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7-1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飞涨的物价老百姓如何承受？　　　　　　　（贵阳）吴玉琴 ◆城管不偷偷摸摸吗？　　　　　　　　　　　（湖北）胡胜华 运动留痕 ◆评邓林对“六四”血案的言论　　　　　　　（纽约）张明伦 ◆“六．四”镇压──中共政权和中国国家悲剧的开幕　韩东方 ◆以恐惧治国的困境　　　　　　　　　　　　（法国）蔡崇国 ◆我的退党经历（之8） 　　　　　　　　　　（纽约）方影竹 迫害实录 ◆条条道路通向民主社会主──临终前的觉醒（之102） 叶孝刚 ◆另类受害者　　　　　　　　　　　　　　（广西全州）荆楚 ◆中国网络异见人士被拷打 法庭上拒绝回答检察官 记者无国界 读史论今 ◆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　　　　　　　　　　　（北京）刘自立 ◆历史不能改铸：向司鹏程出示红牌　　　　　（济南）李昌玉 他山之石 ◆瑞典模式与分大饼──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茉莉 ◆内政部核发台湾农民党政党证书　　　　　　　　　　中央社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飞涨的物价老百姓如何承受？ 吴玉琴 全国性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均上涨，这一次上涨的物品样样都涉及到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肥瘦猪肉从过去的八元一市斤已上涨到现在的十 元一市斤，精瘦肉从十元一市斤上涨到12元。菜油每500毫升由过去 4.5元的上涨到如今的六元。鸡蛋也由过去的3.5元一市斤上涨到如今 的4.9元。就算如此，大家还是害怕再涨价。这段时间每次到市场买 食品，基本上都会看到新的价码。用“见风涨”来形容贵阳的物价是 一点也不过分的。 最近由于兰州市的牛肉面每碗上涨了五角钱，地方物价局就此专门出 台了一个文件，禁止牛肉面价格上调。可是经营户对此并不以为然， 还照样以上调的价格经营，因为经营户也有他的苦衷，由于各种原材 料的上涨，他们也是不得已而涨价的。 作为地处西部的贵阳市，它的人均收入是绝对不可能与北京、上海、 重庆、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相比的，贵阳地区人均收入极低。可贵阳市 的食品上涨幅度却远比许多大城市的上涨幅度还要高。前天中央电视 台报导北京的猪肉价格已经上涨到17.5元一公斤，可是贵阳市的猪肉 价格却上涨到平均22元一公斤了。而作为受政府物价局掌控的自来水 公司也将从7月1日起对贵阳市居民饮用水收费从原来的每吨一元肆角 伍分上调到每吨二元二角。这样一来，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水、粮 食、鲜蛋、油脂、肉禽及各种制品价格基本均上涨了三分之一。 此次物价上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笔者在去年的12月份曾经就上涨 的物价写了一篇题为《要使社会稳定，必先稳定上涨的物价！》的文 章发在《民主论坛》上。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已经持续半年多的时间 了。而且物价上涨并不限于个别地区，而是遍及全国。除了食品外， 石油、有色金属、钢材、煤炭等物品的价格上涨也在加速中。物价的 持续走高，使得低收入的老百姓将很难承受，而政府又没有一个完善 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何改变现有状况，也同样意味着是对政府执政能 力的考验。一旦通货膨胀的势头愈演愈烈，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 诱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以及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和不稳定。 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得市场物价秩序混乱，乱涨价现象突出、 违法经营活动增多、物价上涨过猛，由于害怕再涨价，抢购风使得老 百姓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政府如果对通货膨胀问题处理不好，它所 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是物价的继续走高，而另一方面是大批的失业工人因发不起工 资而吃不起饭。居民收入降低，大量居民失业。两极分化悬殊、贫富 差距、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将导致社会更大的不公平，财富继续向 少数人手中聚集，绝大多数人无法受益。从而加深社会矛盾和社会冲 突，社会差别进一步扩大。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协调好因通货膨胀而 给老百姓带来的生存艰难和生存压力，那么它将诱发和激化其他社会 矛盾。如何解决现有的社会矛盾，应该是中国政府当前必须迅速解决 的关键！ （2007-07-1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城管不偷偷摸摸吗？ 胡胜华 7月8日《楚天都市报》“现场”版刊登一条标题是《自称是城管推倒 墙就跑》的新闻，非常有趣： 　　昨日凌晨1时许，家住武昌区后长街67号的居民熊先生被一阵巨 　　响惊醒。 　　57岁的熊先生起身出门一看，发现上个月才建起的院墙和铁门都 　　倒了，一辆大铲车正加速掉头开走。 　　熊先生追了近300米，在小巷里堵住了铲车，并拨打110报警。对 　　于撞倒院墙，车上人员声称，他们是城管请来搞拆违的。 　　民警赶来后表示，应先弄清楚事实，铲车可以先行离开。昨日一 　　大早，熊先生致电武昌区城管局，得到的答复是：他家不属拆违 　　范围，城管部门并未参与此事。武昌区城管大队队长王瑞民说， 　　“拆除违建，必须要先向对方下达‘拆违通知书’，有严格的法 　　律程序；而且，要拆也是在白天，不可能在晚上偷偷摸摸地 　　搞。” 　　到底是谁撞倒了熊先生家的院墙？目前警方仍在调查。 “要拆也是在白天，不可能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搞。”这话说得真对！ 一般不上道的流氓，要拆可能会出之以“偷偷摸摸”，但城管“不可 能”。为什么？因为城管不是一般不上道的流氓，他们乃是有合法执 照的流氓，哪里用得着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他们根本是明火执仗的 啊！ 但是，话说回来，看到车上人员的坦白交代、看到民警暧昧的处理态 度，也不能完全排除城管就一定不会“偷偷摸摸”。为什么？因为城 管执法之粗暴、态度之恶劣，无以复加，路人早就侧目而视──他们 的名声，早就臭了！也许，他们作恶多端的同时，对民意舆论，也稍 知忌惮，再光天化日地搞，恐给人以攻击的口舌，未免脸上挂不住， 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但自己干又怕被抓现形，于是唆使一般不 上道的流氓干，以避人耳目。届时即便被捉，也可推的一干二净，岂 不聪明之至？谁说没有这个可能呢？试看王大队长的辩词，纵使解释 成立，不亦反证城管形象之不堪也哉？不然，何以人们一想到拆，便 油然动态地联想到城管，而所谓“车上人员”，为什么又要栽诬我们 历来坚持“严格的法律程序”的城管大人呢? （2007-07-09）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评邓林对“六四”血案的言论 张明伦 近来，打开《民主论坛》网页时，发觉有几名作者对邓林就“6．4” 血案发表过一系列的言论发出正义的谴责。作为一名对此血案的关注 者，特在Google中输入邓林二字，即刻查到昔日“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之女的系列之言。 所查资料表示：“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长女邓林认为，‘6．4’事 件是那时领导层的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看这句话，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看到一个掩藏的含义，那就是，中共 统治当局对所产生的“6．4”血案这一过去18年的惨痛历史，做贼心 虚。如果这一历史事件出现的流血是正义的，是必要的，是可以称为 中共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何以要使用“负责”二字？“负责”，就是 对所发生的事情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应该承担的责任。邓林，作为第二 代中共实际党魁的亲生女儿，放出“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 责”这句话，怎能不引起人们洞察其内在的含义。 “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这种表达，应该从对和错两方 面去认识。 首先从对的一面去认识。 邓小平，1989年，处于85岁高龄，毛泽东在他这个年龄时，已经在马 克思那里报到了两年。就算邓公再怎么样老当益状，也到了风烛残年 之岁月。一个耳不明的连走路都恨不得要人搀扶的老人，何以有呼风 唤雨的本领，调动几十万野战军配以数百辆军用战车去对付天安门广 场那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其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的独 裁体制。没有这个令人诅咒的共产党统治的制度，邓小平一个人，哪 里有本事制造震惊中外的“6．4”屠城血案？从这个角度来看，邓林 之语“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并无挑剔之隙。所以嘛， 不应该说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应该负责的是中共自建政以来所推行 的封建独裁专制体制。 邓林之言，错在何处？ 众所周知，中国在那个年月具有毛泽东皇权地位的是谁，是邓小平！ 只有他，有权利让胡耀邦下台，有资格让赵紫阳靠边站，有本事身为 三军最高统帅去调动千军万马。换一个人，谁能有他老邓这种能耐？ 有思维能力的人，恐怕用筛子在脑中筛，也滤不出可以与邓小平在特 殊本领上相提并论的第二人。说邓小平老昏头了吗？他老邓在接见戒 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尚能发出“迟早总要来”这番至关重要的“宏 论”。邓小平把昔日指挥第二野战军用的“兵不厌诈”的战术用到了 40年后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娃娃。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 动，其最初的斗争锋芒就直指邓小平，因为“官倒”的总根子，来源 于他邓氏家族的康华公司，昔日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蒋宋孔陈已经由 共产党的高官阶层所代替。“亡党亡国”之论属于危言耸听，学生运 动唤起觉醒的民众去断送这些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的锦绣前程才是邓 小平丧心病狂举起屠刀的根本原因所在。狂热的利己主义和狭隘的复 仇心理是邓小平屠杀民众之罪恶行径的根本动力。作为“6．4”血案 的当事人之一，邓小平负有不可推诿的、总的、最大的责任！从这个 角度来看，邓林任何想洗刷其父罪责的言论完全是徒劳的。 所查资料说： 　　“邓林在节目中表示‘6．4’事件清场是对的。她说：‘我想这 　　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定，这个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但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如果让如吾尔开希等 　　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中国哪会有改革开放？社会是乱 　　的！’”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鸭子死了嘴巴硬”。负责！为什么负责啊？ 事情做错了，才需要有人负责任！可这位邓女士居然还表示 “‘6．4’事件清场是对的。”没有“清场”，就没有数十万军队、 数百辆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就没有人民子弟兵与北京市民严重的 军民对峙，就没有枪弹射向民众的身体，就没有全世界人民围坐在电 视机旁关注中国首都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令全世界炎黄子孙永 远挥之不去的那浓烟滚滚、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和那中弹者倒在血泊 中使人裂心断肠的阴影。 打起吾尔开希之名去反衬“6．4”屠杀的正确性令人感到其言辞的无 耻。吾尔开希是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领导学生运动 的人，并不具备掌握中国命运的资格、权利和能力。邓女士何以发出 “如果让如吾尔开希等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么一种毫无知识的假 设？昔日推翻清廷的首义之举发生在武昌，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并没有 在武昌起义的首领中产生，而是恭迎身在国外的孙中山先生充任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即使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不是以暴力镇压方式 得以最终解决，全中国人民也绝对不可能让吾尔开希等人来掌握中国 的命运。邓林怎么能将学生运动领袖与掌握中国命运的国家领导人混 为一谈？ 资料表示： 　　“邓林说，1989年‘6．4’事件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对邓小 　　平而言是认清了一些东西。她表示父亲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坚 　　持香港回归、坚持一国两制从来没有动摇过。” “1989年‘6．4’事件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此言倒是千真万确 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最大的败笔，莫过于1989年的“6．4” 事件，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象此事件一样地暴露出中共的血腥统 治那么充分，那么露骨。正因为如此，才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正 因为如此，每年6月4日的到来，全世界正义的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人， 以一缕缕烛光寄托对“6．4”死亡英灵的哀思。也正因为如此，每年 6月4日到来之际，天安门广场如临大敌，军警密布，唯恐民众对 “6．4”血案的追思而引发当局感到恐惧的新的“社会动荡”。此 处，邓林所说的对邓小平而言是认清了一些东西。邓小平究竟通过 “6．4”认清了一些什么东西呢？“6．4”屠杀，与坚持改革开放的 道路、坚持香港回归、坚持一国两制挨得上边吗？ 资料表示： 　　“对于有说法认为‘6．4’事件影响邓小平的历史评价，邓林 　　说：‘历史不是你想有就有，你想没有就没有。当时这个事，它 　　要来，你有什么办法？’” 邓林这番表示，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什么叫“想有就有”、 “想没有就没有”？什么叫“它要来，你有什么办法”？想有？究竟 是谁想有？想没有？究竟那一年的历史所发生的流血事件，可不可以 “没有”？“它要来，你有什么办法？”分析一下历史发生的事情， 究竟是谁骤成的“它要来”？ 探讨这些问题，笔者的观点出现在《民主论坛》所发表文章“罗‘明 举’”中。此处，为说明笔者的观点，将那篇文章出现的内容简短地 重复一下。 回顾1989年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在任 何一个阶段，只要出现有那么一次真正出自当局解决问题的诚意，邓 林所声称的“它要来”，就可以让“它”来不了。 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起源于对当年4月15日逝世的原中共最高领导人 胡耀邦的悼念。胡总书记虽然被邓小平逐下中共党魁宝座，他并没有 被列为中共当局以往所声称的敌人的范畴。中共当局既然对胡耀邦举 行正常的国丧活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开展各种 悼念活动就绝对没有违反中共当局颁布的任何律条。学生举行的悼念 活动与当局举行的国丧仪式没有丝毫冲突。 不过，有良知的中国人对昔日胡耀邦，作为中国普通平民百姓的贴心 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为大批文革遭迫害而落实平反政策的 党的领袖，只因一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这顶帽子，就脱离了 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感到心理不平衡。由此而来，就会对某些问题产生 疑问，并且希望得到中共当局的解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 稍微关注一点民意，重视一下天安门广场聚集学生的诉求，那么，邓 林所言的“它要来”从一开始就可以得到避免。 