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6-14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人治困境下的郑筱萸死刑案　　　　　　　　（丹东）田晓明 ◆华人骄傲，在西班牙！在世界！　　　　　（马德里）黄河清 ◆再见了，被官欲官势官斗笼罩的故乡　　（美国北卡）格丘山 ◆信息公开──软着陆的导航灯　　　　　　　（成都）谭作人 ◆（卷首语）寻找失落的规与矩　　　　　　　　　《文化人》 ◆中国官权的松动　　　　　　　　　　　　　（山东）杨宽兴 探索道路 ◆不吃蔬菜的硕士生──对硕士论文《行政指导法律责　刘大生 ◆与陈奉孝先生访谈录──中国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的　武宜三 民主理论 ◆动物的三原欲──论人性论（之05）　　　　（长沙）刘建安 运动留痕 ◆一个“右派”的自白　　　　　　　　　　　　（成都）谢庄 读史论今 ◆第十四讲：对号入座──“66运动”博客讲稿　　　　武振荣 他山之石 ◆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什么会发怒　　　　　　　（武汉）乔新生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官权的松动 杨宽兴 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之所以引起 关注，不是因为文章的观点有多独到和精辟，而是由于武和平的身分 特殊。这就象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广泛讨论，是因 俞可平所谓第四代领导核心的文胆角色所致，而不是俞可平作为专家 的观点鹤立鸡群。公安工作对于中共政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对 此，周恩来曾经说过一句话：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武和平作为 公安部发言人，虽官位不过司局级，但作为全国公安的首席喉舌，公 开谈论事涉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说明中共高层被迫开始正视这一问 题，当然值得密切关注。 不过，武和平有关媒体监督的观点不是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所 讲，也就是说他并非正式代表公安部表达对于媒体监督的肯定与鼓 励；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这篇文章的观点只是武和平的纯粹私人看法， 作为中共党员和公安部的现职高干，武和平不可能被允许随便表达个 人独立观点。中共的家法历来是个人服从集体、人性服从党性、下级 服从上级。私下聊天是一回事，公开发表文章是另一回事，根据一般 惯例，武和平的文章即使没有得到高层（至少是公安部高层）的鼓 励，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的，至少作为私下谈论的话题，这样的 观点在武和平所处的那个圈子里已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言。 对于武和平的文章，民间有两种态度：一是叫好；二是认定为中共再 次忽悠民众，仍不过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倾向于认为武和平的文 章是有诚意的，其具体论述也比较到位。民间对官方的不信任是中共 长期的所作所为所致，责任不在民间。但在积极的意义上，信任是走 向和解的第一步。民间对官方的彻底怀疑，与官方对异议者杯弓蛇影 的防范与打击一样，基于长期积累的情绪对立。一方面，这种不信任 使我们可以识破中共顽固派的种种谎言和骗局，另一方面，也有可能 使我们忽视一些积极的信号。 武和平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 西”，李毅中的“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 就要高度重视”，乃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的“反 对将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都说明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下， 中共内部的理性力量开始反思“6．4”之后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这 些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共曾经铁板一块的官权开始产生某些 松动（或已具备了松动的现实可能）。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尖锐矛盾 已经使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都出现前所未有的茫然。在中共内部，除 了那些毫无社会责任感、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人之外，越来越多的官 员开始以现代意识思考当代问题，开始懂得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种认 识既非西方国家强加的结果，也非异议人士的观点突然被接受，而是 中共官员在现实操作中逐渐意识到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没有宽松自 由的言论环境，他们的工作就会越来越没有效率，就会越来越没有意 义。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 如同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武和平的文章也持一种四平八稳 的文风，其立论的基础是执政为民的假设性前提，结论则依赖“让媒 体说话会帮助我们改进我工作”这样的实用性因果关系。因此，他们 所谈论的民主、舆论监督和我们所说的不同，这使他们无法将自由、 民主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层面上去认识。但无论如何，这种务实和理性 的声音，可以使面对复杂矛盾冲突的中国在变革来临之前，在舆论上 形成一种和平过渡的可能。对此我们应加以肯定。不管其本意究竟是 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给奥运的召开减少国际压力），只要他们肯定 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理念，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我们也要高声 喝彩。对专制势力来说，他们最怕的不是枪炮，而是每个人都出声说 话。俞可平和武和平这些官员讲民主和舆论监督虽然不可能达到自由 主义者的层次，但作为现职官员，却比异议人士的自由民主呼吁更容 易被民间效仿。跟在异议者的身后喊民主、喊言论自由可能被抓起 来，但跟在俞可平和武和平之后风险会小得多吧！当足够多的民众开 始说民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行动。现代社会中，民主往往不是靠 拳头打出来的，而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中国已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孤立存在。同 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之下，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专制统 治。民主社会是一定会来的，而我们将以何种模式来完成这种转变？ 我以为，任何可能都不应被否定，也就是说，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之 下，中共内部并非不可能产生健康、理性的力量，与民间一道来完成 中国民主事业的伟大变革。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在提高，必然会影响 中共党内的思想意识。我们固然不必寄希望于胡锦涛或其他某一位高 官，但完全可以预言：中共党内（当然也包括中共高层）必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即使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思维逻 辑与我们不同，但在大方向上，只要趋向于认同自由、民主思想，就 会成为民主变革的组成力量。 当然这种变革的首要前提仍然是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 压力，否则，即使中共内部出现开明和理性的力量，仍无助于社会的 根本变革，毕竟中共是一个有80多年专制历史的政党，在其结构组成 中，顽固抗拒民主潮流的力量不可低估。中共历次政治斗争的结果都 说明，谁更具专制的决心和手段，谁就会在斗争中获胜。而中共的权 力结构更具有一种特殊的病态，那就是，借助于这种结构做坏事易， 做好事难。以武和平先生为例，身为公安部发言人，他就很难在公安 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呼吁媒体加强对公安工作的监督，而只能在 《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试探；作为负责公安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可 以泛泛地要求政务公开，却未必有能力揭露他所了解的某个省、某个 地区的警察腐败；当一个普通公民遭受警察非法侵害时，他几乎不可 能指望武和平帮助伸冤（如果武和平有此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案 例），仍然需要通过公民个人的努力来维权。也就是说，当官员以半 官方的身分认可或肯定民主、人权、媒体监督的时候，他们并不比我 们拥有更多的资源。面对专制政体的意识形态惯性，他们必须小心翼 翼、十分谨慎地把握语言尺度。而民众的一次次的维权行动，却从每 一个角落对专制政体的运作形成压力。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才是最终 吞噬专制力量的海潮。 公安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最高公安机关的发言人， 武和平先生本是舆论监督的对象。如今作为一种开明之举，武和平主 动而且公开地肯定媒体监督并愿意接受媒体的善意批评，按一般情理 来说，负责舆论监督的部门，应该可以放开手脚对公安工作加以监督 了。但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除了武和平并非以正式官方身分发言的 因素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宣传系统才是掌握言论尺度的部门，而它 们却一再加大对媒体的控制力度。对于媒体监督的空间来说，武和平 的话是不算数的。在这一官权范围内，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的话可能都 比武和平更有权威。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即使公安部长出面苦求，宣 传部门也不会放开手脚。对中共来说，公安的形象不仅仅是公安部 的，更是这个党的。放开了对公安的监督，其他部门、其他系统怎么 办？如果仅仅放开言论却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跟进，民众的不满 一定会让天塌下来，这一点武和平没有看准。 于是便会出现这样一种荒诞的情形：掌握极大权力的公安部门赞同 （至少不反对）媒体监督，媒体却自废武功，不敢进行监督。中宣部 仍然会继续压制言论自由。武和平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并不 会真给媒体带来说话的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仍然需要一个一个的 李大同、章怡和、李方、昝爱宗、焦国标去争取，需要一个又一个独 立写作者去争取，需要一次次的网络发帖和跟帖来争取。 言论自由的权利，最终表现为说出当政者不让说的话（早在上世纪70 年代末，胡平先生就已经指出：说当权者喜欢听的话，那不叫言论自 由），其中也包括武和平不让说的话──不在他所理解“善意批评” 范围之内的话。在争取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要比俞可 平、武和平们走出更远。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此，其他的公民权利也是 如此。我们的声音可能没有权威，却有直指人心的真实与勇气，这会 确保我们走到最后。 〔转载自《北京之春》。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再见了，被官欲官势官斗笼罩的故乡 格丘山 拜读了伯夷写的《论不想做官》。伯夷认为在中国环境中不想做官肯 定是违心之言。大体来说这个认识在这个官势民权相差悬殊的中国社 会中不应算太偏激吧。但读了后，仍颇多感触。不想清谈道理，以避 唱高调之嫌，还是从一些经历谈起吧。 前几天出席一个朋友的party。其间，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开始激 动起来，抱怨命运之不公平：当年苦读寒窗，考什么ＴＯＦＥＬ，跑 到美国来了。而今已入天命之年，还是在老板下面打工。而他在中国 的同事，现在哪一个不是贵为处长、院长，风光无比，包着几个二 奶。看看我们一个个守着这些人老珠黄的黄脸婆，我们的眼光都顺着 他的手指转向聚集成一堆谈心的女士们。女士们看看我们突然都去看 她们，不知原因，就一起回报以傻笑。看着这一张张不同的在美国的 竞争社会中劳累而憔悴的向我们憨笑着的脸，一丝略带幽默的苦涩不 由掠过脑际。 到美国这20年来，我确实没有那位仁兄的懊丧和吃亏感。每天黄昏， 沿着晚霞烧红了半天的小径散步，或者在夜间仰望满天星斗的天空， 我真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这是一种没有人再管我，再强迫我的 完全自由。在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我曾经多少次梦想过这种自由。 即便没有那个专制制度，在那个有谁不说人，有谁不被人说的社会 中，这种自由也是不敢奢望的。 第二次去国前夕，我不是没有当官的机会。作为第一批改革后出海镀 金回国的学者，破格提为教授，当官已是一步之遥。为了能封官，首 先得入党，党支书不止一次叫我交申请书。直到我有一次回答说： “让我保持晚节吧！”，她先是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以 后再也不对我提入党的事了。 读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和中国清高文人的所谓归隐记，是抵抗不住中 国社会中为官的那种鸡犬升天的感觉和实际利益的诱惑的。我之不愿 为官，并没有深层的考虑和理论。我一生中最好的年龄，都被阴差阳 错的强戴上一顶反党的帽子，在极端悲惨的处境下做极重的体力劳 动，我怎么能够有心境去加入那个几乎毁灭了我的党呢？还有，我除 了对那些解放前生死搏斗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党员，能够有一 份人格的尊重外，对于解放后、身边那些为了名利而到处钻营的形形 色色的入党人，我实在是耻于为伍。我的人生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 周围的有一点正气的人都没有去走这条路。这恐怕才是共产党的根本 失败。解放后它收罗到的大都是拍马钻营之徒。这不正是它为自己埋 下的一颗颗毒种，现在正在发芽长大，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盛开着贪 污、腐化和包二奶的中国国花吗？不知道共产党内有没有有识之士， 今天看到了这个历史的错误，而感到切肤之痛？ 到了美国后，看到美国同事和邻居一个个下班后或周末忙于去 fittingroom,收拾yard,去山上camping等等，五花八门。他们除 了很知道在选举和社会公务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外，对当官的事好象毫 无兴趣。一个个倒有些象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吃喝玩乐、胸无大志、 玩物丧志的八旗子弟。