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8-01-2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梳根开会迟到三十分钟不予道歉　承思 ◆“彭宇恐惧症”的制造者今何在？　　　　　（青岛）姜福祯 呐喊呼吁 ◆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疾病缠身的四青年　　　　（北京）路坤 ◆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就胡佳被捕致胡锦涛主　许志永 ◆致中国国家领导人请求释放胡佳公开信　　　（北京）袁伟静 运动留痕 ◆2008年春节募捐情况公告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台湾问题 ◆在台湾智库和平论坛《中国的外交攻势与对台策略》　童振源 他山之石 ◆让人潸然泪下的宁静革命　　　　　　　　　（台湾）林欣薇 ◆海外专家：中间选民与投票率决定台总统大选　　　　中央社 ◆刀的时代过去了──2008民进党论（之1） 　（台北）刘进兴 ◆中国人看马英九　　　　　　　　　　　　　（天津）曹维录 ◆马：与谢经济政策五大不同　　　　　　　　　《自由时报》 ◆谢：总统大选．为台湾子民而战　　　　　　　《自由时报》 ◆谢访台联．强调公投大选脱钩．可讨论　　　　《中广新闻》 ◆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　　　　吴乃德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梳根 开会迟到三十分钟不予道歉 承思 ┌────────────────────────────┐ │　昨天（2008-01-21）我参加了《北京之春》的《2008年台湾　│ │　大选研讨会》，时间从下午2时到6时，只有两人迟到：一位　│ │　是主持人退休教授杨力宇，迟到了30分钟，他是长期支持泛　│ │　蓝的学者，住在新泽西；另一位是住在开会处纽约市法拉盛　│ │　的国民党侨选立委李明星。泛绿的有三人参与──一个是住　│ │　在大法拉盛区的我，一位是住在新泽西的民进党美东党部评　│ │　委召集人，一位是来自台湾的民进党高雄市议员──，我们　│ │　三人都提早抵达会场。泛蓝的这两位讲员虽然迟到了，但是　│ │　他们风度比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梳好多了：他们一上讲员　│ │　席，立即向大家慎重道歉。　　　　　　　　　　　　　　　│ │　　　　　　　　　　　　　　　　　　　 ──洪哲胜 编按　│ └────────────────────────────┘ 今天，1月20号上午，我前往柯林坞区政府大礼堂，参加由墨尔本华 联会主办的“庆祝澳大利亚国庆及中国新年联欢会”。宾客云集，超 过500人出席。 华联会邀请的贵宾中，除了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总领事梁梳根外，还 有联邦政府的代表移民部政务次长Mr. Laurie Ferguson，维多利亚 州反对党代表，多元文化及公民影子部长Mr. Nicholas Kotsiras,以 及东北区华人协会会长、澳华社区议会维多利亚分部负责人蒋天麟医 生等，ＳＢＳ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胡玫。 会议定于11点正式开始。 可是，11点已经过去，大会还没有开始。华联会工作人员苏俊稀女士 宣布，因为墨尔本领事馆总领事梁梳根尚未到会，要等他来后才能 开。可见，华联会非常尊敬他，他来了才开会，不来就等。 大家耐心等待了30分钟左右，梁领事驾到，他坐第一排，会议得以开 始。 华联会主席卢济生致欢迎词，英文、中文。然后是 Mr.Laurie Ferguson和Mr. Nicholas Kotsiras讲话，压轴演讲人是梁梳根总领 事。他先用英文讲，然后用普通话。学问是不错的。 满以为象梁梳根这种经过严格选择，政治觉悟高、有学问的中国政府 官员，会为自己迟到30分钟感到不安，在讲话时向大家解释一下并表 示歉意。可是，他连这种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令我极为失望。 我本想即兴发言，把我的不满当众讲出来。考虑到梁梳根领事的面 子，我只是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梁领事时，他迟疑了一下才接过去， 我看见他读了这张条子。 我的条子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总领事梁梳根先生，我今 　　天很荣幸很高兴来参加由墨尔本华联会主办的《庆祝澳大利亚国 　　庆及中国新年联欢会》。但是，你迟到了，会议为你而推迟，你 　　浪费了我们500人每个人30分钟，我满以为你会因此对我们大家 　　道歉。很遗憾，你没有这样做。我本想站起来发言，考虑的结 　　果，写了这张条子。我认为，你来澳洲后，总应该学到一点西方 　　社会的民主作风，自己做了不妥之事，要道歉。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澳洲前总理霍华德。他有一次与人约定去维多利亚 省的一个老人院参观，迟到了半小时。同行的人质问他，你有什么资 格浪费我们的时间？霍华德赶快道歉。 两相比较，孰优孰劣，自有答案。 〔提供者：（墨尔本）齐家贞〕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彭宇恐惧症”的制造者今何在？ 姜福祯 “彭宇恐惧症”是我对彭宇案可能造成的社会恐慌的一种临时描述。 我始终认为在彭宇案中事实和法律被双重颠覆，为此我专门写了《谁 颠覆了彭宇案的真相》等文章，此不赘述。实际上从判决书批露后 “彭宇恐惧症”的幽灵就不能不徘徊在中国大地上了。 果然，最近得到了一例典型的印证： 《扬子晚报》1月18日报道，扬州一位老太太去买菜时不小心在菜场 门口摔了一跤，一个小伙子见了将她扶起来，这时，小伙子的朋友忽 然嚷起来：“你赶紧松手，老太要是说是你撞倒的，你麻烦可就大 了！”小伙子马上松了手，老太太再次摔倒地上。老太太的家人告诉 记者，第一次摔倒时老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问题，腿部最多是轻微骨 折，但第二次问题就严重了，经过检查，老人股骨头跌碎，胳膊和腿 都骨折了。　 这个例子的典型意义在一扶一放之间两个人同时被“彭宇恐惧症”袭 击，义举瞬间被恐惧吞噬。 搀扶老太太起来是寻常小事，如同公车让座，是出于本能：此时他对 彭宇案要么不知道，要么忘记了，经过朋友的提醒，幡然醒悟，居然 忘记了轻轻放“归”原处，恨不得插翅逃离现场，怕撞在目击者的枪 口上…… 当时他们的良心恐惧了，颤抖了，道理很简单，谁也不敢保证碰不上 南京徐老太那样的反诬，谁也不敢保证碰不到鼓楼法院那样的判决。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自己无缘无辜要掏大把银子。在彭宇 案摧残下，成本计较和是非混淆的双重恐惧，让老太太遭遇了雪上加 霜的灾难。此时，除了一声叹息之外，我们实在没有勇气责怪这位小 伙子。还好，老太太不是在悬崖边上跌倒，不然小伙子可能就难逃刑 事责任了。　 彭宇案不公判决之后，作证的目击者陈先生面对记者，激动地说： “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此话一语成谶。实际上，几个月 来就是如此，老人摔倒经常没有人扶，尤其是南京和南京周边，可以 肯定知道此案的人越多，马路上摔倒的老人没人扶的现象就越多。只 是扬州的这个例子因果关系有些典型罢了。“彭宇恐惧症”的主要表 现就是道德冷漠、良心恐惧。其具体防卫措施就是：看到路边老人摔 倒，千万不要冲动，不要去管。悲哀的是，这分明就是“彭宇恐惧 症”的“共识”。　 “纸老虎”的制造者周正龙在“挺虎派”的权力庇护下，数月邪气凛 然，最近终于被权威鉴定逼上穷途末路。可是彭宇的上诉结果如何？ 谁至今在遮蔽真相？那位“彭宇恐惧症”的炮制者和涉嫌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的法官今何在？ （2008年1月19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疾病缠身的四青年 路坤 2001年3月13日无辜被抓并被判刑的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 海，在超期关押超期审理长达三年之后，于2003年11月被判刑。徐 伟、靳海科各十年，杨子立和张宏海各八年。从被抓、关押到刑讯逼 供、判刑，如今七年过去了。受尽了身、心、灵的折磨，尽管如此， 却无一人认罪。就如徐伟无数次的大喊着告诉父亲一样：“我没有 罪，休想让我认罪”。 虽然他们四个人在2004年5月份从安全局看守所转移看管到监狱，安 全局的却仍是辖控这四青年人的魔头，因为北京市安全局某些人为了 个人的政绩编造了这起冤案。 在极其恐怖的高压下，艰苦的狱中生活，致使四个青年都身患重病。 目前靳海科仍躺在北京滨河医院。在2007年11月20日，海科在医院做 了个手术，住院20多天。当其父亲给狱方打电话寻问时，海科的队长 （海科在二监五队服刑），队长告诉其父亲是痔疮。海科本人说是切 掉了阑尾。第一次住院20天，海科回去后两周，疼痛不止，如今再次 住院已经15天了，仍在医院。海科告诉父亲，他非常疼痛，也不知得 了什么病，无法得知真实情况，究竟给海科开了什么样的手术，切掉 了什么，也无从知道。 杨子立，也在2007年5月份，开始发病，经常性的晕倒。经常眼前昏 黑，舌头发麻，恶心、心慌、呼吸急促、大小便失禁、浑身发抖。病 一发作持继半个多小时。螺旋性的晕状，使杨子立只有躺在床上，不 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却得不到医治。 2007年12月份，徐伟的父亲在二监看到徐伟，徐伟已经骨瘦如柴。而 且在狱中花钱受控，经常为了花钱而不得不与狱方争执。连狱方对待 “犯人”的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徐伟少言寡语，因为他受刺激，从被 抓那天起就在歪曲他的思想与他的言语，因为法庭上惟一的罪证就是 以李宇宙的证词，证明了他们四个人说了什么为证据而判刑。在与父 亲见面时，经常吵着告诉父亲，他是被冤枉的，他是无罪的。 徐伟、海科、杨子立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张宏海一个人被关在丽水监 狱。他的情况也非常悲惨。经常挨打，经常被关小号。长年累月的托 着病体在狱中受管治，他患有脱肛与内分泌严重失调，浑身都已经花 了（白癜风），且浑身瘙痒，到处都抓破了，连个药片都没有。父母 也都年迈，谈到他们的儿子，除了哭外，他们真想替儿子去做监狱去 忍受这一切的痛苦与折磨。 四个青年不仅精神、思想受尽折磨，而且如今都身患疾病，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医治。尽管海科住在医院，也得不到好的治疗及药物，狱方 舍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我和其他三个人的家属有一个共同要求，就 是无罪释放四青年，让病中的他们能及时得到医治。这里，我再次呼 吁，立即停止对四青年的迫害并予无罪释放！ 〔转载自《观察》2008-01-20；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 就胡佳被捕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 许志永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也许您不知道，2007年12月27日，一个叫胡佳的纯真勇敢的中国公民 被捕了，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很多天的痛苦和悲哀让我在这样 一个周末的清晨突然醒来再也无法忍受一种发自内心的羞耻感，我不 得不给您写这封信，不是因为胡佳是我的朋友，而是因为胡佳内心深 处令人震撼的纯粹和善良，不仅是为了胡佳的自由，更是为了呼唤我 们这个民族和解与宽容的新时代。请原谅我以这种公开的方式，这是 一个对民族、国家有责任心的公民表达对一个现代文明中国的期望， 这些话不仅想说给您，也想讲给这个国家所有的公民。 一、 胡佳所涉嫌罪名我不用了解大概就能猜到原因，应该是他写的一些文 章触犯了禁忌──他常常在发布别人受难的信息的时候加上几句自己 的评论为此滕彪曾经提醒过他，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阳光，从没有任 何阴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 但是，我猜测，胡佳被捕最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奥运的不同的声 音。也许和胡佳不一样，我是如此地期盼着奥运，如此地期盼奥运给 中国现代文明带来的促进，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2001年7月13日奥运 申办成功北京市民涌入广场的那一刻，在扬州的我和同学们喝的酩酊 大醉甚至抱头痛哭。正因为这种渴望，和很多公民一样，我有意无意 回避了奥运背后这个国家的另一面。 也许，胡佳应该象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一样更全面看待这个社会的进 步，不应该如此激烈地批评政府。也许，胡佳应该更多去理解一个大 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和奥运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意义。也许，我应该 劝胡佳谨慎一点──很多朋友都劝过他要学会保护自己。可是，胡佳 是一个纯真的孩子，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另一面那成千上万遭受不正 义煎熬的人们，他无法保持沉默，在这样的社会中他没有能力保护自 己。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所谓谨慎不就是更圆滑更懦弱一点么？ 我只是比他更圆滑更懦弱一点而已，我没有资格劝说胡佳，我也相 信，一个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哪怕是偏激的观点应该是正常的，每一个 人都有资格以反对奥运的方式表达对这个国家的爱。 为一个声势浩大的庆典仪式扼杀所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极权专制的逻 辑。我们从小就知道安徒生童话里一个著名的故事，现在，我们在见 证那个故事的续集──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的命运。胡佳就是那个说 出真话的孩子，当所有的人都沉默的时候只有他从不顾及自己的安 危，当这个国家为这个浩大的仪式而歌舞升平的时候，胡佳那么顽固 地追求2001年中国奥申委主席关于人权奥运的庄严承诺，他的声音代 表了这个社会的另一面，成千上万的土地被征用者、房屋被拆迁者、 输血感染艾滋病者、司法冤狱受害者……他们绝望无助的呐喊，他们 在北京南站聚居成上访者的村落，他们的村落被一次又一次拆除，永 定河上的桥洞里零下十度的寒风中有他们的家。当他们的呐喊无法在 自己国家的局域网上出声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胡佳，一拨又一波的上 访者来到他的那个叫做自由城的家，胡佳帮助他们把声音传给文明的 人类。 我知道奥运对这个民族的意义，我们如此看重奥运，如此看重在世界 面前的形象，这背后是百年屈辱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心灵的阴影。 但是，掩盖了自己社会的裂痕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找回失落的自信。 要知道，在这个文明的时代，有不同声音的国家才是一个正常的国 家。 象胡佳一样，我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然，我不会象他那样去追求 钓鱼岛，我渴望一个民族发自内心的自信，它不是一些岛屿甚至强大 的武力，而是我们的超越其他民族的优越的文明。奥运本来是一个展 示我们这个民族强大和自信的机会。可是，为了这个百年庆典，我看 到我们的政府是如此敏感和易怒。2007年4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一 个女生在一个小型集会上号召大家利用奥运迫使中国政府给苏丹政府 施加压力以拯救达尔富尔的难民，后来我了解到，这位24岁的来自南 美的法学院女生是一个叫“达尔富尔24小时”的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她的行为只是出于对人权的纯真的信仰，她的批评背后并没有多么深 刻的阴谋。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各种不同的声音哪怕是很刺耳声 音都是正常的。