中共当局所走的第一步错棋，就是视以诚意跪于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三 名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为无物。如果当时，哪怕是有一个来自国家 部门的工作人员走到了三名学生代表面前，或接受他们的请愿书，或 作好言相劝，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绪就不会朝矛盾激化的方向转 化，在电视机前关注学生运动发展动态的民众就会得到心理上的平 衡。 中共当局所走的第二步错棋，就是以邓小平的定性口径发表了《人民 日报》“4．26”社论。 对三名请愿学生代表的熟视无睹使学生将天安门广场作为与中共当局 论短长的据点，他们要安营扎寨地留在广场上了。这时，学生中出现 的各种言辞和行动都以七嘴八舌的方式反馈到邓小平那需要带助听器 的耳朵之中。其中的言论自然也就包括指责邓氏家族以其独特的政治 背景而涉足商场的事情。昔日具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自然就 不会容忍来自学生中对他老邓的非议。于是，邓公就以“动乱”之辞 为刚刚兴起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定性。所以说，第二步错棋的源头来 自邓小平。而这是一步至关重要的错棋，此错棋骤成了最早的“它要 来”。 人们可以回顾一下，“4．26”社论发表之后，天安门广场成为一种 什么样的局面？在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壮 观的示威游行的队伍。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才意识到学生运动所蕴藏的强有力的力 量，才开始有那么一点正视来自学生中的正义呼声。 然而，接下来的是中共当局走的第三步错棋。那就是由李鹏安排一个 所谓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去与学生搞敷衍对话。这就进一步由当 局的非诚意促成了邓林所声称的“它要来”。 而这时的“它要来”所表示的形式就是学生以绝食的方式去唤醒全国 民众认识中共统治当局对学生忧国忧民的行为的视而不见。学生，在 以他们年轻的生命向中共当局进行“死谏”！ 笔者在“罗‘明举’”一文对学生绝食之举表示：已经走到这一步 了！如果中共统治当局有一点良知，有一点人性，就应该竭尽全力地 去真诚地与学生就一切诉求进行谈判。不要去想什么“官”和 “民”；不要去计较什么“政府”和“民间”；不要考虑什么“等 级”，要真真正正体现政府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学生的行为，牵动 着万民的心。只有正视天安门广场用生命唤醒良知的学生，才能安抚 全国民众已经受创的心。 也只是在绝食开始之后，天安门广场才出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见政府当局解决问题的诚意。老迈 昏庸的邓小平，在李鹏讹报学运信息的怂恿下，在85岁这一年，决定 动用军队去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李鹏，在已经 有对学生动武作为后盾之情下，于学生绝食5天后的5月18日，才开始 自学运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与学生代表见面。就在李鹏与学生代表见面 的第二天，他杀气腾腾地宣布了“戒严令”。 邓林女士，好好地回顾一下1989年出现过的历史吧！凭着你做人的良 心认真地反思一下，究竟是谁骤成了“它要来”？ 至于“想有”、“想没有”，笔者斗胆问问邓女士，阁下所说的想 有，是有什么？想没有，又是指没有什么？ 如果阁下不能清楚地回答此问题，笔者倒要好好研究这番言辞。 如今，“有”的事情，已经铭记在全世界一切正义人民的心中，这段 惨痛的历史绝对不可能在世世代代的人民的追思中抹去。“6．4”惨 案如今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没有明确地能够让全中国人民接受的具 体定义。将来，肯定会有。然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 史”教科书中，都会明显地记录这一页。“只身挡坦克”的照片作为 “6．4”事件的杰作将永远显示在具有权威性的世界史的教科书中。 美国纽约发行的2008儿童年鉴中，在世界历史亚洲部分有这么一段使 用有别于其它文字的记录，即： 　　1989 Chinese students protest for democracy, but the 　　protests are crushed by the army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短短一句话，出现在“2008世界儿童年鉴（The world almanac For Kids 2008）”中，这对儿童的心灵深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一句话的直译是：（1989）中国学生为民主抗议，但是抗议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被军队镇压。 是美国人跟中国政府当局过不去吗？试问：中国如果没有已经发生过 的事情，哪个人有何种能耐编造这样的“谎言”？ 这就是“有”，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就是邓小平“想有”，历史呈现 的就是载入史册“有”！ “想没有”！是否有人“想没有”呢？有！这就是永远留入青史的民 族英雄──赵紫阳。正是因为赵公意识到军队卷入学生运动会导致军 民对峙，会导致无情的流血惨案，会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国际影响， 他，才在对北京实行戒严令的表决上投了反对票。然而，他的壮举却 被邓小平，邓林的父亲，扣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帽子，落得一 个终身软禁的令人感叹的可悲下场。“想没有”的人，终究因共产党 的独裁体制所造成的结果而没有实现“没有”！ 那么“有”，这种“有”究竟该不该发生？这种“有”难道真的就不 能变成“没有”吗？ 平心而论，如果不是邓小平固执己见，如果他头脑稍微清醒一点，他 就不应该一意孤行，应该采纳赵紫阳的意见，慎重对待作为时任总书 记所投的反对票。遗憾的事，邓小平没有这么做。相反将赵紫阳以强 加的罪名从总书记之职务上驱逐下来。从而是赵公希望的没有变成了 邓公骤成的有。仅凭这一点，难道邓小平不该负责吗？ 对于“6．4”血案的认识，笔者在《民主论坛》上发表的见解也不算 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之体会，最为反感的是邓林之语：“它要 来，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不论从哪个角度，调动几十万野战军配以数百辆军用战车去 对付天安门广场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哪里都是说不过去的。这样的大 规模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不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笔者在中共当局颁布戒严令到“6．4”屠城这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内， 在5月23日到5月30日这个处于中间的时间整整在北京呆了一个星期。 按道理，戒严令颁布后，部队向北京推进时，就遭到北京市民采取种 种方式的阻拦。这种阻拦，虽然当时不论是出自军，还是出自民，都 采取了克制态度。因此，初期的阻军，并没有形成严重的军民对峙。 但是，这并不等于军民不会发生对峙，不会产生因对峙而出现的流血 冲突。如果中共当局稍微顾及军民的生命，就应该断然采取措施，将 实行戒严令的军队撤回各自的营房。可是，中共当局没有这么做。笔 者在军队处于北京城郊和学生扔占据天安门广场这种所谓“僵持”局 面的情况下，因公于5月23日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期间，出于对学 生运动的好奇心，每天出入于天安门广场。当时所看到的情景是，天 安门广场仍存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其他城市。在广场上， 基本上看不到北京高等院校的校旗。而且，我还看到有由北京高等院 校张贴的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通告。当然，是官方的学生组织 出此通告还是参加学运的学生，本人不得而知。但毕竟广场上学生的 声势远远没有以往高涨。真正在广场上属于逗留的学生，恐怕全部集 中起来，只能是几千人。在新华门外围，学生用长凳围成一个留有进 出口通道方形圈，有几十名学生在长凳上静坐。新华门门口，左右各 有一名持枪军人站岗，沿新华门大门口，呈长方形，席地而坐地有近 20名武装警察战士。估计在新华门和天安门广场两地的真正属于逗留 的学生，人数恐怕不足一万。如果将这些人集中在广场，恐怕最多只 会占据广场的某个角落。广场上白天黑夜走动的人，恐怕大多数是象 笔者这样的好奇者。就算将学生和好奇者全部加在一块，大概在广场 上也不会占有很大面积。昔日，毛泽东登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 号称十万人可以密密麻麻占据整个广场。而当时在逗留广场实际人数 不过万的情况下，何以要调动数十万野战军加数百辆战车进行武装驱 赶？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称为丧心病狂？从这种实际存在的局面所最 终产生的结局，究竟是谁造成了“它要来”？究竟是谁将本来可以 “没有”的血案最终骤成“有”？ 所查资料表示：她（邓林）认为邓小平也不希望有什么“乱七八糟” 的事情，但是事情来了，便要用改革开放的思想去应对它。 “乱七八糟”的事情，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爆发之前有，“6．4”屠 城之后，也有。 “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是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而是因“官倒”骤成的 全国范围内官僚阶层的腐败。以“6．4”为界限，乱七八糟的事情以 前有，以后更加猖獗。什么叫做改革开放的思想？难道改革开放的思 想就是要造就你邓氏家族凌驾于全国人民之上的特权吗？请问邓女士 所指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用改革开放的思想去应付的结果如何？好 好回顾一下18年走过来的历程，然后再找出民众可以接受的答案吧！ 资料表示：她（邓林）认为历史不可以只用当时的一、两件事来看。 这话不错。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创造出过中国普通老百姓值得 赞颂的丰功伟绩，正因为如此，在昔日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现 过“小平您好”这种来自民间的由衷的祝贺。邓林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是：不能因为“6．4”事件去抹杀邓小平一生的历史功绩。除此之 外，邓女士还能作什么解释？ 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不能因为邓小平历史上对人民有功就允许 他肆无忌惮地挥起屠刀去屠杀人民！ 资料指出：邓林在节目中还表示，邓小平曾经指出，世界给中国的机 会已经很少，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会对不起子孙。 凭什么“世界给中国的机会已经很少”，邓公此番论点来自何方？世 界给任何国家，任何人民的机会是均等的。关键在于会不会抓住机 会。如果中共在建政后不穷折腾30年，中国早已经列入世界先进国家 的行列；如果中共政权抛弃独裁政治体制，实行民主政治，才是真正 造福于子孙后代。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六．四”镇压 中共政权和中国国家悲剧的开幕式 韩东方 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已经成为18年前的一段 历史。除了北京街头惨不忍睹的血腥画面和那位只身挡坦克的白衣青 年之外，还有一事令人难忘，那就是下达镇压令的邓小平，事后在接 见解放军军以上干部时，面对摄像机镜头的那个声音颤抖、语无伦次 的形象。这个形象体现了这位“强人”另外的一面：在下令镇压制造 了人间惨剧之后的心灵颤抖。 出于与罪犯同样的心理，邓小平也想洗刷手上沾满的鲜血，也需要平 复镇压之后心头的不安。但与普通罪犯不一样的是，后者在杀人之后 往往要开脱自己的罪行，以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前者却无须如此，反 而要为自己找到镇压的理由和杀人的道理。于是，18年来，中国政府 一味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发展经济，企图用“发展才是硬道理”、 “稳定压倒一切”来证明18年前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有理”，这便是 邓小平晚年的最大愿望，也是一直主导着中共经济发展的策略。基于 此，中共政权对民运人士的镇压，对劳工领袖的追捕，对维权行动的 剿灭从“6．4”之后就从未停息过。然而，以恐怖治理方式来维持社 会的稳定，其结果恰如其反。时至今日，社会民众自发的维权行动遍 及全国城市乡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掩盖不住社会结构的分崩离 析。在18年前，以“反腐败”为主题的民主运动被镇压18年后，腐败 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不治之症。而这场上演了18年的中共政权的悲 剧，也是中国国家的悲剧，正是在“6．4”镇压时开幕的。 18年来，在恐怖治理手段的保护下，贪污腐败在各级政府官员中迅速 泛滥成灾以至最终失控。今日之中国的社会问题，无不与官员的贪污 腐败有关，而官员贪污腐败的失控，则毫无疑问直接与“6．4”镇压 启动的恐怖治理有关。18年来，中国的经济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 就，但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令人担忧。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先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强迫工人出钱作股 东，不作股东就会失去“饭碗”，工人们明知是“陷阱”也不敢不 跳，多年的积蓄就这样被迫拿出来交给了贪污成性的企业领导，无积 蓄者也只能借钱保住“饭碗”。结果呢？绝大多数企业股份制改造失 败，职工用血汗钱凑起来的股份经企业领导之手不翼而飞。职工们失 去了多年的储蓄，很多人更欠下一身还不清的债。他们虽然怨声载 道，却又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对恐怖治理的惧怕，不 敢跟打着政府招牌的国有企业领导作对。于是，企业领导们尝到了可 以为所欲为的甜头，便进一步以欺骗手段胁迫工人买断工龄，以达到 将企业彻底据为已有的目的。在1998年到2004年的七年间，全国各地 便有三千万国有企业工人被强迫下岗失业，其间，各地工人面对生死 存亡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反抗，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一方面，自“6．4”镇压而形成的恐怖治理就象悬在中国工 人头顶的一把利剑，使他们在面对权利受到侵害时不敢反抗，即使有 反抗也经不住些微的威胁和压力。另一方面，恐怖治理又成为各地政 府官员和原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护身符”，使他们在名为国有企业改 制，实为化公为私的过程中如入无人之境，将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据 为己有。在“利剑”的威胁下，数千万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沦落成了一 无所有的赤贫者；在“护身符”的保守护中下，一批大小政府官员和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则成了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有产阶级。 1989年，邓小平作出“6．4”镇压的强硬决策本是一错；事后为了给 自己杀人制造理由而进一步制造政治恐怖，是为再错；在18年间，中 共政权以恐怖治理换取经济发展，乃为三错。一错再错的邓小平，再 错三错的中共政权，在此期间一再错失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错失建 立民主制度的机会，就算是中共政权自己也不得不在近年来开始质疑 自己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基础，为此，现届中央政府更不得不在民 众怨声载道，抗争烽烟四起的时候，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执政目 标。然而，在广大劳动者权益遭到无度剥夺的同时重建和谐社会之难 ，在官员贪污腐败泛滥失控时再树政府公信力之难，今日的中共领导 人，尤其是提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胡锦涛和处处亲民流泪的总 理温家宝应该最为清楚。 18年过去了，那位做出“6．4”镇压决策的邓小平先生已在十年前驾 鹤西去，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已经换届。