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9-01-25 新闻与评论 探索道路 ◆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之3） 　　　　华夏匹夫 民主理论 ◆民主呓语：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终结（之06）　　　　李松奋 读史论今 ◆中西制法背景比较──零六预宪问题再探讨（北京市）刘自立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 与对策研究（之3） 华夏匹夫 ------------------------------------------------------------ 三、直接性暴力革命的社会危害性与现实否定性， 　　“影子暴力”的功能作用 ------------------------------------------------------------ 眼下，民运内部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之争十分激烈，几乎已经到了白 热化的程度。争论的双方互不相让，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又谁也不服 输。争论来争论去，总是没能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正如吕洪来先生 说：“暴力革命的道路走不通，改良道路又不敢走。” 就民运内部分歧最大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在理 论上澄清是非并形成基本共识，以减少不必要的争执，是很有必要， 而且还是十分迫切的。因为现在国内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复杂，大规模 的革命行动一触即发。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较为清醒的 一致认识，那么必将在革命到来之时无所适从，最有可能就是民运内 部的各派各自为战，不能采取一致行动，而难于形成能给中共以致命 打击的合力，从而错失良机。甚至会被中共从民运分裂的组织和分散 的行动中轻松自如地找到突破口，展开足以致命的反扑和反攻，从而 巩固其政权，继续维持其黑暗暴政的统治。 因此，本人就此问题提出以下见解，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讨论，但请 注意，不要对本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不过请放心，如果万一遇到 了这样的攻击，我也能够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决不至于“以牙还 牙”伤了和气，影响民运大局的。是否真的如此，就请朋友们试试 吧！ 　　　　　　　　　　　　　　 ◆ 和平发展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而直接暴力和流血的革命，则极有 可能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们知道，中共独揽了国 家一切大权，控制了一切暴力机器，人民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要在 与中共的暴力对抗中由弱势发展到势均力敌，最后取得优势地位，将 是一个漫长和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越长久，将越会使国家、民 族和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力量是否会最终 上升到优势地位，仍然存在很大变数，谁也不敢确切定论。因此眼下 中国，要想以直接暴力的革命去实现宪政民主，无异于把国家和民族 拖入一场浩大无比的赌注──一场极为弱势的人民与强大千百万倍的 对手的赌注。在这一赌注中，就显著弱势的民众一方来说，其冒险性 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直接暴力的革命显然是下下之策。 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所要消灭的不是某个政党，也不 是组成这个政党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在中国肆虐了数千年 的恶劣社会制度──专制、极权和暴虐的政治制度。几千年来中国变 化最多最大的是帝王的旗号名称，最没有变化的是专制、极权、残酷 暴虐的社会政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巨大文化传统惯性力量，才使 得中国从古至今一切以反朝廷、反腐败甚至反专制为旗帜的个人和政 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最初鼓动民众掀起了推翻没落帝王和 专制政权的大潮，后来却又都在条件具备、机会成熟之时，无一例外 地走上了专制、极权和暴政的道路，昔日反暴政的旗手，再次做起了 专制极权的新暴君，等待着下一轮被别的人推翻，由此维系着恶劣制 度的恶性循环……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专制、极权和暴政的根源， 本质上不在于某政党某社团，也不在于某个个体的人。某政党某社团 或某个人，推行专制极权和暴政而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其看准了中国 这一恶劣传统的根深蒂固，而利用这一传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 这样的传统如果他不去利用，别的政党、社团和个人也可能去利用。 而既不愿意去利用，相反还要去反对和消灭这一传统的政党、社团和 个人，却因其在社会整体中所占比重的过小，力量对比上的过分悬殊 和弱势，而难于上升到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甚至会在操作失当 的情况下，最终败落敌手，陷入被扼杀被宰割的厄运。 因此民运所面对的是一个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传统文化之中的恶劣制度 文化，在这一前提下民运即使消灭了某个政党和相应的一些人，却也 不能有效防止另外的政党和另外一些人再步其后尘；解体一个极力维 护专制极权政体的政党，本质上是削弱这个政党的力量，以此有效地 遏制并在以后逐步消除社会中专制极权和暴政肆虐的土壤与温床，但 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政党；一旦削弱了这个政党的力量，在自 由民主力量发育充分的情况下，此后专制极权和暴政肆虐的土壤与温 床将会逐步得以消除（当然并非立即消除），如果还要去消灭这个政 党的话，那么自由民主的概念本身，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进一步推论下去，我们还应当明白：如果要把从根本上消灭一个政党 及其相应的个人作为民运的奋斗目标，那么也许民运永远难于到达这 样的目标。相反，民运还极有可能受着这一目标的牵制和束缚，而难 于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另一个更迫切、更重要的目标：消灭专制极权的 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而就中国民运阵营的实力来说，民 运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解体中共，但现实却不允许民运为了消灭这个政 党而无休止地耗费精力与时间。 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严峻的现实：民运除了面对着一个实力强大的蛮横 暴虐的政党，同时还面对着众多民众的执迷不悟──直到现在为止， 包拯和海瑞似的“青天大老爷”，还受着中国人的顶礼膜拜；几出清 宫明君戏，就足以把很多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普通民众对这种传统 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遭遇特权的无度侵害时，虽有忍无可忍的情 感与行为表现，却也没能认识到这是恶劣的政治制度带来的必然结 果，没能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有别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全新 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从自己所了解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知识中，觉得 我们的国家“应该改朝换代了”──建立新的王朝，让英明贤能、慈 善仁厚的新君主来统治和管理这个社会。有时甚至还会成为专制暴政 集团的帮凶──他对暴政集团给自己带来的侵犯和伤害因习惯了麻木 了而毫无异样感觉，只要暴政集团以巧妙的方式给了自己一点微不足 道的恩惠予以“安抚”，他就会因此而感恩戴德歌颂备至。而当别的 已不习惯和麻木，并不愿为小恩小惠而永远丧失自己基本权利的人， 要对暴政集团采取革命行动之时，他便会奋起反对，并很有可能投入 捍卫暴政集团的行列。按照鲁迅的话说，他做稳了奴隶就会感激备 至。如果你要对现存社会制度动什么手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 影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并由此而降到更低的地位─因为直到现在的 中国，普通百姓承受比奴隶更低的待遇，是屡见不鲜的事。他想到了 这样的可能，却难以相信你的行动会让他和所有人都享受到比奴隶高 得多的待遇（这样的事从来就没在中国发生过），那么他对你的行动 进行一定的抵制和对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在心理上的习惯和麻木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剂，但因它对理性与思 想的过分排斥，因而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与阻力。特别在一 个有着长期浓厚专制极权与暴政传统的国度里更是这样，中国在这方 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中国统治者，都热衷于利用人们在心 理上的习惯与麻木去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中国历代帝王在这方面 积累起来的策略手段可说琳琅满目，以孔夫子和孟夫子为代表的代代 儒学巨子，在这方面的钻研创造更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就连以远离 政治、修身养性而闻名于世的道家学派、以军事斗争为探求对象的 《孙子兵法》也不乏这方面的论述，林林总总地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 的一大“特色”。以至于当今中国，仍有不少儒子对这方面的“精 华”、“国粹”津津乐道。而中共则更是把这一传统推到了鼎盛，发 挥到了极致。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的普遍默认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 任何对其反对和动摇的行为，几乎都会受到不少人理直气壮的声讨和 责难。参与声讨责难的不仅仅有中共文痞、披着“爱国”外衣的“五 毛党”和不知天高地厚地以“爱国”自诩的愤青，还有不少颇具正直 刚烈之气的知识分子和身处底层备受压迫的百姓。他们在声讨和责难 中，常常会把中国人对极权暴政的习惯和麻木赞颂为一种“美德”， 由此加以极力维护，并对批判和反对这种习惯与麻木的言论穷追猛 打，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残酷暴虐的专制极权的打手与帮凶。 据此可知，即使要进行直接的暴力革命，也会存在一个谁会愿意而且 能够、以及有多少人会与我们一道去实施的问题。而要使这一系列问 题得到求解，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和由这一过程所决定的时间。一句 话，直接的暴力革命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是很不可取的。如果我 们不顾这一现实，而以暴力革命作为奋斗目标并进行公开号召，同时 提出对中共历史罪恶作无条件的清算追究，那么中共必将更加绷紧自 己的神经，更将刺激他们作出拼死的最后抵抗。要知道，现在中共权 势阶层的腐败是非常广泛和严重的，所谓无官不贪正是他们的真实写 照。因此在这样的抵抗中，他们能够动员的是组织化程度相当高的整 个权势集团，而民众的组织化程度几乎处于低级原始的状态，怎样确 保自己能够占到上风，实力能够上升到优势地位呢？ 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中国现在的宪政改革，面临两大不可忽视的阻 力：一是部分民众迟迟难于觉醒的阻力，二是权势阶层出于保护既得 利益和既得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需要的心理阻力。来自民众的思想意识 阻力尚且远远难以克服，何况来自权势阶层的心理阻力？如果我们能 够通过实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免去权势阶层“改革将使自己丢脑袋” 的顾虑，减少权势阶层的心理负担而减轻来自于这方面的阻力，那么 我们的改革诉求不是更容易实现了吗？ 我们深深理解不少国人，因为长期遭受中共暴政极权的无度伤害而苦 大仇深。中共的确有不少坏官和恶官，即使将其千刀万剐也难解深仇 大恨。本人时常在面对中共种种暴行时的心理也是这样。在正常的社 会环境下，按照社会公理和公义惩治罪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然而 在中国，这种可能性早已变得微乎其微。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导 致了不少公众对中共仇恨日盛一日的积累叠加，以至于到了随时都想 报仇雪恨的程度。因此要求对中共的历史罪恶进行清算追究，的确是 合情合理，也是能够顺应民心的。然而民运阵营应当明白自己的责任 和目标，是要在中国结束残酷暴虐的专制极权的历史，而不是报仇雪 恨；民运人士是政治博弈之士，而不是江湖义侠；过度缺乏理性控制 的仇恨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失控的爆发既会伤了对手也会伤了自己， 有时甚至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在尚未伤到对手时，就会让自 己首先受到伤害。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等待机会和时 间，特别是时间。时间的作用，一是可以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此消 彼长的微妙变化，二是可以消融对手的心理优势，让对手逐步退出与 自己的敌对状态，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乃至不战而和、不战而胜 的最佳效果。 否则，如果以冤报冤，冤冤相报，势必造成旧怨未了新仇又起，如此 循环往复，永远没有完结，社会陷入恩怨情仇、刀光剑影的恶性厮杀 之中。那么，宪政民主不会受到充满刀光剑影的恩怨情仇的排斥吗？ 它不会又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难有一个正常实施的社会环境和机会 吗？ 因此，“和”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这就是眼下不宜 主张暴力革命、不宜主张对中共历史罪恶进行无条件清算和追究的， 以妥协为基本特征的改良主义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在中国自由民主运 动中，我们解决民众宪政改革诉求与中共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 就应当从这方面着手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此为改革创造可能性的社会 政治环境。 似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矛盾，那就是要创造出这样的环境，在时间 和机会等待上的过分漫长。但强调妥协，并不是要把宪政改革的希望 盲目地寄托在中共身上；对时间和机会的等待也绝不应是无所作为的 消极等待，而应是在积极创造条件中的等待：利用一切现实可能，千 方百计充实壮大自己，让对手在不经意中不得不正视民运的存在，感 到民运给他带来的种种压力。只有这样，民运才能最终积累本钱实 力，去取得与对手不战而胜、不战而和的最佳效果。 因此我们每一个自由民主人士，都应当以冷静理智的心态去面对现 实，从对现实的客观把握中寻求可行可靠的出路，推动中国自由民主 运动的实质进展。特别要看到民运阵营力量十分弱小，难于壮大到暴 力革命所要求的规模（特别是足以与中共抗衡的军事指挥家、战斗人 员）和组织化水平；暴力革命所需的经济、物质条件很难具备（不论 是自我创造，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等等现实，在承认现实局限的条 件下，至少在目前放弃依靠暴力革命的打算，潜心专注于动员和依靠 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动和平革命的进程。 但绝对地回避暴力，也是一种错误。因为要使专制极权的暴政集团改 邪归正，仅凭我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引导”，那是极不现实的。民间 的维权上访和对官员的一系列意见，以及民运人士的系列言论，本质 上就是对中共的“规劝引导”。对此，中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予以严 厉打压，甚至就连和平理性的上访也被冠以非法的罪名，这说明中共 不可能接受任何“规劝引导”，而且拒绝任何形式“规劝引导”的强 硬态度。对此态度，民运必须针锋相对拿出同样的态度，才能起到应 有的震撼和威慑作用。对应于中共的强硬态度，民运的态度应当是： 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改革，强烈要求中共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配合、 推动这样的改革。民运郑重承诺尽可能以各种和平手段，对中共军 队、警察、党政人员开展策反和分化瓦解等工作，并争取中共党政以 其整体，积极支持、配合、推动改革。在中共对改革主动积极支持、 配合前提下，民运将坚决信守承诺，绝不进行暴力革命，并免于对中 共及其个体性改革支持者历史罪恶的清算和追究，此即“和解”；但 若中共以任何方式拒绝、阻扰和对抗宪政改革，那么民运就将不惜采 取各种可能的方式，最后采取暴力革命手段，以此在中国推进和实现 宪政改革，并对中共及其个人的历史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追究。当前 中共的一切言行，都表明了它明目张胆拒绝、阻扰和对抗宪政改革， 因此民运从现在起，就有理由整合各方面力量，进行暴力革命实力积 累的充分准备。