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8-05-30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1998～2008年：中国社会进步的蜗牛爬行了多远？　　何清涟 ◆引言：追问执政者在汶川地震中的问题是我的天职　　王军涛 ◆藏族灾民谈地震灾害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 ◆学生家长不满学校向学生逼捐　　　　　　　　自由亚洲电台 ◆金钱万恶论──傻逼中国（之5） 　　　　（山西榆次）牛钝 探索道路 ◆锣鼓喧天声又来了　　　　　　　　　　　　（湖州）范子良 ◆公民权力与制度改进──反思地震大灾难，促　民主中国阵线 呐喊呼吁 ◆中国民主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贵阳）陈西 民主理论 ◆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人权讲话　　　　　　　（美国）克雷默 ◆议会的十一项原则（中）──论人民代表（之22）　　卫子游 迫害实录 ◆谴责蔡武，谴责文化部迫害张耀杰　　　　　（杭州）昝爱宗 文艺春秋 ◆三、八九风云（下）──荒漠独行（之3c）　　　　　　亚明 台湾问题 ◆北京将优先考虑解决台湾参与世卫　　　　　　　　美国之音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1998～2008年： 中国社会进步的蜗牛爬行了多远？ 何清涟 汶川地震已进入救灾善后阶段，与十年前中国长江洪灾发生时当局的 危机处理机制相比，可以度量这十年内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 少。 所谓“社会进步”包括几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思维与管理能力，民 众的社会参与及对外开放程度。 从政府的管制思维与管制能力来看并无变化。还是老一套，比如国务 院总理赶赴现场指挥，军队做为救灾主力，政府仍将“牢牢掌握舆论 引导权”当作“危机处理能力”的主项，媒体基本上都在表达党与国 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展示国家的动员能力，如“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等。只是1998年网路未普及，有关灾情的“谣言”没有多 少散布管道。经过了2003年ＡＲＳ消息散布的教训，此番中国当局于 地震次日就抓捕造谣者，并以“灾难当前，谣言须止”为由，让网路 媒体发布《共同抵制汶川地震中各类谣言倡议书》，高度自律。诸如 地震之前为何没有任何预报，救灾过程中官员发生的贪污，中国当局 拒绝境外专业援救队伍及时入境的真实原因等，基本不在媒体报导范 围之内。 对于灾害的解析仍以“坏事变好事”这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主 导。1998年是部分经济学家出面，用“破窗理论”向国人解释灾害有 助于刺激需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而现在则是用“多难 兴邦”论抚慰民众那被伤害得千疮百孔的心。 “豆腐渣工程”之多，与1998年堪称异曲同工。1998年在九江大堤 上，总理朱镕基看着毁损堤坝中用来充作钢筋的细竹竿，气得大骂 “豆腐渣工程”；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数百所学校惊现“豆腐渣 工程”本相──相隔十年，中国各处曾垮塌了好几座桥梁，如四川綦 江彩虹桥等，但这似乎并未能够使四川省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有 所减少。 官吏们仍然对发国难财情有独钟。1998年洪区灾民啼饥号寒之际，一 些官员竟然在大吃甲鱼宴。香港捐赠给灾区的几万条毯子，有不少被 乡镇干部“截流”自用。这不堪的一幕如今竟又在四川灾区重现。地 震余震未断之际，一些灾区官员被揭发侵吞、挪用救灾物资，以及与 不法商贩勾结，利用多种手段趁国难之机牟取暴利。仅德阳市一地， 已经查处民众举报的130多起涉及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和挪用救灾帐篷 等违规事件。更有各处灾民反映，当地乡镇政府发放救灾物资时竟要 民众花钱购买。这种穷凶极恶的贪腐嘴脸，让捐赠者颇为寒心。 官方仍然将救灾看作政府施惠于民的一种特权，不允许民间组织染 指。中国当局宣布，捐款者只应将钱捐给官方指定的三大机构：民政 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而对民间组织的捐款却一律打 压，如《牛博网》接受捐款的建行帐号被冻结。但这些官方信赖的慈 善机构却得不到民众信任，中国红十字会一开始就因帐篷价格过高而 被众多网友质疑，德阳市中江县红十字会，购买一万多元的药品，竟 要求药厂开五万多元的发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民众志愿参与救灾却表现不凡。在2008年赶赴四川的救灾队伍中， 有不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以及中国政府愿意接纳的国际救援队 伍。民众更是利用网路发布了各种不被官方媒体报导的资讯，网路亦 成为志愿者募集捐款、组织救灾志愿者队伍的一条主要管道。这样的 民众，谁还敢说他们不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这说明，不管当局 怎样打压，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是展现出不可小觑的活力，这正是中国 人养成公民意识的前奏，也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 可以说，这十年，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能力与管理思维方面的“进 步”属于蜗牛爬行式，远远落后于民众社会参与意识提高的速度。按 国际社会的正常标准，危机处理能力并不包括政府的新闻控制能力， 而主要是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比如救灾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危 机的善后事宜（比如灾后的安置与援助）等问题。在未弄清楚中国当 局对这次地震震情是否有瞒报现象，救灾捐款正被一群群贪官污吏那 一双双发绿的眼睛虎视狼顾之际，中国人切莫对政府期望过高。 〔原载《华夏电子报》第246期。转载自《大纪元》2008-05-30 00:16；http://www.dajiyuan.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引言：追问执政者 在汶川地震中的问题是我的天职 汶川地震灾难中的人为因素及政治教训 王军涛 　　　　 ┌──────────────────┐ 　　　　 │　谨以此文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　│ 　　　　 │　　　和19年前被镇压的民主运动　　　│ 　　　　 └──────────────────┘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藏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生特大地 震。由于垄断预告地震的一切资源和权力的政府没有任何预告，甚至 压制民间传闻，这场地震导致了惨重损失。即使按照中国政府出于某 些值得商榷的理由故意做出的不完全的报告和误导性报道〔１〕，这 个损失也震撼了全世界特别是华人世界。 我已经在另文中介绍这场灾难发生后我的反应和活动。与全球华人一 样，我被灾情和后果所震撼，为同胞的痛苦而难过，被中华民族值此 危机时刻表现出的凝聚力和顽强生命了所感召。但是，与全球一般华 人不同，政治迫害使得我无法回国以任何方式参与救灾活动。我唯一 可以做的救灾活动是，在纽约街头风雨中为灾区受害同胞募捐。与其 他一般募捐者不同的是，我因为政府的政治迫害不能回国看望弥留之 际的父亲，感同身受到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噬心之痛〔２〕！ 但是，救灾并不是一个公民服务于受害同胞和祖国的唯一方式。自灾 害一发生，我的朋友中就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搜集各种证据和迹象， 调查政府在这场灾难中的责任，探讨中华民族如何在今后避免这类灾 难的措施。那时，我回答朋友说，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应当 创造各种条件救人，支持一切力量尽量多地救人。此外，因为中国的 执政者消除任何其他力量救人的可能，他们成为绝境中灾民唯一依靠 的救助途径，此时任何缺乏足够证据的抨击，不仅不会被接受，还会 给执政者丑化、恶搞和打击民间力量的口实，使得这些独立民间力量 在民心转变后调查问题的公信力受到影响。 然而，我知道，我的朋友们的基本态度是对的。在一场灾难发生后， 一个公民的责任当然可以是去救人，但是一个理性负责的公民还有更 重要的责任，就是探讨这场灾难中暴露出国家的什么问题，谁应当对 这些问题承担责任，怎样采取措施改进现实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灾 难。说其更重要，是因为这不仅是给现在的受害者一个公道，而且为 了减少这些问题今后继续为害国人。在检讨各类问题时，政府是首先 应当被严格检验的对象。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发生大的灾害后的必 然和应然的选择。 现在，当救人已经不再是压倒性任务时，作为公民的问责的职责正在 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执政者的误导性宣传已经在人们心中建立 错误的印象成功地掩盖了一些重要问题和责任时，当执政者正想用新 的宣传重点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出问题和教训的探讨时，当中国政府竭 力用各种手段压制和打击国内外试图对震灾中的政府工作进行问责 时，这样的公民问责行动就更有意义了。 也许我们可以商榷在地震灾害方发生时需要万众一心救人，因此可以 暂时悬置各类争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发生那么严重的灾难时，我 们中国人需要认真严肃地研究现实问题，看看在应对这场灾难中我们 究竟有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哪些问题是可以避免但是 被人为因素耽误了，哪些因素来自于某些势力的利益的固有需要，所 有这些都是一个持续地追求公正、不断自我改善的社会所必需做的。 在这类追问中，政府和专业群体永远是被最严厉地追问的核心对象， 因为他们掌握甚至垄断着避免或减轻灾难的要素：公权力、权威和信 任；还因为他们耗费社会专门预防和应对这类问题的各种资源。 我深知，这样提出问题不仅不是没有争议，而且是把自己置于是非漩 涡中！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网友博客寒竹还写了一篇代表多维上许多 博客想法的文章，劝告国人在大灾之际思考问题不要政治挂帅。我理 解，寒竹博是真心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这个社会的建立 有赖于每个公民都需要有一种宽容和信任的善意；滥用政治怀疑会毒 化社会良知和导致过度恶斗。我也同意，在得出必须采取激烈行动的 任何关于问题的结论时，应当有理性的谨慎和责任。但是，这不能是 免除问责的充分理由。 在司法诉讼中，无罪推定是法官判决的主要原则，但是调查问题的侦 探必须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当被仔细地核查是否是犯罪嫌疑。我 们要求社会的权威机构，在对任何灾难和做出政治结论时，应当具有 多么宽容的善意和理性的谨慎。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社会中允许 特定的一些人紧盯着权势者的问题，时刻假定权势者是罪犯，仔细地 检验所有事实细节，寻找有关问题的证据，向社会的良心法庭、政治 法庭和司法法庭提起诉讼。 一个正义的、有活力的和不断进步的社会需要一个全面动态平衡机 制，既谨慎地维护社会的善意，也不断积极地揭露和解决问题。这是 一个社会政治上稳定和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这样的动态平衡机制中，有两种人必须“政治挂帅”：一种是政治 学者，另一种是反对派。他们的天然职责就是在每个灾难出现或者每 个公共事件中，都追问政治问题和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政治学者的社会分工是研究政治问题的。每个公共事件都是一系列复 杂因素的产物，其中政治是重要因素。政治学者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去 审查每个公共事件中的政治因素和问题，为社会提出改进的建议。即 使这些政治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政治学者也必须从政治角度探讨问题 和寻求答案。而优秀的和负责的政治学者是那些在别人看不到政治问 题或者对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方案时，他发现了问题和解决方案。 政治学者对于所有问题的基本假定是，任何个人和力量都有利用机会 和权力去谋取私利的动机；权力越是集中，政治体制中越是缺少制约 因素，这种腐败的动机就越强烈，也越容易得手；因此，政治分析就 是全面考察制度给权势者什么机会？权势者是否利用机会去做伤害社 会利益的事情？应当如何防止权势者今后重复这样的错误？ 反对派是政治生活中紧紧盯住政府的问题的政治力量。反对派的职责 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假定政府在一切行为中上都有作恶动机，分析 政府在一切举措和行为，揭露潜在的问题，提出替代政府的政策、人 事和制度的方案；反对派的最高目标就是，经由主流民意合理认定的 程序和方式，替换现有的政府。 一个成熟的社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不是苛求反对派不能有私心，不 要求反对派所有意见必须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期待反对派一定顺应主 流民意。从政治学上看，反对派与执政者都可以是追求自己的政治理 念和利益的势力，好的制度、文化和舆论环境并不是要求他们无私， 而是要求他们以满足社会利益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许多场合 中，社会安全和利益是通过恶意之间的相互制衡实现的。反对派不需 要也不可能完全正确，甚至不必要在所有问题上比政府都正确；他们 只要能够在政府有问题时揭露出问题就行了。同样，在主流民意支持 政府时，反对派负责任的选择不是顺应民意而支持政府，而是努力开 发更好的替代政府的方案，说服人民抛弃政府的既有方案，接受新的 更好的方案。在政治选择中，没有最佳选择，只有在既有的备选方案 中较为令人满意的选择；理论上总是存在着更好的替代方案。 一个社会对待反对派，就象对待那些市场中还不成功的厂家一样，应 当有宽容、耐心和鼓励，不因为他们的产品还不能替代现有的流行产 品，就压制、打击和排斥他们，更不应该附和那些想欺行霸市的大公 司去消灭其竞争者。一个不成功的反对派最多是不如政府；你可以不 选择他就行了。而形成一个比政府更好的反对派，比培育出一个开发 替代流行产品的公司更难。这不仅需要反对派的探索创新和辛勤工 作，而且需要健康的社会良知舆论。特别是在极权和威权政体中，政 府垄断所有政治资源欺行霸市，此时更需要民间鼓励反对派。 没有反对派，不仅永远没有超越政府局限的进步，而且缺乏竞争压力 导致政府更容易滥用权力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有如那些开发新产品 的厂家和投资者，反对派是开发新政治或推动政治变化的动力来源之 一；他们承担了开发新政治的所有代价，而社会可以享受新政治的好 处。 因此，在发生汶川地震这样大的灾难后，应当有一些人追问，是不是 有什么人为的问题导致这场灾难如此深重？政府究竟有没有责任？如 何避免减少灾难和避免今后重蹈覆辙？政治学者和反对派就是应当承 担这类天职的人！我恰好同时属于这两个群体。如果在汶川震灾中我 不能仔细地调查哪些人为因素导致灾难如此巨大和严肃地追究政府应 当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在这个工作中缺席，我就是失职！如果多数人 不知道、不理解或不相信我应该这样做，恰恰说明我的天职的可贵和 必要，说明我有责任做好这项工作。 其实，对中国现状略有了解和对人情世故具有常识就知道，在这场灾 难中不可能没有人为因素；中国政府和执政者很可能存在各种问题。 在现代化方面，这个政府确实是尽力推动的，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这个政府在做到上述成就时，使得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这个政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腐败政府。社会秩序混乱，道 德沦丧，社会贫富分化，社会冲突和人际纠纷中滥用暴力等等问题， 都与政府自身的问题有关。所有这些问题也都存在于四川省，存在于 受灾的各区县和乡镇政府中。稍具常识就知道，这些问题不可能不影 响到这场灾害对人的后果。 在以后的讨论中，我并不采用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天人感应”说、 某些主要宗教中的轮回报应说或一些宿命论的神秘主义的看法，这些 看法认为，人为的因素是导致天灾的直接原因，我是试图揭示一些社 会政治机制，其中某些人为的问题确实可以加剧一场天灾对人的恶劣 后果。这就是说，我们同胞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完全受害于天灾，人为 因素至少加剧了天灾的痛苦！ 当然，仅仅根据现实普遍感受的问题就铁口断言中国执政者要对这场 灾难负全部责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尽量专业的分析揭示中国执政者 的问题是怎样导致了这场悲剧；这样才能总结教训，作出具体的改 进，从制度和其他方面防止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我必须说明，当我认为官场腐败应当对灾难负责时，我并不否认官场 中也有好的官员，他们做了大量的努力减轻灾害。