尽管中央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前后有别，但是，政治恐怖治理的手段却传承有序。面对不容乐观的 现实和将来，胡温等中共领导人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由“6．4”镇 压奠定的一错再错三错的恐怖政治治理手段不可能实现建立和谐社会 的目标，更不可能重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前人铸下滔天大错已经覆 水难收，后人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能亡羊补牢。 “6．4”镇压开启的悲剧，该闭幕了。 〔原载《中国劳工通讯》第59期电子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以恐惧治国的困境 蔡崇国 1989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已经18年了。然而，中国政府似乎没有从 中吸取任何教训。在近年频繁发生的群体事件和大量的工人罢工、静 坐抗议等社会冲突中，在少量的官方报刊发表的报道里，我们经常看 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这种歪曲事实、激化冲突、推卸政府 责任的字眼；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然拒绝与群众或工人的真正代表谈判 对话。面对民众的不满，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制造恐惧：调动军警，调 查并逮捕群众和工人的代表。这样，某一事件即使暂时地平息了， 但，社会的不满、恐惧演变成怨恨并逐渐积累，它经常酝酿着更大规 模，更为暴烈的群体事件。 我们知道，从1989年4月15日开始，大学生发起，各界民众参加的游 行示威的规模迅速扩大，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以《人民日报》 “4．26”社论为典型的官方报刊，不断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和评 论。因此，为了使政府理解并善意地回应自己的要求，大学生要求政 府的主要负责人跳过官方媒体和下属的汇报，直接与大学生推选出的 代表进行谈判和对话。但是，政府先是拒绝了这种要求，拒绝承认大 学生们自己的组织及自己推选的代表的合法性，随后，在1989年4月 底，政府的动作更愚蠢的，它和完全不为学生所信任的官方的学生组 织的代表进行了有电视转播的“公开的对话”。这种挑衅和蔑视使大 学生们更为气愤，更团结一致，民众的支持更为广泛。政府就是这样 在历史的最重要的一刻，丧失著信誉，激化著冲突。面对这声势浩大 的抗议，政府的恐惧使其失去了基本的理智，陷入疯狂，最后出动军 队和坦克，血腥镇压了曾对其信任，只是要求对话的青年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恐惧和人民对这个政府的恐惧的 产生、发展过程。政府开始是自以为是，拒绝对话，拒绝承认独立的 学生组织。接着是抗议规模的扩大。这种大规模的抗议一下子使政府 的自以为是变成惊恐万状，它因惊恐而决定镇压，以期在使人民因镇 压而产生更大的惊恐。它拒绝对话，因此就不得不用恐惧来平息抗 争，用恐惧来迫使人民服从。这样，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就开始了 它的以恐惧治国的历史。上行下优，各地方政府也是如此。2002年， 中国政府指责辽阳的工人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挑动”工人上街游 行，并对之判以重刑，以此恐吓辽阳的工人；今年5月，广西博白农 民为抗议当地政府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为名，使大量的农户倾家荡产 的暴行，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暴动。政府对此的反应，首先是以威胁的 口吻指责“少数人的挑动”，接着是调动大量的军警。 面对日益频繁的工人、农民的罢工游行和各种形式的抗议，中国政府 和18年前一样，拒绝和真正的劳工或民众的代表谈判对话，一开始就 制造恐惧，威胁或逮捕这些代表。这样，恐惧治国就十分有效地将劳 资冲突，财产纠纷等现代社会正常的矛盾冲突变成政治问题，将对企 业老板和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的不满变成对中央政府、对中共的整体 的不满。而且，常常激化冲突，导致流血事件，并使社会的不满逐渐 积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也因此生活在日 常的恐惧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口号及建立“和谐 社会”的承诺，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恐惧。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以 恐惧的眼光看待劳工的抗争及整个的社会现实，它在全国，乃至在全 世界散布独立的工会和民主改革会使中国大乱的恐惧，它以恐惧的心 态制定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它以任意的逮捕，随处可见、机动性极 强的军警，在民众中制造恐惧。这是一个恐惧产生著恐惧的恶性循 环：民众的不满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这种不满被压抑、积累，从而 常常演变成骚乱和暴动，这使政府恐惧民众，这种对民众的恐惧刺激 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治安措施，意在使民众有更多的恐惧。 要走出这种以恐惧治国的困境，政府必须认真地吸取1989年的教训， 真正在中国的建立起社会对话的法律制度，建立社会各个不同的利益 集团，首先是劳资双方平等谈判的机制。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源 头”。这里的第一步，是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和政治犯，以实际行动 减少民众对自己的恐惧。只有这样，劳工及社会其他的阶层才可能有 对政府的基本信任，才愿、才敢公开地挑选自己的代表。法律规定的 社会对话制度和劳资谈判机制，各社会阶层有了自己公开的、合法的 组织和代表，政治生活和企业的经营会透明化，人民的不满和恐惧会 大大减少。同时，对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来说，社会状况和大众的心 理，他们的痛苦和快乐等都不再是难以捉摸的，他们对民众的不满的 恐惧也会减少。这样，目前这种政府与社会之间不断增加的彼此恐 惧，就可能被彼此不断增长的信任和期待所取代。中国政府应该知道 这个基本的常识：一个处处是军警和恐惧的社会，是永远不会和谐 的。 （2007年6月1日） 〔原载《中国劳工通讯》第59期电子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的退党经历（之8） 方影竹 八、声震屋宇 “6．4”枪声过后，黑云压城，万马齐喑，魔怪嚣张。在我脑海里， 留下两个悲痛到极点的印迹，一生也不会销蚀。 一个印迹是21名通缉学生照片及每幅照片下的说明。王丹、柴玲、吾 尔开希……，都是年轻学子，被说成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匪徒。古 代的“画影图形，捉拿重犯”、国民党的悬赏大洋、追捕共党，都没 有这次来得凶焰漫天。我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对无论哪里的学 生，关爱是我的天职。电视画面里，警车驰骋，今天捉到这个人，明 天捉到那个人，时时揪着我的心，也揪着我周围老师的心。有个学生 因姐姐、姐夫报警而被捕，大家议论纷纷，实际是借题发挥，表示对 学生的同情，对中共恶行的诅咒。 另一个印迹是“民主女神”的悲惨倾倒。从“6．4”凌晨起，中共的 电视节目里，都是独裁者严格把关的“平暴功绩”的画面。他们当然 不会让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处理尸体、冲洗血迹、修补弹孔的操作过 程。他们刻意播出、随后又几次播出了“得意之笔”：一帮军人扯着 绳索，绳索另一端系在矗立广场四天的民主女神像的几个部位上，然 后军人们喊着号子，一齐用力，雕像扑地。女神倒了，我的心也碎 了。 天理昭彰，善恶有偿。18年后，“89黄雀行动”逐步披露，那是一批 香港正义人士，建立“地下通道”，营救民运学生逃离魔掌的真实故 事。其运筹人和操作人，不为名、不图利，理应受到世人永远的尊 敬。他们没有受过“特工训练”，但他们的优势在于：没有受过“共 产主义熏陶”，不听共产党那一套！ 也是18年后，一座民主女神青铜雕像在美国首都落成。这是以李．爱 德华兹（Lee Edwards）先生为主席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中间得到了来自美国各少数族裔团体的巨大支 持，终于让我们的民主女神永驻并牢铸人间。她双手捧起的火炬照亮 了整个“地球村”；她的双踵贯穿地心，踏上另一面的土地，踩痛那 边独裁者的七寸。 “6．4”大屠杀后我在一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 朗诵了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 　　等待自由── 　　徒劳！ 　　自由已睡去， 　　是沙皇迫使它 　　昏倒！ 　　如何使 　　沉睡的自由 　　醒来？ 　　我们的人民， 　　举起所有的棍棒， 　　还有那 　　乌克兰的 　　宝刀── 　　那时候， 　　自由 　　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壁石家 庄一中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18年来，在大陆，在美国，我多次在集会上朗诵这首诗。当前的中共 黑窑证明，这首诗的意义，至今没有过时。 〔转载自《大纪元》2007-07-10 23:46；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条条道路通向民主社会主义 临终前的觉醒（之102） 叶孝刚 一、 一部世界历史是错综复杂、内容丰富、学习不透、难以掌握的，但 是，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由专制逐步演变成民主的历史。民主逐 步取代、以至全面取代专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法制和民主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实是全体人民共同 意志、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现今世界可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两种。划分这两种国家的标准之 一，是看这一国家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一党制则是专制国家；多党 制则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一党专政的国家，只允许一个党存在，人 民选举来选举去，都只能是一个党。这等于强迫人民只能选举这个 党，从而剥夺人民最基本的民主选举权利。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的社 会实践表明，由于八个民主党派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绝对领导，基本 丧失独立政党的职能，成了中共一党专政的遮羞布。一党专政，党权 至上，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民主，不讲法 制，全国人民吃尽诸如反右、文革、“6．4”等等政治迫害的苦头， 不用讲，也都知道一党专政是个什么东西，都要求开放党禁，实行多 党制，既平等相互合作，又平等相互制约，以克服一党专政的种种弊 端。 宪法规定，中共口头上也承认，政权属于人民。但是，实际上并不这 样。中共认为政权是中共武装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享有专利 权，并以武装保卫既得的政权，象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从而将 人民政权篡为中共政权。这是老掉牙的执政理念。政权属于人民，人 民叫哪个党执政，就由哪个党执政，即由谁主政，人民说了算。这才 叫人民当家作主。一个国家当家作主的，永远是人民，不可能是某个 政党。 军队是国家、人民供养的。人民群众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输送给军 队。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是属于国家的。中共口头上也承认解放军是人 民的队伍，但实际上却认定党指挥枪，将人民军队篡为中共军队，这 是老掉牙的治军理念。中国有两个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是掌权 的；国家中央军委，是虚设的。“6．4”党指挥枪血腥镇压手无寸铁 的进步学生，这是空前绝后的反动。军队属于国家和人民，必须卫国 护民，决不能成为中共的雇佣军。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不是神，以人治国，难免出错。以党治国， 一党专政，失去监督和制约，难免出错。人治、党治合一，即实行权 治，两个负数相加，其差越大，反右、文革、“6．4”、镇压法轮 功，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实行权治的不朽“功勋”。以法治 国已经载入我国宪法。宪法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共同利益的集中体 现。以法治国，实是全民治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亲自出马， 治理自己的国家，这是治国的最佳选择。 以上所述，是我对民主、专制、政权、军队、法治的一些个人见解。 二、 最近，香港出版宗凤鸣的书《赵紫阳晚年谈话》，书中谈到赵紫阳对 蒋经国的崇敬。赵紫阳认为，蒋经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头子蒋介石的 儿子，早年留学苏联，从政几十年，个人所受出生、教育、经历影响 之深，是任何人可以想见的。但是，他最终走出阴影，作出抉择，开 放党禁，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实施民主，力主法治，这是台湾社会 繁荣昌盛、台湾人民美满幸福的根基。 台湾开放党禁，结束一党专政，民进党、亲民党等政党相继诞生，对 国民党的监督和制约形成，这为专制社会转化为民主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台湾将原来属于人民的政权还给人民，人民成了台湾真正的主 人，由哪个政党执政，人民说了算，执政党必须尊重、体现人民的意 志，不得凌驾于人民、国家之上。台湾的军队一律划归国家，由政府 掌管，任何政党不得拥有军队，军队是国家和人民供养的，军队的职 能是卫国护民，不能成为某个政党的雇用军。中国过去的现实证明， 政党一旦拥有军队，军力越大越称霸、越好胜，两党相争，最终武力 解决，打仗，苦了人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相争得再凶，也不会产 生打仗，这是因为两党都没有军队。台湾实行直选，台湾公民可以直 接选举台湾行政最高领导人，领导由人民选举产生，必须竭诚服务人 民，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否则，人民有权依照法律予以罢免，这才是 真正的民主。民主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意 志、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制实是民主 的最佳搭档。联系反右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以后的台湾 政府彻底平反1947-02-28武装镇压民众惨案，公开认错、赔礼、道 歉，依法给予高额赔偿，还建造纪念堂和“2．28”公园，怀念 “2．28”受害者，并告诫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台湾实 施开放党禁、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实施民主、力主法治以来，社会 发展、经济繁荣、民主和谐、人民幸福，成为人们公认的亚洲四小龙 之首，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蒋经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最后决定开放 党禁，这好似红烛，点亮了台湾，融化了自己，台湾民主和平地上去 了，国民党民主和平地下去了，这个和平转变之所以可能，蒋经国的 功劳是巨大的。当然，半个世纪的台湾民主运动肯定是提供他决心作 出这个转变以及其后的台湾政府继续迈向民主的前提。 我们尊敬的前总书记、前总理赵紫阳生前教导我们要向台湾学习，学 习台湾的先进。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已救自己。全国人民共同奋 起劝导、建议、监督、责成党和政府开放党禁、还政于民、还军于 国、实施民主、以法治国，将我们的祖国建设成民主法冶、繁荣富 强、安定和谐、人民幸福的国家。 三、 去年，我78岁，初步学会了电脑。 