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8-06-23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多事的上半年──且止楼随笔(之15)   (上海)王新旻 ◆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对举国动 许允仁 探索道路 ◆纪念公开注册中国民主党十周年      (美国)王有才 ◆谁来为弱者代言?           (爱尔兰)毕研韬 ◆杀人不道德与不道德杀人──浅答闲话  (南宁)东海老人 呐喊呼吁 ◆中国维权界呼吁国际社会为黄琦无罪获释积极 自由亚洲电台 运动留痕 ◆震动全国湖南首例民告官胜诉获赔案法律代理是“六 蒋品超 ◆中国首部健康状况与就业权年度报告6月23  北京益仁平中心 ◆湖南省六地区民办教师集体行动要求老有所养 《民生观察》 ◆都江堰新建小学家长请愿.特警打人数家长被 自由亚洲电台 ◆洛杉矶西藏人权组织再度中领馆前集会,抗议 自由亚洲电台 读史论今 ◆多事的上半年──且止楼随笔(之15)   (上海)王新旻 台湾问题 ◆台海关系新思维(之1)          (洛阳)孙上清 他山之石 ◆总统出席台湾民主基金会五周年庆成果展活动  台湾总统府 ◆我以青春为你护航            (台湾)林世煜 文艺春秋 ◆用记忆的残片揭出狰狞的魔影       (广州)张世航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多事的上半年 且止楼随笔(之15) 王新旻 这些天心情颇不平静,也不能进入正常的写作状态了。一场大地震, 发生在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地震的中心汶川,是我曾经逗留过 的一个印象美好的羌族山城。还有北川和都江堰,也都是我逗留过的 地方。但是现在,它们却都已经面目全非。 还有成都,也是一个我不能不挂念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我值得珍惜 的情感情谊和记忆。 2008,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先是南方大雪灾,再是与台湾的局势剑拔 弩张,而后是影响全球的西藏事件,再后,又是波及世界各地的奥运 火炬传递中的抵制和反抵制,最后演变成国内外的“爱国暴民”运 动,不久又发生疫情和火车碰撞事故。这一切都还没有过去,一场更 大的灾难又降临了──“5.12”汶川大地震发生。而这一场罕见的 大灾难还没有真正过去,多个省份又频频传出水灾的消息。 不过,在这一切之中,感受最深的,还是政府一贯高高在上的傲慢面 孔,网络管制,媒体千口一声,“爱国群众”在幕后推手的“导引” 下不知所以的宣泄和喧闹。一些画面,依稀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 代。口号,呼喊,激动,拥护,愤怒,辱骂。但很快,他们又被引导 到另外一个事件中。群情如奔牛,而有一只手始终在控制着,牵引 着,要他们淹没踏平那些尚存的理性和异样声音。 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的心情很乱。有时真的想,不去看电 视,也不看网上的东西。逃出去,逃出现实,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写作者,以此来延续残留的生命。但我还是没有做 到,我还是让自己卷了进去,不由自主的卷了进去。我不能真的沉 默,真的置身事外。 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我知道这样自己有危险,但我还是不能违抗 内心的声音。我知道我不能够说违心的假话来蒙骗自己,但也许我可 以沉默。可是,我依然没有做到。 如果佛陀的思想,是要人逃避现实的,作为他的学生,就让我忏悔 吧。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在忏悔之后,再不去思考现实,再不 去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真羡慕那些历史中的高人,他们可以不为尘俗的事情所动,从而俯视 人间。只是我做不了高人,也就只能继续在这烦恼着的路上趔趄前 行。 多事的2008上半年即将过去。那么,下半年呢,又会发生些什么?我 现在虽然还无法预言,但是凭感觉,2008这个多事之年,下半年也一 定不会是平静的。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天灾或人祸,能够少一点,不要再让这个本来 就多难的民族,继续承受不该承受的灾难。 (2008-06-1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 对举国动员体制和抗灾文化的反思 许允仁 对于“多难兴邦”这样一个流俗的说法,作者在内心里一直并不是那 么认同。灾难就是灾难,灾难对于受到灾难伤害的个体来说是一个悲 剧,意味着他作为个体生命的最为珍贵的价值,受到了无可换回的损 害。正是灾难的这种无可逆转和挽回的悲剧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激发起我们作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个体生命对同样的生命的真挚的同 情。而所有热切地想要将“坏事”转变为“好事”,要用灾难来激发 “民族精神”的高亢话语,似乎都有着某种用国家民族的宏大的集体 叙事,来压倒和遮蔽基于本真内在体验的个体叙事的嫌疑,从而无助 于我们在一种纯净的悼念中来思考,灾难究竟毁灭和夺走了怎样一些 我们所珍爱的价值。 那么,不是站在受灾难伤害的个体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某种集体主义的视域中来看,“多难”是否一定会有利于“兴 邦”呢?我们知道,“邦”者,“国家”也,是我们脆弱的个体为了 免受伤害的目的而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那么,遭受巨大的自然灾 害的创伤,是否一定会促进国家的进步、成长和强壮呢? 确实,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有机会得以闪耀, 使我们获得了在庸常的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感动,但是,灾难同时也激 发了人性中黑暗和邪恶的一面,而且,不管是人性中的美好还是黑暗 的这种强烈显现都是短暂的,它们很快都会退隐到平庸的日常生活中 去,谈不上对整个国家的存在方式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灾难也确实增加了人们相互间的共通感。在哀悼日,我们看到有无数 人在那儿异口同声地振臂高呼:“中国加油!”,“中国人是不可战 胜的!”不少80后、90后的青年人为此深受鼓舞,他们相信,这样的 万众一心的场面,是中国将要崛起的征兆。但45岁以上的人则普遍地 对这样“感人”的场面有着极强的免疫力,因为,在反右、大跃进和 文革中,在党领导的各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他们曾经投身和陶 醉在比此热烈百倍的广场效应之中。 极左革命导致的惨祸(这样的人祸的惨烈程度,要超出汶川地震的几 十倍、几百倍)告诉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健康成长,不在于营造万众 一心的炽烈的广场效应,这样狂热的场面除了能够给呼叫口号的群众 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强壮感之外,与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和坚固毫无关 系。相反,它很容易因为非理性的冲动,给整个民族带来政治上和经 济上的巨灾大难。 一个国家的坚固和强壮,不在于它有能力煽动各种非理性的狂热,有 能力营造群众在广场上的当下的共通感,而在于它能否将自己建基在 人与人之间永恒存在的先天法理的磐石之上,在于它能否使自己的每 一个行为都是出于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从而获得公民的理性认同。 就如王石先生所说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史书显示,每 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都会引发一些我们早已十分熟悉的情景:总会有 一些官员为了“稳定”和省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竭力掩盖灾 情;另一些官员则不惜丢乌纱帽也要将百姓的痛苦达于上听。有一些 皇帝会因灾害而反省自己的行为,下罪己诏;另一些皇帝则会因大臣 报告了坏消息而惩罚他们。但不管如何,每一次大灾,政府总是或多 或少地会赈济灾民,因此,每一次大灾最后都会以对皇恩浩荡的赞歌 作为终结。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国家的根本制度有什么真正 意义上的进步。(即便有时大灾引发的民怨导致了改朝换代,同样在 政治上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 当然,一个国家的自然灾害频发,久而久之自然会对它的政治文化产 生某种特定的影响。有些历史学家就将古代中国文明称为治水文明,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形式:君主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是为了 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结人力,来治理定期泛滥的黄河的过程中形成。 确实,对于居住在大河流域的农业社会中的人民来说,对周期性发生 的将会彻底冲毁他们的庄稼和房屋的洪水的恐惧,无疑将会成为其最 深刻的生存恐惧之一。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抗灾文化与权利文化的核心区别之所在。人 之所以要结成某种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因为人作为个体存在的脆弱 性和易受伤害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是,在判断伤 害个体的主要危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上,两者则出现了重要的分歧。 在抗灾文化看来,这种伤害我们的危险性主要来自于外部的自然灾害 (或者是外族入侵,在面对外族入侵时,抗灾文化就成为抗战文化, 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了应对这样的来自外部的危险,人们 必须团结起来,必须将自己完全彻底地交给一个统一高效的权力中心 支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效果。 而对最早发源于欧洲,最后成为宪政政治基石的权利文化来说,伤害 我们每一个敏感和脆弱的个体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共同体的外 部,而是来自共同体的内部,来自于先天地具有有罪性和有限性的我 们自身。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政治上最大的危险性来自于跟我们 有着完全相同的本性的他人和由人所构成的组织。从权利文化的视域 中看出来,这种伤害我们的危险性,不仅仅来自社会中的陌生人,它 更可能来自熟人,来自于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来自于在组织中有 权力支配我们的上司和领导,而这个社会中最危险的存在者,无疑是 那些垄断着暴力的使用权的人,即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被歌颂和膜拜 的政治领袖。 因此,和抗灾(战)文化截然不同,权利文化降低危险性的方式,不 是号召人们不分你我地抱成一团,以提高和某种外敌作战的整体战斗 力,而是,在你的权利和我的权利之间不断地划分出更清晰的界限, 不断地去形成更加细致的制度性规则,并用整个社会的强制力去支持 这些规则,以保护个体的权利免受他人的伤害,免受由人构建的各种 社会性组织的伤害。 一支文明的真实的生存处境,无疑会对其政治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假如它处在人类尚未征服自然的前工业文明阶段,又处在自然灾害多 发和易受外族入侵的环境中,它就很容易产生抱团的抗灾(战)文 化。反之,当一支文明完成了征服自然的工业革命,而其当下的国际 政治环境中又没有紧迫的外族入侵的危险的话,那么,正是它目光向 内,发展权利文化的最好的契机。 假如说,我们将制度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不断地更明晰更细致地 划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政治文化称为宪政政治,那么,一种举 国动员,不惜一切代价地将全社会的人力物力集结到一个权力中心的 统一支配之下,以紧急应对某种外来危险的政治体制,也可以被称为 极权政治。 众所周知,以党国合一的体制构建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属于后 者。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和精神特征,集中地体现在它的国歌之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段由田汉写于1930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那个全民 抗战年代的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确实是雄浑感人,字字珠玑。但 是,在共产党的主导下,将它由电影的主题曲上升为国歌,将集结一 支义勇军,集结一支战争敢死队的逻辑,变为构建整个国家的逻辑 时,致命的偏颇就发生了。 我们看到,这段歌词中,用了四个“起来!”,四个“前进!”,最 后,还要再加一个“进”。在国歌中,这本来就是借用自《国际歌》 的“起来”二字,在激昂的旋律中的反复咏唱,变成了党对每个国民 的一次次无法抵御的召唤和鼓动,而党集结人民的理由是,我们已经 遭遇了威胁民族生存的死敌。于是,将所有的个体凝结成一个统一的 集体,面向一个共同敌人的“万众一心”的集体性存在,变成了党国 体制下中国人民的基本存在方式。〔1〕 举国动员体制要求国民交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财产,而且是他们的 “血肉”,不仅仅是他们的“血肉”,而且是他们的整个灵魂。因 为,既然要求“万众一心”,那么,谁有了“二心”,就成了异端, 自然而然地成为整肃和消灭的对象。这样一种体制要能够存在的关 键,就是需要有足以威胁民族生存的敌人,而指明和制造敌人的任 务,则由党,更准确地说是由党的领袖来担当。 这样的敌人,可以是敌对的政治党派(在镇压反革命中消灭的国民党 反动派);可以是阶级的敌人(三大改造);可以是民族的敌人(如 抗美援朝时的美国);可以是和党有“二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反 右);可以是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如文革中的刘、邓);这个 敌人有时也可以是大自然(如在大跃进运动中)。 在每一次对人民的集结和动员中,党都将所指的敌人塑造成整个民族 的死敌和恶魔。而在这样的体制中生活了30年后,许多人(包括这个 体制中的上层人士)终于开始领悟到,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中的每 个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原来并不是党所指的那些敌人,而恰恰是这个 时时要求所有的人交出自己的“血肉”和灵魂的体制本身。这一点, 仅在毛泽东发动的和大自然搏斗的大跃进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这场完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大饥饿中,导致了三千多万人的非正常 死亡,仅四川一省的死亡人数就十数倍于汶川地震的死亡总数。 正是,基于对这样的举国动员的极权体制的危险性的认识,才有了改 革开放。改革开放的30年,从总体上看,是法制建设和权利文化渐进 生长的过程。目前,中华民族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从紧迫的匮 乏性压力下初步摆脱出来,从国际政治情势来看,又不存在危及民族 生存的重大危险,本来应该正是进一步实行宪政化改革的最好时机。 但是,由于执政党依然没有完成政治哲学上的根本转型;由于时光的 流逝,从反右到文革,亲身受过极权政治的伤害,因而对其危险性有 着切肤之痛的一代人正在逐渐地从社会中退隐;也由于经济上长期以 来的高速增长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某种虚骄之气。极权政治的文化基 因,仿佛通过隔代遗传的方式,从隐性的转变为显性的,在执政党和 整个社会的肌体内又开始活跃起来。 执政党和他的领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开始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竭力 追求那些虚骄的象征性价值,开始热衷于营造万众一心的广场效应, 好让自己和全国人民都陶醉在里面。于是,奥运就象“大跃进”一 样,被营造成一次全民族的集体狂欢和精神升华,奥运火炬也被党的 领袖主观地赋予了神性的价值,而成了所谓的象征着民族崛起的“圣 火”。〔2〕 这把在举国动员办奥运的过程中升起的“圣火”,让我们不由联想到 50年前在中国上空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神圣的旗帜必然塑造绝 对的敌人,就象毛泽东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社 会主义改造)”当作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必由之路,彻底圣化之 后,不可避免地就塑造了反对“三面红旗”的“资产阶级右派”一 样,奥运火炬一旦被神化为象征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圣 火”,合乎逻辑地它就开始塑造自己的敌人。 