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8-08-16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谁在制造北京奥运神话──中国人会变成“世界公民　牟传珩 ◆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　　　　　　（北京）胡星斗 ◆王超华：为形象不惜造假．违反奥运竞赛真义　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又一假事曝光　　　　　　　自由亚洲电台 ◆简要新闻（2008-08-15）　　　　　　　　　　　　美国之音 探索道路 ◆沉默是祸　　　　　　　　　　　　　　　　（北京）刘同苏 ◆从西藏问题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　　　　　　　许允仁 运动留痕 ◆17,000多人参加无国界记者组织互联网上抗议　自由亚洲电台 迫害实录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毕节）李元龙 台湾问题 ◆台湾友邦促审议台入ＵＮ机构问题　　　　　　　　美国之音 他山之石 ◆波兰、苏联；台湾、中国　　　　　　　　　（台北）林保华 ◆美国不同政见面面观　　　　　　　　　　　　《美国参考》 ◆美国人物：勇敢挑战种族隔离的黑人女教师　　　　美国之音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谁在制造北京奥运神话 中国人会变成“世界公民”吗？ 牟传珩 此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奥运会让中国人变“世界公民”。该报道说： 布朗尼尔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奥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书中 认为：北京奥运“其实用的目标是借助奥运会使中国国际化，并培养 一代与世界公民平等的中国人。”无独有偶，最新一期《国际先驱导 报》又刊发：《奥运是培育“全球公民”契机》的文章，于是，北京 奥运会再次被神化成改变中国人面貌的盛举。由此便引发出本文“北 京奥运会能否让中国人变成世界公民”的联想。 其实早在2,400年前的雅典时代，苏格拉底就已经指出自己在地球上 的公民身分，这种认知与自我觉醒，在当时还是希腊的神权时代，就 具有了全球化的观念。当400多年前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跨海航 行，使人类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发现了整个人类的共同性，便 进一步验证了苏格拉底的认知；而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太空旅行又给人 类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人类开始越出地球之外反观地球：原来我们 地球上生存繁衍的60多亿人都是地球村里的村民，所有“地球人”都 是世界公民。从此，世界上就有一种新人类观念，即我们都是“地球 人”，都是世界公民。瑞典大发明家诺贝尔曾说过：我是世界的公 民，应为人类而生。在世界处于柏林墙倒塌、两极对抗结束的后对抗 时代，由于全人类“类”化意识的不断觉醒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在 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主导性地位，今天已经形成了以民主制度 为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政治文化，一种新的国际圆和秩序正在形成， 并由此导致了“全球治理”概念的应运而生──它既不是无政府状 态，也不是统一的世界政府，而是世界上各主权国家、跨国公司、非 政府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参与和合作。在这个时代，人类可以 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制订出国际行为的准则，并共同监督其执 行。今天，我们虽然还有许多分歧，但一些人类普世性的价值已经深 入人心。如公约、宣言、条约、章程等，全世界在非常广泛的领域 里，已经取得了基本共识：保障基本人权、民主自治、保护环境、反 对战争、和平、禁毒、反控、反对种族、性别、宗教歧视，发展经济 以提高生活水平等等。世界民主化进程正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舞台， 以政治世界化为主要特征，以“人类主义”为理论动力，推行民主制 度与自由价值观的普世落实。于是人类都是“地球人”，是世界公民 的观念已从理论走向现实。 然而，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并不认知这个概念。 在此，本作者仅以亲身经历的一个实例，来说明中国观念与世界观念 有多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作者正是基于对上述国际时局发展变 化的研究，撰写了新文明理论体系的百余万字谈判系列丛书（五 部），该系列丛书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程中，却遭到了中共 高层警觉，下达指令向出版社施加压力，抵制出版，但遭到作者奋力 抗争，准备诉讼（参见作者的《喋血在新文明的起跑线上》）。为 此，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不得不妥协一步，删掉了该书的大量敏感章 节，并邀请了一位所谓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审读书稿，政治把关。记得 有一天，我正在出版社说服副社长孙庆和（责任编辑）按“双百方 针”对待学术观点时，恰巧就走来了这位“马列主义老先生”，他一 手拿着我的部分书稿，一手提着一副老花镜，一进门就问责任编辑 说：“‘世界公民’是什么意思？”（因作者该系列书其中一部 《赢：赢新格局》卷尾附有一封《致世界公民公开信》）孙社长指了 指坐在沙发上的作者说：“他就是作者，问问他。”那先生看了我一 眼，显得十分尴尬，慌忙推说自己有事，便退了出去。此先生走后， 孙社长淡然一笑对我说：“这是社里请来的山东省专搞共产运动史的 有名老专家，他就认为您书中的观点、立场都不符合‘四项基本原 则’，现在上面不赞称出版这套书。”他说他作为责任编辑不得不慎 重，并再次要求我对书中的词句和观点进行修改，否则无法通过。也 正是这套创立新文明理论，宣扬世界公民意识的百万字学术著作，因 背离“四项基本原则”，闯了中共意识形态红灯，出版后即被中宣部 与国家教委双重封杀，该出版社社长、总编全被撤职，出版社被罚停 业一年，并引发外媒报道与评论。由此可见，“世界公民”的观念在 中国被封杀的现状。中国官方的那些所谓“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只 懂列宁的暴力革命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而根本不懂原汁原味的马克 思主义。其实正是马克思当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被普鲁士政府开除了 国籍，不得在欧洲各国流亡，自称自己是“世界公民”，并提出无产 阶级要有全人类的视野。而用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共，其御用专 家竟不懂马克思，其新闻出版封杀“世界公民”观念，这是多大的讽 刺。 如今“红色记忆”已经渗透骨髓的中国社会，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一次 奥运会，中共就让它的人民突然变成“世界公民”。一向不满西方世 界独占文化语话权的北京当政者，这一次是在借盛办奥运会，要让全 世界的目光在这里接受中国红色文化的洗礼。其实，北京奥运充满了 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它早已摒弃了适于全球传播的“世界语 言”，而在用“中国特色”告知世界：北京城里并没兑现“奥林匹克 休战”精神。这里的意识形态依然在把观念异己的同类加工成“政治 敌人”和“敌对势力”。到处都是防恐、防法轮功、异见人士、维权 上访等敌对势力的“义务”红袖章，在北京周围已经建起了外三层内 三层密的保安系统，除了穿虎皮的警察军人外，还有化装成形形色色 的警察便衣。北京要打一场如同文革一样的“人民战争”。 北京为了让世界目光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连外国运动员居住的奥运 村内的书店，都借一些特别的扑克牌，宣扬“红色经典”，如《白毛 女》、《红灯记》等系列。可见，北京“自我中心主义”的盛世 “红”宴，已深化到了每一个细节。一个连开幕式上的唱歌与烟火都 能向全球造假的国家，他还会有什么全球意识与世界公民心态吗？在 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欢呼不是普世价值的呐喊，而是伊拉克民众曾对 萨达姆式的欢呼和北朝鲜民众对金正日式的欢呼，或者就是文革时期 中国百姓对毛泽东式的欢呼。奥运火炬在重庆市区内传递时，不是上 演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欢腾场面吗？而中新社记者唐贵江7月28 日也发表了《北京奥运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难道世界目光 真的没有从张艺谋导演出的整齐划一、宏大奢侈的大型团体操开幕式 上看到这样的影子吗？ 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北京按奥林匹克精神，在联合国提出《奥林匹克 休战决议》倡议后不久，便在西藏进行武力镇压藏民示威，发起对达 赖喇嘛的舆论谩骂与攻击，并大肆宣扬民族恨、阶级仇，导致“红色 记忆”灌输大的一代国人仇藏排外。国内《新浪网．军事论坛》竟有 贴子歇斯底里地叫喊：“踏平西藏，这才是我们军人的作风”和“草 根律师”领衔的“应该把西藏的喇嘛全部杀光”的法西斯言论。当时 据香港《明报》说，内地一网站的讨论区发起签名行动，除要求封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奥运报道权外，还发出要求政府“与英、法 两国断交”、“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自此抵制欧洲游”等激 烈言辞。还有今年4月9日在海外集会上，青岛籍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留 学生王千源卓尔不群地表达了和解呼吁，希望中国学生冷静对待西藏 事件，便成为国内谩骂、攻击对象。王千源除被青岛二中母校开除学 籍，家中楼道被贴大字报、抹屎，家被骚扰、抢掠。谁会相信这样的 中国教育会培育出公民的“全球意识”，这样的中国愤青会成为“世 界公民”？如今北京奥运展现给世人的就是一种“中国加油”的“红 海洋”；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性表达。 所谓世界公民，首先要具有“全球意识”，而不是狭隘的国家意识或 民族意识。世界公民不仅意味着要对国家负责任，更要对世界负责 任。如果我们不懂得履行对整个世界的责任，就会失去世界对我们的 理解与支持，最终必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必要的世界公民的教育、单纯的爱国主义教育注定是狭隘的、肤 浅的和无知的。 传统公民意识只关心自己的国家。现在，公民也要关心自己国家之外 的世界公共事务和共同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公民都具有双 重身分，即某一主权国家的公民和世界公民。在法律上，公民身分总 是与国籍相联，我们都是某一个具体国家的公民，但我们还是“地球 村”的一员，并因此而享受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即我们不 仅自己要有人权，我们还要关心我们所有的同类都要有相同的人权， 这叫“类化意识”。作为同类的人，我们都要有彻底的行动自由与思 想自由，才能履行世界责任，这是全球公认的价值观。只有具备了这 种价值观和公民行为能力的人，才堪称世界公民。只有排除自我中心 主义，才能接纳自己民族以外的一切向善的、美好的事物，把他人的 进步文化与价值观看成是人类的共同进步文化与价值观，由此才能跳 出狭小的民族局限，具有世界公民的情怀。世界公民当以“人类主 义”为旗帜，用全球化的新文明思维和“类”眼光来认识问题、解决 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人还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迁徙自由，不能自由思 想，没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没有“一人一票”的权力，甚至还 在“中国中心主义”的红海洋了里排斥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普世传播。 在这种现实面前，那种北京奥运会将中国人变成世界公民的说法，不 是奥运神话又是什么？ 〔转载自《观察》；http://www.guancha.org/。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 胡星斗 一、 以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及改革开放30周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反改 革开放”时代。 一些人肯定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它却是事实和潮流。如《凤凰 网》所做的网络调查，赞成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的，在 11,343人中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的竟占70.5%，即7,997人 〔１〕。 这也符合中国阴阳辨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逻辑；从1949 年底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恰好30年；从1979年到2008年底又 恰好30年。 前30年以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为纲，后30年以不择手段的经济建设为 中心，整个中国社会为两者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惨重的，反改革开放时 代的到来是必然的。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一天甚于一天的反改革开放潮流，大部分民众特 别是工人农民、以及一些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主张恢复毛泽 东路线，而相对人数较少的精英和政府官员则反对的是瘸腿的改革， 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前者俗称左派， 以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站等为代表，提倡公平、正义和民粹主 义；后者俗称右派，以《南方日报》报系、《炎黄春秋》杂志等为代 表，强调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世界共同价值。 我主张中派主义，将左派与右派、公平正义与宪政民主结合起来，通 过宪政民主实现公平正义。 左派的错误在于：其崇尚英雄、皇帝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一直作祟，对 于毛泽东时代的大折腾、大消灭、反法治、反现代文明的本质不了 解，对于前30年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如反右前300万人冤死、大跃 进造成3,600万人（此处据杨继绳的研究，如果加上少出生的人数， 共减少7,600万人）饿死、文革773万人死亡，左派们不但不去追问为 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惨剧，反而把证据确凿的研究成果一概说成“捏 造”，试图否定极左路线的一切罪恶。 但是，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河南省发 生人吃人的惨剧、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25亿斤粮 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 存，根本就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 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据报道：1959年，中国还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二千万人吃一 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 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当有人报告毛泽东很多人饿 死时，毛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 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毛泽东还设计了劳改制度、劳教制度、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 证制度、文字狱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等天罗地网对付 老百姓，掠夺农民之严重亘古未有，通过义务交粮、低价交粮、工农 业剪刀差等方式收刮农民七千亿元以上。然后，强行积累进行工业化 和大呼隆建设，大跃进损失1,200亿，三线建设损失五千亿，文革损 失五千亿，若按照现在的价格，还应乘十倍。三年饥荒时，许多地方 的饥民逃荒要饭，也被民兵千里抓回，许多人活活饿死在当地农村或 看守所。 血的教训是，穷人政权不仅会夺了富人的财，要了富人的命，而且必 然也会要了穷人的命。因为穷人政权的本质是无法无天。可惜穷人们 对此并不了解，很容易上当受骗。 毛泽东倡导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本身就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毛 泽东的民粹主义如合作医疗制度、大鸣大放等，都只是极权的点缀而 已，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才是其实质。 现在许多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人、弱势群体人员竟然误以为毛泽 东时代“公平、正义”，极力颂扬那个年代，要求回到那样的社会， 这正是改革开放后不允许反思前30年、隐瞒文革等事件真相、不进行 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即使按照有些人说的“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那他走的也是反宪 政、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人权的涵义是：不仅让大多数人还活 着，而且对于不同观点的少数人也不能消灭）的道路，不足为取。 有人说毛时代社会风气好、人民道德高尚，姑且不论反右、文革时期 中国人民的道德其实降到了五千年以来的最低点，即使只看左派们津 津乐道的50年代初，正如当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的：依靠狂 热、愚昧、洗脑、个人崇拜建立起来的秩序，迟早会有瓦解的一天， “贪污、官僚主义正伺机以待，等待中国士气低落的时候”。这种人 治社会的风清弊绝注定是短命的，不足为今天的人们所羡慕和效仿。 所以，极左派们的错误是不能够洞悉事物的本质，不了解现代文明； 他们抓住改革开放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愚弄民众，煽动民族主义情 绪，妄图复辟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 右派的错误在于一味地沉醉于理想主义的宪政、民主，对于国情文 化、历史传统、公平共富等价值理解不透、关注不够，形成了激进主 义的思潮与动向，以至于受到卖国主义、买办主义等指责。 中派的宪政社会主义〔２〕可以剔除左派与右派的缺陷，在反改革开 放时代引领中国走向宪政、公平。 