今年，我开始接触、学习、探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产生孪生兄弟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以苏联为代表 的共产党，用暴力推翻沙皇统治，夺取政权，继而又用暴力维持自己 的统治，直至解体。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化解了工人阶级和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促使资本 主义在民主框架内和平地、理性地、健康地发展到社会主义。20世纪 末，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欧盟15个国家中，英 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 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都是由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的。苏 联解体后，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波兰等国也参加了欧 盟。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 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源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共和党上台，顺应民主 党的这一社会创举。民主社会主义几乎将美国也“赤化”的了。两相 对比，不难作出结论：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以瑞典为代 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闪光崛起，表明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伟大、光 荣、正确，是因为它既修正主宰暴力的社会主义，又修正了实施剥削 的资本主义，促使资本主义和平地、理性地、健康地迈入真正的社会 主义。这实在堪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中国实施的是暴力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公众心里明白。不 过，大家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是对毛泽东封闭自守的修正， 江泽民将以法治国载入宪法，虽然只停留在口头、文字上，没有付诸 有效实施，但它毕竟是对毛泽东无法无天的修正，胡锦涛的以人为 本、和谐社会是对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量变必定引发质变。 中国不可能一次修正，而须多次修正，才能迈入民主社会主义。其 实，实行包产到户，废止几乎单一的公有制，废止计划经济，繁荣市 场经济，参加ＷＴＯ，保护私有制等等，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迈向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必定在中国大放光彩。 过去，中国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伤人过多，树敌过多，积怨过多， 真是不堪回首，积重难返。现在，在中国呈现出： ◆征用土地，补偿欠足，伤害农民； ◆国企转制，工厂易主，伤害工人； ◆城市拆迁，安置欠妥，伤害居民； ◆以言定罪，违背宪法，伤害知识分子； ◆涨价印花税，扰乱股市，伤害股民； ◆官富民穷，两极分化，伤害弱势群体…… 事实告诉我们，民主社会主义既然能够修正主宰暴力的社会主义、修 正实施剥削的资本主义，能够化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共戴天的仇 恨，能够促使资本主义和平地、理性地、健康地迈入真正的社会主 义。那么，只要实施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任何历史遗留问题，任 何党与民、政与民、民与民之间的矛盾，都能够化解无遗，是无需怀 疑的。 中共最终势必顺应民意，开放党禁，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实施民 主，以法治国，将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民主法治、繁荣富强、安定和 谐、人民幸福的国家。 中共老党员谢韬写的、备受知识界关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 中国》正在响彻全国。莫洛托夫“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名言， 已被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修正为“条条道路通向民主社会主义”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另类受害者 荆楚 ┌────────────────────────────┐ │　我所说的“另类受害者”，无法用“反右”、“文革”这类　│ │　限制性词汇来设定时间段，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　　│ │　终。　　　　　　　　　　　　　　　　　　　　　　　　　│ └────────────────────────────┘ 一、 50余年的苛政暴虐、秦火荼毒，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血泪和 苦难。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素材，王友琴博士倾注20余年 的心血，撰写了《文革受难者》一书。这部浸透着无数受难者斑斑血 泪的史迹，令人不忍卒读。尽管如此，我想，王友琴所记录的，仅仅 是冰山之一角。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王友琴锲而不舍、沉稳严谨 治学态度，令我肃然起敬也。 而今天中共政权，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胡说什么：“历史问题宜粗 不宜细”，什么“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这是他们无法面对他们 所制造的罪恶的结果。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 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今天的中共政权，想方设法，来抹去这斑斑血迹，让人们忘记这一 切，以免人们追究他们的历史罪恶。让人们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磨难之 后，变得一无所有。 随着这些苦难亲历者的一个个飘然离世，这段历史如果得不到及时的 抢救，很有可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让我们的后人，对这一 切摸头不知脑。 针对此况，国内外很多人士都为此心急，我也为之心急！前段时间， 就有《中国人权论坛》成员于长厚君急切地问道：“随着受尽屈辱和 磨难的地富们纷纷离世，执笔《地富反坏录》、并抢救这些历史片断 的工作，已迫在眉睫”……王友琴博士倾注20余年心血所记录的东 西，正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这一焦虑。她今天仍然在苦苦添写和修改的 《文革受难者》一书，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基础性的历史资料。 二、 我没有能力象王友琴博士那样锲而不舍地从事这项工作，但我可以为 着手记录这一切的朋友们提供一条思路，或者说是：为这些准备作这 类记录的人们、作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 我所说的“另类受害者”，无法用“反右”、“文革”这类限制性词 汇来设定时间段，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终。也因为这类受害 者不显得那么直接，所以就以“另类受难者”来笼统称呼之。限于本 文的篇幅，今略举几个案例，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三、 １、鲁龙生 笔者妹夫之兄鲁龙生，他上小学之时，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 岁”五个字。老师在讲解课文时，明明知道：这是在灌输谎言，但只 能闭眼念经，来宣讲毛主席的种种“恩情”。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 主席亲”啦！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啦！什么“山高海深 不如毛主席恩情深”啦……老师讲得唾沫横飞，大部分懵懂未开的孩 子，在这种长期性的灌输下，耳濡目染，水滴石穿，在不知不觉之 中，就全盘接受了“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的观念。 而当年的鲁龙生，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他感到老师的讲解，与 现实很不相符。于是就跟老师抗辩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 席好个屌，麦子粑粑都吃不饱！”……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他被老师赶出了学校。以后，任何学校都拒绝接 收他这个学生。理由是“这孩子思想太反动”。他从此辍学，一辈子 都没有书读，几乎成了一个文盲。 凭着他的灵性和慧根，凭着他的善于思考，如果给予他良好的教育和 启迪，说不定，能把他培养成我们国家的优秀人才。一棵人才的幼 苗，就这样被掐断了。一个异常聪明灵慧的孩子，在这个控制得密不 透风铁屋子里，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因为这样的教育系 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培养马列毛邪说的迷信者，培养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了启迪智慧，而不是为了培养人民的良 善美德，而不是为了传承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这样的教育体系，只 是传播虚假而掩盖真实的工具，只是培养奴性而泯灭良知的流水线， 只是传播愚昧而扼杀灵性的大染缸…… 鲁龙生的遭遇，当然是这种苛政暴虐的受害者。 ２、陈六狗 70年代时兴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我在《“处遗”随感》一文中曾 说到过：一次“奇特的‘忆苦思甜’大会”── 　　“……70年代的一个夏夜，越城岭下万乡河滨的一个小山村，红 　　极一时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主任’，要在村里亲 　　自主持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主任从村里挑选陈六狗， 　　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只见陈六狗象模象样地端坐在主席台上，将腰板挺得笔 　　直，将‘旧社会’是如何如何的苦，说得头头是道。颇能引起台 　　下‘贫下中农’的共鸣。主任见陈六狗的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也很辛苦劳累，便不住地点头嘉许，还恭恭敬敬地给陈六狗 　　递上一杯热开水。陈六狗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何曾承受过这般礼 　　遇？这使他受宠若惊。 　　“也就是这一宠一惊，可误了陈六狗的大事──打断了他的思 　　路。他便问主任：‘我讲到哪里了’？主任鼓励他说：‘是请您 　　来作忆苦思甜报告的，就继续忆那过去的苦吧’。 　　“陈六狗想了一会，然后提高嗓门对台下说：‘要说苦啊，再苦 　　再苦也没有60年那么苦哦……’ 　　“主任见陈六狗说错了话题，就赶忙打断陈六狗的话柄，并提醒 　　大家说：‘刚才是陈六狗同志记错了时间，他讲的本来是旧社会 　　的事情的。安！’ 　　“那陈六狗一时得意忘形……便十分认真地抗辩说：‘没有错！ 　　旧社会苦是苦，没吃没喝时，还有野菜山芋吃。60年的那种苦， 　　苦得连野菜山芋都没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主任那张笑容可掬的脸，象变戏法似的，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 　　活阎王。可怜老实巴交的陈六狗，立马就倒了大霉。他从一个红 　　极一时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立马就变成一个‘现 　　行反革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所幸他为人友善 　　忠厚，村人怜惜。斗争会上，主任的凶狠批斗，没有多少人去附 　　和，大家对他网开一面，才让他拣了一条老命。” 我于84年秋季参加“处遗工作队”，与同事们来到陈六狗家里，为其 宣布平反。所谓“平反”，也很搞笑的。工作队写上一句：“过去加 在ＸＸＸ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现予推翻，并予以平反”，然后盖上 一个刻有ＸＸＸ字样的红坨坨，就算完成了“平反”的任务了。至于 他们受了十几或20几年的冤屈，受了几十年的歧视压迫，有的甚至是 家破人亡，就象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些人，难道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３、元昌伯 吾父之堂兄，即笔者的堂伯父，有同胞兄弟三人。伯曰元昌（小名长 子），仲曰有昌（小名有仔），季曰俊昌。俊昌伯家境自保略有余， 而元昌伯与有昌伯之家境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因为在“解放”前， 元昌伯勤俭持家，精于谋划。而有仔伯却因食口众多，加上他比较懒 惰、农事生疏，且不善谋划，于是，常常陷入困窘之中。 为了接济弟弟，元昌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粮食给有昌伯度 急。这样一年年的积累下来，就有了十几担稻谷的“债务”。 元昌伯见有昌伯一家生活艰辛，也从来没有向其弟弟摧讨过“债 务”。“解放”后，村里进驻了土改工作队，“摸查”了一段时间 后，接着就进行了土改。 土改工作队所依赖的对象，一般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越是贫困不堪 的人，就越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看重。许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因 其赤贫，于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格外垂青，马上就被提拔为农协骨 干，对乡亲邻里颐指气使，并掌握着邻里乡亲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也正因为他们的无赖和无耻，而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负担，才特别能 够听从土改工作队的指挥和摆布。从而对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 亲邻里，最能下毒手和狠手，并把当时农村社会众望所归的乡绅往死 里整──这就叫“土改积极分子”，或叫“有革命性”，或叫“阶级 立场坚定”云云。 加之元昌伯于“解放”前担任着甲长。按他的说法，主要职责是调处 邻里纠纷，组织公益事业，完成征粮纳税的任务等等。他还经常念叨 说：他做调处工作，常常是“赔钱善事”等等。而按土改工作队的说 法，则是“反动的伪甲长”，属于被打击的对象。 因为有昌伯生活困窘，于是受到工作队的特别关心。土改工作队员谆 谆善诱，来启发诱导有昌伯曰：“只要你肯定王元昌放债给你，那十 几担稻谷就不用还啦！” 有昌伯当年也不知道厉害，只是想贪图哥哥的十几担稻谷“不用还 了”的便宜。于是就供称是元昌伯放债给他的。（元昌伯后来告诉我 说，那十几担谷子，他没有跟有仔伯摧讨过，但也没有说过“不要他 还”的。） 更由于元昌伯精于算计，其待堂兄弟如外人。一次，笔者大伯父于青 黄不接之时往借谷，元昌伯开口则曰利息多少云云。大伯父怒而转往 远房借之，而远房之家却是热心帮助吾家度急。故吾伯父们对此耿 耿，不太看得起他。也由于当时不知道“划阶级成分”的厉害，就抱 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懒得出面澄清事实，为其开脱。 这样一来，元昌伯就被划成了富农。其实，村里家境好于元昌伯的人 家，有好几家。 几十年中，他受尽了歧视、迫害和屈辱。比如大队干部要干柴烤火， 一个便条下来，元昌伯就得老老实实将干柴送去。否则，就会受到凶 狠的批斗。从来就不管他家里是否有柴烧，也不论是天寒地冻、还是 下雨下雪，更没有任何报酬。还比如各村放电影，就要元昌伯等“地 富分子”抬接或抬送发电机和电影机。他们这么汗水津津的辛劳，却 不许他一家人看电影。那时的发电机和电影机，都是些庞然大物，而 不象现在农村的电影器械这么简便轻捷。还比如文革之中，各地屠杀 地主富农成风。元昌伯一家，吓得躲进家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也 不迈，农事荒废…… 笔者当年在大队部所在地毛兰村就读完小，常常接到干部的指令── 让我捎口信或带书面通知。书面通知一般用一张小纸写成，折成 “冈”字状。