可是，在我们国家外交部的激烈抗议声中，这个学生 社团也许就是“国际敌对组织”之一，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愤怒，这种 本来正常的批评声音的效果被急剧放大了。当然，后来我很高兴看 到，我们国家对苏丹的政策有所变化，我们开始担负起一个大国应有 的责任。 现在，这异常激烈的反应出现在了国内。黑龙江的农民为了捍卫他们 赖以生存的土地打出“要奥运更要人权”的口号，被指控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现在，胡佳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 个国家有着太多的伤痕，城乡之间，穷人富人之间，权势者和无权者 之间，扼杀了不同的声音，那些伤痕也许暂时被掩盖，但是，扼杀不 同声音的国家警察，正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伤痕，逮捕胡佳，正在向全 世界证明，这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国家，一个践 踏人权的国家。如果说这一切是为了奥运，这该是对奥运的多么悲哀 的羞辱，如果说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与骄傲，这该是多 么可耻的骄傲啊。 在这个星球上文明人类的注视下，在北京那个叫做自由城的地方常年 驻守着不穿制服的警察，一个中国公民仅仅因为坚守内心的良知和正 义而被捕，他的柔弱的妻子和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成为自由城的囚 徒。我们总是试图掩盖什么，可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掩盖行为 本身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不是为胡佳而难过，我是为这个国家而痛 苦。我的祖国不应该这样，我所属的这个民族不应该这样。她应当是 一个阳光的善良的纯真的自信的民族，一个建立在良知和正义基础上 的国家，她没有那么多猥琐和耻辱，她不会成为人类耻笑的对象。我 不想说，审判胡佳对奥运多么不利，我不想说这又将是没完没了的抗 争，我不想用这些功利的方式说话，我只是渴望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 自信，渴望我们这个社会应有的理解与宽容。 二、 我了解胡佳，他是一个赤诚无私的志愿者，几乎是一个职业的志愿 者，哪里最需要有人帮助，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曾经在内蒙恩格贝沙 漠植树，在青海为保护藏羚羊而奔走，在河南艾滋病疫区为那些绝望 的受难者呼吁。2003年当一个21岁的大学女生因为自由言论而失踪以 后，胡佳骑上自行车直接去了公安部门，认真地质问他们这究竟是为 什么。在很多次的质问、抗议、软禁、失踪之后，胡佳逐渐成了传说 中的政治异议人士，在深重的恐惧面前，当所有的人都沉默时，胡佳 从来没有停止过呐喊。 可以理解，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他的一些话可能太偏激了，但是， 他的声音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这个社会中遭遇不公正的千千万万 人的呼声。三年多来他从一个环保志愿者逐渐成为一个“人权钉子 户”，每一步都是因为坚守纯粹的良知──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过错 的话那就是他太纯粹了，然后他就遭到长时间的没有法律根据的软禁 甚至暴力，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他那样执著的个性，都会走到这一步 的。 胡佳是我所见过的最纯真最善良最勇敢的中国人，我可以自豪的说， 胡佳就是当代中国的良心。曾经以为，这个民族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 征服、杀戮和政治运动之后，已经彻底灭绝了传说中的侠肝义胆浩然 正气的基因，以为从此这个民族就以中庸之道哲学来掩饰自己内心的 麻木、自私和懦弱，但胡佳又给了我们高贵的榜样，他是那么的勇 敢，那么的纯粹，他让我感到羞愧。他呼唤人权奥运，正如他为藏羚 羊、为艾滋病患者、为钓鱼岛问题奔走呼号一样，都是出于最本真的 信念。他是这个民族罕见的圣徒一样的人物，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 奉献，为了博大的爱，他不是国家的敌人，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如果 这样一个人受到审判，那就是审判13亿中国人脆弱的良心，如果他受 到审判还没有人站出来说话，这将是一个民族永远的耻辱！我们都深 爱着这个国家，我们都为良知和正义而努力，我们都怀着一个美好社 会的梦想，我们都愿意为一个梦想而承担责任。但是，胡佳为这个社 会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应当是这样的。胡佳为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人权 捍卫者，他应当成为中国的人权大使，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囚徒。 一个缺失了道德良知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泯灭了坚 守良知正义之士的国家绝不会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国家。在一个犬儒主 义盛行的年代，麻木、冷漠、腐败、堕落、不负责任已经成为这个民 族政治生活的常态，我们这个民族太缺少胡佳了，太缺少坚守良知正 义的浩然正气了，胡佳那纯粹的令人震撼的正直、善良、纯真，是这 个民族最值得珍惜的。 我为这样纯粹的人被捕而感到难过，不仅为胡佳，更为我们的政府而 难过。不仅为一个家庭的痛苦而难过，更为我们国家的仇恨与敌意而 难过。此刻，我跟在艾晓明老师、翟明磊先生、滕彪先生、刘晓波先 生等勇敢公民的后面站出来为胡佳说话，因为他是我的榜样，纯洁勇 敢的榜样，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每一个人心中的爱足以融化冰冷的 岩石，足以驱散恐惧的阴霾，因为我相信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她的 优秀公民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囚犯和流亡者。 三、 我不愿意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的恶俗的所谓智慧来形容我们 这个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仁人志士。20世纪的历史上，为了探索一个 古老民族的现代化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呐喊过，奋斗过，牺牲过。可 是，真正让这个民族耻辱的，不是他们牺牲于外敌的入侵，而是牺牲 于自己同胞的手下。他们深爱自己的国家，但他们仅仅因为坚守自己 的观点就被杀死、被监禁、被流放，他们的牺牲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不 幸。 俄罗斯人已经正视那段悲惨的历史。2007年10月30日，普京总统在政 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参加布托沃射击场举行的纪念活动时说，那些受 难者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 是民族最优秀的人。 今天，人类社会绝大部分国家已经告别了野蛮专制时代，不会因为政 治观点分歧而成为一个罪名。但是在我们国家，因为不同的观点和言 论而被捕入狱或者流亡的仍有很多人。2004年深秋，在纽约我见到了 刘宾雁先生。讲起自己的家乡，他那么的幸福，讲到自己祖国的变 迁，他那么的欣慰，我会永远记得属于这位古稀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下 午。可是，自从1989年开始，他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直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也未能踏上自己的国土。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我 们的民族精英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其实，他们也和我们，和你们一 样，热爱自己的国家。 是的，不仅胡佳，那些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历史上为了这个民族走向现 代文明而付出牺牲的同胞，那些为表达自己政治见解而至今仍然失去 人身自由的同胞，那些热爱这个国家坚守良知正义却至今仍然流亡在 世界各地的同胞，他们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面对历史，我们记下 的不应当是仇恨，而应当是那曾经热血沸腾的激情与梦想。2008，或 许还有以后的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怀着热切的期望──让那些因 为坚守良心而犯罪的公民获得自由，让那些流亡海外的赤子回到自己 的祖国，他们应当成为文明时代的建设者。 四、 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还因为对您以及千千万万体制内民族精英怀 有美好的期待。相信您也希望推动社会进步，中国不可能置身于人类 文明的潮流之外。相信您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民主法治、社会更加 公平正义，人民更加自由幸福。相信您和我们的梦想一样，只是，我 们站在不同的位置而已。对于所有为这个民族进步而做出贡献的人我 都深怀敬意，对于您我从未放弃乐观的期望。我为2007年媒体言论自 由的扩大而鼓舞，为您的新年献词而欢欣──我告诉很多朋友说从您 的新年讲话中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希望，为这个国家每一点一滴的进步 而感动。 正因为有这样的美好的期待，当您的下属把坚守良知正义的公民当成 敌人的时候，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旁观者，在国家的名誉被践踏的时 刻，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旁观者。此刻，我与胡佳站在一起。可是，我 却没有为胡佳被拘捕而愤怒和仇恨，我是如此的心平气和，因为我支 持奥运，因为我看到这个国家在进步，我只是为此感到难过，我更愿 意相信这是误解，这是不应该有的误解，这是不应该有的荒诞的仇 恨。 我不愿意看到人与人之间相互敌意和嘲笑，不愿意看到警察嘲笑胡佳 “精神病”，也不愿意看到胡佳嘲笑他们是“鹰犬”，不愿意看到很 多人嘲笑中国没有人权。但是我知道这个国家有问题，胡佳和政府之 间也许都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而产生了分歧，但分歧的处理方式不应 当是跟踪、监禁甚至暴力。不仅是胡佳，整个社会充斥着暴力接访、 黑社会殴打小区业主、城管打死人的消息，我们这个社会有着太多的 暴戾之气。我们每一个公民对此都负有责任，但是我想，作为国家元 首，您应当负有更大的责任。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一封信是多么的幼稚甚至是愚蠢，可是 此刻，我为自己的这种信念深深感动着，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嘲笑乃至 打击我也从不放弃一个纯真的愿望──给胡佳自由，开始这个民族和 解与宽容的时代。我知道，迈出这一步很艰难，这个国家历史上有过 太多的敌意和仇恨，但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必须迈出这一步。18 年之后，天安门母亲丧子的痛苦已经化为对这个民族博大的爱，还有 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呢？ 2008是中国的奥运之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30周年之际，我们将 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中国。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开放不 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而是这个民族心灵的开放，这个民族的 每一分子面向人类文明尤其是面向自己同胞心灵的开放。打碎隔在每 一个同胞心灵周围厚厚的樊篱，让这13亿人的内心永远摆脱专制恐惧 的阴霾，永远生活在自由的阳光之下，是时候了。您有这样机会去消 除敌意和恐惧，而不是制造新的敌意和恐惧，您有这样的机会为这个 民族塑造一个永恒的道德丰碑，以照亮未来的道路。我们期待着，我 们也在努力着，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 公民 许志永 2008-1-20 〔转载自《权利》#10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致中国国家领导人请求释放胡佳公开信 袁伟静 尊敬的各位领导： 您好！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为中国日益步入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之列而感 到骄傲和自豪，但同时也为中国在发生着一系列与世界大国、世界强 国不和谐的因素而感到不安。特别是在去年年底，即2007年12月27 日，我们的好朋友胡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走，他的 妻子和仅一个多月的女儿，受到非法的严密监控，被阻止与外界接 触。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权力的滥用问题，而是又一个代表中国人 权状况急剧下降的标志性事件。 胡佳并没有发动任何政变性活动，何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如果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特的见解，有美好的追求，并为了他心中美 好的追求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那这 个“国家政权”也太脆弱了。 就算胡佳罪大恶极，也不至于他的妻子及女儿也要因此而受株连，被 非法限制自由，切断他们的通信，阻止朋友们及律师去看望她们。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处处都在世界前列的 强国！2008年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我非常希望各位领导能够顾全 大局，注意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无条件地释放我们的好朋友胡佳， 并立即解除对曾金燕及其女儿的监禁，兑现申奥时的承诺。 2008年奥运会是世界的焦点，但如果不释放胡佳，以及他一家的状 况，也将是世界的焦点。 近几年来，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说 明中国在国际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狭隘地认为，国际上对 中国某些方面的关注为境外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的话，那是非常错 误的。目前胡佳被拘捕，其家人受到监控，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 人性的角度上来说，北京当局的做法都很难以站得住脚。 非常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抓了胡佳，能够引起这么多人，这么多组 织和国家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当局的做法已经大大超出了正义人士的 容忍度。如果靠单一方的强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终只能是两败 俱伤。 我们的朋友胡佳，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有肝硬化，但他却一直是一个 公益人。