二、 反改革开放思潮的形成源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失误，即一切“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建设和均衡发展，致使贫富差距、地区差距 急剧扩大，社会保障阙如，人民忍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四座 大山的压迫；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仅牺牲了社会正义，而 且造成大政府、多层级政府与政府失控的局面；害怕现代政治，把权 力的制衡、议会的中心地位、司法的独立性、媒体与民众的监督等等 统统看成西方的东西，致使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民众权利被剥夺， 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将“发展是硬道理”错误理解成 “ＧＤＰ增长是硬道理”，于是“不管白猫黑猫”，政府与民众都不 择手段地挣钱，社会道德不断沉沦；长期“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改 革理论与战略，不断地、重复地交纳巨额“学费”；一味地强调政绩 与引进外资，但不赋予劳工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罢工抗议的权利， 致使劳工利益受损；对于官僚特权、行政性垄断、既得利益等忍让纵 容，使得市场经济高度畸形化。 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没有致力于建立宪 政秩序。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对于改革有诸多的批评，但都是从支 持改革开放的立场出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我认为改革开放虽然 存在很多问题，但比毛时代要强很多很多，所以我“冒天下之大不 韪”，提出了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纪念碑、纪念馆的建议 〔３〕），可是，从2003年郎咸平的批评开始，否定改革开放逐渐成 为风气。 随后，批判西方经济学、咒骂主流经济学家、反美、反西方、反普世 价值成为时髦；特别是2008年以来，西藏事件、奥运火炬、四川地 震、奥运会把极端民族主义、排外思潮同时也是反改革开放思潮很可 能推向了顶点（如果政府引导得当，奥运会可能成为中国走向二次改 革开放──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起点；如果引导不当，可能成为改 革开放事业逆转的标志）。 现在，大部分工人农民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了；许多 知识分子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反对瘸腿的畸形的改革；许多官 员们私下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官场太黑暗太腐败；许多企业家不支 持改革开放，因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商人没有地位、尊严；许多 自由职业者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户籍制度、迁徙制度的不自由，创 业环境的恶化…… 中国虽然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一定已经终 结了，我相信，只要政府高层头脑清醒，胸怀开阔，不随波逐流，不 狭隘封闭，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 民心，还是可以扭转乾坤，推进第二波的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 对之，我们寄予厚望，中华民族寄予厚望。 【注释】 １、14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全国人大设改革开放纪念日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06/0624_2201_ 　　　613426.shtml ２、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http://www.huxingdou.com.cn/newdeal.htm ３、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建立 　　“改革开放纪念馆”的建议 　　＠http://www.huxingdou.com.cn/memoryday.htm 〔转载自《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 huxingdou.com.cn。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前“6．3”学运领袖王超华： 为形象不惜造假违反奥运竞赛真义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2008-08-15洛杉矶报导〕北京奥运为追求完 美形象，使用视觉特效和真人假唱等手法令外界为之愕然。前 “6．4”学运领袖王超华表示，奥运主办方事前隐瞒、事后巧言的态 度，不仅违反奥运精神，更损及国家形象。 巨人脚印和童音高歌堪称海外遥望奥运最惊叹的看点，但王超华认 为，由3D特效和幕后代唱“完美呈现”的场景，令当时的惊叹成了莫 大讽刺。 王超华：这样的事情都由国际奥委会为北京奥组委“擦屁股”，国际 奥委会不得不就这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来自全球的各种质疑。上 亿观众在（开幕式）当时都跟着画面惊叹，而这样的欺骗是可做、可 不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做呢？ 除了主办方为追求完美的手法引起争议，王超华认为总导演和设计师 的艺术品格也有缺失。 王超华：象张艺谋和蔡国强都是国际知名艺术家，有什么必要不惜造 假也要把它做出去？而且还不肯在事前向公众或转播方讲明？这是艺 术家品格的问题，不仅是国家形象而已。 通过奥运带领国家走向世界，本是主办国倾注所能全力追求的目标， 但是，把中国社会行之有年、却和世界脱轨的陋习带进奥运，后果将 是适得其反。 王超华：小女孩代唱的问题，民众需要看到的是包括林妙可为大商家 （广告）代言，这些大商家都藉由“国家话语”排挤杨沛宜，背后隐 藏的绝不仅于国家利益之上，而是官商勾结已到了更隐蔽的层次。从 长远来看，做假本身即是鼓励全社会做假，对每一位志愿者都是一种 伤害。 从北京奥运开幕式体现中国百姓超乎常情的动员能量，王超华期望广 大志工通过近距离视野明辨真假。 王超华：我们不应抹煞民众出自内心的自豪感，有这样的能量，大家 一起站出来为奥运应该还给我们求真向善而呼喊！就象是运动员竞赛 当时如果不是实打实，而是有表演成分的话，谁还在意你的世界记？ 那我们都用合成好了，合成画面没有摔跤、也没有失误，那不是更完 美吗？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8-15；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又一假事曝光 自由亚洲电台 ┌────────────────────────────┐ │　由所谓的“汉人”顶替其他的“少数民族”上场，当然是千　│ │　真万确的造假欺骗。说中国的民族包括台湾的“高山族”共　│ │　有“56个民族”本身也是如假包换的造假，因为其中的台湾　│ │　“高山族”不在中国，而在台湾。而且，台湾根本没有一个　│ │　叫做“高山族”的民族。中国政府所说的“高山族”，指的　│ │　是台湾的原住民，而台湾的原住民是由13个民族所组成的。　│ │　中国政府造假到这样的程度，实在可恶之极。由这样的政府　│ │　来领导改造中国人的造假恶习，难矣载！　　　　　　　　　│ │　　　　　　　　　　　　　　　　　　　 ──洪哲胜 编按　│ └────────────────────────────┘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2008-08-16采访报道〕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上部分烟火造假和“假唱”事件曝光之后，现在有被揭出：开幕式上 身着56个少数民族服装的儿童并不象官方所说那样来自中国的56个少 数民族，而是全部来自由汉族孩子组成的银河少儿艺术团。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群簇拥着一面巨大国旗走进鸟巢体育馆的孩 子，根据中国官方发给国际记者的开幕式节目单的说明，他们来自中 国56个民族，他们中每一位所穿的服装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现在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黑龙江作家石先生表示： 　　“还没有知道奥运会造假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挺感动的。我认为 　　中国人目前的不诚信就是因为有些决策部门本身造假导致了百姓 　　的不诚信。如果穿56个民族的服装表演，那就是表演的问题，不 　　能跟宣传的不一样。我认为这对一个民族的诚信、对培养下一 　　代、培养一个民族的品格，都是很有害的，造假跟奥运精神也不 　　相符。” 北京奥组委会执行副主席王伟星期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本人不 知道56个孩子是否来自56个民族。王伟同时表示，让人身着不同民族 服装进行表演是常见的事。当被问及为什么发给外国记者的开幕式节 目单上说是56个孩子来自56个民族这个问题时，王伟回答说提问者是 “过分挑剔”。 那这次造假之事与已经曝光的脚印烟火部分造假和“真人假唱”两起 事件相比，石先生表示，其性质完全不同： 　　“因为你说来自56个民族，因为每个民族都代表着平等权利，如 　　果你说是来自56个民族，结果是汉族人穿服装代替，那实际上就 　　等于你不讲民族平等。如果你要这样承诺的话，不仅是服装，还 　　要是那个民族的人，否则就应该说是一种欺骗。” 北京奥组委会执行副主席王伟针对北京奥运开幕式曾表示，开幕式上 的节目要“制造一个最好的现场效果。”然而，石先生认为这“最好 的现场效果”有欺骗的成分。对此，广州媒体人士北风表示，少数民 族儿童造假不能与烟火脚印造价和“真人假唱”相提并论： 　　“这个我觉得反而还可以容忍，因为少数民族毕竟是一种表演， 　　所以不能完全等同56个少数民族，要不然56个少数民族其实操作 　　非常方便。但是，我觉得事前说明比较好，如果不说明就这样 　　做，大家有点意见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以下，记者简称“记”；北风简称“北”。） 记：你认为这跟脚印和假唱事件是不一样的？ 北：脚印的东西，我觉得毕竟他的解释还能行得通。但是，假唱的事 　　情我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那个关于国家利益的解释。 记：就你个人认为在奥运会上出现这些假事有没有必要？ 北：我觉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更好，但这可能是个习惯问题吧。那么多 　　年来一直这样。 记：这个习惯有没有必要改正呢？ 北：我当然觉得能改最好了。但是实在不宜抱太多希望。我们当然觉 　　得改掉好，但是对于决策者来说，基本上是他们的一种惯性思 　　维。我们觉得不好，起码在假唱事件上我持一个谴责的立场。但 　　是，又能怎么样？ 有人将此次北京奥运开幕式与四年前的雅典奥运开幕式进行比较后觉 得，雅典奥运虽然没有什么特色，但却有一大优点：开幕式朴实、自 然、健康、大方，体现了奥运精神；如果开幕式上夹杂着虚假的东 西，在北京开奥运，还有必要从希腊取升火，还有必要传递那么长的 路线吗？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8-16；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简要新闻（2008-08-15） 美国之音 五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在北京抗议示威被驱逐出境 〔北京消息〕支持西藏自由的组织再次在北京奥运期间举行抗议。参 加抗议的五人又被中国驱逐出境。 星期五，“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五名成员，包括三名美国人、一名 英国人和一名加拿大人，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前把支持西藏 自由的条幅挂在奥运广告牌旁进行抗议。警察很快把条幅拿下并拘留 了抗议者。 自北京奥运会开幕以来，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已在 北京举行过多次这类短暂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参与者后来都被中国政 府驱逐，并在五年内禁止再次入境。 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以奥运会运转顺利为由 取消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 〔北京消息〕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以奥运会运转顺利为由，取消 了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 星期五，北京奥组委的新闻官员和国际奥委会发言人宣布取消第二天 的新闻发布会。美联社报道说，在连日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 在体育赛事之外发出咄咄逼人的提问，迫使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 的官员被动应答，有些场面甚至颇为尴尬。记者们就北京空气质量、 西藏问题、具体人权案件及新闻自由等问题穷追不舍要求明确回答， 更有人不等点名就自行发问。星期五，又有记者再次就法轮功、中国 的西藏政策以及是否有人申请在官方指定的示威区示威等问题发出提 问。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回答说，有关西藏的问题不受欢迎。 奥运开幕式代表56个民族的儿童并非少数民族 〔北京消息〕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爆出焰火转播和女孩唱歌造假之 后，又传出代表56个民族的儿童原来也不是少数民族。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星期五承认，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身穿不同 民族服装护送中国国旗入场的儿童，并不真正来自他们所代表的少数 民族。有报道说，这些儿童来自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大 多是汉族。然而，在官方的奥运会开幕式媒体手册上却写着：“56名 来自56个民族的儿童簇拥着中国国旗，代表56个民族是一家。”对 此，王伟竭力化解说：“穿着不同少数民族服装进行表演对中国的演 员来讲很典型，并没有什么特别。” 鲍彤：一枚人权奖牌比金牌更有意义 〔北京消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对于中国来说， 一枚人权奖牌将会比任何奥运金牌更有意义。 鲍彤星期四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能在言论自由、新 闻自由和民主选举方面获得奖牌，那将比中国赢得的所有奥运金牌更 有价值，因为它们会给普通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也会对世界和 平作出贡献。 今年75岁的鲍彤是1989年“6．4”事件后被判刑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官 员，出狱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 中国多个省份严重缺电江西向外省求援 〔北京消息〕中国在暑期特别是奥运期间多个省份严重缺电，江西省 长亲自写信向外省求援。 据香港《明报》星期五报道，北京奥运期间全国民众在家看电视及开 冷气的时间增长，广东、湖北、江西、山东及浙江等省份缺电的情况 更加恶化。江西省长吴新雄日前分别向陕西、山西等四个产煤省写信 求助，以解燃眉之急。《明报》的报道说，今夏中国多省缺电情况更 加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产煤省份为了避免在奥运期间发生严重 矿难而减少挖煤量，加之各主要公路均加强了安检，使得运煤量减 少、运煤成本增加，从而导致许多缺煤省份发电量减少。 陈水扁夫妇宣布退出民进党 〔台北消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因为竞选款项申报不实，宣布与夫人 吴淑珍一起退出民进党。台湾朝野两党也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态度。 陈水扁继星期四为过去竞选余款申报不实而公开道歉之后，星期五又 发表声明与夫人吴淑珍共同退出民进党，并再次向党内同仁和支持者 道歉。陈水扁还希望所有支持者不要因为他个人的过失而全盘否定民 进党。对此，民进党党部也马上发表声明，鼓励陈水扁勇敢面对司法 与社会的检验，同时希望司法机关公平办案。之后，国民党也发表声 明，呼吁陈水扁将巨额汇款的来源与流向交待清楚。 格鲁吉亚总统宣布已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第比利斯消息〕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宣布，他已在停火协议的 最终文本上签字。 萨卡什维利是在星期五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会晤之后的记者 会上，作出这一宣布的。俄罗斯外交部证实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 夫也已经同意签署这份停火协议。 美国国务卿赖斯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俄罗斯军队和随行人员 马上撤离格鲁吉亚。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谴责俄罗斯在这 次冲突中“恃强凌弱”。 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打破世界纪录并成功卫冕三个单项 〔北京消息〕在北京奥运会上，中美两国夺标你争我赶。美国游泳选 手菲尔普斯再创辉煌，打破世界纪录并成功卫冕三个单项。 到星期五为止，美国共获奖牌数46枚，中国41枚。但是夺金数中国领 先，为26枚，美国14枚。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美国游泳选手 菲尔普斯再次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奥运会夺得的第 六枚金牌，也是他个人获得的第12枚奥运会金牌。菲尔普斯今天夺冠 后，成为第一位在三个单项上成功卫冕的选手。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08-08-15；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沉默是祸 刘同苏 新近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及其性质 自去年4、5月间那个以热带风暴为代号的行动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 地区断断续续地对家庭教会进行多次小规模的侵扰。今年4、5月，在 如此临近北京奥运会的时刻，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居然升级。从4月底 以来，至少有十几个省市的家庭教会受到冲击。成都秋雨之福团契 （5月2日）、北京锡安教会（5月5日）、北京守望教会（5月11 日）、北京福音教会的八个聚会点（5月25日）等许多著名城市家庭 教会都被当地宗教局（由国安局与公安局协同）勒令停止聚会（常规 主日崇拜或营会）。5月份的北京家庭教会教牧联祷会也被终止并解 散。 去年以来对家庭教会的逼迫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逼迫重点 地转移。此次逼迫的措施几乎全部针对城市、校园、对外开放地区。 其次，常规化的设置。此次逼迫行动显露官方已经设立了专门针对家 庭教会的专门制度（所谓“专项治理”），包括专门的办公室（将城 市家庭教会按人数分类管理）、专门的档案、专门的技术手段、有关 人员的专门培训。最后，策略的调整。一年多来，试探性的突击与间 歇，多部门的协同、各地区的呼应，针对性的软硬兼施（选择性地打 击某些教会并对加入官方教会的某种类型教会予以极高的礼遇），多 种迹象表明此次逼迫有长期计划和全国性的整体协调。 引起上述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官方意识到家庭教会在主流文化里面 扎根，而且这种根基之深，已经无法以短期的局部措施（比如一场运 动）能够解决。