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8-23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是酒店，还是寺院？　　　　　　　　　　　　（北京）唯色 探索道路 ◆茅于轼“富人穷人”言论引起广泛争──一周新闻聚焦　施英 迫害实录 ◆中共在西藏理塘再逮捕三藏人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河南上访“刁民”连续四天遭电视台“爆光”　《民生观察》 台湾问题 ◆《被出卖的台湾》2008全球上映　　　　　Formosa Betrayed ◆台湾公民提出多项愿景 吁总统候选人倾听 　　　《大纪元》 他山之石 ◆纪念“8．23” 李天羽提醒国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中央社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是酒店，还是寺院？ 唯色 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一个名为香巴拉宫的酒店也应运而生。它座落于 拉萨老城帕廓街区的民居当中。那些建筑大多是旧房推倒之后重建的 新房。香巴拉宫是那种不大但很精致的高价酒店，里面仿照的是藏式 庭院建筑。 同样强调“西藏文化”，暴发户式的雅鲁藏布大酒店显然无法与香巴 拉宫相比。香巴拉宫显得更为地道，尤其在许多细节上都下足了功 夫，如藏式窗框的精彩设计、镶嵌在墙上的石像雕刻、经文雕刻和错 落有致的“擦擦”等等，称得上是目前拉萨最有西藏味道的酒店。 然而它的问题在于外观很象一座寺院。酒店不是寺院，这就象酒店不 是基督教堂、也不是清真寺一样。这世界原本就是各得其所，如果偏 要把酒店弄得象寺院，岂不是一种无知和霸道？在香巴拉宫，我遇见 一个转经朝佛的西藏老人误以为这是寺院，恭恭敬敬地进去，用手转 动着酒店门内高高竖立的转经筒，嘴里念念有词，但她很快就呆立在 院落当中，满脸困惑地环视四周，不知所措地转身离去。她脸上的神 情我至今记得，那是虔诚的心愿未了却不知放在何处的迷惑。 香巴拉宫是一个中国名字叫龙安志的美国人开的，如今在拉萨也是大 名鼎鼎。他不仅是在中国大获成功的西方商人，还是写了十多本关于 中国论著的作家，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他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 《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近年来，他对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写了一些以西藏文化为主题的书籍。他拍摄的纪录片被中国政府 当作对外宣传影片。他与西藏政府的官员握手言欢。他还是中共扶持 的汉班禅的第一个外国弟子，甚至最近听说他的儿子成了海外的一座 藏传佛教寺院的转世活佛。 参观了他的酒店，会发现他是用“香巴拉”的概念来打造一个与现实 西藏无关的“西藏”。“香巴拉”本是属于西藏宗教中的理想世界。 他却把它变成酒店。为此，他把酒店的外表故意装饰成寺院模样，给 外人营造了一个没有苦难也无危机的“和谐西藏”。如果这个“和谐 西藏”仅仅是一种模仿或传说倒也罢了。然而，每间客房都摆放着他 写的书。在书中，他巧妙地对今日西藏进行曲解，使谬种流传，目的 只是要迎合统治这片土地的权力者。其实西藏不过是被他装饰和消费 的符号，更是他借西藏之手去赚钱的工具。他才是真正的文化帝国主 义者。西藏不但是他的谋生之道，还是他的后花园以及舞台，充满了 他的帝国主义乐趣。 我在拉萨“更敦群培画廊”的一次艺术讲座上见过这位龙安志先生。 在场的有画家、艺术爱好者和正在学习西藏文化的外国人，把不大的 画廊坐得很满。讲座当中，一个穿着考究的西方人，戴着墨镜，牵着 一条与他的银发一样雪白的大狗突然出现，用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打了 声招呼就倏然消失，整个过程十分地戏剧化，夸张而且做作。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70-08-23；www.rfa.org/ mandarin/。提供者：桑杰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茅于轼“富人穷人”言论引起广泛争论 一周新闻聚焦 施英 ------------------------------------------------------------ ○、前言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关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 １、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南方都市报》 ２、茅于轼：分析网上骂人他们的拳头胜过头脑 ◆正方观点（支持或基本支持茅于轼观点） ３、刘晓波：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 ４、张耀杰：为茅于轼先生辩护 ５、王从圣：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 ６、冯一刀：茅于轼“为富人说话”说出了大实话 ７、水木清华：从茅于轼被骂看知识分子超然立场的尴尬 ８、杨让宁：茅于轼挨骂：又一个精英被误解？ ９、蔡银寅：换个视角看茅于轼文章之争 ◆反方观点（反对或基本反对茅于轼观点） 10、薛　涌：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11、陈永苗：请问茅于轼：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么？ 12、冼　岩：可以为富人办事，只能为穷人说话 13、刘洪波：茅于轼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 14、窦含章：某些学者为何热衷于挑动“穷富之争” 15、邓海建：茅于轼的“优先保护富人”论值得商榷 16、李北方：茅于轼这条“老狗” 17、吴木銮：茅于轼先生眼中的富人是哪些人 18、刘少峰：“优先保护富人”之说有悖现实 19、朱卫华：茅于轼先生的“精英治理”论是一剂假药 20、吴高兴：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21、黄权旺：茅于轼先生，网民“撒野”是网络的活力 ------------------------------------------------------------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引起轩 然大波，许多学者、专业人士都参与了少有的争论；值得指出的是， 参与争论的网友都兴奋不已，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据笔者观察，不 管是学界还是网友，赞同茅于轼观点的居少数，持批评或质疑的居多 数。也有少数网友对茅于轼本人进行谩骂，有人描述为“骂声一 片”。当茅于轼就骂贴写出评论后，骂声并没有停止，效果是火上浇 油。 且不管那些骂声，就说茅于轼的文章，笔者认为来的也不是时候。茅 于轼的观点我是基本认同的，但容易被人误解。当下中国社会贫富悬 殊和两极分化，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措施缓解，这种趋势延缓下去， 必然会带来社会矛盾激化。其实，在此之前，茅于轼就提出过中国最 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茅于轼对社会的观察还是细致入微的，对中国 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式的不平等，首先不是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是权 利分配绝对不公的问题，弱势群体是弱在官权太强。所以，解决中国 的两极分化问题，关键不在于政府进行强制性的再分配，也不在于富 豪们的慈善，而在于改变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制度。比如，当太石 村村民不能按照现行法律罢免村长之时，村民们也就无法公平地分到 卖地所得。 毛泽东和中共过去一直进行的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穷人 革命，剥夺“剥夺者”，也就是剥夺富人（资本家、地主），实行的 是暴政。看起来是在为穷人说话，但实际上并不为穷人办事。富人没 有了，社会上都是穷人了，结果造成整个社会贫穷，甚至发生饿死几 千万农民的惨剧；不仅如此，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文革后国 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一些网友的跟贴可以看出，毛主义还是有 市场，左派势力也试图利用两极分化进行复辟呐喊。 在中共统治下，替富人说话确实难得，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仇富的历 史。茅于轼敢这样替富人说话，是在捅马蜂窝，不仅引起多数人反 对，甚至引起中共当局不满。我所看到的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同样主 要是批评的声音。 ──────────────────────────────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关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 ────────────────────────────── １、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南方都市报》 全文如下：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 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 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 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 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 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 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 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 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 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 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 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 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 夺，被侵犯。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 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 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 做法。当然，我不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 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 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 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 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 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 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 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 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 失，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 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 国改革开放近30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 功劳。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 决于领头的企业家。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 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 ２、茅于轼：《分析网上骂人他们的拳头胜过头脑》 过去我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最近因为朋友们建议，也想和网民们 交流，所以连着几天，天天上网看大家对我的文章的反应。网络的确 是好东西，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平等地讨论问 题。这在其他场合是绝不可能的。 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对我 的文章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这一点儿也不稀奇。但是从反应的语 调、风格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一类是骂人话，都很短，一 般就一两句话。这一类大概占到1/4。其他则是理性的讨论。对网上 骂人这一现象很值得分析，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 下面是骂人话的一些例子：“你好去死了！”、“让阎王老子折磨 你！”、“你是你妈生的吗？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去吃大 便！”、“一条老狗！” 这些话很短，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信息。 首先，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 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的反对并不是 没有道理，可是说不清楚，他们用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有苦 难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 手段。网上骂人和群起的暴力事件有着共同的缘由。他们的拳头胜过 他们的头脑。 其次，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倒未必 是真想置我于死地，但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 度。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万一 发生社会动荡，将对所有的人都不利，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历 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 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 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他们容易听 从煽动，意气用事，上当受骗，甚至当别人的炮灰。 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思想简单，容易走 极端，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我们的 小学校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标榜的英雄人物还是阶级斗 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再就是无原则的爱国主义，只要是自己国家的 都是对的，缺乏正义原则和博爱精神。提倡的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 去斗争，反对怀疑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而且这种教育一直贯彻到大 学。老师如果在讲堂上离经叛道，是要受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发配劳 教。提倡盲从式的教育倒过来会自食其果的。 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不是说书本 上，而是说在实践中。“文革”时的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遗风远远 没有肃清。所以才有这种骂人的习惯。现在很多的小学老师就是在 “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言行习惯时时刻刻影响着下一 代人。我们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的批判仍不彻底，为尊 者讳，不得不吃这个苦果。