内写必须由元昌伯无偿完成的送物或服劳役的指令。我 也不敢不捎带的，因为这是学生“政治思想品德”考评的依据。 每次送通知，我走到元昌伯的门口，怯生生地说：“长子伯，ＸＸ让 你做ＸＸ事！”自己却是低头红脸，匆匆而别。就象自己做了亏心事 一样。元昌伯则在我身后大声答应曰：“好的！明天就去”，或“下 午就送去”等等。 吾父在土改时也担任了一名乡社干部，他知道这些情形。于是在晚 年，常对我曰：“你有仔伯不是人啊！” 我则反问父亲曰：“你明明知道长子伯的冤屈，却不出来指正，这与 有仔伯没有多大的区别嘛？” 吾父沉吟良久，才虚虚地说：“那个时候，我哪敢说啊！那些土改工 作队，都背着盒子炮，汹得很。把他们弄毛火了，就给你戴上一个 ‘破坏土改’的帽子，随时都可以一枪崩了你的。再说，一个村子 里，总得按上级的比例划出几个‘地富’呀。否则，任务怎么完 成？” 我说：“你不是老是说‘毛时代好’嘛！毛时代连讲句真话的权利都 没有，又好在哪里呀？再说每次整人或杀人的运动，都由毛摸摸脑 袋，然后确定被整或被杀的人数，从来就不管人家是否冤屈。世界上 还有那个国家是这样草菅人命的？这不是恰恰证明了──毛时代的荒 唐悖乱嘛！……” 元昌伯于1991年去世，笔者堂弟为之拟一挽联曰：“恨当年勤俭持家 成另类，惜晚景欲食乏得忍心头”。颇能说明元昌伯一生之艰辛屈 辱。 ４、吾父王易烈 吾父王易烈，其同胞兄弟有四，吾父居么，故乳名小毛。 吾父幼年时过房给吾曾祖天桦公为孙承祧（桦字，左禾右华之字，今 汉字库中无此字，可惜！）。天桦字玉光，育一女一子，女适同乡叉 口田村，子未婚而夭。乃过继吾父为孙。吾曾祖父青壮之时，家境富 饶，饱读诗书。晚年家道败落，处馆为业。吾父幼时从之就塾，小有 文化。曾祖考于吾父14岁时去世，伯父们寻思，家学失传，乃受人歧 视或欺负，乃在伯祖父的斡旋下，再由伯父们供之上学数年，因而小 有文化。常为乡亲邻里处契约文凭等。因办事公道，颇有点小名气在 乡间。于是“解放”后，被委为乡社干部。 吾父身处苛政之世，对恐怖血腥之政策，只能做到不去积极参与，而 无力抗拒之。文革中，吾曾祖父遗留一书柜线装书下来，吾父匆匆从 公社赶了回来，抢在被别人抄家之前，先行自己烧去，仅留下几册岐 黄医理之书。 烧书之时，我只是一个稚童。只见线装书籍堆成一长堆，约有八尺多 长，高与吾幼时胸口平。线装书很好烧，象浇了油似的。点火之后， 烈焰汹汹，烤得我连连后退。 吾家之另一部分书籍，于抗战之烽火中，将其重要部分藏之山洞。不 幸而遭人偷去。文革前所剩，仅此一书柜而已。吾父是一个嗜书如命 的人，烧掉这些线装书籍，吾父一直忏悔痛惜不已，亦不许吾兄与弟 提及。 吾向来于父前言而无忌，他不以为忤。吾有时问及：“所烧者何 书？”吾父则笼统而对之曰：“都是些没用的书”。我再问：“怎么 个没用法呀？是哪些没有的书啊？”他被我凿问得紧了，他则默然不 语。他知道瞒不住我，只显得烦乱而痛苦。见他这样，以后我就不去 凿问他了。 吾父一生谨慎。74年之时，三伯父谋为祖母勒石铭记。吾父从公社捎 回一便条给三伯父曰：“目前正是批林批孔高潮，砸碑挖墓尚且不 及。如此顶风作科，未知其可乎？”三伯父读后，恨恨然，乃掷之于 地，然后撕之且烧之。三伯父强劲上来，乃托人传回口信曰：“这事 与你无干，也不用你管，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是。” 后来，三伯父对此颇为不满，时不时冒火而责骂吾父曰：“小毛太怕 死，不要祖宗！”吾父则任由三伯父责骂，而不敢回嘴。 后来，一权势正熏的乡干部，自持其权势，乃不跟吾家族打招呼，就 在吾家价买之祖茔地上造屋。虽说田地和山岭林权全都充了公，且乱 垦、滥伐、乱占之风甚烈，但农村的祖茔地，却是一家族的尊严和神 圣所系。未经许可而贸然侵犯者，会被视为对其家族后裔的蔑视。三 伯父拿着烟斗与后生辈一说，后生们二话不说，就去将其所下房基拆 除和铲平，且将建筑材料扬之荆莽。吾父则于此时默不作声，只装作 浑然不知也。该乡干部不服而告诉，乃被邻村之人纷纷指责并嗤笑 曰：“小人得势！其不知天高地厚欤！” 吾父身在江湖，却常常看不惯那些昧着良心往上爬的家伙。而在整个 毛共之世，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落井下石、背亲卖友的人们，只有那 些敢于心狠手辣迫害别人的家伙，才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才能 得到上司的提拔重用。所以吾父一生，混得很不得志。与之要好的几 个朋友，都是一些天良尚存、明哲自保、不敢为恶之人。他们声气相 投，私交笃厚。有的成了儿女亲家，有的则连儿女们也成为莫逆朋 友。 吾父崇信马列学说，自称“死了要去见马克思的”。以为家族的文物 制度、历史沿革等，是应该抛弃的“封建”糟粕。故不似其他长者那 样，而将家族历史沿革、文物制度告知后人，使吾辈对之懵然。亦因 笔者常受邀调处邻里或家族纠纷，需考订历史沿革，才能服人。吾乃 对吾父“迷信邪说、失责家传”颇有埋怨。 吾父象许多其同龄人一样，崇毛而贬邓，极为反感邓小平之世，常指 责邓将古国神州引入了一个“人心不古、物欲横流”之时代。乃时时 处处将邓世与毛世作比较。于是感慨系之，万分失落。感到处处皆是 “今不如夕”也！ 针对其这种感受，我乃回敬曰：邓之世，虽说是“贪污腐败，国将不 国”，虽说是“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但再贪污腐败，也没有毛时 代之政治腐败的。邓时代，毕竟有了一些宽松度，可以私下里说说真 心话了，只是官员们昧着良心要钱而已。而在毛时代，说错一句话， 就要你的脑袋的。要钱与要脑袋，谁好点，这不是一目了然嘛！ 吾父因崇毛贬邓，有时因之感慨曰：今天的米面蔬菜肉蛋禽鱼等等， 大抵都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而不象毛时代那样货真价实、嚼之有 味了。 针对吾父的这类思想，我乃与之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汉献帝遭李傕 郭汜之乱，流窜于途，饥肠辘辘，百姓见之，乃献烤红薯伺之。汉献 帝食后，乃破口大骂管厨太监曰：这么好的东西，平时为什么不弄给 我吃呀？是不是欺君罔上呀？ 还有一个皇帝，平日里山珍海味吃腻味了，于是下令──在全国征召 善烹高厨。招聘了好几个，都因为大失皇帝所望而被诛。皇帝所好， 官员乃四出征捕。于是又有一个善烹高厨被征入宫中。这位厨师吸取 前几任被诛的教训，于是对皇帝说：“我的烹饪之法，乃是从三皇五 帝那里传承下来的，绝不轻易示人。皇上若要尝之，必斋戒沐浴七 天，方敢献之。否则，哪怕就地正法，亦辞不受命。”那皇帝听说是 三皇五帝那里传来的绝技，心痒难禁，乃满口应承了下来。 等皇帝斋戒沐浴七天之后，肚肠中清寡够了，那厨师才献上他的“绝 技”。皇帝品尝之后，笑口大开曰：“真个是天下第一厨也！”于是 对这位厨师加官晋爵，大大地褒扬了一番，让其衣锦还乡…… 后来吾父年老而得病，我于陪伺之中，常与之剖论历史与时政，以消 解病榻寂寞。 父说：毛之世，治安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说：秦始皇也可以用屠刀而使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稍有不 从，喀嚓一下，有谁敢不乖乖的？毛与秦始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 已。 父说：毛之世，干部廉洁奉公，有信仰，也有奉献精神。 我说：毛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他在全国都取消稿酬制度的 情况下，他自己却拿着最高标准的稿酬。而他的稿酬，大部分是贪天 之功，是秘书班子捉刀之作；大部分都是公费印刷，公费发行，公费 购买，这等于直接把财政金库搬进了自己的家里……到他死后，他的 稿酬竟高达1.13亿元。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穷得没有裤子穿，只有他 一个人是亿万富翁。他需要什么，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连毛泽 东需要的美女，只要他使一个眼色，全国各地都就得屁颠屁颠地送过 去。毛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全国人民退回 到奴隶社会里去了。 也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异常匮乏，干部的多吃多占，比现在贪污上几 百万，都显得恶劣严重的。那时的干部，特权思想更严重，走后门安 排子女参军、入学、招工、招干者，比比皆是。干部利用手中之权， 诱骗女青年答应其要求。否则，就没有她们的出路。这样的案件，随 处都是。能说那时廉洁奉公？能说那时有奉献精神？ 父说：毛重视农业，大力兴修水利。 我说：毛如果重视农业，怎么会有几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兴修的 水利，大部分变成了水害，绝大部分是胡搞盲干、遗祸子孙的工程。 （然后是我一一举例，说明我的观点的依据所在。我利用了自己喜爱 钻研历史的长处，也运用自己从事投资决策所必须掌握和分析的国民 经济资讯的充足，所举出的实例，很有说服力，使吾父无法反驳。） 父说：毛之时，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民主权利。 我说：毛给予人们的，只有对其歌功颂德的权利。要是你胆敢指出毛 的错误，立即就要了你的小命。那不是什么民主权利，是借民主之 名，行恐怖之实。是瞒天过海、掩耳盗铃之阴谋。邓小平则更绝，把 毛只准许歌功颂德的权利，也全部取消了。 …… 吾父得病十多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家里和医院间来回，我亦得到与其 深谈的机会。十多年间，正是通过这种剖析和讨论，才使其反思，并 渐渐地转变和醒悟。 逝前几年，吾父感到自己一辈子受到了无情的欺骗和愚弄，感到自己 象梦游人一样稀里糊涂地白活了一生。乃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感到 自己因为迷信邪说，而没好好地将家族的文物制度、历史沿革等传承 下来，并为之着急。于是屡屡催促我，要我抬着他回老家，把文物制 度、历史沿革及田土山岭林权等事项交代清楚，以免后人模糊不清， 或争执不休。 但经过十多年的沉痾折磨，吾父此时已是双目失明，人也很清瘦虚 弱。我不敢冒这个险，只好婉言安慰…… 吾父辗转病榻十多年，多赖吾妻之孝顺、看顾与提供方便。吾父病中 虽居吾家好几年，但越是病势沉重，越是思想跟我同住。而吾妻默然 不怿。吾只好婉言而告之曰：不希望老两口拆居。 2003年10月，吾父撇吾辈及孙等而撒手。可以说，他是带着他一生受 尽欺骗、蒙蔽、愚弄的悔恨，也带着他没有尽到家族文化传承的深深 遗憾，更带着他对我的深深担忧──害怕我这只早叫的公鸡，有可能 遭到当局的无情迫害。临终前，乃再三叮嘱家兄与堂兄来劝我，让我 不要沉湎于这历史文化的钻研中去，指望我平平安安过一生云云。 回想这些，不禁辛酸泪涌──是吾之不肖不孝之甚也！吾父之一生， 谁说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６、三伯母蒋凤姑 三伯父名转昌。吾父虽过继给吾曾祖天桦公为孙，然其同胞弟兄亦手 足情深也。 吾父胞兄弟有四，三伯父与原三伯母离异后，乃与吾父商量，思过继 笔者为嗣。而吾母不允。二伯母迫于食口众多，生计维艰，思将一堂 兄过继给三伯父。而三伯父无意。三伯父乃叹曰：“我想要的，你们 不给；不想要的，却想硬塞给我。我一个都不要了……” 后来三伯父娶三伯母蒋凤姑为妻，系其原地主丈夫被活活打死之后， 才带着两儿两女过来的。三伯母勤劳善作，亲切和蔼。个子虽不大， 却是做农事的好把手。 三伯母原以为嫁入了贫农之家，就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但在那个举 国疯狂、人性泯灭的年代里，有一次，她与邻居因小事而争执，竟然 被邻居象拖猪狗一样，拖出去殴打批斗。吾母走亲戚回来，跺足而叹 曰：要是她在家里，那几个好事者就不敢乱来了。 还有一次，三伯母与另一邻居产生争执，竟然被那家牛高马大的男主 人冲出来狠揍，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三伯母被如此野蛮殴打，却没有 地方去告诉。因为她是“地主婆”。后来堂姐悄悄把三伯母送到县医 院去治疗，笔者的二姐赶去看她们，母女仨只能相对痛哭。 胡耀邦拨乱反正之后，三伯母才摘去那顶异常沉重的“地主婆”帽 子。但其儿与媳却待之如雷火。三伯母一生受尽屈辱，万念俱灰，乃 一瓶农药仰下去，救治不及而亡。 三伯母逝去后，三伯父茕茕孓立地生活了几年，其儿与媳依然如故。 吾父母气不过，乃上去严责之。但其夫妇收敛几日，等风头过去，依 然如故。三伯父看其儿与媳大乖吾家尊老之门风，乃绝食十余日，任 何人苦劝皆不受而死。 回想当年，堂姐待吾，如亲弟也。笔者年少不懂事，堂姐常逗之过 火，我则在其怀中耍横使蛮也。堂姐待吾父母，亲孝如己父母。一堂 妹少吾，及长而成，三伯母乃有意撮合之。常令吾携堂妹外出劳作， 或令堂妹与吾作伴焉。吾当时年少，懵懂于三伯母之深意，仍将其待 为亲妹，感到三伯母之撮合，不合人伦，而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也。 今天想起三伯母，不禁唏嘘！三伯母一生，谁说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 者？ 【注】部分文字取自笔者正在执笔的《破碎的田园》一书。 （记于民国96年4月17日） 〔原载《人与人权》2007-07〕 ------------------------------------------------------------ 【附录】补忆吾父记趣 　　　　荆楚 ┌────────────────────────────┐ │　我在《另类受害者》一文中，记述了一点吾父之个性为人，　│ │　因顾虑冲淡主题，对一些现其本真的事迹，乃约而隐之。其　│ │　实还有一些父子间的对话，亦颇为有趣。　　　　　　　　　│ └────────────────────────────┘ 吾向来于父前言而无忌，而吾父不以为忤，往往含而笑之。而不似吾 兄吾姐等，不容忤之。 吾父嗜饮，但不酗酒。后心脏有疾，吾思其嗜好一时难以戒除，乃除 图之。吾每以醇酒待之，但不容其多饮。一小杯之后，则夺之不许。 吾父乃叹曰：“酒就是我命，我命就是酒！”其后为其过寿诞，我乃 大声对宾客曰：“拿命来！”吾父惊而责吾曰：“何出此言？”吾乃 笑答之曰：“你不是老说‘酒就是命，命就是酒’嘛”。众宾客灿 然，吾父只好哑然而笑之！ 吾父初病之时，酒瘾颇强。但鉴于其病情，吾于觥筹上把得紧。吾父 则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希冀多饮，而吾不允……如借口感冒了，则曰： “用酒一冲，就好了许多。”如借口血压低了，则曰：“用酒把血压 提上来。”如借口血压高了，则曰：“用酒把血压摁下去”等等。我 乃笑而讽之曰：“如果你当了中国的总理，就有权把全国的医院都关 掉，只是多开几家酒厂就是……”吾父则赧然自笑。 吾母年少而父母双亡，吾祖母怜而收为童养媳。故吾母五岁而“小过 门”……吾父居吾家期间，常逗单位之众小男孩曰：“我四岁就讨老 婆，你们都七、八岁了，还不讨老婆！赶快回去叫你们爸爸、妈妈给 你讨老婆”。有的小男孩子不懂事，果真回去跟父母闹嚷着“要讨老 婆”……因此之故，吾父被单位许多同事目为“老顽童”也！ 对其文革中被迫烧书，吾父内心痛惜，但外表强为豁然。乃不容吾兄 与弟问及，每有问及，则发脾气。而吾乃敢问及：“所烧者何书？” 吾父则笼统而对之曰：“都是些没用的书。”我再问：“怎么个没用 法呀？是哪些没有的书啊？”被我凿问得紧了，他则默然不答。他知 道瞒不住我，只显得烦乱而痛苦。见他这样，以后我就不去凿问他 了。 吾父亦很传统。因吾兄弟皆在外，小妹乃思留家承祖宅，未婚妹夫亦 乐意之。吾兄弟妯娌皆思今后回去有地方落脚，并谋将祖屋修葺以待 之，乃劝吾父允小妹赘婿。吾父则冷冷曰：“我有三儿，何用赘 婿？”吾等屡劝，终不松口。只许小妹嫁出，而不允其赘入。 吾父喜读繁体版书籍，屡曰简化字大失汉字蕴涵，而使人思想简单。 后来繁体版书籍越来越稀，只好勉强而读简版书籍。但终将简版书籍 视为垃圾，看过之后则弃之，而不愿收藏之。 吾父于“解放”前，因处事公道，剖析说理细致耐心，使人心悦诚 服，颇有点小名气。在乡间，常受邀调处纷争，并为契约文凭等。每 次妥帖事务之后，受惠之家皆以稻谷一箩为谢。一次吾父为邻村调处 完毕，两家之人于是称谷为谢。吾父乃声言曰：离家前缸中已无米， 愿以米回家急为炊……两家之人二话不说，就称米一箩为酬，且送之 家里。 （记于4月19日22点） 〔附录转载自《大纪元》2007-07-09 19:50；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网络异见人士被拷打 法庭上拒绝回答检察官 记者无国界 昨天上午，在中国南部的广州市，法院在11号庭开庭审理网络异议人 士郭飞熊。审理时间长达三小时，他被指控进行非法商业活动。因为 “不轨”行为，他在法庭上拒绝回答检察官提问。当天本案的审理以 休庭告终。 郭在听证会期间毫无保留的指出了以前在酷刑之下的“坦白”，否认 指控，并对法院提出批评！ 他告诉法庭：“从目前的事实看，十个月拘留期间的175次盘问90%是 在侵犯人权，很显然这是一例政治迫害。” “我怀疑这次审判的公正及对我的指控，所以在法庭上拒绝回答两个 检察官及法庭的提问。”郭续道。促使政府暂停审理此案。 他的妻子张青，担心审判他的评论会致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遭受报 复。“他有可能将再次遭受酷刑”她说。她上个月写信给联合国特别 报告员诺瓦克指责丈夫在狱中遭受折磨。 他的律师莫少平指出，担心法院决定做一个例子，并对他施加极其严 厉的刑罚。 郭在互联网上批判当局以及他所从事的人权活动，2006年9月被当局 拘留。在拘留期间，郭一再被拷打，折磨！就此提出的几项指控，没 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新加坡天网义工翻译，请以记者无国界法英文版本为准。 〔转载自《记者无国界》2007-07-10。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 刘自立 年来，反右运动反思进行了一多半。很多有见地的文章见于网络和媒 体。笔者从中汲取很多养分。可是，有一个意见，不曾清楚表达。这 个意见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是一场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这个 结论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呢？ 从大一点的背景看，则要诉诸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在中国的表 现。