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6-24 新闻与评论 探索道路 ◆信息安全与出版自由的法律平衡　　　　　　（武汉）乔新生 ◆多党制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之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政府应保证动迁户有居住权　　　　　　　　（丹东）田晓明 民主理论 ◆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湖南）金海涛 运动留痕 ◆我的退党经历（之2） 　　　　　　　　　　（纽约）方影竹 ◆华府新纪念碑创建人：遭中共谴责 你一定是做 　《大纪元》 迫害实录 ◆一生磨难志不衰──记中国骨科专家右派车玉生氏　　严家伟 ◆严正抗议自贡法院“6．22”枉法审理护地农民告警　 刘正有 ◆《财经》杂志“泄露”中办文件先跌倒后爬起　　　　昝爱宗 文艺春秋 ◆中国孩子──尊严断章（之2） 　　　　（山东烟台）李对龙 他山之石 ◆马萧速配．台湾各界普遍看好　　　　　　　　　《大纪元》 ◆如果我的老板是刑事累犯　　　　　　　　　（台湾）朱立熙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信息安全与出版自由的法律平衡 乔新生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信息发布的内容，必须坚持下列三原则： 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得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进行事先审查；新闻媒体和 公民在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行政机关对社会流 传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及时加以澄清，并主动发布正确信息，对散布 虚假信息，造谣惑众，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行政机关和司 法机关应当及时加以打击。 2007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草案），删除了第57条关于“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 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内 容，从而使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更趋合理。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表示反对意见，是因 为这项规定与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出版自由存在明显的冲突。首先，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 府规章凌驾于宪法之上，触及到了我国宪法公民权利的底线，是一个 “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立法行为。其次，法律（草案）规定不得 “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法律授权不明，给行政机关限制出版自 由提供了“空白支票”，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限制地干预新闻媒体的新 闻报道活动。 出版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如果法律授权行政机 关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事前审查，那么，宪法上的出版自由就难以落 到实处。 然而，拒绝行政机关事先审查，并不意味着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不受 限制。为了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对法》必须对突发事 件的相关信息发布作出规定。但是这项规定不得违反宪法的出版自 由，不得在新闻媒体或者公民发布信息之前，建立所谓的信息过滤装 置。 那么，如何在信息安全与出版自由之间实现法律平衡呢？首先，政府 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履行信息发布的职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事实证 明，政府提供的信息越充分，社会的不良信息或者虚假信息就会越 少。其次，新闻媒体可以按照新闻操作规则自行发布突发事件信息， 但是，新闻媒体必须对自己发布的新闻作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第 三，如果新闻媒体或者其他个人发布虚假信息，从而造成社会危害， 那么，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当及时介入，发布准确信息，并追究 造谣惑众者的法律责任。 换句话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虚假信息的出现。行政机关或 者司法机关反应越快，虚假信息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小。但是， 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不得在信息发布之前设置屏障，或者要求信息 发布者必须提交有关新闻报道内容，进行事前审查，如果那样的话， 就会侵犯公民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在有些学者看来，这样的制度设计或许是被动的。但如果允许政府部 门提前介入，进行嵌入报道，或者授权突发事件的应对部门进行新闻 专项审查，那么，新闻媒体就没有了出版自由，公民就没有了言论自 由。为了实现信息安全与出版自由之间的平衡，必须容忍信息发布中 可能出现的混乱现象。只要国家的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和 法律，谨慎地处理突发事件信息发布行为，那么，就一定能将错误信 息发布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在现代社会信息的流动有自己独特的方向。政府既是重要的信息来 源，同时又是社会信息的澄清者。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布突发事件 的相关信息，同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错误信息，政府有义务及时加以 更正。在有些时候政府发布正确的信息，就是对错误信息的有效过 滤。如果政府忙于过滤，而没有及时发布正确信息；或者只满足于发 布信息，而没有及时对社会信息澄清过滤，那么，在信息市场就会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些人宁可相信未经证实的信息，也不 愿意相信政府发布的正确信息。 当然，新闻媒体在信息的发布中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如果新闻媒体听 风就是雨，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没有履行核实的义务，将错误的信息 放大；或者参与制作虚假信息，借以制造社会轰动效应，那么，新闻 媒体及其负责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突发事件应对法》在信息发布环节应该注意下列三个方面：首先， 在强调政府发布信息及时性的同时，强化政府信息澄清的功能，对社 会上的错误信息及时加以澄清；其次，新闻媒体在追求独家信息的同 时，必须履行法定的职责，不得根据道听途说制作新闻作品，也不能 编造信息向公民求证，从而加重公民或者社会民间组织的负担。对已 经出现的社会信息，新闻媒体应当向政府部门求证，同时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进行自我查证。如果违反了新闻制作的法定义务，那么新 闻媒体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最后，公民面对突发事件信息应当保持清 醒的头脑，在未经权威部门核实或者自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不得通 过各种渠道发布错误信息，否则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是针对突发事件中政府行为制定的 规则，属于行政法律规范，所以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应该把信息 发布规范的重点放在行政机关。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中的法 律责任，应当由专门的新闻法律制度加以确定；而公民在突发事件信 息发布中的责任，则应当由《刑法》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法》加以规 定。 总而言之，《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信息发布的内容，必须坚持下 列三原则：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得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进行事先审查； 新闻媒体和公民在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行政机 关对社会流传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及时加以澄清，并主动发布正确信 息，对散布虚假信息，造谣惑众，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行 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加以打击。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多党制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中国民主党诞生九周年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 九年前的今天，浙江省杭州市的上空炸了一声惊雷：王有才、王东 海、林辉三人代表杭州的进步人士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了正式成立中 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申请。这一天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第一 天，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民主世界的领袖对最大的独裁国家的 访问上，但是杭州的这声惊雷无疑使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从北京移 到了浙江。转瞬间，国际舆论对杭州的创举进行了集中的报道。紧接 着，湖北、山东、北京、辽宁、黑龙江。贵州、四川等全国许多省份 也纷纷向当地政府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筹委会或党部。待中 南海的寡头们惊魂稍定后，立即对中国民主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王 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徐光、祝正明等 一大批民主党的创始人先后被投进监狱。 中国民主党的诞生，打破了中国共产党做“共始皇”的美梦。有人 说，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所以中国不能实行民主。这话不对。实际 上，在远古时代，中国就有“尧舜禅让”的故事。禅让实际上就是一 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尧舜禅让”这个故事无法考证，但反映了那个 时代的一种民主理念。后来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僭越者，把国家政权 视为私有之物，想世世代代霸占下去，结果引起天下纷争，民不聊 生。中国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曾经反对过这种把国家政权视为 私物的专制独裁思想，也曾大力鼓吹过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它掌握全 国政权后，立即反其道而行；非但如此，它还要模仿最专制的秦始 皇，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共始皇”。与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不同，共产 党不仅独霸国家政权，还要独霸意识形态，不许人民有自己的思想。 它泼妇似的要“绝对领导”这个，“绝对领导”那个，还厚颜无耻地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 写进宪法，比一个宗教国家还宗教国家，比邪教还邪教。人民生活在 这样一个极权国家里，简直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什么叫水深火热？这 就是水深火热。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包括国内一些善良的人，把中 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自身的变化上，让共产党来主导民主。 这无疑与虎谋皮。历史将证明，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是多党制，任何一 个不受监督的政党执政，都不会使中国实现民主化。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党为其他民主 政党提供了一个样板。尽管中国民主党还不见容于共产党，还要受到 它残酷无情的打击，但中国民主党压不垮、打不烂，它不会屈服于任 何强权。它已成功地冲破了党禁，它将顽强地战斗，争取在中国实行 多党制，因为多党制是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2007-06-25） 〔提供者：（杭州）吕耿松〕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政府应保证动迁户有居住权 田晓明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2001年，石双月家位于北京市区的几间平房即将 拆迁，全家决定再购买一套住宅，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位于北京市 房山区良乡镇太平庄村的紫金苑小区引起了他的注意。中国人一般都 愿意住在市区里，石双月为什么偏要到北京郊区买房子？因为他的房 子被拆迁后，得到的补偿款不多，拿这些钱买不起市区内的房子，所 以就要到郊区去买那些便宜点的房子。 石双月买的这种房子是乡村在本村集体土地上集中建设的农民住宅 楼，除用来安置本村的村民外，还以较低的价格向外人销售，这些房 子一般俗称“小产权房”。 在城市房价高涨的刺激下，城市郊区的“小产权房”也日益热卖。但 走俏的背后，还有着一系列法律问题的困扰。建设部表示，非乡村成 员购买此类房屋，将无法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 护。有些项目允诺办理的“乡产权”、“小产权”，均不符合法律规 定，不受法律保护，即不能办理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契税证等合法 手续。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关键点： １、石双月家的房子遭到了拆迁，用这些补偿款无法在市内买房； ２、他在郊区买的房子的产权不受法律保护。 开发商给动迁户的补偿款不能太低，如果是太低，动迁户拿着这笔钱 在市内就买不到房子，他们就必须在郊区买房子。郊区的生活服务设 施不如市内完善，一人从市内搬到郊区，他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如 果他的工作场所也在市内，那么他搬到郊区以后，交通费用也会增 加。一个动迁户为什么要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来成全开发商呢？在 商业活动中，任何人都没有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义务，所以动迁户有 理由向开发商提出提高补偿的要求。 在现实中，动迁户提出的要求很难得到开发商的回应，最后，动迁户 都是拿着可怜的补偿款卷起铺盖走人。一个人如果不走，会遇到断 水、断电等状况。还有的动迁户家的玻璃被砸，房子被点着火。最后 期限来临时，城管、警察一起出动，将动迁户扫地出门。北京的很多 动迁户都是这样被迫离开自己居住多年的家园。 被迫离开市区，能在郊区买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也行吧。可是这样 的想法也是做梦。北京动迁户在郊区买到的小产权房子永远都不是自 己的。这也太不人道了，你不让人家在市内住，又不让人家在郊区 住，那他们不就成流浪者了吗？难道让他们顶个帐篷在北京街头乱 串？让居者有其屋，这是政府的责任。现在的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动 迁的市民自己想办法买了一些便宜房，政府还不承认人家有权拥有这 些房子，这实在是有悖于情理。政府不要难为这些动迁户了，给他们 办理产权证，这是最佳的选择。 政府如果不能尽快地将房价压下来，更多的乡村还会在自己的土地上 盖价格便宜的房子，供给那些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的人。这样一来，农 村的耕地会进一步减少，中国的粮食产量也许会进一步减少。 （2007-06-2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金海涛 我党新生代理论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据说还是胡总书记幕僚 的俞可平先生今年前些时候推出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曰《民主是 个好东西》。此文甫经发表，即把这位理论家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 时评论如潮。有人叫好，因为他说西方模式的民主不一定是个好东 西，这当然符合不少人的口味；有人批判，当然批判者不仅国外有， 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另类批判，那些“左家庄”的人就说那篇文 章没有谈到民主的局限性，其实，不是什么局限性的问题，他们连 《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也难于接受，怎能让他们接受《民主是个好 东西》？虽然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先生不改初衷，坚持己见： 民主是个好东西。依笔者之见，在当今的中国，在没有公正的法律保 障下，那些披上民主外衣的“伪民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可 能是个“坏东西”。不信，请看媒体最新曝光的基层“民主选举”所 暴露出来的所谓“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最基层的权力机构是村委会，据说村委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的，连美国前总统卡特领导的一个基金会也非常关注中国基层的民主 选举，据说还给予了资助。最近，天子脚下的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 兴庄村村委会要进行换届选举了，初选结果已经出炉，虽然离正式选 举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每天都有不同的两拨人分头到选民家里去索要 选民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要拿到一张选民证就可以在投票当日 代替那个选民证上的人去投上一票，至于到底把票投给谁，那就完全 由手握选民证的人去决定了。比方说吧，只要张三拿到李四、王五、 赵六的选民证，他就可以代替李四、王五、赵六去投自己的票；如果 张三能拿到全村50%以上的选民证，那么，他就肯定能够被选上村委 会主任了。于是，初选“胜出”的两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就动起了脑 筋，疯狂活动了起来，到各家去索要选民证。但选民也学得狡猾了， 干脆将选民证“明码标价”，谁给钱谁拿走，也就是卖给索要选民证 的人。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了：选民证成了大兴庄 村民炒作的“股票”，一路被炒高，一张选民证竟被炒到了高达数百 元，而且是“一天一个价”；有人甚至在电线杆上留下电话号码“叫 卖”选民证。好不热闹。“一名村民说，6月20日预选结束当晚开 始，就有人上门收选民证，方式则五花八门：有的是村干部上门，不 说理由就将选民证拿走；有的承诺当选后给钱；有的托关系说情，说 借用一下选民证”（见2007年6月22日《新京报》）。这当然是两位 候选人炒起来的，但现任村干部与候选人互相指责对方在做手脚。然 而，如果不是双方都在去索要、购买选民证，那选民证能够成为大兴 庄村的“股票”么？价位能够越炒越高么？ 看来，在宋庄村即将进行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中的这个所谓的“民 主”怕不能被称之为什么“好东西”了，甚至在这场民主选举中，那 所谓的“民主”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坏东西”了。 十多年以前曝光的事件是，一些地方的村委会选举时，村委会主任会 亲临各家各户送上一元钱，请他们投票时选自己。所以，那时的价位 还比较低，完全不象今天大兴庄村的选民证那么值钱。 上面说的是中国最基层的权力机构的选举所暴露出的问题。其实，从 去年开始的中共各级党委以及人大的换届选举就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大多涉及贿选，为了被选上书记、副书记，或者人大代表，一 些人费尽了心机，当然钱是必须出的。问题倒不在于选票价钱的高 低，而在于基层当政者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成为村委会主任？其实，象 大兴庄村这样的基层选举被赋予了商业特性之后，那么在市场经济规 律下，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上任后就会想方设法利用公权力先捞回成 本，再设法去获利。就这么简单。 因此可以说，在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下，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而在 独裁体制下，无论是选举政权机构的民意代表，还是在执政过程中处 理政务，如果是利用被操纵的“民主”，那么，这个表面看上去的 “民主”就绝对不是好东西，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东西。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的退党经历（之2） 方影竹 二、冰冻三尺 我在退党声明的落款处写的“1984年7月腹稿，1989年10月11日 呈”，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共产党，我递交书面声明的日子，和我产生退党意愿的日子， 并不等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早就想下贼船了。 1964年7月曾有过我的一次人生变动。之前，我在市教育局（后改称 教委）教学研究室当视导员（督学），指导全市中学英语教学。我听 过全市每个英语老师的课，同他们不只是工作关系，更是朋友关系。 这对我是正中下怀的事情。但讨厌的是，一遇到大大小小的政治运 动、“党的号召”、“传达文件”，就要放下业务，混迹官场。尤其 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煽动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不送财物、不走后门难办事，使我不适应。即使看起来是“纯业务” 的东西，也免不了中共政治污水的泼溅。就拿通考评卷工作来说吧！ 评卷完毕，过录登记，理应大局已定。其实，并没有定。这时候，允 许家长有限度地查分。评卷老师的疏忽，写分时小数点移位，都难免 造成差错，查分一步，确有必要，但弊病也出来了。此时只有我有权 对英语考卷总分更动。于是就有同事找我，甚至几级顶头上司找我， 让我笔下“照顾”。所以，我手持红笔，进入卷库禁地时，感到一种 压力。虽然我还是秉公而断，但自知我同他们是不能长久和谐下去 的。 留在这样一个党里，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的退党意愿在灵魂中萌 动、激荡。家庭和同事都时常看到我有无名之火和怪异举动，认为我 神经不正常，劝我找医生。我到了河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那里有 刚进口的世界最先进的心脑扫瞄仪器。我真怕让这台机器揭了我的退 党动机。退党动机，无异犯罪动机！幸好，仪器到底没有查到我大脑 皮层上书写的退党草稿…… 我自知这样下去，一定出事，不如及早驶入避风港。 我看中了刚成立的教育学院。英语是我的爱好，教法有我的特色。特 别是不坐班，有课就去，没课在家，愿意干啥就干啥；一年两个月的 暑假，去各地名胜古迹处，公费“进修”、“研讨”：神仙过的日子 呀！我写了请调报告，走了两个后门。一个是教育学院院长，他本来 是我的同事，管物理的，告诉他，我的业务能力你是了解的，我去 了，好好教书，不会给你为难。另一个是教育局长，他是我在华北军 大同一个中队的学员，告诉他，你让我推荐优秀教师充实学院，我推 荐我自己来了。两次走后门，都是两手空空，一片诚意。大概是关系 之外，还有我的业务名声吧，奏效了。1984年7月，档案转入学院。 我拿上粉笔盒，担任英语系精读课教师。 没想到，我又天真了。在中共统治的地方，哪里能找到“避风港”！ 拿起粉笔盒，在我是找到用武之地的惬意，在不少人眼里却出现了轻 蔑和怀疑：人家都提上去当副局长、院长、校长了，怎么你这家伙 “下来”啦？教育局是领导机关，学校是基层单位，教师是基层白 丁，被人看做“有问题”、“窝囊废”，乃中共政治环境的常情。我 有心理准备，这个“青白眼”关口，我眼未眨就通过了。 实际上，这是上天留我去迎接有生以来最大的风暴。 〔转载自《大纪元》2007-06-24 04:40；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华府新纪念碑创建人：遭中共谴责 你一定是做对了 《大纪元》 　　〔图片说明〕2007年6月19日，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在 　　　　　　　　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接受《大纪元》专访。爱 　　　　　　　　德华兹是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天主教大 　　　　　　　　学兼职教授、兼任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 　　　　　　　　席。（《大纪元》亦平摄影──图片从略；下同 　　　　　　　　──编按） 〔《大纪元》记者亦平华盛顿ＤＣ报导〕上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 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后，这座纪念碑在世界各地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认为这座纪念碑有助于提醒人们记住 共产政权对那些受难者犯下的罪行，同时让人们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希 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不满，称这是“干涉别国内政”。 2007年6月19日下午，这座纪念碑的创建人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在美国华盛顿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接受《大纪元》记者专 访时说，“当中共和俄罗斯共产党谴责你，那么你一定是做对了。” 李．爱德华兹是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兼职教 授、兼任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他有《保守的革命》、 《全球经济：变化中的政治、社会和家庭》等。 　　〔图片说明〕新铸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高4．2米，底座正面 　　　　　　　　刻有“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 　　　　　　　　们”，背面是“为了受奴役国家和人民的自由与独 　　　　　　　　立”。铜像坐落在美国国会山庄附近，位于马萨诸 　　　　　　　　塞大道和新泽西大道交界点的一块三角地带。 （以下记者简称“记”；李．爱德华兹简称“爱”。） 记：爱德华兹先生，请介绍一下您当初为什么产生了建造一座共产主 　　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想法？ 爱：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在第二年的年初聚在一起，我感 　　觉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记忆已经开始消退。人们都说，现在柏林墙 　　已经倒了，共产主义至少在中欧和东欧面临崩溃，那么，我们还 　　是关注自己的事吧。对我们来说，这还不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 　　应该谈论共产政权做过了什么，这非常重要，谈论共产政权所犯 　　下的罪行，谈论共产主义受难者，所以就是在那一刻，我们决定 　　我们需要为共产主义受难者建造一座纪念碑。 　　我们用了17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上个星期我们举行了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盛典。我们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 　　于举办了揭幕盛典及这座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还要继续谈论共产 　　政权犯下的罪行和所有那些共产主义受害者。 记：说到纪念碑揭幕盛典，布什总统也亲自出席并且发表了演讲，您 　　认为布什总统为什么会出席这个活动呢？ 爱：在过去四年来，布什总统一直担任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荣誉主席， 　　所以他上任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基金会做出承诺。我要说，作为现 　　任总统，做这样的事情，能为一个组织服务，真的非同寻常。所 　　以我们拥有如此殊荣，的确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所以这 　　表明他已经对共产主义受难者做出了承诺，这并非一时之举，他 　　一直都在关注共产政权犯下的罪行及共产主义受难者。所以他来 　　参加揭幕典礼，代表美国人民为这座纪念碑揭幕，而且在典礼 　　上，他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在我看来，这是布什总统自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做的最有力的演讲。他谈到了 　　这座纪念碑，谈到了这座民主雕像的重大意义。 记：社会各界对建造这座纪念碑有何看法？ 爱：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了来自美国各少数族裔团体 　　的巨大支持，其中包括越南裔、华裔、匈牙利裔等，真的非常温 　　暖人心。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遭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及俄罗斯 　　共产党领导人的公然抨击，我想可以这么说，当中共和俄罗斯共 　　产党谴责你，那么你一定是做对了。 记：为什么你们选择了天安门民主雕像？ 爱：他们复制了一座天安门广场的雕像，在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内部商 　　讨、辩论了一年，我们还征求了美国一些少数族裔领袖，一些研 　　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们的意见，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建议，但是 　　在所有这些建议当中，有两个最为突出，也就是两座雕像，一个 　　就是柏林墙，另外一个就是1989年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雕 　　像。 　　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座民主雕像，因为这不但是暴政的象征，让人 　　们知道：如果人民站起来开始谈论改革、民主和自由，一个残暴 　　的政党会怎么做？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屠杀。所以 　　这象征着这个悲剧事件。不过，这座雕像同时也象征着自由，正 　　如布什总统所说，这个女神手中高举自由的灯塔，所以它既象征 　　着暴政，对这个事件的纪念，同时也象征着自由和民主。 　　〔图片说明〕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以1989年竖立在天安门广场 　　　　　　　　上的“民主女神像”为原型。 记：您怎么看中共对华盛顿落成的这座雕像的反应？ 爱：中共政府的反应在我看来完全不合逻辑，因为我们并没有干涉它 　　们的内政，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用了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作 　　为象征。天安门事件是个事实，这在历史上真实发生了。 　　在我看来，如果中共想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明建立有意义的关 　　系，它们就应该公开承认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任何 　　良好的关系，真正的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显然，中 　　共至今仍在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无法改善与他们 　　的关系。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中共政府对布什总统的讲话感到 　　惊讶，他明确提到中共是共产主义受难者的两大犯罪者之一。明 　　确提到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事件，所以我想这也激怒了中共，中共 　　之所以无法承认这个事实，是因为他们不想面对真相。它们只有 　　面对真相，才不会被国际社会孤立。 记：您是否去过中国？感受如何？ 爱：四年前我应邀前往北京人民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给那里的研究生 　　办讲座，我还与一些学者和中共官员进行交流，我不是以共产主 　　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的名誉去的，而是以美国传统基金会资 　　深研究员的身分去的。