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7-01-02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在文字中找回自己的尊严　（湖南）刘逸明 探索道路 ◆谁来监督法律职业共同体　（武汉）乔新生 ◆从《百家讲坛》说起──文化的变异与文化的归途　田建模 ◆贵阳部分民运志士、维权义工、草根学者等民间人士　杜和平 呐喊呼吁 ◆曼谷紧急呼救──请救援民运人士　流亡泰国之中国人联合会 运动留痕 ◆生日的致辞　（墨尔本）张鹤慈 ◆你们没有被遗忘！──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　独立中文笔会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筹备今年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迫害实录 ◆俞心焦访谈录　（加州）井蛙 ◆是人民法院还是权贵法院？　（杭州）吕耿松 ◆泛蓝聚会弘扬中山精神遭四川警方阻止　（成都）黄琦 读史论今 ◆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之3） （加拿大）穆正新 ◆走进毛泽东时代　（台湾台北）林保华 他山之石 ◆让绞刑架新生　（波士顿）韩杰生 ◆马英九：蓝绿和解优于国共合作　《台视新闻》 ◆国会新气象．蓝绿盼消除对立　《大纪元》 ◆〔声明〕请《中国时报》停止伤害台湾新闻界　台湾社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在文字中找回自己的尊严 刘逸明 刚刚感受过圣诞节的喧闹和快乐，台湾大地震的噩耗就让自己的神经 变得异常紧张起来，虽然相去海阔天遥，但我仍然能够体会到大地震 后幸存的台湾同胞们那灰暗的心情。这些天，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 在简陋寒冷的屋子里为他们祈祷。地震的强大力量不仅仅可以毁灭千 千万万个美满的家庭，而且可以使得原本畅通的网路变得崎岖不平， 甚至是完全不通。在诸多突破封锁的软件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我只 得登陆平时极少登陆的中国官方网站了解时事，特别是了解台湾的地 震灾情，虽然渴望自由的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象往日一样在网络世界自 由翱翔，但每每想到那些被地震吞噬的生命，我都会觉得我自己是幸 运的。 世界上的人虽然千差万别，但在有些方面仍然具有一致性，那就是需 要精神的寄托。每个人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不同，所以寻求 精神寄托的方式也不一样。在难以登陆海外自由媒体的日子，文学世 界就自然成为了我的栖身之所。或许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写作诗歌和 散文的缘故，现在想写点这类东西还感觉有些艰难，这使我更加领会 到古语“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深刻含义。有人说文学不能脱离现 实，或许是因为我这一年多的时间很少出门，所以很难找到创作的灵 感吧。不过，过去的经历仍然可以我提供创作的源泉，在过去的这么 多年里，我有过经历过太多的磨难，有几次还险些丧命，我常想，如 果自己的写作水平够高和创作耐力够强的话，自己的过去绝对可以写 成一部感人至深的书。可能很多人的经历都可以这样，只是不善于表 达而已。为了避免“贩卖苦难”的嫌疑，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很少提 到自己所遭受的一些不幸，而是尽量在生活的痛苦漩涡中表现出一种 乐观与豁达，这不仅仅是为自己，也为那些用眼球垂青我文章的朋 友。 仁义道德可以说是各个社会的普适价值，现在有很多人将其贴上了 “封建文化”的标签，如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也许与此有莫大的关 系。曾经有几次得到和尚的赠书，都是有关佛教的，虽然暂时没有成 为地道的佛门中人，但我仍然觉得佛教的一些主张非常值得传承，因 此，我在自己努力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并尽力帮助他人的情况 下，还必须向一些具有可塑性的人传递佛教的一些理念，以期净化社 会的良知。 因为对佛教的崇尚，所以我会把握一切时机去登临寺院，尤其是一些 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曾经在去年秋天去肇庆领略过六祖慧 能的修行之所──梅庵，那里的香火甚是旺盛，最令人眷恋的是那两 颗大大的菩提树，置身旁边，仿佛回到了宗教文化繁荣的古代，当 然，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千古流传的 诗句。光临梅庵古刹，很多人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仰慕六祖在中国历史 上的显著地位，而我却是怀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缅怀和对人性良 善的呼唤而去的。 在我的孩提时代，就曾梦想自己在长大后遍涉祖国的名山大川、人文 胜迹，然而，虽然快近日立之年，我所能去的地方依然屈指可数。除 了肇庆梅庵，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属浙江的诸暨，那里是四大美 女之一的西施故里。曾经在诸暨的五泄风景区的一个度假村住过很多 天，那里的的服务员不仅年轻漂亮，而且有着其它地方的服务员所无 法同日而语的温柔和贤淑，这使我更加对西施的美丽深信不疑、心驰 神往。因为一个多月的浙江之行，我慢慢萌生了娶一个浙江女孩子为 妻的理想，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无法在那里久留，在回到相隔 千里的广东后，浙江的人情风物只能在长夜中的睡梦里去回味了。 