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 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 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 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 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 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 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 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 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极左”年代的一个口号是保 护穷人，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 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到后来干脆宣称穷人光 荣，愈穷愈光荣，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保护富人是重要 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 该同样得到保护。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 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 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看看 网上骂人，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 ────────────────────────────── 正方观点（支持或基本支持茅于轼观点） ────────────────────────────── ３、北京刘晓波博士：《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 文章写道：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为富人说话，为穷 人办事》。文章标题的两句话，既是茅先生对新左派鼓动的民粹主义 的批判，也是茅先生本人的行动本身。 ☆“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 茅先生“为富人说话”，是从近两年开始的，针对的是非理性仇富的 民粹主义大潮。 众所周知，中共独裁政权所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了腐败泛滥、两极 分化加剧、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保污染严重，以及看病 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引发出关于改革方向的第三次大 讨论，从“郎旋风”到“物权法”的争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但 是，由于言论管制的限制和恐怖政治的威慑，争论的双方都不敢或不 能触及最实质的制度性问题，而只能把富豪和当红经济学家当作改革 原罪的替罪羊，对这两个群体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民粹主义讨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左派有机会打出社会公正的旗帜，用毛泽东 遗产批判邓小平改革，用毛式语言煽动底层的仇富情绪，甚至公然号 召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很有点“经济文革”火药味。他们 用所谓的“资本积累的原罪”和“权贵经济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把 所有富人和主流经济学家一勺烩，无论是诚实致富的，还是靠特权和 权钱交易暴富的；无论是致力于帮助穷人的经济学家，还是甘做“权 贵辩护士”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把转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责任归 罪于民营资本家，却轻易放过了背后的那只具有决定权并参与分赃的 权力之手。 当“为穷人说话”变成“政治正确”，当“草根代言人”变成时髦的 荣誉之时，民粹主义甚至发展为“穷就是硬道理”的蛮横：只要穷， 我就有理，就可以骂大街。全不管自己为何穷，更不管中国式贫困的 制度性根源，不在于资源有限和人口太多，而在于独裁制度带来的官 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也就是人权的极度匮乏。 茅于轼先生却敢于逆滔滔民粹主义潮流而动，不怕新左派的群起而攻 之，不怕网络愤青的攻击和谩骂,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公开站 出来为富人说话。茅先生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 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 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 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 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 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 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 穷人国。”他还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 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 前途吗？” 在“6．4”仍然是官方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站出来为“6．4”受难 者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 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也敢于为营救杜 导斌而发声。 在民粹主义高涨的今日中国，茅先生公开为诚实致富的富人说话，同 样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正如茅先生的夫子自道：“为穷 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我为富人说 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 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 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他还说：“我也赞成为穷人说 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 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 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 茅先生认为，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公正奇缺的主要根源，是人权得不到 制度性保障，而达到社会公正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 这就是人权。”茅先生在《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一文中 说：“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 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 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 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 南辕北辙。” ☆“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也许，网络上那些攻击茅先生的愤青们，大概不了解茅先生如何“为 穷人办事”,才会把茅先生看作“富人的代言人”。其实，茅先生 “为穷人办事”远远早于他“为富人说话”。而且。茅先生为穷人办 事的扶贫事业从未间断且越办越多。 早在1993年，茅先生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 村教师雒〔音“洛”〕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 急解困、脱贫致富。茅先生规定扶贫基金用途主次：教育、医疗、生 产。茅先生个人捐助20,000多元之后，他的为人和社会知名度聚集起 越来越多的不求回报的扶贫资金捐助者，使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基 金逐渐扩大。15年之后，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点已经在三个地方成 功运行，一个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资金130万元（1993年开始）； 一个在山西永济，资金400万元（2006年开始）；一个在北京，资金 25万元（2007年开始）；贷款回收率高达96%。 通过小额贷款扶贫，茅先生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从1999年开始，茅 先生又进行著名的“天村”实验，也就是村民自治试验，以稳健的方 式逐步建立基层农村的民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按照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精神改良可同步 进行。” 与此同时，茅先生还想办法让农民有能力进入城市。为此，在2002年 3月，他和几个朋友共同出资40万元，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学校，茅 先生为最大股东。但在非典时期学校发生亏损，不得不向另外两位股 东借款60万元。仅仅四年时间，这所“保姆学校”已经培养出上万名 保姆，在北京的就业率百分之百。 现在，这所“保姆学校”已更名为“富平发展学院”。为了扩大扶贫 的范围和规范化管理，茅先生已经把全部小额贷款项目交由富平发展 学院管理，资金也由学校筹集，目前已经筹集了1,000万元。所以， 茅先生的扶贫事业才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民间资本、政府扶贫办、 国际资本都想投资。对茅先生来说，他开创的金融扶贫事业的最大隐 忧是体制性障碍，即现行制度不允许合法注册，使小额扶贫贷款成为 地下金融。 在我看来，那些攻击茅于轼先生的新左们恰恰相反，他们是“为穷人 说话，为富人办事”。因为，在今日中国，为穷人说话容易，还能捞 到站在弱者一边的道义美名；为富人办事有实惠，新左们在私下里见 到富人，一脸谄媚。 为穷人办事无实惠，但持之以恒也能得到社会名誉的回报。茅于轼先 生与新左们的区别在于：茅先生靠为穷人办实事赢得农民的信任和尊 敬，也赢得了良好的民间声誉。而新左们靠嘴皮子为穷人代言，靠资 本主义方式经营个人的资产。或者说，新左们的路数与当局差不多 ──说的是社会主义，做的是资本主义。 ４、北京学者张耀杰：《为茅于轼先生辩护》 文章写道： 笔者的《读王从圣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上网后，看到竟 然是反对甚至不屑的回应，不由得心中悲凉，特别是看到有人指责茅 于轼先生的为穷人办事是为了收费、为了赚钱赢利的时候。笔者倒想 问一问，如此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人自己为穷人办过事吗？你为什么不 通过为穷人办事来收费发财呢？！难道为穷人办事的人就注定要“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地牺牲自己吗？难道茅于轼先生用不断流转中的 一万元钱接连帮助了十个、一百个穷人，不比用一万元的死钱去仅仅 帮助一个穷人更加文明也更加伟大吗？！一个读过书、识得字的人为 什么会无耻无知到如此地步呢？！ 在当下中国，到处可以看到有头有脸自以为可以教化或启蒙别人的 人，他们不敢批评本国政府并不高明的执政方略，却专门慷慨激昂、 理直气壮地恶骂对自己毫无损害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他们不敢去 对抗强权，却偏偏要玩弄梁山泊、义和团之类替天行道受招安的鬼把 戏，得心应手、欺软怕硬地抓住与自己一样无权无势、无枪无炮的富 人来嫁祸于人地杀富济贫。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充分市场化的商业文明无论如何都要比官 本位的强权专制要更加先进也更加公正，直接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 工商企业家，无论如何都要比政学两界指手划脚的官人、学人要更加 高尚也更加富于创造力。在文明社会里，公平公正只表现在公共领域 里程序正义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表现在结果平等或实质平等。私人财 富和私人的相貌、个性、爱好一样，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人人大同 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大同只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 类社会中的一分子。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统一思想和整齐划一，只 是专制狂人不自量力的老把戏。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充分证明了这 种老把戏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本质。进一步说，在只讲官本位的身 分专制而不讲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的前文明社 会里，富人与穷人一样随时随地可能成为官权专制的牺牲品。一个有 良知、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或公共定位中，通 过尽可能多的言与行推广传播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 序正义和商业信用，从而用宪政制度打破官权专制的“劳心者治官” 之治官安民。中国社会真正的出路就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宪政民主的文明社会里，最为合理的公民态度自 然应该是为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所有个人说话办事，或者说是为所 有人创造性地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服务。但是，在官 本位的专制强权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里，在更多的人不敢仇官而只敢 仇富的欺软怕硬的社会环境中，至少对于一心要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先生来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一种切实可行而且行之 有效的路径选择。 至于王从圣先生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在“老人”与茅于 轼先生之间划等号，笔者是很不赞成的。当下中国，在祸国殃民几十 年之后依然享受着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制度性特权的“老而不死是 为贼”的贼佬遍地都是，这样的贼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国人特别是没 钱上学、没钱看病甚至于没钱吃饭的农民工人子弟去尊敬。 ５、评论人士王从圣：《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 文中说： 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用在当今中国， 我认为茅于轼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倾听的老人。茅于轼告诫我们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我们要“替富人说话；为 穷人办事。”在我看来这是老人历经人生风雨之后的智慧结晶。茅于 轼老人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隐忧，而这正是许多人仍然懵懵 懂懂的。 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惊呼：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但直到今日，我们的民主制度依然没有完成。许多人都已经认 识到：实现民主制度的政治变革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那么，实现 这一变革最担心的是什么？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激发大规模政治动荡 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对权贵的仇恨和报复，对富人的嫉妒和剥 夺。 古今历史，尤其200年来的历史都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以各种理由 鼓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是最容易得到响应的。