他们让我做一个有关保守主义的报告，我 　　的确做了，不过我指出，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反共基础之上 　　的，如果他们想了解我们，我们信仰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这 　　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是建立于反共基础之上，正如布什 　　总统上星期所做的，我再次对北京和上海的中共官员提出，我们 　　应该忠于历史事实。他们承认了大跃进的错误，造成数百万人死 　　亡，他们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做错了。但是他们不愿 　　谈论天安门事件，这是一个行动和象征，代表全世界各地少数族 　　裔的态度，将会产生很大的意义。所以他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面 　　对这个事实。 记：在您看来，事实真相对中国人将有何影响？ 爱：我在中国的印象是：他们知道某些事件的某些真实情况。在中国 　　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文革、大跃进、毛犯的错误，可是 　　当我谈到具体事件时，比如天安门事件，他们都默不作声。 　　当谈到他们缺乏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自由使用互联网的权 　　利、多党派选举、独立的司法制度、真实的民主权利时，他们就 　　会说，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好多了，这样就会使人民满意。 　　其实并不是这样，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内心都充满 　　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自由不会被更多的物质、更高的薪水、或 　　上海和北京的许多摩天大楼收买。他们必须被赋予所有的自由， 　　不仅仅是一些经济上的自由，而且还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自 　　由、司法独立，以及一切民主权利。 〔转载自《大纪元》2007-06-21 06:00；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生磨难志不衰 记中国骨科专家右派车玉生氏 严家伟 ┌────────────────────────┐ │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　　　　│ │　　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 └────────────────────────┘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 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 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 20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200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 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 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 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六年耗 资台币2,400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幸 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 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20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 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 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 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 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 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 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 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 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7．7”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 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 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 “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 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 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 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 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 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 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150余人，送 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 “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 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150余人 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 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19岁的车 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十人 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 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车玉生等十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 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 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 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 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36个置 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36人之列，先到了湖南 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 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50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 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 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 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 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 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 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庞1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 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 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 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 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 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20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 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 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 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 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 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 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 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 “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 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 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 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 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 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 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 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 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 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 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 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 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 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 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 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 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 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 “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 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23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 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 （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 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 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 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 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 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 （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 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 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 全身200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 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 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 副骨架，当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 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 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 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 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 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 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 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 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 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 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 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 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 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1944年终于违背了 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 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 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 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 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 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 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 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 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 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 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 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 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 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 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 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 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 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 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 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 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 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 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 