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2-11 新闻与评论 章诒和终于反击禁书令 ◆中共与国人关系的演变──三援章诒和　　　　（贵阳）曾宁 认识问题 ◆“三仇”和“三乱”的神州　　　　　　　　（成都）黄晓敏 ◆吴英倒了？这个玩笑大不大？　　　　　　　（山东）杨宽兴 ◆一个值得警惕的复辟信号　　　　　　　　（波士顿）韩杰生 探索道路 ◆中国改革的政治失灵　　　　　　　　　　　（北京市）杨光 ◆探讨影响中国河流健康的病理机制（三则）　　（成都）作人 ◆中国高等教育危在旦夕　　　　　　　　　　（武汉）乔新生 呐喊呼吁 ◆请求帮助刚刚出狱的病重的刘凤钢弟兄　　　（北京）徐永海 ◆关于新浪博客删贴的联合声明　　　　　　　（北京）贺卫方 民主理论 ◆我们怎么办──我的几点意见　　　　　　（罗德岛）徐文立 ◆常识：民主是什么　　　　　　　　　　　（中国）国内朋友 运动留痕 ◆我的命是不是“就是不停办组织的人”？　　　（北京）常坤 读史论今 ◆善待大写的人刘新娟　　　　　　　　　　　崔又生、穆家峪 ◆鸦片换绷带的八路綦──乡村三忆（3之2）　（泊头）綦彦臣 他山之石 ◆美国美国、爰我──逾越心中的神坛之美国（之1） 　吴一然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共与国人关系的演变 三援章诒和 曾宁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凶神恶煞，心中充满了仇恨，乾 纲独断，大搞极权与阶级专政，把人民分裂成敌我，视生命为粪土， 把国人当垃圾。天下是毛泽东一人的天下，毛泽东当然想怎么样就怎 么样，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吞吞吐吐、半遮半掩， 欲言又止、无常反复，战战兢兢、颤颤抖抖，颠三倒四、爱憎交加， 言语木讷、老眼昏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 走资派”，又如何理直气壮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的双 重性格既使邓能够有三落又三起的机会，更使邓自剪胡耀邦、赵紫阳 两个左膀右臂。邓小平糊里糊涂，哪管身后的中国死活好歹还是稀里 哗啦！留下一个烂摊子，管它三七二十一。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江气势如虹，声如洪钟，转了一个弯，绕了一个圈，飘忽无垠，空谷 回音。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毫不逊色，更胜一筹，更上一 层楼。敌人呢？敌人哪里去了？阶级斗争也好，资产阶级自由化也 好，阶级斗争的对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就是中共自己。“以人 为本”，当然就是尊重人权，就是“以人权为根本”。不是“以人为 本”，难道是“以人为末、以人为恶、以人为灰尘、以人为狗屎”。 不是“以人为本”，难道是“以利益为本、以权力为本、以无耻为 本、以邪恶为本”。不是“以人为本”，难道是“以狗为本、以狼为 本、以畜生为本、以野兽为本”。 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都“以人为本、和谐社 会”了，都“没有敌人、敌人就是自己”了，都“要制造敌人，无事 惹事、有事怕事，无事则已、有事就是惊天大事”了。谁，还死心 眼、冥顽不化？ 昨天，党管一切。今天，党管不了全部、所有中国人的饭碗了。 知识分子是公民吧！知识群体是公众的一部分，甚至是主体吧！公民 也好，公众也好，说说话、写写书，都是在行使公民与公众的人权、 权利，都是受到法律既使是中国目前现行法律保护的吧！ 新闻出版署意欲何为？ 新闻出版署管得了出版社，管得了作者吗？中国大陆目前的出版社都 是“党营事业、党营出版社”吧？作者作为公民，只要不吃“公家的 饭”、不端“党的饭碗”，就不受“党管”、不受“党规党矩”约 束，作者、公民和政府、政权之间就没有领导与被领导、隶属等等的 “管制”关系吧？作者作为公民，行使自己的言论或出版权利，作 者、公民和政府、政权之间有的就只是法律关系吧！ 新闻出版署何犯来着？ 新闻出版署是擎天的柱石？一手遮天的臂膊？还是无法无天的阎王、 魔鬼？国人说说话、写写书，天会塌下来？天塌下来，难道要由新闻 出版署来顶着？ （2007-02-10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三仇”和“三乱”的神州 黄晓敏 独裁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经过跌跌撞撞的20多年，终于走到了今 天在民间是“三仇”、在官场是“三乱”的下场。这个旷世转折，事 关“党国”生死、攸关未来走向。不敢说这“三仇”、“三乱”在全 国是同步和同程度地发生的。但是，它们肯定是在不同的区域、以不 同的方式和激烈程度，此起彼伏地一浪高过一浪传播和渗透在全国的 每一个乡村、城市的。 “三仇”──按照产生程度的不同依序是：一仇官员，二仇富人，三 仇腐败。“三乱”则是因为“三仇”的蔓延和加重，忧心忡忡的官人 面对炉火旺盛的民间情绪，举步懒散不知如何是好，因而释放出管理 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信息非常的混乱。其次是很多官人在高层旨意矛 盾的迷离环境中表达的为难情绪和言行不一的动作，此算是行为乱。 第三是我国有庞大而臃肿的权力机构和人员编制，但是这些机构、人 员和办公软硬环境，到处都出现找不到人、办不成事的政府办公无 序、无为、无约束的半瘫痪混乱管理状态。 “仇官员”──以在2006年全国出现的“人肉炸弹”同归于尽、满门 抄斩的凶杀全家为典型，还有因为官员不作为而引发的群体骚乱、砸 烧政府机关等。这些都是对官员仇视的最轰动的国际案例。如果这些 都不能说明全国性的仇视程度，那么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网民一边倒言 论，都是谴责官员和支持鼓动这种过激行为的幸灾乐祸的明确观点和 一片叫好称赞声，甚至网上的情绪和言语并不亚于现场的亢奋程度， 如果不是距离的障碍，估计这些情绪肯定会付诸行动也加入到用行动 来表达仇视的意志的。 “仇富人”──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是个历来以“均贫富”为自豪的吏治民族，但是今天的富人为富 不仁，达到了不择手段永不满足的“吃人境地”。“记者”揭露富人 企业的不良行为，那是为了增加富人的“管理风险和运营成本”。这 在民间成了一直赞赏的“杀富济穷”的正义行动。一旦有富人和一般 的公民发生纠纷，大多数的国民不约而同地站在和同情普通的国民一 边，不分青红皂白地首先指责和怒骂富人的不孝和不义。而现在的富 人则是低调、再低调，从曾经的显富和摆阔到现在的隐身藏匿，非常 谨慎地注意自身的安全防范，避免在公共场地与弱势者发生冲突和争 执，甚至把自己也看成是社会群体中的“安全弱势者”，期望得到社 会的同情和公正对待。非主流精英所发起的扯清富人的原罪、清算富 人的第一桶和后面几桶财富来源，也是对富人仇视的强悍声音。 “仇腐败”──这个暗涌的潜流是因腐败的机会也让少部分人给都分 割独享了，所以愤世嫉俗的泄恨也一次次潜滋暗长，大有一发不可收 拾的样子。饭后茶余百姓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调侃议论当今社会的腐化 生活，既是调侃也是一种把压抑的倾泄，所以手机短信、网络闲聊、 灰色小报等等载体，都有很多暴露和嘲笑处处堕落、追求低级享乐媚 俗的各种小段子、小故事，上自中央领导下至庶民百姓，哪怕是道听 途说，只要能够宣泄对普遍泛滥的酒色场地和纯属个人隐私的生活方 式，只要能够表达不满的社会现象，任何形式和题材都是人民可以用 来攻击的把柄和戏说的对象。 “信息乱”──我们现政权还是靠红头文件和个人关系维持着日常运 作，不适应体制和言行不一的传统陈旧机制，到了今天连遮掩欺骗和 自我的圆说，也不能保证这个机体有序的运转。诸如“中南海政令出 不了大门就扼死腹中”。对它的解释，大家各执一词。制定国家大政 方针政策的党校专家们，也各自为政、相互指责。对国内主要矛盾的 分析确认都没有经过可信的民意调查调研，没有通过科学与论证程 序，纯粹是这些学者书房文人猜测杜撰出来的虚假数据。仅仅据此可 以为一己利益的需要，不经过协商统一就抢先公布自己的意志，来解 读事关国家未来走向的成因和走势。导致官方媒体公布的政策，前后 矛盾相互冲突。这个说可以、那个说不行，这个说已经通过、那个说 还没有研究，这个说应该这样做、那个说这个还不是国家目前主要的 问题：内部哄哄、莫衷一是，称为看客的笑料。 “行为乱”──我国的纳税人喂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队伍。结 果，他们不但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反而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灵活变通的权利寻租，公然对抗中央的法规或者 是吞噬自己的良心。面对言行不一和犯上作乱，没有节制的行为。公 务员自己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也是这个体系和制度的上当受害者， 不这样做自己也没有办法维持生存和把投资官场的成本收回来”，所 以只有瞒上坑下，才能左右利益、均衡回报。只有用无耻来对付无 耻，只是看谁更无耻，再把无耻落实到执行公务的活动中，那就是没 有底线的全面混乱。这就是我们现行官场的行为准则。 “管理乱”──行政机构是服务管理民众的行政执法基地。他们治理 国民的手段简单粗暴到了极致。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各地的政务中心 内部管理也是混乱不堪：硬件损坏高成本养护，上下班找不到人，打 听询问总是千篇一律的说辞“下乡不在”。特别是近期几套班子的更 新调整，更是心怀鬼胎，各自为政。找不到人办不成事，几乎是习以 为常的日常事件。可以形象地把它描述为处于半瘫痪的基层组织，而 且是越往下走越是基层，这种不受约束的混乱组织态势，就越发明显 而不可收拾。 我担心地预感，现在不仅是对处理群体突发事件的能力产生担忧，更 对上下失控处于游离的政府职能和仇视排斥的民众心态产生抵触时的 神州命运。 （2007-02-09）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吴英倒了？这个玩笑大不大？ 杨宽兴 “美女富翁”吴英的公司果然被查封了，一时间，竟连美女也不知下 落。 意料之中的事而已。这个时代的人本不会如此炫耀财富。真正有钱的 主，公众不会知道他（她）的名字，即使不幸被公众盯上，也会挖空 心思哭穷，惟恐被“仇富”的目光扫到自己，因为多数亿万富翁的财 富积累过程并不十分光彩；而叫喊着口袋里的钱老花不尽的阔佬们， 前有牟其中，后有杨斌，都是空手套白狼的高手。 在吴英“挥金如土”的时候，我不看国内报道，我用自由门去查吴英 的“隐私”，什么《大纪元》、《博讯》之类的。搜了一遍，很干 净，就知道吴英的钱袋子是空的。她不是省长的干女儿，也不是常委 的儿媳妇，凭什么就一夜“暴发”出这么多钱来？我不信，打死我都 不信。别说什么洗黑钱，没谁会把黑钱交给一个张扬到主动发短信给 记者的女孩子；别说财富来自资本运作，就中国的资本市场环境，把 爱因斯坦的大脑借给她，也赚不出几个铜板；别跟我说傍了什么外国 大款，就算是比尔．盖茨与你一夜春梦，他也最多给你提供个读书或 工作的机会而已；东南亚现在还有没有军阀不好说，但东南亚军阀的 审美水准并不象西方洋人那么好糊弄，看过中专生吴英女士的照片， 我都不禁大嘴一撇──列位，杨某人毕竟还没做到军阀那个级别呢， 难道军阀反倒比我品位还低？ 对这种张嘴就掉堆金子下来的做派，并不感到陌生。许多年前，曾经 给这样一位“阔佬”人物做过几天马仔，终日里跟随他山珍海味，四 处“考察”。该“阔佬”大热天也是西装革履，随时做出一幅投资项 目的姿态，手掌一挥就是一个意向，眉头一皱就是一个规划。到了夜 间，率众马仔卡拉ＯＫ，出手就是上万，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这等气派，真让我好生羡慕，算起来人家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做人 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终有一日，“阔佬”人物酒后吐真言：“杨 老弟，你比我有钱。好歹你存折上几万块钱是属于你的，我钱再多都 属于银行，算起来我才是最大的穷光蛋，最大的‘负翁’。和我比起 来，你才是富翁。” “阔佬”人物也有穷困的时候，行贿的钱送出去了，贷款却没下来， 喝一碗稀粥，就在中秋节的街头与他的铁兄弟抱头痛哭，哀叹人生之 艰辛。 看他不务正业，我只能脚底抹油。后来听说他终于得手，从一个贫困 省份的银行里贷款上亿，钱一到手便溜之乎也，只留下一个给他批了 条子的副省长提心吊胆。不过，既然有副省长批条，有关方面也不便 认真追查。更何况，就算你追查又有何益，或许他拿到钱就跑国外享 清福了。 当时没少坐他的奔驰轿车，没少听他的豪言壮语，对这类富翁的嘴 脸，实在看得清楚，珠光宝气的局是做给别人看的，说不定脚底袜子 破了洞都没钱买针线缝补，当时有句顺口溜：“坐着大奔驰车，去借 买汽油钱”，就是挖苦此类人物的。 对于一般商人来说（哪怕是富可敌国的所谓江浙商人或山西煤老 板），财富的积累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做事业的人不会象吴英这样买 了宝马买珠宝，还要长期向顾客提供免费服务。但在这个炫耀着财富 的时代，人们愿意相信任何一夜暴富的神话，哪怕这样的神话比欧． 亨利时代的骗子编得还要拙劣，也有人信，因为大家都梦想和别人一 样发财。据欧．亨利说，那时候，拿圆规直尺在地图上画个圈，声称 发现了曼哈顿附近的岛屿，就可以发行股票号召人们来一起开发房地 产。但作为小说家的欧．亨利，其想象力不够丰富，他肯定想不到在 今天的中国，财富会以如此迅猛的方式朝少数人集中，一个批文，一 份合同，最多再找人盖几个公章，就能无本经营地“兼并”一家国有 企业，只要你足够亲密地靠近权力，几天之内，就可以制造一个亿万 富翁出来。由于钱财来得实在容易，我们看在眼里，就会相信发财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于是，无论吴英讲什么故事给人们听，人们都愿意 信，她若不讲，便更显得神秘而具诱惑，是啊，有钱人的钱不都是赚 得很神秘的吗？于是，人们心甘情愿追随在吴富婆的身后，把钱袋子 交到她手里，和她一起去追梦。 可梦总是要破的，自此以后，江浙一带的游资，恐怕不怎么敢“游 动”了。但26岁的女孩子吴英不是最会编故事的人，吴英倒掉之后， 还会有其他更具想象力的人在。有些大部头的故事，连国家统计局邱 局长都参与了“忽悠”，由不得我们不信。但玩笑总有穿帮的时候， 那时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不是励志小说，而是一连串的悬念和推 理，直到最后一刻谜底才会揭开。只是，对那些因为信任富翁的实力 所以借钱给他（她）的人（或银行），那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小说 了。 （2007年2月11日晨于北京）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个值得警惕的复辟信号 韩杰生 自辛亥革命以来近100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交错斗争的历 史。从张勋复辟清王朝，袁世凯复辟帝制，到毛泽东复辟不叫皇帝的 皇帝，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在愚弄和血泊中挣扎。从1949年共产党夺 得政权、毛登上万岁爷大宝以来，化了30年时间、几千万人生命、国 家濒临崩溃这样巨大的代价，才从个人独裁的终身制，往前挪了小小 的一步：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实行最高当权者年龄上限和两届任限。 美国一个最伟大政治家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华盛顿以自身的榜样为实 现总统四年一届、最多可任两届的现代民主制度树立了光辉典范。如 果说邓小平对中国人民还有什么贡献的话，唯一可以说道的就是他终 止了最高当权者的终身制。 整个人类历史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 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占据了权力就会有权欲，占据了绝对权力就会 有决对权欲。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共的毛皇统治时期的巨大 苦难就是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造成的恶果。 中共50多年的历史就是夺权、固权、弄权、瓜分权、享受权的历史。 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统统都是障眼的烟雾弹，连他们自 己都不会相信。一切都是为了权。中共十七大前夕的权力再分配，尽 管是黑箱操作，其刀光剑影之形、拔剑弩张之势早已沸沸扬扬于世 了。 据争鸣杂志最近报道：1月4日，由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起草的 《关于新届党政班子架构若干方案意见》（第二稿）（第一稿去年在 政治局会上被澈底推翻，而且导致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的改组），下 达到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党组、人大党组、政协党组、中央军委、中 纪委、中央书记处讨论，各方意见、建议反馈，又处于纷争而僵持不 下。1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再 次引发争议，使在今秋召开的十七大出现了人为阻力，这一切都与组 织架构变化、权力再分配息息相关。 那些权力已握在手中的人，不择手段要巩固自己权力、抓到更多更大 的权；那些无权或权小的人，要削尖脑袋去捞到权；那些占据一方权 力的人，要千方百计给自己亲信安插权位；那些在权力山头享受既得 利益的人，要拼命为自己利益代理人获得更大的权。在这权力大赌场 上，个个眼红滴血，谁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一根筹码；每一个人都在挖 空心思成为这场赌博的赢家。在这种僧多粥少、饿狼相争的局面下， 一个扩大权位、因僧设庙、变相分封、恢复终身制等等复辟倒退的 “建议”就纷纷出笼了。