写诗曾经是我最大的文学爱好，记得在前几年刚刚接触网络的时候， 几个文学论坛不知占据了我多少个日日夜夜，为了文学，我几乎做到 了废寝忘食，甚至于牺牲自己的自由。在经历了人生的一次最难忘的 风浪之后，我仍然坚持写诗，但是，现实的残酷终究将我从对诗的迷 恋之中拽到了针砭时弊的不归路。文学需要弘扬，但现实中的种种黑 暗也不能袖手旁观，在我看来，批判现实也许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义不 容辞的责任。 几天前，我又重新在电脑里面翻出了我的一些旧作，虽然算不上写得 很经典，但仍然能够给处于寂寥之中的自己一丝安慰。人的生命无法 永恒，但文字却可以不朽，尤其是能够给与社会和民众以人文关怀的 作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事，我不能停住我手中的笔，告别诗歌的日 子，我不奢望能够重新寻回创作诗歌的灵感，只希望自己能够不被物 欲横流的世俗所淹没，能够在很多人的应有权利被普遍剥夺的国度保 持一个人的尊严。 （2007年01月02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谁来监督法律职业共同体 乔新生 继2003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位法官因受贿被绳之以法之后，2005 年，安徽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十位法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有期徒 刑，2006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多名法官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侦查起诉。人们注意到，在法官集体腐败的背后，是一大批注册律师 因触犯国家的法律，或被移送起诉，或被行政机关吊销执业证书。可 以毫不客气地说，司法系统的贪污腐败案件，标志着中国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整体陷落。 长期以来，人们把司法机关的腐败行为归咎于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 而事实恰恰证明，正是那些业务素质较高，甚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 法官，才更容易中箭落马。可见，当前中国司法界存在的问题，并非 业务素质问题，而是中国的司法体制出现了整体性垮塌。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组成人员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任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的监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司法工作的专业性，使得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很难对司法机关的具体业务进行跟踪监督检 查。在一些地方实行的个案监督制度，由于涉嫌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 案，所以步履维艰。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赋 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机关的职责，但是六行为，那 么，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司法改革。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在现实生活 中，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所以很难对 法院的日常审判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一旦进 入法院的门槛，被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法官，就几乎进入 到了权力失控的状态。特别是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强调法官独立 办案，法官的各项审判工作越来越不受监督。因此，如果不从体制上 着手，解决法官不受约束的根本性问题，那么，今后还会出现法官集 体腐败的案件。 那些倡导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张司法独立的学者们，可能万万没 有想到，一旦建立业务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产生的不是公正和 正义，而是集体性的腐败。人们倡导司法独立，但司法机关独立的结 果，却酿成了一个又一个集体犯罪案件。 在现代民主社会，没有不受监督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必须接受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必须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司法 机关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必须进行独立审 判。 一方面，法官必须独立办案；另一方面，法官又必须接受监督，如何 解决这种体制上的悖论呢？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十 分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将普通公民引 进法庭，通过建立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部分作出判 断，然后由法官根据法律对整个案件作出判决。