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2-20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胡锦涛称得上独裁者吗？　　　　　　　　　　（沈阳）雷雨 ◆中共的组织机构　　　　　　　　　　　　　　（北京）吴俊 ◆面对愚蠢──致李银河女士　　　　　　　（加拿大）任不寐 ◆奇谈怪论　　　　　　　　　　　　　　　　（湖南）金海涛 ◆“善统治恶”还是“恶统治善”？──关于人性问　东海一枭 ◆有感于张耀龙夫妇被重判　　　　　　　　　（天津）曹维录 探索道路 ◆人大代表该怎样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贵阳）吴玉琴 呐喊呼吁 ◆抢修国史，振兴中华──致世界华人倡议书（初稿）　赵永泰 ◆郑文灿：中国应履行申奥承诺．改善新闻自由　　　　中央社 运动留痕 ◆2007春节对政治犯家属的慰问活动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反思蔡崇国　　　　　　　　　　　　　　　　（荷兰）路易 ◆国际施压．高耀洁被允许前往美国领奖　　　　　《大纪元》 迫害实录 ◆可鄙可悲的中国现状！　　　　　　　　　　（贵阳）廖双元 读史论今 ◆作家自审与国家强权之辩证　　　　　　　　（长春）卢雪松 ◆石达开的革命征程　　　　　　　　　　　　（贵阳）莫建刚 他山之石 ◆越南女看护返国前，捐一半所得回馈台湾　　　《自由时报》 ◆台湾母语日　　　　　　　　　　　　　　　（高雄）张复聚 ◆日学者：马英九案牵动李登辉本土政权战略　　　　　中央社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胡锦涛称得上独裁者吗？ 雷雨 前两日在“网络”里读到一文，标题为《胡锦涛全球最大独裁者榜上 名列第四》；其主要内容在下一段。 　　“美国《大观》杂志日前公布2007年世界十大独裁者名单，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第四。” 编辑此排行榜的美国自由作家沃勒海因斯基的理由为： 　　“举例来说，美国国务院每年的国际人权状况报告列出中国政府 　　在22个领域有违反人权的记录；此外胡锦涛一人独领中国党、 　　政、军三项最高权力于一身。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个 　　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劳教所依然存在。” 而“目前旅居丹麦的中国异议人士陈泱朝认为，大独裁者排行榜排名 对胡锦涛不公，胡锦涛应该名列前茅：”“因为从对人类危害最严 重、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影响最恶劣的情况来看，胡锦涛应该是第 一位。因为中国是那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地位 和影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最近他们把气象卫星击落了，都是 在真正地执行所谓邓小平制定的‘捆绑’战略，要向拥有自由挑战。 从这个危险性来讲，他应该是第一个大独裁者。” “其实，胡锦涛与自己相比，已经从2006年的第六位上升两位，排在 今年的第四位。” 笔者无法查证“美国国务院每年的国际人权状况报告列出中国政府在 22个领域有违反人权的记录”是否属实，权且可信为真实；可是“胡 锦涛一人独领中国党、政、军三项最高权力于一身”却是一个荒诞无 稽的伪命题，这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的许多事情不能望文生义、捕风 捉影，外在表象与内在实质没有必然联系，甚至“表象”只是一个圈 套……笔者认为胡锦涛根本算不上是独裁者，再把其“排位”更是谬 以千里！让我们共同回顾从“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到“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邓小平、再从 “邓”钦命的接班人江泽民到还是“邓”选定的胡锦涛，读者就会明 白其实“中共”的权力高层是由独裁到民主的演变历程，如此这般胡 锦涛还怎能独裁？ 以此四人为例，因为他们是曾经或现在拥有实际权力的领袖人物，其 他人士要么是独裁者的辅佐要么执政时间太短或是“垂帘听政”的前 台人物在此忽略不计。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没有争议的独裁者，从 “占山为王”到“建国”、再到十年“文革”“毛”一贯我行我素， 任何人也不敢公然违背其意志。实事求是地说没有毛泽东的专治“中 共”也不可能得天下；但是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又是因为“毛” 的专治延续而劣迹昭彰导致其下属的“小动作”不断，正是因为 “毛”有种被架空的感觉才是其发动“文革”的原因。邓小平在“经 济改革”的同时也作了有限的政治调整，因为“邓”看透了毛泽东独 裁的弊端：“邓”玩的是“垂帘听政”而“抓大放小”，“6．4”事 件暴露了“邓”在“帘”后的实权。此后邓小平钦定江泽民作其接班 人，又指任胡锦涛为“江”的副职而为接替“江”做准备：“邓”的 这一举动掐断了“江”脉人马的权力承接，为今日“江”、“胡”明 争暗斗留下了“伏笔”。尽管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花样繁多比起毛 泽东的独裁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其人已经完全 没有了作为元老的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在中央又缺乏人际关系便 不断从上海“上调”亲信；任其怎么努力“中央常委”权力制衡机制 已经形成，任何人独揽大权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胡锦涛已 从江泽民手中接掌权力四年有余、近五年了；但是有一个令其尴尬的 现实，就是至今“胡”也无力肃清“江”系人马、“上海帮”等等说 不清哪门哪派的从中央到地方、军队的异己势力。如上文所言表面上 “胡锦涛一人独领中国党、政、军三项最高权力于一身”，占“中常 委”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权力配额；假设其能够全部掌控自身的权力 也不可能实现“独裁”，况且他还不知丢了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对 这样一个“假大空”的可怜人物怎能说其是一位独裁者呢？实在令人 匪夷所思！ “中共”已完成从“毛时代”的个人独裁到如今的“中常委”小集团 决策的民主历程。当前中国“恶”政的记录是由“历史惯性”和集体 决策书写的；当然胡锦涛对此有一部分责任，而完全记到“胡”本人 的账上不是对中国政治的无知就是给其戴高帽子而后栽赃陷害之。 纵观“满清”覆亡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笔者认为只有两位“合格” 的独裁者，其一是上文提到的毛泽东，另一位是蒋介石；但是“蒋” 的独裁不在大陆而在台湾。“国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力的战争时 期，“中共”称蒋介石“独裁”，这同样是胡说八道；因为当时的中 华民国统治着支离破碎、内忧外患的中国，覆巢无完卵而如何独裁？ 有蒋介石无法消灭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还有“民国”无力顾及的 大小诸侯割据势力。有西方列强在华的“租借地”；更有甚者日本军 国主义乘虚大举侵略中国，铁蹄锐不可当、所向披靡，以及其豢养的 “汪伪政权”……“民国”在大陆统治时期中国已经乱成一锅粥，退 守台湾后蒋介石才有能力独裁并把权力传承其子蒋经国，是蒋经国顺 应世界潮流为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今虽然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还很艰难；但是已经没有了滋生独 裁者的“土壤”，“中共”也只能在“大趋势”之下无可奈何地缓步 走向“民主”。因此胡锦涛现在算不上独裁者，将来更没有机 会……“网络”里盛传胡锦涛曾下达“中共”内部文件，倡导学习朝 鲜、古巴；果真如此，笔者确信其要逆势而动、开倒车就会和百年前 的袁大总统“称帝”一样，不但不能得逞而且必定遗臭万年！ （2007-02-2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共的组织机构 吴俊 在《中共的社会构成》一文中，我分析了中共党员在数量上、权力上 的社会分布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实证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头重脚 轻、上粗下窄的“反社会结构”，其核心成员主要集中于一个单一的 社会层面，即“干部”层面，又以只占党员极少数的高级干部为其组 织重心，而广大的非干部党员尤其是底层党员则基本上无缘分享中共 的组织权威与统治收益（当然，他们也不太愿意、不大可能分担中共 的组织负债与统治成本，就组织关联度而言，底层党员可以说是无足 轻重、无关紧要的）。 欲研究和评判中共，党员当然是第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与已经成局 的其他组织要素──如党的思想理论传统、党的规章制度体系、党的 功过是非历史业绩相比，只有作为个人的党员（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党 员、高干党员）才是冲破一切成局的变局之源，是各种组织要素中最 活跃可变的因素。但是，仅仅研究党员却还远远不够，党员不是原子 式的孤立个体。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开千差万别的个体党员而将中 共视为一个给定在先的自足整体。中共的存在及其品性的变迁，当然 要取决于置身于其中的各个党员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 而且也取决于置身于党外的其他人们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 迁；另一方面，对于今天所有的中共党员（包括胡温等最高领导层的 党员）、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的那些中国人）来 说，我们又必须将中共事实上的存在、将中共已经大致成局的思想传 统、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与我们的意志无关的东西──中国 之有中共，中共之有中国，中共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共，中国之 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国，这些已经通通由不得我们去另行选择，我 们不得不陷身于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之中──不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多 少种其他不同的选择机会。但今天，我们只能以这一在先的事实约束 作为一切新的历史进程的基本出发点。有鉴于此，本文承接上文，试 图再对中共的组织机构略作解析。 一、中共的组织性质： 　　衰变中的乙式政党，或一个泛官僚系统 我并不试图给中共的组织性质作一个实质定义。说中共是一个工人阶 级的政党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说它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一个要 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致力于实现中国与全球共产主义的政党， 这一类的说法也早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说它是救国救民的党、 为人民服务的党、三个代表的党，这些自吹自擂、自唱高调的说法， 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说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这样的说法也有些似 是而非，因为没有在野党、没有反对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一个一 旦上了台就不打算下台的党是不大可以称为执政党的。那么，中共是 一个什么样的党呢？ 胡适曾经将世上的政党分为甲、乙两种：甲式政党为拥护并投身于宪 政民主体制的普通政党，以英、美、西欧的政党为典范，其特点是组 织松散、出入自由，无所谓党籍，也无所谓党纲、党纪，党对党员的 人身、思想、行为没有任何的强制拘束力，而党的存续、发展以及党 的一切政治活动却必须依靠自由的党员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捐输支持， 尤其是依赖党员在民主政治的法定程序中给予选票的支持，反过来， 党对党员的支持当然也是要有回报的，主要的回报就是本党的政治精 英会迎合本党选民的公共品偏好，并在出任公职后尽可能地实现对选 民们的政治承诺。甲式政党不会设立政治警察，更不得染指军队，它 的专职党员和常设机构极少，党产极少或几乎没有，党唯一的政治武 器，就是自由选民的支持率。简言之，谁的选民支持率高谁就是执政 党。乙式政党则是反对宪政民主、追求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党，以法西 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严密、严进严出，党籍 森严、党纪严酷，党对党员有相当苛刻的要求，至少在名义上党只吸 纳那些在出身、利益、思想、态度、立场、行为上与党的既定宗旨相 一致的人入党，一旦入党则党员的言行均须受组织的约束，党员有对 党无限忠诚的义务，脱党叛党必遭惩罚，党甚至有权剥夺党员（以及 非党员）的财产、自由与生命，而反过来，党却并不允许党员们自由 表达，更不必服从党员们的民主选择，党号称它服从于某种既定的 “科学真理”、“历史规律”、“崇高使命”或“伟大理想”，换言 之，党对党员倒也不是一毛不拔的，只不过它的回报是一张无限期的 远期支票，它承诺要把他们（以及本民族甚至全人类）通通超渡到一 个遥远的此岸的非宗教的极乐世界去。乙式政党几乎都有秘密警察并 公然建立党军，党可以插手一切公共领域，因此党的事务繁多，各种 机构林立，专职党工众多，党产极其雄厚──非私人财团可以比拟， 甚至于它会以民众的私产与国库的公产作党产之用。 按此胡氏分类，中共当属后者无疑。至少，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是一个 严格按照乙式政党的标准所建构的组织，而且，尽管已经非常力不从 心，今天的中共也仍然企图以乙式政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长期存 在下去。 明眼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共在意愿与能力两方面都已经达不到对党 员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也达不到对党机构、党 产、党资源进行严密的组织调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衰变中的乙 式政党。中共的政治衰变与组织衰变来源于不可逆转的意识形态弱化 和领袖崇拜脱魅。这一衰变过程也与扩展经济自由的改革开放进程同 步。中共由此便面临一个组织悖论：它仍然试图保持一个高度统一、 高度集权、严密内控、极端排外的乙式政党结构，却又试图用这样一 个不合时宜的集权组织去完成新时期里各有千秋、高度分散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事务。因此，它内部的条条块块冲突、组织功能障碍乃是 无可避免的。党与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处于弱 势的工农社会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乃是无可避免的。 依笔者的看法，目前的中共既非合乎标准的乙式政党，更非以宪政民 主为目标的甲式政党。我倾向于不再将中共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 党，而仅仅视作一个与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合二为一的人事系统，或 者说，它就是一个泛官僚系统──它不再能象乙式政党那样产出意识 形态和伟大领袖，也无能象甲式政党那样产出代议士和民主政治家， 它的唯一产出，便是职业官僚，它的主要的社会吸引力，就是与党票 相关联的官票。正如拙文《中共的社会构成》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 官僚化已经了成为它压倒一切的根本特征。如果说它还与中国的什么 社会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的话，这个阶层不是工农，不是知 识阶层，也不是资本家，只是官僚集团而已！再重复一下那篇文章的 结论：中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它的重心是占1/2的“党员干 部”、而重中之重是占十万分之一的高级党员干部，接近组织重心的 则是一小群有候选资格等待着递补入官的外围党员，另1/3的底层党 员则是对党无关紧要、与党的利害荣辱十分疏远的普通群众。 二、中共的组织机构： 　　一套人治主义的官僚机构 党组织的末稍是遍布城乡的支部、总支部、党委，名称上的不同取决 于行政级别的高低，如村是支部、乡是党委，其他均以此类推，委 员、书记们的官阶也依各“单位”的行政级别而排序；所有的地方政 府都有一个严格对应的地方党委，如县委、市委、省委，党委书记为 该地方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名义上的行政首长则为该地的“二 把手”（他一般是党的常委、副书记），其他的党官亦有相应于其分 工的官阶；党的中央组织为中央委员会、中纪委、中央军委、中央政 治局、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务委员是名义 上最高级别的党官，同时也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依党 章，党组织都应该是民主产生的，普通党员选党代表、党代表大会选 委员、党委会选常委和书记，而事实上则恰好相反，一般情形是：上 级党首指定下级的书记和常委、书记常委指定其他委员、委员们敲定 代表。 