就我所了解的，他不仅仅关心艾滋病人的生存状况、现存环 保问题、维权人士及其家庭问题，他还在关心、帮助他力所能及所有 需要帮助的人。他在不停地告诉世界，中国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着 什么，需要努力做什么。 我们大都读过《皇帝的新装》，我觉得目前很多现状就是“皇帝新 装”的再现。到底谁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那就是那些贪官污吏、滥 用权力欺上瞒下的骗子们。小孩子们的话，虽然听起来很不舒服，很 没有面子，但那是事实。早一点听他们的话，就会早一点结束难堪。 因为，无论是皇帝，还是作为普通百姓的看客，心里都很明白发生了 什么。 再次恳求各位领导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早日释放胡佳，解除对其妻 子曾金燕及其女儿的非法监控。 此致 敬礼！ 袁伟静 （写于山东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家中） （2008年1月16日） 〔转载自《参与》。提供者：（美国）蔡楚〕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2008年春节募捐情况公告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2008年，为浙江狱中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春节慰 问募捐，及湖北秦永敏家属、四川王森家属、浙江聂敏之的遗孀特别 募捐活动现已基本结束，公告如下。 一、捐款清单 姓　　名　　 金额 　　　电 话 　　　　地　　　　址 　　　　　　（元） ============================================================ 范 子 良　　100.00　0572-394-2420 余 元 洪　　500.00　159-5802-2764 余 铁 龙　　100.00　134-2910-1165 贺 忠 民　　200.00　130-9591-6182 张 中 政　　100.00　130-6563-9968 万　　征　　150.00 赵　　立　　150.00　133-3583-9039 圣观法师　　600.00　136-8959-6164　圣观法师讲：感谢你们给了 　　　　　　　　　　　　　　　　　 我一个福报的机会 张　　贻　　200.00　0573-762-0440 王 杭 立　　200.00 王 有 华　　200.00 王 东 海　　100.00　135-8847-7667　东太平巷12号236室 王 荣 清　　100.00　8599-7558　　　三里亭苑三区19栋二单元 　　　　　　　　　　　　　　　　 　202室 王 富 华　　100.00　8605-5869　　　望江门外直街22号 魏 槙 凌　　300.00　139-5810-5835　之江中路春江花月月华苑3幢 　　　　　　　　　　　　　　　　 　二单元501室 楼 裕 根　　300.00　139-6817-6234 戚 惠 民　　200.00　139-0571-2569 洪 家 炯　　100.00　130-9591-6182 王 荣 跃　　300.00　158-6710-0724　潮鸣红枫苑12幢六单元702 叶 孝 刚　　200.00 邱 更 耀　　100.00 徐　　光　　300.00　133-6218-1277 任 伟 仁　　200.00　133-9657-3202 吴 远 明 高 海 兵　　100.00　0571-8897-1019 紫金公寓七幢一单元701室 毛 庆 祥　　500.00　8606-6394 　　杭州莫邪塘西村15幢二单元 　　　　　　　　　　　　　　　　 　104室 萧 利 彬　　100.00　8695-8629　　　杭州闸弄口新村22-1-301 胡 晓 玲　　200.00　8606-6394　　　杭州莫邪塘西村15幢二单元 　　　　　　　　　　　　　　　　 　104室 杨 建 民　　200.00 单 称 峰　　100.00 刘 进 成　　100.00　8569-2363 王 有 才　3,500.00　　　　　　　 　cdposc@gmail.com 佚　　名　　200.00 佚　　名　　100.00 佚　　名　　100.00 佚　　名　　300.00 佚　　名　1,400.00 佚　　名　　200.00 佚　　名　　100.00 佚　　名　1,400.00 佚　　名　1,800.00 ============================================================ 总计　　 15,200.00 二、分配情况 秦永敏家属：　 2,000元（已予12月初通过朋友转交。） 王森家属：　　 1,000元 聂敏之遗孀：　 1,000元（只要你对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我们不会忘记。） 吴义龙：　　　 1,600元 张建红（力虹） 1,600元 陈树庆：　　　 1,600元 吕耿松：　　　 1,600元 朱虞夫：　　　 1,600元 严正学：　　　 1,600元 池建伟：　　　 1,600元 三、结束语 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为了落实宪法赋于我们的言论、结社等自由的 基本权利，他们被当局诬为罪犯。他们是人类的良心，是民族的脊 梁，是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在深深的黑狱中，他们承受着精神和肉 体的双重迫害。他们的家属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压力，在此新春佳节即 将来临之际，我们向狱中受难者表示最真诚的敬意，向他们的家属表 示节日的问候。在此也向圣观法师、王有才先生、王希哲先生、赵昕 先生等表示谢意，感谢你们对浙江民运和浙江民主党的帮助和关注。 同时对青岛李建强（刘璐）律师表示特别感谢，你辛苦了，你尽力 了，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感谢你。 2008年是奥运年，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认同迎奥运、保人权、促和 谐。我们呼吁中共当局在奥运前对所有政治犯实行大赦，特别敦请中 共高层，责令北京当局释放胡佳先生，责令浙江当局释放吕耿松先 生，并对身患难治重病的浙江张建红先生保外就医。在奥运年，加快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确保公民的基本人权、言论、结社等的真正自 由，为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社会，建设真正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共同努 力。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供稿：2008年1月18日于杭州）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在台湾智库和平论坛 《中国的外交攻势与对台策略》 座谈会上的演讲 童振源 一、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在国际间打压台湾 在台湾的邦交关系方面，最近八年来，马其顿、赖比瑞亚、多米尼 克、格瑞那达、诺鲁、塞内加尔、查德、哥斯达黎加与马拉威都在中 国的金援利诱下，相继与我国断交。特别是，中国政府刻意延后半个 月宣布与马拉威建交，选在陈总统出访邦交国的时候，实是对台湾人 民极尽打压与羞辱之能事，妄图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与并吞台湾，造 成两岸政治对抗与区域紧张情势更加恶化。 在国际组织方面，过去三年来，中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封杀和打压事 例已超过110件，光是要求台湾在国际组织改名为“中国台湾”、 “中国台北”的案例，就至少有18件。例如，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 台湾的地位降格为“非主权区域会员”、要求各国承认“台湾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让台湾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还 有其他包括国际鸟盟、国际狮子会、船舶运揽协会、园艺协会等ＮＧ Ｏ组织，中国也要求台湾更改名称。最近，中国甚至对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施压，将我八个港口列为中国境内港口。由此可知，中国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矮化台湾的国际地位，早已不分领域、不分官方或 民间组织，只要是有机可乘，就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 空间。 二、中国打压引起台湾人民极度反感 去年6月，台湾长期的中美洲友邦哥斯达黎加在中国重金诱惑下，选 择与台湾断交，引发台湾朝野的同声谴责。当时，台湾智库曾对台湾 民众做了一个民调，结果发现有62.4%的民众对于中国以金钱外交挖 走台湾的邦交国—哥斯达黎加、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感到气愤， 也有85.3%的民众认为中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矮化台湾的国际 地位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同一时期由年代电视所做的民调也显 示，80.1%的民众不同意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打压台湾、矮化台湾主权 的作法，70.1%的民众认为中国持续挖台湾的邦交国、不准台湾加入 国际组织，种种作法都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认真 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不要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从以上的民调结果可 知，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剥夺台湾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不仅造成两岸关系发展的极大障碍，也引发台湾人民的普遍不满、气 愤与反感。大多数的民众都反对中国打压台湾的作法，也认为这些做 法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承担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 我们要正告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社会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心声、更 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人权。中国长期对台湾进行国际打压与围堵， 是对台湾人民生存与人权的严重挑衅作法，已让台湾人民积累了一定 程度的反感情绪。这是造成两岸对抗与区域不安的根本原因，中国必 须负起一切责任。我们希望中国能悬崖勒马，不要再破坏两岸关系的 和谐与区域稳定。 三、中国打压台湾，不分蓝绿 站在政府立场，我们必须告诉民众事实，中国对台湾的打压绝对是不 分颜色、不问蓝绿。试问两蒋时代，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与日本及 美国断交，邦交国数目从1970年的67个国家减少到1975年的27国，使 台湾成为国际孤儿，难道是因为台湾追求法理台独，才受到中国的打 压与孤立？前总统李登辉主政12年，成立国统会、制定国统纲领，不 但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也主张两岸终极统一，但中国仍在1996年对 台湾试射飞弹，更对美国施压，致使李前总统去不了华府，也无法在 纽约过夜。 从2000年政党轮替迄今，共有九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但在1990～2000 年的国民党执政时期，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也有11个。种数据正足以说 明，中国并没有因为国民党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或追求统一目 标，就放松对台湾的国际打压、甚至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 其实，就连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先生也屡次遭到中国打压。例 如，他在台北市长任内的1999年，台北市被赶出世界首都论坛（ＷＣ Ｆ），2005年他应邀到香港、韩国等地，香港、韩国政府也都在中国 压力下取消他的签证。即使马先生宣称接受所谓的“92共识”，但在 去年6月出访印度时，中国政府仍对印度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要求他 必须表明支持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 个省，而且不得在他的座车上展现台湾的旗帜。 四、台湾朝野应团结一致反抗中国的打压 近年来，中国以霸权崛起的姿态，挟庞大的经济资源打压台湾，台湾 的国际处境实备极艰辛，每位外交部长都面临极大的断交压力。2002 年7月，中国承诺援助诺鲁六千万美元及代偿七千万美元债务。2003 年10月，中国答应援助赖比瑞亚一亿二千万美元。2004年3月，中国 答应金援多米尼克一亿二千万美元。2005年1月，中国与格瑞那达建 交时，承诺金援二亿五千万美元；同年10月中国与塞内加尔建交时， 承诺金援六亿美元；2006年12月中国与查德建交时，光贿赂查德总统 金额便高达五千万美元；2007年6月，中国承诺哥斯达黎加的金援金 额为四亿三千万美元；2008年1月，中国承诺给马拉威的金援金额为 60亿美元的天价。过去六年，中国至少花费77亿美元进行金援外交， 挖走台湾的邦交国。 去年哥斯达黎加与台湾断交之时，在野政党先是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 错误，后来才从哥国总统阿里亚斯口中得知，该国之所以背弃台湾的 原因是中国所开出的四亿三千万美元金援数字。面对友邦纷纷因中国 重金收买而背弃台湾的国际现实，台湾内部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附 和中国政府批评台湾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台湾为“麻烦制造者”， 成为中国打击台湾民心士气的工具。 事实上，国民党政府过去也被中国同样指责为“麻烦制造者”，如今 国民党却附和中国的说法、反过来批评台湾是“麻烦制造者”。在 1998～1999年间，中国不断批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社会的“麻烦 制造者”。当时，陆委会主委苏起反驳中国的指控表示，台湾从来不 是“麻烦制造者”，而是国际社会的模范生。外交部长胡志强甚至反 击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呼吸，中共不满意，我们是不是就成为麻烦 制造者呢？” 五、对中国的两点呼吁 我们希望中国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持续破坏两岸关系的和谐与 区域稳定。否则，中国所谓“寄希望台湾人民”，必将成为“更加失 望”的结果。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正 常化与和平发展，我们对中国提出两点呼吁： １、既然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便应好好倾听台湾的主流 　　民意与尊重台湾的民主机制。 ２、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对台湾武力威胁与国际打压的挑衅行为， 　　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两岸关系。 （童振源：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8年1月18日） （台湾陆委会新闻稿） 〔原载《台湾陆委会网站》。转载自《议报》2008-01-21；http:// chinaeweekly.