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3-12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中国经济岂止牺牲农民工利益　　　　　　　　（西安）梁治 ◆林省长的说法不厚道　　　　　　　　　（河北泊头）郭庆海 探索道路 ◆好政策也得有执行力　　　　　　　　　　（重庆）十年砍柴 ◆保护私产和社会──有感于新老左派反对《物权法》　刘晓波 运动留痕 ◆西藏抗暴48周年 藏人游行示威 　　　　　　　《自由时报》 迫害实录 ◆非法拘禁刘飞跃的责任人必须依法严惩　　　（杭州）吕耿松 ◆老吴上访记　　　　　　　　　　　　　　　（成都）黄晓敏 ◆求补偿被拒，加大维权力度──“小三峡”维权（之3） 冯岩 ◆最高法院内绑架访民　　　　　　　　　　　　（成都）黄琦 ◆3月5日出版的《财经》意外夭折背后　　　　（杭州）昝爱宗 ◆我新结识的右派朋友　　　　　　　　　　　（天津）曹维录 读史论今 ◆反右的真正目的何在？　　　　　　（杭州）贺一欧、叶孝刚 ◆是谁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读书笔记　　葛陵元 ◆左王毛泽东与“人道主义”民主　　　　　　（西安）王中陵 ◆解开邓小平的三个“不字套”　　　　　（韩国首尔）武振荣 他山之石 ◆应对“人民战争”的对策　　　　　　　　　（杭州）张祖春 ◆2007年“3．8”妇女节感言　　　　　　　（荷兰海牙）貌强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经济岂止牺牲农民工利益 梁治 中国的经济是靠什么？如果说全靠毁坏环境、掠夺开发以及牺牲农民 工利益等，你当然不承认，但如果说，中国经济牺牲了农民工利益， 许多人都会赞同的。但是就这路人皆知的事实却促使外交部发出了抗 议：据2007年3月1日《新华网》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日在 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正在采取 积极措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他是在回答有关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有记者问：大赦国际1日发表 报告称，中国经济“奇迹”是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请问发言 人作何评价？ 秦刚表示，这种指责没有依据，有失偏颇。中国经济发展靠的是一条 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靠的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靠的是 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他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 在这一过程中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机会，他 们在中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各级政府 和人民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 “不可否认，在中国一些地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政 府非常重视，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今后也将继续 这样做。”秦刚说。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达43%。据预测，今后十年 至15年，这一数字将超过50%。根据有关专家推算，目前中国农民工 数量约二亿人。 在学校里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学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有着精彩的论 述，他认为工人们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用来维持工人们的生 活，这包括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另一部分就是再生产所需要的费 用，除了这两种以外，剩下的大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剥削 走了。老师在讲这个道理时，也象课本上一样用了一个字眼：“残 酷”。“残酷”，就是无情，不讲任何道理，白白的无偿给与。剩余 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却被资本家夺走了，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变成 了个人财富。当马克思揭开其中玄妙后，当然会引起世界革命了。虽 然最终没有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却也风光了一阵，为人类社会发展提 出了一个理想追求。尽管最终的理想不是社会主义，但这种追求奋斗 过程一直存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也许若干年后，仍旧有人提出来， 并为此奋斗。 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点以偏概全，似乎完全抹煞了资本在 生产中的作用，片面强调单纯劳动的作用。不过，如果不是无限的夸 大资本的作用，在生产中，剩余价值的确存在着，也确实被白白的剥 夺了。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社会不也存在着许多现象吗？你看，学校里的 老师揽了一个软件工程，组织了大批学生参与开发工程，工程项目款 100万元，但却只给学生极少的一部分，剩下的报酬全被老师拿走 了。学生创造的财富，却被老师白白的拿走了，这不是一种盘剥吗？ 如果说资本家的盘剥尚属于隐秘性质的，那这种行为就是明目张胆的 抢劫啊。 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在中国，许多东西都可以充当剥夺劳动者价值 的武器和理由，诸如政体、改革、国家、资本、权力、知识、骗术、 缺德等等。而被剥夺者当然就是牺牲者乐。对于外交部秦刚的答记者 问，我们看不出什么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他的话只是泛泛的套话，不 值得一驳。当然，由于党和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我们也不可能 去调查去统计，不可能去找到确贴的数字来说明问题。但是，这样的 事实却是存在着。 一是，城市里的基础建设基本都是靠的农民工。比如公路建设、城市 设施、房地产等等，而房地产开发，大家知道好象占据着国民经济发 展指数不小的份额呢。据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许多是靠房地产拉动 的，而一些城市的经济指标也是靠房地产抬高的。 二是，农民工干的都是累活脏活，工钱还很低，许多时候还领不到手 呢。据了解，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拿的工资一般是计件工资，下 雨下雪无法开工的就没有工资。农民工一般分为大工和小工几种，大 工干一天是四、五十元，小工只有十来元。一个月一般也就1,000元 左右。一个农民说：“改革开放20多年，城市高楼大厦一个一个拔地 而起，马路越来越宽，城里人生活越来越舒适，而建造着城市的辉煌 的我们却依然蜷缩在低矮的城市角落或回到家乡依然在脸朝黄土背朝 天在耕种着几乎20年价格不变的粮食（国家为了保障城里粮食稳 定），到头来得了大病只能等死，孩子照样上不起大学，走在城市的 街道上照样被城里人看不起（因为没有条件洗澡，因为从事城里最肮 脏的工作），难道这是宿命吗？难道还不是牺牲吗？可怜我们的衣食 父母！” 还有的农民说：“外交部不代表农民工应当让农民工代表说话，我是 农民，有责任田四亩，家庭成员四人，收入夏季小麦3,200斤留下口 粮1,600斤，剩余1,600斤商品粮每斤0.76圆算得现金13,216元减去投 入资金净剩1,000元。秋季玉米产4,000斤每斤0.6元得现金2,400元减 去成本剩2,000元合计全年农业收入3,000元，一人外出打工一年 8,000元，共计11,000元，现在一个公务员的年收入是多少大家清 楚，国家减免农业税我们那里每人减免60元，可是公务员每月增加 200元。和谐社会应当让各阶层代表说话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制度上没有歧视农民工，但实际上农民工很辛苦，至少大部分农民 工没有各种社会保险，年轻时没挣到足够的钱，年纪大了很麻烦呢！ 而公务员和有编制的事业单位人员就不同。都是中国公民，都一样劳 动，为什么有天地之差？” 好一个制度上没有歧视农民工！的确，秦刚也许说的就是这种纸面上 的东西，但事实胜于雄辩！ 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几个百分点上，既然基层建设占据5%左右，也就 是说国民生产总值，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也占据着较大的比例。而农民 工的报酬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远远没有超出他们所付出劳动所应得 到的报酬。以一个楼盘为例，虽然农民工是建设者，但只拿到利润极 少极少一部分，而大部分利润与他们无缘。显然，按马克思所说的， 他们的剩余价值被盘剥了，当然不仅仅被资本家，而是被开发商，被 中国处处存在的投机者、被贪官、被国民经济剥夺了。面对这样的现 象，又怎能否认中国经济牺牲农民工利益说法呢。 四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歧视农民工的现象。象拖欠民工工资、民工 讨薪的事件一直不断。而即使农民工不幸工伤死亡，也是赔偿额很 低，只有数万元。生民低贱到如此，农民工的利益难道不损害吗？ 当然，“中国经济是牺牲农民工利益的”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其实中 下岗职工、自由职业者、部分个体户、矿工、血汗工厂员工等以及环 境、文化、国民素质等不也在经济发展中牺牲了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林省长的说法不厚道 郭庆海 3月12日《新快报》报道，3月11日上午，现任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 委书记林树森在接受广州媒体集体采访时谈起广州市的高房价。 他先是称，“为什么你们总说广州的房价高？广州的房价比深圳、上 海都低。以前广州的房价不到6,000元，这两年炒、炒、炒，炒到这 么高，这是什么原因我也讲不清。但就是现在这个房价，我认为它还 是低的。”接着他说：“我可以很不客气地说，现在房价那么高，媒 体有很大的‘功劳’，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广州的报纸天天在 炒言论，还被全国引用，当‘经典’一样。”同时他还提到有些广州 官员称买不起房的问题：“不是说广州的什么领导、广州什么区的领 导买不起房吗？你早就买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在那里，干吗还要去买 房？”然后他再三强调，要分清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市场该做 的。政府要考虑的是，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其他的有钱人该怎 么买怎么买。 这里我要说，林省长的说法不厚道！我之所以要说林省长的说法不厚 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林省长说广州市的房价低不厚道。我当然知道林省长所谓的 “广州房价低”说地是“相对低”，即相对于深圳、上海要低。但 是，且不说目前广州的房价相对于广州市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来说已经 很高──这一点林省长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本次接受采访时表 示，“现在的房价天天涨，老百姓根本就摸不清房价的底儿，就觉得 这个房价他买不起，他们是真的是买不起。”更关键的问题是，深 圳、上海的房价正常吗？有报道称，在深圳，一些非常有背景的房地 产开发商大量囤地，当前全市闲置土地有20平方公里，相当于该市近 年来每年新批准的建设用地总量，被指为深圳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 因。（2月25日《新京报》）至于上海，就不需要笔者在这里再说什 么了吧。而林省长居然拿广州市的房价与这两个地方的房价相比，这 厚道吗？ 其二，林省长一面说他搞不清广州房价为什么被炒得那么高，一面又 居然把广州房价高的原因推到媒体的身上，这又是一番不厚道。从某 种意义上说，媒体或者真有推高房价的能力，但那要看他们如何做。 如果媒体天天喊房价太低，应该更高更高，那无疑会起到推高房价的 作用。然而，媒体有过那样的行为吗？事实上，媒体这两年来几乎天 天在喊房价太高了，高得不正常。毫不客气地说，正是由于媒体的不 断呼吁，才有了国家一项又一项控制房价的政策出台。当然也正是由 于媒体的呼吁，各地（当然也包括广州）的房价才不至于彻底成为脱 缰的野马。而林省长却无视这一切，粗暴指责媒体炒高了房价，这厚 道吗？ 其三，林省长指责广州市的干部批评广州房价高不厚道。不必林省长 再说得多么清楚，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出，林省长所指责的，一是前段 时间媒体报道中所提到的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一是全国政协 委员、前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但是，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1月 22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丁建华说了什么呢？他说“自己就是无 房一族”。他2003年从外地调入广州，没赶上分房的最后一班车，于 是一直就租住着政府的房子，到现在每月还需缴纳400多元的房租。 “看房地产市场，房价涨得不可开交，很多公职人员，凭正常收入是 很难供得起房的。”这些说法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至于林省长说的 “你早就买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在那里，干吗还要去买房？”应该是指 陈开枝委员了。但是，请看在3月5日《南方都市报》的有关报道中陈 委员是怎么说的。他说，“广州住房均价超过8,000了，以我的工资 标准，也买不起房。”看，陈委员何时说自己要买房了，他是说自己 作为一个曾经的高级干部都买不起房，那老百姓还如何买得起房。而 林省长却那样说人家，这厚道吗？ 最后，当林省长有了上面如此多的不厚道，我就不能不对林省长所强 调之“要分清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市场该做的”产生怀疑。我 怀疑在林省长那里，是否还能分清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市场该 做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好政策也得有执行力 十年砍柴 “一是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二是今年要在 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五是加快建 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 医疗保障工作；六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 立相应的制度”。这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六大民生新 亮点。 六大新亮点，句句透出总理关心百姓疾苦、改善民生境况的爱民情 怀。他从学杂费到低保措施，从新型合作医疗，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 度。大人的事、小孩的事；村里的事、街道的事；无所不至。党中央 国务院对民生问题有着极大的关注，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以前 也有很多有益于广大人民的好政策，但执行起来却很难，往往流入形 式，走了样。这里面不光是钱的问题，很多是执行力存在着严重的问 题。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总理转述的来自民间的一则顺口 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 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顺口溜就是说明欺 上瞒下、执行力不强和政令不畅通的问题。 