它的敌人,首先自然是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要求更多的信仰自由和 政治自治权的藏人,因为他们试图以“亵渎圣火”的方式,让全世界 人关注他们的诉求。于是,党的领袖做出了决断:西藏问题不是民族 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我们和达赖集团之 间,分裂祖国和捍卫祖国统一之间的斗争。众所周知,在目前民族主 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分裂祖国的敌人就是“死敌”,现任“驻藏大 臣”将话说得更加直白:“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 恶魔!”〔3〕 在举国动员体制下,领袖一旦指明了不属于人类的“死敌”之后,下 面自然而然地就是举全国之力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据“人 民民主专政理论”,针对这样的人民的“死敌”,就必须动用列宁所 说的不受任何法律规则约束的“专政”手段来加以果断的镇压 〔4〕。然而,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一套我们长期以来自以为庄 严神圣的政治哲学的理念,和自认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使用国家 暴力的逻辑,却使全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跳了起来,刹那 间,从欧洲,到美国,到澳洲,一直到日本、印度这样的亚洲大国, 一个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提出抗议和质询的全球性的价值观联盟出现 了。党眼中的“豺狼”和“恶魔”,顿时成为各国领袖争相邀请和接 待的上宾,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我们经过人为的圣化之 后,主观认定已承载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奥运,恰恰为世界各国向我们 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提供了一个方 便的抓手。 针对这样一个突然显现的松散的价值观联盟,针对奥运火炬在民主国 家中传递时出现的示威和抗议,特别是在法国多次被抢夺的经历,党 的领袖再次做出了敌情判断:最近发生在法国的事情(除了亵渎承载 中华民族复兴希望的“圣火”之外,巴黎还授予“豺狼”和“恶魔” 以“荣誉市民”的称号)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5〕,而奥 运会前,世界各国针对西藏问题向中国提出的各种抗议,是出于恶意 的忌妒,是想要遏制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党国的领袖再次指明了国家和民族的敌人之后,顷刻间,一支向家乐 福和CNN进攻的“义勇军”就通过网络自动集结起来,世界各国 “圣火”所到之处,红旗招展、呐喊震天、冲突纷起。一时间,中国 民族主义情绪之高涨,仿佛就象是要发动近代以来,自西太后纵容 “义和团”,毛泽东发动“红卫兵”之后的,第三次向西方世界的全 面进攻。 正在这时,天崩地裂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了。巨大的地震灾害替代达赖 和CNN成了党国的首要敌人,在第一时间里,党国的领袖们就驾轻 就熟地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将全社会的资源投入到救灾之中。对在奥 运火炬的全球传递中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党国来说,这次终于找到了一 个真实的敌人! 细想起来,恐怕一个最富有想象力的天才艺术家也构思不出这么一个 充满意味和戏剧性的场景切换过程:在第一个场景中,通过奥运火炬 在世界各国的接力传递,和伴随着这一传递的形形色色内涵不同的抗 议,冲突,以及新的敌人的产生和制造过程,将一个处于后极权体制 中的党国的虚荣自大、迂腐颟顸,政治理念的僵硬蛮横,价值观的落 伍和审美趣味的低俗,以如此形象和生动的方式展示在全世界人民面 前,人们栩栩如生地看到,一个经济上高速增长的大国,在价值观上 却滞留在受侮辱和受伤害的半殖民地时代,仿佛一个身体已快速长 高,但在心智上却因创伤体验依然滞留在幼儿阶段的巨人,竭力在他 人面前卖弄自己的二头肌以显示强大,让全世界的人感到又好笑、又 危险。 在第二个场景中,上天似乎又故意安排了某种特定的情形,以让党国 体制中最具有合理性的部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出来,以获取人们的某 种普遍认同。我们知道,举国动员体制本来就是在应对某种威胁民族 生存的重大外部危险时构建起来的,纯粹从效能的角度看,那么,在 和一个入侵的强敌进行总体战时,这一体制的效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出来,但是,假如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么全世界的人总会分成二 派,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赞同中国政府的行为(倒很可能大多数人届时 将会仇恨和谴责中国),只有在举国之力都被用在应对某种巨大的自 然灾害上时,这种情形才可能发生。 这个时刻准备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便倾全国之力与 敌人展开生死决战的体制,这次终于有机会不是为了任何消灭人、打 击人、压抑人和改造人的意图,而纯粹是为了拯救人的目的而向世人 展示自己的效能和力量。我们看到,议行合一的党国体制,在平时由 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而时时滋生着专制和腐败,而现在在目标十分明确 的紧急状态下,却展现出自己惊人的行政效率;“不惜一切代价”、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这些在 平时令人大倒胃口的煽情的权力话语,在这一特定的情形下顿时觉得 顺耳起来,对于期盼着早日得到救助的灾民来说,或许听起来还觉得 相当的温暖和感动;对于这支尚未完成国家化,时刻准备着跟领袖指 明的任何国内外敌人展开生死决战的党军,此刻我们也一点感觉不到 它的危险,相反,大家都为战斗在救灾第一线的官兵们质朴、勇敢和 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 在这天摇地动的一刹那,中国政府突然恢复了久违的自信,以前所未 有的透明度向全球媒体开放了救灾过程,它相信,自己就是为了这一 刻而存在的,在救灾的过程中,它可以呈现出自己身上最美好的一 面。“天意从来高难测”,我们看到,如此突然地,上天就完成了从 第一个场景,向第二个场景的迅速切换,使一个刚刚还在全世界面前 被众人抗议、嘲笑的后极权主义的政府,一转眼就变成了冲在救灾第 一线的满含人道主义情怀的政府〔6〕,政府和世界各民主国家之间 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也有所修复和变得缓和。 当然,场景的转换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的本质,它的整个体制,以及 这个体制建基其上的基本哲学依然没有变。在它的政治话语中,它将 救灾看作是党领导的一场全民战争,致力于将这场给许多公民带来无 法挽回的伤害的悲剧,转变成党国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致力于将 救灾过程中的每一个正确的行为,以及人性光辉的每一次自发的闪 耀,转变和“升华”为对党的颂扬和感恩,对党国领袖的颂扬和感 恩,对党国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颂扬和感恩〔7〕;致力于在紧 急救灾的过程中,不断扩展中央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 然而,尽管如此,假如我们选择纵向的历史坐标作为对比的尺度的 话,那么,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相比,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 不管是给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政府都带来了显著的进步。我们看 到,已有无数文章论述了中国应对巨大自然灾害时,行为方式上的这 些变化: 其一,政府在发布有关灾害的信息时,透明度大增,而且,这种透明 度的增加,非但没有导致人们的恐慌和秩序的混乱,反而增加了国民 的凝聚力。从中不仅仅可以看到政府的进步,也可以看到一般民众的 进步。 其二,允许国外救援队和医疗队的进入。尽管政府在做出这一决断 时,并非没有犹豫,最后,也只是有选择地批准了几支救援队,进入 后还似乎在为其设置某种限制,以防止其抢了党和政府的功劳和风 头。但是,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中国,依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 反映出政府自信力的增强。 其三,十万多志愿者和众多非政府组织自发参与救灾,形成一支可以 和十几万军警相匹敌的救灾力量。民间力量自发参与救灾是政府将灾 难信息公开后的非预期结果,虽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扩展依然充满 猜忌,但是,在短期内,众多的个人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救 灾时,自发形成的这种有效合作,显示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的进步。 其四,全国哀悼日和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8〕 上述的这些进步,除了只具有些许象征性意义的第四条之外,其他的 进步实际上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是在应对这场 突发灾难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罢了。而且,它们究竟是在紧急状态下的 偶然的特例,还是有可能上升到制度改良的层面,现在还尚未可知。 我们看到,随着遇难学生家长集体请愿等纷争的出现,政府对舆论的 控制正在逐渐加强,一个短暂的舆论开放的黄金时期很快将要终结; 另外,政府对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非政府组织联盟的雏形十分警惕, 已动用警察力量加以干预,使其解体,这使得认为这次救灾将会促使 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预言,可能显得有些过于乐观。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重大的社会性事件:几十万人亲赴灾 区救援,数亿人参与捐款,在24小时连播的新闻面前,全体中国人 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心灵为之震撼,情感为之牵动。它不可能不留 痕迹地轻轻滑过,而必将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在这篇 文章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次灾难是否有可能在宪政层面上促进国家 制度的改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华民族在现阶段最重要和最 艰巨的使命,也是国家进步的核心含义之所在。 就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描画的那样,假如我们仅仅只是从最表 层的现象来观察,也许会得出相当悲观的结论,因为,巨大的自然灾 害的袭击,对宪政建设的推进来说,似乎非但不是一种促进因素,反 而是一种阻碍力量。宪政建设要求反思权力,认识到权力的危险性, 现在当紧迫的自然灾害的危险降临时,政府的权力很容易从人们反思 的对象变为依赖的对象,政府也就很容易要求汲取更多的权力、更多 的资源,要求人们更多的服从和感恩。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灾难的发生,也为宪政建设的推进 提供了某些契机: 首先,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变得更为必要。因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政府做出正确的行为,可以减少灾难对人们的 伤害,反之,假如做出错误的行为,就会扩大灾难的伤害,这时,政 府犯错的代价会比平时成倍地扩大,而且,在紧急状态下,没有习惯 和程序可以因循,是最容易犯错的时候,所以,这时对政府行为的理 性的批评和监督就变得尤为重要。 其次,灾难激发个体普遍地进入“面向死亡的存在状态”,人们普遍 地变得更加真实,更加自主,更具有勇气,对自己的权利也变得更加 敏感和更加清醒,这一切都使他们变得比平时更容易自我组织起来, 主动地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再次,灾难也使政府变得比平时更有责任感和怜悯心,更容易听得进 别人的合理的意见。(比如,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就是政府在听取 了批评意见后做出的决定。)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激发出来的团结精 神,使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比平时更容易超越歧见去达成理性的共 识。而且,政府在他因有效地组织救灾,受到国内外普遍的肯定和赞 赏,因而具有较大的自信时,和因为受到全世界的批评嘲弄变得恼羞 成怒时相比,更容易做出真正具有宪政维度上的进步意义的制度创 新。 具体地说,在笔者看来,在抗击这次巨大的地震灾害的过程中,有二 个地方最有可能成为推进中国宪政建设的突破口: 1、监督政府合理使用赈灾款物   众所周知,公民管束政府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管束它如何收钱   和如何花钱。英国的宪政化改革就是从管束国王的钱库开始的。   而英国人300多年前对其国王施加的这种理性的管束,却是目前   的13亿中国公民对自己的“人民政府”所无力施加的。议行合一   的党国体制由于自称自己正代表着“神圣的人民”,因而,除了   权力内部的自我监督之外,排斥任何的外部监督。它的后果就   是,整个党国体制具有超强的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而这些   被政府汲取资源中的相当大的部分,被贪污腐败,以及政府官员   自我服务的公款消费损耗掉了,在社会迫切需要的各项公共服务   的领域,政府则本能地设法逃避责任,压减支出。针对这种状   态,被尊为“主人”的公民们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而在这次救灾中,赈灾款物的分配问题,却为全社会公开监督政   府权力的运作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契机。因为,赈灾款物不   管是从来源还是从用途来看,和平时政府的资源配置相比都有着   自己的特殊性。从来源看,它不是来自强制性的税收,而是来自   人们完全自愿的爱心捐助,捐助者和纳税者相比有更大的道义上   的权利知道自己所献出的款物被用于何处;从用途看,它是用于   受灾者最紧迫的生存需要,因而对它的贪污浪费就构成了对生命   的直接伤害。   所以,当政府以几十万受伤者和上千万无家可归的灾民的生命与   苦难的名义,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捐赠活动之后,同   时,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道义上的责任,向全体灾民,向全国和   全世界的捐赠者明白地交待这些财物的最后去处。我们看到,政   府也意识到了这一道德责任带来的巨大压力〔9〕,所以,在派   出中纪委工作组和公布举报电话的同时,四川省“5.12”抗震   救灾指挥部已在近期聘任了首批308名社会监督员。   社会监督员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制度创新,这次用在对救灾款物   发放的监督上是十分恰当的。因为,纪委工作组实施的只是权力   的内部监督,一个政府行政单位的救灾工作假如通过了纪委工作   组的审查的话,那只是向它的上级党组织有了交待,通过社会监   督的方式才可以向灾民和捐赠者,向整个社会有所交待。   当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目前的社会监督员制度虽然是一个有   意义的创新,但依然存在着许多的局限,这些局限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一是监督员没有足够的权限。社会监督员都是相关的   政府行政部门聘任的,(比如这次监督员就是四川省救灾总指挥   部聘任的),向行政部门负责,他们只能按行政部门的指令办   事,而无权监督这些部门本身,同时,监督员还被严格规定不能   向外(比如社会上媒体、网络)泄露任何调查所得的信息,否则   将受严处;二是监督员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胜任监督工作需要   很强的查帐、审计和社会调查的专业能力,而现在绝大部分监督   员都是没有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的普通市民;三是监督员缺乏激   励。所有的监督员都是做义工的志愿者,他从自己查出的问题   中,本质上得不到任何好处。正是这三方面的严重局限,使得目   前我国的社会监督员基本上还只是行政部门显示自己愿意接受外   部监督的某种象征性制度。〔10〕   比较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成熟的宪政体制下,在类似情   况下,一般可由议会授权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这样的专   项监督,而这个委员会就会拥有调查、审计从国家、省直到市、   县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民政局等单位的帐目的权力,并在自己   认为必要时,有权向社会公开相关的调查信息;为了使监督有   效,议会会专门为该委员会的工作拨款,该委员会就可雇佣第一   流的专家为自己服务;在议会中存在的大量的反对党成员,一心   想要给执政者挑错,因为,一旦挑出错来,他们就可获得自己的   政治利益,而被雇佣的专家为了报酬和专业声望也会努力工作。   