政治野心家也最容易以 这种方式找到支持者，并实现自己的独裁野心。结果呢，穷人推翻了 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却又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权之中。 穷人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原来更加悲惨。 我们应当认识到：可怕的不是茅于轼这样声称为富人说话的人；最危 险的乃是那种讨好穷人，将穷人吹上了天，而实际上诱使穷人替自己 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野心家们。 我们也应当知道，正是那些声称解放穷人的理论才老老实地祸害了穷 人。乌托邦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它声称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结 果呢，这个政权统治三年多，就在仅有700万的柬埔寨祸害死了170万 人多万人。 在不成熟民主国家，由于穷人有选票优势，也使那些讨好穷人的政治 家如鱼得水。比如阿根廷庇隆这样的政治领袖，通过讨好大众，尤其 是讨好社会底层大众，博得穷人的同情心来换取某种表面的支持和个 人的权威。为了讨好大众，他们不惜许诺社会福利、开空头支票，寅 吃卯粮，最终透支国家财政，使用于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从而危机 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后受害的还是穷人。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富人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也掌握着管理和技 术经验。也就是说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再生产的能 力。挑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用剥夺富人的办法去讨好穷人，事 实上等于扼杀了一个国家的再生产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再生 产能力的枯竭，穷人就会深受其害。如果富人被剥夺仅仅损失的是财 产，那么，等到穷人受害的时候面临的可能就是饿死这样严酷的命 运。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有心的朋友你们仔细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发 展历史，再看一看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之后的状况。在本质上，这些运 动都是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 这样的事实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对私有财 产，当然主要是富人的财产给予了最好的保护的国家，他们的穷人的 境遇得到了更好的照顾。这与茅于轼老先生的告诫是一致的。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归纳：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 和谐社会？富人能够安心赚钱；穷人的境遇受到了良好的关照。也就 说，富人和穷人都能够和谐共存。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算得上和谐社 会。 顺便在题外说一点个人偏见。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大，自己变得越来越 保守。看书的时候我通常首先要看看作者的年龄。如果作者高寿，他 的书通常就会引起我的重视。古人云：仁者寿。在我看来，一个人如 此高寿，那他肯定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更加合理，更值得效仿。这样 的作者如罗素，高寿98岁；丹宁勋爵，高寿100。他们的书我认为值 得认真地品味。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作者如孔子高寿73岁；孟子高寿 84岁。如果一个作者寿命短促，且生活斜僻，他的书我就不愿多读。 在读到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福柯，我一看，只活了50几 岁，而且还有同性恋等怪异的经历。不读！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 鲁迅不是一个值得多读的作者，此人刻薄、短寿、狭隘。 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常常受到很多这样斜僻的人的主导，这也许是 我们人类不幸的一个原因。至少有两个疯子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历 史，一个是卢梭；还有一个是尼采。他们的个人经历毫无可取，然而 他们的思想，尤其卢梭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界。当发表 《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29岁；恩格斯27岁。虽然在那之后他 们又活了不少时间，但他们的后半生完全是在完善自己年轻幼稚的梦 想。他们实在太年轻，太不成熟。而经过了160年以后，我们仍然要 将他们当作不可亵渎的神灵。这是我们悲剧缘由吗？ 话说回来。在我的心目中，茅于轼是一个值得我们仔细倾听的睿智老 人。倾听这样一个老人，也许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６、冯一刀：《茅于轼“为富人说话”说出了大实话》 文中写道： 茅老先生所谓的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指的是合法致富的富人；他 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要保护穷人、为穷人说话。对成年人来讲，这难道 还不好理解吗？富人穷人都要保护，只要他的财产是合法的。这样一 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引起了群体性的议论，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中国特 色。或者说，整个围绕茅于轼富人言论所产生的争论事件，就是一个 中国特色的产物。这中国特色，首先反应在争论事件背后的中国社会 背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现实。 概括来说，参与这场富人言论之争，必须遵守两个前提：第一，茅于 轼所说的富人只限于合法诚实致富的富人；第二，必须正视中国社会 贫富分化的背景。 如果茅于轼说他要保护穷人、为穷人说话，想必没有人站出来批驳他 了，但他说的却是要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于是很多人就坐不住 了，茅于轼果然瞬间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有些人还好些，至少 认真看了茅于轼的原文，然后认真地写批驳文章，而大部分根本就没 了解茅于轼说了什么就一阵乱骂──这说明了两点，一是现在社会矛 盾的剧烈和人们不满情绪的强烈，二是这些人的心智不够成熟。 要批驳一个人的观点，起码你要先知道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很遗憾， 在这方面认真的网民算不得太多──我只指在这件事上，以我个人的 观察。 茅于轼的富人言论观点错了吗？没有。他错在观点的推论过程。 第一，茅老先生指出为富人说话的人少，这个不符合实际，因为中国 的媒体和话语权，主要还是被权势阶层所掌握，为富人说话的人，到 处都是；而实际中更多的情况则是，人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 动”在为富人说话。比如，到了商店里，穷人会受到店员的冷脸而富 人则被热情对待，诸如此类现象，生活中不胜枚举。 　 第二，茅老先生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这 个不太符合史实。 第三，中国的富人，合法致富到底有多少？在中国官僚资本业已形 成、权贵掌握太多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用 “中国的富人绝大多数都是合法致富”这样一句话搪塞过去。中国富 人不纯洁，这也正是网民对保护富人言论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 但，茅老的立论过程虽然有些问题，但结论说的却是大实话──因为 他的结论只不过是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结论之中，这个结论就是国家 要保护公民的财产，不论富人穷人───前提是财产合法。 为什么茅老先生说的一个“常性识观点”，却引来板砖无数呢？根本 原因，还是在于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财富分配不公和阶层矛盾激烈。事实上，茅于轼敢在这个时候，大声 地说出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的声音，恰恰表明他看到了这样的社会 现实。本人曾经采访过茅于轼，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将来穷人造反，而 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确实，“革命”不好玩，中国不能再 玩“革命”那一套。茅于轼提出的富人言论，难道错了吗？最多，你 可以指责他对中国穷人造反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峻了。 　 在这场争论中，任何对茅于轼个人人品或人身抨击的话，都是不靠谱 的。请问，你什么时候为穷人做过什么事？茅于轼口口声声说要为穷 人做事，为什么那些抨击他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难道真的只是图 一时批评之快？ 这场争论中，有一个细节我想提一下：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他的一 篇反驳茅于轼观点的文章没有被《南方都市报》采用，于是这位先生 很不满，写了一篇“批露”《南方都市报》不发表他文章“内幕”的 帖子，并且还把他跟编辑之间的往来邮件的内容也抖了出来，然后他 以此证明自己受到了《南方都市报》的封杀、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 侵犯云云，语气是非常的义正言辞。最后这位先生宣称要跟《南方都 市报》决裂、终止合作关系。 这么抱怨一下，也没什么，可这位先生却不远万里，从美国打来了越 洋电话到中国大陆的一家网站，说希望炒作一下他跟《南方都市报》 决裂的事。薛先生，《南方都市报》的口碑在中国我想你也是知道 的，这份报纸一直以来对你应该也不薄，老爱用你的文章。为什么就 一篇文章没被他们采用，就要宣称决裂呢？不要说得那么义正严辞， 我看不过是你的大爷心理在作祟罢了。希望网站帮你炒作，更说明了 你的心胸之狭窄。另外顺便说一下，你的文章我不爱看。 遗憾的是，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多得很。你身上有典型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臭九老心态。把中国知识分子说宽了，咱不妨举一下 这样两类人：有些人整天喊着民主自由，可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 从来不跟人讲民主自由；有些人整天喊着要为穷人谋福利，可从来就 没为穷人做过一件事。 另外我想说的是，茅于轼先生不是官方欢迎的人物，某权威党报集 团，甚至已经抵制他。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他不知道他在奋力 批评的人，其实价值观跟他的没两样。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犯的 臭毛病。 ７、水木清华：《从茅于轼被骂看知识分子超然立场 　　的尴尬》，《佛山日报》 文章说： 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指出了一个很值得被重视的现象，即“为穷 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因而“现在为穷人说话的 人很多”；而“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因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 多”。茅于轼先生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可谓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良 知。茅于轼先生并且以自己多年来对这种社会良知的践行，早已赢得 了许多人的认同，因而，情绪性的、态度偏激的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 自然难以被接受。 但另一方面，为何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对声音呢？笔者感到大家似乎 仅仅是在批评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换句话说，批评者在批评 之时，事实上将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立场，偷 换成了“为富人说话”的立场。这种偷换恐怕和茅于轼先生对“富 人”概念的使用多少有些值得商榷有关。 虽然茅先生对“富人”作了这样的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 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 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批评者未必会如此理解 “富人”，善意的猜测，网络上的很多谩骂者恐怕都是出于对“富 人”概念的理解不同所致；此外，就现实而言，即使不能说没有，但 究竟有多少纯粹的，“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 业者”，恐怕也不无商榷之处。 有一个现象笔者以为不应该被忽略，即所谓“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 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在市场经济和法制并不完善的制约条 件下，在权力寻租比较普遍的制约条件下，恐怕很难简单地说，究竟 是现行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而更可能的则是，其恐怕早 已事实上成了剥夺穷人可怜权利的同谋。换句话说，这些“富人”的 权利和利益诉求，其实和穷人并不相同，相反，这些“富人”恐怕也 是穷人诉求权利和利益时，事实上难以回避的反对者。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如果说权力和财富有矛盾，那也绝不能等同于权 力和贫穷的矛盾，而在权力和贫穷的矛盾中，财富又往往意味着权力 或者说是权力的同盟，因而站在了贫穷的对立面。 在复杂的现实冲突中，茅先生希望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保持某种 超然。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保持这种超然的、独 立的姿态和立场？如果能够，则那立场定位的历史坐标又是什么？ ８、杨让宁：《茅于轼挨骂：又一个精英被误解？》 文章写道： 茅于轼先生最近有点烦，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 章，就招来不少骂声；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作以回应和辩解，不想 更是火上浇油，骂街者却并无收敛。茅老网上挨骂，于这个自诩礼仪 之邦的国度，显得很不协调，但与时下板砖横飞的网络时代结合得天 衣无缝。 语言暴力正成为当下网络环境里主流话语形式，网络正演化成一个制 造语言垃圾的场所，不甘寂寞是网络生存法则，骂人是通行网络的钥 匙。拍砖不交税，骂人不犯法，有人以骂人为乐，手里提着“板砖” 见人就扔，杀伤力极大，加上起哄架秧子的跟着帮衬，更加得意忘 形，所到之处，把个网络搞得跟个痰盂似的。这是暗箭！难以提防， 这里不再多说。 有躲不过的暗箭，就有本可避免的明枪。有一群人则表现得相对理性 一些，但凡与己见向左者，往往也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喷发出污言秽 语。这个现象值得探讨探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 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形成了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集团、观念集团，从而发出不同的声音来， 但是思想意识多元化也造成了多元价值观、甚至价值观断裂，不同阶 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疏远和隔膜的裂痕在加剧，笔者以为，这才是 茅老挨骂的真正原因，与那些到处撒野骂人的自不必去计较，但社会 各阶层间缺乏沟通、理解，以至认识观的断裂让人担忧。 近期，贺卫方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就精英被大众误解一事做 注。联系到每每所谓的“精英”一发言就挨骂，笔者以为我们扩大了 误解的外延，时下，如果挨骂了就被冠以误解，这倒真是对“误解” 一词的错误理解，误解的前提起码是“解”。但网络里里的骂声偏偏 就缺少理解，何故？与有话语权的精英相比，分散于各处的“草根” 无法形成话语强势，无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于是网络里到 处充满了情绪的粗暴发泄，有人还把这种现象美其名曰：富于批判精 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当然包括批评，但 骂人应该不在其内。