据统计，中国有4,000万政府各级干部，是不是每一个政府干部都做 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我相信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是好的，但处处存在着本位主 义，小集团利益导致政令不畅，又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 4,000万政府干部都是一条心，政令畅通，办任何事情无疑都是顺利 进行了；如果4,000万政府干部是两条心，三条心，通过统一思想 后，达到同一种认识，事情还是比较好办；如果4,000万政府干部是 Ｎ条心，或者考虑自己小范围内的私心，要办事情不但办不好，还要 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任何一级领导，都要求下属忠于自己，服从自己，也是人之常情。但 自己怎么去忠于上级，服从上级，这方面所想的和所要求的标准就打 了很大的折扣。本人在基层领导岗位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此类的想 法。也曾用开玩笑的方式对部属说：“你听不听别人的话，我不会去 管，但如果我发现你们不听我的话，我整你们的时候是现打现的！” 存在这种想法的恐怕不止我一个，有些人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 不公开说出来罢了。 政令畅通与否，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决策措施能否有效实施，直接影响 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及水平。“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 作也”，只有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才能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能。建 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必须打造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怎样才能实 现政令畅通？我想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理论学习，培养大局观念。领导干部只有特别重视学习，才能不 断增强政治理论素养，做到政治坚定、行动自觉，才能不断增强理解 和领悟能力，吃透上情、摸准下情，做到心中有数，执行有力。 推行依法行政，打造责任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运转机制提出了新的 要求。依法行政是打造责任政府、高效 政府，尊重民意、执政为民的体现，也是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 严肃组织纪律，强化责任追究。政令是否畅通，关键在于党政部门及 领导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是上一级决策措施的执行者，又是下一 级领导干部的考核者，要做到令行禁止，一级对一级负责。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的就地免职。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政令畅通，各级领导干部才会在其 位、谋其政，敢于挑担子，勇于担责任，对待工作脚踏实地，落实决 策雷厉风行。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保护私产和社会公正 有感于新老左派反对《物权法》 刘晓波 近两年，“朗旋风”刮出改革大讨论，《物权法》引发产权激辨，两 大讨论凸现的是相同的问题：一是跛足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急遽扩大和 社会公正奇缺的现实问题，二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推进市场化私 有化改革的意识形态分歧。 事实上，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寡头权争无法摆平，言论管制无法奏 效，致使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实效，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早已开 始。1999年李慎之先生的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是自由派质疑邓 小平模式的力作，以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唤政治改革为主题，发出“政 治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的呼声；而邓力群等人质疑三个代表 的“万言书”是新老左派反改革的政治宣言，以高举毛泽东旗帜和批 判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主题，最为鼓动人心的口号是“中国改革到 了最危机的时刻”。 首先，就社会现实而言，跛足改革造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且越加醒 目，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凸现出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强烈的民间不满， 这样的现实远非当局的压制所能完全消除。 其次，就中共高层权力格局而言，强人邓小平的离去使中共高层失去 一言九鼎的人物，寡头之间的权争处在谁也无法吃掉谁的状态，失去 绝对权威的寡头独裁体制很难压制住党内各派的不同声音。 最后，互联网提供难以完全被封锁的信息渠道和表达平台。如果说， 当局对传统媒体的控制还有效的话，那么，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即便 日益加强，也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正是借助于网络，社会的黑暗和 不满得以不断曝光，各派的不同政见得以公开发表。民间异见和体制 内歧意的公开表达已经难以完全封锁。 所以，早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之时，新老左派已经祭出毛泽东 的亡灵对现行改革政策提出公开批判。十六大后，国内舆论的一大热 点已经是关于产权改革的激烈争论。自由知识分子强烈呼吁通过修宪 来完成产权改革，新老左派强烈反对私产保护入宪。现在的《物权 法》草案之争，不过是上述争论的延续而已。 酝酿已久且波折不断的《物权法》终于提交人大审议，是在2004年保 护私有财产入宪的基础上制定的产权法，为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巨大变 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现实，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细化产权和保 护各类合法财产。尽管，这部《物权法》对私有财产的界定和保护还 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关于土地产权的界定，仍然死守土地国有 制，明确界定的仅仅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农用田使 用权和城市建筑土地使用权等等）；尽管，由于新老左派的激烈反 对，今年提交人大审议的《物权法》草案突出了对“社会主义公有 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肯定，并强调国家的主宰作用。然而，《物 权法》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各类物权的细化和明确界定，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模糊产权，使 产权边界变得清晰，而明晰的产权界定将增加官权侵犯民权、权贵掠 夺民财和国有资产的难度。 其次，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物权实施平等的法律保护，也保障各种市 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改变了对私有物权和民营经济的长期法律歧 视，使民间权利清单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就等于增加民权博弈官权的 制度资源。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私人产权的明确界定与法律保护。这在中共掌权 后的立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有利于依法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使私有 财产不再受到质疑和歧视；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逐渐走上 良性发展的轨道。 如果《物权法》此次能够通过，将是中共掌权以来的立法史上最重要 的法律，因为曾经被正统意识形态视为“万恶之源”的私有产权得到 了制度性的正名，必将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财产保护、也对经济体 制的健全产生重要的正面影响。 反对《物权法》派提出的主要理由有二：（1）这部法律主要体现了 政权及其强势集团的意志，保护的主要是权贵阶层的财富，使分配上 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合法化。（2）这部法律事实上保护了资本原 罪和腐败所得，特别是让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合法化，必 然加快国有资产的流失。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巩献田，他在去年发表了反对《物权法》的公开信。他认为 《物权法》有三大弊端：（1）违反了《宪法》中“社会主义的公共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2）只利于保护少数富人的财产权， 将导致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3）该草案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 史倒车。 我读巩献田公开信的第一感觉，是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脸红，类似巩献 田这样的所谓教授，应该去意识形态衙门当官，而不应该在北大当教 授。在他的信中，尽管也提到《宪法》，但通篇都没有从法律的角度 谈问题，而完全是意识形态仇恨的宣泄，宣泄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仇 恨。他甚至说：“穷人打狗棍不能与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按照 这个逻辑，只有穷人的打狗棍应该得到特别的保护，而富人的别墅就 不应该保护。亏他还是法学教授，难道他就不明白，保护私产的标 准，不是贫富而是合法非法。合法的财产再多，也要保护；非法的财 产再少，也不能保护，并要受到司法追究。 《物权法》的出台，固然是法律对现实经济变革成果的制度性肯定， 也让私产权摆脱了长时间的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歧视。但当法律进入现 实操作之后，如何才能摆平“纸上的正义”和“现实的不义”之间的 巨大不对称，是摆在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特别是，产权改革必须 面对个人财产积累的制度性原罪，《物权法》的通过也不会中止关于 改革方向的讨论。 我认为，在中国的现实中，产权改革和私产权保护先行具有逻辑上和 经验上的双重合理性。从道理上讲，私有产权堪称孕育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子宫，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权利，也是 维系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根基。从制度文明的角度讲，私有产权是宪政 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的核心、繁荣的动力和长治久安的保证。 也就是说，产权改革绝非单纯的保护私产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国 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实现社会公正，应 该是产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私产权保障是削弱官权的至为关键的 第一步。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国民理应拥有的权利，而且 是政府权力退出市场的先决制度条件，有利于健全市场的发育和独立 的民间社会的培育。 从经验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毫无例外地是各 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长期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调 节利益冲突，在为强势集团留有余地的同时，也会鼓励其推动政治改 革的决心。而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争来的权利远胜于官赐的面包。弱 势群体同强势集团博弈的最佳路径，不是暴力造反或让皇帝开恩，而 是通过持续的非暴力反抗达成民权的渐进扩张，让法律保障的民权清 单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间的持续成长，也将导 致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其力量对比也会随之不断变化，现在的 权贵集团不可能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在政治改革无法启动的现 实面前，产权改革不失为间接的体制转型，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基础 性制度依托。特别是涉及到修宪层次的产权改革和民法层次的私产权 保障，对推动制度进步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必将在权利层次上促 进人权保护、民间社会成长和限制政府权力。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讲，没有以权利平等为起点的社会公正，就没有真 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更需要法定的平等权利的保障， 只有依靠法定的权利平等，弱势群体才具有了与强势集团讨价还价的 资本。所以，保护私有产权对于弱势群体更有意义，非但不会扩大两 极分化等社会公正危机，反而会为提升社会公正提供法律平台，民间 资本有了能够抗拒官权侵占的法律武器，弱势群体也有了与权贵阶层 讨价还价的权利资源。 当私产权入宪和《物权法》完成之后，怎样保证这些法定权利的具体 落实，将要求相关司法制度的连锁改革，即纸上的权利必须得到相应 的司法化保障，越来越多的关于产权纠纷的法律诉讼，也将引发出要 求公民政治权利的相应改革，特别要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换言 之，为了落实私产权保障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必须以相应的司法改革 和政治改革为前提，还产于民的公正取决于还政于民的改革。 （2007年3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2007-03-11；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西藏抗暴48周年 藏人游行示威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记者郑学庸、范正祥\台北报导〕“中国，滚出西 藏！”为纪念48年前中国入侵镇压西藏，造成至少80,000多名藏人丧 生，60几位在台藏人和关心西藏问题的民众昨天在台北东区街头展开 游行，发表西藏自由抗暴48周年宣言，呼吁各主要经济体不要只顾与 中国的经济利益，而将人权与民主议题置之脑后，并高声控诉中国近 半世纪来持续对藏人进行的政治与宗教迫害，要求中国当局尊重西 藏、台湾的民族自决权利。 1959年3月10日，中国铁蹄镇压抗暴西藏民众，屠杀人数超过87,000 人，迫使达赖喇嘛从此流亡西方，史称“西藏抗暴事件”。每年3月 10日，流亡各国的藏人纷纷举行示威游行、绝食抗议等活动纪念事 件。 手持达赖喇嘛肖像，朗朗吟诵无法在自己母国故土上唱诵的西藏国 歌，在台藏人和西藏支持群众昨天齐聚台北市议会前，步行至台北 101大楼前表达抗议声音，也纪念48年来因为政治与宗教迫害而罹难 的同胞。 发起游行的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仁增沙令表示，中国不久前在边界 射杀徒步逃亡的西藏喇嘛和小孩，中国修建的青藏铁路更是对西藏的 二次侵略。他呼吁中国尽快释放包括第十世班禅喇嘛在内的政治犯， 并呼吁爱好自由的民众一同发声，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种种暴行。 