在这种环境中日久，我的不想做官的朴素的阶 级感情，也开始向理论高度深化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古代的读书实 际就是为了做官，所以正确的命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因为做官位于社会的极品，享受远远高于常人的地位和荣华富贵，而 其他工匠，医匠等等，都被列入三教九流，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一个人 人想当官的畸态。这不但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工程，医学的 门庭冷落，就是不幸由于仕途不济，被挤入三教九流的人，也在三教 九流中支起等级森严的技术衙门，以享受在主流社会中没有得到的官 瘾。 在官文化中泡淫了几千年的中国，不但读书人，而且其他子民也都具 有了无师自通的为官潜力。走上中国社会，如果聆耳恭听，那么一个 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居民委员会干部等等，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套 令美国小民目瞪口呆的社会分析和济世方略来。中国社会中蕴藏着多 少未能得到施展机会的姜子牙、刘伯温。现在有些御用文人找出了中 国之所以不能实现民主、而必须维持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所谓中国 的民众素质太低，其中又尤以农民为最。这实在是对中国人，尤其共 产党的最大侮辱。共产党的老干部绝大部分出自农民，这不等于说我 们老干部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吗？这些御用文人拆东墙，补西 墙，拍马屁拍得不小心骂起主子来了，要是毛泽东、江青活着，非得 掉脑袋不可。 以能够结交高官为友、而感到荣耀的中国作家们，不是爱为高官写传 记吗？其实挤不进高官的门缝的非主流作家也不必灰心。去木匠中 找一下，可以发现千万个潜在的李瑞环，去监狱的死囚中去找一下， 可以发现千万个潜在的贺龙、林彪。他们为官为将的素质一点也不输 于真实的李瑞环、贺龙、林彪，所不幸的只是中国人实在太多，加上 他们未赶上一个群雄四起的乱世，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和显露而 已。 人人皆尧舜，并非喜讯，因为皇帝只一个，尧舜之争就永无宁日了。 藏龙卧虎的姜子牙、刘伯温太多，也决非好事，官少民多，高位之争 也就难免了。虽说尧舜和政治家都是要救国救民的，但是人人都要救 别人、谁也不肯被救时，国也就无宁日了。 所以为官者，既风光，又荣华，但是却是宴息难宁。成天得捉摸着不 被同僚、下属、上司陷害的良策。周围全是一张张窥视欲取而代之的 笑脸、怒脸和不动声色的脸，一不小心，就要翻船。轻者革职，重者 抄家入狱、丢命，在古代甚至满门抄斩。中国的仕途充满凶险和惊涛 骇浪啊！ 我想，如果一个老板付我十万美元一年，让我老老实实做些技术工 作，没有大风险，而另一个老板付我一千万一年，不过我不得不成天 与周围的人生死搏斗，而且这个老板神经不太正常，一句话不对，轻 者扒裤子，当着同事的面打我屁股，重者杀我的头示众，我是绝对不 会选后一个老板的。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不愿为官的理 论根据了。当然我的这个理论是不符合老祖宗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胸怀大志的祖训的，只能用于没有出息的庸碌之辈。 我用了几乎一生的坎坷，才从老祖宗的教诲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自 然人。回看那个被官欲官势官斗笼罩的土地，已经在我身后愈来愈 小，心里感到无限的自由和欣慰。 令我永远困惑的是，在这二个极端的怪圈中跳了几百年的中国人：他 们一会儿沉溺于为官的大红大紫、为官的荣华富贵之中，纠缠于为了 争夺官位的官官、官民的无止休的生死博之中；一会儿神经兮兮地要 将富人杀掉，解放全世界，来个绝对平均、世界大同，然后大家都 僵在那里，宁愿没有饭吃，也不允许有一点差别。为什么中国人就不 能走到一个中间平和的路去？为什么中国人立匾挂在中堂的“中庸” 就从来没有降临中国的社会呢？如果中国的官不再成为社会荣耀的 中心，不再成为令人流吐沫的巨富，那么官们夜里也就睡得安祥了， 子民们也就不去拼命也当官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也就被 人渐渐忘记了。大家都去养花，去养狗，去fittingroom，去收拾 yard，去山上camping，一个真正的和睦社会不就自然来了吗？ 啊，官啊，官，你害苦了中国人啊！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人治困境下的郑筱萸死刑案 田晓明 已被一审判处死刑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已提出上 诉请求。他在上诉书中称，自己有“主动坦白”等从轻情节，望法院 酌情对一审判决做出改判。针对他的上诉，有的人认为，死刑应当适 用于“极其严重的犯罪”，而他的罪行，就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因此 有必要维持对他的一审判决。 这种认为郑筱萸应该被判死刑的观点不是胡搅蛮缠，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中共中央纪委日前发布了一个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以后，还坚持判他死刑，就会导致一些冲突。 这个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提出了“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等八项严格的禁止性规定，进一步加大了查办 权钱交易案件的力度。中纪委表示，自2007年5月30日起30日内，主 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 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刚才所说的冲突就在这里：郑筱萸坦白了却得不到宽待，别的犯了错 误的人还敢坦白吗？一个坦白的人一旦被认定为罪大恶极，他就会象 郑筱萸一样被判死刑，这样的坦白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结 果是这样的，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坦白。他不坦白，也许还会蒙 混过关。 没有法治，当政者只能寄希望于严厉的惩罚。他们希望以此来压制犯 罪，因此郑筱萸之类的人物经常会成为一个舞台上的道具。郑筱萸死 了以后就没有后来人了吗？不，他之后一定会有后来人。有那么多贪 污的人，因此而死亡的却寥寥无几；近三年，因病死亡的部级以上官 员就有三个人，因贪污被判死刑的部级官员只有一个；贪污犯的死亡 率这么低，死刑根本就不能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 再说，现在有的人也不是那么珍惜生命，从那些自杀的人那里就可以 看到这点。近几年，自杀的大学生逐渐增多，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 2002年，大学生自杀案是27起，2004年是68起，2005年是116起， 2006年是130起。 自杀的官员也不少，上自省级官员，下到科级官员，各个级别都有自 杀者。6月4日，天津市的政协主席自杀；不久前，四川的一个官员在 被审查期间自杀，办他案子的官员也莫名其妙地自杀；宜昌市夷陵区 交通局一副局长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重庆大足县人事局 副局长李福多在家中自杀；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的翁华铭自 杀；河南省原地税局局长谢应权在省地税大楼办公室上吊自杀；西安 市临潼区水务局局长齐康文在办公室“割腕自杀”；雅安市公安局局 长李海在公安局坠楼身亡，经法医鉴定，确认属自杀；衡东县教育局 局长罗祖建因小金库存问题被查，后来他在火车道上自杀身亡；笔者 仅仅输入了“自杀”和“局长”这两个词，就搜索到了这么多官员自 杀的信息。这些官员们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你拿死刑能吓唬住他们？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最后往往有这样的断言： 　“如果上帝不存在，也不存在灵魂不朽问题，那会怎么样？那么 　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人、自杀亦可。” 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礼仪没有了、廉耻没有了、修养没有 了、诚信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爱没有了，法律失效了，在这种状 况下，人们自然就开始为所欲为，杀人，或自杀。心是空虚的，人们 自然就没有畏惧、没有牵挂，自杀对这样的人真不是一个困难的事 情，生命在这里就贬值了。 法治就是要建立一种秩序，并积极维护这个秩序，因此人们就不容易 超越这种秩序为所欲为，一个私心极重的官员就不容易把自己的脑袋 玩掉。打破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权不再比法 大，这是很多人所期盼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就是迈不出这一 步，迈不出这一步，有些人的脑袋就保不住，这实在是一个悲哀。 （2007-06-1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信息公开 软着陆的导航灯 谭作人 继4月24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后，4月25日，中国国 家环保总局第一个作出反应，雷厉风行地推出了酝酿多年的《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国务院的工作。这在我所 工作的ＮＧＯ和志愿者当中，激起了一片掌声！ 曾经，大得人心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目标─ ─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共建和谐社会。四年下来，人们发现在对三个文明的理解和执行 上，竟有太多的不统一。比如物质文明，其内涵十分丰富，并不单纯 是发展经济，而是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叫做“物质文 明”。而在现实中，发展经济却被人误读成为片面追求ＧＤＰ的单项 指标，部门利益至上，不计经济成本，无视环境成本，不管整体协 调，不顾社会公益，致使“经济发展”偏离了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 大众权利变成小众权力，公共决策成为部门博弈，行政部门成为一个 又一个“黑色的箱子”。 现代宏观经济学认为，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的结构、质 量和效益的改善，应当优先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经济，造福社会。根据这一原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引进并设计了绿 色ＧＤＰ课题，以图通过对环境指标的监测，环境成本的测算，经济 效益的改善，促进经济安全转型。但是，这项利国利民之举遭到了包 括各级政治利益集团在内的各类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2005年，全国 十多个省市未能完成国务院提出的节能4%、减排2%的控制指标，不仅 不向国务院负荆请罪，反而要求不要公布排名，以便继续蒙混全国人 民。这种事情，在中国已被人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然而站在三个文 明的角度看，这件事足以构成当今世界奇闻。 可喜的是，认真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方针的国务院和国家环保 总局，正在全力纠偏，认真地面对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并欢迎公众参 与，监督政府，解决问题。 如果说，已经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是一种下游补偿措施， 《行政许可法》是一种中游干预手段；那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则是一个上游预防机制，是经济风险和生 态危机的控制阀门。如果行政行为三个阶段的规范措施能够有效联结 起来，则可能有利于行政弊端的源头治理。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 透明政府出现的，将是一个日益和谐的社会。 因此，信息公开，值得我们支持、拥护、欢迎！ 经济硬起飞，负债搞经营，的确带来了经济的一时繁荣，打造出一派 盛世风景。然而，借来的总是要还的。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已 经承受不起“大跃进”式的折腾，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出现了巨大的 时代赤字！地球资源的代际平衡问题，正在呼之欲出！ 如同一架燃料将尽、动力不足、机械故障、罗盘失灵的飞机，中国过 热的经济需要维修保养，需要调整和转型。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将为发动机过热的中国飞机亮起安全软 着陆的导航灯，并在集体智慧的介入和公众权力的回归下，齐心协 力，用亿万双手托起这架中国飞机，使它可以从容地、平稳地回到大 地。 （2007年4月26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卷首语）寻找失落的规与矩 《文化人》 20世纪中国城市的标志之一，是一对并肩而立的姐妹建筑，一个是管 精神的新华书店，一个是管物质的百货商店。这对标志性建筑全部由 毛泽东统一题名，坐落在或新或旧的城市、区县、乡镇的核心区域， 组成区域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并主导着当时的精神生活及物质生活。 90年代后，经过拆城和造城运动，这类单一性的功能建筑已经不多 了。 21世纪海外华人的困惑之一，是身分识别与感情归属正在发生分裂， 以及因此产生的角色困惑。当大批大陆豪华旅游团蜂拥而至的时候， 当地华人常常避犹不及。这些客居海外并被居住地文明洗脑的前大陆 人说：大陆游客象来自文化沙漠的暴发户，而不象来自文明古国的观 光客。为示区别，一些海外华人被问及时常自称为Japanese，而真正 的日本人却强烈反感被误认为Chinese。这种情况与80年代正好相反 ──那时中国人的形象良好，享有纯洁善良的清誉，而日本人则是令 人生厌的经济动物。现在好了，刚学会丛林法则的13亿经济动物正在 报复式地迅速膨胀，世人不能不感到困惑与恐惧。 近百年来，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不忌生冷地吞食着一系列社会革命的 苦果，在社会实验的消化不良中大口吃药。另一方面，中国式革命呈 现出保劣去优的逆向淘汰特征：革命革掉的是人性、反掉的是人权， 继承发扬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西化化来的是异化；学来的是丛林法 则；被拒之门外的却是人道主义和科学民主精神──政权更迭没有实 现人的解放，反而强化了“王”的威权和“神”的虚妄，弱化了人的 价值。 以上三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可比性。然而站在见微知著的 事实判断立场，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判断立场，事件的内在关联 性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对文化的专制，文化与经济的冲突以及经济对 政治的反制，正在导致价值颠倒的混乱并导演杀贫济富的悲剧。这些 现象需要深入探讨，值得严重关注。 本期《文化人》特别邀请了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和著名作家杨远宏先 生，来为我们解惑，辨向。同时也“邀请”了胡适之先生、李慎之先 生、季羡林先生，以及安南先生、马丁．路德．金先生“临场指 导”。我们“现场”请到的志士仁人及学者专家，还有潘岳、高尔 泰、孙静轩、纪龙天、王宏任、瞿鹏举、董乐天……他们将从各自不 同的角度，参与“站立在平面上的研讨会”，寻找“天与地的价值分 野”，并与广大读者、作者一道，为中国历史诊脉，为中国文化张 目，为社会公义呐喊，为民族未来探路。 