在这种准备中，民运仍将积极努力争取中共的主动改 革。一旦这种准备达到充分成熟，如果中共还要负隅顽抗死不改悔， 那么民运就将被迫启动暴力革命的程序。但如果中共在任何时候愿意 支持配合改革，民运都将立即启动和解程序，放弃暴力革命准备或已 经启动的暴力革命程序，甚至还可帮助和平阻止民间自发的暴力行 动，抛弃前嫌，同舟共济地推进宪政民主改革。 换句话说就是：以“影子暴力”助阵的和平改革。亦即主张和平改 革，进行和平改革的地毯式舆论轰炸，同时进行暴力革命的实力积累 准备，以此给予中共暴政集团必要的压力；但在一般情况下却绝不使 用暴力。这种暴力实体是实在的，却又是以影子方式存在的，是一种 最后可能会用到的预备手段，而不是必须贯穿民运全过程的斗争方 式；它主要用于陪衬一旁以彰显实力、状大声威、震慑对手，非迫不 得已而避免付诸实际使用，故而称之为“影子暴力”。 换个说法就是，因为某一偶然的因素（如民间暴力维权已形成了势不 可挡的浩大声势，中共军队或警察的哗变等等），而使得对手的实力 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衰退，民运与其对手的实力悬殊被大大的缩小，而 不需花费太大的代价就可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在对手仍然负隅顽抗 的前提下，那么暴力革命也不失为一条可以考虑选择的道路。 民间自发的暴力维权抗争，是动摇中共暴政统治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 力量，对民运的影子暴力起着重要强化作用。正如马克思说：“哪里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产生和存在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 然。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一天，它也就会伴随着存在一天。它实际上正 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的民运做着铺垫，开辟着道路。这是自然而 然的事，并非任何人、任何组织人为故意“利用”的结果。它以千千 万万百姓的自由与生命为代价，但这种代价几乎是谁也无法避免阻拦 的，除非当局动了恻隐之心，心甘情愿放弃暴政统治。而要促成中共 作出这样的放弃，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运不懈的舆论批判、谴责和种种 组织化的行为，对他们产生出了难于抗拒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 为之。民运应当围绕着这样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地努力。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民众自发的维权斗争很有可能升华为自由民主运 动，但却不是自由民主运动本身。个体维权往往是以个体眼前的经济 利益为诉求目标，多数缺乏对自由、民主等天赋人权的基本认识和追 求，况且一个一个维权个案缺乏必要的相互联系，各个案的人员处于 孤军奋战之中，难于获得分散力量的整合与加强提升，在面对强大的 中共暴力和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时，多数就连自身起码诉求也未能得 以实现，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官官相护、官黑一家的邪恶势力更恶 劣的侵害乃至丧失生命，因此只好屈服于高压草草收场了事。这样的 维权斗争，一般都只能在短期内对中共地方权力机构和官员形成一定 压力，而难于形成根本的和长期的动摇力量，更难于对自由民主运动 起到其应有的支撑作用。 也就是说，从自发维权到自觉的民运还有一个过程。民运人士尚需趁 热打铁予以必要的参与影响，才有可能完成这一过程，实现其跳跃升 华，成为民运重要的前沿斗争形式。否则，民间维权运动就将难于对 民运发挥出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传统惯性的强力渗透影 响，加之中共有意强化这种影响，使得民众生活在传统文化无孔不入 的社会环境中，民众刚被唤起觉醒的权利意识随时都处于摇摆不定的 变化状态，在中共暴政的高压之下，随时都有可能被打了回去，最终 “回归”为忍气吞声的传统“顺民”，融入对民运隔岸观火的队伍之 中。 与此同时，民运也没有任何理由责难民间自发的暴力维权抗争，因为 在民众任何和平抗争手段都被中共无理剥夺而失去了合法性的情况 下，责难民众的暴力维权抗争也是背离人性的，无异于是在告诫民 众：面对当局对你的任何胡作非为，你都只能逆来顺受；你不能（事 实上是当局不允许）去讨说法，当局有权不给你一个合情合理的说 法，你也不能对当局有任何反抗的行为──这实质上是对中共极权暴 政的变相默认和纵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给民众的暴力倾向火 上浇油，不能鼓动民众进行暴力维权。因为民众的暴力将为中共使用 更大更残酷的暴力找到“合法”的借口，导致更多民众在中共暴力下 走向生命的毁灭。这样，我们虽然在主观上为了民众，在客观上却有 可能成为民众的变相杀手。 我们每一个自由民主人士，都应当以冷静理智的心态去面对现实，从 对现实的客观把握中寻求可行可靠的出路，推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 实质性进展。特别要看到民运阵营力量十分弱小，难于壮大到暴力革 命所要求的规模（特别是足以与中共抗衡的军事战略策略家、指挥 家、战斗人员等）和组织化水平；暴力革命所需的经济、物质条件很 难具备（不论是自我创造，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等等现实。在承认 这些现实局限的条件下，形成如此共识：直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在目 前，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要手段和公开旗 号，更不应向社会作公开宣示。否则，在当前民众组织化程度过低， 又缺乏实力雄厚可靠的其他社会力量支持的前提下，将会使得民众因 受到过分鼓动而盲目使用暴力，从而成为中共暴力疯狂发泄的对象， 给民众带来空前的伤害。如此一来，空前的恐怖带来民众空前的恐 惧，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少民众对于抗暴维权之事可能都会处 于谈“暴”色变的心理状态，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就会随之陷入大倒 退的格局之中，我们的社会也将陷入更加黑暗的时代而难于自拔。 中国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再次拖入这样的 折腾之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呓语： 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终结（之06） 李松奋 ────────────────────────────── 自序 第一章　永恒的人性 第二章　文明的历程 第三章　历史的插曲 一、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二、共产主义实践的罪恶、失败及其必然 　　１、共产主义实践的罪恶（上） 　　１、共产主义实践的罪恶（下） 　　２、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 　　３、共产主义实践失败的必然性 第四章　伟大的使命 第五章　无尽的梦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 第三章历史的插曲 ────────────────────────────── 二、共产主义实践的罪恶、失败及其必然性 １、共产主义实践的罪恶（上） 与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本质特征相一致，共产主义运动 的丑恶伴随它的始终。 人在智力、体力、勤奋程度、家庭负担等方面是不同的，在正常的私 有制社会条件下，必然呈现贫富差异。在封建制自给自足经济向资本 主义商品经济缓慢转变过程中，农村土地和城市资本财富逐渐向极少 数人手中集聚。这既是人们自我生存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结果，也是经 济集约化发展和规模效益的体现。然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贫富差 距的急剧扩大和少数富人为富不仁、巧取豪夺罪恶的加深。国家权力 本应对富人们的各种罪恶行为进行抑制和打击，并通过税收和社会财 富再分配等手段推行抑强扶弱的人道主义措施，在保证效率的前提 下，实现社会相对合理和公平。但是，这在当时的人类文明程度下， 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俄国、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在亚洲的中国等国，社会统治权的极 端腐朽所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人民处于沉重的苦难之中。实际上，同 以往许多时代一样，在比较富有的社会群体中，为富不仁、仗势欺 人、残酷压榨穷人，血债累累、民愤极大者有之；在从事正常的财富 创造活动时，接受、顺应和利用现实，夹杂着不仁不义行为，但并无 多大民愤者有之；主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节俭，只是相对富有的 善良者有之。而且，其第一类千夫所指的坏蛋只是个别的，后两类占 大多数。显然，他们购买土地等财产和雇工行为，都是当时社会制度 所允许的，其业主本身是无罪的。他们一般又都是会经营、善管理 者，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 悲惨的社会现实必然导致人民的造反和社会的变迁。用理性的眼光 看，当时的罪恶是由统治者、由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应过分地把愤 怒发泄在某些社会成员个人身上。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让那些极少数所 谓地主恶霸偿还血债，包括采取一些较为激进的平均地权等社会资源 和财富措施。对民愤极大者予以镇压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也是正常的。 但对于其他大部分有产者，则不应无端剥夺其政治、经济甚至生命权 利，而应当通过国家对其低价收购等温和方式进行调节和分配，在体 现人道和正义的同时，继续保护和发挥他们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骨干作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其革命措施又往 往是非理性的、极端的、惨烈的。它同样是人性恶的社会体现。 也可以说，人民在饥寒交迫、生存不下去的时候，生命的本能及其激 愤的群情，必然汇集成为不可阻挡的反抗力量。同时，也是他们打富 济贫求得生存的理由。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亦夹杂着人性恶的 潜意识因素。 嫉妒是人的天性。人总是不喜欢别人在财富、社会地位甚至包括貌相 上胜过自己，而试图超越别人，直至支配奴役别人。即使对于那些合 法致富者，也仍然表现出仇富的社会心理。低效的平均主义却使人心 安理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尤其是中国人浓厚的传统意识。不过，人 在贫穷时强烈要求均贫富，而在均贫富之后，又会强烈希望自己比别 人更加富有和强大。除了人性善之外，也除了人有时在教化、煽动和 愚弄之下，为所谓正义而献身的情绪支配下的敌对厮杀之外，很多人 还会在征服异族、屠戮同类中得到发泄兽类野性的消极性精神满足。 千百年来一次次农民战争中不问青皂白地劫富济贫大肆杀戮行为，都 毫无例外地体现着这种非理性的人性恶。当然，它也是首领们得以发 展壮大势力争夺江山的力量来源和必然途径。 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者，公开声称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正是历史 上任何一场暴力劫杀的重演。共产主义实践中诸如各国共产党领导的 所谓人民解放运动，不但是农民战争或暴力革命的继续，而且其政权 将人类非理性一面和罪恶的专制更上一层楼，推至极限。西方人称其 为极权国家。 马克思主义即为阶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阶级狂。是的，根据 在社会中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最为典型分明的 是，当时社会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要夺取 政权和财富，资产阶级必然进行反抗和破坏。那么，无产阶级就要实 行专政和镇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但是，他们看不到自己革命 的粗暴、自私、丑恶、反人类和无知、可笑的一面。除了将极少数罪 大恶极者施予镇压剥夺外，他们将相对富有一些的人统统划为地主、 富农、资本家阶级的坏蛋，统统施予剥夺和强制，将社会经济管理的 中坚力量实施残杀或打入冷宫，把充为公有的财产让所谓红色无产者 去管理，不但肆意践踏人权，同时给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的混乱和破 坏。 在暴风雨般的社会突变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反抗者之外，不管应该不 应该剥夺，大多数被剥夺者是无力反抗被迫归服的。对于他们，就不 应该再施予无休止的镇压和迫害。对于他们的后代，就更不应该施予 无休止的压制和歧视。然而，共产主义者是那样的冷酷和无情。不仅 如此，他们对于社会各界敢于发表的一点不同意见，哪怕是最真诚、 最善意的劝说，都粗暴地拒绝和打击，直至神经质般怀疑和寻找他们 认为的坏人。特别是在许许多多拥护和追随他们的事业，作为他们队 伍一员的人们中间，也以阶级狂的目光搜寻一切，无端疯狂地进行一 次次清洗和镇压，与历史上其他任何罪恶的暴力和阴谋杀戮别无二 致。共产主义运动或其所谓无产阶级政党是制造敌人的机器。按照他 们的许多文件和政策宣传，也说得头头是道，明智合理。对民族资本 是赎买，对农村被改造对象的改造只是暂时的，且不累及他人，很多 很多人都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和力量，等等。但实际做的却完全是另一 个样子。“宁左勿右”，越往下面执行者那里，越疯狂和扩大化。他 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遭到唾弃和反抗吗？反抗，就意味着更严酷的 镇压。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 他们说，这是完全为了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革命者常常以吹捧他们 崇高的目的来掩饰其手段的罪恶，这无疑是荒谬的。实际上，在他们 索取掌握权力之后，其极权制度本身，决定了它只会制造新的更大的 罪恶。 Ａ、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 　　在俄国，列宁通过暴力颠覆2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 　　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历史证明，这并非俄国人民 　　的福音。不过，我们还是从正面理解这场革命吧。 　　列宁领导劳苦大众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着手按照马 　　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直至力求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 　　美好理想。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根本前提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 　　导下，不排除使用一定的强制方式，实行经济上的公有计划化。 　　而国内战争的爆发也客观上加速了这一实现过程。因为必须把有 　　限的人力物力高度集中支配使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便 　　制订和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主要包括：实行 　　余粮收集制，农民手中的余粮（有时甚至是一部分必要的口粮） 　　全部交给国家；加速工业国有化，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 　　所有，由国家进行分配，以保证前线和农村的日用消费品供应； 　　禁止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并建立一套实 　　物配给制度，工资实物化；严格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贯彻不劳 　　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以便抽调更多 　　的工人上前线。 　　如果说战争确实需要搞些统制的话，那么，这种统制也应当有所 　　限度。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却是全部的，绝对的，是速成的共产 　　主义。但它最符合马克思主义设想出的消灭货币取消市场的共产 　　主义模式。因此，当时千百万革命者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社会 　　主义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但是，战争一结束，这种政策就暴露出它的弊端，显现出它所造 　　成的恶果：除了口粮，全部作为“余粮”统统收交国家和大小企 　　业一律归国家所有的作法，从根本上降低了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 　　极性。同时，由于一切由国家进行管理，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官 　　僚队伍。它不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国家的负 　　担，而且这种行政命令式管理活动，必然伴随着客观上的信息不 　　充分、决策不科学，尤其是主观上的能动性差、不负责任、瞎指 　　挥和腐败等大量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加剧了经济的低效和危 　　困。经济的严重困难所带来的物品匮乏和饥饿，引起了人们的强 　　烈不满。人们起来公开造反，许多地方发生暴乱。据统计，当时 　　全国有150多起叛乱活动发生。