茅老很受伤，后果很严重，严重在于此事所折射 出各阶层间认识观的断裂亟需修补和弥合，我们需要一个理性、沟 通、包容的社会，如何让弱势群体也拥有一个合理的表达空间和平 台，让精英不再被误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从这件事情中间得到的警 示。（编辑：东雪） ９、蔡银寅：《换个视角看茅于轼文章之争》 文章写道：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7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人和富人的态度。不出所料，该文一出就在网 上引发很大争论，甚至引来一些谩骂声。8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 表题为《为何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好》的文章。文章指出，最新民调 发现，认为富人奢侈的占57.1%，贪婪的占52.7%，腐败的占45.0%。 同时，又有92.9%的人希望自己成为富人。这说明，人们对富人存在 矛盾心理，自然也就不乏对穷富态度有不同的看法了，争论自不在话 下。其实，茅老的文章写的很有道理，自不必说。之所以引起这么大 的反应，除上述矛盾心理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细分化消费结构不同，人们对ＣＰＩ（即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数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如果你消费的都是涨价的东西，即使ＣＰＩ是降低的，恐怕你也不能 感觉到。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ＣＰＩ同比上涨3.2%，涨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9个百分点。但从食品和非食品分类看，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ＣＰ Ｉ上涨的主要因素，非食品价格保持相对平稳（据8月9日《中国青年 报》）。同时，央行从统计数据分析认为，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 涨是推动ＣＰＩ上涨的主要动力。根据上述统计结果不难看出，穷人 消费的恰恰是那一部分涨价厉害的物品，比如粮食、肉禽、鲜蛋等 等，并且这一部分消费在他们总消费所占的比例也较高收入阶层大 些。 由此看来，大多数所谓的穷人明显感到物价在上涨，而收入提高的还 远远不够。从消费品市价提高到增加工资的信息传递需要一个过程。 不管怎么说，靠工资吃饭的人必须先忍受一下消费品的涨价，然后才 能谈能不能涨工资的问题。即便到最后工资涨了，但涨了多少同样值 得关注。 就现在的形势来说，那些高收入人群特别是食品消费只占很小比例的 人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人，他们或许还没有感觉到食品价格上涨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但对那些打工者来说，一碗凉面虽然 只涨了0.5元，但却意味着25%的涨幅，怎能不让他们叫苦。那些电子 产品即使再降价，又与他们何干？ 这样，对于同样一个ＣＰＩ的统计结果，富人与穷人的反应都会有着 天壤之别。这势必加剧穷人与富人之间是是非非的争论，茅老的文章 却“恰逢其会”，激烈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这背后透视着 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对ＣＰＩ增长的不同声音，似乎比争论本身更 值得关注。 ────────────────────────────── 反方观点（反对或基本反对茅于轼观点） ────────────────────────────── 10、美国薛涌：《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文章写道： 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 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 有办法的事。不久前又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声称：“我愿意为这样 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 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 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 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 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 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 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 了。 比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 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 这一论段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仅仅举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 dison的估算：以人均ＧＤＰ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 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 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 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 500美元。直到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 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19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这些估 算，因为基于非常不完整的史料，当然不足尽信，但也能反映大概的 情况。近世中国（指宋以后）之富是世界闻名的。马可．孛罗描写的 中国之富，超出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激发了哥仑布的航海冒险，意 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茅先生读了一辈子的 书，哪里得出“中国穷了几千年”的结论？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子虚乌有，说这种穷困是“仇富”所致更是 荒唐。看看明清时代的江南，那里几乎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问题 是，这么富庶的地方，至少不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差，怎么突然穷了 呢？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张口市场，闭口企业家，想必会以亚当．斯 密为自己的祖师爷吧？难道忘了亚当．斯密在18世纪对中国的观察和 预言了吗？亚当．斯密当时并没有说中国穷，而是承认中国富。不过 他预言，中国已经走到头了。理由有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只有广 州这么一个对外贸易口岸。一是贫富分化太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 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 可能维持繁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亚当．斯密的预言。怎么能说中 国的穷困是仇富所致？ 至于“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造成的贫困，难道也是因为老 百姓仇富吗？那个时代，老百姓恨谁爱谁并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一点 权利没有。富人倒霉，老百姓也没少倒霉。怎么能把政府犯的错误， 往老百姓的身上推呢？茅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总应该还记得 自己的生活经历吧？ 茅先生所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 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理念其实早被任志强表达了：开发商就不该 为穷人盖房，穷人应该指望富人多赚钱，然后多缴税，那样政府才能 更有资源解决穷人的问题。茅先生自己不久前也说：中国现在的财富 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这种话，在美国、欧洲谁敢公 开说？你要说这话，就算你是亿万富翁、诺贝尔奖得主，几十年的朋 友也要和你保持距离。你会被公众所唾弃。如果以茅先生的标准， 欧、美、日本怕都是仇富的国家，中国才是最不仇富的国家。不然这 种话怎么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行其道？ 任志强也好，茅于轼也好，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认为穷人没有 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等富人赚了钱，才能“为穷人办事”。我相信 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这其实 不过说明：中国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给穷人提供了太少的机会。你能 想象比尔．盖茨会说这些话吗？在美国有个基本常识：如果你说穷人 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 传。这是美国社会最忌讳的。所以，美国媒体上的主流观念是：要给 穷人足够的机会。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致富。 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每看到茅于轼这样的言论在媒体上大行其 道，都非常震惊。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言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的主流媒体会有市场。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对社会负责一些。我反对政 治正确的话语格式。但是，茅于轼在不提供证据的条件下表述这么骇 人听闻的观念，换个别人的名字能发表？普通老百姓要想发言，详细 论证也未必上得了我们的言论版。对茅于轼这样的人可以网开一面， 等于纵容了一些社会名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 信度，也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 11、北京陈永苗：请问茅于轼：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么？ 文章写道： 我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以来，总是有人给我带民粹主义的帽 子，带革命派的帽子，我和他们说，民权并不是民粹，维权并不是革 命。穷人实际上已经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农民最大程度的 承认市场经济，进入了城市成为农民工。现在问题并不是诬蔑的“穷 不是硬道理”，而是“想富不让富”，“左右社资”之争，与过去完 全不同，这次的是关于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观念执政的背后完全是 利益。左派他们已经暗中承认改革，受到改革共识的约束，尽管使用 过去意识形态的话语，但是话语的背后是改革利益的分享，而不是回 到过去。从整体上来说，改革时代只有两个阶层：改革的受益者和受 害者。这一点对后改革的维权时代非常重要。社资之争或左右之争， 到了维权时代，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争论。 我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描述了“想富不让富”的分配格局是如 何形成和运作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格局始终没有变换，也没有看到 未来有大变化的可能性。穷人们虽然哑巴迟黄连，不再相信，已经躁 动不安。这时候，是要拿实际利益才可以安抚他们，而不是依仗已经 被识破撕破的空头支票。这张空头支票会自己损害穷人，这很清楚， 只有老的糊涂可爱、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改革教信徒，才视而不见。 如果80和90年代，确实机会有的是，还有空间，至少没有图穷匕见。 可是到了今天，一些没有泯灭良知，还要眼睛长在脸上的改革派，也 承认改革下去就是互相伤害的游戏。请张看眼睛看看80年代后出生的 大学毕业，受害于教育产业化的孩子们，你教他们如何有80和90年代 大学生天之骄子的信心，如何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穷人只有受害，受 穷的分，那还有富裕的分。 理想多美好，但是现实中结出毒果，这种方案肯定要被抛弃。……如 果要打气，就拿出一个来良好的市场经济来给我们看，而不是画饼充 饥，让我们望梅止渴。请拿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给我们看。 如果茅于轼认为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那就把机会展示给我们。不 要告诉我80年代90年代，不要告诉我江浙民营企业家如何。绝大多人 的穷人从来没有80年代90年代的黄金时代，绝大多数的穷人生活在江 浙以外，为家小糊口已经是一生最大的能力范围，更别提有资金投资 当民营企业家。 茅于轼自己陷入这样一个信仰当中，不可自拔：他把繁荣看作幸福之 本，把经济发展看作所有其它社会进步的基础，他相信，只有能够使 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素有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茅于 轼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孤岛中，除了这个信仰，其他的坏可能性，已经 到了水深火热他也可以视而不见。即使看到了，他也可以告诉你说， 这都是临时的，幸福很快就来临了，日子会好的。即使到了地狱，这 种鸦片依旧。这是茅于轼一个人的幸福，并不是中国人的幸福。要别 人相信，至少要有东西担保，要让人有信心。 从今天看改革，可以大声宣布：改革与文革一样，都是失败的，代价 惨重的。改革从文革走出，是○到一的进步，带来了莫大的心理震 撼。茅于轼至今还在这种晕眩中，这个已经破灭的美梦中。对○到一 的进步津津乐道，当作了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宝贝，于是守株待兔 中，而物换星移，如今株已经不存在，还在守候那个梦幻。其实这个 梦已经成为恶梦。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毛左派是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虽然互相仇视。 毛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中国的现实变的如此差，腐败如此 严重，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所以药方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 真精神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药 方是对的，只是路走错了。正如穷人认为中央政策是对的，只是地方 乱执行一样。 不要和我说改革初期是对的，意图是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反对、 所妖魔化的文革，一开始人们也普遍认为是对的，意图是好，一开始 有几个人怀疑过？改革已经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未来可能几十年，上 百甚至几百年都要埋单，例如环保，这时候，为什么还要走下去，代 价不如文革惨重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不是？ 如果穷人还有富裕路，就请茅于轼指出来一个可行的，而不是给人画 饼。如果穷人已经没有富裕路了，请问茅于轼老先生，那你现在鼓吹 那些，不是在祸害穷人么，给穷人有害的“鸦片”，让穷人断绝后 路，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么？ 12、冼岩：《可以为富人办事，只能为穷人说话》 作者说： 同意茅老的一个观点：富人和穷人都需要保护。在我们社会，富人虽 相对于穷人很强大，但面对政治权力时同样脆弱，没有自保能力。富 人和穷人都需要保护，但二者的需要是不同的。富人需要的，是对其 合法财产、合法权益的保护；穷人除需要这种保护外，还需要特殊的 政策倾斜与经济扶助。