人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学意义上，如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 矩以划“方”，以文化机制建设为规以求“圆”，规矩并举，求方得 圆，也许能在一定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和谐。然而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 改革却被人为地破坏了规矩，因而也失了方圆。在体制内外形成的 “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道德良心、公民权利、民主政治被妖魔 化，并成为高度屏蔽的敏感词。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政方针一 旦成为全社会目标，党文化一旦成为全民价值，人们最安全的选择就 是“顺服”──唯有顺服才有“好处”。 但是，在一个只要利益不要尊严的社会丛林中，所有的人都是被动者 和受害方，没有真正的赢家。今天你可以杀贫济富欺行霸市，明天他 就会逼良为娼谋财害命，后天也许，就会出现集体性的性倒错──女 人以家庭的名义变阴柔为“阴刚”并因之失去家庭，男人为妻儿的安 危变阳刚为“阳柔”却失去妻儿。最后，男人因缺钙而成为笑柄，女 人因缺爱而成为工具，小孩因缺少榜样而绝望地崇拜自己最终轻易地 放弃自己，社会因人性的缺席而充满杀伐暴戾之气。 失去担当的社会是可耻的社会，失去担当的家庭是可怜的家庭，失去 担当的人是可悲的小人，而失去担当的男人，犹如人工去势之禽兽， 枉为人夫，枉为人父，枉自念念有词想立婊子的牌坊以开脱自己！ 05年8月，由本刊发起的《首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创意论坛》新闻发 布会后，参会的38家海内外媒体十分统一地“贪污”了九项活动中的 两条活动消息，即 ８、发起联署《中国文化名人道德宣言》， ９、发起出版《中国文化名人道德语录》。 我们不懂，宣传部们和公共传媒究竟在敏感什么？害怕什么？ 06年8月，由四川新华书店改制而来的新华集团，招标拍卖位于省内 17个县市的213处房产，拍卖总面积逾50,000平方米，起拍总价值逾 一亿元人民币。这件看似平常的经济事件投射的文化信息是：文化产 业的发展逃不掉经济重组的命运──即使号称“四川文化产业排头 兵”的新华集团，也是以金钱为价值的价值，以经济为标准的标准， 以买卖为生存的目的。 如此“唯经济的经济”，必然会出现反文化的“文化”、不道德的 “道德”和去政治的“政治”，使中国变成神权大于王权，王权大于 主权，主权大于人权的“小人国”，成为封建社会最后的另类标本。 这样的社会，是以“有罪推定”式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来代替并取 消人权的罪恶社会，是只有财富攀比而缺少灵魂拷问的野蛮社会，是 自称无罪的少数人拥有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伤痛和“类人族”的商 机。 为此，我们需要寻觅和忏悔。我们愿与广大读者、作者一道，寻找并 担当那些失落已久的价值，使它回到中国，回到我们心里。向善、求 真、尚贤、尚同、和合、非攻……如果有一天，规则开始变硬，人心 开始变软，道德理想国与经济共生体开始和谐共存，人们学会了“亦 己亦人，共生共存”，那时我们也许可以真正自豪地说：时间开始 了。 〔转载自《文化人》第五期。提供者：（成都）谭作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与陈奉孝先生访谈录 中国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必须清算 武宜三 ┌────────────────────────────┐ │　陈奉孝先生，是当年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右派分子、民主活　│ │　动的杰出组织者，现在是活跃的网络作家和维权活动家。陈　│ │　奉孝先生50年前提出的四项主张：（1）取消党委负责制， │ │　实行民主办校；（2）取消政治课必修；（3）取消留学生内　│ │　部选派、以考试平等竞争；（4）开僻自由论譠，确保言 │ │　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直至今天仍然是中　│ │　国人民永不枯竭的话题和遥不可及的希望。　│ └────────────────────────────┘ 一、中国共产党背信弃义，历来如此 （以下武宜三简称“武”；陈奉孝简称“陈”。） 武：陈先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是学理科的，为什么对政治、 　社会问题感兴趣呢？您为此吃了20多年的苦头，几次与死神擦肩 　而过，可谓九死一生。 陈：这是因为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镇反，1951年镇反时我才 　15岁，正上初中三年级。当时我有两个中学老师和两个同学的父 　亲被枪毙了，三个老师被抓起来了。潍坊刚“解放”时，共产党 　的报纸一直在宣传，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搞报复，号召国民党员、 　三青团员出来登记。有些人当年是被国民党硬拉进去的，集体登 　记入了国民党、三青团的，根本没干过什么事；但一登记，有的 　就给枪毙了。 　我同班很要好同学于宏易的父亲于兴初，是个资本家，解放后是 　潍坊工商联副主委，正主委是李会芝。淮海战役时国军第13兵团 　司令官李弥，当时带第八军在潍坊，所以认识于兴初、李会芝； 　1949年1月徐蚌会战失利，他们给李弥开了路条，帮他化了装， 　让他逃走。李弥逃到青岛后，青岛市《民言报》注销大标题《潍 　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返青》作了报导，这事被青岛的中共地下 　党查到了，镇反时就把他们杀了。后来李弥等人被俘，一个也没 　有杀嘛，为什么放走李弥的于兴初、李会芝要杀掉呢？可见共产 　党之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事让我记住了！ 　其次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用太大了，苏联肃反杀 　那么多人，斯大林犯了那么多罪恶，以前不知道。看了《秘密报 　告》震动很大。我联想到中国镇反、肃反也杀了那么多人，想到 　中苏情况差不多。这就是我后来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 武：当初你们是从北大图书馆看到《秘密报告》的？ 陈：我在北大图书馆外文期刊阅览室看的是《英国工人报》，还与英 　语老师任大熊、陶懋颀一起，三个人把它翻译出来。准备在《广 　场》上发表，但太长，要出专刊，结果《广场》出一期就给封 　了。 二、早叫的公鸡被扼杀 武：学理工科的思维是不是更缜密一点？近代中国好象有自然科学家 　论政的传统。你们当时提出的问题都非常有前瞻性呀。 陈：是，当时我们提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例如我和张景中、杨路等四 　位同学合写的大字报就要求，（1）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 　办校；（2）取消政治课必修；（3）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以考 　试平等竞争；（4）开僻自由论譠，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 　社、游行示威自由。 　物理系王国乡提出了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高度集权是危险 　的。化学系张锡锟同学指出三害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变一党独 　裁的政治制度。这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提出的一些主张是一致 　的。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就早说了二、三十年。 武：成了早叫的公鸡，被杀掉了，太冤枉。 陈：现在都在说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也是我先提出来的。 武：他们侵犯了您的版权。共产党专门干这种事：象毛泽东把朱德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占为已 　有，邓小平把廖承志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 　变”统统变成自己的“伟大理论”和丰功伟绩。你后来感到民主 　在中国没希望了，才想跑出去？ 陈：想到外面看看。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 　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也不行。外国大使馆门前都有中国 　警察岗楼，任何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不可能进去。甚至你想往外 　国大使馆打电话也不行，因为电话都由门口的中国警察岗楼往里 　转，他不给你转。我也这样做过，当时公安部还没让抓人，后来 　就不行了。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抓后认识的两个 　人，就是往外国大使馆打电话被判刑的。还判得重，一个12年， 　一个15年。后来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交民巷，在后 　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正门当 　然也不行，我在一个拐角处，爬上一棵大槐树，翻墙进去的。结 　果让人家送了出来。 　最后准备在塘沽新港混上外国轮船，那天晚上码头停电，看不清 　哪有外国船。正在转悠，被两个人把我当小偷给抓住了。送到派 　出所一搜身，原来是大右派陈奉孝，那时候都登报了。当夜被送 　到北京草岚子看守所，接着被逮捕，判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劳 　改农场，后来又转内蒙札赉特旗乌兰农场。刑满后去了龙江县采 　石场、大兴安岭林场，又回乌兰农场。 武：您这回是第一次出境──北京当局心目中香港、台湾还是外国， 　而且是属于敌对势力的──来香港后有什么感受？ 陈：我们来要先办证。以前我在广州看人家办个《港澳通行证》，只 　要五元人民币；可我在山东省维坊要花200多元。办了证还不 　行，好象怕你跑了不回去似的，结果我有一个学生刚好在旅行 　社，他帮我在香港旅行团报了名，这才出了来。 武：是呀。你们北京大学的贺卫方不是说了吗？“中国看起来是个统 　一的国家，实际上是四分五裂的”。这是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一 　个土皇帝，每一个地方都有许多土政策；老百姓不胜其扰、不胜 　其苦。胡锦涛哀叹政令不出中南海，不是客气话。 三、党权高于《宪法》成腐败的根本 陈：我在市场看了一下，物资很丰富，看起来很贵，一般的东西比山 　东贵四、五倍，但香港人工资高，比如清洁工，这一个月有 　七、八千元，我们那里只有四、五百元。算下来还是香港东西便 　宜得多。 武：最重要的，香港的假冒伪劣没有中国那么严重。 陈：这都是让那些贪官污吏带坏了社会风气，老百姓都跟当官的学， 　于是也坑蒙拐骗；这假冒伪劣，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 　大陆无官不贪，胡锦涛知道不知道？我在北大博客里告诉共产 　党，你现在有两个危机：一失掉了信仰，共产党员根本不信什么 　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了，也没有什么信念道德了；二是你自已管 　不住你自己了，因为党权高于《宪法》；党权高于《宪法》成了 　腐败的根本。 武：他当然知道。但他现在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理，就决不肯放 　弃一党专政。而不放弃一党专政，不实行民主宪政，这两个危机 　也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您对中国的现状还有什么看法？ 陈：从中国的民情来看，中国老百姓是非常驯服的，也就是奴性十 　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搞了几千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 　造反。封建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相通的，过去叫明君贤相，现 　在叫伟大领袖、人民救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西方先进国家 　搞不起来，而在中国却畅通无阻，其原因就是在中国这种封建主 　义传统太浓厚了。 　邓小平抓住了中国老百姓特别知识分子的弱点。所以，在 　“6．4”事件之后就搞经济，就对知识分子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 　策。收买知识分子，（1）给地位、（2）给名誉、（3）给金 　钱；但不许乱说乱动，把舆论、宣传控制得严严实实的。天天鼓 　吹学生经商，大学毕业生，去年有410万，今年有495万名；今年 　起码有240万大学生要失业，就用拚命鼓吹经商的办法减轻就业 　压力。（4）凡中共历史，都成禁区 武：您对右派问题彻底平反和经济赔偿，有什么期望？ 陈：对反右、对文革，现在都不让深入研究，都被划为禁区。文革， 　首先是刘少奇问题必须研究，可是一研究，问题就来了。因为刘 　少奇项目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周恩来现在还是共产党的神；如果 　把文革、把刘少奇问题揭开了，就要扯出周恩来，周恩来再垮 　了，共产党如何自处？有个电影叫《周恩来》，我也看了；王光 　美看了一半就走了，说那是“剪出来的嘛”。反右问题同样如 　此，反右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邓小平、彭真，还有其它 　许多人都有责任的。中共的全部历史，现在干脆都不让讲了。 武：中国共产党头面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了，陈毅、陶铸、 　贺龙、黄克诚、彭真、罗瑞卿都是助纣为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刽子手，都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陈毅在反高饶、反潘 　杨、在外交部抓牛鬼蛇神，是何等的心狠手辣呀？我正在收集资 　料要写篇《陈毅是好同志吗？》 　黄克诚在湘西剿匪，陶铸在广西和广东剿匪、土改，都是杀人如 　麻，尸横遍野；林昭就是罗瑞卿亲自抓走而遭杀害的，罗瑞卿在 　镇反、肃反中，把数百万人的鲜血、头颅当作自己的政绩。中国 　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这一笔笔血债，不知何时可以清算！ 陈：中共现在还掌握着一切资源，还在尽力掩盖历史，有的右派分子 　心有余悸，对平反、追讨赔偿的签名还有恐惧；但是，大趋势已 　经无法逆转了。所以，我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还是有信心的。 （2007年5月4日整理） 〔转载自《议报》2007-05-28。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不吃蔬菜的硕士生 对硕士论文《行政指导法律责任研究》 的评阅意见 刘大生 一、关于选题 行政指导如果能够成立，其法律责任自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行 政指导”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作者所用“行政指导”之英文词源为“administrative guidance” 其中的“guidance”本是向导、引导之意，译为“指导”有政教合一 和官本位之嫌。当然，这不是该文作者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行政法学 界的整体责任。但是，作者人云亦云的态度，的确不能让评阅者感到 喜悦和振奋。 作者说行政指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且提到了1982年宪法中的两个 “指导”，据此认为，1982年宪法开创了中国行政指导的新阶段。殊 不知，1982年宪法中共有四个“指导”，宪法修正案已经取消了两个 “指导”，作者提到的宪法第11条的“指导”早已不存在了。第九修 正案废除了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指导”，第16修正案废除了对个体、 私营经济的“指导”，这些说明，告别“指导”才是市场经济的要 求。 1954年宪法中共有五个“指导”，现在仅剩两个，表明中国宪法是在 逐步告别“指导”而趋向依法治国的。