中共上、下级的党组织大体上同构，上下对口，称为条条，地地相 似，称为块块。一般由党委书记总揽大权，常委们各分管一摊，常委 分工的系列分别为政府（财经）、人大、政协（包括工青妇团与外 事、统战）、政法、纪检、组织、宣传等；各级党委下设政法委、组 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功能部门，以统辖相关的政府机构和社会机 构，实现“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舆论”、“党管社 会”的全能党治。 但以上这幅组织结构图景也还只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表象，因为中共的 组织程序与组织生活都是极不规范的。人们常常以为党委很重要，但 实际上，各级党委是很少召开全体会议的，即使开会，也大半都是那 种走过场的通气会，即不是为了开会做决定，而是做完了决定才开 会，所以，各级党委诚然并不是最重要的党机构，这也包括最高级别 的“党中央”在内，党中央也几乎永远只开走过场的会，永远开不成 行使权力做出决策的会；委员会比党代会重要，常委会比全委会重 要，但是，少数的几个常委通常比常委会更加重要；如果“一把手” 足够强势（即上有强大的靠山、下有忠诚的部属），那么，他一人通 常就可以三个代表了，既可代表其他的常委和委员，又可代表全体党 员和全体非党员；至于党的中央机构，情形就更为复杂，最重要的机 构往往不是党章所规定的正式机构，正式的机构则多半处于长期的休 眠状态。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央文革小组”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军委办事组曾取代中央军委，而“一组”则一向高于其他一切正式的 党机构；在邓小平时代，邓在家中所召开的“八老会议”一般要大于 政治局常委会，搞垮了胡耀邦的则是一个没有任何正式效力的“党内 生活会”，至于赵紫阳总书记，他只能在军委会里出任名义上的副主 席，这似乎是中央军委要高于党中央，实际上是军委的邓主席要大于 总书记；目前，党的中央机构比毛邓时代要正规一些，但是，全国党 代会、中央委员会之类，仍是有名无实、虚大于实。 总结一下，中共的组织制度有以下的三个特征： 一是高度的官僚化。党的各级重要机构由清一色的专职官僚组成，可 以这样说，一个不愿意做官或做不了官的人，马列主义学得再好也绝 不可能进入党的组织机构，反之，只要是有心做官的人，不论是否信 仰共产主义，他势必要首先厕身于某个党机构之中，因此，在中国， 党机构与官僚机构已经在人员组成上、功能上、性质上完全无法区分 （那些起点缀作用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的官员事实上比底层 的共产党员与党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大可以称为中共的编外党员， 也有一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秘密的中共党员）。 二是党权极端泛滥。各级党机构全都不是以管理党员、协调党内事务 为职责的，也就是说，党不管党，党管一切，中共的党机构几乎没有 什么党务可言，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里的党官都以辖区里的全民为管 辖对象，以国务、政务、社会事务作为一党之私务，无分党内党外。 各级党机构试图包揽本级行政区划内一切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权 力，甚至还要包揽本应属于民间社会的自治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最 后都汇合于党权，归属于党权。这不仅仅有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党 军不分的问题，还有党干预司法、包办立法的问题，甚至于党的权力 已经管到了西藏人选活佛、和尚庙里选方丈、老太太们扭秧歌、幼稚 园里选班长一类的事情上。 三是明显的人治主义、权威主义与命令主义。在中共的一切机构中， 通常都是一个人大于其他人、几个人大于所有人；党的正式机构往往 并不是最重要的机构，尤其是带有民主意味的那些机构通常都是长期 休眠的虚设机构，而一些所谓的“碰头会”、“打招呼会”、“吹风 会”、“生活会”、“通报会”、“扩大会”则往往又成为了党权决 策与执行的有效程序；而更加常见的，则是正式的党机构沦为党领袖 个人决断的执行机构，甚至沦为给党内的阴谋活动、小圈子利益打掩 护、作背书的冤大头机构。 这几个特征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有利于党内动员和政治整合的，然 而，此一时彼一时，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剧烈改变的 情况下，这些特征却加速了中共的政治与组织衰变。第一，因为官僚 化使中共越来越党不象党、党将不党，党没有了可以服人的意识形态 和魅力领袖，只能靠官票和官俸凝聚党心，党的核心成员们对党的事 业的忠诚早就异化为对权力的眷恋，一旦他日党有危难，党官们必然 一哄而散，而除了官僚之外，党其实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党权 泛滥使得中共官场腐败猖獗，由于利益来源的多元化早就消解了权力 来源的一元化，连中共视为生命的中央权威也逐渐被利益的部门化、 地方化所削弱，而那一堆人治主义、命令主义的党机构却又根本无法 约束腐败的党官，尤其是在谁来监督一把手、谁来监督当权派的问题 上，中共的所有组织机构俨然走进了死胡同。很显然，在当今时代， 要继续维持这一套严重落伍的中共组织机构，其交易成本、运行费用 是无比巨大的，这样巨大的组织代价，说不上哪一天，中共和中国社 会就再也支付不起了。 （作者原署笔名“杨光”。）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7-02-19；http://minzhuzhongguo.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面对愚蠢 致李银河女士 任不寐 尊敬的李银河老师 您好！ 前几天我看到了您的“最新决定”，在各种压力之下，您终于决定某 种程度地让步了。这是令我非常难过的消息。我看见我最尊敬的思想 者在国家和人民围剿下怎样的孤立无援，而我只是看着她沉陷却无能 为力。“多数”构成的严冬再一次在中国作王，您成为最新的祭品被 献在他们的犬儒主义宴席上。鲁迅看见他们在吃人是对。这宴席的外 围被称为公共空间，在那里，抗议“章怡和被封杀”构成了我们时代 唯一的精神高度。 我对这一精神高度一向充满着敬意。我更愿意高度评价您的言论价 值，我更盼望公共舆论能给予您同样甚至更强烈的支援，然而正相 反。一方面，“自由主义舆论”对您的被封杀基本上鸦雀无声，而 “人民民主主义舆论”恰恰是封杀您的真正推手。这就是我们时代的 文化真相。我以为在基督信仰以外，您是中国唯一诚实的启蒙学者， 您的良心和勇气是我望尘莫及的。所以请原谅我对王小波（也许还有 另外一位晓波）先生的评价不高，因为向国家做鬼脸并不难，告诉人 民他们是谁则是危险的──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谄媚人民。而在中 国，人民与国家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这个犬儒共同体的成员靠道德 夸张互相荣耀，这一荣耀唯一的不幸是，它必须践踏在“不道德”者 的身上，因为它必须不断在同类（肉体和道德上同质的）之中制造出 道德敌人来。这种制造道德敌人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性问题（前提是先 建立变态的性图腾仪轨），通过在私人领域将人分别分恶，因为只有 如此他们才能将自己分别为善。中国的善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一种动态，一种倾斜，一种必须不断吃人否定人（“否定人格”）才 能自我存活的鬼魔。这善一直把性道德压在自己的胃的低层，如今， 您也在他的口里了。 您成为中国人民的食物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您要告诉他们两个真 相：第一，人本来是什么，每个人都一样。第二，应该诚实宽容地尊 重那些“不幸暴露出来”的本性，当这些本性并未伤害他人的时候。 人民勃然大怒的是，第一，他们没有那种人性。第二，为了证明他们 没有那种人性，就必须证明只有某些罪犯才有那种人性，而那种人性 必须镇压──您和您的被代理者一同被他们押上了文革会场。他们声 称：“问题是人应该是什么”。然而缺乏信仰的心灵不可能知道人应 该是什么，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自己”。这个同样肮脏无比的自我 却成了专以论断和毁灭他人为必须的道德之神，这一心灵变态构成中 国文化的本质。然而，这些真正的罪犯如今统治着国家，也统治着网 络世界。吸血蝙蝠们从紫金城的黄昏起飞，在网络终端各处将管子注 射在各种“苟丽”的身上，另一头深深插进自己的胃里…… 我很理解您个人的感受。因此我尊重您的选择。我知道那种空荡荡的 感觉。疲惫、孤独和无奈──面对愚蠢只能无话可说。因为愚蠢不是 理性的缺陷，而是道德的缺陷，知识面对愚蠢是无能为力的。这正是 我想特别与您分享的，因为我自以为找到了对待愚蠢的有效方法。我 认识愚蠢。我现在认为，中国心灵的真正问题不再是犬儒主义，而是 愚蠢。这愚蠢就是“精明的大多数”。所以我妄断，由于您不十十分 了解这愚蠢的特点，您就难免伤心疲惫。这之前，甚至您要与之对 话，辩解，结果正中了他们的诡计。在这对话中您永远是失败者，只 能不断沦陷在他们的话语暴力之中。我以为，真正的思想者必须坚守 三个原则：第一、你所追求的只是真理，绝不以是否讨人民喜悦为 念。第二、在多数情况下，人民同样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试图永远成 为他们的“佳话”，或者恐惧成为他们的“丑闻”，同样是愚蠢的。 第三、人民的愚蠢不是因为他们无知，乃是因为他们精明，因此不要 试图与他们讨论──他们并非真的误解了你的理论，他们只是偏偏要 通过曲解你的理论来荣耀他们自己──他们对真相根本不感兴趣。我 批故我在，这就是公共舆论。这些见识真正能把我们自己解放出来。 所以，既不需要为公共舆论伤心──因为它我无关，也不需要和他们 争论──因为我和他们无关。这当然不构成一种新的圣人心态。这一 认识具有祈祷性质。因为愚蠢只是祈祷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我 本想说，从我个人的信仰立场上看，我当然不能全部同意您的一些观 点。但我现在打算收回这一说明，因为所谓您的观点，在总体上看， 其核心从来不是主张和鼓动同性恋和性自由，而是强调怎样面对这些 事实──诚实、宽容又充满爱心地面对这些群体，这些主张真正具有 伟大的“启蒙价值”。我没有理由不对这些良心倡议表达尊重。但我 要特别建议您的是，信仰不仅可以帮助您深化这些想法，暂时更重要 的是，她也会为您建立一套面对愚蠢的理性方式。在些方式里，您会 保守着您的学术良心，也会拥有真正的内在平安。我知道中国文化战 争史的全部密码是：我善你恶──为了证明我善必须证明你恶。没有 一个人不是这一公式监狱的囚犯，政论、文学、哲学，等等，都向这 一原则顶礼膜拜。心灵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气急败坏、红头涨脸、 担惊受怕、鞠躬尽瘁、你死我活、千秋万代要干的，就是要证明（特 别是要别人承认）别人坏自己好。然而基督教的信仰释放了我们── “基督徒的自由”表现之一就是：我如今的个人事业或存在的价值之 一就是向神诉说我自己有多坏，别人怎样说我坏只是在“无私地”帮 助我的神圣事业，尽管他们本意并非如此，尽管那批评一点也不证明 他们好。这种自由和轻松真的令人快乐无比。与此相关，向人民、向 听众证明自己，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是一种更深刻的 奴隶状态，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光景和前景都非常可怜。 您站在这光景和前景的后面，这是极其可贵的。也就是说，我以为您 没有真正被这种捆绑所要挟。看您的发言，我常常感慨，中国，毕竟 还有真正的自由人，这自由已经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了。 我盼望这封信件能尽早送到您的桌前，所以请原谅我把它公开发表在 网络上了，我未能找到您的通信地址。我希望您充分理解目前的公共 沉默，因为封杀您的不仅是国家，它后面站着人民。汉语思想什么时 候把人民看穿了，什么时候中国就拥有自己的思想家了。您是这方面 的先行者，我这个“退出江湖”的人，愿意永远为这位先行者祝福者 和祈祷者──我的目送与人民的喧嚷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热议相比 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从来不认为“苟丽们”和“天安门们”及 “布什们”相比，在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我为中国拥有您的声音充满的感谢。 （任不寐2007年中国春节于加拿大家中） 转载自《不寐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ShowPost.aspx？ PostID=68112。提供者：作者 〔附〕 全文刊登李银河发于2007-02-06 22:06:55的博客原文最近一段时 间，心情非常矛盾。早就听到人们批评犬儒主义，海外我佩服的一位 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 儒主义化。可悲的是，在中国，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现 在，我就面临这个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 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 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如果是政治方面，他们早就 顶不住了），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 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你们怎么能让你们的人 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 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 言论。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 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 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 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 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 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奇谈怪论 金海涛 日前中共负责反贪污腐败的高官、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 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声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旗帜鲜明地反腐 　　败，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重大 　　政治任务来抓。由于思路明确，措施得力，工作扎实，反腐败斗 　　争不断深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不仅 　　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公正、客观的 　　评价。” 他的这段言辞好象是要告诉人们，中国反腐败的形式一派大好，好象 中国已经吏治清明了，人们普遍谴责的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好象已经根 治了。说中国的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果真如此吗？所谓中国的反腐败“得到了国内广泛的认可”， 得到了谁的认可？你问问老百姓，他们认可吗？“前腐后继”的惊人 现象根本没有得到遏制，岂能说是取得了明显成效？所谓“得到了国 际上的公正、客观的评价”，怎么个评价法？是肯定你的反腐败的伟 大胜利、辉煌战果？还是别的什么？怎能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词语来混 淆视听？ 这两年来是揪出了不少贪官，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官纷纷落马，但暴 露出的问题不是更深刻、更为严重了吗？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污 的金额越来越大、贪腐窝案越来越多，甚至与黑社会集团的勾结也暴 露得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些，都明明白白摆在民众的面前，只能说是 贪污腐败的既成事实被暴露了，怎么可能说是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 完全可以说，虽然揪出了那么多的贪官，但这只是中国官场贪污腐败 的冰山一角！而且，即使从他的赞扬反腐成效的论断中，人们也能看 出他的官样面孔来，人们会问，他所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反腐败，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 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那么，中国的反贪腐 是靠你共产党，还是靠完善的、不受党政严密控制的司法系统？是当 作所谓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还是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检查机构独 立于政治之外来进行？