〔转载自《大纪元》2007-03-11；http://www.dajiyuan.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非法拘禁刘飞跃的责任人必须依法严惩 吕耿松 长期脚踏实地为老百姓维权的湖北著名维权人士刘飞跃先生于3月8日 被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教育局和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非法关押于随 州市一军事机构内部招待所二楼，时间长达三天。在刘飞跃被非法拘 禁期间，笔者曾多次打电话给他，但都没接通。今天（3月12日）下 午1:20分左右，我拨通了刘飞跃的电话。刘先生告诉我，他虽然获 释，但仍被软禁在家。今天上午，当地公安局、教育局等单位十多个 人到他家找他“谈话”，威胁他“两会”期间不得外出，不得参加维 权活动，等等。他们骚扰了一上午，刚走没多少时间。教育局及刘飞 跃原来任教过的东关学校告诉刘飞跃，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要成 立一个十几人的专门班子，专门做刘飞跃的思想转化工作，一定要把 刘飞跃的思想“转化”过来，让其回东关学校上班。 在非法拘禁期间，刘飞跃质问教育局的那帮人“作为教育机构，你们 有什么权力非法拘禁公民！你们这是无法无天。”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的规定，教育局不是执法机关，它没有对公民行使传讯、留置等限制 公民人身自由的属于公安机关的权力。即使是公安机关，传讯也必须 有合法的法律手续。根据公安部2004年8月3日公布的《公安机关适用 继续盘问规定》第11条规定，继续盘问（即留置）的时限一般为12小 时；对在12小时以内确实难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 延长至24小时；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分，且在24小时以内仍不 能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延长至48小时。对于刘飞跃 这样一个身分明确、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嫌疑的的公民，即使是公安机 关在法律手续齐全的情况下，最多也只能是留置12小时，超过12小时 就属违法。刘飞跃早已被曾都区东关学校无理辞退，他与该学校已不 存在任何工作关系和业务关系，所以随州市曾都区教育局和随州市曾 都区东关学校对刘飞先生的非法关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曾都区教育局和随州市曾都区东 关学校的行为已经对刘飞跃构成了非法拘禁罪。又根据该法条第一 款、第二款的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所以， 当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对此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对非法拘禁 刘飞跃先生的主要责任人依法予以惩处。 中国的警察号称人民警察，中国的检察院号称人民检察院，中国的法 院号称人民法院，它们应该真正对得起“人民”二字，对于那些廹害 无辜公民的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惩处。中国的法律，不应该只是 针对上访冤民和政治异议人士的。所以，我们希望湖北省随州市的 公、检、法机关秉公执法，依法严惩非法拘禁刘飞跃一案的责任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老吴上访记 黄晓敏 大年还没有过完，原二炮复转军人现在的南充信访“专业户”吴强先 生，就再次来到成都为篷安的一审和南充的再审（也是中院的终审） 民事裁决不服，再次来到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处。 28日的凌晨，吴强抱着满腔的憧憬忐忑不安的找到了四川省信访接待 点，经过盘查核实走进了不显眼的办公室。询问与填表就花了半个小 时，然后就是排队等候里面的人叫唤他的名字后，才能走入神秘的小 屋和接待人员进行会晤。又是一个小时后，很不容易的轮到了他，他 整理好自己携带的材料和刚刚填好的表格，心里没个底还踌躇犹豫的 走了进去。没隔多久他就非常气恼的被劝了出来，还喋喋不休满腹牢 骚的高声诉说着什么，很多人都目击这一切但并不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原来信访接待工作人员告诫他：这个案件可以直接去找省高院， 不需要再找省信访。 在成都如果要去高院对不熟悉交通的外地人来说，不仅高额花费还要 浪费时间，折腾一下又是一天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老高无精打采的打 道原路返回，今天一天除了吃饭和交通费花去40多元，整整一天的时 间也就这么晃荡泡汤给打发了。他满心不悦垂头丧气，一路骂骂咧咧 的回到了住宿地。 第二天，老吴舒展了思绪和情绪，再次心有余悸的摸索着找到了很不 容易被人知晓的省高院信访接待站。因为还在春节幸好上访的人不 多，很容易就和工作人员交流起来。但是没有说几句，他又被不耐烦 的服务态度给再次洗涮了一次，更对对方出言不逊的话语给刺激的暴 跳如雷发起了高声的怒吼：“你们他妈的还是不是人民法院？把老子 惹火了抱来一个炸药包把你们和法院一起给炸了！”法院的干部吓得 目瞪口呆，赶紧换了一个人转移他的情绪弱化他的狂躁，重新回到耐 心和认真倾听的初始环节。听了老吴的陈述，法院人员还是说此案已 是终审，按照法律程序不满意还是要回到南充才能处理，我们不能干 预。老吴和他们叫了一阵子，硬让他们给开一个上访回复函，工作人 员开始很不情愿就唐噻老吴让他先回去直接找南充。老吴又激动的破 口大骂，工作人员无奈勉强给老吴开出了一张盖有高院红章的回执。 其实法院也知道这个不痛不痒的东西无济于事，但是老吴还是很高兴 的怀揣做他认为的尚方宝剑精神抖擞的返回了南充。 3月3号，老吴回到了南充正准备去中院上访，获悉知道南充政府也模 仿成都搞了一个集中信访接待点，便稍事准备就在3月5号去了南充的 信访接待站。 在南充的信访集体接待站，那儿人潮鼎沸部门齐全，但是各路形形色 色的人再次聚会，才让老吴大开眼界，知道自己还不是最冤的，损失 也不是最多的，上访的次数和地方和他老吴相比，自己也仅仅是小巫 见到了大巫，比他还能干的北京上访“专业户”大有人在，今他们禀 告他才知道真正的上访地应该是去北京。他这才明白为什么篷安县政 法委和公安派出所，对他还在成都的时候就给他几次电话，警告威胁 还有哄骗承诺的对他说不要去北京，否则后果自负和问题更加难办。 走进宽敞和奢侈的接待大厅，他还是非常虔诚的按照访民程序，先是 填表登记后面是安排等候表达诉求的对象来点名接待。老吴一鼓作气 添了三个表，准备给中级法院、政法委和市长秘书接待处。政法委因 为人不多，他就先和他们诉说起他的案情，政法委光是听或者是听不 明白打断后简单的问问再说，态度还是非常友好和客气的显得很认真 的接待了他，仅仅就是这个姿态给了老吴非常的感受，让他认为自己 找到了救星和解决的曙光，着实高兴了一番。其实对方也就是暧昧了 一些没有明确的表态，说是一定转达有关部门，有的也就是说了一 句，这个案件是有明显的程序问题和一些特殊的判决书写问题。 等到了中院有了空闲轮到了老吴，他少有的恭谨表达对女性法官的尊 敬，客气还有些诚惶诚恐的和对方讲述起来。细听询问女法官同意接 受老吴的材料和再在接待登记表上简单的做一个访民个人信息登记。 十几分钟就要换人，后面的人也等的不耐烦，老吴还是不放心的追问 什么时候可以答复给个说法，结果女法官很随意的说了两个观点，一 是也有可能不做任何解答，因为这已是终审。第二是这个案件按照现 行的法律没有时间限制，也就是说也许是永远。老吴再次勃然大怒， 我能等500年嘛？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等头？老吴气得又笑起来了，左 顾右望的高声埋怨到：那我到这来还有什么意思，这不是和开玩笑一 样嘛！女法官很固执又面无表情的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法律就是 这样规定的。 瞬时从希望进入绝望的老吴，气得在大厅内到处乱钻，看见市长秘书 接待处还是等候和排队的人很多，没有闲空和自己的机会。此时此刻 老吴在大厅内的表情是似笑似哭难堪难叙，嘴巴是喋喋不休的自言自 语没有正常人的样子，如果再有一些旁观的刺激估计就会发生抓狂事 件。 这是一个曾经的军人，也是军转人群中曾经的偶像，因为他有技术后 来又成了80年代勤劳致富的第一个“万元户”，后来的私营业主曾经 显赫一时的标兵企业的“大老板”，如今却栽在官商和腐败司法设下 的圈钱、骗钱的陷阱，弄到今天是一个负债几十万的上访“叫化 子”。 他不忍心，他扬言要去北京，他也暗暗的发誓逼急了会作出什么惊天 的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 （2007-03-12）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求补偿被拒，加大维权力度 “小三峡”维权（之3） 冯岩 今天（12日）上午，首先去了位于市政府铅印室小楼207室的兴安湖 （西山）水库筹建处（没挂牌）。作了简要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 接待人员就说：“正好（筹建处副主任、水业公司总经理岳）宏伟还 是你们的老领导，这事你直接和他谈吧，他在翠峦那面办公！” 我：是，你说得对，我本来就想先和他说，我还以为筹建处、水业公 司在一起办公呢！ 下午，来到在原翠峦林业局木材加工厂办公楼办公的水业公司，“伊 春市西山水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招牌在大院大门上方赫然醒目。 总经理室门外，敲门，进屋。 （“岳”代表岳院长“我”代表作者） 我：大老远专门看老领导来了！ 岳：干啥呢？！” 我：能干啥？在家待着呗！ 岳：在家待着还挣钱，多好！ 我：好啥好啊！班上得好好的，硬给整（提前）退休了，这点儿退休 　　钱照上班比少多了，日子是没法过了！ 岳：那也都怨你自己！ 我：岳院长（本院前第一副院长），是这么回事，我爷爷、奶奶的坟 　　以前就在西山坟地，前几年随大帮也都跟着迁走了。当时也没寻 　　思啥，后来恍惚听说是因为建西山水库，也没寻思啥。但是就在 　　三八节那天早晨，偶然中我看到黑龙江电视的今日话题说水库原 　　来是缺手续的，既然是这样，因为水库而迁咱们老祖宗坟，是不 　　是得有个说法？ 岳：迁坟是政府行为，我还没听说有啥说法，这个问题也不是咱们公 　　司作为企业所考虑的。这么的，冯岩，如果政府那面有什么说 　　法，我第一个告诉你！今日话题说得也并不全面，都是个人行 　　为，那个人没有林权证。这件事你别参乎！ 我：我没说参乎别人的事，我是在结合自己的切身利益说自家祖坟被 　　迁的事，是说生活补偿费的事。 岳：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没这个说法，一旦有说法，我第一 　　个告诉你；别人的事情，你可别参乎！ 我：你刚才说迁坟是政府行为，有啥说法也得政府定，我也这么想 　　过。但我也是考虑到，一个是你是咱们老领导，加上和我一起跟 　　院里打官司的邱克俭和你也是丰林校以前叫文革校对门儿的同届 　　老同学，大家找工资时也都麻烦过你。因为有这些关系，不管这 　　件事是不是归你这具体管，我都得先和你说；要不先和别的地方 　　说，话传到你这，你不得挑理嘛！对了，我和邱克俭朝院里要工 　　资欠帐的那个官司一审赢了。 岳：是，我和邱克俭是三中的同届同学！ 我：听他说是在丰林校！ 岳：反正不是丰林校就是三中！ 我：好，岳院长，我再和政府那面探讨探讨，什么时候他们和你有什 　　么说法，你有什么指示就通知我。 岳：好！ 谈话基本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和市民政局苏平科长一样，临别时也 将我送到楼梯口，但应当说老领导多少还是对我有点儿“意见”，互 相理解吧！ 其实我和这位老领导也是同校老同学，我比他和邱克俭高一届。我不 善公关，现成的老关系也忘记“套”了！ 顺道去了翠峦区民政局。区民政局答复：“迁坟正是因为要建水库， 是政府行为，民政局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听政府的，谈补偿也得和政府 谈，我们没听说有补偿的问题。” 再到市国土局翠峦分局，顺便举报水库工程非法占地。接待人员说， 领导去市局了，不在家，无法给出关于举报水库工程非法占地的答 复。 有关企业的依法经营意识、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意识都比较淡薄，对 我的依法维权表示通通不够重视。他们不约而同的口头禅都是“政府 行为、政府行为”，仿佛只要是政府行为就天然合法合理似的。 我自己重视起来给他们看——出于他们对我合法权利的漠视的回应， 我暂时还不提补偿一事了，转而加大力度行使公民合法权利：明天 （13日），将去市国土局要求其依法处理兴安湖（西山）水库非法占 地。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最高法院内绑架访民 黄琦 3月10日晚23点，北京市民致电《六四天网》：江苏省杨中市政府把 王祖斌等三位访民绑架回当地，望尽快给予帮助！ 经过二小时联系，我们在凌晨1点采访了王祖斌。由于案情涉及最高 法院，3月11日早上8:30分，我们再次采访王祖斌。 最高高院内冒充最高法院工作人员 3月5日上午9点，最高人民法院刚开门，王祖斌就进去上访，这时， 自称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几位官员，邀约王祖斌到最高法院里面谈话。 长期上访的王祖斌自然要求察看官员们的证件，官员说：哦，忘记带 了。 进去谈了一会，王祖斌发现这些人原来是江苏省高等法院工作人员， 感到非常气愤，这些人居然在最高法院里面冒充最高法院工作人员。 官员们就一个要求：王祖斌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当地解决问题。 是把我绑架回去的！ 王祖斌接着说：然后，他们五、六个人请我去吃饭，到了最高人民法 院外，他们要求我上他们的警车，我坚决不上去。这时，他们就要强 迫我上去。我对他们说：今天，你们敢强迫我上车，我就撞死在这 里，我就撞死在最高人民法院。 看到王祖斌不愿意上车，高院工作人员和法警就带他在附近吃饭。之 后，他们让杨中市的干部把王祖斌带回了家。 由于案情涉及最高人民法院，为慎重起见，3月11日早上8:30分，我 们再三电话请教王祖斌，是怎么把你送回去的？王祖斌斩钉截铁地 说：是把我绑架回去的。 三陪访民 回到扬中市以后，当局并没有给王祖斌解决问题，而是把他羁押在国 土公园旅社。 王祖斌说：这个地方有空调、彩电和洗澡间等，里面有三个干部缠住 我陪吃陪住陪打牌，还给我买了几条烟，我把嘴巴都抽麻了。 王祖斌接着说：我的衣服脏了，要求回去换，他们不准，真气人，凭 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拒绝调解要求判决 据王祖斌介绍：他是江苏省杨中市八桥镇幸福村村民，1998年，与从 根本不具备开发资格的江扬玻璃钢阀门厂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而房 屋至今没有完工，给王祖斌造成损失60万元。 官司打到法院以后，法院希望调解，王祖斌则要求依法办事，当局不 同意。 据悉，上访北京被押送回杨中市的还有汤习珍、谢银生等访民。 王祖斌最后告诉我们：我就希望依法办事，而我们杨中市法院院长王 成钢希望我接受调解，不要继续上访。 〔转载自《六四天网》。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3月5日出版的《财经》意外夭折背后 昝爱宗 原定3月5日在全国“两会”开幕期间出版的《财经》杂志，到3月9日 中午还没有上市，杭州的报纸零售老板称“我都看到那期杂志了，说 是有反动文章，一本也不能放出去，全部封存”。这是本人询问的杭 州闹市区第五个报摊主。 据说这期杂志已全部从杭州拉回北京重新印刷，这就意味着3月5日出 版的《财经》杂志意外死亡。而3月9日出版的新《财经》杂志则是另 外一期，与3月5日出版的杂志已经不是同一期杂志了。也就是说，自 2月19日第四期《财经》杂志出版后，至今新杂志一期还没有看到。 《财经》为半月一期，15天出版一次。 我是每天浏览《财经》杂志网站的读者，同时又是《财经》纸刊的订 户。我早在3月4日之前已经看到《财经》杂志网站（www.caijing. com.cn)版面未改版之前，已经将3月5日出版的杂志内容部分上网， 该期的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物权立法波折启示”，采访 法学家江平等人。 这篇在3月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财经》封面文章中，该刊记者针对 《物权法》这部法律草案，专访了三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 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物权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江平，中国行政 法学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内务司 法委委员应松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文章以他们的访谈为主，并整理出其他学者的观 点和意见，共同构成了其封面报道“物权法奠基”。 而自3月5日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是《物 权法（草案）》将提请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并根据代表们 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在会议闭幕前接受全体代表投票表决。按照法律 程序，只要过半数代表投赞成票，该法律草案就可获得通过。此前， 官方舆论造势，《物权法》一定要获得通过。网络舆论在会前也已普 遍认为，该法律草案虽有较大的争议，但获得通过只是一个程序问 题，众多海内外媒体更谓之“呼之欲出”。 