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 司法民主化的表现，它也是有效克服司法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在陪 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中，既有法官的法律判断，也有陪审团的价值判 断，如果陪审团认定无罪，那么法官就不能再作有罪的判决。这种审 判程序上的平衡安排，确保案件的审理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法 官与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代理人恶意串通，枉法裁判。这种司 法过程中的内部监督，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也有别于公 众体制外的非法律监督，是一种影响案件的整体判决效果，并且在程 序上确保法官公正审理案件的制度设计。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学界长期主张实行司法的神秘化，拒绝普 通民众参与案件的审理。一个流传甚广的比喻是，法官就象医生一 样，怎么能够让那些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人上手术台呢？在这样的思 维方式引导下，精英主义教育、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些冠冕堂皇的法律 概念，充斥着中国的法学刊物。法学似乎是独门秘笈，只有经过秘密 修炼的人，才能成为各级法院的法官。正是这种神秘化倾向，使得各 级法院表面上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的监督，但是在骨子里却拒绝任何监督。一些法院的法官抱怨 办案人数不足，可是却对我国现行的陪审员制度不感冒，他们对法院 聘请的陪审员敬而远之。即使由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在制作判决 书的过程中，也是千方百计地将陪审员的意见排除在外。总之，法院 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法律堡垒，成为不受外界监督的独立王 国。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陪审员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 度，我国的陪审员是法律所规定的履行法官职责的普通公民，按照陪 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陪审员必须对我国的现行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参与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而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则是一种独立于 法官制度之外的、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司法制度。这项制度的价值 就在于，有效地避免了法律判断可能产生的误区，将公民的常识判 断、经验判断引入到司法实践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律事实背 离客观事实的现象发生。由于公民来自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行业， 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在案件的审理中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将这些人集中起来，组成陪审团，共同参与案件事实部分的讨论，有 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校正法律判断之不足，防止当事人的代理人利用证 据制度中的漏洞，争取不合理的法律利益。陪审团制度的应用，并不 能彻底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美国著名的棒球明星辛普森案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但是，陪审团制度至少可以对法官的权力产生抗衡作 用。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不能一手遮天，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 愿望，对案件作出任意裁判。在认定案件事实部分，陪审团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陪审团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之后，法官不能违背陪审团的 意志，作出相反的裁决。这是西方国家在长达数百年的司法实践中摸 索出来的司法平衡制度。尽管在西方国家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引入陪审 团，但是，凡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比较复杂的案件，一般 都采用陪审团制度，对案件进行公正审理。 然而，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中很难站稳脚跟，这是因为 中国的法学界认为要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而陪审团的出现无疑将打 破司法权力的垄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塑造，也不利于法律职 业共同体整体福利的提高。