例如《意见》中，有关领导班子架构的五个 部分中：（2）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中央书记处设 总书记，总书记一职由党主席兼任。（3）国家主席，设二名国家副 主席，其中一名为常务副主席，国家常务副主席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担任。《意见》（第二稿）的附件中，有26条 有关政策、决议上建议、修改的意见，其中：（1）政治局常委不应 设年龄的规限；（2）党的总书记任届以连任三届为限； 这是中共庞大政权走向深度政治腐败又一次集中的表现。胡锦涛这个 僵化保守的政治机器、中共政权的忠诚孝子和卫道士、权欲熏心和疲 于保家守业的平庸无能之辈，很有可能在这个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集 团的簇拥之下一步步复辟倒退，由连任两届到三届、再从三届到四 届，最后黄袍加身。这不是天方夜谭，事情可以起变化，而且正在起 变化。难道《意见》的征兆还不明显吗。只不过，时势是不可能再等 到那个时候了。 这场戏还没有正式出台，我们拭目以待。警惕啊，惯于用善意去揣度 他人的好心人们！ （2007年2月10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改革的政治失灵 杨光 过去28年来中国创造和累积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改革的经济绩效 不仅捍卫了改革路线本身，也成为毛时代之后中共重新自我定位和重 获统治合法性认同的主要源泉。由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日益 严重，2004年以来对改革的反思一度成了热门话题，并被冠以“第三 次改革争论”之名。但笔者以为，国内已有的反思基本上未触及问题 的制度根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党专制＋经济改革”的中共“改 革观”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改革观”使得真正的“推进”、“深 化”、“突破”、“攻坚”难以实现，凸显改革的非公正性与发展的 难以持续性问题，也让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得以施行。中国 的改革之所以遭遇重重困境，关键的原因在于改革的“政治失灵”： 改革为政治所坏，政治因改革而衰，二者均不可能达到中共所预期的 状态。 一、中国改革的政治涵义 对于中共来说，改革的巨大经济成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政治涵义。 第一，维护了统治集团的表面团结，让那些政权内部怀疑和反对改革 的人闭嘴（至少不得不改变话语方式）。官方声称，经济的高速增长 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中共的改革政策是正确的、改革方案是高明的，由 此借力打力，中共逐渐剔除了党内的极端反改革势力，由一个专营 “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政治党”向一个“聚精会神搞建 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经济党”转变，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取代 “毛主席革命路线”并占据主流地位的、具有“凝聚党意”之作用的 “改革共识”和“改革话语”。 第二，维护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稳定，让那些在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的 普通民众保持忍耐和克制。官方宣称，改革的代价与损失都是暂时的 和相对的（即所谓“改革的阵痛”），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必将使受 损害者在不远的将来获得弥补损失的机会，当局完全有能力最终兑现 他们“共同富裕”的承诺。中共试图藉此消除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对改 革公平性的疑虑（但这一图谋显然并未实现，而且越往后越不可能实 现）。 更为重要的则是第三，中共希望用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向全中国、全 世界表明，尽管毛泽东─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尽管苏联东 欧的共产党统治已经崩溃，尽管中共官僚体系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操守 已经荡然无存，但中国现行的政治架构、统治局面仍然是非常可靠的 和不容取代的，中共统治集团的信誉和能力依然值得高度信赖。简言 之，中共希望以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来证明，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完全 不必要，它企图以高速的经济发展来拖延、扭转和最终取代实质性的 政治变革（当然，这一政治图谋看来也越来越不可能充分实现）。 笔者所谓的“实质性的政治变革”是指公共生活的民主化，这显然关 涉到中共的执政地位和统治方式的根本转变。迄今为止，这种变革的 必要性与必然性是中共统治集团所不愿正视、更绝对不愿接受的。在 中共的政治辞典中，这种实质性的政治变革与“亡党”无异。从这个 意义上讲，与其说是中共主导了改革，不如说是改革挽救了中共；并 非是强大正确的中共赢得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改革，而是曲折进行的改 革维系了一个不断衰弱的中共。 改革绩效所派生的统治合法性于中共性命攸关，因此，能否坚定地维 护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像，能否让改革的经济绩效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收 益，已经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形之下， “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邓小平才放出狠话：“谁反对改革开 放，谁下台！”（尽管在说此话之前，曾经被邓氏非正常地驱逐“下 台”的，恰恰是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公认的“大胆改革派”！）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改革动摇不 得”之类的说法在中国几乎成了“公理”。确实，除了“改革”，中 共当局实在拿不出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创新”或“伟大成 就”，来佐证他们的执政资格与“执政能力”。 “改革”与“政治”的攸关性突出地体现在中共“基本路线”的变迁 之中。作为中共改革时代基本政治教义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早 已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其一，由于“经济中心论”忽略了“统 筹兼顾”和“协调发展”，有趋于多中心或无中心之势，正在悄悄地 被“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所取代。其二，“四个坚持”早已 分崩离析，工人农民的政治边缘化和公有制计划体系的经济边缘化， 使“马列毛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已不堪坚 持，只剩下了剥皮露骨的最后“一个坚持”──即坚持一党专制。在 失去其它三个“坚持”的掩护之后，“坚持党的领导”便不得不由另 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来独力支撑。于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就简化成了“一党专制+改革”。 然而，“一党专制”与“改革”的“神圣同盟”是一个非稳定、非均 衡、非常态的结合，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具有浓厚的实用性与权宜 性，而天然地缺乏理论上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很难向旧制度的纵深挺 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改革”必然成为一个逻辑混乱、结构扭曲 和自相抵牾的大魔方。 正是由于“改革”的政治意义不断加强，我们不难发现，官方的“改 革话语”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不亚于“社会主义话语”的“准意识形 态”。在中共的政治语汇（即所谓“理论体系”）中，“改革”业已 上升为一项政治价值标准，在通常的政争中，“改革”已牢牢地居于 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口号之 下，任何贬低、否定、甚至质疑“改革开放”的言行，都极有可能被 视为中共改革时代的“离经叛道”。 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股市改革受挫，国企改革深深陷入产权的泥 潭和治理结构的僵局，金融、财税、汇率改革因潜伏着巨大的政治经 济风险而进展缓慢，要素市场始终无法建立，而对居民生活有重大影 响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又因严重丧失公 平而彻底失去公众信任（面对已普遍弥漫的社会不满，官方破天荒地 承认“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也高调否认了“教育产业 化”乃教育改革的初衷），高消耗、高污染、高投资、低就业、低福 利、低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屡遭诟病，再加上久治不愈的“三农” 危机、基层财政危机、腐败危机的煎熬，已经使中国改革的国内形像 跌到低谷（尽管国外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依然很高）。 在以郎咸平批评“产权改革导致国资流失”为高潮的热闹的所谓“第 三次改革争论”中，批评改革的一方获得了广大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支 持与喝彩，一下子令一些以“改革推手”或“改革师爷”自命的“主 流经济学家”们无言以对、“集体失语”〔１〕。顶着“特殊利益代 言人”的污名，他们不免忧心忡忡──明里是忧心中国的改革受阻， 暗里则是忧心中共高层耳根不净、不够英明，不便挑明的更深一层的 忧心则是怕“圣眷”不再、“帝师”之位旁落。 其实，尽管中国改革遭遇重重困境，但在1994年之后的中国，“主流 经济学家”们的这一类担心大可不必。无论如何，中共高层必定会自 觉自愿地站在“主流派”的一边，必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来“表 态”，通过“发表重要讲话”的方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 〔２〕。理由很简单：“改革”不仅是官商既得利益阶层主要的获利 渠道，也早就成为中共统治集团几乎唯一的政治护身符！我们实在看 不出今日之中共还有任何公开背离“改革路线”、改弦更张重探新路 的政治资源与能力。说白了，既往的改革纵然有万般不是，但若舍弃 了“改革”，又到何处寻觅新的政治本钱？ 二、中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中共的“改革观” 囿于官方“改革话语”设定的言论界限，目前国内对改革的批评大多 失于肤浅。奉行“一党专制＋经济改革”的“主流派”们已经习惯于 粉饰改革、淡化问题，总是以“转型时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避 免”和“改革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的过程”来加以搪塞。因为 他们早已将政治上的专制视为中国改革的天然前提，这便必然导致他 们视强梁者的巧取豪夺、弱势者的苦难无助为“改革”之必然后果。 因此，他们对批评改革的声音自然充耳不闻。而那些来自“左”的、 民粹的或国家主义立场的“非主流”们，他们则要么以真问题去迎合 假主义，要么以伪问题去干扰真改革。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目前的半 吊子市场经济早就已经“市场化过度”了，而改革之错在于国家管制 得不够宽、政府干预得不够强、官方的权威不够大。简言之，当前的 专制不如已经逝去的毛泽东的专制。可以说，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 论”对中国改革的“反思”价值有限。最后，这场争论竟然奇怪地归 结到要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这样直白得有些幼稚的问题上， 并由中共高层的“表态”来作结，滑稽得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改革的真正问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坚持改革（邓小平早就坦承 “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也不全然是渐进还是激进、快改还是慢改 等技术性问题。关于中国的改革道路，贯穿始终且至今未能解决的老 问题一直有两个：第一，改哪些方面？向什么方向改？改到何种地 步？第二，以怎样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去改？由当局自上而下集权强 制式地改，还是由民间社会自下而上自由自发地改？推倒重来式的改 还是修修补补式的改？以西方为师式的改还是“中国特色”式的改？ 而当前变得十分突出的新问题大致也有两个：一是基于严重的城乡差 距、区域差距、贪贿横行、贫富悬殊，如何克服、纠正乃至“清算” 前期改革中出现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并保证后期改革的基本公正？二 是在“不改肯定不行、改了也不一定就行”的现实情形之下，在已经 深深堕入中国式改革所挖掘的“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语）之时， 如何赋予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更深层次、更高强度的改革以新的推 动力，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得以持续并向纵深挺进？而在所有这些问 题的背后，本质的、要害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它就是一党专制与改 革的关系。 正是这一问题，才使得中国改革的所谓“推进”、“深化”、“突 破”、“攻坚”难以进行，也才使得中国改革的非公正性与发展的难 以持续性问题异常凸显。事实上，如果我们永远都不能确定中国的改 革是否要克服、突破和最终背弃一党专制，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确定 中国改革所应达到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自由化之程度（因为 这些目标与一党专制制度绝不可能同步进展并“互利共赢”），也无 从确定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自由化的改革方法与手段；而 如果我们缺乏对这些目标与手段的基本认定，那么，中国的“改革话 语”无论怎样地“理论创新”，也不能够提供一套明确且可行的“改 革观”，中国的改革实践在整体上就必定是短视的、偏狭的、盲目 的、混乱的、无序的、功利的、权宜的、腐败的、非协调的、非均衡 的、非公平的、非正义的！ 20多年来，中共曾经给改革加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限制词，比如，“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改革”、“循序渐进的改革” 等等，这些限制词的重要性有时要大于改革本身。但这些限制词的涵 义并不明确，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共确立了明确的改革观。邓小平本人 一向回避对改革作出明确的定性，他三番五次地强调“不争论”；而 所谓“不争论”则无非是两种情况：本是谬论必经不起争论，或者本 无定论故不宜争论。邓小平的改革思维其实是一个逻辑混乱的大杂 烩：一面是“猫论”、“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的“发展优先 论”，一面又是“四个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决定 论”；一面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主义，一面又是“大胆地闯、 大胆地试”的激进主义；一面是“借鉴、吸收、引进”的实用主义， 一面又是“决不照搬”的排外主义；一面大搞厚此薄彼的“先富”游 戏，一面又反复标榜“共同富裕”。为了弥补改革观的漏洞，邓小平 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结果是“按下葫芦起来 瓢”，使改革处于永久性的左右摇摆之中。凡此种种说明，在“总设 计师”那里，不仅没有形成设计蓝图，连草图也还不够清晰。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 四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似乎 意味着中共的改革观终于基本定型。