例如，如果不是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全力以赴，这场灾难造成的危害会更大，而温家宝 个人的形象也遮蔽了人们观察整个体制和政府的问题的眼光。我甚至 不否认那些腐败的官员在那极端时刻也会动真情，真心做工作救灾。 说实话，贪官并不乏人情味；那种对亲情和友情的眷顾，常常就是腐 败的心理导因之一。这不过再次证明，一个坏的制度不仅可以让好人 变成坏人，而且可以让好心成为做坏事的心理根源。 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我想逐一讨论执政者通过精心操作宣传误导了 国人认识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各级政府对这场地震的预告和准备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中国政府在组织救灾行动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中国执政者在灾难发生后信息传播管理中的问题 第四，中国地方政府在校舍建筑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中国政府在地震灾难过后善后措施中的可能问题。 根据政治学者和政治反对派的双重身分所规范的角色，我的职责是， 通过专业方式界定问题的含义和标准，搜集和分析与问题相关的资 讯，寻找所有的事实和证据去证实怀疑的问题，依靠证据进行理性分 析推理尝试证实关于问题的结论。 在做上述分析工作时，我会首先概括有关问题是否存在的争论中双方 的观点和论据，然后依据证据证明我怀疑的问题。对于那些理由不充 分的怀疑，我会指出需要进一步调研的事实，并且提出进一步搜寻证 据的线索。此外，我会尽力注意资讯的可靠性。 这里，我遗憾地指出，在搜集足够的事实和证据去确认问题和责任时 的最大干扰因素是中国政府的资讯控制和宣传管制机制，在涉及重大 问题的事实和责任的几乎所有的直接证据方面的数字和事实，中国政 府都是精心和严格控制，甚至动用国家安全机构打击试图得到这类资 讯的努力。这是另一个强烈的理由导致我去调查和确认这些问题的存 在和其中政府的责任。常识告诉我们，在不择手段地蓄意掩盖问题的 努力背后，往往就是问题的存在的明显的征兆。这个常识的一个经典 的搞笑版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 我深知，与所有人一样，我也有局限性和偏见，也可能犯有各种过 失，因此，我的分析不一定是无可争辩的最后定论，我不能强求别人 赞成和接受我的分析。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不该发言的理由，而是要 求我尊重不同意见，接受各种检验和盘问，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推理和 结论，理性地进行争辩，从而改进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从 而为改善现实创造民意条件。 因此，我申明，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不悦上，不媚俗，不唯书，不崇 洋，不语神，只尊重理性；当然，我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见解时，也 会尊重社会各种严肃的道德、尊重公正的政治和法治的权威，尊重宗 教，尊重主流情感和态度。同时，我期待着国人中有识之士认真思考 和检验我提出的问题和推理分析，不仅一起努力澄清问题和责任，而 且共同改进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思考和自我改善的能力。 当然，象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讨论一样，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启 动这样的讨论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学院事件。中国的执政者会以各种方 式干扰和破坏这场讨论，华人世界中也有许多人会出于各种原因讨厌 和咒骂我的努力，但是，我会坚持我的努力！作为政治学者和反对派 人士，我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有责任，决不能让那些由于自己的政治 利益和其他利益而渎职的势力逃脱该承担的责任，决不能让汶川震灾 中死去的同胞白白地付出代价；此前，由于我们没有总结教训，放过 政府的失职问题和责任，已经有太多的同胞白白付出了代价！ 在此前的那些灾难中，1989年6月初的那场屠杀最令我难忘！我想以 此系列分析文章纪念19年前的那场民主运动及其后的屠杀和迫害。我 认为，汶川灾难与中国现在存在其他问题一道，说明19年前那场镇压 的现实后果是什么。一个没有宪政民主政治制度保障的国家，人民将 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在灾害中缺乏生命安全保障。 【注释】 １、详细的但被歪曲的灾情报道见《新华网》：《汶川震灾专题》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kzjz/ ２、关于我的情况可以见我的《声明》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 　　2008_5_20_14_44_18_444.html ３、震灾短片 　　中文：http://www.youtube.com/watch?v=ONMMP5Pi8-4 　　英文：http://www.youtube.com/watch?v=Vz-6BNW_HFY 〔转载自《多维博客．时事．历史．军事》2008-05-28 12:5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藏族灾民谈地震灾害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林迪从都江堰发出的报道〕这次汶川大地震的许多重 灾区其实属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范围。地震灾害对于藏区民 众的影响如何？他们有什么样的呼声？有藏族灾民对记者谈了自己的 看法。 　　“救灾款一定要落到灾民的手中，那是灾区人民最大的心愿。捐 　　款很多的，最好一分不少落到灾民的手中。现在灾民最急需的吃 　　住的问题，以后还要重建家园。” 记者：“那么怎么防止钱落到不该落到的地方呢？” 　　“……我想管理人员应一心想着灾区的老百姓。” 他还希望记者帮助呼吁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待灾民和安排救灾物资 时，应该抱着一视同仁、公平、平等的原则。 　　“灾民都是一样的人，不能是跟政府关系好些的就多拿一些。有 　　钱没钱的人都一样。” 　　“我想特别是网站，现在开的救灾网站很多，比如说在网站上写 　　着抗震救灾，为人民，捐款等，群众不能轻易相信。” 他还特别注意到，现在各地一路通行而畅通无阻的各种各样的救灾专 用车，他认为这其中有不少只是打着抗震救灾的幌子。 　　“现在有很多车子上挂着‘抗震救灾’，但很多〔真正〕救灾的 　　车子不能通过，不是真正救灾的车子却通过了……我想，作为中 　　国人来说，不能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一些汉族的灾民也对记者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一位本来从事商业、这 次也受到地震灾害的妇女对记者反映说： 　　“帐篷现在涨到600多块，再买块气垫，加起来就将近一千块 　　钱。现在政府都在控制乱涨价的，乱涨价的都要罚。” 　　“灾民的要求是，记者去暗访都可以，问一下灾民具体有什么要 　　求，是最好的。比如说去汶川、北川、青川、平武的话，实际进 　　入老百姓家里去问一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5-29；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学生家长不满学校向学生逼捐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四川八级强烈地震，导致500万 人受灾，数以百万计的灾民痛失家园，他们无家可归，举国上下，纷 纷解囊相助。不过，一名学生家长星期五在网上刊文，建议禁止向中 小学生募集。目前大陆出现了捐款攀比的情况，有些小学，甚至向学 生“逼捐”，规定捐款的最低数额。 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导致超过40万人死伤，更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露 宿街头，他们无家可归，大陆及海外各方纷纷向灾民提供各种支持， 帮助他们。全国将抗震救灾作为头等大事，从城市到农村，从企业到 学校，甚至还有靠领取救济金的老人也向灾民捐款，场面感人。 不过，在大陆《网易论坛》上，星期五刊登了一位署名“江小鱼”的 文章说，他的侄子所在的学校遇到了老师逼学生捐款的情况。该文提 出了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中学生为了响应老师的要求，向家长 伸手要钱，用作捐款。 该篇名为《应该禁止组织中小学生捐款》的文章指出，“我那个尚读 二年级的侄子，他学校组织捐款，家里人给了他20元，他忿忿不平， 说不少同学是捐50、100的。他嚷着要100元。于是试图劝说侄子，侄 子说，如果不捐款或者捐得少，老师是会批评的。 北京的一名学生家长黄先生星期五对本台表示，“现在学校没有标 准，（小学）捐20或30元，中学生就不止了，要50或80元”。 文章指出，老师论钱赏功，表扬那些捐钱多的学生，而那些捐钱少 的，只能低着头，感到羞愧，回到家里，会和父母闹脾气。而孩子们 的老师这样做，是因为他要向校长交待，他要和其它班级的老师比 较。校长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向教育部门负责人交待。 在大陆，原本为了向灾民传递爱心的地震捐款，却演变为一场捐款攀 比赛，如上述文章中提到的，还要逐级向上级领导负责，捐款还代表 了一种承诺。成都的张先生对本台表示：“你担任了不同的社会职 务，可能在你出现的很多场合你都要捐钱，象我们，如果你在其它地 方捐了款的，你把捐赠凭据拿过来，这边（所在企业）也承认”。 另一名叫“笑对人生”的网友表示，“他之前已经向红十字会捐了 200元，但他们单位的领导居然说，在红十字捐的不算数，咱们单位 就你没捐款，现在咱们单位捐款的情况上级单位了已经知道了，对你 的表现十分不满，你作好下岗准备。” 广州的陈小姐表示：“大陆都喜欢搞点形式，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做 派，现在不是很让人接受，在地震灾害中，全国人民很想去为灾区做 点事，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在一个地方捐了，别的地方又要你捐，心 里就不好受了。小学孩子怕老师啊，听老师的话，家长就感觉到有一 种强制性。” 江小鱼的文章指出，募集者接收到上面传递下来的压力，他们只是为 了要给上面一个交待，而不惜把孩子都压在底下。这种境况，比地震 中，因劣质校舍而导致孩子被压在下面，更为恐怖。因为，地震尚有 无法预测无法躲避的天灾因素，而对七、八岁的孩子也进行逼捐，是 属于制度上的人祸，会严重扭曲他们尚幼稚的心灵。 对于部分机构“逼捐”和捐款攀比行为，中国天网人权事物中心负责 人黄琦对本台表示：“首先我们要承认逼捐者往往处于爱心，但在学 校里任何形式的逼捐和推波助澜的攀比，只能给我们的孩子造成心灵 的伤害和敌意，不利于募捐的健康发展。” 黄琦表示，这种逼捐不仅仅在学校，也应当在全社会禁止。四川受灾 民众真诚希望海内外、社会各界帮助我们，但我们不赞成用逼捐的方 式开展抗震救灾募捐工作。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8-05-30；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金钱万恶论 傻逼中国（之5） 牛钝 时至今日，再来做“金钱万恶论”的文章，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在 人民穷众看来，这种罪恶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似乎说这话的人断了他 们的财路。如果不是仅仅停留在说一说的层面上，当大家都忘了八的 时候，可以想象，断人财路所带来的仇恨，将会朝着“不共戴天”的 方向发展。 从前的老百姓很少有富裕的时候，而从前的士君子在求取功名富贵的 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功名富贵的嘲弄与蔑视，直到他获得了这 两种东西，这时候他换一种嘲弄的方式。这个现象非常奇怪，而更奇 怪的是富贵和功名之间的联系仿佛不容置疑，即便是在我们最理性的 时候也从来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功名必然会带来富贵。倘若去翻历史， 就会知道从前许多时候有功名的人俸禄也不是很高，则我们只能推测 他另有生财之道了。只有当我们看到第一代领导人和外国某些穷总统 以后，才能够在观念上把这两种东西多少分开来一点，而一旦我们中 的某些人成功地扣开了功名的大门，却又能天才地创造性地让它们融 合的如胶似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怀着梦想，这些梦想无论怎么奇怪 都不足为奇，最奇怪的事情是，一个年轻人不管怎样渴望着成为栋梁 之才，假使上帝或党给他一个成为栋梁的机会吧，我们总是发现他首 先成了蛀虫。 现今30岁上下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的教科书上对金钱社会的评价用着 怎样的形容词。我今天重新拾起这个形容词，仅仅是因为金钱已经恶 到没有人敢说它恶的地步了。它不是布什，不会对我们进行打击；它 也不是拉登，不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想想吧，它不过是人制造出来的 一种工具，却让人如此心存畏惧。可是反过来我们又会爱它爱得废寝 忘食，恍兮惚兮，恨不得撇下老婆孩子，自己变身为一架印钞机。 中国人多是慢性子，这从我国各级公职机关举行各种会议和宴会的频 率与时间的长短上就能看出来。要是从机关单位的人员配置之多和办 事速度之慢上去考察，那就更加令人坚信不疑了。中国文明的实质好 比散步，西方文明的实质有如赛跑。目前在全球范围里展开的商业竞 赛，对中国的文化心理而言，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我们是在散步的途 中突然被卷入一场赛跑的。假如没有这群赛跑者，散步也未尝不是最 好的方法，而且和散步相比较，赛跑也未必对身体更有好处。但是散 步永远结束了，在奔跑的人群中，你也必须跟着奔跑。但你原本是出 来散步的，身上穿着厚衣服，脚下的鞋子也不利于比赛，也没有进行 热身，再说平素从不曾参加过相应的训练，所以跑起来的时候虽然也 不算太慢，可是气喘心跳的比谁都厉害，汗也比人家流得多。这是从 整体的方面说，长久这样跑下去固然后患无穷，但一个整体毕竟和单 独的个人不同，不容易很快昏倒在地，况且它还有各种调节方式，虽 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可是作为个人，生活在一个正在付出代价的社会里却是不容易的，尤 其是正在为社会付出代价的，没有功名富贵的人民穷众。他们在见惯 了主流舆论对金钱的诅咒以后，突然被告知金钱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并且可以不择手段地攫取，前提是，你必须有功名或者敢于不择手 段。可他们多是诚实善良之辈，一时间还无法理解这突兀而来是事 物。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诚实的老百姓终于被世界打通了全身经 脉，从内到外都洋溢着对金钱的渴望，而且随时准备着使用任何卑鄙 的伎俩去获得它，但这时候却再也没有了机会。金钱仍然是可以不择 手段攫取的东西，只是前提变了，你或者拥有功名，或者已经取得了 富贵，而后攫取才成为可能。假如一个穷小子仍希望象从前一样，仅 仅凭借胆大妄为就能获得金钱的亲睐、世界的嘉许，那只有人民政府 的法律在随时恭候着他。中国民间的道德防线就这样仿佛在一夜之间 土崩瓦解，攻克它的就是那万恶的金钱。可是多数的老百姓从来就没 有见到过足以令他们放弃操守和良知的数目不是很大的金钱，却已经 把一切都放弃了。 人成了金钱的奴隶，处处受到它的压迫，却又在整个观念领域里对它 顶礼膜拜；现实在人身上割开一个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口，而那些所 谓主流思想，又给这个伤口撒下一把盐，让它随时随地散发出浓烈的 铜臭气息，对环境的污染比全中国所有汽车和人排放的尾气加在一起 还要严重的多。一切都消失了，文学、艺术、音乐、对美的感受力和 对思想的理解力。唯一还算繁荣的，是所谓的流行歌曲，由几个刚换 完奶牙的少年哼几句半通不通的黄色小调，诱骗那些还没有开始换奶 牙的少年。人的头脑简单和顽固得象一个秤锤，里面充满了迫切发财 的欲望，可是他们永远也发不了财，因为人家把这些东西灌输到他脑 袋里的目的，本就是希望他能够很好地帮助人家去发财的。人与人之 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只剩下一个标准，就是金钱，象 一个傻逼企业家说的，金钱是衡量一个人智慧的标准。刚听这话的时 候，我差点儿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后来仔细一想，其实也有道理。 在中国在这块热土上，金钱和其它某些事物与智慧的关系，有点象实 验室里的连通器，里面一共就那么一点水水，当这边升起来的时候， 那边自然就会下降。 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往往以为，君子是和我们 一样爱财的。其实呢，这句话用的是假设语气，强调“君子即便爱 财，也要取之有道”，事实上君子不一定爱财，或者说，古时候的君 子有许多都不爱财。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如果所有的人都拥有同一 个中心思想，那我们可真是白进化了一场。不爱财的君子还有么？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锣鼓喧天声又来了 范子良 沉寂了近十天，为悼念汶川大地震的死难者，举国哀痛停止一切娱乐 活动，从而让收听“敌台”的国人，耳边稍稍安静了些。当然，这个 “伟大的党”决不肯“立地成佛”，干扰声一分钟也未间断过。它不 过是改换了方法，用“共产声”压倒“自由声”罢了。它深知这种声 音是压不倒正义之声的，于是它想出了“如丧考妣”般的、为它死去 的爹娘报丧时用的声音。 但在昨天下午开始，这种声音又出现在短波收音机里了。在听众们心 中有一个共识：即“狗改不了吃屎”，它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非要作一番垂死挣扎不可。 