很谦卑）。总之， 是这种“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被“压抑”、“隐没”，没有表现 出来，这正是下面需耍分析的“差异”原因。 所以说，文化是“多元”的，价值观只是“一元（化）”的。“政治 学”则是属于这个“一元（化）”的价值观范畴。否则就成了“多元 文化、多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就不能成为人类的共同 价值取向，人类也没有了“共同的文明”，也没有了共同的公平与正 义的评判依据。对此概念的一切混淆，只会有利于专制的统治和对民 主的阻碍。 如果说有多种“价值观”，那么，它们绝对不会是“人本性”的，而 只是认识论范畴的“认识”、“信仰”、“道德”等的概念，学术上 是属于社会学。 我们主张“多元文化”，包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本质核心在于： “启示”对“人类共同基本价值观”的“觉醒”、“认识”和“恢 复”。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中，总会有某种的“文化” 和“信仰”传播“启示”。 总之，究竟那些东西是“东西方的差异”？那些不是的当成“是”， 是的又被掩盖？正确认识东西方的差异，才能引导中国社会进步。 “东西方”的“差异”不是文化，不仅仅是“民选”与“不民选”的 形式。 是“差异”在没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也就是还没有认识到 人自身的这种“政治”本性──天赋的人权，并形成为人们外在的社 会“常识”（“支援意识”），以至不能以此价值观分析人自身及人 类社会。没有认识到“人”之所以成为“类”，这种政治社会的“政 治权力起源”的原理；即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以 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权力性质的不同，组成结构的不同，一系列的 法律不同，及社会政治制度根本的不同，最后又反映在价值观的不 同。 对此，李慎之先生在1989年1月时，已经有过准确客观的分析论述，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日本 《现代政治学丛书》序言，经济出版社出版）；说明，中国文化是缺 少一块“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以至不能建立“宪政政府”。 著名学者柏杨先生说，中国的文化是“政治文化、马屁文化”（《神 州》电视系列片第七集），一切都强调“政治化”；这里的“政治” 概念，是认识论范畴的，是社会学的概念。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化非 常讲政治，但都是讲权术的权力之争，这个“政治”即是“专制”， 应该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 而这种“政治文化、马屁文化”正是“君主专制者”的个人影响，所 造成的“君主文化”（“史官文化”）；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仅只能证明是君主利用了“传统文化”。这也 仅只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重叠”（重合；〔15〕的一小部 分。 另一方面，说明这是以认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并不是以价值观来看 待；因为以价值观来分析，中国文化正缺少人“本性”的“政治”， 中国文化又恰恰不是“政治文化”；应该这样来理解。 西方的“政治”是人权的价值观范畴概念，而一般所说的“政治”是 “权力”（争权夺利、权术、阴谋、统治等）的认识论范畴概念。这 正是“政治”存在的“价值观”与“认识论”，两个范畴的不同概 念。从学科分类：“价值观”的“政治”是属于“政治学”，“认识 论”的“政治”是属于“社会学”。所以，中国至今没有“官方”的 “政治学”〔40〕，没有“政治学”也就是没有“民主”。反映出社 会也是没有“理性”的“常识”，作为人的“支援意识”；人们“人 本性”的“支援意识”已经被抑制，其“支援意识”是来自“党文 化”的灌输。这在前面篇章中已有论述。 文化是属于认识论，东西方存在文化差异正说明认识论的“多元 化”，文化的多元是好事，也需要强调文化的多元。分析证明，文化 与民主的产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认识论范畴的“文化”与价值观 范畴的“政治”、“民主”没有因果逻辑关系，它们不是一个范畴的 关系。 所以，东西方（影响民主进程）的“差异”不是文化，不在于儒家思 想，而是“差异”在“价值观”的不同，缺少“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 治学”。 进而言之，中国文化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也就是“差 异”在，只有认识论的“政治”，没有价值观的“政治”；换句话 说：是以认识论分析人自身及人类社会、还是以价值观分析人自身及 人类社会？ 再具体而言，是没有关于人的“本性”──“人权”的概念，这包括 如何“正确理解”关于“政治”、“人权”，即“自由、平等、博 爱”、“理性”、“自然状态”、“自然法”、“政治权力”、“政 治社会”、“公共权力”、“民主”、“法”、“法治”等一系列价 值观的概念，这“一系列价值观的概念”，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文明。 凡不是以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分析人自身及人类社会，不能称之 为现代“政治”与“政治学”。 “价值观”的不同，即没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人就处在非 正常状况下，社会就处在非正常状态下。这就是社会的公共政治权 力，成为私有的所属性后，人从“政治的动物”变为“经济的动物” （包括时下的“经济人”、“和谐人”等提法，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 “政治本性”〔15〕）、没有“人权”的状态，显露出国家黑社会的 一切奴役的丑陋痕迹。 社会失去了“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人类社会也就没有“评判” 的“共同基础和依据”。再拿什么判断正确与否？依据什么评判公平 与正义？ 这种“正确理解”的意思，仅只能表达出在认识论上进行的“正确认 识”评判；本质上在于自己（每个人）是否意识（认识）到作为人的 本性是什么。只要意识到了，你（每个人）自然会产生（恢复、显 现）属于自己的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在认识论范畴称作“正 确认识”评判），以及用这种价值观来思考上述那些关于人权……等 价值观范畴的问题。 而作为“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本身就是人共同的正确思想的源 泉，用“价值观来思考”有关政治问题，也就是“正确理解”和“正 确认识”了，是不再需要进行评判正确与否的。 上述概念的是否“意识到”，是人思维的“支援意识”，来自“天赋 人权”的“启示”（早期基督教所说的“天赐恩宠”〔Gnadengabe, the gift of grace〕）；一般而言，就是“吸取人类的共同文 明”。如果要“坚持”什么“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坚持“听党指挥”……；那么，就必然扼杀了这些人本性的 “支援意识”的来源。所以说，这些强迫人“坚持”的“认识论”思 想，是反人类的。 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一个“认识到人本性的普通人”，就是一个 “自由人”。能够认识到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的起源，及其公共的 性质，以及对这种公权力进行制衡、监督、运作的特定组成结构形 式；产生对社会“政府（统治权）”的当然不信任和怀疑的思辨。认 为政府只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而不是权威（或马列主义称为的 “有组织的暴力”、“专政机器”）。自然会看到“东西方”的一系 列“差异”，是这些价值观范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文化”或者仅 仅只是“民选与不民选”的问题。 如果人“不自由”，就出在上述问题，归结为社会公共政治权力、公 共利益被占为私有。 “文化”是属于认识论，“民选”又只是认识论中的“形式”，不能 再寓意出“价值观”的“政治”概念，也自然不能区分出“东西方” 的本质“差异”。 如果看不到、或不能“正确理解”东西方（影响民主进程）的“差 异”，在于人处在非正常的状况下，也就是人自已的人本性（价值 观）已经隐没或扭曲，不是“自由人”；而这正是由于社会公共权力 和公共利益被霸占的原因。 至于“亚洲的价值”论，语言上用了“价值”的名词，实际按政治学 概念来分析，是“文化”与“价值”的混淆，本质上是否定人的政治 性质（天赋予人的本来性质──人权）。也就是否定人类所具有“共 同基本价值观”（“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否定人共同的本性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价值。也就使人失去人权的平 等“地位”，人就可以随意地被别人“操纵”支配，以至被别人当然 地“领导”和“带领”，被迫受制于它人的“政治权力”。人就从 “人权”平等的“政治动物”，沦为与自然界同等的“经济动物”， 处于“弱肉强食”的“生存权”状态。不需要“人权”，只需要“大 救星”、“总设计师”来施舍“生存权”，带来“经济腾飞”。最 终，也就否定了人本性的需求──民主，否定了人的价值和地位；新 加坡李光耀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这种“理论”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所造成的。 “文化是多元的，价值只是一元化的”，某种文化中，有无“基本价 值”，是政治学的概念。