在我国已经着手修改的诉讼法中，无一例 外地排除了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陪审团制度，而只是在诉讼的程序、 诉讼的审级上做文章，这样的法律改革，显然无助于从整体上解决司 法机关的集体腐败问题。如果司法机关既不愿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又不能接受公众的日常监督，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公众参 与的陪审团制度，那么，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主张在中国的诉讼体制中引入陪审团制度，不是对法官缺乏信 任，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那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 导致腐败。陪审团成员的常识性判断和经验判断，不但有助于发现客 观事实，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的问题。人们不能设想， 在由普通公众参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将如何避开公众的眼睛， 进行暗箱操作，与当事人的代理人结成利益同盟。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观念更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 任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观念落后问题，不能从司法教育阶 段开始，培养司法民主意识，在司法实践中坚持透明公开原则，鼓励 公众参与诉讼活动，在每一个环节监督法官的行为，那么，就不可能 有成功的司法改革。当前我国司法改革问题重重，根本原因就在于， 改革导致司法神秘化越来越严重，司法改革越来越背离民主的原则。 现在我国正在推行的一些司法改革形式主义严重，从法官的法袍，到 法庭的法锤；从法院的豪华大楼，到法官不断增长的福利，所有这些 改革与现代司法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不尽快在中国的诉讼体制中引入 陪审团制度，或者不增加司法审判的民主性，那么，今后还会出现集 体司法腐败行为。 由于司法改革涉及到国家的基本制度，涉及到我国宪法的规定，所 以，司法改革不能由司法机关自己来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成立专门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对中国未来的司法体制 包括诉讼体制进行整体的谋划，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对中国的诉讼制 度和司法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如果满足于现状，或者由最高司 法机关主导进行技术性的改革，那么这些改革可以在某些方面解决公 民诉讼难的问题，但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现象。由司法机关自 我改革，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站起来。司法改革必须从外部着手， 维护公众的参与权，让每一次司法审判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百家讲坛》说起 文化的变异与文化的归途 田建模 ＣＣＴＶ《百家讲坛》的推出，已很有些时日了，开讲的多是些古典 名著，这造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收视热。从易中天说三国一炮走红， 到于丹的论语心得，以及对于其他诸子的开讲，使人感到有一种古风 劲吹的势头。易中天之所以走红，很大程度上，是《三国》故事本身 的吸引力，易只是略添花絮而已。于丹有所不同，她讲的是对“论 语”的感悟，原著不仅有些费解，且在许多人看来，是非常枯燥的。 但于丹竟然能让男女老少为之动容，这既是她的出色领悟，而对经典 意蕴的阐释，也是颇能触动人心的。 从《百家讲坛》可以看出，原来只会念官经的ＣＣＴＶ，终于发生了 一些变化。《讲坛》的文化气味是较浓的，教授们学有专攻，善于引 证一些不为人知的史料，并广为联系，剖析其内在意义。这确实有助 于开阔视野，开启蒙昧。特别要提及的是《论语》，论语开讲的成 功，与主讲人的圆润点拨诚然有关，但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当 今社会道德伦理的严重缺失，造成心灵的普遍空虚迷茫。而此书的重 温也唤醒了良知：“似曾相识燕归来”，给空虚以填补，给迷茫以希 望。我以为，于丹的心得之说，是对于儒学的一次很好的传播。比起 学者们连篇累牍的生涩论文，它平易而贴近现代生活，它传递和诠释 了古代经典，并引发了人们的深思与共鸣。故“论语”之于此时此处 的中国，虽说来得晚了，可儒学倡导的“和为贵”、“中庸之道”、 “仁义礼智信”、“孝悌知睦”“诚信为本”等等，恰恰是国学之精 萃，是当前人们所热切期盼的。于丹的出名，也许只是偶然地走上了 ＣＣＴＶ《讲坛》，但我们不能也这样来看待《论语》，《论语心 得》在今天的热销，实在有它必然的理由──从因果来看，是论语成 就了于丹，而不是相反。 或许可以说，《论语心得》是一次播种，一次将2,000年前儒学的基 本要义，植入世人心中的尝试。在杭州的博库书店，我看见两个女孩 买了此书后匆匆离去，她们的急切和欣悦就写在了眉眼上。现在，对 此书有感情的不只是老人了，年轻人也对它产生了兴趣。这现象使人 欣慰，它表明国学后继有人，也意味传统的伦理道德，在遭受大半个 世纪的厄运之后。有恢复和重建之希望。 这里还得加以说明，于丹的《论语心得》是她点点滴滴的感悟──从 体验上升到经典，再从经典返回到体验。好象于丹并不是以儒者的传 道身分站在讲坛上，而只是一个心得的口述者而已。