俄共（布）十大公布的材料显 　　示，1921年3月坦波夫省喀琅施塔得要塞水兵叛乱中，有30%的共 　　产党员参加，另有40%的共产党员宣布既不参加叛乱，也不支持 　　苏维埃，表示中立。 　　列宁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面对这种状况，他没有用暴力手段继 　　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是采取“退却”方法，实行新经济 　　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纳税后剩下 　　的产品；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制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 　　义；允许贸易自由，以便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和发展工农 　　业，巩固工农联盟。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列宁特别强调不 　　对农民实行暴力问题。对于政治体制，列宁在晚期《给代表大会 　　的信》、《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 　　口授的信件和文章中，提出了若干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不幸的 　　是，列宁过早地谢世。 　　列宁想象着他按照马克思主义设计的无产阶级掌握权力的社会主 　　义会保证人民的永远幸福，但他却不能保证这种制度使他的继任 　　人也是一流的政治家，并且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制约──实际 　　上，不对人民使用暴力和继任人这两个问题，一直到临终时还困 　　扰着他。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由于这种制度不是用法律来保障通过公平 　　竞争民主选举手段使优秀的政治家走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而是 　　靠个人性格上的强力优势而谋取，列宁生前担心的太粗暴的斯大 　　林当时攫取了最高权力。 　　斯大林似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更真诚，立场更坚定，实现共产主 　　义的愿望更迫切，加上他的残酷性格，特别是加上这种制度下根 　　本没有真正权力制约机制存在这一土壤条件，便大刀阔斧地干将 　　起来。他首先竭力取消新经济政策，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使全部 　　农民快速进入彻底公有公干的集体农庄。同时，运用余粮收集制 　　和对农民课以重税的办法高速发展重工业，即运用低买农产品、 　　高卖工业产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靠剥夺农民利益的方式 　　发展工业，斯大林叫做农民“贡税制”。他曾说：“我们落后了 　　100年，应当用十年时间跑完这段距离’’。 　　但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是怎样的呢？ 　　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 　　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 　　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认为是富农。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只要雇过工的人都可以认作富农。甚至把一 　　部分同富农有某种关系，帮助富农做些事情的贫农也推到富农一 　　边，称他们为“富农的帮凶”，同富农同等对待。所以，实际上 　　相当一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对待。对于富农，就是全部 　　没收财产。也就是对占城乡人口1／10以上的人，实际是社会精 　　英部分，实行全部剥夺和专政。 　　于是，千百万原本勤劳善良无罪的农民，有的因稍有反抗或迟疑 　　便被枪杀或送进集中营，更多的是没有任何不规也被全部没收财 　　产并把他们举家流放到西伯利亚等边远荒凉的地区。在1928年至 　　1931年的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这样的农民被剥夺和迫 　　害。许多富农及其家属或在流放程中死于饥寒交迫的路途中，或 　　在到达目的地不久因环境不适、生活没有基本保障悲惨地死去。 　　斯大林生性权欲极重又多疑残酷。在他的心目中，世界只有黑白 　　两种色调组成。顺我者白，逆我者黑；白者昌，黑者亡。他不但 　　对待农民是这样，对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还是在列宁生病期 　　间，他就崭露了自己的这种头角。例如，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倡仪 　　和斯大林支持下，采取一个非常行动：构成俄国文化核心和精华 　　的160人（包括作家、教授、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等）被逐 　　出国境。1922年8月31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带有意味深长 　　标题的文章：《初次警告》。 　　斯大林不容许任何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存在，不容许任何仅仅是潜 　　在的有可能向自己权力提出挑战的人存在，而且不容许所有了解 　　他的底细的人存在。他不担拒绝接受他们哪怕是最真知最正确的 　　意见，而且还总要设法将他们连肉体也消灭掉。列宁生前评价的 　　几位党的领袖和亲密战友，先后都被斯人林除掉。 　　托洛茨基是此前苏共党内与列宁并驾齐驱的领袖人物，其政治主 　　张更加温和务实一些。斯大林首先将其作为权力威胁而以各种罪 　　名批倒批臭，流放国外，并在苏共党内直至其他国家共产党内清 　　除一大批“托洛茨基分子。” 　　1934年，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上，只有三个人对基洛夫投不信任 　　票，而对斯大林却有1／4的代表投不信任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 　　会有多少呢？真令伟大领袖寝食不安。一场血洗运动在他的脑子 　　里酝酿着。 　　不久，基洛夫神密地被谋杀。在当时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225 　　名代表中，竟有1,108人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139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 　　委员中，有98人被捕并被枪决。他们绝大多数都是10月革命以来 　　各行业中功勋卓著的革命精华人物。 　　斯大林猜疑心最重，但他从不对告密者说出的东西加以猜疑。所 　　以，许多道德败坏者为了讨好他及他的下属，得到他的政策的赏 　　赐，便诬告成风。“人民的公敌”、“暗害分子”等“坏人”数 　　不胜数地出现，从而使斯大林控制的政治机器大开杀戒，苏俄国 　　土长期流血遍地。 　　仅1936年斯大林亲自批准枪决的他熟悉的人就有： 　　◆他从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 　　◆他原来的助手阿纳．扎列强； 　　◆列宁原来的秘书尼．哥尔布诺夫； 　　◆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的秘书尼．努基泽； 　　◆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 　　◆他的“哲学老师”杨．斯泰恩； 　　◆同他一起作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 　　◆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Ｃ．乌里茨基； 　　◆被他树为标兵的原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列．卡拉汉； 　　◆同他有过亲密关系的肃反工作人员雅．阿格拉诺夫； 　　◆内战时期同他一起执行过列宁委托的安．布勃诺夫； 　　◆被领袖他本人称赞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约．瓦雷斯基； 　　◆…… 　　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708,323目录，第38卷宗， 　　第14至16页，还有一项骇人听闻的纪录：仅1938年12月12日这 　　天，斯大林和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同批准枪决的“叛 　　徙”、“暗害分子”、“人民的公敌”等政治犯就有3,167人！ 　　苏联内务部向斯大林报告1949年度工作时指出：止1月1日，不足 　　二亿人的苏联，各地劳动改造和劳教所共有2,550,275名犯人在 　　押，其中关押十年以上者为366,489人。这些不包括普通监狱的 　　犯人。如把普通监狱关押的人算在内，约有300至400万人。 　　的确无法精确算计。有人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 　　万左右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 　　其中不少于1／2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在斯大林统治的30多年时间里，所杀害的人比罗曼诺夫王朝300 　　年历史上的所有俄国沙皇所杀害的人多许多倍。无产阶级革命领 　　袖把中世纪的黑暗残暴行为带到20世纪末。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活生生的现实。 　　斯大林时代所杀的人，有许多没有进行任何审判。有许多进行了 　　所谓审判，也是对审判这一法律术语的亵渎。他们事先得到的供 　　词，往往是通过诱骗或折磨拷打的方式获取的。开庭审判常常是 　　经过精心排练过的，指定犯人怎么讲，怎么回答问题。 　　斯大林时代对千千万万个生灵的践踏摧残，直到今天，任意拈来 　　些许片段，读来仍然令人心碎。 　　当时的苏联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的女儿维多利亚．杨 　　诺夫回忆说： 　　　　“（1937年）当我的父亲被命令作审判第5军团司令员图哈 　　　　切夫斯基法庭成员时，叫喊起来，‘我怎么能这样！我明明 　　　　知道他们都不是敌人……’逼他的人一走，就听到他房间里 　　　　一声枪响……他自尽了。随之，母亲被捕了，她作为‘人民 　　　　公敌’的妻子被判处八年徒刑。后来在劳改营里又关十年， 　　　　罪名是‘帮助人民公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发来 　　　　的通知说她于1943年死在劳改营。而我被送进幼儿园，成年 　　　　后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了六年刑。随后开始流放 　　　　……” 　　列宁晚年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列宁逝世后作为与斯大林并驾齐驱 　　的党内两个领袖人物之一的布哈林，其遗孀拉林娜，曾对当时的 　　情景进行回忆。 　　1937年布哈林在前三个月里受审时，拒绝供认对他的指控，但是 　　后来妥协了。原因有两个：一是为其妻子和儿子的生命着想，因 　　为预审中曾暗示他，如果供出所需要的供词，那么其妻儿及老小 　　亲属可以得到宽恕，否则他们的性命难保；二是为了争取公开庭 　　审，利用合法场所进行斗争，把对他的审讯变为他的反审讯。他 　　是深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法的，如果预审不招供，就会被 　　暗中处决。 　　布哈林在被捕前就预感厄运降临，于是写了一封题为《致未来一 　　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心理上已经作好了被捕、被处决的准备。 　　信中说： 　　　　……我18岁入党，我一生的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为社 　　　　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徙……我请求年 　　　　轻正直的、新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 　　　　信，宣布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奔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 　　　　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 　　　　尼．布哈林 　　拉林娜说： 　　　　“我当时23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深信我能等到把他的遗 　　　　书交到中央委员会的那一天。但他预料到抄家时这封信一定 　　　　会被搜出，他也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将受到镇压，所以他 　　　　要求我熟记这封信的内容。他多次对我朗读这封（1,000多 　　　　字）信，我跟着他多次背诵。当我背诵稍有差错时，他是那 　　　　么地懊恼！最后，他终于相信我能够把全信内容背得烂熟， 　　　　他就销毁了原信手稿”。 　　　　“当时正在进行的审讯，那些令他无法理解的对质以及为抗 　　　　议对他的骇人听闻的指控而进行的绝食，已把他折磨得心力 　　　　交瘁。在最后一次去参加会议时，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回来。 　　　　于是，他满眼热泪跪倒在我面前，求我宽恕他连累了我，希 　　　　望我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再重复说， 　　　　‘一定要成为布尔什维克！’他还求我不要忘记他《致未来 　　　　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的每一个字，他要求我为他的平反进 　　　　行斗争：‘你起誓，一定要办到这一点。你起誓，你起 　　　　誓！’于是，我对他起了誓，一定记住他的信。这时他才从 　　　　地板上站起采，拥抱我，吻我，用他颤抖的声音说道：‘安 　　　　纽塔，你不要太悲伤，历史总会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 　　　　但是，真理一定会胜利！’临别时，布哈林坚定地对我说： 　　　　‘形势会变的，一定会变，你还年轻，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我们两人都深知，这将是我们的永 　　　　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穿上皮短上衣，戴上有护耳的大皮 　　　　帽，径直向门口走去。‘记住，别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尼古 　　　　拉！’永别时我只能说出这一句话。他再也没有回来”。 　　1938年3月21日，49岁的布哈林，挺着胸，与李可夫、雅哥达等 　　一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共15人，一起倒在红色苏维埃政权 　　的枪口之下。 　　此时，布哈林的家中躺着他的父亲，奄奄一息。 　　不久，拉林娜被捕。她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了18年。他 　　们唯─的这时不到两岁的儿子尤里失散被人抚养，住在乌拉尔山 　　区。1956年，尤里20岁时才得知自己的母亲还活着。 　　历史，终于发展到了这一天。1988年，在拉林娜74岁的时候，也 　　就是事隔50年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布哈林才得以平反。当接 　　受记者采防时，拉林娜说道：“我50年经历的深刻内心感觉，若 　　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是太显贫乏了”。 　　布哈林，一个曾被列宁称誉为“革命的金孩子”，─个多么纯 　　真、执着、高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样，被无产阶级革 　　命领袖操纵的绞肉机绞得粉碎。 　　这使我们想起有人所总结出的一句话：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特殊 　　的宗教。一般宗教教徒总是希望来世获得幸福，共产党人却希望 　　死后能够得到平反。 　　与布哈林相比，中国刘少奇的命运毫不奇怪。 　　人们往往在神化领袖的氛围中，不明真相地把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的功劳归功于斯大林，而淡化了面对法西斯猖狂进攻，苏联许多 　　卓越将领以及全体人民英勇奋战的业绩。人们没有认真地回忆， 　　在1937至1938年的清洗运动中，处死了成千上万名红军指挥官。 　　其中许多为高级军官，包括五名元帅中的三名，15名集团军司令 　　中的13名，85名方面军司令员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 　　406名旅长中的220名及所有军区司令员。人们也更少知道，在希 　　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前夕，许多人一再报告德军要进攻苏联的信 　　息，斯大林就是不肯相信这一点。他得意地坚信，由他亲自主持 　　刚刚签订《苏德友好条约》的德国，不会也不敢进攻苏联，即使 　　发动进攻也不屑一顾不堪一击，致使苏军一直未作任何准备。加 　　上斯大林对大批优秀将领的疯狂屠杀，苏军力量十分空虚。所 　　以，当德军入侵时苏军惊慌失措，斯大林本人也近于精神崩溃， 　　使德军几乎是长驱直入打到莫斯科城下。在战争的最初半年内， 　　约有300万人被俘。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所付出的本不 　　应付出的代价大得无法估量。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斯入林在对全国实行血腥统治的同时， 　　对其他许多较小民族实行大民族主义统治，对他们进行欺压和奴 　　役，给他们几代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创伤，甚至埋下了民族仇恨 　　的种子。例如，他竟把一个个民族残酷地逼迫迁移到东部地区。 　　仅1944年间，通过三次行动，共有65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 　　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迁移。 　　诚然，在苏联各民族中，真正无耻的叛徒、敌对分子是有的，但 　　它是极少数。