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都完全是以党的面 目来出现，怎么可能惩治那些依存于党的贪官污吏，又怎能解决中国 官场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位中纪委的副书记不是从根本上找出中国官场越来越腐败的根本原 因，而是去歌颂什么反腐的成效。更为奇怪的是，就在回答记者的问 题时，他竟然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决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恰 恰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反腐败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 关。那么，人们有理由问问他：中国越来越严重的官场腐败到底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他还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 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也的确是事实吧，但人们也要问问他： 在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西方国家，为什么官场就非常清廉，而社会主 义的中国官场就那么腐败、污浊？他敢回答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大凡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实行的是 帝王独裁的专制社会制度，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保持所谓的清廉，即使 新王朝的皇帝初登基时，例如明朝的朱元璋，开始时他严厉惩治贪官 污吏，但时间一久，吏治的腐败绝对不可避免，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最后导致王朝的垮台，换上另一个封建王朝。但封建王朝的独裁体制 绝对挽救不了王朝覆灭的命运。中共在中国建政以来，虽然口头上也 有时会挂着民主的口号，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体制与封建王朝并无 二致。中共红朝开国时也象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一样，似乎还比较清 廉，然而，自从1989年天安门血案后，中国官场的腐败日甚一日，终 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而 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一个朝代。 笼统而言，是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制度为贪官污吏的繁衍提供 了贪腐的温床，具体而言，在这种体制下，中共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 位，不允许其他的政治力量挑战他的权力，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权力机构，也就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根本不存在权力制衡。“权力产 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这一定律完全印证了中国的现 实。既然中国政坛不存在权力制衡，中共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在 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不产生官员的腐败倒是让人无法理解的。那位 干副书记否认中国的腐败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无关则完全是为了为中共 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做辩护。他如果就其他问题为中共的极权统治 做辩护都还好说，唯有他说中国官场的腐败与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无 关，就完全是扯淡，是强词夺理，是完全的胡说八道。 再者，本来如果能有一个象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那样，具有独立的司 法体系，也许能够遏制腐败的孳生。但在当下的中国，所有的司法机 构都在中共各级党委的绝对控制之下，党委内有政法委；法院、检察 院有中共党组，司法系统完全失去了独立运作的可能。只有法官畏惧 党政官员，从来没有听说过党政官员把法官、检查官放在眼里，甚至 很多地方还闹出了市纪委聘任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夫人做“家庭纪检书 记”的笑话。 而且，在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一直以来 加紧舆论控制，将所有媒体严格控制起来，而缺乏了媒体的舆论监 督，官员则可以为所欲为，让他不贪污腐败都难。记得媒体曾报道过 一件事，中国的一个司法代表团前往西欧访问，对方向他们介绍情况 时谈到，在欧洲由于媒体具有新闻自由，如果官员有贪腐行为，立刻 就会在媒体上曝光，使得官员不敢贸然贪污腐败。也就是说，舆论监 督对于保障政坛的清廉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根本 没有媒体的自由，媒体在官员的严密控制之下，怎么可能对官员监 督。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就有恃无恐。这也完全是现行的政治制 度造成官场贪腐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虽然《三字经》上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并不是一 个真命题，自然界中的人都是自私的，但后来成为一个贪官的人绝对 不是一生下来就具有了贪腐的本质，而且，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来 看，不少贪官本来并不坏，或者并不太坏。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 一步步走到了贪腐的道路上去，成了贪污犯呢？就是他们的权力不受 约束，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这正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所以，中国的贪官绝大部分都是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牺牲品。说什么 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混帐逻辑。 看来，中共真要重蹈中国历史上那些封建王朝覆辙了，死不承认中国 的愈演愈烈官场腐败是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那真的无可 救药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善统治恶”还是“恶统治善”？ 关于人性问题答客难 东海一枭 关于人性问题，《一言性善发天心！》、《一切人类，悉有善 性！》、《一言性恶真成谬！──性恶论的肤浅和流弊》诸枭文论之 颇透，遗憾却被一些同道视为“内斗”文章。日前刘晓波君在老枭 “论性文”后跟帖批评我“口气狂妄”，我便打蛇随棍上，希望在这 个问题上得到晓波君严肃认真的指正。 对于一些网友的问难，我表示等晓波君惠予指正后一并作答，不然就 偷个懒了……因为自由门中刘晓波君或有能力就此问题指教商榷一 二，将遇良才，“斗”起来才精彩，我对此有厚望焉。不料有“无名 虎辈”斥我：未必有名有姓的人才有见地有境界，枭公以世间大才自 许，却一副势利小人嘴脸，可惜！可悲！可笑！可叹！ 这是哪跟哪呀。纵然我患了智力岐视和道德骄傲症，也与势利二字丝 毫不相干。智力道德上的自负与与财富权力方面的势利眼完全是两回 事的。我虽说以诲人不倦自勉，但对于一些常识性问题，对于強不知 以为知的无知之辈及有所“挟”而问的无德之徒，对于江湖上一些非 常地“不够客观严谨恭敬”的批评，实在难以一一“诲”之，不仅是 提不起兴趣来，时间精力亦不允许。 不过有位“傻傻往前”先生虽然在人性问题上“无见地无境界”，但 他对性善论的误会似乎颇为普遍，很多人对性善论的批评也都停留在 这个层面。乃略答一、二。 “傻傻往前”认为： 　　“这世上没有全善或全恶的人。无论是谁，任何一个人，都是善 　　和恶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人性，只是哪个成分多哪个成分 　　少，或哪个成分显露哪个成分隐含/控制得好的问题。没有什么 　　必要一定要去给所有人划一个统一的始善或始恶的标签，初生的 　　婴儿在俺看来，都是一张纯洁的白纸，不过如是而已。每个人的 　　对事物的看法/观点（包括善或恶的划分），都是随着个人的成 　　长和知识的积累，逐步学习而来的，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 云云（摘要）。 东海一枭答： 古今中外的人性论，都是从人性的本源处讨论善恶问题的（或性善、 或性恶、或非善非恶、或善恶夹杂）。性善论指每个人生来就有向善 的潜能，即人的本性具有善的道德价值，性恶论则相反。性恶论并不 否定人性有善，性善论也不排除人性之恶。“两论”都不认为“这世 上有全善或全恶的人”。 “两论”之异，在于对人的本性和潜质、对善与恶在人本然之性中谁 更本质、谁居主导地位的认识不同，用熊十力的话说，是“善统治 恶”还是“恶统治善”的问题。性善论认为在人性本源处人人皆有良 知，善居于主导地位。性善论承认性恶论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只是 不够彻底和究竟，对人的本性未穷其源。 另外，性恶论者一般把人性定义为人的自然属性，为“人欲”，为 恶。性善论则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和本能欲望只有在发于行为时不正当 不合理过了度违了法，才会变成恶。它们本身不是恶，而是超越善恶 价值判断的“至善”。 性善论作为儒家义理最基本的基石，它不是逻辑上的假定，不是个经 验命题，而是最切己的生命体验，是反求诸己的体认所得，正如日本 大儒冈田先生说，只有体验到性善，才能明了性善。牟宗三名之为 “逆觉体证”。 人性论是中西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中西文化岐异的根本所在。各门 各派哲学到了一定高度都要涉及人性问题的。傻傻往前君认为“没有 什么必要一定要去给所有人划一个统一的始善或始恶的标签”，一言 否定了古今中外的人性说，否定了众多圣哲对人性问题的探究认证之 努力，更多人门外谈“性”戏论滔滔，在枭眼里，这才是真的“思想 狂妄”呵。 （2007-02-1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张耀龙夫妇被重判，我们怎么办？ 曹维录 据媒体报导：上海张耀龙夫妇自焚案，于2月14下午3:30分，在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耀龙被判无期徒刑，顾凤芳被判有期徒 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日二年。看到这个消息，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阵 发紧，不由得想想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我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 假如我遇到侵犯我权益的事，我能不能有效地保护我的个人权益不受 侵犯？ 这样想的结果让我不寒而栗。我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我也是一个 贱民。我和上海张耀龙夫妇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同样是没有权势， 没有财产，也没有有权势的亲戚朋友。当然，我们也是社会不和谐因 素的制造者，因为在我们的权益受到以公家的名义侵害时，我们不会 很好地配合，把利益拱手让于他们。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样想问题 是不正常的，法治建全的国家，公民利益有法律保护，公民的告诉会 得到公正的处理。在公民个人权益受到侵犯时，社会公权力保持沉 默，任由公民以单薄的力量去对抗一个强大的侵犯客体，这已经是社 会的奇耻大辱。现在的问题是，由全体公民供养的社会公权力站在侵 害人的一边，疯狂地打压受害者。 上海张耀龙夫妇自焚案发生在2005年的12月，在这个判决之前早就已 经闹得沸沸扬扬，是非曲直本来十分清楚。据目击者反映，从决定拆 迁到出事的两年时间里，张耀龙夫妇曾多次向拆迁办、村委、闵行区 政府、上海市政府及各有关主管部门反映，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被置之不理！张耀龙也曾两次到北京，上书中央建设部、最高检 察院、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信件被转至地方政 府信访办，控告贼的信被转到贼的手里。2005年7月29日张耀龙房屋 被强制拆迁后一直住在村支部书记陆顺芳的办公室。期间，张曾多次 被驱逐。张夫妇不但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度日，还要承受拆迁办、村委 （包括陆顺芳在内）经常性的刺激：“你去上访呀，有用吗？赵明维 权网有用吗？他们能帮你吗……”就这样张耀龙夫妇被一步步逼上绝 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张耀龙夫妇自焚的事件难道偶然吗？上海的拆迁 工程据说是大贪官陈良宇的个人工程，上海征地是典型违法案件，但 是陈良宇落马并没有使问题得到公正解决。正象郑恩宠律师质问的： “陈良宇下台了，13,000亩的征地问题本身要清算，在这样的请况 下，你们还把张耀龙这么老实的老百姓这么处理？而且他们的房子才 造好二年，你就拆，说不过去呀。”和张耀龙夫妇同村的访民沈佩霞 说：“他们是受害着，真正的凶手是强迁者。”她提起陆顺芳气愤难 平：“他们夫妇跪在支书陆顺芳面前，几次求他，最后是给逼到没办 法的。陆顺芳是个贪官，大家都知道的。真正的受害者却被关押，你 说公理不公理？” 说不过去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在法律上说不过去，在情理上说不过 去，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在全世界所有民主进步国家说不过去，在中 国就说得过去。当年的德国，德皇威廉二世有着一国之君的至上权 威，却不能逼迫磨坊主让出他的磨坊土地，因为德国是一个尊重法律 的国家，是一个尊重个人权益的国家。现今的中国，只要是有权有势 的体制受益者想要的，就没有任何力量阻拦得住，老百姓就生活在这 样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之中。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 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 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政府官员依 仗手中的权柄，勾结地产商常年作这种强盗买卖。近些年来，一些利 益集团假借公共利益的招牌，肆意侵犯公民利益，对不肯服从拆迁的 公民用尽各种手段：殴打、辱骂、断水断电、雇佣黑社会将粪便洒满 住户门前屋后，用牙签塞住门锁孔，或者半夜闯进住户家，殴打住户 并将其生活用物扔到屋外。许多住户被折腾得昼夜不安，只得含悲忍 泪，拿上少得可怜的“拆迁补偿”后搬走。如还不搬走，就用推土机 推倒。对此，秉承公平和正义的法律却不能判他们有罪。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耀龙夫妇的宣判，罪与非罪完全颠倒， 罪重罪轻完全不顾，这不是一项法律判决，这是一次复仇行动，是对 妨碍他们抢夺公民财产行为的疯狂报复。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想以此种 方式告诉人们，如果有人对他们抢劫行为胆敢不服，张耀龙夫妇的下 场就是样子。他们也想以此告诉人们，别想同他们对抗，无论你是在 何种情况下发生的对抗，他都要把你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并将你置 于死地。“我就是法，我就是理，你敢不服从，就整死你。”这是他 们作事的一惯原则。这个判决还告诉人们，所有人们的哀求、诉告、 愤怒、抗争以及流血事件都不能改变他们的铁石心肠，利益就是一 切，行事没有底线。 公共权力私人化、暴力普遍化与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军队私 人化被美国政治学研究列为治理失败国家的共同特征，中国只有军队 还没有私人化，但它也没有国家化，被某个团体占有。处在这种环境 下的公民几乎没有选择，或以死抗争，或乖乖就范，无论哪种，都是 死路一条。 号称以法治国的中国，曾自动签署了上百项跟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 法规和条约，但在过去十几年里，至少拆除了130多万所住房，搬迁 了400万以上人口，绝大部分都是被强行搬迁的。法律不能保护普通 公民，没权没势的人群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与此相反，社会对寄生 在体制上的既得利益者却爱护有加。烧成重伤的顾凤芳被公安关押在 提蓝桥监狱，不允许任何人探望，包括自己唯一的独生女，边简单地 治疗边笔录。而只受了轻伤的书记陆顺芳在疗伤期间花掉了纳税人 400万元，过着疗养生活。政府想以此种方法鼓励既得利益者成为敢 死队，用来对付软弱无助的老百姓。 写到这儿，我又想到了我自己，其实我连张耀龙夫妇都不如，张耀龙 没权没势，可能也没钱，但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产。我却是真正的 一无所有，真要和当权者发生矛盾，我是死定了。