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6-26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可悲可叹　　　　　　　　　　　　　　　（四川德阳）何必 ◆胡锦涛告别“政改”　　　　　　　　　　　（纽约）陈破空 ◆引“鬼”入港　　　　　　　　　　　　　　（法国）陈礼辉 探索道路 ◆“贵州模式”──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贵州）陈西 ◆坑灰已冷天下定，军涛原来错读书　　　　　　　　　毕文稼 ◆社会主义民主之──阻碍中国民主化谬论批判（之8） 肖利军 呐喊呼吁 ◆请求国际社会关注被关押的新闻记者孑木的命　魏京生基金会 运动留痕 ◆跟踪──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之6） 　　　　（北京）刘京生 迫害实录 ◆工会主席为职工维权丢“饭碗”　　　　　　（贵阳）吴玉琴 ◆黑窑奴工与公共权力的黑恶化　　　　　　　（北京）张耀杰 ◆湖北岩子河乡污染严重 数千居民苦不堪言 　　《民生观察》 ◆新闻总署“垄断”记者证自陷困境　　　　　（杭州）昝爱宗 读史论今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美国）陈奎德 文艺春秋 ◆窑奴（外一首）　　　　　　　　　　　　　（成都）王新旻 ◆救赎　　　　　　　　　　　　　　　　（山东烟台）李对龙 台湾问题 ◆日本是台、中关系磨心　　　　　　　　　　（台北）林保华 他山之石 ◆梦寐以求的“居者有其屋”　　　　　　　（缅甸海牙）貌强 ◆谢长廷：两岸共同市场将台湾变成中国的离岛　　　　中央社 ◆张璧坤──“二．二八”人物小传　　　　　（台北）曾建元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可悲可叹 何必 从网上得知：最近，某地某权威机构对200来名县处级、厅局级领导 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当今中国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文 化是什么”。在已经收回的175份问卷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 的占15.43%，选择“大众文化”的占24%，选择“西方文化”的占 7.43%，而选择（“说与做不一致”的）“潜规则文化”的竟然占到 48.57%，几乎占到了一半，是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三倍以上。 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际上是“封建帝王文化”这本身就 体现着“说与做不一致”的“潜规则文化”了。有趣的是：当年为夺 取政权，标榜着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来打倒一切传统的旧文 化，从当年“5．4”的“打孔家店”开始，到达高峰时进行了“破四 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在确立无产阶级文化专政的口号下巩固 了自己的统治（以公有的名义掠夺了一切！），如今又以民族文化为 借口，再从“复孔”开始又大兴“四旧”来全面恢复旧文化以对抗世 界民主潮流巩固了自己的利益（又以改革的名义化公有为己有 了！），这一反一复都是“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这不又是“说与 做不一致”吗？原来的反“旧文化”只是企图以阶级斗争来取代一切 （打倒人性与道德）是为了夺权并建立自己的统治，本质上并不反皇 权与专制之制度，现在复辟“旧文化”也并没有道德与人性的复归， 而是在自己掌了权后便要复辟皇权与专制，不是公开讲了“我们就是 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不是公开有“马克思加秦始皇” （说的是马克思做的是秦始皇，这就是公开的“说与做不一致”了） 之自夸吗，这就是其中的玄机了。 （2007年6月）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胡锦涛告别“政改” 陈破空 近日，中共高层倾巢出动，云集中共中央党校，由总书记胡锦涛对省 部级官员发表讲话。这篇讲话，被认为是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对党内 思想路线的公开定调，胡锦涛在“讲话”中大谈特谈的“科学发展 观”，被定性为中共十七大的基本路线。 通观胡锦涛的“讲话”，全无新意。相反，“讲话”似乎有意终结一 段时间以来，党内左右派的论战，以及党外保守与进步力量的博弈， 为这些论战和博弈收网，划上休止符。 “政改”与“民主”，是外界最关注的话题。前段时间，中共舆论曾 开放谈论“政改”与“民主”，更引起外界期待。在胡锦涛的讲话 里，“政改”与“民主”，已经被刻意淡化。胡锦涛的提法，仍然是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声称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并自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换言之，以胡锦涛的定 义，那种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现行对付手 法，就已经是“政改”了，就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了。在这方面， 并不做他想。 非但如此，胡锦涛重新强调：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任何时 候都绝不能动摇”。这就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就是中共十 七大的基本路线。 有人或许疑惑：既然换汤不换药，如何又改变说法？殊不知，旧酒装 新瓶，历来是政客巧用的手段。不断改变说法，对外，可以制造“发 展与进步”的烟幕，缓解外部压力；对内，可以为自己树碑立传，确 立党内历史地位。既然毛泽东有“思想”，邓小平有“理论”，江泽 民有“三个代表”，即将进入第二任期、也是最后5年任期的胡锦 涛，也总得有个什么。终于，鼓捣出一个“科学发展观”，作为“第 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也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可见，胡锦涛的最大理想，不过是与毛、邓、江并列，载于中共“史 册”。与外界寄望的相反，“政改”和“民主”等理念，与胡锦涛的 内心世界，实在毫不相干。与其说胡锦涛放弃或告别了“政改”，不 如说，他从来就不打算“政改”。事实上，胡锦涛等人，乐得安于现 状。以其自身利益计，不管是进还是退，都不如维持现状来得更安 全、更稳妥。 比如，在现行制度下，没有监督与制衡，大小官吏，必然继续腐败。 中南海手中，便有了一条操控自如的绳子。以“反腐”为名，随时可 以绊倒政敌。连炙手可热的“上海帮”大将陈良宇都能绊倒，还有谁 绊不倒？反之，如果确立司法独立和新闻独立，贪官污吏成了民众喊 打喊杀的过街老鼠，渐渐变成“稀有动物”，哪里还有中南海“打老 虎”、为自己树威的份？ 又比如，在现行制度下，虽然地方主义盛行，表面上，“政令不出中 南海”，但一旦地方头目“太不听话”，中南海就大可以利用地方上 的民怨（民怨无处不在），动用手中掌握的官方舆论和国家机器，一 举扫除“地头蛇”，端掉一方“山头”，顺便，还可以在老百姓面前 树立自己的“青天”形象，一举两得。反之，如果确立民主与法治， 民怨不再堵塞，民意得以张扬，中南海又何来控制地方、扮演“救世 主”的机会？ 这就可以理解，近期人大常委会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时，何以临 时取消了“媒体报道突发事件须经由地方政府”的限制条款？有人立 即上当，自作多情地将这一情节，解读为“进步”。实际上，这又是 中南海的厚黑学：国内媒体有限的监督功能，可以针对地方政府。一 则为中南海牵制地方，预留了空间；二则，媒体只能监督地方政府， 而不能监督中央政府，中南海仍然可以一手遮天、乾坤独断。 既然，现行政治体制，给予中南海的，是安全和安稳，又如何能指 望，他们有变革的动力？反之，如果像彭德怀那样，天真地为民众鼓 与呼；或者，向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真诚地同情民众，不管是谁， 都可能落得个遭罢黜、软禁、甚至监禁的下场。这一切，就是共产党 的“游戏规则”，无情的“规则”。由此推之，将“政改”与“民 主”，寄望于共产党，实在是缘木求鱼。 当胡锦涛在党校发表讲话时，他面对的，就是一大群省部级的贪官污 吏，经党校内部统计，这些人中的80%以上，都反对“政改”；而站 在胡锦涛身后的，则有中央级的贪官污吏，如贾庆林、刘淇、张立昌 等人，这些人，因最终能与胡温“保持一致”，得以暂时逃脱陈良宇 似的命运。胡锦涛的“讲话”，对这些人来说，既是“定心丸”，也 是“恐吓棒”：只有“同舟共济”，才能“相安无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7-06-26；www.rfa.org/ mandari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引“鬼”入港 陈礼辉 据《新华网》报道，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中国要把邓小平的蜡 像，引到香港。 当李登辉前总统到日本靖国神社拜祭其兄，中国与其香港的喉舌都大 骂李登辉是去拜“鬼”。 当然，依照中国人的习惯，死人都“变”鬼，因此取笑李总统去拜 “鬼”，那邓小平也是死人一个，把它的蜡像引进香港，不就是引鬼 入港吗？ 香港人比较迷信，回味一下吴邦国的发言，再加上“引鬼入港”，可 能对将来很不利哦！！！ （2007-06-25）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贵州模式” 关于民主维权的一种争议 陈西 ┌────────────────────────────┐ │　2001年1月12日我前往美南休士顿发表演说：《如何驯服霸 　│ │　权中国？──协助中国民主、民族运动的战略意义》。在结　│ │　论中我指出：　　　　　　　　　　　　　　　　　　　　　│ │　　　　　　　　　　　　　　　　　　　　　　　　　　　　│ │　　　“我们不是要驯服中国，而是要驯服驯服的中国。我们　│ │　　　不是要与中国人为敌，而是要协助他们，使他们更加速　│ │　　　地民主化起来，可以理性地对待自己的邻居──台湾、　│ │　　　台湾人。进一步而言，我们甚至不是要取消他们的统一　│ │　　　心愿，而是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文明态，以至于知道并同　│ │　　　意：这个统一必需得到台湾人民心甘情愿的同意。也就　│ │　　　是说，咱们要让他们学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 │　　　　　　　　　　　　　　　　　　　　　　　　　　　　│ │　最后我用以下的结语呼唤他们：　　　　　　　　　　　　　│ │　　　　　　　　　　　　　　　　　　　　　　　　　　　　│ │　　　“亲爱的休士顿的朋友们，协助中国的民主化和文明化　│ │　　　乃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不二法门。在这个努力中，大家绝　│ │　　　对不可缺席！如何？”　　　　　　　　　　　　　　　│ │　　　　　　　　　　　　　　　　　　　　　　　　　　　　│ │　陈西在本文也试用了“驯服”的概念，很好！　　　　　　　│ │　　　　　　　　　　　　　　　　　　　　　　　　　　　　│ │　　　　　　　　　　　　　　　　　　　── 洪哲胜 编按　│ └────────────────────────────┘ 中国需要深化制度改革的创新运动，改变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 “贵州模式”是网络媒体的民运同仁李国涛、唐元隽等朋友们称为的 〔１〕。为此，李国涛先生还写信给贵州的异议者，希望能够认同。 前不久，有一篇题为《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２〕的文章发表，即 刻，民运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要我看看”。 《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一文说： 　　“他们……可以与共产党一起玩你来我往、良性互动的游戏， 　　……甚至达到双赢，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提出，民主党可 　　以走公开合法的路线，……可以向共产党全部公开自己的组织和 　　策略，寻求……政府的批准和许可，他们不但这样想，这样说， 　　而且也真的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本人也确实根据贵州民主维权的经验，发了一篇《论公 开》的文章。 “贵州模式”概括总结，的确，就如上所说，是这么几点：无敌人、 公开、良性互动、妥协。这样的特征，在一开始推出，在我们贵州就 有争议，很快，就有一篇题为《致李国涛先生》〔３〕的文章称： 　　“你民主党贵州分部负责人陈西，自2005年出狱以来，主动率领 　　一干人等、以‘互动交流’为政治借口，与安、保两机构的情治 　　人员打得火热一片，竟然把贵州自‘79’以来的不屈抗争历史俱 　　焚于讨好、献媚之下，简直是开创了‘人人争当线人’的新局 　　面”。 陈西，一个刚出狱的“反革命分子”竟然成为了贵州的“总线人”， 令朋友不可思量，令朋友扼腕痛惜，已经有誓愿为民主事业共患难的 朋友，因这种不可思议，最后，只好与陈西保持了距离。 从2005年到现在，海内外媒体一直对“贵州模式”有争议。看来，我 不得不做一个回应。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教。 从贵州模式的四个特征分四个问题来谈：（1）无敌人之论；（2）公 开对谁更有益？（3）“非暴力，不合作”的误区与良性互动的新思 维；（4）妥协与对抗。 一、无敌人之论 “无敌人”之论，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据此采取何种维权方法 的关键分水岭。与无敌人相反的另一面，是有敌人，即必须按照“敌 情观”来思考决策和采取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法。 讲无敌人，让许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讲敌人观，更容易被 国人接受。当今的中共政权就是依敌对观念立国的。中共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党文化认为是共产党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接受过党文化教育的革命党人无不认同共产党的 经验总结。 “对敌人，要象寒冬腊月一样的残酷无情”（雷锋语）。“革命，不 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的暴力行动”。“敌人，你不打它，它就不倒。象扫帚扫地一 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语）。革命党人是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对敌人仇就仇到底 的。“敌情观”警钟长鸣，旗帜鲜明，没有半点温情恭谦让的。是革 命党人就必须执行“对敌斗争”永不停息的观点。 可是，我们不是革命党人，我们是民主党派人士，我们执行的是与革 命党人不同的“无敌人”观。我们并不愿霸道地握装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法宝，因为永远把持住胜利果实不放的那种邪念必然生发出对 他人的专权、阴谋诡计和残暴。“我们不必求胜，但我们矢志真诚； 我们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我们必定言行如一，贯彻始终。我们必将与 光明磊落正义之士并肩，视其是非而是非”。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立 于不败之地的“胜利观”是不值得我们民主人士效仿的。 那些“民主党人”说： 　　“民主党与中共一党专政是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共器的关 　　系，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也是一个 　　政治常识，因为奴役不可能与自由并存，专制不可能与民主共 　　处”。〔４〕 那些被敌人摧残、被暴政损害的人能同暴政和解，同敌人握手言和 吗？！ 我的观点同样鲜明：如果是用静态的立场说话，只是求证一点，上述 言说对了一半，这一半指的是革命党人的观点。如果是用动态的观点 来说，求证两点，把双方之间连接两点的那条线、互动的过程加在一 起，上述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历史的事实就这样告诉我们：台湾的 民主进步党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相容了，曾经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 握手言和了，那些受敌人摧残、被暴政损害的台湾同胞宽容自己的仇 敌了。奴役与自由是不可能并存，但是经过被奴役的自由之士的抗 争，在被奴役的状况下，自由之士战胜了奴役，改变了奴役的社会。 这种自由战胜奴役的战争，不是在对立之中完成的，而是在彼此共 存，近距离比美与竞争的过程之中完成的。那些永远视奴役与自由、 专制与民主不可能共处的有志之士，永远把奴役与自由、专制与民主 对立分隔开来，不去制造或参与竞争比美的机会，如何能够改变对方 呢！是民主人士就应当去制造选美的市场、竞争的市场，然后建成民 主宪政的选举市场。 我们“无敌人”，并不就是认同专制和暴政；我们“无敌人”，更不 是“走投降主义路线”，或是“讨好、献媚”。无敌人是一种大智 慧，是一种胆识和承担苦难的精神。