3月8日晚上8点多突然被更新的《财经》杂志网站显示，把新的封面 文章改为“港股风向标．股市高处不胜寒”，原封面文章被删改的痕 迹一点也不见了。 为意外夭折的2007年第五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物权法奠基”、 “物权立法波折启示”感到痛心，并留下上述文字，见证中国新闻的 不自由，以及为目前中国最尖锐杂志的命运表示担忧。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新结识的右派朋友 曹维录 新年后，我去看望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姓赵（化名），70多岁了，身 体还很好。孤身一个人生活，雇有一个保姆为他料理家务。保姆是四 川人，50多岁，有些文化，听说还写过小说。朋友们都劝他们结婚得 了，他们俩儿不置可否，或以一笑了之，或说别的话岔过去，始终以 主仆的关系在一起过着。 新年之前，赵老把他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送给我。这是一本由中国作 家出版社出版的简易本的小册子，收有他近些年来创作的40几篇散 文，写的都是朋友交往、缅怀抒情、借物咏志之类的内容。文如其 人，他的文风跟他的为人一样，淳朴、厚重和诚实，特别是他关于过 去经历的回忆，是我们了解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宝贵资料。当然，也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文章中也表现了思 想认识上的局限和观念上的陈旧。这不能怪他，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 个时代，思想上的开放不但要有外部条件，还需要有敢于说出来的勇 气。 我的访问使赵老无比喜悦，他和我说，他在年前就为我准备了两瓶好 酒，一定要我带回。当听说我滴酒不沾之后，他很遗憾。我们在一起 聊了好长时间，很是说得来。我们从官场的腐败谈到处于很苦地位的 农民工；从“6．4”中共对学生的镇压谈到失地农民的抗争、当权者 虚假宣传、国家资源的浪费和流失，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说得高兴 时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还滔滔不绝。 赵老在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他只有24岁。谈到这点赵老心情就不平 静，整整24年，他都是戴着右派帽子在被管制中渡过的。那时他们夫 妻有一儿一女和一个老母亲，只发他20元的生活费，生活苦不堪言。 他被划为右派就是为了多说了几句话。 1949年，那时他上中学，正赶上中共军队南下，16岁的他就背着妈妈 报名随军南下了。妈妈知道后找到部队，不让他去，他还是孩子，又 是独生子，和妈妈相依为命，怎么能去打仗？部队的首长给他妈妈作 了好长时间的工作，说通了以后才去的。还好，没有牺牲在外边，回 来又和妈妈团聚了，随后参加了工作。 象这种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参军现象当时很普遍。在我教书时，一 个岁数大的同事和我说，47年中共军队打我们村，村里抓到了好多俘 虏，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有一个20来岁的姑娘曾到我们村野外找他死 去的弟弟，找到尸体后，时断时续地哭了两天，一个姑娘就敢守着弟 弟的尸体过夜，撕心揪肺的哭声让很多听到的人都跟着落泪。以此看 来，赵老16岁就南下打仗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被打成右派的那一年，赵老在气象局工作。单位虽然不大，也是个知 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上级却给他们派来一个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当 局长。作为上级当然也是没有办法，虽然没有文化，但抢夺江山有 功，策封功臣也是历代都有的事。这个头儿安在他们单位他们就得接 受，他是胜利者，是占领者，当初打江山也是为着有这么一天捞个官 当。 这个局长别看没有文化，当了官后，自我感觉就好象别人都是废物， 他自己的能力大得没边，说话办事很不着调。但必竟这是个靠科技吃 饭的地方，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很不舒服。平时大家都忍让着，不说 好也不说坏，总算还能过得去。没想到这个局长官瘾很大，有时大学 来学生参观，他就给学生们上大课。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一讲就是一两 个小时。内行话没有，外行话全是，全局的人跟着丢人。赶上57年中 共号召人民给党提意见，赵老就说了这件事。简而言之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外边大学生来参观，局长不要总是抢着给学生们作报告了，学 生都是知识分子，说一些着三不着两的话会让人看不起气象局，在外 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任何时候这样的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当时正处于反右时期，又因 为上边给县直单位定了2%右派的指标，赵老的问题就被“上纲上线” 了。简单的推理是：局长是党员，是代表党在这里工作的，反对他就 是反对党，反党那还不是右派吗？当时，这样被打成右派的有相当大 的一批人。 说起来，赵老还不算是最冤枉的。据赵老说，有一个右派也是因为一 句话。那年北京开办苏联展览会，一个大礼堂门口摆满了苏联十几个 加盟共和国的旗子。这个人指着这些旗子说：“这是中国的土地，怎 么办苏联展览会？”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一边倒的亲苏，“反苏”是一 个很重要的罪名。这个人因这句话被打成反苏分子，反苏分子当然更 是右派了。 赵老说：“说起来他也不是反对苏联，他只是对这事有疑问。有疑问 也不行，为了一句话，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赵老接着说，其实当时的右派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提意见有的也是为 了响应党的号召，开会时你不提意见，他逼着你提，指名道姓地让发 言。打成右派了，就成了无恶不作的坏人了。论本质他们都很有修 养，为人厚道，诚实本分。赵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年他们在砖 厂劳改，有一个中学教师叫蔡维林（化名），懂放砖的技术，在那里 指挥大家摆放砖坯。他和赵老说：“中午我不回去了，你送砖坯时把 饭给我捎来吧。”那时的饭就是两个小糠菜窝头儿，赵老用一个手帕 把它兜起来，放在砖车上，给他捎过去。由于推车技术不好，路上车 倒了，窝头儿被砸在砖下边，手帕又系得不严，里边进了好多土，窝 头儿也成了碎块儿。赵老费了好大劲儿，窝头儿还是弄不干浄。到了 窑地，他只得和蔡维林实说，并说：“你看这事都怪我，我中午饭还 没领，你吃我那份吧？”没想到蔡维林边捏着窝头儿吃边说：“没关 系，没关系，就这样吃吧，不碍事。” “你看看，”赵老感慨地说，“那年头儿，那两个小窝头儿就是命 呀，我自己都跟自己过不去，他却一点儿也不怪我。” 赵老被打成右派后，遭了不少的罪，这些，在他的文章里有一些记 载，我在这里顺便抄上一些： 　　“我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整天郁郁寡欢，孩子也跟着失去了笑 　　容。大人心里烦乱，也就常常无端地责骂孩子们。 　　“一次，站上派我去城里买东西，让我速去速回，刚儿（赵老的 　　儿子）非要跟着。我生气了，打了他一巴掌，他反而抓住我的车 　　说：‘我不留在这里嘛，我要跟爸爸去！’眼泪簌簌地沿着瘦瘦 　　的脸颊流下来。 　　“‘快走，怎么搞的！’站上领导呵斥我，我急忙把刚儿抱到车 　　的大梁上，顿时无名火起。一面蹬车急驰，一面开始打孩子。打 　　他的头，捶他的肩，拧他的耳朵。拳头巴掌雨点般落下，以致孩 　　子实在受不住了。 　　“‘爸爸，让我下去吧！，我不跟着了。’ 　　“我理也不理，一面捶打，一面蹬车走。 　　“路边干活的农民看不过了，老远喊：‘你这人怎么啦？干嘛这 　　样打孩子？’‘这人真是的，要把孩子打坏的啊！’ 　　…… 　　“以后不久，我就被送到集中改造了，是40里外的一个林厂里。 　　“儿子想我，老央求奶奶来看我。终于有一天，奶奶领着一个， 　　抱着一个，拐着小脚，步行40里，到林厂来了。刚儿一手拿着包 　　袱，一手提着小罐，那是奶奶为我炒的辣咸菜。 　　“见了我，儿子没说话，没显出多大高兴，紧紧地偎在我身边， 　　抚摸我磨起血泡的手，瞅瞅我那身褴褛的衣衫，仰起脸：‘爸爸 　　……’还没说话，两行泪水已流到下巴。 　　“林厂不能留宿，他们当天就得上路回家。我也不能远送。站在 　　一个土岗上望着这一老两小蹒跚而行的身影。我这个卑微可怜的 　　大男子汉，竟照料不了自己的老母和儿女们。一汪羞愧而无奈的 　　泪水直在眼眶里滚动。 　　“来回80里啊，他们何时能到家呢？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领 　　着一个，一拐一拐，刚儿拽着奶奶衣角，那幼稚的小脚板，一步 　　一步…… 　　“后来，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又被押到农厂去劳动。离家近了 　　些，儿子得到奶奶的许可，自个儿花四角钱坐车来看我。…… 　　“叫我为难的是每次打饭，孩子总要抢着帮我去端碗，我怕孩子 　　见到我要先躬身高喊：向毛主席请罪、请罪、请罪，才能领到饭 　　的情景，总是制止他，不让他去，甚至十分严厉地呵斥他。他听 　　话，可是眼中露出不解的疑容。到了儿有一天，被他偷偷地避在 　　墙跟下见到了我买饭的样子。他沉郁地低着头跟我走回来，默默 　　地吃饭，吃了很少就说饱了。 　　“一天，管生产的队长把刚儿推到我跟前，厉声地对我嚷：‘你 　　的崽子太调皮，净捣蛋。带个孩子，别忘了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没问青红皂白，气急败坏地拽过刚儿来，就是一顿狠揍。暴 　　雨般的拳头落在这个小人儿身上、头上，耳朵被拧得通红了。他 　　竟不哭不叫，也不跑，只是顺着脸颊哗哗流泪。小小的人儿，理 　　解爸爸处境。晚饭没吃，我就请了假，借了一辆自行车，立马送 　　孩子回了家。 　　“‘没事，爸爸，你打得一点都不疼，真的。’孩子不会用更多 　　言语来安慰他这个无能而只会对儿子施淫威的爸爸。 　　“见到孩子脸上被我打得红肿起来的手印，奶奶心疼地抹着眼泪 　　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孩子跟着你并不享福啊！ 　　“1967年冬季，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燃越炽。多少人和我一样遭 　　殃受罪，但万万想不到，灾祸竞殃及我幼小的儿子。 　　“一天下午，场领导通知我说：‘你儿子被车撞啦，你可以回家 　　一趟。’我立即被两名造反派监护着回了家。 　　“到家才明白真象。我那刚过完十周岁生日的儿子──刚儿，在 　　学校组织接送大串联的红卫兵时，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在马路上， 　　血流了一大摊，当即气绝身亡。据说死时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位 　　红卫兵女学生的行囊。 　　“噩耗如五雷轰顶，我不能自已地纵声号啕起来。 　　“‘你不能这样的，他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是死得光 　　荣的。’一个粗重而严厉的声音在我耳边警告。 　　“我哽噎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见见我的儿子啊！’我完全直 　　不起腰了，泪水哗哗地落在我的腿上。 　　“一些人把我送进了一个大院，这是县医院的南院，太平间就在 　　这里。大院里站了好些人，（我的儿子）刚儿躺在一口薄板棺材 　　里，脸儿煞白，更瘦了，显得很高，象个大人似的。穿着新衣 　　裳，新鞋，戴一顶新帽子，帽子上还缀了一颗红五星。当我不顾 　　一切地号啕着，扑上去拉起我儿子那冰凉的手时，一帮人把我拖 　　走了。棺材马上钉牢抬上汽车拉走了。” 以上内容，摘自赵老的散文《我的儿子》，相对于赵老整个右派生活 经历来说，虽不能说是挂一漏万，也仅只是他右派生活中很小的一部 分。 经历过如此多重大磨难的赵老如今是一种什么心态呢？他自己说： “我这一生，体味过太多的人世炎凉，风雨沧桑，往事不堪回首，如 今对些许的歧视和尊敬都十分敏感，对友情特别珍重。”（摘自散文 《走近马文鸾》）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我就是一只毛驴，不好 高骛远作无望的非分之想，永远平静地走自己的路。听着自己‘得 得’的蹄声，看着自己一个个浅浅的脚印，永远为自己微小的成绩欣 慰，不急功近利，不求一鸣惊人，踏踏实实走下去，点点滴滴，积累 一些于人有益的东西。身居陋室，不会在高楼大厦中迷失方向；安步 当车，不为‘宝马’、‘奔驰’所迷惑。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持之以 恒，永不懈怠。” 然而，赵老却没能找到他所经受的灾难的根源。也许是他不愿意说， 也许是他真的没有想到。总之，在他的文章和他的谈话中，我没有发 现。我想，他要是能够意识到了，应该说出来，因为这不只是他个 人，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 赵老没有在他的诗文和谈话中流露他对反右根源的认识，相反，在近 些年他发表的作品中，却表现了一些往轻里说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他 在一篇诗歌中把中共和母亲反复对照，轮番歌颂，重复党文化的陈词 滥调。在散文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然后说：“可见谦虚这一修养历来为先贤圣哲和革命导师所重视、尊 崇和身体力行。”在此，他依然把毛当作“先贤圣哲和革命导师”来 加以歌颂。他的散文《娘》在第二届“孟郊杯”全球华语散文大赛中 获二等奖。里边有这样一段儿： 　　“家有一老，胜似一宝。两个70来岁的，侍候着一个90来岁的， 　　邻里们对我们夫妻不乏褒奖之词，但我们明白，娘能安度晚年， 　　是世道使然，是党的恩泽。国家繁荣昌盛，政局稳定，家家才有 　　幸福安宁。在我心里，‘党’、‘娘’两种情意一样厚重，两个 　　声音一样响亮。” 以目前实际情况看，他这种认识不但没有体现出知识分子思想领先的 特点，而且远远落后于普通人的认识。 在和赵老的谈话中，我提到了一个我和他都认识的市里常委，有一段 时间赵老曾和他合住一所一明两暗的房子。这个人曾在我的老家当过 书记，我对赵老说这个人思想很左。赵老说：“他不得不那样啊，他 的社会背景很复杂，不受党的信任。他的入党问题就左一次又一次申 请了好多回，很长时间不能解决。” 赵老是不是也和这个书记一样，“不得不那样”呢？在他新近出版的 散文集中，删去了“在我心里，‘党’、‘娘’两种情意一样厚重， 两个声音一样响亮。”这句话，他那篇把党歌颂为“娘”的诗歌也不 见了。赵老是不是已经认识到，现在不需要这样奉承“党”了，进而 认识到“党”也不配享有人们的尊崇。如果这样，那真是一件好事。 赵老说：“最关不住的是思想。”这是句很明白的话。改正了右派， 这只是他脱离人生苦难的第一步。反思这次灾难，从思想上真正认识 到灾难的根源，彻底摆脱党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心里，才能真正从苦难 中解脱出来。到思想真正“关不住”了，就离彻底摆脱苦难不远了， 不只是赵老，我们整个民族也是这样。 〔转载自《自由圣火》。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反右的真正目的何在？ 揭露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旨在消灭民主党、 实施一党专政的险恶用心 贺一欧,叶孝刚 反右斗争是中国历史上冤者最多、历时最长、受害最深、株连最广、 手段最阴、胜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千百倍的最大冤案。今年（2007年） 是反右斗争50周年，是值得全体反右受害者纪念的，也是值得当政掌 权者反思的。但是，反右受害者的纪念未获批准，当政掌权者也无意 反思。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武装镇压台湾人民民主活动，迫害为数 甚众的台湾人民，时过48年，国民党公开认错、陪礼道歉、依法赔 偿，还建造纪念馆和“2．28”公园，以示人权的神圣和法律的公 正。今天2月27日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九先生亲自主持纪念会，以示认 错、陪礼、道歉的真诚。两相对比，实在令人咋舌！ 2006年3月23日山东大学史若平、乔幼梅、沈为霞、金中、董亚君、 李昌玉以及全国各地反右受害者100余人（后来发展到1,400多人）公 开在《议报》上发起要求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平反右派大冤 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的签名活动，赢得国内外人士深切同情和坚 决支持。我们作为反右斗争的直接受害者，值此反右斗争50周年之 际，单就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旨在消灭民主党派、实施一党专政的险 恶用心予以揭露。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说势均力敌、并列对峙的。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声言，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胜谁败，取决 于中国民主同盟支持谁。