但反过来我也可能 得益于真正的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没有可侵犯的了，也就 不用他们惦记着了。在现在这样的时代，最好什么也没有，有了就是 祸。 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们还有希望。我相信，张耀龙夫妇被判多少年其 实已不重要了，无期徒刑和二、三年也许没有区别。就算判三年，难 道他们还能服刑到年限吗？这种和正义人类的价值观念完全相悖的社 会乱象难道会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吗？中国也有走上正轨的一天，这 一天难道还很远吗？ 〔转载自《自由圣火》。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人大代表该怎样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吴玉琴 唐荆陵先生发起的“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是一项 非常有意义的行动。作为一个有资格和负责任的选民，如何珍惜自己 神圣的一票，该把自己神圣的一票投向谁？这应该取决于这个人是否 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否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和生活。是否有 资格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象湖北省潜江市姚立法先生那样，能够 真实代表大多数选民的意愿，不畏权势、不怕打击、不图私利，对一 切不合理现象敢于理直气壮的说出《我反对》的姚先生，是最有资格 以及合格的人大代表。 在现阶段的人大制度上，人大代表选举观念陈旧，竞选制形同虚设， 政府指派人大代表的现象数不胜数。使得相当一些人大代表，或缺乏 民主意识，或缺乏议政能力与参政能力，从而很难代表和传达人民的 情感、意志、愿望、要求，所以更难以担负起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所 肩负的艰巨使命和职责。 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影星、体操运动员，一个著名的“拥军模范”， 宾馆服务员，只要工作显著，都可以成为人大代表。这些模范人物， 尽管在各自工作的岗位上，他（她）们都起到了出类拔萃的作用。但 是这决不能代表他（她）们就一定是合格的人大代表。他（她）们的 成绩能否作为人大代表的资格？不言而喻是显然不能作为资格的，最 多不过是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作为人大代表应具有较强的议政能力 乃至参政能力，可是有谁见过？这些劳模式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 提出过哪怕一条“治国安邦”之策？用这样的要求，也许有人会说是 难为了他（她）们，但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却是人大代表最起码 的要求。然而，这些不称职的人大代表始终认为，相信政府，相信政 府决定的大事是经过考虑之后提出来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投 反对票。 这些现象表明，一些人对人大代表的职责缺乏充分认识，从而也就很 难负责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且他（她）们还把人大与政府之间 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变成赞扬与被赞扬的关系，这无疑严重地损害了人 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与最高立法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这些还仅仅是人大代表没有履行职责，使得人大代表形同虚设的现 象。最可恨的是，一些人大代表把自己的代表头衔当成所拥有的权 力，他们以此来仗势欺人、盘剥百姓。正如朱凌女士在《我反对── 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后记里所说的那样：“人大代表，竟然在 众目睽睽之下，开车把人民撞死，把人民打得鲜血流淌、满地找牙， 甚至雇凶杀妻……天哪！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大代表？他们到底代表 谁？……”“这些南霸天，丧失人性的家伙，怎么可以当人大代表？ 是谁让他们当上的？……”网民沉痛地质问。“人大代表，你们真是 伤透了人民的心了……”。 对于人大代表的认识，正如姚立法先生所言：“很多人比我有见识、 比我有学问、比我更有钱，比我更有资格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大代表。 但是，很遗憾，他们不愿意做。”人大代表最重要的职责是代表人民 的意志拟法、立法，决定国家的根本大政，因此，民主意识、法制观 念、参政议政能力应是人大代表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不能从 专业成绩，特殊贡献乃至知名度来衡量的。 具体实施改革人大选举制度，才能选出真正具有民主意识、法制观 念、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大代表。推行竞选制，竞选制是民主社会的权 力形成方式，民主化的进程理应实施这种民主的选举方式。国外一些 国家议会选举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对候选人参政能力的明确要 求，以及人大代表是否有能力肩负的艰巨使命，确定这个人是否有资 格当人大代表，通过公开平等的竞选产生充分代表民意又富于政治专 业素质的人大代表，是每一个合格选民必须珍惜的权利和责任！ （2007年2月19日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抢修国史，振兴中华 致世界华人倡议书（初稿） 赵永泰 球华人同胞们：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能够延续下来的民族不 重视记录、保存自己历史的。中国历史上几任负责任的明君更是无不 倾举国学者之力，精心记录、编纂国史，其中以永乐大典的生产过程 最为精致，工程异常浩瀚，为世人所共同称颂，而当时的统治者并不 是以汉族为主。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修建国史的群众运动有 利于中国人，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空前大团 结，并能极大地激发起国人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 时至今日，中国又到了抢修国史的关键时刻。看看现在的中国，年轻 人连几十年前的事都浑然不知了，这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个极其可 怕的征兆，是走向亡国的信号。在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代，我们只 有以中国历史为基石、以史为鉴、以史为戒，才能创造出一个健康和 谐的新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才有可能走向进步 和繁荣。大量地详细记录历史，能够有效地去伪存真，更加真实地反 映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百年艰辛历程，为子孙万代建筑一座宏伟的纪念 碑。现代的信息技术为我们创造了极其便利的工作条件，这实在令人 感到生逢其时，我们将要创作的大典也许能够与地球共存亡，不再会 遭受象永乐大典那样的悲惨命运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在酝酿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一 场彻底的革命，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文化革命的真正 起源。于是，外国的传教士来了，林肯的三民主义来了，马克思的共 产主义也来了，它们都来积极争夺中国这片广阔的思想阵地。同时， 中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捍卫力量。这四股力量的百年 厮杀，其惨烈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100 年来所经受过的种种磨难了。这是一种对具有几千年根基文化的挑战 呵！而且，参加角逐的多种力量又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对抗关系。直到 20世纪中叶，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经百年的文化革命 终于达到了最高潮，也给中国人民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挑战传统固 有文化原来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近来，有数位年轻学者发出了呼吁国人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引起舆 论的强烈凡响，这不免使人想起了我们民族的排外历史。一个有自信 的民族对精神性的东西，包括各国无害的信仰或风俗习惯，都不应该 依一些人的意志强行加以排斥或者倡导，而应该由优胜劣态的自然法 则来决定其命运。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 过，他们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华文化还能否重振雄 风？中华文化将何去何从？中国人应怎样对待外来文化？为了回答这 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对中国历史来一个大盘点，只有这样才能理性认 识中国人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反洋教和抵制外货运动到底得到了哪些经 验和教训？中华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显然，抢救中华文化首先必须要 先从民族的自省为开端才是正道，一个不能正视自己的民族是绝对不 会有希望的，这才是我们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日本民族的成功经验是 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排外的痛苦历程，不过后 来，日本人成功地将外来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发 展出先进的民族新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 和科学技术事业上的飞速发展。日本民族文化革命的成功，使日本人 成了野心勃勃的侵略者，而相比之下，中国却成为世界列强利益瓜分 的对象。所以，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兴旺还是衰落的 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的文化革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能一否了 之，更不能用政治的观点去分析历史，而必须先使其恢复历史的本来 属性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认识。我们在修史的过程中一定会找到前进 的方向，因为只有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理性地见证、比较和总 结，我们才有可能理性地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人才能找到自 己应有的位置！ 同胞们，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啊！修国之大典能使我们民族塌实 自信，一扫自卑浮躁的阴霾；修国之大典能使我们民族自强自立，重 建中华文化的辉煌；修国之大典能使我们民族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从 根本上化解中国社会的诚信和道德危机。把修建国典作为我们振兴中 华的主旋律，每个中国人就必须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了，因为过去 我们说“永载史册”只是一句空话，而现在则要成为真切的现实了！ 每个人的功过是非都要经受历史的长久考验，而不是任何人能够说了 算的。总之，这将是一条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让我们身体力 行，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全球华人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 智的出智，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中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 标，捐弃前嫌，携手奋斗，实现全民族、全社会的空前大团结！光阴 荏苒，中国的一大批最有价值的见证人不能再等待下去了，我们一定 要争分夺秒，努力完成好这项功在千秋的光荣历史使命！ 凡签名者将自动成为本倡议的发起人和志愿者并已经下定决心将自己 奉献给了这分不朽的事业。 临时报名处：zhaoyongtai@gmail.com 发起人：（北京）赵永泰 ------------------------------------------------------------ 〔附〕 中国国史修建实施办法的初步设想：首先我们要在全球各地建立起志 愿者工作站，凡参与者都能够自愿地为这项事业无私工作。然后将基 础数据库以及数据集中、整合和储存网络修建起来。一旦获得战略投 资基金支持时，我们就可以组织大量的社会勘探活动并向民间广泛征 集历史资料，按价值支付相应稿酬。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郑文灿：中国应履行申奥承诺．改善新闻自由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吴素柔台北14日电〕行政院新闻局长郑文灿今天表示， 中国申办奥运时，承诺改善人权及新闻自由，但国际媒体及国际组织 指出，中国仍漠视新闻自由；呼吁国际社会持续督促中国政府尊重新 闻及言论自由，信守申奥诺言。 郑文灿说，中国政府放宽包含台湾记者在内的外国记者，在北京奥运 会及筹备期间的采访限制，但放宽期间只有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 月17日，令人遗憾，部分媒体也怀疑这项规定是否落实。 他表示，国际媒体指出，英国路透社、日本产经新闻曾试图采访维权 律师郑恩宠及高智晟，却遭中国公安人员阻挡；美国国际保护记者协 会（ＣＰＪ）也认为，中国记者报导内容如被视为不利政府，奥运后 恐面临秋后算帐。 此外，郑文灿指出，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日前在香港举行，北京当 局阻止《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等中国作家参加，其言论及行动自由 也遭限制，中国作家无法前往所谓“同一国家”的香港参加会议，实 在讽刺。 郑文灿呼吁，期盼国际社会共同督促中国尊重新闻及言论自由，中国 政府如果希望藉奥运为北京形象加分，最好办法就是履行改善人权及 新闻自由的承诺。 〔转载自《大纪元》2007-02-14 22:24；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2007春节对政治犯家属的慰问活动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自2007年1月21日总部发出《关于开展2007年春节对中国民主党受难 党员、受难异议人士及家属慰问活动的通知》之后，各党部及个人对 通知反应积极，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基本完成了慰问任务。个别的慰问活动还将继续进行。 在西方国家，我们享有自由的空气和民主的制度，同时也享有这些国 家的福利待遇。相对我们党内的那些入狱党员的家属，我们仍然是幸 运的。然而，我们所有的在国外的党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党 内的骨干往往是那些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没有外语能力的大陆异见 人士。他们在国外，除了出卖自己的体力打工，没有什么资金援助， 所有捐出来的钱都是来自我们党员个人的打工收入。 我们充分理解那些无力捐钱的党员甚至党部，我们甚至不敢保证明年 我们自己是否还有能力象以前那样，象这一次一样的捐钱。但是我们 的心永远是和受难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跳动在一起。我们坚信，历史 是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中国民主事业而坐牢的英雄！ 现将慰问情况小结如下： ◆香港党部：李大伟2,000人民币。贺卡60份。 ◆总　　部：寄秦永敏、孔佑平、谭凯、陈树庆、池建伟、张建红、 　　　　　　严正学。共400美元汇款，寄贺卡近70份。 ◆澳洲党部：寄查建国、胡石根、高洪明、何德普、宁先华、 　　　　　　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李智、 　　　　　　雄鹰（李作）、郭飞雄熊。共汇出1,710澳元。 ◆荷兰党部：毛庆祥、祝正明、吴义龙。汇款，共300欧元。 ◆英国党部：许万平、王森、杨天水、胡明君、刘贤斌。 　　　　　　汇款，共380英镑。 ◆北欧党部：杨建利，郑贻春。贺卡和汇款2,000瑞典克朗。 总计：受款人共30人。贺卡130份。 （2007年2月20日） 〔提供者：（罗德岛）徐文立〕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反思蔡崇国 路易 海外媒体在报道蔡崇国时，一般有三个前置词：中国劳工通讯负责 人、中国问题和国际政治评论员，“6．