中国有古语：“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用我的话语来解释，有三层意思： 第一：把“敌人”的这个概念改换成“猛兽”的含意。“敌人”变成 了“猛兽”，敌人消失了，猛兽是存在的。“无敌人”转换成了“有 猛兽”，我们民主维权人士面对的不再是敌人，而是猛兽。 第二：所以，民主维权的工作不再是革命党人那种消灭“敌人”的革 命事业，而是驯化“禽兽”的文明工作，是变敌为友的事业，一种充 满无限爱心的事业。对敌人的逻辑思维是要消灭对方，对猛虎的现代 生态系统思维是要承认对方，保护对方，驯服对方〔５〕。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猛兽，是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当前的强权者。 用民主宪政的话语来说，驯良猛兽就是要让全社会都参与到构建一个 有限政府、限制权力的制度性建设中来。“入虎穴”是中国走向民主 宪政制度的必由之路。任何要绕过雷区，避开暴政，不经过宪政（限 政）的过程，而要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当代宪政著名学者刘军宁就说： 　　“时值21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文明发达 　　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 　　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 　　持久繁荣的经济。”〔６〕 如何“从砍人头进步到数人头”〔７〕？如何从“疾恶如仇”的战场 上转移到爱心无限的驯化建设战线上来？观念更新是关键（对观念更 新的思考，另文再议）。 二、公开对谁更有益？ 与各地的民主维权人士接触，我们发现他们与贵州的民主维权人士有 着明显的不同。其处于一种不愿公开、畏惧公开自己的政治民主维权 诉求的自我压抑中，生活在被动、躲避官方视线的一种“亚健康”状 况中，处在一种猫抓老鼠的动物规则中。而实际上，所有民主维权人 士的身分已经是公开的、被官方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为什么我们不愿 公开？为什么我们要处在“亚健康”状态中？为什么我们要自我贬低 自己的人格，让彼此双方下降到低等动物的水平？ 是的，从2005年以来，我们贵州的每一次民主维权活动都向当地的共 产党政府“公开了”我们的思想、策略，以及共产党政府想要知道的 一切。用我们贵州民主人士的话说：我们的民主维权活动是“裸 奔”。具体表现是： １、只要有大的活动，我们都主动与官方联系。 ２、把我们的具体安排和想法都公开，首选的是通过媒体公开。并留 　　下我们的ＩＰ和联系电话。 ３、凡官方有所要求，想知道的，都愿意予以公开。 ４、尽力与官方或公安建立起一种健康、理性、平等，在法律层面上 　　的对话机制〔８〕。 我们为什么不愿公开？无非不过是认为，公开的风险大，且做不成事 情。我不禁要问：不公开的风险就小吗？不公开就能做成事情吗？在 一党专制下生活的任何人，在没有人权保障机制的国家里，任何人都 没有安全感，任何人都在专政的风险之中，国家主席也不例外。而不 公开就能做的事却值得商榷。 我们民主维权人士有什么事不可以公开的？我们做的都是阳光下的 戏，我们还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吗！无非是要规避风险，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公开。公开等于是在互动之 中，只有公开了，你才能够收集得到风险系数，测量得到彼此双方的 底线。不公开等于是在暗处猜度对方，等于是想躲躲藏藏的妄做些 事。在一个高度视频化、数字化、电脑化的时代，你有多少东西因不 公开而可得呢？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公平竞争的政治环境里，一个高度 集权的国家，个人有多少隐私权呢？封闭是极权者最乐意的事，开放 是我们民主维权人士最高兴的事。不公开对专制者最有利，对弱者对 个体最无益。 民主维权事业一定要公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 阳光下才是建立健康可欲求的游戏规则的环境。公开，我们可以争取 民众影响民众；公开，我们可以调动社会良知和舆论的监督；公开， 我们可以揭露丑恶的毒菌于阳光下消毒；公开，我们可以变被动为主 动。最起码，公开，我们可以得一个健康的心态〔９〕。 三、“非暴力，不合作”的误区与良性互动的新思维 在当今的民主维权之路上，有一篇文章《中国的希望：不合作运动》 〔10〕得到了我们众多民主维权人士的认同。该文总结到，“眼下， 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较为安全的反抗形式，那就是与罪 恶的政府决不合作。”如果是这样，我们“贵州模式”与其就大相径 庭。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由圣雄甘地于印度发 起。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1）“非暴力抵抗”；（2）坚决与英国 殖民者“不合作”。具体做法是：号召印度人民辞去英国殖民者授予 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当局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殖民者的所 谓公立学校的教育，取而代之于自设的私立学校教育；不购买英国货 物，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购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 存款，等等。 “非暴力”的指导原则虽有抗争的限度，异议不大，民主维权人士能 接受。只是把“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指 导原则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就有点误导国人，不对路径了。 “不合作”抵抗的运动适合中国吗？在一个高度集权制的“党国 家”，党，国家化了，开口闭口把“党”放在第一位，国家是党的， 人民是党的，政府是党的，军队是党的，法院是党的，教育是党的， 人民币是党的；党产、党务、党的革命事业、党的意识形态笼罩着大 陆中国。就是茅厕也属于党的。在这样一个全面党化的国家你能谈 “不合作”抵抗运动吗？党已经圈了地，你能不进党的国家；你能够 不进并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商业中心、工厂、金融、医疗保险服务业， 尤其是仍然被党的书记垄断的实体。你能不进茅厕吗！ 中国不能与圣雄甘地时代的印度相比，更不能与圣雄甘地抗争的对手 大英帝国比。这里是一块充满邪恶的土地，你惹不起，也没地方躲藏 起。你知道“大一统”吗，这就是高度专制极权的“大一统”中国 呀！ 可以这么说，圣雄甘地的对手比圣雄甘地的出生国──印度更文明。 正是大英帝国培养圣雄甘地为法律博士，并带给印度普通法系的宪政 治理环境。在印度当时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英国普通法的秩序，社 会争端的解决方式已经主要以司法方式进行而不是以行政方式进行， 而在中国至今仍以“领导亲自过问”奉为美谈；当时印度已经有了相 当明确的三权分立政体（行政官、司法官和立法机构是分立的），而 中国至今还在一个核心的统一领导之下；当地官员的执法行为明显受 到了程序法律的规范，如他们不敢将甘地随意收容、劳教、拘留，当 然更不敢秘密绑架、暗杀，警察只能站在甘地身旁被动等待犯罪证据 的出现，对甘地的所有阻挠只能在法院里公开进行……三巴朗法院审 判甘地那天被人群围堵的严重情形，如果发生在中国，甘地肯定会以 “煽动颠覆”被枪毙或终身监禁的，而不是撤销案件，让甘地自由调 查。 对手不一样，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印度的民主宪政基础已经有了，但 没有独立，它要独立；我们要的是民主宪政制度，是在一个充满邪恶 的地方来建设宪政民主制度。 因此，我们必须进入邪恶之地，扎根于罪孽之中，“与狼共舞”，改 造罪恶，驯化狼群。这样，我们不得不与罪恶接触，与狼群握手。显 然，“不合作”只适合追求独立的目标，不适合追求改造罪孽，建构 宪政民主制度的目标。 放弃了“不合作”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就与罪孽合作，而是与罪孽接 触、互动、零距离抗争（可称为驯化、制约权力、设置公权与私权的 界线），最后达到宪政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互动双赢的 新思维”。这种新思维中的“双赢”实际具有一种信徒的“天真无 邪”精神，即如同圣雄甘地一样，要用非暴力抵抗之力，即“真理之 力”、“道德品质之力”、“法治之力”去战胜“刀枪之力”、“物 理之力”、“罪恶的人治之力”。在零距离的接触中，让暴政的坦 克、武装直升飞机和长枪失效。在这种零距离接触的战术，让暴政再 制造“6．4”那样的国殇的机会更少，减少民族的流血惨案，这对强 权政府与民主维权群体来说，应该是“双赢”。因为，避开了流血冲 突，逼对立面走到谈判桌上来互动，这一次又一次“双赢”过程的尽 头，就是宪政时代的来临。 当然，这里边还有个对“恶”的思考问题。你是属于要消灭“恶”的 那类人；还是属于承认“恶”不可能消灭，“恶”有存在的权利，只 能驯化“恶”，限制“恶”的这种人。唯后者可认同“良性互动”新 思维。至于前者，则要与“恶”对抗，直至消灭“恶”。 四、对抗与妥协 如同朋友们批评我的一样，我承认有“贵州自‘79’以来的不屈抗争 历史”；承认，我曾经就是一名只懂得“抗争”、“对抗”，而不懂 得“妥协”的人；承认我曾经也是一名革命党人。只是，如今我退出 了“革命党”。谁叫我们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里没有“妥协”二 字，或者说，把“妥协”当成贬义词，把“妥协”看成是投降、收编 和招安，而未看成是宪政的必经之路呢。 的确，中国历史传统里的“妥协”有投降、收编和招安的无数史实。 《水浒传》里的宋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妥协”在英、美宪政历 史传统中，就没有投降、收编、招安的说法。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 国的“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确立的最高法院的解释权。前者的“妥 协”追求的是荣华富贵和权势，后者的“妥协”追求的则是制度的建 构。今天我们要走的“妥协之路”就是英、美式的妥协之路，就是争 取人生正当权利的民主维权道路。 我们承认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经过与大英帝国的对抗而完成的。美国 人民最后打败了英国军队，把英王派遣的总督撵回了欧洲。如同圣雄 甘地撵走了英国统治者一样。可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对立面“中国 共产党”撵回欧洲去吗？可要知道，它前面的定语是“中国”呀。我 们是不能撵走“中国共产党”的，是不能再学当年的苏俄列宁，在建 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府时，把俄罗斯的资本家撵到资本主义世界， 让它们当世界难民的。苏俄走的是革命者对抗到底的道路，已经被历 史宣告失败了，再说我们不是革命者。美国和印度要的是独立，而我 们要的是能保障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我们认识到，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无论是 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没有看到中国是有丰富的革命资源，但是中 国并不再需要革命，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场深化制度改革的创新运 动，改变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社会的本质，进入到和谐社会中 来。民主维权道路没有捷径，不能凭一时激情、一腔豪气和一场行动 来完成。我们应当抱有持之以恒的韧性，毕生奉献的信徒精神，严格 遵循无敌人、公开、良性互动、妥协的原则，既与革命者保持不同， 又积极、稳健地投身于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去。 中国有过对抗的时代，对抗时代形成的是与之相对应的几千年专制时 代。在今天接触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之后，中国不应当再继续走历史 传统“一治一乱”的老路。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不可能再回头，对抗 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就是说，世界也好，包括每一个中国人也好， 都不愿再走老路，再走回头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后对抗时代”， 一个有冲突而无对抗、有罪犯而无敌人、一个走向“双胜都赢”的新 文明社会，一个“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的圆和 文明社会”〔11〕。 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对抗、还是妥协？是承袭旧时代对立、非黑即 白、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极端思维，对抗性、线性思维，还是接受人 类宽容、平等、正当权利、法治的思维，以及公正、公开、公平、妥 协的新范式和新话语体系──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一种历史书 写的是独裁专政主义史，一个历史书写的是民主宪政史。我们可以肯 定的说：21世纪的世界，将是人类从相互对抗，走向“共同妥协”的 历史。在这场新文明价值观所导演的历史性巨变中，中国将不会再错 过历史给予她的机遇。“旧文明那种不断把同类”加工“成敌人，主 要依赖暴力争斗赢得利益的历史，将为新时代致力于把敌人变为朋 友，主要依靠和平谈判竞争赢得利益的历史所代替；那种为了相互对 抗而斗争的原则，将被为了共同妥协而斗争的原则所代替。这样一场 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用暴力方法来完成的。人类将集聚在共同 妥协旗帜下，实现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以跨 越人与自然抗争、人与人对抗的两种历史，最终步入人与问题对抗的 新文明，即圆和文明。〔12〕” （2007-05-13绿色文化者写于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附注】 １、康成：《致李国涛先生》、《民主党是个什么东西？》（《新世 　　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博讯》www. 　　peacehall.com02/04/2006） ２、《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在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的发言摘 　　要──倪育贤（《博讯》2007年3月27日首发） ３、康成：《致李国涛先生》、《民主党是个什么东西？》（《新世 　　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博讯》www. 　　peacehall.com02/04/2006） ４、《重建中国民主党宣言》在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的发言摘 　　要──倪育贤（《博讯》2007年3月27日首发） ５、陈西《维权的另一面：训练一个知法守法的政府》刊于《民主论 　　坛》 ６、刘军宁：《统治者》乐多日志http：//blog.yam.com/ 　　philosopher100/ ７、胡平著《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晨钟书局2006年10月。香港 ８、刘飞跃：《后极权时代的公民与维权枣采访贵州人权研讨会主持 　　人陈西》刊于《人与人权》2007年5月 ９、陈西《论公开》发于《北京之春》07年一月号（总第164期） 10、管逵：《中国的希望：不合作运动》（作者居中国大陆，教授） 　　（《观察》首发） 11、牟传珩：《共同妥协斗争观》、《新文明圆和宣言》 12、牟传珩：《共同妥协斗争观》、《新文明圆和宣言》 〔转载自《人与人权》。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坑灰已冷天下定，军涛原来错读书 毕文稼 王军涛，这颗中国政治的未来之星，终于坠落了，从政治家坠落成为 千万个政治学者中的一个。 中国不缺政治学者，缺的是政治家；美国人几年来耗费了那么多的心 血和纳税人的金钱，却培养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扼杀了 一个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文明的政治家。 “4．5”运动英雄、北京大学毕业生王军涛，自17岁即涉足中国的政 治运动，曾参加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并高票当选，1989年因 其涉入中国天安门游行示威和绝食行动，被中国当局指为“6．4”黑 手，牢狱磨难之后，以保外就医名义被送到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 学，后与王丹组建“中国宪政协进会”。 长期以来，王军涛温和、理性，以宪政促进民主政治的形象，广受海 外华人的欢迎。一位留英学者曾在他的未来中国政治架构设想中谈 到，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实行联邦议会制，如同多数英联邦国家一 样，把制定国家政策的主要权力留给议会，由各党派获选的联邦议员 通过辩论投票决定国家走向。