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有“指导思想”之说，现行宪法中也没有 了，这也表明逐步告别“指导”是我国宪法的趋势。 宪法中的“指导”要么被废除，要么改为“引导”或者“指引”，这 也表明将“administrative guidance”理解为“行政指导”是严重 不妥的。 评阅人以为，这个“administrative guidance”干脆音义结合，翻 译为“行政该但”倒很合适。“行政该但”就是“行政机关认为应 该，但是又不能强迫”的意思。该但，该──但是也，亦guidance 也。 二、关于结构 文章既然叫《行政指导法律责任问题研究》，全文就应当以“责任” 为中心，基本理论部分（第一章）就不宜定为《行政指导的基本理 论》，而应当布局为《行政指导法律责任的基本理论》，至多可以布 局为《行政指导及其法律责任的基本理论》。 三、关于论证 作者在《行政指导的历史发展》一节中，列举了江苏省制定的行政命 令、行政规章、行政指导等各种文件的数量，以说明行政指导的大量 存在，但却没有证明某些文件何以能够称得上是“行政指导”而不是 “行政规章”。因此，那些数据显然缺乏证明力。 作者在《行政指导的历史发展》一节中，将中国行政指导分为三个阶 段，却没有指出划分的理由，有点遗憾。 文章的前言中有两个小标题是关于美国、德国行政指导研究现状的， 而其内容却不是学者们“研究”问题的现状，而是政府政正在从事的 “指导”的现状。好象文不对题。 四、关于词语 文章第24页提到国务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个《关于纺织下业生产 和调整下作通知》，经查，国务院根本没有这个通知，且“下业”、 “下作”等等是不是纺织界的专用词汇也值得怀疑。 在同一页上，有一个“棉花减产致使大中城市国有棉纺企业”的句 子，不知所云，小小遗憾。 第15页上有“行政指导在新中国才得以真正的发展”一段，其中有些 词汇与指导老师刘小冰先生的语言风格格格不入，严重冲突。这是不 应该的，这缺乏对指导老师的起码尊重。看来，吃狼奶长大的孩子只 对导师提供的肉食品有兴趣，对于导师提供的蔬菜是没有兴趣的。 五、关于引用及其注释 第一，该文正文部分用的是脚注，前言部分却用夹注，不应该有这样 的不一致。 第二，第一章《行政指导的基本原理》的开头（第七页）引用了周叶 中先生的一段话，类似于“人不吃饭不行”的话，并一本正经地注明 出处，实则没有引用的必要。 周叶中说：“政府行政权力在客观上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世界上有 与周叶中先生不同的看法吗？没有；这句话与行政指导的基本理论有 关系吗？也没有。既然没有，此引文有何价值？ 周叶中还说：“行政指导在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将显得日益重 要。”这句话与行政指导的原理有点关系，但实际上也没有引用的价 值。因为，这是周叶中先生随便讲的一句既不深刻又不精炼的平常 话，是承认行政该但的人都承认的平常话，而不是周叶中的学术观 点。 第三，第24页上转引了日本学者的一段话，注释中却没有使用“转引 自”。 第四，注释中的“参见”太多。 第五，有伪注问题。前些年，有些刊物上使用过一种特殊的夹注，和 历史上的夹注大不一样，内容一般是括弧、作者名称、年份，页码， 等等。如：（张山，1980，P25），意思是：这条引文出之张山先生 1980年那部成果的第25页。那么，张山先生1980年那部成果究竟是什 么成果呢？这在尾注中又有详细的注释。采用这种尾注、夹注相配套 的注释方法，要求夹注与尾注一定能对得上号。该文前言部分的夹注 与尾注根本对不上号，故将页码去掉了。这有伪注嫌疑。伪注，这是 学术界近20年来泛滥起来的一种恶劣学风，教育部曾经发文对此作出 规定（不仅仅是“行政指导”），要求各学术单位杜绝伪注这一不良 学风。 六、关于《致谢》 作者在《致谢》中对指导老师刘小冰先生的感谢词文笔极其优美，情 感显得十分真挚，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任何读者都可能为之感动。但 是，刘小冰先生愿意接受吗？未必。既然如此，又何必写那么多呢？ 作者在《致谢》中也提到了本评阅人“刘大生教授”，排位在正处级 领导干部之前，仅次于厅级以上领导干部，本评阅人本是“八无教 授”（无官职、无党派、无法学会会籍、无宗教信仰、无政府项目、 无政府奖励、无出国访问及留学经历、无入狱及流亡经历），能被学 生记得自然非常高兴。 但是，感谢什么呢？为什么要感谢呢？其实没有必要感谢。因为，本 评阅人在一年的授课中，讲过的所有思想、理论、学术观点，对该文 作者没有产生任何帮助。例如，在倒数第二次授课结束时（大概是 2006年春节之前），鄙人声明：下礼拜的课是最后一次课，讲“引用 及其注释问题”，你们可来可不来，不来就自学，且课程论文可以得 优秀，来听课者，课程论文一律良好。结果，包括该文作者在内的所 有学生都不要优秀，都选择良好，鄙人当时非常感动。在那最后一次 课上，鄙人特别强调：人人都能说得出来的话（或者许多人都说过的 话），如人不吃饭不行，不需要引用并且注明出处；不到万不得已不 要使用“转引”，如果转引一定要注明“转引自……”；“参见”最 好不用，因为“参见”的价值不好定位；“伪注”万万不可。这些观 点，鄙人在《引用及其注释的是是非非》以及《小评〈中外法学〉》 两篇文章中也做过详细论证，此两文都得过稿费，在网上也曾广泛流 传。然而，鄙人这些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没有 对该文作者产生任何帮助，感谢还有必要吗？不谢也罢！也罢，罢。 七、但书 尽管该文存在着以上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笔者还是同意该文通过， 同意作者毕业并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因为： 第一，吃狼奶长大的孩子只对羊肉、兔肉、鼠肉感兴趣，对蔬菜、对 青枝绿叶不感兴趣的问题，是学术体制的责任，而不是孩子的责任。 第二，行政该但及其责任问题，在权威的大牌学者那里也不过是一地 鸡毛。一个小丫头能搭起这么大的一个框架已经不错了。洋洋洒洒五 万言，光打字也不容易。 第三，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行政指导法律责任”的立法建议 稿，这也不容易呀，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 第四，至于学风问题，那是当下学界存在的普遍问题，某些博导大人 还全面剽窃呢，又如何能够苛求于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同某些凭 借剪刀加糨糊而著作等身的太傅、大师比较，该文作者的学风问题， 显然是小问题，是小小问题。批评几句也就够了，其余的就不必了， 不必了。 最后，预祝作者顺利通过论文答辩程序，并顺利获得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毕业证书以及行政法学硕士学位证书。今天恰逢 “6．1”儿童节，祝作者节日快乐！ （2007年6月1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动物的三原欲 论人性论（之05） 刘建安 动物具有“三原力”与“三原欲”。 人类是动物世界最后产生的一个成员。人物不仅仅是来自动物界，而 且至今还基本上没有脱离动物界。那么，了解动物的原力、原欲是很 必要的工作。 　◆ 动物小到眼睛看不清，大到大象、鲸鱼，种类繁多。 植物、动物都属于生物，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点。植物一般终其一 生在一地点，动物却能移动。植物吸取自然界的物质生长、繁衍。动 物却不能直接依靠无机物为营养的。动物，有以植物为食物，有以动 物为食，有的以微生物为食，或者兼而有之。蚯蚓好象吃的是泥巴， 大概吃的是泥巴中的微生物。 动物具有植物有的生命力、繁衍力和竞争力这“三原力”，并表现为 食欲、性欲、地盘欲这“三原欲”。 　◆ 动物的食欲是生命的维持、生命的繁衍、生命的竞争的需要。 任何一种动物，需要以其它植物或/和动物为食物，才能生长。 出现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植物有的有毒，是为了避免落入 动物的口中？许多植物的根、枝、叶、花、果，很不适合于动物食 用，这是自然选择的成功？果可以吃，树根、树干却不能吃，植物采 取了“妥协换取生存”的策略？中国古老的传说中有“神农氏尝百 草”之说，据以发明了五谷，发现了中药。动物，包括人物，为了吃 植物以维持生命，曾经花去了多大的代价呵。被食用，有的植物也得 到了好处：间了苗，去了旧枝叶，有利于新枝叶、新株苗的成长、发 育。每一种动物，除了人物之外，它的“食谱”是比较固定的，这是 遗传的？是动物与植物间的“合同”？或许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 死约会”？ 出现了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中国的“兽棋”，表达了对这一 “食物链”的简单认识与概括：象吃狮，狮吃虎，虎吃豹，豹吃狼， 狼吃羊，羊吃兔，兔吃鼠，鼠吃象。还有俗语说“大鱼吃小鱼，小鱼 吃虾子，虾子吃泥巴”，也道出了其中秘密。这一食物链并非确有其 事，但合乎一般的“大吃小”的规律性。也有“小吃大”的，蛇吃的 东西有的个头比它的躯体要粗大。更有寄生虫，动物防无所防。动物 之间，捕捉术与逃避术，花样多多。此外，形状、大小、色彩、气 味、毒性、味道，以及避险的方式，各有千秋，总的是为了不被吃 掉。为了繁衍，有的繁殖率非常高。各种动物也被迫适应与进化，一 些物种消失了，一些新的物种出现了，万万千千的动物种属生存下来 了。 没有食物，动物就不能生存。人以自己的食欲推断，很容易明白这一 点。这种原欲不需要长篇大论来证明。 吃同类的动物是有的，但不多。所谓“虎毒不食子”。人物却长期相 食。对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一种论点，是认为被从非洲移入的“新 人”人种危害和吃掉以至于灭种的。在7,000年前的长江流域河姆渡 遗址中，考古发现了中国人的祖先吃人证据。从二十四史中要找“人 相食”的例证也不难。很可能中国人吃人（真的是吃人，不是文学语 言）的惨事，离开我们还只有几十年。小时候，有句歌谣，“吃人 肉，生疔疮，烂死你这个死瘟丧”，学会后，一边唱，一边不寒而 栗，这禁忌如斯传到了笔者这一代。下一代没有再唱这句儿歌了吧？ 满足食欲，常常产生快感，是为了快感而吃，还是吃为了满足快感？ 甚至，界限常常模糊了：吃是为了生存，还是生存是为了吃？动物如 斯，人物也高明不了多少。公款吃喝十多年前就以1,000亿元计算， “民以食为天”，官当然也是以食为天的。 　◆ 动物的性欲是繁衍后代的需要，自然又赋予了愉悦自身的需要。 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从同体繁殖到异体繁殖，从体外受精，到体 内受精，是一步步地进化。进化的最后结果，是出现了哺乳动物。人 物属于哺乳动物。 性欲象预先编制好的程序，在各种动物的相应生命阶段出现。这是自 然的产物。只有人物，才发明了阉割动物的技术，甚至制造了“太 监”这非男非女的一类人物。它残酷，违反自然的本能，恶有恶报， 而且遭到了惨烈的报复。秦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宦官专权，明朝 阉党之祸，奴才玩弄主人于股掌之上，殃及黎民百姓。苍天在上，逆 天行事，总会有报应的。 为了繁衍后代，动物采取了“对偶”、“一夫多妻”、“群婚”等等 多种结合形式。求偶的策略也在自然选择中发明出来，如雄孔雀的漂 亮羽毛，黄茑悦耳的啼鸣，雄马健壮的肌肉，直到为了争夺雌性的激 烈的角斗或耀武扬威。雄性为了多繁衍而“不贞”；雌性为了子女的 生长，倾向要求雄性专一。“一夫一妻制”是某些动物的发明，它们 有专利权。 自然选择过程中，为了让生育得到确保，产生了交配时的快感。这快 感很强烈，产生动物交配的强烈需要。性快感的体验与记忆，趋使动 物寻找配偶，争夺配偶。动物界的等级制，是分工、分食、分配偶的 安排，强势者少劳、多食、多偶。如果说植物间的等级是无知的，动 物界的等级制却是有知的。 也许是为了提高后代成活率，也许是为了种群的数量适当，总之，动 物的性欲发生是间断的，有季节的。老人说：“畜牲知足不知羞，人 物知羞不知足”。当然，某些人物也失去过羞耻之心。近年来，中国 好几个城市，几千人聚集于一处，男男女女一对对地比赛接吻，这不 知是进步，还是退化？ 是为了生育而交配，还是为了性快感而交配？界限也交织着。 　◆ 动物的地盘欲，是指任何动物，它必定需要一定的地盘以满足生存、 生育、安全感的条件。这种需要也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逆转的。 同种动物之内对地盘的争夺是靠力量来决定的，当然也开始了计谋的 初级形式。有的动物是同类相残的，更多的不相残，拼斗比人物的斗 争绅士得多，和平得多。 以植物、动物为食，食物对象彼时彼地常常是数量有限的，动物个 体、群体的数量受其制约：或者离群、分群，或者不育、少育。有的 没有地盘的雄性动物是没有配偶的，也可能就绝代了。人类学家一家 之言说，“新人”人种起源于东非洲，先进入中东地区，后来到达亚 洲、欧洲，最后达到美洲、澳洲。源于觅食而分群。人类学家说“人 类最初起源于一个老母亲”。《圣经》说，始祖是亚当、夏娃。这可 以推论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非常有益。 蜂窝、鸟巢、蚂蚁洞，是食用、交配、憩息、睡眠的地方，需要安 全。这也是地盘欲的一种原由。有一说，说刺猬有刺，离远了不够取 暖，离近了会刺痛对方。动物总须调节距离。 所有动物，必定存在对地盘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或离开一定距离， 或“你在我走”，或“此消彼长”，甚至“你死我活”。关犯罪嫌疑 人的看守所监房，由于人挤人，密度太大，相互间伤害率、残害率很 高。兽性总在人物那儿重复着。 幸亏动物进化途中，各种动物在躯体大小、食谱、活动方式上各自找 到了其“生存位”，出现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生存位差”，相互 为食毕竟有所限制。尤其是地盘，即生存空间，往往互不干涉，这 样，人物才能生存在这多种多样的动物世界之中。 　◆ 只有人物以违反自然的手段拼命繁衍，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有的市区 达十万以上。个别片断，如在1966冬、1967年春，全国火车上挤满了 青年学生，有的人就站着睡觉了，醒时不用力支撑，也不会倒下。这 密度，每平方米不少于十人，即每平方公里1,000万人。按这比例， 现在全世界的人物，仅仅600多平方公里就可以挤下来。 马尔萨斯、马寅初说出了其价值不低于发明计算机、发明因特网、制 造人造卫星的人口理论，可惜说早了。1800年世界只有七亿人，1830 年达到十亿人，1930年30亿人，1975年40亿人，1987年50亿人，2000 年超过了60亿人。中国1957年只有六亿人，2000年近13亿人。白种人 采取殖民政策、节制生育躲避了人口危机，黄种人、黑种人没有新大 陆了，人口还象“爆炸”一样在继续膨胀：人物再一次违背生物规 律，执拗地繁衍，集体无意识地走向末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个“右派”的自白 谢庄 和谐，是个好东西。“和谐社会”是2,000多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理 想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个没 有改正的右派，作为大陆一个民主党派的一名普通成员，他该怎么 做？他能做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 一、 50年前，他因说了三句话：“拥护康振黄当院长；要求停课鸣放；要 求档案公开”，而被定罪为“拥护教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当时康 振黄任学校教务长）”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时他刚满 19岁，系成都工学院二年级学生。 50年过去了，在全国共划了552,877名右派中，迄今为止，或许他是 唯一的一个还活着的尚未改正的右派，也许还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留下 任何文字记载的右派。因为：宣布被划为右派；宣布因右派被劳动教 养；宣布解除劳动教养；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等处理，统统都是口头表 述，而没有给当事人送达过任何见诸于文字的材料。在那个叫“人民 民主专政”的时期，没有“人权”这个说法，只有毛泽东的“阳谋” 论，他不是交代得明明白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吗？在无法无 天的时代，在“引蛇出洞”的阴谋下，个人的政治生命怎能不被随意 宰割？！那么现在，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期，对他这样一个颇 有特色的一直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总该有个说法吧。 想当初，他曾要求“档案公开”，本是担忧档案里的黑材料，误了一 个人的前程。