4”运动的见证人。当你走近 他时，你会发现，他不是一个所谓“得了天空，失却大地”的、需要 “耐得寂寞”的流亡者；也不同于那种满怀“6．4”悲情、笼罩在的 阴影中的被迫害着；更不是以“反共”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他 显得温和、理智、执着，甚至还带有几分风流。 在中国社会需要做出历史性的决策的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面临 着自身高阶跨越，思维机制必须的完善，应当是每一个奋发着最佳的 抉择。海外民运圈子中不乏精英，在东方国情和西方模式的糅合和撞 击中，努力寻找着适合我们国家的民族情愫的、高层次的文化修为。 蔡崇国认为，这种文化修为就是“公民意识”。他选定的课题是“在 中国建立独立工会”。由此导出的使命感，激励着他，验证着他思维 拓展的一点超越自我。他认定中国民主化在于有一个牢固的公民社 会，而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前提培养先进的、现代的“公民意识”， 而不是其他形形式式的意识或宗教皈依。 　　〔图片说明〕巴黎多个民间团体联名递信欧卫公司（图片从略， 　　　　　　　　下同──编按） 蔡崇国在法国民运圈中是一个灵魂人物，法国的各个民运组织，如： 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蔡崇国为常委）、民主中国阵线（蔡崇国为 监事会主席）、中国民主党法国党部（主席吴江）、中国民主党临时 委员会法国委员会（主席董志飞）、法国西藏协会（主席Marcelle Roux）、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张建平）、《六四网站》（负责人 封从德）、“苗人之友”（副主席Laurent Lyeoung）、亚洲青年民 主联盟（副主席Pich Piseth），都与他有良好的关系。 　　〔图片说明〕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图片说明〕法国西藏协会主席玛塞尔．胡（Marcelle Roux） 　　　　　　　　因 　　〔图片说明〕“6．4”天安门纪念协会主席封丛德 89年“6．4”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张健为蔡崇国能用法语写 作和用法语演讲，法国主流社会认同了他，政府、国会、媒体把他作 为中国异见人士的代表人物。在采访他的一周中，蔡崇国接到十次邀 请，在法国电视台文化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兰西政治学院、法 国国会、工会、巴黎市政府等机构进行演讲和接受采访。 蔡崇国与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女儿玛扎林认识，她母亲主持的法国自 由基金会参加过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一些活动，比如为纪念天安门事件 十周年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注：当时参加的组织有中国民运海外联席 会议、法国国际人权协会、国际赦免组织、法国绿党、远东自由观察 站、法国社会党青年联盟、中国团结组织、法国大学生联盟及法国自 由基金会等团体）。蔡崇国与东亚人权观察站主席李古乐（Pierre Rigoulot）、民主之家协会主席侯芷明（Marie Holzman）关系甚 笃，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蔡崇国与法国绿党的联系较多，包括绿党 主席、国会议员Nodl Mamere，绿党秘书长Dominique Voynet，绿党 欧洲议员AlainLipietz，绿党亚洲事务委员会主席Jean-Marc Brule 等。 　　〔图片说明〕作为“海外敌对势力”的重要一分子，蔡崇国的所 　　　　　　　　作所为所思真如洪水猛兽吗？ 　　〔图片说明〕“苗人之友”副主席洛朗．李丰（Laurent 　　　　　　　　Lyfoung） 　　〔图片说明〕“亚洲青年民主人士联盟”副主席柬埔寨人彼驰． 　　　　　　　　比赛特（Pich Piseth） 一、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2006年5月18日，在柏林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 进行最后一个议程：研讨文革。在一片控诉毛泽东、四人帮、造反派 的声浪中，蔡崇国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 们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要反省。当然，他的发言遭到强烈的反弹，有 人质问：我们批判中共的罪行，你却要全民反省，不是转移大方向 吗？在这里，我要稍为详细地记录蔡崇国的发言，他在其他场合也讲 过类似的话，可以从中找到他的思想脉络。 　　“2006年，今天是纪念文化大革命40周年的日子，在国内国外的 　　报刊都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们要反省什么呢？我们要反省40年前 　　的悲剧，40年前的什么悲剧？就是人整人、人杀人的悲剧。40年 　　前，在郑义先生揭露的红色恐怖，讲到广西人吃人的这本书，它 　　就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年自然灾害，那是为了生计。但 　　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杀人，成批的杀人，甚至是把一些地、 　　富、反、坏、右的家庭，全家灭绝。同时还有在广西的其它一些 　　地方吃掉这些人的器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了。 　　“很多中国人今天谈到这些悲剧时候，就觉得这些悲剧好像是过 　　去的事情了，大家不要忘记而已。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悲剧在今 　　天还在继续发生，中国人几乎都没有吸取文革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发生那么的多悲剧，都是四人帮的责任，都是毛泽 　　东的责任。真是这样吗？！我认为，我们很多人，我们自己都是 　　责任者。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入团，为了表现好，也去搞大批 　　判，去批判自己不懂的修正主义。下放的时候，有一次开批判 　　会，公社书记要我打一个过去的国民党连长，要我扭他的手臂。 　　我犹豫了一下，我没有马上去做，当时书记批评我，叫另外一个 　　人取代了我，把这个国民党的连长的手臂扭起来，搞得他非常的 　　疼。我当时想，为什么他能做，我就不愿意做。我当时18岁，我 　　当时觉得我是对的，我还有良知。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是做过许 　　多蠢事的，就是打人啊，批判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地富反坏 　　右，当时我也不断的想，我做得对不对？我当时就是为了自己的 　　前途这么做的，我是有责任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很多人为 　　了进步，为了入党入团，打别人，往死里整别人，这些东西都不 　　能说只是四人帮的责任，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啊！ 　　“所以在今天我们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 　　文革发生的悲剧不只是四人帮的责任，不只是毛泽东的责任，大 　　部分的中国公民都是有责任的，他们是悲剧的牺牲者，他们也是 　　悲剧的制造者。” 二、中国为什么需要独立工会 蔡崇国为《中国劳工通讯》工作，《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份专门报道 中国劳工现状的网上刊物，其主编是首位中国自由工会创始人韩东 方。《中国劳工通讯》与国际劳工组织有良好的关系，《中国劳工通 讯》十分了解国际劳工组织的特征和使命，成功地游说国际劳工组织 改变了中华总工会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地位。《中国劳工通讯》批评 中国政府违背了国际劳工组织的章程（Constitution），批评中国政 府违背了国际劳工界的四个基本原则：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组织、 加入工会的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反对社会、种 族、合宗教信仰歧视。反映这些原则的是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的176 条国际劳动标准（convention）。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工会自由和 工会权利的第87条，关于集体谈判的第98条，关于禁止强制劳动的第 29和第105条等。 蔡崇国在向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政府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态度十分自私。对它来说，这个重 　　要的国际组织首先只不过是外交活动的舞台。它需要这个舞台服 　　务于它在国内的宣传。因为，它在中国国内始终有合法性的危 　　机，尤其是作为它的工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本得不到中国工 　　人的信任。所以，它需要向中国工人反复宣传：看，国际社会， 　　世界工人运动都承认、认可我们。你们也得认可、服从我。我们 　　从来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履行它在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则上承担 　　什么义务和责任。而且，在中国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工人的 　　宣传中，禁止对国际劳工组织的章程、基本原则和劳动标准的介 　　绍。知道国际劳工组织存在的中国工人极少，了解这个组织的基 　　本原则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实际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 　　方角色之一，就是垄断劳动界的国际交往，从而切断中国工人和 　　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如此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在国际 　　劳工组织中的活动，甚至积极准备重新当选它1989年‘6．4’以 　　后失去的常务理事。他们的目的和实际的效果，决不是加强中国 　　劳工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联系，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服务于它在 　　国内的宣传，是企图将国际承认变为国内的合法性的政治需要。 　　也正是为了保证这种政治需要的满足，中国政府长期违反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工会、资方、政府三方平等参入的基本规则，它挑 　　选、并严密控制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各种活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 　　代表及资方的代表。这样，中国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代表， 　　从来就只是政府一方。中国政府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的 　　最重要方面，是近年来，它在听任中国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急剧恶化的同时，加紧了对独立的工会运动的镇压。随着经济改 　　革的发展、外资的大量进入和私有化的扩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 　　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不但被排除在众多的私人和外资企业 　　的日常管理之外，它也日益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经营。因 　　此，过去的劳工与政府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直接冲突虽然仍然存 　　在，但，劳工与私人、外资企业的雇主之间，劳工与有经营自主 　　权的国有企业领导之间的冲突已经更为重要。在这种新的劳资冲 　　突关系中，中国地方的各级政府，或者是因为追求片面的经济增 　　长，或者是因为普遍的腐败而站在资方一边。因此，与中国各单 　　个工人对立的，不只是腐败、官僚的政府，而且又加上了有资本 　　的力量而且又彼此残酷竞争的中外资本家。中国政府的官员和新 　　兴的企业主阶层之间的互相结合、渗透特别紧密：很多政府的中 　　高级官员的子女、亲戚就是资本家，企业主，这些官员生活的主 　　要来源是企业老板私下提供的‘工资外收入’。也就是说，中国 　　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其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在 　　事实上代表着资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劳工的工作和社 　　会条件急剧恶化。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工作日益临时化，在职工 　　人劳动时间常常超出法律规定，其工资被经常拖欠。女工报酬低 　　于男工，产假被取消或因结婚、怀孕而被解雇是常见的现象。童 　　工不但重新出现，而且迅速增加。恶性工伤事故，工人集体中 　　毒，导致矿工大量伤亡的煤矿井爆炸几乎天天发生。社会不满， 　　首先是劳工阶层的不满，几乎是爆炸性的。工人的罢工、堵路和 　　抗议游行到处发生。” 《中国劳工通讯》与国内的工人运动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蔡崇国 说，他每周都有几个晚上，要与国内的工运的负责人、维权律师、同 情和关注劳工状况的知识分子通话，通报情况、讨论问题。《中国劳 工通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蔡崇国写了《中国为什么 需要独立工会》，他把这本书叫做一本通俗读物，使人联想起当年共 产党在白区工人中散发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油印小册子。蔡崇国不无骄 傲地说，能够在海外，熟悉国内情况、可以用国内劳工的语言说话， 贴近国内工人、农民的，我们《中国劳工通讯》可谓独树一帜，我的 《中国为什么需要独立工会》也力求做到这一点。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说到底就是给大家，特别是工人 　　和其他劳工一个系统的说法，给劳工一个与政府、与企业领导和 　　老板的一个沟通的手段。同时，也给政府的官员们，给社会各阶 　　层的人，一个新的思路，也就是给出一个新文化、新习惯的创造 　　的起点，这就是文化的创造，一点也不神秘。而我们为什么能写 　　这本小册子？这主要也是得力于今天愈来愈多的工人、农民的抗 　　争，得益于这种抗争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其实，在历史 　　上，一些人、一些社会团体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新的一页时，他 　　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这种创造。这种创造是后来才 　　看出来的。” 蔡崇国希望中国政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理解独立工会是中国社会之 所需，我们社会变化了，可那些政府的领导人的脑瓜还停留在过去， 这除了使他们的人事等问题外，也有一个文化，习惯的问题，他们这 些人还停留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使过去宣传的俘虏，使过去压制任何 性质的社会抗争的习惯延续。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中国的独立 工会运动，是争取和保护工人，当让包括民工，农民，等劳动者的权 益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创造新的观念，新的习惯文化运动。我 们中国没有波兰那样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创造就更为重要。我们的 劳工，特别是那些愈来愈关注、同情劳工的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 应该在我们的行动中，反复讲、处处讲、系统地讲：解决社会冲突， 应该用谈判，而不是用镇压的办法，劳工的抗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 益，而不是为了推翻政府。用谈判的本法解决冲突，对劳工、对政 府、对企业本身和老板，都是有好处的。利益冲突不是我们以为那样 的势不两立，而是可以调和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中国创造一种新 的政治文化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具体过程。文化和历史的 创造决不只是文人和政治家的事，决不只是大学研究苏和交涉专家的 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是我们工人，当然包括农民、民工，我们给 人打工的人的事。 