这种明显违背《世界人权宣言》中“知情权”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却 由一个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共产中国，在干着这种见不得 人的勾当。一般稍稍有点道德的个人也不会做的。譬如在一列有秩序 排队购物或等候上车的人群中，一个道德败坏分子，横行霸道地硬要 插进或冲垮它，大家一定会群起而攻之，指责它象一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党！ 干扰别国的广播为国际法不容、做一个普通人道德所不耻，而且要耗 费大量电力，全球能源的紧张，已引起全世界关注。据消息称国际石 油价格有可能突破200美元一桶，我们这里液化气已超过100元一桶大 关（据说广州年初已突破百元大关）。 上世纪90年代初，听ＢＢＣ广播，据ＢＢＣ工程师讲：干扰别国广播 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用电量，本月笔者三口老人之家的 电费为120元，还没到用电高峰的高温季节，算一算一个中等城市总 计一定是个天文数字，却在为它一党之私，封锁资讯愚弄百姓中白白 地耗费了，这不是犯罪是什么？ 今天中国这个党由一群道德堕落分子横行着，他们没有一点廉耻感， 为了他们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治理整 体道德堕落，只有这个首要问题让这些人有所收敛，其他问题才能迎 刃而解。 昨天在我的电子信箱中，收到廉邦治先生主编《选择周刊》第186 期，第一篇文章是罗小朋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其中心思想 是：由中央直派县长。这个“中央”，我理解当然是共产党的中央。 我认为这个“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是“换汤不换药”，是“旧瓶 装新酒”，与国际上公认的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多党制风马牛不相 及。 摆在国人面前、触手可及的榜样，就是中国民主的灯塔──台湾道 路──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和吴伯雄在南京的题词“天下为公，人民为 大”。只有当共产党真正想要从上往下扎下根、而不是将人民当作摆 设，中国才有希望！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罗小朋先生在该文的结尾： 　　“现代的网路技术，为克服政治文化的自锁机制提供了一种新机 　　会，这是因为网路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 　　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当然，这仅仅是一 　　种机会，如果精英阶层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能力，没有道 　　德的坚守和承当，什么样的技术也帮不了忙。笔者在改革新思路 　　的机制设计中，引入了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是因为我相信中 　　国精英以”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能够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源和 　　精神资源，支援他们利用网路技术来打破中国政治文化的自 　　锁。” 我个人认同，但它的前提必须是有道德良知的人。 我希望共产党的“执政精英”，认清形势，向台湾国民党中的精英学 习。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一党的中国，如果倒行逆 施的话，一定会被全体中国人抛弃。 （2008年5月30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公民权力与制度改进 反思地震大灾难，促进良性大变化 民主中国阵线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八级大地震，震惊世界。民主中国阵线沉痛 哀悼在地震中罹难的同胞！并向全体灾民表示深切的慰问！ 在此次地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刻意宣传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从 政府部门迅速反应指挥、军警及时投入救灾、新闻的国际开放、救灾 的全民动员、允许国际救援等等诸方面，充溢着政府做秀和媒体自誉 自夸的表演。民阵认为：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共政府对自己褒 奖过之，反省不足，也不检讨地震预报渎职之责，甚至在救灾之际， 中共还玩弄“边赈灾，边镇压”的两手，继续镇压异议人士、宗教人 士等。 随着救灾事务的全面展开和深入，震前震后因人祸加重天灾的诸多事 实逐渐暴露出来。中国自古有“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之策，即：事 先防备意外，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为灾情所想，为灾民所思，我 们有必要将思考问题延伸到灾前灾后的政府行为和责任，并检讨政府 的灾情预防机制和抗灾能力。以便于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已经发 生的问题，避免更多人祸加重灾情。这是摆在所有中国公民面前的当 务之急。 我们本着社会责任和良知，发出如下呼吁： １、关于地震预警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早在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国家地震 局已经收到了研究机构和民间的地震预报。可是，中共当局以社会稳 定和办好奥运为由，决定不作地震预报，封锁有关消息，剥夺了中国 公民的知情权。当民间传闻要发生大地震，中共当局还下令辟 “谣”，以至于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因此， 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发挥监督功能，启动司法调查，追究政府责任，惩 办渎职官员，不管其职务高低；只有这样，才能给死难者一个交待， 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并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２、关于坍塌学校死难学生的法律赔偿问题： “5．12”大地震中，大量“豆腐渣”校舍倒塌，导致上万名师生死 亡。这是此次地震最为触目惊心的人祸。事实表明，很多校舍的建设 存在严重的贪渎问题。追根溯源，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一切向钱看 的必然恶果。我们呼吁师生家属，立即收集有关证据，以学校为单位 启动行政诉讼案，向责任当局索要充分合理的赔偿，还受害人一个公 正。我们还呼吁中国的法律界人士，对师生家属进行有效的法律援 助，建立一个或数个学校的有力案例，让其它学校效仿。 ３、关于防止救灾捐款和救灾物资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次地震激发了人们的善心，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捐集了大量的资金 和物资。可是，中国政府没有建立透明公开的由普通公民参与的管 理、监督机制，以至于造成捐款和救灾物资被贪污和非法占有。我们 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的公民已经自发建立起监督小组。我们呼吁，政府 马上顺应民意，支持民间已经自发存在的公民组织，在各灾区建立起 由深孚众望的各界人士组成的救灾财务使用监督委员会，以减少或杜 绝腐败，使捐款和救灾物资切实地用在灾民身上。对于贪污渎职的官 员，要严惩不贷。大灾引起大变，我们希望能够良性变化。经历了这 次大灾难以后，中国的公民力量能够发展发展壮大，中国能建立起打 破一党专制的独立的监查系统，从此有效遏止腐败，保障公民权利， 维护社会公正，重建社会道德。 ４、关于地震灾难的专业救援机构、技术和设备问题： 这次地震救援过程中，明显地暴露出中国救援队伍、技术和设备的缺 失。除了军队救援以外，还必须有一支专业地震救援队伍，才能够凭 借技术和设备及时探寻和救助废墟下的生命。这次日本、俄罗斯和台 湾的救援队伍，都展现了他们的救援技能和专业设备。我们建议中国 政府从教训中醒悟，从灾难中找到弊端，迅速建立专业机构，进口或 研制专门设备，全面掌握救援技术。 我们希望各界，尤其是政府方面，让地震灾难所激发的善心能够持续 下去，不要迷醉于一些媒体的赞誉声中，自欺欺人。要让中国早日走 出专制、腐败、不公正、不文明的阴影，中共政府必须立即着手政治 体制改革，开放党禁报禁网禁，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信仰犯，以 实现社会全面和解。如果“5．12”地震大灾难能导致中国公民意识 的大觉醒，促进中国公民力量的大增长，推动中国社会文明的大进 步，这将是中国人民不幸中的大幸了。让我们全球的中国人一起努 力，为建立中国公民社会而奋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民主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首先，请允许我们称呼你们为我们的反对党，同样，我们是坚决反对 你们的反对党。作为政党，在政党政治平台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 在野党；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无论是穷党，还是经济实力雄厚的 富党都一律平等，都有对国家大事、政治势态的自由表达权、批评权 和监督权。 我们是现有国家法律公认的“中国民主党”，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黔刑终字第198号裁定书为 证。 作为公开的中国民主党人，在这里，首先向贵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党 魁的“5、28”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会晤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总 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吴伯雄的握手言和终于接续上了63年 前国共两党重庆和谈的脉络。尽管这次握手来得太迟，尽管耗费了半 个多世纪的摸索绕了大圈子又走到了起点，毕竟说明中国人有能力共 同看到我们民族内部矛盾问题的死穴。 这个死穴就是为一己之私制造对抗，挑动冲突，实行强权统治。 两党会晤时，强调“中华民族”胜过国名和党名，表现出了一个更高 的意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以人为本，以民族大益为本， 以人权为本”，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本，不是以党派利益为本。结束 强权政治，转为政党政治；结束冲突，走向和解，解开死穴，走向双 赢。两党在21世纪的今天分别提出的四条共识居然是心往一处想的。 可歌可贺！ 吴伯雄主席一下飞机，在机场的讲话很能表达全体中国人民的心，那 就是：“大家要把握这一契机，正视历史、面对现实、展望将来。” “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创造双赢”，不论是“双赢”还是“共赢” 的提法，这是两党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民主党的心愿，更是全体中 华民族的心愿！其中也包括西藏的藏民和信徒、新疆的维吾尔民族之 所向往的心愿！ 和谐、和解，走民主政治之路，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既然 国共两党从对抗已经走到了和解，并愿意开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新局 面，我们民主党也愿意为中华的复兴放弃前嫌，在政治领域这块平台 内，与你们，及其他党派共创和平民主的政党政治新格局，共建两千 多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无有过的宪政民主制度！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共产党讲建设 和谐社会就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旧思维中转变过来。和谐社 会的原则是讲“正义、妥协、宽容、博爱”，讲“以真相促正义、以 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和谐的前提是真相得到揭开，正义得 到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则是“强权、敌情、斗争、残酷无 情”，和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冷漠、敌视和对抗。 既然共产党在放弃旧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新的和谐社会道路，有了 改变的新气象，并推动曾经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党走向共生合作，做了 顺应潮流，和顺应民意的创举，我们就希望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 过程中，放下架子，虚心向国民党学习，学习国民党在台湾政改中的 成功经验，实实在在地在大陆也实行民族和解，走56个民族“共创” 双赢，开放“党禁、报禁”的道路。我们希望共产党政府尽快立法通 过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确立人权在国内法律中的主导 地位。从而真正落实和保障大陆人民的人权，提升中华民族在国际社 会上应得的尊重。 为此，我们中国民主党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考虑以下我们提出的 几点建议： １、尽早解除“党禁、报禁”，释放一切因言论、信仰、结社、维权 　　和其他政治原因被判刑入狱的良心犯、政治犯。因为，21世纪中 　　国的监狱里有政治犯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的耻辱，政治犯的存在 　　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是相悖的； ２、允许因政治、宗教和信仰等原因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归故 　　土，享有回国权，在奥运之年能参与“北京奥运”的庆典；譬 　　如，邀请达赖喇嘛出席奥运开幕式，等。抓紧时机，通过和谈解 　　决好拖了近50年的西藏问题；重新审议“6．4”，撤消有关 　　“6．4”的错误评定，撤消公开的和暗箱操作的所有通缉令； ３、重新定位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结束一切不实的战争状态、敌对态 　　度的政策法规，撤出对准台湾的飞弹。开启三通，营造两岸华 　　人，以及华人世界自由团结的新天地，消解中共几十年来在中华 　　民族同胞之间制造的敌对、敌视，或者阶级之间的冷战思维伤 　　害； ４、立即停止强权政治，野蛮粗放型的行政方式，停止遣返那些来自 　　外地的访民，关心好访民及其随访家属的生活和安全，给各地进 　　京的访民一个“亲民”的好印象。尽早实施司法独立，在司法独 　　立的基础上通过公正的法律还冤民一个自由诉求法律解决争端的 　　权利； ５、给文明世界做出文明的表率作用，让事实说话，允许自由思想 　　者、自由撰稿人、中外媒体、民间团体、维权工作者、和国内外 　　非政府组织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向全世界人民公布政治体 　　制改革进程的时间表；依《信息公开条例》，接受国内外媒体的 　　批评和监督； ６、修改宪法。在新修改的宪法中引入“以权力制衡权力”的立法、 　　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或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 　　分立的制度。从原宪法中去除中共的所谓“领导一切”之垄断地 　　位规定，破除一党独大、打破政治垄断、引入公平竞争的多党或 　　二党制；修宪确立人大、政协为众议院、参议院；修宪确立公民 　　普选制度，引入保障公正公开公平的选举制度及竞选制度；保障 　　天赋人权，制定新闻法、政党法、宗教（社团）法、农会法，修 　　改工会法等等，保障新闻言论自由，保障公民的组党结社权落 　　实，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权落实，允许成立自由工会、自由农 　　会、自由商会、自由学生会等等民间独立组织…… 我们认为，上述呼吁具体可行，符合中国宪法精神，符合《世界人权 宣言》，更体现了普世的文明举止。也是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文规定的。 政府曾在申办2008“北京奥运”时承诺，要改善人权。现在正是兑现 承诺的大好时机。 最后，希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真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为师，以便顺 利的结束“一党专制”！ 此致 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2008年5月30日） 〔提供者：（贵阳）陈西〕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人权讲话 克雷默 ┌────────────────────────────┐ │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　│ │　（David Kramer）率领代表团访华，并于5月25日在北京外　 │ │　交学院发表讲话，介绍美国的人权和民主政策。以下是克雷　│ │　默的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ＩＩＰ）翻译。　