没想到，没有档案更可怕，如今，办理社保与医保，也 必须有档案，否则不予办理。这样一来，在中国大陆他就成了“天外 来客”，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漂泊者。为此他重启“寻找档案”。结果 所到之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区档案馆直到市档案馆均无所 获。唯一例外，在其曾被劳教的单位找到了一份署有其“因右派送劳 教”的花名册。但该处仍无其档案。为此该单位出具了一证明材料， 实事求是地写明他：“因右派于1960年3月送我厂劳动教养，1962年2 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他本以为，有了这些材料（证据），对他的 右派问题总会有说法了吧。 但很难想象，由大陆那个民主党派的省委会将他的有关材料报送中共 一省委统战部，至今已一年多，却渺无音讯，没有给予他一纸回复。 看来在强力推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他依然只能继续背负这个让他 付出了几乎是一辈子的惨痛代价，至今却又得不到哪怕是有丁点和谐 味道的一句道歉的话，给一纸所谓的改正通知书，而继续负重前行。 老实说，一纸所谓的改正通知书，有何实质意义？真想要实现和谐， 就必须对右派彻底予以平反。试问：哪有为打击少数几个右派，而扩 大化让55万多右派陪杀场之理。一个知错就改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民族，一个拒不认错的人，怎能指望对其智商的评估为上乘。可悲的 是，恰恰是这些自恃为“上乘”者，往往忽视老百姓的善良、温顺与 忍让，无限膨胀自己的权势，刻意糊弄、忽悠弱势群体。几千年来的 封建统治不都历来如此吗？人们的习惯思维定势不也往往由此而生？ 如今，众多官员常把“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挂在嘴边，以示关 注，这确是一句“执政为民”的好标语。如果仅凭政治作秀就能解决 国计民生大事，那么，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期望值，或许还能继续保 持习惯思维模式。实则多年来，他宁可相信中央宣传的政策与方针， 不然所追求的理想，就毫无一点存在与发展的想象空间与期望指数。 遗憾的是，在此窘迫现状下，他如何去面对他的恩师──曾教授他理 论力学，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康振黄教授（康老后历任成都科技大 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但他一刻也没丢失过 恩师教他的做人准则。确信必有那么一天，他能向康老报告：你的学 生不会也没辜负你的教导与期望。因为，学生的一生虽是忍辱负重的 一生，但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改变或摧毁学生为社会承担责任的权 力与义务。有了坚强的意志，美好的信念，不懈的拼搏，新世纪来临 之际，学生方能坦然地在与康老的合影上留下几句话： 　“老师桃李满园 　学生惟感汗颜 　虽横遭灾难 　仍初衷不改 　待到满园金色 　举杯再论明天”。 明天，何时到来呢？ 二、 纵观他的生命历程，往事如烟，却又并非如烟。在恶劣的环境下，为 了活着，维持生命的存在，他必得付出超乎人们想象的代价，个中苦 与难，自不待言。而精神上的折磨，恐非常人可以理解，其刻骨铭心 的屈辱，形影相随伴他至今天。 1958年，成都工学院的右派，集中下放到德昌县劳动改造。那是一种 怎样的心境与状态呢？ 每日天没亮就得起床，去工地修筑水利工程。拿起重镑大锤，千锤百 锤，爆破岩面。这是上早工，10点左右吃上午饭，然后继续“脸朝黄 土背朝天”，5时左右吃下午饭，饭后一直干到天黑（一天两餐）。 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早已精疲力竭，手上全是血泡，浑身无处 不痛。顾不上洗脸洗脚，倒在床板上就想入睡。但又睡不着，老是失 眠。想到出工收工途中，一群小学生在你身边高声唱起“右派分子想 反也反不了”的歌曲时，他的心就象被刀割一般。不过久而久之，也 就麻木了，但麻木之余，一种莫名的悲哀又涌上心头。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这种非人的日子，要到哪天才会结束呢？前途渺茫，想都不 敢去想，只有继续“与牛、羊共眠”。何以说是“与牛、羊共眠” 呢，因为他们的住宿处，不是牛圈就是羊圈。那段生活他曾有如下记 录： 　“我们的住宿处是座陈旧的碉楼。碉楼用土坯砌成，高十来米， 　上下两层。底层只有一扇门，其实不是门，或者说是没有门框也 　没有门板的门，一个自由进出的通道。用豁皮铺就的楼板在边沿 　处开了个一尺见方的洞，刚好可容一人上下。一根粗大的麻绳就 　从洞沿坠下来，离地一米多。楼下是用来关栏牲畜的，墙角堆了 　些干枯稻草和高粱秆，泥土地上处处能踢到大堆的牛粪与颗粒状 　的羊屎。暗黑里弥漫着带酸味的霉臭气，刺鼻又刺眼，令人窒 　息。 　“睡哪儿呢？睡楼上。怎么上去？那根绳索就是‘楼梯’了。我 　们得天天作‘爬绳’运动，双手紧握绳索，一把一把往上攀，始 　达‘楼上’。呵，楼上可‘光明’多了，原来上面的四堵墙壁上 　都开了小窗户。其实那也不是什么窗户而是孔孔枪眼，专作瞭望 　与射击之用。同样无遮掩，空气自是清新些，西昌的风沙可是名 　声在外，在呼啸的风中入睡，那滋味恐无诗意可言。但常听人 　说：往事纵然不堪回首，追忆起来却象诗一样…… 　“诗意在哪儿呢？ 　“入夜，西昌月特大特皓洁，远山近寨尽收眼帘。灯火阑珊处， 　有多少欢乐又有多少愁苦隐其间。这时节，格外思念起家乡的亲 　人跟学校的同学来。如今，已过去了数十载，悲凉心境犹在。 　“夜半时分，凄风苦雨中不时传来阵阵狼嚎，恰似婴儿饥饿极至 　的啼哭。那声声呼叫，此起彼伏，撕裂夜幕，阴森恐怖。也许是 　儿时常听大人讲鬼故事，如今才真正害怕这夜的黑暗统治。黑暗 　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故事里的鬼怪与幽灵会飘然而至 　吗？而遭遇野兽，尤孤单一人，在漆黑的夜里，从乡场赶往回程 　的途中，其概率或许最高。 　“曾有两次这样的体验，就再也没有勇气举一反三了。从六所公 　社所在地到泽中山寨，其实也不过七、八华里山路，却好象特别 　漫长。我一手握根青棡棒棒，一手举起松明子捆扎成的粗大火 　把，壮胆又增暖。火焰通红，足以照亮身旁十来米，但绝不敢丝 　毫怠慢，也不敢出声大气，几乎是一路小跑，高一脚低一脚疾驰 　其间。最怕的是出现闻而生畏的豺狗，豺狗就是狼，老乡们是这 　样说的，并反复告诫，说豺狗最狡猾最阴险，现时的术语是善于 　搞阴谋诡计（不是阳谋）。他们介绍，豺狗总是静静地跟随你身 　后，又悄悄地把前爪搭在你肩上，条件反射你回头一望时，它就 　闪电般地咬住你的咽喉。想起这告诫，心都麻了。越想越觉恐 　怖，冷汗直冒又全身发烫。心想这条小命可不要葬送在这个叫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在中国地图上发现不到的一个西部边远山区 　的林间小路上。 　“恐怖真是到了极限。但我没哭。大约那时还没真正懂得最令人 　恐怖的其实不是狼。” 最可怕的是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斗之风席卷中华大地，成都岂能例外，在此恶 劣环境中，他该怎么办？工厂停产，到那儿去找活路干，但他又必须 得找，不然他新婚的妻子和她幼小的弟妹们怎么活？于是向朋友借了 一辆周身都响、唯独铃铛不响的破旧自行车，到火车北站去接运旅 客。收费标准是：火车站到盐市口为八角钱。 那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有天下午，他搭载一乘客从火车北站往市中心 赶，途径人民北路五冶总公司大门口时，突然遭遇一群荷枪实弹的造 反派（重庆“反到底”）的拦劫。 “站住！” 他佯装没听见，继续骑车奔跑。 “站住，不然开枪啦！”这一吼叫，他立马刹车。 “干什么的？” “不都看见了吗？”他忙解释：“干点活，挣点钱，拿回家去买点 米。” “他妈的，不去抓革命。” “我连临时工也不是，没有单位能让我抓革命。” 解释无效。继续询问：“给我背新三段”（指毛泽东语录）。 没答上。 “混蛋，那老三段呢？” 总算答上了，才予放行。当时他的魂都吓掉了，事后想来更觉后怕。 因为他有个右派朋友，蹬着平板三轮车，经过四川医学院大门口时， 在没有任何询问和警告的状况下被枪射杀死了。（其亡魂能安息吗？ 谁来为其平反昭雪呢？） 这种经历，他常遇上。无奈的经历，公然练就了他的勇敢。但这勇敢 能给他带来什么呢？记得有天晚上，在火车北站搭载一个陕西来的约 18岁的女孩，是来成都探亲的，她说她姑姑住在“草市街”。车至草 市街，却找不到具体门牌。她急了，哭了。他忙安慰她，小妹妹，不 要慌，仔细找找看看身上有没有具体联络地点，结果才发现是“粪草 湖”，于是他又往“盐市口”赶（粪草湖就在盐市口旁），总算把她 安全送到了她姑姑家。其时已是深夜12点过，她姑姑非常感激，感激 之余，无论如何也不准他离开，说太危险了，要他在她家住一晚。那 时由于没有任何通讯工具，无法与家里联系，结果害得他的妻子在家 整整哭了一个夜晚！ 就连如此非人的日子，平日里也不得安宁，几乎每隔几天，派出所的 户籍就要在晚上来光顾，美其名曰：“查户口”。弄得你的神经随时 处于高度紧张状况，严重干扰你的睡眠与休息让你疲惫不堪。一天晚 上，又来了，重重地踢门，大声地吼叫。这时他愤怒了。跟妻子说， 今晚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这帮无赖。为妻的马上告诫他，千万不要 动气，跟他们讲道理，说话慢点，免得说错了，惹上大麻烦。一开 门，但见户籍带来了十几个年轻的学生娃娃，清一色的红袖章，把狭 窄的家挤得拥挤不堪。一见他们，妻子的劝告刹那间忘得一干二净， 无端委屈下，他先发制人：“干嘛踢门？干嘛吼叫？你以为这么做就 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么？”接着他居然还能幽默一番： “真要是坏蛋，早就跑啦。”没想到跟来的十来个学生娃娃都不开 腔，户籍也就只好悻悻地走了。这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但心 呢？唯有悄悄地暗自滴泪……。 个人的委屈与痛苦，到也作罢，尚可忍耐。但他的右派身分，无端地 给家庭造成的巨大磨难，让他愧疚终生。有了他这个右派哥哥，三个 妹妹考大学都被拒之门外。尤其是他的小妹妹，也遭遇过他的同等经 历。她说：“记得五岁那年，一群平日小伙伴跟在我背后唱‘右派分 子想反也反不了’时，那种孤独、屈辱的感觉刻骨铭心，以至直到初 中上体育课，喊‘向右转’、‘向左转’的口令，还直紧张，一定要 比别人慢半拍，因为怕分不清左右，转错了方向。” 天啦，这一切是谁之过呢？谁之罪？！ 三、 回顾50年来的艰辛历程，他的生命之旅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得 活下去，这是第一阶段。江泽民说：“温饱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而 他的切实理会是“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但就是这个起码的生存权，他也被残忍地剥夺了。 解除劳教清放回家后，在城里待业谈何容易：军工企业自然与他无 缘，川棉一厂也将他拒之门外，就连第三砖瓦厂也不容纳他这个社会 的“弃儿”。无奈之下他申请到农村去，不知什么原因公然未批准。 怎么办？ 他总得谋生，要活下去呀。 幸好允许他到街道装卸组与建筑工地干些重体力劳动，如拉架车、搞 装卸、挖土方、挑卵石等等，但都是编外临时工。后来终于到了街道 生产组，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986年怀着民主建国的情怀，他申请加入了中国大陆一个民主党派， 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阶段的人生。即有点意思的人生。 人需吃饭，那是为了要活着；但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要吃饭。 既然活得该有意义，那么必须有可供你为社会效力的活动平台。 而他又没有。 一切实现理想、向前发展的流动通道都被堵塞了！ 怎么办？ 他既不能浪费在校所学的知识，也不愿错过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开 局，最最重要的是，他绝不能动摇内心的美好信念。他深信，只要我 们每个人都能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点有意义之事，我们的民族肯定是 有希望的。 为着这个希望，他抓住改革开放之机，自砸精神枷锁，自力更生，自 组活动平台，干起了自认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事。 20多年来，他持之以恒，留下了以下一些记载： １、策划、构思、组建《中华文明摄制委员会》。自筹资金，耗时三 　年多，行程万多公里，摄制完成了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文 　明》。第一辑《中国道教文化》（片长二小时三十分）与《古代 　石雕》（片长45分钟），抢救了不少珍贵文物资料，填补一方空 　白，并自费在香港印制了精美的画册《中华文明》（共二集）， 　作了可能做可以做应该做的人不愿做不屑做或没想到做的事，试 　图向海内外宣传弘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1988～ 　1990年期间） ２、自费出版了文学专著《感慨集》（12万字，1995年由成都出版社 　出版）、《感慨交响曲》（35万字，1999年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与《负重者》（25万字，2005年底由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出 　版）。 　凡翻阅过以上任何一本著作的朋友，无不深深地了解并理解他在 　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之际，所抒发的不是个人哀怨，而是深切关注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并始终充满信心，愿为振兴中华大业 　这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身。 　正如他在《感慨交响曲》前言中所述： 　振兴中华大业刻不容缓，促进祖国统一势在必行，复苏民族经济 　迫在眉睫。时值此际，有知识、有思想、有胆识、有才干并义无 　反顾地愿为祖国统一强大、民族兴旺发达、发扬最大爱国热情与 　献身精神的炎黄子孙，当具有划时代的民族先驱观念，破天荒的 　振兴中华图谋，全方位的精神文明意识，肩负起弘扬民族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加强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的 　神圣历史使命！ 　《感慨交响曲》的出版，就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试图为实现这一 　伟大目标，完成这一光荣重任而抛砖引玉，团结“当代愚公”， 　耕耘“思想领地”，播种“精神文明”。于大漠中，构建“中华 　长城”，雕铸“民族脊梁”，希冀中华大地一遍绿色，祝愿中华 　文明重展辉煌。 　为此，《感慨交响曲》的核心，就是大力倡导弘扬“爱国主义主 　旋律”。尽管如今有人并不怎么热衷、也不大爱听什么“弘扬爱 　国主义主旋律”，甚至于尚有不少人“挂羊头，卖狗肉”。但 　是，谁也否认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只要真心实意地爱国，就 　该理直气壮地突出爱国主义主旋律。因为，唯有最崇高的爱国主 　义才能将我大中华引向繁荣昌盛，引向文明民主，引向统一富 　强！ 　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仅因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面对生存 　的机遇与挑战，或无力介入一种正义行为，或无缘参与一种公平 　竞争，难道就该动摇内心的信念，淡化理想的追求，甚至放弃执 　着的拼搏？！ 　不！决不！ 　既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就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始终不渝地 　奉献出自己的绵薄力量，为中华的腾飞而奋斗终身！（1996-10- 　18） ３、赴京参与策划、组织、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从1949年 　10月1日起，每年一集共先行出版50集，期间他曾忝列委员会副 　秘书长。（2000～2002年） ４、发起、策划、组织《首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创意论坛》，任组委 　会秘书长，执委会主任。（2005年） ５、策划、创办、出版大型人文期刊《文化人》。为公民意识的提 　高，为推动社会的进步，搭建起一个公共话语平台。大16开本， 　每期为20万字，至今已出版共六期，他出任《文化人》编辑委员 　会主任兼任总编（2004年起至今）。 