用文化的差异，掩盖了价值观的“差异” ──没有“人类同同的基本价值观”。用多种“价值”，混淆了人本 性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基本价值。 对于此问题，其它篇章已经论述，本章不再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人们已经所用的相关词语来划分，“价值”有 “价值观范畴”的与“认识论范畴”的两大概念；有“政治学”与 “社会学”的不同区别。“价值观范畴”的“价值”是人本性的、人 类共同的、人人平等具有的天赋“性质”，不会发展变化；但需要 “启示”才能“自我认识”到，是人一切“政治”的正确思想的源 泉。同时，也才会和相对应的“认识论共性”发生“重叠”（重合， 〔15〕），又是“认识论共性”形成的“人本性”原因。一般所讲的 “价值”，仅只是一些认识论的“道德”、“信仰”等等，不是人本 身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理性”，不是人人都具有的，与“人本性的价 值”根本不同，这是应该区分的政治学概念。 “民选”仅仅只是形式，“差异”在没有用“公共权力”来确立和保 障“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所以仍是价值观的根本问题。而如 果只关注到“民选”的形式，误把“形式”当“本质”，其危害是会 引入到“好人政府与坏人政府”判断的认识论的歧途，掩盖民主制的 公共政治权力本质。没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保障，最后就 使“民选”成为混乱和空谈。 总而言之，“东西方（影响民主进程）的差异”是“价值观”不是 “文化”；而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又具体“差异”在没有“现代 意义的政治和政治学”（李慎之先生定义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现代意义 的政治和政治学”？以至不能走向民主？ １、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的本质及原因 如何能“意识（认识）到作为人的本性是什么”、成为“一个正常的 人”（普通的人）？ 需要“理性”的“支援意识”、“范示”和“权威”；而这又需要得 到“启示”来“激活”（觉醒、认识）人自身的“本性”。需要社会 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法治”确立，并成为人们的“常识”。 “启示”来自“天赋人权”和“吸取人类的共同文明”（教育）。 中国人的“权威”甚多，但是却没有把“理性”──“自由、平等、 博爱”作为“权威”（“常识”──“天赐恩宠”），并又以此作为 思维（认识）、“认识你自己”（“发现”、“觉醒”、“激活”人 的“本性”）的“支援意识”和“范示”。 如果不能认识到人自身的“本性”，成为一个“正常人”，也就不会 产生出“价值观”、“理性”。并再以“价值观”、“理性”来分析 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价值、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产生出政治学（现代 政治学）。以及认识到“应当如此”：实现、恢复人类社会存在的本 质──公共政治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民主制。 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正是没有认识到公共政治权力的民主，是 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质，是“应当如此”的人本性的需求；认为“国情 不同”，可有可无。 东西方的文化有差异，但依政治学对历史的分析证明，影响中国政治 制度进步的逻辑原因不是“儒家文化”，这也不是与西方的“差 异”；“儒家思想”不是“旧伦理道德”，“孔家店”也不是“封建 主义”，也不代表专制。 而是统治者个人的思想及其作为的原因。即“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 皇帝总揽一切大权，专横独断”（陈振江先生：《简明中国近代史》 统一书号：11072．132，p.2）。形成“神权”与“俗权”的高度紧 密结合。清代乾隆皇帝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 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转引同前《高宗纯皇帝实 录》，p.223） 所以，在“神权”、“俗权”合一的集权君主制下，不能够再形成 “二元权力结构”的分权“范示”影响，以及形成“自由主义”（对 自己人本性的认识）的“支援意识”，和“理性权威”（常识），因 而产生不出现代政治和政治学。 “现代政治和政治学”，讲述探究“政治权力的起源”、讲究其“性 质”、是“公共”还是“私有”，讲究“权力制衡”，以及如何以人 权平等的原则获得。对比西方“现代政治和政治学”产生的历史演变 过程，中西双方的“差异”正出在这里。 这从政治学来说大概分三个历史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前为一个历史 时期（春秋及前历史时期还可划），这是“自然社会”的历史时期。 1911年到1949年为第二个历史时期，为民主制的建立，“社会本质” 的恢复，所出现的“松散、软弱”期。1949年至今为第三个历史时 期，为异化的新极权专制期。。 我们先浏览一下世界历史背景，作一个横向比较。 古希腊的政治学，是公认的西方政治学的渊源，而英国又是一个新生 源泉地。最早，亨利一世在十世纪的1100年加冕时颁布的《自由宪 章》（《Charter of Liberties》），11世纪的1215年6月15日（中 国南宋嘉定八年），由英国国王与贵族们签订的《大宪章》 （《Great Charter》），反映了限制王权、给予教会及贵族一定的 权利；即在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后，最早具有国家“政治权力”的“公 共”性，及“法”治、“人权”自由的理念。也是最早产生国家政治 权力的“支配”合理性之说，如应当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之成 分、让被统治者认可的社会学理念。 古希腊政治学的传播，得益于基督教并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也就形 成英国教会对国王的影响。在欧洲还在大半个中世纪内，神学家们就 认为“限制王权是好事”，“这是遍欧洲如火如荼的教会与国家的斗 争的一部分”（参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p.170）。费尔默（罗 伯特．费尔默爵士；又译为菲尔麦〔Sir Robert Filmer，1599～ 1653），英国思想家，属于神授权说派中顶极端的人物。）说：“阴 险狡猾的经院学者们，定要把国王猛贬到教皇的下位，认为最稳妥的 手段莫过于将臣民抬举到国王之上，好让教皇权代替王权。”。他引 征神学家贝拉民（Bellarmine）的话，贝拉民讲俗权是由人授给的 （即是说，非由神授给的），“只要臣民不把它授给国君，这权力就 在臣民中间”。依费尔默说，这一来贝拉民“让神成了一个民主阶层 的一手创造者”（参同上，p.170），“政治权力基于人民的‘同 意’和‘选择’而产生”就顺理成章，从费尔默的理论进行逆向推 理，反倒证明了这一真理。 实际上形成一种教会与“国家”（国王、皇帝）的二元化的权力体 系。并且人们的思想能够不受王权约束，而是受宗教影响，能够认 识到王权是“俗权”，是由每个人授给的公共权力，那么，后人就 可推理出：“不经人民的‘同意’和‘选择’，任何人也别想霸占 公共权力”。这对强调个人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学的存 在和发展是有益的。这个时期英国出现许多思想家，如伯拉克敦 （Henry de Bracton，？～1268，英国法学家）主张法律至上，福 特斯库（John Fortescue，1394～1476，英国法学家）主张君主立 宪，反对君主专制。 “公元12、13世纪里，人们对于亚里斯多德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认 识，在正统教义的范围内，亚里斯多德越来越多地被公认为最高权 威”；“经院哲学家都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 理”。（同前，《天主教哲学、经院哲学的成长》，p.601） 13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繁荣的顶峰，由托马斯．阿奎那（集中世 纪经院哲学之大成者，意大利人，1225～1274）在基督教神学中给 理性以一席之地，他把亚里斯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从 而结束700多年中世纪的盲目信仰。托马斯．阿奎那这样讲：“神 学可能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是借它来把自己的 义理讲得更清楚些。因为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它科学来，而是凭 启示直接从上帝来，所以，它不是把其它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 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女仆来使用.”（《神学大 全》，第一集笫一部第一题第五条）。“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 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性质”──“自由、平等、博爱”── “本性”的“重新发现”和“觉醒”。 这表明了“政治学”的“原理”就是人“本性”的“性质”，是来自 人自己的“性质”──“自由、平等、博爱”〔15〕；表明了人的认 识思维有两个方面：以价值观进行思维与以认识论进行思维，及其思 维正确与否的最后评判是依据什么？是否来自“本性”的“价值 观”、还是其它的什么“指导思想”或“坚持”的“认识论”？ 