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构建起来的监督制度将会是非常强有   力的和有效的。   所以,这次救灾带来的制度创新上的一个可能契机就是,利用这   次由于公民涌跃捐赠而形成的政府前所未有的必须将自己使用捐   赠财物状况公开化的道义上的责任和压力,从扩大监督者的权   限,提高监督者的专业水准,和为监督者提供必要的激励三方   面,去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在中国刚刚萌芽的社会监督制度,并努   力使这一在危机中生长起来的制度常态化和稳定化。比如第一步   是要使象红十字会、慈善总会这样的事实上是半官方组织的财务   状况公开化,最终的目标则是使政府的所有收钱和花钱的行为都   处在公民代表的有效监督之下。 2、推动对教学楼垮塌的问责和反思   没有横向的外部社会监督,只有垂直的内部权力监督的党国体   制,很容易通过贿赂上司的方式实行贪污,而整个议行合一没有   权力制衡的当权者集团,也很容易将财政收入以一种完全合法的   形式,用到自我服务的公款消费上,而在对社会最急需的公共物   品的支出上则偷工减料,逃避责任。   这次地震中,教学楼的大量垮塌,上万名中小学生的伤亡,特别   是有一些地区在别的建筑物损坏不大的情况下,教学楼首先垮   塌。这一悲剧将上述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震撼性的方式向全社   会揭示出来,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种没有真正被公民用强制性制   度管束住的权力的损害社会以自利的必然性。   这一事件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加以问责和反思。首先,自然是对垮   塌教学楼的建筑商、开发商、设计师、验收人员以及相关的教学   行政管理人员等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进行调查,但是,问责的   核心价值,并非是出于报复的目的而对特定的当事人加以严惩,   而是为了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而反思如何对相关的制度加以改   良。   它首先关涉到的是建筑方面的制度。如提高建筑物,特别是用作   公共设施的建筑物的质量标准,制定和落实更严格的公共工程的   验收制度等等;   其次关涉到的是财政方面的制度。目前的党国体制下的中国政   府,可以说是全世界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最强大的一个政   府,自从实行分税制之后,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总在当   年GDP增长速度的二到三倍,比如2007年GDP的增长率是   11.6%,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则高达32.4%,仅仅从2005年到   2007年的二年间,财政收入就从3.16万亿猛增到5.13万亿。而这   么一个拚命从社会中汲取财富的政府,在天天高喊“科教兴国”   的口号的同时,对教育的支出却是出奇地吝啬。财政性教育支出   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2%,发展中国家为4.5%,国   际上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国家,很少有低于4%的。中国也   在1993年就提出了在2000年达到4%的奋斗目标,但15年来,这一   目标从来没有达到,甚至没有接近过。最高是2002年达到   3.41%,之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速和占GDP的比重迅猛增长,   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反而急剧下降,2004年和2005年   分别降为可怜的2.79%和2.82%,2006年才勉强达到3.01%。我们   可以请财政专家计算一下,在胡温执政的六年来,在亲民口号叫   得震天响的同时,公车消费每年的增长率是多少,公款旅游每年   的增长率是多少〔11〕,公款吃喝每年的增长   率是多少,用于建造政府办公大楼的经费每年的增长率是多少,   而用于教育的支出每年的增长率又是多少?这些数据比一万个动   人的宣传口号更能科学地说明,这个政权本质上是怎样的,它对   人民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同时,我们还需要认真地反思一下,对   于义务教育这么一项关系国家根本和民族未来的重要事业,汲取   财富能力最强的中央财政,包括省级和市级财政都竭力逃避责   任,将其推给光发“人头费”就已促襟见肘的县级和乡镇级财政   去担当,究竟是否恰当?特别是那些贫困地区,其县、乡(镇)   二级的财力,根本担当不起承办中小学教育事业的重任,而教育   经费的严重不足,正是这次教学楼因质量不过关而垮塌的一个重   要原因〔12〕; 最后,则是从宪政的维度,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构架加以反思。我 们上面列举的这些数据,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是笔者的新发现,而 是在每年的“两会”上,一些代表和委员们年年都要提出的老生常 谈。谁都知道公款消费的恶性膨胀和教育支出的严重不足,已经到了 无法容忍和十分危险的地步,但是,为什么始终无法改变呢,为什么 我们15年前就提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这么 一个最低的奋斗目标,非但始终无法实现,而且还离我们渐行渐远 呢?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没有管束政府如何收钱和 如何花钱的权力。在举国动员的党国体制下,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的 一元化掌控之下,(所以,在人大、政协都建立了党组,以便将它们 置于党的绝对统治之下,省级以下,党的书记索性就兼任人大主任, 也就是说,自己制订的财政预案就由自己来批准,这焉有通不过之 理,而且,这也必然会使财政预案本身的制定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因为,这么一个体制据说可以防止由于权力制衡导致的扯皮,可以将 全社会的资源紧急调动起来去应对某种外来的危险。 这么一个体制能够合法存在和顺利运行的前提是,各级掌权者集团将 资源集中起来之后,能够按照社会的真正需要而不是按照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来使用它们。于是,为了证明这一体制的正当性,党宣称 自己的成员,特别是自己的领袖都是由特殊材料组成的,他们不仅仅 在理智上可以洞察和代表他人与社会的需要,并且在道德上是完全没 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彻底无私的人。或者有时候党也会使用某种比 较“谦逊”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即党通过真诚的自我教化,可以 使党员和各级干部具有更多的上述二方面的“先进性”。 而这次在巨大的地震灾害中揭示出来的严峻问题,让我们再一次深刻 地认识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在他创立的宪政经济学中所 揭示的一个重要真理: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中,一个 竭力讨好民众的政治家、一个需要做出决策的委员会、一个追求权力 的政党,总之,任何个人和政治集团都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来做出自己的政治行为的。而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建立在这么一种 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它才可能是正当的和有效的。 当我们说掌权者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使用权力时,并不是 在对某些特定的掌权者进行道德谴责,而是在试图揭示某种具有普遍 性的人性的真实。这次地震已经让我们看到,假如将盖一幢合格的教 学楼供他人使用,还是买一辆豪华公车供自己消费的选择,交给一个 当权者或一个委员会完全依凭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决策,而不加任何 外部管束的话,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央财 政,还是各级地方财政,都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的:哪 些税种油水最大,收起来又最方便,便抢着去收;哪些事花费大,做 起来又麻烦,就推给他人去做。在这种抢和推的游戏中,无疑越是处 在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就越是占据优势,越是在金字塔的底端就越是处 于劣势,它收不到钱却不得不去做各种自己做不了的事。知道了权力 行事的这种本性,也就不难设计出相应的制度来对其加以管束。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越是深刻地认识到权力行事的这种本性,认识 到这种本性深深地植根于不可改变的人性之中,也就越是会明智地认 识到,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时,用权力来制衡权力的必要性。这样的政 治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得以生长的土壤和基础。 所以说,一种权力假如明智地意识到自己自利的本性,意识到源于这 种本性的可能伤害他人的危险性,因而,同意主动接受某种强制性规 则的管束,以便于他人监督自己在尊重他人权利,与他人共赢的前提 下,来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权力就有着高度的政治上的德性; (我们将之称为第一种权力,这是宪政体制要求政治家的品德) 一种权力假如认识到自己自利的本性,同时,宣称自己拥有这种本 性,但是,不愿意主动接受法理规则的约束,这样的权力无疑具有某 种野蛮性和危险性,然而,他既然已公开宣称自己的自利本性,就激 发起别人对他的警觉,因此,通过斗争来限制和约束这样的权力常常 并不是最难的;(我们将之称为第二种权力,这通常是威权体制下的 政治家的特征) 比上述权力更危险的第三种权力是,它明明认识到自己自利的本性, 但是,却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不追求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是 彻底无私的。这种宣称对于掌握绝对权力者来说似乎有着多方面的好 处:一是假如他人相信他的宣称的话,就会放松对他的警觉和监督, 二是即便他人不相信,他依然可以强悍地宣称自己拥有特殊品德,因 而拒绝他人的监督,认为只要有道德自律就足够了,三是他可以更加 强悍地以自己是无私的为理由,要求他人也无私奉献,放弃自己的权 利;(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承认自己的自利性是一种德性,而宣 称自己的无私性是一种邪恶,明明知道自己的自利性还宣称自己的无 私性,是一种建立在无赖心态上的蛮横,这是后极权体制下掌权者的 普遍特征) 但是,这样的权力还不是最危险的,第四种最危险的权力是,他和第 三种权力一样宣称自己是无私的,要求别人也必须无私。但是,他和 后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所宣称的东西。假如说,后者 是在用强词夺理的方式有意识地欺骗他人的话,那么,他则陷入了完 全的自欺之中。他坚信自己真的是全然无私的;坚信自己对一种不受 约束的权力的不择手段的追求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坚信自己由于职权而享受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坚信反 对和批评自己的人都是恶魔般的敌人,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族类;坚 信他人的自私真的是可以通过斗争和教育的方式被彻底地加以克服 的。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陷入彻底的自欺中的“真诚的” 极权主义者。他们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敌人,营造万众一心的和敌人进 行斗争的群众场面,享受着这种斗争中的共在带来的快感和陶醉。 我们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篇幅,来分析掌握国家权力者对权力的自利性 的自我认知的不同类型,是因为掌权者对权力自利性的承认,是宪政 建设的逻辑前提,假如一个国家的掌权者的自我认知,还处在上述的 第三种,〔13〕特别是第四种状态,那么,宪政问题就无法提出,而 处在完全被遮蔽的状态,所有的宪政问题都会在极权主义政治话语 下,转换成神圣的党和一小撮邪恶的敌人进行生死决战的问题。 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认知上的德性体现在“自知其无知” 上,我们想要说的是,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德性就体现在“自知其有 私”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通过,对在这场地震灾害中显现出 来的,权力是如何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以及由于这种行 事方式缺乏有效监督给公民带来的伤害的分析,来揭示在哪些地方我 们迫切需要和有可能发展出约束和监督权力的制度与规则,同时,特 别强调了对权力的自利性和危险性的认知。因为,在我们看来,和发 展某种具体的监督政府的制度相比,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中,通过和极 权主义政治理念进行不厌其烦的耐心和理性的对话,在朝野之间,在 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形成对权力的自利性和危险性的共识,也许是一 项更为艰难和重要的任务,因为,后者构成了前者得以可能的前提。 是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它试图表达的主要思 想: 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个体为了自我保全的目的才构建了国家,个体的脆 弱性体现在它可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伤害。一个个体在突发的自然灾 害(或外敌入侵)面前是脆弱的,但是,他在领袖的权力和“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群众面前就显得更加地脆弱和无助。所以,一个成 熟的国家懂得,为了保全脆弱的个体免受伤害,在对付前一种危险的 同时,必须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来对付后一种危险;而一个举国动 员体制,则是在对付前一种危险的同时,将后一种危险发展到了不受 任何约束的极端地步。一个极权国家和一个宪政国家的区别,就和一 个未受教化的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区别一样,一个野蛮人只知道勇敢地 去和外部的危险作战,却全然意识不到他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 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从极权国家向宪政国家,从政治上的某种野 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对全体公民 来说,最大的危险始终来自于一个不受任何强制性规则约束的政治权 力所可能加予的伤害。确实,没有什么情形(除了外敌入侵)能够象 汶川大地震一样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一个社会对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 权的需要了,但是,这并不构成放弃对这种权力加以监督的理由,恰 恰相反,上述的分析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对这种权力的需要增强的 同时,对这种权力加以制度性监督的需要也随之增加了。 当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在灾难中做出正确的行为时,公民应该对之加 以表扬,但是,这并不构成公民因此须向其交付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 由来表示“感恩”的理由。在“感恩”的问题上,也许中国人应该多 向英国人学习,邱吉尔曾先知般地指出了纳粹德国的危险性,并领导 英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而英国人民对这个伟大领 袖的“感恩”方式是,战争刚一结束,就用选票夺走了他手中的权 力,因为,英国人民深深懂得,正是这样的伟大的战时领袖,在和平 时期非但难以成为好的政治家,而且很容易成为威胁自己权利的危险 性的根源。(反观中国人,正是在“感恩”地将毛泽东捧为“救星” 的过程中,将他变成了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巨灾大难的“大灾 星”。)邱吉尔对此的评论是:伟大的人民是不知感恩的。是的,伟 大的人民是无须对自己的政治家感恩的,正如主人无须对自己的仆人 感恩一样。 