对于未来的中国联邦议会议员的组成， 他认为，目前国内形象较好的李克强、李源潮等共产党官员，加上目 前海外流亡的胡平、王丹、王军涛等人，可以成为联邦议会的重要人 选。 然而，不幸的是，戴上博士帽的王军涛，却不幸的坠落为一个政治学 者。6月12日，在多维博客回应施化先生《我为什么反对暴力》一 文，王军涛写下了《正视暴力宿命是我们正确的暴力观的前提》（副 标题为：《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暴力？》）（文章内容见链接 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p=26597）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王军涛以他的博学多才、专业词汇，为读者勾勒 了政治学意义上如何正视暴力的观点，在文章中，他引入了“正义” 的概念，作为“以暴易暴”的立论基础，并阐明了民众、尤其是中国 民众，有权利以暴力方式反对暴政。 毫无疑问，王军涛的这篇文章，从一个政治学者的观点来看，极其正 确，它解释了“地球围着太阳转、人类每天要吃饭”这样一个真理、 公理和定理，换句话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废话。 但作为政治家的观点上来看，王军涛的这篇文章，无疑把自己推向了 一个未来的失败者的境地；从他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王军涛 本人或其政治组织始终坚持非暴力的政治活动，但身为政治家，即便 是天下人都能说的大实话，政治家却不能说；没有人反对王军涛的言 论、学术自由，但这极有可能改变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 海量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和理解往往变成了印象化，王军涛自认为 这篇文章采取了慎重和理性的角度来阐述暴力反抗的道理和意义，但 并不能保证读者简单化、面孔化的来理解他的文章，这显然是作为一 个政治家的不智之举。 长期以来，学界常常把王军涛当作梁启超的隔代思想传人，其“宪政 协进会”与当年梁启超时代的“政闻社”也很近似，都是以推动立宪 为主的组织，可是这篇《正视暴力宿命是我们正确的暴力观的前提》 的文章很可能打消了许多人的冀望。毕竟，暴力反抗尽管有其天生的 道理，但遭到的代价或带给社会的不确定性，将会更大。 没有人怀疑大唱“暴力革命”的孙中山初衷是为中国更美好而努力 的，可是当暴力的潘多拉盒子一开，就没有人能够揽住这个脱缰的野 马，直到黑暗极权如毛泽东式的领袖最终上台才能止步。是以，近代 以来，为政治学者视为公理的暴力观点，却从来不会出现在合格的政 治家嘴里，非暴力政治运动在全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往往源于 此。 总的来看，王军涛的政治思维还处于冷兵器时代，他在2005年发表的 “如何把中国搞得天下大乱”中，借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 不读书”来提醒当政者：把讲理的杀掉，就剩下不讲理的了。这个观 点在半个世纪前或许管用，但近现代以来，随着通信、交通、军事技 术的进步，局部的暴力反抗除了增加冲锋枪下的死尸和坦克车下的肉 泥以外，还很有可能把社会带进军管等黑暗阶段。 可以说，现代条件下，“不说理的”刘项、陈吴们根本没有聚合成军 的机会，唯有汪精卫刺杀摄政王那样的“个人恐怖主义”才有的一 干。 即便从国际政治上看，几个民主大国并不积极支持暴力颠覆活动，相 反倒是肯花大笔的金钱用于王军涛、王丹们的教育培养上，这也是国 际政治在二战以后的一个巨大进步。 另外，对于89之后的中国，王军涛认为： 　　“后89中国社会的各类非正义问题及其凑成的秩序的发展和恶 　　化，是以精英群体幻想绝对的非暴力从而放弃对于正义的最有效 　　的追求手段有关系的；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中国社会的暴 　　力，而且导致其以黑社会的方式蔓延并且导致整个国家生活在巨 　　大的痛苦和更大的崩溃威胁之中。” 暂且不争论对中国秩序的“发展和恶化”的认识是否准确，至少把 “精英群体幻想绝对的非暴力从而放弃对以正义的最有效的追求手 段”与中国问题拉上关系也很不负责任。值得理解的是作者限于文章 的篇幅没能够就“正义”这个道德范畴进行解释，但这仍然存疑：正 义和战乱，孰轻孰重？ 历史似乎又回到100年前的中国，康梁保皇党与孙黄革命党在海外激 烈争论，煽风点火的革命党人，在牺牲了无数年轻一代的生命之后， 暴力革命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倒是擦枪走火的辛亥兵变，圆了孙中山 的一场黄梁大总统梦，却留给中国一个世纪的痛。 未来中国的政局演进，唯有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渐变和改革，海外 和民间保持一定的舆论压力，才能在保障天下不乱、人民安康的前提 下，过渡到民主宪政新阶段。王军涛既是中国高干之后，又来源于共 青团中央，虽然是共产党渐进变革的牺牲品，但中共既然能出王军 涛，何必发愁没有袁世凯？ 有时候，看不清自己是一种错；有时候，书读多了，也是一种错。 〔原载《议报》2007-06-25；http://chinaeweekly.com/。转载自 《独立评论》2007-06-2420:46；http://www.haichuan.net/XHC/ list.php?bbs=11&pg=1&od=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社会主义民主之说正确吗 阻碍中国民主化谬论批判（之8） 肖利军 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各种媒体，“社会主义民主”之说 充斥不绝。在长期的灌输下，许多人对此已麻木糊涂不知不觉地认同 了，似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主，民主还有“社”、“资”之分。那 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无民主呢？民主有“社”、“资”之分吗？社会 主义民主之说正确吗？ 一、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根本不同 社会主义（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及以此学说为宗旨的有关社会主义思 想）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 制，建立无剥削、无阶级、按劳分配的理想社会。 民主主义（指以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为主流发展至今的 思想）提倡主权在民、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 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主张建立保障私有财产，维护各社 会阶层基本权利的理想社会。 这两种主义的社会理想有以下根本不同： ◆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民主主义 　主张适度保留私有制，一定程度实行公有制。 ◆政权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所谓人民 　民主专政，民主主义主张建立代表全体公民的政权。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社会主义主张用暴力方式砸碎旧世界， 　与传统观念彻底绝裂，在破坏现实后建立理想社会。民主主义不绝 　对提倡暴力，主张在对传统文化理性有序的保留变革中去建立理想 　社会。 ◆对人类社会的观念不同──社会主义以阶级观念为核心，将阶级矛 　盾绝对化、扩大化，将阶级关系分裂化、敌对化，主张通过阶级斗 　争去变革社会。民主主义以人权观念为核心，提倡人的独立自主性 　和社会关系平等和谐，通过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各阶级协 　调合作共同发展去变革社会。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具有极端性、激进性、 暴力性和空想性，除了暴力夺取政权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得逞外， 其它方面要么根本不能实现，如：无产阶级专政，要么实现后造成了 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如：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化。社会主义的社会 理想是个既破坏自然有序发展的人类社会又不能实现的思想主张。 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具有包容性、渐进性、理性和现实性，其中大部 分在民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如：人权的保障，私有财产的维 护，各阶级各利益集团的基本和谐发展等。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个 能继往开来、理性变革、现实可行的思想主张。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作原则是：通过竞争性的普选、直选体现权力 来源于人民的原则；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体现权力的分散、分享原 则；以多党平等竞争的方式体现公平公正、和平理性的权力产生原 则；落实言论结社等自由体现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多元制衡原则；通 过对权力的依法规范体现法律至重、宪法至尊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与上述原则截然不同。前苏联及东欧原社会 主义国家因违背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导致社会弊端丛生矛盾激化，最后 放弃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之路。而改革开放了30年的中国因意识形态 上仍坚持社会主义，所以离民主政治仍相去甚远，不要说政府官员连 人大代表的竞争性普选都未实行，至于“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公 民自由、权力依法运作等方面不但没大进展，有的方面还出现了倒 退。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原则背道而驰、大相径 庭，是两种相互矛盾对立的政治体制。 三、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搞民主是因为共产党太独裁了，如果 中共能改变或是换个执政党社会主义民主还能搞成。此说将社会主义 国家无民主的根源归咎于共产党，虽然正确却不深刻。其实，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对民主必然要排斥阻遏，只要以社会主义为主体 换哪个党都搞不成民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社会制度是公有 制，改革开放前是全面公有制，改革开放后是公有制为主。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民众丧失或缺乏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就丧失或缺乏独立 自主的经济条件，不得不依赖或半依赖公有制生存，也就是依赖或半 依赖掌控了全部或大部分公有社会资源的权贵去生存，丧失缺乏经济 权利就必然丧失缺乏政治权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破坏了民主政治 的经济基础，这如同釜底抽薪，民主之火也就很难燃烧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会形成两大利益集团，一方面是掌控了全部社 会资源的共产党权贵或改革开放后掌握着优良经济资源及其它大部分 社会资源以共产党权贵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经济权利 缺失、分散孤立的广大民众，或改革开放后规模实力一般的民间资产 阶级及广大民众。虽然目前中国民营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在不公平 公正的社会条件下，其规模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公有经济仍占半壁 江山，并且多是规模大利润高的行业企业，这是专制政权的经济基 础。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阶级力量对比强弱悬殊极不均衡，民主政治 的阶级基础也很脆弱。 纵横看古今，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还是现代民主制，都是在民 间工商业有相当发展，阶级结构、阶级关系较复杂，有关阶级的力量 较均衡，倾向民主的阶级有较强实力的社会条件下建立的。而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民主政治的经济和阶级基础不能强化，社会主义民主也 就不可能建立了。 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当是公有经济大大收缩，民营经济有很大发 展，中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增强，民众的民主诉求提 高，社会的民主倾向成为主流之日，即民主政治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和 阶级基础之后。那时中国即使还可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已有名 无实，实质上已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国家了，怎么能是社会主义民主 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建立真正的 民主政治，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变革的历史教训，中 国、越南虽然改革开放但社会主义仍占主导的社会现实，古巴、北韩 的独裁和世袭都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理论上南辕北辙、谬误百出，实践上有名无实、差错千里，说 社会主义有民主就象说有残害众生的佛祖、杀人越货的善行一样荒诞 不经。这要么是无知的空想，要么是有意的欺骗；既是对社会主义的 吹嘘和包装，也是对民主的歪曲和亵渎。高唱社会主义民主实质就是 搞无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对真正民主的阻止和破坏。 社会主义国家无民主，搞民主必须扬弃社会主义；民主没有“社”、 “资”之分，现代民主政治只能在资本主义成为主流后才能建立，这 就是我们的最后结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请求国际社会关注 被关押的新闻记者孑木的命运 魏京生基金会 我们收到国内朋友有关关注5月30日在江苏被扣留的《博讯》记者孑 〔jie2〕木（本名：孙林）的呼吁。以下是有关孑木的信息及最新消 息。目前，他同时被扣的太太何方已被释放回家。但时至今日，连他 的律师也未能见到他。 在孑木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拿着摄像机，话筒上挂 着海外“敌对组织”的电视台台标到中国老百姓中间大模大样地摄影 采访。孑木还和几个《博讯》同仁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访谈。孑木和他 的同仁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每一个公民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采 访和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 新闻自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瓶颈，孑木清楚这一点，选择了他能做的 最有价值的事业。孑木自己掏钱买车、买摄像机、自己掏路费为一个 海外电视台义务报道中国民间的疾苦，专门报道暴力拆迁、城管打 人、社会福利奖券黑幕、贪官黑幕，乃至因报道扬州暴力拆迁事件， 孑木被黑社会追杀。 孑木报道的一些内幕触怒了当地利益阶层，扬言要教训他。一些民众 自发组织起来在孑木家门口保护孑木的生命安全。 孑木曾经是政府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因“言论过激”被辞退。孑木曾 经自己创办杂志，被政府查封。孑木曾经是有钱人，但是他最后放弃 商业，当一个公民记者。孑木曾经为89绝食学生捐款，为此受到处 罚。孑木从小历经磨难，曾经是军人，是军中的武功高手，曾经路见 不平，一人打倒一伙仗势欺人的警察，最后警察拿出了枪。孑木因此 被劳教。 孑木的父亲是老红军，社会关系多高干，但是他毅然选择了一条为新 闻自由奋不顾身的道路。孑木的姐姐、姐夫（都是公安处级干部）受 到官府要挟去劝说孑木就范，被孑木拒绝。孑木的妻子何方，一如既 往地支持丈夫，直到她和丈夫一起锒铛入狱。 我们期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杰出代表孑木予以关心。 （本期感谢草根与草虾的有关消息与内容。） 〔转载自《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2007-06-24；www. weijingsheng.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跟踪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之6） 刘京生 3月中旬北京的气温渐渐转暖，充足的阳光，带给人丝丝暖意。