从学术上来划分就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也是亚里斯多 德关于“政治学”是最高科学的概念，即人类共同基本价值观的概念 （而现在一般的“政治学”概念，已不是此义，是属于社会学的认识 论概念）。 由此奠定并表明了，基督教神学具有以价值观进行政治思维的哲学方 法： Ａ、“神学的原理”是基于“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之 　　上，“价值观”是神学原理本质的“常识（自由、平等、博 　　爱）”和源泉； Ｂ、这种“价值观”是人对自身“本性（性质）”的觉醒和恢复（认 　　识），是来自“启示”（即：“天赐恩宠”、“神圣的天赋”、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 Ｃ、神学能够以“理性”看问题（包括“价值观范畴”与“认识论范 　　畴”的问题），即“凭启示（先觉者发现的：人的价值观──人 　　本性）”确立自己的义理，分析解释人和人类社会；这就为“理 　　性”地认识和解决、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运动，确立了正确 　　的思路，由此，神学奠定了宗教政治学的产生，宗教政治学又影 　　响和促进“政治学（现代政治学）”的产生。 宗教政治学的传播就促使“政治学（现代政治学）”的的传播，基督 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爱”的“信仰”的传播，就促进“自 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传播。 这个结论明显地从托马斯的神学著作的论述中得到证实；他本质性的 指出：“人制定的每一宗法律，有几成出于自然法，便恰带有几成法 律性质。但是它若在哪一点上与自然法抵触，它立即不成其为法律； 那纯粹是对法律的歪曲。”（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p.176）；“自然法”就是人“本性”的“理性”。显示出基督教神 学与宗教政治学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人从由于得到“上帝的启示”， 实际就是人觉醒到、并能够以自身本性的“价值观”进行认识“政 治”的“理性”方法。 由此产生出这种对人类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从包括诸如“限制王 权”、“对政府持天然的不信任”、“国家只是人民的工具”等，到 政治权力是基于每个人的同意和选择而产生，这种人类社会政治权力 合法起源的自由主义理念。 这种自由主义理念也必然扩散到社会上；这些思想理念正是在他神学 论述中主张的“教会权力至高无上”、“教权高于王权”的影响下的 结果；虽然阿奎那主张君主制，但君主的权力是在教会之下，只是 “俗权”并非“神权”，除受“神”的思想约束外，还受到教会“神 权”的制衡，实际上，“君主”受到了“理性”的约束，总要讲其 “‘支配权力’凭什么”，无形之中给予了人们思辨的条件和自由的 空间。 无疑，“限制王权”等的政治（人权）思辨的“支援意识”和“理性 权威”，以及思辨后的结果──权力结构──“议会”（如英国议会 就形成于13世纪）、“分权”、“契约”等的“范示”，奠定了现代 政治学产生的基础；教会与国家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又变为“议会” 与国王的二元化的权力体系。 这反映出：在英国（及荷兰）已经形成由基督教的“天赐恩宠”（卡 理斯玛）的权威“启示”，带来“价值观”的“理性”思维，带来社 会的“自由主义”常识，形成人们的“支援意识”、“范示”和“卡 理斯玛的理性权威”，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已经产生在“宗教改革”之 前。 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内容中很多来源于希腊哲学，其发生改革无疑会 促进希腊政治哲学的发展，到洛克时集大成地完成了现代政治哲学； 在16世纪，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发 表的《95条论纲》为起点），先在德国爆发，随之波及整个欧洲，同 时也在西班牙出现了反宗教改革，代表人物是罗耀拉（1491-12-04？ ～1556-07-31，耶稣会会祖，圣纳爵〔St．Ignatius of Loyola〕）。 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托马斯．闵采 尔（Thomas Münzer 1490？～1525年），法国的加尔文（J. Jean Calvin，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北部努瓦，1564年5月27日逝于日内 瓦）等，他们提出了改革天主教的新教理论，掀起了宗教改革；他们 三人的具体观点和作法是不同的。“在思想认识上，所有这三人（这 里三人不包括闵采尔，而是反改革者罗耀拉）和紧在他们以前的意大 利人比起来，或者和埃拉斯摩与莫尔一类的人比起来，他们的哲学观 是中古式的”，“按哲学讲，宗教改革开始以后的一个世纪是个不毛 的世纪。路德和加尔文又返回圣奥古斯丁，不过只保存他的教义中讲 灵魂与神的关系那一部分，不保留关于教会的部分。他们的神学是一 种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罗素：《西方哲学史》，下篇，p.45） 倡导改革的代表人物路德对教义作了改变，事实上主要是争夺对《圣 经》解释权的斗争，削弱了教会的权力，并把这种解释特权交给了教 徒本人，他认为只要个人信仰上帝，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释罪的方 式是通过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德行”来实现；路德由此被称为“圣经 翻译家王子”。 加尔文提出一项重要的教义，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观念；主张因 信称义，不能靠行为得救等，和路德相同，继承发展了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354年11月13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即 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Souk Ahras，430年汪达人Vandali侵入 北非，是年8月28日，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氏病逝。与中世纪 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的预 定论；从上帝的至尊谕令和全能出发，提出“先定论”，认为上帝在 创世以前，即预先选定一些人得救，和决定另一些人沉沦，这种预定 论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基石，这与路德不同。他主张允许经营致富、 借贷取利，认为凡在社会中发财致富的都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 注定能得救，上帝的弃民一定要遭殃。他反对教阶制，主张民主选举 教职人员，建立民主的廉俭教会，适应了要求经济发展的新兴激进派 的要求。在政教关系上，加尔文认为政权是上帝按其神圣意志所任命 的，要为人民造福，并捍卫纯正的教义和教会。实际上他将教会权力 置于国家之上，异于路德教会倚仗国家支持的主张。根据他的建议， 日内瓦成立由加尔文宗长老、议员和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密切监视 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加尔文积极支持对再礼派的镇压（“百度百科” 加尔文）；加尔文由于对圣经的阐发，被称为“圣经注释家王子”。 另一派代表人托马斯．闵采尔认为，圣灵的根本就是理性，反对将信 仰和理性对立，反对路德的因信称义，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 并认为启示就是人的理性觉醒，就是内心之光，通过这种活的启示， 人人都能进入“千年天国”；并且，天国不仅属于来世。他号召信徒 用实际行动包括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社会改革，来实现上帝的公义， 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由“党”来带领实现的 “共产主义”）。 而对民主政治起了作用的，是“个人主义各方面认真看待的新教 徒”、“德意志的再洗礼派（新教一派）”；这派主张政教分离，它 们的思想传到荷兰和英国，使之“成为自由主义产生的源泉”（罗 素，同上）；当时的荷兰、英国就是思想自由宽松的社会（后来的马 克思也是到英国居住来完成其著作）。 受“宗教改革”另一种关于“政教合一”影响的是，不管哪国君主， 只要他奉新教，马丁．路德就愿意承认他是本国的宗教首脑。在英 国，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极力坚持自己有这方面的权力，英国的 教会也是新教派；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叛离西班牙后的）荷 兰的新教君主们，也都采取同样态度，这加速了既有的王权扩张趋势 （罗素，同上）。在之后，另有从反王权又走上军事独裁的克伦威尔 （1649～1660年，英国宣布为共和国，其为首脑，1599～1658年）， 是倾向“政教分离”的公理派（又叫“分离派”、“独立派”）。 在英国，其它国家改教运动多少已进入定局之时，英国仍然处于动荡 和改变的阶段，“宗教改革”再洗礼派等派，思想的“影响来到英国 比到法国、荷兰、苏格兰等地都晚了很久”，并且“英国的改教运 动，政治性超过宗教性；强调组织超过强调教义。”（祁伯尔〔B. K. Kuiper〕《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由此能够产生 “宗教政治”学，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同样都代 表文明较低的民族对意大利的精神统治的反抗”，“宗教改革起初是 不良的，但结局却是有益的”，“扩大了人独立思考的自由”。