可以预见，自现在起，中国官方针对家庭教会的措 施，将以主流文化的福音活动为重点，各种限制措施与逼迫行为将制 度化，并有全国统筹的长期计划为指导。 诱发极端逼迫的原因 即使有上述背景，在距北京奥运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采取如此大规 模的逼迫行动，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简直类似于，一个人要 举办50岁的生日宴会，在他父亲家准备了所有礼仪与饭食的所需，遍 撒了邀请让人们前往其父亲家，却在仪式开始前一分钟，无故找茬要 和父亲打架。笔者认为构成此次逼迫的诱因有四： １、在西藏冲突和圣火传递事件之后，普遍高涨的无理性民族主义使 　　得中国官方以为自己在此类事件里面获得了巨大无形利益。那两 　　个事件的浪潮尚未平息，中国官方就主动制造这么大规模的人权 　　事件，使人感到是有意要挑起某种事端，以便从中获取利益。就 　　好比那人为一点小事打了自己叔叔两个耳光，不想子侄里面却有 　　几个人在喝彩，于是，便以为再接著给父亲两个耳光，肯定喝彩 　　声会更高。 ２、在上述两个事件里面，反对中国官方的舆论失分很多。首先，无 　　论国际舆论的动机如何，在选择发言时机和辩护对象等方面，其 　　表现只能说是“不明智”。其次，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欲望（外 　　部）和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热情（内部）战胜了胜过了谴责丑恶 　　的良心，从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实际力量。这使得中国官 　　方感到，自己已经强大到自己干什么，别人都没辙的地步。前者 　　如同，那人刚刚与其叔叔彼此瞪眼，邻居就立即对他大骂，结果 　　到了他无辜殴打父亲的时候，人们倒无力再说什么了。后者好 　　象，那人打完叔叔，客人因为不愿失去这个生意场上的客户而依 　　然准备赴宴，家里人因为不愿破坏家族盛典而仍旧筹备宴会，让 　　那人以为再打打父亲，也不会有什么要紧。 ３、自去年4、5月以来，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是试探性地逐步升级；去 　　年4～7月间，只是针对一些小教会，10～12月，就开始触及一些 　　大教会的聚会点，此次便普遍地对所有著名大教会动手。家庭教 　　会的容忍与服从，造成了软弱可欺的印象。形象地说，那人在暗 　　地里面给自己父亲使了两个绊儿，他父亲因为亲情没理会他，于 　　是，他就蹬鼻子上脸，在大庭广众下当胸踹了父亲俩脚。 ４、尽管官方在北京奥运会以前极力扶植官方教会，但发现以政治强 　　力为后盾的官方教会，实在难与以年轻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北京家 　　庭教会相匹敌，为了不让外界见到真正代表中国福音运动的家庭 　　教会，只好直接出动警察到教会里面来干预教会事务。犹如，那 　　人非要在50大寿的宴会上把臭豆腐作为主菜，他父亲告诫他应当 　　用海鲜招待客人，用臭豆腐作唯一的主菜不仅是欺骗客人，而且 　　要坏自己的名声，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爱吃的丑豆腐，却要把用海 　　鲜招待客人的父亲打出门去。 基于普遍权利的呐喊 对于官方的逼迫，以往家庭教会的态度是退让与沉默。这多少也构成 了政府方面得寸进尺的原因。家庭教会将自身视为独立于社会的纯粹 信仰现象，于是，把官方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定性为纯粹的信仰事件。 这种偏差的定位造成了家庭教会不适当的反应。政府对家庭教会的逼 迫确实是一个信仰事件，但这种信仰事件的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信 仰。在此类事件中，被逼迫的个人是基督徒，也是公民；被逼迫的教 会是信仰的共同体，也是民间的社团；从而，官方的逼迫不仅阻止了 基督徒的正常信仰行为，也破坏了公民的信仰自由，不单干扰了教会 的正常团体活动，也剥夺了结社的宪法权利。尽管基督徒的崇拜是一 种特定信仰的特殊行为，但却承载着人类的基本权利。当基督徒对官 方逼迫提出抗议的时候，不仅仅是出于自保的考虑，而且是为了捍卫 人民的普遍权利。 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全个人类舍生，从而，基督教从本质上就不是 一种自利的生活。耶稣是一个以肉身彰显真道的生命，由此，基督教 从来就不是一种为信仰的信仰。不能关怀和帮助众人的信仰不是基督 教信仰，不能在社会建设里面表现真道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 拣选了家庭教会背负被逼迫的十字架，目的不仅仅是让家庭教会自己 在永恒的生命留下一个荣耀的印记，同时也是用殉道的血奠定普遍权 利的神圣基础。永生的灵光也是通过社会的媒介照亮世界，就象真道 是以有血有肉的生命（道成肉身）而彰显于世间。家庭教会在逼迫中 的呐喊不仅仅是声震云端的永恒之声，也是唤醒世界的建设呼唤。 抗议不等于是仇恨，抗议也不一定是报复。抗议是对公义的诉求。基 督徒对逼迫的抗议不是要摧毁某一种政治力量，而是要建设更为公义 的社会制度。这种抗议也不是为了谋求基督教自身的利益或补偿，而 是要达到普遍的权利架构。对逼迫沉默，不仅使基督教在普遍权利的 确立中缺席，更因放弃为他的责任而使基督徒的生命残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西藏问题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 许允仁 多年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宣称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１〕，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祈 愿式思维的反映。因为，执政党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基本上成功地 应对着各种大小危机，维系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似乎 也取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其政策的某种基本认同，至少是某种理解 和容忍。 然而，今年3月中旬，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生的西藏事件，在作者 看来，很有可能成为终结上述情形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显示 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活力和潜能正在逐渐耗尽。这本来似乎只是一 个并不显眼的示威和骚乱事件，但是，当政府以其惯常的政治逻辑， 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快速平息它时，却反而使其刹那间变成了一 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事件。西藏事件暴露出中国政治体制中隐藏着的 多方面的问题和弊端〔２〕，并且，以一种十分显眼的方式将其呈现 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从而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一制度的行为逻辑和 它的深层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西藏问题的本质在于，相当一部分藏族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危机， 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政治制 度和政治文化的塑造，来培育藏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当然，在 一种前宪政的政治体制下，不仅仅是少数族群〔３〕，而是全体公民 的政治认同都会产生危机，但是，对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族群的汉族的 大部分公民来说，即便对执政者，乃至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了 危机，但是，对以领土作为载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依然不会改变；而 对少数族群的公民来说，一旦对执政者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危机， 在强烈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意愿下，连对后者的认同也会产生动 摇。 在我们看来，正是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传统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微之后，事实上正在系统地塑造着少数族群个体 以自己所在的族群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意识，而这是当下中国社会中各 种族群矛盾逐渐升温的最根本的制度性根源。目前，影响持续扩展的 西藏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认真地去反省政府为了解决 民族问题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进 一步深入反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又是基于怎样的政治 哲学的理念？ 一、美国与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 　　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制度性对策 在如何将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多族群的人民，构建成一个统一的国 家的问题上，美国和前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的策略 可称之为“大熔炉”政策，而前苏联的策略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 所谓“大熔炉”策略是指，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 个体，完全无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绝对相同的政治权 利。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国家 是建基在它和每个公民之间关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政治契约 ──宪法之上，而基本政治权利又是基于超验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先 天存在的法理关系，与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差异 毫无关系；在文化层面上，则让所有个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 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 “大熔炉”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在最危险的，必须要垄断暴力 的政治领域，通过塑造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 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起一个建筑在人们的自觉认同基础上 的统一和均质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则保持着多 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 成不同的族群。在精神上，个体可以将自我看作是耶和华的子民、安 拉的信徒或者灵魂不断转世的佛教徒，但是，在世俗世界里，在政治 上，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同质的公民认同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同时认同 别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将这样的策略称为“大熔炉”政策，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 策的共和国具有包容和融合异质的族群的巨大的能力。这“大熔炉” 里面的熔剂，就是上述的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个 新的异质的族群，可以自由地保持自身的个性，但是，它想要融入这 个国家的前提是，它的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这一政治文化，因此，假 如一个族群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与上述公民文化相抵触的东西，它就必 须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来适应这一公民文化。而一旦它做到了这一 点，就可以以带有自身个性的方式融入“大熔炉”中，和其它族群和 谐相处。 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另一种在多族群的前提下构 建统一国家的制度性对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的理论 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源于近代欧洲 产生的“民族国家”理念，同时，它赋予了“民族自决权”以最为宽 泛的解释：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 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 治，同时，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要在这一领地上建 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４〕 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以最大限度解释的民族自决权，人们根本无法 在多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可能象近代以来的 欧洲一样，形成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因此，当苏联共产党夺 取政权，从造反党变为执政党，狂热地想要在多民族的前提下，构建 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时，在实际上的政治操作上，决不可能允许各少 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苏联的版图中分离出 去。 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它一 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 立起以民族为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 自治权，乃至退出苏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 “绑带”，从外部将这些以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 捆绑在一起，使它们非但不可能脱离苏联，而且必须宣称自己是在完 全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留在苏联之内的。 这些“绑带”主要有以下三条〔５〕： 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一元化统治。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 政党的各级负责人都是由上而下地任命的，而党组织又建到每个最基 层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之中。党还直接控制着军队、警察和秘密警 察等所有暴力工具。由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的政治纪 律组建起来的一个无所不管的极权主义政党，是将各个民族区域自治 的政治单位，紧紧地捆绑在联盟之内的一条最强有力的“绑带”。 第二条“绑带”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即苏联共产党力图 通过宣传灌输，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每个苏联人的信仰，从而在 精神上塑造每个个体超越于各个民族认同之上的同质化的政治信念和 共同的领袖崇拜。 第三条“绑带”则是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而形成的依存关系。由于前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彻底废除了市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 经济活动完全是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指令体系下进行的，当各地区按计 划指令形成产业上的分工协作之后，任何一个地区想要脱离苏联，而 在经济上保持自足，已变得难得想象。 在苏联的全盛时期，这三条“绑带”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捆 绑得如此紧密，以致于苏联共产党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 彻底解决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 自愿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在苏联早已解体的今天，我们回过 头去看，不难发现，苏共当时的这种自信，是一种多么自大和可笑的 政治错觉。 对比美国和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的制度性对策，让我们想到英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化”与“文明”这二个 不同的概念。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政治或社会共同 体，是在尊重个体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其内部通过文化联结起来 的；而“文明”则是靠某种外部的强制力强行纠合起来的。所以， “文化”是有机的，而“文明”是机械的。汤因比认为希腊是一种 “文化”，而罗马则是一种“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 国代表着一种“文化”，而前苏联则是一种“文明”。 这二种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 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的民 族，通过培育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地融 合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 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个民族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 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 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 反观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 群都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 系在一起，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 种认同高度地政治化。