定位共产党在这个运动里的位置，尤其关键。反对蒋介石专制独 裁的运动甚至武装暴动之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判断中被提 及。老蒋的前苏联化和后英、美化，都未及使他改变专制的政治命 运，其中因素很多。但是，都无法藉此给出他可以不进行民主化的借 口。因为，正是他的拖延和保守，使得民主的借口从南京跑到延安。 于是，关于他那里民主“多、少”──共产党民主“有、无”之判 断，成为一个言表、却未被看重的真理。连提出者，也很快自食其 言，跑到民主的“无”那里去了。和储安平一样，第三条道路中人， 很快切割于蒋，跑到北京。这个现象，成为民主派的大倒戈。一切自 由主义常识，在1949年“新时间”的号召下，化为乌有。其中，很多 极其清晰的政治课题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颠倒。这个大颠倒的要 害，就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媾和论。 左、右、中政治势力藉此划分的原则立场，变成了前57年悲剧的序 幕。一种以毛主义为准绳、反对与否、成为既定立场的政治分野，就 此初步形成。右，成为一个黑色称谓──虽然，在整个西方文化里， 右，是一个比之左，要来得正确、来得道德的立场。 　　◆死人和活人，何者的数量为多？ 　　◇死人…… 　　◆大地和海洋，何者的面积较大？ 　　◇大地…… 　　◆左边和右边，何者较佳？ 　　◇右边。事实上，连太阳也从右边升起……女人也是首先从右边 　　　的乳房开始哺乳。 　　◆那一种动物最为凶猛？ 　　◇人类。 　　──翁．艾科：《波多里诺》 换言之，一切以“右”为民主之反的宣誓和分析，形成中国命运的偏 差和走向──你要是同意和拥护毛的重庆之行（1945年）中提倡的 “民主”，你就变成时髦之政治追随者；变成《新华日报》字里行间 的拥戴者──这种毛氏“民主”直接导致1949年的“万岁”复辟── 如果你是胡适之之民主自由的拥戴者，你就变成落后、甚至反动于时 代的、几乎是“反动派”中人士。加上共产党给“民主自由”赋予的 土地承诺和私产承诺，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反对极权主义定义，很快 成为为空洞的承诺，没有得到国人的一点、甚至半点重视。1948年的 胡适讲话如对国弹琴，无人响应。这是中国政治悲剧之序曲的第二主 题──第一主题，就是共产党的假民主。犹如德国作曲家理查．斯特 劳斯的《艾伦．斯皮戈尔的恶作剧》中喧叙的反社会小丑，毛氏的秦 皇汉武心结，除去傅斯年、王芸生等人有所洞识且撰文揭示之，全国 上下，都盲目乐观于毛氏救天下、坐天下的绝对庆幸当中。这个情形 的主要成员，包括宋庆龄和以后的章罗联盟中之左派政客。章怡和先 生呈现的历史是被切割的、不完善和有意取舍的。她的伟大著作，并 没有联系1949年以前、1957年以前，章罗们如何和毛主义做出合作， 分离于蒋介石和胡适之先生，从而使得第三条道路中人，在历史的极 其短暂的瞬间，跑到共产党人那里，并且一直与之共事或者合谋，于 其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适、反胡风、反这反那一系 列运动中──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1957年以前的历史，是他们 作为“勇士”，呈现1957年历史的整部历史，而绝对不是“只有” 1957年。这个判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些人物成为毛氏“同路 人”之历史，章先生，究竟是有意疏漏，还是秉笔不书呢？ 这里的关键，除去分野民主人士之左派立场，和跑到台湾去的那一群 人士的右派立场以外，左、右划分的原则其实非常清楚。到了1949年 的北京，中国成其政治气候的右派分子，几乎就无其政治存在了。除 去一些民国知识分子，象陈寅恪先生等人，除去写出“自古兴亡寻常 事，如此兴亡有几回！”这样愤慨“万岁”之诗，也就归于沉默。我 们说，看清楚事情本质者，多是唯沉默之择者也！──而不会给什么 党整风、提意见、建策献言──以至于遭到灭顶之灾者类。也就是 说，懂得自由主义要旨者，懂得党文化要旨者，跑出来给毛提意见， 整个是一个笑话。我就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南京一位和梁思成齐名的 建筑学家，知道他的学生（57年），在那里侃侃而谈，给党提意见。 他们一起入厕时候，老先生厉言此生：你不要再说了！学生如狗血淋 头，却戛然而止──他，因此幸免遇难。 是的，这并不是说，说话本身应该被禁止，而在于你要和谁说话。和 共产党说话的权利，在理论上应该被取消吗？不是。 但是，问题的提法应该是，说话者，57年绝大多数“右派”（全部应 加引号），几乎全部本着一个迄今不变的理念，就是向党献言建策， 要党改正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应该改正的错误──按照党本身的语汇， 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但是，这个说话与共的基础何在呢？这是问题的本质和关键。首先， 说话的前提，其最大的前提是，党之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这个民主 就是民主集中，民主到万马齐喑；二，党之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存 在；你们说话的全部基础，根本就是虚无，党，不需要你们的任何话 语；三，党反对民主本身的存在。一切“民主”行止，对不起，只是 “引蛇出洞”。（“对不起，朋友们，我们就是要独裁！”毛已经关 照清楚了；还要如何更加清楚吗？） 这是一个小前提。大前提是什么呢？大前提是，国际共运的整个本 质，就是枉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西方民主加耶稣之政治理 论和宗教理论，来一个负面筛选，投奔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和新救世 主──这样一来，东方的反动、列宁主义的反动，至少在中国之“以 俄为师”之毛氏斗争，成为普世价值的代用品。国人几乎悉数被其误 导，实行了我们在此所言之毛氏民主，也就是毛氏极权。把毛氏极权 加上自由民主一锅烩的做法，变成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人们 在这个前提下，把专制极权和自由民主两相对照，在1957年，形成了 一个旷世奇观，叫做给党提意见。直言而述，这个旷世奇观，是亘古 未有，却还是前有古人（1957年人），后有来者（2007年人，如，那 些继续给党提意见人）。 这个事情在实际和理论两个层面，都还不无“现在性”价值（或者干 脆言，具备“现在性”；不是“现代性”──无价值）。实际上，中 国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力量，被融化和同化于共产党的政治结构，不自 今日始。台湾的政治势力已经边缘化。这个同化过程的“政治正确” 的借口，就是党的“民主自由”──具体说，就是什么“联合政府” 啦、“共同纲领”啦，甚至“八大”之“阶级斗争结束论”啦。但 是，关键问题在于，不是你的纲领可以同化于共产党，而是你作为反 对党的实际存在一旦消亡，你的政治纲领──你要求共产党兑现的政 治纲领，就统归于○。所以，所谓“民主党派”跑到天安门和中南海 的那一天，他们的实际政治存在就已经结束掉了。 在左派政客变成毛主义的座上客和牺牲品前后，党的洗脑运动业已初 见成效。广大学生共识一种“社会主义好”──或者言，“社会主义 应该好”，这样的看法。其间分析是，他们首先认为是党走上了不 对、不党和不社会主义之路，要大声疾呼改过之。再是，学生们在苏 联是不是好，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对，这样的准专制主义思维中，选择 其行止，完全没有考虑过蒋介石政权或者胡适之主义如何，西方民主 体制如何──这个基本参照，被洗掉了──他们供奉的毛主义，好象 是可以整治和调适的──也有些人认为，毛主义本身，不合乎共产党 的原则，闹个人迷信；党要纠正之。等等。但是，和文革时期一样， 他们这些学生的思维资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反对者之自由主义诉 求。和章罗还原一些基本政治理念，还有很大差距。因为章罗们，毕 竟是懂得党文化，也懂得西化的大学问家。学生们戴上团徽和党章， 毕竟两样。这是一群已经被封闭了一半大脑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 者；虽然距离49年还不到十年。 从这一点看，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已经书写和解释完毕；固 然，还有很多社会主义成分，共产党自身携带的欺骗性成分、社会主 义好成分，在学生里发效、起作用。可是，极权主义社会之封闭状态 下，只是知道如何完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维形态，已经造就完 毕。这样，反右一起，反右前的欢呼雀跃状态为之一变。就象林希翎 说的，“我在反右开始前期演讲，学生欢呼──我被打成右派，学生 们照样欢呼”──这样的情景，恰恰为专制国家特色。如，打倒四人 帮，欢呼雀跃；四人帮召集的游行，一样，欢呼雀跃。就连德国，这 样一个民主规范之国，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之国，还不是希特勒 上台，拿破仑专制（包含他下台），老百姓，一样欢呼雀跃吗！ 到了60年代反苏和反修，党调称，苏联可以反对，不能不反对──文 革时期，1966年8月，周恩来跑到清华，大讲结社自由、言论自由、 打倒党委，为蒯大富平反──就象他们在《新华日报》时期那样，大 讲民主；他们的手段─目的论，运用得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于 是，反对政府、反对党委，都是合理、合法的。1966年和1957年，究 竟是一个文化、还是两个文化呢？一句话，这就是党文化，叫做毛氏 逻辑思维。我们说，毛是“文革异端”，即在此意。57年中人，又有 谁知道他们跃进十年，就是聂元梓、就是蒯大富乎！这样看来，我们 不单要反思，比如反右之对于党的批评，也要反思，对于党的拥护， 对于反右运动的拥护之逻辑，是如何生效的。这牵涉到研讨极权主义 之“人民”概念的内涵。于是，反右时期之最后一种西方政治观念， 和社会主义之斯大林主义，开始较量，并且，几乎是最后一次较量， 开始了。以后，人们在文革里──除去遇罗克、林昭等先知先觉，就 都是臣服于毛氏思维的辩护士了──那么，今天，这个“人民”概 念，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已经产生了分化──以 普世价值为前提的判断，和党文化夹杂其中的模糊论，希翼党主导政 治民主论，分庭抗礼。 在理论上，这一点，更是极为清晰。共产主义，不可能和民主自由主 义和平共处──周恩来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就没有民族 “民主”和民族独立和平共处，这一项──罗章们、宋庆龄们，难道 不懂这么简单的政治常识吗？（至于说罗章们、宋氏们，本来就是共 党──这是另当别论）。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由宋氏带头制造的 融共幻觉，带动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变知识人为“分子”，这样一 个自觉、不自觉的放弃运动。这也就是西方哲人所谓，知识分子要对 极权主义制度之泛滥，负责。（雷蒙．阿隆等。） 他们得到的回报，除去毛氏的空头许诺以外，就是抛弃了他们在国学 或者西学中学到的一些基本政治常识。这些常识包括，儒家，作为 “士”阶层集团中人，不可以枉顾孔孟而圭皋毛主义；因为，儒家之 历史和声誉，即便不是来自于民间，却是一直以来，不可以遵守皇帝 之道为道、为学、为正统之原则的──而共产党，要你放弃正统和道 统，统归于毛统──这个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吴宓，就是不可 忍中之大杰──到了1970年代、文革，毛氏正统开始批孔，吴宓，殉 道于孔夫子，成为一代大儒。 再就是，更可笑，毛氏政府可以服从自由主义之三权分立说乎？退一 步说，他们甚至也认可过这个理论，那是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存 在、合法性、合理性──反而言之，在党夺取政权以后，任何政治势 力，也可以同调倡言他们的政治存在吗？难道在法理上，可以由这些 留德、留美的政治学家，来论证共产党之“联合政府”，是属于西方 党派政治之一种乎？这个媾和论，是不是太天真、太愚钝乎？……从 来没有听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要和斯大林坐在一起，搞一个“联 合政府”并享有斯大林的“民主法制”。这不符合他们那些人、阿赫 马托娃、曼杰利什塔姆、索尔什尼琴、萨哈罗夫的政治风格和政治习 惯。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样极其古怪的政治媾和论。（我们当然 不会否认，那时间，西方很多的罗曼．罗兰们，都是苏联的拥戴者。 但是，这个借口，不能成为拥戴党文化之借口。纪德，甚至老蒋，就 并不看好苏联。） 于是，1957年的事情，就在这样的基调上发生，并且一直持续50年， 甚至基本上未作什么改变──这个基调是：向共产党，荐言献策，请 求共党恩准右派平反──并且设想出来一系列“和解之道”，请求党 下台阶──并且给出Ｎ种“时间可以开始”说──什么十七大，是时 间开始；奥运，是时间开始；也许，十八大，开始，云云。他们否定 一些前党之头子，肯定现在的领导。他们象小诗人一样，告诉世人， 要“相信未来”。在香港，他们告诉你，12年，也许可以普选──也 许要到22年，也许，到32、42、52年。天知道！他们煞费苦心地营造 一种1957年、就已经出现的、自由民主和共产党联姻之政治设想；无 论是他们要纠正他们并不“反党、反社”以外，他们也照样给出一个 他们的时间表和容忍度──只要新加坡式的维权主义可以招呼他们一 下，全中国，就是光明前途论。这样一种57情结，难道不是依旧存在 乎？究竟和党有无共识、可否一律、共同“和解”，……还是一个问 题──这个问题，就象57年整风一样，他们希望共产党人做到这个、 那个──他们并“不反对”共产党，云云。最起码，他们要在“党的 法律、法规下”，实行“民主法制”主义。请问，共产党什么时候制 定过不允许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法律？又在什么时候， 制定过允许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法律──呵呵，这个悖 论，难道不是“真理”吗？“太阳是从东边上升”──“也不是从东 边上升”──西方的逻辑学家诡辩说，“在北极，就不是从东边上 升”──所以，你们要求世界西方化，不是全数扯淡吗？──共产党 说。 何以过去半个世纪整，还是要向主子求告给你人权──这个课题很 大。比如他们说，共产党有一个可以如愿以退的道路，既可以改正 毛，又可以纠正邓。于是，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说，共产党的 统治前提没有不对，我们还是拥护一些好党人，象是老前辈们，“几 老”们（如，林希翎就说，吴玉章，就是党内好人；还说，比如，江 姐，也是好人──那么，她们的结论就是，共产党还是可以好人政府 地，只要打倒了坏人。共产党还是可以改革地，只要反对了这个主 义、那个主义）。 这是半个世纪之大雷同之一。 第二，57年，他们要建立“政治设计院”。现在，他们要党进行政治 改革，是不是也是要建立“设计院”呢？请问，党，怎样改革呢？建 立政治设计院，本来是毛、周，要老蒋来认可党之合法性诉求──反 过来，你，要谁认可这个设计院和合法性呢？换言之，瑞典政府、法 国政府，甚至俄国政府，可以建设设计院，容纳共产党人，为这员、 那员──可是，从来没中国共产党可以容纳之；列宁容纳之？斯大林 容纳之？邓、毛容纳之？鸡只被喂食100次，也不知道会被卡断脖 子。 第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公分母究竟有多大，可以盛容这两个极 端乎？历史上从未记载。但是，1957年人和2007年人的共同特点，就 是偏偏要他们扯在一起。他们说，这是一种良性互动。请问，这个互 动在1949年和1957年，不是“良性”过N次了吗？其结果，又是什 么！ 最后，人们说，57年是全国禁声令和全国谎言令下达之一年──请 问，你们何以为这个本来就要砍掉你的声带的社会主义造势，来一个 砍声带之序奏和预演而无动于衷呢！难道42年延安整风不是禁声？难 道杀地主，不是禁声？反胡适，不是禁声？现在，他们在2007年说， 这个社会主义，还是可以发声地──按照瑞典模式，在谁谁领导下， 就可以啦！可是，瑞典人共同发表一个宣言说，你们禁声，可耻！ 总之，国人总结57年，还是被圈在57年的思维牢狱中不得展身，不得 翻身。他们这些右派的毛病，就是他们从来是左派，不是右派──左 派，被打成右派，是一个误会；他们一直以来也不会习惯右派思维 ──右派思维习惯，又是什么呢？就是，分清楚民主自由和极权专政 的区别；至少在媾和这两者的幻觉消灭上，做到1948年胡适之先生那 样的清醒，而不是来一个继续“给党提意见”。 于是我们重温胡适之先生的话── 　　“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 　　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 　　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 　　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 　　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 　　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 　　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專制 　　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 　　黨，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 　　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 　　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 　　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 　　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 　　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 　　治。”