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让人潸然泪下的宁静革命 林欣薇 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开票结果，民进党惨败，这也是身为支持者的我预 料中一样。我并不会太难过立委的败仗，反而是公投讨党产这一部 分，民众参与程度如此冷漠，让我不禁感觉到一阵悲哀。我不禁想起 多年来让我感到骄傲的“宁静革命”一词。只可惜此刻这原本含有深 远意义的四个字已经变了调。 我知道自己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疼惜之心与喜爱，不但来自于它独特 且优美丰富的海岛文化、它所富含的民主演进史；看见许多长辈在台 湾这块宝岛上所付出的努力与绽放出来的美丽成果，更是让我感动。 也因此，当我发现由高雄历史博物馆所举办的柯旗化老师（白色恐怖 受害者、诗人、作家）相关展览有许多民众参加，且不少年轻朋友拿 著相机拍摄相关文物时，我的内心很雀跃；那让我感到台湾可贵的文 化和正确爱之惜之的观念有延续下去。三年前参加此展览所产生的喜 悦，就如同看见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参与户外生态或人文解说听讲的 喜悦程度一样强烈。 也因此，当我走入阮美姝女士（阮朝日二二八纪念馆创办人，其父阮 朝日先生为前台湾《新生报》总经理，当年因“叛乱首要”的莫须有 罪名丧生）同样于高雄举办的“2．28”相关展览时，发现参观民众 稀稀疏疏，我替阮女士难过。可是我察觉到，也不得不承认：确实Ｅ 世代的年轻人、甚至中壮年人已经丧失了对这段历史的情感与认同。 有许多欧美学者都对台湾民众和白色恐怖受害家属感到敬佩与不可思 议，他们觉得台湾民众面对国民党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种种迫害和打 压时，台湾人民选择以理性甚至包容原谅的态度来面对，外国学者称 之“宁静革命”。几年前当我听到这个名词时，虽然也有一些些心 疼：“为甚么受到伤害的您不激烈一些对之反抗呢？那毕竟是让人忍 无可忍的恶行啊！”却对于如此有宽容心肠的台湾人民更有一种骄傲 的感受。 但现在，此刻公投讨党产开票结果出来以后，我却感到悲哀与自嘲。 尽管造成台湾乱七八糟的国家意识与太多人民不了解这块土地之美的 原因有很多，无论是（1）长达50年的洗脑教育，（2）媒体素质的低 落等等，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上这些原因造成许多也是很单 纯可爱却思考过于狭隘的台湾人都丧失了“正直的善良”。 当然我也承认执政党这几年来确实缺点多多。除了这几年来本身弊案 不少（当然国民党弊案更多），其思绪方向有不少部分让我很是困 惑。如其在选举前一直强调中正纪念堂的改建，实在让我寒毛直立， 为之担心；尽管我也好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蒋介石铜像都消逝于台湾 这块土地上，但那毕竟是需要长期规划的细腻工作，我有些感觉到这 些推行者彷佛被所谓的“深绿民众”绑架了。加上近来确实有著太多 让人难过的社会事件发生，在电视台同时播报着“剩菜条款”，也就 是学校营养午餐的剩菜剩饭先让校内的穷苦孩子领取之后才可发送给 校外等待的人士，和许多迫切需要协助的弱势者的新闻时，他们少了 让人民感动的力量。 很想请居于上位的长辈们，多多谈起对弱势族群的关心，而非一而 再、在而三谈起两岸事务（更何况每次提到的中共布署的飞弹而已， 很少以“推己及人”心态，沈痛地明确点出中国实际上是人民没有人 权可言，鲜血淋漓的国度）。因为那对一般为了三餐而奔忙的民众而 言，距离确实太远了。 坦白说，就身旁有肢体障碍的家人和朋友的我感觉起来，民进党对于 身心障碍朋友的帮助与尊重真的和国民党执政时好太多了，但近来民 进党于媒体上传达出来的讯息，确实少了让人感动的力量。毕竟在日 常人的生活中，该关注的事情太多。一方面看着新闻播报热锅上的家 庭或没有能力缴交学费而被迫放弃学费的学子等急需要协助之新闻， 在看见执政党于选举前潦草匆忙的中正纪念堂改建，我也是一阵阵的 讶异和伤感。 或许民进党也可以更积极地推广和协助台湾民间的文史、环保和自然 生态工作，并于文宣工作方面让民众知晓执政党在这一方面做了多少 努力。毕竟在纷纷扰扰的政治议题和口水争论中，这些活动确实能给 民众“清新”的感受，这类亲子共同“认识自己的土地”种种活动， 逐渐成为台湾的一个趋势。至少“2．28”和白色恐怖事件已经因为 许多不堪的原因，导致被重复提了又提，确实使得许多台湾人感到无 动于衷。若以关怀台湾文史和自然环境为出发点，反而可以鼓起民众 爱之惜之的心情，以不同的方式却同样可以让下一代了解台湾这块宝 贵的土地，且让民众知晓是哪个政党开始推行这些运动，进而明了真 实的历史；或许以后，象这次公投讨党产这样让人难过的“宁静革 命”，不会再度发生。 而对于民进党没有关注于中国人权问题这方面，我想：这真的显示出 他们不聪明，尽管我也知道在上位者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以“为 台湾自身利益”来看：执政党多关注一下，多多提起中国人权等问 题，并提出多的不胜枚举真实事证，也许就不用一天到晚一直宣导中 共如何在国际打压台湾。毕竟来台湾的这一些老兵及其家属，认定中 共是家人，是夥伴，他们不会对于台湾受打压事件有反应。也不会在 乎有多少没飞但对准这里。但如果直接点醒人民，在表面经济繁荣而 实际上潜藏著太多问题的中国，血淋淋且让人为之鼻酸的真实面貌执 政党，我想，效果会很不一样。 虽然社会上还有其他重要的议题，如社会福利、教育、经济、环保等 等，但我若先将中国与台湾的安定与友善的互动这样一个大前提作好 了以后，以上那些议题一定也能顺利地解决，让台湾更好、更进步。 而国人与执政党积极参与中国人权问题并协助之，将是最基本且重要 的第一步。因为一个贫困落后的中国绝非台人之福，我们所该反的只 是专制集权贪腐野心的中国政权而非中国人。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当 然不能否认，但人命关天的人权议题更是值得大家重视。深蓝民众因 为媒体的洗脑而将西进当成一切救命丹，忽略了饱受共产政权迫害的 中国人；而深绿民众因厌恶中国也忽略了正在受苦的他们。台湾发展 受限的主因在此，因为内耗让台湾的所有努力奋进打折。且没有人关 注中国人权议题，使得共产政权更加狂妄，台湾没有安全。以上这两 点原因，让台湾这艘始终于暴风雨袭击下的小船继续无助地飘荡在波 涛汹涌的海上（因为某些因缘际会，我感受到了一些让我为之震撼的 力量，如许多中国人权作家的的厚道，良善与真挚，我觉得他（她） 就象我身旁师长或兄姐一般的大朋友，不过这些为了弱势族群如失地 农民、千疮百孔之医疗制度下的受害者、被剥夺掉宗教信仰自由的无 辜百姓等人无怨无悔奔波的大朋友，比他们看事情看的更透彻，而且 心地更慈悲。我们台湾人真的不该把这些人当成陌生人不理不睬。并 不是把中国人当成朋友或是敌人的问题，先别提起台湾民众，我感觉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态度反而象是陌生人。） 我也难过，那些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政治人物，是否忘记了推己及人？ 否则为何不将胸怀放宽，在台湾民众已对于其牺牲给予尊敬肯定之 后，将自身故事所获得的经验来大气度地协助中国人权的运动呢？我 相信倘若我们如此，在国内政权方面不但可以获得中国许多维权人士 和民运人士的支持力量，更将会是为中国人与台湾人的和解埋下一颗 种子。 另外，或许民进党在管理媒体这件事情不单只是思绪有问题，处事能 力更是糟糕。有办法让媒体凌驾于执政者头上到这种程度，真是让人 不可置信。且台湾媒体喜爱断章取义，当然正副总统与其他官员的言 词不是那个意思。但既然知道台湾媒体的素质，就应对自己的言语再 三斟酌，别让人家有大做文章的机会。常常我见到这些长辈们在媒体 镜头前说出来的字句，我也为之些许担心甚至感觉不可思议。请位在 上位的长辈们，于媒体镜头前尽量别用开玩笑的语气来和采访记者对 话。依照惯例，长辈们开玩笑的言语都会引起各家媒体的扭曲与挞 伐。传到收看的民众眼中，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解读。 可是我最最不明白的却是我的同胞：和我一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台 湾人民。台湾真是一个偏离“正确的善良”的社会。或许许多支持蓝 营的人也没有做坏事，平时说不定还很慷慨、热心公益；但很可惜， 因为思考角度太狭隘太单一化（50年来的教育），他们偏离了人性的 正义。 当连家子女和陈幸妤站在一起时（连家子女我就不讲了），我看到的 是陈幸妤的特质：一个勇敢、坚强、独立的女孩子。从小母亲车祸重 伤，父亲入狱，出狱之后又忙碌奔波。她必须独自带著弟弟成长，且 日复一日面临母亲随时离去的可能之下，完成学业；且这个太孤单又 坚强的女孩，至少没有出过什么会上报纸的大乱子。 我对她只有佩服与心疼。 又，若先别考虑到太深层次的考量，当陈总统、苏贞昌、游锡堃等人 与马英九站在一起时，我看见的是他们的特质：家境普通甚至不好之 下，在以前大学联考入取率那么低的年代，都没有补习还得帮忙家里 做事，也得打工的艰困环境中，居然考上那么好的学校。那背后隐藏 了多少辛酸和辛苦？ 我看见了他们的努力与正面迎向困难的特质。 不过有许多台湾人看不见的。本身也吃过苦的他们，反而可以接受马 家或连家的放纵与浮华。台湾民众一方面咒骂着这政府让台湾的经济 跌到谷底，制造出多起弱势家庭因为经济过于困窘而走上绝路的现 象，面对国民党的庞大不当党产和极不公平的军公教18%优惠却又视 若无睹。 看到这次的公投结果，再想起“宁静革命”这一词，内心真是百感交 集。或许多年以后有良知且对台湾有著情感的史学家，再度解释这个 词汇时，不会提起他们对台湾人民的佩服，他们和我一样感到悲哀之 余，也会有着愤慨、失望与遗憾。愤慨那些反刺台湾人一刀的忘恩负 义者；对有心想让台湾更好，却从未全面性思考怎样对台湾才是最好 的政治人物感到失望。遗憾的是后来的子孙没有记住先人对外来残酷 政权表达和平与包容，目的是以“让后代子孙记取教训，却不心存恨 意”的前提之下所种植出族群融合，人人平等的果实，而非一昧地遗 忘历史，最后选择用“纵容”来无知地伤害这块养育我们的土地。 总觉得台湾人都是良善热情的，不管是哪种颜色的朋友。但因为长久 以来的洗脑教育，现实生活中所需面对的物价上涨和对纷扰的新闻事 件灰心厌烦等等，人们了丧失了热情与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公投是作 为一个国民最基本也最珍贵的权利。很希望自己不成熟的些许意见可 以让大家思考，或许做些改进之后，这样让人难过的宁静革命不会再 次发生。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海外专家：中间选民 与投票率决定台总统大选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20日专电〕多位学者及民代今天就2008年台 湾总统大选举行座谈会，认为民进党立委败选后，党内陷入争议，总 统参选人谢长廷有苦难言。但大选出现“钟摆”或“西瓜”效应，则 需视中间选民及投票率而定，但不管谢长廷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 九当选，两岸关系寒冬已过，可望有新的开始。 《北京之春》杂志社下午在法拉盛举行台湾大选研讨会，吸引百余名 两岸三地侨民旁听。长期关注台湾政局及两岸局势的美国西东大学教 授杨力宇，肯定谢长廷的“和解共生”及马英九往本土、原乡靠拢， 都是往中间路线前进，而且两人的大陆政策也颇为相近。 他认为，3月总统大选，中间选民是关键因素，谢长廷的务实、理 性，是民进党目前唯一的希望，但他受到陈水扁总统牵制，“有苦难 言”；而外界也不必担心马英九当选后会向中国靠拢，马英九的“四 反”：反一党专制、反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反中国武力犯台、反中 国外交打压，立场十分清楚。 高雄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也说，以马英九过去处理“6．4”天安 门、“2．28”事件以及保钓等态度，可以说是反共的民主主义者。 谈到民进党立委惨败的原因，新出炉的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李明星表 示，选举结果显然民众认为“肚子顾好”很重要，换政党执政，才能 重燃台湾的希望。 他并举这次返乡助选观感为例，两千年时，计程车司机知道他支持国 民党，把他赶下车；这次是计程车司机跟他一起骂民进党，八年下 来，改变很多。研讨会中，多人提及选举制度固然是国民党大胜原因 之一，但民进党应该勇于检讨及反省。苏嘉宏说，这次选举是台湾民 主选择权的大胜利，但五成八的投票率确实过低，20%传统支持泛绿 的选民不见了。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连立坚坦言，民进党应该深究中间选民流失的原 因，但强调民进党基本盘还在，并未崩溃，仍有一搏的机会。不过， 实施单一选区两票制，导致贿选更严重，有必要重新检讨。 民进党美东党部评委召集人李正三也批评这次选举制度不公平，不利 民进党。民进党虽然选输了，但好比打醒昏睡中的人，台湾不能再出 现一党独大，总统大选会出现钟摆效应。 长期支持民进党的政论家洪哲胜认为，国民党政党得票数只有民进党 的1.6倍，但席次却多了三倍，游戏规则待改进，他同时建议“入联 公投”及“返联公投”应该合并，才能真正展现台湾民意。 与会的大陆政论家胡平则肯定台湾的立委选举，没有出现动乱，充分 展现台湾民主的稳定、成熟。国民党赢了，但马英九不骄傲；民进党 输了，谢长廷不气馁。 中国民运人士薛伟认为，台湾民主若往坏的方向发展，将影响中国民 主进程。他认为，陈总统的作风及其家人、身边人的行为，才是民进 党败选的主要原因。 不过，胡平、薛伟及苏嘉宏等人都认为，不管谢长廷或马英九当选， 以两人务实处理大陆政策，两岸应该可以告别过去八年的低潮期，展 现新气象。 资深媒体人刘其筠则分析，这次选举结果，不是台湾人反台独、反民 进党，是反执政当局造成台湾目前的现状。民进党批评选制不公，但 却没有人敢挑战或批评当初推动此一新制不遗余力的大老林义雄。 至于外界担心台湾可能出现戒严等情事，与会人士咸认，台湾民主没 有走回头路的本钱。 台湾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子扬表示，以国民党掌握新国会四分 之三席次，大大降低陈总统选前出奇招的可能性。另从宪法、文人领 政、将领生涯规划及台湾军队受到美国、中国牵制等影响，台湾也不 具备军人干政、戒严、发布紧急命令的客观条件。 不过，他认为，民进党迄今还没走出败选阴影，从阿扁家乡立委大获 全胜，反观谢长廷、吕秀莲、苏贞昌的高雄市、桃园县及台北县结果 不如预期，彼此对败选责任归属看法不一，阿扁认为他请辞党主席是 负起政治责任，而非受到惩罚责任。 至于谁能赢得总统大选，杨力宇与苏嘉宏皆认为，中间选民的态度与 投票率高低攸关总统大选胜负，谁能抢到中间选民，流失的泛绿选民 能否回拢，即可决定谁能当选，国民党不应存有大选已定的态度。 〔原载《yam天空新闻．中央社》2008-01-21；http://forum.news. yam.com。推荐者：（高雄）张复聚〕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刀的时代过去了 2008民进党论（之1） 刘进兴 2008年1月，台湾初体验单一选区两票制。骁勇善战的民进党惨败！ 明治维新前，骁勇善战的幕府剑客土方岁三，在伏见一役杀敌无数， 但目睹同伴一一中弹阵亡，土方叹了一口气说，“刀的时代过去了” 面对火炮新时代，民进党还在舞弄大刀。勇则勇矣，其败也并非意 外。刀的时代过去了，单一选区两票制是新的游戏规则。单一选区制 的主导力量是中间区块的选民（简称中间选民）。中间选民虽然稳健 却较保守，两票制就是要引入多元力量，以促进社会进步。不过我们 的新选制还有许多缺陷，应该再修改。但不管怎么改，在稳健的中道 政治中求进步，就是今后政治的基调。 这样的制度鼓励立委与选民互动，不走极端寻求中庸；也鼓励政党重 视政策。我请教过一位芬兰国会议员，他们自己并无法案助理，政策 由政党从较宏观的角度制订，议员只负责宣传党的路线。这样国会少 了作秀的空间，政策的协商与整合也较容易。我赞成台湾走这条路。 但个人政治要转变成政党政治，必须先将不分区的比例由目前的1/3 提高到1/2以上。 民进党此次惨败，有人归罪于贿选严重、媒体不公、国民党党产。这 些都是事实，但也都是自古皆然，并非败选的真正理由。 有人则说民进党得票率并未降低，只因选制不当才导致席次大减。这 种讲法不长进。泛绿选票十年来步步增加，2004年大选甚至比2000年 多了150万票而突破50%。民进党本是上升的政党，怎么执政八年反而 只剩下基本盘，输给一个大家都说不应该赢，下降中的国民党呢？ 归罪于选举制度是没道理的。没错，单一选区是赢者全拿。但如这次 民进党胜选，哪怕只赢1%，不也可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席次吗？可见真 正的问题在于选票无法过半。要过半不难，走回中道政治即可。根据 常态分布统计学，谁掌握了民意的中间区块，即民意平均值加减一个 标准差，谁就掌握了68%的选票而必赢。即使加上国家认同的前提， 民调显示七成以上的选民认同台湾，这七成多选民的68%，不也可以 过半吗？ 中道政治并不违背民进党迈向独立的目标。认同台湾的选民也要求干 净的水、空气、教育、与治安。这就是明治维新据以强国的内治主 义，也就是李登辉近年常讲的正常国家路线。 民进党的问题在于天王私心重，无人顾大局。2004年修宪确定新选制 后，民进党并未积极因应。