在一党专政的外部“绑带”十分强大的情况 下，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压，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同体都纷纷宣称 “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族，而只有到这种外部的捆绑完全松懈， 人们才会发现少数民族在外部强制状态下所表的忠心，和其内在的真 实愿望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二、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前苏联是 　　“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 2007年6月25日，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 访时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中最有特色的东 西，也可以说是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之一。”还引用了邓小平的 话：“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 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６〕这基本上代表了目前 政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看法。不断加剧的民族矛盾，只被看作是 个别人的分裂阴谋的产物。 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仅被政府看作是成功的，而且，被看 作是中国的独创，和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不难看出，中共政府在民族 区域自治问题上的自信，似乎可以和1970年代的苏共媲美。 事实上，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基本上只是效仿苏共，谈不上有什么根 本性的独创。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曾跟着苏共高调支持中国境 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７〕，建国之后，则同样模仿苏联建立 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使 我们建立的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象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国家。 所以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 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都是学习前苏联，走的是完全同样的一 条道路，只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传统阻止了我们走得象前苏联这么远， 所以在这条道的半路上停了下来。确实，我们没有搞加盟共和国和民 族自治共和国，搞的只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由于这一 政治实践完全是按照前苏联的民族理论进行的，因而，在中国政治体 制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也必将引发跟前苏联和前南斯拉 夫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上基本上是学习美国，在族群的认定上 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策略，认为中华民族包含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只 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而五族只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宗族〔８〕， 在政策导向上淡化个体的族群意识，而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竭力 避免各族民众因族属认同的不同而可能导致的政治冲突。 中共执政之后，追随前苏联在民族认定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30 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的亲自主导下展开了“民族识别运动”，认定了 100多个民族〔９〕。而中国则从1950年代开始，模仿前苏联进行了 同样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最终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将生活在 中国领土上的原先边界模糊、自然融合的各个族群，人工划定为56个 边界清晰的民族〔10〕，并相应地建立了五个自治区、33个自治州 （盟）、120个自治县（旗）和1093个民族乡（苏木）（2005年底数 据），许多地区还建立了民族村和民族居委会，从而形成了“自治区 →自治州（盟）→自治县（旗）→民族乡（镇）→民族村（居委 会）”的庞大复杂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体系。 霍布斯鲍姆是这样评价前苏联的民族政策的：“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 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 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 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 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2000）中国的情况也与此完全 相似。 这一民族制度推行的后果，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强化了每个个体的族属 认同。从此之后，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清晰地确定自己是属于这56个民 族中的哪一族，在每一次确定自己身分的登记表上，都不得不写上自 己的族别，（一个公民假如由于出身上的混血，或其他原因不想明确 地确定自己的族别，在法律上将不被允许。）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刺 激下，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被不断地强化。 而一个少数民族被正式认定之后，就由官方出面，为其规范和推广民 族语言，编写民族历史，整理民族文化，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的知识 分子，人为地加工和塑造出一个个少数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更为关键的是，在均质化的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所谓的民族区域自 治，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的公民比主体民族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多 一些，也不意味着党对他们的管治会少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少数民 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离心倾向，（既然，它们已经被正式确认和 塑造成和主体民族完全对等的独立的民族，这样的倾向的或多或少的 存在就变得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因此，党对他们从行为到精神上 的管治，只会更加严密和严厉。也就是说，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这些基本政治权利来看，号称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一般 而言反而只会比主体民族的公民享有得更少些。 那么，民族自治中的“自治”二字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既然，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民族行政单位”的“自治”丝毫不意 味着它拥有任何相对地超越党的统治意志外的更大的自主决定权，那 么，“自治”二字就被纯粹从“自己人治自己人”的字面含义上来理 解。所以，现行民族政策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必须由该少数民族人士 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规定在其党政干部中该族人士不得低于某 个比例，（比如70%）。 如此一来，所谓的民族自治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就转变为如何培养 更多听话能干的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的问题。按现行的自治标准，一 个民族自治地方，假如100%地任命该族人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而这 些人又能比汉族官员更好地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政策，那么，这个地 方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百分百的“自治”。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永远 无法实现，所以，党总是会派相当数量的汉族或其他的外族干部去控 制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实权岗位，同时，在该族的干部中总 是会出现这么二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绝对服从党的指 令，另一种倾向则试图保持本民族的自主性和本位利益。而党总是会 重用前一派干部，让他们去和本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 争，后一派则总是会遭到不断的打压和淘汰。 “自治”在宪政民主主义的语境中，是指一个地区的公民，在某些事 关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内，可以根据自主意志制订法律和政策，来保 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几十年来，民族自治地方从来没有获得过 这种意义上的自治权，党要它消灭私有制，它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党 要搞人民公社，它就必须搞人民公社；党要反右，它就必须反右；党 要消灭宗教，它就必须铲除千百年来为自己民族提供生存意义的宗 教；党要它侮辱谩骂自己崇敬的宗教领袖，它就必须紧跟着党大声地 侮辱谩骂。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可 以限制党的飞横跋扈的专断权力。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的终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 护公民的权利。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 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任何增进，那么，将被外族人专制和虐待改为由 本族人专制和虐待就没有任何政治进步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本族的统 治者执行的政策，归根结蒂是由在遥远的京城里的外族人制定的，他 们本身也是由外族人任命的，而他们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只会对本族 同胞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治手段。 我们的基本民族政策，除了“本族人治本族人”之外，还有就是对少 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从理论上说，并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 具的题中之义，但事实上却被广泛实施。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果然 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另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在以完全由上而下的党的一元化统治剥夺 了少数民族公民的大量政治权利之后，希望通过补偿性地给予物质上 的好处的方法来换取对自己的认同。就象有的父母，为了让子女听 话，就给子女买好吃的、好穿的一样，而他们要子女听的话，越是具 有扭曲子女自由意志的强制性，父母支付的代价也就必须越大。 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计划生育上的照顾、 考大学加分、升职升学时的优待，以及各种方式的经济上、技术上和 干部上的援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等等。但是，由于在实施这些优 惠政策时，政府都不是根据受惠对象和其他人完全平等的公民身分， 而是根据其少数民族成员的身分进行的，因而，所有这些优惠政策， 非但不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作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对 自己的族属身分的认同，并将这种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因为 他完全是依凭自己的族属身分，而不是公民身分，才从国家那儿获取 了这些好处。〔11〕 同时，这也很容易造成不同民族的公民在相互认同上的困惑。就如曾 在西藏工作多年的徐明旭先生在文中回忆的那样，在一个单位中，汉 人哪怕工作得很出色，但是，各种机会依然轮不到他，这就在他们心 中产生了不公平感。徐明旭还提到，这种优惠政策甚至还扩展为“法 律上的优惠”，比如，一个汉族的男子强暴了一个藏族的女子，和一 个藏族的男子强暴了汉族的女子相比，前者被判的刑要比后者重得 多，（在各种其他的伤害罪的判决中，也常常遵循同一原则）。这样 判案的原意，无疑是为了抚慰少数民族，但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它 除了在汉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不公平感的同时，还把一个公民针对另 一个公民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的伤害行为， 在少数民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一种被强势民族伤害的屈辱感和愤怒 感，因此，一旦遇上类似的案子，少数民族公民常常可能变得不再关 心法律上的正义，而会致力寻求一种最大限度的报复来挽回民族的自 尊。 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党国不分的政治制度在 　　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上造成的困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模仿前苏联人工划分和制造大量民 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按族别实施优惠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它的一 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 识，并将这种族属认同塑造成了民族认同，而不是族群认同，从而将 其导向了危险的高度政治化的方向。 民族区域自治，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 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 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 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 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 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独立的共和国，因为， 确实只有变为共和国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实现了完全的自治〔12〕；一 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 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 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 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 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 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 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 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成员，生活在美国式的 “大熔炉”政策下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就会培养出内涵 截然不同的族属认同，前者的族属认同是文化层面上的，认同共同的 语言、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的生活习俗等等，但是，在政治层面上， 他将自己完全认同为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的全部政治权利都来自 于他的公民身分，而与其族属身分完全无涉；相反，在后者的制度 下，他的民族意识被导向了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他的政治权利都来自 于他的族属身分，而不是公民身分，因此，在他的政治上的自我认同 中，他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某族的一员，而不是共和国的公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有一种不断地自我强 化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是因为遭到党的一元化统治的遏 制，才没有更加激烈地暴发出来，而一旦党治的外部捆绑消失的话， 它的离心力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 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党除了用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各个民族之外，也力图在思想上 培育各少数民族的个体超越于族属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 现行政治体制的党国不分的弊端，因而，对国家的认同无法和对党的 认同分离开来，而对党的认同又无法和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党的意识 形态、政策，乃至党的领袖的个人认同分离开来。