1944年10月10日和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 主同盟先后发表政治宣言和十项主张，其主要内容是： ◆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 ◆…… 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1945年1月26日，由共产党 领导的、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 《民主同盟宣言》。执政当局企图干扰，但由于报童勇敢、神速，当 天报纸全部卖完，最后没了，竟卖到200元一份。由此可见民众的热 烈情绪。十项主张上打着的红圈圈是王若飞同志特意标出的，提示我 们特别注意。毛泽东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当即表示响应和赞扬，并 于1945年2月12日致函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民主 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引自《毛泽东书信集》第256～257 页）。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其题目就 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报告中表示：赞成由国民党、中共和民 盟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知道自身力量尚不强大，必须借 助、利用中国民主同盟的力量。后来，中共军事力量迅猛发展，解放 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全国势在必得，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 林：“全国胜利即将到来，在未来的、新的中央政府中，拟将所有民 主党派人士全部赶出去，建立清一色的中共政府……”斯大林复电 说：“对于民主党派人士不仅不能赶出去，而且要把他们放在政府的 重要岗位上，同时要有较多的人数……”（苏联解体后已公布这一档 案）。当时处于儿皇帝的毛泽东虽不甘心，但只得接受斯大林的指 示，照办不误。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民主党派在中央人 民政府中所占的席位是：六个副主席其中三个是民主党派领袖，四个 副总理其中二个是民主党派人士，政务委员20人，民主人士占11人， 政务院部长34人，民主党派占15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毛泽东认为推倒民主联合政府时机成 熟，于是偷偷到杭州起草宪法，以否认《共同纲领》，进而推倒民主 联合政府。1954年9月，毛泽东没有通过民主联合政府，也没有召开 任何会议，由毛泽东独自一人决定召开“全国人大”，将民主联合政 府全部推倒，副主席中一个民主党派也没有了，12个副总理中一个民 主党派也没有了。但当部长的还有三个是民主党派的：交通部部长章 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粮食部部长章乃器。至此，民主党派 在政府中所占的席位可以说是廖廖无几的了。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名为“挖出暗藏的中国赫鲁晓夫和阴谋篡党夺权 的野心家”、实为“消灭民主党派实施一党专政”的反右斗争，矛头 直指民主党派和全体知识分子。八个民主党派中屈打右派9,000多 人，500万知识分子中屈打右派55万多人。中国进入了最最黑暗的毛 泽东时代！ 毛泽东消灭民主党派的策略是极其高明的。首先，毛泽东以“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胆肝相照荣辱与共”的政策稳住民主党派。长期共 存也即不消灭民主党派，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至于怎么个存在 法，只有毛泽东自己知道。中共监督民主党派是理所当然的。民主党 派如若监督中共，毛泽东可以一口咬定，这是犯了反党罪。民主党派 必须对中共胆肝相照，跟中共讲心里话。中共的机密、策略是不得告 知民主党派的。光荣永远属于中国共产党！给民主党派戴右派帽子， 受辱，哪是活该！荣辱、贵贱岂能与共？！其次，将八个民主党派的 头头诸如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尤云、中央常委黄绍雄、陈铭枢、谭 　惕吾，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琪翔、副秘书长李 　伯球， ◆九三学社主任委员许德衍，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章乃器，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龙，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 统统屈打成右派，实是杀鸡给猴子看，杀一儆百！ 再者，必须软硬兼施，软功是不可少的。民主党派及其工作人员均享 受公务员待遇，生活水平保持在中等以上，可参与政协、人大工作， 可参政、议政，民主党派由中共养着，机关办公费用均由国库拨给， 只要听党的话，什么也不用愁，这实是收买、招安！！ 最后，下达雷打不动、必须遵循的“服从中共的绝对领导”的原则。 一个民主党派必须服从中共的绝对领导。这表明这个民主党派实际上 不复存在，而成了中共的附庸，成了中共的分支机构。这一招十分利 害，八个民主党派必须绝对服从中共，这样才有民主党派的生存可 能，要不，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下场，就是敢于抗拒绝对领导者的 榜样。所谓绝对领导即指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领导都必须服从（毛 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曾经说过：“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 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难怪反右、文革都能畅通无阻，无所 顾忌。民主党派的政党职能被剥夺，除了甘当中共一党专政的遮羞布 以外，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了。 从八个民主党派整体上看，是被毛泽东整得体无完肤，名存实亡的 了。从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党派来剖析，结论也是一 样的。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 联合政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宣言和十项 主张，赢得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连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响应和赞扬，中 国民主同盟当时真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的！可在中共主政时期， 却为什么不再坚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府，政治民主化，军 队国家化”了呢？这显然是中共施压、打击、迫害的结果。更有甚 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1957年章罗同盟并不存在（详见1980年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 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章罗同盟不存在，基于这一同盟的反党罪 行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章罗右案按照法理都应当、而且必须纠错改 正，恢复政治名誉，可中国民主同盟默不作声，听凭中共冤屈章罗， 不为章罗讨回清白，显示这个原先朝气蓬勃的政党只具躯壳，不具党 魂的了。但是，民盟老一辈盟员还是与中共专制作斗争的，最近几年 要求彻底平反右派案、要求公开道歉、赔偿的签名运动就是明证。 整个世界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民主逐一替代专制的历史。民主取代专制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欢规律。现时的任何国家，不是民主、就 是专制国家，两者必居其一；而实施一党专政的国家，必定是专制国 家，因为选举来选举去，总只是一个政党，完全剥夺了公民最起码的 民主选举权利。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 家化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力量阻当不住的！ 毛泽东妄想逆世界历史发展而动，消灭异党，一党专政，欺压人民， 是白日做梦、不能得逞的。值此反右斗争50周年之际，我们谨向全国 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严正要求：（1）彻底、全面否定反右斗 争，遵照宪法给反右受害者以赔偿；（2）开放报禁党禁、实施民 主、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建立真正的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全 民奋起、共同合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贺一欧先生是叶孝刚先生我在浙江师范学院读书时的老师，是民主 同盟老一辈的盟员。）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是谁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任文科学长 读书笔记 葛陵元 一年前，我读《沈尹默论书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香港版）。该书编者马国权在《编后记》提到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 陈独秀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该书附录（戴自中撰）《沈尹默先生 年谱简编》中也提到此事。于是，我据此写出《陈独秀对沈尹默的批 评与沈尹默对陈独秀的推荐》（《民主论坛》2006年3月6日）。我根 据马、戴两人的说法，在文中写道：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到任以前即拜访沈尹 　　默，与他共商如何革新北大。其后不久，沈尹默在琉璃厂遇到陈 　　独秀。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并与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为了筹款（拉赞助）来到北京。沈尹默立 　　即将此事告诉蔡元培，并且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 　　学院院长）。” 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受批评，说“事实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陈独秀 到北大是汤尔和推荐的，蔡元培生前一再说过的。”我觉得该文立论 过于武断，于是写了回应文章《汤尔和推荐过陈独秀，别人就不可以 推荐了吗？》（《民主论坛》2006年3月14日），指出： 　　“毫无疑问，‘没有认真研究过历史的人谈历史，往往会掉进政 　　治宣传的圈套之中以讹传讹，而且会让人笑话的’。但是，‘认 　　真研究过历史的人’也不可以武断地‘谈历史’，以为历史一定 　　是自己所掌握和了解的样子，从而否认它还存在其它的可能性。 　　一个历史事件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万不可以因为自己掌握了一 　　种原因，就认为它是唯一的原因，就否认所有其它可能的原因。 　　不求甚解不好，专横武断也不好，甚至更不好──因为它会堵塞 　　言路，导致一言堂，妨碍对历史的深入研究。” 我认为我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没想到引起了该历史学家的勃然大 怒，立即著文反驳，指名道姓的《与葛陵元论沈尹默》（《民主论 坛》2006年3月16日），在十分中肯地批评我“连一份第一手的材料 都没有接触过”的同时，嘲笑我“便要公开发表历史文章，其勇气倒 是难能可贵，只可惜用错了地方”，指责我说“一个历史事件可能由 多种原因引起的”这种“大道理，实在一种精神浪费。”认为我这样 的“文抄公”所写的东西“不值一驳”。 对于国内的独立知识分子，我历来极为尊敬，因为他们冒着身陷牢狱 的危险在揭露事实真相、争取民主自由。我曾经著文赞扬他们：“东 海一枭、杨银波、张耀杰等人在写文章发表政见的同时，也发表了遗 书，作好了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写作，需要勇气》，《民主论 坛》2004年3月14日）。况且，这位历史学家又“正在整理《北京大 学与〈新青年〉》书稿”，对这一段历史“刚好知道得非常清楚”， 我当然只能干拜下风。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确“连一份第一手的材 料都没有接触过”。但是，我也指出，不能因此就连我的写作态度就 一概否定。我说： 　　“我的写作动机就是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我接触不到‘第一手 　　的材料’，我读的书有限，但是只要读到好书，有心得体会，我 　　就想紧扣中国的现实情况把它写出来，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发出我 　　的呐喊。我不认为根据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作的人就是‘文抄 　　公’。如果判断‘文抄公’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以第一手材料 　　写作，那么又有几个人不是‘文抄公’？我自感我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我呕心沥血的成果。我也许判断能力不足，以为看了一本好 　　书，其实那是一本坏书；也许我水平有限，自以为有所得，其实 　　是错误的，于是我写的文章中有错误、让人耻笑。那不要紧，专 　　家批评就是了！只要批评得对，我就改正，我就进步了，我就学 　　到了新知识。多一些业余写作者写文章，哪怕文章中有细节错 　　误，无法满足专家的专业要求，起码也可以壮大民主运动的声势 　　吧！”（《关于沈尹默我还想说几句》《民主论坛》2006年3月 　　17日） 事情过去整整一年了，我又读了很多书，但还是“连一份第一手的材 料都没有接触过”。“从第二手、第三手……第Ｎ手材料”中，我倒 是又看到了两种与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有关的事情，现在罗列出 来，供有兴趣的同好们参考。 第一种：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就关系密切，也许不用任何人推荐，蔡元 培自己就会邀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何彤先生的文章《拋弃 专制改良献身共和革命的壮士──吴樾》（《黄花岗》第16期，2006 年3月）使我产生这一看法。该文说：“安徽陈独秀任会长的岳王 会，以武穆精神为号召，在安庆新军中拥有极大的实力。陈独秀与蔡 元培在组织关系上皆是暗杀团的成员，蔡是爆破组的主要负责人， 陈，蔡同在上海爱国女校与章士钊、杨笃生、钟宪鬯〔音“畅”〕、 俞子夷试制炸药和弹壳。日后北大的校长，教授，“5．4”时的旗 手，就是当日一齐在刀尖上舔血的战友。同盟会里的两大派系皆是出 自于暗杀团的班底。” 如果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就是“暗杀团”的战友，那么，在蔡元培任北 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用不着 任何人推荐，更何况当时的陈独秀又因创办《新青年》杂志早已举国 闻名！ 第二种：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时被分别推荐为北大校长和北京大学文科 学长、甚至陈独秀早于蔡元培被推荐为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马勇先 生的《蒋梦麟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使我产生这一看 法。该书的第66页写道： 　　“黎元洪于1916年6月7日就任大总统，政府各方面的改组势所必 　　然。而国会里的一些浙江籍议员鉴于浙江的局势，便想请正在国 　　外的蔡元培回国做浙江省省长，并打了电报与蔡商量。正在德国 　　的蔡元培回电说，他回来是可以的，但不愿意做官。在这种情形 　　下，正在北京的马叙伦便对汤尔和说，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有点 　　做不下去，何妨把蔡请回来替他。