然而，这是个错觉。所谓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一党专制+经济改革”的官方解说。由于 中共无法清楚地界定改革与抛弃旧体制的明确界限，无法确定一党专 制与自由市场的共存空间，因此，人们也根本无法确定一党专制下的 市场经济与“完全市场经济”之间的最小距离究竟有多大，无法确定 市场体制的“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语）将受到一党专制多大程度 的扭曲；基于此，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过程也就不可能是明确清 晰的。 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一党专制之下的中国各级政府、各级官员变得越来越各行其是、难以 约束，这正是混乱的改革观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混乱的改革观为 官员们指明了一条道路（或者说产生了一条“潜规则”）：把公共责 任尽量甩给“市场”，把公共利益尽量截留给自己；把改革的成本尽 量分摊给公众，把改革的收益尽量分配给“内部人”。秦晖所言“从 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郎咸平所言“保姆私分主 人财产”、吴敬琏所言“坏的市场经济”〔３〕，恰恰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方针的必然产物，而绝非偶然或失误。 如此改革观的缺失还体现在：官僚机构的上层、中层和基层对于改革 的设想和预期不相协调，官商既得利益阶层与普通民众对改革的要求 和期望大相径庭，左的、右的、穷人、富人对改革的评判标准各不相 同。因此，一些人把一切功劳都归之于改革；而另一些人则把一切过 错都归咎于改革。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明显倾向于扩权、集权的政 策，一些明显属于限制自由、维护垄断、剥夺私人权益的措施，一些 专门为特权阶层谋私利的政府行为，也都被堂而皇之地称为“某某领 域的某某改革”。如果各级官僚机构已习惯于将其一切新言论与旧举 止通通地命名为“改革”，“改革”也就彻底沦为一文不值的政治标 签和官场套话。而作为政治标签的“改革”，其最大的功用恐怕就是 为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大开方便之门，为名为改革实 为瓜分的再分配游戏背黑锅！ 三、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尽管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改革未完成的内 容比它已经完成的要多得多，改革所面临的难题比它已经解决了的也 要复杂得多。笔者在此大略地回顾一下改革的主要方面： 其一，农村改革虎头蛇尾、极不到位。建立在经济和法律意义极其含 混的“集体所有制”之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曾 经是好的措施，但它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它妨害了农民的土地 财产权，限制了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也为官商豪强剥夺 农用土地提供了政治便利。现行的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和农产品流通体 制削弱了农户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作为“经 济人”或“公民”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受到户口及身分歧视，社 会保障缺失，民事、政治权利打折，社会经济地位日益相对下降。 其二，国企改革陷入产权泥潭与治理结构僵局。首先，土地、电力、 银行、石油、电信、铁路、航空、邮政、广电、出版等关键性行业的 行政性垄断无法打破。若改革思路没有彻底的变更，那么就可以预 期，这些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将不可能实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因 为，各级政府和官员们既要靠行政性垄断来获取超额利润，又要为其 广泛的“寻租”行为提供设租前提；而统治集团的高层则要靠维护关 键领域的垄断来显示“执政能力”、“驾驭市场经济”，图谋永久地 “宏观调控”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其次，从“放权让利”、“承 包租赁”到“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侵占了银行储户和 股民的大量资产，另一方面却在名义上不认可“私有化”的情况下实 施了静悄悄的“权贵私有化”。此举社会代价高昂，已经触犯众怒， 其效果却是一地鸡毛、不堪收拾，依旧是“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 确、政企未分开、管理不科学”（此处套用国企改革16字目标，中间 笔者加一“不”字）。最后，小型国有企业被改革吞噬，大中型国有 企业则深陷产权的泥潭与治理结构的僵局。 其三，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改革走入歧途、基本失败。教育、医 疗、住房、社保是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幼有所学、老有所养、困有所 助、病有所医和居者有其屋，并非“盛世”景观，而是人们对一个称 职的政府和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而中国的改革恰恰漠视 这些基本要求，它并未减少纳税人的缴纳负担，却在收取税金之后拒 绝公共支付，使上述各领域的所谓改革步入歧途。官方在自我减免其 公共支付责任的同时，却并放任官商集团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 等领域设租寻租、创收营利，从而把民众从经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再 通过公共品垄断交易大部收回。很显然，这一类的“改革”必然失 败，而失败的原因既非“市场失灵”亦非“产业化”（举例言之，如 果政府为义务教育全额买单，“教育市场”绝不至于比“教育事业” 更失灵），而是各级政府明里推卸财政支付责任，暗里堕落为公共品 改革的首要分利集团。 其四，政治改革沓无音讯，机构改革、财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不可能获得意外的成功。经过“6．4”事件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共高 层已不太可能就政治改革达成共识。从赵紫阳的“民主与法制的轨 道”，到江泽民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 结合”，再到胡温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局离实质性的政 治改革越来越远。迄今为止的历次党政机构改革均因精简之后的报复 性膨胀而告失败，从财政承包制到分税制的财税改革由于缺乏中央与 地方宪政性分权的政治基础也不可能成功。如果不厘清党政军、立法 行政司法、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却试图在无宪政而有党 治、无三权分立而有官商联盟之状态下建立所谓的“法治政府”，以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取代政治改革，断无成功之可能。 综上所述，中国的改革离真正的成功还相差甚远。中国经济改革表现 最优秀者，不在于对旧体制的改造，而在于“体制外经济”的迅速崛 起──即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恰恰是未经成功改造的旧体制一直对 新兴的“体制外”市场力量形成周期性的反压。这一“体制外”崛起 的进程通常被称之为“增量改革”。之所以“增量改革”的绩效远远 优于“存量改革”，是因为后者必须“破旧＋立新”，而前者仅仅需 要“立新”而已。旧体制的政治经济既得利益阶层对“立新”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对“破旧”却顽强地抵制。农村早期改革的成 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并不需要旧体制作 伤筋动骨的大改变，它所全部有求于当局者，不过是“允许”而已， 至多也不过要求当局在口头上作出“政策不变”的表示。换言之， “增量改革”的成功在于当局的“无为”，在于“无为”赋予民间力 量的自由所焕发出来的自由活力。反之亦完全也有理由说，国有企 业、股市、政府机构的改革之所以失败者多，则大多失败于当局的 “有为”。旧体制的核心是统治集团通过对组织、资源、产出、分配 的全面控制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其实质就是剥夺自由。“增量改 革”是一个先自由后增长的过程，经济权利的自由化产生了经济组织 的多样化、经济资源的市场化，而“存量改革”因为没有首先赋予全 体公民作为“存量所有者”以平等的自由，它的改革路径与“增量改 革”全然不同，其不成功自是理所当然。 四、中国改革的政治失灵 中国改革的局限性与开放性，其失败与成就，同样都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这一改革因经济发展成就获得了良好的世界声誉，尽管它所遭 遇的种种无法破解的难题已使改革的声誉蒙羞，但人们还得承认中国 的进步；也许正因为有了28年来诸多的进步作基础，才使得过去仿佛 石破天惊般的中国改革在今天显出平庸的原形。发展和稳定是两个美 好的目标，但发展主义导致了中国改革的失衡，稳定主义导致了中国 改革的假冒伪劣化。长远地看，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追 求，中国的改革终将背离发展和稳定的初衷。即以当前情形观之，中 国的改革已陷入进退维谷的重重困境。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 一段时期，但中国因改革而不断加剧的矛盾、问题和冲突却已日趋恶 化。很显然，既然长达28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能消解这些矛盾、问题 和冲突，反而使之长期化和尖锐化，那么，也就不可能将解决这些矛 盾、问题和冲突的希望寄托于此后的经济增长之上。可以断言，中国 改革中陆续出现的腐败、“三农”、国有企业困境、金融漏洞、严重 社会不公、资源环境危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危机等严重问题， 在“一党专制＋改革”的既有改革模式之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 妥善的解决。改革的困境在它启动的时候就早已经注定了。统治集团 所试图完成的乃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它要把专制权力的维护、政治 局势的稳定、经济秩序的重构、社会财富的增长、民生福利的改善等 等诸多互相掣肘的内容融合到一场涵义模糊的改革中。在自由与极 权、民主与专制、法治与党治之间，任何共生状态都是脆弱的；在发 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财富与分配的冲突中，任何非民主的解决方 案都必然后患无穷。 如果用最简洁明了的表述来总结本文的观点，似乎可以这么说：改革 是好的，但为改革附加的政治义务（即支撑一党专制的政治义务）是 坏的；发展是好的，但对发展收益的政治性分配（即让官商利益联盟 优先得益的政治性分配）是坏的。 人们通常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改革实践，一 遇到问题，或曰“政府失灵”，或曰“市场化过度”，或指责“新自 由主义”之“自由放任”，或指责“保守派”“反对改革开放”。但 笔者以为，中国改革之所以遭遇重重困境，之所以难以全面成功，另 有其更关键的原因，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失灵”──具体表现为： 为了维护和保障一党专制的政治统治，那些涉及到统治集团之政治威 权和官僚机构之运作方式的改革（如政治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司法改革）、那些触及到官僚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改革 （如对大中型行政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改革）、那些在专制政治条件下 易于被官商联盟操纵牟利的改革（如对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 保、股市的改革），尽管有时改革的初衷和改革的方案并不太坏，但 它不可避免地会被改革的政治条件所扭曲，或者被现实的政治分利集 团所制约和扰乱，最终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 合方式”〔４〕。中国当前的现状为弗里德曼提供了新的证据：一党 专制与市场经济的配合大概就处于那些“有限的配合方式”之外，它 无法形成一个有序的、和谐的、自洽的、良性循环的、有效运转的政 治经济新体系，而极有可能堕入一个权贵垄断的、高度不公的、难于 稳定的、半吊子的、坏的、专制的市场经济之中不能自拔。倘若如 此，那么就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要么中国的改革因“政治失灵” 而止步于一党专制既定的政治安全线之内，要么一党专制制度被不断 地边缘化，最后消失于一种全新的改革观之中。 作者后记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2004～2006年的所谓“第三次改革争论”。在这场 争论中，支持改革与质疑改革双方的观点均毫无新意，仍然在姓社与 姓资、公正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冲突模式中无谓地兜理论圈 子，而最后的结果，也还是“上奏请旨，恭候圣裁”。这是一场耸动 视听但华而不实的争论。 本文首发于《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题目为《中国改革的政 治障碍》。我的原标题是《中国改革的政治失灵》。我比较中意“政 治失灵”一词，笔者取意为：政治已然败坏了改革，而改革最终亦不 能成全政治。具体涵义是：其一，中共的政治目标与政治运作过程制 约和扭曲了改革的进程与方向，使改革渐入穷途末路，其二，因改革 所衍生、所激化的种种矛盾、问题和冲突，反过来又使中共的政治运 作进退失据，加速了政治体系的衰朽（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当前 中国的政治衰变》）。 【注释】 １、参见《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1月 　　出版。 ２、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公开“表态”：“改革不 　　可动摇”。 ３、见秦晖的“纵论‘郎旋风’”（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和 　　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39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年1月出版）。 ４、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第11页，商务印书 　　馆2004年7月出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探讨影响中国河流健康的病理机制 （三则） 作人 吁请关注：南水北调的民间独立调查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总是有风险的。 2006年7月5日12:20am，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民间独立考察队杨勇 队长发来短信：我们已于今日出发，奔赴长江正、南、北三源进行地 毯式考察。关注长江生态，关注中国水资源，我们一直在努力！请支 持我们！杨勇。──一阵阵悲凉袭上心头。 众所周知，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课题，其影响面超过三峡工程，其敏 感度也超过三峡工程。方针既定，却有人要提出质疑，这人不是疯 子，就是勇士──其勇气不亚于长江第一漂勇士尧茂书。 多年来，我们被迫习惯了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凡是国家的事不想， 凡是国家的事不问，凡是国家的事不管，凡是国家的事，明知是错 事，也不能反对。所以国家成为神圣，多少错误因此铸成，多少丑恶 与罪恶假汝名而行。错误和罪恶的制造者往往是少数人、极少数人， 错误的承担者，却是我们全体──有政无府因而无政府无社会的疑似 公民，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多流域、跨流域水资源调配工程及生态修复重建工程。南水北调工程 的建设实施，将在大半个中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益和负面效应，包括 经济、政治、生态、环境、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广泛 的、深刻的、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于拥有1,100多条河流，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川省，杀贫济富的西线工程无忌于 火上浇油釜底抽薪，可能造成危害天府之国的生态灾难，而且不可逆 转万劫不复。