于是，历史变迁过 程中，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变更，对少数民族成员的稳定的 国家认同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我们可以以藏人为例，来分析一下，这种变更对藏人的国家认同所造 成的严重困扰。在1950年代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将其正式并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版图之前，西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藏人并没有明 晰的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 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太阳，因而，对达赖喇嘛的认同，构成了藏人的全 部生活的重心。而在“平叛”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西藏社会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通过在藏人中进行阶级划分和暴力革 命，在彻底重构了西藏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藏人的认同方式。 超越于民族认同之上，构建起来的是对“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共产主义”的认同；对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方式的阶级斗争、 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认同；对领导人们实现这 一理想的共产党的认同；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导 师、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的毛泽东的个人的认同。经过文化大革 命之后，作为藏人生活重心和精神支柱的藏传佛教被共产主义信仰所 替代，达赖喇嘛的位置则被毛泽东所替代。西藏在新的基础上被再次 构建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 所以，我们看到，上述的认同方式的转变，不是按照现代政治的政教 分离的原则，培养起藏人在法理基础上的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用 一种新的对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替代了一种旧式的个人崇 拜，假如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后者是在千百年的传统 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前者则是通过暴烈的群众运动和精神灌输， 在短期内人工构建的。 这种新认同无疑是在血腥的暴力，和精神上的高压下塑成的，然而， 就在许多质朴的藏民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新宗教和新偶像，天天对着毛 泽东的像顶礼膜拜，亲自动手拆除传统的寺庙，逐渐淡忘流亡海外的 达赖喇嘛时，执政党本身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 变。建立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被彻 底否定，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而且个人崇拜作为灾祸的根源遭到严厉 的批判和被摒弃。传统的宗教又被允许在藏人的生活中拥有一定的位 置。不难想象，这一切在藏人的思想中，导致了多大的混乱。就如王 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描写的那样，由于恐惧和赎罪的需 要，那些曾经亲手捣毁寺庙的人，又成为在重建寺庙的过程中最卖力 的人。而达赖喇嘛在许多藏人的心中又开始恢复了其作为宗教领袖的 崇高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执政党的部分领袖，对在从社会主 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对藏人造成的诸多伤害充满愧疚和 同情，因此，在治藏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怀柔和优惠政策，这些政 策使藏人的许多权利得到恢复，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但是，由于党国 不分的政治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加上长期的高压 政策放松之后不可避免的反弹，藏人在获得更多的自由的同时，地方 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对党国的认同程度反而不断削弱。 我们看到，胡耀邦虽然怀有对藏人的真诚的善意，但是，其治藏的思 路依然没有跳出民族区域自治下的“本族人治本族人”的窠臼，他希 望通过让汉人大量退出西藏，和提高藏人在各级干部中的比例的方式 来增加藏人对党国的认同，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在反思了胡耀邦的“自由化”政策与西藏1980年代末的骚乱之间的关 系之后，执政党的治藏政策（包括其整个民族政策）调整为：在政治 上加强控制，在经济上则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短期地和外在地看， 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政治上的强控制，藏区在一段时间 内变得稳定了，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何培育藏族公民 （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 正的解决，它只是暂时被强制性地压下去了。随着经济增长导致的藏 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这一矛盾又一次尖锐地爆发出 来。 笔者在《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就执政党政治哲学的 转型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一文的结尾，反驳了将 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人均一千至三千美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矛盾，认为一旦超过三千美元，所有尖锐的社会矛盾都会趋缓的庸 俗的唯物主义观点。预言超过人均三千美元之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 相互认同无法塑成的矛盾：即“国家的构建方式和使用暴力的逻辑， 能不能得到公民们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能不 能得到国家的制度化的承认”，也就是“执政党的自我认同方式，以 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运作的逻辑，和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我认同方式之间 不能耦合而产生的冲突”，将随着经济的增长日趋激烈，成为未来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藏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这一矛盾，在少数民族 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提前爆发出来。 无疑，这一矛盾最终只有在执政党通过政治哲学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 改革，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后，才能 真正得以解决。而作为准备性的工作，下面我们打算对这样的妨碍少 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哲 学的基础上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四、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以及 　　如何培育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 当我们通过分析，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的弊端，认识到这一制度必然会驱使少数族群的成员，将自己的族 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从而引发各种无休止的危险的政治冲突之 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选择这样的制度 呢？ 有些学者看到，斯大林在1930年代、毛泽东在1950年代都如此热衷于 人为地划分和制造民族，就将这种制度的选择首先归因于独裁者的政 治虚荣心。确实，当一个人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领袖被人歌颂时，与 被称为“五族人民的领袖”相比，“56个民族的共同的领袖”，或者 让人觉得民族多得数不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无疑听上 去要辉煌壮观得多。而且，由于在党国体制下，不管制造出多少人工 的民族来，它们都要服从党的一元化的绝对统治，因此，在党的领袖 看来，在这样没有现实的分裂危险的前提下，制造的民族越多，就越 能显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13〕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党国的领袖手 中掌控着越是坚固的绝对权力时，就会越是倾向于去制造更多的民 族。 但是，党国领袖的政治虚荣心只是这一制度得以生成的表层的原因， 当我们看到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都采取这一制度 时，就不难发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事实上深深地植根于共产党 国家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哲学：集体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中。 和宪政国家建立在个人主义，即每个公民个体和国家的契约之上不 同，共产党国家建立在某种前现代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象中华人民 共和国被看作是建立在56个民族的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每个 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所以，在政治上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 平等，而不是不同族群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平等。 在单一制国家内部强调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听上去似乎很公 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实践结果上看，都存在一系列严重 的问题。从法理上看，平等这个概念只是对具有人格的个体而言才是 真正有意义的和可能实现的，而民族或族群只是个人的集合体，它们 本身并不具有人格，因而就根本无法从法理上去实现所谓的集体之间 的平等，这事实上正是哈耶克所一再批评的将集体拟人化的社会主义 谬误的又一次典型反映；从实践结果上看，不恰当地强调所谓的民族 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后果是，不断地刺激和强化着少数民族公民的民 族意识。一边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另一边是一个几百万、几十 万人口的民族，你不管怎样做，后者都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前 者在政治上相比是弱小的、不平等的。而且，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 活中，不同民族（假如以民族为单位来衡量的话）所起的作用是完全 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俄罗斯正是由于吸取了以往在民族问题上的沉痛教训，在 完成宪政化改革后，才在新的宪法中，将以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提 法，改成了各族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所以，和我们长期以来在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集体主义偏见正好相反，事实上，一个国 家假如建立在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纷争和动荡 之上，相反，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权利契约上，一个共和国才能真 正地建基在磐石之上。 仔细分析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之所以会根据一个个体的族属身分的不同，在政治上对其加以区别 对待，又跟其哲学上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倾向密不可分。一个宪政国 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先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的，它相信每个个体 都天生拥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基本权利，个体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 基于某种永恒的先天法理，而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各不相同的经验 性的处境和身分毫不相关；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哲学则是建立在经验论 和唯物论的基础上，建基在先验哲学基础上的普遍人性和基本人权， 在其看来纯属一种抽象的虚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个人的政 治权利只可能来自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某种阶级的或族群（民族）的 身分。 所以，在这种政治哲学看来，当一个人纯粹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只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只有当他作 为现实社会中，某个特定的集体（民族、阶级、政党）的一个成员 时，他才拥有和分享了某种政治权利。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赖 以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东西，和在宪政条件下，公民赖以结合成一个共 和国的东西之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前者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 历、共同的习俗和文化等经验性的存在，因此，不能分享一个民族的 这些基本特质的个体，在一个建立在前宪政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 中必然遭到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后者则是超越于变化不定的经验 因素之上的恒久的权利，只有一个建立在这种超验权利之上的国家， 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自己所有的公民，和获得超越于经验变化之上 的坚固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人工地制造“民族行政单位”的做法，同时也 是哈耶克所批评的用一种僭妄的“构建理性”去设计社会工程的“致 命的自负”的一种体现。我们看到，当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将少数民族 改变为少数族群的观点提出来后，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反对的理由是， 从部落到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一自己设定的单一进 化公式出发，他们不理解族群到底算什么东西，在他们看来，用人工 的方式去制造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是在按照“历史规律”帮助 一个个人类群体在实现自己的进化，相反，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将民 族变为族群则是一个倒退。 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多民族条件下建立一个单一制国 家，又给每个民族以完全的政治上的自决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 个矛盾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拥有完全的 政治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完全地服从一个维系单一制国家存 在的政党的绝对统治，从逻辑上说，要使这两者不矛盾的唯一可能就 是，各民族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绝对服从党的统治，而党的统治意志 正好和各民族的政治意志完全同一。所以，就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 那样，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终结果，非但没有给少数民族 的公民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反而更增加了精 神领域的专制带来的虚伪和矫情。少数民族的公民非但并不拥有更多 的政治上的自治权，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 自治权，只是出于自愿才完全服从党的绝对统治，党的意志总是天然 地代表和反映着本民族最真实的政治意愿。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对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大国来说，解决族际 矛盾的恰当的方法，不是将这个国家建筑在一种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 的基础上，而应建筑在个人主义的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 因为，一种缺乏明晰的个人权利观念的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必将在 这个国家内部制造民族间的分裂，在外部则引发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和 对抗。极权体制下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于制度性地不断塑造 和强化着少数族裔公民的高度政治化的族属意识，因此，总是会一方 面在客观上不断地为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提供着顽强的精神资源，为渊 驱鱼，为丛驱雀，另一方面，为了在现实政治中维系一个单一制的大 国，则不断地强化一党专制和极权政治，这一制度所内含着的尖锐矛 盾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民族冲突和社会震荡。 