而且，即使那些叛变敌对的人当中，大多也是因吃 　　尽了苏维埃政权的苦头而被逼走上与苏维埃政权为敌道路的。 　　在国际主义问题上，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也同样施以 　　唯我独尊，逆我者亡的暴政。例如，1948年，因南斯拉夫没有在 　　苏联面前唯命是从而招致斯大林的恼怒，自此开始纠集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恶毒攻击和经济封锁，并在政治上实行 　　罪恶的清洗。同年，波兰党内坚持走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而被苏联直接干涉，哥穆卡尔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并后被逮 　　捕。匈牙利党总书记卡达尔也以同样原因被投入监狱。更有甚 　　者，以清洗所谓“铁托分子”为名株连了东欧各国无数共产党 　　人，一大批东欧国家党的领导人被枪杀。仅波兰党内就有1／4的 　　党员遭到清洗和牵连，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也有7,000多人遭到同 　　样的命运。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基本上对苏联附首听命，成为它的附庸，给这些国家的经济 　　和政治社会各方面造成严重损害。 　　总之，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圆满地保证了斯大林的独裁统 　　治，苏联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特征 　　是鲜明典型的。它就是：政治上的官僚极权主义，经济上的包容 　　一切的指令计划，文化上的专制和情报封锁。20世纪末苏联解体 　　后，苏联政治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俄共总书记丘加诺夫说，所谓斯 　　大林主义模式，就是垄断所有权，垄断政治权，垄断真理。 　　所以，不管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怎样为他歌功颂德，崇拜他、神 　　化他，也不管当时人民的劳动热情怎样真正地高昂，涌现出多少 　　英勇无私的劳动模范，但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最终对劳动人 　　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扼杀，以及与此相连的官僚主义低效局面的 　　出现。斯大林死时，苏联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体制僵 　　化，一切代表大会、集会都徒具形式，因为它们的结果都由独裁 　　者预先决定好了。意识形态把文化贬低到只能起指定的和顺从的 　　“教育者”这种模拟机器的作用。工业发展很快，从1913年到19 　　50年增加了12倍。而农业却徘徊衰落不前，近40年只提高了 　　4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1953年， 　　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 　　副食供应不足，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的农庄 　　的工分只有几戈比。社会科学就是拼凑引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 　　学的发展也很缓慢。官僚主义制度几乎控制着社会中的一切。虽 　　然官方宣传不断宣扬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取得了─个又一个新 　　的胜利，但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却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克里 　　姆林官领导人眼看着人民的热情逐渐减退。 　　面对这一现实，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 　　些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不可能突破这一非民主化 　　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公有计划经济体制旧框框的束缚，小修小补 　　扭转不了大的局面，加上赫鲁晓夫长官意志非科学决策造成的失 　　误，经济增长率日趋下降。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赫鲁晓夫时代虽然揭露批判了斯大林主义， 　　并对其东欧卫星国家采取了一些松绑行动，但在实质上还是没有 　　放弃对这些国家的干涉控制。例如，1956年波兰发生人民对当局 　　政治经济统治不满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发生突破苏联模式的政 　　治经济改革之后，苏联都不惜动武进行威胁干预，并在它的直接 　　操纵下枪杀这些国家的许多优秀领导人。 　　1964年，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苏联新领导对赫鲁晓夫时期 　　的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修正和整顿，经济发生了一定的好转，实 　　力有所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但是，政治上的独裁 　　专制，行政和经济机关庞大臃肿、官僚主义、命令式管理、粗放 　　型经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1972至1982年，粮食连年减产，并影 　　响畜牧业的发展。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济比例失调，劳动 　　生产率下降，第十个五年计划的部分指标没有完成。这一时期经 　　济增长速度已降到4.3%。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则又下降至 　　3.1%。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将大量财力用于军事武装力量，在世界 　　各地寻求与美国抗衡，搞势力扩张，对许多国家进行武装干涉。 　　其中，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挟制与其前任相比更不逊色，“布 　　拉格之春”就是一个典型说明。1968年，杜布切克任捷克斯洛伐 　　克党的总书记，制订党的《行动纲领》，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下 　　放权力和实行权力监督，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以挽救 　　经济危局。苏联担心其改革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以脱离它的控 　　制，便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进行“集体制裁”。 　　8月20日，苏联等5国以50万大军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逮捕杜 　　布切克，并进行大规模清洗，约有l/3的党员被开除出党，严厉 　　镇压了这场改革运动。 　　勃列日涅夫在总书记位子上寿终正寝。非民主制下的论资排辈， 　　又使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两个病弱老人先后短暂执政而老死在位。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老祖宗、大本营苏联。 Ｂ、中国毛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赤色共运，就是暴力恐怖和杀人。它 　　确实具有一定的邪教特征。早在20年代初期，以苏共为榜样的中 　　共组织军队和发动农民在两湖地区进行起义时，奉行的就是全部 　　没收富人财产的路线。并且，提出的口号就是“杀杀杀，杀尽土 　　豪劣绅”，导致惩治镇压的扩大化，使许多只是富裕一点的善良 　　勤劳的无罪农民残遭杀害，并因引发农村的宗族矛盾而大大增加 　　了相互仇杀的数量。共军甚至还放火烧掉成片村庄，名义上为了 　　断敌人后路，实则以断农民生路的手段，逼迫他们参加“革命 　　”。对于这类过火残酷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称它为“好得很”。 　　共产党人对“反革命”问题特别敏感，以致达到一种神经质的疯 　　狂状态。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底，蒋介石派人组织ＡＢ团，以 　　对抗共产党势力渗透，夺取和掌握在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ＡＢ 　　团在当时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到1927年中间，因情况变化， 　　ＡＢ团已不复存在。至于当时残留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中的 　　ＡＢ团分子，实在是少得难以想象。但是，从1929年下半年开 　　始，赣西南在肃反中又大搞清洗ＡＢ团运动。既然是极少，甚至 　　根本就没有，所以他们用正常正当方法就很难清出。为了能够深 　　挖彻底清除，1930年9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 　　通告》中说：“ＡＢ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 　　打，决不肯供招出来。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 　　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团组织以期 　　根本消灭”。 　　于是，便大搞逼、供、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逼供信的手段多 　　种多样，名曰：“软硬兼施”。所谓软的方法，就是用言语骗出 　　“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 　　用牛尾竹扫子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仅胜 　　利一县就有120余种刑罚，“不招供，不停刑”。所以，一些人 　　或被活活折磨致死，更多的人则因实在无法忍受酷刑而胡乱编造 　　招供一番，而这些被招供出的人则立即被抓起照此办理。就这 　　样，仅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中，就被肃掉4,000多名“ＡＢ团分 　　子”。如果加上地方党政各级干部，那么被肃的人就达上万人。 　　特委决议中称此为“实行赤色恐怖”。赤者，红也。一个“赤” 　　字，道出了他们心安理得洋洋得意之情。 　　1930年12月，在肃清ＡＢ团的逼供信中，有人诬陷在富田的中共 　　江西省行委内存在一个ＡＢ团总部，总前委立即派人前去捉拿。 　　当时的红20军174师政治委员刘敌，被别人受刑难忍时供为ＡＢ 　　团分子。在马上被捉拿的情况下，刘敌组织人员，对前来捉拿的 　　人进行扣抓反叛，即发动富田事变。但他们并非反对他们的共产 　　党上级，而是立即派人分别到总前委和党中央报告事情经过，并 　　负荆请罪，等候发落。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3月28日作出《关于 　　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它是反革命行动。4月，将富田事变领 　　导人召回中央局开会一网打尽，先后处决。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 　　县平头寨的红20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ＡＢ团骨干缴械 　　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后来中央承认，富田事变领导人同ＡＢ 　　团毫无关系。 　　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邓演达，曾经表示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 　　义，主张走循序渐进式革命道路，实行温和的社会改革。1930年 　　8月，中共中央发出宣言，把邓演达的派别学说，即应该作为中 　　间势力争取的邓演达的第三党力量，说成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当 　　作反革命组织进行镇压，在红军内部铸成了又一大冤案。其查挖 　　“社党分子”的手段仍然是大搞逼供信。1931年3月2日下午，林 　　海汀等17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在临刑时，他们忍受着极大的 　　冤屈与痛苦，仍然高呼“打倒社会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口号。在这次肃反过程中，由于捕杀的犯人越来越多，闽 　　西政府来不及审批，便作出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 　　的，可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于是，肃反的权力层层 　　下放，一些基层组织便可随意抓人枪决。个别稍有良知的干部下 　　不得狠心，但只要有人被认为工作不力或犹豫不决，就会被立即 　　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不加调查审讯而草率处决。谁捕人最 　　多且处决人最快，为态度最坚决，表现最好，提拔最快。政策规 　　定，凡出身不好者，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一旦捕捉，全部 　　杀掉。肃反的重点是红军连排长以上、地方政权区以上干部。在 　　一年多时间里的受害总人数，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但 　　后来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认为在这次事件中被 　　打死处死者有6,352人。这还不带判刑关押、被迫逃亡和受牵连 　　的家属。它仅是在一个总人口为百万左右的闽西苏区发生的事 　　件。搞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枉捕滥杀，使许多人被迫逃亡， 　　有的避居山林，有的漂洋过海谋生，也有一部分人走上了武装反 　　抗的道路。主持苏区肃反工作的邓发，在1945年延安整风后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当时全国并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 　　1931年1月至1934年夏，在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加紧进行肃反的指 　　示下，湘鄂西根据地以肃清“改组派”的名义，进行了四次大肃 　　反。他们采取逼供、诱供、提名问的办法，凭屈打成招的口供， 　　罗织罪名，定案处理。庄晓东是1931年由中央派往湘鄂根据地工 　　作的。他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 　　饭后休息去了，我在阴暗的室内朦朦胧胧看到一个满身是伤似人 　　非人的阴影在蠕动。这是谁？我几乎叫出声来。见他频频摇手示 　　意，细看之下，才认出原来是红九师政委戴君实。他走前几步细 　　声对我说：‘庄同志，您大概不要紧的，希望您能照着列宁主义 　　的路线来发展中国党的事业！我是摧残党的，当打得我受不住， 　　他们指着名单叫我认的时候，我那时昏了，我都认了，凡是我知 　　道的和我听说过的名字我都胡乱认了’。当我叫他据实向肃反负 　　责人说明时，他连连摇头说：‘我承认了，说也没用，但愿早 　　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 　　除了“第三党”、“改组派”“托洛茨基派”等帽子满天飞外， 　　有几个人一起喝茶，就说是“喝茶会”；在一起散散步，就说是 　　“并肩会”；在一起吃东西就是“麻花会”或“好吃会”等等。 　　据当时幸存的其他同志回忆说，敌军逼近洪湖时，来不及杀的都 　　用麻包装起来，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 　　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都变了颜色。 　　当时杀得红三军几乎没有什么党政干部了。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 　　批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中说，在 　　前后四次肃反中，共“肃捕三千多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 　　字。贺龙回忆说：“只在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红三 　　军中的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 　　大概此时掌控中共的毛泽东，感到需要通过恐怖手段树立绝对权 　　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 　　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后期，开展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 　　运动开始是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等，让人们 　　都进行“坦白”，在整个革命队伍内部形成一种“坦白”光荣， 　　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后是在延安等地窑洞内大搞“车轮 　　战”，让人们不得睡觉休息，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 　　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待问题。最后运用主观臆断、指鹿为 　　马，欺骗恐吓、诈取口供，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的办法，让人承 　　认自己并招供别人有反党反革命问题。