汤尔和说，这是很好的，但是 　　蔡先生不是办事之才，你可以帮助他。马叙伦便说自己现在不 　　行，‘但是我有办法，我们只需把北大内部布置好了，就不使蔡 　　先生为难，以后更无问题了。我想找仲甫（陈独秀）来做文学院 　　长，是很合适的，理学院长让夏元瑮〔音“力”〕担任，声望够 　　的，法学院长仍旧不动吧，另外请沈尹默在实际上帮忙。’汤尔 　　和连声说好。第二天就去和教育总长范源廉说了，范正找不到北 　　大校长，开心得了不得……” 我不知道该历史学家根据“第一手的材料”论定“陈独秀到北大是汤 尔和推荐的”是不是指这件事。如果是，我倒更愿意认为蔡元培与陈 独秀是同时被分别推荐为北大校长和北大文科学长的。在某种意义 上，甚至可以认为陈独秀早于蔡元培被推荐为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样看来，关于陈独秀被推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可以有四种说法： １、沈尹默推荐的──该历史学家认为“不值一驳”。 ２、汤尔和推荐的──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能。 ３、不用任何人推荐，蔡元培自己就会邀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 ４、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时被分别推荐为北大校长和北大文科学长、甚 　　至陈独秀早于蔡元培被推荐为了北大文科学长。 在此，我再次申明，我还是“连一份第一手的材料都没有接触过”。 但是这些说法确实都出现在历史文章或书籍中。我还想重申我在一年 前的观点：“一个历史事件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万不可以因为自己 掌握了一种原因，就认为它是唯一的原因，就否认所有其它可能的原 因。”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精神浪费”，而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 我欢迎任何人对我进行批评，但是请就事论事，不要随便上纲、更不 可以随意轻贱别人。那样不会提高你的威望，反而会降低你的人格。 在尊重对方这一点上，我认为陈破空先生在电话直播节目中为我们做 出了卓越的榜样。“哪怕对于充满敌意的提问，陈破空先生也从来没 有恶语相向。他的回答的第一句话一般总是‘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或 者是‘谢谢你的指教’。”（葛陵元：《赞陈破空先生在直播节目中 所表现出的对群众的尊重》，《民主论坛》2007年2月9日）无论是多 么荒谬、甚至恶意的提问，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值一驳”、“让人笑 话”等轻贱对方的话。这不是我的个人看法，而是一个旅居日本的老 “右派”方先生打电话对陈破空先生在直播节目中的表现所作出的评 价。他说：“陈破空先生不仅评论得精辟絶顶，而且有人格的魅 力。” 他具体地指出陈破空先生不指责别人可笑是多么得体。他 说：“当用‘可笑’的时候，不仅伤了那个打电话的人的心，而且都 伤了其他观众的心，其他观众可能都不愿再给你打电话。”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左王毛泽东与“人道主义”民主 王中陵 提起左王，人们都一直认为是邓力群，未免抬举了此棍。真正的左 王，非毛泽东莫属。 谢韬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不过是引用了一 点党内“左派”的妄语，却己使不少读者感到心惊肉跳。陕西社科院 “享受国务院津贴者”的告发信虽然不妨以“芙蓉镇”中政治疯子的 疯话视之，喻权域教授在两会前要以言定罪的言论，恐怕真要让不少 人惊诧了。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真相不断浮出水面，通讯技术和设 备更是日新月异空前普及，想找什么资料，往往只须举手之劳。为什 么还会有这么多“著名”人士对左王甘之如饴奉若神明？有人说，确 有相当多的人因种种缘故而不识左王真面目。果如此，对这些人的启 蒙还须借鉴一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精神。非如此，政治 体制改革就异常艰难。这也是我为什么写此文的初衷。 《炎黄春秋》上刊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本来 就是谢韬先生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的序言，毛泽东 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文分60个自然段，与此前在网上刊出的原文相 比，除个别字句差异之外，所删去的二段，信息甚为丰富，颇堪玩 味： １、在第55自然段下删去了“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 　　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 　　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 　　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100倍，成为不穿龙袍的 　　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 　　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 　　大跃进，饿死了3,750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２、在第59自然段与结尾之间，删去了“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 　　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 　　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 　　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 　　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 　　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 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运作 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 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 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 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 执政党。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 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党内民主”一词近来大行其道，是否与“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 权分立”有关？鉴于毛泽东“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 历史教训，“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 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 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是不是“党内民 主”要达到的目标？ 从“党内民主”和“毛泽东乾纲独断”，我联想到中共历史上至今讳 莫如深的“富田事变”。说来可叹，“富田事变”竟然是由一次小小 的“党内民主”引发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一生崇奉暴 力，嗜斗、嗜杀。“富田事变”正是能使人认识左王真面目的绝好教 材。从“富田事变”人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一历史事件与其后 “延安整风”、“反右”、“文革”的脉络关系。窃以为，左王当国 为祸神州数十年，“富田事变”既是他的第一桶“金”，也是他的第 一笔血债。 有关富田事变的挖掘研究，高华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戎女士所著《毛泽东：鲜为人 知的故事》，广证博引，资料翔实，极富研究价值，最具说服力。 高华先生说：“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 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压‘ＡＢ团’的行动。”是由无可置疑的历史档案中得出的结 论。 1929年2月，毛泽东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与东井冈东固兄弟部队 李文林部会合。11月，毛泽东无视中央，擅自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 界两特委，并将李文林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1930年1月， 毛泽东径自任命连襟刘士奇为赣西南地区的领导人。 对毛泽东如此抓权，中共中央于1930年4月3日发通知：“各地已组织 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特别不点名地批评 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5月，赣西南依此起来反对毛泽东、刘士奇。 旋被刘士奇扣以ＡＢ团帽子予以镇压。不到一个月，数千“地主富 农”、“ＡＢ团”分子被杀。8月初，毛泽东带部队二攻长沙，江西 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召开代表大会，用“党内民主”把刘士奇选掉 了。为“富田事变”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长沙返回，10月14日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 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 “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攘外必先安内”，11月下旬，毛泽东先从自己的红一方面军发动 “快速整军”，大开杀戒。不足一个月，在40,000多红军中竟肃出 4,400余名“ＡＢ团”份子来。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当时 “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ＡＢ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 寒蝉，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ＡＢ团 ……凡打ＡＢ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ＡＢ团有关系。”审讯时，“有 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 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 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 计有120种之多。”有一种想象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 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象弹琴一样。杀 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毛泽东甚至说刑讯是 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 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10,000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 的四分之一。读至此，真令人“魂飞魄散”、“五内俱裂”！这是毛 泽东在中共党内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清洗，也是以后“抢险运动”、 反右、文革一系列清洗的先声和预演。 部下的意见“统一”了，上下“和谐”了。毛泽东就转手对付以“党 内民主”把自己连襟刘士奇选下去的异己。12月3日，他派李韶九去 富田，给了李一张名单。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 “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 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ＡＢ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 负责人捉了讯办。”所谓“ＡＢ团”，自然就是那些毛泽东“调不 动”、“靠不住”的部队。 李韶九12月7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 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 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 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 “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 用小刀割乳”。李韶九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一场直接公开反对 毛泽东的兵变。兵变领导人刘敌，是毛的老乡。毛本想利用他协助掌 握江西红军的。 12月12日（第一场双十二事变），富田事变爆发。刘敌率领20军独立 营包围军部，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傍晚，谢、刘率 20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Ａ Ｂ团”70余人。随后，谢、刘率20军至赣江以西永新、莲花、安福一 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采取派段良弼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 “ＡＢ团”及事变经过请中央裁决等四项措施。 惺惺相惜，急于寻觅中国代理人的斯大林，极为欣赏毛泽东。莫斯科 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 给毛，由毛处置。嗜杀的毛泽东，其处世宗旨向来是“逆我者亡”， 谁反毛，谁就是ＡＢ团。谁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ＡＢ团，他就一定是 ＡＢ团。左王当国数十年间的无数冤狱，无不是这种荒诞逻辑的必然 结果。试行“党内民主”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则通过这场大 恐怖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流行一时的“十送红军”，长期被解读为江西苏维埃老区人民送红军 踏上长征路的歌曲，其实，那无比哀惋凄惨的曲调所寄托的，完全是 对红军内讧、自相残杀，对亲人无端丧命的哀痛之哭。 友人相聚，座中有为毛泽东扼腕者，叹息毛泽东建国后为什么不肯名 成身退，成为一代完人。此言引起我对毛泽东为什么异常畏惧党内出 赫鲁晓夫的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超乎寻常地恋栈？为了攫取权力，竟 如赌徒一般不顾一切，不惜草菅人命，疯狂发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答案明摆着，他害怕他的第一桶金和第一笔血债被揭发、被暴光。死 于“富田事变”的那些冤魂是他永远的噩梦。延安“抢救”运动、反 右、文革，只不过是“富田事变”的复制和延续。左王的每一次罪行 都是为了掩盖其前一次的罪行。要想不被“赫鲁晓夫”揭发鞭尸，唯 有牢牢占据权力中心方能稍觉心安。否则，便坐立不安。窃以为，这 才是毛泽东为什么畏惧“赫鲁晓夫”而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至死不肯 放弃的唯一答案。 据争鸣杂志《万里上书呼吁重评毛泽东》一文报导，2006年3月初， 中共元老万里致函中共中央，郑重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万里老特别 提出，1982年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承认是 “违心”、“自私”，并决定以后要纠正这个错误。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党对重大方针、路线 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地 位、功过的评价，是作了妥协、折衷，某种程度违心、自私了些。