看着 蓝天，看着白云，感受着严冬后的温暖，整个身躯在不知不觉中自由 的荡漾在了鬼斧神雕的大自然中。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似梦，似 幻，真希望永远的沉醉其中。我想，我们为何感叹大自然的美？结论 似乎是：美的自然，没有人类刻意雕凿的痕迹，过度的、自以为是的 雕凿只会破坏她美。精神是自由的，虽然精神的自由往往受制于环 境，可精神毕竟有能力进行瞬间的逃离，逃离厌烦的物质世界，逃离 渐渐无力的身躯。可叹精神的有限，短暂的逃离后又必须无奈的回到 现实的生活之中。 回京的第二天，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带着厚厚的一摞《探索》再次返回 民主墙。可是，我、魏京生、于义刚刚将车停在民主墙，陆林就匆匆 跑来告知：有人跟踪。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是真的吗？这种场景在电 影中看到过，在小说中看到过，唯独不相信会在现实中被我亲自感 受。真是太刺激了，竟无一丝恐惧。我们选择了离开。我开着车沿西 单一个小路口北行，看反光镜，有一辆摩托尾随而行。可是，在鼓楼 附近，摩托消失了，瞬间的欢喜还没有过去，就发现一辆黑色奔驰小 轿车不远不近地追随。（那时的奔驰极为少见，特征明显）我上了三 环，三环路上车辆极少，过了上下班高峰，路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几 辆，我上三环的目的就是想确定一下是否有人跟踪，还是我们有些神 经过敏了。 在三环路上，奔驰与我们的距离稍稍远些。可是，他们始终维持在一 定距离：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我沿北三环向东行驶，在和平 里处右转，右转后的路变得窄了许多，跟踪车辆与我们车的距离也就 近了许多。我加速前行，他们也加速。在充分肯定对面没有车辆的情 况下，我连转向灯也不打，猛然左转进入楼群，只听到后面的车紧急 刹车却没能沿我的路线左转，前行了一段后，才左转进入楼群。这 时，我已调头离开楼群，回到原路中。继续前行，反光镜中没有见到 奔驰车的身影，我暗笑：不过如此。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幸福 三村的陆林家，把所有剩余的《探索》寄存在他那里。可是，当我们 到达那里时却发现，那辆奔驰早在陆林家恭候多时。他们对我们的行 踪了如指掌──跟丢了我们，却抄近来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车可以不要，《探索》却舍不得扔。经过商议，还是将《探索》放在 了陆林的家里。我、魏京生、于义步行离开，后面也有三个人步行尾 随。一辆公共车驶来，魏京生说：“我们坐车走。”我说：“别急， 假装不坐这辆车。”我在公共车上干了许多年，知道上下车需要一定 时间，如果我们过早地暴露坐车意图，他们也会赶过来的。我用余光 观察着，在还有一、两个人就要上完之时喊了一声：“快跑。”不早 不晚，上完人，我们就到，门一关，车就走了。跟踪的人只犹豫片 刻，就没有赶上。我刚要庆幸自己的聪明，却发现，那辆奔驰又跟上 了。我们坐了一站，在十条下车。这时肚子感觉饿了，走进一家饭 馆，吃饱了再说。可怜那些跟踪的，竟滴水未进。 我们去十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四五论坛》见刘青等人，已经约好 了。可目前的情况，魏京生又有些犹豫：是否该去？把跟踪的带到刘 青处是否有些不妥？我想了想说：“他们是针对我的，（因为是我偷 的车）这样，你们进胡同就跑，我迎回去，进了胡同多转一下，看看 没人跟踪后再去刘青家。”魏京生开始不同意，认为太危险。我说： “没事的，要抓早就抓了。”他想了想，还是按我的意思办了。进了 胡同，我们悠闲地走到交叉处时，我突然向回走去，跟踪的人显然被 这一意外举动搞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站在那里，手不自觉的伸向裤袋 中，这时，我的心跳加速，暗想：莫非他要拿抢？只是一闪念，我的 步伐就随之减慢，减慢的步伐却马上让我清醒：他即便有抢，也不会 有子弹，我当过兵，在当年，闹市执勤的配抢不配子弹，子弹夹里装 的是空弹壳──吓唬人的。 想到这里，我的步伐又恢复原状，轻盈了许多，并在与他交错的瞬 间，肆意地对着那张警惕的眼微微地笑笑。可，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跟进胡同，还有两个人哪里去了？如果他俩跟着进 胡同，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我走出胡同，右转直接向北，回头看 看，竟无一人跟踪，试都不用试，后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怪了。我 减慢了步伐，拿出一颗烟，停在路边思索起来，无意中，我看到马路 对面也有一人，也停在那里吸烟，原来如此：没有选择在我身后，选 择了隔着一条马路。我决定试试看，急速向北，他也向北，急速回 转，他也回转，在我确定只有这么一个人跟踪后，我有了主意：慢慢 向北走，当看到右手边有个胡同时飞快地钻了进去，用百米冲刺的速 度飞奔起来，不知跑了多久，从工体的十条一直跑到北新桥，停下找 找，再也没见跟踪的人。 此刻，我清楚地知道：我可以暂时地甩掉跟踪我的人。但是，他还会 找到我，还会把我送进监狱。我没有地方跑，口袋里当当作响的几分 钢蹦儿，不能保证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之后能够吃饱饭，也 没有勇气撕下脸皮去做乞丐，更不想去死，我那么年轻，还有许多美 好未曾享用，还有许多理想未能实现。魏京生与我们谈到过死，我没 敢作声。我虽产生过为理想而死的豪情，但是，当我现实地做了“可 能死的事”之后，当我们如此认真的谈论这一话题时，昔日的豪情就 离我远去：我不敢坦然面对，我想活下去。 回到宿舍，我赶紧收拾一下自制箱子里的物品，一些送给朋友，一些 进行销毁，看到箱内只剩一、两件未洗的旧衣后，才倒在床上呼呼大 睡。我睡得竟然很香，一觉睡到天明。醒来后，我细细感觉了很久， 才最终确定：我还在单位的宿舍，我还是自由人。似乎，我第一次意 识到了：自由──不近完美的自由，也是那样的可贵。 （2007-05-2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工会主席为职工维权丢“饭碗” 吴玉琴 从《工会法》来说，工会是工人的家，工会主席是工人的代言人。然 而，法律是法律，许多基层工会组织成摆设，工会一般不替工人“说 话”，但一“说话”就可能被拿下。这不，身为广州市海珠区某化学 试剂厂第二大股东、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的雷汉平，怎么也没想明白， 因为替工人“说话”，一夜之间竟然会被为之服务27年的工厂强行解 除了劳动合同。 用雷汉平自己的话说：“我只不过是凭良心站了出来，却没想到不但 不能帮职工维权，反而连自己的权益也维护不了！”5月14日上午9 时，工会主席雷汉平连同另外两名工人一起一夜之间被厂方以一纸公 告强行解除劳动合同。而这一切缘起雷汉平在工厂半个多月前发生的 一场风波中“不够听话”，选择站在了工人一边。 一个多月过去了，被炒的工会主席和部分工人仍在寻求一个说法。而 在事件背后凸现出来的企业改制过程中，究竟如何保障职工权益的问 题却引人深思……。 4月23日，该厂工人代表廖广明、黄少华在工厂的宣传栏张贴了一张 讨论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报纸剪报，提醒全厂股东、 工人关注工厂财产的动向。次日上午，在未经厂领导班子讨论通过的 情况下，厂方就贴出了对这两名工人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并各罚款 500元”的处罚公告。处罚公告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 来，廖广明、黄少华两人在工厂宣传栏内张贴剪报，只是一种理智的 自我维权行为，并不是厂方所指责的“制造事端，聚众闹事”。于 是，当天下午1时许，20多名愤怒的工人找到当时主持厂方工作的该 厂副厂长陈某，向其质询，并要求撤销厂方的处罚决定。 当时与陈某正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工会主席雷汉平当场站在工人的 一边，并以工会主席的身分引导工人与厂方代表协商解决问题。而面 对工人们的要求，陈某却一直不置可否。到了下午5时许，更多工人 以及部分退休工人也闻讯赶来。双方一直僵持到次日凌晨3时许，在 当地区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各方，要求厂方对公告暂缓执行后，工人们 才最终散去。 雷汉平以为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不料5月14日，他和廖广明、黄少华 两名工人毫无预兆地接到厂方以“聚众闹事，违反劳动纪律，扰乱生 产秩序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为由强行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我 只不过凭良心说了我该说的话，却没想到不但不能帮职工维权，反而 连自己的权益也维护不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纸通知书，雷汉平 说。 作为工厂的第二大股东，也是既得利益者。可是雷汉平却为了工人的 利益，挺身而出的为工人维权，用他的话说：“再不站出来，我就成 为罪人了”。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人，看着自己厂里的工人为了众多员 工的利益挺身而出而遭到不公的待遇时，看着企业领导钻体制漏洞而 不惜损害工人利益的做法。他选择了站在工人一边，由此他也被工厂 领导解聘了。 企业体制改革，本来是给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一个起死回生的机 会。然而，现有企业改制基本是在纷议重重和并不规范的政策环境中 完成的，由于缺乏公开的竞价平台和明确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几乎 所有的企业改制都成了企业领导谋私利的一个便捷通道。在长期的国 有观念形成的“不要白不要”的心理主导下，企业领导往往利用企业 改制之机，不惜损害大多数工人的利益而大捞一把。国企改制中大量 国有资产如滔滔洪水一般流失而去，国企内部人摇身一变成为身家亿 万的资本新贵……。这绝不是骇人听闻！可是如果是工人中有谁只要 是提出了对企业领导不利的意见，打压和解雇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国家的法制影响着国民经济，法制的不健全导致小权大于国法。企业 领导基本上都是集厂长和党委书记于一体，书记当家，一切都是厂长 说了算。工会等其他部门都要隶属于党委的领导，所以很难发挥作 用，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工会组织没有为工人“说话”的权 利。，在此现状下，工会主席维权丢“饭碗”，也就习以为常了。但 是我认为，各地方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如果不是有名无实的话，不知能 不能为自己的下属讨个公道？不知能不能为全国众多的工人提供生活 保障和职业保障？其实雷汉平今天遭遇的状况，说到底还是因为没人 撑腰所致。替工会撑腰的只有政府，政府替工会撑腰了，工会才有资 格去维护员工的利益。 （2007年6月26日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黑窑奴工与公共权力的黑恶化 张耀杰 据《人民网．天津视窗》6月16日电：记者15日从劳动保障部了解 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山西“黑砖窑”事件高度重视，胡锦 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劳动保障部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同一天，《长江商报》另有标题为《山西河南解救468名“黑窑 工”》的新闻报道，其中披露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的下游批示： “要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对此事要高度重视，要从保 护农民工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在山西全面开 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正是根据上述批示，山西省委、省政府雷厉风行地成立了专项行动领 导组，由公安、劳动、工会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分赴运城、临 汾、晋城进行督查指导。洪洞县工会常务副主席程晋忠，还公布了洪 洞县政府的善政措施：因衡庭汉在逃，洪洞县政府将先行垫付部分资 金，按照洪洞县每月最低工资标准470元的三倍补发农民工工资，即 每人每月1,410元，再为每人送上1,000元的慰问金。洪洞县政府有关 部门组成的十个小组将分赴31名被解救农民工所在的12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把工资、慰问金和一封洪洞县政府的致歉信送到农民工 手中。 然而，在上述领导没有做出相关批示之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共权力 一直处于不作为的渎职状态。这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洪洞县 广胜寺镇曹生村的黑砖窑主王兵兵，就是该村支书王东记的儿子。这 个污染环境、破坏耕地、践踏人权、毁灭人性的黑砖窑开办了整整四 年，当地的公安、工商、税务、劳动、环保、工会等权力部门，并没 有严肃认真地发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共职能，反而助长甚 至直接参与了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黑恶化。 2007年4月27日，16岁的朱广辉被寻找孩子的河南家长解救出来送交 山西永济市城北派出所。第二天他坐中巴车返回郑州途中，又被当地 劳动局的一名监察员拉下车介绍给另一窑厂，并且勒索了他300元的 “中介费”。一个月后，朱广辉再次被解救，应失踪孩子家长的要求 准备指证黑心窑主，当天下午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据一位赴山西寻找失踪孩子的母亲介绍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 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干活，还给你们政府 减轻负担了呢。’”另一位失踪孩子的家长说，大多数的黑砖窑每年 要向当地派出所上交“保护费”。 同样的事情在河北定州也发生过。2005年6月30日深夜，陪同《新京 报》记者刘炳路、张涛调查定州黑砖窑包身工黑幕的四川籍民工陈忠 明（音），在该市的大世界宾馆住宿时神秘失踪，从此再没有出现在 世人面前。 四年前的2002年9月21日，年仅16岁的陕西省长安区斗门镇牛角村少 年张徐波，被拐骗到山西永济的一个黑砖场打工。等到双脚肿痛得无 法劳动时，黑心老板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2003年3月，张徐波的母 亲提着儿子的两只断脚到报社投诉，温家宝于同年7月27日对断脚案 作出批示，要求公安部彻底查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及山西、陕西两 省的书记、省长也先后作出批示，山西警方为此加大了对黑砖场的排 查力度，其实际效果反而是黑窑奴工现象的愈演愈烈。 2007年6月，《民主与法制》记者张君、刘立民，又在《黑砖厂里的 少女性奴》中报道了河北临西汪江砖厂包工头王光成，为稳定“军 心”逼迫两名未成年、智力发育不全的少女充当性奴的丑闻，说是一 些表现好的外地民工和当地勤杂人员，持老板发的票据便可以去两名 少女住的单间发泄性欲。砖窑老板偏偏是连任几届汪江村党支书的叶 长贵，其占地100多亩的砖窑竟然长年从运河大堤取土。 至于这一次的山西黑窑奴工现象的大曝光，首先得力于400位父亲于 2007年4月7日通过网络的泣血呼救，以及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良心 记者的积极介入，这才有了更多媒体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规模 的查处行动。上千名被拐卖到黑砖的失踪少年能不能够被全部找到， 乡村社会高度黑恶化的公共权力能不能够得到彻底改观，还需要更广 大的中国公民拭目以待。 （2007-06-2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湖北岩子河乡污染严重 数千居民苦不堪言 《民生观察》 最近，《民生观察》接到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殷店镇岩子河乡居民的 投诉，反映他们那里污染严重，居民苦不堪言的事实。2007年6月24 日下午，《民生观察》一行二人赴岩子河乡进行了实地调查。 下午5点左右，我们首先在岩子河乡街道居民张加伸的家中和居民们 进行了座谈。据居民们介绍，在岩子河乡街道的中上部，有一座名为 周三大米加工厂的企业。该厂常年加工谷物，由于该厂企业主一味追 求经济效益，环境保护和居民健康，造成谷灰糠壳飞扬、污水乱排和 噪音污染，使得岩子河乡街区及周边几百户人家和沿河数千居民深受 其害、苦不堪言。 座谈结束后，在居民们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紧临岩子河的这家周三 大米加工厂。一到这家加工厂的外面，我们就看到了一座硕大的谷灰 堆，当时，这个谷堆正熊熊燃烧着。据村民们介绍，从今年正月开 始，该加工厂就不再将糠壳在厂内粉碎处理，而是建立了一条高压传 送带，直接将谷灰糠壳吹到厂旁边的河道里。一夜生产下来，河道上 就形成一大堆谷灰糠壳。从居民们提供给我们的手机照片中，我们看 到，该加工厂在生产排出这些谷灰糠壳时，由于压力大，谷灰糠壳冲 起来有几十米高，一遇到风就飞落四处。居民们说，该厂生产一夜， 第二天早上居民家中就落满一层灰尘。