宇宙遵循着熵定律,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总是处在持续不断的灾害的侵 袭之中,地震灾害过后也许会有水灾,水灾过后也许会有金融危机 ……假如我们不能顺利地完成政治哲学的转型,那么,每一次灾害的 降临都会给举国动员的极权体制注入新的活力,政府将借机不断地扩 大自己的权力和无节制地要求人民的顺服和感恩,这样,灾害就不仅 仅只是破坏我们的物质文明,它还损害着我们的自由与权利,损害着 我们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深刻和完整地领悟到伤害个体的危险性的多 方面的来源,即便是在巨大的突发灾害面前,在最需要一个高效强大 的行政权的救助时,依然对它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自己内在心理上 觉得最希望依赖政府权力时,仍然在它面前保持着高贵的自主性和独 立性;在主动配合行政权应对危机的同时,不是将权力的大集结和大 动员,看作是歌功颂德和谄媚邀功的机会,而是看作是审察和监督权 力,并发展出对它的制度性约束的良机。只有做到了这些,灾难才有 可能为新制度的生成提供某些难得的生长点,才有可能真正地为国家 的进步带来契机;同时,也只有做到了这些,一个国家走向宪政文明 的脚步才会变得坚实和不会退转,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算是真正地获得 了政治上的成熟。 (2008年6月20日) 【注释】 1、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个体的本真的存在解释   为面向死亡的存在。而党国体制下的人们的最基本存在方式,可   以被诠释为是一种面向敌人的“万众一心”的共在。正是在面向   外部敌人和危险的动员和集结中,这个体制中的人,被赋予了自   己的政治身分:是领袖、干部、党员、群众,是积极分子、消极   分子,还是反动分子。 2、奥运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会,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机性维度上的   价值,而并不具有任何神性维度上的价值,它应该是欢乐的和轻   快的,但并不是神圣的。同时,历史上许多并不强大的国家,仅   仅依凭一个城市之力就成功地举办过奥运会,因此,它和国力的   强盛和民族的崛起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马克斯.舍勒的价值现象学认为,每一件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   情,都有着它客观的价值,一个健全的和富于教养的人格,懂得   如何完全就其本真的价值来感知和应对它;而一个极权主义人格   和一个患有心理症的人格一样,他总是时时用自己的主观意愿去   扭曲客观的价值,不是刻意地拔高一些价值,就是竭力去抹煞、   贬低另一些价值,就是无法纯粹地就价值现象本来的样子来感知   和接纳它们。 3、这和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将所有的斗争对象称为“牛鬼   蛇神”,纳粹将犹太人称为“苍蝇、蚊子和臭虫”的思维逻辑完   全一样。 4、所以,合乎逻辑地想要为人民的“死敌”辩护的律师,就面临着   丧失饭碗的危险。 5、我们知道,和健全的人格相比,心理症患者的情感特别容易被伤   害,他人的一个白眼,一句批评,对其伤害之深,就常常足以在   其心中激起想要杀人的冲动,所以暴力犯罪行为常常和心理症联   系在一起。而极权主义人格和心理症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值   得另外专门加以探讨的问题。 6、共产主义本来就是源于某种建基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激   情,在它的精神资源中,从来不缺乏对弱者和受难者的同情,只   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对弱者和不幸者的软弱的同情,转变   成了对有产者的仇恨和剥夺其财产的强有力的暴力革命。(这次   在民间自发排列铁公鸡榜等行为中,可以看到这种革命激情的某   种残余形式。)   巨大的自然灾害的降临,也使得一时间,共产主义的逻辑具有了   某种合理性,而开始替代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自   利的原则,在这一特定的情形下,突然显得邪恶和令人无法容忍   起来,而被按需分配的原则和爱与奉献的原则所替代。   只是在紧急救人的抗灾第一阶段过去之后,当我们看到许多镇长   和村长都在以个人的好恶和亲疏远近的关系在分发帐篷和饼干,   看到灾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一日三餐的发放时,才意识到计   划经济又局部地恢复了,意识到没有了市场之后的爱与无私奉   献,合乎逻辑地和一个由权力来分配一切资源的制度必然地联系   在了一起。 7、假如说过去,我们在执政党的自我表扬(比如自称“伟大、光   荣、正确”)中,主要看到的是一种权力的僭妄的话,那么,现   在除了这种因素依然存在之外,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一种“合   法性焦虑”。在主流媒体中,充斥着的“某某某的眼泪感动了中   国”的煽情大合唱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执政党急于想要塑造   亿万民众对它的政治认同的极度渴望和焦灼。谁都知道(包括这   一煽情大合唱的指挥者),这种依靠煽情建立起来的非理性认同   的脆弱性和易变性,以及这种煽情可能引发的人们的厌恶和反   弹,但是,在执政党能够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开放性选举,塑造   公民对执政党和国家的理性认同之前,这是它不得不以一种饮鸩   止渴的方式,不断饮用的一种危险和廉价的替代品。 8、许多论者对这一行为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的评价,在笔者看来有些   太过夸大。通过设置全国哀悼日和降半旗的方式对死难者表示敬   重,无疑是正确的行为,但此举并不具有太多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的意义。《国旗法》第十四条本已规定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造成   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创了   为革命队伍中死去的小人物开追悼会的传统。假如纯粹从理论上   看,那么,中共对平民生命的敬重至今为止从来没有超越过毛泽   东的《老三篇》。   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党国体制,从来不缺乏理论上   的和仪式上的对平民生命的尊重,相反,它总是致力于在理论上   和仪式上将人民抬到一个至高无上和绝对神圣的地位。而这一体   制的致命危险恰恰在于,由于它自称自己正代表着神圣的人民,   不愿承认自己手中掌握着的权力的有限性和有罪性,不愿接受任   何其他权力的实质性监督,因而,在它将人民在口头上和仪式上   抬得最高的时候,正是它最容易伤害一个个具体的公民的权利的   时候。毛泽东所闯下的夺走数千万中国人民生命的惨祸,哪一件   不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神圣口号下干出来的?!   所以说,国务院的这项决定,是开创了国家为在自然灾害中的遇   难者举行追悼仪式的先例,但是,从国家尊重个体生命和保护公   民权利的制度性进步的角度来看,它只具有些许的象征性意义,   实质性的进步须来自于,为了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来限制   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制度的生成。 9、不难想象,假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发现,由于当   时紧急状态下的紊乱,这些款物被大量地贪污挪用的话,那么,   会导致对政府公信力的多么严重的损害。 10、从政府部门雇佣社会监督员来监督自己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   政府已开始认识到外部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这一逻辑   贯彻到底的结果,就是构建议行分开、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和   容纳同一宪政框架下的建设性的反对党的存在,因为这是构建一   种真正有效的监督制度的必由之路。 11、据说这次地震发生后,政府已开始严格控制公费出国等公款消   费,可见在政府内部和高层,也已对这些现象开始警觉和反思。 12、象汉龙集团所捐的五所希望小学,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在   四川所建的61所学校,以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四川捐建的   169所希望小学都没有倒塌,其中中科院希望小学与北川中学仅   一墙之隔。而地处震中依然完好无损的“刘汉希望小学”教学楼   的造价也只有每平方米400~5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只要在经   费上保证教学楼的造价在每平方米500元以上,在管理上保证这   些经费不被贪污挪用,保证建筑质量,这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   可以避免,至少是大大减轻。但是,我们的整个看上去轰轰烈烈   的举国动员体制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13、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自我认知,基本上是处在   第三种状态,当它向右摆时就摆向第二种状态,向左摆时就摆向   第四种状态。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纪念公开注册中国民主党十周年 王有才 自1998年6月25日中国大陆公开注册中国民主党以来,十年时间就要 过去了。全国各地有许多参与中国民主党的国内公民,受到了严厉的 打压,许多中国民主党成员被长期关押、劳改、劳教。这些中国民主 党的成员和家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国内不仅结社组党形势依然 很严峻,一般的异议维权活动也非常困难。许多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发 展进入地下状态。一方面,一些朋友对这样的做法与中国民主党的 “公开、理性、和平、合法”活动四准则是否有矛盾存有疑问,另一 方面,也有一些人对“公开、理性、和平、合法”活动四准则本身存 有疑问。许多人提出中国民主党现在海外组织繁多,软弱无力,国内 形势严峻,行动困难,看不到中国民主党的前途和希望。中国民主党 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看得到的希望,反而给许多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 的国内公民带来了痛苦和牺牲。这就带来了一些明显的问题: ◆中国民主党要不要发展? ◆中国民主党如何发展? ◆中国民主党能否给中国的民主转型带来希望?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回答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们 必须从多个角度来看问题,来思考问题。我个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思 考。希望关心中国民主化和中国民主党的各位在参与中国民运和中国 民主党的活动时更要多学习、多思考、多讨论。 我现在想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不完整的想法。 1、中国民主党的现状与中国民运的现状是相似的,也说明了中国社   会民主化现阶段的社会现状。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由中国国内的   社会环境、状况以及中国国内社会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89学生民主运动这么大的规模,除了国际社会国际媒体有了充分   关注充分报道外,到现在为止也不是没有很多明显的效果吗? 2、而中国必须要经历民主化过程,理想的情况是平稳的宪政民主转   型过程,因此无论是中国民运还是中国民主党都需要认真思考,   虽然很困难,中国民运和中国民主党还是要探索出发展的路子   来。 3、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总结经验和教训。一些中国民主党的同人   和朋友已经写了一些经验和教训,这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我们   写这方面的思考一定要建立在明显的事实基础上,否则,即使有   了比较好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 4、中国民主党现在的组织状况与国内中共的严厉镇压有关,与中国   民主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和组织的方式有关,也与我们   一开始预期和设计中国民主党的组织结构有关。当然海外的情况   更为复杂。虽然我们首先在美国开始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是还是   需要时间来看今后的发展。不过,海外组织不是主要的,只要中   国大陆形势稍有变化,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就会由国内主导了。这   个认识是关键的。虽然海外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运作的话,也会   给中国国内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只能是影响而言,实力来   自国内实力的积累。 5、中国的民主化在于民间和当局的互动关系,到现在为止,中共一   直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虽然形势有了一些变化,但这种状况还   会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当代中国的每一次有规模的民主活动都   是与中共顶层的权力斗争或者认识分歧有关,民主墙时期的空间   是由当时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派”与由华国锋主导的“凡是   派”   的权力斗争有直接关系,当然“改革派”和“凡是派”的认识也   有很大分歧,但是中国社会有时人脉比意识形态重要,权力斗争   比认识分歧重要。一旦权力斗争结束,民间空间就有限了,民间   更大的激进言论和行动,必然导致空间的减少,民主墙时期是一   个初始的例子。 6、89学生民主运动也是如此。由于我当时参与89民主运动比较深,   我以后有时间会专门写关于89学生运动的学生组织情况和我所知   道的中共高层和军队的情况,以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89学生民主   运动的进程和中共专政顽固派有意误导和媒体缺乏了解而导致的   大量偏差报道,现在的中共主导的媒体呈现的是与89学生民主运   动的真实状况有很大偏差的。(我90年代在国内写了一些,出国   后在2006年也已经写了一些,由于现在没有太多的精力,加上真   实的历史本来就非常复杂,肯定会有不少纷争,所以我暂时没有   公开发表,只是在较小范围内传阅,征求核查。但是我们还是要   还原历史以真相。所以我支持和希望更多的人能把所知道的事情   写出来。虽然每个人写的都不全面,但资料多了,什么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还是会逐步呈现出来的。另外等待以后中国档案公   开。)不过,无论怎么说,中共顶层的以赵紫阳为主的“深化改   革”派与以李鹏为主的“治理整顿”派的权力斗争和认识分歧产   生的空间有绝对关系(一开始邓小平和陈云在后面)。我个人事   后将他们说成是“亲民主开明”派和“专政顽固”派。以几个或   少数学生的激进的媒体效果为借口在中共顶层权力斗争结束后的   镇压,使得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一个事实拐点。现在的呈现主要   是中共专政顽固派(通缉令)(包括媒体)决定了谁是学生领袖   而不是学生组织运作的真实状况。象我这个理科学生,当时肯定   不是学生领袖,比较当时的杨通学和谢健,他们更象学生领袖。 7、98中国民主党事件也是如此。当时中共高层(不是顶层)因为对   我们合法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出现认识上的不同,使得中国民主   党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导致了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中共顶层当   时也存在一定的权力斗争和认识差异,但是因为89的原因,中共   在一致对外上取得了很长时间的协同,所以一旦中国民主党出现   了超越模糊法律空间的活动。模糊的空间也没有了。本来中共专   政顽固派一开始就主张镇压,后来中共专政顽固派完全掌握了镇   压的实权。 8、法轮功事件也是一样,法轮功能够在中国快速发展跟中共上层甚   至顶层的一部分人一开始的支持甚至参与是有绝对关系的。97年   初我从中共有关方面就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法轮功一开始的不   介入政治和强身健体是法轮功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共的信息   部门和强力部门一开始就对法轮功有非常多的了解。后来因为中   南海静坐产生的政治效应,使得以江泽民为主导的反“法轮功”   派主导了镇压法轮功的绝对权力。法轮功后来出现了与一开始非   常不同的策略和方式。到底法轮功的策略和方式的变化对国内将   来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9、“民间空间”是我们宪政民主转型最重要的概念。