今 后要作全面、科学、求真的反思和评价，可能要15年、20年。1985 年，邓小平、陈云在十二届八中全会后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后 就历史问题作了进一步阐明。邓小平说，党内、社会上、国际上都有 议论，指怎么能把一场十年的政治、社会浩劫，都算在林彪、江青、 四人帮身上？毛泽东亲自发动、部署、领导这场政治浩劫，是要承担 主要罪责的。党中央也要承担一定过失，也包括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同 志。关于毛泽东这段历史，共产党还是要修正的，要尊重历史。 从1982年到2006年，早已超过了15年、20年。万里老人揭开这一内 幕，并盼望在时间无多的晚年，看到能有行动。读着万里老人的盼 望，不觉一阵悲怆涌上心头。 说几句疯话，写几封告发信，不知者不怪。倘明知左王镇压“ＡＢ 团”的血债，却仍然奉之若神明，其人也就难以常情常理度之了。 细览富田事变有关资料，再回过头来细品“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 民主”，隐隐觉得这两种“民主”，似远不如“人道主义”民主更迫 切。 （2007-03-12）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解开邓小平的三个“不字套” 武振荣 ◆“一不”：中国“再不搞政治运动了”（1978年12月）； ◆“二不”：“不争论”（1992年）； ◆“三不”：“不让步”（1989年）。 这三个“不字套”是邓小平在生前下的，在他死后的这十年中，它的 确套住了中国民主、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因此，中 国民主要发展，中国民主运动要兴起，热爱民主的人要解放，就必须 解开或者斩断这“不套子”！ 一、 1989年4～6月，中国“不搞政治运动”的“套子”，套住了伟大的 “89”运动，使得运动在可能挣脱时，却没有挣脱之。它套住了我们 年轻的大学生们，如果说大学生们在主观意识上认为中国发生于23年 前的“66”运动（即文化大革命）伤了国家的元气的话，那么邓小平 在挽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的这个“套子”时，大学生们是“拥 护”的。许多人都记得，邓小平复出之后的第一个群众性的拥护邓的 横幅标语──“小平您好！”是首都大学生们打出来的，而邓小平的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口号也首先赢得了80年代的中国 大学生们的热烈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于问题，可以说 “89”学生运动是在“套子”中发端的。在当时大学生们的意识中， 中国是不能继续搞政治运动，应该排除一切干扰发展经济，可是，当 胡耀帮逝世这个突然的政治事件袭来时，他们就顾不得这一点，自己 竟然搞了政治运动。 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有“套子”存在，就有可能发生“解套” 行为。1989年4月15日这一天，北京和长沙部分大学生以集会的方式 在事实上呼唤学生政治运动时，意想不到的是在很短时间内，这种呼 唤竟然非常成功，大学生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出套”了。不 到一个星期，许多省会城市都出现了上街游行、示威的大学生队伍。 一时间，中国社会意识出现了非常的变化：“不再搞政治运动”的事 情好象只是指工人、农民、市民这些人，学生们是例外的。换句话 说，学生们搞政治运动是“应当的”，天经地义的。很快，学生运动 发展势头之凶猛完全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到5月下旬， 运动已经波及到中、小城市和县城，参加的不仅仅是中学生，许多省 份的小学生也都打着“反对官倒！”、“要求民主！”“声援大哥 哥、支持大姐姐”的小旗子走上了街头……，虽然此时的“法律”已 经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属于“非法行为”，可是呢？各地 的警察非但没有依照法律取缔哪怕一个未经批准的学生游行、示威， 相反，各地警察都保护了学生运动，并且努力维持学生运动的秩序。 如果你分析“89”运动，就会发现从4月15日学生运动正式兴起一直 到6月4日，学生的政治组织“高自联”没有遭到取缔，其中的头头们 没有一个被逮捕，也几乎很少有学生们的游行、示威被禁止，但是， 各地出现的“工自联”组织，一成立就会立即被粗暴的“取缔”了， 没有一个“工自联”组织的寿命能够超过一星期，组织的头头几乎全 部地被逮捕或者被通缉，以“工自联”名义举行的游行、示威几乎没 有一次不和警察冲突。这就是说，在上述时间中，学生运动在“解 套”后，市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套却被勒得死死的，连一 点点的松动都没有！ 但是民主的问题在这里是一个整体，如果说第一个“不字套”只套工 人、市民、农民，不套学生，那么，在而后的时间中，它就有两种结 果：要么它套住一切人；要么它谁也套不住。事实上，“6．4”大开 杀戒后，学生运动也被屠刀给禁止了，真实情况是，学生运动在“出 套”不到二个月的时间中，又被牢牢地套住了。 其实，这第一个“不字套”不仅套住了学生们，也套住了共产党的总 书记赵紫阳。如果我们历史的、客观的看问题，就不难发现赵紫阳本 人也参与了这“不字套”的设计，只是在1989年4月的学生运动兴起 之后，他才感觉到应该为学生运动“解套”。事实上，他没有象邓小 平那样把学生运动看成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同意和学生 对话的行为已经向社会证明了他认为学生运动是“民主的”，显然这 样的“新看法”如果再前进一步的话，就有可能走到解学生运动之套 的地步，但是他绝对没有走到这一步，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的套 子的绳头，他并没有去拉动过。事实是，赵紫阳到临死的时候，都没 有说中国要“开放”政治运动！在赵紫阳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设计中， 绝对没有中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走向民主的思路，因此对学生运动的 “同情”，并且在被“同情的”学生运动中看见了中国政治改革需要 人民的参与固然是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一微 小的进步其所以在“6．4”之后的时间中产生了全世界都看得见的 “升华”现象，原因是他在选择保住乌纱帽还是选择坚持真理的问题 上，做出了具有道德意义的正确决定，因而，是“道德”的因素（而 不是“政治”的因素）造成了他人格的“升华”。 上一个世纪90年代，“维权”运动的在中国普遍兴起表现了中国人要 解政治上的“不字套”的创意，而官方也多多少少地表现出了“松 套”的意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的新问题，如果说从事民主 政治运动的人也需要不断的磨练和锻炼的话，那么“维权”运动就为 它“热身”，但是这样的运动若是朝着“非政治化”的方向任意发 展，而没做好随时向公民政治运动转化的准备，那么，我们把一种立 马要做的、一刻也不应该缓的事情当成一个没有边际、没有时间概念 的事情，就会造成民主的退步。民主退步是一种什么现象，所有善于 观察问题的人都可以认识的。在民主的热火阶段，人甚至连生命都置 之度外，也要民主，可是，在民主被“冷却”时期，人连民主的一句 话，都懒得说啊。人就是这样，他在变化时，连上帝也摸不准他是什 么样的！ 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要解邓小平之套，一个最基本的意向应当是中 国一定要搞政治运动，不但在未民主化的今天要搞，在民主化了的明 天，也要搞，那时中国要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地要用法律的 方式规定政治运动每四年或者五年来一次，谁都没有权力命令它停 止！今天，我们需要树立起这样的一种“大民主”观念，民主才能够 在我们中国实现；否则，试问：所有认为可以用避开公民政治运动的 方式可以实现民主的人，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打破共产党统治中国 “100年不变”的邓小平“设计”呢？ 我这样一说，反对的人就会站出来批评说：“你这不是要搞第二个文 化大革命吗？又要害人啊？”其实，说这样话的人都是政治上幼稚 者，他们在这样说话的时候，好象根本就没有看见过“89”运动。为 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他们看了“89”运动，那么在那一场运动中，谁 提出了要“打倒地、富、反、坏、右”这些不当权的人呢？谁不认为 在中国“坏事”的根子不是共产党内的“官倒”，而是如邓拓那样的 编辑、老舍那样的作家、尚小云、言慧珠那样的“伶人”呢？那时 候，中国社会上也有着被严重歧视的人群依然存在，如“社会闲杂人 员”、“无业者”、“劳改释放人员”和“流窜人员”，试回忆一 下，在运动中谁想着要“横扫”这些人呢？“铁的事实”已经雄辩地 证明我们民族已经大步地走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那一个迫害无 辜人的阶段，我们普通人已经进入了会以自己的眼光观察政治事物的 新阶段了。 二、 第二个“不字套”──“不争论”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 中说出来的，并且还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今天我们在 邓小平死了十年后来分析这个所谓的“发明”，看一看，它到底是什 么货色很有必要。最近，在《中国经济网》上，我读了陈光教授的 《李稻葵怀念“不争论”年代》一文，“不争论”不但被闹出了一个 “年代”，并且还上升到“伟大思想”的高度，作者公然鼓吹“不争 论的思想是伟大的。”作为研究问题的人，这“伟大”二字，我们暂 且放到一边，先查一查它的历史为好。 依我之见，“不争论”的这一句话虽然是邓小平在1992年说的，但是 “不争论”的“套子”却是在他1978年刚以复出时就开始挽的。因 此，它的意义不是独立存在的。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死的时候，已经 为邓小平下了个“走资派还在走”的套子，对于邓小平本人做了一个 “机会主义本性难改”的“定论”，因此，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解开”毛的“套子”，但是，我们要看到毛的“套子”是 “精神”的，而不是“政治”的，与此相关的是只要共产党处于“精 神”上升的时代，那么这个套子他是“解不开”的，可巧的是，这时 的共产党已经因毛的死亡而进入了“精神解体”的阶段，邓小平抓住 了这个有利时机，把毛的“精神”性质的“遗产”用一个写着“错 误”字样的包袱给包了起来，并且象“扔掉包袱”一样地给“扔掉” 了，使共产党的统治停留在简单的政治层面上。于是，政治行为和政 治统治就不再需要“精神的”、“文化的”脚注了，“统治政策”建 立在赤裸裸的“黑猫白猫论”的基础之上。“猫论”中的“不分辨” “黑猫和白猫”实质上就是“不争论”。就此而言，我们的陈教授错 了，他把“不争论”的字面的时间看成是它实际产生的时间，以至于 说出了这样愚蠢的话：“邓小平死了十年，他的著名的‘不争论’的 思想我们也说了十年”。 陈奎德先生是中国民主理论上的重量级人物，我在《博讯》网上读到 他最近写作的《“不争论”寿终正寝》一文，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不 象陈教授那样的观察问题，他发现邓小平的“不争论”不是“理 论”，也不是“思想”，而是包含着独占“政治话语权”的祸心，他 是对的。邓小平──这个被毛泽东生前批之为“不读书，不看报”的 人是比不上毛的，他没有理论，也没有什么思想，这一点连他自己也 是承认的，因此，他不可能在“思想”或“精神”上和毛泽东作对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行为就无意于老鼠和猫作对），于是他索性 就放弃了作对的念头，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灵机一动，抓住人民讨厌 毛式斗争的机会，说他也讨厌政治上的争论。可见，“不争论”在这 里的真实意义是邓针对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布阵”而挂出 的“免战牌”：“不战”！“不战”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在战中，自 己处于不利位置，所以“不战”；战不过，所以“不战”；不需要 战，所以也“不战”。我看，这三点，邓小平兼而有之！ 在这里，我们若是发现60年代中叶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在 中国乃至全世界挑起的“文化、精神”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给 了邓小平这个因走错了“路线”而被摔到了一边，并且成为这一场战 斗的旁观者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发现了在使毛成为英雄的战斗 中，毛上升到了一个人能够上升的“最高峰”，以至于一个美国学者 都说出了“6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红旗插全世界的时代”的话 （见佛雷德里克-詹姆逊《60年代》一书），可见，毛风光极了！但 是望后一看，毛又风光了几时呢？他的“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久却 受到了一伙初出茅庐的中学生们（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文化 人，更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的挑战，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乳臭未 干”的“毛孩子”却也要学习毛泽东的榜样，想使自己的思想“独领 人类思想”之“风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中学生在文化大革 命的开始阶段又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于是，中国思想斗 争和思想战场上的“较量”产生了这样任何人也想象不到的结果，可 能给了“旁观者”的邓小平一极大的刺激，谁也充当不了思想斗争中 的“最高统帅”的事情被他看透了，所以，毛泽东死前在这个战场上 的惨败，使邓小平再也不想着去做“文化或者精神”上的“统帅” 了，他不要“思想”，也不要“精神”，象慈禧太后那样地用“家 法”统治中国人就是他的“发明”。这样以来，当那些喝了毛泽东迷 魂汤的人在质问他：“你这一套，到底是封建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 义”的时，他说什么来着呢：“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不争论”不仅仅是邓小平来对付“左毛派”的有效手段，而且它也 变成了对付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的“薪传”，一代又一代给传下 去了。在抓住了“保持”共产党政权“100年不变”这一基本点之 后，邓小平也不和任何人争论。因此，在1989年“6．4”后，他并没 有布置对方励之、严家祺、王丹、王军涛这些人“口诛笔伐”式的声 讨，而是把这些人的名字在中国进行“消声”处理，于是，造成这些 人在被批判中变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就自然消失了，这就是我在上 一篇文章──《如何认识中国的民主现状》中所说的“晾干法”。 朋友，“不争论”的这一招不光是要“晾干”海外的反对派，也要 “晾干”国内的反对派。众所周知，焦国标是国内具有超常魄力的反 对派人物，前几年他写作了《讨伐中宣部》的非常有气魄的文章，发 出了和“66”运动几乎是一样的政治声音（“66”运动时叫“炮打中 宣部”“火烧中宣部”），但是对于他，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反击，中 宣部也是不动声色，未做任何的“应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 “不争论”的邓小平“薪传”。做这样一个假设就会可以发现事物的 另一面，如果中宣部“应战”了，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批判焦国标的 运动，那么，这不就是等于共产党借着自己手里的媒介把焦国标造成 为“民主英雄”的最好手段吗？在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幸运”的时代 中，它再没有力量和能力把反对自己的人“搞臭”了，因此，它最明 智的选择不是“争论”，而是“不争论”。你把唾沫唾在了我脸上， 我一抹，甚至连抹也不抹──你能够怎样呢？因此，“不争论”这个 东西，不是什么“英明的”，更不是什么“伟大的”，而是“明智 的”。 当中国普通人认为改革可以增加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宁可“不争 论”，但是“改革”的后果导致出越来越多的利益都被社会上一小撮 权势派人物、既得利益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独吞时，“不争论” 的话就没有人信了，就此，陈奎德先生对于“不争论”做的四个字 ──“寿终正寝”──的批评就非常准确！