此外，担任《四川省企业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参与 策划、组织召开《中国当代作家世纪之交大型笔会》与《中国当代作 家艺术家新南方丝绸之路世纪行》等活动。 四、 20多年来，之所以能始终坚定信心，不懈努力付诸行动，做了些自认 能体现自身“生命价值”的事，全得归功于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人。 是谁呢？ 他的妻子。 妻子的出现，这是老天爷送给他的最佳礼物。她明明深知他的不幸， 目睹他的遭遇，却毫不畏缩地和他在一起。哪怕随时提心吊胆，长期 担惊受怕，依旧始终如一，抚慰着他那颗深受创伤的孤寂而破碎的 心。心连心，手牵手，肩并肩，支撑着他朝着未来，一路目不斜视字 正腔圆地唱着自己的正气歌…… 正气歌声飘自一寒窑，无助的灵魂，清贫中唯有相依为命： 　忘不了，由于交不出两元多钱的房租费，只得屏住呼吸不敢去开 　门的那种狼狈境况； 　忘不了，为了三个幼小弟妹的生存，偶然发现妻子的三个输血证 　时的那种彻骨心寒； 　忘不了，每当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即刻感受到妻子嘘寒问 　暖的那种百般温情； 　忘不了，忘不了39年来，妻子无怨无悔、始终理解他不断支持他 　的那份情、那颗心…… 对此，他倍感珍惜，终生感激。 为答谢爱妻，在其所著《负重者》的扉页，一句肺腑之言跃然纸上： 谨以本书献给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38年来与我患难与共，相 濡以沫的好妻子。 而在《感慨交响曲》中，他精心设计了致妻子生日赠言的彩色插页： 　“相爱三十载　生命一瞬间 　爱心犹波澜　人生一红帆 　曾忆台风袭　你似一护栏 　难忘风雨时　你如一把伞 　浓雾锁视线　体道悟自然 　往昔化诗言　并首望长天 　浪卷污泥水　涛声童谣传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谨以此情献给他至爱的妻子。 应当说，这是他不幸人生中唯的一万幸！ 上帝终究是公平的。社会抛弃他，但他有妻的包容与理解、支持与深 爱。妻子的爱，委实是他的生命源泉！恰似： 　沙漠中，一道清泉涌现； 　森林中，一堆篝火点燃； 　夜航中，一座灯塔一闪一闪…… 数十年来他满怀希望，勇往直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永不偏离航 向，其最大的动力之一，无疑就是他妻子那种伟大人性的博爱！ 该不该认定：这，就是一个和谐家庭的典范。 五、 而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所组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理当体察 每个家庭的生存条件与发展空间。如果说，每个家庭成员能有机会升 学、就业，都有能力就医、养老，平平淡淡过日子，和和美美度年 华，那么，才会有社会的和谐度与幸福指数可言。 正视现实，他常对身边的“难兄难弟”表述过他的浅见：我们大伙都 属社会弱势群体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引发的不公以及因不 公而滋生出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给我们所造成的伤害，不会永远一 成不变。应该深信，人类文明总是向前发展。应当期待，制度会越来 越合理、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不是吗，如今大力倡导构建和谐 社会就是最好的课题。既是百姓的最终期待，也是百姓的最低底线。 长期以来，他的朋友将他的存在，视为一种激励他们有勇气拼搏下去 的支撑点。 但获知他因找不到档案而办不了社保与医保时，他们激怒了，纷纷质 疑： 　“你和谐了吗？” 看来他们的信心滑坡了，既然心目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悲惨，那么 也就只能以烂为烂了。闻此言，他万般感慨。 他深深明了，也许一件细微小事未能妥善处理也可滋生隐患，甚至造 成社会动乱，尤其涉及到底层的弱势者。 怀着这种忧虑，他曾跟一位社保局长提起过这件事，他实话实说：找 不到档案，他的右派问题就一直得不到解决，而今又办不了社保与医 保，也就作罢。他深知自己的承受能力，这一切不公的际遇，既不会 动摇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不可能摧毁他的奋斗精神与执著拼搏。 只是如今他遇到了一道难题，叫他如何去说服那些对他一直信赖的朋 友呢？ 他自身都难保，难道能以己仅有的那么一点可怜的“精神追求”资本 向他们阐述：“精神上的亿万富翁”是可以解决吃饭问题的？这岂不 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当然他更无法以自身的道德底线与爱国热情去为政府的诚信埋单。 谁信你的“鬼话”！谁，理睬你的“噪音”！ 六、 那么，什么声音才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呢？ 本文所述似乎全系个人的不幸遭遇，其实跟民族的灾难相较，个人的 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但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这是密不可分的有机 整体，当我们在思考“社会文明”、“政治文化”与“民族命运” 时，难道能置“个人问题”而不顾？反之，抛弃个人恩怨，始终顾全 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直言国计民生大事，又何“罪”之有 呢？ 出于道义、良知和担当精神，笔者理当直言： 值得思考的是，正如里尔克（德国）就“负重”的诠释，如今不少人 将人生变得前卫且肤浅，变得轻率且轻浮，从而放弃了真正担当人生 的责任，也就停止了追求生命价值的努力。无疑，对于人生而言，绝 不意味着任何的进步，对于社会而言，自然毫无一丝补益。 反之，唯有在重大的担当中，才蕴含一种积极之力，也令自身成为有 用之才，以及带给我们一种赋有生命意义的使命。在此使命中，我们 才能拥有自己的喜悦、幸福与梦想。 唯其如此，在这个黑暗中，当它有如梦幻般的光辉在一瞬间放大光明 时，我们方会清楚地发现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奇迹与宝藏。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难以寻觅奇迹与宝藏，却频频发现阴暗与邪恶， 不公与不义。君不见媒体的“有限”曝光中，不是常有报道时有披 露。应当说，报道是必要的，披露是有意的，哪怕我们的听觉与视觉 因此而疲劳而麻木而无奈。其实，人们心中都有底，个个心里都有 数，造成这一切的源头已严重被污染。因此，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 尤为重要，理应首当其冲。 一言以蔽之，当面临压力、挑战与危机时，运用老眼光看待改革，或 事先圈定某些条件，或视作权宜之计，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甚或 是更危险的。虽知改良式的改革，指望产生某些奇迹，或树立某种样 板，或确定某些特色，肯定是自欺欺人的幻影。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加入ＷＴＯ后，中国正试图与世界全面接轨， 无论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医疗、卫生与教育，还是环保、社保与人 权，乃至军控与反恐，意识形态与制度创新等等，无不在人类文明向 前发展的浪潮中，迎头赶超。 于是我们得以能够记住中央的有关重要决策，中央强调： 　“必须稳定、完善、落实政策，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的矛盾与问 　题，真正把中央的各项政策部署落到实处；” 　“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 　事业加快发展，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各项工作。” 可见，上述承诺，值得赞许，改革前景，值得期待。 那么，改革，这里所讲的改革的实质性内涵是什么？怎么唯独难以见 到最最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不言而喻，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这两手，缺一不可。同步运 作则事半功倍，反之，则断送大好局面。 无疑，这考验着领导者，尤其是领袖人物的政治智慧、胆识与魄力。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已深深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而要实施，同样需要睿智、勇气与毅力，尤其需要实力的支撑。 而实力的积蓄，首先是人气，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 若得民心，仅有“宣言”与“承诺”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是落 到实处。 可见落实政策何其重要，那么如何去落实政策呢？ 在下所见，实则也不难。笔者以为大可不必去纠缠历史的遗留问题， 非要让现任为前任的作为承担责任。只须发现一个问题即刻妥善处理 一个问题，矛盾一个一个地予以化解，其潜在的效力与影响力，本身 就是一种力量的集结。 当然，应特别提示的大前提，就是务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否则，不良的机制就会造就一个怪圈，在此怪圈中，你就处处、时时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与挑战： 　来自党外的，更有来自党内的； 　来自中央的，更有来自地方的； 　来自弱势群体的，更有来自强势利益集团的。 可见，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政治软着陆，则：实为国家之幸！民族之 福！ 这，就是他，一个“右派”的自白──一个不屈灵魂献给新时期的一 席真言。 （2007年2月18日于成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第十四讲：对号入座 “66运动”博客讲稿 武振荣 我在《1966年的故事》那一本书稿中说到，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民主 的本子：一个叫“辛亥革命”，一个叫“共产党革命”，一个叫“66 运动”。而中国的民主，如果我们要追本溯源的话，那么就要读这三 个本子。 第一个本子是初级读本，只是要人们认识“民主”这两个字。就如汉 语识字本上写的“马、牛、羊、鸡、鸭子”一样，没有更深刻的内 容；第二本子略有提高，民主不再被生硬地解读为“国民革命”，它 被认为是“国民”中占绝大多数的“穷人的革命”。住在延安窑洞里 的毛泽东说它是“农民革命”。恰好，这个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所 派遣的访华特使赫尔利先生带来了中国应当“组织联合政府”的民主 方案，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方案在遇到了重庆政府的阳奉阴违的对待 后，却被毛泽东视为至宝。于是，毛泽东以《论联合政府》的方式提 出了中国共产党一揽子的民主方案：“新民主主义理论”，把中国共 产党从教条的斯大林主义的泥潭中给拉了出来。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于它自己推行的 “革命”作了一种“民主”的解读，解读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非但 不是“革”国民党的“命”，而且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继承”了中国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把共产党自己应该进 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有意识地推到了“未来”。在这里，我要强 调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红色割据”战争和建立起的“工 农政权”是不是民主的，这是一回事情，而在毛泽东的解读中，它被 赋予了民主的意义却又是另一回事情。 1945年12月，当毛在美国人作保的情况下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 判时，他带去的方案是民主的：“废止一党专政”、“军队国家 化”、“给人民以政治权利”，“组成”由四大阶级共同参加的“联 合政府”等等内容──几乎可以说是很标准的民主！在而后50～60年 代大陆的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运动中，普通人学习的也正 是它。如果说这种“民主”以世界很少有的政治教育方式“灌输”给 了中国人的话，那么这一代人恰恰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 代人。就这一点去思考“66运动”的民主意义，你就不会犯“否定一 切”的错误了。 在上述毛的本子中，民主已经具有了“基本”的性质，它以Ａ、Ｂ、 Ｃ的方式排列，并且也也列举出了自由的甲、乙、丙、丁各项。如果 有人说，毛对民主没有作出任何的“创造”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正确 认识和中肯评价20世纪中叶中国民主的这一个重要的阶段上的所有事 情，你就在民主的某一个“关口”上给“卡”住了。 许多人认为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也有着作马克思主义的勃 勃雄心，可是呢？依我之见，毛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所作的“贡 献”，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不如说是马志尼式的。马克思是从资产阶 级革命的历史中寻找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因素，而马志尼是直接 地把道德赋予给革命团体和革命者。因此，在毛的理论中，革命者应 该是一种就位于道德历程上的人，其至高的境界使革命者自己变成为 道德上的完人。若是革命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革命就会失去意 义。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自毛泽东思想“出世”后，革命就已经具有了 两项不可分离、不可缺少的内容：一方面革命要“革”社会和制度的 “命”；另一方面革命者同时要“革”自己的“命”。前一个革命能 否成功？取决于后一种是否能够“深入”。我们把1966年前的“革 命”看成是前一种革命，那么，从1966年开始的后一种革命──不就 是顺理成章的吗？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一对住在窑洞里真正的“亲密战 友”，事实上在合力做同一篇文章：如何使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变成 为民族最优秀的道德上的“楷模”。现在，我们研究一下：“这样的 做法又有什么不对呢？” 不管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 中的地位》以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都是要把共产党 人在革命战争的烽火里冶炼和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人，由这些最好 的人组织的军队，事实上就是“王者之师”；这个“王者之师”不但 要用自己的牺牲去解放民族，而且在战争年代也需要“为人民服 务”。在这里，“为人民服务”是“号召”性质的，还是“实际”的 行为，应当有一种区别，可是，在后来的时间上，当政治教育在模糊 了上述问题的界限时，造成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原因就被看成是道德的 了。如果说这种教育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对共产党而言，都是非 常成功的，那么在真正的“社会大动乱”时代，这一本书有关军队和 人民关系的教材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样，这个 毛的本子在把中国的革命推到了道德上的至高处的时候，此时就出现 了“人间上帝”的角色。于是，一个不民主的意义也就给顺便的立起 来了。 某种事物的发展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趋势，那就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排斥 人的主观意图的进程。