这种扶助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而这种经济支 撑只能来源于经济效益的增长，经济效益的增长取决于经济秩序的完 善与有效运转，这就是茅老“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 富”一说的合理之处。 如果思虑仅止于此，相信不会引发太大争论，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上述 观点。争论部分是由于茅老一些诸如“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 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之类的 极端表述引起的，更重要的是源于对贫富关系的两种不同判断：穷人 与富人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还是可以通过合作 各取所需的双赢格局。茅老及其支持者认同“双赢”，认为保护富人 的合法权益不但不会损及穷人利益，而且有利于穷人生活状况的改 善；反对者认为在既定的分配格局下，富人多取必导致穷人寡有，而 富人（即资本家）不可能自动改变其逐利本性，贫富对抗不可避免， 二者之间呈现零和格局。 实际情况是，在穷人与富人之间，“零和”与“共赢”两种关系都存 在。只看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失之简单片面。一方面，保护富人 的合法权益并不会直接损害穷人利益，因为这并不需要从穷人的份额 中再拿东西出来，甚至不影响通过税收、财政对穷人进行经济扶助； 反之，这样做可以完善经济秩序，使经济活动的后果更可预期，促进 经济发展，同时为穷人带来更多机会，且增强社会扶助穷人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而言，贫富之间确实具有此消彼长的 零和特征。富人所得，部分源于穷人所损；富人多得，确实是穷人困 顿的原因之一。由于逐利是资本的最本质特征，富人得到保护的同 时，其逐利能力必然随之增强，客观上导致贫富力量更加不对称。 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上述两种情形。具体办法是：可以支持保护富 人的合法权益，但这种保护，是基于对全民平等的保护，而不是专门 针对富人；同时，在舆论倾向上，应该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穷人一 边，此即所谓“可以为富人办事，只能为穷人说话”。 为什么舆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穷人一边？原因很简单，贫富之间的博 弈，力量对比悬殊。舆论是惟一可增强弱势一方力量的砝码，当然只 能站在穷人一边。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对称，需要话语力量的反向不 对称予以平衡，至少是缓冲。茅老一方面强调“经济上的不平等”是 必然的，我们只能接受；另一方面却试图扭转舆论的逆向不平衡，其 结果只会加剧本已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 所有代表社会良知的声音，都应该自觉站在穷人这一弱势群体一边。 茅老正是在此处陷入了误区：他觉得穷人无力，所以应该为他们办 事；富人有力量但声誉蒙污，所以应该为他们讲话。而且，只有穷人 富人相互与人为善，才能走向合作、共赢；否则，只会在分裂对抗中 同归于尽。 茅老的忧虑有其道理，但他提供的出路不能成立。一方面，为穷人办 事当然应该，但作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能够为穷人办的最 大一件事，就是在舆论上始终站在穷人一边。茅老说“为富人办事” 有报酬所以人们趋之若鹜，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所能做的最大一件 事，就是“说话”，这也是他们获取报酬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富人的声誉蒙污并非仅仅是“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 的灌输”或“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而是其来有自。连茅老自己也 承认“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 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当然不能说所有富人都曾 经非法敛财，但其普遍程度，恐怕可以与官员的贪渎程度相比。既然 如此，民众对富人的成见，就不仅仅是误解与偏见，而是和民间对官 员腐败的看法一样，有着坚固的事实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富人 的尊重、爱护，就无从谈起。 原因有二，其一，确如茅老所言，“中国改革30年，财富的创造增加 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但这种功劳的最大受益者正 是企业家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工人农民在其中的功劳固然不能 与企业家相比，但其所得更不能与企业家相比。中国今天的现状是， 富人所得已超出其功劳，穷人所得尚不及其付出。在这种情况下，怎 么还能要求穷人爱护富人？ 其二，所谓富人“原罪”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个问题如 果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人们不可避免要产生如下联想：不错，我 们都赞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现在先富起来的很多人却都有 非法敛财之嫌疑；如果大家都遵守纪律，先富起来的人很可能是我而 不是他。富人以违法手段夺去的，不仅仅是“第一桶金”，还有先富 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纵然企业家“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 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又怎么可能获得其他人发自 内心的尊重？ 要改变民众的这种普遍看法，茅老等人的“启蒙”与呼吁无济于事，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改变只能依靠富人自己的行动。富人要用今天的 实际行为，改变自己昨天留下的印象。……象比尔．盖兹、巴菲特这 样的富人，自然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尊重。但在今日中国，象这样的 富人还太少太少。当此之时，茅老却跑出来“为富人讲话”，这就象 是某人说“官员虽有贪渎之嫌，但也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贡 献，大家应该理解、尊重他们”一样，其“挨骂”并非偶然。当然， 我并不认为茅老“为富人说话”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 “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我相信茅老这样做确实是“考虑全社会 的利益”──观念扭曲了茅老的视线。 就茅老所担忧的良性互动而言，富人声誉蒙污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对 于强势一方而言，正因为有压力的存在，他们才可能收缩自己的欲 望，不致于毫无节制的压榨与掠夺。中国政府的许多改进，也是在客 观存在的危机和压力下作出的；反之，另一方单方面的善意，未必能 产生这种效果。原因很简单：蛋糕早已分配完毕，并没有多出一块来 可用于慈善救济。强势一方的每一次自我克制，都相当于割自己的 肉。显然，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对方笑脸相迎就割肉相赠，但人们往往 会屈服于压力而有所放弃。 13、刘洪波：茅于轼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 文章写道: 茅于轼教授最近写文章，称自己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 教授说，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很多，替富人说话的很少；为富人办事的 很多，为穷人做事的很少，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 之”。 我读了深为诧异。某种程度上，我愿意这样理解茅教授的说法：既然 为穷人说话和为富人做事的人都已经很多了，多一个少一个无妨。然 而，我以为，学者贵在直道而行，行事本乎道德，治学本乎真知，而 非以站在哪一边的人之多寡而预定自己的轨迹。 我可以同意茅教授的说法，现在为穷人办事的人不多，而且对茅教授 在为穷人做事上作出的努力（如给农民小额贷款）深为敬佩，但我几 乎不能同意他的另一个判断，那就是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 富人既能够因为出得起酬劳而让很多人去办事，也同样能够为酬劳去 让很多人说话。通过做事而获得酬劳还需要很大的付出，通过说话而 获得酬劳简直算坐地收钱，“口力劳动”的回报不是比脑力或者体力 劳动的回报更经得起投入产出比的衡量么？当然，通过“口力劳动” 去服务于富人，也是要有条件的，情形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 家”，当了专家了，说话有影响了，也就可以“货与富人家”了。 事实上，我看到，今天已有太多的人，文武之艺学成也好，未学成也 好，博士、教授、专家之类的名头一戴，就可以开始“出货”了，既 可以货与帝王家，也可以货与富人家。于是人们听到了很多高头讲 章，一个地方要撤古建筑，有人来论证那根本就不算历史风貌；一个 富人要推销一样产品，有人来说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一个城市要上 某项目，有人来宣布绝不用担心环境污染。这些都叫“权威意见”。 我看到，这种货来货去的把戏搞多了，人们已经对“专家”不那么客 气了，专家的学术道德与为人道德都被深度怀疑。 “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从数量上说，也许是这样的，但数量少又 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而非口耳相传的时代，抢话筒的 游戏中，“权威意见”总是要得胜的。这又是一个知识和人才双双得 到尊重的时代，而非一个投票时代，故而重要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 是成员的影响力，有影响力的少数具有绝对的优势。 在今天的传媒上，再不会见到教穷人怎样过日子的内容，而教人怎样 过好富日子的东西，看得人都已经麻木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 活态度、生活场景也已经高度富人化了，在传媒上，穷人不只是丧失 了位置，也基本丧失了尊严，人们羞于以他们的形象来代表这个昌盛 的时代，也不肯给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出类拔萃者才能获得各种享 受，因而才能获得生活乐趣，而穷人乃至普通人都应该羞愧，这才是 传播制造的人生意义。 在这种情势下，茅教授担心“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不能不说是误 判。为富人说话的“权威”太多了，声音太大了，富人的意识形态在 今天都已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正确”，穷人已差不多变成单纯的被同 情者，而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了，还能说“为穷人说话的人很 多”吗？而因为这种误判而“反其道而行”，生怕富人吃了亏，就更 是迂腐。即使要“意见平衡”，茅教授也该去平衡一下富人拥有的 “权威意见”过剩，而不是立意“为富人说话”，做锦上添花的事 情。请问，立意要“为富人说话”，茅教授是否会为富人帮腔时踊跃 上前，遇上富人有什么问题时刻意回避，这又算不算曲学阿世的一种 特殊形式呢？ 我想，一个学者，固然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但也不必硬 要反千万人之道而行。说出自己的真认识，表达自己的真看法，而不 管人数之多少，这才是直道。茅教授，您何不直道而行？ 14、窦含章：某些学者为何热衷于挑动“穷富之争” 作者认为: 学者有发表个人观点的自由，但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哗众取宠的奇谈怪 论，并极力挑动“穷富之争”，破坏社会和谐，那就有必要探究其真 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日前，经济学者茅于轼又发表“高论”，称：“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 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 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一个经济学者，用“打倒富人”这类文革式语言来渲染“穷富矛盾” 的尖锐，显然是不合适的。人们有必要问茅先生一声，究竟有谁说过 要“打倒先富的人”？这是茅先生摘自网上“愤青”的语录，还是纯 粹出于个人杜撰，茅先生有必要向公众说个明白。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存在着“仇富心理”，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 非社会主流。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怀抱着致富梦想，并正在以自己的 方式努力为致富而奋斗。现在，股市中几千万双热切的眼睛就足以证 明所谓的“打倒富人”，完全是子虚乌有。 另外，究竟何为“穷人”？何为“富人”？“穷人”“富人”划分的 标准是什么也是茅先生应该说清楚的。笔者认为，简单地将社会划分 为“穷人”和“富人”既不足取，也不现实。随着经济的发展，穷和 富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 大，更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各种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并存的局面，拿 “穷人”“富人”来简单地划分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准确描述中国 社会的现状，而只能是故意挑事儿。 前提不成立，观点就更荒谬。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茅于轼的“优先保护富人论”根本就属 于违宪言论，完全是在故意挑动“穷富矛盾”。这种言论既不是一个 负责任学者应该说的话，也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流背道而驰。 那么，茅于轼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一段时期以来，以张维迎、茅于轼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者，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经常在媒体上发表一些 非学术观点。其议题往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就是为某一特定社会群 体代言。这种代言既然脱离了学术，就必然以利益为依归，相关的研 究所、基金会自然受益匪浅。 在多元化社会下，由于利益博弈的需要，代言其实也无可厚非。但 是，代言要具备起码的公共理性素养，不能无视社会公正、无视社会 和谐、无视其它群体的利益而只顾自己。否则，代言就只能成为和谐 社会的噪音，也不会为所代表的阶层带来真正的利益。 15、邓海建：茅于轼的“优先保护富人”论值得商榷 文章写道: 尽管温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提出过“穷人经济学”的观点，但遗憾的 是，一些经济学家离“穷人意识”、“民生意识”却渐行渐远：他们 一方面对穷人缺乏体验与认同，另一方面对富人却充溢着褒赏与悲 悯。 茅于轼先生是我敬重的经济学家，但是很遗憾，这个“优先保护富 人”理论却让人疑窦丛生。首先，茅先生教育我们要“理直气壮消除 对企业家存有的偏见”，这话就值得商榷。民众为什么会对企业家存 有偏见？实在是中国部分（似乎还不是一小部分）企业家们在规避秩 序上的“天赋”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痴呆”落差巨大。要消除 偏见当然可以，不过我们得问问这种“偏见”是何以形成的？ 其次，茅先生认为“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 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 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进而提出“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 不合理的”。暂且不论一个社会保持对富裕群体的警惕与审慎是否重 要，单就茅先生前段逻辑来说就显得有些悖谬，周正毅等人在未曾被 查处之前，不照样招摇在“中国企业家”的行列（甚至是前列）吗？ 茅先生以“好的中国企业家”偷换“中国企业家”这个概念，难怪满 眼都是经济圣人。原谅我再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周正毅等人”混 迹在“中国企业家”概念里的时候，茅先生何以不早早就把其澄清出 去呢？ 再次，茅先生“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观点也过于 天真。要知道，倘若真要实现这一点，那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所 有富人的收益都是合法劳动所得；二是富人具有社会责任的道德自 觉，把改变穷人命运视为己任。再说，修正后的《宪法》所保护的， 也只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而不是基于资产数量上的“富人”身 份。