政客语言仍然多于政策思考，当然无法吸 引中间选民。更糟糕的是，几位天王为了赢得初选，发明了一套反科 学的“无中间选民论”来整肃异己，结果是误了民进党，也害了台 湾。刀的时代过去了，坚守台湾主体性，但走回中道政治，民进党才 能突破。 〔转载自《躲藏世界》http://blog.roodo.com/cjliu。提供者： 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人看马英九 曹维录 离台湾总统大选满打满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竞选各方都在为大选 造势，据台湾媒体报导，马英九一再强调他当选总统后立即开放直 航、欢迎大陆游客来台湾观光，两岸经贸政策的原则是“松绑、开 放”。对于过去一直坚持的赴中国投资不得超过企业净值40%上限， 也将“通案松绑”。 马英九在出席国际研讨会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他的“三不”原则， 表示如果当选将坚持不统、不独、不武三大基本立场。他信誓旦旦地 说，如果台湾给他八年，他可以为台湾“奠基未来100年的和平与富 裕”。 马英九的这些言论，如果不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就表明了马英九在政 治上还不成熟，无论是经济上的“通案松绑”还是两岸政治关系上的 “三不”立场，都表明马英九意识中是台湾操控着两岸关系的主动 权，单单这一点，马英九就有可能在大选胜选后断送台湾。因为在大 陆目前处于强势的情况下，文统武攻的主动权一直操在中共手中。 由于中共在国际上不断打压台湾生存空间，限制台湾在国际上的活 动，这就迫使台湾必须在统独问题上尽快作出选择。退一步说，就算 台湾人安于目前的现状，大陆也决不会容忍台湾永久处于目前状态， 必将加紧施压，北京奥运结束之时，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开始。 马英九要在两岸经贸政策上将采取“通案松绑”，也将破坏台湾经 济，特别是取消“赴中国投资不得超过企业净值40%上限”，将使台 湾经济重心移往大陆。台商在大陆不能赚钱，台湾经济将受重创。即 使赚了钱，台商在大陆居乐不思蜀，也将使台湾经济毁于一旦。由此 可知，马英九那个为台湾“奠基未来100年的和平与富裕”不过是个 美丽的谎言。 在目前情势下，台湾的最佳选择应是联合大陆民间力量，促进大陆民 主化。大陆一旦实现了民主，统独问题将迎刃而解。但就是在这一点 上，国民党一方始终不能有清醒认识。台湾民间人士张胜凯曾拿出自 己100万美元资产作基金，帮助大陆民运，表明了其在政治上的远见 卓识。而主持台湾民主基金的王金平，却把民主基金拿到大陆去开国 共论坛，用民主基金破坏大陆民主。 所有这些都表明马英九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治上的幼稚，他们难当 总统大任。 〔转载自《自由时报》2008-01-21。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马：与谢经济政策五大不同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记者王寓中／台北报导〕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昨 出席“ＹＰＯ青年企业家协会”新春研讨会，由于谢长廷稍早也出席 同一场研讨会，马英九在演讲时刻意与谢别苗头，他明确指出马萧团 队与谢苏团队在经济政策上有五大不同，包括整体施政能力、对目前 台湾经济困境原因的看法、政党共识、公共建设及国际视野等。 就整体施政能力来看，马指出，民国82到88年，国民党执政下每年平 均经济成长率6%，平均失业率2.2%，高低所得差距在5.3到5.5倍之 间；反观民进党执政期间，经济成长率平均只有3.9%，失业率却高达 4.3%，高低所得差距跳升到六倍以上，民国90年甚至高达6.39倍。 对目前台湾经济困境原因的看法，马表示，民进党治国无方，政治不 安定、政府不稳定、政策不确定，投资人看台湾只拚政治不拚经济， 资金自然外流；但民进党却说是“台商到中国复制过去在台湾成功的 经验，企业主不愿接受新的挑战，继续投资台湾”。 指马萧是“合唱力量大” 在政党共识方面，马英九认为，马萧是“合唱力量大”，谢苏是“独 唱困难多”。国民党及泛蓝的选民，对于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有很大的 共识，都是马萧的后盾；但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对未来发展方向，尤 其是两岸政策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谢过去提出过的一些政策构 想如“和解共生”，在党内就经常被检讨，大幅降低了谢苏政策的实 际可信度。 活水计划取代鸟笼政策 在国际视野方面，马认为，马萧团队的政策是拥抱全球，把单向的流 动转变为双向，以“活水计划”取代“鸟笼政策”，以台湾为核心， 整合全球与中国市场商机。 他接着点出谢苏两岸政策的矛盾，一方面说要直航，一方面说“不能 无节制地开放”；一方面说欢迎全世界的资金来台，但又必须“要有 相关配套措施”；一方面要检讨目前的40%投资上限，另一方面又说 要“个案审查”。 〔转载自《大纪元》2008-01-21 03:00；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谢：总统大选．为台湾子民而战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记者张菁雅、谢介裕／综合报导〕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谢长廷昨表示，目前立法院国民党已取得四分之三席次，若连总统也 是蓝军的马英九当选，一旦马兑现“终极统一”与中国连成一气，台 湾子民权益恐不保；他强调，总统大选不是为党或个人，而是为台湾 子民未来而战，这是决定台湾要往何处去的一次选举，民进党必须赢 回希望与尊严，否则台湾多年来建立的民主价值将荡然无存。 马若与中连一气．台湾权益恐不保 谢长廷说，他一向主张共生和解，民进党立委选举选输，就要尊重民 意，如果他当选总统，会和国会多数党协商，未来的政治就是协商共 生的政治，这样台湾才有未来。 长昌竞选总部昨先在台中市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现场聚集上千名 支持者，总统府副秘书长、长昌台中市竞选总部主委林佳龙更带着 400多位后援会会长上台接受授旗，为选后低迷的士气注入一剂强心 针。 晚上接着在光复国小外操场举行《牵手挺台湾》晚会，更涌入上万 人，许多人挤不进去会场，只好站在门口、马路上或到台中公园内 “听”晚会内容。会中播放影片，回顾民进党从党外推动民主改革到 组党、执政的过程；中部四县市民代及立委候选人也一起上台，台 上、台下同时高举蜡烛，象征点燃台湾民主的希望，相约3月22日迎 接民主的胜利。 中市竞选总部成立．热情民众送暖 谢长廷致词时表示，台湾多年来建立的民主价值，被评比为与美国同 级，未来若一党独大，民主价值将荡然无存，比20年前戒严时期还严 重；如果要重新再推动民主，他已经没有力气；如果要走上街头，会 带来抗争，也不是人民乐见。但现在只要人民站出来，3月22日战赢 总统选举，就不必再等20年。 他强调，3月22日不是他与苏贞昌个人的战争，也不是民进党的战 争，而是能否维持台湾主体、赢回民主制度、找回希望与尊严的战 争，因此，民进党支持者一定要逆中求胜、展现韧性。他相信只要对 台湾还有爱，有决心、有力量，民进党一定有办法站起来。 谢长廷说，虽然立委选输，民进党却展现风度，没有怀恨，也没有说 要报仇，因为未来还是必须与国民党协商，他仍将继续推动和解共 生。他甚至建议陈总统，未来几个月的行政院长不如和国民党协商， 找企业执行长出任，结果立即就被马英九“get out”。 苏：谢当总统．台湾最后的安全瓣 他也说，大家应把这次失败当做一个机会，当成上天强迫大家合作、 协商，台湾共生合作，把1月12日遗憾的事变成好事，台湾才有未 来。 苏贞昌则表示，立委选举的挫败，看得出选民以选票表达对民进党的 不满，但这个教训未免出手太重，没有想到造成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缺 失。 他说，民进党会反省、检讨，大大改革，但他忧心国民党以后要罢免 总统、通过钱坑法案、与中国统一，民进党都来不及阻挡，所以人民 应该为台湾买个“保险”，让谢长廷当选总统，就是台湾最后的“安 全瓣”。 〔转载自《大纪元》2008-01-21 03:00；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谢访台联．强调公投大选脱钩．可讨论 《中广新闻》 〔据《中广新闻》李人岳报导〕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今天拜会台 联党中央，再次强调和解共生的重要性。不过黄昆辉却质疑民进党在 立委大选中对台联赶尽杀绝！谢长廷以“好朋友也是会吵架”来缓 颊。至于黄昆辉同时也提出延后入联与返联公投的日期，与总统大选 脱钩。谢长廷强调，会与陈总统进一步讨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继拜访过新党、红党之后，星期一拜访台 联，与台联党主席黄昆辉会谈将近一个多小时。面对媒体，谢长廷细 数担任民进党主席与高雄市长期间与台联的关系，再次强调共生合作 的重要性。不过黄昆辉一开口就质疑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对台联可说 是赶尽杀绝，质问谢长廷两党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让一旁的谢长廷 面色铁青，不过谢长廷还是解释，就算是好朋友也会吵架，更遑论是 选战，对这样的发展，他个人感到很抱歉。 黄昆辉同时也提到入联与返联公投，他认为入联原本应该是全民都不 会反对的议题，却因为公投以及绑大选而失去应有的共识。因此他提 出将入联与返联公投延后举行，与大选脱钩！至于举行的时间，则希 望透过国是会议或政党协商来决定！对此，谢长廷强调，双方对于入 联应该超越党派，由各党协商都有高度共识。不过黄昆辉的具体建 议，牵涉到其他政党甚至是陈水扁总统的主张，接下来几天如果见到 陈总统，一定提出讨论。 至于台联会不会在大选当中支持民进党？黄昆辉只是重申，台联在立 委选后还没有机会具体讨论。不过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要真心爱 台湾，并且兼具领导能力、愿景和提出国家发展的目标，同时要有能 力团结台湾人民。 〔转载自《大纪元》2008-01-21 19:160；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 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 吴乃德 虽然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要求并不强烈，可是为了民主的未来，我们仍 须加以处理，特别是在历史正义方面。回忆过去，经常是为了未来， 为了“让它不要再发生”。遗忘过去，过去可能在未来复苏。历史正 义和历史真相在防止过去复苏上，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转型正义”是所有从威权独裁转型至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所共同 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难题。对于那段记忆仍然鲜活的历史──对人权普 遍的蹂躏、对人性不移的冷漠、高傲的加害者、无数身心俱残的受害 者──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如何面对和处置？因为转型过程不同、 道德理念不同，不同的新民主国家对转型正义经常有不同的处理方 式。台湾的民主转型至今，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项民主社会最 重要的道德问题之处理，态度仍然是勉强的、不完整的。相较于比台 湾更穷、更“落后”的国家在处理转型正义上所获得的成就，台湾的 表现并不令人骄傲。 本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比较的观点，讨论新民主国家处理转型 正义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以及面对这些难题的不同方式。有些国家采 取起诉、惩罚加害者（甚至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及其同僚）的严厉 方式，有些国家刻意选择集体遗忘这段历史，有些国家则采取类似南 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的中间路线：只揭露真相、却赦免加害者。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台湾特殊的处理方式：赔偿受害者、遗忘有加害者 的存在、同时让历史荒芜。本文也从台湾特定的转型过程和威权统治 经验，解释台湾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处理方式。第三部分则呼吁我们珍 惜这段威权统治的历史，将它化为台湾民主的重要资产，让它成为民 主教育和民主道德重建的重要教材。 转型正义的难题 民主转型之后，新的民主政府应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政府对人权的众多 侵犯，对无辜生命的凌虐、甚至屠杀？具体地说，对威权政府中发号 施令的高阶层人士，我们应如何加以处置？对主动从事或被动服从指 令而侵犯人权的情治、司法人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甚至，对于许 许多多在威权政体中工作、也因此而得利的政府官员、媒体负责人、 学术领导人，我们应该用何种道德态度来对待他们：谴责、轻视、或 同理心的宽容？这些问题经常成为新民主政府和民主社会的政治和道 德难题。而另一方面，对众多遭受生命、自由和财产损失的人，我们 又应当如何补偿？这些问题一般称为“回溯正义”，或“转型正 义”。 转型正义的难题并非始自现代。对转型正义的处理，最早可以追溯到 古雅典。雅典的民主政体中曾经出现两次短暂的独裁政权，雅典人在 独裁政权崩溃后，都曾经温和地处罚了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和附庸者。 转型正义成为当今学术、文化界热门的题目，主要是因为第三波民主 化的刺激。在1980年代之后的这一波民主化中，亚洲、非洲、南美洲 和东欧共产国家的许多威权独裁政体相继崩溃。由于这一波的民主化 是人类历史上个案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如何处理威权遗 产，也就成为许多国家共有的难题。 转型正义所面对的第一项难题，同时也是最困难的议题是：如何处理 过去威权时期犯下侵犯人权、剥夺生命和自由、凌虐人道等罪行的加 害者。加害者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核心权力菁英，以及接受其指令的 较低阶执行者。在某些国家，如南非和阿根廷等，许多对人权的侵害 行为，是执行者由于当时政治气氛和政治惯行、个人偏见和政治信念 等，所从事的自发行为。处置威权政府的核心统治成员，和处置为数 众多执行者，面临不同的法律和道德难题；而两者都不容易解决。 处置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和核心成员，在道德及法律层次上比较单纯， 可是在政治上却较为复杂。统治阶级的核心成员握有至高的权力，他 们是独裁体制的创建者或维护者，理当为其统治下众多的侵犯人权、 违反人道罪行负责。这在道德层次上没有太多的争论。一般而言，在 民主化之后，人民也都期待对加害者施以法律的惩罚。如果新生的民 主政府不处理独裁政权所犯的错误，不对加害者做某种程度的惩罚， 新政府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经常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在那些对人权 的侵犯甚为普及、规模甚为庞大的国家中（如南非、阿根廷、瓜地马 拉、东欧等），民主化之后人民普遍期待“正义”终于可以到来，受 害者获得补偿和抚慰，加害者受到应得的惩罚。一般人民对“正义” 的重视，其实也是民主社会生存的重要基础。这种要求如果没有得到 满足，人民对政治、对民主都会产生嘲讽和疏离。这对民主社会并没 有好处。而更严重的是，如果对正义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前受害 的一方经常会用相同的方式来迫害过去的加害者。例如南非由于没有 追究加害者，许多地区出现了黑人用类似过去白人对黑人所为来加诸 白人的例子。 然而，新生的民主政体经常是脆弱的。新民主政府经常无法确知军 队、情治系统是不是接受它、服从它。这些足以影响政局安定的机 构，刚好又是威权统治的重要基石，也是最经常侵犯人权的机构。要 惩罚威权时期的罪行，很难不追究到这些机构的领导人。