│ └────────────────────────────┘ 非常感谢你所作的热情洋溢的介绍，感谢你们所有人抽出星期天的时 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 此我非常感激。 我非常珍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你们介绍我国政府对人权和民主的 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在美国总体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和在我国对华关系 方针中的作用。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结束时，能让你们了解美国 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些考量。我还期待在我的讲话结束后，如你们 所说，进行讨论和对话，问答，或发表你们想要发表的任何评论，我 确实欢迎今天这个在这里同大家交换意见的机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 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 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 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面对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中国 各地公民个人的反应确实令人赞叹不已。这种时候让人认识到我们共 通的人性──生命是宝贵的，即使当悲痛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袭来时， 触及的也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颗痛苦的心。我国政府和 美国人民仍渴望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就象在2005年“卡特里 娜”飓风（Katrina）给新奥尔良造成洪灾后，中国慷慨地向美国伸 出援手一样。正是本着这种友爱互助的精神，美国为紧急援助这次巨 大灾难受害者提供的民间和公共捐赠已达到七千万美元以上。 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昨天抵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大使馆，将一批送给 灾区人民的救援品装箱。这是我们能向损失惨重的灾区人民略表的一 点心意。 女士们、先生们，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今后几天要在北京同中国官员 展开人权对话。今年2月，赖斯国务卿和杨洁篪部长就恢复这个中断 六年的对话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我们两国就人权问题进行 有建设性的、相互尊重的磋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想借此机会说明我 们未来的想法。 美国在全球努力增进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是围绕这样一个信念，即人 人都有内在固有和平等的价值，自由地生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 利。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是每一位男女老少无可争辩的权利，自由是 我们这个世界通向持久和平的途径。 美国支持增进人权和民主自由，这体现出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是 这些价值观将我们凝聚成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的个人背景就象这个星 球上的各种文化一样多种多样，但我们坚信，我们在最忠实于这些价 值观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 我们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外交努力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 支持，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历届政府一贯推行积 极的人权和民主政策。在明年一月新一届政府就职后，这一政策会以 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在座各位中一直跟踪研究美国对外事务各种学说的人，肯定熟知我们 在海外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做法在我们国内不时引起的种种争议。几十 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 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人权和民主问题已经成为我 国对外政策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然而，我们谋求促进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仅属于美国的价值观，甚 至不仅属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它们是包含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 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深刻的人类 价值观，而中国在谈判起草该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普世价值 观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的认同。 我们看到，世界对人权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认为，这一呼声 来自各地人民要求有尊严和自由地生活这一人类的基本愿望。我们相 信，人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希望自由地按自己的良心行事，按自己 的文化习惯生活，按自己的愿望从事或不从事宗教敬拜，毫无畏惧地 畅所欲言，选择政府，向领导人问责，获得司法公正。 我们还注意到，对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的支持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 区域性机构的工作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及东 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等已建立或正在建 立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机构和机制。 我们相信，民主已被证明是能够捍卫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政府形 式。我们也相信，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尽管如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民主是一 种建立在人类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这一原则上的民有、民治和 民享的政府体制。然而，我们人类非完美生灵，我们建立的任何制度 必定会有缺陷。因此，为了保护个体公民，我们认为必须有内在纠正 机制以及对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权力的制衡。这些纠正机制 和制衡包括：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活跃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于行政 权力的立法和司法，以及健全的法治。 让我简要谈谈美国的有关做法。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 非完美无缺。然而，令我国公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我国建国以来， 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每一代人 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 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 而且远未终止。然而，我们的三权分立，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对世 界的开放，最重要的是，热切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公民勇气──例如马 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他们勇于在他们认 为必要的时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批评我们的政府，即美国政府 ──这一切促使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建国理想以及我们的国际人权义 务。 美国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作的人权承诺，我们在为履行这些承 诺作出真诚努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发挥的极其 重要的作用，即使当我们政府受到批评时也是如此。实际上，联合国 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促进对人权和 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内和国际的进步措施，确保人权与自由得到普 遍和有效的承认与维护。 就美国政府来说，我们将继续听取并直截了当地回应他人对我们自身 做法的关注，包括我们为防御全球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威胁而采取的行 动。美国代表团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在今后几天即将举行 的人权对话中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关切和不同观点，并会予以回应。我 们不认为国际社会中有人对我们的表现发表看法是干涉我国内政，我 们同样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应把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发表看法看作 是对其内政的干涉。这些是正当的国内和国际辩论议题，在这些问题 上，我国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在法院体系中以及通过媒体，都有 十分热烈的争论。这种情况是健康的，能够在可能出现问题时起到纠 正作用。 同样，我国代表团也会向贵国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关注人 权卫士被当成我们所说的良心犯、西藏局势、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以 及对新闻和互联网的限制等。 认真对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对双方有歧见的问题进行应有而坦率的 讨论。我们将尊重彼此的坦诚。 现在，让我来排除一些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有关我国人权和民主政策 这样或那样的常见误解。 首先，我国政府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努 力不仅反映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也促进我们的核心利益。帮 助扩大稳定的和良治的社会──这些社会尊重基于法治的自由，尊重 本国人民的权利，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行动 ──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我也可以说，它与全球稳定息息 相关。 第二，虽说我们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但它也 不是要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企图削弱其他国家政府。顾名 思义，民主是基于被管理者的意愿。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强加于人，美 国也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民主必须是那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 择，由他们提出。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也确实公开帮助那 些努力发展本国民主的人民。诚如布什总统所说：“美国不会把我们 自己的治理方式强加到无此意愿的地方。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找到 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自己的自由，走他们自己的路。” 我们认识到，有些国家的政府把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和民主的支持视 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影响的无情的零和游戏。我认为，这种看法低估 了他们本国公民要求改革的愿望。 是的，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支持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的努 力，但我们以透明的方式、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这样做。 第三，我国政府不能、也不是只追求人权政策而置其他重要问题于不 顾──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不扩散或促进贸易关系等。 我们谋求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和共同利益上合作。同时，与美国在这 些战略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履行对自己人民和 国际社会作出的尊重基本权利的承诺，我们会让其放任自流。这对我 们来说是原则问题，我们会表明我们的关注。 第四，我们不认为在全球发展生机勃勃、尊重人权、基于法治的民主 体制可以一蹴而就。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不容迟缓。 我们认为，各国政府不应等到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后才让本国人民享有 基本的信仰、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我们认为，让公民通过行 使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对社会进行最充分的参与，只会更加促进 和保持发展。 中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成就，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今 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私人生活，有了更大的个人空间，仅仅 30年前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这是第一次访问北京。我要告诉你们，就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内 ──我们昨天才抵达──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繁荣和它的活力令我 多么赞叹。我知道，北京不一定代表整个中国，就象到我居住的华盛 顿特区参观并不能让人了解美国的全貌一样。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 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个庞大国家的其他地方。 我们知道，贵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是，政府要努 力听取和回应公民的关注，例如对腐败的关注，与此同时，政府在努 力把中国的新财富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地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 国公民在行使国际公认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方面仍然 面临限制。即使是在政策事务上，允许不同观点及其自由表达其实是 形成最佳政策的一个途径；让公民抒发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能 够使公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感到他们与国家的前途利益相 关。 第五，我们并不是宣称民主必将自然到来，也不是说通向全面民主的 道路笔直平坦。