他不厌其烦地企图消除中国政府对独立工会的恐惧，他说，1989年4 月5日，面对发生在北京并开始扩展到全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当时事 实上的再高领导人邓小平有一个关于波兰团级工会的讲话，其大意 是：要吸取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波兰共产党及其政府对待团结工会 的态度太软弱，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不能让步。现在，十多年过去 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互联网网站仍然不敢公开地讨论劳工成立 自己的独立工会的问题。尤其是各级干部，包括那些工会干部，对 “独立工会”问题谈虎色变。在这里，波兰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波 兰团结工会的历史及其重大的历史作用把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吓坏 了，也把中国的许多记者和知识分子吓坏了。因此，一提到“独立工 会”，他们就想到波兰团结工会的政治性马上就想到波兰团结工会对 改变波兰、前苏联等东欧前专制国家的关键作用，马上就把在中国可 能存在的独立工会和波兰团结工会等同起来。这种对波兰团结工会的 恐惧，即由此而衍生的对中国可能产生的独立工会的恐惧、敌视，使 “独立工会”这样一个如此重要而在现代社会中有十分平常的问题， 变成了讨论的景区；而且，这种恐惧也已经变成中国各级政府镇压独 立工会运动的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冲动。他们怕，所以要镇压。这样， 对波兰团结工会的俄恐惧，阻碍着很多中国人了解中国今天的劳工抗 争的非政治化的特点。这种恐惧成为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机制的 重要心理障碍。这样，了解波兰团结工会，分析这种恐惧，就十分重 要了。面对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来说，通过对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教 训的总结，通过对中国今天和当年的波兰的不同的了解，通过对今天 中国的劳工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之不同的了解，及对中国今天劳工抗 争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之不同的了解，来改变他们的观念，同时，也 学会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避免这种矛盾冲突激化的基本方法和 技巧。 蔡崇国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真正承担自己的责任。希 望中国政府认识到，签署、批准，尤其是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则和 劳动标准，不仅符合中国劳工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变化的新的现实， 这是中国社会走出危机，缓和社会的紧张的根本出路。这也是中国政 府目前重建自己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三、真是一条不归路？ 蔡崇国1955年2月18日出生于中国武汉市。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干 部。1973年，蔡崇国18岁，在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3年至1975 年，他下放农村，担任钟洋一个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1975年任工人 检查团副团长，进驻工厂。1978年，以全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 学。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南财经大学担任教师。1988年在武汉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著名哲学家陈修斋、杨祖陶，其同班同学 郭齐勇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17年前，现年51岁的蔡崇国还是一名热血青年。他告诉亚洲新闻通讯 社，1989年6月4日的夜晚，当坦克驶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亲眼 看到了十几名学生倒在了机枪下，而我却无能为力，这是我一生中最 为可怕的一次经历”。在此之后的几天里，他被迫藏匿了起来。几个 月后，成功地逃往香港。法国的玛玛丽是这样描述他的： 　　“蔡崇国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他从89年一直住在法国。他 　　参加北京学运，‘6．4’后将柴玲录音带到香港。就因为上了那 　　个黑名单，他就没办法回国。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严重的病， 　　他也没办法回到中国去。他心里就非常痛苦，他三个月之内好像 　　又老了十岁。这种就是流亡的生活。” 曾经有人问他：您觉得中国的事情有希望吗？你现在为之奋斗的事 业，离成功还有多长时间呢？ 蔡崇国答道：我的希望是很大的。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越来越 难以应付局面。为此，北京也越来越将权利下放到地方去解决危机。 由此，与抗议者、与要求尊重其权利的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也将越来 越大。所以说，我对中国的民主充满了希望。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实现政治民主。需要增强社会民主，通过成立享有表达自由的自治、 独立的社团来实现一个文明的社会。 1989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要求民主。今天，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变得越 来越保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因 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学生们也在为就业犯愁。但是，今天，更多的 农民和工人要求他们的权利，而不只是单纯的民主或者自由。他们要 求工作的自由、要求获得应得的薪金、得到公正的待遇、能够组织工 会、自由结社、送子女上学读书……。中国可能是富有了，但是仍然 有更多的需要，为人权的斗争阵线越来越广泛，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 一旦结合起来，对大大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功，也许要一辈子吧。 蔡崇国心境平和，为他的中国独立工会努力耕耘。可以这样来理解蔡 崇国们：境界愈大，内涵愈深，层次愈高，人们的超越能力就愈强， 形成的使命感就愈执着。这是魅力所在。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国际施压．高耀洁被允许前往美国领奖 《大纪元》 〔《大纪元》综合报道〕2月17日，一直遭软禁的中国著名爱滋病活 动人士高耀洁对ＢＢＣ表示，河南省官员突然改变对她的监控，并允 许她前往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 今年80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因在维护中国爱滋病患者权益方面做出巨 大努力，而获得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女权活动人士 奖。但此前河南省当局为了阻止高耀洁前往华盛顿领奖，从2月初开 始将她软禁在家中，门外一直有警察在监视，也不许她与外界接触， 只允许其子女前往探望。当局甚至而且一度切断她的电话线路，只是 在她承诺不去美国领奖后才恢复。 然而2月17日情况发生变化。据説在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的全 力帮助和海外媒体的大力呼吁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作了专门 批示，允许高耀洁前去领奖。高耀洁表示，她去美国的签证已经办 好，并将在2月25日动身前往美国。 高耀洁医生被誉为“中国民间抗爱滋第一人”。她原是著名的妇产科 医生，1996年开始关注爱滋病防治工作和爱滋病人的处境。2000年开 始，在高耀洁等人的努力下，河南和全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爱滋 病蔓延这一人类公共卫生历史上的惨剧终于被揭发出来。 高耀洁在呼吁人们关注爱滋病问题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多国际组织的赞 扬和嘉奖。不过此前河南政府多次阻止高耀洁出国领奖，2001年她获 得联合国全球卫生理事会奖励，但是河南拒绝给她发护照，造成她无 法前往纽约领奖。 在2003年，高耀洁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拉格塞塞奖，最后也 因受到当局阻挠而无法成行。 前不久高耀洁表示，她担心大陆艾滋病的快速蔓延，不但跟人们混乱 的性生活有关，更多的是与医院血库里受污染的血液有关。 〔转载自《大纪元》2007-02-18 05:41；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可鄙可悲的中国现状！ 廖双元 妻子的母舅节前在毕节去世了，我们去奔丧之后，顺便到毕节地区看 守所去见李元龙先生。2月5日上午李元龙先生夫人杨秀敏女士去办会 见的手续，真乃运气不佳，遇上了看守所节前大检查及全天开会。就 只有在8日才能会见了。幸而7日晚陈西从贵阳赶了过来，8日上午11 时左右经过几番周折，我们终于在几个平米隔着厚玻璃的小小接见室 见到了李元龙先生。同时到看守所会见的共一行六人，其中有我的夫 人吴玉琴及陈西，以及李元龙先生的妻子杨秀敏女士和儿子和李元龙 兄弟的儿子。李元龙先生对于我们几位贵阳朋友的到来，他感到非常 的意外和高兴！隔着厚厚的玻璃，他愉快的与我们交谈着。 李元龙先生，现年46岁，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大专文化，《毕节 日报》社编辑、记者，住毕节市麻园路东园小区华馨商住楼Ｆ４幢一 单元八～二号，因被毕节市地区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现被关押于毕节地区公安局看守所。 李元龙先生瘦小清癯，但很精神，思想活跃。从2005年夏在海内、外 网络上看到共党的官僚腐败日趋严重，进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抨击 现政权的官僚们一些荒唐行为。他的四篇文章《不光是涮涮80老母去 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 凡、死的可悲》、《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由此而受到中共当局 的非法抓捕和判刑。 见过李元龙先生之后，我在想，当初，我们那一案的人员被关押的时 候，家属及亲友们要见我们也是非常的困难？政治犯在什么时候都是 监狱里重点看管的对象，每一次的接见都很不顺利，好在是已经熬过 来了。但愿今天热爱自由的人们能够得到世界上最具有权威性的文件 《联合国宪章》的保护，不应受到任何暴君及专制政权的非法打压和 无端的迫害。 当我们看到李元龙先生上诉省高院而得到的《刑事裁定书》后，此 《裁定书》内容基本上是照抄了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法院所列出的所 谓犯罪情节。为了渲染所谓的犯罪事实，《裁定书》中不惜强调说：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李元龙在境外网站上发表《在思 　　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文章，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的犯罪事实清楚。上诉人李元龙在文章中诽谤中国共产党为 　　夺取政权，与国民党一起屠杀了几百万中国人，1949年以来，大 　　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数千万人。污蔑党的领导是法西斯统 　　治，称盼望在天安门广场焚烧中国国旗那一天的到来。并煽动 　　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土崩瓦解’。上诉人 　　李元龙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文章多次在《清心论 　　坛》、《新世纪》、《议报》等境外网站上发布，并被《大纪 　　元》等境外网站转载。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分项列举了认定 　　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 　　实。在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李元龙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和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这个《裁定书》的荒唐，不亚于当年我与同案卢勇祥兄一同上诉后得 到的那个所谓的也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黔刑终字198号的 《刑事裁定书》）。 说实话，两份《裁定书》基本上如出一辙，同样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冠 以犯罪，情节是那样的荒唐和可笑。李元龙先生是以“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而遭起诉，最后被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而我们那一案却是 以“反革命集团罪”而遭起诉，五人被判刑期共计26年。这些冤、 假、错案就这样被中共政权的国安以及公、检、法机关中妄图日日高 升的酷吏们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捏造出来了。 话又得说回来，从法理上说，李元龙先生真值得这些腐败政府的爪牙 和走卒们如此地大动干戈及非判他两年徒刑不可么？显然不是。中国 政府口口声声的说：“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决不应构成 犯罪。任何人不会仅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处以刑罚。”可 是在事实上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却是恰恰相反，打压和随意抓捕持不 同政见人士，施行政治迫害的案例屡见不鲜，侵犯和践踏人权的事在 中国时有发生，如此视《联合国宪章》为儿戏，公然不顾国际社会的 强烈谴责！自己毁损自己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形象以及对国际社会 的庄严承诺？！ 事实证明，李元龙先生的所作所为，光明磊落。他所撰写的四篇文 章，尽管把共产党驳得体无完肤，但却是有理有据。他正派无私，忠 厚善良，他支持贫困山区的穷孩子们圆了大学梦的已有十几位学生。 有的已经毕业，有的还在继续求学。 国安人员中的某些人，为了得到提携或晋升，总是挖空心思地去制造 一些冤、假、错案。造大案、立大功、受大奖、升大官、发大财，成 了这些人惯用的卑鄙伎俩。只要能编造出善良的人们的有关言行及社 会实践的某些活动。那么，踩在这些人的身上爬上高位就是一个司空 见惯的现象。他们从没有想到过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跌下来成为一个反 人类、反社会、反人民的可耻小丑！ 这就是现代中国可悲的历史现象。 （2007年2月20日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作家自审与国家强权之辩证 卢雪松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人类表达自由心智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现实在提 供了表达的背景、资源和动力的同时，更对作家的创作带来种种限制 与影响。在个体的表达诉求与现实的阻限之间，作家通过自我约束、 自我审查的机制（后文简称“自审”），以求达到作品在心灵与现实 之间的平衡。 我们大致可从三个角度将“自审”分类：即艺术性自审、道德性自审 与政治性自审。通常谈到的“自审”一般不包括艺术性自审。至于道 德性自审，则应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 其一：托尔斯泰式的。主要体现为用作家的道德理想来约束作品自由 的展开，努力达到作者认为尽可能完美的道德境界。托尔斯泰式的道 德并非世俗道德，它完全植根于作家的本体性的信仰与信念。主观 上，作者凭借超凡的信念的指引，节制情感和欲望的过度张扬，而把 作品的主题让度给终极道德理想，力求使作品趋于完美。在今日中国 大陆，有代表性的作家如北村等，其作品的德性化育功能非常明确。 但客观上，人们对这种道德上的自我克制是否能增加或者减少作品的 艺术价值仍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创作自由的前提下，作家及其 作品中体现出的追求永恒的严肃态度，追索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本 就应是人类理性中的高级内容。即便是那些不尚完美、只求安乐的人 们，至少应对他们那严谨的生命态度抱一份尊重和崇敬。 第二种情形的道德性自审则可归并于政治自审之中。因为这种道德自 审不是以作者的道德理想作为衡量自审的标准，而是将特定时代、特 定语境的国家道德强制性的内化到作品中，其实质则是一种非道德或 反道德的力量左右和主宰作家的自审了。