担心法律的 追究和制裁，经常是这些威权领导阶层抗拒民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某些国家中（如智利、阿根廷、南非等），反对派为了民主转型得 以顺利成功，常常必须和威权统治的领导阶层妥协，保证民主化之后 不追究其过去的罪行。 除此之外，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是：在这一波民主化中崩溃的威权体 制，大多曾经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威权政体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创 造了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追究政治领导阶层的罪行，经常造成社 会的紧张和分裂。特别是如果对威权统治的支持和反对，是以族群或 种族为分野（如南非），这个问题就更不容易处理。 在这种两难的政治情境下，不同的国家经常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和历 史情境，特别是民主转型之前、转型期间、以及转型之后的政治状 况，而有不同的方式和策略。最严厉的方式是以违反人道的理由，处 罚威权政府的首脑。此类型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以行刑队枪毙共党元 首索西斯枯夫妻；保加利亚将元首齐夫科夫及其高级干部判刑监禁； 德国（以谋杀警察、而非政治压迫之名）起诉东德共党头子何内克， 虽然后者终因健康理由逃过牢狱之灾；玻利维亚将军人政府首领梅札 判刑监禁35年不得假释（同时将宣判日订为“国家尊严纪念日”）； 南韩对卢泰愚、全斗焕迟来的起诉（两年之后又加以特赦）；以及目 前还处于法律拉锯战中智利对皮诺契的起诉案。这些起诉、或惩罚最 高统治者的案例，都受到国际甚大的瞩目。 可是某些国家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目标不只限于最高领袖和统治核心 的成员，追诉和惩罚的对象甚至扩及中低阶层的人员，包括威权政府 的官员、情治系统的人员、以及执政党的党工。而惩罚的方式也不限 于法律的起诉。德国统一之后，前东德的法官和检察官将近一半失去 先前的工作；另外有42,000位政府官员被革职。最极端的国家或许是 捷克。该国在1991年通过《除垢法》（Lustration Law）；名称来自 拉丁文的lustratio，意为“藉由牺牲以完成洁净”。该法规定：曾 经在威权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线民，或前 共产党某个层级之上的党工，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 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这个《除垢法》在捷克国内引发甚 大的批评。批评者甚至认为此举无异猎巫行动，本质就是“以道德十 字军来包装政治权力斗争”。国外的批评者则认为，类似《除垢法》 的措施将使公民失去对新民主政府的信任。 这种争论反映了追求转型正义在道德和政治上的难题。相对于发号施 令、建立威权体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核心成员，那些接受指令、或服 从（不义的）法律之执行者，是不是有相同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这是 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从心理学的实验中我们知道，明知权威所下 的指令不道德，可是却加以服从是非常容易、也非常“合乎人性”的 行为。我们也知道，下级的执行者有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升迁，主 动配合上意和法令侵犯人权。有的时候，则是没有选择。可是更多时 候，两者难以清楚分辨。在威权体制中，拒绝服从通常须要付出代 价。因为义而承担其代价固然值得钦佩；这样的人永远引发我们的道 德向往和想象。可是对那些选择服从的人，我们──有幸无须被迫做 这种选择的我们，有没有立场对他们做道德的谴责？ 另外一个现实的难题是界线的划定。威权体制并不是独裁者一个人的 功业；他需要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帮助他。如果我们要追究侵犯 人权的政治和道德责任，我们的界线何在？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罪，发号施令的、服从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观的， 都直接间接支持了威权统治。可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罪，至少不可 能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种类、相同程度的罪。哈维尔的论点在道德反省 上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可是却无法作为政策的指导原则。如果我 们不画出一个合理的、清楚的责任界线，或许就会如波兰的米绪尼克 （Adam Michnik）所说的，报复惩罚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首先是 昨日的旧政权中敌人，接著是昨日反对阵营中的战友，然后就是今天 为他们辩护的人。惩罚一但开始，仇恨必然随之而至。 而对他们求取法律的追诉和制裁，则更具争论。一方面，我们知道： 民主政治建立在某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之上。这些价值和原则是文 明社会的共同规范，法律违反这些核心价值即缺乏正当性。“恶法亦 法”的立场是很危险的。毕竟，独裁者并不是以口令统治，而是依赖 完整的法律体系。法律经常是独裁者手中的利剑。可是另一方面，罪 刑法定（nulla poena sine lege）却也是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只 有违反当时存在的法律之行为，才得加以处罚。放弃这项原则，将对 民主社会的法律秩序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何匈牙利民主政府的 宪法法庭，数次针对追究加害者的法律和国会的决议案，宣判为违宪 的理由。匈牙利宪法法庭的裁决，当然也引起无数的政治紧张和冲 突。某些国家因此将法律追诉的对象，仅限定于那些即使在威权体制 下也属犯法的加害行为。 因为接受指令或服从法律而侵犯人权的加害者，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对 他们做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追诉？虽然在转型正义的追求上经常 面临这个问题，可是至目前为止，它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讨论。不过我 们或许可以从德国一位法官的判决中，获得若干启发。1991年年底， 德国开始审判两位执法人员，指控他们于1984年守卫柏林围墙期间， 开枪击毙试图翻越围墙的民众。相较于前一个起诉围墙守卫的案件， 法庭在这次的审判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明显坚守一个原则：控方只能 诉诸东德当时已有的法律。然而法官在判决文中同时也指出：虽然法 律赋予卫兵使用强力的方式阻止逃亡者，可是东德法律同时也规定， “必须尽可能不危害生命”。射击逃亡者的腿部，应该比较符合两德 法律都同样规定的“适当的措施”。因此，即使根据东德法律，卫兵 射杀逃亡者的行为仍然犯了“过度使用权威”的罪行。然而这次判决 更重要的是，法官给被诉者缓刑的机会，同时以如下宣示为后来的同 类案件设下了重要的范例。首先，法官指出，“上级的命令”不能当 做赦免或合理化犯罪行为的藉口。可是，两位卫兵在当时的情境下， 难以独立自主行动。“引导他们犯罪行为的因素并非自私自利或罪恶 的动机，而是当时他们所无法影响的环境，包括分裂德国在政治和军 事上的对抗，以及东德特殊的政治情境。”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政治压迫行动的执行者，不能用接受上级指令 和遵循法律当犯行免责的藉口。命令的执行仍然有甚大的弹性空间。 “逮捕、侦讯”和“刑求”之间有甚大的分野：人性和野蛮的分野。 “依法律规定的刑期判决”和“拒绝了解口供如何取得、拒绝求证、 甚至拒绝听取被告的辩护”也有甚大的差别：执行职务和政权帮凶的 差别。在很多案例中，上级指令和依循法律，不能成为凌虐人性的的 理由。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理解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政治情境， 了解人性在组织中、以及特定情境中的脆弱。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 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却不能刻意遗忘。 上述对转型正义的处理方式，包括对最高统治者及其核心成员、以及 压迫组织中工作人员的追诉，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有条件这样做或有意 这样做。有些国家，如波兰、智利和巴西等国，反对派在民主转型过 程中和统治团体达成协议，承诺在民主转型之后不对其侵犯人权的罪 行提出法律的追诉行动，以减低后者对民主化的抗拒，让民主转型可 以顺利进行。可是有些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虽然没有经过这样的 妥协，仍然选择刻意遗忘过去的历史，放弃对统治团体和其帮手做任 何的追究。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罗德西亚和乌拉圭等。此种处理方 式以西班牙为代表，称为“祛记忆”（disremembering）策略。 在以上这两个相反的取向之间，有些国家试图以中间路线来处理转型 正义的问题。最经常被使用的是“真相委员会”的策略。其中最受世 界瞩目的，是南非师法智利和阿根廷而成立的“真相和解委员会”。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成立类似的真相委员会。 南非的真相委员会之所以能在成立之后，立即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和道 德想象，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南非数十年的种族隔离体制，对人 权、人性和生命的凌虐案例太多、太普遍。加害者不只是南非政府和 它的军警特务机构，甚至连黑人反对运动的参与者，也常对同志做出 凌虐生命的行为。暴力行为──体制的和非体制的──长久存在而且 十分普遍。如何面对这些令人震撼、伤感的普遍暴力，如何创造双方 可以共同生活的新社会，是艰难巨大的挑战。第二，南非产生不少优 秀的小说家，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长久以来，这些小说家透过他 们的文学作品，呈现、批判、反省了种族隔离体制和白人暴力体制对 人性的压制、扭曲和疏离。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早在民主化之前就 已经引起世人对种族隔离体制极度的厌恶。如果种族隔离体制的崩解 是从地狱到人间的过渡，世人好奇“真相和解委员会”将如何处置地 狱中的邪恶。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真相和解委员会的主席，黑人主 教图屠所具有的世界性的声望和道德魅力。 真相委员会的特点是，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条件下，给予法律 上的豁免。正如委员会的副主席波连所说的，真相和解委员会是一个 必要的妥协。当时南非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特赦所有白人 种族隔离政权中所有的成员。第二个选择则是类似纽伦堡大审，起诉 应该为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事件直接负责的人。如果种族隔离暴力体制 的统治菁英坚持特赦，那么民主化的协商可能破裂。而如果反对派坚 持起诉加害者，和平的民主转型过程可能无法成功。因此，真相和解 委员会是旧时代通往新时代唯一的桥梁。 “真相和解委员会”除了是政治上的妥协之外，也经常被赋予更积极 的目标。这个追求转型正义的特殊途径假定：虽然正义没有获得伸 张，至少让历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忏悔、受害者得以安慰、 后代得以记取教训；同时更重要的，国家社会得以避免分裂。可是南 非“真相和解委员会”的运作过程和结果显示：大多时候真相并不能 带来和解。许多其他国家的例子也显示：不同阵营的人对真相有不同 的解释；加害者的真相和受害者的真相经常是对立的。例如波兰前共 党的的统治团体就认为，事实上是他们救了国家。他们问：匈牙利反 抗苏联，造成多少人丧生？因此他们的政治压迫，只是“衡量之下不 得不然”，是“较小的恶”。历史记忆，特别是对历史的解释，很难 避免主观和对立。在对立没有受到调和之前，真相不可能带来和解。 在讨论历史真相和历史正义的下文第三节中，对这个问题会有更仔细 的讨论。 此种追求转型正义的第三条路，除了是否能达成其积极目标受到怀疑 外，它为了政治现实而放弃公义的追求也受到质疑。在道德上我们有 没有坚强的理由，足以合理化这样的妥协？有些人认为，即使是善意 地为了全社会的政治福祉，放弃对正义原则的追求，仍然须受某些条 件的限定。而在现实政治中，“真相和解委员会”只有真相没有惩罚 的途径，所成就的似乎只是让民主转型较为顺利，似乎并没有为全社 会带来真正的和解。 以上是新民主国家追求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处置加害者的三个方式和 策略。和上述众多采取不同途径的例子相较，台湾有一个特色：在台 湾至少有一万多个受害者，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加害者。将近20年了， 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件负 责。因为没有人需要负责，我们也就没有讨论处置方式的需要。 除了如何处置加害者之外，追求转型正义的第二项工作和难题是：如 何赔偿受害者。因为政治压迫而受害的人，在民主化之后必须给予 “正义”：不论是历史的真相或物质的赔偿和补偿。这是毫无疑义的 道德理念。可是什么样的“正义”？受害者或其家属有没有权利要求 真相？当他们要求的时候，社会有没有义务尽全力满足他们的要求？ 即使他们不要求，社会有没有责任给他们真相？任何人或全社会有没 有权利要求他们，为了社会的福祉而遗忘真相？ 而物质的补偿应该多少？补偿到什么程度？除了有形资产的损失，我 们是不是也应该补偿无形的损失？例如：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剥夺工作 或升迁的机会；妻子在身心上所受的煎熬；子女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而因此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些都是难以估计的无形损失。可 是在台湾，连有形的、容易估计的损失，我们也吝于补偿。全世界的 新民主国家，不论其对加害者采取何种处置方式，对受害者总是尽可 能地加以补偿。除了波兰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象台湾一样对自由 和生命的补偿那样不慷慨，对财产损失的补偿又是完全的不理会。 为什么呢？ 缺乏历史正义的转型 民主化是台湾政治历史中最重要的变动。虽然我们对民主化之后的政 治状况不满意，可是较诸从前的台湾、现在的中国，这项政治变迁仍 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曾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过的人，以及依附或支 持独裁政权的人，不太能真正理解这样的成就。可是民主转型到底是 谁的贡献？台湾社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共识；不同党派立场的人仍在 争执之中。而谁又应为过去的政治压迫、侵害人权的行为负责？台湾 社会很少提出这个问题。转型至今已近20年，这两个近代台湾最重要 的、也最根本的道德问题，一个没有确定的答案，另一个没有被提出 来。为什么？ 正如杭廷顿在其讨论第三波民主化的书中指出的，新民主政府是不是 追诉过去威权体制中的罪行，决定的因素并不是道德或伦理的考虑， 而“完全是政治、是民主转型过程的本质、以及转型期间和转型之后 权力的平衡。”