就此而言毛、刘想“造就”好人的意图，就必 然要掺进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因此民主的本子上虽然也写着 “人的权利”的清单，也记录着民主制度运行所必需的那种要件和硬 件，但是，民主精神所导向的那种道德主义的道路却非要排除“不道 德的人”和“不道德的阶级”不可。问题只在于：对于阶级和人的道 德的认可和评价如果真的有一种“客观标准”可以掌握的话，那么， 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会沦为一个专制的党。 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行的专政，被共产党人解读为道 德的体制，如果说这种解读最容易符合普通人对政治的理解的话，那 么在这个时间上，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都被挤到了非道德的一边却是 一个事实，这些人在道德上是怎么做也直不起腰的。在1957年，知识 分子批评共产党的行为的许多个案中，批评者们所立的“自由主义” 的立场是得不到来自民间的道德认同和道德支持的。把这个现象同 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自身所开展的促进“自我革命化”的政治运 动联系起来看，用“打老虎”的方式把那些党内一部分“腐化分子” 清理出去，就使党自己好象是在兑现“革命战争时期”对民族的道德 承诺。到1966年，当毛泽东感觉需要寻找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 群众来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时，需要人民群众对于“党内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广泛的批评和批判时，一个道德的本子的 意义在人民中间就最终的完结了。 民主的66本子不是人民独自的制作，它是人民在1966年共产党政治运 动的高压态势下迫不得已的对共产党政治运动的一种“推进”，而这 一“推进”行为却在1966年这个特殊的时刻取得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 后果。因此，无论怎么说“智慧”在1966年根本派不上用场，而是 “热情”、“鲁莽”、“疯狂”、“激动”这些东西“发”了 “酵”，把一盆专制的“死面”“发”成了一团民主的“酵面”。 1966年解放运动之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的“发动”虽然借着一个 道德的动力，但是从它发动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一个道德的东西而变成 了政治的东西了。试想一想，一伙正读初中的学生们，一伙标准的 “娃娃伙”，在15、16岁的年龄上就“表态”他们自己是“硬邦邦、 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不是犯了政治上和道德的“骄傲自 满”的大忌了吗？而这些青少年人在这样的“表态”时，却迫使那些 “革”了一辈子“命”的“老革命”承认自己是“不革命的”或者 “反革命”的。因此，你要观察这个图像，从“道德”上看，这是 “文化大革命”，可是呢？你从“政治”上看，这是人的解放！ 1966年理不清楚意义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这一代红卫兵是本着道德 意义“革命”的和参与运动的，但是道德的东西在这个时刻只是一张 皮，我们自己也好象是多少的觉察到了，即使这样，我们为什么又没 有因此而变得谦虚一些呢？原来是一种民主的东西在推动着我们前 进，它不因为我们对政治事务的幼稚而剥夺了我们参与运动的权利， 这正如一条没有上报的毛泽东语录所说的那样：“天下者我们的天 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 不干，谁干？”1966年这一档子事情，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理解了 再干”，而是“没有理解就干”，因此，那个民主和自由的出处我们 是不明白的，但是它被我们抓住了却是一个事实；就事实而言，我们 是过足了民主和自由的瘾。就如我在本讲稿中开始所说的，在我53年 的时间里，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二年多时间是自由的！ 说到这里，我得强调：1966年的这个民主本子的意义可以分成为两部 分：造反意义上的民主和派性意义上的民主。前一种意义，我们不费 吹灰之力的就逮着了，因为这个意义在前两个民主的本子中是“现 成”的存在着，不需要我们再“创造”，我们仅仅是“对号入座”罢 了；只是这后一种民主的意义，我们虽然给很容易地逮着了，但是怎 么也弄不明白：民主的人为什么非要“打内战不可呢？”就是这种意 义的这一“关”，我们没有“闯”过去，到今天为止，许多亲身参与 运动的人在回忆这一点时，也不见得就心内明白。 这也就是说，在大造反阶段，民主表现得是民主的一元和专制的一元 斗争图景，这样的图景我们是认识的，但是，当运动发展到民主派胜 利的时候，民主保持的条件是民主的两大派的存在和斗争──这样的 事情我们就没有吃透，因此，我们的身子都已经置之于“多元化”政 治斗争的新格局中了，我们的精神和头脑还受传统的“一元化”的控 制。正因为这种问题不可能解决，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水平极 高、程度极深的“多元化”政治局面做了“资产阶级派性”这样的道 德式的错误评判，于是，我们在“66运动”中已经抛弃了的“道德” 范畴又在我们的“错误”的评判中再一次地回来了。我们当中的每一 个人好象都在问自己：难道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生产 和保持自己的观点派性吗？它到底值几个钱？ 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刻是真正的需要“伟大领袖”，可是，我们中 间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事情却在否认这样的人的产生，因为，我 们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才几乎是从同一个时间点上出发迈开民主步 伐的人，我们的政治“个头”可以说是一般“高”的，可以允许谁人 出头呢？结果，毛泽东这个“冒牌”的领袖就出了，他批评我们，说 我们是被“资产阶级派性这一条大毒蛇”“缠住”了身子的人，其言 可怖啊！ 我上面已经说清楚了，1966年的这个本子，不是我们从头到尾一手做 成的，它最先是一个共产党的本子，我们在中途“接”（或者说 “抢”）了过来，按照我们的意志给做了下去的，因此，这个本子的 开头上就根本没有后来出现的内容。这就说，在造反阶段我们当中的 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造反胜利”后会在全国出现齐茬茬的人民中间 的派性分裂……，而这样的分裂，在大辩论中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毛 认为可以“解决”），反而给派性的发展又火上浇油。因此，我们已 经立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了。在充当奴隶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派，没有 出现这么大的分裂，身体的“不自由”却被精神上的“安宁”所平 衡，此间，我们身体上的自由却被精神上的“不安”、“骚动”、 “焦虑”和“烦躁”折磨着……。 如果说民主自由对于人类讲，是一种福分，那么我们这些福薄命浅的 人却是“享受”不了它的，我们得“逃避”之……。1966年，我们的 行为是惊天动地的，但是，我们内心的虚弱也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已 经是民主道德生活中的人，我们却完全说不出它在道德上的哪怕一个 意义。 1966年的本子，虽然是人民在“继承”了前两个民主的本子的前途下 “创造”的，但是“创造”之于人民来讲却不是自觉的，因此，民主 的本子虽然是“创造”出来了，但是它的意义却没有被“创造”它的 人所说清楚，事实上，置身于“创造”活动中的人就根本说不清楚这 个新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人们遇到了谁也料想不到的情况， 那便是谁都在此时垄断不了真理，真理已经被人们完全地撕成了两 半，每一个人只能占其中的一半，而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另外 的一半真理据为己有，这就是说，在任何一位手拿着真理的人的面 前，都立着一个真理的“对立面”上的人，而这个人无论怎么看来， 都不是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之的。在过去的政治生活中，也有着 敌对的党派存在的，但是和过去不同的地方是，这种党派的敌对已经 不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中存在的事情，而是几乎每一个“单位”（专制 社会主义实行统治的“单位制”）都出现了敌对的党派对抗，就好象 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立着一个“国民党员”，而这个“国民 党员”你是绝对打不倒的。这里，我们没有说这是民主，这是自由， 也没有说这是政治上的多元化，但是，它的民主自由的性质和多元化 的意义是明摆着的──就由这样的事情，我想起了美国宪法对于人的 权利所作的“不言而自明”是处理是多么的具有哲学意义啊！ 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就“创造”了这样“不言而自明”的民主和自 由的东西，我们其所以没有对之展开“言说”的工作，也许它的“性 质”决定了它不需要“言说”，如果说这一切和我们民族古老的哲学 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结合起来思考，这个人民的本子的水平就 容不得小觑了。正因为是这样，我在《“66运动”论说》中，才反复 强调：1966年人民的“语言”和“行为”是不一致的，他们说的是一 套，作的却是另一套。你用他们的“语言”去判断他们的“行为”那 就是你的错误，与“66运动”中的人没有关系！ “66运动”中，民主的秩序好象是“天”“赋予”的，因为谁也没有 想着要去“创造”在同一个政治生活平面中两派绝对平衡和绝对对立 的秩序，所有需要行为的人都对是“对号入座”的，一个也不例外，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一旦“对号入座”了，你的屁股就是坐在了某一 派的“位置”上，而不是同时占有两派的“位置”，由此你就只能是 某一个“派别”中的人，而不论你对于“派别”是“厌恶”或是“喜 爱”。是“形势”要把人“造就”成为“派别分子”，而不是人想做 “派别分子”！可见在“66运动”中，我们民族的民主水平已经进入 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往下一 瞧，难免不发生眩晕的感觉！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的问题，那 么，我要问：“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想没有把全国人民分 成为两派？回答是肯定的：“没有想到”；人民在参与“文化大革 命”运动时，有没有要分裂成为两派的故意，回答也是肯定的：“没 有”，但是事实上所有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被分成了两派， 在这里，我要问是什么原因使人民分派，我想唯一的回答是民主、自 由这东西让人民分派，也就是说，不民主或者不自由的人，大家可以 在一个派里生活，但是一旦人获得了自由，过上的民主的生活，那 么，就必然要分派，从这一点讲，1966年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是自由 的，民主的，他们不是在“理论”上或者在“口头”上得了“自由与 民主”，而是就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 就这样的事情去观察问题，“66运动”的失败也首先是人的派性被消 灭了，他们没有在各自的观点上坚持下来，而是迫不得已地放弃了自 己的派性，又“完整”地回到了“一元化”的时代了。因此，当“多 元化”这个概念还没有在社会上流行时，毛的“共产党的一元化领 导”就已经出笼了，可惜在那个时间上，人民之中还没有出现可以为 人民中间的“多元化”辩护的人才，相反即使出现了这样的人才，也 是寻找不到足够的听众的。诸位：这就是运动的悲剧意义之所在，它 作了民主的事情，却说不了民主的话！ 正是抓住了上面的问题，我个人研究“66运动”的行为才不是学究式 的，也不是教条主义的，我研究的是人民的这一段伟大的政治实践， 因此即使实践中的事情的意义受到了前、后毛泽东时代的重大的歪 曲，我是要从中寻找真谛的。就是在今天，我们民族在要求民主争取 自由的事情上，也是没有办法可以“逾越”“66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的。无论怎么说，中国正是因为有了“66运动”它才成其为中国，这 一点，我希望大家理解。 现在，我们中国人要理解民主自由的东西，不是要我们重新去注释洛 克、托克维尔、密尔等大师的著作，也不是要我们去“引进”世界上 最时髦的民主理论，而是要我们中国人认真地在反省我们近一个世纪 以来的一系列的行为和作为中去发现民主，所以，出于我们之口的民 主的“理论”或者“话语”，应该带着我们自己的创造的痕迹，凝聚 着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先辈的辛酸与痛苦，是我们中国人生命中的东 西。因此，我们在推动当下的民主进程时，脑海里应当存在着一个 “我们一百年的民主为什么没有成功”的疑问，这样一来，我们今天 争取民主的行为或许显得落后，可是呢？我以为我们在进入民主之 后，却有可能出现“领先”的一天！ 在那个时刻，造成我们主要错误的事情是我们把派性队伍中那个由人 心激发出来的斗争认为是人性之外的因素的产物，因此当我们在需要 清除人性之外的因素时，就把派性视为一种负担了。正如《阿．索布 尔法国大革命史论》一书中所说的：“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隶走到了 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由自由走向奴隶”。 试想在我们的年龄上，当派性斗争已经使我们这些中学生们不可能坐 在一个课堂里上课时，它对我们会产生多么大的压迫啊！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们的“中造司”最后被对方赶出了学校时，那 个当年产生了我们两大派组织的学校，在向我们这一派同学关上了大 门后，我们又是这样想的呢？依据被激活了的人性法则和人的尊严， 我们是不可能服“输”的，但是我们又怎样可以“赢”呢？而正是在 这个时刻，我们在学校教育中接受的毛泽东的“枪杆子论”才被我们 给记起来了，殊不知我们以运用“笔杆子革命”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已 经走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啊！ 事实上被赶出了学校的我们这一派的骨干们，在学校外面的某个农村 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并且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 市”的那一套为我们自己打气。也在这个时候，以前出现在舞台上那 种处于流亡状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形象，此刻失去了“艺术”性，变 成了我们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 可见，对于造反的中国人民来讲，在那短短的时间内，他们要经历那 么多、那么复杂的重大事变，而每一次事变都缺乏基本的“精神准 备”和“理论指导”──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出现人民中间的派性斗争问题形不成正确 的看法的话，那么，此前的国共两党的战争──一段已经过去了的历 史──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因着我们的“教育因素”又被现成地 “炒”了一遍，我们不就是变成了“枪杆子主义者”吗？而我们在大 造反时期，欲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要摆脱的东西不正是它吗？ 在这个关键的点上，如果我们的故事还要发展下去，如果我们这个时 刻可以对我们的故事作出恰如其当的分析，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已 经是新时代中的行为人，如果我们在推进中国的发展上没有走老路， 那么，“66运动”肯定是我们身外的一场运动了。