有些人经受不起冤枉折磨 　　而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 　　当时的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说：“现在的延安新 　　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 　　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经过“抢救”，仅延安所 　　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 　　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 　　“特务”；中共开办的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 　　救”，96%的“特务”。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才华横溢而为人 　　耿直不屈。由于他对李维汉在研究院关于整风动员的讲话内容的 　　一些方面持异议并提出批评，被搞“抢救”的人把他和他身边关 　　系密切的人打为“五人反党集团”。据说，还由于王实味曾如实 　　翻译列宁称斯大林太粗暴等遗嘱内容，招致斯大林的忌恨。1947 　　年3月，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延安时，关押之中的王实味和许多人 　　一起被就地处决。 　　毛泽东很有意思。似乎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把他蒙蔽起来了。大概 　　他很爱才，对王实味确实比较器重。不然，1949年进京后，当知 　　道王被处决了，大为震怒，厉声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坏人”的确多得不计其数。 　　这确实是一部制造和产生“坏人”的机器。 　　 　　早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城市的相对较 　　大的工商业户都被划为资本家，其他靠自食其力的小业主或商 　　贩，也都是革命专政的对象，被没收其全部或大部分财产。农村 　　的较为富裕者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没收其全部或大部分家产。 　　他们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坏蛋。划分阶级成分时本来所定政策就 　　比较非人道和苛刻，再加上在推行过程中那些农村农会干部为分 　　别人东西而任意过火的行为，使地主富农数量大大增加。例如， 　　我家的一个邻居，划成分开始时给他定为富农。曾给他家打过工 　　的贫农跑到县人委说明情况，认为不够富农条件，应划为中农， 　　县人委也开了信盖了公章让其带回叫村农会重新审定。但是，农 　　会干部不予理睬，说：“你算扯蛋，这个够不着那个够不着还分 　　谁的东西！”最后还是维持原定。与此情况不同，对阶级划分问 　　题无法解释的另一现象是，前天还是富有者，昨天因父辈好吃懒 　　做或赌博败家沦为贫穷者的无赖之徒，成了地地道道本质就好的 　　红色无产阶级。我家的另一个邻居，本来家庭比较富裕，但在解 　　放前两年从一在外的亲戚口中得知共产党来了要打土豪分田地， 　　而快快把土地处理掉，被划为中农。这家在解放后日子过得很红 　　火，当有国家干部，完全是革命的人，与那些划为地主富农的家 　　庭具有天壤之别。还有一种更为悲哀的事实是，当一些人突击卖 　　地而成为无产阶级人儿的同时，有一些憨厚老实的农民却一时看 　　便宜买地。不久在按地亩数划成分时，成为地富坏蛋阶级人物。 　　象这样的例子在家乡还有许多。从书本是上看，从别人口中得 　　知，这绝不是我的家乡所特有，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中共在建立和稳固政权的过程中，开展了“镇反”、“三反”、 　　“五反”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都毫无例外地肆意扩大化，滥杀 　　无辜。他们对那些所谓资本家们，从经济上的剥夺逼迫到政治上 　　的残酷打击，使很多人自然也只能选择跳楼的方式。因为，见不 　　到尸体就要说其投敌跑去了香港等地，给其家人带来后患。中共 　　建政初，时任上海市负责人的陈毅，在那段日子里，曾不止一次 　　地向他的手下人轻松得意地发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无沦如何，我都难以忘怀发生在家乡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是民国 　　30年，老天发生了旱灾。面临─家几口人被饿死的危险，已是十 　　六、七岁的大儿子要求父亲卖地而求生，但父亲就是不答应。于 　　是，他暗暗请人夜里持枪到家中打死了亲生父亲。毕竟太年轻， 　　这一底细马上被同族人发现。几个头面人私下商定：在埋其父 　　时，突然把他推下墓坑活埋以殉葬。就在朝墓坑撒土而人们交递 　　眼色下手的一瞬间，一位老人发话了：“算了，饶他个活命 　　吧！” 　　生命是宝贵的，可怜的孩子多么珍惜它，但土地对于一个善良的 　　农家父亲来说，甚至比生命还珍贵！ 　　在一个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任何一个农民，怎能不想得到 　　更多的土地，不想成为一个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在城镇，又有谁 　　不想创家立业积聚财富，成为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除了极个别 　　罪恶多端的富人之外，大多数较为富裕一点的人，是在当时社会 　　制度允许下，靠其勤俭持家合法致富而没有作恶的公民。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制度允许人们自由经办各种实业，允许各显 　　神通耕种自己的责任田，允许买地皮盖房子建工厂，允许无数量 　　限制地租赁承包土地，还允许人们雇工，这当然地产生了贫富差 　　距。而且由于社会政治腐败与经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大量贪污受 　　贿、社会分配不公和有法不依现象的存在，贪官污吏和各种不法 　　分子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行为的存在，甚至也包括那些横行无 　　忌仗势欺人的恶霸式人物的存在，使这个社会民不聊生，这个政 　　权遭到人们的痛恨。如果现在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再进行 　　一次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并重新划分阶级，除了把那些罪恶累 　　累民愤较大的人予以镇压和没收一少部分人大量不义之财及过度 　　集中的土地之外，一概而论地把那些相对富有者统统打成坏蛋阶 　　级，并对他们及其后代长期予以摧残专政的话，我们将必然感到 　　这种做法的荒谬和罪恶。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年代，共产党人就 　　是如此千真万确地这么搞的。 　　在新生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也确有极少数仇视者进行各种破坏 　　活动，打击镇压是当然之事。但是，共产党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 　　革命分子。所以，在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 　　也是被逼走上反抗道路的。那些早年逃落国外谋生而与共产党政 　　权毫无关系的人，其在国内的亲属后代皆因与国外有联系而动辄 　　被打成特务分子，或至少打为末流公民连累不止。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种斗争在一定意 　　义上讲就是暴力的同义语。他们因此最反感所有温和的改良主义 　　道路，对改良主义问题倍加敏感。电影《武训传》从1951年公映 　　后，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将 　　它列为本年度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然而，在─个文化专制主 　　义统治下的国度，一些极左主义者却对一部文学作品吹毛求疵， 　　无限上纲，极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说《武训传》是污蔑农民革命 　　斗争的反动宣传，云云。毛泽东亲自讲，武训走的是反动的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于是，在整个文艺和学术理论界掀起了批判 　　高潮。接着，红学家俞平伯的新著《红楼梦研究》也遭到批判。 　　文学、理论、思想界，人人自危。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 　　─，文化界一代宗师胡适，遭到批判。罗尔纲、冯友兰等数十名 　　学术界权威人士都作沉痛自责和交待。30年代就是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重要领导人的文化界泰斗胡风，因上书毛泽东指出当前文艺 　　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受到严厉批判，并在全国各地揪出“胡风反 　　革命集团”，受牵连者达2,000多人。之后，曾被毛泽东极力称 　　赞过的女作家丁玲，被戴上手铐，甚至脱光衣服搜身，查找反党 　　罪证，并发配到北大荒，一去20年。早在1949年，毛泽东对柳亚 　　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和蒋介石时 　　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 　　的。”大概未过五载，德高望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因 　　谈到“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依 　　然很苦，望政府重视”这些话，被毛泽东直接判定为“在共产党 　　面前班门弄斧”，“宣扬孔孟之徒的施仁政思想”，“反对总路 　　线，挑拨离间，破坏工农联盟”，“以笔杀人”，等等。梁三生 　　有幸，在冒犯龙颜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得以戴着特号右派帽子活命 　　一条。但文革中当然要作为“落水狗”遭痛打一顿。 　　文人们学乖了。 　　然乖之不乖，不乖之又乖。 　　常言道，“是官刁似民”，何况巍巍帝王。芸芸小民，纵有十万 　　八千之功力，仍然跑不出那老佛爷的手心。 　　1951年9月，中共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许多人都经历了一场“战斗洗礼”。 　　自从赫鲁晓夫作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带 　　来一片动荡以来，毛泽东日夜担心中国社会主义江山会不会动摇 　　的问题。现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对这个政权、对他这个伟大领 　　袖不满呢？如不及早采取措施……伟大领袖思忖着。他终于想出 　　了一个运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妙计。 　　早在1955年9月，当中宣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编写党史 　　的原则时，毛语言非常肯定地回答说，“百家争鸣”。之后，党 　　中央着手布置整风运动，号召全民“大鸣大放”，“言者无 　　罪”。195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 　　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说这样做对于党和人民政 　　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评， 　　不能停顿或中断。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邀请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共13次。与此同时，还与国务院“八 　　办”在5月15日至6月8日，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达25次。而 　　且，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所有发言均在第二天见报。各大报纸对 　　全国各地“鸣放”情况进行详尽报道。全国各工厂、矿山、企 　　业、学校、机关、农村等大大小小基层单位，都按照自上而下的 　　布置要求展开了大规模的鸣放运动。干部们先是拿出很诚的样子 　　鼓励劝导每个人“向党献忠心”，并进行评比，看谁提的意见 　　多，说得尖锐入骨就表扬谁；谁说得少或不说就批评谁，说他对 　　党对人民不负责任，是政治态度问题，等等。单位之间也进行评 　　比。后来，在许多地方，干脆对那些至死不肯开口的聪明的老滑 　　头进行了“串东过西”、“驾飞机”、“抬石夯”等批斗毒打惩 　　罚，逼着他们说。 　　1957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负责人继续不停地汇报 　　“鸣放”情况。其中谈到，在这场“鸣放”中，除极个别人怀着 　　敌意真正恶毒攻击党和政府外，绝大多数提意见谈看法的人，都 　　是抱着真诚的态度，从衷心地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观点出 　　发，坦率地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善意的批评，并提 　　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中谈到座谈会上有人 　　说：“（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 　　毛泽东的脸色变了，立刻反驳：“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 　　我”。 　　他大概觉得是到给他手下的人透透气、吹吹风的时候了。于是， 　　深夜提笔，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封密信，并指示立刻送党 　　内高级干部传阅。信中写道：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要把那些反动言论全部刊载在报刊上”， 　　　　“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 　　　　它”。 　　毛泽东将此称为他的光明磊落的“阳谋”，而不是什么阴谋。 　　下手的时候到了。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组织 　　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 　　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自己的回答是：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 　　　　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 　　6月10日，党内又一次发出指示说：“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 　　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 　　最凶的就是他们”。“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 　　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 　　于是，这里提出的比例概念，以后就成为各地区、各部门划定右 　　派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亦即多是依此比例圈定右派。 　　全国各地，在伟大领袖的亲自指挥下，由一个人人过关、人人“ 　　向党献忠心”的热烈场面，立即变为人人口诛笔伐无限上纲地批 　　斗右派分子的阵地。右派分子们所遭到的批斗大多仍然是残酷 　　的。难以忍受的肉体和人格折磨，以及对这种前后态度炯然相异 　　的局势的悲愤，使一些人自杀。 　　记得我小时候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当乡亲们闲谈问一位在外工作 　　人员57年咋没打成右派时，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也很危 　　险哪！当时，一个单位十几个人，就剩下两个人没有发言提意 　　见，我是其中之一。头头派人批斗我逼我说活，我就是不说。他 　　们打得厉害呀，但打得受不了的时候我想叫喊又不敢胡叫，就直 　　喊‘毛主席万岁’。我之所以不说活是担心以后挨整。谁知过了 　　两天风向可变了。我受到上级真正的表场，并被提拔重用”。 　　我的另一位亲戚右派分子则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自我介绍：“我的 　　右派帽子拾得实在容易。人家都说食堂办得越大越好，我说既然 　　越大越好，干脆在北京办个大食堂全国人都去吃好了。没几天， 　　我便领取了右倾分子通知书，受到严厉批判。” 　　实在让人欲笑不能，欲哭无泪！ 　　在这种局势下，许多乖巧的知识分子是防不胜防再劫难逃的。19 　　57年6月，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北大校长等显要职务的一 　　流学者马寅初，怀着忧国忧民、迫不及待的一腔热情，再次把自 　　己的人口增长控制理论文章递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这─理论 　　明确指出，人口的增长必须同生产力发展、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 　　应。中国目前必须立即通过政府运用科学手段实行计划生育，有 　　效控制人口无节制的增长。 　　18世纪，西方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应与社会生 　　产力发展相适应，应当适当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具有科学价值的人 　　口观点。而社会主义中国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反动的资产 　　阶级人口理论全部加以否定。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 　　政治阴谋》。1958年3月，马寅初被叫到北大饭厅接受面对面的 　　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坐在主席台上讲话： 　　　　“听说你们北大出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 　　　　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 　　　　尔萨斯的马”。 　　那些同意马寅初理论的教授们，那些曾在报纸上发文支持马寅初 　　观点的文章作者，一个个被扣上“马寅初的信徒”、“马尔萨斯 　　的徒孙”等帽子，一个个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对此十分了解。 　　