而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在个人与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每个公民才会在 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对等地承认他人的权利，不同族群的个体才 可能超越各自不同的族属身分相互间认同对方与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 身分，同时维系对一个平等保护每个个体权利的法治国家的理性认 同。在这样的政治构架下，每个个体在政治层面上拥有完全同质的公 民身分的同时，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可以真正自由地保持不同族群的 特质和多样性。所以说，按照宪政民主主义的原则，对党国体制下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以重构，才是最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 路。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民族矛盾一度十分 尖锐，1990年代采取的经济上优惠，政治上高压的政策暂时压住了这 一矛盾，但是，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标志着民 族问题再度变得尖锐起来，并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怎样理解和 界定这一系列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民族事件的本质，成为当代中国 政治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种肤浅和轻率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完全只是由类似达赖喇嘛这样 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挑动起来的，因此，只要通过专政手段消灭这 些分裂主义者，或者用消极的方法将其“拖死”，西藏问题（或其他 的民族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种目前可能在执政党内占据着 主流的看法，事实上正是笨拙的党国体制面对危机时的本能反应。 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在面对一系列危机事件的挑战时，一 种错误和低级的应对方法就是将其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偶发事件，采 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各自应对，或者通过将其归为敌人的阴 谋的方式来逃避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一个成熟的组织遇到危机时，则 总是象儒学所说的那样，不是矛头对外，而是反身求诚，总是寻求通 过使自身得以改进的方式来化解和应对危机。而越是一个伟大的管理 者，就越是具有一种由微见著的先知般的洞察力，他总是能从反复出 现的危机中，洞察到组织得以构成的最核心的理念中存在的矛盾和缺 陷，从而通过推动对组织进行深刻的改革，来使其变得更为合理和更 加符合社会的需要。 我们认为，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一系列民族事件，对党国这一组织 来说，绝非无关大局的偶发事件，而是其深层矛盾的必然反映，它深 深地植根于被称为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之中， 植根于党国得以构成的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等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 的偏颇和缺陷之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危机，存 在着二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坚持原有民族政策，一方 面在理论上高调宣称，在一块特定的区域内实行政治上的完全自治， 是一个族群在政治上获得应有尊严的惟一正确和可能的方式，另一方 面则不断强化党对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精神上的极权统治；另一 条道路则是上述的通过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方式，在宪政民主的框 架内塑造少数族群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 应该看到，这二条道路，二种不同的民族理论都有着自我实现预言的 能力。一旦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为了维持国家的统 一，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得不听任 党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思想上实行日益严厉 和全面的控制；同样，假如我们坚持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小开始 就教育每个个体在政治上将自己的公民身分置于族属认同之上，那 么，我们将会发现，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保持各个族群各 自特质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各个不同族群个体的一种完全同质化 的公民认同，是一件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对所有希望积极推进中国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化方向转型的公 民来说，随着民族冲突日益进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用一种负 责任和建设性的心态来思考中国当下的民族问题，也就成为一种不可 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心表现在一个宪政思想家不应该象在野时期的 共产党一样，仅仅将民族问题当作是否定现行权力、解构党国体制的 一种工具性的手段。 渴望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集体无意识和 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因而，一个党国体制的批评者，假如仅仅只 是站在一个不负责任的解构者的立场上来谈论民族问题，这恰恰会让 大多数人中国人反而觉得只有党国体制才是维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 一国家存在的惟一可行的制度。因此，对所有想要现实地推进宪政民 主价值的公民来说，这就成为一个不得不主动地去承受的重轭：那就 是必须将在极权政治下，民族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念和实践中导致的 创伤作为一种负面的遗产接纳下来，加以清理和治疗，同时，面对前 苏联和前南联盟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解体，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造成的 疑惑，真正具有说服力向人们阐明，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原则下构建一 个统一的大国的现实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通向自由民主 的沉重大门，才有可能被开启。〔14〕 （2008-07-31） 【注释】 １、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慎之九年前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 　　语》中称：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 　　经烂熟了”。 ２、西藏问题中呈现出来的体制矛盾是多方面的，我们初步打算从 　　“公民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政策”；“政治文化与软实力”；“如 　　何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此文探讨的 　　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３、族群（Ethnicgroup）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一个 　　拥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比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 　　习俗、共同的历史、在一起居住等）乃至生理特性，并维系着内 　　部认同的群体。民族（Nation）这个概念，则和民族国家、民族 　　自决、民族自治联系在一起，构成民族的个体，除了有着相互认 　　同的文化共性之外，还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诉求。作者基 　　本赞同马戎在《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 　　点：将中华民族看作一个民族，而将汉、藏等组成中华民族的各 　　族看作族群。 ４、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之所以赋予“民族自决权” 　　以如此宽泛的，带有过度的自由化倾向的解释，首先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作为一种造反理论，先天地就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 　　义倾向。对想要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挣脱一切必要的强制性约 　　束，获得“彻底解放”的马克思来说，在民族问题上采取这样浪 　　漫的过度自由化的立场是十分自然的事；而生活在殖民主义全盛 　　时期的列宁，则进一步想要通过高举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自 　　决”这一政治旗帜，来解构所有的“资产阶级”帝国，引发全球 　　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一文 　　中，作者分析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已成为当下 　　中国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在本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民族问题 　　上，也不例外。 ５、这儿的三条“绑带”的说法，借用自马戎《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 　　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关于苏联解体的反思之一》（文章来 　　源：博客中国）一文中，关于“三个纽带”的分析。我们之所以 　　将其改称为“绑带”，是为了强调其建立起来的联系的外部性、 　　机械性和强制性，同时，我们将党的一元化统治看作是最根本的 　　一条，将另外二条看作是派生性的。 ６、参见2007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解决民族问题要坚持走 　　自己的路──专访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 ７、郭泉在《49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240605.html一文中提 　　及，中共在一大、二大、六大决议以及其它文本中都高调支持民 　　族自决，如：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宣言中称：“我们只有承认 　　　　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 　　　　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 　　　　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当天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 　　　　法》（该宪法1934年正式颁布）。该宪法的第14条规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 　　　　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 　　　　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 　　　　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在长征途中，为了解构国民党建立的国家，红军一直高举民 　　　　族自决的旗帜，号召各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其中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红四方面军曾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 　　　　政权：一是1935年11月8日在绥靖（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 　　　　城）建立了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 　　　　国；二是1936年5月1日，在甘孜建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藏 　　　　语译音，意“藏族”）。 　　　　红军当时的口号是“波巴独立”，“兴番灭蒋”。现在回过 　　　　头去读一下，1936年5月5日公告的“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宣言”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 　　　　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1936年5月1日正式建 　　　　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 　　　　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 　　　　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 　　　　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 　　　　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 　　　　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 　　　　为独立，自由的人民！” 　　　　现在所得的果，正是当时所种的因。我们看到，绝非偶然 　　　　地，四川的甘孜和阿坝二地都是这次骚乱最严重的地区，70 　　　　多年前播下的独立的种子，至今还时时地要冒出芽来。 　　　　在自己在野的时候，就对藏民进行“藏独”教育和“分裂” 　　　　教育，在自己执政的时候就对藏民进行“爱国”教育和“统 　　　　一”教育，由此，不难发现，以马列为指导的中共的在民族 　　　　问题上，从来没有真正地形成过建立在反思平衡基础上的成 　　　　熟的政治理念，有的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顾一切原则 　　　　的机会主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思 　　　　想教育”的本质之所在，那就是将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化装 　　　　成某种神圣的意识形态，然后，煽动人们起来和自己政治上 　　　　的敌人进行生死决战。 ８、所谓宗族是指拥有同一祖先的各族裔的分支，蒋介石坚持认为汉 　　满蒙回藏各族不是民族，只是宗族，是利用中华民族重视祭祖的 　　传统习惯，希望通过塑造各族拥有共同祖先的观念，来强化对中 　　华民族的共同认同。不过，按照现代政治哲学的理念来看，这样 　　的塑造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方式依然是前现代的。比如，美国作为 　　一个移民国家，肯定无法说所有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 　　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塑造全体公民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所以 　　说，将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称为族群，而不是宗族，无疑更为科 　　学，这样不管它们是否真的同源，都不妨碍它们通过共同的政治 　　认同来塑造一个共同的国家。 ９、前苏联最多的时候认定了190多个民族，到1970年代减为一百零 　　几个。 10、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O年到1954年，共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 　　　　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 　　　　黎、高山等原先公认度较高的各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 　　　　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侗、东乡、纳西、拉 　　　　古、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 　　　　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 　　　　春等27个民族； 　　　　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78年，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 　　　　么佬、布朗、讫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 　　　　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哈巴 　　　　等16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1979年确认了基诺族为单一 　　　　的少数民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 　　　　改“毛难族”为毛南族。其间还对许多族体进行了重新划 　　　　归。 　　　　直至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前，56个民族的划分才宣告正 　　　　式确立。中国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历时40多年，经历了 　　　　无数的麻烦与辛苦。 