真理存在于辩论和争论之 中──这个40年前中国普通人都已经懂了的真理，在经历了一个巨大 的历史弯路后，又一次地和中国人遇面了。邓小平的改革导致了《中 国成为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150万家庭拥有70%财富》（见2006年10 月18日中国《搜狐》网文章）的后果，能够封住中国人的嘴，不叫他 们争论吗？邓家出了四个副部长，容得谁争论？江家的公子、李家的 小姐都变成了林彪副统帅所说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事情 容得谁争论？面对这样的丑恶现象、不正义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呐 喊的权利，都有鸣不平的理由。“惟愿公平如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 滔滔”──古先知的伟大呼唤对任何一个败坏的时代都具有摧毁的力 量。 历史地看，在中国人民处于政治上的消极时代中，人们认可了“不争 论”，但是当一个政治上的积极时代将要来临时，“不争论”就“寿 终正寝”了。有人解释：“不争论就是不打口水战”，乍一听，这话 是不错的，可是，你只要进一步分析，它就站不住脚了，什么“不打 口水战”，而民主──如果我们就它的某一方面下一个消极的定义的 话，不就是公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口水战”吗？正因为民主可以这样 定义，所以在“民主”的“战斗”中伤人的东西，也只能是“口 水”，而不是邓小平下命令开进北京的坦克和军队。现在的问题是， 专制分子不想打民主的“口水战”，这是事实，但是这个“战场”一 旦由人民开辟的话，就由不得他们了，于是，“不争论”的“免战 牌”就没有用了！ 三、 邓小平的第三个“不字套”──“不让步”有三义：不给“左毛派” 让步，不给民主自由人士让步，不给中国人民让步。在上面的研究 中，我们把邓小平前两个“不字套”看成是他在“文化、精神”方面 所做出的“让步”，也不失为一种价值的观点，因此，我们在分析这 第三个“套子”的时候，却一定要理出邓的本意是政治上的“坚守” 意思，也就说，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文化、精神”方面说出了 “退足”、“退够”的话，却没有由此而准备在政治上给人民让那么 一跬步，政治上跬步不让──就是三个“不字套”的系统构成。 现在我们中国就出现了相当多的一批糊涂人，他们以为邓小平在“文 化、精神”上的让步也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所以，当政治上的 让步没有等来时，他们就傻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法国荒诞剧作者 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多戈》的剧中人了，等啊，等啊，“呵呵， 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我们最后等来的是什么？……等自己变 老的样子？”我以为，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理解中国的历史，根本就 没有弄懂明朝的统治靠的是朱元璋立下的“家法”，而大清朝的统治 同样是靠大清国的“家法”，因此，在这个“家法”的传统上，接上 共产党的“家法”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就此而言，毛想用“革命 的方式”而取代“封建主义的家法”是他不识时务的表现，因此向毛 回归，大不了回归到40年前的传统中去，而邓小平的政策却是对近 400多年以来的旧传统的回归。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 的主席”，原因是有“老佛爷”的“后尘”可“步”，再前，还有魏 忠贤、刘瑾的榜样可以效法，他们都是不在其位，而谋了其政的人， 事实上他们掌握着皇上和皇上的权力，既省心，又不负责任，何乐而 不为哩！ 中国政治在被邓小平引导到“古老的历史”上去的那一刻，就容不得 他让步了。在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法则起作用。1989年邓小平其所以不 给学生让步，不给中国知识分子让步，不给北京市民让步，是有一个 重要的但是到今天为止还不被我们许多人所认识的原因，那就是，如 果让出了政治上的一步，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就会得寸进尺地要求 第二步；让了第二步，就会有农民或军人站出来要求第三步……，于 是传统的“家法”就不管用了，因此，这里的规则必须是：跬步不 让！这样以来，如果人民感觉到太委屈的话，那么代表邓小平的人物 们就说：“你们可以去发财……，谁拦你们的路呢？偏偏要搞政治！ 瞧，政治把你们搞得都没有饭吃了，还不感激我们，现在竟然吃了肉 还要骂娘？” 这一下，我们该明白了吧，原来政治上的“不让步”这“第三套”和 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那“第一套”是“连环套”，因此，勒紧了 其中的“一套”，也就等于勒紧了其它的“套子”。问题是的“套 子”又是在“顺应民情”的时间中“下”的，在“下套”的时候，他 没有只来“硬”的，更多的是利用“软手腕”，抓住了当时民主的薄 弱环节，针对人民对于民主缺乏独立的辨认的弱点，做了手脚，挽成 了“套子”。就在他这样做时，许多人不认为他错误，相反，很大一 部分人认为本当如此。所以，“套子”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把人套 住，甚至人被套住了，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目前大家都 说毛泽东“愚民”，我承认这个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我必须强调毛 泽东的“愚民”是“逆”民意而动的，戗风行事，因此在“愚民” 时，却给人民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党内”，“走资派还 在走”，并且认为人民群众对“走资派”享有“造反”的权力。因 此，这种特殊的“愚民政治”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被人民“超越” 了，但是邓小平这种从明、清两朝取来的“愚民政治”在30多年的时 间中还是非常有效地统治着我们，并且在30年时间中，我们当中的 “佼佼者”谁又对之做出了一针见血式的批判呢？相反，中国社会上 的许多名流人物却被“不争论”的“套子”给套住脖子了，象无耻的 小丑一样地认为“不被争论”的东西才是真理！ 四、 笔者认为：已经具有近30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收效甚微，一 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中国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身心还是停留在和毛泽 东作战的时间里，因此，他们没有看到真正套住自己和套住我们中国 人手脚的东西是“邓小平的套子”，而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所 以，他们在批毛方面是“英雄”，好象是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成果”，有轻车熟路的自我感觉，可是呢？他在“解”邓小平“套” 的时候，又变成“狗熊”了。狗熊被人的套子套住了，它知道，还要 挣脱，可惜的是我们的“英雄”们在被套住的时候，还感觉到自己是 “自由”的哩。 因此，我发现在今天，是中国普通人开始先要“解套”，或者要斩断 套子的绳索，他们认为自己被套住了的事情是出于一种经济上对改革 的直观，“油水都被别人捞去了”，“0.4%的家庭却占了70%的财 富”（资料同上），这样以来，在过去的时代他们所说的“人民要吃 二遍苦，受二茬罪”既然一语成谶，他们能不骚动吗？正是这一种在 民众中间酝酿着的骚动影响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开始 由“不争论”到“争论”了。于是，一种解放的话语，一种解放的行 为和一种争取政治解放的运动就在未来的时间只汇成为伟大的历史潮 流！就此而言，21世纪人类最伟大画卷之一可能是13亿中国人民争取 民主的场面！ 别看目前的中国社会是被枯枝败叶掩盖着的一片腐败现象，但是春天 的雷已经在远远的隐秘处殷殷作响，就有这么突然的一天，腐败的东 西会在雷雨交加的境况中迅速消亡，而民主的春天会悄然而至。 （2007-03-12）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应对“人民战争”的对策 张祖春 现在对于伊朗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了。 伊朗总统内贾德呼吁伊朗妇女减少工作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多生 孩子这个重要使命上来。内贾德已决心不顾民族的生存打一场“人民 战争”。我们不要以为在先进武器面前“人民战争”是砧板上的肉而 掉以轻心。我们的前辈曾拥有美械装备而输给手榴弹炸药包的“人海 战术”。我根据前辈在失败中积累的经验并结合共产党“人民战争” 军事思想的研究拟就应对“人民战争”的对策，也就是以“人民战 争”的战法，来对付“人民战争”。 １、进入地面战之前，进行以各主要城市的水、电、交通设施为目标 　　的大轰炸，使交通隔绝，运输停顿，人心慌乱，社会瘫痪，军民 　　丧失战斗意志，政权机器不能正常运转，使其“人民战争”发动 　　不起来。 　　攻打水、电、交通比攻打核设施和其他军事目标容易，美国曾多 　　次击中萨达姆的官邸和总统府但不能击毙萨达姆，因为萨达姆可 　　以转移，而发电厂、自来水厂、桥梁，是不可转移不可隐蔽的地 　　面固定目标。 ２、在轰炸和攻击过程中，如遇到“人肉盾牌”要毫不犹豫坚决打 　　击。如果认为人肉盾牌是平民而停止轰炸，等于就是把战场主动 　　权让给敌人。失去主动权的下一步就是失败。“人民战争”的常 　　用战法之一就是军队化装平民。他打你是名正言顺，你打他是屠 　　杀人民。所以遇到“人民战争”时，不可用服装来区别军和民， 　　要以行动来区别，他们穿了平民的衣服为军事目标作掩护，为军 　　队搞运输，就可视作参战人员，坚决消灭。 ３、达到停水停电断交通后，进行宣传劝降，未经交火主动脱离内贾 　　德投奔民主的部队或零散官兵，经缴械后，送到后方基地，交伊 　　朗的流亡国外民运人士来管理教育，以后用作新政权进行军事管 　　制肃清残匪，镇压叛乱的军事力量。 ４、伊朗多山地，是“人民战争”的理想战场，美军只宜对峙不宜进 　　攻。只要打击其后勤包括轰炸后方仓库，运输车队和道路，轰炸 　　水源，输电线路使断粮断水，导致不战自馈。如果敌军因断粮断 　　水而大批来投降倒是值得考虑的难题，接受他们投降要供应他们 　　粮食，增加自己的后勤负担以致发生困难。如衡量自己没有力量 　　供养大批俘虏，只能拒绝投降，待他们突围时以火力消灭之。 ５、为了对付潮水般的人海战，建议要准备非致命武器，战场杀敌一 　　万，不如伤敌五千，因为，杀敌一万，敌人减少一万个战斗力， 　　相对减少一万人的后勤负担，伤敌五千，敌人减少战斗力一万以 　　上，而后勤负担不减少，为部队增加了累赘。 以上建议，敬请参考。（张祖春：笔名张桢宗） （2007-03-09）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2007年“3．8”妇女节感言 貌强 在“3．8”妇女节，常驻海牙国际法庭近邻的ＵＮＰＯ国际组织，联 合国属下的妇女、难民、人权、国际特赦、红十字会等国际机构，向 我们高度赞扬了争取女权、人权、人道主义、民主与真正联邦制的缅 甸联邦各族妇女。 毫无疑问，民主和平火炬──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掸族 人权巾帼──蔷冬（Charm Tong）、难民女医生──妈妈辛西雅 （Dr.Cynthia）、妇女领袖钦欧玛（Khin Omar）等，都是我们熟 悉、敬仰的缅甸联邦巾帼英雄，女权、人权、人道主义、民主、真正 联邦制的毅然决然追求者──她们的确是缅甸联邦杰出的女性，是世 界妇女界──包括缅甸妇女的学习榜样。 掸族人权巾帼──蔷冬 掸族蔷冬出生于缅甸掸邦东北部，六岁时被送入泰缅边界的孤儿院。 她长年累月，天天耳闻目睹多灾多难的掸族同胞难民──或躲在家乡 深山密林中逃避法西斯缅军的烧、杀、抢劫、强奸，或逃亡到泰国异 乡到处流浪。她从小就参加人权组织，为争取同胞的天赋人权而工 作。20岁时她在泰缅边境帮建难民学校，积极支助掸族难民学习政 治、人权，以及融入当地社会的技巧。她把举目无亲、彷徨无助、走 投无路、有口难言的女难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掸族妇女行动网站 （ＳＷＡＮ；The Shan Women's Action Network），给她们知识、 信心、希望，鼓足勇气向全世界揭露与控诉缅甸军队的法西斯行径。 在2002年，在蔷冬的领导下，终于发表了“强奸准证”（License To Rape）报告书，系统地披露600名掸族妇女，如何被缅甸军队以集体 强奸作为镇压掸族的战争手段──这群毫无人性的野兽官兵，尤其是 发出“强奸准证”的将军们，竟然还敢面对人类，自诩是佛教徒！ 蔷冬刚满17岁，就应邀而到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年会发表讲话。2005年芳龄24岁时， 接受美国白宫之盛邀，与美国总统布什（小牛仔Bush）会面，交谈长 达一小时多。她荣获运动鞋界人权奖（Reebok's Human Rights Award），荣列《Marie Claire》杂志的“2004年世界妇女榜”与亚 洲杂志《Time-Magazine》的“亚洲巾帼英雄榜”。 今年她25岁，又被挪威国际学生联欢会授以“2007年度学生和平奖” （2007 Student Peace Prize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stival in Trondheim, Norway）。 受到掸族妇女的正义英勇影响与鼓舞，两年后，被缅军烧杀、抢劫、 强奸的克伦族妇女，也勇敢地成立了“克伦族妇女会”（ＫＷＯ； Karen Women's Organisation），发表了“不安的寂静”（Shatter- ing Silence），报告18个月内缅军如何围剿她们的克伦族村庄，如 何以集体强奸克伦族妇女，卑鄙无耻地作为战争手段。 接着，其他土族妇女，也纷纷勇敢地站出来，声泪俱下地控诉缅军不 为世人所知的法西斯暴行。 紧接着，掸族、钦族、克钦族、若开族、巴瓯族、孟族、克伦族、克 伦尼族等11土族，联合组织了“缅甸妇女联盟”（ＷＬＢ；Women's League of Burma），共同行动，伸张正义。 “缅甸妇女联盟”，已经被缅甸军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意思就 是：发准证给他的法西斯军队──对其可得而诛之！集体轮奸之！一 切随心所欲！肆无忌惮！ 难民医生──妈妈辛西雅 1988年，军政府残酷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僧侣市民，学医的辛西雅女 士也逃亡到泰缅边境。靠国际慈善捐款捐药，辛西雅医生在泰缅边界 设立了梅道诊所（Mae Tao Clinic），日夜为流离失所的饥民、难 民、伤残军民等免费服务；还组织背包医疗队，深入被军政府烧光、 杀光、抢光、集体强奸妇女的克伦族、掸族、孟族等土族村庄救死扶 伤；也到疟疾、艾滋病、肠胃病等高发地带──缅甸极端穷困区域， 巡逻治疗服务。对伤、残、病的法西斯缅军，来而不拒，施以援手 ──表现出高度的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 人人称辛西雅医生为“难民女医生”、“穷人救星”、“病患者妈 妈”、“缅甸德雷莎修女”，她的梅道诊所没有招牌──招牌就在广 大贫困农村缅甸穷人的心里，招牌就在千千万万苦难深重的缅甸难民 口中。 民主和平火炬──昂山素姬 缅甸各族妇女最敬爱的昂山素姬，是所有缅甸妇女的民主楷模，也是 包括缅甸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所敬爱的民主火 炬。 在1990年普选中，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高度获得人民 的信任而荣获82%国会席位。但军政府拒绝交权，说她嫁给英国学 者，是外国走狗，民族叛徒败类，一心只想驱逐她出国。自1988～90 开始，她不断被军政府捉捉放放，18年中有12年失去自由，在迪巴荫 镇差点被军政府暴徒杀死，至今仍然被软禁“保护”在家。丈夫得癌 症晚期也不许相见，儿子也不获准探望母亲。她为了全国和解与复兴 缅甸民主，忍屈吞辱，勇敢地面对残酷的一切。她对国际民主社会的 口号：“请用你们的自由，帮助我们获取自由！”。 妇女领袖──钦欧玛 仰光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钦欧玛，是1988年民主起义中涌现出来的学 生领袖，她被军政府追杀而逃亡到泰缅边境。她永远忘不了被枪杀的 数千名示威学生与青年，也时时不忘为封建与专制双重压迫下的缅甸 女性争取权利。目前她是《民主与发展网站》（ＮＤＤ；Network for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的领导，争取与维护女权的斗 士，也是闻名国内外的缅甸流亡政治活动家。她曾多次到台湾，与缅 甸华族男女学生与民主正义人士座谈。 钦欧玛时常感慨万端的是：缅甸联邦国家大事一向由男性包办，一切 几乎都由男性说了算。即使现在，女性领袖比例少之又少──缅甸男 性一直怀疑缅甸女性的领导能力。 良好祝愿 际此“3．8”国际妇女佳节，热烈欢呼我们缅甸联邦拥有这么多争取 女权、人权、民主、真正联邦制的女斗士女领导，衷心希望我们缅甸 联邦的妇女，在争取缅甸联邦的女权、人权、民主、人道主义、真正 联邦制等斗争中，能够成为半边天，能够大有作为，能够多多贡献力 量。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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