1979年7月16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踏进马寅初的门，当 　　面宣读了为他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决定。然而，“错批一个 　　人，多生八千万”的恶果已经造成。时值今日，止1979年多生出 　　的这八千万，又多生出了几个亿的人口！许多人都把滥生人口作 　　为当代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薄一波曾经提到，]949年时，中国只有六千名高级知识分子。毛 　　泽东曾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知识分子 　　一般来说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一个文化素质极端低下、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知识、人才 　　是多么珍贵。然而，就这样，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科技……舞台上的大批社会名流，到广大农村基层单位的许多文 　　化人，这些民族的精华，社会的真正中坚，一夜之间全成了人民 　　的敌人。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毛泽东反右式试 　　忠，比赵高指鹿为马功效高千万倍。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连党 　　中央都不太清楚。至1980年5月，被摘帽者为54万余人，剩下一 　　万余人继续甄别，最后的结论是96人确定不予平反，其余全部摘 　　去右派帽子。这些铁定的右派占被打成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二不 　　到！也许，今天那些极左主义者会说，对此问题不能以今天的目 　　光去看待昨天，当时有当时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不那样不行。 　　但是，我们从那些铁一般的档案记载里，从今天还健在的人的口 　　中，能够真正地了解到，当时，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分 　　子，其数字无论如何也与50余万不能成其比例。这些记载，这些 　　口述，都证实当时反右倾打右派是怎样的反法和打法。这些被打 　　成右派的人，几乎都马上从自己工作岗位上消失。他们有的被迫 　　害致死，有的被关押牢狱多年，有的被发配到边荒地区劳动改 　　造，有的“戴帽”之后被退回原籍务农。还有许多不在这54万之 　　列的其他形形色色右倾分子，虽在后来（1978年前）被摘掉了帽 　　子，但始终因右派、右倾的影子，遭受严重的剥夺和歧视。岂止 　　是50余万人的血泪，有专家估算，当时作为右派专政的人，足有 　　200万人。连同在当时和后来漫长岁月中给他们亲属带来的悲惨 　　遭遇，仅打右派、反右倾一项，就摧残了上千万人。 　　大概多数中国人都会承认，那个曾被中共树为文化旗帜的天生批 　　判现实主义者鲁迅，如果他活到中共掌权后的三、五年时间内， 　　必定落得可悲下场。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乖了。 　　显然，毛泽东建国初期的反修防修长城建立起来了，目的暂时达 　　到了。 　　或者说，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把一切有头脑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口 　　封得严严实实。人们都本能地懂得，只要贸然挣脱开口说话，脖 　　子里的绳子就会被立刻无情地拉紧。他们为此知道，投上司所 　　好，便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它预示着一场新的悲剧的到来。 　　1957年2月，已是共和国将要走完的第8个年头。毛泽东的警卫兵 　　马维探家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黑窝头，交给他老人家说：“我们 　　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吃的就是这，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掰一块吃着，并分给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块。 　　难以咽下的窝头，使豆大的泪珠顺着老人的脸颊淌落下来。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此时，他老人家当然不会意识到由于他所 　　创立的制度违背人性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嘴里只是不断喃 　　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 　　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到解放 　　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 　　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 　　伟人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这就是搞一个大跃进！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出现了大规模、大协作式的农田 　　水利建设等“大跃进”活动局面。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他对　 　　1956年以来党的高层领导人中一部分提出的反冒进主张进一步表 　　示不满，并继续予以批驳。他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 　　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打击群众积极性。于是，1958年3月， 　　中央成都会议讨论决定了扩大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1958年4月，第一个人民公社──查岈山人民公社在河南遂平县 　　成立。7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陈伯达，到该社进行取 　　消货币消灭商品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试验，汇报后毛泽东很满 　　意。8月，毛泽东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徐水县委早在一周前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毛 　　泽东看的地方；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县委内部一些“持不 　　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安排下乡，不准回城。一切都 　　安排得如同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此时，老百姓们都知 　　道，再好的麦子亩产也很难达到300公斤，再好的棉花亩产皮棉 　　也无法达到200市斤。 　　县委书记张国忠向毛泽东报告：徐水县计划亩产二万斤的谷子卫 　　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 　　毛主席问“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农业社党支书闫玉茹回答： 　　“754公斤”。 　　张国忠回答主席所问秋季县里预产情况：“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 　　到2,000斤，全县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毛主席睁大眼睛，惊 　　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 　　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道：“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 　　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 　　天吃五顿饭也行”。 　　谈到如何办好大食堂时，张国忠说：“不共产几千年是贫困落后 　　、阶级压迫；一共产就大跃进，拆了旧房搞新的，因此大家都说 　　共产好”。 　　在安国县淤村乡，毛泽东问：“这样的高梁一亩打多少斤？”党 　　委书记郭键回答：“五、六千斤”。又问“这甘薯亩产多少？” 　　郭说：“计划80万斤”。毛泽东说：“要看结果，这还是个计 　　划，20万斤也不少。甘薯这样多，人吃、牲口吃，以后猪也要改 　　善生活，吃豆子”。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他从棉 　　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象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干部王 　　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10,005亩，有5,000亩是这样的。每亩 　　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毛泽东笑着向陪同的省委书 　　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象这样就好 　　了”。 　　“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吴芝圃说。 　　“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也是在8月6日这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县视察 　　工作，带来了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经过一系 　　列工作，在徐水县总人民公社实现了共产主义：鸡、鸭、猪和树 　　木都归了公，砸了锅炼铁，家家产户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有 　　些地方甚至把箱箱柜拒都收归公有。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 　　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徐水的经验以大跃进的速度在全国铺开。幸福的歌儿在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传遍： 　　　　哪里呀吃饭不要钱？ 　　　　哪里呀老少笑开颜？ 　　　　走遍天下找不到呀， 　　　　人民公社哟吃饭就是 　　　　那个不要钱， 　　　　嘿，吃饭不要钱。 　　1957年末，毛泽东从赫鲁晓夫提出的15年内赶超美国的目标受到 　　启发，提出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刘少奇在给 　　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说，15年以后，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 　　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只是谦虚了一点，没有说到那时将在世 　　界上消灭资本主义。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 　　的高潮。 　　毛泽东警告全党同志：“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要 　　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主管经济的共和国总理周 　　恩来以及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都对自己反冒进的错误作了深 　　刻检讨。中央一下子把各地的指标定上去了。 　　在高指标和批反冒进的压力下，果然，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各 　　种产量就“上”去了。早在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 　　3,000斤的消息。5月，河南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特从郑州请来 　　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方簧等人，到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监打、过 　　秤，参观他们试验田的小麦产量。结果，2.9亩总产10,210.9 　　斤，亩产3,251斤──实际上是20亩试验田的麦子移到一起的结 　　果。后经复打，每亩又增加300斤。6月13日，中央农工部和国家 　　农业部联合发来贺电。接着，《人民日报》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 　　卫星人民公社一大队亩产小麦3,812斤的消息。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报亩产粮食5,103斤； 　　◆7月22日，福建闽候县报早稻亩产7,275斤； 　　◆9月18日，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4,525斤； 　　◆…… 　　对于这些滑天下之大稽的粮食亩产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 　　部居然都相信这些增长数字，没有任何异议。事实很简单，伟大 　　领袖毛泽东相信，谁还敢不相信呢？这使我们想起安徒生著名的 　　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 　　8月27日，党中央机关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 　　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那不是讽 　　刺或批判，而是正面宣传鼓动和表扬，而是伟大的兴奋和自豪。 　　对于这种“大跃进”形势，毛泽东十分高兴。还是8月初的时 　　候，他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说：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 　　　　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 　　　　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 　　　　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毛泽东把中国“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 　　缩短。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及其以后，他认为超过英国只不 　　过是七年，随即又缩短为五年和二年，赶上美国也不过是15年、 　　十年便可实现。 　　超英赶美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钢产量的不断提高。1957年，中国 　　的钢产量只有500万吨左右。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 　　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估计1958年钢产量 　　可以达到1,0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一点 　　吧，争取1958年的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 　　吨。” 　　说说话话时间已到8月份，而钢产量只达到450万吨，还完成不到 　　年度任务的一半。毛泽东急了，指标已经提出，哪有不完成之 　　理！他指示，各地“书记挂帅”、“一切保钢”，把大炼钢铁当 　　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单靠已有炼钢厂不可能完成炼钢任务。于是，全国各地，在田野 　　上，在工厂、学校、机关院里，甚至在外交部这样的机关里，都 　　垒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全民齐上阵，遍地是高炉。砖块 　　不够想办法。北京王府井大街两旁人行道的砖，一夜之间，被撬 　　开运走，用来建造土高炉。焦煤呢？铁矿石呢？哪有那么多呢？ 　　焦煤不够，用普通煤代替；没煤，用木柴代替。高品位矿石没 　　有，用低品位的，只要含一点点铁；没矿石，用河里含有铁的 　　沙；没有矿石黑沙，搜寻所有家庭的铁器制品投入炉中，一熔 　　化，岂不成了新铁？况且，炼铁本来就需要先放入引铁嘛。就这 　　样，许许多多山上的、路边的、村里的大大小小的树被砍光了， 　　开始扒起房子。许多村干部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搜寻，见木板木棍 　　箱子柜子扛起就走，见铁锄铁钉剪子等就收，见铁锅就用铁棍照 　　着中间咔嚓捣个窟窿告诉你，这锅使不得了，炼铁去支援国家造 　　飞机轮船吧。百姓们奔跑着，干部们两眼熬得通红。不分白天黑 　　夜，到十里、百里之外车拉、肩挑、怀抱所需的煤、木头、矿 　　石，到河边淘铁砂。人们疲劳不堪。 　　1958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全国放“卫星”的日子。根据各级 　　汇报统计，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照 　　此算来，仅后三个月时间，钢铁产量就可达到3,200余万吨！10 　　月份，更是捷报频传，广西鹿寨县日产生铁竟达20万吨。 　　农业生产方面，1956、57、58这几年，基本是风调雨顺，庄稼长 　　势都不错。苍天似乎有眼，要怜悯照顾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但 　　是，事实却那样地无情。 　　在这几年共产主义大跃进中，广大农村绝大部分劳动力都被集中 　　到或远或近的地方开山、修路，更多的是挖水渠水库。不过，那 　　年头挖的水库约占一半以上成了废品，有不少根本没起用就只该 　　毁掉。那时当然没有多少机械作业，主要是人们的原始式劳动。 　　共产主义式的协作劳动是热烈的，也是残酷的。