但我们确实相信，民主肯定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途 径。途中肯定会有障碍和挫折，但前进方向是明确的。赋予公民更大 的自由？？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正那些妨碍走向更好未来的偏差。 第六，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 自己的方式。然而我们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而且 相互作用的要素，它们是我们公开地在全世界努力帮助促进的具体目 标，即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及经竞选产生的各级政府，法治下的各 种应责机制，以及一个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在内的强健的公民 社会。 一个开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帮助让选举以及当选的正直公民为国家 的良好发展发挥作用。同样地，限制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的政治空 间会给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造成限制。我们希望，贵国政 府在奥运会前宣布的对外国新闻媒体放宽限制的政策，会在奥运会结 束后继续下去，并更加放宽。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相互关联和联网的世界里，各国面对的问题十分 复杂，即使象中国和美国这样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 家，也无法单独处理。 我们在美国取得的经验是：公民社会以及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交流对解 决从贫困到污染、从传染病到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具有 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们只需看看中国个体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四川省作出的英勇 贡献；而大量涌来的自发性援助──例如人们排着长队无偿献血── 展示着普通人民的正直与无私以及他们为帮助国家处理因地震造成的 国难的坚定决心。中国拥有象你们这样的公民，真是非常幸运。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与你们分享的这些对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想法 贯穿在我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系的处理方式中，它也 将贯穿在明天我们与尊敬的中国同行举行的人权对话中。 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互利合作关系，不仅对中、美两 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须是 相互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事务上── 以及有愿望找出能够合作的领域。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以及对话将增进理解，并有助于展现未来共同合 作的各种可能。再次感谢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听我讲话，谢谢你们的 盛情接待，谢谢你们愿意听取我的观点。我们开始对话吧。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 〔提供者：舒文明〕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议会的十一项原则（中） 论人民代表（之22） 卫子游 对理性原则的补充论述： 议会的“理性原则”也许应该被台湾立法院确立为一条重要议事规 则。台湾立法院和地方市政议会中经常发生议员间相互斗殴的行为， 违反了理性原则，成为中共以“台湾乱象”拒绝民主制度的一个藉 口。这种不理性的现象理当得到改正。遵循理性原则，以理服人，而 不以力屈人，也应该是台湾立法会和市政议会的基本行为规范。很大 程度上讲，台湾肩负着中华民主榜样的历史使命，其民主质量的优 劣，对大陆的民主进程起着欧美民主所不能起的示范作用。台湾立法 机关如果能做出表率，杜绝议会中存在的暴力现象，让人们看到华人 照样能搞出高质量的民主来，则不仅以事实证明中共拒绝民主的谬论 不能成立，而且可让大陆民众更加坚定民主信念。要做到这一步并不 难，只需要增加那么一、两条议会规则并切实付诸实行就可以了。 五、平等公正原则 对平等公正原则最浅显的理解就是所有人被平等对待。一种对公正原 则的模式化理解也许会这样认为：公正指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必须将 所有人同等对待，并对每个人具有同等约束力。如果仅仅这样理解议 会的平等公正原则，未免失之偏颇。这种理解把议会的平等公正原则 局限于结果公正，即议会输出端必须公正，而忽略了议会的输入端和 过程。要想结果公正，即议会通过的法律和议决案〔１〕公正不倚， 显然，议会的信息输入端和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也必须公正，否则结果 公正就是空中楼阁，成为可遇而未必可求的稀罕之物。所以，议会的 平等公正原则──而非法律的公正原则──所指涉的，不是代议的结 果公正，而是指在此之前，在法律和议决案形成文本之前的整个过程 必须公正。也即是：议会议事必须遵循平等公正原则，在立法和议决 案形成的过程中，公正必须在场。易而言之，立法和议决案必须是公 正地生成的。 在这里我们用“平等公正原则”，而不用“平等原则”，原因在于， 人们对平等一词的理解歧义丛生。平等通常被从两个方向进行界定。 其一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即所谓程序正义。按这种界定，没有任何 人拥有格外的特权，不论他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还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真理”的拥有者──“先锋队”成员或被定义为具有“三个代 表”资格的成员，或者博士、知识精英，等等，都必须以普通公民身 分，遵守同样的规则，任何人只要违反规则，就得承担与其他公民同 等的责任，这种平等断定，只要真正实现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便不 必去管竞争的结果是否平等，把出现高低分层视为正常现象。其二指 结果平等，即所谓分配正义。这种平等要求国家机制必须按这样的原 则来建构：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每个人的需要，按无歧视的 原则把相应的社会资源分配给每一个人，以实现每个人在政治、经 济、文化诸方面所处的实际地位完全平等。传统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 前一种平等，即所谓的程序正义〔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更重视 后一种平等，即所谓“人人按需分配”的处境平等。人们很少意识 到，仅仅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理解平等，都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平 等。单纯强调程序正义〔３〕，意味着忽略个人竞争能力的差异。由 于竞争能力的高低不一，同样的程序能导向贫富严重分化，因此这种 秩序正义往往被讽刺成为富人服务；单纯强调结果正义，试图规避自 由竞争中能力和起点等差异造成的分化，却又忽略了人与人努力程度 的差别〔４〕，导向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结果是贫困的平均 主义，并因必须借助于实施强制性的分配制度作保障，从而将社会送 入“奴役之路”〔５〕。 具体而言，议会的平等公正原则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每 位公民对议会即将通过的法案有平等的评议权利，在决定什么是法 律，什么不是法律这一更为根本的环节中，每位公民拥有平等的发言 权和平等的影响议员的权利；第二个层面是指，每位代议士具有并且 只能有平等的一票，议长或议会中任何精英人物，只能通过以主张真 理获得其他代议士自主投票支持的方式来建立优势，而不享有多于一 票的投票权，更不具有对其他代议士的投票施加强制的特权；第三个 层面是指，任何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政党都有平等参与议会博弈的权 利；第四个层面是指，对过程公正而产生的投票结果，每个政党、利 益集团和公民个人均必须接受。 一种曲解议会制度的观点断定，强势的院外压力集团严重影响甚至直 接决定了议员的发言和投票立场，使得代议士沦为特权集团的利益代 言人，议会成为大资本家巧取豪夺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议会政治毫 无平等公正可言。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也因此，在其设计 的苏俄政制中没有议会的位置。这种观点在普选权尚未普及的年代有 一定的道理，由于选举权与财产挂钩，没有财产的占绝大多数的底层 民众没有选举权，对议会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力，完全由有产阶级 把持的议会，难逃有产阶级剥削工具之讥。但是，当选举权普及后， 对议会仍持这种观点，就没有道理了。首先，没有企业就不会有工 人，没有资本家就不会有企业，而没有企业，现代化生活就是无源之 水，在公平竞争中胜出的资本家和其他精英所组成的所谓的统治阶 层，是社会的建设性成员，代表着成功和努力的方向，失去这部分人 群，社会便丧失上进的方向感和动力。资本家压力集团成员也是国民 的一部分，让他们的利益得到主张和实现，与让底层民众利益得到主 张和实现，同样是议会的责任。两者兼顾方有公正，只强调底层民众 而忽略精英阶层，便是对精英的不公正对待，与歧视底层道理一样违 背公正原则。其次，资本家压力集团向代议士施加压力，并不妨碍底 层民众享有同等的向代议士施加压力的权利，双方影响代议士的潜力 和机会是对等的。前者拥有资本优势，后者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与资 本家利益均沾固然可能成为代议士的追求，不过说到底，代议士的政 治生命并不掌握在少数有钱人手中，与钱比较起来，数量巨大的底层 选票是任何一位代议士所不敢轻忽的。轻忽了，就走到了政治生涯的 末日，也就丧失了对资本家的吸引力。可见，在普选制下，强势院外 压力集团必然导致议会丧失公正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代议民主国家 的政治博弈现状给我们提供了事实证据，强大的工会对议会的影响 力，丝毫不在资本压力集团之下，劳资双方乃至多方长期博弈的结 果，使得博弈各方机会渐趋均等，整个社会日益趋向有序和均富。社 会失序和贫富悬殊在代议民主制下没有出现，反而是出现在中共一党 专政这样的前代议制国家里〔６〕。 六、分权原则 宪政就是分权，而独裁则不仅被理解为民主的反题，而且被理解为是 对分权，即对宪政划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取消。但在孟德斯鸠的制衡 学说的暗示性影响下，人们可能会把议会的分权原则理解为制衡其它 部分（行政和司法）的原则〔７〕。这种广义的分权原则，指的是国 家公共权力不能集中交给一个权力中心执掌，而必须交给不同的政府 层级和同一层级的不同机构分别执掌，并在这些不同层级和不同机构 之间建构一套相互制约的制度，惟其如此，国家政治生活才能正常 化，才能规避专制独裁之祸，人民的主权才有望得到保障〔８〕。 然而，分权原则不应当仅仅被当作“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制衡原则。 由于议会本身是权力机关，掌握立法大权，对它本身也应当制衡。这 是一种全面建立多样性的思路，借此使在议会政治的内在过程中，用 动态的平衡取代静态的绝对统一。立法机关要么通过两院制，要么通 过联邦制，来起得平衡和调节。即使在不实行两院制的代议民主国 家，在一院制内也必须通过让各种观点和意见相互竞争，来起到不同 政治派别间彼此制衡的作用〔９〕。我们所讨论的议会分权原则主要 是针对议会内部而言，而且主要是针对国家层级的议会而言。由于立 法权是国家的第一权，其通过的法律和议决案往往对整个国家的政 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 下长期增进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把这么巨大 的权力交给一个议会执掌，在某一个政党或集团极其强大，而反对的 力量极其微弱的情况下──这种情形在选举中并不罕见，如在实行按 人数多寡确定代议士数量的选举制度下，各省（邦、州）在国家议会 里的人数可能相差甚远，人数众多的省就有可能霸占公共财政决策 权，而人数较少的省则倍受歧视，从而导致议会沦为部分国民压迫其 他国民的工具。 综合言之，议会的分权原则指的是，为了防范议会沦为压迫性的机 构，立法权交给参众两院（或上下两院），宪法规定的由两院联合执 掌的权力，必须经过两院都通过方为有效。议会的分权原则是世界各 主要民主国家的关键制度，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 等，在联邦（国家）层级都实行两院制，其中法国还规定总统分享部 分立法权〔10〕。 七、竞争原则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总有一些国事是突发性的，尤其在遭到武 装侵略和发生骚乱期间，这个时候需要果断行动，如果众说纷纭，久 议不决，便将丧失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导致战争失败或混乱扩大， 致使生命财产惨遭蹂躏，鉴于非常时刻采取果断行动的需要，代议民 主制中交由行政首长行使的权力也被赋予一定程度上的乾纲独断的强 制性保障〔11〕。为了保证处置危机时的效能，行政机构中一般没有 反对派。代议民主制对行政机构的设计与议会则相反。对于行政系 统，人民主权体现在行政首长必须并且只能由人民定期直接选举产 生，以及人民拥有批评行政首长这些环节，一旦人民决定由谁来担任 行政首长，选举中的获胜者当上总统后，在如何施政的问题上，竞争 便不复存在，人民无权直接干预行政，制度给未担任公职的公民与施 政过程的联系管道是间接的，比如查询、抗议、行政诉讼等，而不会 允许享有主权的公民直接向行政机构发号施令。行政实行的是首长负 责制。在总统制国家中，实行的是总统全权负责制，在实行虚位元首 制的国家则由总理或首相负责。行政首长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固然 应充分听取并尊重内阁成员的意见，但最后决断仍然必须以首长个人 负责的方式作出，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独裁的特点〔12〕。行政首长决 断时是否“作风民主”，有的国家有所要求，如规定特别重要的国事 必须由内阁全体成员会议决定，总统签署法案必须有相关阁员副署， 等，但也有国家没有这种设计。也就是说，行政首长“工作作风民 主”与否，不是代议民主制必须遵循的原则。 代议民主制将行政机构设计成首长负责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行政机 构不直接负责保障公民自由。保障公民自由的职责主要由立法机构承 担。对公民自由起保障作用的，主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持续发 挥作用的行为规则〔13〕，发现这些规则不仅需要发现者具有渊博的 学识和深远的洞见，而且需要反复讨论酝酿。颁布规则这一工作通常 都不是急迫的，这就给反复讨论酝酿留下充裕的时间。由于人的局限 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发现规则所需的全部知识，还由于规则的 正面和负面作用一般不会立杆见影，却又将在长时间内对公民起到或 有利或有害的深远影响，因此，发现规则的工作非众人合作不可。不 同的人，不同的利益团体，各自从其所处角度提出意见，相互论辩， 然后方能找到或接近真理。所以，在议会中“为使最好的意见得以胜 出，意见竞争是必需的。”〔14〕不仅议会的成员──代议士的遴选 要靠竞争，而且代议士行使权力的方式，同样必须是竞争性的。与行 政机构中不能有反对派根本不同，立法机构中必须有反对派，不能没 有反对派。“反对派是议会的本质”〔15〕，“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 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 度。”“在民主制度中，反对派就象政府一样，是对人民主权生死攸 关的机制。压制反对派就是压制人民主权。”〔16〕反对派是议会之 魂，是议会之所以为议会的必要条件，也是鉴别议会真假的一项关键 标准，任何没有反对派的议会，都只配被称为举手机器，不是真议 会。 议会之所以需要以多党公平竞争为原则，根本原因在于，设置议会的 目的之一就是让国民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议会里得到和平解决，“以点 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 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17〕任何国家，任何人群，其内部 不可能没有矛盾。矛盾既是个人正常生活的内容，也是国家正常生活 的一部分，矛盾是构成真正活跃的事物的动力〔18〕。公民个人间的 联合与分化〔19〕，社会层面的稳定与冲突，都是人类社会常态。对 此，正确的对待方式是让冲突显露出来，社会只给化解冲突提供一种 公正和平的机制，以保证在某次冲突中落败的一方，有机会在下一次 冲突中扳回，以让冲突零星发生，和平结束，从而使得稳定与冲突、 联合与分化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结果是公民各得其利，各安其 所。错误的方式是根本不承认冲突分化存在的合理性，强制性地只许 稳定和联合，结果是冲突以丛林法则的方式隐形发生，零星冲突中处 于弱势的一方由于无力改变局面，又得不到同情和声援，有苦无处 诉，有冤无处伸，获胜的一方恒常获胜，处于下风的一方一次失败就 决定了终身失败，从此永远失去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丧失了扳回的 希望，于是转而把怒火对准这种只有利于强者而歧视弱者的不公平竞 争体制。