中国方兴未艾   的维权活动因为关系被侵权民众的直接利益和政治的非敏感性出   现了一些空间,但也因为中共权斗的变迁和北京奥运会出现了一   些变数。这个需要奥运会之后看发展。但是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并   不比维权运动不重要。 总的来说,由于1949年后中共对中国大陆绝对统治的现实,特别是 1978年后开放政策与中共的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的变迁,中共绝对权力 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惯例,加之中共顶层的权力斗争产生的空间与民 间一开始的温和渐进策略使得中国的民主运动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浪 潮(第一阶段),同时也是由于中共权力斗争每个阶段因为民间策略 的激进变迁产生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反而使得已有的空间受到打压而收 缩(第二阶段)。(我可以肯定为什么中国必然会出现第二阶段,以 及第二阶段在今后民间政治组织成熟后的弱化)。中国的民主运动出 现了波浪式的徘徊状态。但是中国宪政民主化的方向、中共绝对权力 的弱化、中国民间空间的扩大应该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动态和主线。我 们中国民主党的成员既要有勇气更要有智慧地增大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空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要扩大第一阶段的效果,减少第二阶 段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走向组织上的成熟。我个人认 为中国民主化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民主党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 引导力量需要在观念上、组织上、实践上有较大突破。不能急功近 利。而且要用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 我个人认为: 1、现阶段由于形势严峻,中国民主党的“地下”发展也是一个比较   好的方式,这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四准则不矛盾。所谓“地   下”,也是指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没有明确的党内注册关系。   或者说发展大量的非注册党员。等条件好的时候再公开注册成注   册党员。 2、中国民主党的组织由各省独立发展为主,根据中共的“保一方平   安”政策在各自省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公开(注册党员)或所   谓“地下”(非注册党员)发展。并且准备推荐、帮助参与三年   后的县市级选举。 3、中国民主党内逐步建立起超级代表人票,在2012年之前在中国大   陆成为中国民主党的注册党员可以在内部竞选(地方性的)超级   代表人票(比如五分之一),这些超级代表人票不能转让。为了   对因参与中国民主党而坐牢的党员的民主政治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以及对他们的政治补偿。这些坐牢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具有非竞选   的超级代表人票。我个人建议(因参加中国民主党而在2013年之   前判刑)实际坐牢十年以内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获得一张非竞选的   (全国性的)超级代表人票,坐牢十年以上(包括十年)获得二   张超级代表人票,坐牢20年以上(包括20年)的获得三张超级代   表人票。(显然,在1998年之前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贵州党员和其   他地方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按同样的方式计票。对于在2013年之前   因组建其他自治政治组织而坐牢而后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以同   样的方式获得超级代表人票。)   一张以上(不含一张)的超级代表人票可以转让。超级代表人票   是在将来中国地方或全国性选举时中国民主党内推举竞选地方   和、或全国候选人时的部分代表人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对于在中国民主党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并且一直为中国民主   党发展做出贡献但没有坐牢的中国民主党活动家如王东海先生、   林辉先生等人必须给予他们一张超级代表人票以鼓励支持中国民   主党发展的(理性、温和而坚定)另一方面重要而积极的发展实   践。林辉先生是1970年后出生的,具有实际的年龄优势,将是中   国民主党中第一批因没有坐牢(希望林辉今后更要保持这样的方   式而避免坐牢)而个人持有的超级代表人票。其他大多数代表人   票在选举年由支持中国民主党的中国公众(包括中国民主党注册   党员和非注册党员)投票产生。 4、用三到四年时间重新启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筹备组建,中   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开始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协调各个地方委员   会开展竞选各个地方和、或全国的中国民主党的推举竞选出来相   关候选人以及参与并监督以后中国的所有的各个省级或者全国性   的选举。 5、一旦中国有了全国性直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就   是在选举年协调各省层次中国民主党党内候选人的竞选的时序安   排和例行安排等。在选举年筹备搭建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召开并交给由竞选产生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候选人(团队)来完成   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帮助参与中国的全国性政治领   导人的直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有按法律条例为中国民主   党筹款、市场推广和沟通治理中国民主党层次内的政治伦理事   务。 中国民主党建立和发展所选择的方式是中国大陆数千年历史上所没有 的,它的“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也是中国大陆以前 历史上所没有的,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民主党内逐步建立起公开、公 平、有利、有效的规则体系,我们还要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 起到引导性甚至领导性的作用。说得简单一些,只要中国民主党在中 国合法公开发展了,中国就应该具有民主的社会状态了,因为中国民 主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性的政党。它的功能是推举中国民主党 的地方性和、或全国性候选人,由候选人团队推出各自的政策主张供 中国公民投票支持,一旦中国民主党所推举的候选人被中国公众多数 投票支持,他的团队就获得地方、或全国的执政权或参政权,我们中 国民主党要帮助党内竞选获胜的候选人推动他(她)的团队的政策主 张经过或参与国会批准成为法律,主要通过实施法律和一些授权的政 策促使中国的自由、发展、进步和繁荣。 祝愿中国民主党在下一个十年完成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化并参与各个层 次的党内、党外竞选,并取得部分地方层次的执政权。 〔提供者: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谁来为弱者代言? 毕研韬 最近,海南省社科联委托我们做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内容颇多,但 其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问题让笔者无法释怀。调查发现: 1、高达62.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可靠畅通的渠道反映个人意   见和建议;5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需要可靠的言路保障自己的   话语权。 2、“信息鸿沟”现象十分突出。地理位置、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是   制约人们信息接受量和话语权的主要因素。 3、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播隔阂。两大舆论圈之   间的互动太少,不足以影响彼此舆论的消长。在某一群体中形成   的共识未必为其他阶层、群体接受。 “话语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极为严重:话语强势者的利益诉求机会 多、路径多,社会关注度高,更容易影响政府决策;而弱势者的利益 诉求往往缺乏有效途径,他们为了争取和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有时被迫采取一些极端行为。 传播学上的“信息沟”理论认为,“信息富者”(information- rich)起点较高,获取新信息的成本较低,社会地位提升较快,而 “信息穷者”(information-poor)起点较低,获取新信息成本较 高,其地位提升较慢。这就是传播学上的“马太效应”。 精英阶层更容易影响政府决策,但基于精英建议的决策却未必符合公 众的普遍利益。在今天的中国,财富鸿沟愈来愈大,利益集团日益壮 大,其游说能力日益强大,政府必须小心规避“精英决策”的陷阱。 为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有必要对“信息穷者”给与信息扶持, 努力提高其信息能力和“造血”功能。但如何帮助? 依靠精英个人自发的援助虽然有效,但不是长久之计。国家必须从制 度、政策层面上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长治久 安。 另一方面,草根社会必须明白,世上并没有救世主。这是社会进化的 铁律,就连西方基督世界也倡导“天助自助者”(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转载自《光明网.光明观察》;2008-06-23。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杀人不道德与不道德杀人 浅答闲话 东海老人 一、 在枭文《胡平理解有误》后,闲话跟道:   海东一枭:腐儒道德杀人的一个样本。“利他主义者会本能地先   救人后救己”,这也是我的一个论敌的观点,他说作为教师,范   本能地就会救学生,他下意识中没有想到救学生,就是不配做教   师。当时我就想,这是王阳明的良智良能说下,圣贤的道德反应   是下意识的,而不是勉强的结果。现在果然看到腐儒东海一枭跳   出来骂范,所持的就是良能说。   “道德杀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栽赃说法,是袭鲁迅“仁义道德   吃人”的偏激之言的。其实,古今中外都有专制主义以道德的名   义、举招牌道德的杀人,但那不是道德的错,就象中共上台利用   了民主自由的口号不是民主自由的错一样。 二、 道德不杀人,杀人不道德(指非法、非良法而杀人)。专制主义害 人、吃人、杀人的伪道德真罪恶,恰恰是最不道德、最反道德的。 道德杀不了人。如果有人因自已不道德、反道德的言行受到舆论批评 甚至法律制裁,那不是道德“杀人”,而是当事人“自杀”。一个本 能主义、自私主义、利己主义者,一个缺乏基本爱心、感任感和职业 操守的人如果受到广泛的尊重,那就不正常了,这个社会必定出了大 毛病。 本能主义、自私主义、利己主义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作为一种 个人生活哲学选择,只要局限于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理当得到制度的 宽容和保护。但是,它们不能作为政治的哲学背景更不能冒充道德去 宣传,就象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个人信仰但作为意识形态一样。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保护本能主义、自私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选 择,是指法律层面的保护,不是保护本能主义、自私主义、利己主义 行为不受正常的舆论批评和道德谴责,因为舆论批评和道德谴责作为 言论自由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另外,违反职业道德者被“吊销”某 种职业,理所当然也“法”所当然。 闲话把话说反了。正确的说法是:仁者爱人,道德救人,不道德才害 人杀人吃人。古今中外多少人为不道德的政治(苛政暴政)、不道德 的制度(反动制度)、不道德法律(恶法)、不道德的行为(恶 行)、不道德的宗教(邪教或准邪教)、不道德的风俗习惯所伤害、 所杀害啊。 三、 “利他主义者会本能地先救人后救己”,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儒家的 良知主义并不完全认同利他主义。这个道理我已论多文,不赘。关于 “利他主义者会本能地先救人后救己”。我的原文是: 危险时刻,一般人会本能地先救己后救人,利他主义者会本能地先救 人后救己,利已主义者会本能地只顾自己、舍人救己,极端利已主义 者甚至会为了自救而牺牲别人(你们别动让我跑),良知主义、中庸 主义者会本能地自他兼顾(至于先救人后救己还是先救己后救人,因 时因地而异,也会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如在场者是父母妻儿至 亲,良知主义者会先救人后救己,如在场者是一般陌生人,良知主义 者会先救己后救人。)(见枭文《胡平,请不要拿本能说事》) 文中已说明,儒家良知主义、中庸主义者在危险时刻的行为选择与利 他主义者有所不同,闲话将“利他主义者会本能地先救人后救己”等 同于王阳明的良智良能说,有故意断章取义之嫌。 (2008-06-22)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维权界呼吁国际社会 为黄琦无罪获释积极斡旋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2008-06-22采访报道〕中国维权人士最近 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为被当局拘留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 的无罪释放努力斡旋。 天网义工张建平在20号的一封呼吁书中表示,当局非法拘捕黄琦的理 由是:他“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张建平说,天网的人权报道确 实在去年“引用和转载过一些内部文件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 算不上是国家机密。 山西维权人士邓太清也表示,内部文件算不上是国家机密:   “我理解的国家机密是一些军事机密,或者涉及到国防外交的机   密,这些算国家机密。如果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具体事务的规   定,他一般都打印是内部文件、不让往外传,但这种东西算不上   国家机密。比如一个市里面的一个局,它也可以发个文件啊,这   个文件是局内部有关人员看的,但这个东西不算国家机密。” 邓太清认为,拘捕黄琦的真实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早就视黄琦为眼 中钉,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局更是害怕他和天网的维权活动影响灾区稳 定:   “这个就是黄琦和六四天网在的时候,不断通过各地义工收集各   地一些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向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曝光。那   么,有些地方政府非常恼火,也有所顾忌,所以对黄琦恨之入   骨。这一次借着汶川大地震需要灾区的稳定,以这个理由,地方   政府就把黄琦抓起来。那么,这就在中国维权方面可能就少了一   个强有力的发声的地方。” 北京维权人士徐祥也对所谓黄琦持有国家机密的指控提出质疑:   “如果黄琦确实涉及到了国家机密、危害到了国家安全,抓他是   应该的。但是,如果他涉及不到,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他,中国人   民不会答应,世界人民同样不会答应。据我个人了解,机密、秘   密、绝密分三级,作为一个内部文件来定他黄琦泄露国家机密、   危害国家安全,这个值得商榷。我感觉黄琦,我以前登录外国新   闻网上,对他这个网站和个人有一部分的了解,他并没有官方背   景,也不是公务人员,从何而来所谓的国家机密文件?如果黄琦   能拿到国家机密文件,那么,我们的国内部门是不是有渎职?” 天网义工张建平在公开信中引述了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所说过的“公民 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徐祥则提到胡锦涛最近对网 友们的问候。他们希望中国政府本着开放精神,还黄琦以公道和自 由。徐祥说:   “我感觉如果黄琦没有其他事,就单单这点事的话,我想当局应   该给他一个说法,而不能因为这点事要给我们中国维权界一个信   号。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猜测。