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谷灰糠壳就堆在河道里，一遇到下大雨涨水，谷 灰糠壳就会顺水往下流，而下游不远的先觉庙水库是随州城区的主要 生活用水来源，直接威胁到百万人的饮水安全和卫生。而前一段时 间，该加工厂排出来的谷灰糠壳一度从河底堆到岸边的道路上，居民 们只能绕道而行。 随后，我们又走访了十多户人家，并到许多居民的田间地头进行了调 查。几乎在所有我们走访的居民家中，我们都看到了居民们晾晒的衣 服、生活用品和庄稼蔬菜上都落满了那些谷灰糠壳。居民们对此怨声 载道。而对于上述现象，居民说，由于前两天下雨，今天看到的这些 灰尘，只是这个加工厂昨天晚上生产造成的，以前的灰尘都被雨水冲 掉了。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该大米加工厂对周围居民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一 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二是损害了周围居民的健 康，在调查时，许多居民向我们反映嗓子痛、浑身瘙痒；三是对周围 居民的生产造成了损害。居民张加伸对我们说，由于空气污染，他家 种的一些兰草出现了死亡，损失数万元。而在许多居民的菜地里，我 们看到了许多蔬菜变黄枯死。殷店镇鉴于上述情况，岩子河乡街区的 居民多次到随州市、曾都区、殷店镇上访，殷店镇政府和相关环保部 门也曾来过了解情况，但结果是，这家工厂继续生产，只是时间由白 天改到了晚上。那些谷灰糠壳继续在向河里排放，只是用燃烧的办法 稍作处理。调查时，还有居民表示，该大米加工厂，有官员进行了投 资。 岩子河乡的居民表示，如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将采取更大的 行动。民生观察在些呼吁随州相关部门迅速重视这一环境污染案，切 实维护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2007-06-26） 〔提供者：（湖北随州）刘飞跃〕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新闻总署“垄断”记者证自陷困境 昝爱宗 最近，南方周末报社高级编辑鄢烈山在《西湖》文学杂志上撰文，披 露他因病于1998年11月去武汉手术后，康复之中准备回报社上班， 《南方周末》却已经捎来信说“不必急着回来，在那边多住些时日 吧”。后来他才知道，就在住院等医生动手术的同时，南方周末报社 也被中宣部及广东省委宣传部动了“手术”。 经多年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的记者编辑等人证实，这次手术还真是 “不简单”。鄢烈山在《涌泉之恩》（见《西湖》杂志2007年第五 期）文章里也具体谈到这一点，他称：“是某部大员（证实是北京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某未透露姓名的大员）到广东来发指示，要将新闻部 主任沈颢、写《纵横谈》的鄢烈山和《消费广场》专版的责任编辑曹 西弘清出《南方周末》。”这是一个突然袭击，鄢烈山自称只“做了 半年的编委不‘要’也罢，‘饭碗’不能不要呀！”毕竟是快50的人 了，不能失去大本营，凡事忍耐一时吧。 幸好后来事情不太大，也是正因为南方这个土壤不错的缘故，事情没 有预想得那么糟糕。鄢烈山回忆称，那时“正好成立了《南方日报》 出版社，沈颢灏到那里去过渡做部门主任。江艺平（《南方周末》女 性总编辑，体制内很棒的一位杰出报人）代表社委会征询我的意见， 问我愿不愿意到出版社去做副总编辑。我猜这是李社长的意思。此 前，社里曾推荐我做广东省政协委员，宣传部不同意（当时经管此事 的常务副部长，他已退位数年，去年邀我喝茶时向我“道歉”，他其 实没有什么可“歉”的，职务行为嘛）。这次报到省里去恐怕更要碰 钉子，虽然副处并非省管干部，省里通常只要求报上去“备案”。但 是社领导的这番好意还是难得。我对出版业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入 行，我是冲着《南方周末》才南下的。我的态度显然令江艺平和李社 长为难了。李社长拍板让我隐名埋姓继续在《南方周末》工作，编 “时事纵横”版，化名刘友德等多个笔名写《纵横谈》，该干什么照 干什么，但对外称我已调到出版社。“这样的做法，真是见证了南方 周末报社对人才的最好保护，而不象内地某些报纸总编辑、社长，早 就屁颠屁颠地把人才开除赶走了事。鄢烈山也看透了，他承认，”若 是碰到那种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重于一切的领导人，我离开《南周》 是别无选择的。 鄢烈山写短篇的杂文，居然也能得罪当局的宣传部门，恐怕是中国特 色的言论误国怪现象之一吧。后来，鄢烈山继续在《南方周末》生 存，化名刘友德等──这也是很幽默的一件往事。至于另一北京大学 毕业、有才气的编辑曹西弘被压制和“清走”，却是毫无道理而言。 他当时编辑《消费广场》专版，监督的也不过是与大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垄断行业，诸如铁路、民航、医院、电信、移动、保险、电力、自 来水等，这是为百姓说话，应该奖励才对，可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 曹西弘最后也化名了一个阶段，后来又回家休息了一阵子，现在已经 “出山”当上了一个知名网站的新闻主编，又算回到老本行，继续展 示他的精神风貌。 〔转载自《天网》2007-06-26 12:54。提供者：昝爱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陈奎德 本文所探讨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义，与人们常说的文革中出现的异 端思想，二者的概念应当有所厘清和区隔。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宋永 毅与孙大进已有专书研究，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对此作了 论列，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想强调指出，当年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异端思想，绝大多数也属 于一般政治光谱的左半部分，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它们多数应 被归类于左翼思想的范畴。这一点应当不难理解。思想的出现有其精 神土壤，它与其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关。具体在60年代的中国，它与当 年官方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有关，也与那个时代全球性的 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有关。有鉴于此，中国的思想者很难从非左翼的思 想库中攫取思想养料。在这方面，当时中国人赖以思索的精神资源是 极为单一和贫乏的。 有鉴于此，应客观看到，即使是当年中国的那些勇敢的异端思想，如 湖南的“省无联”思潮（代表作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武 汉“北、决、扬”、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思想、“5．16”思 潮、清华“4．14”、北京中学的“4．3”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 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山东鲁大主义兵 派中的“10月革命小组”等等，基本上都没有逸出左翼思想的范畴， 大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即，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固然是异端，但多数异端却并非自由主 义。 自由萌动 本文要强调的是，即便在上述极为艰难贫困的精神环境中，自由主义 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陆萌动了。这是一桩精神的奇迹，也是自由 主义赋有超绝顽强生命力的见证。 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毛氏中国 与后毛时代之间的鸿沟的精神枢纽。它是催化中国近20多年来的变迁 以及即将降临的更大变迁的精神动力。它是跨越1976年“4．5”事件 到1989年“6．4”事件到90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争直到21世纪中国转 型的隐形桥梁。它是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轨道。 探索中国文革期间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受限于两个基本困难，一是 此类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开化，原始资料严重匮乏；二是在当时 的资讯以及精神条件下，浮出水面的此类思想往往隐藏在官方话语之 中，殊难剥离、梳理与整合，大多是只鳞片爪，漫无系统。但是，即 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细抽丝剥茧，寻绎踪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时 隐时现的自由思想潜行的脉络。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义，渊源于自由主义与基本人性的契合，渊源于 对中国当年物质与精神恶劣状况的反应，渊源于外部思想的闪电击中 精神荒原产生的激荡。具体而言，是由于两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 自发的因素，二是来自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激发。 自发的因素，植根于对苦难现状的怀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 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利益的直觉，植根于在普遍恐惧下的换位思考，导 出妥协的需求和权利的觉醒。简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弹。 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则因为以外来思想资源对照 现实，引发了深度的心智共鸣，扩展为广泛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 自由主义或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讨论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的全貌，只拟从 如下几个关键性的脉络和人物切入，描绘并阐述其概貌。 １、对等级制和血统论的反弹：人的尊严与众生平等──“个人”的 　　发现──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破土而出──人权理念──遇罗克 　　《出身论》〔１〕的核心。 ２、对失败的公有经济的反弹：触目惊心的懒人社会和赤贫状况── 　　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２〕── 　　顾准的思考──杨小凯等（关于产权）的思考。 ３、对秩序失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弹：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法治主 　　义──法制观念的萌动──李一哲大字报〔３〕。 ４、对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弹：人人自危──囚徒困境──权利法案 　　含产权问题）──宪政思想──普遍宽容──从杨曦光到杨小凯 　　的心路历程〔４〕。 一、《出身论》：文革中国的人权论 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出身论》，虽然使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 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 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 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根 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 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 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 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 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 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 精神传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 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 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 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 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 上，象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 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 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 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 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象一群吃草的动 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 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 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 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分：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 等身分。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 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 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 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 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 的梦想。 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 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从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 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 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 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 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 杀，甚至吃人。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门而 出，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 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 利意识。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 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 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 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 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 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 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 （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 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 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 批判，但那只是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 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 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 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 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 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这是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之一。