强制性地只许稳定和联合，并不能消弥冲突，而是使冲突以 在公众舆论中被消声的方式潜在地发展，并潜在地制造更为深刻的社 会裂痕，直到某一天，分化以剧烈的方式突然袭击而来，虚假的联合 和稳定瞬间土崩瓦解，社会陷入不可救药的腥风血雨之中。人类通过 千百年试错，找到一种规避社会崩溃的机制，这就是议会政治。议会 中有反对派的好处是，让反对派在议会里把自身的诉求和平地表达出 来，对立的派别间借此机会相互了解对方所需，然后相互谋求沟通、 妥协与合作。当然，对于没有议会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议会中频繁不 断的争吵，一些良好的愿景因争吵而化为泡影〔20〕，也许会让人不 堪于混乱和痛苦，但是，正是这种表面化的混乱和小痛，具有防止潜 在分裂而致使社会最终崩溃的功能──这里所讨论的，我认为应当正 是中国几千年中治乱循环的症结所在，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 忽”的周期率，医治的方法应该是建立起一套公平竞争机制，即议会 政治，来规避矛盾积累致使秩序整体崩溃。 民主国家的理论家，如乔．萨托利，基于代议民主中多数占有政权， 持反对意见的在野党处于即时性少数的事实，习惯性地把反对派等同 于少数派。我不大愿意接受这个解读。我认为，少数派与反对派是两 个有时重叠有时完全相反的概念，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反对派不等同于 少数派，也不特指反对“我”的一方，或所谓“不义”、“反动”的 一方。议会或大社会中的多数被拥有军力作后盾的实力人物视为反对 派并不能容忍的情况并不少见，历史上如袁世凯集团之于当年国会中 的多数派，今天如中国共产党以5%的绝对少数，统治占95%的人民， 并视民间所有不赞同一党专政的人为反对派。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派 其实是多数派。有鉴于此，我对反对派的理解是，不论人多人少，也 无论理直理屈，竞争中的各方互为反对派。无论从身分而论，还是从 最终必须以合作结束的程序来讲，议会里的反对派只是相对的反对 派，不是绝对的反对派。议会里的竞争只允许正当的、合乎规则的竞 争，禁止任何以正当规则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竞争。反对派只是政治 对手，不能被当作敌人。一种对议会的深刻洞见认为，议会政治就是 “试图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把敌人变成竞争对手，又从知识的角度把 敌人变成论争对手。”不论对手多么讨厌，允许选择的对待方式只有 两种，一种是论辩，通过公开论辩说服对手，让对手承认你的理由和 诉求正当，从而投票支持你或弃权；另一种是谈判，相互权衡力量， 直到赢得一个彼此认同的共同界限。互为反对的各方，只允许相互反 对，任何一方都不可以令对方从眼前消失。对于政治对手，必须尊重 对手的对等权利，可以抵抗，但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否定对手存在的权 力，更不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对手消灭。议会的合法性，是对任何内 战的正义性──如消灭阶级敌人──的根本否定。议会政治让不同政 党之间的利益保持平衡，而绝对禁止党派之间作你死我活的敌我斗 争。要实现这一步，方法就是废除进入议会的各方，主要是各个政党 的暴力行为能力。进入议会的政党必须被消除“军力本性”〔21〕。 八、多数原则 行政权力的特点是纵向性，行政机构依靠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体制维 持有序运作。总统与部长之间，部长与公务员之间，虽然其各自职权 分别由宪法和法律作出规范，但一定程度上，相互间关系仍然存在一 种命令与服从的上下级关系。失去这种纵向特点，行政部门便可能陷 入“政令难出中南海”的困境，甚至丧失行政能力，国家也可能会陷 入无政府状态。议会的权力结构与行政机构相反，是横向的，各个代 议士之间权力平等，原则上谁也无权命令谁〔22〕，这就带来一个问 题，互不服从的平等的代议士之间如何作出决策？ 答案众所周知：多数决策。在任何代议民主制的议会中，治理决断和 立法，无一不由议会中占多数的代议士们共同作出。“民主传统和自 由传统因此都赞同，在要求采取国家行动的时候，尤其在不得不制定 强制性规则的时候，相关决策应当由多数做出。只有为多数所接受者 才应当在事实上成为法律”〔23〕。 议会为什么要实行多数原则？对这个问题，可用排除法来论证： 先设想把决策权力交给某个个人，比如议长，会如何？这将使整个议 会成为议长的囊中之物，议长将取代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除议 长之外的代议士将全部沦为唯议长之命是从的傀儡，议会成为多余， 违背了设立议会的目的。中国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把人民代表会议 的日常决策权交给“人大常委会”主任──通常也是中共派驻人大常 委会的党组书记，在地方则常常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 会”的权力由横向的投票结构，变形为纵向的命令体制，人民代表及 其常委们唯主任之命是从，“委员会”成为“一言堂”，这种体制显 然违背了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目的。 再设想，如果把最后决定权交给少数，会发生什么。如果政府权力交 给少数决定，一旦多数不赞同──这种情况在设计政体时必须设想将 会经常出现，多数就会拖延或干脆抵制少数的决策。少数要使决策得 到通过，只得借助于武力强制，从而滑向暴政。此外，由于少数人很 轻易就能被收买，决策权交给少数很容易兹生腐败。把代议权交给少 数并滑向专制和腐败，是现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无法回避的缺陷。鉴 于1949年后国家和地方政治决策权被“一把手”垄断所造成的种种灾 难性后果，邓小平当权后，主张以党委集体决策制取代“一把手”拍 板制，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管治权形式上被交给了其常务委员会，关 键政务的决策权则通过中共驻“人大常委会”党组，最后被交给了各 级党委常委会。在人民代表会议中实行的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加集 体领导制，不过是让决策机制由“一言堂”变换成寡头专制，根本不 可能实现民主，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亵渎和歪曲。这种决策机制使人民 代表会议及其常委会的投票机制沦为形式，被党委和政府瓜分后残留 给人大的仅有的一点权力，最后也悉数归于少数共产党权力寡头之 手。 那么把权力交给实力相当的双方──即代议士人数完全相等的双方又 会如何呢？如果权力掌握在势均力敌的人们手上，力量相当的双方就 会彼此互不服从，结果便是争吵不断，每一方都将指责另一方非法， 每一方都将把自己打扮成合法性和宪法的守护者。结果就是一种没有 合法性、没有宪法的无政府状态〔24〕。议会政治将会象一只无头苍 蝇，到处乱撞，丧失作出决策的能力。 在排除了个人、少数和平均之后，显然，只有把决策权交给多数一 途。世界上代议民主政体的实践表明，把议会的决定权交给代议士中 的多数，议会完全可以正常行使职能，少数代议士即使存心捣蛋，也 力量不足，不足以导致议会因争议不休而陷入瘫痪。决策权交给多数 的另一个好处是，比之少数，任何人要想贿赂多数，都将会困难得多 〔25〕。所以，议会的多数原则是指，在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议会 做出决定的方法。 表面上看，在议会中实行多数原则似乎天经地义，但问题并非这么简 单，多数原则也面临指责：多数说话算数，就意味着少数代议士的意 见没有效力，那些占少数的代议士岂不形同虚设？占居少数的代议士 的投票既然无力改变最终决定，那么，少数派的意义何在？ 对真理的探索是个去伪存真的过程，淘汰少数派主张的两种正当性理 由是：少数派所坚持的，很可能是某种理当被淘汰的谬误或偏见，或 者是完全不顾多数人和整体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之见。多数决策的逻 辑前提是平等原则，代议士及其所代表的选民人人权利平等，是非的 裁定以比较各方的人数多寡为准。其隐含的逻辑推论是，获得少数票 的一方是在坚持为论辩所证明为错误的意见，或过于强调极少数人的 利益而有损整体利益的不受公众欢迎的主张，遭到否决理所当然。通 常情况下少数代议士意见遭到否决的结果，可理解为是对错误的规避 和对整体利益的维护。在此情形之下，少数派的价值在于试错，以把 错误意见提交给议会获得被公开否决这种方式，来向全社会揭示此一 意见为错，从而规避社会因遵循这种错误观念而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 价，意见遭到否决的少数代议士以低成本试错，发挥为正确意见的发 现充当某种类似试验品的作用。当然，不能排除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 数手中。但是，当真理尚未被证实为真理时，在真理尚未被多数人所 自愿接受的时候，强制推行，不仅表面看起来的真理可能并不是真正 的真理，而且强制人们接受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许远非按真理办事 所带来的正面作用所能补偿。当真理掌握在少数派手中却又遭到否决 时，少数派的价值在于发现真理，指出当前占多数的意见的谬误所 在，为日后真理占据上风打下基础，也使得多数对自身意见可能造成 的负作用有所警惕，并谋划出补救预案──有利于改革弊政〔26〕。 议会里必须要有少数派，原因之一就是容忍少数派有利于对真理和谬 误的发现。 换一个角度看，少数派的意见即使被否决，也丝毫不表明少数派没有 存在的价值。在一个同质的议会里，一般不存在一种本质性的少数， 更不存在大量固定不变的少数，多数与少数是变动不居的〔27〕。多 数这个概念是个开放的概念，任何一位代议士都可以进入，也有可能 随时退出，今天的少数派，明天可能成为多数派，此一议案中的少 数，在彼一议案中，很可能成为多数。每位议员进入多数和成为少数 的机会是均等的，只要不是整个制度面临在同一时刻陷入崩溃，那 么，一种正义原则就必然总被当作前提条件，这就是无条件地达到多 数的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个原则对所有可以设想的意见、流派和运动 同样适用〔28〕。 代议民主制为避免决策权为多数所把持，主要是为了避免议会被个别 独大的政党所霸占，致使少数派权力落空，常常用绝对多数票的宪法 设置来增加少数派的权力，以牵制议会中较大的党团。这种绝对多数 票的方法是，一般性法案只需要参加投票的代议士中超过50%的相对 多数投票赞同，部分重要法案，如财政预决算案，则必须由超过全体 代议士总人数50%的绝对多数通过方为有效，更加重要的法案，对涉 及到公民权利领域的立法、修宪、弹劾总统和宣战等，其获得通过的 票数提高到须经全体代议士的2/3赞成。提高法案通过的门槛后，议 会中人数占多数的党团在关键问题上便不能任意操纵结果，必须有求 于人，不能无视少数代议士的存在。 除此之外，代议制为救济少数派，还形成很多行之有效的机制。比如 公开议会辩论过程，让代议士在议会里的言行时刻受到其选民的监 督，从而减少暗箱操作的机会，并使在议会中被孤立的正确意见能从 大社会吸取力量从而在投票中胜出──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公开 原则”一节中详细论说；再比如以结社自由和降低党员进出政党门槛 的方法，促使代议士按良知选择而避免完全成为党派争斗的工具。不 过，少数代议士意见无用的指责，远不及另外一个更加尖锐的指控： 伴随少数派而被否定的，是其所代表的那部分选民在议会博弈中沦为 失意者，他们极可能成为多数专制的牺牲品。这个尖锐指控的解决或 说预防之道，得借重于后面即将阐述的两个原则：多数权力受限制原 则和妥协原则。 对多数原则的补充论述： 国家大政方针交给多数决策，其所面对的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难题是所 谓绝对少数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广义的多数原则，指的是人 民中的大多数统治国家，人民中的少数处于被统治地位〔29〕。所谓 绝对少数，是指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同质，由于民族、宗教方面的差 异，在数量上占少数的种族或教派，将成为绝对的少数。这个问题在 当今突出地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多民族国家里一般都有某个民族在人 数上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另一些民族的人口虽达百万千万之众， 却占绝对少数。这种多与少、大与小的格局，除非裂土而治，也许永 远都无法彻底改变。族际间的大与小所造成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普遍 存在，如美国、南非曾经面临过的黑白种族问题，二战时德国的犹太 人问题，等等。进入20世纪后，随着民主化浪潮，国家内部的民族冲 突日益突显，如前南斯拉夫，今天的乌克兰、俄罗斯等国，都存在十 分严重的少数民族与主导民族的冲突。在中国，如果某一天真正实现 了直接选举，民族问题极有可能十分棘手。中国的现状是，汉族占人 口总数的90%以上。按平等公正原则，同等人数选举同样多的代议 士，象藏族这样的族群，拥有500万之众，面对12亿左右的汉族人 群，面临成为永远的少数派乃至永远的失意者的恐惧。在一个必定会 以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大中华议会里，象藏族这样的占人口绝对少数的 族群，如何能避免成为永远的失意者？这是一个十分深刻也十分尖锐 的问题。在这里对我们有殷鉴意义的是当年印巴分治。印巴分治的当 年，真纳等人提出分治的核心理由就是，伊斯兰人口不及印度教人 口，数以亿计的伊斯兰信徒在一个以印度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国家里， 将是永远的少数派，在议席和政府职位分配，以及许多政治问题上， 无法与印度教平起平坐〔30〕。 我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看法是： １、美国、欧盟这样的大联合体获得成功说明，单个民族小国家在融 　　入更大政治经济合作体之后，不论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将是受 　　惠者，而不是受奴役和歧视的对象，合作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 　　置，结果将是共赢。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象欧盟、东盟 　　这样的联合体，比起任何单独的小国家小市场都有更大竞争优 　　势，更有利于促进弱小民族的发展。 ２、人类已经找到一种能让大族与小族平等共处于一国的制度形式， 　　这就是宪政联盟。一种公正平等的联盟宪法能充分保障进入联盟 　　的各方平等博弈，能有效防范大国（族）得利、小国（族）吃 　　亏，并真正实现双方利益均沾，合作共赢。自治政治学在美国的 　　成功史，为联合体树立起了榜样。象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 　　果象美国那样对待少数族群，根本不会导致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印巴分治，固然与当年的特定历史有关，但也与这两个民族当年 　　缺乏一种类似美国的政制方案，特别是没有确立一套人权保障体 　　制不无关系，如果放在今天，类似1947年导致甘地被暗杀的族际 　　冲突惨剧，完全有可能得到规避。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景，也正在 　　美国模式之中。这个方面，中共应当对自身管治西藏政策进行反 　　思，而不是一再指责和丑化达赖喇嘛。借鉴美国、德国等多民族 　　国家的经验，在宪法层面，以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政原则取代民族 　　独立──即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找到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所培 　　育的宪法爱国主义的公分母〔31〕，也取代由汉人中的一党── 　　共产党──所强制推行的一党专政，以宪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实 　　至名归，这应当是未来的民主中国打开西藏问题之锁的金钥匙。 ３、当然，要实现汉藏和平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还得双方精英阶 　　层的相互体谅精神。民族间相处，需要一种象美国当年那样的相 　　互体谅、相互支持的精神〔32〕，在当前，这首先得由汉人率先 　　垂范，体谅藏人的处境。这种相互体谅和相互支持的精神，必须 　　在未来的民主宪法里落实为建制，就是在民主的参议院里，对各 　　主要少数民族给予一个或两个固定席位，便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 　　与汉族公民公平博弈，和平共处。 ４、在未来的民主大中华联邦，必须限制多数的权力，联邦和汉族对 　　藏人自治领域的事务无权干预，并在制度层面确立起妥协的原 　　则，绝对禁止把压迫性统治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注释】 １、议会的职责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立法，即哈耶克所称的发布正 　　当行为规则，另一类是政府治理任务，对即时性公共议题进行的 　　论辩和票决。治理任务主要是有关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年度 　　财政预决算案，税收法案，以及诸如宣战、弹劾、对政府不信任 　　案等。两类职责性质不同。后一类无关乎规则。鉴于这个缘故， 　　哈耶克主张将议会一分为二，一个议会专管立法，另一个专管治 　　理。考虑到后一类职责与立法无关，我将其作出的决策称为“议 　　决案”。哈氏观点见《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P4 　　34。 ２、参看诺齐克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前引书，第八章的 　　“平等”、“机会平等”两节；罗尔斯著《正义论》，前引书， 　　第17节、第28节、第77节、第81节。 ３、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以整整一章 　　的篇幅讨论社会正义问题，把“社会正义”称为“幻象”；罗尔 　　斯著《正义论》，与讨论有关部分同注２。 ４、虽然在这里讨论正义问题超出了本文题域，但我还是准备简单阐 　　述一下自己对有关论点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赞同哈耶克和罗尔斯 　　的观点。在我看来，罗尔斯的个人天赋属于公共财富的观点，某 　　种意义上是在主张强制性地把个人财产充公。按哈耶克观点，自 　　由竞争将会自动产生最佳结果，公共权力无权干预自由竞争的秩 　　序，象工会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法案的游说活动都属于不正当之 　　举。在我看来，两人都忽视了立法公正所必然带来的效应。我比 　　较倾向于认为，在宪法确立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前提之下，决策 　　过程中的平等公正原则能自动发挥校正正义的功能，从而，个人 　　天赋不用充公便可导向适当的高低自动分层──竞争结果既有所 　　差异，又不过于剧烈，自由竞争中由于每个人起点和能力不一样 　　导致的结果严重不公问题，将因此得到纠偏。 ５、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的用语。 ６、参看卫子游：《直接选举与社会稳定是不是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 　　（中）？──论人民代表（之12）》，以及（下），其中有关专 　　制独裁政体必定不稳与自由民主政体相对稳定的部分，载于观察 　　网；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政治 　　学》1253a35。 ７、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P192，P191。 ８、参见卫子游：《全权政府、无政府、有限政府──论人民代表 　　（之3）》，载于《观察网》。 ９、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P191～192。 10、参见《外国制度理论与实践》，前引书，介绍各国议会制度的部 　　分；另见卫子游：《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论人民代表（之17）》，注10对应的正文，载于《观察 　　网》。 11、这里的所谓“乾纲独断”，实际上指的是首长责任制。是在分权 　　和限权基础上的独断权，与专制独裁政体中不受法律和人民制约 　　的独裁截然不同。参见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 　　P196。 12、代议民主制融汇了直接民主制、君主独裁制、贵族制三种政制的 　　优点，而规避了三种政制的缺点。见卫子游：《人民代表机关的 　　权力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论人民代表（之17）》，注12对应 　　的正文。 13、自由与规则的关系，哈耶克的洞见堪称深刻，见哈耶克《自由秩 　　序原理（上）》，第14章，《个人自由的保障》；另参看〔英〕 　　阿克顿著《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P208。 14、关于古代立法程序中的贤者个人立法，与当代代议民主制中必须 　　由代议士众人联合起来立法，这些问题留待立法的部分讨论。此 　　处引文见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P190。 15、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P192。 16、两段引文分别出自阿克顿和古格列摩．费雷罗，转引自〔美〕 　　乔．萨托利著《民主新论》，前引书，P35。 17、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上）》，P131。 18、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P198。 19、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概念》，P347。 20、“在立法机构中，意见和党派的对立可能阻碍许多有益而正确的 　　决策”，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P196。 21、对反对派的讨论从卡尔．施米特处受益颇多，见施米特著《政治 　　的概念》，P109，P113，P116。 22、使用“原则上”这一限定语，是因为依靠议会规则之外的政党内 　　部纪律机制，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代议士对本党党员具有一定约 　　束力，但这种约束力不具法律强制性，法律不禁止代议士临时 　　“反水”改投反对派的赞成票。 23、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上）》，P129，P126。 24、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概念》，P214。 25、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110～111页。 26、在野派是改革派。阿克顿著《自由史论》，P105。 27、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概念》，P209。 28、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概念》，P210，P209，P211。 29、统治权的多数与少数问题，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 　　书》，P475。 30、巴基斯坦与印度分治有关历史，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 　　世界》，P820；另外参考了《世界通史（当代卷）》，P97－ 　　101；《甘地传》，《九，独立与分治》，徐友珍编著，湖北辞 　　书出版社1996年版。 31、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前引书，P664。 32、美国人当年“相互体谅，相互支持的情感是这种秩序（指美国的 　　宪政秩序──卫注）存在的先决条件，而激励基督徒的博爱精神 　　是维系这样一种情感的条件。”〔美〕卡尔．Ｊ．弗里德里希著 　　《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瑞芝译，三联书店 　　1997年版，P60。 〔转载自《观察》2008-04-24；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谴责蔡武，谴责文化部迫害张耀杰 昝爱宗 张耀杰先生得罪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人王文章，竟遭到解聘工作的 待遇，印证了老实人吃亏的说法。 如果说，张耀杰个人有什么过错的话，理当追究，可事实上挑不出他 有什么错来。看看来龙去脉，只不过是他张耀杰仗义执言、打抱不 平、替单位里一老实巴交的同事分不到房子喊冤、说两句公道话而 已，就让王文章觉得是刺了，非拔掉他不可了。 就在王文章执意要让张耀杰离岗时，刚好2008年全国“两会”结束， 文化部部长易人，原部长孙家正高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部长并不 是呼声很高的于幼军，而是从国务院新闻办调过来的“团派鹰犬”蔡 武。 蔡武就任文化部部长第二天，张耀杰就给蔡部长写信喊冤，可没想到 蔡部长也不过是一只“菜鸟”而已，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争权夺利， 他哪里照顾得到张耀杰遭遇的不公道。 文化部易人那几天，我正和于建嵘先生及耀杰先生在一起，当时谈到 两个话题。一个是于建嵘先生参加了2007年底有关统战部门组织的推 荐政协委员学习培训班，一些有望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社会各 界人士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先生也被推荐，名 列其中。但最后全国政协委员公布，被没有他的大名，或许在被推荐 的时候意外出现什么不明原因，于建嵘教授只能认认真真地走了一回 过场了。至于第二个话题，即张耀杰失去工作，当时我们已经得到了 实情了，耀杰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说自己工作权被侵害，他说要给王 文章一个台阶下，不能马上把这个事情公开。当然，我也不想在路还 没走到尽头之前就进行公开呼吁，公开谴责作恶者。因为这个王文章 是个不简单的文人，来自文人荟萃的中国文化报，即中国文化部的机 关报。后来公开宣布《讨伐中宣部》的焦国标就曾在他的部下工作 过。此前，我也听到过王文章这个文人不简单，文人碰到文人，不是 简单地说“文人相轻”就可以解释的，后来焦国标离开了文化报，可 见那样的体制很难容忍有独立思想的人。现在说张耀杰，他也认可王 文章这个人很能干，不过是这个人会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拉钱，按照中 国“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拜物质教的思路，王文章就是吃香派。凡是 认可邓小平“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原则的人，几乎都同意王文章是这 方面的优秀人才，如果有关部门查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账目，就知道 文化研究员这个国有资源很容易生财，所谓富了方丈是也。正是在这 样相当不错的环境下，张耀杰还不知足，还说三道四，于是他王文章 就觉得张耀杰看不顺眼了。这个地方富得流油，你张耀杰还说三道 四，干脆你走人。这就是文人，尽管能干，还是不容张耀杰这个研究 话剧文化和从事传记文学写作很有成绩的人才有独立思想，有常识判 断，于是生硬地逼他离开，尽管他十分地不情愿。 中国艺术研究员正式解聘张耀杰，理由却不是上面所说的相关背景， 而是指张耀杰“非法出国”，即擅自出境。那是2006年底，张耀杰正 在个人休假，向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请假了。其间，美国国务院邀请 他到美国农村有一个考察，与单位无关，也与人权、自由、政治无 关，更与中国一向敏感的自由化无关。可不料，当时中国有几个自由 化人士也访问美国，其中有一些敏感人士如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的辩护律师李劲松、中国狱中作家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刘路）和敢于 起诉河南司法厅侵犯律师权益的李苏滨三律师，还有一个独立中文笔 会会员的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张耀杰也在美国，我们各自的行程 也完全不相同，但当时美国一家中文网站发表一条消息，把两个丝毫 没有联系的访问并列在一起，称中国大陆维权人士访问美国，把张耀 杰列入“维权人士”，意外使张耀杰的身分“敏感化”了。如果说那 些律师是维权律师，访美向国际组织告“洋状”，可张耀杰此行并没 有维权的内容，只不过是时间上碰巧而已。可好事的背后总有一件糟 糕的时候正在发生，张耀杰成为“维权人士”，是单位不能容忍的， 于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似乎找到了口实，可以借机迫害张耀杰了 ──既然你去美国当“维权人士”，那么我就借此向你开刀，再说政 治上也是正确的，中国虽然现在不提反自由化了，但一旦自由化露 头，压压也无什么错。于是，张耀杰就成了王文章砧板上的肉，王文 章要操刀割肉了。 本不是维权人士，却被逼成维权人士，这就是奥秘了。但是，即使张 耀杰是维权人士，我还是不认为张耀杰有什么过错，我还是建议张耀 杰起诉单位，走法律维权之路，让维权人士成为真正的维权人士。只 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什么不是政治？在一个人权相对比较不是权 利的时代，胳膊硬不过大腿，个人牛不过单位，维权官司很难打赢， 多数时候是花了钱又输了官司。最后，张耀杰并没有打赢官司，尽管 他法律上无过错，但法院什么时候是听法律的，而不是听权力的？ 法院是政府开的，这就是中国司法不独立不自由的现状，如果司法独 立了，司法服从法律了，中国也就实现法治了，公民的人权也就基本 保证了，外国人也不再关注中国人权现状了，而是中国人开始关注美 国、法国、英国人的人权现状了。 所以，目前情况下，我作为张耀杰的朋友，也只能无奈地仗义执言一 回，公开谴责文化部部长蔡武──其人是当年的团派中央常委，又是 作恶多端的控制网络敏感词和遮蔽所谓“境外有害信息”的国务院新 闻办前主任，公开谴责中国艺术研究员法定代表人王文章要挟文化 部，共同参与迫害著名文化学者张耀杰，侵犯其工作权利。 最后一句，本谴责没有时间表，只要蔡武及其领导的文化部，只要王 文章及其领导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不停止侵犯张耀杰的工作权，本谴责 就时刻有效。 〔转载自《观察》2008-05-29；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三、八九风云（下） 荒漠独行（之3c） 亚明 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我真的是骑虎难下。其实我内心里非常明白， 既然当局宣布戒严了，现在运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再坚持下 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不定还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因此我们最 好的选择就是立即回到学校，不给当局任何镇压的借口。但是由于受 少数激进分子的胁迫，大家都变得情绪激昂，嘴里高喊着誓死不退， 一定要将抗议进行到底。如果我这个时候站出来呼吁大家撤回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没有人听我的，甚至会被人骂为懦夫。因此，我 决定采用似进实退的办法，先顺着大家的情绪同意留在广场，但是天 明的时候一定要带领同学们撤出广场，否则我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想 到这里，我不再犹豫，接过一只喊话筒，对着乱轰轰的人群喊道： “同学们静一静，我是西大筹委会的胡亚明，现在我宣布负责整个广 场的全部指挥。我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和大家一样心 里满是悲愤，因此我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 我要大家安静下来，并推选几位同学与我共同商议，我们下一步怎么 办？” 在我的劝说下，大家终于安定下来。连党敏虽然情绪激动，但他毕竟 还是筹委会的成员，对我多少还有一点尊重，因此率先安静下来，并 同另外几个大家推选出来的同学一起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经过紧急磋 商，大家达成以下两点共识： ◆鉴于目前同学们的情绪，如果立即宣布撤离，可能加重大家的挫折 　感，不如暂时留在广场，缓解大家心中的悲剧情绪。 ◆鉴于大部分学校的同学已经撤离广场，我们也不可能长时间坚持下 　去，而且部队随时可能进城镇压，我们最好明晨7点撤出广场。这 　样做既满足了大家坚持留下来的决心，也能避免遭到当局镇压。 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当前的危局能想出来的最好解决办法，于是让位 积极分子立即头向大家说明指挥部的决定，希望同学们尽力配合。我 刚布置完，就听有人说校长来了，同时看到校长已经走进我住的那个 防雨篷。 “校长，这么晚了你还来这里？”我赶紧迎上去扶住有点干瘦的校 长。 “胡亚明，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了，你知不知道？”校长情绪十分激动 地问我，同往日的儒雅完全判若两人。 “知道！” “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我要你立即将人带回学校。” “校长，我是要将人带回，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小声给他解释 我们刚才的决定，我指着那些因为我们决定留在广场发明而变得情绪 激昂的同学告诉校长，现在要将大家带回去根本没有可能，因些只能 采用这种以进为退的办法。校长听了我的话虽然还是不以为然，但是 明显不似刚才那么担忧和激动了，这时候我却很不礼貌地说了句： “校长，如果你不满意我的处理，你可以去劝同学们回校。” “胡亚明，你，你……”校长一时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其实我并不 是故意想惹他生气，可能我当时有点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居然可以决 定数百人的去留，恐怕是平常受人尊敬的校长现在也没有这个影响力 吧！因此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那样一句很不礼貌的话。其实我们的 校长是个非常和蔼的老学者，对学生很关心，在学生中也很有威望。 校长见我不肯劝说大家回校，气愤地抓我手中的喊话筒，亲自劝说大 家： 　　“同学们，我是张岂之，一个你们并不是很讨厌的老头子，我老 　　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你们还年轻，你们的路还很长。现在 　　我请求你们立即离开这里回到学校去，我将和全校师生一起热烈 　　欢迎你们！同学们，我的孩子们，回去吧！” 校长老泪纵横，最后一句话几乎哽咽着说不去。同学们也被校长的真 情感动了，我们尊敬的校长在哭，下面更是悲声四起。但是却没有人 听从校长的劝告起身离开，因为已经被政府无耻行径激怒的人们，除 了尊敬他们校长头上的满头白发，也更尊重为争取民主、自由倒下的 无数先驱。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时此刻，他们唯一能 做的事情就是留下来，留下来，哪怕仅仅多留一分钟，对他们年轻的 心也是一种慰藉。 校长的白发在晚风中飘动，同学们的哭泣在空旷的广场上空回荡。