但是,我从胡锦涛先生在两天前通   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向全中国乃至世界网友问候的几句话,我看到   了一种大势所趋。我还是感觉我们的政府能给予黄琦这样的人一   个公正、一个公平、一个自由。”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008-06-22;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震动全国湖南首例民告官胜诉获赔案 法律代理是“六.四”学生领袖 蒋品超 2008年4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杜英姿的新著《觉醒的中国》一 书,其中第四章标题为《“民告官”的光明故事》。在这一章作者再 分三个章节《杨宗才的“秋菊”之路》、《农村需不需要“赤脚律 师”?》、《维权不能怕麻烦》隆重介绍了湖南农民杨宗才与中国湖 南省政府打官司并且胜诉获赔一千多万人民币的故事。本书作者将此 案件视为中国百姓法制意识觉醒的代表,并认定百姓利用法律捍卫自 己的权益是中国未来一个方向。 众多国内媒体,如由中国《经济日报》举办的自拟为国家经济门户的 《中国经济网》2007年05月17日也以题为《“依法维权”与农村“赤 脚律师”的现实需求》介绍分析了湖南邵阳农民杨宗才利用法律维权 胜诉的事http://finance.ce.cn/law/home/scroll/200705/17/ t20070517_11390759.shtml。然而代理这起震动全国的民告官维权案 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人是毕业于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的当年的“6.4”学 生领袖刘丰就。因为避免遭受困扰,刘丰就尽管帮助杨宗才打赢官司 但为了以后顺利的为更多的底层百姓展开援助工作,案件接受采访都 是由当事人代表之一杨宗才出面。但尽管如此,由于刘丰就工作卓有 成效在湖南法律界和当地冤民中影响太大,他的“6.4”学生领袖身 分还是被当局知道。目前,他的执业证已被当地政府以没通过年检为 由被取消。 刘丰就是中国第一位民主党组党人士,他因此于97年被捕判刑两年. 由于湖南交通及信息闭塞,这位孤胆英雄外界并不知道。当时参与组 党的还有已经移居澳洲的难友冯海光,及其他目前尚不便提及的人 员。从湖北监狱出来的“6.4”政治犯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 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发自内心,以为自己本该去做这些,并不认 为有宣传的必要,即使出逃澳洲生活已经稳定,冯海光至今没向外界 提及此事。因此耽误了人们对中国民主党先驱的了解。 刘丰就事迹众多,在湖南影响很大,但他尚不会上网。我只是昨天心 血来潮想到该联络一下昔日的难友,于是与冯海光通电话,才知道刘 丰就是如莫少平律师等人一样无论是在个人事业还是与民维权上都已 在湖南做出不小成绩,才从冯海光处找到他的联络电话,打过去与他 进行了一段交谈。 目前刘丰就靠他从前打官司建立起来的影响在湖南组成了一个律师联 盟在彼此联络互相帮助。 具体详情,待相关事情落实后进一步对外介绍。 (2008年6月22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首部健康状况与就业权年度报告 6月23日发布 北京益仁平中心 ┌────────────────────────────┐ │ 2008年6月23日,民间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发布了    │ │ 《2007年度中国公民健康状况与就业权报告》(以下简称  │ │ 《年度报告》),这部近二万字的年度报告概述了我国健康 │ │ 弱势人群就业受到歧视的现状,研究了我国就业领域现存的 │ │ 针对公民健康状况的相关保护性法律、政策规定和限制性法 │ │ 律及政策规定,同时,报告还记录了2007年就业领域发生的 │ │ 针对健康弱势人群的典型侵权诉讼事件和民间反就业歧视行 │ │ 动。《年度报告》显示,我国健康弱势人群的就业权状况堪 │ │ 忧;《年度报告》同时还显示,自2007年开始,国家和社会 │ │ 对健康歧视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一些保护性政策开始 │ │ 陆续出台。                      │ │                            │ │ 这是我国首部公民《健康状况与就业权年度报告》。    │ └────────────────────────────┘ 健康弱势人群:就业权状况堪忧 据发布这份《年度报告》的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陆军介 绍,近年来,就业领域针对健康弱势人群的歧视是比较突出的社会歧 视问题之一,这种歧视,使得健康弱势人群失去了从事劳动从而获取 报酬的权利,使得他们经济更加拮据,生活状况更加窘困。严重损害 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针对公民健康状况的就业歧视还引发了许多 社会悲剧。比如,2003浙江大学周一超杀人案,就是因为健康问题未 被人事部门录用,从而激愤杀人,造成一死一伤,本人也被判处死 刑。2007年3月,湖北18岁的男青年李某,因传染病病毒携带被用人 单位拒录而自杀身亡。 据《2007年度中国公民健康状况与就业权报告》记载,2007年,我国 多个民间组织和学术机构进行了就业歧视相关调查和研究,这些调查 和研究显示,我国健康弱势人群的就业权状况堪忧。 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蔡定剑教授主编的《就业中健康歧视 研究报告》,揭示了几种遭受严重就业歧视的健康弱势人群是:乙肝 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梅毒等性病患者、精神病康复者。 而由著名的乙肝公益网站《肝胆相照》论坛所作的《中国乙肝人群生 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45.69%的乙肝携带者在就业过程中因乙肝受 到过歧视。2007年6月,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发布的《乙肝病毒携带 者就业报告》发现,近八成的跨国外企公司明确宣称拒绝乙肝病毒携 带者,96%的跨国外企公司入职招聘要强制进行乙肝检测。 进步巨大:国家保护性政策相继出台 据《年度报告》的责任编辑、北京益仁平中心反就业歧视法律援助中 心主任于方强介绍,2007年,是国家与民间呼声相向而动、集中出台 反就业歧视政策的一年,民间和国家对健康弱势人群平等就业权的倡 导,使得健康弱势人群的就业权保护政策较之2007年之前有了长足的 进步。 《年度报告》记载,2007年5月,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卫 生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 各用人单位不得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随后,《劳动合同法》、《就 业促进法》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残疾人就业条例》相 继出台,对就业过程中的健康问题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年度报告》认为,《关于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在 乙肝携带者劳动就业权保护问题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该《意 见》规定劳动用工过程中不得进行乙肝检测,这一点是国际通行的做 法。《年度报告》还认为,《残疾人就业条例》的制订实施,明确了 企业和各级政府在保障残疾人就业方面的责任。《年度报告》还对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予以了较高的评价,《年度报告》认 为,《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显然是一部更为细致和罚则明确的 行政法令。尤其是《规定》第19条,特别强调了“不得强行将乙肝病 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这是我国首次将“不得在招用工过程 中检测乙肝标志物”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做出规定。同时,改变了以往 “只禁止,不处罚”的态度,明确规定,对于违反该条规定的用人单 位可以处一千元一下的罚款。除此之外,《规定》还明确了劳动者在 遭受就业歧视时的救济途径。 前景展望:民间与国家积极互动.更多进步可期 《年度报告》对2007年民间和国家反就业歧视的活动进行了记载, 《年度报告》认为,2007年,是民间反就业歧视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的一年,同时也是政府和立法机关与民间呼声相向而动的一年,这种 积极互动,使得健康弱势人群的就业权保护政策较之2007年之前有了 长足的进步,《年度报告》由此认为,更多的改善和进步也是可以期 待的。 《年度报告》中列举了一个例子体现出了民间和立法机关的积极互 动: 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就业促进法》规定了:“用人 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年 度报告》发现,《就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2007年3月公布之 时,草稿中并没有该条规定。后因为乙肝携带者群体递交了大量的修 改意见,最终增加了这一条。《年度报告》记载了新华社2007年6月 25日的报道:“今年2月,《就业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随后,这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 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各界群众共提出意见11,020件,禁止就业歧 视成为最强烈的声音。在种种就业歧视中,乙肝歧视问题受到许多人 的特别关注。” 《年度报告》中还记载了由公益律师发起的“公民提案”活动、民间 机构发布《就业歧视法律维权手册》的工作,以及民间机构对反歧视 诉讼的法律援助工作等等一系列的民间反歧视活动。 政策建议:加强落实、强化监督、鼓励民间参与 为了使国家对健康弱势人群保护性政策的进步趋势得以延续,《年度 报告》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1、各级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监察力度,使得现有保护性政策能够真   正得到落实; 2、进一步制定现有保护性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将现有的保   护性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3、保护健康弱势人群的平等就业权,不仅仅要对用人单位进行约   束,也要对为用人单位提供人事代理服务的机构和为用人单位提   供体检服务的医疗机构进行约束。一些地方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如广州、上海、苏州)陆续出台了一些对体检医疗机构进行约   束的地方性文件,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国家卫生部应当顺应潮   流,及早出台规范性文件,对医疗机构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用   工体检予以约束; 4、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将制定《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纳入“十一   五”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委托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牵头,国家人事部、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参与,尽快起   草《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草稿,提交讨论研究; 5、落实群众监督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各级劳动监察部门应当设立   举报信箱、落实领导接待日制度,并对人民群众的举报行为和监   督行为予以保护、鼓励和奖励; 6、建立政府财政投入保障机制,逐步加大对各种易受到歧视的传染   病(如乙肝、丙肝、艾滋病)的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的资金投   入,消除社会认知对这部分健康弱势人群的歧视; 7、政府应鼓励、引导民间组织积极协助健康弱势人群依法维权,从   而减少暴力维权、非理性维权的现象。同时,政府应鼓励越来越   多的民间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形成民间与政府   紧密配合的新格局,建立起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协调和化   解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 ------------------------------------------------------------ 【附件】《2007年度中国公民健康状况与就业权报告》     (全文;从略) ------------------------------------------------------------ 采访联系人: ◆《2007年度中国公民健康状况与就业权报告》责任编辑、  北京益仁平中心反就业歧视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于方强:137-3380-4732 (2007-06-23)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湖南省六地区民办教师 集体行动要求老有所养 《民生观察》 《民生观察》获悉,今天上午,湖南省常德、岳阳、长沙、湘潭、邵 阳、娄底六个地区数十个县市的民办教师联合行动,大家齐聚长沙, 到湖南省教育厅等部门上访。 据今天上午9点左右已到长沙的民办教师代表对我们说,现在已有四 个地区的民办教师到了长沙,常德和长沙部分郊县的老师正在路上, 估计人到齐了能达到上千人。 据了解,湖南这六个地区的民办教师,大都已从教二、三○年,邵 阳、娄底民师的情况我们以前做过报道,他们主要是因为计划生育被 辞退回家的。其它地区的老师都是在1984年后陆续被辞退回家的。其 中,长沙地区的老师问题最严重,该地区的老师说,他们本属于转正 (转为公办教师)的老师,但当地政府却将他们转正的指标以三、四 万元一个给卖了。 六地区民办教师今天集体行动,主要是要求政府落实政策,解决他们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 (《民生观察》工作室;2008-06-23) 〔提供者:(湖北随州)刘飞跃〕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都江堰新建小学家长请愿. 特警打人数家长被捕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2008-06-22采访报道〕四川地震中伤亡 惨重的都江堰新建小学家长周六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就教学楼倒塌调 查予以答复,与在场大批特警发生冲撞,数名家长被打伤,最少三人 被捕。 教学楼倒塌造成300多名师生遇难的都江堰新建小学约200名遇难学生 家长,周六上午前往法院门口请愿,要求官方就教学楼倒塌调查做出 答复。官方派出大批特警,与家长发生推撞。其间数名家长被打伤据 称一人送院,并有最少三名家长被捕。当时在现场的家长肖女士告诉 本台:“昨天我门一、两百名家长站在法院那里,不知咋的特警就来 了,相当多的。特警先打一个家长,把人家头发拉着摔倒在地,她的 爱人就上去扶,家长们也过去了,特警就把人带走塞到110警车里 面。一个男人被打伤送院了。我们家长当时被逮了三、四个,后来我 们就要求政府放人。” 家长们对领导拒绝出面,而将他们转给信访部门协调的做法不满,肖 女士说:“政府不见面,叫市委信访办得来谈,学生家长没有跟信访 办的谈。” 另一位该校学生家长何先生也证实了周六家长请愿被捕的消息:“昨 天,就是因为教学楼的原因请愿,好象是抓了几个人。” 记者周日致电都江堰公安指挥部,电话无人接听,暂时未知被捕家长 是否获释。 都江堰抗震救灾新闻中心一位姓马的官员接受记者查询时表示暂时未 有家长请愿被捕的消息,而她表示不会对教学楼质量相关问题进行消 息封锁,目前正等待中央方面的解决方案。 记者:想询问一下昨天一些家长和警察有点冲突,其间有几人被捕的 事情。 马官员:这个我不清楚,没听说过。 记者:现在你们这边是不是不方便报道教学楼倒塌的相关事情? 马官员: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不方便报道的,我们都是事实说 话。我们政府当然希望稳定,但不会为了稳定就掩盖一切,都是公平 公开公正的。至于相关具体措施,我们政府会在相应的时段公布;而 国务院建设厅也会把检查质量等事情给大家一个说法,他们会进一步 做的。但现在这个工作我们地方管不到了,国家在插手这个事情。 而都江堰另一间伤亡近300的学校聚源中学,从6月初开始被省政府方 面列为管制区域,省公安厅在当地派驻大量警察,地震一月祭当天该 校死难学生家长前往学校悼念的行动遭强行阻止,三名家长被捕,拘 留三天后获释。此后,家长集体情愿行动暂停,家长董女士周日告诉 本台:“让进学校,警察还是每天都有那么多。最近连家长都看不到 了,没有人来了。都平息下来了,上次不是抓过三个家长么?三天后 放出来,之后就没有人敢去闹了。” 此前,法院也拒绝受理聚源中学家长就教学楼倒塌提起的民事诉讼, 目前没有律师再介入提供法律援助。有该校家长认为维权活动受到系 列压制估计与奥运期间维稳工作有关,董女士表示,如问题还未解 决,家长们不排除奥运过后往北京请愿申诉:“现在晓得奥运会期间 参加活动是不起作用的,只会遭抓捕。不是说不闹了,说得是等奥运 会过去还是要闹的。