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 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 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里程碑。 二、顾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观念之兴 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顾准的思想贡献，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 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40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 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此外，他也 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 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 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 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 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 题。他的思想之触角，不仅涉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私有产权 的问题，同时也模糊地意识到了英、美的普通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 体系、拉丁语系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不同作用。 作为思想者，在文革的艰困条件下，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大 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通过自己独立思考而获致的见解。这些见地，在 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也许其中还有其不确切、不规范之处， 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言人所未言。这些 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 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 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 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 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 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 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 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顾准暗夜中的独立探索，其思想特质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 不能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 不容否认，他的思路，却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 开掘了思想的先河。 三、李一哲大字报：法治主义的滥觞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篇对民主与法制的探讨，在实质上，它 主要涉及了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成果，是在 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后获得的。 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 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制观念出发的。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 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 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 想准备，也开启了随后的“4．5”运动、“民主墙运动”的先声。 70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60年代后期的政治 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1971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 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 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79到81年的民主 墙运动不过是70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 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 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 70年代，共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 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 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 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 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 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使作者们 获得意料之外的影响力。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 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 平的不满，成为了70年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 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79年获得平反之后，随着共产党上层路线 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 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途。 然而，李一哲大字报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它对中国法治主义崛起的贡 献，将长久留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成为该世纪中国人的精 神遗产之一。 四、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革命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 1968年，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横空出世，风行全国，震动京 华。不胫而走的异类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中国向何 处去》带有南斯拉夫理论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 级》的思想烙印，也混杂有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马关于巴黎公社的原 则等因素。是文革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他对文革反思的深入以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随着杨曦 光更名为杨小凯后，他后来写道：“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 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 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 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而他经过长期苦思 力索，成年后，他已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 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转换到自由主义了。 如果粗略地说，当年他关注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平等和大众民主的话， 那么，后来他的价值重心则变成个人自由，变成权力平衡了，换言 之，如何实现宪政成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这一转折与他对西方政治 史、中国历史以及对文革的长期思考有关，同时，也与他对经济学的 研究有关。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他认为文革把“人民”的土匪本性一面暴露 无遗，因此中国社会才在文革后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反革命情 绪”。 文革中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各种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 的崛起和衰落，恐怖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能自保，任何人都无法享 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后就连写进党章宪法的毛的接班人天天被 祝祷“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也死于非命。这使绝大多数人醒悟到： 反对对他人施加政治迫害，同时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保障。于是， 对制度性的人身权利保障成为健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这二者，只 有宪政制度，只有法治，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杨小凯领悟很早， 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 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 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 革，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先发国家的技术，也应该学习制度。杨 小凯提倡宪政的两大理由是，第一，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的资本主 义、避免坏的资本主义。第二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 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 杨小凯在以后谈到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时，已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口吻 了：“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 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 两党制、内阁制后300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 民主制度保证其200年长治久安。中国不要有200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 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 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 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 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 计。” 他后来指出： 　　“1966年8月到1968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 　　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 　　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 　　玩出来的。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 　　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1968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 　　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4．3’派人物， 　　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 　　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 　　‘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 　　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 　　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 　　‘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 　　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 　　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遏止。如果 　　不是中共1968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 　　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 　　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 　　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 　　不可能存在了。” 五、突破时空的精神交流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这 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 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 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 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 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 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 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 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 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 ◆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 ◆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 ◆弗里德利希．