（罗 素，同上） 而这里有一种“一般的认为”：信仰自由、民主政治、宽容精神、经 济发展等文明，以及国家主义、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宗教改 革；并视同认为，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被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 学家1864～1920）视为“资本主义精神之源”；这种见解，对认识自 由主义的产生、本质及其影响作用造成很大的混淆，把“自由主义” 的作用误解为“宗教”的主导作用，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精 神”混同，使“自由主义”成为“认识论”，造成概念混淆的根本谬 误；以至仍然迷失在、以“经济”来分析解决“政治”问题的无绪圈 子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找不到人类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 质。 首先，这一系列的论点是不可并列等同的，它们分别包含了不同的价 值取向，如果说，主要归功于宗教改革，怎么解释“宗教改革”后， 英美与法、德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不同？ 正如罗素所认为的：宗教改革只是“扩大了人独立思考的自由”── “代表文明较低的民族”，由于二元化的权力体系是早于宗教改革前 已在英国存在，宗教改革时，英国已经处于自由文明发展较高的层 次。应该说，信仰自由、民主政治、宽容精神、经济发展等文明，一 切民主政治的实践，应主要归功于英国（荷兰）“成为自由主义产生 的源泉”的影响，而不是“宗教改革”本身的原因，“宗教改革”有 很大积极作用，但不是逻辑因果原因。 “宗教改革”只属于是哲学上“认识论”的“改革”，基本上并未涉 及基督教“价值观”（常识的‘教义’）的部分，只是由于“独立思 考的自由”扩大、回归了人们对人自身“人权”的认识，并突出表现 在新教派；并且，由此使自由主义成为人们创造发明开拓进取的精神 之源，而不是“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之源”，以及“资本 主义精神”促成创造发明和人自身的经济发展。 其次应该分清具体的部分，以及到底是那一派，韦伯“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的论点，只是加尔文关于“发财致富的都是上帝的选 民”一种观点的引发，并非是新教的“常识”基本观念的阐明，不能 用来解释实际起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因为，“自由主义”作为“理性”的“常识”，是英国（荷兰）基督 教教义的“价值取向”部分，是“新教伦理”的源泉，早已存在于英 国，所以，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创造发明开拓进取的精神之源泉；与 放弃个人自由的“国家主义”是相区别的，形成新教与其它派的区 别。 总之，其意义在于，通过宗教改革： Ａ、“削弱教会权力”（见前，罗素语），“人人皆祭司”、“特权 　　交给了教徒本人”，无疑给教徒解脱了思考自由的一切束缚，扩 　　大、促进了理性的思辨，出现了政治“宽容”，对人性中“恶” 　　的遏制、对“善”的赞许、和对“创造（创新）力”的激发和保 　　护、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结构形式，这正是政治学核心中的内 　　容。 Ｂ、“独立思考的自由”扩大；即“英国国教教会”与“国王王 　　权”、“议会”与“国王”相互制衡的传统，使英国教派中更强 　　调“理性”，这就是来自“天赐恩宠”（Gnadengabe, the gift 　　of grace）的启示──人本性的“自由、平等、博爱”，使其从 　　教义传统中的“常识”，在改教运动中得以扩大为社会“基本的 　　价值取向”的“常识”，以及对保障这种人的政治本性（天赋的 　　人权）的必然要求（即民主）的扩大，即英国（荷兰）成为“自 　　由主义产生的源泉”。 Ｃ、使“英国的改教运动，政治性超过宗教性”（见前，祁伯尔 　　语），出现了英国为主流式的“宗教政治”学（其标志为英国神 　　学家胡克尔的《宗教政治的法律》），这正是理性的核心内容， 　　民主的本质内容，奠定了“常识”的“自由主义”学说──建立 　　公共权力的政治社会（民主制国家）提供依据。 英国神学家胡克尔（Richard Hooker，1553～1600, 英国神学家，著 有《宗教政治的法律》〔《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是这个历史时期“宗教政治”的杰出代表，宣扬了 “人类基于自然的平等是既明显又不容置疑（见洛克《政府论》下 篇，p.5节）的理性核心内容，这就是“天赐”的启示对人本性（天 赋人权）的认识──人对自身的发现和认识，他认为：“一言以蔽 之，无论哪种公共统治，都似乎明显地起源于人们之间的深思熟虑、 协商和和解，认为它是便利和适宜的”（胡克尔：《宗教政治》， 第一卷，第十节），“一切社会的公共权力是驾于同一社会的每个人 之上的”，他的《宗教政治》学中的这部分阐发已经是政治学和民主 制的本质内容。 在北美，1619年7月30日，在詹姆士城的教堂召开的“弗吉尼亚议 会”，是美洲大陆最早的一个代议制机构，体现了这种“宗教政治” 的思想；1620年11月的《五月花号公约》（在改良派的清教徒约翰． 鲁宾逊、戚廉．布鲁斯特、布拉德伯里的领导下），以及1639年1月 的康涅狄克的《根本法规》（传教士托马斯．胡克因不堪马萨诸塞清 教徒领袖们的宗教专制，西迁建立），1682年1月的宾夕法尼亚的 《施政大纲》（教友派威廉．佩恩创建）等基本法规，就是源于英国 的“宗教政治”学的文献。 如罗素所述：“这是下述普遍原理的一个实例：政治、经济先进的国 家里发展起来的哲学，在它的出生地无非是流行意见的一个澄清和系 统化，到别的地方可能成为革命热血的源泉，最后会成为现实革命的 源泉。”（罗素：《西方哲学史》，p.147） 说明，“宗教改革”当时的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已经成为“流 行意见”的、理性的“常识”，这种“常识”正是理性的“卡理斯玛 权威”（“神圣天赐的启示”），用社会学解释的“社会力 量”）”，“卡理斯玛”就是指自由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已经 成为人们思想“支援意识”的“流行意见”和“常识”；“宗教改 革”对于英国“自由主义”常识观念的影响、只是“一个澄清和系统 化”；这个过程应该说，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时期已经完成 了，美国也在1791年完成（12月15日，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 生效为标志）。 正是英国作为“自由主义产生的源泉”，英国也最早于1765年（珍妮 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发明）开始和1814年（蒸汽机车──史蒂芬荪 发明）完成了工业革命，1785年，瓦特（1736～1819年）即发明了蒸 汽机。所以，“启蒙运动”开始发生于英国，创始人是洛克（1632～ 1704年）和牛顿（1642～1727年）；这种“启蒙运动”是理性的自由 主义和认识论的科学的“启蒙”，确立了现代公共权力的民主制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证明“经济发展”也是“自由主义”的影响，不 是“宗教改革”本身。 继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公共权力的议会民主制以后，到1776年 美国《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之后100年，到了1789年的 欧洲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掀起了“启蒙运动的‘最高表 现’”，这种“最高表现”在于把“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又 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提出来追求（一方面确立了人 权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潮）；并波及影 响到德国等欧洲大陆，“启蒙思想”又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传到 中国，但是，而来的主要是卢梭（1712～1778年）的“人民主权论” 思想（和与之吻合的马列主义），以至误认为“启蒙运动”产生自法 国，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却姗姗来迟。 这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观点是一个误解；“新教伦理”传播扩大了自由主义思想，而他 称之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应是基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功利创 造精神，并且与“新教伦理”没有逻辑的关系；表面上看，是“新教 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有这种“精神”的人多是新教徒， 但又从韦伯后100年来的历史证明，并不是这种逻辑关系；实质的原 因在于，宗教改革，促进自由主义的思辨和传播，新教伦理又促进扩 大和奠定了自由主义思想，人权的自由，激励发挥出创造精神，公共 权力的民主，保障了人权的平等，给予经济的发展以公平自由的政治 环境。 不存在“资本主义精神”，正如不存在“社会主义精神”一样；如果 说有“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也就会有“社会主义精神”，比如，当 今的美国，大量的“发财致富”的“资本家”（仅按其逻辑推理）， 他们又乐意把钱大量捐出给社会──“社会主义精神”；两种精神都 存在于一个人，甚至还有更多的“精神”，这样，政治哲学概念就很 混乱，而把这些“精神”称之为来自“自由主义”的某某精神，或许 能够更准确地表明本质，因为，去努力创造财富和人文关怀，最终都 来自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失去“理性”的创造财 富、仅只是人的本能私欲，不需来自“新教伦理”。 