六、七○年代的 　　农民们常常在闲淡中回忆，干部们的监工是很厉害的，谁被认为 　　不卖力，就大打出手批斗谁，往谁脖子里插黑旗。飘着雪花的大 　　冷天，为了烘托气氛显示冲天干劲，女人们要穿单衣，男人们要 　　光脊梁，或最多只穿那白棉布衬衣。甚至还要打上花脸，干着， 　　喊着，唱着，“男的要学二武松”，“女的要当穆桂英”。 　　大跃进劳动重在讲干劲。人们在夜晚提着马灯拉耧播种，一趟就 　　是几里地，管他娘的下没下种子。夜里推水车浇地，实在熬不下 　　去，就在一旁轮换睡觉，留一人推着空车转，有响声应付干部就 　　行。 　　大炼钢铁的日子，不说壮劳力，就是爷爷奶奶孙孙都上阵了。 　　l958年底，湖南平江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彭德怀寄一首诗，以反映 　　他无比痛苦的心情，并请求他尊敬的这位共产党高官：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几乎在全国各地，地里的庄稼没有多少人去种去管，熟时连收也 　　顾不得了。若是私有的，可能再苦再累，人们拼死也要把它收进 　　屋放好。但那是人民公社的，是集体的，而不算我的。所以，有 　　人收时也是马虎了草，抛撒遍地。收在场里屋里，也不加珍惜随 　　意糟踏。据上年纪的人讲，地里的红薯收不及，就在地头挖坑窖 　　起来；稻子缺劳动力收运，就垛在田间。但不多时就一坑坑、一 　　垛垛坏掉烂掉。一些老年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愤愤念叨：“遭 　　罪，遭罪，老天爷饶不了，该饿死人了！” 　　作为每个家庭，人们既没时间精力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种点什 　　么，在屋里院里饲养点什么，又因强制消灭私有的一切过共产式 　　生活的政策所不允许，生活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备荒补充。 　　可怜炎黄子孙又一重灾难降临，饥饿终于向几亿人袭来。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西制法背景比较 零六预宪问题再探讨 刘自立 一、 清末，中国于危难中制法失败。其中原因很多。革命取代宪政，是一 个主要原因；制法本质与西方法意不同，也是本质原因。这两个原因 是国人拖欠法意的重债，迄今不决，不还。 我们简述第二个原因。 1905年，清末五大臣外访，考察西方欧洲国家宪政（载泽、尚其亨和 李盛锋考察日、美、英、法、比等国；戴鸿慈和端方考察美、英、 法、德、俄、意、奥等国）。他们各取所需，得出采纳德、日法系之 制，而枉顾英国和美国法意。其中避开民意和乱党，是为要素。“德 国用人行政规矩正肃，但‘无妨民之政’；英国立法、行政、司法三 权分立，君主总核，‘事以分而易举，权以合而易行’；日本‘公议 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 （《宪档》/暨罗华庆：《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 其中，采纳德、日、法意的选择，其实是其误解──很象国人误解民 主，误解自由和自由主义。这些清廷老臣只是把德、日表面上的君权 至上论，看成中国制法的第一原则，而不知道西方君权限制论的今天 与历史；至于说，只看到英国君权论，更是误解。所以，这个德、日 法意被歪曲的版本，成为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法制版。（参见 笔者：《法意大转变之再启示》） 清廷此意，遭到民间学人的反斥。其中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即 反对考德大臣于式枚之德国君主立宪说，遭到弹压。（于式枚于1909 年访德考宪。又有达寿1907、08年在日考宪。李家驹1907年亦考日。 汪大燮1907年考英。） 《清史稿》亦称，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罢式枚谢 　　天下，严旨申饬，褫景仁职。” 　　“于式枚又进言，国家改革处于定之时，央政权应坚定统一。国 　　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骤然拥有宠大政权的地方议会，横亘于 　　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尽是营私武断之人，而国家政权 　　落于落于少数人手中，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不可胜言。 　　“于式枚又用德国君主立宪制度进谏，逐条进行驳议。先后翻译 　　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位号、等级和两议院新旧选举法，上奏 　　朝廷。”（网络资料） 虽然如是，孟森等当时的良知学者还是不遗余力，批评这样歪曲法意 的制宪原则。 这类批评，当然也包括对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法制之歪曲。个中要 点，就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维新要义，在于组建反对党，而呈现上下融 通、民官（王）兼合之道；不仅仅是以上遏下之反对政党政治。不知 道君权限制中采纳反对党之盾的政治文化，以为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在弹压乱党中效法天皇，即可制法。 所以，对德，对日，当时的制宪派完全错误。 孟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观察研究西中法意之人，首先批驳的，就是 考德大臣于式枚的德君法意说。 他援引了于式枚关于参照德国法，权皆归王后，说，“……综其大 意，以宪法为君民交换之条款，虽普鲁士之籍口惠于，以图拥护君 权，然为大势所趋，不能不履交换图辙。”（孟森：《孟森政治文论 集》） 这算做孟森辈对于这个君权至上法的一个尖锐反斥。可是，在我们看 来，这个反斥虽然有理有据却掷地抛空，并无大反响。原因是， （1）在交换论的驱使下，理论上天赋人权之义转变了。变成天赋皇 权和人权，不对。（2）民权之要义是监督政府，不是权分为二。 （3）没有敌国──反对党之倡导，就其实没有交换可能。等等。但 是，这个见地总算冲出了君权论的鞫狱，冲到大街上去了，冲到群众 中去了（──且很快在宪政泡汤以后，真的成为了民粹主义街头农村 暴力运动了）。 接下来是关于宪政之言论自由，“以视上年第一摺（于摺），痛诋立 宪之意如何？又言宪法既经允许，臣民即以有责言，然则吾国民自奉 预备立宪之诏，因有情愿国会之人，无庸喋血于报馆学堂，而加以逆 党之名，怵以俄、法之祸。至啧啧于伊藤博文之义，亦但从有宪法之 后，搓磨以灭民权，非从无宪法之前，冥顽以戴专制。”（同上） 这话有几个意思。（1）上面用《德国宪法》说事，这里援伊藤法风 为鹄，都是似是而非之论──于是，与日为师之转义，成为曲解日本 政治宪法之国色，甚误──所以，日本无革命，中国有“逆党”；成 为宪法预备时期冲不破之樊笼。（2）日本宪政本着民间报纸和议会 舆论入政，而那时中国尚且在民报和官压之间博弈；但是，现实是， 加上租界特事特办，社会怵恐武力并无全效。所以，（3）虽然还是 公文钞奉为正统，但是，逆党还是说话表达上书辨正。这是号召以外 专制主义空间的一种描述──极权主义没有这个空间。 于是，回到中国特色论上面──这个鬼东西那时就有──不算专利 了：“所云东方情势本异，诚饥渴易为饮食，但有钦定宪法，吾民未 必争其所得之多寡。然此言东方之民易欺，则情势良确。若自为造福 东方之计，则保障民权，而后发皇民气，以与各国争膨胀之力，举朝 廷本欲推而与之，以为亿万年计者，亦何必苦茹苦吐，籍一二臣工窥 测之私见，留若干专制之余烈，而自为得计耶？”一个是所谓地方特 色；一个是所谓亿万年计──不是新老专臣之常言乎！ 孟森说，“伊藤博文义解，为日本学者所不道（不同意），彼有取 而。”又。“（式枚）所译著之普宪法，繁文不具录，特揭其意向如 此。”把日、德全部驳斥了。但是，这个驳斥仅仅是一家之言，并未 成为朝廷之义、之款──当然，也不知道朝廷是不是知道从他们之风 闻无罪以后尚有言论自由；从他们的满汉融合以来，还有一个民间党 箍是要反掉（于是，其有了组党法）。等等。不管如何，孟森等人代 表了那个时期一波言民间、言自由的雏形民主派，而且出在知识分子 人群里面，难能可贵！ 但是，在孙文革命以后，孟森笔触与时俱进，一直达到笔政曹昆贿选 的中国伪议会主义和政治拆滥污主义，是为后话。 故此，清末预宪的主流可以说是君权至上论，不是民权宪政论。这是 一个结局。所以，片面夸大宣统宪政之意志，将其说成是避免革命之 一大宝贝，未免于是而非，不是可观描述。人们在那个时代非常有限 的政治尝试和常识中，仅仅知道西方宪政之现状，不知西方宪政之历 史与由来，成为临时抱佛脚的实用主义。是比较有限和比较单薄的学 用之术。还是另外一个考宪学者汪大燮有些意思。他在考察《英国宪 法》以后，实地景象和英国宪义，给他一个不同于德、日之律的印 象。但是，汪不好直说民意于异议，所以，避实就虚，说了一通高 调。于是孟森记述之── 　　“英为立宪之母国，若一一寻其义蕴，不免于式枚所标乱党之名 　　（其实，宪法宪政之意，就是定乱党和正党一起游戏而规则之这 　　个原则就是乱党主义原则──自立注）。大燮于宪政本旨，一字 　　不著，唯以十四种叙目入告，若于措大争伏案之长，可谓巧于避 　　忌。”（同上） 可谓考宪避宪，不着真意，只能曲折阿谀，乃无可如何耶！这样的宪 考就是我们所谓各取所需，各删其义，猫虎为双，本质皆空！而其 实，日本也好，德国也罢，并不是这样对待宪法的本质与真谛的。虽 然，自由，有古代近代之自由之区隔；民主，亦然。但是，民间力量 和言论思想自由，不自今日始，是前说之论。于是，我们看看日本人 和德国人究竟如何一种说宪、说政。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在立宪和 召集议会上不遗余力，最后促成。其间，关乎于乱党和怵祸，他们的 看法何在，何如？ 日本。 日本宪政所走道路非常明确，就是宪从党生，这个党，就是反对党。 由反对党产生诉诸人权或者民权之议论──再将此论付诸议会期成， 做出反对党为国家盾牌之议。我们前此在《日本无革命》一文里或有 小述── 　　“……德川幕府还政以后，朝廷代幕宣言：三权分立，是为公 　　议，也就是出现议会诉求。时间是1866年。其中议员来源分为士 　　和贡士。士，‘无定数’，源自庶民；‘贡士’，则分大、中、 　　小藩各一、二、三。这也是庶民参政的雏形和雏议，也就是现代 　　代议制的最初建议和建设，为‘日本宪法史之源泉’！是年三 　　月，公召的天皇旨意是，‘天下之权利，一切归于太政官……立 　　法，行法，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是为非常明确地首次提 　　到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 所以，一，日本不象于辈说三权分立不是不适于兹。 　　“明治七年，板垣退助〔いたがき たいすけ；Taisuke 　　Itagaki〕等人上书‘提民选议会之议’。公诸于世。民选之 　　字，含义就是国民参政，不是官选。…… 　　“以后四年的王政措举，就是‘废藩置县’。 　　“采纳匀和与保守兼顾之道。 　　“很多下级士族，进入政界，于是就产生一个要为群社说话的 　　‘公议’课题──随之，也带动了政党政治中，要求民选议会之 　　开张的斗争。这个过程的艰难，表现在旧势力的顽抗。明治二 　　年，废藩不实，‘行政权利独逞其威力’。一些著名政治人物， 　　开始暂露头角。如支持‘征韩论’之西乡隆盛，主张内政改革论 　　之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明治七年，板垣退助等人上书‘提 　　民选议会之议’。公诸于世。民选之字，含义就是国民参政，不 　　是官选。“ 此为二。 三，就是成立立宪前提：反对党。 　　“德川幕府还政以后，朝廷代幕宣言：三权分立，是为公议，也 　　就是出现议会诉求。时间是1866年。其中议员来源分为士和贡 　　士。士，‘无定数’，源自庶民；‘贡士’，则分大、中、小藩 　　各一、二、三。这也是庶民参政的雏形”。 　　“福泽谕吉和箕作麟祥专门著译西著，如，《法国民法》，‘使 　　人渐知贵重人权’。而日本政党之历史背景就是如此展开的。一 　　开始，木户组建渐进主义政党，板垣组建激进政党。尚有土佐之 　　爱国公党等。明治十一年，西乡隆盛一度起兵，不成。后，‘有 　　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成疾速之势，’就是大久保利通被刺。 　　政府开设地方议会，‘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是年九月，板 　　垣在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响应，十三年，‘如是团体 　　凡九十六。……共九万八千余人。’‘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 　　请愿之权。大阪大会，欲生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知道政府 　　弹压后，‘期成国会同盟’遂告速成。这时，大隈重信 　　〔おおくま しげのぶ；Shigenobu Okuma〕起到关键作用。对于 　　放官──卖官──‘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 　　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 　　议将奏之朝廷。举朝震骇。’于是，在朝之官员和在野党蔚成合 　　力，也就是大隈和板垣等两股力量，合成了日本走向民选议会的 　　通途。 　　“大隈说── 　　　　‘设在野党势力岿然为国民之盾’！！！ 　　“又说，‘板垣久为在野党之首领，大隈氏尤通晓于政府之实 　　情，而新纠合政党，于是政府视二氏如二大敌国。’” 上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大隈重信编著）中，大隈重信等反对党 成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三兼一体之日本特色，和中国科举与考试院或有 一别乎！ 而这个特色，就是所谓汪大燮无法言出的乱党真谛和宪政本质。赘言 之，宪政就是给反对势力之间一个游戏规则。无反对党，就是一姓天 下。一姓就是一夫，一心，一体──你自己玩，还要什么规矩！ 所以，《零八宪章》或有一点，就是要成立反对党──舍此无他── 因为是前提。 德国。 我们只是引述俾斯麦关乎于此的一些论点，以证明同样是反对党之重 要性（其人忽然是保皇党，忽然是自由党；一切视其个人权利和国家 利益为转移）及其对于议会、政党和国王之宪政构成之要。德国政党 史久，19世纪50年代就产生保守党，代表容克贵族和高级军政大员。 进步党，1861年6月成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的利益，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德国人民党，1865年成立，主要由德 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反对确 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 年8月在爱森纳赫市成立。据此观察，政党出现德国，本是早于1866 年经过十年孕酿之宪法。这个现象说明，德国预宪与中国不同。 　　（“尽管从大约1830年开始，各个州就已经有政党形式的联合， 　　但‘政党’这个概念却是随着1861年自由德国进步党 　　（Liberalen 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的建立才出现 　　的，直到1848年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才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政党产 　　生。近代以前的政党并非是宪政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纲领意义 　　上的政党。从纲领的意义上来说，政党仅是一个社会团体，她有 　　自己的目标，有以纲领形式体现的公共政治概念作为国家政治內 　　容，通过议会內或议会外的工作来实现。宪政意义上的政党是政 　　治和议会实践的产物。”〔崔英楠文：《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与德 　　国政党》〕） 这个纲领和宪政意义之隔、之异，非常重要──前此我们论述之《零 八宪章》之宣言本质，亦在区隔宣言、纲领与宪章意义之隔、之异。 不可忽视，不可不察。 中国恐惧党派早有传统。不能有党，是为原则──朝廷中亦不可分派 ──如果有派，视为结党营私，必遭灭族──而与德国异，与日本 异。结党营“公”之概念，乃是一切近现代政治之前提！ 所以，在这个无知或者畏知的情形下，于式枚等人何以张开眼睛看见 德国多党制度（或言半制度）之实际情形呢？他们是视而不见的。所 以势成朝内无派（其实是派系林立），民间无党；一日有党，即是为 乱党拳民，剿灭之，弹压之。宪改，是要继续这个原则精神。虽然钦 定之法有“结社自由”说，也和共党有之同，实废！ 那么，专制大佬俾斯麦处于何种政党，议会与皇帝之间之关系？其间 不得不加入一个名词：客力司马──就是领袖魅力。这个东西出来以 后，国王、议会和人民都显然失色。而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客力司 马。在他的政治生涯里，视君主为无能，如同视议员无能、甚至人民 无能，一样。所以，事情的基本区隔就是，当代中国无大师，世界也 无，这个时候，伟人不再的前提，就与以往不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 从毛主席客力司马到邓之、到无，有一个政治缺线，吊在了政治上 空；因为这个论题业已消失了。 俾斯麦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蔑视君权和议会权利的强人主义。他对待民 主或亦蔑视，却不是以取缔之而简单从事，而是耍弄和摆布之，据说 为了使得普鲁士可以完成德国统一。在他小施手段，用信件和媒体引 诱波那巴对阵以后，那个蠢人就被战败了。 那个时候，俾斯麦说，对于君王，我原来驮着君主，现在却骑马了。 （《俾斯麦传》）他对君主的看法是这样──在回答他究竟是做君 主、还是做总统时，他回答： 　　“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按照我的家风，我要做一位君主才能在 　　世界上混的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一位君主不同，不必被 　　迫用银盘子供食。也许我个人信念不会被全部继承。我虽然并不 　　猜度君主党将会绝种，但是很多君主会绝种的。假使没有君主出 　　来，下一代可以变成共和。” 这是一，俾斯麦戏谑主子。于氏辈不敢。 二，俾斯麦嘲弄议会。一如前述，1866年，布赫尔为俾斯麦起草了一 份德意志宪法（1866年战胜奥地利后，俾斯麦成立了以普鲁士为主导 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战胜拿破仑第三之法国后，南部小邦进入统 一程序，遂完成德国统一）。俾斯麦勉强推行宪政。但是，他尤为蔑 视议员和议会。他说，帝王的优柔寡断比议会的无主见，要好一些； 对于对谁负责，是对帝国议会负责、还是对联邦议会负责？是对君主 负责、还是对法院负责？俾斯麦大笑回答，他可以担任联邦会之间的 宰相──是唯一负责人──“无人能够说明他对谁负责。”他成为操 纵联邦议会的实际负责者而枉顾了邦联成员的权利。（同上） 三，他对待所谓“人民”之态度。书载， 　　“这部宪法是一部巩固君主制的宪法，并非人民的宪法。这是从 　　上发起的革命的胜利，实行这种革命反对人民，已有四年之久 　　了。德意志人的自治程度这时还不高，却不能拿这一层来断定来 　　推理50年后的情形。