至于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的担心就更 是多虑了，非正义的富人倒下了，社会财富依旧还在。 正如法律不是依靠自觉遵守就可以贯彻、需要的是立法的健全和执法 的公正一样，社会财富的配置从来不会自发地趋向公平与正义。郎咸 平先生在《中国经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我个人从来不相信所 谓民营企业家的良心，因为我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证良心。”其实， 保护富人是个伪命题，因为，在中国，所有公民都在宪法的庇护之 下，相反，在穷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资源语境下奢谈“保护富人”是 相当危险而诡异的──它很可能对“贫富关系”造成舆情上的断裂与 伤害。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 “富人”群体的逐利本性与穷人的挣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们警 惕。 16、李北方：茅于轼这条“老狗” 作者认为: 人为什么会骂人？很简单，宣泄情绪，表达对立立场。 是否只有文化水平不高、理性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才好骂人？不尽然。 这跟表述习惯和场合都有关系，该文绉绉的时候文绉绉，不该的时候 也没必要绕口。 即便在公共领域，是否所有的对立都需要通过逻辑性强、有理有据的 论述来进行？没错，可能。但当对立双方的势力对比太不均衡，弱势 的一方之弱势地位早已确定，看不到任何改变之希望且弱者的呼声被 漠视的时候，弱者的理性表述可还有意义？这个时候，弱者应该采取 的是战斗的姿态，而不是协商。是强者封闭了协商和对话的可能，回 头来还要让失去的人们与你们这群心境安然的既得利益者来讲道理，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不是什么文明，是你们丫的迷魂汤而已， 谁信谁是傻子。 写这个东西，是因为打开电脑就看到茅于轼的一篇文章，分析网上为 什么有人骂他。“一条老狗”就是他引用的别人骂他的话。我觉得， 骂得好！于是借用来做个标题。 除了骂人，我也是会讲道理的，努努力也可以把道理讲到不像说人话 的程度。但是，不能为了这种讲道理就忘记了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 每个人都有反抗的权利，不要拿什么素质低、接受了阶级教育、无原 则的爱国主义等等来打岔，甚至恐怖主义这个罪名也不足以剥夺弱者 的这项天赋人权。 所以，该骂人的时候，我毫不迟疑，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2000年7月3日，大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跑到黎以边界，跟一群黎巴嫩 小伙子一起向以色列的哨所扔石头。戴着墨镜、顶着棒球帽、黑皮 鞋、白西装，这个老头酷毙了。因为这个举动，萨义德被冠以“恐怖 教授”之名，但这个瞬间揭示了一个真理，如果理性讨论有意义的话 （谁敢说萨义德的著作没理性没逻辑？），天下早太平了，谁还需要 暴力？这是一个伟大的定格，一个白发的思想家用他的行动捍卫了抵 抗这项权利的尊严。 茅于轼也知道在人群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那么，你们这些所谓 的治国精英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这些不满因何而来？是不是该反躬 自问，该用什么样的行动去获得他们的谅解？放眼当下，不是对富人 太苛刻，而是对富人太纵容。资本和劳动同为创造财富的要素，何以 要对掌握资本的人感恩戴德？有点良知底线的企业家，应该对这个时 代给了他们施展的空间而心怀感激，已经得到了应得之物，就不要瞪 鼻子上脸了。 茅于轼说，“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他们现在还只是口头发 泄一下，请不要把他们逼上不得不挥舞拳头的境地。请不要忘了，那 也是他们的权利。 茅于轼把骂人和文革联系起来，企图以对文革的污名化来摧毁骂人的 合理性。痴人说梦，一片胡言，我是文革结束后出生的，长在改革开 放的红旗下，但我要明确的说，骂人不是错，一个把斯文人逼迫到只 能靠骂人来表达的社会才是耻辱。 最后要说一句，我对茅于轼个人没有恶感，甚至有点好感。大概四年 前，我去茅老先生的家里采访过他，是晚上，敲门的时候茅老先生正 光着膀子吃晚饭，我进门的时候正忙着穿背心，那个样子就象一个邻 家的长者。我在这里做如此评说，不是出于对他个人品格的质疑，而 是对他在公共空间发表的言论的一个带了些情绪的反应。我还是相 信，茅先生并不是什么黑了良心的学者，只是老糊涂了而已。 17、吴木銮：茅于轼先生眼中的富人是哪些人 文章说: 薛涌的观点除了紧抠一些旁枝末节外，笔者基本认同。笔者读了最近 一篇《新财经》专访茅先生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我就是要替富人 说话为穷人做事》。茅先生乍看是有理的，很有迷惑性，但是仔细分 析一下，他所说的“替富人说话”的提法还是不合适。 茅一直说的“为穷人做事”，是指他1993年开始的山西吕梁地区“小 额贷款扶贫”项目。他自己的说法是，“现在农民有钱贷，能帮他们 脱贫，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持续运转下去。”此外， 许多报道也表明他出资开办一家有公益色彩的保姆学校。 但是他要替富人说话的这个富人是谁？哪个群体？其实是判断茅近期 观点最重要的地方。“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这是茅于轼 的话。从法律用语来理解，“以上”一般包括本身。也就是富人是中 产阶层及巨富。 如果按欧洲的标准来看，中产阶层人数最多，靠政府救济生活的穷人 群众是非常少的。而巨富同样也是非常少的。因此，茅所说的房子特 别是商品房就是为富人建的，是非常在理的。 但是事实上笔者发现自己上当了。 可以看看他的另一段话：“美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穷人富人都属 少数，中产阶级最多”。这个富人的界定明显与上述的富人有冲突。 而解决这个矛盾的答案在于茅之前的另一说法：“企业家是社会财富 的主要创造者”，“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 企业家才有这样的能耐”。 茅于轼所指的“富人”其实是收入达到一定高度的企业家。从德国经 验来看，东德地区至今仍是该国的经济贫困区，原因就在于缺乏企业 家精神。因此，茅于轼如果从鼓励企业家精神、给民营企业以合理地 位这个角度来说，笔者举双手赞成。但如果说房子是为这一群体所 造。真是不可思议。 开发商任志强曾说，“我们希望政府不断地宏观调控，因为调控一 次，房价就涨一次，开发商就乐得合不上嘴了”，“90平方米都是不 合适的，住房大概134平方米是合理户型”，我不是众人的代言人， 在我自己的印象中，这种商人在欧美等国可能不多。但我知道他就是 个卖房子的人，因此，他说住房应该达1000平方米，我只会微笑处 之。因为不值得跟这种人计较。 但是，茅于轼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仍然是，电器 工、纺织工、管道工还是穷人，农民工也不见得每月都能赚1,000多 元，而城市白领赚5,000元也不多。这个阶段如果张扬地宣称为富 人、特别是巨富群体谋更多福利，有点超前了，套用吴稼祥的话是， 无异于给婴儿发安全套。 18、刘少峰：“优先保护富人”之说有悖现实 文章写道: 茅于轼先生说，市场经济会“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他说的对， 因为市场经济不承认眼泪，讲的是效率，就必然会出现一些先富的 人。由于财富会不断向资本集中，通常情况下，拥有资本越多的人会 越来越富，一定量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拿去很多，多数人得到的很 少，两极分化就这样产生了。这正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茅先生提出了“保护富人”的命题，是多么的有悖现 实。针对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茅先生担心富人“被侵犯，被打 倒”，“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这实在是多虑了。中国的市 场经济之路不可逆，就“必然”会出现更富，新富的人，不会都是穷 人。说企业家都有原罪当然不对，但的确有的富人第一桶金来的并不 合法。茅先生自己也说，“拿严格的标准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 些”，一个“难免”也许道出了某种背景，“恐怕”也是不会受到什 么追究的；舆论的质疑，只不过认为他们不那么“伟大”，不那么 “不可磨灭”而已。新近，又发生曾上《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的河南 首富孙树华因涉嫌骗贷13.6亿元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这当然又 是“一个怪胎”，应当不被误读为打击富人吧。 凭心而论，茅先生也是关心穷人的，但他又为穷人变富设置了唯一的 前提：“只有保护富人”。如果这不是本末倒置，至少也是“不合理 的”。固然，保护富人能使穷人产生自己变富的预期，但不能自动变 成富人。只有全社会（遑论经济学家）不懈地关注穷人的问题，通过 到位的制度安排，从社会机制上有力地保障穷人变成不穷的人，富人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有可能长富、更富，整个社会才能有持续的经 济繁荣，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19、朱卫华：茅于轼先生的“精英治理”论是一剂假药 文章写道: 最近以来，茅于轼先生比较健谈，新出炉的观点不少，特别是“替富 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颇被网络热议了一阵子，也正是因为这 个话由，他遭到网民的一顿“热”骂。据茅于轼先生自己称，这些骂 人者在热议他的有关言论的人数中“大概”占“1/4”。于是，这又 引出他另一篇“分析”“网上骂人现象”的文章。 这篇文章把“网上骂人现象”的产生归咎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说这 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 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个是“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 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倒未必是真想置我于死地，但对社 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然后，茅于轼先生又 沿着这种因果链条得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社会需要专家来治 理”或“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里，姑且将其概括为“精英治 理”论。 他说：“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 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 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极左’年代的一个口 号是保护穷人，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 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到后来干脆宣称 穷人光荣，愈穷愈光荣，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保护富人是 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 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不知茅于轼先生所称“穷人国”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哪一个历史时 段，如果包括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7年，那么这个“穷 人国”的判断显然有失公平。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新民主 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名义建立的，它 的旗帜上只有一行字：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再加上当时在极 其严峻的国内外复杂环境下，不仅“保护穷人”是对的，而且“反对 富人”尤其正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富人”即剥削阶级主要包括 地主、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等几个阶层，把他们血淋淋的财富彻底地实 行公有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首选战略，如果连这一步“反对富 人”即消灭剥削阶级都迈不出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岂不成 了千古笑料？！ 况且，始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所谓“反对 富人”的运动，不仅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穷人国”，而且恰恰相 反，曾经世世代代世袭式的一贫如洗的亿万穷苦大众真正成了国家财 富的主人。穷人，在摆脱穷困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如果茅于轼先生所称的“穷人国”是指1966年到1976年这一时段的中 国，那么同样是荒谬的。在那十年间，中国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致使 经济发展相应迟滞，但与前17年相比，综合国力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依然呈上升趋势。茅于轼先生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硬是把一个生产 资料归全民所有、所得利益归于全民的中国看成了一个“穷人国” 呢？！再者，你今天阔了，不能以你今天的标准去度量历史，这决不 是历史唯物主义。 说几句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大入耳的话：如果毛泽东在那时敞开国 门，对外实行买办政策，对内允许权贵瓜分国有资产，大概在若干年 内也会培养出0.4%的拥有全社会70%财富的富人来，或者，也会培养 出拥有十万亿资本的“新社会阶层”来。但他不会那么做，因为在他 心目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硬道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硬 道理，坚持人民大众共同富裕才是硬道理。况且，无论从国内还是国 际背景看，那时的中国也不太具备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条件。 历史总是不停地向后来者提供不同的机遇，如果你在今天抓住了机遇 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但决不应成为你任意抹黑昨天的资本和理由。 假如我们回过头去埋怨孙中山：中山先生，你闹辛亥革命干什么，早 一点搞“国退民进”，中国不就有一批富人了吗？假如孙中山先生也 回过头去贬损秦始皇：你搞什么封建社会，直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 国不早就致富了吗？倘若如此，历史岂不变成了任人免费蹂躏的娼 妓？！现在，中国的确有富人了，但大面积的穷人仍然在穷着，谁能 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富人国”？再过30年，如果后人把今天的 中国讥讽为“穷人国”，这公平吗？ 就因为那时的中国被茅于轼先生定义为“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 所以就得出了“社会需要专家来治理”的结论，这与他同一篇文章中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幸的是，从这样一 个伪命题中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一个伪结论。近30年的历史证明，“精 英治理”的结果，导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了危险水平，以致于 现在连“主流精英”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承认，“贫富之间收入差距 呈扩大化趋势”（高尚全语），这一点，茅于轼先生同样表示了更深 层的担忧：“底层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 的程度；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茅于轼先生认为：“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 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 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 范围地破坏着。看看网上骂人，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 这里的“精英”是指什么？从茅于轼先生这篇文章的整体逻辑表述中 看，似乎是指区别于“当官的人”的“专家”，似乎又在说“精英” 就是“统治者”。