这里也证明：人类社会是奠基于“理性”和“自然法”基础之上。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不要让好人孤单” 加拿大“十元人道援助计划”2008年度侧记 金元清 2009年1月18日，距离牛年农历新年还有整一个星期。那是全加拿大 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街道上的积雪堆起一米高。 那一天，多伦多西部近邻密西沙加市的的一所房屋内充溢着温暧。80 岁的李桂琴老人，与我们一班关注中国大陆良心犯的朋友们暂时收拾 起准备与家人过年的心情，正在忙着另外一件大事─为远在万里之外 中国大陆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以及他们的家人制作贺年卡，并为他们当 中那些特别需要救助的家庭寄送救济款。 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李桂琴老人是加拿大著名民运人士盛雪的母亲。在女儿投入民主人权 事业这20年的风风雨雨中，老人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加拿大“十元 人道计划”开创以来，她不但捐款资助，就连眼下为大陆异见人士制 作贺卡这样的小事，她也坚持亲力亲为。看到她因视力不佳而费劲地 在每一张贺卡上一笔一划地签上名字、写上祝福话语的神态，我不禁 在心中默想，我们的捐款也许不多，也许不能为国内那些在严酷环境 里坚持抗争的政治受难者解决太大的困难，但我们真心希望能从遥远 的海外带给他们一些温暖。是啊，有什么能比在嘉节前夕收到一位千 里之外的老妈妈亲笔书写的慰问卡更能让这些朋友们感到温暖的事情 呢。 2008年一年中，加拿大“十元人道援助计划”收到45位世界各地善人 心士的捐款共计加元3,810元，美元1,870元。捐款者以加国华人为 主，亦有来自美国、德国、澳洲、香港等世界各地的善心人士。连同 上一年的节余款项，2008年一年中，加拿大“十元人道计划”共向中 国大陆15位仍被监禁或获释不久的因言获罪的政治良心犯或他们的家 人提供资助加元六千元、美元1,200元。其中杨子立、徐伟、靳海 科、张宏海（青年学会四君子）的家人各资助1,100加元，其他的受 资助者包括陈龙德、郭庆海500加元，胡佳、王炳章、陈道军各200加 元。喻东岳、罗永忠、郭起真、齐崇怀、黄金秋、齐志勇各资助200 美元。 不要让好人孤单 上述受资助者中，除了少数几位之外，大多数人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或 海外所熟悉。这是我们在创立加拿大十元捐助计划时商定的原则之 一：尽量选择资助象“青年学会四君子”那样最初没有机会被海外人 权团体或是媒体关注、处境危难却很少得到帮助的政治受难者。这些 朋友中许多人与海外并没有关联，亦不是职业政治家或民运人士。他 们挑战专制发出不同声音，他们关注维护底层民众的权益，完全是基 于个人的正义感和良知，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出于对自己国家和人 民的大爱。这样的政治殉道者是最善良的，但他们缺少海外关注，默 默无闻，没有国际人权团体或政府首脑为营救他们而向中国政府施 压，因此他们受到的迫害更重，而且得到的资源与援助非常有限。他 们本人与家人往往都在默默地忍受着被遗忘的孤独。 2004年底，加拿大一班关心中国民主人权的朋友们聚在盛雪家中过圣 诞之夜，谈起当时刚刚被判刑入狱的杨子立等四君子，不禁为他们一 腔报国热血及所受到的残酷迫害感到唏嘘。这四位青年都是刚踏入社 会不久的心地纯良的好人，他们的家人也都是正直善良的好人。加拿 大的一班朋友们说，即使我们自己也不富裕，但无论如何要给这几位 青年人和他们的家人一些帮助。哪怕这些资助微不足到，不够令他们 摆脱困境。至少让他们知道，有人关注他们，有人与他们同行。加国 的朋友们发愿，每人每月捐出十元钱，帮助四君子的家人，直到他们 出狱那一天为止。 “不要让好人孤单”。这简单的信念，让加拿大十元人道援助计划一 路走来。 受难者的高贵 加拿大“十元人道计划”几年尽管捐出的金钱有限，但从那些受难者 家人远在万里之外中国大陆的回应来看，这份心意对于国内政治受难 者的温暖是显而易见的。受难者及其家人们在逆境中表现出的高贵人 格，更是每每让捐助者也感动和骄傲。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民运领袖王炳章一直被关押在广东韶关一所监狱， 在狱中三次中风。他86岁年迈的母亲及几位兄弟姐妹均居住在加拿 大。为了抓住每一次与亲人相聚的机会，王炳章的家人每隔一、两个 月就要千里迢迢前往中国探监。不用说体力及精神上的挑战，就是经 济上的负担也可想而知。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下，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听闻多伦多的朋友们发起 救助国内异见人士的“十元人道计划”之后，欣然承诺代表父母、王 炳章的弟弟王炳武及她自己等六位王炳章的亲人参加捐款。患难见真 情，患难中的王炳章一家人没有忘记与自己同样遭遇的国内的政治犯 家属，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这也让我们这几位加拿大“十元人道计划”的管理人们深深感到，我 们收到的每一分一毫捐款，都代表一份沉甸甸的情义。我们唯有严格 制度，管好每一笔钱，清清楚楚地做出公布和交代，才能对得起捐款 人的这一番无价情义。 在此，我们祝愿海内外一切政治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好人一生平 安。我们更希望更多加拿大及各地的朋友，加入捐款者的行列，每人 每月节省十元钱，给那些危难中的朋友，孤单中的朋友，带去温暖和 光明。 ◆《十元人道捐助网站》 　http://tendollarcan.50megs.com/donation.html （2009年2月） 〔原载《纵览中国》2009-02-18。提供者：（加拿大）盛雪〕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注当局无理要求 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停业半年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北京维权律师相对集中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刚在本月17日下午因 “协助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业提供便利的行为”理由， 被北京海淀区司法局宣布停业整顿六个月。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极度 关注当局的无理整肃，要求当局尽快交待事件，并撤销有关决定，以 保障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合法执业的权利。 2月16日，忆通律师事务所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的书面通知，指 其律师事务所因“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业提供便利的行 为”，要求事务所必须在翌日中午12时前提出申辩意见。第二天律师 事务所按照司法局的要求，中午时分由三名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亲自将 陈述意见书递交至海淀区司法局，岂料不足三小时后，司法局派四名 人员送来处罚告知听证书，正式宣布忆通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六个 月。 据悉，司法局所指“协助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就是河南省执 业律师李苏滨。事源李律师因起诉河南省司法厅胡乱收取律师注册 费，被当地停止执业，全国律协亦就此事表示关注并从中帮助解决， 可是河南省法厅一直坚持决定，所以李律师暂以工作人员身分，在忆 通事务所担任辅助工作。 按照相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有权聘请工作人员，李苏滨律师在所里工 作理应没有违法。在所里执业的北京律师刘晓原，在17日接受法国国 际广播电台的访问时，亦明确表示“其行动之迅速令人感到吃惊，提 申辩意见，完全是走过场而已”，他更质疑司法局有没有详阅律师事 务所当天中午递交的申辩意见书，才下停业的指令。所以刘律师认为 是次风波的个中原委应是与北京律协换届直选有关。 忆通律师事务所不足两天内被无理要求停业的消息，业内的律师及各 界均感到哗然和震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敦促 当局从速交待事件的始末，尊重中国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权利和 自由。 （2009-02-19） 【参考资料】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面临整肃》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0/article_12137.asp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遭打压被停六个月》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 　yitong-02182009085956.html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代 何必 近日偶读到储安平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时（1947年？），公开发表了 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 　　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 　　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 　　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 　　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 　　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 　　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 　　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 　　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 　　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 　　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 　　的风气愈来愈坏。” 