如果民主改革是由上所发动，或者是和威权统治者谈 判的结果，那么后者在转型之后将仍保有甚大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 况下，对过去罪行的追诉、以及揭露真相的历史正义，都不可能。除 了民主化途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外，一位韩国学者同样提到另一个和 台湾特别相关的因素。菲律宾的民主化过程是威权独裁政体被推翻， 而南韩则是和平的民主化过程。依照上述杭廷顿的说法，菲律宾应该 追求转型正义，而南韩则否。可是历史事实刚好相反：菲律宾对转型 正义丝毫不以为意，而南韩则起诉了威权时期的两位最高领导者。这 是因为另一个因素的作用：民主转型之后各政治势力在权力结构中的 比重。 除了上述转型途径和转型之后权力平衡所造成的差异外，另一个影响 新民主国家是否追求转型正义的因素，是威权体制的性质。美国作家 萝沁菠认为，东欧和拉丁美洲威权体制的本质有所差异，而且其间的 差异也造成民主化之后两个地区在追求转型正义上的不同途径。东欧 的共产政权藉由意识型态的教化而统治，并且要求其子民积极地参 与、支持、配合其统治。而拉丁美洲的军人政府则藉由枪炮统治，只 要其子民保持安静不抗议，他们就满意了。因此，两个地区在暴力的 普及性及受害者的数目方面，有甚大的差异。在东欧地区，政府的暴 力行为比较少，而政治压迫却普及于一般人民。在拉丁美洲地区，政 府的暴力行为既深沉且残酷（虐杀、刑求和失踪是常见的手段），可 是其对象却只限于政权的敌人。如果东欧的独裁政府是“犯罪的政 权”（criminal regimes），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府则是“罪犯的 政权”（regimes of criminals）。因此新民主政府处理过去的威权 遗产，必然会有不同的做法。而且由于“枪炮永远不会过时”，拉丁 美洲民主政府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经常被军人仍拥有的强大势力所限 制。 以上讨论所提及的几个因素，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台湾处理转型正义的 特殊方式。可是欲解释为何台湾的转型正义是“一万多受害者，却没 有任何加害者”，以下几个因素或许更为重要：民主转型的模式、威 权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以及“压迫的时刻”。以下我们将讨论 这几个因素。 近代台湾有两次政权转移／转型；在这两次的转型之后，转型正义的 问题都没有被完整地处理。第一次是二次大战之后，日本殖民政权退 出台湾由国民政府接收。在这次转型之后，和殖民政权合作的台湾 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诉和惩罚。受创最重的，反而是反抗殖 民政权运动的本土菁英。和其他的后殖民社会不同，台湾反殖民政权 的本土菁英，在脱离殖民统治后的社会和政治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 的角色。他们之中有幸避免被枪杀、拘禁或流亡海外者，选择了沉 默，同时自我放逐于处身的社会中。因此，以下我们将只讨论第二次 的政治转型。 19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是近代台湾第二次政权转型。和前一次相 同，转型正义的问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威权 体制的执政党在民主转型之后，于李登辉的领导下继续执政了十多 年。在这十多年间，国民党自然不可能自动检视它过去对人权的侵 害，不可能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过去。而李登辉长久于威权体制中服 务的公职生涯、他和独裁者蒋经国的关系，则为台湾对转型正义的追 求设立了基本的方向和声调。在1999年出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 中，李登辉感谢了他任政务委员的六年间，从行政院长蒋经国身上所 获得政治训练：“出席蒋经国先生主持的会议虽然很紧张，但却犹如 在‘政治学校’进修一般，让我有许多学习的机会。如果今天的我不 再只是‘理论家’，而是‘政治家’的话，这六年的‘蒋经国学校’ 应该是关键所在。”比较令人讶异的并不是政治领导人公开自称是 “理论家”和“政治家”，而是被很多台湾民众称呼为“民主先生” 的人，自称是独裁者“蒋经国学校”的学生。五年后李登辉又出版 《见证台湾》，这是他任副总统三年期间的工作日志。该工作日志可 视为前一本书《台湾的主张》的注脚：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政治教练日 志。李登辉至今似乎仍在和他自己的历史挣扎搏斗。 如果李登辉至今仍在和自己的历史搏斗，在他任总统期间，自然不可 能检讨国民党的过去。因为国民党的过去同时也是他的过去。如果威 权的国民党在道德上犯了侵害人性（humanity）的严重错误，那么李 登辉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角色和道德定位应该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雅斯 培（Karl Jaspers）曾经在德国纳粹政权底下过活，又因为妻子是犹 太人，在1937年被剥夺教职。他曾分辨四种不同种类的道德罪过：犯 行的罪过（从事犯罪行为）、政治的罪过（支持上述行为）、道德的 罪过（袖手旁观不加以抵抗）、形上的罪过（别人受屠杀自己却幸 存）。袖手旁观和幸存的罪过，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道德的高调，具有 宗教救赎的意味。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抛弃我们的傲慢，我们或许 会发现它们其实平凡无奇。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维， 甚至以受难者的身分，对不抵抗和幸存做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在那 个艰苦的环境中，自私、冷漠、顺从、缺乏人性是常态。可是仍然有 人勇敢地以各种形式反抗，只是反抗的都已经提早灭亡。“从纳粹集 中营生还的人不是最好的人。……能生还的其实是最坏的人，自私 的、暴力的、冷漠的……。”而我们这些旁观的，同时因此而活得更 好的人，我们应如何看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曾经支持威权体制、尤 其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又应该如何反省这个问题？李登辉似乎很少 反省这个问题。如果他至今仍然无法和自己的过去和解，在当时自不 可能回顾国民党的过去。 因此，在1988年就任总统的记者会上，李登辉呼吁国人忘掉过去， “向前看”。两年后，李登辉总统公开承认，他以前忘掉过去、向前 看的呼吁引起朋友对他的批评。如今他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来面对过 去。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我们不要把过去的问题一直挖，然后再 形成大家不和谐，或是大家不快乐的情况。”他希望“大家应该在快 快乐乐之下，从大家的记忆中，把这个问题给过去。”李登辉所找到 的新方法是，首先，在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研究 “2．28”事件的真相，以及“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对政府提出处 理的建议。“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后来出版了《二二八事件研究报 告》。该报告对这个台湾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同时也是台湾 民众最大的历史创伤，有详尽而不偏颇的叙述。更难得的是，虽然它 自限于“旨在说明事实之真相，并无判别责任所在的企图，然对于数 位关键人物之所作所为，不能不加以检讨。”该报告接著检讨了治台 最高军事行政首长陈仪、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 缉、宪兵团长张慕陶、在台情治人员、以及最高领袖蒋介石。根据该 报告，蒋介石的责任是“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过度信赖陈仪…… 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而在事后则因为未能接纳民意，惩治失职 者，“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身为威权体 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的责任是“失察”和“考虑未周”。 李登辉的第二项措施，是广建“2．28”事件纪念碑和补偿受害者。 从1989到2002年为止，全国总共完成了20座纪念碑。在受害者的补偿 方面，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对白色恐怖政治压迫 受害者的补偿，亦于1998年成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 补偿基金会”来负责这项工作。两个基金会补偿的对象不同，补偿则 以同一标准。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 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 元。可是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也就是说， 如果一位受害者被监禁十年，那么他的财产损失只能补偿100万元。 如果他被监禁超过12年，总共也只能获得500万元的赔偿。相较于其 他国家，如阿根廷，这样的补偿标准并不算大方。阿根廷的年平均国 民所得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可是对丧生者的补偿是美金22万元（超 过台币700万元）。 在物质的补偿方面最不符合正义原则的，或许是对财产损失方面。一 般而言，对财产损失的赔偿是最没有疑义、引起最少政治分歧、也最 容易估算的部分。因此大多数的国家（除了波兰之外），都尽可能对 受害者在财产上的损失给予完全的赔偿。例如捷克对财产损失尽可能 的还原，而在无法还原的状况下，政府发给金钱券加以赔偿。可是在 台湾，财产的损失却一直不获赔偿。白色恐怖期间，叛乱罪（刑法的 “二条一”）通常都加附没收财产的处罚。可是戒严令在1987年取消 的同时，立法院立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其中第九条 第二款前段规定，“戒严时期戒严地域内，经军事审判机关审判之非 现役军人案件，于解严后依左列规定处理：……二、刑事裁判已确定 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这样的规定明显违反戒严法第十 条，军事法庭之判决“均得于解严翌日起，提出上诉。”然而在大法 官会议解释国家安全法杜绝上诉的法律没有违宪的同时，也封闭了受 害者透过上诉归还财产的可能性。一般的新民主国家，如果以法律杜 绝对转型正义的追求，其目标都放在阻绝对加害者的追诉。象台湾这 样，将目标放在阻绝赔偿受害者的例子，非常少见。 至目前为止，两个基金会审核通过的补偿案件数目如下： 以上的数字，当然不能完全反映确实的数目。有些“2．28”事件的 受害者，当时仍然单身。经过50年，在父母已经过世的情况下，没有 亲人可以出面申请赔偿。有些受害者的家属长居海外。白色恐怖时期 受害者的数目，也应比上引的数字为高。有些受害者是由中国单身来 台；目前没有家属可以出面申请。有些人则因为某些私人及政治的原 因（如对中国的民族认同），而拒绝申请补偿。而上表的刑期也不能 反映真实的情况。政治犯在刑期结束之后，经常以“感化教育”之名 被延长拘禁。感化教育一次三年，可续延一次。所以有些政治犯，其 实额外被拘禁了三年到六年，而这个期间的延长拘禁均不得申请补 偿。这就是是我们对受害者的补偿情况。 而对加害者，我们几乎不闻不问。到底是谁应该为近万（或上万）的 人权侵害事件负责？上面的数字包含了多少的鲜血、眼泪、残酷和不 仁？到底谁应该负责？这种“上万人受害，可是却没有加害者”的现 象，并非没有社会基础。一位美国学者以东欧后共产社会的经验指 出，一般人对过去的政治压迫“在态度上的接受、行动上的漠视，其 实是理性的，甚至是合乎常识的，或者是非常自然的。”他认为导致 一般人对历史正义冷漠有几个原因：一般人对道德议题持有暧昧的态 度；新民主国家经常面临比道德议题更迫切的难题；许多人将转型正 义的问题看成是不同阵营的政客之间的权力斗争；一般人对回复常态 的欲望比回复正义的欲望更为强烈；新民主社会经常需要借重旧政权 底下的政治菁英的治理经验。 除了这些因素，台湾社会之所以对追求转型正义漠不关心，或许是因 为两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威权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成 功，以及蒋经国个人的统治风格。白色恐怖时期，刚好也是台湾经济 起飞的时期；而蒋经国的统治风格，也回异于一般的独裁者。他统治 台湾数十年，其间不论是反对派或是传播媒体，没有人敢挑战他、甚 至批评他。可是他似乎成功地防止了统治团体中的高阶成员，如一般 独裁政权的贪污和腐化。此种施政风格，让蒋经国或许被惧怕、被痛 恨，但是却很少被轻视。经济的快速发展、蒋经国的统治风格，导致 了民众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3年所做的 全国性电话调查发现，将近一半（46%）的受访者认为：“象解严之 前蒋经国时代那样的政治，对台湾比较好。”甚至在大学以上教育程 度的受访者中，都有三成接受这样的说法。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另有一个原因导致台湾民众对转型正义的漠不关 心：“压迫的时刻”所造成的效果。一位研究转型正义的学者指出， 如果民主转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残酷的政治压迫在这个冗长 的民主转型过程中逐渐减轻，那么民众就比较愿意对加害者持有宽容 的态度。相反的，“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加害者仍然活跃于政 治场域，那么压迫经验的鲜活记忆，将让过渡阶段的政府较不安 稳。”不论是个人或社会集体，时间和记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变项。 许多政治学者，都体认到时间因素对追求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时间 会模糊我们对过去（残酷压迫）的记忆。”不只记忆会随时间的过去 而模糊，道德的愤怒也会随时间而减低。如果政治压迫距离民主转型 的时间较久，对政治压迫和残酷行为的感情反应和道德愤怒也会降 低，对转型正义的追求同时也会减弱。台湾民众对转型正义的淡薄态 度，或许是由于残酷的政治压迫事件，在转型之前的数十年间已较为 减轻。下列根据“不当审判基金会”所赔偿的政治案件而计算的统计 数字，显示了这个事实。90%的人权侵犯事件发生于1970年之前，几 乎是民主转型的20年前。其中只有1%发生在1980年代。在台湾，正如 东欧一样，威权体制的晚期，政治控制的主要方式逐渐由暴力压迫和 逮捕，转变为心理层次的压制；虽然逮捕和监禁逐渐减少，政治压迫 的恐怖气氛仍然普遍弥漫。类似东欧的共产政权，“控制社会的主要 工具从恐怖和压迫，变更为经济的控制、媒体的控制、结社的控制、 以及权利的控制。”这或许是台湾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相对冷漠的 重要原因之一。 民进党从民主运动转化而来。它对转型正义的冷漠，部分原因或许来 自社会大众的冷漠。即使在2000年获得政权之后，它也没有对这个议 题投入任何的关心。一直到2004年11月立法委员竞选期间，陈水扁总 统在为执政党候选人助选的时候，才认真地提到，如果执政党赢得立 法院的多数，他将重新调查过去悬而未决的几个政治谋杀案件。可是 如果陈总统真有心追求转型正义，身为控制所有行政机关的国家最高 领袖，其实不用等到他的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席位之后。他更无须在 竞选期间宣示这样的决心。如此表态的结果，徒然将具有高度道德色 彩的转型正义，贬低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在选举期间做这样的宣示， 对转型正义、对社会道德的重建都是一个伤害。而如果这样的承诺没 有实现，对转型正义则是更大的摧残：彻底毁灭转型正义在民众心中 的道德性和合理性。转型正义在东欧之所以不被重视，部分原因正是 它成为政治人物权力斗争的工具。 历史记忆和民主未来 虽然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要求并不强烈，可是为了民主的未来，我们仍 须加以处理，特别是在历史正义方面。