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 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 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 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 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 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 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 （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 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 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 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 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 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 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 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 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 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 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 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1949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 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 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 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 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 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 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 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 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 ‘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 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 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 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 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 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 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 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 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 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 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 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 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 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 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 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 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 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 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 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 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 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 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 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 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 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逼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 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 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 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 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 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 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手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 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 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 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 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 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 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 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 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 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 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 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 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 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 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 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 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 “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 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 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 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金箍棒打谁，而是 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 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 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 “3．8”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 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 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 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 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 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 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100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 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 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 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 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 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 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 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 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 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张。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 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 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 党的态度问题了，你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 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 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 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 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 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依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 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刘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 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 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 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 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 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 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 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 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 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 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 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 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 都没有，手术室要保持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 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篮 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 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 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 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 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 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 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 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 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 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 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 　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 　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 　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 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 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 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 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 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 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 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 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 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 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 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 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 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 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 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 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 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 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 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 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 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 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 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 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 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 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 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 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三年，有人订二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 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 “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 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 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 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20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 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诛之” 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 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20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 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 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 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 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 （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 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10%，也不 是20%、30%，而是“扩大”了99%。 　　〔这个说法不够专业。把实际上应有的5,000人多扩大了552,877 　　人，那么多扩大的部分与应有部分的比率和倍数应该这样计算： 　　　　（无辜的“右派”）/（真正的右派）x 100% 　　　　　　＝552,877 / 5,000 x 100% 　　　　　　≈11,100% （采用三位数有效数字！） 　　　　　　＝111倍； 　　因此，应该这么说： 　　　　◆反右被无端“扩大了11,100%”； 　　　　◆反右被无端“扩大为原来应有的112（＝111+1）倍”。 　　──洪哲胜编按〕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 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 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 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 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 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 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 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 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 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 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 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 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 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 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 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 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 “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 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 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 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 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局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 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 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 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 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 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 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 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 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 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 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 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 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 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 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 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 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 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 昏迷中醒来了。在50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 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 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 “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 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 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 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 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 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 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 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 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 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 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 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 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料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 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 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 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 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 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 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 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 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 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 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 “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 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 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 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 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 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 又有何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 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 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 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 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 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 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 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 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 天大罪。牛亚男、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90度弯 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 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 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 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 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 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20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 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 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 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 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 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 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 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逐步 “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 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 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50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 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 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 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 所用，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 “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 人与我有无恩怨，哪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 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 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 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 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 忘了自己的“犯人”身分，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 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为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 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 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腹裂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 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 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 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 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 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见踪影了。