Ａ．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 ◆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 “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 ◆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 ◆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 ◆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 如托洛茨基、吉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 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 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 这种转变，在20世纪思想史上，是一桩相当普遍的现象。 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源头，上述精神养料中，以哈耶克的《通向奴役 之路》影响最深，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传布最 广。它们促成了中国当年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对共产极权制度的深度批 判以及对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认同。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记得自己在中国大陆看到《通向奴役的道路》 的中文版时是1969年，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复辟”的 阶段。当时的一批“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白皮书”和 “黄皮书”在极小的圈子内流传，当然要靠极高的直觉、极大的精 力、极广的联系网路才能搜寻到此类书籍。一获此书，笔者竟然废寝 忘食，反复研读，浮想联翩；对照当时中国之社会状况，惊叹作者预 见力之惊人；同时在猜测中国共产党高层何人有此眼力和胆魄，竟然 敢于在60年代批准（在内部）出版此书？ 这些书籍的传布，象野火蔓延，影响了整整一代敏感、痛苦、寻找出 路的年轻人。这些影响对于激发或强化中国这一、两代人的自由主义 萌芽，有着不容低估的催化作用。这些人在1977年之后恢复高考制度 后，相当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变迁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思想、学术和社会政商界的中坚力 量，成为中国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在文革“瓦釜雷鸣”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若隐若 现，纤细微弱，不成交响篇章，不为时流看重，然而，从后来的演变 看，说它是历史的先声，是未来中国的精神种子，是绝不夸张的。 【注释】 １、遇罗克：《出身论》，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 ２、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亦凡书库，1992年出版； ３、“李一哲大字报”：指1974年11月，在广州街头出现的署名李一 　　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位作 　　者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合名； ４、杨小凯：《中国宪政的发展》，是杨小凯1999年11月18日在哈佛 　　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１、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 　　书屋，1997年； ２、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年； ３、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美国，21世纪基金会出 　　版，1997年； ４、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 ５、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年 〔转载自《观察》2007-06-25；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窑奴（外一首） 王新旻 　　　　　　　　　　窑奴 　　　　　　　　　　想一想 　　　　　　　　　　是什么样的土地 　　　　　　　　　　才生长出这样的生命悲剧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暴力、恐吓和欺骗是黑窑的真相 　　　　　　　　　　我诅咒 　　　　　　　　　　但我知道靠诅咒毫无用处 　　　　　　　　　　并且，当我略一回顾 　　　　　　　　　　看到的窑奴遍布国土 　　　　　　　　　　他们的身上贴满了种种标签 　　　　　　　　　　我知道整个的中国就是一座黑窑 　　　　　　　　　　我知道这里的人们谁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躲进地下变成了 　　　　　　　　　　一条蚯蚓 　　　　　　　　　　一口口吞吐着这有毒的土壤 　　　　　　　　　　（2007-06-26皖南） 　　　　　　　　　　鸟人 　　　　　　　　　　我的背上长出了翅膀 　　　　　　　　　　我看到天空飞满了鸟人 　　　　　　　　　　鸟人没有祖国 　　　　　　　　　　鸟人不被代表 　　　　　　　　　　鸟人没有户籍和国籍 　　　　　　　　　　鸟人鸟人 　　　　　　　　　　鸟人在天空言论自由 　　　　　　　　　　鸟人在天空成为公民 　　　　　　　　　　（2007-06-09）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救赎 李对龙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最后一章（第七章）是《卡 列宁的微笑》。卡列宁是女主人公特蕾莎养的一条宠物狗，这个世界 上唯一不会背弃她的伴侣。男主人公托马斯在与别的女人幽会的同 时，弄来了这么条狗，让它陪伴自己的妻子特蕾莎。一晃十年，当托 马斯夫妇在共产主义暴政面前选择放弃反抗，避居乡村过起了田园牧 歌般的生活的时候，卡列宁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卡列宁的微笑》 一章所讲述的，便是托马斯夫妇如何陪伴卡列宁走完它最后的时光。 昆德拉与托尔斯泰一样，写小说时喜欢中断故事情节，自己跑到前台 来“说教”一番。面对卡列宁最后的“微笑”，昆德拉说，“人类真 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 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是最为彻底的测试，但它处于极深的层 次，往往不为我们注意），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 的关系如何。人类根本的失败，就是这方面造成的，其为‘根本’， 是因为其他的一切失误均由此而产生。” 每次读这段话，我内心都会受到莫名的触动，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共 鸣。虽然我无法苟同昆德拉的小说所肯定的放弃世俗化的社会责任的 生存理念，但起码这一小段话让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昆德拉是在刻意 寻求一种最“根本”的救赎途径。这犹如康德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先验 论，虽被诟病过于抽象缥缈，但却是在从心灵深处寻求人类本真的真 理。《卡列宁的微笑》一章里，昆德拉一直在刻意营造一种回归原 始、和谐求真的生存图景，我似乎明白了他的用意。昆德拉说，当尼 采抱住正遭抽打的马痛哭时，他找回了自我，便也疯掉了。当然，即 使昆德拉具备这种境界，也是咱们那些惯于玩弄文字游戏的“中国昆 德拉”们所无法企及的。 当我在阴雨绵绵的街上，用手轻轻捧起一只被丢弃的尚未满月的幼猫 时，它柔弱的身躯紧贴着我的手掌。在这湿凉的天气里，我越来越强 烈地感受到了它身体的温度，由温热到炽热，这是生命的温度呵。它 一直传达到了我的内心深处，让我忽然有种莫名的感受。是的，此时 此刻，这柔弱的小东西已经为我所掌控。我因此而窃喜，虽然我并不 比它强大多少，但这已足以让我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优越感。一种难以 察觉或者说我根本不想察觉的优越感。 这份隐藏于我内心深处的优越感，可以通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表现 于外在：怜悯，或仇恨（具体说就是一种畸形的对残弱的嗜血与虐杀 心理，越是生存于暴力环境中的人，这种阴暗心理就却强烈）。这两 种方式，对我自己而言，会是两个不同的我，对幼猫而言，会是两种 不同的命运。诚然，此时的我，怜悯之心占了上风，但我仍因此而感 到罪恶，它直斥我内心深处的那份可怜的优越感。是的，即使昆德拉 的那段话也并未明确指出，生命是平等的，生命是需要尊重的，或者 说是一种敬畏。无论仇恨还是怜悯，都是对生命的亵渎。我终于又意 识到自己无权支配这只幼猫的生命，此时我内心的怜悯，已为一份孱 弱的责任感所取代，它使我无法舍弃幼猫。后来，这只幼猫奇迹般地 存活了下来，欣喜之余，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尊严。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康德的墓志铭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 常反复地思索，它们便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 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或许，最本真的东西 才有可能是最本真的救赎；与“伟大的进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 轻》第六章）相比，“卡列宁的微笑”才是这最本真的救赎。当然， 这对当下中国而言，虽然未必能有直接的实际效应。但是我想，如果 奴工事件的始作俑者们懂得敬畏生命，如果邓小平、毛泽东懂得敬畏 生命，如果希特勒、东条英机懂得敬畏生命……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7-05-27；http://www.fireofliberty. org。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日本是台、中关系磨心 林保华 ┌────────────────────────────┐ │　连战去了中国以后在中共的头头面前，连自己的国家──中　│ │　华民国──是个主权国家都不敢说一声，连自己的党──中　│ │　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中国泛蓝联盟成员──为了欢　│ │　迎他而被中共迫害都不敢吭一声。对此，我极端不同意；对　│ │　他，我极端不齿。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有权饱他以　│ │　一拳或者丢他以一石。　　　　　　　　　　　　　　　　　│ │　　　　　　　　　　　　　　　　　　　　　　　　　　　　│ │　但是，有些中国人却自以为“我不同意他，就可以打他”；　│ │　打了他还认为自己了不起！〈一叹！〉　　　　　　　　　　│ │　　　　　　　　　　　　　　　　　　　 ──洪哲胜 编按　│ └────────────────────────────┘ 李登辉前总统访问日本期间在成田机场向他丢掷宝特瓶的中国人士薛 义被日本千叶县法庭判罚款约50,000台币。在宣判前，有十几位中国 人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手持标语横额，高呼“释放薛 义”、“台独死路一条”等口号在日本大使馆前聚集。显然这是中国 政府默许下，代中国政府向日本施压。不过向日本大使馆表示“台独 死路一条”，矛头对着台湾而不是日本，是不是认为台湾现在是日本 领土的一部分？ 查薛义今年32岁，辽宁人，任职于香港一家集团公司在东京设立的软 体发展股份公司中任职。以他的这个年龄，“6．4”后正是读高中与 大学的年代，正好接受中共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是典型的“愤 青”。与中国其他愤青不同的是，他还有行动，从此，他将成为中国 愤青中的“民族英雄”。如果追溯他的爱国血统，应该还是薛仁贵或 者薛丁山的后代。 千叶县法庭的法官认为，薛义此举属个人行为，并无组织背景。而薛 义在缴付罚款后表示，他之所以作出这种行为是因为“讨厌李登 辉”。而在宣判前，中共的御用舆论已经说，李登辉是普通人，因此 薛义向他丢掷东西，是“一介平民”之间的事件，又没有造成伤害， 因此不是严重的事情。 果然如此吗？如果李登辉是“一介平民”，那么李登辉几次为了去日 本导致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不是疯子的行为？也正是这种疯子行 为，影响了薛义的行为。如果日本法庭认为薛义精神有问题，他老兄 就可以借此脱罪了。但是看来日本法庭没有接受这种说法，也许也对 薛义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检测，认为他是政治病而不是生理病，所以判 他罚款。否则“讨厌”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向他丢掷东西，日本还有法 制吗？当然，相信日本法庭也有考虑政治因素，因为恐怖暴力行为不 一定须有“组织背景”。何况，即使北京没有直接指挥薛义的行动， 但是薛义却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愤青典型。 当然，日本法庭对薛义的罚款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应该还是由中国外 交部代他付比较合理。如果中国外交部正式聘请这种“刺客”，决不 会如此廉价。凭这一点，中国外交部还应该大摆宴席给他压惊，对其 他愤青以身报国才有鼓励作用。 然而中国外交部不能太高调做这件事情。因为中国人“讨厌”中共贪 官污吏的很多。举个例子，现在江泽民已经退休，成为“一介平 民”，且不说被他血腥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要向他清算血债，那些上访 要求讨回公道的普通老百姓是否也可以向他丢掷东西？当然，这个机 会并不大，江泽民是过街老鼠，绝对不会象李登辉那样与民众接触。 不信，试试。 日本政府这次再成为台、中关系的磨心。这以前诉讼长达几十年的光 华寮案件的反复就是典型。战后日本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摇摆，决定 了中国对日本政策的软或硬。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煽动民 族主义的必要，日本要维持“中立”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没有一个 国家的政党（台湾除外），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可以保持“中立”。在 这个问题上，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感受要比美国强烈，所以最后它也 不可能在美日安保条约中对台湾防禦问题上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的态 度。 以薛义的软件业务，他很可能会来台湾洽谈业务和旅游观光。但他这 次的政治表现，台湾会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吗？ 〔转载自《台湾时报》。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梦寐以求的“居者有其屋” 貌强 有朋自远方德国来，他对中世纪以来格罗宁根（Groningen）市基督 教慈善家的“居者有其屋”，十万分仰慕，12万分想瞻仰，然而，他 却只有一天时间。他说上次他只有半天时间，他明明是上了去格罗宁 根的列车，却到了Leowaarden市，结果空手失望而夜返德国。我告诉 他火车来回就要坐六小时。他还是坚持要去。我自觉该急朋友之所 急，义不容辞，就立即带他上火车。 列车分两段，前段标明Leowaarden，后段标明格罗宁根。我恍然大 悟，说，“你上次一定是上了Leowaarden的车厢”。我选了后段，安 慰他：“别担忧，这车厢会一直拉我们到格罗宁根”。 我们一路上谈天，东南西北，声音都沙哑了。突然火车停止不走了， 他惶惶然东张西望，我一瞥窗外，说，“到格罗宁根了。你看这车站 多么旧──1900年建的”。 走出车站正门，阳光下见到一匹吃草白马塑像，马尾站着一位健壮匹 夫。我说：“这是Loeks叔叔与他的马。典故出自格罗宁根名歌 “Peerd van Ome Loeks”，即Loeks叔叔的马。该塑像曾到鹿特丹 E55参展，代表格罗宁根”。 “不瞒你说，我一心只想参拜意义重大的格罗宁根慈善屋──由中世 纪基督徒捐献，专供贫困无助的老人家、寡妇、孤儿、病人等安身。 