因此，无论从全国还是局部地区来看，南水北调工程不 应该仅仅成为一届或几届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工作目标，而应该成为全 社会，全民族、全中国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一件国家大事。 然而，如同所有重大工程项目一样，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只是在政府 职能部门和项目公司内部操作，并没有发动社会参与。并且，在国家 其它职能部门的配合协调下，正在防止社会的关注和参与。这不能不 使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产生深刻的忧虑，同时，对 中国河流的安全和健康感到加倍忧心。 长期以来，我们还见证了另一种思维和行为：即政府有关部门以提高 效率和降低成本为名，解除了社会对公共工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为 了体现“优越性”， ◆党委书记取代人大主任，剥夺了人大的监督权； ◆中宣部压制公共传媒，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 ◆专业技术部门成为行政职能部门，放弃了独立的监督权并对公众社 　会行使霸权威权。 这种决策机制一旦形成，就使公共工程被置于一家之言、独断专行的 危险之中，看似减少了决策成本，实际上却因解除了由一道又一道专 业水准、社会公正和程序正义组成的约束及保障，极大地增加了项目 风险，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是对社会极大地不负责任。在此 决策机制下，公民的赞成，政府并不真正需要；公民的反对，基本上 是无济于事。因此，公民意见在政府的决策行为中长期缺失。喜欢 “做事”的官员们最大的共识是，公民意见讨厌、麻烦，没有它则省 心、安全。这种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给国家行为或政府项目解除了 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使项目在完全缺乏社会监督和可能缺乏技术保障 的条件下冒险运行，并且可能使项目脱离政府控制，成为项目操作人 员变国有为私有的“托管─脱管”项目。一个项目从公到私的转变标 志，就是看它是不是脱离了全社会的监督和控制。一项工程究竟是造 福还是祸害社会，就是看它是讲科学还是只讲“政治”。 7月4日，受杨勇之托，笔者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察新闻通报会 和壮行会发出了100多个E-Mail，邀请了包括中央媒体，地方媒体以 及专家学者、环保ＮＧＯ的众多人士。然而媒体到会寥寥无几，部分 专家也有托辞。如同今年4月成都市民抵制柏条河工程的会议遭到政 府职能部门的集体抵制，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政府一定缺位，从不 面对。多年来，人们习惯对敏感问题保持谨慎和警惕，采取距离，没 有人敢作舌头碰牙齿的有益尝试。 然而，公共话语正是一个有软有硬、有来有往的话语体系。软的是公 众的意见，可以参考；硬的是法律的规定，科学的规律，以及道德伦 理的规范，难以逃避。尤其是公共工程问题，不可能象政治是非那样 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有利有弊。有时常常是此利彼弊或此害彼 利。所以公共工程的意见整合，必须兼听则明，而不应该一意孤行。 比如南水北调工程，研究了20多年，闭门造车却不开门纳谏： ◆只作可行性研究，不作不可行性探讨； ◆只作环评，不作战略环评； ◆只作自然环境影响评估，不作社会影响评估； ◆只评估受益地区（受水区），不评估受损地区（来水区）； ◆更不审时度势，采纳先进的工程理念和技术方法（比如节水工程、 　微水工程、管道运输，比如生态补偿机制，比如全流域管理机制， 　比如水利与水权的挂钩机制，比如水资源普查和小流域环评），而 　是在90年代初期研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作全局性和系统性调 　整。 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言：已经开工的东线、中线工程，将会成为边设 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而正在筹划的西线工程，至少 应该避免“三边”工程的命运，避免成为以“讲政治”为托辞的部门 利益工程的牺牲品。 1997年，时任建设银行攀枝花二滩支行行长的陈连跃，在审计二滩电 站预算时发现不合理工程项目漂木机道。陈根据与吴为、冯春、杨 勇、杨欣等人多次考察结论，认定雅砻江上中游已经不可能再有100 万m3/年的水运木材产量，报经上级单位后停止了该项目的建设实 施，为建设项目节约资金70亿元。98年天然林全面禁伐，更加印证了 这项决定的正确性。 这就是杨勇独立考察的意义所在：不是事先赞成事后反对，也不是事 先反对事后赞成，在公共工程问题上，重要的是科学态度而不是政治 立场。特别在西线工程可能对四川和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 影响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应该作好充分的调查、 理性的观察和客观的论证，赞成者说出赞成的道理，反对者拿出反对 的依据，针对项目公司的研究成果提出针对性的调研课题，在事先假 定而非全盘否定的基础上，带入超越单纯工程技术的观点和理念，为 项目完善及政府评估提供判断的尺度和决策的依据。 毛主席说，上不一定智，下不一定愚。公民独立考察的社会意义，在 于引入社会监督职能，建立一种项目安全机制，这就是对项目具有建 设性和保护性作用的社会听证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有效 地保护项目安全，保护项目公司安全，保护社会权力公正，保护政府 的公信力。在这个意义上，杨勇发起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 察项目，更加值得关注，更加应该支持。 作为一个环境作家，笔者只能坐地打冲锋，给予杨勇最大的道义支持 和社会呼吁，让这支孤军奋战在公众的关注而不是漠视中，行动在政 府的理解和接纳下，凯旋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建设和谐社会期待之 中。（2006-07-07） 又，7月9日下午，杨勇从青藏川三省交界处直门达打来电话，在此处 建立了20年的长江第一漂勇士尧茂书纪念碑已十分破损，亟待修复。 7月12日，长江源独立考察队二车八人开进长江南源当曲，至今没有 消息。 中国河流，站在无路之处 　　眼前群山没能把你围住 　　悬崖干脆断了你的退路， 　　你是一条站立的河 　　站立在无路之处。 以上这首诗，是“疯痴诗人”孙建军送给海洋诗人孙敬轩的礼赞。后 者曾经准确地指出：“那人宣布谁谁谁谁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是 他自己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究竟是站起来了，还是又趴下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 的话题是：近年来，就在中国人民眼前，在无数大坝后面，中国河流 全都站立起来了──站在无数大坝的堆砌之处，立在天然河流的无路 之处，唱出天鹅之歌，跳起镣铐之舞。 昨天（2006-04-22）是第37个地球日，因水而兴的天府之国四川，献 给地球母亲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是谋杀。这一次，不是岷江河谷15 道捆绑出来的15个高峡平湖，不是贡嘎山的命脉仁宗海和高山湖泊群 的“放水调峰”，不是瀑布沟电站的“主民”要掠夺民主和民生，甚 至不是正在被成都市极力抵制的毗河引水工程。这一次，是在成都平 原之上，在总长仅43.86km总落差仅150m的柏条河内，有人要修建总 共15级的低水头小发电量高投资大工程量的“梯式电站”和渠式河 流。 柏条河是成都府河的上游，自蒲柏闸至石堤堰全长不足50公里，为都 江堰内江四大干渠之一。柏条河及徐堰河又是三个主要城市水厂（六 厂、五厂、二厂）的水源之地，因此可称为成都市的颈动脉。四川省 有关部门未经公开论证，未经社会听证，在此河段实施“四段15级” 水电开发，直接违反了《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仅此一条， 该项工程就是一项违法工程。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及四川鸿能水务公 司试图明火执仗地掠夺公众之河流，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是谁的利益 在驱动？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难道因为省管河道就可以谋害成都的 生命之河──仅仅为了部门利益？从紫坪铺到杨柳湖，从毗河到关 口，这次，是柏条河。四川省掌控着成都市的水龙头，究竟想干什 么？ 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专家群体、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的志 愿者团队、成都各高校大学生环保团体，正在密切关注，坚决抵制这 一违法工程。川大专家艾南山、梁川，中科院专家邓伟、程根伟、陈 国阶、陈庆恒，水务局专家陈渭忠、曾家和等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 分子正在紧急结集，研究对策，撰写论文，陈述意见，上书省政府， 希望能够挽救这条无辜的河流。 21世纪，世界已经普遍承认美国科学家戴维斯的理论：河流是有生命 的。河流的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健康 的河流，就不可能有安全的地球。印第安部落酋长西雅图更对河流充 满深情，他说：“大河小溪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那也是我们祖 先的血液；那涓涓的流水声，便是祖先亲切呼唤的声音。” 而现在，却有人对我们祖先粗暴吆喝：“站起来！为我出力！”吆喝 及鞭打声中，在混凝土大坝的逼迫之下，中国出现了万万千千条站立 的河──甚至连柏条河这样的平原小河也不放过！面对一些人自鸣得 意的“水上长城”，不知有没有人想过长城的作用与命运？有没有人 想过长城与北方荒漠化的关系？ 有位水电部专家曾说：“都江古堰从水利学角度来看并不经济”。笔 者回答：当然，也许正因为古人在技术上只能做到“四六分成”，才 使都江古堰能够造福千年。如果流域开发都象黄河干流工程，对水力 资源实行竭泽而渔的全面开发，吃干打尽，也许只能惠及一小批人， 但却损害了公共利益，损害了自然河流的健康和安全，使它甚至不能 保障一代人的生存。 目前，在全世界的反坝声浪中，中国正逆水而行。中国拥有全世界大 型水坝49,697座的52%，达25,800座（其中高于90m的大型水坝超过60 座），各类中小型水坝8.6万座，已建水库8.48万座，水库总库容 4,583亿m3，占全国地表水总量17%。而在1949年以前，中国建成并运 行的水利设施仅23座。这些水电站究竟是建设的成就还是发展的代 价，究竟是经济馅饼，还是生态陷井，确实应该进行认真的探讨，而 不是以政治宣传代替科学研究，敷衍社会，匆忙应对。 千河之省四川在ＧＤＰ主义的鞭策下，正向“水电王国”迈进。四川 今年计划开工五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276万千瓦，总投资逾700亿 元，全是旷古未闻的大手笔。与柏条河低水头梯级电站的荒诞性可以 妣美的是，今年已经进入前期准备的毗河引水工程。该项工程计划投 资108亿元，计划引水9.73亿m3，计划增灌面积314万亩。“计划”看 起来前景“堂皇”，背景却是荒唐──毗河工程实施后，对常年断流 六～八个月的金马河无忌于釜底抽薪；对于枯水期零流量，每年冬季 要投放100万元生物降解剂C-M的府南河（锦江），更是雪上加霜。社 会公众不明白的是，这些出自利益部门的规划和决策，与出自不同部 门的规划比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规划，比如“生态四川”规 划大纲，比如两江污染治理规划，究竟有何关系？这些规划如何衔 接？孰虚孰实？谁真谁假？要知道，国家职能部门中，唯一长期不能 完成任务的，只有环保部门。这个弱势部门的工作指标，25年来没有 “及格”！这在其它经济部门，尤其是“水头木头”部门及“金桥银 路铜管线铁房子”等与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部门中，是不可想象的。 2005年，四川省环保局发布《环境蓝皮书》指出：四川省环境保护的 最大问题是境内河流的生态安全问题。号称千河之省的四川原有 1,340条河流，现有1,100多条河流，其中880条（约80%）受到程度不 同的污染。比如“两江”污染问题：长年监测表明：岷江中游大部分 河段为V类及劣V类水质，个别为VI水质；沱江干流大部分河段为IV～ V类水质。成都市内“二江”锦江和沙河基本为劣V类水质。同时，四 川土壤侵蚀总量高达10亿吨/年，占长江上游侵蚀总量42%，每年向长 江输沙达三亿吨。千河之省四川的水生态环境恶化，包括地下水污 染、缺水的危机（全省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21个城市低 于国际紧张线）。这究竟是ＧＤＰ主义的后果，还是实施水电大开发 战略的原因，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有科学的、客观的认真研究，并将 成果告知公众。 河流被迫站起来了，站成一道道水上长城。在混凝土阴谋之下，河流 在病痛之中跌落，在跌落之中向人类躹躬。被称为中国水电基地的西 南地区，正在无河不坝，无水不电。比如四川，规划梯级开发的河流 已经全面开工，包括岷江（15级），嘉陵江（17级），雅砻江（21 级）。不包括马边河（9级）及芙蓉江（10级），仅三大江干流大坝 将达53座（级）。“千河之省”正在变成“万坝之省”。邻省云南更 不甘落后，已经规划开工金沙江（12级），澜沧江（14级），怒江 （13级）共39级河流台阶。真可谓“高处水坝一时起，低处生态从此 无”（作人）。似乎河流一断，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责令李白改诗 句，黄河之水手中来”（贺敬之）。如今即将死亡的黄河，正在以伤 心之旅和伤残之躯，为诗中的豪情壮志作证。 一个承认人民主权的国家，在不危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地 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最优化。而在中国，手握公共权力的有些人却总 是捷足先登，先富起来，受害者正是人民主权和公共利益。并且，眼 前利益正在吞噬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正在盗窃整体利益，能源对策的 权宜之计，已经侵害了全社会的根本利益。正因为此，关于发展的“ 硬道理”与软实力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笔者认为，中国水电工程的论证和评估，要摆脱单纯工程技术或经济 效益的计较，要提高认识，放宽视野，把历史文化、社会管理、以及 “三个文明”考虑进去。因此，应该考虑创新一种跨行政区划的流域 管理体制，以及跨业务部门的环境决策机制。在体制和机制创立之 前，被暂停的不应该是河流，而应该是切断河流的工程，以免造成无 法修复的破坏。 我们耽心，正如实施文化名城战略，已经使文化名城有名无实；实施 熊猫经济战略，即将使熊猫王国提前消失；实施政治体育战略，彻底 毁了体育精神；如果实施“水电王国”战略，是不是会让千河之省提 前干涸？我们更加耽心，柏条河工程被杯葛之后，会不会有人“抛小 砖而争大玉”，声东击西，舍卒保车，以便无序上马大型水电工程？ 我们希望有人能看着公众的眼睛，如实回答这个问题。 （2006-04-23） 社会质疑：政府的脸皮比纸薄？ 今天（2006-04-27），在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召集下，中科院成 都分院、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市科协、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 者，绿色江河、保护国际、根与芽西南办等ＮＧＯ代表，部分市民代 表，媒体代表50余人在成都市河流会馆聚会，座谈柏条河工程的利弊 问题。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该会议公开邀请的政府职能部门集体缺席，包括 四川省水利厅、省环保局、成都市水务局、市环保局，概无例外地以 暧昧的口气，坚决的态度，推辞会议邀请。这表明，至少在柏条河工 程问题上，有人知丑怕羞，政府拒绝倾听，并且可能一意而孤行。属 于政府编制内的四川省环境保护科研院，为柏条河工程的环境影响评 价（ＥＩＡ）单位，由于其担任是具体的业务工作，为避免“假评估 伪论证”，必须了解专业领域的其它意见，然而他们的缺席说明，他 们不需要学术民主。他们因权而威──因为公权授与而成为“学术权 威”。 政府部门不听社会意见，评估机构不听专业意见，为什么？仅仅因为 它是一条“省管河流”──成都市无权过问？还是因为它是一项长官 工程──谁也无权过问？抑或，工程“太小”（仅仅10亿元rmb） ──不值得讨论？中国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政府还愿意 兼顾公共利益，如果政府还愿意建设和谐社会，最好还是多听听，而 不是脖子一拧：老子不尿你！ 恳谈会上，由城市河流研究会长，川大教授，原兰州大学副校长艾南 山先生介绍情况。艾说，政府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不希望媒体介入， 而我们欢迎媒体报道。此其一。省环科院单方面宣布“有九成调查对 象赞成柏条河工程”，而环评法规定，有10%不赞成者，应该举行社 会听证。此其二。政府有关部门可能因为河流研究会这次的“不配 合”，“不听话”而收回河流会馆，让专家们从此无处聚集。此其 三。看来政府很严肃，有人很生气，形势很严峻。真正的知识分子是 无所畏惧的。 