11、我们看到，一个美国人一出生就有了一个社会福利号，从此之 　　后，他就获得了和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从国家那儿获得福利保 　　障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利于塑造公民对国家的认 　　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 　　出，正义原则要求国家对所有公民完全平等地对待，假如要有差 　　别地对待的话，那么，只有对处于弱势的公民加以优待才可能是 　　正义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优惠政策，只有按照这一原 　　则来进行，才可能是正义的，相反，象中国经常做的那样，根据 　　一个人的行政级别和族别的不同，在社会保障上加以区别对待， 　　就很容易导致阶层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公平意识，从而解构公民 　　对国家的认同，和不同阶层、族别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 12、所以，纯粹从逻辑上说，前苏联比中国更为彻底，一旦允许搞民 　　族区域自治，它的逻辑终点就是允许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政治意 　　志成立共和国。 13、这种对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追求，在每年一次的 　　人大会议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众多的少数民族代表，有的头上插 　　着鸡毛，有的胸前挂着银饰，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服装，装扮 　　着一个“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多彩的盛世。不难想象，假如只有 　　五族而不是56个民族的话，人代会上的这种服饰上的多样性恐怕 　　要大打折扣。而一种极权体制在无可避免地损害和敉平了政治价 　　值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多样性，使之变得僵硬刻板和千篇一律之 　　后，总是热衷于追求各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丰富性，来替代和假 　　冒真正的政治上的多样性。 14、此文从4月初开始动手写，中间经过汶川地震的冲击，以及其他 　　事情的拖延，至7月底才完稿。笔者相信，文中所论述的问题， 　　即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导致的少数族群公民在国家认同上的困 　　扰，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主 　　要矛盾。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17,000多人参加无国界记者组织 互联网上抗议中国缺乏言论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2008-08-16报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时，维 护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在互联网上发起了抗议中国政府打 压言论自由、要求中国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的活动。该组织宣布，已 有超过17,800人在网上参加了这一抗议活动。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网站：www.rsf.org上，到8月15号为止，世界各地 上网参加抗议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的人数已 经超过了17,850人，参加抗议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互联网用户还可 以从www.rsfbeijing2008.org直接进入抗议活动的网页。无国界记者 组织的网站以选择标语的形式，让参与者自由表达意愿，这些标语包 括：“还奥林匹克政治犯自由”以及“向体育运动说是、向政治压迫 说不”等。无国界记者组织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负责人莫里永女士向 本台记者介绍了这一活动的情况：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的当天，发起了这项在 　　互联网上的抗议活动。我们抗议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并且呼 　　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超过来自世界各地 　　17,000多人参与了这项活动，我们计划这次互联网上的抗议活动 　　将一直持续到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为止。目前在中国的监狱 　　里有数千名在押政治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和网络异 　　议人士的最大监狱。在2001年中国被授予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 　　曾向全世界保证要改善人权状况、开放言论自由和释放政治犯 　　等。但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实在令人失望。现在已经到 　　了大家联合起来，在奥运会结束之前，要求中国政府信守诺言的 　　时候了。” 无国界记者组织网站上的呼吁，还特别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北京奥 运会之前被捕入狱，并正在服刑的政治犯杨佳、师涛等人。杨佳的辩 护律师李方平在北京得知了上述消息之后，向本台记者表示： 　　“我觉得国际社会发生的影响应该是积极正面的。中国社会的变 　　革一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胡佳案也使整个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状况表示更加的关注，希望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胡佳作 　　为一个人权工作者仅仅因为批评政府就受到了三年零六个月刑事 　　处罚，本身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宪法言论自由的一种漠视。现在我 　　们听到了有这么多人参与，我作为胡佳的辩护律师也替他感到由 　　衷的高兴。当然我们也希望胡佳能够获得自由。” 师涛的辩护律师莫少平也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和 新闻报道自由是国际公认的准则： 　　“本身言论自由或者新闻报道自由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准则。国际 　　社会都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这肯定是有好处 　　的，因为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我希望包括这些网站的开通不 　　应该在奥运结束之后又重新被屏蔽，包括对海外媒体的采访规定 　　我希望也不要在奥运结束之后就作废，而应该把它作为永久遵守 　　的法规。”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莫里永女士还进一步表示，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的行动并不会因为奥运会的结束而停止： 　　“我们不会因为奥运会比赛的结束而停止我们的工作，我们将继 　　续要求中国政府尽早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结束对言论自由的 　　打压。北京的奥运会之后，我们将尽力促使中国政府将给予外国 　　记者采访自由的承诺保持下去，并且希望中国国内的记者同行也 　　能享受到真正的新闻采访报道自由。我们还将继续呼吁国际舆论 　　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关注中国目前恶劣的人权状况。” 创建于1979年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总部设于法国巴黎，是一个致力于 保护记者免受政治迫害、推动新闻自由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也是 由全球60多个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的成员组织 之一，在全球15个国家设有16家办事机构。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8-16；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李元龙 当年的作协会员、中共党员，如今的华裔法国人，中共不待见的高行 健数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经说过大意如此的一句话：独裁政 权一天不垮台，我就不会踏上那个既让我深爱、又让我深感失望的国 土！ 见贤思齐，对北京，这个所谓的“首善之都”，我也多年以来，没有 什么好感。因为，一想起北京，我就会想起朱元璋，想起东厂、西 厂、锦衣卫，想起老佛爷、文字狱，想起毛太祖、反右、文革。尤其 是，1989年6月4日之后，我更是坚定了这样的态度：在不允许哀悼 “6．4”学生的恐怖气氛没有被驱散以前，我更不能去那个不是我们 这样的人去的、敏感、多事的地方。因为我再清楚不过，站在那个不 少人趋之若鹜的广场上，我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会为“6．4” 死难学生而嚎啕大哭、涕泗滂沱的。如此一来，公开的警察、微服的 便衣，他们就会立马将我请到“安全”的地方，轻则说个一二三，重 则判上三五年。 可是，公元2008年的7月24日，我的的确确去了一趟北京，还在北京 待了足足两个多半小时之多。两个多半小时啊，多么不堪设想，完全 可以制造颠覆性轰动事件，如到那个广场扯开为自己申冤的条幅，让 全世界知道中国究竟有没有因为在网络发表文章而被判刑的人，或把 北京那鸟巢的钢筋抽几根回来搭鸡棚，让最怕政治奥运胎死腹中的人 如丧考妣之类。 距离“平安奥运”只有区区半个月时间了，既没有干这些海内、外敌 对势力感到欢欣鼓舞的事情，也没有在那地界领略盛世京都的风范， 你去那干么了？ 这趟北京之旅，我还真是别有用心，有本来羞于告诉人的醉翁之意 哩。 2005年，陷入独裁政权的文字大狱之中后，我资助了好多年、当初还 考取了本地重点初中学校的孤女李焕然因此一下子陷入精神和经济双 重危机，成绩大幅下滑，2006年连高中也没有考上，只好辍学打工。 这让崇尚有始有终的我时时自责不已。今年7月初，当初仗义执言， 不远万里、不计报酬来贵州为我作辩护的山东律师李建强知道这事 后，让我把小姑娘──李建强对李焕然的昵称──带去他那里，给她 找个合适的学校或谋生技艺学学。为了给小姑娘这个最后的改变命运 的大好机会，为了成就李建强的古道热肠，也为了让自己的内心稍感 安慰，7月18日，我带上小姑娘，登上了北行的列车。为了减少不必 要的麻烦，甚至是为了避免很有可能的阻挠，出发前，我尽量少和人 提到这事，出发后，又将手机关机并大卸八块──电池和机身分离。 否则，据说我的行踪就会被侦查到。 一边这样做，一边心里感到悲愤莫名、义愤填膺：我他妈的这是修阴 功、做善事啊，怎么弄得做贼做强盗做见不得人的缺德事似的？这都 是给一些什么样的混蛋王八逼的，给什么样的黑暗社会逼的？ 果然，人到山东青岛，我用公用电话刚打通了妻子电话报平安，妻子 在电话那头就叫起苦来：“实在听不起，实在烦死人，早点回来吧！ 你一个没什么来往的同学已经在打听你的去向了：他什么时候出去 的、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和他好几年没有联系 了，很想和他聊聊呢！实在听不起，实在烦死人，早点回来吧！” 无巧不成书的是，我登陆青岛前两天吧，胡总书记也着陆青岛了。更 让李建强叫苦不迭的是，北京的两个敌对分子李海和刘荻在胡来青岛 的前两、三天，也捷足先登，来青岛“候着”了。南北敌对分子齐集 胡总临幸的地盘，这样的事给谁琢磨，都会有很浓厚的蹊跷的味道。 所以，李建强一听我自己闭目塞听关机卸电池的事，连连称是：“对 对对，我们尽量低调一点，把保密工作做好一点，免得扫了弟兄们的 兴，冷了弟兄们的心。”说完水浒上的台词，被我们称作现代柴进的 李建强又心有不甘地补充道：“只是，不能呼朋唤友与你们大块吃 肉、大腕喝酒，委屈你们了！” 23日，整天大雨滂沱，去不成崂山学穿墙术，李建强只好请他那位美 丽小助理去给我们买各奔东西的机票。内心的小九九，坐飞机到贵 阳，要一千又好几百元钱，而坐火车，只需约50%的钱，以我目前的 经济状况，与火车结袂而行，方才门当户对。但是，仗义疏财的小柴 进偏偏又要尽他的地主之谊，所以，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机票到手之后，我又深感不安：弄一个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文 凭、和人家本来没什么相干的小姑娘来到这里，将要花费人家多少精 力、破费人家多少银两啊。小助理为我们三人买了机票后，囊中变得 羞涩了，无法完成李建强交给她的让我们吃好玩好的浩大工程。于 是，我借机让她先用我的钱“周转”一下。等到李建强知道这事时， 看到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知道我也不是省油的灯的他，也就只好接受 既成事实了。当然，这是后话。 小助理把机票给我时，表现得不辱使命、班师回朝般地对我说：“青 岛直飞贵阳，1,700多块钱，不打折；青岛曲线先飞北京，再转机飞 贵阳，打折，总共刚好1,300元钱，能省下400元。 行文至此，读者诸君已经知道我的北京之行的醉翁之意了。但是，别 忙，还有人不知道，并且，这几句“语焉不详”的话，打发不了那些 精干内行的特殊材料。所以，文章还得写下去。 24日平安回到家中见到妻子时，妻子又是一通叫苦不迭：“哎哟，回 来了好，回来了好，真是受不了啦。你飞北京的事，人家竟然知道 了。警务区打电话给我，说，让你赶快回来算了，别折腾了。连我当 公安的兄弟，也奉命打听你此行的真正去向和目的来了。他们不累， 你不累，我也累了。好了好了，大树砍倒了，老鸹不叫了！” 老鸹是不在妻子的耳边聒噪了，但我的耳根，却不得清静了。 想清静两天，恢复恢复旅途劳顿，回到毕节后，我因此没有打开手 机。当天下午，妻子的手机响了，是警务区找我的。在电话里，我对 他们说，我去青岛，是行善积德，甚至可以说是替政府揩屁股。别人 对运动会，尤其是对奥运会趋之若鹜，我却丝毫兴趣也没有；有人视 北京如圣地，我却视之如蛮荒。我是去了北京的，但我不是去那里上 访鸣冤，更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我是被动去──不，是假道北 京，动机低级得很：留住几个亲爱孔方兄。你们还可以告诉那些特 务，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对加入国民党、民主 党、共产党、民进党同样都没有丝毫兴趣。因此，我今后去什么地 方，他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马放南山，大吃大喝大睡其觉。 “是啊是啊，这些，我们明白的。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上面真是皮 翻（方言，啰嗦、讨厌意）。理解、配合一下吧，我们也是执行公 务。抽时间，我们聊聊，好吗？”对方警察小伙客客气气地说。 第二天上午，开机不久，警察小伙又打电话来了。还没容我回话，我 的手机没电了。下午换上电池不久，小伙的电话又来了。我只好在家 中“接见”了警长和小伙。 当时，我正好在网上和李建强谈论小姑娘的事。于是，我让两位警察 先生过来：“看看吧，我去青岛干什么，这就是最好证明。” 接着，我对他们说，“我过去和现在写的文章，做的事，都见得天 日。不象有的人，活生生把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事，干得偷偷摸摸、 贼头贼脑。把我李元龙当盗贼毒贩一样地投入监狱，或监控起来，这 是焚琴煮鹤。你们看过《聊斋志异》吗？上面有篇小说，叫《大罗刹 国》。”接着，我给他们讲了大罗刹国以丑为美、以美为丑的故事。 他们对我表示理解，并再次请我理解他们的例行公事，把释放证明给 他们看看。释放证明不知扯什么地方去了，我把起诉书、判决书，以 及当初李建强为我写的辩护词、上诉状，还有我出狱后自己写的申诉 书都各给他们一份，让他们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们说，他们的工 作需要和好奇心都驱使他们必须弄明白，“李老哥”到底做了些什 么、犯的什么事。并说，今天听了我说的这些后，他们已经多少明白 一些我的为人处世原则了。“你太过于正直，太过于认真了，”他们 说，“在今天这个社会，你当然要吃亏。我们好心劝你几句：算了， 还是不要那样认真，多找几个钱，安安稳稳过日子算了！”临走，他 们说，他们的所长也想和我“交流交流”。 应该是过了两天吧，警察小伙又打电话来了，说他们的所长正在他们 的办公室，请我过去。不巧的是，我还没回话，电话又没电了。下午 换好电池，小伙的电话又来了。这回，所长见到我了。他说，过去虽 然没有深交，但他多少知道我的为人、为文原则。把我请来，没别的 意思，我应该知道的，根据法律规定，“两牢”人员需要搞一个“重 （点人）口”登记，希望我理解、配合。“另外，奥运之前和奥运期 间，你如果外出，请给我们招呼一声，我们不会为难你，有关方面问 起来，我们也有句话去应付。”所长似乎下了点决心，才说出最后这 句话的。 自己混迹党报时，被逼为鬼写了一些违心的文章。此时此刻，他们何 尝又不是正在被逼为鬼呢。我说，“理解理解，这不怪你们，不是这 样的制度，你们就用不着做这样违心的鬼事了。”对“对对，怪制 度，怪制度。”他们有如在我和他们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似地附和 起来。 问交往人员，按手印，照相，等等。关于交往人员，我说，我这样的 身分，我有自知之明得很，出狱后的我从不主动和谁联系，免得连累 人家。按完手印签字时，我故意有违规矩地写下了“留下的，不是我 犯罪的手印，而是另一些人犯罪的证据”字样，然后才签上自己的名 字。照相时，我作金刚怒目状，然后随他们照。好在，善解人意的他 们也没有为难我。但愿他们能够交差，否则，就是我在难为他们了。 被真正危害公共安全的人当作大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准犯罪嫌疑人 来对待，这对心口如一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的我来说，心里的委屈，我 最清楚。尤其是，我是因为帮助那个政府应该承担救助责任的小姑娘 而被传讯，被按手印，被照相的。本来，警务区对我的“重口”登 记，实际上已经听之任之的，否则，等不到今天，我早都正式上黑名 单了。 我不知道，在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对“刑（满）释 （放）人员”带有歧视性的登记。但我知道，在那样的国度，是绝对 没有思想犯、政治犯、良心犯，是没有文字狱、更没有你仅仅在思想 上加入了某一国籍，就把你投入监狱这样的事。没有思想犯、政治 犯、良心犯，没有文字狱的国度，怎么说，她也比有思想犯、政治 犯、良心犯，有文字狱的国度先进、文明，更适合任何一个种族的人 居住、生活。 当初因为写真话而被投入监狱，今天还在因为做好人而被“请”进局 子，真的，我真的弄不明白，我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和谐”的社 会，怎样的一个把所有先进都“代表”了的党，怎样的一个以丑为 美、以美为丑的制度？是老天爷在对我开一个暂时的玩笑，还是这是 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的最后时刻？ 我不知道。 我多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让公安、国安想不到的是，他们如此这般对待我，却间接、被动地帮 了我，帮了李建强，尤其是帮了小姑娘的忙。 我刚回到家中，李建强就告诉我，他给小姑娘添置了衣物、被褥等。 最值得告诉我的是，他花了几千块钱，把小姑娘送到进一个学习调制 咖啡的培训班，一个多月结业后，就有钱可挣，月收入将达千元。还 说，小姑娘看来情绪不错，就是太过于瘦弱，他将先把她“养胖”， 然后给她个旧电脑，让她学习更多的生存技能，为下一步的发展打点 基础等等。 忠而被谤，被当作大坏蛋呼来唤去正想不透、正窝火的那几天，小姑 娘火上添油来了。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她特别想念家乡的 人，山水，甚至酸菜汤，想回来云云。当时，我正好喝了几口闷酒， 怨气正好畅所欲言地冲山东半岛那边发泄过去：“李叔叔与你非亲非 故，揽了这样一大桩是非在自己身上；我花了几千块钱送你到青岛 去，回来之后还被人家当作作奸犯科的人没完没了地传来唤去，在派 出所里被按手印，被拍照，不为了你，我招惹他们干什么啊，我胀多 了？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你没有尽到最大努力，尤其是你现在就回 到贵州来，那么，你就永远不要来见我！” 过后，小姑娘给我发来短信，说，那只是她一时之间缺乏考虑的念 头，他对李叔叔的良苦用心很清楚，对我因为她而受到的非难而难 过。她再清楚不过，在这个冷漠无情的社会上，除了李叔叔，除了 我，不可能有人会如此帮助她这个无亲无靠、无家可归的人了。 