原来， 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 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 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 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 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 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 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 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 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 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 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 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 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 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 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 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 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 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 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 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 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 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 于是，他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 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 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 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 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 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 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 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 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 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 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 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 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 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理，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 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 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医生发现并无腹内脏器 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 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 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 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 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 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 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 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 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 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白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 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 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 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 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 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 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 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 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 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 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 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 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小的量，最后 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 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象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 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 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 一解释更槽，对方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 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 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 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 医。在治疗肺结核大咯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 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 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 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 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 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 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 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 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 　　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 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 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 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 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 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 读了下去，啊！真是石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 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 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 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 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 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 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 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 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 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 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 这“泡”了他20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 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60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 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 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 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 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 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地回到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 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 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 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 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20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 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 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 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 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 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 ‘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 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 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 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 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 车的“老战友”，但他离开院骨科20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 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 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 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 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 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 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 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 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 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 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 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 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 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 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 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 线。 从车玉生80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 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 果，优良率达94.6%。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 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 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 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 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 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 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 数人钱迷心窍，以追逐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 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 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1985年10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 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 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1985年12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 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 《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 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 “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 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 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 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 “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 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 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三个月 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30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 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 年不愈，使这位50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 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 后，双腿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 “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 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 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 《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 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 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 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 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 力，只有大陆才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 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 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 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 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哪请得 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 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 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 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 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 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 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 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 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 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 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 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 “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 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 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 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学者。 〔转载自《人与人权》2007-04；http://www.renyurenquan.org/。 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严正抗议自贡法院“6．22” 枉法审理护地农民告警案 刘正有 2007年6月22日上午9点钟，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公开审理依法护地农 民侯俊良、侯世强、李存华、刘修平、刘玉华等五人依法状告自贡市 公安局汇东公安分局。自流井区法院规定：6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日 期，由于该法院在21日上午才通知本案代理人，法院只准给本案原告 方30张旁听证。本案代理人及时通知各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派代表参 加旁听。今天自贡市天气火红的太阳约35度，也有各地村民赶来法院 的约1,000人。自贡市各级官员、警察、法警、法官约300人，约30辆 中巴车、官车和警车，拉着警戒线验证旁听证和原告出庭通知书、用 验测仪器对着代理人、原告人、旁听者，上下全身验测后才准许进入 审判大厅。政府官员赤裸裸地精心策划、以警察治国、以警察治民、 以民为敌，故意制造以警案镇压公民的现场恐怖气氛，充分证明贪官 污吏太心虑了。 昨日上午约9点20分钟，本案审判长刘丹宣布正式开庭词后，法庭举 行第一轮庭审程序，由原告读行政起诉书，被告读行政答辩词。 法庭举行第二轮庭审法庭调查举证程序。本案审判长宣读调查举证相 关法律规定后，向原告提问：“原告，你对被告执法处罚主体资格是 否有无异议。”原告代理人刘正有说： 　　“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条第一 　　款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 　　定’才有权力。所以我对被告的处罚权是提出有异议的。被告是 　　不具有处罚主体资格，请求被告当庭举证证明执法处罚的合法性 　　证据和依据举证。” 被告代理人举证： 　　“汇东新区公安分局，是由自贡市人民政府自府函〔1995〕12号 　　文同意建立，并且报请省公安厅批复以后，省公安厅以公证法 　　〔1996〕10号文件，同意建立自贡市汇东新区公安分局，特别讲 　　明行使城市公安分局权力，自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自编 　　办发〔1996〕20号文，同意，这个权限的问题是经过层层审批和 　　相关机构确认。我们分局长期以来从事行使汇东新区范围内的治 　　安管理，对于行政案件和刑事案都有权办理。” 本案审判长说： 　　“这个问题原告提出的这个问题，被告在法庭上作了说明，这个 　　问题最后由法庭来确认。” 本案代理人： 　　“被告执法处罚主体资格问题，被告必须举证执法处罚的合法 　　性。我国行政区域编制，县级政府必须经国务院行政区域编制委 　　员会审批备案。依据法律规定，市政府、省公安厅无权批准组 　　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权力。如果被告拿不出合法 　　证据和依据举证，请本法庭宣判被告败诉。” 审判长：“等庭审完了再说，允许原告保留意见。” 原告代理人提出： 　　“反对！因为是庭审调查阶段，被告必须举证执法处罚的合法 　　性。否则，请求法庭立即宣判被告败诉。” 审判长：“这是你的要求法庭听清楚了代理人，刚才被告在法庭上巳 经向法庭讲了好多号文号、好多号文号，政府是好多号，省公安厅是 好多号文号，这并不是没有举证，是举了，好多号文号批准，至于这 个批准符不符合规定，最后由法院来定，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原告代理人： 　　“我反对！审判长，因为前次审理第一批失地农民告被告时已经 　　提出来了。我强烈要求被告不具有执法处罚主体资格合法性，也 　　没有举证，这第二批原告又拿不出证据，证明对原告构留是非法 　　行。我再次要求审判长、审判员，被告必须当庭举证：我们法庭 　　刚才已经讲了。” 代理人：“再次宣布，原告代理人对被告处罚主体资格有异议，请保 留自己的意见，继续审理，并向被告提问。”原告代理人提出： 　　“严正抗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条第 　　一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请法庭当庭宣判被告败 　　诉。” 审判长：“你的意见法庭充许你保留，现在举行下轮庭审。” 原告代理人： 　　“我再次抗议！依据法律规，第一轮审判程序未结束，不在举行 　　第二轮庭审，请法庭当庭宣判被告败诉，法庭坚决要举行第二轮 　　庭审，我表示严正抗议！” 本案审判长立即斥责：“原告代理人请你遵守庭审秩序，如不在遵守 法庭秩序，强行带出法庭讯戒和拘留。”原告代理人： 　　“我是公民代理人有权监督法庭依法公平公正审理的权利，依法 　　履行法律规定代理职责，法庭外由一名官员写字条直接递给审判 　　长是严重违法行为，违反法庭审庭秩序不是我，而是你们法官， 　　今天法庭还要拘留，随便你们吧。我表示退庭严正抗议！” 本案原告代理人对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6．22”枉法庭审，审判 长、审判员沦为被告的辩护士，有法不依、执法违法行为，本人在法 庭上约六次坚决反对，约八次严正抗议！本案审判长从未一次宣布反 对无效，抗议无效，仍坚持枉法庭审。22日上午约10点钟，原告代理 人向审判长宣布，“退庭严正抗议！”对法庭枉法审理行为，被当庭 旁听人员纷纷指责和咒骂，当官的强占土地，不管我们死活，去找官 员讲理，大小官员随时都叫老百姓去法院告嘛，老百姓去法院告，法 官又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判农民输钱又输官司，真是黑法院，百姓哪 还有活路啊，全体旁听公民也退庭表示抗议！该庭审在民众一片咒骂 声中立即结束了。 本案原告代理人是农民和受害者，对待原告人受官权侵害，自已感同 身受，对全国广大失地失房农民，被官权力打着国家土地、国家建 设、政府重点工程为名，实为官商勾结、贪得无厌，公权私用，国法 沦为官商私法、善法沦为官商恶法、官黑无法无天，疯狂侵害中国普 通公民的生存权利的一幕幕悲惨现实。我自已努力为民抗争！把涉及 行政和司法腐败贪官的涉案人员，钉上中国历史耻辱柱上去。我对各 级行政和司法机关非法作为、和不作为，长期侵害中国人基本人权的 犯罪行为，得不到国法制裁和追究，对中国行政和司法权力沦为官商 私权害民现实。我本人再次表示强烈抗议！ 抗议人：刘正有 （2007年6月23日于自贡出租屋） 联系电话：0813-879-1056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财经》杂志“泄露”中办文件 先跌倒后爬起 昝爱宗 从2007年3月5日到4月30日，整整46天，原本在今年第五期《财经》 杂志意外夭折的有关《物权法》奠基的封面文章，终于在4月30日出 版的第九期《财经》杂志上刊出其中的两篇文章。经接近《财经》杂 志内部的消息人士证实，第五期《财经》杂志原刊登法学家江平、应 松年等人的记者专访文章，文中透露的“中央办公厅要求确保《物权 法》在‘人大会’上通过”成为“罪证”，导致该期杂志撤掉有关文 章，拉回印刷厂重印，耽搁了原定3月5日的出版时间，大约十天后才 重新包装面世，经历了一场因“泄露”中办文件先跌倒后爬起的尴尬 过程。 2007年4月30日出版的第九期《财经》杂志，在“观点评述”专栏里 重新刊登了江平文章《寻求财产权保护的平衡点》和应松年文章《政 府当放权也当有所为》。江平文章提到了《物权法》仓促出台凸显出 的不足，他指出： 　　　　“《物权法》既保护公共财产又保护私人财产，但寄望于在 　　　　《物权法》里写入更多条文来解决国家财产受侵犯的问题， 　　　　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其他法律配套完成。加之私人财产保护 　　　　主要靠《物权法》，因此，《物权法》更多地以私人财产保 　　　　护为宗旨，多规定一些这方面的条文，是完全正确的，不能 　　　　说这是忘记了国家财产的保护。” 这篇文章不是以访谈的形式发表，而是改为署名文章的形式，文中没 有出现类似“中央办公厅确保通过”的字样。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终 身教授、《物权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之一。 另一位法学专家应松年为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 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委员，他在文章中透露 《物权法》立法修改时的细节： 　　　　“补偿问题是矛盾的焦点。《行政许可法》中已经涉及补偿 　　　　条款，定成‘依法补偿’。《物权法（草案）》在几次修改 　　　　中曾经规定，‘法律有规定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没有规 　　　　定的，给予合理补偿’。我很赞成这个提法，但后来的定稿 　　　　中又没有了。” 可见这个法仓促通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漏洞。 《财经》杂志网站往往在杂志未印刷出版前先行公布部分内容，自3 月4日第5期《财经》杂志前一天，该网站已经把最新的一部分内容上 传网上，显示该期封面文章《〈物权法（草案）〉呼之欲出》等文 章，与《财经》杂志有合作关系的金融界网站（www.jrj.com）已在3 月4日16:55转载，并注明来源《财经》杂志。该文章是这样公布有关 “内幕”的：《财经》记者获悉，农历春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部 门就组织工作人员，针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培训，全面部属各 项应对措施。此前的1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物权法 （草案）〉有关情况的通报》，明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确 保〈物权法（草案）〉顺利通过》。中央办公厅就某一部法律草案专 门发文，这在中国的立法史上实属罕见。事实上，围绕《物权法（草 案）》，还有诸多中国立法史上的罕见之举…… 笔者通过一位曾经在《财经》杂志同一个集团旗下《证券市场周刊》 前编辑了解到，有关原因是据和江平有接触的人说，江平给出的答案 是，稿子中有句话说：“‘国办发通知确保通过’，于是枪毙了。” 一句话，废了半本杂志，由此《财经》杂志大约损失30万元印刷、装 订和发行成本。《财经》杂志能够在短短40多天的时间内，做到把已 经“枪毙”的文章重新包装发表，实在是难能可贵。可见《财经》主 编胡舒立善于运用智慧，摸清政策的底线，与新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柳斌杰提到新闻管理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有互动之意。 其实，在2007年3月“两会”前，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早就有关于《确保〈物权法（草 案）〉通过》的讲话。对于民间舆论来说，盛华仁所说的“确保通 过”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确保通过”并无什么区别，以“独立、独 家、独到”著称的《财经》杂志披露这个细节并不是什么大的违纪行 2007年第九期《财经》杂志面世之际，正逢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到 来，今天的主题是“关注记者安全”，虽然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的报 告并没有把中国列为新闻自由倒退最严重的十个国家名单之中，但保 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鲍伯。德茨保护记者委员会却说，这并 不意味著中国的新闻自由得到了改善，“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记录 长期以来一直很差。我们不能说是有了进步然后又出现倒退。在过去 的十到20年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出现明显的进 步。”德茨认为，保护中国记者的最有效途径是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 压力，确保中国的司法体系在国际舆论的监督下透明、公平的运作。 由于中国新闻媒体在特定的宣传主导舆论环境下，能够争取相应的 “独立、独家、独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2007年5月，美国《时 代》杂志公布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名人物榜，中国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名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但对另外一个中 国维权人士曾金燕女士列入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国内舆论却没有 一家报道，由此可见中国舆论所争取的新闻自由还在起步阶段，就象 出格的《财经》杂志一样不时会受到严格管制和严厉处罚。 媒体舆论监督权是一种公共权力，而新闻媒体履行的是国家赋予的对 社会的舆论监督权，受到宪法保护。最新消息，《财经》杂志执行主 编王烁在4月20日的一次发言中谈到“媒体从来就有一个使命，即要 ‘活’在社会责任感上的”，有两重重要因素需要媒体继续保持启蒙 角色：第一，增加社会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议题、环保议题等重大议 题的关注程度；第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仍然是要持续地启 蒙，对于这一点，媒体还要继续努力。 北京的陈子明先生一针见血地说，“中宣部是人民快乐的障碍”。诚 然，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的监控和严格官职，新闻真相成为 不能碰的“红线”，调查和揭露性的舆论报道不自由，反而导致了舆 论与商业合作，与官府合作，出现新闻异化现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展江教授提到此类国内的财经类媒体，“可谓和市场关系暧昧，差点 就和商业企业融为一体，拿着高薪和红包，整张报纸软文充斥，舆论 监督从何谈起，明显的富人取向，谁有钱就为谁说话”。在这样的舆 论环境条件下，新闻舆论无法做到“把揭露存在于各地的商业丑闻弊 端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首要天职”，对权力畏惧，对监督政府人员也 是留有情面，“不屑于”报道负面报道和上访新闻，那么，舆论的公 信力从何而来呢？所以新闻界也和官场一样沦为腐败的高发地。 