（胡适：《自由主义》） 此胡的要义何在？在于和平变革──和平的要义何在，在于废除极端 专制──极端专制的要义何在？──在于废除一切少数和反对党── 废除反对党的要义何在──在于反对和平变革──这就是胡适主义的 要点和他的逻辑。 按照美国人悉尼．胡克的说法，自由，不容忍反对自由之自由。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57年人不懂这个要义。他们以为和废除自由之 人、之集团、之领袖，可以谈论自由和民主，于是，他们不是胡适主 义；2007年人士，以为可以和那些“绝对者”，谈论和平和演变，他 们同样不是胡适主义者。所以，在此意义上，胡适之不主张“彻底改 革”──实在是要等待蒋家改革。蒋家改革出现了，党禁、报禁解除 了──为什么？很简单，蒋介石尚有民主之“大、小”天地也；所 以，主张“不要彻底”──是针对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共产党是要 “彻底”地，所以，无和平主义之可能性。换言之，什么时候，共产 党成为和平主义之赞成者呢？在他们容忍反对党的时候──容忍反对 党的时候，还有共产党乎？！也就是说，不是在一党专权之下，和党 商榷老右平反问题，而是在未来民主时代，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和历 史，做一个对于1957年共产党造成的反右罪行之梳理和清算。这个时 代的到来，是在何年何月，我们不甚其详；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清楚 的，没有容忍度和可塑性的党文化里，永远不会出现胡适的昂格鲁─ 萨克孙主义，则是中共党文化之必然（不排除党内个别人，滑向此 道；整体可能性，不存在。）。 〔原载《自由圣火》2007-07-05。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历史不能改铸：向司鹏程出示红牌 评司鹏程《“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李昌玉 在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时候，有司鹏程者出来唱反调，质问道： 《“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马上有老右派严家伟先生写了 《你要“右派”忏悔什么》作了回答，指出司文“全是对当年这些受 害者的谴责与挞伐，好象这些人是自作孽活该受罪，甚至将‘右派’ 定性为‘自上贼船，为虎作伥’，简直是死有余辜了。”我和几位老 右，读了双方的论战文章，觉得严文虽然痛快淋漓，但司文的咄咄逼 人，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回答的。我要作一点补充，将题目的“你 们”改为“我们”，以一个右派的身分再作回答《“右派”，我们为 什么不忏悔？》。 我的这篇文章已经写到八千字了，还没有写完。回头一读，感到过于 冗长。其实，对于司鹏程，实在没有必要在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 上辩论。这是一个伪问题。现在难道还需要辩论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 ──就总体而言──是否应该“忏悔”吗？辩论这个子虚乌有的问 题，就掉进了司鹏程预设的陷阱里了。 我们可以查阅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连中共中央也不认为右派还有什 么需要“忏悔”的问题。中共中央有关“改正”右派的文件是根据邓 小平的“理论”，也就是担任过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了反右运动 的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反右是必要的，所以留下了几个“不予改正” 的右派垫底，但是仍然承认“确实扩大化了”，“误伤了许多同志和 朋友”云云（《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 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起码是这些被扩大化“误伤”了 人，他们占了右派总人数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司文的确荒唐透顶。他认为右派对共产党来说，是一群“助纣为 虐”、“为虎作伥”的帮凶。纣者，虎者，共产党也。按照中国语言 习惯和道德标准，纣和虎虽然可恶，但助纣、作伥者是帮凶，司鹏程 称之为“御用帮闲者”，是“共产暴政吹鼓手”，更加卑劣下作，寡 廉鲜耻，面目可憎，比纣比虎还该挨打挨咒，因此，今天应该“忏 悔”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这些“右派”。今天清算历史旧账，是 右派欠了中国人民的血债，哪有资格要求“平反”、“索赔”？结论 就是“平反，平反，平个鸟反！你们有什么资格借助‘平反’为杀人 者附上正义的标签？中国社会不需要你们这种奴才对主子的专制合法 性的认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对罪恶的清算和彻底的历史反省。” 司鹏程这样立论，标新立异，却完全颠倒了是非，受害者换位成了害 人者，令人目瞪口呆，大可惊世骇俗，原来应该“忏悔”的成了受害 者“右派”！躺在天安门前水晶棺中的毛泽东，一定会哈哈大笑道： “司鹏程先生，我要好好谢你，请你吃一大碗红烧肉啊！” 司鹏程当然可恶可恨，但是，我反思一下认为，发表任何观点，这是 他的权利。我们不能在国内争取言论自由，在海外对于别人说三道四 就怒从心起。我虽然反对司鹏程的观点，但是我要维护他发表这种观 点的权利。他司鹏程爱说什么都是他的权力。莫说要“右派”忏悔， 就是认罪，请罪，接受惩罚，也未尝不可。 在中国，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认为“右派”要“忏悔”。只有思维出了 毛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那么，司鹏程的思维出了什么 毛病呢？就是已经辨析不清历史的真伪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 时假亦真，真伪莫辨。 中国古人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论辩规则：这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不过这“持之有故”四个字大有讲究，第一就是论据一定要可靠，第 二推理要合乎逻辑。如果你持之无故，论据虚假，推理出格，那就要 向你亮出红牌。正是在“持之有故”上，司鹏程先生犯了规，随心所 欲地改铸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出示红牌！ 司鹏程先生的文章想要走偏锋，走极端，一鸣惊人，与实际的历史事 实唱反调，南辕北辙，从而引申出别具新意、一鸣惊人的结论，因此 他不得不改铸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个谁也不能超越的铁律，这 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谁为了迁就自己的观点而改铸事实，从虚假的 事实中，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可信的结论。反之，为了证明自己偏执的 观点而随心所欲地改铸事实，自然也是历史研究的自杀之路。司鹏程 的文章充斥着大量改铸的伪造的事实，我列举数例如下： １、司鹏程说：“1957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运动是毛一时兴之所至 　　还是当局刻意设计的引蛇出洞，殊难考证。但毋庸讳言，‘右 　　派’们无不是抱着治病救人、帮党整风的初衷，对中共提出建言 　　的。孰料高瞻远瞩的毛主席受到蒙蔽，将精忠报党者打作反党反 　　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历史才过去50年，还有一大批右派活在世上正在现身说事，对于 　　反右问题，《毛泽东选集》、《文集》、《文稿》都言之凿凿， 　　毫不隐瞒他是采用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他设置陷阱的全过 　　程都基本上公开了出来，而且是洋洋得意，自鸣得意。当年的报 　　纸一页一页都可以翻查，有关的书籍出版了一大批，回忆文章不 　　断在问世。这位学者却故作高深地说“殊难考证”，毛主席是“ 　　受到蒙蔽”，反右运动是“历史的误会”。司鹏程先生好象在写 　　《红楼梦》新考，在“太虚幻境”中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司鹏程 　　为了颠倒反右运动的实质，为了开脱毛泽东自己也不推委的责 　　任，他故意隐瞒真相，欺世惑众。 　　谁说毛泽东不是英明领袖呢？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到蒙蔽” 　　过。反右是他最得意的大手笔大功劳。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 　　导人，主政28年。这期间他写出的文章也是车载斗量，其中最具 　　有文采气势的就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反右之 　　后，毛泽东诗兴大发，不断地抒发他万事如意万事顺心的豪情， 　　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送瘟神》）、“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到韶山》）、“九嶷山上 　　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答友人》）等等。他绝对不会认 　　为自己受到过蒙蔽！ 　　假若司鹏程先生没有经历过反右，对于以上明明白白的事实又不 　　愿意费心费力去考证求证也不要紧，那就请不要信口开河，更不 　　要说“殊难考证”，装出一付学者的模样，欺世惑众。 　　所谓引蛇出洞“殊难考证”，毛主席是“受到蒙蔽”，反右运动 　　是“历史的误会”都是伪问题，司鹏程制造出来的。 ２、司鹏程说：“运动中遭受密集批判的是所谓‘三大反动理论’， 　　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和罗隆基的 　　‘平反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 　　开场合否认自己说过‘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类的话 　　语。因此前述语言是否出自中共的归纳或假想，姑且存疑。” 　　司鹏程的高明手法就是故意把水搅浑，弄得真假莫辨。章、罗的 　　两人的言论实在没有“姑且存疑”的道理。当时，毛泽东就是据 　　此捆绑出一个“章罗同盟”。章、罗两人之间是多年的冤家对 　　头，互相交恶，所以后来中共中央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 　　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的代表的意义上仍 　　应认为存在，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 　　告〉》）我最近极为过细地反复地查阅过1957年6月份的《人民 　　日报》。当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召开的座谈会记 　　录，都在第二天的报上发表，凡自己认为有重大出入之处，发言 　　者都立即去信要求更正，报纸也给发表，看他们要求更正的信， 　　好象都不是报社故意篡改造成的。 　　章、罗两人的发言就刊登在报纸上，其真实性问题，从当时到后 　　来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章、罗本人，表示过怀疑或表 　　示否认，而这位司鹏程先生所谓“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开场 　　合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制造玄虚的所谓“姑且存疑”，我可以 　　负责任地向世界保证，司鹏程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杜撰，制造 　　谎言，欺世盗名。章、罗两人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们的发言。作为 　　历史研究，这是学术品德不端的表现。这样的历史研究，有千害 　　而无一利。假若，“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说 　　过”，请司鹏程先生举证一二。对于重大史实的更正、考订，学 　　术界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潜规则：任何重要的不是人们非常熟悉的 　　引文，必须标注出处。如此重要的史实，不引用原文，不注释出 　　处，虚张其势说有“多次”，那就不打自招地证明是假的。 　　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旁证，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大学的大 　　右派葛佩琦的例子。《人民日报》发表人大通讯中，把他的发言 　　作了重大篡改。葛佩琦在人大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刊登在该校 　　校报上（其中就动了手脚，葛佩琦本人已经要求更正），原文 　　是：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 　　　　群众　　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以危 　　　　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刊登时添油加醋篡改为：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 　　　　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 　　　　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 　　　　有用。” 　　葛佩琦当时去信报社要求更正，但是未予理睬，直到20几年之 　　后，改正右派时，才从《人民日报》的档案库中翻倒出当初的这 　　封信来。《人民日报》敢于篡改葛佩琦的发言，大概因为认定他 　　是国民党的少将、战犯，可以无所忌讳，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李 　　维汉部长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似乎还没有任意篡改的情况。 　　不过经过篡改之后的葛佩琦发言，使他成了全国最凶恶、最猖 　　狂、最反动的右派代表，是右派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葛佩琦因 　　此受到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宣传反右的正确必要，葛佩琦 　　成了第一个例子。 　　章、罗两人的发言，从来没有出现过真假有无的问题。这是司鹏 　　程制造出来的一个伪问题。 ３、司鹏程说：“中共党史这样评述章、罗、储等人，‘一是从政治 　　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 　　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 　　市。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同样的道理，司鹏程对引文加了引号，却不注明出处。他如果是 　　严肃的历史著作，这里应该注明是哪一本“中共党史”，因为中 　　共党史的版本实在是数不胜数，读不胜读，我无法证明司鹏程言 　　之有据或言之无据，但是，揆情度理，既然章、罗、储是中共中 　　央决定“不予改正”的三个右派，恐怕党史著作不敢也不会和中 　　央唱反调，如此明目张胆地为三个“真右派”评功摆好，大唱赞 　　歌。如果倒退到反右之前，著名的民主人士有的是，根本不可能 　　为“章罗储”三个人摆功。 　　打乱时间、地点、条件，按照需要剪裁和嫁接史料，是司鹏程的 　　拿手好戏。司鹏程在这里为章罗储编造“革命”功绩──事实如 　　何另当别论──是为了证明右派是一群“助纣为虐”、“为虎作 　　伥”的帮凶。写作历史文章，首先要史料真实可信。如果史料虚 　　假，或者按照需要剪裁、嫁接、杜撰，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 　　里。从虚假的前提哪里能够得出真实可信的结论呢？司鹏程按照 　　自己的假想写文章，因此充满了这样似是而非的历史陈述，所有 　　历史事实，经过司鹏程的叙述剪裁嫁接，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面目全非，连官方史书中也不敢这样放肆地明目张胆地造假，实 　　在是一种极为卑劣的学风。 　　司鹏程采取了反右斗争章、罗的手法。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 　　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说当时批判揭发章、罗的手法： 　　“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全部凭空捏造的事，是并不多 　　见的。