成都市政府首席策划师、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首先表态：都江 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应仅仅是渠首工程，应该把整个渠系考虑进 去，让历史文化有脉可循。著名环境学家范晓的系统阐述，证明了柏 条河工程弊大于利。著名作家冉云飞说，已经被掐住喉咙而不起来反 抗，是没有血性。希望大家起来保卫生命之源柏条河，捍卫自己的生 存权。川大水利专家梁川教授逐条分析了省环科院《信息公告》，仅 从公开信息的层面，指出该项工程的多处重大失误和不可行性。其 一，“规划实施的必要性”。节水改造──工程利用原有河道，即非 河道砌衬，因而并无节水功能。渠系畅通──现有渠道并无阻塞和不 畅通情况。枯期供水──无来水增加，渠化河道不可能增加枯水期供 水量。其二，“地上河问题”。44公里长度150m落差，15级梯级电 站，理论上10m水头/站，沿河形成15个高于10m的大坝及河堤，形成 15个“地上悬河”，给成都平原带来危险。其三，“渗漏问题”。雍 高水位之后如不采用河道全砌衬，则因“沙堤”而渗漏，造成两岸大 片下湿田，冷浸田。梁川教授归纳了张林源教授，成都市科协郑飞副 主席，市水务局高工陈渭忠、曾家和等人的技术观点，令人信服地指 出：柏条河渠道梯级电站工程，在技术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不宜匆忙 上马。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新任所长邓伟重点阐述了平原湿地的生态效应，反 对渠化河道，减少湿地面积。山地所客座研究员、著名探险家杨勇从 七个方面对柏条河工程提出质疑。绿色江河环保组织秘书长李大放提 出建立环境对话机制，确保社会公众对公共工程的参与。国际ＮＧＯ “根与芽”西南区负责人张喆女士，形象地以河流与血管作比喻，不 希望成都平原上出现河流的“血栓”。绿色江河副秘书长、《文化 人》杂志主编谭作人提出动议：把会议纪要和呼吁书整理出来送国务 院温家宝总理。他说：如果政府可以缺位，民间也就可以“越位”上 访，至少应该告知，才能争取处理，争取柏条河工程问题向好的方面 转移。另有数名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市民代表、媒体代表发言。艾南 山、范晓、陈渭忠等专家回答了媒体的提问。 一条河流引发的争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 案”，是社会公平的表现。与会专家和市民代表都希望四川省政府有 关部门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一件正常的争议，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放在 心上而不是说在嘴上。89年之后，政府应该学会与民间对话，把有争 议的问题纳入倾听、讨论、协商、解决的轨道。而不应该学习某些花 岗岩脑袋官员，脸比纸薄，心比铁硬，关闭解决问题的通道，开启压 制民主的恶例，把能够化解的事情搞成宁死不屈的“较劲”。这是个 人威严，不是行政权威，也不是“与时俱进”。 对这类看似“脸比纸薄”的官员，我们家乡还有一说，那就是“脸皮 比城墙倒拐还要厚”。两极相通，厚薄本无意，执政应有情。这一厚 一薄，蕰藏着社会进步的辩证原理。（2006-04-27）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高等教育危在旦夕 乔新生 中国当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人员问题；不是规 模问题，而是民主问题；不是教师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不是局部问 题，而是整体问题；不是程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几 十年，大学教师好容易赢得了做人的尊严，可是没有想到却沦落为高 等教育管理的牺牲品，成为必须按时填写表格的高级打工者。如果不 尽快纠正教育领域的不良之风，那么，中国必将出现更大规模的文化 大革命。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众多，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决策者巧妙地转 化为资金问题。海内外的一些朋友们经常询问我，中国高校是否特别 缺钱？我告诉他们，中国的高等教育资金短缺现象非常严重，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由于缺少经费，中国许多研究项目都难以开展下去。中 国要想培养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必须加大资金投入，让更多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高校定居，让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定期在中国 的高校发表演讲。 必须承认，在加大对某些重点大学投入之后，中国正在接近诺贝尔 奖。假如那些在中国永久定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大宣传力度，假如 那些在中国高校获得高额出场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能够继续制造声 势，那么要不了几年，中国一定会出现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年 日本在争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倾全国之力，不但将那些有潜质的年轻 学者送往国外，接受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教育，而且在斯堪的那维亚半 岛大造声势，让那些日本学者不断地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成员面前 曝光。中国政府正在这样做，而且卓有成效。在中国强大的财政支持 之下，中国的诺贝尔奖已经不远了。 可是，在这种揠苗助长的氛围之下，中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普遍萎缩， 高校扩招之后，教育质量急剧下滑。不少高等院校的教师为了改善自 己的生活环境，自己动手，承接各种业务，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教 育资源配置模式。一些大学在考核教师工作量的时候，不是看教学质 量，而是看争取到的社会科研经费数额。争取到的科研经费越多，在 学校的地位就越高。不仅如此，在一些高校实行特聘制度，只要能为 学校争取若干经费，就可以被评为教授。可怜的是，那些在学校踏踏 实实刻苦钻研学问的学者，皓首穷经，最后只能获得副教授职称。 中国的高等院校正在形成一种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淘汰效应。 不少优秀的青年教师感觉前途无望，于是拼命学好外语，争取出国的 机会。年轻的博士不是潜心研究教学问题，而是跟随指导教师承接各 种各样的项目，赚取外快。整个大学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这种中央财政高投入重点支持少数高校和重点学科的做法，不但违背 了民主国家最基本的资金分配原则，而且造成了科研成果的“大跃 进”现象，那些得到重点支持的学校和学科，为了能够造出成果，不 惜弄虚作假，在海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如果这种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不改变，那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岌 岌可危。那些得到教育经费的高等院校，不是利用教育经费提高办学 质量，而是利用教育经费扩大规模、制造轰动效应。那些没有得到教 育经费或者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高等院校，不得不鼓励教师承接业 务，从而荒废学业，降低教学质量。教育部开展的教育评估，是中国 最大的遮羞工程。在整个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严重混乱的状况下， 教育主管部门试图通过行政命令和教育评估扭转局势。但在传统的思 维定势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进一步沉沦。部分高等院校为了符合教育 部教育评估标准，更大规模的弄虚作假。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地挖掘自 身的潜力，提高教师的质量，而是从海外招聘一些根本不懂得教学规 律的研究人员担任学校的教师。这些人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游山玩 水，成为典型的空中飞人。 如果不改组教育部或者彻底取消教育部和科技部，建立由国务院直接 领导的教育统筹委员会，那么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混乱现象将会长期 持续下去。现在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学位评 审权和资金分配权，在各个高等院校耀武扬威，普通教师敢怒不敢 言，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具体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居高临下，不顾教学科 研规律，随意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凡是不遵守规章制度的教师，都必 须接受惩罚。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衙门作风如果不尽快改变，那么， 中国的高校将会成为革命的发源地。 高等教育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民主问题。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浸淫 之下，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在现实生活中彻底地转化为技术专制主 义。决策者打着技术主义的旗帜，奉行专制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 亡，把中国的高等院校搞得乌烟瘴气。全国高等院校资源整合之后， 不但没有发展民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专制。教育部通过任命高等院 校的负责人，将各个高等院校变成自留地，在自留地上为所欲为。 曾经有一位党内的高级干部告诉我说，过去在大学老干部管人，教师 管学问；现在大学教师出身的领导整人，可是却没人整学问。现在的 大学和建国初期相比，出现了严重的倒退。那些看似知识分子出身的 教育领导，表面上温文尔雅，可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从国外混出个 博士学位之后，在国内坐直升飞机扶摇直上，现在管理那么多的资金 和人员，如果高校不乱那才是天下最大的怪事。中国教育系统的领导 人缺乏老干部那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作风，他们自以为是知识 分子，所以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不仅如此，这些理工科出来的教 育领导干部对政治一窍不通，可是一夜之间却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 务。他们既不知道礼贤下士，民主决策，也不知道资源平衡，循序渐 进。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加大投入，盲目追求轰动效应。这些 人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人格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他们有一种补 偿心理，希望借助于现在所掌握的资源，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 中国教育系统的管理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配置的高校负责人，大多都是 一副无赖之相，他们缺少平等意识，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缺少民主协 商，热衷专家评定，在他们选定的科研项目中，选定所谓的评审专 家，然后由这些所谓的专家出具体现他们旨意的评审意见。在这种小 圈子暗箱操作之下，中国的大量科研经费进入了个人的腰包。某些海 外留学人员正是看到了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和资源配置模 式，他们直接将国外的科研产品包装整理，然后向教育科研主管部门 申请科研经费。当他们的骗钱把戏被戳穿之后，教育科研领域的有关 官员居然在中央电视台大言不惭，说他们实在没有想到居然有人采取 如此简单的骗术。在此类事件中，没有任何官员因此而承担法律上的 责任。 解决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遵循下列步骤：首先，必须尽 快撤销教育部和科技部，组建教育科技统筹委员会，每年向国家申报 教育科技财政预算，并且在国务院领导下，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合理分配教育科技经费。教育部、科技部目前这种拍脑袋设置各 种各样的大型工程，浪费国家宝贵财政经费的做法再也不能持续下去 了。教育部和科技部今后不得掌握任何教育科研经费，不得染指科研 项目，教育科技统筹委员会成立之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由教育领域 选派的代表、相关领域的专家通过公开讨论，向社会公布经费的分配 情况，并且将经费的使用结果公诸于众。 其次，国家审计署应该再次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进行全面审计，并且 将审计的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目前我国审计署开展的教育经 费专项审计活动存在不足，教育经费的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科研 项目的评审支离破碎，许多资金都通过各种各样具体的项目的流失出 去。如果不对具体项目进行专项审计，那么，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等 院校还会采取化整为零的措施，逃避国家法律制裁。 第三，必须在各高等教育机构倡导民主决策之风，在有条件的高等院 校实行真正的教授治校，让那些空降的学校负责人随时随地接受教师 的监督，踏踏实实地为教师服务。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官僚化作风十 分严重，各职能机构的办事人员只对领导负责，看领导的脸色行事， 缺乏最起码的服务意识，对普通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服务要求冷面相 对，整个大学成为等级森严的封建堡垒。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实行自 下而上的民主选举，那么，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将不是现代公民， 而是封建社会的臣民。 中国的高等院校正在成为沙滩上的城堡。在富丽堂皇的外表之下，掩 盖的却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严重危机。如果不尽快进行教育体制改 革，让少数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在沙滩上率性而为，那么，当现代 化的大潮涌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全军覆没。 简而言之，中国当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人员问 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民主问题；不是教师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不是局部问题，而是整体问题；不是程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中国 高等教育几十年，大学教师好容易赢得了做人的尊严，可是没有想到 却沦落为高等教育管理的牺牲品，成为必须按时填写表格的高级打工 者。如果不尽快纠正教育领域的不良之风，那么，中国必将出现更大 规模的文化大革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请求帮助刚刚出狱的病重的刘凤钢弟兄 徐永海 今天上午我和我妻子一起去看望出狱没有几天的刘凤钢。他没有在屋 里，到公共厕所“解手”去了。不多一会儿，他回来了。他走的很 慢，一边走，一边喘，回到屋里，马上吸氧。没有想到，他的疾病是 如此之重。入狱前，他也有病，也曾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住过院，但以后恢复得还可以，能够正常生活。如果当时没有较 好的身体，他不可能两次从北京去浙江。 2003年7月和10月，刘凤钢受美国傅希秋弟兄的委托，两次去浙江， 看望那里的主内弟兄姐妹，因为那里的家庭教会教堂被拆毁。2003年 10月，他第二次去浙江时被抓。因为此事，11月我和张胜其也被抓。 后来，我们被判有期徒刑，他三年、我二年、张胜其一年 没有想到，坐牢三年，刘凤钢会病成这样。一定是在狱中，他“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再次复发了，或者多次复发了。