双 方正僵持不下时，又来了位市团校的大姐姐，她声泪俱下地劝大家： 　　“弟弟、妹妹们，为了民主和自由，你们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 　　流血不是我们的目的，不要再作无畏的牺牲了。为了明天，为了 　　迎接更大的斗争，珍惜自己年轻的生命吧！” 大姐姐的话不多，但是诚恳，而且她悲痛欲绝的神情也很感人。但是 大姐姐对当时的局势判断有误，很多人，包括我们的校长对当时的局 势的判断都有误，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们离开广场回到学校，是基于 军队即将开赴广场镇压学生这样一个判断。事实上，李鹏只是宣布在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未宣布在全国戒严，因此我认为军队暂时 不会开进西安，至少在5月19日的当晚，我和我的同学应该都是安全 的。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我们只是想以这 种方式表达对戒严令的蔑视。我和连党敏等人之所以甘冒风险让大家 暂时留在广场，正因为我们断定军队暂时不会进城。虽然有人传说有 一支部队已经开到临潼附近，但是我们相信天亮时我们有办法带领同 学们安全撤离。大姐姐的哀哭与同学们的恸哭交织在一起，但是无论 我们的校长和那位大姐姐如何劝说，就是没有一个离开防雨篷。说实 话，虽然那位大姐姐很情真意切地劝我们离开，但是她实在缺乏技 巧，她只是一昧强调军队镇压的危险，但是我们这帮学生内心里恰恰 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此表面上反而装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样 子，以此表现自己的勇敢和视死如归。突然，柔弱的大姐姐号哭着跪 倒在众人面前，她的举动惊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时间大家不知所 措。我趁前欲将她扶起来。 “不要管我！”她声嘶力竭地怒吼，她的身体仿佛被巨大的悲痛压伏 在地上。眼看一位年轻的女性倒在我们面前，我的心如被千百条毒蛇 咬噬着。大姐啊，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你爱着的弟弟、妹妹们，你 女性的尊严跪倒在尘埃里。如果可能，我会用生命和鲜血将你从屈辱 的尘埃里扶起。我让两位女同学将昏厥在地的大姐搀扶走。 我后来再没有见过那位大姐，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那悲痛欲 绝、泪流满面的神情却永远铬在了我心里。在我心中，大姐已经不再 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千千万万为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女性群体的代 表。如果我这篇文章有幸被大姐看到，我相信她不会怪罪我竟然不知 道她的名字。只要我能够记住，在混乱和恐惧的“5．19”之夜，曾 经有位女性欲用她的爱心和尊严，庇护一群热血青年的宝贵生命，那 位英勇的大姐就会感到安慰。 即将倒地的东方少女，高昂着不屈的头，斜依着洁白的大理石石碑， 左手捂着滴血的胸膛，右手直指前方，脚下躺着七、八具尸体—我以 为这才是中国民主女神的真实形象。 5月20日早晨，天气格外冷，漫天飘飞着细密的毛毛雨。我领着一支 除了白开水和生理盐水，已经几天几夜没进过任何食物的饥寒交迫的 队伍，默默地流淌在沉默的大街上。有人用白布连缀成一幅巨大的横 幅，用血色的墨水写了“哀兵必胜”四个大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我们的队伍是沉默的，整座城市是沉默的，世界也是沉默的。街上的 行人自动停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这支被悲怆压抑得快要爆发的队伍。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回到学校我就倒下了，我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三天的斗争形势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突然“失踪”，曾引起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同 学强烈不满，他们指责我背叛了革命事业，将大家出卖了。我也在这 些指责中被大家淡忘和抛弃了。我曾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但是已经没 有人关心这些，我的文章也许刚贴出去几分钟，甚至还没有人顾得上 看，可能就会被其他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覆盖。即使被人看到了，换来 的也不过是冷嘲热讽，甚至谩骂。我对大家的民主素质非常失望，我 曾私下对一位朋友说，在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那些所谓的“民主 斗士”并不懂得民主的真谛。真正的民主就应该允许每个人选择自己 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不出来领导大家也有错么，竟然要遭到唾弃和谩 骂？再说我是因病才被迫离开斗争前列的啊！为什么同学们都不理解 我呢？听了我的自辩，我的朋友毫不客气地说，你的所谓“病”，谁 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是你确实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突然离开了大家， 一时间群龙无首。当时正是宣布戒严的时间，大家有理由认为你害怕 危险，在逃避责任。没想到一向被我视为知己的朋友也这样误解我， 气得我要同他断绝关系，他却笑着说：“亚明，你刚才还在指责别人 不懂民主，其实你也不懂。即使你不同意我的话，也应该给我说话的 权利啊！说实话，对于民主我也不懂，但是决不应该是眼前这样乱轰 轰的样子。” 是啊！民主的真正含义是：我完全不赞同你所说的一切，但是我一定 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此，我们有几人能懂？又有几人能做 到？共产党发明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只有集中，没有民 主。他们宣称这种制度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并且比资本主义民主 具有更高的效率。其实所有的集权主义都具有比较高的效率，从奴隶 制、封建主义到法西斯、共产主义无不如此。但是这种高效率仅仅体 现在决策过程，因为决策不是由人民作出的，真正付诸实践后，其效 率就难以同由大多数人民作出的决策相提并论了。前几年我们的新闻 媒体经常以嘲讽的口气报道台湾立法院开会时的情形，其实我们最大 的悲哀就是人大开会时，所有的决议都“一致通过”，而没有一位代 表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不同意见。如果台湾的立法委员以拳头捍卫不 同意见是一种不文明行为，那么强迫人大代表违心赞同决议则完全是 一种不人道行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作那样的报道时，是 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从病床上下来后，就径直到学运领导小组 办公室找连党敏。不过，物换星移，那里的牌子已换成“陕西省高校 学生自治联合会西北大学分会”，连党敏也成了学运的新领袖。一度 叱咤风云的广场英雄，如今成了一名被抛弃的落魄者，也成了一名不 受欢迎的人。我在办公室外被“高自联”设置的纠察队员拦驾，我说 我叫胡亚明，我找连党敏有要事，但是那位忠于职守的纠察队员就是 不放行。他说：“我不管你是谁，你没有通行证，又没有连主席的批 示，就是张岂之也不能进去。”唉！革命尝未成功，就如此脱离群 众，这真是我追求的事业吗？我了解到“5．19”之夜后窜上来的一 帮学生领袖都是前期比较激进的人，原来站在前台相对理性的一帮人 都退到幕后了。目前的运动的规模比前段时间更大，人们的情绪也更 加激昂，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西安的民主革命已经变调，我决定到北京 去寻找失落的梦想。但是北京此时的情况也不比西安好，站在前台的 学生领袖也是一个比一个激进，象王丹等相对理性的学生领袖，在新 成立的高自联里完全没有位置。我从来不相信激进分子能成就大事， 后来的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这个判断。 5月底的北京，十分闷热，我于下午3点左右抵达天安门广场。太阳疯 狂地烤着广场，广场上空弥漫着一团惨白惨白的、似雾非雾、似尘非 尘的热气，空气里一股难闻的酸腐味，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窒息、沉 闷和燥热的感觉。人们的情绪也如同这鬼天气一样，热烈而沉闷。 我抵达广场时，竟意外地与小学同学马立相逢。他爸爸是我们那座城 市一个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是个实权人物。他本人是公安大学学生， 以他的身分，是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出现的。 几句寒喧后，我调侃道：“我想，我们到这个广场来的目的并不一致 吧？” “唉！我也是身不由已，不光是我，我们全校同学都来了。”他不自 然地苦笑道，手环广场指了一圈。 “噢！我明白，密探的干活！”其实我刚才只是随口调侃，没想到他 们还真的是派来暗中监视学生的，如果不是久不相逢的老同学，我的 话可能更加刻薄。 “亚明，你还不了解我吗？其实我们学校的大我数同学与大家都一 样，我们也是年青人嘛！” “怎么会一样呢？你们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是这个机 器镇压的对象。”虽然我也知道马立也是身不由已，但是想到他的一 帮同学穿着便服，混迹在人群当中，不知道会有多少秘密被他们挖到 手。而这一切，他们都是在暗中进行，我们却被蒙在鼓里。因此我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谈话也只能不欢而散。 “亚明，赶快回去吧！”分手时他提醒我。 “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警觉起来。 “没有，我们听不到什么重要消息的，但是我感觉会出什么大事，上 面不会让你们一直闹下去，你最好不要留在这里。”他很诚恳。 我们谈话时，有人在高音喇叭里发表广播讲话，谈的好象是关于对时 局的看法，马立说正在讲话的是广场总指挥柴玲。我在西安时已经知 道柴玲的大名，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广场上人山人海，一张张年 轻的面孔上洋溢着欣喜若狂的激情，北京就是北京，我完全被广场上 高昂的气氛感染了。 第二天早晨，我却觉得有点不对劲。虽然到处仍是激动不已地人群， 到处仍是热烈的演讲、讨论，但是我总觉得广场显得有点空、有点冷 清。我将这奇怪的感觉告诉旁人，他见怪不怪地说道，因为天气太热 了，白天北京学生大多回校休息了，外地学生则趁机观光一下首都风 光，他们晚上再回来为民主、自由呐喊、助威。虽然他口气淡淡地说 道，但是我听起来却象是讽刺。最后他还补充道，这也是一种策略 嘛！ 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视为理想，并为之奋斗的民主事业，怎么 会变成这样呢？官方报纸已经开始攻击学生是为了逃避学习才罢课 的，他们还说外地学生风涌到北京，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目的 不过是为了一趟免费旅游罢了。我一直觉这是当局泼向学生的污水， 没想到我在北京亲自坐证了当局的说法。我感到这场神圣的运动被官 方和我们中的少数败类共同亵渎了。我感到痛心、失望，也有种被欺 骗的感觉。 一个人想随便走走，听听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议论。突然我发现不远处 飘扬着一面中山大学的旗帜，看到旗帜上中山大学几个字，我倍感亲 切，我立即想到之蕾会不会也到了北京呢？我决定去看看，虽然我们 处于冷战状态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在异地他乡，又是这样一个非常时 期，她应该会很高兴看到我。一年多来，我的诗集出版了，我也恋爱 了，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我的每一首诗都是写给她的，我的恋爱对象 也只是她的一个替代品。 “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位叫夏之蕾的同学。”我向一位戴着纠察队标志 的中大同学打听。 “认识啊！她是我们中大声援团的团长。” 团长？我约略有点错愕中。看来，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也卷入到这场运 动了，而且还成了弄潮儿。 “噢！麻烦你通知她一下，就说从西安来的胡亚明想找她，我是她中 学同学。”我怕那位纠察队员怀疑我的身分，主动向他出示了我的学 生证。运动期间，大学生外出时都会把学生证带在身上，如果遇到麻 烦，只要亮出学生证，一般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如果问题比较大， 也会有人主动帮你解决。 不一会儿，略显激动的之蕾从帐篷里跑出来。记忆中娇小、柔弱的 她，剪了一头短发，显得英姿洒脱，我暗赞一声：好一个可爱迷人的 巾帼国英雌。 “亚明，想不到你也到北京了。” “想你了嘛！” “贫嘴！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下午。拜访来迟，还望团坐恕罪。”我用电影道白一样的语气 调侃她。 “去你的，别太油嘴滑舌了，好不好？怎么，她没有一块来？”说话 时，她总往我的身后瞄。 “谁呀？”虽然我明知所指，却故意装糊涂。 “你亲爱的甜心呀！”她嗔怒地跺跺脚，我敏感地感觉到之蕾对小佳 有种天然的敌意。都说女人有很强的独占欲，即使她不爱你，也不愿 意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被别的女人抢走。更何况我们之间并不是爱与 不爱那么简单。 “噢！志不同，道不合，分手啦！”我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叹息道。 “骗人！”嘴上大喊不相信，她眼里的那份期盼，分明希望我说的是 真的。 “唉！我失恋你也不用那么高兴吧？” “我哪里高兴了？” 我们象儿时一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打嘴仗，双方的心里却都充满甜 蜜。但是我们才谈了几分钟，就不断有人来找她，我感到索然寡味。 我本想劝她同我一起回成都，但见她那么热情洋溢的样子，我话到嘴 边又咽了回去。既然她愿意这样做，我又何必扫她的兴呢？就这样， 我们一年多没有见面，但是相见不到十分种，我就不得不同她告别 了。如果我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我一定会不择手段，强迫她 与我回家的。但是我也是凡夫俗子，我又如何能未卜先知后来发生的 事情呢？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了南归的列车。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北京将优先考虑解决台湾参与世卫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大卫2008-05-29华盛顿报道〕据香港《星岛日报》和 台湾《联合报》报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星期三在北京会见来访的 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表示，中国愿意优先考虑解决台湾希望 参与世界生组织活动的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星期三在北京 举行两岸执政党领袖60年来的首次会谈。双方同意，在“92共识”的 基础上尽快恢复两岸两会，也就是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 会”的交往协商。 会谈中，胡锦涛还释放善意，承诺在最短时间内促成两岸周末包机直 航，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及愿意优先考虑解决台湾希望参与世界生 组织活动的问题。 日本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杨中美表示，由这项报导可以看出，马 英九上台后中国愿意对台湾释放善意。但是，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这类问题，还是一定得在“92共识”，也就是“一中各表”的大原则 下才有可能。 他说：“如果大家是在92共识一中各表的大原则下，从胡锦涛的谈话 中，我们可以嗅出这样一点讯息：那就是，按照这个基本前提，找出 一个合理的名义，让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共产党可能是有 这样一个计划和雅量，表示对台湾进一步的融合政策，我想这点是可 能做到的。” 至于会不会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问题解决之后，在其他国际组织或国 际活动空间上，大陆方面也从此对台湾逐渐开放？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荣勇说：“在更多的国际活动空间方面，可能就 牵涉到两岸真的要坐下来慢慢谈了，这个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 困难的一个过程。我并不认为大陆方面在现阶段会让台湾参加象联合 国这样层级的国际组织，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不一样，世界卫生组织基 本上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把这个拿来当成善意的回应，我想这是合理 的。但是谈到其他的国际活动空间，可能还言之过早。” 但是不管怎么说，《星岛日报》表示，一般普遍认为，这一次的胡锦 涛─吴伯雄会谈，似乎要比前不久举行的胡锦涛─连战会谈，更具有 实质意义。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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