当前，中国新闻界应当争取新闻自由，要象《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女 士、《南方报业集团的编委江艺平女士、《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 卢跃刚等先生一样，运用相对独立的阵地，运用智慧，促进新闻自 由，争取早日实现新闻自由。大陆知名人士刘晓波先生也是这样认 为：“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 量。”刘晓波先生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中，对中国的舆论环境和异化下的自由知识分子处境进行了揭示：在 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 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 的整体都奉行着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装作视而不见，却在理论高峰上头头是道地 阐述抽象的正义，在古香古色的书斋里论证尊严，在酒足饭饱之余郑 重地讨论良知，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拿出一本研究消极自由的论著，在 只用宽容标准苛求他人而对自己无限宽容时……这正义、尊严、自 由、良知和宽容便是可疑的。让人搞不清这些言说，是信念的表达还 是处世谋食的便利工具。而一个每天谈论自由的知识分子，从写下关 于自由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为纸上文字和实际行为划 出一条互不相干的界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现实处境和内在苦衷，自 由在这里都免不了被亵渎被出卖之嫌。 中国新闻人，要运用智慧最大限度地争取新闻自由，是从《财经》杂 志跌倒与站起所折射出来的现实。新闻自由和公正、自由、快乐和幸 福一样，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众人的苦苦追求和不懈 努力而争取到来的。对于这一点，广大新闻同仁还需继续努力，直到 新闻自由这一普世文明价值在中国实现那一天。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孩子 尊严断章（之2） 李对龙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中国孩子》 对一首歌曲音乐而言，歌词是它的根基与内核，是它的灵魂之载体。 判断一首歌曲的优劣，要首先看它的歌词。当我第一次读到周云蓬的 民谣乐曲《中国孩子》的歌词时，顿觉眼前一亮，内心犹如闪电划 过，刹那的震撼，继而是无尽的感伤弥散开来。周云蓬是一位诗人， 是一位民谣歌手（或者说是民谣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自小双目失 明的盲人。他刚刚录制完成了自己的最新专辑《中国孩子》，包括 《中国孩子》、《买房子》、《黄金粥》、《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 想》等八首现实主义的民谣歌曲。 贴近现实并不难，难的是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精 神。在这个昆虫、耗子、稻米、肥猪等等满天乱飞的低智时代，一直 还存在着些如周云蓬般的独立音乐制作人。虽然他们都称得上是真正 的艺术家，但其中许多人也同样无法让我恭维。因为他们极端自我的 同时，却也极端自私，隔绝现世，远离政治，目光狭隘。他们的作品 中有现实，但那只是他们自己所谓的苦痛现实而已，这与无病呻吟并 无不同。今天的中国大陆音乐艺人普遍如此。即使我很喜欢的香港的 Byond，在黄家驹过世后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创作的原动力，光辉不 再，直至解散。达到顶峰的罗大佑已无法再有所突破。盘古乐队在国 内已被封杀……周云蓬的这张独立制作完成的专辑，尤其是这首《中 国孩子》，直击当下，揭露社会的最阴暗面，暗暗抨击政权统治的残 暴，这一点的确非常难得，在今天也非常少见。 周云蓬在为这张专辑所写的一段话里说，“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 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1,000个太阳。很多深海里 的鱼，眼睛蜕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 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 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双目失明，这是周云蓬的宿命。当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工 厂，拿着不用做事的工资，象狗一样活着（周云蓬语）。周云蓬感到 这是莫大的屈辱，为了不再如此“狗活”，他辞掉工作，背上吉他， 云游四方，卖唱维生。用比较学术的话说，就是拒绝体制的包养，走 向了自立与独立，也就是从体制内走向了体制外。命运给他开了一扇 “独一无二的门”。他去过克拉玛依，去过沙兰镇，去过河南，去过 山西，他飘零中国。一副嗓子，一把吉他，或许还有一根盲仗。他的 音乐都是用心创作而成，都是自己的真切体会，没有虚构，也无须虚 构，现实是最好的素材。 我们的宿命是什么？是《黄金周》里的“满地黄金人手一碗粥，看着 黄金喝了一碗粥”；是《买房子》里的“贷款买房，努力地还，拼命 地还，一直还，等钱还完，头发白了，牙也全没了”；是“四个现代 化”的共产主义梦想；是克拉玛依的孩子、沙兰镇的孩子、成都人的 孩子、河南人的孩子、山西人的孩子──是中国人的孩子！ 去年，我们美丽富饶的江南，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中国人的孩 子，当自己的妹妹不慎落水时竟拒绝搭救，还说出了“活着这么苦， 拉她干什么”这样痛彻心扉的话！中国，就这样让自己的孩子，让这 些“八、九点钟的太阳”，过早地老去、死去了。 音乐，会带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周云蓬用他那极富穿透力、充满 沧桑感的嗓音，和看似粗糙其实是刻意回归原始、深入现实、体现荒 诞的奏乐，告诉了我们，中国孩子是什么？──是吃人盛宴上的羹 炙，是取乐的工具、消遣的对象，是“活该生在中国”的蝼蚁，是被 斗争掉的、被沉默掉的、被忽略掉的、被代表掉的、被和谐掉的，中 国奴隶！ 但正如余世存兄《破碎的思想》里所言，“跟其他民族的人民不同， 中国人民的罪与苦不曾充分必要地表达，它是喑哑的、沉默无声的。 其他民族早已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歌手、诗人、语言的天才、艺术家和 幽默讽刺大师。但中国人民还不曾放开歌喉，不曾用笔表达自己的愿 望。他们不被允许也无能表白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曾把自己的灵魂从 无明之境呈现出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仍无自己的音乐、自 己的艺术、自己的语言。他们生活着，劳动着，犯罪，受苦，有数无 心，有量无力。他们是没有语言的灵魂，是没有自我造型力的生存。 久而久之，他们是没有心灵的物种，没有认知的行尸走肉。”我不得 不承认，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只是这破碎思想中的灵光一闪而 已。能够欣赏它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已。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想，让作者做出如此呼喊的，正是他对 这个苦难群体的一番赤诚之心，一片悲天悯人的情怀。用老话说，就 是爱之深，恨之切。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那我们要做什么，能做什 么？──我们先要有人的尊严，先要为之“人”，而后才能、才会去 做真正的中国人，一个属于“人”的公民国度。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7-05-20；http://www.fireofliberty. org。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马萧速配．台湾各界普遍看好 《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万平综合报导〕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23日 正式介绍了副总统搭档萧万长，共同搭档角逐2008总统大选。虽然民 进党以“了无新意”回应，但社会上普遍反应良好。台湾政坛上的人 物九成以上以政治、外交、法律专长为主，政治手腕娴熟，但经济政 策不同于寻常政令，可立竿见影，为讨好重视眼前利多的民众，令台 湾经济少有新意。 记者会中，马英九强调，萧万长不只是备位副元首，而是要扮演“重 振台湾经济大战略的总设计师”，希望萧能为台湾困顿经济找寻出 路。萧万长则强调，他始终希望年轻人世代交替，这次是情况特殊， 因为国家经济不断恶化，需要有人多些参与，他才同意投入。会中喊 出“马萧联手、九九（久久）长长”的竞选口号。 泛蓝反应 立法院长王金平23日表示，马英九找到一位最适合的人选，为马英九 感到高兴，他们非常“速配”，相信一定能顺利达成获得执政权使 命。民众希望萧万长能辅佐马英九，带领台湾走出现在的财经困境。 有人质疑萧万长年纪太大，缺乏新鲜感，王金平说，那是一些人的看 法而已，人生70才开始，哪有68岁就年说纪大，最主要萧万长体力可 完全负荷，心智成熟最重要。国家领导人不是年轻就好，要有相当经 验与阅历，他觉得萧万长刚好可弥补马英九的很多不足。拥王派立委 侯彩凤指出，王金平人脉充沛，萧万长则拥有财经专业优势。 台中市长胡志强23日高度肯定“马萧配”，并全力支持。他说，萧万 长可以襄助马英九发展台湾经济，并具有积极正面的加分效果。 胡志强指出，萧万长是爱做事的人，不论在政府部门服务或是离开政 府以后，一样心挂着台湾经济，相信这是萧万长愿意出来担任马英九 副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萧万长年纪问题，胡志强表示，萧万长 与王金平的年纪相当，这是很奇怪的说法。 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副总召集人刘文雄表示，马萧配是阳光清廉加财经 专业组合，萧万长的行政资历完整，尤其他的财经专业，可以让大家 放心，亲民党会全力支持。 泛绿反应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23日表示，萧万长当副手可帮马英九拉本省 票，但在他民调中，王金平对马英九的加分最高。 谢系立委管碧玲认为“马萧配”没有新意，萧万长跟马英九都是同样 的类型，具有高声望，但对台湾没有具体的贡献。部分绿营人士评估 “马萧配”可能较好打，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有加分作用；王 金平说，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民进党团书记长王拓表示，萧万长具有专业，尤其是政党轮替后，还 是“努力从公”，在社会上有正面的形象，国民党内象萧万长这样的 人很少，绝对会为马英九争取中间选票上加分。 企业界反应 有企业老板说，马英九和萧万长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恰好是“长、 九”，希望这回总统大选结果，台湾经济又能重回以往国民党时代的 荣景，而且是“长长久久”。 新任台湾区电机电子公会理事长焦佑钧表示，从经济角度来看，在国 际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经验的传承是相当有价值的，尤其目前整 个环境变化如此快速，有经验的人才，永远都能发挥最高价值。而萧 万长过去在财金、国际贸易、行政系统的丰富经验，对台湾产业未来 的发展，绝对是有相当大的助益。 个人形象及资源 今年68岁的萧万长，在台湾政坛有“微笑老萧”之称，曾经担任台湾 经济部长、行政院长。他被认为是帮助台湾渡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有重大贡献的人。2000年萧万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连战搭配竞选总 统失败。两年前他突然辞去国民党副主席一职，此后他和国民党的对 手泛绿阵营有不错的互动。 王拓坦承，萧万长不象其他泛蓝政治人物，在民进党执政后只会批评 民进党政府，还愿意出任陈水扁总统的经济顾问小组召集人、甚至担 任特使代替陈陈水扁总统出席ＡＰＥＣ，萧万长的专业形象一定会替 马英九的选情加分。 萧万长与台联精神领袖前总统李登辉向来交好。台联立委罗志明表 示，李登辉任内大力提拔萧万长，不但让萧万长担任行政院长、还为 了促成连萧配，不惜跟宋楚瑜决裂，甚至还一度希望萧万长担任台联 党创党主席，对萧万长的器重不在话下。 〔转载自《大纪元》2007-06-24 05:27；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如果我的老板是刑事累犯 朱立熙 这学期在新闻系开的“国际传播”的课结束了，一个学生突然来信问 道：“如果我的老板是王令麟那样的刑事累犯，我该怎么办？”这个 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啊，将心比心，如果换 成是我，我会怎么办？ 如果我是吃他的头路〔台语：在他那里工作──洪哲胜编按〕，当名 片拿出去，人家一看，“喔，你是王令麟的伙计啊？”若被人家这样 一问，相信我会感觉很窘，真的不知道如何自处。这个问题与其来问 我，还不如去问东森的员工，可能可以得到更具体的答案。 王令麟的东森集团旗下养了7,000多员工，这些员工如何看待他们的 老板，确实是饶富兴味的事情。他们纯粹只是吃他的头路，赚他一份 薪水为养家糊口吗？还是认同他的理念、死心塌地替他打拼的忠心耿 耿伙计呢？甚或互相取暖、互相利用的共生关系？还是被当摇钱树而 不自知？可能每个员工的立场与想法都不尽相同。 我可能只能这样回答学生：“如果你不能认同刑事累犯当你的老板， 或是不能认同他的道德标准，那就换老板吧！”学生可能会反驳，那 我要去吃谁的头路呢？是的，这是理想与面包之间的选择。若不为五 斗米折腰的话，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一个很无奈的事实摆在眼前，东森集团里的高干，不乏前职的政府高 官、民意代表、资深媒体人等，难道他们也都认同被一个刑事累犯所 领导？还是他们真的是为五斗米而必须如此折腰？坦白说，我没有在 东森工作过，我不知道。 我从东森内部得知的路边消息说，王令麟很喜欢开会，东森集团每天 有开不完的会，开得人人筋疲力尽，而且大都是听王令麟一个人说 话。很显然地，王令麟把开会当作他领导统御的主要方式，而且借由 开会来建立他的领导权威。问题是，他除了有钱之外，他用什么知识 与理念来让伙计服气？更别说他是用违法、不当的手法来敛聚财富了 （详见检方声押他的罪证），要我对这样的老板死心塌地效忠？对不 起，我做不到。这是知识分子的最后风骨。 行文至此，我不禁要为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一群有骨气的学者喝 彩。2004年5月就是他们不屑于王令麟开口闭口的一句：“Show me the money！”而拒绝接受王令麟提供的优秀奖学金（政大其他学院 接受了）。因为王令麟曾说，“当一个新闻不能卖钱时，这个新闻是 不值钱的。”在他的眼里，媒体素养、新闻道德等等都是“狗屎”， 所以东森用尽一切手段洒狗血、煽腥色，就是为了拼收视率来换取广 告收益。王令麟这些充满铜臭味的话，确实重重地伤害了政大传播学 院教授的心。我不怪他书念得少而说话不得体；他不知道谨言慎行， 仍张狂对待知识分子，无疑是犯了大忌。 我也想起来2005年7月12日，我唯一一次与王令麟吃饭的场合，他公 开对着包括我在内的各家电视台主管说，“我家电视台的新闻连我自 己都不看，东森电视的新闻不是给你们知识分子看的，我是办给高中 以下程度的观众群看的。我自己只看非凡新闻台的财经新闻。”我不 知道东森员工听到老板如此说，会作何感想？如果连老板都不看自家 做的新闻，这份工作还能让人有啥成就感呢？ 根据王令麟的逻辑，因为观众素质低，为了卖钱所以必须迎合他们的 口味。换句话说，他家公开贩售猪食与黑心食品给社会大众，他自己 不吃，所以他就可以不必负责任？那一天的饭局，我差点没当场吐得 一地。这是台湾媒体老板的素质，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所以即使他到 各大学捐赠奖学金，也只不过是在给自己盖“遮羞布”而已。 所以，6月16日下午，看到东森集团筹出一亿元将王令麟保出来的新 闻时，我好奇的反而是，王令麟果真是以7,000员工的生计打动了声 押庭的承审法官而同意让他以巨金交保？王令麟在乎的，究竟是 7,000名被他当摇钱树的员工，还是员工真正的生计？如果他对东森 员工有责任，难道他对台湾社会没有责任吗？他这样的刑事累犯在经 营媒体，究竟要给台湾社会形塑什么样的价值观？ 今天台湾的媒体经营者，绝大多数是把媒体当作赚钱的工具而已，有 几个人是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他们知道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的 影响有多大，他们就应该善尽媒体“教化社会”的重责大任，而不是 尽以洒狗血的新闻在赚钱、在危害社会。我期待东森集团里有胆识、 有责任感的员工能够揭竿起义，告诉王令麟：“对不起，我不屑与你 为伍，因为我不愿当一个刑事累犯的伙计。” 从年初王又曾潜逃美国事发迄今，我们用了多么庞大的社会成本、甚 至以司法公信在教育王又曾一家人：“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 是这一家人听得懂吗？他们学得会吗？我绝对相信，不必过多久，我 们还是会再听到王令麟那句口头禅：“Show me the money！” 如果台湾的司法教不会他们一家人，我们大概只剩下最后的希望，那 就是期待立法院学学香港，立法规定有刑事前科的人不得经营媒体。 这也就是当年《明报》集团的于品海、被检举在加拿大有刑事案底、 违反香港的媒体法令、而被迫把明报集团转手卖人的缘由。 台湾已经废除的《出版法》，曾经规定报刊经营者必须具备大学毕业 的学历，这对失学上进者是一种歧视，曾经备受批评。但是当我们的 民主化走到今天这样的跌跌撞撞，立法限制前科犯经营媒体，相信只 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已，这无关危害新闻自由的问题，而是建立媒 体基本道德规范的第一步。 唯其如此，台湾的媒体人才不会再有“如果我老板是刑事累犯”的困 惑！ （2007-06-17）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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