这真使人开眼，竟能公开写发这样畅快淋漓的文字评击大权在握的当 政者，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真是不敢想象的事，这就叫资产阶 级自由化么？原来咱们中国也曾有过这样的时代啊，还不算太远呢！ 幸好曾经有过的这样的时代，共产党才得以领导人民起来革命，推翻 了国民政府！储君也因此进了新政协与人民政府，今后的中国应该有 比这更好、更开放、更民主与自由的时代！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宋江与晁盖（上） 网上论《水浒》（之5） 武振荣 一、水泊梁山：王占-晁开-宋兴： 所谓“王占”，是说王伦占山；“晁开”，是说晁盖开了山门，“宋 兴”，是说在宋江成为第一把手时，梁山兴旺发达起来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浒》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我们究竟对什么是 文学又理解多少呢？有一位大作家告诉我们：“纳博科夫对众多理论 大家花大量精力寻求的‘什么是文学’有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孩子 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 ──这还不成其为文学；或者叫‘狼来了’而背后没有狼──这才是 文学’”（引自《第七天的批评》）。好了，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 分析《水浒》一书的主体价值，也许有启发的。我已经强调，《水 浒》不是一本地道的描写“起义”的书，但它从成书后就一直被许多 人视之为“起义”的书，原因就在于它是一本“狼来了”的“起义” 之书。就是说，在“起义”没有实际发生时，书中一片“起义”的鼓 噪，亮出了“起义”的架势；但是“起义”的时机一旦成熟，这一伙 具有“起义”本钱的英雄们却被朝廷招安了。 就上述的思路，我们分析《水浒》，王伦占山是一个“新闻”的而非 “文学”的故事，因为“狼来了”的叫声后面就跟着“一只大灰 狼”，所以，从阮氏兄弟口里最先说出的关于梁山“强人”的故事是 “新闻性质”的，到晁盖开山，宋江兴山后，我们读到的梁山故事， 才真正是文学的故事啊！ 和晁盖、宋江比较起来，白衣秀士王伦是一个“知识分子”（沈家仁 所统计的“知识分子五人”可能包括他吧），因此，他以自己的知识 判定自己带领的是一伙与官府势不两立的“强人”。他规定入伙者需 纳投名状的制度，是要使每一个人在入伙时就明确意识到自己是朝廷 法度不可饶恕的杀人犯，以此绝了投降朝廷的念头。 投名状制度（施耐庵的搞笑）要求入伙者要在指定的三天时间内纳一 颗人头上山，于是，上山者即使没有杀人犯法的历史，那么入伙时就 等于做了一种仪式上的杀人的行为。显然，这一种制度履行的后果是 滥杀无辜，使入伙者自己陷自己于不义之境地，这就和后来梁山的 “大义”发生了冲突，于是，一出可能的“新闻故事”就在“大义” 灭不“义”的过程中演绎成为绚丽多彩的“文学故事”了。 如果我们仅就晁盖夺泊、火并王伦一事的新闻价值而言，那么这是完 全不义的行为，可以说是鹊巢鸠占，但就《水浒》整体故事的演绎 看，这一步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在水泊梁山上演出的这一 出“强人”如何变成为“义人”和“忠义之人”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叙 事的头绪，并且为晁盖在梁山泊确立“共聚大义”的开山纲领做了背 书。 如果说在火并王伦的事件中，晁盖作为当事人到底还是落下了不 “义”的嫌疑的话，那么宋江没有参与其事就为宋江的“义”与晁盖 的“义”的区别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在晁、宋二人“义”的对比 中，宋江的“义”是无懈可击的，甚至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于是， 这样的“义”要上一个层次，前面套一个“忠”字，成为“忠义”， 就给《水浒》故事提供了新的演变方向。退上一步讲，我们不能说在 “义”上宋江就一定优于晁盖，但至少宋江之“义”无懈可击却是事 实，于是，王伦以“小义”占山，晁盖以“大义”开山，宋江以“忠 义”兴山的线索就可以被我们清晰地提取出来。我翻检《水浒》，发 现，火并王伦后，晁盖的口中从来没有正面提到“王伦”，倒是宋江 在说到山寨的历史时，多次提到王伦，所以我说，在晁盖那里，梁山 的历史是“断代”的，在宋江那里，是“通”的。 分析水浒流传的历史，金圣叹的70回本所以走红了一个时期，原因也 可能在于梁山在晁盖座第一把交椅时，意义比较单纯，也比较集中， 用晁盖的话说“晁盖生平只讲一个义字”（引自张纪中执导的《水浒 传》）；但是，宋江接替晁盖成为首领后，梁山的意义就复杂得多 了，一个“义”字外，多出了一个“忠”字，又因为梁山事实上是梁 山英雄们从朝廷统治下冲杀出来的领地，所以“忠”字要冠在“义” 字前面就免不了要发生几分矛盾，因此，我说宋江走的是“曲线” “忠义”之路，也许不会招来反对。 晁盖是梁山“聚义”首领，他的口中，很少说到“忠”字，也没有一 句招安的话，因此，书中的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物，在宋江上山 后，事实上变成为除他之外的最高首领时，他好象没有流露出对于宋 江的不满和意见。因此，可以说，二位首领的团结是亲密无间的，虽 然书是这样写的，读者们也是这样读的，但对于晁盖在上山的“聚 义”行为，宋江上山前一直保持着坚决不入伙的态度读者们不会不注 意的。譬如宋江在江州杀场被劫取前，曾经多次拒绝上山，的确值得 我们推敲。第35回写道，刘唐奉晁盖的命令要接去江州服刑的宋江上 山时，宋江拒绝之激烈竟然到了要“自刎”的程度，此处我无妨引证 如下： 　　宋江接过，问刘唐道：“你杀公人何意？”刘唐说道：“奉山上 　　哥哥（晁盖）将令，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官司，直要来郓城县劫 　　牢，却知哥哥不曾在牢里，不曾受苦。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只 　　怕路上错了路头，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请 　　上山。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兄弟 　　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 　　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 读到此处，如果我们认为“赤发鬼”刘唐是一个粗人，在上山的问题 上说服不了宋江，那么宋江在上山见到了晁盖、吴用等首领后，就他 为何不上山一事所说的话也颇具研究之价值。宋江被请上了山后，自 然是要吃酒的，宴席间，晁盖苦苦相留，可是宋江又发下了“乞死” 的话来拒绝，特引证如下： 　　酒至数巡，宋江起身相谢道：“足见兄弟们相爱之情！宋江是个 　　犯罪囚人，不敢久停，就此告辞。”晁盖道：“仁兄直如此见 　　怪？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金银，发付他回去， 　　只说在梁山泊抢掳了去，不到得治罪于他。宋江道：兄这话休 　　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 　　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 　　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 　　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了官司；及断配出来，又 　　频频嘱付；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 　　免累老父怆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 　　弓，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 　　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 诸位：就作者施耐庵的解释，宋江不肯入伙，是他记着临行前宋老太 公的一番教导：“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痔你 入夥，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其实，就宋江的整个性 格看，他硬愿坐牢，而不愿意入伙的思想里不但存在着已经说出了口 的“忠于”其父“临行”叮嘱的话意，而且还隐藏着一个没有说出唇 的“忠于”朝廷的意思；对比的看，我们在分析晁盖的言行时，没有 发现哪怕一星半点的“忠于”朝廷的意思。因此，一部《水浒》若不 是写宋江在杀场上被梁山好汉拣回了一条命，他和梁山上第一把交椅 也许会失之交臂的。 仅仅就上山行为讲，晁盖是积极主动上的，甚至在王伦不欢迎他时， 就想着要干掉王伦；而宋江呢？和林冲一样，是逼上梁山的。大宋杀 场要他的命，是梁山泊兄弟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里救了出来，不 上山当去何处？所以，我们要在《水浒》中寻找晁、宋二人的不同的 领导方式和领导风格，我们就得从上山，甚至上山前他们行为与思想 之异同处看问题。 