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狭义的自审，即政治性自审。政治在这里指的是公 共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政治”对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呢？它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和作家的强烈的创造性之间的张力。政治性 自审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在作家心灵中的内化的结果。 本文的观察，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察。首先应表明的是，在国家权力与 作家之间，笔者将选择站在文学的立场、个体的立场，来理解和观察 文明的周期性的盛衰兴替对于文学的影响，而不是选择站在国家的立 场。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国家权力本身并不是自由心灵关心的方向， 文学性的个体只关心政治与自由创造的心灵之间的关系。 在文明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公权力和作家的书写呈现出或相 融、或相对的辩证形态。近日正在与我的先生合作进行项目研究的过 程中，注意到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历史周期论史观。历史周期论认 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而是有如生命一般有着他 的盛衰规律，有如大自然一样经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兴替。就中华文 明而言，他已经跨越了漫漫的二个文明周期而仍继续存在，而其他文 明迄今为止都尚没能突破一个文明周期的大限。我们认为，晋代后期 的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以后，中华文明就进入了第二轮周期。 简言之，今天的中华文明正好处在这第二周已然结束，而未来可能出 现的第三周文明尚未开启之时。从淝水之战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是 第二周文明的春季；安史之乱后到元朝建立之前，是文明的夏季； 元、明两朝是文明的秋季；入清以后就进入文明的冬季了。 在文明的春季，自然的自由是文明的主题。国家权力松散、平和，社 会自由度高，艺术和思想受人崇敬，并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生命简 洁、自由、欢快而不失于度。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文与命运，正是文明 在春季的特征的最佳写照。李白的诗风率真、活泼，用典而不涩，明 白晓畅却掩不住灵魂中溢出的飘逸洒脱。我们恐怕只能呼应到上一轮 文明周期的春季──晚商西周时代，在其元典《诗经》中才能又见此 种气象。43岁上的李白得到了唐玄宗超规格的召见，玄宗不仅下辇步 行亲自迎接，而且赐宴、赐坐七宝床，更“御手调羹以饭之”。古代 文人中只有李白得此殊胜礼遇。至于李白借醉意，命杨贵妃磨墨，高 力士脱靴，信笔即成“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 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之绝妙诗文，其个性之傲岸放达，在国 家最高权力面前的随性不恭，其实表现了当时国家权力在艺术个性面 前的包容甚至谦卑姿态。由此可见，在文明的春季社会正处在一个黄 金时期：艺术与公权力互不相碍，令人神往。所谓“五侯七贵同杯 酒”，并非吹嘘与炫耀，“同杯酒”很自然；所谓“天子呼来不上 船”，训诂学家指出“船”在唐代专指扣子，并非刻意标榜的狂傲， 不系衣扣也很自然。作家可以以一种令后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气度自然 而为，自然而写作，自然而生存，是因为那时的国家权力并未一意与 作家为敌。 在第二周中华文明的夏季，文学作品较之春季有了更多的忧患、亢奋 和激烈的情怀。唐前期本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联邦，此时则发展为 贵族城市国家之间，为了中央集权的共主地位的激烈争夺，“帝国主 义”性质的争霸、对峙和冲突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唐后期，各地方 政治力量之间蠢动不休，中央政权也在各方面收紧。此后又经历了唐 宋之间的种种混战，宋朝何尝不梦想实现大一统的统治，何尝不想 “九州同”，但始终还是因为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四夷”的强势控制 而从未能真正实现，甚至很快沦为地方性政权，连“北定中原”也成 了幻想。此时，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并没有中断，而且愈加强劲。它 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有二：其一，自然的自由开始转向激进的自由；其 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忧患意识， 其焦虑程度远超前代。 与文明春季时对政治的不即不离、雍容洒脱的境界不同，在文明的夏 季，士大夫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国家意识都在增强，政治并不是当时 作家回避的问题，相反文学创作常常成为作家抒发政治抱负的手段。 公权力的限制往往会刺激作家的反向自审倾向，甚至略带有一点挑衅 意味的要求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在杜甫、陆游、辛弃疾等大文 豪的作品中，个人世界与社会现实常常胶着在一起，对世道不公的揭 示、对言说责任的担当，俯拾皆是。然而，这种胶着状态使他们的生 命境界往往显得沉郁有余而灵动不足，比之于文明春季的作家，他们 更激奋更忧患，但也就少见李白、贺知章那一代人生命中富有的轻松 与喜悦。此时的宗教也已不够自然，人为着墨的痕迹较重。宗教一方 面成为文人逃避现实功名牵累之憩园，一方面也表明，在文明的夏 季，思想和哲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总之，在文明的春夏，个体的元气充沛，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在其内化 的过程中，只能在个体的心灵和心灵的外在表达当中留下淡淡的痕 迹。这种痕迹有时反而构成了一种映衬，掩映出了自由个体的创造之 美。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象“比基尼”，正因为有些小面积 的遮蔽，更能映出整体的动人。 宋神宗时代的文坛领袖苏轼，秉性率直，论诗标榜“言必中当世之 过”，却没料到因此而险招杀身之祸。恃才傲物的苏轼所生之世已与 李白不同，国家权力的捍卫者们已越来越无法容忍作家对天下万般事 物的“指手划脚”。据说，虽然神宗本人不以苏轼的言论为意，但奈 何参者众多，言辞激烈，终使苏轼遇祸，酿成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 诗案给北宋后期的政治气氛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士大夫从此讳言 国事，明哲保身。士气与文气的凋敝终于使国家元气大伤，北宋的政 局遂渐渐不可收拾。乌台诗案，是一个文明从盛夏转入凉秋的象征。 在文明的秋季，因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权力具有了空前的控制 力。控制思想，控制思想的表达是帝国形态在精神层面的映射，明显 的证明就是禁书不断增多。皇帝地位升高，而士大夫地位迅速下降。 行政管理的体制与文明的春夏季大不相同，不断扩张的国家强制力对 士大夫阶层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朱元璋删孟子，这在文明的春夏两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象的。其关 键，大概是孟子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浩然之气”，让帝国及其人格化身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与难 堪。明成祖杀了方孝孺，并诛杀其十族，几为史无前例。姚广孝劝他 为天下保存“读书种子”，遭到拒绝。这证明，帝国与“读书种子” 之间的紧张已达到崩溃的地步。这种源自帝国暴力的被迫的自审，它 给自由心灵所强加的压抑和屈辱，遭到了写作者以“十族”的鲜血为 代价的惨烈反抗。不过，也反证了帝国的脆弱和虚弱。嘉靖皇帝明知 道海瑞的上疏是忠诚的、负责任的，甚至是有道理的，却要将其下 狱。他在临终前的遗嘱中又将海瑞等释放，这种复杂的心态，并不仅 仅是海瑞们的悲哀。嘉靖死后，事实上文明的秋季已经终结了。 文明的冬季是帝国衰亡的时代。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表现出狰狞和凶悍 的特征。清代文网的严密，文字狱的酷烈，只有前一轮的文明冬季的 魏晋时期可堪比拟。自此而后的400年，国家强权对于个体的创造性 构成了更严重的损害和摧残。早已不是文明夏季时那种淡淡的痕迹， 而内化为深重的恐惧。这是以国家权力的强制力所制造的无数血淋淋 的惨剧作为前提的。此一时期的作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帝国形态的变 种，它的内在特征是反文明的，它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充满了末世 的绝望与疯狂。1968年4月圣女林昭之死，是这种自杀性的反文明的 疯狂的最高潮，它标志着文明冬季的结束，更意味着第二周中华文明 的终结。从那时至今，我们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文明之外、文明之 后、文明之前。 我们可以试以曹雪芹和鲁迅为例，考察冬季文明的严酷，以及作家通 过把握自审的分寸和尺度，对此峻烈气候所作的应对。清代的文字狱 是尽人皆知的，曹雪芹的特殊经历更使他明白国家权力的厉害。在 《红楼梦》的凡例中，他就郑重声明“不敢干涉朝廷”，体现了在缜 密的文网面前，曹雪芹的谨小慎微的心态。国家强制力虽然在不断扩 张，但还没有能力伤害到作家的形上关怀，相反，国家权力在现实层 面的强大，迫使作家断绝了形下诉求的可能性，使其更在形上问题上 用力，境界大开。《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巨著：在作家的现实关怀 被外力强制压服，于是他创造了一个“太虚幻境”。作家刘心武对曹 雪芹的创作心理有非常准确的定位： 曹雪芹是边缘人的身分，从事边缘写作。他的边缘生存，开头是因家 族的败落而被动形成的，后来，则成为他主动自觉的选择。他从事边 缘写作，完全离开了当时的官方文化和社会的主流文化。……他在寻 求超越，……把自己的情怀提升到超政治的人类关怀的新高度。（参 见刘心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 不过在赞叹《红楼梦》的精深妙化的同时，我们却不应忘了凡例中的 “不敢”二字。正是出自这“不敢”所透露出的政治威压，我们才更 能体会出作品中对于人生的存在主义性质的深深忧郁，以及作者借主 人公的命运传达出来的逃避现实的深深遗憾。 鲁迅曾躲在租界、半租界里写文章，所谓“且介亭”就是对这种精神 飞地的戏称。冬季的帝国衰亡时代，外患频仍始终是难以逃避的事 实。内在的衰腐所造成的异文明的碰撞，同时也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一 个反思的角度，并为精神先驱者在精神层面提供了转换、突围和发展 的可能。租界的存在固然是历史的悲哀，但它同时也毕竟给那些来自 文明内部的精神反抗提供了一个支点，譬如曾被清政府追捕的邹容。 鲁迅在政治性自审当中对尺度和分寸的独特把握，具体体现在他对文 风的选择上面：略带影射意味的讽刺，更适宜在古文式的文风当中得 到实现。以《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的名句为例：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 　　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 　　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 　　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 　　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 　　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此一段落多用反语，既是由于忌讳的原因，又准确地传达出作家内心 深沉的愤怒与悲凉。 但是，从曹雪芹到鲁迅，实际上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仍然偏重于身体的 层面。作家大多沉默无声，但其杰出者依然志节未衰，身体的摧残越 猛，精神的气象越大。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则创造了中华文明历史 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此时，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实际上已突破了文明盛 衰消长的界限，强制力的指向已主要不是身体层面的镇压，而是内心 世界的革命性的批判重构。在此排山倒海的滔滔巨浪而前，基本人性 面临严峻挑战。此时，内心信仰的支撑几近崩溃，形上关怀几乎不再 可能，绝大部分写作者的自审行为已成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自觉 的遵守或自动的迎合。唯有圣女林昭是一个例外，更是一个奇迹。在 狱中，她用血的书写代替了耻辱的书写，将这样一种从隐忍开始、以 驯顺告终的奴性书写予以中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在自审行为的演 变史上，圣女林昭的书写都有其特别的价值。 今天，作家的创造力所面临的审查的威胁，已不甘停留于以往对内心 自由信仰的强制性消灭。在表述历史真实的领域，作家的书写和表达 转而遭受到来自国家的更进一步的反对与遏制。比如最近网路上沸沸 扬扬的禁书风波。《伶人往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沧桑》、《风云侧记》、《年代怀旧丛书》等，共同体现了作家对 真实的历史表达的承担与追求。但是，我们被告知，这在现今时代是 不被允许的。对于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已不只是对 个体的自由创造在国家强制力的这种审查暴力面前受到威胁而感到恐 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一意孤行地要将自己的权 威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感到恐惧。 行文至此，已无更多要说的话。在这样的天气里，在文明的黑洞里， 就象向秀写《思旧赋》，了无意趣，只有匆匆煞尾。从林昭受难之日 算起，文明的第二周已经终结了整整39年。我们大家都明白，如果执 掌权力的一方没有勇气回归历史的真实，第三周中华文明的重新开始 就将是没有希望的。 （2007年1月） （卢雪松：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吉林艺术学院图书馆馆员）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7-02-19；http://minzhuzhongguo.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石达开的革命征程 莫建刚 石达开率领十几万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离开天国的皇城金陵，企图 以自己的才能和一种最末流的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理想蓝图，去进行 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实际上，这种举动是“革命领袖”最自私、最愚 蠢和最拙劣的报复与施虐狂的行为。石达开以这种拙劣的分裂行动， 报复洪秀全对他人格尊严的蔑视，以及对他的权力的挟持和制约。当 他耳闻洪秀全在金陵城的军队，只剩下七、八千人数和一些老弱病残 的将士时，心中一阵阵快感油然而生。在强大的清军的攻击下，一旦 金陵城失陷，天王被诛，他自己将取代洪秀全接管太平天国的河山， 并拥有统治太平天国皇朝的绝对权力。这种兴奋都是来自其潜意识中 施虐的心理倾向，因为一旦看到了自己的政敌，在自己一手操纵的事 变中一败涂地，施虐的狂暴就得到了抚慰。这就是石达开为什么要带 走天国十几万精锐部队出走金陵并割据称雄的真正要害。 不难看出，“革命领袖”往往出自于不自觉的内心意识，对于追随他 的群氓革命者及其性格，有着出自本能的、而且具有十分可靠的了 解。即便是一个小团伙里占有领导地位的小头目，都具有这种不自觉 的出自心理本能的洞察力。正是因为对追随自己的群氓革命者及其性 格有着十分可靠的了解，他们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群氓革命者的阵营 中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领袖的地位。 无论是从事暴力革命的领袖群体，还是从事温和变革的能人志士，甚 至再说平庸一点，即生活在社会中的各种为了生存而奋斗的弱势民 众，其内心的潜意识倾向以及心理结构，都具备着施虐的狂热和受虐 的狂热的无意识倾向，只不过是因时因地的出现在各种场合而已。作 为“革命领袖”群体中的一员，其权威在受到攻击和制约的时候，他 内心的施虐情绪是极为强烈的。他日夜都在思想着如何将自己的权力 抢夺回来，并将其政敌置于死地而后快。这种兴奋的快感，随时随地 都在折磨和驱策着他尽快地去实施自己的阴谋诡计。他甚至可以忍受 对他的一切蔑视、侮辱和诽谤。这些受虐的倾向，都使得他为了达到 最后的报复和胜利而作出牺牲。