虽然模糊不清，但老百姓应能意会他在指什么。今 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精英”作 过这样的阐释：“可以说，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种 社会力量的形成已经不是个逻辑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事实。”这 与当今中国社会公认的“铁三角论”本质上是吻合的。“知识精英” 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主流学术精英”群体，“政治精 英”则等同于那个官场庞大的贪腐集团，而“经济精英”大致就是率 先富起来的“新社会阶层”中那个炙手可热的财富“大鳄”群体。官 方将其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老百姓将其呼之为“腐败铁三 角”。 由这样的“精英”去治理社会，他们可能“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 着想”、而不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吗？茅于轼先生呀，你是 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 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 茅于轼先生的这番感慨真是经典得无以复加，然而，这样一个连普通 老百姓都明白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不能变成硬道理呢？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被“精英”“大范围”地“治理”了多年。“保护 穷人”是对的，但决不能依靠这种多年如一日地依傍富人、漠视穷人 的所谓“精英”去“保护”。 社会公正、全体人民的利益等道理“没有被普遍承认”，并“被大范 围地破坏着”──这里，对茅于轼先生的这种正确的客观认知当然要 表示一份由衷的敬意。只是，一位已经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 主社会主义”学者，一位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富人经济 学”专家，是永远不可能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这种“大范围”的“破 坏”开出一剂对症良方的，而“精英治理”论是欺骗社会的一剂假 药，是迷幻政听的一剂春药，是“保护穷人”的一剂毒药！ 20、吴高兴：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文章说: 茅于轼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一位 有良知的学者。老先生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书上签名， 敢于为因言获罪的杜导斌发声，为营救被构陷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奔 走呼吁，据说也为一些良心犯提供过经济上的帮助，而且一度时期曾 经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名字不准见报。这些，都使我从内心非常崇敬这 位素无谋面之缘的长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房就是为 有钱人建的”，反对政府搞经济房，主张政府创造条件让穷人住廉租 房，我觉得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跟很多人一样，我看了这位老先 生最近《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觉得很不是滋味，总的 感觉是不合时宜。 我说茅老说话不合时宜，绝非认为说话要看风使舵，而是指他的文章 非常脱离现实。现实情况用不着笼而统之地为富人说话，因为从总体 上看，富人是强势群体，穷人是弱势群体。现在话语权都掌握在有权 有钱的人手里，总体上富人的声音够强了，穷人的声音过于微弱；各 种社会资源也都掌握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甚至连立法权都操纵在有 权有钱的人手里，比如部门立法，让既得利益者立法，这些有权立法 或制订政策的人显然都是富人。所以从总体上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 是穷人而不是富人。茅老说现在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实际上是个 并不存在的伪问题。在这种社会现实下，茅老却一再表示“我就是要 替富人说话”，一再强调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宣扬“只有富人得到保 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因此说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不管茅老的 主观愿望怎样，从客观效果上看并没有冤枉他。 富人受权势欺负的事情当然有，但是很少。如果有哪一个富人遭受不 公正待遇，当然应该为他说话，但并不能因此而笼统地提倡为富人说 话。哪怕是有的贪官污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应该为他说话。陈希同 被江泽民欺负，陈筱萸被匆匆忙忙判死刑，有人为陈希同说话，有人 为郑筱萸说话，这没有人反感，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提倡为贪官污吏说 话，老百姓肯定非常反感。所以我觉得究竟为谁说话，用不着把富人 和穷人分开，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有谁受到权势者欺负，只要 人权和合法的财产权受到侵犯，就都应该为他说话。在当今这个利益 多元化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为某一个群体说话，为保护某一个群体 的利益呼吁，但你不应该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你既然为这个群 体说话了，人家认为你是这个群体的代言人，那是很自然的。 我说茅老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还在于当前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普 遍靠权力致富、普遍因无权而致贫的社会现实。现在指责“仇富”心 理成为一种时髦，茅老也在指责所谓“仇富”心理。薛涌说得好，中 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例 如姚明那么富有但没有人会仇恨他。在指责“仇富”心理以前，应该 先搞清楚这种心理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请问“仇富”心理是怎样造成 的？请问那些靠权力致富的贪官污吏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和权力结 盟的红顶商人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因为依附权力而致富的“知识精 英”们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因为置身垄断行业而致富的人怎能让人 好感？仇恨这些人当然是错误的，但我看不去抨击造成两极分化的不 合理制度，而一味的去抨击所谓“仇富”心理，这客观上在是为不合 理的社会制度张目。 茅老象中国的纳骚．西尼尔──张维迎那样，总是强调所谓中国的企 业家怎么难当，贡献怎么大，这也不合时宜。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企 业的管理者并不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创业者，是在发现新产品、运 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原料、建立经济新组织等五个方面从 事创新活动，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企业家区别于管理者的本质是创 业、创新和承担风险。在一个政治上民主法治、经济上平等竞争的国 家，企业家实际上就是那些公司老板，因为老板就是承担风险的创业 者，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创新活动才能发财致富。他们的创业过程的确 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 但在我们中国，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比如， ◆那些按照官本位享受着行政级别的国企老总算不算企业家？ ◆电力和自来水等实行垄断经营的公用企业单位负责人算不算企业 　家？ ◆那些靠父辈的关系网在商界呼风唤雨的太子党和纨绔子弟算不算企 　业家？ ◆那些下海经商办企业的政府官员算不算企业家？ 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在企业老板中，尤其在那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老 板中，这一类人占有极大的比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说“无工不 富”，但现在是“无权不富”，这个社会现实没有人否定得了。在这 样的社会现实下，茅于轼先生说企业家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农 民能服气吗？ 茅先生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 随之而来”，那些企业家，“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 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 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 的。”茅老错了！中国的企业家们精明得很。他们要给政府官员们上 贡，请吃饭，陪娱乐，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们绝对不会做“亏本生 意”。想想看，不与政府官员勾结，房地产开发商怎么能圏得到地 皮？没有政治大佬的撑腰，那些经济大佬们怎么拿得到上千万甚至上 亿的银行贷款？不给税务局的官员们上贡，又怎么偷税漏税？不要以 为富人是受政府欺负的──政府是欺负过富人，但那是过去的事了。 打从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精神以后，金钱跟权力已经结合在 一起了──没看到那些老板都一个个入了党，成为坚决拥护一党专 政，反对政治改革的“新阶层”了吗？ 所以，依我看，心地善良的茅老先生原本只是要为富人说话，却不知 不觉地在为造成两极分化的专制制度说话了，这一点，老先生恐怕没 有想到吧！ 21、黄权旺：茅于轼先生，网民“撒野”是网络的活力 作者写道: 我曾经一度认为，网上那些骂人的话很肮脏，而且十分不文明，动辄 就问候人家母亲和祖宗十八代；但是我细想一下，我发现那样的想法 很幼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何况是几句骂人的话呢？那些骂人 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观点另类的表达，看似没有道理，其实话中包火， 以无限的愤怒来抗议自己反对的观点，这情形不亚于台湾的民众打着 声势浩大的标语和口号在总统府声讨陈水扁。 其实，网络开骂本来就是一种网络亚文化，你可以讨厌它，你可以不 理睬它，你可以反驳它，但是就是回避不了它，它像时下的广告一样 无孔不入，你躲得了白天和黑夜，但是你躲得了广告吗？同理，如果 你是上网，进入那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你必然会碰到你不想见到的说 话，如果自己是言论的主角，那么你就难以逃避人家的目光，这是网 络亚文化的强迫性，稍微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人必然会被气得七孔生 烟，正如茅于轼先生一样。 很多人的帖子，其实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不符合逻辑规律和生活常 识，对于一般的网民，谁会有高深的理论和悠闲的时间堂而皇之地引 经据典地来跟你较，他们仅仅是根据他的生活阅历和生存体验来回答 你，甚至是以骂代答，这种思维是硬性的，你可以怀疑对方的水平和 素质问题，但是这就是对你观点做出反应的一种态度和行为，虽然间 杂着一种无奈的情绪宣泄，这到底为什么呢？还不是这个世界让他们 发出自己的主张太少了罢，除了网络难以找到第二种途径。比如那些 被政府强行拆迁的人家，还有那些无势无权的下岗工人和民工，请你 试想一下，当类似这些弱势群体看到你为富不仁者说话，你想象一下 他们心头的滋味是什么？那个卖房子的任先生就是被网民评为最欠揍 的人，何止是骂骂而已？按照此理，茅先生算是幸运的了。 你可能会反问那是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至少那些网民脑子灌水了。 其实，网络上骂人的话并非全部是道德和素质有问题者的罪证。在网 络上随便发发牢骚并非是一件什么大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些确实令人 咬牙切齿的事情，义愤无处喷薄而出，孰可忍？如果不经意中露些村 话，其实也不是后果很严重的事情，无关乎道德和素质，正如生活 中，有些文质彬彬的教授学者也同样说些不怎么雅观的口头禅，难道 你就怀疑人家是修养出了问题吗？非也！在网络，谁都不知道你是一 条狗还是一条虫，人性的侥幸心理就暴露无遗了，何况有些事情，你 是实在不能用正常思维和道理跟对方较，比如有人发帖声称“文革是 中国人最幸福最民主的时期！”，当时我就是忍不住问候了发帖人， 对于没有历史常识的人来说，骂声比讲理更有说服力，骂才是硬道 理！ 茅于轼先生们或许有点冤枉了网络，其实网络骂声一片并非是坏事， 反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可以纵观方兴未艾的中国网络史，孙志刚 案、李思怡案、刘涌案、宝马案和近期的山西黑砖窑案等，如果没有 网络的介入，没有网友锲而不舍地发出正义的声音甚至骂声，相关的 涉案人员会顺利被绳之于法吗？正因为网络理性和非理性之声（特指 骂声）的推动，事件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了。试想，如果现实的 义愤在不断积聚而无处爆发，那后果真不堪设想呢，此时网络的出 现，让人有了一条发泄的渠道，避免了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事情。 窃以为，网络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承载着骂声，人类那些普适价值观 念在网络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同时，也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 情，因而，网络传播了人类的智慧，功不可没。虽然网络如今依然有 着不停的诅咒声，但是我愿意看到正义的呐喊，同时也愿意看到粗俗 的疾呼！如果网络连口水泡沫都容纳不了，那网络是什么？网络的世 界岂不是死寂的世界，跟一味歌功颂德的传统媒体有何差别？网络的 生机就是因为它包容了不同的声音（包括骂声），不管那些声音是鼓 噪的还是理性的，每一种声音都值得尊重和理解；网络的活力就是因 为网民的“撒野”，不必要动辄就呵斥网络和网民，请记住：给网络 一条生路，还生活多一点阳光！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比网络更像海洋的媒介，正因为它浩瀚和阔 大的胸怀，正因为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我们都有发言的空间， 我们那些无比高尚的赞歌和庸俗的村话才有一个安稳的平台，被承受 着；我们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和天才般的遐想才会跃上屏幕，那些不经 大脑思考的詈语，那些振振有词的辩驳才会绽放着光芒……正因为如 此，我们参透了人性的复杂性，体认了社会的多元性，不管怎么说， 纷繁的言论必然熬出真知，凌乱的想象必然诞生奇迹……网络就是这 样，赋予人类无限的灵感，让你发泄，让你思考，它是一个华丽的舞 台，让你“撒野”，通过网络这面无形的镜子，你认识了社会，同样 也认识了自己。 感谢网络！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7-08-19；http://minzhuzhongguo.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共在西藏理塘再逮捕三藏人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西藏通讯》记者8月23日报导〕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 人权）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三名藏人被捕，在西藏康区理塘县发生荣 杰阿扎案件后，其藏人继续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且中共再次逮捕 了三名藏人。 荣杰阿扎遭逮捕后，为恐藏人大规模抗议中共强加在理塘和周边地区 监控。支持荣杰阿扎的藏人已知在县公安局外抗议多天要求早日释 放。在企图恐吓支持荣杰阿扎藏人，理塘县政府派出武装警察，作为 加强监控和限制荣杰阿扎支持者的活动。 据消息来源说，理塘公安局派遣精干力量逮捕了几个主要的要求释放 荣杰阿扎支持者。 　　“8月21日晚，一大批理塘公安局精干力量突然闯入荣杰阿扎居 　　住的村子，被捕了荣杰阿扎的三个侄子。据消息来源的证实，理 　　塘公安局首次闯入荣杰阿扎家中，并询问洛佩阿扎。阿扎是理塘 　　寺出家的僧人。洛佩阿扎一直是呼吁释放荣杰阿扎主要人物。