这是一种较 严重的疾病，别说监狱的医务室治不了，就是一般的医院也治不了， 必须到大一些的医院。在监狱里，他很难得到及时、正规的治疗。他 对我说，他曾一次走在二楼的楼梯上时，出现了很严重的心前区疼 痛，疼得大声喊叫，后来被送到医务室。也许，当时就是一次心肌梗 塞的发作。 在监狱里，刘凤钢由于患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几乎每天晚上都 出现胸闷、闭气，不得不吸氧。也曾有一段时间，因为病情很重，他 不得不卧床。而这些，我都不知道。在监狱里，我所在的监区是一 层，而他是三层。我也曾在路上看过他几次。自然，那都是他身体较 好的时候，都是能步行到监狱工厂干活，或者能步行到监狱医务室看 病。他卧床不能外出时，我自然见不到他。几次见到他，我都问他的 病情，但我没有想到他的病情会是这样的重。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监 狱，但是我们被严密地隔离着，彼此很难知道对方的事情。 如果刘凤钢的妻子能时常地到监狱去看望他，我们就能早一些知道他 的病情是如此之重。如果我们再能多多地为他呼吁，多多地关心他， 也许他就能够得到及时的而且好一些的治疗。他的身体也许就不会这 样。可是由于经济困难，到浙江去探监，路上要花不少的钱，三年中 他的妻子只去探视了二次。 不仅刘凤钢的妻子不能时常地去浙江探视他，我的妻子也不能时常去 那里探视我。二年中她只去探视过我一次。因为探视我，我的妻子并 且还被逼着辞职失去了工作。她曾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后来打工卖过 一段时间的衣服，更后来，她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了一个半日的护 士工作，工资很少。我知道外边妻子的艰难，因此，尽管十分想念， 我还是多次写信不让她来探视我，怕她为没有钱来探视而着急。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对：如果我的妻子能时常来探视我，自然刘凤钢的 妻子也会同时和她结伴来探视刘凤钢，自然也就能及时地知道他的病 情，也就能使他得到及时的、好一些的治疗。这样，也许他就不会变 成当前的这个样子了。可是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妻子，她们真是困难， 真是没有钱来探视我们啊。我们坐牢了，已经使她们遭受了很大的痛 苦，已经使她们生活在十分的困难之中、贫穷之中。对她们，我们只 有亏欠。 我出狱了，我也曾几次想到浙江去申诉。我也曾和刘凤钢的妻子毕玉 霞说过，“我去申诉，你同时也与我结伴去探视刘凤钢。”可是我出 狱后，失去了原来的医生工作，一家人只能靠我妻子少许的工资生 活，经济上不允许我去。我也曾对美国的傅希秋弟兄说过，但是他们 也有困难。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也没有能到浙江去，也没有能帮助 毕玉霞去探视监狱中的他。现在我感到深深地亏欠刘凤钢弟兄。 现在，我请求主内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伸出他们的双手帮一帮刘凤 钢弟兄，使他能够得到应有的治疗。我也请求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您有能力邀请人出国，能否帮助刘凤钢弟兄出国治疗，也许国外 的治疗条件更好一些。 （2007年2月11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于新浪博客删贴的联合声明 贺卫方 我们是新浪的博客注册用户，长期以来，我们感谢新浪免费提供言论 空间。但是我们并不欠新浪什么，在新浪注册使用博客，符合新浪的 商业目的，因此，在新浪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尊重的平等义务。 不幸的是，新浪生意做得很大，但商业精神有亏，在提供博客空间的 同时，也在严重侵犯我们的言论自由。 自注册使用以来，我们的博客上有大量帖子被新浪网管肆意删除，本 着理解的心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新浪的侵权行径。但是，现 在我们不能继续忍受，因为新浪的删贴行径已经越来越不可理喻，近 来连涉及章诒和、崔英杰这些名字的帖子也都被蛮横删除，有些博友 辛辛苦苦写了很久的跟帖评论，转眼就被删除，连留底的时间都不 给。 新浪在删除博客贴文之前，没有任何预警性提示，最多是删除之后居 高临下地给一个系统消息，其格式通常为： 　　“抱歉，您发表的文章ＸＸＸ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 　　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如有疑问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收到邮 　　件24小时内给您回复。200x-x-x x:x:x” 接到这种通知，任何一个博友都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自己 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因为你新浪删贴，应该是你来告诉我删贴的 理由，而不是什么我有什么疑问！你们这“深表”，真有半点“歉 意”的成分吗？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一次又一次作出侵犯我们言论 　自由的事来？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删贴就是你们的权利？？ 　甚至权力？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删帖之前可以不协商？？ 　至少是通知？ ◆新浪，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们居然认为肆意删贴符合你们的 　商业利益？ ◆新浪，请告诉我们，你们的所作所为，依据了哪一条法律、哪一项 　协议，或者是哪个部门的割舌命令？ ◆新浪，请告诉我们，你们仗恃着什么才会如此蛮横？请公开你们删 　贴的理由！ 签名人（以姓氏声母排序）：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浦志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萧　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许志永（公盟咨询公司研究员） （2007年2月9日） 〔推荐者：（纽约）胡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们怎么办 我的几点意见 徐文立 中国处在一个巨变的前夕。 为了这场巨变，中国的志士仁人摸索了100多年，在顺境和逆境中也 积聚了100多年的势能。 中国共产党的当今领导之所以发出了：决不走西方式的“多党制”、 “三权分立”的政治道路的誓言，正说明了中国要走上一个现代化的 舞台舍此路而无它途，这几乎已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选择，中国共产 党现今领导人只是为了抗拒这种潮流，或为了取得最高权力而向他们 党内的反动势力所作的宣誓罢了。 人势挡不住形势。 中国的巨变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真诚和热血的社会变革者，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被自 “5．4”以后的左倾思潮带上了一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道 路。 前苏联的7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前30年的现实告诉人们，共产主 义理想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一些政治野心家却利用这个“乌托邦”创建了现代的“政教合一”的 共产专制政权。 在中国，这种共产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中国，近20多年的尽管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却和这种共产 专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之中所派生出来 的两个怪胎，即“普遍的腐败”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必将 加速中国社会巨变的到来。 凡是意识到这种社会巨变到来的人们，无不认为在政治上实现这种巨 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 因为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之中，和一个正常社会一样，各 个人的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必定是不一致的。物以类聚，人以 群分。当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之后，人们必定要寻求不同的政治力量 来代表他们不同的政治利益。这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必然 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始动力。 想不承认这一点，阻挠这种发展趋势都是徒劳的。 所以说，1998年中国民主党人组建反对党的努力，和所有在此前、此 后进行组织反对党努力的人们，尽管他们的历史功绩都是不可磨灭 的，但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上看，那他们也只是顺应了中 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已。 之所以中国共产党妄图坚持“一党专制”，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中国民 主党人和一切为组党而奋斗的人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却不能奏效；之 所以在当今中国，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组织反对党的人士，非但没有 因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而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地散落在中国大地的 各个角落；甚至一些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人，都自称是中国民主党 人；以至最近中国共产党政权惊恐地、超乎寻常地判处了沈阳的两个 中国民主党人15年和12年的重刑。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这样三点： １、在中国建立真诚的政治反对党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２、在当今中国大陆，要想彻底消灭政治反对党已经几乎是不可能 　　的。 ３、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完全没有放弃“消灭政 　　治反对党”这一既定方针。 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最终认可一个或几个政治 反对党的存在；或者中国共产党自甘堕落，抗拒历史的潮流，选择自 我毁灭的道路，那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有促动 权而没有决定权，所以，这里暂不论。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态势下，我们应该怎么 办？ 我个人初步认为： １、要坚定“建立政治反对党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这种基 　　本的信念。 　　在中国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固然“存在是第一位”的，固然 　　“时机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政治行动永远不存在“最 　　好的时机”，也永远不存在“最不好的时机”。“组党”这一步 　　既然已经走出来了，尽管全体中国民主党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时至今日，“组党的时机”问题已经退位为次要的问题 　　了。“时机的功过是非”今后可由历史学家和历史老人去定论， 　　在此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和对现 　　实问题的漠视。 　　生出的婴儿，任谁也推不回去的。 ２、鉴于现在中国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依然残酷镇 　　压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组党人士的现实，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没有 　　必要在中国大陆再进行一次什么新的组党热潮。凡是认同中国民 　　主党（无论是浙江筹委会、还是京津党部、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 　　部所宣告的大同小异的党纲、党章）的人们，都可以继续以中国 　　民主党的名义在国内活动。只是，暂时不必在中国国内正式建立 　　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以一种似乎没有组织的组织，在一些大家 　　公认的领军人物无形地协调下共同工作，让它无处不在，有行而 　　又无形，让他们抓不着、摸不透，可能是比较好的策略。 ３、中国民主党主要是为未来社会服务的新型的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形 　　式，所以从它的建党初期就应该实行开放式的组织形式，不要把 　　门禁搞得那么森严，这样也就可以避开在目前情况下无法进行纪 　　律制裁的弊端。 ４、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民主党不需要任何必要的组织形式。所以 　　我主张，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首先在海外召开一次海 　　外工作会议，成立必要的领导机构，主要用于加大对国内中国民 　　主党事业的帮助和支持。鉴于我本人目前尚未解决在海外的生存 　　问题、尚未筹措到任何政治资金、尚未物色组建好必要的工作班 　　子，所以我目前不具备担当此重任的条件。但是以上三个条件一 　　旦具备，我责无旁贷。 ５、鉴于当代中国的民主事业，从“民主墙”时期开始，就带有强烈 　　的个人政治行为的特色。如果不顾这样的历史事实，硬性地把这 　　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捏合在一起，非但削弱了他们各自发 　　挥个人的有特色的政治行动之外，反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争位 　　子、抢旗子、论功过、查是非的内斗之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求 　　之不得的。 ６、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大陆内不论是从事民主运动的，还是从事中 　　国民主党事业的已经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更为成熟的领军 　　队伍。他们之间是相互尊重的、是团结的、是默契的。那么，就 　　没有必要把这种默契公开化。 　　用行动培育队伍，比先有组织后有行动更扎实。 ７、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毕竟远离了中国大陆那个特定的情境。流 　　亡在海外的，即便是公认的政治领导人物，或今后形成的领导机 　　构，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和中国民主党的党务也只有帮 　　助、支持的责任，提出建议的义务。 　　一切决策只能在国内，而不可能在海外。 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召开了海外工作会议之 　　后，一旦成立了必要的党的领导机构，可以做到党从海外对国内 　　进行物质支援时，应该是有形的组织对无形的组织，而不容许个 　　人对个人。当然，这不是指“一对一”的私人性质的经济帮助。 ９、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一样，应该接受我们当年较 　　为脱离广大民众、特别是脱离民众实际利益的经验教训，应该把 　　代表农工利益和中产阶级利益作为我们党的代表方向去努力。 10、中国民主党人诞生于苦难，今天依然战斗在苦难之中，高尚的品 　　格、高尚的党格，几乎成为了我们唯一的资源，也成为了我们衡 　　量是真的民主党人、还是假的民主党人的试金石。“为民众服 　　务，公心至上”是我们党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 　　键。 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去追随私欲横流的政治组织的。在当今中国，只有 情操高尚，严于律己，公心至上的党才是有希望的。 以上意见，仅供朋友们参考。 （2004年中秋于美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常识：民主是什么 国内朋友 民主是什么呢？