回忆过去，经常是为了未来。 许多学者和思想家讨论转型正义的动机，主要也是为了未来，为了 “让它不要再发生”（never again）。虽然过去的裂痕和伤痛，经 常阻碍未来的共存和合作；可是遗忘过去，过去可能在未来重现。历 史正义和历史真相在防止过去重现上，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民 主体制在今日的世界思潮中已经取得主流的地位，也已经成为今日世 界的主流趋势。可是民主并非不可逆转。近代世界许多国家，不只拉 丁美洲，甚至具有高度文化、高度教育水准的西欧，都曾经发生民主 政体崩溃回到威权统治的案例。民主政体依赖什么得以巩固？政治学 者可能会列举许多条件和因素。可是这些条件和因素要发生作用，最 终还是公民对民主体制和民主价值的信奉，并且当政府侵犯这些价值 的时候，愿意以行动护卫它们的决心。历史真相和历史正义在培养一 般公民的民主价值上，应该具有重要的角色。 历史真相是否应该揭露？关心转型正义的人，对这个问题所提供的答 案其实是非常纷纭的。历史真相和历史记忆有许多层面。就其和民主 体制的未来有关而言，有两个议题值得讨论。第一是短期上，是真相 的揭露还是历史的失忆，比较有助于民主体制所须要的社会和谐？第 二是长期而言，真相的揭露是否有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 在讨论揭露真相还是忘怀过去比较有助于社会和谐之前，我们或许必 须先讨论另一个先决的道德问题。我们很难否认：受害者有权利知道 真相，知道谁应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许多人因此认为，也只有受害 者有权利决定是否遗忘、宽恕或记忆。在个人层次上，遗忘还是记忆 对他们比较好，没有人能替他们决定。在“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听证 时期中，南非一位法官说，“有些人说：够了，不要再打开伤口了。 我经常觉得奇怪，他们所说的伤口到底是谁的伤口？显然不是他们自 己的。而且，他们凭什么说，受害者的伤口已经痊愈了？”只有受害 者才有权利决定是否要遗忘过去。可是许多没有受过伤害、不曾体验 人性（humanity）不被承认是何种经验的政治领袖、专家学者们，却 经常要受害者遗忘过去，“走出悲情”，“向前看”。 而在社会效果的层次上，到底是遗忘还是记忆比较有助于社会和谐？ 许多人相信，只有揭露真相才能为社会带来宽恕和和解，为受害者和 加害者同时带来痊愈。正如南非一位父亲被警察杀害的女士所说的， “我们很想宽恕，可是却不知道要宽恕谁。”透过揭露真相以创造受 害者和加害者的和解，是南非“真相和解委员会”成立的宗旨中比较 积极的面向。委员会的主席、也是该一精神的具体象征图屠主教，在 委员会的运作结束后，以如下乐观却保留的语气这样说： 真正的和解必须暴露可怕、滥用、痛苦、作贱和真相。揭露真相有时 候可能让情况更恶化。这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行动。可是从结果看来， 它是值得的。因为揭露真相有助于受害者的痊愈。……而如果加害者 能终于认知自己的错误，那么或许就有忏悔，或至少悔过或难过的希 望。……我们也希望受害者可能因加害者的道歉而原谅他们的罪行。 并不是所有“真相和解委员会”的观察家都会接受这样乐观的评估。 委员会运作的过程和结果显示：大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许多 加害者在公听会上的表现，让人觉得他们并没有悔悟，让人觉得： “是的，如果回到从前的状况，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而在受害 者这一方，其效果也令人有所保留。许多人期望真相的揭露能抚慰受 害者的伤痛，同时也带来宽恕。这是对巨大创伤的心理治疗术的基本 信念。有许多例子确实指出揭露真相的治疗效果。南非一位在16岁时 遭受刑求的受害者，在“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公听会结束后说，“我 过去好几次说过我的故事，我总是不断的哭、哭、哭；觉得我的伤痛 还没有过去。不过这一次我知道，全国的人都会知道我的故事了，我 仍然哭了一阵子，不过我内心也开始感觉快乐。”公开的证言将创伤 的故事“从羞耻和屈辱，转化成尊严和美德；透过对创伤的公开谈 论，受害者重新获得他们的世界和自我。” 可是也有许多例子显示，受害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释怀；相反的， 他们的愤怒被真相重新点燃。一位因为支持黑人而太太和女儿被警察 用邮包炸弹谋杀的白人说，他痛恨的一直是“体制”。可是12年后， 透过委员会的证言，他终于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太太和女儿，他开始 痛恨“人”，“我想，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这个例子，对在评估揭 露真相的政治效果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显示，揭露历史真相将人 对“体制”的憎恨，转变为对“人”的憎恨。对压迫性体制的憎恨， 正是我们期许于一般公民的重要价值。而对人的憎恨，显然无助于社 会和谐。这个例子似乎不是孤立事件。委员会结束运作后的一项民意 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认为，“真相和解委员会”让南非人更 愤怒、族群关系更恶化。以色列一位学者警告，不要对揭露真相的后 果太乐观：“记忆常带来和解，也同样地常带来报复，而希望透过解 放的记忆带来罪行的洗濯和救赎，结果将只是一个幻影。”因此，在 受害者的个人层次上，有些例子支持揭露真相的和解效果，有例子则 对这样的期待加以否定。 而对社会整体而言，揭露真相是否能带来和解，也缺乏有系统的研 究。至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研究和此有关。2001年于南非所做的一项 民意调查研究指出：真相的揭露可以为社会带来和解。在这个研究 中，“真相”是以几个对种族隔离态度的道德评价做指标，如“种族 隔离是违反人道的罪行”、“维护种族隔离体制是正义的”、“种族 隔离体制背后的理念基本上并没有错”等。这些态度都是道德评价， 而非真相的认知和接受。难怪研究者发现：和解的态度和真相（“对 过去的知识”）显著相关。由于这项研究在方法上的瑕疵，其结论仍 然需要有所保留。 至于我们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呢？真相的揭露是否有助于民主体制的 巩固？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答案同样分歧。有些人认为，挖掘过去 只会危及脆弱的新民主政体。他们同意尼采的说法，“如果不要让过 去葬送未来，它必须被忘记”，也正是因为对纳粹历史的特赦和遗 忘，才能让西德于1950年代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可是也有人认为， 透过对独裁者的追诉以保留历史记忆，将能为民主体制建立稳固的基 石。“虽然审判加害者在短期上或许会危及拉丁美洲的民主前景，可 是对其长期的健康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位作者有力地指出， 从独裁转型到民主的社会具有两项义务。第一个义务是对受害者，那 些被谋杀的、被刑求的、不合理监禁的、在他们的专业中被剥夺工作 权的。第二项义务则是对他们未来的世代：保证独裁不再重现的义 务。在台湾，第一项义务或多或少得到了满足；可是因为疏于处理历 史正义，第二项义务，对为来世代的义务，仍然等待我们去承担。 可是追求历史正义经常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追求历史正义经常牵涉到 对社会记忆的重塑。而重塑社会记忆可能永远没有“定论”。因为对 社会记忆的解释，经常植根于政治、社会、文化团体和利益之间的冲 突，想要重建一个所有团体（不论是种族的、族群的和阶级的）都可 以接受的社会记忆并不容易。不同的团体，经常赋予历史记忆不同的 面向、甚至不同的解释；有时候甚至要共享相同的纪念仪式都不可 能。以民族认同较有共识、较不分裂的美国为例，虽然民族认同较不 涉及意识型态，可是甚至不同的族群，都用不同的历史记忆来塑造他 们自己版本的民族认同。而在新民主国家中，集体记忆经常成为一个 冲突的竞技场，“记忆的营造家在其中互相斗争，争相推销经他们重 塑的不同过去、有时甚至是不相容的过去，以促进他们的政治目 标。” 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台湾的不同族群，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也有不 同评价和感情反应。外省籍的民众由于抗日战争、中国内战、以及移 居台湾的经验，对国民党有深厚的历史感情。而本省籍的民众对国民 党统治经验的记忆，则是“2．28”事件的屠杀和白色恐怖。两个族 群对威权统治的历史记忆，似乎很难相容。两年前我关于蒋经国的论 文所引起的争论，就是一个的例子。该篇文章的主题是关于前面所 提，近代台湾政治两个最重要的道德问题之一：台湾民主化到底是谁 的贡献？该文检讨了许多外国和本地学者的论点：蒋经国是台湾民主 化的推手。这样的讲法不但违反一般的常识，也违反历史事实。该文 指出：蒋经国晚年的解除戒严，从而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主要 是在美国和反对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做的妥协。此外，身为白色恐怖 时期拥有至高权力的独裁者，他也必须为在他统治下的人权侵犯事件 负责。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不同政治立场者完全对立的反应。对我论 点的赞同，几乎全部来自“本土派”的学者和媒体；批评我的意见， 则几乎全部来自对立阵营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同时，反对的意见中很 少是针对事实的讨论和争辩，几乎全是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和人格谋 杀，包括政党领袖的意见和《中国时报》的社论。台湾社会的历史记 忆和对历史的诠释，明显是以政治立场为分野。 台湾社会对“2．28”的记忆，也同样是分裂的。对许多本省人而 言，“2．28”的屠杀象征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外来统治者必然带 来灾难和残酷。在台湾认同勃兴的现阶段，这个事件成为台湾人悲哀 的象征，也是台湾独立自主的合理性来源。而在中国认同者的眼中， “2．28”事件、以及随后的白色恐怖，都是内战的延长。根据陈映 真的阐释，“‘2．28’论述早已成为台湾反民族政治和历史论述的 ‘原教主义’的教条，发展为‘台湾民族主义论’、‘国民党再殖民 台湾’等意识型态的基础。”其实，“‘2．28’事变的忿怒，基本 上在于认识两岸兄弟同胞之情的基础上，反对兄弟同胞间的掠夺和压 迫。”不同的民族认同，导致不同的历史诠释和不同的集体记忆，台 湾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例如智利，该国在独裁统治下同样获得不错 的经济成长，民众对过去时代的功和过同样没有基本的共识。而日本 社会在终战50多年后，仍然为战争和暴行的责任所分裂。 然而此种社会记忆的分裂并非难以避免。欲重塑一个所有族群都能共 同接受的历史记忆，让它成为未来世代的民主教材，并非不可能。毕 竟，两个族群都有成员曾经勇敢地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两个族 群也都有成员，在白色恐怖下受难。如今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 有40%是外省人，远高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15%的比例。此外，历史 真相的揭露，也可以让特定族群的一般成员，不再需要承担过去统治 团体的罪恶。正如雅斯培对纽伦堡大审评论，“这个审判对德国人的 好处是，它分辨了政治领导人的罪刑，而没有谴责所有的德国人。” 我们对历史记忆的分裂，部分原因或许来自我们对历史正义和历史事 实的疏于追究。 在追求历史正义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从瓜地马拉“历史澄清委员 会”的报告《沉默的回忆》中获得若干启发：在保存历史记忆的时 候，避免以攻击独裁者为最高目标；同时不去忽略导致了大规模人权 侵害事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情境和背景因素，如冷战、古巴和美国的 介入、反对派使用暴力和武装革命手段等等。我们或许也可以将焦点 专注于政治权力（特别是独裁的权力）的危险性；当别人为了人性尊 严（他们的和我们的）而战斗的时候，如何不袖手旁观；以及当我们 面对一个不道德的指令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这些问 题即使在民主体制中，仍然没有失去时效。我们不一定能成功地达成 这些任务，然而，那却是我们对下一代的责任。 可是这样的民主教育，为什么要使用我们自己的历史素材呢？为什么 不将全人类视为一个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为什么不用其他社会的例 子，来做民主教育的素材，以避免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分裂？20世纪毕 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世纪；如果要利用其他社会的例子，我们并 不缺乏这样的历史教材。以色列学者玛嘎利特曾经在不同的脉络下讨 论，将全人类视为一个单一的道德共同体可能遭遇的一些实际难题。 其中两个难题是，第一，我们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构来储存、并且 散发全人类的记忆。第二，更重要的，历史记忆要被回忆、并成为有 意义的知识和资讯，它必须属于某一个整合的网络关系，而非孤立 的、不相关的人群和事件；家庭、地理社区、阶级、国家都属于这样 的网络。 即使将全人类视为单一的道德共同体没有这些实际上的困难，我们仍 可以更积极地假设：来自自己社会的经验和记忆，有更强烈的教育效 果。任何人造访纳粹集中营的遗迹，经过墙壁犹留有抓痕的煤气室， 站立在火化炉之前，都不可能不被震撼。可是如果犯行是来自我们自 己的同胞，施诸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应会有更强烈的震撼。正如我 们比较容易被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所吸引、所感动。 为什么自己的同胞比较独特？这倒不是因为原始粗糙的部落主义，也 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道德 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之中，人和人彼此关连，也共同为感情和道德 情操所维系。我认为，虽然我无法证明，如果一个历史记忆要成为民 主教材，它必须是自己社会的历史、是自己民族的回忆。虽然揭露真 相、整理事实，不会自动成为足以承担民主教育功能的历史记忆。可 是揭露真相、整理历史却是第一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台湾社会可 以认真追究历史正义；特别是在民主转型已经近20年之后，我们可以 不再蹉跎。也只有将正义还给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告别威权年代，同 时可以不再延续威权年代的族群分裂。这是我们对现在的责任。而因 为这段历史记忆对民主教育的重要功能，它也值得珍惜。这是我们对 未来的责任。 ------------------------------------------------------------ ◆吴乃德：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社 　会系访问副教授，台湾政治学会创会会长，《台湾政治学刊》总编 　辑。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和台湾政治发展，出版论文包括台湾的阶 　级政治、民主转型、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等主题。 〔原载《思想》第二期（2006-07-10）《历史与现实》特辑。转载自 《曾韦祯的部落格》2006-10-23；http://blog.roodo.com/weichen/ archives/2354581.html〕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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