问题却在于：如果梁山在晁盖死前不是两个首领，而是一个首领，那 么《水浒》就是一部很简单的书，就不会存在几百年中发生的一系列 争论；事实上在宋江没有上山前就已经是一个身不在山而名在山的首 领了（下文要专门论述），因此，人们在运用现代政治学或者管理学 的观点看待他们二人领导风格和方式之异同时，《水浒》的思想就表 现出了矛盾。可是，我们在理解这些矛盾时，如果紧抱着一种非常僵 硬的思想，认为文学的真理容不得半点混乱，可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 捕捉之，那是会坏事的。 我认为文学的真理有一点和宗教的真理接近，带有一种“似非而是” 的特性，正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引证神学家祁克果的话来说明问题， 在谈到“似非而是”的真理时，他说：我们“绝不能综合起来。我们 必须要保持‘似非而是’的正反两面的素质，我们怎样能在看来似乎 是‘非’，而又接受之为‘是’呢？”（引自简河培著《现代神学评 论》），他的回答是：“我们必须有信仰的行动”；而我在本文的回 答则是：“我们必须阅读，在阅读中思考”。其实，文学作为一个整 体，作者在写作，读者们在思考，因此好的小说不仅仅是一本书，它 同时是一个作者同读者们持久对话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古典小说来 说，就是中古心灵和现代心灵的交通与交流。所以，它的价值就是永 恒的；尽管对于那些非常杰出的作品，人们形不成统合的认识，可恰 恰是这种由阅读而来的分歧造成了作品意义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水 浒》就是这样的作品，特别是在分析其中的两个主要首领的不同个性 和不同风格时，我们就得特别的注意。 二、晁盖是追求富贵的人，宋江是追求功名的人： 《水浒》中，如果我们分析晁盖和宋江第一次出现的情形是相当有意 思的。书的第12回用“东溪村里，聚三四筹好汉英雄；郓城县中，寻 十万贯金珠宝贝”的话引出了晁盖的出现。在《水浒》中，我们知道 “寻”是“盗”或者“劫”的技术用语，于是，和它连带的线索就是 “贼”了，可巧，郓城县新上任的知县时文彬在命令本县的巡捕去东 溪村（晁是庄主）一带巡逻时，雷横就逮住了疑似的贼──赤发鬼刘 唐，以至于，他惊呼道：“好怪！懊怪！知县相公忒神明！原来这东 溪村真个有贼！” 是的，东溪村有一个大“贼”，就是庄主晁盖，被捉的刘唐就是用 “送一套富贵”给他的话来勾引他“打劫”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一节 书的意思做以平铺直叙，那么说晁盖是一个“大贼”一点儿都不过 分。可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远古就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彼窃 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是庄子的话，按 照百度的解释：“主要讲的意思是，那些小偷小摸的人被逮到了一定 会按律治罪，罪行严重的甚至还要判死刑。但是那些大偷大到偷窃整 个国家的人则不但不会被治罪，而且还能成为诸侯称霸一方，受世人 景仰。”《水浒》就写的是“大偷”、“大贼”，在书中，晁盖不但 是义的代表，也是义的化身，而且仗着义，“称霸一方”。 分析晁盖所体现的义，那其实是庄子一派的义，庄子对于当时中国文 化的那种反叛的精神事实上是《水浒》的主体精神。书中虽然没有过 多的引用庄子的话，但是它的整体价值同庄子一样，具有可比性。关 于这一点，大批家金圣叹早已经看到了，在他列出的“六大才子书” 中《水浒》和《庄子》并列就是最好的证明。 《水浒》写作人物的方式有一点象戏剧中的亮相，瞧，书中晁盖是这 样亮相的：“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 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 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晁盖既 然祖上是富户，所以刘唐送来的“一套富贵”就容易打动他的心，而 就在这个时候，吴用也是奔这“一套富贵”来到庄上的，于是，三个 人就不谋而合地敲定了取它的方案。在这里，如果说密谋中的行为是 一种强盗行为，可强盗行为在酝酿过程中，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智慧的 预演，这其中的真理性──我以为不外是：取不义之财即是义。于 是，强盗与英雄就完成了转化，难怪《水浒》在国外的有一个译名叫 《强盗与兵》。 林冲、鲁智、晁盖先后落草上山，行为虽然相同，但上山原因却不尽 相同，林冲是遭奸人陷害被迫上山的，鲁智深是为别人的事情打抱不 平而惹出了人命官司后落草的，晁盖和吴用、阮氏兄弟一伙是因为参 与了夺取“富贵”的事情而犯下了“大罪”的，因此，他的官司是自 己惹出来的，责任在他自己一方。可见，在梁山首领中，他们这些人 可以说是“积极”的上山者，其他的那许多人，谁个不是被迫的呢？ 晁盖上山后一屁股能够坐定的事情，也就在于他是“积极”上山的人 物。 宋江作为贯穿《水浒》全书中的首领人物，作者却没有安排他在一个 独立的事件中出场，这一笔是很有意思的。晁盖劫取生辰纲事发后引 出了宋江的出场，所以宋江一出场就被描写为给晁盖通风报信的人， 书是这样描写宋江的： 　　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 　　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 　　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 　　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 　　守些田园过活。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 　　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 　　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 　　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 　　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 　　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 　　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 　　万物。 晁盖东窗事发后，其所以能够安然地逃脱，就是宋江给他通风报信， 于是，宋江作为一个在衙门里混的公人一下子就染了晁盖的官司，和 他成为一伙了。如宋江之所言，晁盖的罪是“灭九族的勾当”，那么 他即使染一点，也脱不了干系。就此，我可以说宋江是被晁盖的事裹 带进去的人，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宋江上山之路才是梁山108位首领 中唯一的一个经历了最大曲折的人。上山的诱惑对于他而言如此巨 大，而他抗拒诱惑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其他英雄们所没有的。 这样一个“自幼攻读经史”、在衙门里混，并且“刀笔精通，吏道纯 熟”的人最后上了山，继晁盖后座上了第一把交椅就是──宋江；是 他把水泊梁山的事业兴推到了顶峰，但是依据中国的辩证法，梁山的 事业在他的手里也从“顶峰”一下子跌落到谷地，到最后被朝廷招 安，众英雄全部下山。所以，和晁盖不一样了，宋江是水火不容的两 半截事情连接起来的人物，既是造反的英雄，又是被招安后的功臣， 所以，他是一个在矛盾的事物中活着的人，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 人。红皮《水浒》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看到了，而又故意地掩饰 了这一点，把宋江漫画成为一个单纯的“农民起义”英雄。我以为， 作为一个造反的人，宋江是当之无愧的，只是和其他的造反的首领们 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在造反时，他是有顾虑、有考虑 的，也是不把造反作为出路的惟一一个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对于 造反的后果有计算、有计较的人，所以，造反之于他，就具有了“手 段”而非“目的”的价值。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道，水泊梁山对于朝廷已经拉开了造反的架势， 但是造反之箭并没有射了出去，分析其中的原因，梁山上的第一把交 椅易人是最关键的因素，代替了晁盖的宋江本着“纵是朝廷负我，我 忠心不负朝廷”的意志最后地折断了梁山射向朝廷之箭，而此时的梁 山已经是羽翼丰满有实力造朝廷反的团体啊。 宋江在梁山势力大盛的情况下接受招安，一个已经写了出来、并且见 诸于书中文字的理由是：他为梁山兄弟们的“出路”、“后世”着 想，也为自己“博得个荫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着想， 可是呢？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在书的字里行间看不到的思想，却埋伏 在书的整体结构之中，值得我们发掘。我以为在施耐庵写作《水浒》 之前，他对于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都 曾经推翻或者动摇了旧王朝，从而引出了新王朝产生的历史是非常熟 悉的，只是他对这样的一种“取而代之”的历史做何理解与评价，却 是一个问题啊？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施耐庵和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唯 物主义历史学家”一样，认为这就是意义非凡的“历史发展”和“历 史进步”，那么，我想他写作出来的宋江不但是不会被招安的人，而 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做大宋皇帝”的人；退一步讲，这 样的事情即使不成功（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并没有反出山东），那 么宋江是陈胜、吴广式的英雄，是樊崇、黄巢式的英雄，有何不可 呢？