我给她回信：“这就对了，好好珍惜你这个来之不易的，最后的改变 命运的机会吧！” 对了，此文写好，我当然要公开发表，一是让公安、国安确信，李元 龙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对北京那鸟巢等他们视为至宝、死也不放 的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进一步稳定他们那颗肯定无法不惴惴不安的 心，缓释一下他们那根肯定还绷得就要断裂的神经；二是让小姑娘通 过此文进一步知道，自己所说都是事实，绝非激将法，进一步稳定一 下她的情绪，坚定一下她的信心。 以小姑娘目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处境，稳定，应该可以抬高到压 倒一切的高度。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湾友邦促审议台入ＵＮ机构问题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叶凡2008-08-15台北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 言今天上午表示，台湾友邦圣文森特和索罗门群岛等17个国家，在美 国东部时间8月14号下午，为台湾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审 议台湾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权益。夏立言说，台湾不争联合国席 位，希望中国大陆不要阻拦。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在记者会上说，台湾驻纽约联合国工作小 组向联大提交了由圣文森特（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索罗门群岛、洪都拉斯、马绍尔群岛和布吉纳法索等17个台湾友邦签 署的提案，标题为《需要审查中华民国2,300万人民有意义参与联合 国专门机构活动的基本权力”，要求联大把这项提案列入第63届联大 临时议程，作为补充项目。 夏立言说，这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促请联大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专 门机构接纳台湾。他说，今年台湾的诉求方式是务实、弹性和温和， 以争取参与关系到台湾2,300万人民福祉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为主要目 标。他说，希望中国大陆体会到台湾人民的期望，不要阻挠。 　　“当全球都在讨论一些悠关国际民生的问题，不管是健康、卫 　　生、气候、妇女地位、原住民地位，这种悠关人生的事情的时 　　候，我们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了解到台湾人民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的热忱，不要反对我们参与联合国专门组织的诉求。” 夏立言说，联合国名下的专门机构有16项之多，比如说ＷＨＯ、航 空、海运，都关系到民生。 1993年9月22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第一次决定，不把中美洲7国提出 的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议案列入大会议程，在以后每一 年，相关提案都遭到联合国的否决。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联合国是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政府间组织，台 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没有资格参加。北京还指责台湾要求入联 是挑起两岸对立，并且表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使用武力。 至于北京是否默认台湾参加联合国名下的专门机构，夏立言表示，双 方还没有协商过。 台湾外交部表示，总统大选时举行的“加入联合国”和“重返联合 国”两项公投都没有获得通过，可是90%以上的民意仍然希望继续推 动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所以台湾政府这次本着“尊严、自主、务实、 灵活”的原则，继续推动参加国际组织。 夏立言：“过去是我们直接挑战联合国席位，今年我们的做法是要求 联合国能够考虑到台湾2,300万人民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权 力。所以我们认为在做法上比以前温和，符合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支 持，符合我们国民的实际需要。” 他指出，“有意义参与”的意思是指直接、全面、实际的参与专门组 织的活动。不过，夏立言强调，参加专门机构，并不是说放弃争取联 合国席位，而是以此来扩大国际支持，累积动力，为台湾寻求参与联 合国体系的长期目标逐步奠立基础。 夏立言说，已经告知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国家的联大代表，大部分国家 都表示这次的提案“比较可行”，不过台湾外交部还没有得到正式回 应。他说，希望联大能够接受这个提案，不过联合国里利害关系复 杂，台湾也“不会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或幻想。”他说，如果中国大 陆继续阻挠的话，就是对外交休兵没有诚意。 至于参与专门机构的正式名称，夏立言说，要等到联合国达成共识， 愿意接纳台湾的时候，才会讨论名称问题，不过台湾肯定不会接受 “中国台北”这个称呼。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http://www.voanews.com/chinese/〕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波兰、苏联；台湾、中国 林保华 在苏联的共产卫星国中，我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比较有好 感，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比较早地就出来对抗苏联的统治。1956年我 在北京读大学时，当时的“波匈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1968年则是 “布拉格之春”。 波兰事件是波兰大城市波玆南工人在1956年发动大罢工来反对波兰统 一工人党（共产党）的事件；匈牙利事件则是该年10月首都布达佩斯 人民反对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当时中国与苏联还“团结”，共同谴责 与镇压这些事件。布拉格之春时，中、苏已经分裂，所以中国谴责苏 联出兵，其实对捷共的修正主义也不以为然。这三个事件都有他们党 内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所以中共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不 遗余力，毛泽东为此发动文革。但是这些事件也是这些国家“反苏” 思潮的爆发，因为他们成了苏联变相的殖民地；正如越南、柬埔寨、 北韩的共产党也不满中共一样，因为中共企图控制他们。除此，还有 宗教因素，以波兰为甚。 当时这些事情对自己有震动，但是“党”也加强了教育，要我们站在 “无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尤其是波匈事件，反覆教育，一直到反右 运动对反苏思想进行清算。自己虽然也暂时接受中共的解释，但是这 些疑问的日积月累，也有爆发的一天，这些“反面教员”成了“正面 教员”。波兰19世纪反对沙皇俄国的《华沙工人歌》是我喜爱的歌 曲，捷克史麦塔纳《我的祖国》交响曲更是如此，匈牙利值得纪念的 就是19世纪爱国诗人裴多菲，有右倾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中共戴 上“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的帽子。 但是对这些国家与历史的认识，后来还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尤其 是在普鲁士与俄国、希特勒与史达林（另译“斯大林”──编按）夹 缝中求生存的波兰更是如此。不论苏联还是中国，对二次大战前夕的 苏联与德国关系都讳莫如深。我是在1974年从朋友那里借到内部出版 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才了解事实的真相，史达林与希特勒当时是 如何瓜分波兰的；苏联与芬兰战争的真相也是从这本书里了解的，那 时已经是我大学毕业14年后的事情，这才是对我真正的“启蒙”。我 为何对共产党严密控制资讯那样深恶痛绝与此有关。这个情况正如台 湾的一些知识分子，到了外国读书，才认清台湾真相那样，从而由蓝 转绿。谢志伟是其中一个典型。 最近看到一部《爱在波兰战火时》的电影，8月15日在台湾上映，正 是反映二次大战前夕发生在苏联与波兰的卡廷屠杀事件。当希特勒入 侵波兰时，同时入侵波兰的苏联军队把撤退的波兰军人俘虏了，上万 名波兰军官与菁英后来被秘密杀害在卡廷森林里。其后由于德军攻进 苏联，德国说是苏联杀的，苏联则说是德国杀的。一直到苏联解体 后，真相才解密。这部电影的导演安德烈．瓦依达的父亲，是卡廷屠 杀的牺牲者，他也长期被共产党蒙蔽，以为是希特勒杀害的。因此在 了解真相后，痛感过去被骗而非把它拍成电影教育后人不可。中共当 然与苏共一鼻孔出气，隐瞒这些历史真相。这部电影调子低沉，看了 并不舒服，那个“爱”，是受压迫、受迫害者散发的人性光辉，但要 为此付出代价，甚至是最宝贵的生命。 从波兰与苏联的关系，我们也看到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台湾不但有 “2．28”，未来难道还不会有其他类似卡廷屠杀的事件继续发生？ 这部电影，正是可以在台湾目前所处的主权危机中唤起我们的危机意 识。苏联赤色帝国虽然已经瓦解，但是它周围以前的卫星国及其“加 盟共和国”还是心有余悸。最近俄国军队入侵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乔 治亚就是当年苏联帝国的流毒。这部电影放映后，俄国官方又恢复过 去不认帐的态度。可见要转型正义而恢复历史真相，是多么不容易的 事。而中华共产帝国根本没有瓦解过，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更不可小 觑，台湾更是首当其冲。从中国军事力量的迅猛发展，就可以知道它 想做甚么了，只有国民党与马英九那些酒囊饭袋才会把共产党当作和 平鸽。 〔转载自《台湾时报》2008-08-15；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美国不同政见面面观 《美国参考》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记者Lea Terhune华盛顿报 道〕在首都华盛顿，几乎每天都有人集会，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表示反 对或赞同。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独立的公民组织通过教育和宣传等 手段鼓励其成员和公众发挥建设性作用。 全国立法同盟委员会（ＦＣＮＬ）便是这类组织之一。该委员会联络 官员吉姆．卡森（Jim Cason）表示，委员会的工作侧重于对立法官 员的游说。会员们还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散发印有和平鸽、橄榄枝 及“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字样的和平海报。 卡森说，全国立法同盟委员会帮助人们更好地与政府进行接触，开展 社区级的组织活动，有效地与政界人物保持联系。 卡森指出：“我们认为有必要尊重议员们，并认识到他们能够发挥作 用，感谢他们为政府所做的工作，但同时有必要表明，他们也应该考 虑不同的观点。” 全国立法同盟委员会是一家无党派组织，向公民们介绍与议员接触和 联系的方法。该游说组织的创始人为“贵格会”会员。“贵格会”成 立于17世纪，是一个倡导和平的宗教组织。 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ＡＦＳＣ）也参与倡导和平和服务公众的活 动，这些活动是为了代替贵格会教徒和其他“良知反对派”参战的义 务和兵役。 美国移民政策是人们表达不同见解的一个议题。卡森说，全国立法同 盟委员会鼓励人们公开表达观点，同时还帮助人们寻找参与政治程序 的途径。他对本刊表示，如果持不同政见者不参与政治程序，那么他 们的观点就得不到表达。 全国立法同盟委员会还支持“相当主流化”的做法，如呼吁增加外交 人员。卡森说：“我们有时会站在国防部或国务院的立场上进行游 说，只要我们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有助于避免战争。”他说，最近一个 成功的例子是重新落实国会禁止美军在伊拉克建立永久基地的立法。 “和平行动”组织也游说反对在伊拉克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以及可能对 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女发言人巴巴拉．比尔登（Barbara Bearden）将表达异见的方式分为三类。第一种方式为促进立法，即 通过正常途径影响议员的立场。第二种方式为传播信息。她说：“如 果某位当权者撒谎，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就这一问题进行透彻的调查 研究，然后向尽可能多的人揭露事实真相，以便他们在知情基础上作 出决定。” 第三种方式是公开抗议──可以是举行公众集会或者采取直接行动。 比尔登说，后者“需要更多协调和大量培训”，以便保证个人安全， 同时“使你要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直接行动的一个例子是静坐， 即示威者以非暴力方式占据一块地盘，以图吸引人们关注他们希望改 变的情况。 非暴力抗议是“和平行动”组织和美国其他主要异议组织采用的一种 主要手段。因此，其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制作标语，“以造成最强烈的 视觉效果”，还包括安全培训，“首先要学会……让某一局势降温， 而不是与警察对抗”。 比尔登说，抗议是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公众表明你的见解的吸引 力”，而不仅仅是提出负面意见。她指出：“我认为，发表不同意见 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我们的国家正是由对暴君统治说‘不’的人 们创建的。” 比尔登说：“美国的独立精神是和平运动与‘和平行动’组织以及我 们的基层组织的核心。”不以党派划线很重要。“我们批评和赞成的 是议题，而不是某位候选人。” 勒布朗（Judith LeBlanc）是和平与正义联合会（ＵＦＰＪ）负责组 织工作的协调员。该联合会在3月19日反伊拉克战争抗议活动中负责 下属各团体的人员组织和培训。她说：“我们正在从事多种鼓励选民 参与的活动”。和平与正义联合会象其他组织一样，鼓励公民与愿意 倾听其建议的议员建立关系，反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影响那些 可能会倒向任何一边的议员。 构成这个联合会的1,400个团体来自各政治派别：从参加过伊拉克战 争的退役军人、军人家属、投布什票的人直至美国政治光谱中的左翼 人士，可谓美国政治中各派别的缩影。 勒布朗说：“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动员起来，利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包 括提出议案、向国会施压、公众示威、非暴力直接行动等，但这一切 反映了一个共同点，即我们拥有积极参与的选民。” 她说，历史证明，要使政府改变政策，就必须采取多种行动，包括上 街游行、对政府官员施压、通过社区团体激发公众舆论。“这是民主 运作的方式。民主就是这个样子。” 〔转载自《美国参考．出版物．美国参考要闻》2008-08-11〕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美国人物： 勇敢挑战种族隔离的黑人女教师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拉森2008-08-15丹佛报道〕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位 黑人女性的故事。她勇敢地挑战课堂里的种族隔离，为科罗拉多州的 少数族裔能走上讲堂打开了大门。她就是玛丽．格林伍德。 玛丽．格林伍德住在丹佛。她坐在公寓里的餐桌旁，讲述了学习的成 功秘诀。“如果你从一开始，从一年级就能打下一个好的根基，那么 学生和老师就能以此为基础，不断进步。” 格林伍德在丹佛的两所小学任过教，一直教一年级，教过的学生数不 胜数。因此说，听她的话肯定没错。“我教过的一年级小学生如今已 经有70多岁的了。” 格林伍德的桌上摆放着十几支盛开的粉红色玫瑰，是她95岁的生日礼 物，也是唯一能显示她年纪的东西。“尽管所有人都猜我只有65岁，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只有65岁，可身体不承认啊……（笑）。” 虽然如今，格林伍德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回忆起1935年成为丹佛 第一位全职黑人老师的时候，她的目光中还是立刻放出了光芒，脸上 也充满了微笑。“合同上写着，我是试用期，每年工资1,200块美 元，可真不少。” 回首往事，格林伍德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当老师阻力重重。 1929年，丹佛地区的种族隔离根深蒂固。玛丽．格林伍德当时是东区 高中为数不多的黑人学生之一，上大学是她的梦想，但是学校的一位 咨询老师告诉她说，她只适合给别人做饭或是打扫卫生。听完这番 话，她只能到洗手间去发泄。 她说：“我捶着墙，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大声说，‘我一定要让 他们看看，我跟别人一样棒，我知道，我会比其他人更出色。’然后 我擦干泪水，回去继续读书。” 后来，格林伍德转学到丹佛的西区高中，那里的校长坚决反对教育体 系中的种族歧视。格林伍德毕业时，在毕业班的257个学生中，排名 第三，并因此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进入科罗拉多师范学院，也就是今 天的北科罗拉多大学。 格林伍德1935年拿到学前班和小学教育的学士学位后，不到一星期就 在丹佛黑人社区的惠蒂埃小学找到了工作。“他们观察了三年的时 间，一直不再聘用其他黑人教师。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保证大门是敞 开的。我1938年拿到了终身教职后，校方才聘用了另外两个黑人老 师。” 格林伍德在惠蒂埃小学工作十年后，辞职回家生儿育女。 谁成想，十年过后，格林伍德再次书写了历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54年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是违反宪法的。短短一年后，格林伍德 和她的四个孩子就融入了全部是白人学生的牛伦小学。“当时有很多 少数族裔当老师，但所有人都是在丹佛东北区教书，没有任何人到白 人学校去代课。” 尽管丹佛公立学校的官员强烈反对，说白人家长会反对，但格林伍德 还是到牛伦小学去代课，后来又被聘用为一年级的全职老师。对于格 林伍德来说，肤色从来不是问题。她在牛伦小学任教18年，1974年退 休。她骄傲地说，她走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老师的身分始终没 变。 她说：“他们想让我做行政工作，没成功；试图让我做协调员，绝对 不可能；当第一个黑人校长，更没门。我根本没想过，因为我就喜欢 教书，乐此不疲。” 虽然退休了，但是格林伍德并没有远离教育事业。丹佛公立学校系统 也没有忘记她的贡献，2001年，他们决定让一所小学以她的名字来命 名，这是十分罕见的。格林伍德小学校长罗斯．弗雷泽说：“她今年 95岁，但是精力比我还要旺盛，她简直没的说，孩子们都知道。” 弗雷泽说，格林伍德为学生树立了榜样。“这是她给学生们留下的遗 产，帮助他们明白，他们也能做到，她就是克服重重困难的活生生的 榜样。” 格林伍德每年至少四次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读书。她今年还写了一本 书，记录了自己教学生涯中一些特别值得纪念的课堂经验。她希望大 家都能读一下。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08-08-15；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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