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民主就是代表 大多数人的意愿，比如有五个人去旅游，其中四个人想游泳，一个人 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一定是去游泳，如果最后的决策是去打球， 那就变成专制了。 可别忙，当我们把上面的例子稍微改变一下，你就会惊愕地发现，这 个“民主”竟然是只披着羊皮的大尾巴狼：比如五个人中有四人认为 一人该死，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合法”地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 你也许会说，这没什么错啊，如果大家都认为一个人该死，那他怎么 可能没罪呢？不幸的是，的确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民主的内涵远非 “大多数”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把那些陈旧的 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仔细读一读。 公元前六世纪，在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雅典，一个名叫克利 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贝 壳放逐法”。所谓“贝壳放逐法”，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 主、实施专制的独裁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 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如果这个人得票超过 6,000，那么对不起，管你有没有错，立即离开雅典，去外面呆上十 年再回来吧。 这种惩罚制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流放，当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 者是公民大会的集体投票，后者是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不过，在“ 贝壳放逐法”这座祭坛上，固然有独裁者的鲜血，也飘荡着无辜者的 冤魂。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多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贝壳 放逐法”而被流放，客死他乡，比如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 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就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企 图独裁”的罪名提交公民大会审判。 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民众的选择虽然有时不一定正确，但那毕竟 是自己的选择嘛，即使付出代价，也只能由民众自己承受。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犯了个逻辑错误，因为付出 代价的主体并不是占多数的民众，而是那个处于少数的可怜的倒霉 蛋。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迫接受惩罚，那这种“民主”又 怎么能够让人放心呢？你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这个“贝壳放逐法”尽 管打着“大多数”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做真正 的民主，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多数人暴政”。 其实这个“多数人暴政”的滋味我们也曾经领教过：40多年前的那场 人间浩劫，就是利用“大多数”对“极少数”实施暴政的结果。当千 百万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们冲进学校、工厂、机关、政 府，大打出手，打砸抢烧时，当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不堪忍受凌辱摧 残悲愤自尽时，又有多少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看客在品味着这种可 怕的“民主”！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类似当 年革命小将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一个不保护“极少数”权利的“ 多数人暴政”，又与“专制”有何区别？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下最开始的那个例子：有五个人去旅游，其 中四个人想游泳，一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 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No”的权利，而且 那四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No”。 可是，你先不要着急，民主并不是仅仅说个“No”字就算OK了，它还 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呢。你想想看，虽说那四个去游泳的人不反对别人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一个人怎么打球呢，总要有个对手陪他一 起打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四个人是要去游泳的，不强迫你 去已经很不错了，怎么着？还想让我们大家陪你打球？你小子皮痒 吧？ 你会不会觉得那四个人的想法挺合理的？是啊，凭什么要大家都陪那 小子去打球？不是民主吗？怎么又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且慢，你要 晓得，仅仅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不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那么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给你讲个真 实的故事，唉，看来想去游泳还真挺不容易啊。 时间在60年代，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州，事件的起因，是有个叫杰姆 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密西西比大学申请入学。你要知道，当 时的密西西比州是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在那里，尽管黑人 理论上有上大学的权利，可是在现实却根本办不到，因为那个州的州 长本人就是个种族主义者，该州的民意舆论也支持州长的种族言论， 结果不难想象，那个可怜的杰姆斯被大学校委会莫名其妙地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黑人。 这下杰姆斯可不干了，他马上找到全美有色人种协会，由他们出钱聘 请了律师，控诉密西西比大学违反宪法，践踏人权，并且把这场官司 打到了上诉巡回法庭。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杰姆斯终于胜诉了，法 庭给密西西比大学下达强制令，强迫学校接收杰姆斯入学。 那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潮，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 黑人民权组织，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非暴力抗议聚会，给整个美国社 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个非常有魄力 和远见的人。他很同情黑人的民权运动，而且也很关注杰姆斯的案 件。但同时，他也明白在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黑人学生想要 入学恐怕是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所以，当他听到法庭判杰姆斯 胜诉时，马上派出联邦官员，带着执法队去保护杰姆斯入学。 可是，法庭的这个强制令，立刻激怒了密西西比州长。在杰姆斯入学 的那天，他授意副州长站在学校大门口进行阻拦，并且很嚣张地宣 布，联邦政府的人要是敢来支持杰姆斯与州政府对抗，来一个抓一 个！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美国政府的组织机构与我们国家 不同，国家的权力是很分散的。每个州都象个独立王国，谁也不买中 央政府的帐。各州的州长也不是由总统来任命，而是在各州竞选上 的，只对本州人负责。所以，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我想怎么 过就怎么过，联邦政府你管不着。可我要出了事，你得给我顶着。 因此，当肯尼迪一听到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强硬态度时，立刻头皮发 麻。他很清楚，这下肯定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杰姆斯入学那 天，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民众与联邦执法队与校警发生严重的冲突。他 们四处寻找杰姆斯，一边找还一边发泄（这场景是不是有点面 熟？）。暴力事件越演越烈，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和死亡，直到第二天 的早上才逐渐平息。 最后，这场可怕的流血，使州长开始思索他身上所负的历史责任，于 是他退让了。那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杰姆斯，终于在联邦执法队的保 护下，结束了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上大学的历史。 呼，例子终于讲完了。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想要让少数 人真正地享受他们与大多数一样的权利，有时候，是要付出惨重的代 价的。 呃，这么说来，我们好象又要修改那个例子了：有五个人去旅游，其 中四个人想游泳，一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四个人去游 泳，一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小混蛋去打球，至于雇佣 的钱嘛，由五个人一起分摊。 但是且慢──为什么为了尊重少数人就要牺牲我们四个人的利益？难 道那小子一个人比我们四个还重要？如果我不想出钱，那是不是你也 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可你不要忘记，这次你也许占在“多数”一 边，说声拜拜就跑去游泳了。可是啊，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你要去打球 了，即你也有可能会变成少数者。所以，为了下次你也能找到人陪你 一起打球，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民主，你一定要付出这个代 价。尽管这意味着你也许要付出象密西西比州那样惨重的代价。 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到，所谓民主，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 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另外也不要忘了，这 个民主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你想得到他，是要花钱的。 〔推荐者：（罗德岛）徐文立〕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的命是不是 “就是不停办组织的人”？ 常坤 自2006年10月18日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被取缔以来，也百 余日了，往日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只因顾全大局，把很多东西要么烂 熟于心，要么细心记录于可用之处，以被不时之需。大部分时间也就 一门心子继续干我们的艾滋病工作，虽然不象从前做的那么具体那么 有成就感，但看到因自己的一些努力促进了其他的艾滋病工作，也倒 还欣喜有余。 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成立于2005年3月16日，2006年10月 18日被取缔，唯一的一个让我安慰的就是，新疆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 执法局给发了一个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组织管理执法局依法 取缔非法组织通知书》新民执责取字〔2006〕04号。这是中国大陆第 一个被政府正式发文取缔的民间艾滋病非政府组织。 随遭取缔，但是艾滋病工作是我终生努力的事业，也是我的乐趣所 在。固然工作动力不健，我依然不懈耕耘。我与友人一起于2006年12 月在北京工商注册了一个ＮＧＯ──北京益仁平中心──，依然开展 艾滋病和乙肝宣传和反歧视工作。目前也已初具雏形。 有个朋友近闻我又在努力的发展新的ＮＧＯ，而且还依然是在做艾滋 病工作，发来邮件说：“看样子你的命就是不停办组织的人啊！”这 让我好生一顿感慨，又适逢春节临近，而我独守京城一隅，不胜感慨 起我往日组织岁月来的，呵呵。 一、没成气候的！ 初中高中的日子就不细说了，那个时候年幼，但又爱动，联络了一些 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搞过一些“政治兴趣小组”、“泉河读书会”、 “笔友会”等，还办了一些手抄报、黑板报，除了办手抄报被校领导 叫去谈话要求停办之外，其他的还没碰上什么障碍，只是随着自己一 次次的被迫转学而寿终正寝。也罢，等老了再细细琢磨。 二、博闻公益服务社──被新疆师范大学无理注销的 2004年初，我在新疆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博闻社”， 后来更名为“博闻公益服务社”。这个社团从成立申请递交到批准只 用了二天半的时间。成立之初就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关键是他们 都认识我，让我帮他们也做了不少事。一周后，学校给我们社团特批 了位于男生宿舍楼的地下室一间作为办公室。风风火火的九个月后， “博闻公益服务社”被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强制要求注销。开始的 时候不给任何说明，在此前一段时间，就多有流言蜚语关于社团被注 销的事情，甚至一些学校领导专门向我身边的同学询问是否真实。我 当然不能轻易说被注销就被注销了啊。我们申请成立的时候可是有申 请成立申请书的啊。后来，学校被迫以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分团委 的名义开了一个《注销决定书》，竟然是说我们工作不突出、没有活 动、不能及时地写活动总结报告呢？非常可笑的一个借口。 我们的很多社团成员是在他们上大学之前就知道我们的。他们通过网 络搜索发现了我们“博闻公益服务社”，一进学校就找我们加入。现 在搜索，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我们的工作成绩的。可学校竟然是这么一 个破借口。实际是什么呢？鬼知道。 这是曾经的一个介绍：新疆师范大学博闻公益服务社是2004年3月26 日成立的学生公益社团。以关注新疆环境、关注新疆慈善、关注新疆 义工的切实发展为己任，倡导研究性学习理念，下设内务部、宣传 部、外联部、培训部、环境部、慈善部、义工部，各部门分工明确， 还经常做一些社团自身能力建设的培训。任何社员可就自己所关心的 公益问题申请成立活动组，实行项目责任负责制。项目要以学生为主 体，服务于社团，项目结束后须向社理事会递交完整的项目报告和财 务报表。我们的活动不在乎声势、规模的浩大，只追求一个字── “实”！一直以来坚持“小而精”的发展模式，能够真正地锻炼社 员，能够真正地为新疆的公益事业做贡献！我们的想法是，让每一位 参与本社公益活动的社员都可以收益。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个人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最优结合。合理的结构搭建了社团的骨架，共同的信 仰铸造了社团的灵魂，家庭式的互爱凝聚了社团的精神！ 对于这个社团，我也认识到了它的弊端，已经不适应我们志愿者团队 的活动能力了。我们也就没有申述。不久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 组织就诞生了！ 三、新疆造血干细胞大学生志愿捐献者联盟──夭折的 在我开展“博闻公益服务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在一直的关注新疆 造血肝细胞资料库的建设情况，在其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 开展相关的宣传活动了。2004年8月28日，新疆第一批造血干细胞捐 献血样采集活动的志愿者也是我召集和组织的，我也非常有幸在这一 天成为新疆第一个造血肝细胞志愿捐献者。 