弱势群体一直免费安居至今”。 我笑：“让我们坐上Loeks叔叔的马，快马加鞭去参拜！”，于是就 带他直奔古老社区去看那12处慈善屋。 我们急行而至Rademarkt街警察局对面，迎面见到： １、标明MDXVII的St.Anthonygashuis。 　　朋友不知MDXVII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建筑年号，是罗马数 　　字──只有七个，M=1000，D=500，C=100，L=50，X=10,V=5, 　　I=1。MDXVII就是1517年”。 　　他大惑不解：“1000-500-10-5-1-1，莫名其妙！”。我说： 　　“在同位数中，小数目在大数目之前要减，而在大数目之后则要 　　加。看那小数目V与II，是同位数，所以V是5，而II=1+1=2。若 　　这2是在大数目V5之前，就要5减2而得3，现在它是在大数目V5之 　　后，所以要加之，也就是5+2=7。所以， 　　　　MDXVII=M+D+X+V+2=1000+500+10+7=1517年， 　　那是中国明朝或缅甸掸王朝末年”。 ２、看完St.Anthonygashuis，我们向Kleine Pelster街走去，迎面 　　见到标明MCCLXVII（即1267年）的Heiligen Geest Gasthuis。 　　这是格罗宁根最古老的教堂──当年（1267年即中国元朝初年， 　　缅甸蒲甘王朝末年）乌特勒支（Utrecht）大主教到访并在此下 　　榻过。看教堂上挂的钟，它是MCDLIX（即1459年）制造的──此 　　乃格罗宁根最古老的钟。后门顶端有基督一双十字上下而叠，那 　　是中世纪刻的。 ３、看完Heiligen Geest Gasthuis，向西直走，转入Munnikeholm街 　　三号，赫然可见标明MDCIV（即1604年）的Aduardergasthuis 　　──这是Aduarder Klooster Wilhelmus Emmen（最后一个修道 　　院院长）捐献给穷人住的。 ４、接着向前走，拐入13世纪古道A-Kerk街，不远处就是标明MDCXXI 　　（即1621年）的Armhuiszittend Convent。 　　我歪着头看上面的刻字老半天（古荷文与德文同宗，随着读音、 　　拼音法的演变，以及荷、德、英、法四国的强弱形势所影响，50 　　年一小变，百多年一大变，渐行渐远，最后形成今日荷文），然 　　后一字一字翻译给朋友听：“入居者条件：必须是无家可归者， 　　但不是乞丐”。 　　我们走进天井，见到MDCCLXIII（即1763年）设置的老旧抽水 　　泵，围以暗红色砖头。 ５、A-Kerk街转弯处，是标明MCDLXXIX（即1479年）的Sint Annen- 　　gasthuis，看街名，是Oude Kijk in t' Jat街，望门牌，是四 　　号──这栋是寡妇Syerd de Mepsche捐献给穷人住的，入住者的 　　条件是“无依无靠、穷困潦倒的老年人”。目前七名老妇人长住 　　此屋，门口有七个信箱。 ６、向左拐进Visser街，13号是Latteringegasthuis──初建于 　　MDCXXXVI，即1636年，重建于MDCCXXXVI，即1736年。 ７、Visser街50号是Zeijlsgashuis，标明建于MDCXLVI，即1646年， 　　是 Berend Janssen Seilmaker夫妇与寡妇妹妹Grietje 　　Hendriks共同捐献给穷人住的。目前住着四位老妇人。 ８、邻屋52号是Schoonbeeksgasthuis，是寡妇Hendrick Wijtzens 　　在MDCXCVI即1696年捐献的。她深深体会“人生充满艰难困 　　苦”，所以立遗嘱“让任何三家穷困的天主教徒长期居住，并在 　　圣诞节赠送定量奶酪与粮食给他们过节”。 ９、转个弯，进入Gasthuisstraatje小街，门牌二号就是19世纪重修 　　的Annagasthuis，当时因厨房太棒了而取名Lekkerbeetjesgas- 　　huis（精舍），是Jacob Grovens 与 Etteke Sluchtinge捐献给 　　12名穷人安身的。 10、转个弯直走，再转两个小弯进入Hardewijker街，该街39号就是 　　Corneliagasthuis──是Cornelia Tellegen夫妇在1860年捐献 　　给穷人住的。 11、再直走，转进Kattenhage,在转角处由门牌四号到14号，是一组 　　房屋Olthofsgasthuis，目前一群贫困无住所的年轻人安栖于 　　此。其对面就是王子花园（Prinzenhof），不仅挂有1731年设置 　　的日影时钟，还种满鲜花与各类治病药草。 12、Geertruidsgasthuis是在Peper街，由Bermeer Solleder父子捐 　　建于1405年，专供参拜Martini教堂的贫困天主教徒免费住宿 　　──就如今日教会旅舍。1594年以后，改为养老院。 瞻仰完12处“居者有其屋”后，朋友仰天长叹：“目前，近十亿中国 各族人民，买不起也租不下那么昂贵的商品房；刚才瞻仰的格罗宁根 的基督慈善屋，以及荷兰、瑞典、香港、新加坡等地大比例的廉租屋 与廉价房，其实就是中国广大穷苦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福利 房”。 我更感慨万端：“在我出生与长大的佛国净土，因所谓的缅甸社会主 义经济崩溃，缅甸各族人民由昔日繁荣富裕而深陷贫穷落后、饥寒交 迫绝境；又由于半世纪的种族灭绝内战，近百万缅甸土族难民流离失 所，上无片瓦。资本主义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荷兰、瑞典、挪威等， 简直就是缅甸各族人民所渴求的社会主义、延安灯塔、香格里拉、或 极乐世界！刚才我们看到的格罗宁根基督慈善屋，其实就是缅甸穷苦 人民梦寐以求的“居者有其屋”愿景。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谢长廷：两岸共同市场将台湾 变成中国的离岛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温贵香台北26日电〕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今天表 示，两岸经贸政策他倾向开放，但必须兼顾主体性与开放性，至于对 手马英九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概念、无限开放，将整个台湾变成自由 贸易区，他持保留态度，因为不能将台湾变成中国的离岛，这是很危 险的。 针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近来提出的两岸经贸政策，谢长廷下午 召开记者会一一驳斥表示，台湾很多问题不是经济不好产生问题，例 如国会恶斗、Ｍ型社会造成的分配不均等，都不是ＧＤＰ、经济成长 的问题，所以马英九不要诊断错误。台湾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生活品质 的提升，生活品质提升包括社会公义、族群和谐、政局安定、环境保 护、经济成长等是整体的概念。 谢长廷指出，马英九提出的诊断、药方，完全是经济挂帅的商品经 济，他所主张的是幸福经济、是生活品质提升的概念，两者有所不 同，而马英九表示2011年国民所得要提高到两万美金、股市上万点 等，这些都是经济的末梢面，目前台湾股市约九千点，要上万点，不 必等到马英九当总统就可以达成，马英九的目标都很低。 针对马英九提到恢复台湾的核心价值，谢长廷反问马英九“什么是台 湾的核心价值？”谢长廷表示，台湾的核心价值是台湾要民主、幸 福、尊严，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马英九讲的核心价值是勤劳、刻 苦，台湾人几百年来就很勤劳，不必等他当总统。 谢长廷表示，马英九说台湾没有联结中国就没有价值，台湾要联结中 国才有希望，但他认为，台湾不一定要联结中国，台湾能够对世界有 贡献，未来能够帮中国解决很多问题。 针对马英九提出两岸共同市场政策，谢长廷表示，两岸政策不适合比 赛，比谁比较爱台湾、比谁比较开放？对马英九与萧万长两人提到自 由区的概念，他则赞成，过去他也曾提出境外高雄的概念，但马、萧 把台湾当成自由港则有问题，如果把台湾当自由港，台湾就会变成中 国的离岛。 谢长廷指出，马英九主张开放中国劳工来台、农产品来台，他都反 对，一旦开放中国劳工来台，不得了，整个路上都是陆劳，这太危险 了，有一位中国学者质疑，台湾自己提这个政策很大胆，他不敢想 象，无法想象有一天在高雄港突然几十万中国劳工，这是不得了的事 情。 谢长廷强调，他的两岸经贸政策倾向开放，中国到台湾的资本与人数 要开放，但台湾到中国投资项目包括高科技、农业科技等要管制，绝 对不能说两岸是共同市场，可以自由来往，这个不可以。 谢长廷强调，两岸政策必须主体性与开放性兼顾，而马英九的两岸政 策是无限开放，且对马、萧提出两岸共同市场概念、将整个台湾变成 自由贸易区等，他都持保留态度，因为不能将台湾变成中国的离岛建 设条例实施对象，这是很危险的。 〔转载自《yam天空新闻》2007-06-26 20:14；http://news.yam.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张璧坤 “二．二八”人物小传 曾建元 张璧坤（1924-09-05～1955-09-26），同学称其绰号为甘地，逃亡时 化名吕水清，台南州东石郡朴子街（今嘉义县朴子市）人，1924年9 月5日生，自幼体格高大，每逢台湾学生受日本学生欺侮，每挺身而 出，日渐萌生民族意识。朴子男子公学校、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毕， 任职于东石郡役所，并受征召入日本陆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太平洋战争结束，归建东石郡役所，奉派至日本军队点收物品，并响 应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1946年考取国立台湾大学，8月再考取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考选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法政 科，乃选择就读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系。10月25日，于台北市 中山堂与民众共同欢迎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来台视察。经三个月于升 学内地大学公费生班受训，于11月至暨大报到。 在暨大就学期间，思想左倾，常与暨大14名台湾公费生至台湾旅沪同 乡会会长李伟光主持之伟光医院处集会。1947年1月1日，上海大中学 生举行抗议美国强暴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暴行之游行活动，由台湾学 生担任纠察队作为队伍前导。2月，台湾爆发“2．28”事变，暨大台 湾公费生集会座谈并出版壁报、演讲声讨政府暴行。而由于国共内战 日益激烈，影响学生公费预算，乃有抢救教育危机之学生运动爆发。 1947年5月17日，上海国立大专院校在上海医学院召开学生代表联席 会议，成立上海市国立学校学生联合会，并由各校推选代表组成沪杭 区国立院校抢救教育危机晋京请愿联合代表团到南京请愿。暨大、复 旦、同济、交通等校相继罢课，18日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 法》，禁止十人以上请愿、一切罢工、罢课与游行示威，但当日上 午，上海各校学生仍云集暨大欢送晋京请愿代表团并举行“反内战、 反饥饿”大游行。国民政府军警布设五、六道防线，企图阻止学生游 行。暨大学生排在最前列，交大殿后，当游行队伍到达苏州河边河南 路天后宫桥，为军警马队拦住去路，张璧坤与台湾籍暨大学生罗美 行、杜长庚等一跃而上，抓住缰绳，扭转马头。马队阵脚大乱，学生 们乘机冲过防线。最后胜利到达公园。赴南京请愿学生代表团，于20 日于南京珠江路为军警镇压，是为“5．20”血案，上海学生乃于21 日下午成立南京惨案后援会，向政府提出抗议，有中上学校70余所参 与23日、24日总罢课。由于暨大在学运中的活跃表现，乃赢得东南民 主堡垒的美誉。28日，军警持枪进入暨大逮捕学生60余人，其他各校 亦有学生被捕。30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成立，暨大当选为主席团成 员。暨大、交大、复旦等校教授抗议政府逮捕学生，宣布罢教，6月3 日成立营救被捕同学家属联合会。政府不得不于8日前陆续释放被捕 学生。10日，全上海市学生举行控诉总罢课，红5月学生运动始落 幕，事后暨大有100多位学生遭停止公费或退学处分。 1947年暑假，张璧坤返乡与蔡德本、郑文峰等组织朴子学生联谊会， 任副会长，并参与台语改编之曹禺《天未亮》（《日出》）、田汉 《南归》与亨利．贝拉曼原著、萨姆．伍德导演之电影改编之《金石 盟》等戏剧于台北、嘉义、朴子各地之演出。9月，暨大左翼社团雷 社创社，张璧坤参与其间，12月，暨大史地学系台湾公费学生徐萌山 出任雷社社长。雷社主要活动为印发书刊《黎明》，组织山海工学 团、读书会、报告会，开展系科班级工作与社团活动，著名活动有号 召同学到上海棚户访问、办理沪西区工人夜校、到苏南太湖、宜兴从 事社会调查与农民运动、发动抗议政府于1947年10月29日于狱中杀害 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及发动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的 救饥救寒运动。1948年4月，张璧坤参与徐萌山领导雷社串联暨大学 生参与上海学生旅杭团，至杭州春游并于浙江大学于子三广场公祭于 子三与举行控诉会和团结晚会等系列活动，8日，参与暨大“4．8” 反迫害斗争，与中国国民党籍职业学生冲突，遭到打伤，为徐萌山掩 护送伟光医院救治而免遭逮捕。下半年，台湾省政府停发公费生生活 费，8月26日，上海特别刑事法庭对具有共党间谍嫌疑之上海各大学 学生展开大逮捕，张璧坤、徐萌山及白明三名台湾学生列名其中，张 璧坤乃经地下党安排逃离上海，于10月返回台大经济系就读。 张璧坤返台后，即应台大同班同学郑文峰邀请，参与中国共产党台湾 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台大法学院支部，接受郑文峰与叶城松 领导，并协助担任台大法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之叶城松办理会 务。台大训导长郑通和于1948年10月命令学生社团于12月办理重新登 记，张璧坤则协助叶城松陆续成立台湾歌谣研究会、合唱团、时事研 究会、台大壁报会以及流动图书馆，并参与推动1948年10月反续招生 运动、1949年2月自费生与半自费生请求补贴米贷运动、3月29日青年 节营火联欢晚会，和支援“4．6”事件救援行动等活动，同时将中共 地下党党报《光明报》按学生名册分别邮寄，并在公共场所书写标 语。 1949年8月，台大法学院商业专修科毕业生王明德等多人被捕，《光 明报》组织系统曝光，叶城松于10月逃亡，张璧坤乃继叶城松，接受 学工委徐懋德领导，出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1950年2月徐逃亡， 于3月偷渡大陆，张璧坤改由学委会书记开南商工职业学校教师李水 井领导。先后吸收省立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及黄嘉烈、李 炎辉、张英杰、欧振隆、洪金盛、吴崇慈等人加入地下党。同年5月 李水井被捕，张璧坤逃亡，在朴子家中二楼以绳索缒至邻家屋顶逃出 军警包围，匿居于楫子寮，1951年行藏暴露，于员警包围楫子寮住处 之前一日脱逃至嘉义山区。1954年2月8日，张璧坤乔装农夫化名吕水 清下山，嘉义县警察局依线民张敏子情报，于嘉义市东市场逮捕正在 吃面的张璧坤，押解途中，张璧坤试图跳车未果。循供再逮捕叶城 松、胡沧霖等人。1955年4月25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台湾省 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被告，判决叶城松、张璧坤死 刑，张璧坤之父张其德，以藏匿罪名判刑十年。同年9月26日，张璧 坤与叶城松、胡沧霖、赖正亮、吴玉成等五人在马场町遭到枪决，押 送刑场前，行经张其德牢房喊“爸爸”辞行。 【参考文献】 ◆沈怀玉访问：《张白鹤、张缎姐妹访问纪录》，林正修总编辑， 　《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相关人士口述历史──白色恐怖事件 　查访》，上，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民国88年9月，页314～ 　322。 ◆李玲虹：《忆父亲李伟光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编，《台湾人与新中国──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台湾同 　胞》，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2月，页176～185。 ◆徐萌山：《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同上，页256～264。 ◆国家安全局：《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人案》，李 　宣锋、王加俊、邓小兰、许秀钱、王韵 ◆雯主编：《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四〕 　──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87年6月，页345 　～348。 ◆暨大宣传部：《暨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http://school.gd.sina.com.cn/news/2006-10-27/ 　2916458.html，2006年10月27日。 ◆曾建元、曾薰慧：《青春战斗曲──战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事件之 　研究（1945～1955）》，《当代》，第230～231期，台北，2006年 　10月1日至11月1日，页82～109、114～137。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11 　月。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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