不给我们打这场官司,有的家长说不给我们打我 们就走路到北京去请愿。”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6-22;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洛杉矶西藏人权组织 再度中领馆前集会, 抗议奥运圣火拉萨传递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2008-06-22洛杉矶报导〕美西时间21日下 午,洛杉矶的西藏人权组织再度来到当地中国总领事馆前集会,抗议 中国政府将奥运圣火带到拉萨传递,他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开放媒体 自由进出西藏,并驳斥官方传媒宣称藏人一致欢迎圣火的信息并非事 实。 “南加藏人协会”和洛杉矶“西藏之友”等社团号召数十名旅美藏 人,来到中领馆门口抗议北京奥运圣火令拉萨陷入又一波恐布气氛当 中。洛杉矶“西藏之友”前会长范努查尔斯(Tseten Phanucharss) 说,过去几个月,中国因发生汶川地震天灾等事故,外界暂停对西藏 情势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仍继续对西藏实行高压迫害等手 段。 西藏人权团体在中领馆门口拉起五色旗,每一面旗子上都印有近几个 月来因拉萨等街头冲突事件丧生,并已确定身分的藏族同胞姓名。范 努查尔斯说,我们藉由五色旗哀悼因武力镇压而丧生的同胞,我们明 白这些人姓名无法被记录在中国政府官方文件里,但我们将永远记得 他们的名字。 “南加藏人协会”会长库罗(Kyulo Namgyal)也批评中国政府对北 京奥运圣火到拉萨传递的新闻发布,不过是经过挑选和监控的宣传手 法。库罗说,那些信息并非事实,中国政府藉由圣火传递向全世界宣 传汉藏和谐与两族友好的历史,在我看来却是令我心痛的谎言。 库罗再度为藏族人权请命,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公正与公平待遇。库罗 说,藏人要求和汉人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为此抗争,争取包括经 济、教育、保留传统文化和信仰等多方面的自由。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6-22;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多事的上半年 且止楼随笔(之15) 王新旻 这些天心情颇不平静,也不能进入正常的写作状态了。一场大地震, 发生在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地震的中心汶川,是我曾经逗留过 的一个印象美好的羌族山城。还有北川和都江堰,也都是我逗留过的 地方。但是现在,它们却都已经面目全非。 还有成都,也是一个我不能不挂念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我值得珍惜 的情感情谊和记忆。 2008,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先是南方大雪灾,再是与台湾的局势剑拔 弩张,而后是影响全球的西藏事件,再后,又是波及世界各地的奥运 火炬传递中的抵制和反抵制,最后演变成国内外的“爱国暴民”运 动,不久又发生疫情和火车碰撞事故。这一切都还没有过去,一场更 大的灾难又降临了──“5.12”汶川大地震发生。而这一场罕见的 大灾难还没有真正过去,多个省份又频频传出水灾的消息。 不过,在这一切之中,感受最深的,还是政府一贯高高在上的傲慢面 孔,网络管制,媒体千口一声,“爱国群众”在幕后推手的“导引” 下不知所以的宣泄和喧闹。一些画面,依稀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 代。口号,呼喊,激动,拥护,愤怒,辱骂。但很快,他们又被引导 到另外一个事件中。群情如奔牛,而有一只手始终在控制着,牵引 着,要他们淹没踏平那些尚存的理性和异样声音。 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的心情很乱。有时真的想,不去看电 视,也不看网上的东西。逃出去,逃出现实,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写作者,以此来延续残留的生命。但我还是没有做 到,我还是让自己卷了进去,不由自主的卷了进去。我不能真的沉 默,真的置身事外。 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我知道这样自己有危险,但我还是不能违抗 内心的声音。我知道我不能够说违心的假话来蒙骗自己,但也许我可 以沉默。可是,我依然没有做到。 如果佛陀的思想,是要人逃避现实的,作为他的学生,就让我忏悔 吧。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在忏悔之后,再不去思考现实,再不 去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真羡慕那些历史中的高人,他们可以不为尘俗的事情所动,从而俯视 人间。只是我做不了高人,也就只能继续在这烦恼着的路上趔趄前 行。 多事的2008上半年即将过去。那么,下半年呢,又会发生些什么?我 现在虽然还无法预言,但是凭感觉,2008这个多事之年,下半年也一 定不会是平静的。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天灾或人祸,能够少一点,不要再让这个本来 就多难的民族,继续承受不该承受的灾难。 (2008-06-1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海关系新思维(之1) 孙上清 ┌────────────────────────────┐ │ 主要不是以台湾人民之利益、意愿、自决权利为依归的议  │ │ 论,在人民已经尝到民主化的甜头之后的台湾,是难以获得 │ │ 人民的认同、认可,从而难有机会被选用的。这一点,作者 │ │ 和读者有需谨记于心。                 │ │                    ──洪哲胜 编按 │ └────────────────────────────┘ 台海关系,以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和大陆的历史渊源,从明、清 至今,对历代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策问题;对于至力 于建设民主中国的海内、外民主力量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 问题;对于马英九和中国国民党来说,更是一个迫在眉睫需要重新定 位的重大而剌手的问题。 在台海关系问题上,中共已有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其目标就是“统 一”,其策略就是“一国两制”。统一的目标我是认同的,相信有相 当多的华人也是认同的。但“一国两制”这看起来很美的方式,由了 港、澳的经验,我对其产生了怀疑,因为自从香港、澳门回归以来, 大陆对港、澳的非民主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港、澳对大陆的民主影响 力则极为微弱,大陆的民主进程丝毫未见显著的推进,中国的人权状 况未见实质性改观。因此,从长远来讲,“一国两制”不利于中国的 民主化建设。因此,用“民主制统一中国”应成为广大华人的共识。 更应该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的共识,更应该成为马英九国民党处理 “台海关系”的基本方针。下面先从台湾方面的角度谈一下马英九国 民党应该树立怎样的台海关系新思维。 从蒋介石以降,几代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 蒋介石从准备撤离大陆那一刻起,就在为将来“反攻大陆”、东山再 起做准备。但是随着中共政权的日益巩固,“反攻大陆”便成了他的 一个梦;到了李登辉,从“92共识、一中各表”,到“两国论”,骨 子里其实只有一个偏安一隅的“独”字。而到民进党的陈水扁上了 台,把“独”的文章也算是做尽了。可无论他在“独”的道路上走得 有多远,他也明白他并不真敢宣布“独”,最后只能是铩羽丢面,黯 然下台。“独”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理想,但这个理想缺乏高瞻远瞩的 战略考量。现在国民党的马英九上台了,他吸取了前任们的教训,采 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具体可谓“不统、不独、不武”。表 面看起来很高明,象圆溜溜的西瓜一样让中共无可奈何,但他仍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的生存发展问题──即国际空间问题。没有国际空 间的台湾是没有前途的。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的前途问题。因为 现状终究要被打破,不是专制占上风,就是民主占上风,看谁更能认 清历史的走向,看谁更能把握住历史的机遇。 现在,在台湾的前途问题上,虽然在野的民进党、亲民党、台联等起 着巨大的制衡作用。但毫无疑问,马英九、国民党将发挥主导作用。 台湾问题,从长远来讲,归根结蒂,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生存和发 展都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统,二是独,三是不统不独。从历史 经验来看,“独”是没有出路的。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为什么没有走通 “独”路?虽然台湾两大族群在统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重要原因之 一,但我以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实力。假若国共当年是划江而治,如同 现在的南北朝鲜,过去的东西德,那将与现在偏安一隅的局面不可同 日而语。不仅独也独得,统也统得,且处处可起主导作用。现在执政 的马英九和国民党无论是从前车之鉴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文化同源、祖 先共一的角度考虑,肯定不会走明“独”之路,但按照旧思维又不愿 意“统”,只好陷入左右为难的不统不独之尴尬境地。 为什么说“不统不独”是尴尬境地呢?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 的生存、发展和前途问题。那么,马英九国民党应树立怎样的新思维 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那就是回顾历史,再树雄心,摒弃偏安东南之 小识,重启国共竞争之雄心,以国共发展空间和对等法理地位为切入 口,以民主政体为归宿,与海内、外民主力量、中共、民进等政党一 起再造民主的统一的大中国。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 首先,马英九国民党要敢树雄心、立壮志。从马英九和国民党现在的 表现看,是没有雄图大略的。他的“不独”是为了防止中共的打压, “不统”是为了偏安,“不武”是因为没有实力。如意算盘是利用中 共的求“统”心切,来为台湾谋取利益。但中共决非傻子,只要马英 九国民党不按“一国两制”来走,中共能给予台湾的实际利益将会十 分有限。如果马英九国民党接受“一国两制”,台湾的明天就是现在 的香港。因此,当务之急,马英九国民党应当从构建亚洲民主图景的 高度,担负起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重任。整个中国实现民主,不 仅是世界的福音,更是中华民族的福音,更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的前 途问题。 其次,马英九国民党应该明白:树立大中华民主理念有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现实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讲,国民党比中共的历史还要悠久,而 且曾是中国最早的执政党。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经过百年历史的锤 炼,已由先前腐败的、独裁的政党重生为民主的政党。尤其有过两次 因为腐败而被击败的教训,现在由廉洁的马英九执政,国民党当会以 前车为鉴,视廉洁、亲民、民主、公平、正义为生命。那么有如此宝 贵精神财富的国民党,为什么不敢树立与中共等政党一道造就民主中 国的远大目标呢?从现实的角度讲,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指导的 民主体制已在台湾开出成熟的硕果,它是亚洲民主的灯塔。它不仅成 为台湾的骄傲,也为大陆同胞所认同和向往。从泛蓝联盟的成立就可 看出大陆的民心所向。但由于民进党和国民党心中没有远大抱负,只 存偏安思想,竟然漠然置之,实为可惜可叹。 第三,马英九国民党在推动大中华民主进程的起始阶段要选择好切入 点。在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方面的 海协会与台湾方面的海基会是对口单位。协商的内容以事务性为主。 而这两会都是非正式的官方组织机构。为什么不能有正式的官方接 触,因为有法理障碍。因为两者皆称国,虽然是“一中各表”,但它 意味着,互不承认,自为正宗。国、共两党之间却没有法理方面的障 碍。因为国、共两党历史上曾两度合作,具有平等的法理地位。这也 正是连战、江炳昆、吴伯雄等能够访问大陆的原因所在。因此,下台 海关系这盘棋的切入点,不在政府之间而在两党之间。具体地说,从 谈政党的发展空间入手是最好的切入点。 在如何“统”的问题上,中共定的是“一国两制”。按照这种方法, 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的发展空间只能在台湾。而这也为中共无限期 推迟大陆的民主进程留下隐患。因此,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一国 两制”,它对台湾对大陆均是无益的。在台湾方面,由于无论是民进 党还是近几十年来的国民党就没打算过统一,所以如何“统”的设 想,在台湾方面几乎是空白。 现在,如果国民党方面不仅不独而且想统。那么,它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这样一来台湾的地位就如同现在的香 港、澳门一样。成为一个特区──台湾特别行政区。国民党等政党就 成了地区性的政党。台湾就会象香港、澳门一样日益受大陆腐败风气 影响,台湾成熟的民主体制会日益受到扭曲。香港自从回归后,新闻 自由受到严重破坏就是明证。这种模式不利于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不 应该成为国民党的选项。除此之外,国民党只能彻底摒弃偏安思想, 立足台湾,放眼全中国。那么,它的最佳设想应该是“一国一制”, 即实行统一的民主中国。 当然,国民党这种构想会遭遇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台湾本土的去中 国化势力──“台独”的反对。但我以为,从长远看,这股势力有改 变的可能。因为它们最看重的是民主体制,他们对中共的恶感主要来 自对专制体制的厌恶和恐惧。而且他们也终将会明白,大一统的民主 中国将会在国际舞台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将给她的国民带来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也会从根本上解决台湾民众对专制威胁的恐惧,永享 自由民主的生活。 二是中共的阻挠。但我感到,中共就是不愿意也实在找不出反对的理 由。无论中共能否接受,但从国民党方面有提出的充足理由。第一, 因为国、共两党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合作,且两党均为全国性的政党, 如果要统一,彼此就有对等的法律地位。虽然国民党近几十年离开了 大陆,但就象儿子离家出走,但仍是父母的儿子一样,谁也不能说, 离家的儿子再回到家不成儿子却变成孙子了。既然彼此是平辈关系, 那么,国民党在大陆同共产党在台湾一样都有发展自己党员的法理依 据。只要两党的问题解决了,民进党、亲民党等也只能具有同等的地 位和发展空间。而中共要给国民党等政党同等的法律地位就只能是 “一国一制”。但这“一制”中的政党关系不可能是大陆现在的政党 之间的从属关系。如果中共不接受“一国一制”,不承认国民党等政 党在大陆有发展的权利,不给予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同等的法律地 位,那就等于中共自己阻止两岸的统一。中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国民党不论从现实考虑还是从长远考虑,以政党生存发展空间 和政党平等法理地位作为切入点,以共建民主中国为目标将会使国民 党处于主动地位,也将会为国民党赢得巨大声誉。 如果,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在大陆有发展党员的权利,给予了国民党同 等的法理地位,那么,大中华进入民主中国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从 历史经验看,以现在廉洁的马英九形象,如同当年的共产党在国民党 腐败时能够发展壮大起来一样,国民党在大陆发展党员的速度亦将会 非同一般地快。而中共在台湾要发展党员也许就不会同国民党在大陆 那么快。因为经过民主教育的台湾同胞不会太热衷腐败的政党,除了 那些有非分之想的政治投机分子。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腐败势力的 威力,某些西方政要的表现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如果整个中国形成了多个政党势均力敌的竞争局面,那么民主中国就 要诞生了。因此,对于马英九和国民党来说,目前可以先把着眼点放 在廉洁执政、发展台湾经济上;但从长远来讲,一定要有立足台湾, 放眼全中国的雄图大略,并及早和海内外的民主势力建立广泛的联 系,并给予组织、物质、舆论支持。推动泛蓝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 给予《民主论坛》、《议报》、《自由圣火》等民主舆论阵地强大的 物质和精神支持。且不可只存偏安东南之小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总统出席台湾民主基金会 五周年庆成果展活动 台湾总统府 马英九总统今天上午出席台湾民主基金会五周年庆成果展活动,除为 开幕致词及参观成果展,并在致词后接受由该基金会王金平董事长致 赠的五周年成果年报。 