多半是有那么一点风，有那么一点影，有那么一句话半句 　　话，即拿来作为根据，再依据需要随意解释。如果材料还不十分 　　合用，可以加以剪裁之后再作解释，剪裁到面目全非，解释到颠 　　倒是非。”（第203页）隔了50年，司鹏程以极左的姿态高调上 　　纲批判章罗储，其手法依然是继承了旧的衣钵。 现在有司鹏程者站出来，猛喝一声：“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问得众老右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我忽然发现，这位司鹏程先生的双 脚不是站在大地上，而是站在心造的幻影上。他企图用虚假的史实一 拳打遍天下众“右派”。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司鹏程出示红 牌！ （2007-07-09于山东大学附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瑞典模式与分大饼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茉莉 前不久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瑞典时，正是国内外、讨论谢韬的《民 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很热火的时候。于是网上有人开玩 笑说：“看，胡锦涛到瑞典去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去了！”让热爱苏联 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胡锦涛，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 《红房子》中，认识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我看还是有点难 度的。 就在北欧最美丽的6月，胡锦涛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瑞 典访问了几天。他不但会见了国王和首相，还到处碰到抗议中共侵犯 人权的游行示威人群。这些抗议者毫不客气地给他上了常识第一课：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 误读“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读各位的讨论文章中，我有一个困惑，即中国学者口口声声称“瑞 典民主社会主义”，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称呼却是“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demokratin）。有人认为，称呼不同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说 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来，改变了这个词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对了。使用“民主社 会主义”一词，就把瑞典模式纳入了马克思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比 较左倾一点。而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资本 主义体制之内，是诸如“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中间社会形态。 这一点区别是如此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和阶 级斗争，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法权观念和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否 定；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却是遵循普世文明价值的，将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优点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会既免于放任资本主义下的不 公，又免于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效率不彰。 谢韬老等国内优秀知识分子，为了给中国寻找一个更为人性的社会制 度，把目光投向北欧，这是对的，是值得钦佩的。谢韬老认为，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虽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国家，但谢韬们仍然要把瑞典纳入马克思 主义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为此，他们阐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 论。这种创新的观点大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 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普 遍幸福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主义就是社会主 义。 这种新观点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但实质上却是对瑞典模式的误读。 笔者曾在一篇谈论瑞典资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应该称为“人 道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该国90%的 企业在私人手中。 为什么这么多博学的人们，会误读瑞典模式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 策略的需要。当前，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在名义上仍然是马克思主 义，要引进瑞典模式，只有将之与主流话语挂钩，符合共产党的“政 治正确”，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误读，一片苦心可 鉴，所引起的大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从历史渊源看特殊政治形态 在笔者看来，瑞典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它本质上是斯堪的拉 维亚特有的政治形态。植根于古代乡村的瑞典式民主，与欧美很多国 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据《瑞典史》记述，早在公元500年，瑞典农民就制订了解决一切争 执的规则，农业社会内部就有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这是一种用来对 付北欧寒冷气候的原始民主体制。海盗时期，出征的海盗是由村落或 氏族集体讨论决定的，海盗们必须象兄弟般团结搏斗，才能适应当时 的社会条件。因此，即使他们在拿起牛角喝酒时，也要考虑其他海盗 兄弟能喝到同样的分量。 到后来，瑞典发展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723年，议会成为最高 权力机构，参加者有教士、贵族、资产者和农民四个等级，这即是 说，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纪30年代，议会中出 现了政党的雏形，分庭抗礼的两派，一是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 二是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作为瑞典模式的关键──以议会制 来分权制衡，在瑞典历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纪末，瑞典才从贫穷的农业国逐步发展工业，工会运动由此 兴起。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创始人是亚尔马．布兰 亭。这个时期，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否定 暴力革命。其党纲一度宣称：“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 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兰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党主席的阿尔宾．汉森走向社会改 良主义。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号，实施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改良 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策主张。而后 社民党长期执政，和资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础。用前首 相帕尔梅的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与资本主义 共生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党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得 以诞生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瑞典传统的“中庸之道” （lagom）哲学的影响，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以各种措施 保护工人利益。 企业利润大饼怎么分吃？ 今年5月，北欧航空公司（ＳＡＳ）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罢工， 各航班飞机瘫痪，殃及大批乘客。ＳＡＳ员工们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 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始雇主的态度很强硬，罢工拖 延了五天才获得解决。 尽管知道罢工是员工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并不太同情罢工者，因为Ｓ ＡＳ员工的工资不但比我们教育部门的员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 司的员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误航班的美国乘客，甚至在电视上对罢工 者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不愿干，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们怎么不看好这场罢工，罢工者居然赢了。原 因在哪里？罢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静观事态的发 展，促进双方谈判。罢工闹到最后，雇主方面损失巨大，挺不住了。 既然他们不可能要全部员工“走人”，于是只得和工会重签集体协 议。 对ＳＡＳ罢工者来说，他们的工资虽然比一般行业要高，但私人企业 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员工有权要求更好的待遇。这就是 说，甜饼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点。这就是北欧平等精神的 体现。 有趣的是，去年ＳＡＳ公司在飞往中国的航线上雇用了35名中国空 姐，其工资只是丹麦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麦工会揭露，工会主 席暗示性地发出了罢工威胁。ＳＡＳ公司发言人只好出面解释，说他 们只是在飞中国的航线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绝对无意在其他洲 际和欧洲航线上低薪雇用职员。北欧工会的强大力量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员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50～60%；而在中国，员工工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左右。 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当今中国工人的悲哀现状。为什么中国工人 不能争取更高的工资水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北欧工人 拥有的有力武器：组织起来罢工。无法与老板讨价还价，中国工人在 当今的利益大饼中，就分不到自己应有的份额。 财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欧热”中，我读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北欧和谐，前提是分享》。作者关山，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人 员。关山认为：“独特的北欧模式──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民创造 的财富，应该通过税收杠杆由全民分享。”“不强调在生产领域的集 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实行集中。” 关山的论述，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全民分享财富是北 欧模式成功的关键，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说明，财富分享的前提又是 什么？如果北欧没有民主制度分权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规定的工 人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工人不能组织起来集体谈判，那么，天性唯 利是图的资本家，凭什么要多切大饼给工人分享？ 这就是国内一些官方学者的局限：他们看到了北欧和谐后面的分配体 制，却不能或不敢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们或许以为，在仍然保留 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能够通过财富的分享，达到社会的和谐，这是一 种近乎做梦的幻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中国式的野蛮资本主义， 只会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黑砖窑之类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哪里还 会有什么和谐？ 在讨论瑞典模式时，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英国《经济学家》统 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绩排名第一。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07。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内政部核发台湾农民党政党证书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陈守国高雄县11日电）“台湾农民党”今天接获内政部 核备公文，成为台湾第128个政党。发言人萧汉俊表示，台湾农民党 成立后，将对外征求党徽、党旗、党歌，并设立小额募款账户，希望 认同台湾农民党理念的人，能以“蚂蚁雄兵”之势，凝聚成明年立委 选举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萧汉俊指出，农民党将开办“台湾农民党理念宣讲班”，深入农渔村 对基层发声，宣扬理念；发掘台湾农渔业感人的故事，为党的形象代 言；结合学术界的力量，拟定“治农良方”，定期对外说明党的具体 主张与政见。 行政院送交立法院的选罢法修正草案中，规定明年首次举办的立委选 举两票制，其中规定政党必须在十个选区以上登记参选区域立委，才 能列入政党选票中；萧汉俊表示，绝对不会在政党票中缺席，至于采 取何种模式参加区域立委选举，有待全国党务发展委员会讨论决定。 台湾农民党6月15日在高雄县澄清湖风景区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全国 党务发展委员会，并在28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确立党章、党纲，也 选出云林县农会理事长谢永辉出任党联络人（法定政党负责人）。 〔原载《yam空间新闻》2007-07-11 18:39〕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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