并且宋江在那一首被认为是“反诗”的诗中，不是说过“敢笑黄 巢不丈夫”的话吗？ 其实，宋江没有起义，没有“取而代之”，也没有想攻破东京，坐了 国家的“第一把交椅”──这一切本身就隐藏着一种很深刻的思想； 这种思想如果用我们陕西秦腔戏里的话表述，就是“打墙的板儿上下 翻”（《黑叮本》），而宋江却对于“翻”“板儿”的事情失去了兴 趣，所以，他最后宁肯被招安，也不肯去造反；若不是这样，他带领 梁山兄弟们反过头去打造反的方腊，把他们象害虫一样的消灭完，难 道不是施耐庵写出来的《水浒》吗？自然，宋江这样的结局引起了后 世许多“激进”读者们的不满，末了，宋江变成了最初被“激进”读 者们尊重，后来被他们撇弃的人物就不足为怪。 三、晁盖如镇山的铁塔，宋江似山上的明星： 就他们二人的绰号看，晁盖称“托塔天王”；宋江则是“孝义黑三 郎”、“山东及时雨”。前者含有厚重、稳健、老成的意思；后者则 不同，“及时雨”的意思是“能救万物”，“义”是“济人贫苦”， “孝”则是宋江多出于晁盖的一义，意思较为广泛，“上孝君王，下 孝父母”，也是宋江一贯的安身立命之道。 自从晁盖夺泊后，梁山座上了一个可以镇得住山的首领，山寨也由一 个“强人”的窝子开始变成了英雄“聚义”的场所，在故事的进一步 演变中，这个“聚义”的场所其所以很快的变成天下英雄共同向往和 汇聚的中心，是因为山上升起了宋江──这一颗政治明星。山上的 “曜民”（官府称梁山有“曜民之术”）之光芒，就是他发出来的 啊！ 书的第39回里写宋江上梁山，但在此之前，他的名声却先于他的本人 上山了，并且为山寨招募四方英雄。书的第34回、35回，分别写到， 宋江把“九条好汉”送上了山。他们分别是：秦明、黄信、燕顺、王 英、郑天寿、石勇、花荣、吕方和郭盛。就在上述一拨人入伙时，宋 江还没有正式的入伙，也根本不是山上的首领，但是却在书的第33 回，秦明劝黄信入伙时，提到的却是宋江的大名：“山东及时雨宋公 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敬慕他？”黄信答道：“既然恩 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说 及时雨宋公明，自何而来？”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 张三便是。他怕说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认说是张 三。”黄信听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路上也自放 了他。一时见不到处，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险不坏了他性命。”。 宋江上了山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用现在的话说是“副总”，但是 山下的英雄在被招上山时却多是应着他的名，冲着他来的。书第40回 就明明白白第写着，宋江刚刚被众兄弟从杀场上救了出来，就有黄门 山欧鹏、马麟、蒋敬、陶宗旺四人的归顺，那四人对宋江说道：“俺 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彀个见面！”第43回 写朱富动员李云上山，对李云提的也是宋江的“大名”：“师傅，你 如何不知道山东及时雨大名，专一招纳贤士，结识天下好汉。”第45 回写石秀上山时，对于杨雄说的也是宋江的名字：“如今天下江湖上 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第56、57回写二 龙山上武松、鲁智深、杨志这一路英雄，在商量着打青州时，想着要 借梁山的力量，说到的人也是宋江。杨志对还没有见过宋江的鲁智深 说：“俺知道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叫他及时雨宋江……，请 下宋公明助威”，应该没有问题。鲁智深对此的回应是：“我只见今 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想必是个真男 子”。当然，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我举到此为止。 在这里，我提出的问题是：梁山的最高首领是晁盖，而非宋江，但是 我所引的上述事例中的人，在上山时，都尊宋江的名字，却没有人提 晁盖。我就是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我才提出了宋江是梁山上“明星” 的观点。如果说《水浒》一书中写出来的“管理学”一章内容的话， 那么一个“明星”式的副手，帮办一个稳重的正职而光耀山寨事业， 就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我的看法是，《水浒》写了一种“明星效应”，对于此，没有读懂的 人，可能以为晁盖要“架空”宋江（20世纪70年代中，毛的批《水 浒》指示公开发表后，此说甚嚣尘上），其实不然，关于这一点在我 最后一篇文章要详细论述，此处只是说，一颗夜明珠因自性在夜晚发 光的时候，这难道是想要同月亮争辉吗？ 四、晁盖是无为而治，宋江是务实求治 三国时期，诸葛亮手下有一位主薄叫杨顒，他见诸葛亮整天价事必亲 躬，非常辛苦，就给他用一个家庭的例子做比喻，进谏了为治之体： “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 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这就说操 治理权的主人，应当垂拱而治，在阅读《水浒》时，我们看到的晁盖 就是这样的一位非常典型的领导人。他作为山寨之主，计谋由吴用、 公孙胜出，打仗有宋江领兵，练兵有林冲，招呼八方豪杰由分散在外 的各店主，他本人到是做一个甩手掌柜：“雍容高枕，饮食而已”。 自从宋江上山后，几次重大战斗，他都没有参加，只是坐镇山寨，等 待捷报。倒是在攻打曾头市的这一战中，他不顾宋江和众人的劝阻， 直接统帅了梁山的兵马，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可是就在这一次战役 中，他中了史文恭的毒箭，回山寨后，不久便一命呜呼。而宋江呢？ 就不是这样的人了。他虽然不是一个象诸葛亮那样的事必亲躬的人， 但是，是一个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是“烂包袱”式的人，所有能 “包”的事情都包。 我翻检《水浒》，多处发现宋江和兄弟们、下属谈心谈话，为他们的 前程着想。就以招安来说吧，宋江最初是和武松说及此事的，但是， 不是为他个人的前程与功名，完全是为了武松和鲁智深的前程考虑 的，他对即将上二龙山的武松言道：“入伙后，只戒酒。如得朝廷招 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上边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 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生”。不仅如此， 他还关心兄弟们的婚事，譬如在清风山上，他对王英许下了“宋江日 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的愿，在俘虏了扈三娘后，他出面叫 扈三娘嫁给了王英，还了此愿。他撮合了秦明和花荣之妹的婚姻，在 一个光棍居多的第二社会中，他尽量关心弟兄们的婚姻大事，也关心 为数不多的有家眷的兄弟们的“宝眷”。书在写到，朱仝上山时，担 心家眷受到连累时，吴用对他说：“足下放心，此时宋公明已都取宝 眷在山上了”，可见宋江为人处事之精细。 梁山上“替天行道”的旗帜虽然是在晁盖死后才打出的，但是，在此 前，宋江就以此来做兄弟们的“思想工作”了。譬如第64回写，宋江 在劝说索超入伙时就说了这样的话：“你看我众兄弟一大半都是朝廷 军官。若是将军不弃，愿求协助宋江，一起替天行道”。其实呢，此 时宋江“替天行道”的主张已经在梁山外围得到了响应，一位老丈曾 经对于将要上山的张顺说：“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 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第54回彭圯在劝雷凌入伙时，说道： “晁、宋二首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值 得说明的是，彭圯这话说得被其他人冠冕一些，话里虽然也提到了晁 盖，但是话中的意思完全是冲着宋江而非晁盖的，下面我将要论述晁 盖是没有“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的思想的。 对比看，托塔天王晁盖就是山上的一座塔，他立在那里稳稳当当，纹 丝不动，他自从上山后，除了江州救宋江这一次特别重大的行动外很 少下山，自然，对于山下山外的情况多是“听”来的，而宋江就不是 这样了，他是一个山寨上的最优秀的管理者，在没有上山前，他一直 生活在山寨的外围世界，因此，对于山寨的事务和外界的关系的了解 肯定多于晁盖，所以，他给山寨稳健的架构增添的是精神和灵魂。 论述至此，我以为《水浒》虽然是一部古典小说，但是，它在刻画人 物方面开了近代、现代创作的先河，别的不说，就以宋江这个人物的 存在来说，已经有近似“完美”之嫌疑。无论怎么说，《水浒》为后 世的作家提供了一种具有永久借鉴价值的创作模式。因此，我们读 《水浒》，知道宋江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时间虽然暂短，但是给读者 们一种通盘的印象是：《水浒》是为宋江立传，《水浒传》是以宋江 的传略为主线索而提出的诸位英雄传略。 〔原载《自由圣火》2008-12-27、2009-02-01；http://http://www. fireofliberty.org/。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　网　址：http://asiademo.org/　　　　　　　　　　　　　│ │　　　　　　　　　　　　　　　　　　　　　　　　　　　　│ ├────────────────────────────┤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Copyright ©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1998-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