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权，当它宣称要以最公正、最平等的价值观来 治理该国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事务时，那么，这个政权就必 须将自己处于一个被舆论监督和被各种政党和政治集团对其权力进行 制衡的情形中。在政治竞争前提下，尊重民众社会的自由选择，并在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中，实施宪政制度的权力意 志，以及法律的精神及其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威。太平天国的“革命领 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到这些治国的方略。但是，早于他们75年前的 “独立革命”胜利后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却以实践的、恢 弘的魄力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政治目标，并使自己的国家，在无数次的 变革和对宪法的修正中，逐渐走向繁荣与富强。 这就是说，只有在公正合理以及公平均等的政治竞争中，实施立法、 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并在这基础上，对绝对的最高统治 权力进行具有法律权威的强力制约，那么，“革命领袖”才无从实施 他们为攫取最高统治权力而设置的阴谋诡计，更不可能有石达开这样 的人物，为了自己的私欲膨胀，活生生地拉走了国家十几万的军事实 力。 我们非常蔑视和愤慨那些口口声声以什么“国情”，来搪塞要求变革 的国民，并把这一拙劣的思维观点，生拉活扯地注入对中国历史事件 的考察中去。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楷模和榜样，并使 那些御用的历史学家们叹为观止，那么，这实在是中国理论界的一大 龌龊与猥琐的奇迹。实际上，群氓犯罪无疑是存在的。群氓革命者的 犯罪更是如此。他们打着杀富济贫的口号，高扬起推翻旧王朝及其旧 制度的旗帜，不断地攻城掠镇并对弱势的民众进行无度的侵占、掠夺 甚至屠戮。犹如太平天国一样，当他们攻占了几乎大半个南中国、并 在南京建立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枢纽时，这些“革命领 袖”也应该坐下来好生的思考一下并制定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长 治久安以及强国富民的治国方略。可是，从历史的史料中，我们得到 的却是象太平天国所颁布而未能付诸实践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样 均贫富、均田地的平均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拙劣而腐朽的国家制度。虽 然这一制度未能付诸实践，但是其政治影响却十分深远，以至于太平 天国所实施的管理，却是一种双重的统治形态：一方面对民众社会实 施均贫富、均田地的平均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生活标准；另一方面天国 的王公贵族过的却是奢侈豪华、纵欲糜烂的生活方式。我们再进一步 观察，这种双重的统治形态，在20世纪中叶中共统治的革命共和国 中，其内容和太平天国的统治方式几乎达到了惊人的相同景况。 难道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们，不知道建立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国家所 需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素质？他们对此太清楚了。对于绝对权力的争 夺是谈不上什么思想局限的，其思想的局限是体现在文化教育之上。 但是，应该知道，早于太平天国75年前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 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化教育，而这些开国元勋同样 都是信仰基督上帝的信徒。为什么他们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立 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而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却为了 争权夺利、将整个天国皇城杀得一塌糊涂呢？同样都是信仰基督上帝 的信徒，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是这样的目光开阔、宽容 大度、思想深远，而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们，却是这样的龌龊猥琐、 小肚鸡肠、思想拙劣。这不是“国情”使然。这是“革命领袖”素质 与品行的差距。甚至可以肯定，这是民族文明进化的失调，以及千年 来封建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扼杀所形成的基因低能，本能创造能量的呆 滞，以及民族素质的畸形。 所以，从太平天国建立起政权后，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阴影，一直 笼罩着天国的皇城，从而演化成一场场掠夺与屠戮、猜忌与分裂的闹 剧。所有这些都在没有宪政制度及其法律法规的制约与管理下、凸显 出的国家与政权的混乱、社会秩序的失调，使这个天国逐步顺着为争 夺最高统治权的恐怖趋于灭亡。 从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素质和品行来看，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统治 国家和管理政府的才能。即便他们拥有相当的知识积累与实际的斗争 经验，但是，由于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所获得的斗争经验，全都用于争 权夺利的阴谋诡计之上，所以他们的思维从根本上就没有考虑到对国 家及其社会的管理，以及逐步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与修正。虽然他们自 诩为革命者，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却是恐怖的暴力和凶残的杀戮。 当他们战胜了他们的敌手后，为了不使他们心理施虐与受虐的兴奋快 感全部消失，他们便将自己所统治的民众以及昔日的革命同道，当作 革命的对象，从而再次进行新的革命斗争。 石达开率领着十几万天国的精锐将士离开京城后，转战数省，屡战屡 败，处处受挫。追随他的将士们都深感前景暗淡，对他的新的革命征 程和反清大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难以承受在革命的征程中，屡 战屡败所带来的艰苦的战争生活。因此，沿途都有部将率众离他而 去。此时的石达开在广西境内与清军奋战已有两年，所剩的军队只有 一万余人。由于他在战事中对军队的指挥不当，加上没有更好的思想 对其军队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和教育，只是一味地进行无休止的作战， 并且也没有能力占领一片领地作为休身养息的基地，他的将士们疲于 奔命，对战争感到厌倦，纷纷率众重新归顺天王洪秀全的麾下。在这 种情形下，石达开已是众叛亲离、兵势衰竭。为了求得生存，他在少 数部将的蛊惑下，只有率领剩下的太平军离开广西，图谋进据四川， 想在川蜀找一块立足之地。 1863年1月下旬，石达开率领主力部队经云南镇雄进入四川，并在横 江镇与清军大战20天，终因寡不敌众，以及自己军队中有部将的叛 变，遭受惨重的损失而被迫退回云南。到了5月初，石达开再次派先 遣军进入四川，一路横扫地方武装，为其大部队的进军开辟了道路。 随后，石达开率领主力部队到达了四川大渡河与松林河交界处的紫打 地，并在此地安营扎寨，伺机渡河。由于人多地狭拥挤不堪，全军将 士几乎都露宿在山林野草之间。紫打地是一个小市镇。它前阻大渡 河，左界松林河，右临老鸦漩河，东面和南面山峦叠嶂，是一个四面 皆为天险的绝境。一向深悉兵法地理的石达开，却盲目地将全军将士 带到这种险峻之地。这不能不说，冥冥之中已暗含了一种使其全军覆 没的潜在力量，也说明了“革命领袖”的失算和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 所导致的罪孽。 由于地势险峻，天时气候又反反复复地急剧变化，当太平军在紫打地 安下营帐时，又逢暴雨连绵，大渡河水势猛涨，而无法渡河。到了5 月中旬，大渡河水势逐渐趋于平静。于是，太平军开始强渡大渡河， 但因水势湍急，对岸的清军炮轰枪击火力极强，强度大渡河的将士损 失惨重而趋于失败。如此反复地强渡，终因清军的顽强抵抗而不能如 愿。时至6月上旬，石达开及其军队已深陷绝境。因军中粮食缺乏， 造成了士兵给养困难，其战斗力急剧锐减。这是一支已经无法再进行 革命战争的队伍。石达开已无回天之力，因此，就在清军的诱降下， 表示愿意投降，并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将士们的平安。从投降被捕之 日到以凌迟极刑处死之时，石达开年仅33岁。 石达开作为一个太平天国的一个“革命领袖”，虽然是一个谙熟韬 略、善于征战的军事统帅，但是，由于他刚愎自用、自信自负，觊觎 最高统治权力却又无力打成目标，并在洪秀全政治上的不信任和猜忌 下，负气带兵分裂而去，同时，在其他少数将领的蛊惑下，他追逐割 据四川称雄的目标，使自己及其军队处于四面楚歌的孤军作战之势， 最终他走上了革命的歧途，为他自己所设置的革命宏图大业而捐躯。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群体的真实的生平及其政治目的，对中国文明 的进程以及民众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应该注意到的 乃是：这些所谓的“革命领袖”在伪装下的神话中，他们到底在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以及用什么样的形象去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而给中 国民众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当然，能够打动群氓革命者并带领他们 去颠覆一个封建、腐朽政权的“革命领袖”，是群氓革命者心里所梦 想的英雄神话，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人物。 石达开及其军队的葬身之地，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可是，谁又能相 信他和他的军队，在决定中国文明进程和民众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上，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英雄的作为，而是一种 对中国文明进程和民众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显示着毫无意义的罪恶 行为。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上篇，第四章：穷途末路） （2007-02-16）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越南女看护返国前， 捐一半所得回馈台湾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记者佟振国／埔里报导〕“我要捐钱帮助台湾有需要 的人”在南投县埔里镇担任看护工的越南籍女子范氏绿，捐出两年来 工作所得的一半台币十万7,000多元，帮助缴不起营养午餐费的学童 及弱势老人。范氏绿在越南有三名幼子要抚养，经济负担不轻，但她 强调家里够用就好，无欲无求的大爱，令人动容。 捐十万余元 越南可盖房 43岁的范氏绿最近将结束台湾的工作返回越南，她在台湾捐出的 107,198元，在台湾可能不算什么，但折合5,359万9,000越南盾，大 约是越南一名最底层劳工，不吃不喝辛苦工作四年所得，在越南可以 建一户简单的房子，或是买十部机车。 “一、二、三、四、五……”范氏绿用她勤奋工作的双手仔细数着钞 票，口中跟着默念，总共107,198元，都是她担任看护工两年来所攒 下的辛苦钱，全部交到玉清宫良显堂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董事长吴明 贤的手中，“阿绿”眼中没有不舍只有欢喜。在场了解她家庭状况的 人，都心疼得不禁红了眼眶。 当初雇主詹宏智的叔叔詹昭敬听到阿绿要捐款行善，以为自己听错 了，再次确认后，还曾力劝她考量家庭需要，但坚持的阿绿心意坚 决，就是要把钱捐出去。 朋友问她，辛苦钱为何不带回越南花用，或捐给越南更需要帮助的贫 穷人家？略懂中文的“阿绿”说，能够到台湾工作就是一种缘分，来 台后，雇主和周遭的台湾朋友都对她很好，而且透过电视知道台湾仍 有许多需要帮助的民众。吃全素、虔诚向佛的她说，她与台湾有缘， 选择将“福田”种在台湾，早就下定决心离开台湾之前要捐钱行善。 大爱结善绿 福田种台湾 “能捐款助人是相当幸福的事，”阿绿说，父亲从小就教导她捐款助 人。捐款后，已过世四年多的父亲也在她的梦中现身，称许她的做法 很好。她说，家里的生活过得去就好了，不必奢求太多。寄回家的一 半薪资，已经把家里整修一番，以及做为生活开支与子女教育经费。 返回越南后，还是会与丈夫努力工作赚钱，撑起这个家，她也相信家 人会支持她的做法。 阿绿在越南有三个小孩，老大16岁，老二已14岁，最小的孩子才三 岁。她为了家计，在么儿满周岁时，就离乡背井到台湾担任看护工， 家计全靠她担任看护的收入维持。 雇主詹宏智说，阿绿工作认真、待人和善，省吃俭用从来不乱花钱， 假日也不会与其他同乡外出游玩；唯一的开销就是打电话或写信回越 南，一解思乡之苦。 还没回越南的阿绿，现在还是保持平常心，每天该做的事一样不少 ──照顾雇主的阿公、浇花、打扫环境等依旧卖力。已经爱上台湾的 她，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前来工作，再结善缘。 〔转载自《大纪元》2007-01-14 00：32；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湾母语日 张复聚 去年初我在《自由广场》写了一篇《世界母语日》（每年2月21 日），呼吁制订“台湾母语日”；教育部随即于5月宣布自95 （2006）学年度起实施“台湾母语日”，规定各学校每周自订一日为 母语日，鼓励于该日完全使用个人母语，不论是上下课、升降旗、公 务广播或师生间、同学间均如此。 现在教育部正计划9月起派员到各校做“母语日访视”，实际查访学 校实施情形，了解“台湾母语日”施行是否落实，以及可能遭遇的问 题，并谋求解决之道。我们希望学校平时固然要认真执行母语日政 策，也期待届时诚恳提出真实问题供政府参考，不要辜负大家的期 望。更建议教育部对绩优学校及人员给与奖赏！ 上月底自《自由时报》刊载加拿大一份学术研究发现，生活中常使用 双语的人出现失智症（Dementia）的年纪比只通晓单一语言者晚四 年。其实具备双语或多语好处的事实在学术界已经是常识，不是三言 两语可说清楚的！台湾社会的语言环境让咱的学生很简单就能获得双 语、甚至多语能力，上天赐与台湾这么福气的条件，是台湾下一代该 有的最佳福报，不应该被大人的无知与无是非的政治抗争所忽略与糟 蹋。 （作者为高雄医学大学台语文教师。） 〔原载《自由时报．自由广场》。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日学者：马英九案牵动李登辉本土政权战略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14日专电〕有关马英九因贪污罪遭起诉一 事，一位日本政治学者指出，马英九在被起诉的同一天宣布出马参加 明年总统大选，等于是昭告天下他担心政治舞台遭王金平抢走，而李 登辉2001年所精心策划的类似日本自民党“55体制”的“台湾版”， 可能超越原来的构想，向前迈进一大步。 这位熟悉两岸事务不愿具名的日本政治学者指出，马英九在遭起诉的 同一天宣布参加明年总统大选，这在日本或美国而言是“疯狂”之 举，一位有政治分量的重要人物通常不会这样做，可能的解读是他深 怕政治舞台被王金平抢走，而且他如果不在今天宣布参选的话，一旦 被逼到墙角，后果可能比2000年的宋楚瑜更惨。 这位学者表示，他去年12月到台湾做学术调查时，早已听闻李登辉的 “台湾版55体制”构想已成形。李登辉于2001年就提出台湾政治应该 象日本1955年保守合同（自民党的成立）与社会党抗衡并向中间靠拢 的体制一样，维持30年间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这就是所谓的 “55体制”。 他说，当年李登辉成立台联时，一直以为自己的政治光谱是立在中 间，想将王金平、萧万长等人拉进台联，将本土的饼做大，把国民党 的深蓝派边缘化，如此台湾至少可安定20年，但此构想并未成功，蓝 营仍是国会多数。 不过，马英九遭起诉成了转折点，在李登辉的操盘下，国民党的板块 将松动，台湾可能进入“后55体制”，也就是未来执政党、在野党都 是本土政党。或许，泛绿选民离开民进党的速度很快，国民党也可能 变成本土政党。 这名学者指出，李登辉的战略太高深，很少人能理解，但他一贯的着 眼点仍是为求台湾的安定，尤其年底的立委选举，蓝绿首次在小选举 区制度对决，如果政治没向李登辉所盘算的方向前进，将形成“超本 土派”的民进党与“无本土派”的国民党对决，如此一来台湾的政治 将变得非常极端。 这位学者说，李登辉是希望给支持本土的人民多一个选择，如果王金 平出来竞选，领导国民党的话，将对民进党不利，因为李登辉所盘算 的是形成至少一个给人“误以为”是既是本土又追求安定、有执政能 力的政党。他说，因此目前的李登辉相当焦急，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 会。 该学者说，国民党这次是策略失败，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市长的特支 费问题应该将之列为“制度问题”，但国民党却将之列为“人的问 题”，第一夫人吴淑珍万一有个不幸，国民党将蒙受极大的不利，而 这就是国民党的台北观点与南部观点乖离的最大失误。 此外，这名学者也说，马英九遭起诉，对于中国的内政有极大影响， 除了统独意识型态的问题之外，继上次吴淑珍遭起诉之后，这次起诉 马英九，再度让中国知识分子见识到台湾的司法独立，并对台湾的印 象愈来愈好。 〔转载自《我的E政府》2007-02-1401:41：http://cms.www.gov. tw。推荐者：（高雄）张复聚〕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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