2004年10月20日，新疆新闻在线这样报道我们：“来自新疆师范大 学、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四家高校学 联、学生社团负责人准备发起成立新疆造血干细胞大学生志愿捐献者 联盟。新疆师范大学博闻公益服务社负责人、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学生常坤不仅是这一联盟的策划者、发起人，同时也是新疆开展造血 干细胞血样捐献第一人，他告诉记者：‘我们要把这个知识的普及放 到更多的高校去做，但是我们不是盲目的去追求大学生的捐献率，而 是在大学生中间普及造血干细胞的知识，目前，通过资料来看，需要 帮助的人太多，而这方面的意识没有起来。’” 我甚至在2005年春节前夕跑到上海等地去和当地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交流，只是后来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写了这 么一个认识：《捐献骨髓救治白血病患者的几个问题》（www.xue lianhua.org），不过里面有个笔误，应该是“我在2004年6月份的时 候就思考这个议题”，而不是2005年。 看看不是和价值观有矛盾的，它也就夭折了。 四、新疆艾滋病网──莫名其妙被关闭的 新疆艾滋病网也是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的网站www.xjaids .org在2006年初就被关闭了，不明不白地。这个网站是一个朋友给免 费建设的，他并且免费提供服务器空间。我的这个朋友受了威胁。他 的公司遭受到了重大损失。据说我们网站所在服务器被查封。考虑到 我朋友的生意问题，甚至他都向我诉苦说“你可不能砸了老哥的饭碗 啊！”关于这个问题，就不明不白了。 当时事情也多，又接到一些“教育”我的话说：你一个大学生，又是 学法学的，不好好学法律，以后当律师，做法官，多好前途，干嘛要 在艾滋病上面卖力气，又捞不到好处。我看你真是吃饱了撑的，倒贴 时间又赔钱的。反正就是这些话说了一大串一大串的。想想也就算 了。安心做事吧。希望朋友能过得好。我做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他 仅仅是看到我这个热心于艾滋病公益的人，想帮助我而已，而我却给 他还带来了麻烦，到现在我还过意不去。他为此损失了近五万元。他 的一个员工被客户打了。惭愧！ 五、祈愿！ 我仅仅是一个为艾滋病防治而努力的人。我立志为艾滋病防治努力一 生。我没什么本事，也用不着特殊照顾我。 我仅仅在通过我认为的渠道去挽救人们的生命，去阻碍艾滋病病毒的 肆虐，去促使人们能够健康的生存。请让我努力吧！ 我们新的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采取理事会治理，已经工商注册了。 我希望它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我当然一如既往地为艾滋病防治努力。但是我在成长，在吸收教训和 经验。我们祈愿美好的未来和健康的人类社会！ （2007年2月10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善待大写的人刘新娟 崔又生,穆家峪 今天打开电子邮箱，惊闻“上海公民刘新娟又一次被非法投入精神病 院关押，2月1日跳楼逃出，负伤后，流浪在外，不知去向”的消息， 感概万千。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崇尚“真”“善”“美” 为荣。 至于刘新娟以什么方式上访？为什么要上访？上访的内容是什么？应 该最终怎样解决其上访诉求？在此暂时不探讨，可是，刘新娟是一个 人，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我们不得不关心。 我们呼吁：无论你我他，只要是人，就要善待刘新娟，要善待大写的 人刘新娟。 我们呼吁：中国国家有关强力部门，无条件地遵守宪法，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办事，犯了哪条，就按哪条办，决不能滥用精神病的名义，行 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之实。 我们呼吁：中国国家有关卫生部门及其所属精神病医院，要明白医院 是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场所，而不是其它什么场所，决不能 为非法拘禁有意无意提供法外空间，医疗卫生职业道德告诉每一个精 神卫生医护人员，要学好科学知识，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严肃地 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经得起中外同行检验的精神卫生医学结论和措 施，那样才是合格的精神卫生医护人员，那样才对得起“白衣天使” 的神圣称号，否则，就会沦为恶徒的帮凶。 我们呼吁：同胞们，有谁见到刘新娟，要善待她，千万不要将其看成 “疯子”来凌辱（我们应该尊重任何人的人权），要多理解她，多帮 助他，这才是做人的基本素养。 我们呼吁：海、内外维权志愿者们，想到人权斗士高智晟当初有三大 要求和愿望，其中之一就是：坚决要求上海当局立即释放刘新娟。高 先生虽然暂时被封口了，但是，我们敬重高先生。我们对高先生最好 的敬重，就是发扬高先生的精神，继续关心高先生曾经关心过的，还 需继续关心的刘新娟，要保证刘新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过上正常人 生活的人。 中国大陆确实存在有滥用精神病设施的案例（见《武中立与崔又生实 话实说》、《熊亮事件》等），在追求人权、民主、，自由的今天， 我们要讲究科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滥用精神病设施的暴 行，吹响反对中共滥用精神病设施的号角。 （mujiayu1234567890@yahoo.com.c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鸦片换绷带的八路綦英 乡村三忆（3之2） 綦彦臣 “勺子大爷”必将成为我们村子传奇的一部分，有人说：他要是当年 “不出了事”肯定当个省长、部长的。后来，我也“出了事”，村里 的人们也这么比喻。 “勺子大爷”的名字是一种爱称、昵称，因为有他的存在，闹日本子 的年代，无论日本人还是皇协军没一个人敢对我们村采取过份的行 为。这是真事儿，所以193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我父亲）对他一 直感恩戴德。 其实，他不叫“勺子”，乳名叫“韶”，比喻身有光芒之意。然而， 村里人们念白音，他也就接受了。他的大名叫綦挺彬，八路军的队伍 上叫他綦英。 他为人沉稳。我们小时候从未见过他急匆匆地走路，不过，他有一个 边走边细嚼东西的习惯。对襟布扣的老式上衣口袋里短不了有一小把 花生什么的，据他说，这“容易想事儿”。 我和他的一个孙子（乳名“墩住”）是要好的玩伴，感情深厚。直到 前两天，墩住的儿子从乡下去青岛的姥姥家过春节，买了火车票，还 在我家歇脚。墩住现在落户东北，看了他已经20岁的儿子，我长叹一 声：“我怎么也想不到大侄子有了东北口音的儿子！” 话休繁琐。还是说綦英本人身分，说他为什么“出了事儿”。 由于他在吕正操所辖的部队中屡立锄奸奇功──胆大心细，组织上决 定派他到天津去套购一批绷带。带了一些银元之类的，主要的还是鸦 片膏。什么叫鸦片膏，我这一代人没见过，据“勺子大爷”讲：“比 腥油（即炼好的猪油）硬点，比胰子（即肥皂）软点，烟袋油子那个 色儿。” 他与另外一人到了天津，没住好旅店，住在了能过夜的浴池。这样能 为组织上省钱，但却违反了组织规定──组织上告诉他，“干这黑活 儿，在天津卫要晃得象个人儿似的。”公平而言，他为组织省钱也是 为自己方便，省下的钱可推个版九、喝二两。当时可过夜的浴池里提 供玩钱机会，也算小小消遣而已。天津人眼贼，盯他取钱上牌桌的当 儿，看出他带了鸦片。第二天，报了警察局。警察局的人贪钱，扣了 他的银元和鸦片，还勒索了他家一笔赎金，就给放了。（同行者见事 不妙，先溜了号。） 组织上当然要处分他这次失误，把他开革回家。以后，他就在村里以 教学为生。“文革”时，被揪斗，扣的帽子是“叛徒”。其实呢，他 根本没什么叛变行为。在警察局里编了个假名，也多亏家里是富户， 卖了两车粮食，交了赎金。他不敢叛变的原因是他自己真人名声太大 了，当时交河县的皇协军贴出告示：抓住綦英，人有多少分量（体 重），给多少金子，死的也行。 他在天津“出了事儿”是1945年春天的事情。当那个警察局长后来听 了“倒鸦片”的人是綦英时，后悔得自己抽了自己两嘴巴子：“真他 妈没财运！要他鸦片干什么？拿住綦英领赏有多好！”也多亏这位警 察局长后来让八路军给抓住了，才证明綦英没叛变。也多亏这位警察 局长没领到“抓了真綦英”的奖金，否则，共产党会崩了他的。 人生近乎残酷，当綦英以“叛徒”之身接受人民惩罚之时（比方一干 人等被迫掘土垫道），那位昔日的警察局长正以“历史反革命”的身 分跪在天津三条石大街的三角铁上。 跪三角铁，是“文革”中“人民发明的刑具”。好在，綦英没跪三角 铁，并且他也宽容了在“文革”中骂他、踹他的族人。 在我们村里子，有一句当年的歇后语“共产党糊弄八路军──没意 思”，现在已经消失了。而“勺子大爷”被八路军（组织上）派到天 津去用鸦片换绷带，也是一个快消失的历史故事。八路军还算讲良 心，到“文革”结束后给他发了一个小红本儿。凭着这个小红本，老 人家能按月领到补助金。 他是位英雄，一位至少让全村人感恩戴德的英雄，正如村里人们所 说：“好狗看四邻，好汉护三秋”。但是，八路军的鸦片也许是他一 生摆脱不了的恶梦。1980年代某年的夏初，这个老人静静地离开了人 世。他死得也非常传奇：把借用别人家的东西都还完，而后洗了一凉 水澡，穿上他平生最喜欢的老式对襟布扣袄，躺在铺好的新褥上，死 了。 一个人要是能知道几时正常死掉，也算一什奇事了。他死了，摆脱了 鸦片的恶梦。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美国美国、爰我所得 逾越心中的神坛之美国（之1） 吴一然 长时间以来，世人对美国、古巴之间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早已习以为 常了。40年前，古巴甚至险些成为毁灭美国的核弹基地。残酷的现实 已经使美国人完全丧失了对“普拉特修正案”的记忆，淡忘了古巴正 是从美国赢得的美西战争的胜利中走向独立的史实。 上世纪初，美国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为古巴定做了一部美国式的宪法， 然而唯利主义的美国商人却巧妙地把它变成了废纸。精明的商人发 现，通过腐败手段控制古巴官员可以轻易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同 时，商人们也很用心漂白肮脏利润以便维持体面。他们授意所控制的 学术机构和学者炮制各种千奇百怪的新概念作利润包装，还通过所控 制的媒体成功左右了美国社会舆论──商业现实利益才是国家长久利 益的主要基础。然而，因腐败导致贫穷、进而因贫穷引发革命的古 巴，不仅完全粉碎了美国商人在古巴的家族利益，还显著增加了全体 美国人半世纪以来所承受的税金负担。 遗憾的是，美国利益在古巴遭遇的灭顶之灾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 近日到访北京的庞大商业使团所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看， 美国对北京政策和中共的所谓改革一样，都是追逐眼前商业利益，回 避长远政治基础。继百年前的古巴之后，美国商人利益的代理们再次 发现，通过利用专制制度获利，比扶植中国的工会组织来抑制恶性贸 易逆差更有吸引力。来自北京的眼花缭乱的订单，使美国政界越来越 欣赏中共政权这块被攥在手心里的吸饱了民脂民膏的海绵。以至于老 当益壮的基辛格博士及一些年富力强的美国议员都纷纷公开表示，与 以前相比，中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不再输出革命，而是 输出电脑”。 需要提醒基辛格博士们的是，被美国利益认定为无赖轴心的朝鲜、伊 朗和古巴军政权，与中共军政权相比，不仅根本不具备输出革命的实 力，甚至孱弱得连输出键盘的能力也没有。中共成党80多年来一直都 在变，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因为其本质的部分还从未 改变过。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中共政权这类依赖镇压民主选举而存在 的军政权，无论它是否还在输出革命，其存在始终都会是美国安全利 益的威胁。因为美国利益不仅需要输出电脑，更无法终断对输出民主 的依赖。 欧洲冷战转型后，由于在苏联时期发生了严重透支，俄罗斯的军事扩 张欲望走入了长期低迷，欧洲得以重归百年前低对抗的旧格局。由此 以来，美国对原本有赖于自己庇护的民主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应减 弱，这从反孔战争中欧美的对立势态可以明显感觉到。与此同时，美 国对原苏联庇护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却迎来了垄断期。 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垄断优势摊平冷战成本，进而兑现冷战利益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是，这一机会是旷日持久的全球民 主化努力的产物，绝非贸易谈判所能达到的成果。如果忽视民主化压 力的根本性作用，美国会落入同其他国家进行等级别纯商业竞争的地 步，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钝化。如果持续运用独一无 二的强大民主化压力，切实促成这类地区的民主转变，美国将保持在 该地区的领袖地位，影响力优势会得到固化。 与逆差相比，贸易之外的经济黑洞更应该引起美国社会的重视，因为 这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长期居高不下的军备开支对国民 经济造成的天文数字的耗费。冷战期间，对美国经济消耗最严重的两 项战争是朝鲜半岛战争和中南半岛战争，中共政权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是人所共知的。美国在冷战后的军备投入中，相当部分也是为了应对 来自中共军政权及其辐射效应所产生的威胁。特别是近年越演越烈的 核扩散危机，可以说就是彻头彻尾烙印着中共特色的全球性灾难。 随着冷战转型，中共军政权对美国利益眼前的直接威胁由输出革命引 发常规战争的方式，转换成了向世界扩散拥有核武器是专制政权唯一 安全保障的核讹诈意识。有中共核讹诈战略40年间攫取的巨大政治利 益在前，无论是萨达姆不惜满门忠烈的冒死仿效，还是朝鲜、伊朗或 其他专制政权的蠢蠢欲动都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尼克松以来，基辛 格博士们对中共专制政权的赞美明显加强了中共核死亡意识的诱惑 力。凭借拥有核武器而得以残存的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了 危害美国利益的新祸根。斩草需除根，若想斩断核扩散的裂变链条， 关键在于清除拥有核魅力的专制政权。但是美国方式却是从枝叶开始 着手收拾，同时还给予祸根特别的优待，导致美国利益相继从越南、 伊拉克、朝鲜、中南美等细枝末节上纷纷辗落下来。 100年间，美国参与的一战、二战、韩战、越战等大规模战争，无一 不是在民主党人的命令下出征的，而且后两场未能取胜的战争结局也 都出自共和党人之手。这显然不能理解为巧合的意外持续，而是驴象 的秉性使然。然而从布什父子开始，尤其是小布什先生上任以来，情 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将民主之战进行到底是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也 是提高反恐高额投入回报率的唯一办法。 我乐见共和党商贾世家转变成民主战争的专业户，也乐见在野党控制 议会的美国传统政局被恢复，更乐见对中共大加赞扬的共和党众议长 被佩罗希女士取代。但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给中国留下的深刻烙印 至今仍深深伤害着那里的民众，甚至眼下的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 “克共”也不为过。金正日的日本寿司师也曾证言，在克林顿执政时 期，金正日过得最畅快，“将军曾喜形于色地说，越过日、韩，直接 与美国交往是多么惬意”。冷战转型后，民主主义本应高歌猛进，然 而历史机遇下的克林顿政权却操起了变相出售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信仰 的勾当。这样做不会迎来利润丰厚的新经济繁荣，只有美国利益全球 破产的新噩梦。 克林顿政策是否背叛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利益的消长已经给出了 明确判断。一直以来，中国流亡民运界也非常重视抓叛徒。此事事关 重大，但结果往往收效甚微。在中共之外，流亡者所在国的相关政府 机构也应该掌握着相当丰富的确凿证据。作为中国流亡者的主要聚居 地，作为始终表示愿意积极寻求有效方式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国家，美 国能否在此方面惠而不费地略尽地主之谊呢？ 如果有人嘲弄我崇美，我可能无意反驳。但是中共的拥趸没有参与嘲 弄的资格。中共长期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行为，就是自认不如美 国政府的明显证据。如果有人嘲弄我反美，我也可能无意反驳，但是 尊重选举价值的人士不应该参与其间。在把选举结果确立为政府合法 性唯一来源200年后，美国政府仍然将中国的主权权利持续赋予镇压 选举的中共政权，这明显是违背美国主权在民宪法原则的行为，是公 然的种族歧视，更是对中国内政的长期干涉。选举结束之前，中国政 府暂缺！中国人无权强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给予帮助，但是有权 利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中立。 （2007年1月30日于东京）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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