我们知道当日指导俾斯麦的并不是这样一种 　　信任，而是他看不起群众和群众领袖们的缘故，因为他从心底厌 　　恶群众。”（同上） 群众和群众领袖之关系，往往导致群众、政党、领袖之马克思列宁主 义革命专政定义和屠杀内涵（真理论、人民论等等）──这是俾斯麦 矫枉过正于先、人民负选择于后之历史演进和历史悲剧。 这个精英主义论点，好象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立法和阶级斗争之 后状态；但是，这个反对和赞成形成的张力，起码在俾斯麦时代，使 得他得以完成了德国统一和对于革命的绥靖主义策略。他成为遏制革 命而动用国家福利政策的开创者──使得革命最为有效地得以规避 ──而其思想也导致第二国际中人摒弃革命转为费边主义改良。（其 实，如何避免民粹主义，约翰．穆勒之代议制政府就是很好说明；他 的几乎全部立论，就是要实行精英主义而规避民粹和暴力。） 俾斯麦的均衡外角战略，也使得国际局面的和谐和稳定成为现实。所 以，非民本主义和俾斯麦宪政主义，在他那个时代多呈现利大弊少的 局面。 这个局面在他死后宣告瓦解，世界进入一战和二战，令人扼腕叹息！ 最后，这个俾斯麦喜欢拉萨尔，不喜欢马克思──固然，后来他解散 了社民党，却容忍了马克思的言论自由。 从此简述，可以看出，德国人对于君主崇拜，在那个时代发生怎样颠 覆性的动摇。而中国人完全落在既不懂君权（式微）也不懂议会（刍 嫩）的僵硬阶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制宪派。 用一句中国话，叫做恍若隔世。不是吗？ 二、 清末预宪如果抢在革命前面，中国人是不是可以告别孙文和毛主席 呢？历史做了反面回答；还有一个侧面人们不太注意，即宣统宪治的 内涵，一直以来争执不休，成为君权、还是民权之大歧异课题。这个 课题在皇太后、皇帝那里不知其终；在100年以后的人们中间，也含 糊不清。究其大意即为，中国宪政改革是不是指向廷考人士所谓：日 本式权利君授，三权置于其下而民权次置其中之局面──就象历史饶 了一个圈子，毛式“大法”继承了慈溪光绪君权至上论，不仅在理论 上，而且在实际中，完成了历史的负选择。问题就是── 革命之历史和历史上没有发生的“如果”之历史，其间有着怎样一种 偶然性和必然性联系呢？所谓英国式和明治式君权虚置和并不虚置， 和民权宪政之间，又存在如何一种关系呢？中国如果实行宣统宪政成 功，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引来宪政呢？一种既有法、也有皇的双料宪 改，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极权和毛式专政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 们只好“重叠”时空，回到1906年国人如火如荼的《零六宪章》签名 和鼓呼运动（那时，仅仅山西省签名就逾两万人）。 1906年清廷宣布预宪、且要九年实行之。此前，廷臣五人先后赴日本 和德国考察宪政宪法，以应和中国制宪之需。宣布预宪后，于式枚和 达寿、李家驹之德国考和日本考，不约而同再得出君权高于宪法和三 权之结论，以此证明清廷改制和制宪之无危险论和中国特色之备。虽 然，朝野不乏对于、达、李三臣的极力驳斥，但是从当时的《东方杂 志》和清史专家孟森的驳斥文字看，并不呈现有效的反驳证据和理 据。他们涉及的层面，并无完全更改君权至上论的基本格调和定论。 于是，君权至上论，一直以来，是清宪得以面世的基础和底线。关乎 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这个君权至上论如予实行，从当时清廷式 微的现实局面推论，其君权虚置，不过是早晚之事；清廷权限保障， 其实是朝廷一姓之人、之集团家什保障和人身安全的一种小计划，不 足为宪政大潮裹挟，而终成虚君之实；一种是，如果君权继续统治三 权，且朝廷中人成为某种省部的势力之一面，又操纵政局，权动全 廷，枉顾法本的事情就会死灰复燃，且转变表面法制为实质人治。可 惜，上述假设是一个历史“如果”，不是历史现实。历史现实是，布 尔什维克革命造就了第三种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文革发展已极的无 法无天。 在另外一个方面，清廷宪期，很快使得这个专制社会出现前所未有之 活力。此活力无论来自赫胥黎之天演论、还是斯宾塞之社会达尔文主 义、卢梭的民主主义、抑或来自约翰．穆勒和边沁之自由主义（严复 等业已涉及诠释之），都使当时的社会政治呈现了从未有过的西化或 者化西。民间出现宪呼之声和为此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千家民报和民 党，加上洋人办报、团契其中，使得清朝文化，在最短的时间里，接 轨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康熙以来善待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外向正择得 以宣统继续，出现一个为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大开局。于是，问题固 然丛生，困难当然不少，但是，国人放眼世界有了具体的文化承载 ──这个“零六签署运动”的授众，是一个可以组党和看见外部媒体 的人民──和《零八宪章》之人禁锢桶中实有迥异。这是我们考察清 朝世界性现代性萌芽不可不察之局。这个局面，使得清宪不管成功与 否，其对于打开封建（姑且这样说），还是意义非凡，影响至深的。 再就是，制宪和革命产生的复杂关系，究竟如何与宪政和后来的三民 主义相系、相比；孙文以后蒋介石政府在哪些方面得以继承清廷遗 产，并且继续实行我们所谓蒋介石和胡适之之自由主义互动──又， 何以毛式革命会彻底摧毁所有这些，把中国拖后清廷100年！是为再 问。 所以，充分而不是羞羞答答回顾清廷预宪，不仅仅是考察一场流产的 孩子之危局和遗憾，而在说明国人何以在100年前既有认知，而、100 年后却继续朦胧、不知不觉之鬼奥。在纠察预宪、革命和极权概念的 时候，历史老人和政治巨擘给出的结论其实非常简单。这个简单的结 论就是：专制主义留有文化余地的政治文化改制、宪政改制和后来的 民主改制，都是一种文化承传的自然结果；而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中 断了文化信息和文人节气与品格的端正和正直，遂将中国变为一个看 似没有历史、有文化和只知道奴颜婢膝之辈、之局，实在是历史瞬间 中最为丑陋的一个插曲、一根鸡肋。我们中国人只要去除这个累赘， 文化复兴、宪政复兴和人格复兴，很快就会到来。 最后，我们实行的革命，其实是一种反革命。革命之所谓就是推倒一 种反动，建设一种进步──而建设之政治预设，无外乎民主制度和自 由人格。所以，以往一切不管是不是残暴和牺牲之革命，只要她的革 命底线是建设和民主，那么，其换得的价值评估就是正面的──如， 汉纳．阿伦特说的美、英、法革命；而中国、俄国革命，其实是推倒 进步或者正在进步之制度，换而迎接反动。这样的革命，就是倒退。 革命和宪政之标尺，在衡量进步与反动的时候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造 就进步而不是反动。如果宪政或变为恶法，革命或变为独裁，二者一 样败坏而不伦，是一种罪孽。一切革命和法制，都要做背景和实际之 论，而不可以不论。是为结论。 而如何看待宪政和革命，其根据就是采纳国家主义、君权至上主义， 还是采纳民权和个人主义。这个课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早有争 论，且眉目初见，十分醒人，亦为一景。时下人们只是期待政府主导 论，大非！ 故此，我们在初步梳理了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然法意、国随教定（相反 就是教随国定）、民权理论和国家意志的竞相登台、“优胜劣败”之 历史后，现在转移视线，把焦点移到本土。这个国人法意的转变，一 是参考了前朝的制度和律法，更是对比了西方尤其是德、日之法律， 实行了一种法意的西法中用或者与时俱进，虽然，其中认知与行动既 有落差，革命和保守更同水火。在此，我们只是从一个学理的狭隘角 度，对此粗做窥视，以求真面。 三、 下面，我们大概梳理这份历史悬案和遗产以做澄清；当然，是十分苟 简而提要的。 这个澄清的第一点就是，清末宪政预备运动，是以提倡皇权至高无 上，为其唯一前提，而不是任由任何民权（乱党）因素，可以须臾进 入的一种封闭式宪改观。其中主要观点（甚至原则），即出于达寿、 于式枚和李家驹几臣。达、于、李主张之要，就是鼓吹中国应改行 德、日法式，而规避英法。其中主要论点就是，德、日法制之表象上 的君权至上论。 １、达寿考日后观点即为，“三权分立之说，在昔孟德斯鸠本有误 　　解。 “彼之所言，谓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宜各设特别之机关而行 驶之，互相独立，不受牵制。是说由今观之，不能无弊。何也？夫所 贵乎国家者，以有统治之权利也。统治权系唯一不可分之权，若其可 分，则国家亦分裂矣。故分国家主权为三事，而使分任之者，各自为 其权利之主体，此种理论，实为国家统一之原则。大抵今日立宪国 家，固以孟氏之论调为基础，然舍美国实行分权制度外，余则未有不 曲加改良者。其在日本，则如司法之裁判所。其法律本位君主所定， 裁判官以君主之名，执行法律。固裁判官直辖于天皇，不受他机关之 截制，以此谓之司法独立，非裁判所别有法律，虽天皇不得干预其事 也。此司法独立未尝减少君权一分耳。至于立法之议会，在日本议 会，不过有协赞立法之权耳。其裁决与否，属天皇之大权。至法律案 关系重要者，政府犹得用种种之方法，操纵议员，以求其通过。而最 终尚有命其停会和解散之权。其议会提出法案，虽亦宪法所许，然其 决意上奏者，天皇可下内阁审议。内阁若以为有碍政府施政之方针， 则不奏请裁可。于是议会提案，遂以未经裁可，不得成为法律。此立 法独立未尝减少君权二也。若夫行政之内阁，则尤为完全属于天皇施 政之机关。自表面观之，内阁大臣事事宜负责任，其权似较天皇为 大，而实际不然。日本宪法，国务大臣之负责任也，非对于议员负 责，实对于天皇负责，固天皇有任命大臣更迭内阁之权。” 达寿说，这无异于“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焉”。（《孟森政论文 集》）关乎于此，达寿尚有详细论述，尚略。 ２、于式枚考德后说， 　　“‘臣遍考东西历史，参校同异，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 　　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 　　“惟日本宪法，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 　　性质。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名为钦定宪 　　法。夫国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权，权所归即利所在。定於一 　　则无非分之想，散於众则有竞进之心。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 　　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 　　深，欲以立宪救亡，而適促其乱。日本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 　　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缓其期。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 　　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 　　顺舆情，迭降谕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奋勉，静待推行。岂容 　　欲速等於取偿，求治同於论价？至敢言监督朝廷，推倒政府，胥 　　动浮言，几同乱党。欲图补救之策，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不 　　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 　　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 　　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於君，非民 　　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 　　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清史稿》） 　　“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 　　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 　　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 　　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于国中，上则诋政府固 　　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 　　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 　　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 　　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 　　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 　　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 　　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同上） 李家驹说辞同理，谓：“法自上裁（参日），是权生法而法不生 权。”（见其摺） 载泽、汪大燮等人之论谓：英国法制：条理烦赜，不易察晰──是为 对于英之宪政不解──不解于英，等于不解法。 美国之：“纯任民权，与中国不同”。贬斥民权显矣。 法国之：“比之英吉利，一则人民先有自治之力，而后政府握其纲； 一则政府实有总制之规，而后人民贡其议，施之广土众民之国，自以 大权集一为宜。”──鉴王大燮，载泽等人之考英法美摺。） ３、这个“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树民牧之的说法，严格说，就是 　　不必言法，回到古制，提倡君治人治，也可。 至于说，“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 其苦。”更是谬乎其言！ 但是，于式枚辈并非盲瞽之辈。他所言日本法制之从上而下──实为 从下而上──是为关键。在此，他从反面论证了日本维新和法制之要 义原则。日本王政幕府、公私两间，就是到了明治时期，也遗传了他 们的政治制衡特色──这个特色在完成召开议会和制定宪法以后，确 认的一个基本事实，不是于式枚所言之，其民主政治和钦定大法之自 上而下，或者不完全是自上而下＋还有自下的很多成分（也许文本制 度如此，但是精神和原则，不如此）。日本维新时期采纳反对党为其 政治参与者，高之内阁总理，阁魁大臣，是为一证。这个政治特色， 就是我们前此所谓日本视反对党为“敌国”与之共存关系，转变关系 和疏通关系。日本或许一时视其为乱党，一时，又视其为政府人脉和 王室人选，于我不同，大异。这个大异，藏于此，彰于彼，使得日本 政治产生公武兼治以后的朝野兼制和王民共治。这是为于式枚一班人 不懂得的地方。此其一。 其二是，日本民主精神、自由思想的来源，虽然不是欧洲十世际前后 之自由城市承载的独立模式──她直接产生自由思想──却可以在万 世一系的传统持续中，找到不同于革命的政治和解。这个政治和解， 从德川庆喜的尊王弃幕开始，转而走向王室和异议者、民间知识分子 的某种合作。这个合作，使得日本政治，产生了“日本无革命”（大 隈重信名言）以后的日本反对派合法主义（其间也有某些镇压和取缔 做法──但是主流如此）。阪垣退助，大隈重信都是反对党出身── 乃所谓下─→上、非上─→下走势，正好是日本革新之本质。 其三，日本实际存在的独立势力，如军部、武士、和在野知识分子形 成一种制衡王室和政府的天然势力和人为势力。这个势力划分，从并 不明显的虚君政治，逐渐向实质的虚君政治发展。尤其是在二战以 后，昭和天皇对于侵略的认罪，成为日本改革皇制、或者权威全能、 或者虚君以置之最终选择。而这个选择，早在明治维兴的钦定论里， 业已出现某种对于皇权的不确定性。这是无可否认的理据和事实。只 有这样的诗中之意和诗外之功的双重作用下，日本维新论，才可以被 看作并不是历史回到原点论。这是原教旨主义文字文本分析和非教旨 精神理据分析最大的不同。而达、于，对此并不通也！ 其四，就是俾斯麦所谓“我要为反对党搭起金桥”这句至理名言，蕴 涵的全部深意（见其自传）。这句话，于辈等人是不会懂得而必然被 选择性筛选掉的。何以至此，是因为中国无此土壤所致。而俾斯麦何 以言出于此，难道他不是镇压和解散议会的高手吗？这个议题，就是 我们今人所谓“凡事不能‘凡是’”之所谓。欧洲民主，不自今日 始，这是常识所谓。中间一段，我们说，就是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所谓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之载体：中世纪自由城市和独立市民──远致古 希腊，近至孟德斯鸠和穆勒──他们完成的民主雏形，是赖于其政 治、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这个阶级政教贵族、草昧之间的融合特质， 实际上就是其法治规则之滥觞。说得明确一点，西方专制主义里含有 的民主基因，可以为皇、为臣、为民共有。我们看到，俾斯麦、梅特 涅、拿破仑、迪斯累里，那一个不是双料货色。这不是因为他们简单 的皇位和贵胄因子造就，而是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习染其中（加上其 专制甚至独裁特色）。 　　（其实达寿已察其一。他说梅特涅如此── 　　“以梅特涅为宰相，实专制界之巨魁。狱之酷，过于张汤；发网 　　之严，甚于罗织。禁同偶语，剥言论自由；律等挟书，夺出版之 　　权利。然而丈水防决，自然汛滥，同盟虽圣。终乃无功。避朱泚 　　而幸奉天，罢林甫以谢天下，乃颁钦定之宪法，意予修好国民。 　　大乱初平，王又背约，后因一败于意，再败于普，王乃鉴外交之 　　逼迫，吾民意之难违，终发布宪法焉。”〔同上〕） 所以，说俾斯麦仅仅是皇权主义者，一如说，他仅仅是民主人士一 样，有误。 这是中国国家主义或则言儒学臣工、群己中人，不能解释，也不会解 释的一道迷津。这个东西文化政治的不同，使得于、李、达等人无缘 看到事务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只是物以类聚和选择办法、办政。其例 凸现，其弊昭彰。这个东西到了极权，就转变成为党法、国高、民无 人权，而且反对了中国传统上的良币（被列币驱除）精神： 其五，就是把中国制度历史与制度建设上的君相制衡作为宪改之据。 这个政治不毁乡校的良制，废于所谓“建武罢相于前，洪武废相于 后”（同上），使得起码的制衡不存在了。的确，十其卿禄，省分三 权，不如一块希腊选举用的瓦片，来得民主自由含金量多。所以，旧 臣元老或可以看见宰辅之力，却看不见“乱民乱党”之力──看不见 民间力量的正当性的逻辑，势必推演入君王制宪，而置之为王政，不 是宪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能量在西炮打击下，一个无力的回望，而 已。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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