总统致词表示,今天很荣幸第一次来参加台湾民主基金会五周年活 动,看了刚才的展览后,了解到过去五年台湾民主基金会已踏出稳健 的一步。他指出,全世界举行定期选举的国家已经超过120个,亦即 有六成以上国家都有定期选举,但是实施定期选举的国家是否就是民 主国家?恐怕不然,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个国家要追求民主,她必须是 要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也就是必须有一套国家 基本法来保障、规范人民的权利及政府的组织,这样才是一个合乎标 准的民主。 总统接着表示,1997年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理念,民主国家不但 是宪政民主,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换 言之,上述120个国家中,是否有些是不自由的民主或非自由主义的 民主?有些国家有定期选举,领导人受到民众的支持而当选,但当选 后却以行政命令治国,甚至提倡种族主义,因此,到底民主是不是只 有选举?还是有其他更值得我们珍惜的价值?王董事长特别提到优质 民主,这个关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也曾提及。以中华民国的发展而 言,我们在97年前就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直到61年前制订 宪法,开始行宪,60年前才透过国民大会选出第一任总统,总统的直 接民选则是在12年前,而我们解除戒严也才不过21年,由这些发展可 以看出,光是订一部宪法或举办选举是不够的,还有一些内涵须逐步 充实。 总统进一步表示,1983年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发表一篇著名演说提到 民主的发展,并获得美国雷根总统的共鸣。雷根总统并说到“民主和 自由的勇往直前,将把马列主义丢在历史的灰烬中”(The march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ll leave Marxism-Leninism on the ash heap of history),这句话也得到很多人的共鸣,不久后美国国会 通过预算,成立“国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 cracy),开始透过政党及其他途径从事民主外销工作,当时共和党 及民主党分别成立国际事务中心,开始提供许多国家所谓的民主协助 (Democracy Assistance)。其实这项工作德国人早已开始从事,德 国每一个政党在政府补助下都成立不同基金会,基督教民主党叫艾德 诺基金会,基督教社会党叫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分别联络与其政治理 念相近的政党,包括中间偏右、右翼、中间、中间偏左、左派,不同 的意识形态联络不同的政党,最后的目标都是推广民主,增进德国的 利益。他说,20多年前他在国民党负责推动国际工作时,当时美国刚 成立上述两个中心开始推动美式民主,当他们到拉丁美洲时,却赫然 发现德国人已经先到很久,主要工作是协助当地人民举办选举、建立 自由民主的投票。 总统表示,我们自己也要谦卑,不要因为人家说我们是亚洲与世界民 主的灯塔,我们就开始替很多国家下指导棋,事实上我们还有许多可 以改进的空间,例如我们可以以一个过来人的身分告诉发展中国家, 当我们面对问题时如何解决,我们也曾遇到宗教受不当政治打压、白 色恐怖、“2.28”事件、美丽岛事件,这些在当时看是压迫,现在 看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都可以与朋友分享。台湾周 边许多国家还有类似情况,包括中国大陆,当遇到类似事件时,要如 何面对历史、诚实反省、逐步改进,大家都可以共享这些宝贵的经 验。 总统认为,我们不必象有些共党国家要输出革命一般要输出民主,但 我们却可以跟发展中国家分享台湾克服民主障碍的经验,最重要的 是,不管如何克服,世界上人权民主只有一个标准,在面对历史时是 用这个标准,面对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是这个标准,面对中国大陆是 这个标准,所有都是这个标准,也唯有如此,我们讲话才有依据,才 能大声,看到民主基金会已朝此方向迈进,他感到非常欣慰,希望有 更多工作从这个基金会出发。 〔原载《台湾总统府》2008-06-17;http://www.president.gov. tw/。提供者:总统府机要室〕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以青春为你护航 林世煜 ┌────────────────────────────┐ │ “……尸体拖回家,一进屋子,立刻血流不止……他身上满 │ │ 是伤痕,连睾丸都打破了……在《圣经.罗马书》中,耶和 │ │ 华应允一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几十年来我得以 │ │ 安静过日子,就是这句话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报应的。” │ │ (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台北南港二二八》)     │ ├────────────────────────────┤ │ “迅速而根本性的变革迫使我们不得不一直抛弃既有的参考 │ │ 座标。随时适应新到来的时代……无论是有意的或无心的, │ │ 遗忘成为许多人面对过去最好的方式。因此,在这个急剧变 │ │ 迁所塑造的失忆社会中,历史的诠释成为不或缺的集体治  │ │ 疗。”(何明修:《绿色民主》)            │ └────────────────────────────┘ 半生仗义为同袍奔走的老兵许昭荣先生,2008年5月20日晚,在高雄 旗津“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前引火自焚。遗书中写着“国不象国, 政府不象政府”。许先生早萌死志,他曾经与另一位同志相约,计划 于19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100周年时,在东京皇居前的二重桥 切腹自尽。他终于选择死亡,不再等待遥遥无期的申冤与报应。 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的董事、工作同仁和志工,十多年来以个人和 团队方式,投入“2.28”事件、台籍老兵与白色恐怖的真相调查。 相关的前辈与其家属,都是90岁、80岁,或70岁了。十多年来,他们 的苦难才刚开始诉说,还没有机会写进国史。十多年来,“迅速而根 本性的变革”,使得一切事物都如浮光掠影,彷佛满天喧嚣,却没有 重量和力道。现代史上这两代、三代人崎岖的命运,象风中飘游的尘 埃,很少能落在人们的心版上,遑论铭刻。 曾有许多展览,出版不少书籍和纪录片,官方也道歉、立碑、赔偿 了,但是老人家眼中流露的悲伤似乎不曾稍减。在他们心底,正义并 不曾回复。“国不象国,政府不象政府”,他们一辈子的期盼,在人 生的暮年,仍惶惶然没有着落。甚至,不会有下文了,因为没有人倾 听,没有人感动,他们看不到来者。一切都将结束。不再需要历史, 没有人想传承,只剩下不可逆转的抹灭和绝望。   “这位伯伯,可以请您告诉我们,您经验了什么?是什么让您如   此生气?掴掌伯伯,可以让我们了解您吗?” 突然觉得写不下去了。再读乐青张馨文同学这篇《掴掌伯伯,您也是 受害者……》,心底油然浮起不知如何话说从头的忧伤。 掌掴伯伯为什么生气,每个阵营的操弄者都心知肚明。所以乐青被安 排在园区的门外,不曾有人鼓励他们“进去”,也不曾有人邀请他们 “进来”。当事人都已聚集在历史的现场,却没有产生对话,或者根 本不会有对话。因为掌掴伯伯和他的难友,只是烘托反讽情境的道具 和背景,他们是这出戏的局外人。 也可能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做得太少,出版的作品不多,传播的管道太 弱,议题无关立即而切身的利害,以至很少人感念半世纪来为挣脱国 民党恐怖统治所奉献的牺牲。   “当时的您,是如何步上这条路,又是如何被镇压?您的同侪们   他们现在安好吗?在军监的日子怎么度过?您今日可好?是否仍   身处边缘?”(林世煜:《是什么让您如此生气》;收录于《写   给台湾的情书》部落格) 2007年12月10日,位于景美秀朗桥下的前警备总部军法处和看守所, 改制为人权纪念园区的开幕典礼上,发生政治受难者李志元先生,掌 掴前去现场、为乐生疗养院“呛声”青年的事件。 一名站在“终局”的门槛前、焦燥愤怒的老先生,一巴掌打在“后历 史”的、没有连结和交集、既陌生又异化的存在体,却是一名活生生 的女青年脸上。这一击,有若“绝望”和“漠视”两极触发,在灼热 的手掌和发烫的脸颊之间,开启受难前辈与新世代青年,建立连结与 传承的契机。 随后几天,不明白伯伯经验了什么、为什么如此生气的青年,陆续拜 访景美园区。有些讯息传到陈文成基金会,青年们想和前辈见面。 这是个令人雀跃的迹象。但是基金会从事白色恐怖田野访谈的同仁, 却也感到些许困惑。那段黑暗的过去,由于档案开放,回忆录、调查 报告、和纪录片的出版而稍微点亮;但是“在这个急剧变迁所塑造的 失忆社会”中,并不曾激起涟漪。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尚未结痂的 伤口,仍象仅仅流传、展示于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不足为外人道的 私密记事。 那些书,早已赠与国内中等以上学校的图书馆;纪录片,曾多次在公 视频道、在许多老师的课堂上播放;网路上也流传着报导与心得的书 写。隐约的,似乎有人读了,看了,启蒙了,感动了。但是活生生的 见证者和当代青年,仍不曾有过面对面的接触。 初次的安排,令人心头忐忑。李志元先生来了,还有郭振纯、林水 泉、林树枝几位前辈。基金会邀请了几位大学青年来听。对习惯端坐 在前辈跟前“听训”的基金会同仁来说,那是奇特的经验。几位“冷 硬派”老绅士,在众青年面前,流露出罕见的温柔,空气中迷漫着宽 容敦厚、慈爱和蔼,以及希望。终于看见未来,值得期待的希望。 青春无敌,是治百病的灵药。送走眼眶微微泛红的前辈和青年,基金 会的同仁都深受感动。多年来和前辈对话,使尽斑衣戏彩的承欢功 夫,都不曾见到那样开怀的欣喜。多年来到校园和社团举办座谈,播 放纪录片,也不曾看到年经人在面对活生生的“历史”时深受震撼的 神情。 基金会的同仁成了直接、真诚、面对面互动的信仰者,随后又分批邀 请青年和前辈前来,一同观看《白色见证》纪录片,由片中的人物现 身说法。基金会也邀请十多位前辈,前往立法院,陪同台湾人权促进 会为推动乐生法案的静坐。然后,在2008年5月16到18日,配合文建 会的“第四届绿岛艺术季”,筹办了有50多名青年参与的体验营。 两名社团经验丰富的青年志工,迅速召集并组训15名工作人员,邀请 六位全程解说的前辈和两位讲师,经过周详的规划,在网路上发出通 知。几天之内,全国各地涌进120多个报名者,工作人员精心挑选50 名学员,分成五队,16日在台东火车站集合,从富冈渔港搭船抵达绿 岛,循着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政治受难前辈徒步走过的路径,开 赴“新生训导处”和“绿洲山庄”旧址。隔天,又有140位前后期的 政治犯前辈抵达,参加艺术季的开幕式。 两夜三天内,青年们分成五组,簇拥着老太太和老先生,听他们说故 事,陪他们访遗址。历史,终于苏醒,并赋形在年轻跃动的生命身 上。年长的和年轻的脸,在南国岛屿海天一色的映照下,都光芒闪 动。 在13中队的墓前,摆下吾人对他们的悼念──台湾百合。聆听回忆、 抚摸陈迹,有什么教育比亲历实境更令人动容? 白色恐怖从书本上的文字、照片跳到我们面前,活生生和我们对话。 当年的遗迹伸手可触,那种震撼深深刻入我们的心坎。 与受难者对话,倾听受难者的故事,因为有亲临现场,重回历史画 面,由他们的表情看到深刻的伤害。 廖锦荣先生于碉堡内受到六个月的悲惨事迹,令人感到身为人是无尊 严;陈中统先生谈及留日回国后,思想被检视,以诱骗的方式安以罪 名,以致被判决15年。在那时代中,言论文字失去自由的禁锢之苦, 让人无法想象。刑求的残酷过程──冰床、杀精、老虎垫──以莫须 有罪名致人入罪又暴力相向,政府之专制蛮横以此为甚! 和受难者一起走过当年的路,听他们历历在目地娓娓道来当年的情景 ……最难忘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讲得激动之时,话声甚至哽咽…… 过程中我一度眼眶充满眼泪,这份感动我永远不会忘记。 从逮捕、拷打、入狱、出狱,无论是哪一阶段都是难以想象的。其中 提到出狱后才是掉入炼狱,亲友情的失去、社会的排斥都造成心理上 最大的折磨。王拓主委说,对未来不确定在人性上才是最大的压迫, 想象自己在那样的情境,活下来比死去需要更多的勇气,因此印象非 常深刻。 有一位爷爷说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在绿岛的日子,只有一股想要 活下去的信念。一位受难者的家属诉说着那段时间生活的尴尬、无 奈,而老先生静静看着他女儿不时眼角藏着眼泪。 听到许多受难者愿意再侃侃而谈,很是佩服,尤其是许多前辈甚至愿 意抛弃他过往的痛苦回忆,告诉我们要成为”宇宙人”、”地球 人”,而不要用一些分化把我们自己局限了。 每个长辈的生命经验和立场都不同,以张女士、林先生为例,从言谈 中可以发现,他们是支持独立建国的。最让我惊讶的是林明永先生, 他的思想十分进步,也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唯有岛上全民有共同 的国族认同,为台湾努力奋斗,不管是哪个族群都是台湾人。这会是 我日后行动实践的动力,当我见到他们期待的目光时。 阿公(陈鹏云)跨越日治、国民政府时代、语言转换、政治压迫、特 务干扰找工作,但他仍努力学习,对社会有积极的批判。 问他们对当时的国民党?他们说:“恨呐!” 问他们出狱后的生活?他们说:“苦呐!” 但他们最后仍会用微笑及闪动的眼神看着我们说:“加油!” 以为前辈们对于自身的经历是很不平的;而在这之外,前辈们对于下 一代的青年及社会,其实也存有相当的期待,这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的。 我帮苏玉鉴、陈鹏云、陈景通前辈找他们在人权园区受难者名单上的 名字。尤其是景通伯伯的名字找了很久,最后帮他找到时,他的开心 程度超过我的想象,只是一个小小的名字,他们要的不多,一份理 解、接受和关心。 我是历史系的学生,对于档案整理及口述历史可以略助绵力。自然此 类工作可能与我自身学业及打工有些冲突,但是我会尽力去做。 因为还是研究生,如有空一定会尽力参与。 是。工作之余,如有机会能够参与上述工作,愿意帮忙。 翻阅学员对体验营问卷的回应,学员和前辈们三天相聚的情景,不觉 一幕幕的重现。16日午后初抵绿岛,沿着海边卵石小径,老老少少前 往13中队祭拜;夜里,一同观看《白色见证》,分享感动;17日午 前,爬上小丘,钻过林投和芒草,探访昔日生产班的菜园;蹒跚走过 布满贝壳的沙滩,前往燕子洞;午后,当四辆满载140位前辈的巴士 抵达人权纪念碑,60多名青年齐聚草坪上鼓掌欢呼相迎;18日,分组 讲解新生训导处和绿洲山庄的故事;然后,近百人聚集在绿洲山庄大 礼堂,由青年代表对前辈表达感念和志业传承之意,再由前辈们为每 一个学员配挂“信物”…… “信物”,一条简单的细绳,挂着一块艺术季纪念章,前辈和青年面 对面站着,一位一位的配戴。离去之际,大厅里仍回荡着陈景通前辈 热情激动的呼声。在绿洲山庄行政大楼门前的石阶上全员合影,彷佛 无法散去。 体验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活动的标题,写着“我以青春为你护 航”。这几个字,许昭荣先生在踏上求死之路的前两天,或许曾经看 到吧。18日午后离开绿岛,至少有一位女士直接到高雄,并且见到许 先生。她一定把学员手册给他看,并且两眼放光的诉说她的感动吧。 但愿他在慷慨赴死之际,记得有一批台湾青年,以青春为他送行。 而且,会有一批接着一批。陈文成基金会和所有的志工,都决心继续 筹办下去。没有一个人、一件事会被忘记。这一代的台湾青年,已经 接下时代的担子,他们将以青春为这个岛国的命运护航。 【志谢】 2008年5月16日至18日的“绿岛青年体验验营”,是文建会“第四届 绿岛艺术季”的活动项目,特向主办单位,及承办的“台湾21世纪文 化协会”致谢。体验营蒙“50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进会”和“台湾戒 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的协助,并有多位前辈参与讲解导览, 分别是陈鹏云、陈海清、胡子丹、阎启明、黄广海、廖锦荣、张常 美、欧阳剑华、陈英泰、林树枝、许曹德、邱再兴、和王拓。感谢吴 叡人教授担任讲师、以及促进会的张英珏女士、本会董事曹钦荣先 生,又,郑志勤、林芳微、和绿岛的田亦生先生的全力协助。 体验营由周馥仪小姐和林传凯先生尽心尽力的规划,13位工作人员也 全程付出,他们是:江佳娟、萧民岳、宋恩仪、钟瀚慧、刘惠纯、叶 虹灵、刘镇、林邑轩、梁尚慧、王俊凯、林子扬、童智伟、李立伟。 〔原载“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出版的《人权之路──2008》。转 载自《南方电子报》2008-06-23〕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用记忆的残片揭出狰狞的魔影 张世航        一、        行将窒息的世界好似波澜不惊        沸沸之欲和靡靡之音将风骚独领        渐趋麻木的静默之群早已遗忘成性        自从血腥的诅咒紧咬住孩子们的脖颈        本应真实的图景在缩水的脑细胞中畸形        层叠的历史在历史的层叠中归零        二、        欺骗的恶手有意无意的抓住原本无辜的爱情        喧嚣的网络游戏成为埋没心灵的陷阱        魔鬼苦心经营出遮挡自己大影的铁屏        貌似严正的教科书中充斥着篡改历史的伎俩        历代思想者的煌煌巨著处境冷清        叫嚣般的“巨星”之音却有无数人在听        三、        魔鬼其实颇艳羡君子的身形        最惧其偶现的獠牙在人们记忆中留停        只叹它的表演粉饰之技平平        有人忍着锥心的痛揭开魔爪强加的累累伤创        有人用记忆残片拼出狰狞的魔影        深藏悲怒的眼睛蓄满悲天悯人的温情        凝望着失忆的民族在猛士的呐喊中觉醒        四、        被催眠的心必将在至诚呼唤中结束噩梦的旅程        然后是直面已被魔鬼凌迟得惨不忍睹的人生        每根震颤的神经都发出尖利的哀鸣        短痛催生的弹力足以推走久久加身的魇病        记忆残片拼成的狰狞魔影将予人以永警        康复的心灵重孕出勃然的生命        修复的记忆必绘出华夏新生的明丽图景        (2008年6月10日,于广州)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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