当 　　时，公安人员没有找到洛佩阿扎而任意拘留了他的两个兄弟，嘉 　　措阿扎和尼玛阿扎，并强行把他们带到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公安 　　局人员甚至非法搜查他们的整个房子寻找任何证明他们犯法的证 　　据。” 消息来源还表示， 　　“洛佩阿扎得知嘉措阿扎和尼玛阿扎被捕的消息后的数小时内， 　　他主动前往公安局并告诉警员说：‘你们找我，要求释放我的两 　　兄弟’。” 不过，公安人员逮捕他，并未答应他的要求。将他们三人关押在公安 局。 西藏人权高度关注荣杰阿扎和他的三个侄子的安全状况，他们都由理 塘县公安局非法强行扣留，在中共监狱中关押藏人受到酷刑是非常普 遍的，因此西藏人权高度表示最深切的关注荣杰阿扎和他的三个侄子 的健康和安全。 该中心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任意拘留关押藏人，并迫切寻求国际 社会的关注，呼吁争取尽早释放他们。该中心认为，此案是彻底压制 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剥夺自由的任意拘禁案件。 〔转载自www.phayul.com；2007-08-22。提供者：桑杰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河南上访“刁民” 连续四天遭电视台“爆光” 《民生观察》 《民生观察》曾报道过河南省卢氏县下岗女工王群凤因上访一再遭到 迫害，并于2007年7月27日，王群凤再次因上访被劳教两年，现关押 于河南省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而在此前，卢氏县社会主义法纪教育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法纪教育活动学习教材”把王群凤列为 案例之三，在全县广为散发。并组织宣传，此举对王群凤造成了极大 的精神伤害。 今天，王群凤的主要亲属又告诉我们，现在王群凤已被关押近一个月 了，当局从本周一开始，在卢氏县卢氏新闻中，用近十分钟的时间， 连续对王群凤所谓“非正常上访”进行高调“揭露”和“批判”，到 今天，这种“爆光”已是第四天了。其亲属认为，当局这种做法简直 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在王群凤的亲属寄给我们的录音中，我们听播音 员的语气，有“文革”重现的感觉。 （《民生观察》工作室；2007-08-23） 〔提供者：（湖北随州）刘飞跃〕 【附】 王群凤的主要亲属给我们的来信 王群凤依法维权上访 被卢氏县委迫害、打击、报复逐步升级 河南省卢氏县下岗女工王群凤，依法维权上访，八年来不但反映的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遭到卢氏县委疯狂的迫害、打击、报复在逐步 升级。 2003年以来，卢氏县委指示县法院、公安对王群凤非法拘留两次、劳 教两次、县电视台曝光两次，卢氏县的主要领导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确不顾党纪、国法，利用强大 的公权，对一名下岗女工采取这种丧心病狂、残无人道的手段，逐步 迫害、打击、报复升级。 卢氏县委为了限制王群凤上访，同时又不想解决问题，就利用强大的 公权，非法络织罪名将王拘留、劳教。2005年5月非法将王群凤劳教 一年零陆个月，同时在县电视台曝光一个星期（主要依据是向中央首 长住地送一包不明物品）。这很显然地自我作证事实不清，程序违 法，2005年6月13日限制王人身自由，14号下劳教通知书。但这份慌 唐的劳教决定书确被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和市中院称做为：事实清 楚，程序合法不予撤销。同时湖滨区法院行政厅法官陈华对当事人和 亲属讲，法院是谁开的，法院是政府开的，很明显的告诉当事人，法 院是按照政府的指意去办事。官司政府让称输就得输。当然王群凤赶 到冤又找到县委书记王振伟，王振伟讲，你反映的事情县里就是这样 决定，你想去哪告就去哪告，当事人无奈才到北京上访，县里又非法 络织罪名，说王群凤不听劝说，非正常上访“告洋”状，于2007年7 月27日决定对王群凤劳教两年。无论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还是法律 对非正常上访和“告洋状”一词都没有明确规定，违犯了哪一条哪款 应如何做出处理，都对不上号。为此他们还不死心，并于2007年8月 20日再次在卢氏电视台曝光（截止今天已连续曝光四天），曝光时还 说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要求依法治理信访问题。既然县里执行的 是中央领导的讲话要求，那就应该尊重法律、当事人违犯了哪一条哪 一款，应该于法有据作出处理。可是卢氏县贯用的手段就是随便络织 罪名，对当事人疯狂的迫害、打击、报复。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王群 凤确有冤难审，反而遭到地方一些不作为官员的迫害，精神受到极大 的伤害。在此诚恳地希望媒体和网站来关注事件的恶性发展。 王群凤的主要亲属联名反映 （2007-08-23）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被出卖的台湾》2008全球上映 Formosa Betrayed 刁毓能有感于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不高，而以好莱坞制作规格筹拍《被 出卖的台湾》，并选在2008年全球上映，届时必能吸引国际媒体争相 报导，以凸显长期以来的台湾问题。 　　〔图片说明〕刁毓能为电影《被出卖的台湾》来台宣传募款。 　　　　　　　　（陈柏宏摄──图片从略──编按） 第一部由好莱坞制作、描述七、八○年代台湾民主及独立运动人士奋 斗过程的电影《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来台宣传募 款，希望能筹资四亿至五亿的经费拍摄。电影情节取材自遇害的陈文 成博士、记者江南、及在白色恐怖时代众多牺牲性命的民主及独立运 动人士。制作团队预定2007年开拍，并在台湾及美国两地取景，计划 2008年在全球上映。 赶搭大选列车2008上映 身为第二代台裔美籍的电影制作人刁毓能，抢搭2008年3月台湾总统 大选及8月中国主办北京奥运的风潮之前上映，来作为电影宣传的行 销策略。他预期2008年中、台之间的区域和平及武力竞赛将成为举世 关注的焦点，以美、中、台之间错综複杂的政治历史关系作背景的电 影《被出卖的台湾》，上映时必能吸引国际各大媒体的争相报导，使 台湾问题的国际能见度大幅增加，同时也帮他自己省下大笔的广告行 销费用。 故事由刁毓能及好莱坞编剧依白色恐怖时期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将是 一部节奏明快的政治惊悚片。电影场景从一名美国白人干员调查1982 年陈文成教授谋杀案开始。这名干员发现陈教授曾被国民党派遣的特 务学生所监控，他藉着受害者的妻子所提供的线索，以及一位台湾派 来的间谍之助远赴台湾缉凶，才发现原来这桩命案其实是国民党政治 阴谋的一部分，而他正慢慢朝向一条不归路，准备卯上美国国务院、 中国黑帮组织和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阶层。 刁毓能对政治不陌生，进入好莱坞之前，有十年政治相关的工作经 验，曾在布希总统时代成为国际经济学家，多年参与促进台美关系工 作，为台湾加入联合国进行游说工作，之后在小布希任内，加入白宫 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办公室，担任国际贸易的谈判员。 从好莱坞出发进军国际市场 刁毓能深感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不够，想推动支持台湾的工作却充满无 力感。2002年决定离开美国华府公职转战好莱坞的演艺事业，当时包 括父母亲友都以为“他的头壳坏去”。经过沟通后，父亲才理解他拍 电影是为了影响美国人对台湾问题的重视，所以表示：“只要是为了 台湾，就放手去作吧。 经过多年在独立制片电影的演出，他终于如愿成为制作人，并渐入佳 境。在所有作品中，他认为《被出卖的台湾》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 作品，希望经由好莱坞系统，让这部片成为其他台湾题材电影问鼎国 际市场的敲门砖。为了能让《被出卖的台湾》完成拍摄，刁毓能成立 了美国福尔摩莎电影公司，专门开发以台湾的故事为题材的电影。 二年前刁毓能巧遇福尔摩沙基金会创办人吴澧培。吴澧培告诉他，拍 摄一部以台湾为主题的电影是他人生的一个梦想。之后，刁毓能努力 完成了《被出卖的台湾》的剧情大纲，并聘请好莱坞编剧加以润饰。 他成立制片公司后鼓励台裔的美籍人士投资这部片，并以此争取认同 和支持。 2005年12月ＦＡＰＡ在德州举行年会，刁毓能进行他的首次募款，初 试啼声就募得了20%的前制资金。此后，他在美加20多个城市共进行 了30多场募款活动，反应非常热烈，所有北美地区的华文报纸都曾为 此作过报导，北美台湾人均对他的努力印象十分深刻。 反倒是台湾的民众对于此片的筹备工作较为陌生，因此，他特别安排 半个月的时间来台访问。 情节极具张力行销策略成功 看着刁毓能一路长大的北社社长吴树民表示，台湾的民主成就被称之 为“宁静革命”，其实在台湾人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流血 牺牲的过程值得纪录。刁家父子两代都在海外为台湾民主贡献心力， 他非常乐意推荐这部片。 独立制片、纪录片导演黄明川表示，从这部片的行销策略来看是非常 成功的，台湾间谍、国共历史、独裁政权在美国行凶、白人警探海外 追查等情节都是非常容易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台湾电影在世纪达到高 峰，之后就陷入胶着，现在的台湾人已经习惯看ＨＢＯ的电影特效反 而不看自制影片，也许台湾人要反向操作、投资美国影片来拍摄台湾 故事，这部片可以看成好莱坞布局台湾影片的一个行动指台北艺术大 学教授杨其文以一句“久等了”向这部控诉国民党暴行的影片打招 呼。他说，“国民党以象徵暴力的过程来消灭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这 部片拍出来将可以呈现特定的事实观来突破谎言，把民主政治和流行 文化结合起来，呈现另一个社会真实。”他很期待这部影片能早日问 世。 导演黄玉珊表示，好莱坞电影不好看的原因是它已经失去冒险精神， 她建议刁毓能在拍摄的时候多参考纪录片的手法，同时也把拍摄过程 拍成一部纪录片，让两部片都能参加影展或独立制片，就成功一半 了。导演郑文堂则建议刁毓能把精神专注在故事上，让观众感受背后 控制的力量有多大？国际政治的纠葛複杂到什么程度？那个年代他们 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呈现正义认同凸显台湾价值 北社社员王美琇问了一个敏感问题。她说，“出卖台湾利益的人不只 是国民党，美国政府也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刁毓能要如何处理这个问 题？”刁毓能表示，他很同意王美琇的说法。这部片除了批判国民党 的不义，也批评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态度，让观众理解美国对待台湾 不公平的地方。 刁毓能表示，多年来，台湾人总希望看到一部能呈现台湾人追求国家 认同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电影，类似史蒂芬．史匹柏为犹太人拍的 《辛德勒名单》，以呈现正义与认同两种价值。刁毓能说，这部片对 台湾人是一考验，不象南美或者前苏联，台湾过去从未有因应独裁政 权的经验。此时是团结台湾人力量完成这部片的时刻，如此才能让全 世界了解作为一个台湾人真正的意义。 想进一步参与《被出卖的台湾》制作并获取包多相关讯息，请参访福 尔摩莎电影公司网站──http://www.formosabetrayed.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湾公民提出多项愿景 吁总统候选人倾听 《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王仁骏台北报导〕台湾2008年总统选举战火已开 打，日前一群来自社区大学、青年学子、以及社会各界，走在政客前 面提出多项主张，企盼蓝绿总统参选人能倾听他们的声音，带领台湾 公民社会远离政治恶斗，朝正向发展。 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与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南部办公室，日前共同举 办南北两场公民愿景会议。在各三天的活动中，公民们以《国家未来 想象与超克当前困境》为主题，分别就国际参与空间、两岸关系、以 及多元族群社会等公共议题，提出愿景。会议结论于23日上午举行记 者会说明。 主办单位表示，此次公民愿景会议的目的，在于撑开公民社会的公共 参与以及多元互动，而且如同会议主标所示，公民愿景并不排除政 治，而是以公民对于国家未来的想象，领导政治。 主办单位23日发表会议的结论包括，公民对族群的关怀早已跨越本 省、外省的二元意识型态，进而延伸思考如何理解东南亚新移民、尊 重差异。公民在两岸关系的主张，也轻易舍弃蓝绿阵营的统独主张， 取代以自信的态度表达公民社会应深化民主、稳立国际，并具体地要 求两岸建立互信机制、强化各种交流管道，更呼吁双边消除对彼此籍 别的歧视。 然而当讨论到国际参与空间时，凯子金钱外交在公民眼底只是死路一 条，多触角的国民外交与ＮＧＯ外交才是拓展国际参与空间的坦途。 南北场公民彼此也提出别具特色的结论。台北公民除订定反族群歧视 法，禁止政治人物与媒体对族群议题的操弄与动员，特别在意我们如 何修法保障新移民的基本人权，甚至要求内政部移民署应取消外籍配 偶申请归化入籍时财力证明之规定，以及打算在高捷泰劳抗争地点设 置纪念碑，供国人反省警惕。 台南场公民则因应当前热门的全球暖化议题，呼吁台湾应推动太阳 能、减碳大国等绿色外交策略。另外环境正义，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 台南公民心之所趋，包括改革不合理税制、推动台湾科技产业升级、 建立社会安定力量、以及凝聚全民主体价值与共识，等等跳脱统独意 识型态的政策思维。 主办单位指出，经过分组讨论，初步形成公民成员想探讨的议题后， 也有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听证会，给予更广阔且深入的视野和思考。 透过如此相互的成长与对话，不仅凝聚出“走在政客前面”的公民愿 景共识，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得以落实，公民社会的活力也藉此被释 放、被听见。 清大社人所副教授李丁赞表示，两个场的愿景加起来，让我印象最深 的是，公民对台湾的前途，比政客更有信心，更敢面对问题，拥有更 多的进步性价值，也更重视普遍人权。 〔转载自《大纪元》2007-08-23 17:54；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纪念“8．23” 李天羽提醒国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倪国炎金门23日电〕国防部长李天羽今天到金门外岛， 主持“8．23”战役胜利49周年纪念大会，转达总统陈水扁对老兵的 敬意，他并提醒国人，中共谋我之心从未间断，必要以“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自我惕厉，并时时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赓续战备整 备，为国家的未来，建构可恃的国防武力。 李天羽是由参谋总长霍守业上将、陆军司令赵世璋上将、政战局长陈 国祥上将等陪同，上午搭乘空军专机飞抵金门，在金防部指挥官杨天 啸中将引导下，前往太武山擎天厅主持“8．23”战役胜利纪念大 会，以及到太武山军人公墓追悼阵亡将士。 他致词时，首先转达陈总统对“8．23”老兵的关怀，他表示，总统 出国展开国是访问前，他特别面报要到金门主持纪念“8．23”活 动，总统要他向参战的老兵、地方民众表示敬意，同时也肯定戌守金 门官兵的辛劳。 李天羽表示，“8．23”是隽刻在国军军史中永远的光荣，这是无法 否认的事实，三军健儿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激战中，不让敌人越雷池一 步，这种强敌压境下所表现的牺牲奋斗、坚苦卓绝的大无畏精神，实 为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军人的极致展现。 他进一步指出，因为“8．23”的胜利，使得台、澎、金、马成为世 界各民主国家敬佩的反共基地、和正义的象征，国军官兵可说是居功 厥伟，这一页光荣胜利的史实，将永远成为世代子孙们卫国护民的典 型模范。 不过，李天羽也提醒国人，“8．23”战役距今虽然已届49周年，但 是国家所处的环境与威胁，跟过去相比较，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 其是中共近年来伴随其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与军力的累积，逐渐对我 产生新的威胁，两岸间敌对的状态，并未因经贸的密切而出现和缓状 态。 他指出，事实上，中共谋我之心从未间断，只要中共政权的本质不 变，两岸关系冲突的隐忧依然存在，战争的阴影也就一日不会排除。 因此，我们必要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自我惕厉，并时时居安思 危，提高忧患意识，赓续战备整备，为国家的未来，建构可恃的国防 武力。 李天羽表示，今天金门多数是斑驳弹痕的瓦墙居厝、错综复杂的碉堡 坑道，虽然开放观光，外表仍述说“8．23”血与泪交织而成的伟大 史实，提醒着我们不忘记战争的教训，而牺牲自我、完成大我的参战 官兵英灵，还有各位战斗英雄们，也仍旧时时的引领着我们、勉励我 们，必要贯彻“为国家生存发展而战、为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神圣 使命，期许大家都不辱所望，并且要落实贯彻。 “8．23”战役胜利纪念大会结束，李天羽并且带领军政首长、老兵 代表、军民代表，冒雨前往太武山公墓忠烈祠祭拜阵亡将士，并且到 墓园巡礼献花，场面庄严肃穆。 纪念“8．23”战役胜利，中华民国“8．23”战役战友协会理事长吕 芳烟带领各县市老兵代表118人到金门，参加纪念大会和追悼阵亡袍 泽，李天羽也向老兵们握手致意，还以闽南语向台籍老兵说“感恩 啦”，场面十分温馨。 1958年8月23日爆发的“8．23”炮战，中共军队以459门火炮，炮击 金门岛群，面积约仅150平方公里金门岛群，在44天中落弹47万余 发，震惊中外，国军浴血奋战，确保外岛安全，奠定台海近50年安定 中建设和发展民主的基石。 〔转载自《大纪元》2007-08-23 17:47；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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