可是，谁也否认不 了的现实是：我们本身就是“66运动”中的人！ 在《“66运动”论说》中，我们其所以把“66运动”的失败用“消 解”二字标出，是有用意的。当派性这一关我们闯不过去时，运动之 消解就成为我们个人生活中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了。当我们在没有认 识到这种发自于人性深处的派性因素和派性斗争是“人类历史进步的 动力”时，我们便想着要“消灭”它。就这一点分析，毛泽东要消解 “66运动”的行为固然是必须批判的，但是，“66运动”在我们个人 身上先行“消解”的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66运动”中，自由是一种新的秩序，可是，我们作为它的“创造 者”却不习惯它，在此时此刻，我们要“走”“回头路”好象是天造 地设的。 （2007-06-13）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华人骄傲，在西班牙！在世界！ 黄河清 西班牙最近的一个文学奖得主是华人温州青年王敏科（Wang Min Ke）。 这是西班牙最大的平面媒体《国家报》5月23日报道的。这个全称为 “西班牙第11届短篇小说创作奖”是由西班牙艺术家协会、Alfa- guara出版社（西班牙最大的出版社）和《国家报》联合举办、评选 的。 王敏科祖祖辈辈是中国人。他自己生在中国温州、长在中国温州，汉 语、温州方言是他的母语。12岁的王敏科在中国温州小学四年级辍学 来到西班牙，经过18年西班牙文的学习，竟然在顶级大文豪塞万提斯 的故乡用《堂．吉诃德的留言》，代替长矛、瘦马纵横驰骋，在200 多位以西班牙文为母语写作的高手齐集的竞逐场上，技压群雄、艺冠 众芳，荣登西班牙国短篇小说创作奖的宝座，摘取桂冠！这个奖只有 一位得主，只有状元！没有探花、榜眼……进士及第。 我有幸认识王敏科，深知这个奖得的极不容易，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 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是外文盲，听谙熟外文的亲友说：外文译成中文容易，中文译成外 文较难，用外文写作难，用外文写好很难，用外文写得象外国人一样 好极难极难；用外文写得比外国人还要好几乎不可能，因为你不可能 用外语思维，即便能用外语思维，也绝无可能比用母语思维的外国人 方便顺畅和高明。我以自己的小聪明和生活阅历认同这些观念。所 以，我在前些年与王敏科相处时，就对他孜孜不倦的用西文创作文学 作品期望有成婉言相劝：“你的母语是汉语，你的西文确实很好，但 没有可能比外国人更好，何不在翻译上下功夫，将中国的优秀文学作 品译成西文，介绍给西班牙文世界。这也是件大事。”恰好，当时小 王与马德里大学的一位汉学家有交往，那位汉学家在出介绍中国文学 作品的系列，请他自找作品译成西文给她出版。小王要我给他推荐一 些好作品。又恰好，敝友廖亦武的《底层访谈录》轰动世界，法文、 意大利文、荷兰文在翻译中，英文的翻译也在接洽中，我就存了个私 心，向小王推荐了廖亦武的几篇底层访谈录，记得有《严打幸存者左 长钟》。小王读后对我说：“太血腥了，太丑恶了！不可思议。我不 译。”过了些时候，再见时，他告诉我选了老舍的《月牙儿》在翻 译。又过了些时，他告诉我，《月牙儿》西文版已出，那位汉学家给 了他多少钱。不想再搞翻译了，还是要搞西文的创作。还告诉我，大 学里的同班同学西班牙人称赞他的西文小说好，他在构思小说时是用 西语思维的，他在马德里市的一次描写马德里的散文征文比赛中得了 二等奖。 我有一本高行键的《灵山》，小王的母亲借了在看，小王也看了，还 要我找到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和另外文字给他。我们聊了会高 行健。我不喜欢也难理解高的那些意识流那些跳跃式的写法和那些长 长的没有标点的语句，他理解、欣赏，且能说出道道来。我仗着他向 我请教过中文，又是长辈，就不懂装懂，很与他辩讨了一番。我们的 观念虽不南辕北辙，却确实是两条道上的车，碰不到一起。小王笑 笑，竟然先于我说出了：“这就是我们的代沟！”从那一刻起，我确 定地对他另眼相看了。早些时，小王暑假期间帮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 去加勒比海商务考察，做翻译。双方两便，小王免费作了旅游。回来 时我们聊天，我因为有他母亲交代的任务在身，就问他对人生到底如 何看。他说：“活得轻松愉快些。不要象你们，象我爸爸妈妈那么 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该努力就努力，能享受就享受……。”他试 图用一个简单准确的中文词汇表达这个意思，想了半天，未想出合适 的。我替他讲了出来：“是不是及时行乐的意思。”他说：“大致 对。”我当时感到，真是有代沟啊！小王绝不是那种好逸恶劳贪图享 受的纨绔子弟或不知高低的文学青年。他衣着极其朴素简单，食宿只 求温饱，痴迷读书写字，却会有及时行乐的观念。看来我们这一代人 的一些认为是美德高尚的观念可能需要纠正。因为有这个底，所以在 小王说出“这就是我们的代沟！”时，我主要是从检查自己反思自己 来对待他说的话的。现在小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上成功了。若不以事功的高下来衡量，只从事情的实质来看待， 小王已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上达到了巅峰！从中国人而获西文小 说奖，它的意义并不亚于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此的不容易，从活着做 人做事的意义上，则活得值了、活得够了、活得有声有色了、活得为 自己为父母为祖国为民族为人类有那么一点对得起了。王敏科一定会 对我的“为父母为祖国为民族”云云不以为然，甚至可能嗤之以鼻。 这就是我们的代沟！我看，此生可能难以逾越了。 马德里的几家华人报纸报道了王敏科得奖的讯息，两、三块豆腐干大 的版面，很简单，也几乎很一致，最一致的是全都没有半个字提到王 敏科的家庭。其中奥妙原来是王敏科的父亲是民运大佬、中国民联 阵．自民党主席王策。西班牙华人报纸都与中国使馆有很好的关系， 自然不敢提到王策，得罪使馆。儿子得了这个不寻常的奖，总是一脸 严肃相的王策也笑嘻嘻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他不夸儿子，却感谢父 亲和岳父，说是祖父和外祖父的文学基因隔代相传，在孙子身上延续 且发扬光大了。王策父亲王敬身，是马一浮入室弟子，是东南半壁古 诗坛祭酒；王策岳父唐湜，是九叶诗人、朦胧诗鼻祖之一；一今一 古，诗坛双璧。王敏科从小在祖父外祖父膝下长大，耳濡目染，诗熏 文传，灵犀一点早早寄予文学殿堂了。王策半点也不说自己对儿子的 影响。我看，文学上的影响，这个身为政治学博士醉心中国民主自由 的父亲确实对儿子熏染不多，但是他的生理上灵气的基因，对事业的 信仰努力追求，则在遗传和潜移默化上让儿子大大受益。王策不提自 己，也不提妻子唐绚中对儿子的影响。儿子是唐绚中生的，血脉相连 的脐带永远连接在一起，怎么会没有影响呢？王策98年在大陆坐牢， 唐绚中满世界奔走号呼救丈夫。99年“10．1”国庆，马德里华侨团 体集会，中国大使、西国贵宾出席，唐绚中单刀赴会，在会上号呼、 散发传单，救丈夫，被七、八个大汉横拖着在地上拉出了会外。她挣 扎起来，在会外继续号呼……她的勇敢、执著、锲而不舍……这些基 因恐怕比染色体基因对儿子王敏科的影响更大更深。王敏科对西班牙 文的锲而不舍、对用西班牙文创作的锲而不舍，任何劝阻、任何打击 都无济于事，正与乃母唐绚中的救夫的顽强、勇敢、一往无前、锲而 不舍同。有加拿大民运大佬盛雪女士对我说过：在德国一次会议上见 到过王策太太唐绚中，她发言感情真挚、中肯、大方得体，朋友们捐 款给她，她不卑不亢。其实，当时的唐绚中，没有任何收入，十分拮 据十分尴尬。她从德国回来对我说：真难哪，象乞丐一样站在那儿， 朋友们都是好心，可我的感觉不是滋味，但是没有办法，左锋（王策 名字）还在牢房里，我没钱，要用钱，只得收下。小王的四个姑姑、 王策的姐姐们，对他的关爱也是无微不至、无以复加。 王敏科，你虽然与我有代沟，于孝道一节甚不以为然，但是，希望你 看看我这篇文章，体味父母长辈的苦楚苦心：你有你的难处，父母长 辈也有他们的难处。想通了，你就能于西文无与伦比的优秀上，加上 一点中华文化传统的优秀。那么，华人的骄傲，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温州人被认为是中国的犹太人，褒贬兼有，贬义大一点。朋友们知道 我是温州人后，总是说：“啊，温州人，很会赚钱！”意味深长？意 在言外？都有一点！我向朋友们介绍这位小同乡王敏科，他是不做生 意不赚钱的温州人在西班牙的骄傲、在世界的骄傲，也是华人读书人 在西班牙的骄傲、在世界的骄傲，我作为华人、作为温州人、作为读 书人，与有荣焉！ （2007-06-14）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什么会发怒 乔新生 2007年6月27日卸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路透社的总部大楼向新闻媒 体发表了告别演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布莱尔一改平日温文尔雅的 政客形象，对本国的新闻媒体大肆攻击，称媒体为“未经驯服的凶猛 野兽”。他历数了新闻媒体的种种恶行，并且认为新闻媒体每况愈 下。他说新闻媒体使用耸人听闻的手法进行报道，置客观事实于不 顾，在报道时玩世不恭，动辄恶意中伤公众人物。新闻媒体就象野兽 一样，咬伤报道对象，将对方的身体撕成小片，同时使对方的声誉一 败涂地。他说“我们在工党执政初期，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讨好媒 体，但是多年的反对党生涯已经让我们无法找到更好的替代办法，来 防卫媒体的攻击”。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讲话负责，他特别重申这些话 都是经过考虑的，而且非常清楚会遭到谩骂，但是他还要说出来。他 称自己的这些话戳穿记者的眼睛，揭露了他们的老底，但希望他的接 班人不要这样做。（《新闻晨报》2007年6月14日） 在下台之前，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新闻媒体加以还击，布莱尔 首相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但问题就在于，新闻媒体从来都不善于反 省，他们把政治人物的恶毒攻击，看作是重要的新闻素材，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英国《独立报》总编在回应布莱尔首相的话说：这就是 《独立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他现在更是一个表达见解和观 点的媒体，而不仅仅是新闻报纸。 笔者早就说过，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观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传 统新闻日报不断扩充时事评论的版面，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笔者观点的 正确性。现在人们阅读报纸，不单单是观察新闻事件，因为他们从电 视或者互联网络上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人们阅读报纸是关注新闻媒 体的报道角度，以及其中所体现新闻媒体的观点。没有观点的新闻过 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新闻就是一种观点，一种体现 新闻媒体自身价值的，以新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观点。 布莱尔首相批评新闻媒体对他刻薄寡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 闻媒体的观察视角。在现代民主社会，如果新闻媒体批评报道普通公 民，那么将迎来旷日持久的诉讼；如果新闻媒体批评报道大型企业， 那么将失去新闻媒介赖以生存的广告来源。所以，新闻媒体无一例外 地将枪口对准公众人物，将各国政要和文体明星作为批评报道的对 象。各国的司法机关为了迎合新闻媒体发展趋势，在司法判决中创制 了许许多多的法律规则，无论在举证责任的分配还是在民事责任承担 方面，作出了许多对公众人物不利的判决。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国家 的立法机关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不但立法要求公众人物披露自己 所掌握的公共信息，而且要求公众人物牺牲自己的个人隐私和部分人 格尊严。这是一种社会利益的交换，也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空间。 但是，新闻媒体在关注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 时，却逐渐成为了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特权阶层。新闻媒体不仅利用自 己所掌握的信息牟取暴利，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而且不断利用自己 的所谓“合法伤害权”，损害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在中国南 方一些新闻媒体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闻记者，带着一种虔诚甚至 是摇尾乞怜的神态，祈求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可是在整理发布新闻作 品的时候，却采取一种不可一世、玩世不恭的作弄人的心态，将私人 谈话或者与采访内容无关的肢体语言公开发表。这种完全无视新闻采 访中的信赖关系，为了表达自己的新闻观点而赤裸裸侵害采访对象利 益的做法，现在被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所效仿。他们在采访之前不 是认真准备问题，从谈话中寻找有价值的新闻，而是将采访看作是一 种游戏，一种战胜采访对象，并且最终残酷捉弄采访对象的新闻游 戏。这样的新闻记者已经不具备起码的人格，彻底损害了新闻记者的 形象。 当前中国的新媒体正在寻求与国际接轨，无论是在资本的运作还是在 新闻的发掘方面，全面向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靠拢。但我们不能不遗 憾地指出，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资本运作的成功之处，却没 有注意到商业资本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边界。在中国新闻商业资本运作 中，出现了大量的权钱交易，将新闻报道权与商业广告直接联系起 来，通过出卖新闻媒体的版面争取更大的获利空间。中国的新闻从业 者看到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在发掘新闻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但 是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做法是以损害新闻的品质，以侵犯公民的人格 尊严和隐私权为代价的。当新闻媒体热衷于政治人物的花边新闻，或 者将大量的版面用于报道文体明星私人生活的时候，公众的知情权就 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害。新闻媒体引导人们关注风花雪月，营造 歌舞升平的气氛，而没有引导人们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关注公 众的情绪，没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新闻媒体正在可 耻地沦为纯粹的赚钱工具。中国新闻媒体决不能步西方新闻媒体的后 尘，成为玩弄民意，嘲弄政府的小丑。事实上，现在南方一些新闻媒 体正是依靠扮演“二皮脸”的角色，在中国的新闻行业翻云覆雨、兴 风作浪。他们面对公众摆出一幅重视民瘼的姿态，报道社会的阴暗 面，甚至把妓女作为报道的重心，以此来吸引公众的关注，挑战新闻 报道的社会道德底线；可是面对政府则摇尾乞怜，甚至不惜将大部分 的版面用来歌功颂德。这样的新闻媒体可以欺骗部分读者，但不能欺 骗所有的读者；可以欺骗一时，但不会欺骗永远。 希望中国的新闻媒体好自为之。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　网　址：http://asiademo.org/　│ │　│ ├────────────────────────────┤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Copyright ©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1998-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