我以为，这是符 合实况的，要比那些以儒学大师自居，以佶屈聱牙的引文，以高深莫 测的理论，长篇大论来作教诲要亲切得多，易懂得多，也有效得多。 但我感到惋惜的是，于丹讲解此书的立足点不高。序言中说：“这部 曾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还具有什么实际 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 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看看，就仅此而已么？或者 说，论语在今天剩下的价值只此而已么？这话果真是于丹的本意呢， 还是她接受了某种约定，因而束缚了自己？由于上面有“于丹认为” 的字样，这账就只好算在她的头上了。而“心得”通篇所说的，也全 在于“和谐”和“人际关系”。这就好象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拿 古人古书来应急，响应上面号召，用以解决当前难题。《论语》作为 传统文化的经典，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理念主张，其 内涵与意义当然要远远超出“搞好人际关系”以求得“安定和谐”。 论语关于“和谐”与“人际关系”有一些论述，但论语不是一本关系 学书，也不是一本权术用书，它的基准点是人伦道德，是风习教养， 是人心的熏陶感化，是仁政和王道。而《心得》之语，涉及的主要是 它的“修身”部分，故我建议，于丹不妨将书名略作修改，添加“修 身篇”三字，这样才能名副其实。说实在的，《论语》之所以成为 “万世师表”，其思想理念中，许多具有超时间超地域的价值与意 涵，还有待于我们认真去发掘探讨。 为正本清源，挽救颓废的世风，我们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百家讲 坛》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但ＣＣＴＶ理应做得更多更好才是。现在开 设的只是一个“讲坛”，而并非是“论坛”，（幸好网上有许多论 坛，可以互相驳诘辩难）教授们各选一题，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互 不干扰。故这个《百家讲坛》与人们心目中的“百家争鸣”还着实差 了一大截子。至于在内容上，也只限于学术史事，不能涉及更多更深 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小小一步总算是迈出了，而事情总是会有 变化和发展的，对此，我们寄期望于学者的良知和当局的开明。 （2007年1月1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贵阳部分民运志士、维权义工、 草根学者等民间人士的年终总结： 杜和平 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贵阳部分民运志士、维权义工、草根学者等 民间人士相聚一堂，大家相约这次聚会的主题是：年终总结： 　于是就有了，有序理智认真而又热烈的发言，有成绩与经验的小 　结，有不足之处的反省与坦诚自评，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 　有谈笑风生，调侃幽默……。 总结综述如下： １、“贵阳文化讲堂Ｉ”从创办以来，共举办了32次主题演讲或专题 　讨论会。（另文总结介绍）。 ２、去年五月底，我们接陈西出狱。为了在国际人权日，搞一个公益 　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使更多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人权的理念及 　价值。于是，我们多次探讨与协商，决定在国际人权周，做以下 　三件事： 　Ａ、在国际人权日举办首届人权研讨会。 　Ｂ、编印和散发一份人权常识。 　Ｃ、做一次中国人权状况问卷调查。 　虽然有强大的压力，最后仍然成功的举办了“贵州首届人权研讨 　会”，开创了一种朝野互动与人权活动的新模式。 ３、推荐贵州陈西为“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获得成功。 ４、援助贵州记者李云龙，抗议现代专制文字狱。 ５、数次绝食声援高智晟律师，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为之祈祷与思 　考；究竟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６、接待省外的朋友，进行文化与思想的交流。 ７、捐款援助许万平的妻子。 ８、参加林牧老先生的追悼会，表达贵阳公民对具有社会良心者的 　认可与敬意。 ９、今年国际人权周的公益活动： 　Ａ、在贵阳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办事处》分支机构的建议 　书。（陈西持笔） 　Ｂ、促请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公开信。（全林志持笔） 　Ｃ、举办“贵州第二届人权研讨会”。（黄彦明主持） 财务报告与说明：（杜和平报告） 这些必需的活动经费，是大家省吃俭用自愿捐献而得来的。每一笔收 支出入，都有明细帐。感谢大家信任我，但我们不应该相信任何一个 人。我们还是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实践这么一个现代理念，先 假设这个人是一个小人，恶人，然后设计制度来防止小人与恶人的破 坏。这叫“先小人，后君子。”朋友们：设计、相信和维护一个好的 制度吧！ 我们自愿的参预以上所述活动，从精力、时间和物质上，都是付出， 我们无悔，实践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做了一点点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应该尽到的义务，我们为之心安理得，感受正气，维护良知，探求真 道。 人的一生，应当真诚，有所奉献，远离腐败，才能无愧于是有心灵的 高等动物，无愧于生他养他的故土，无愧于列祖列宗！ 我从这些捐献者的名单，看到真诚与希望，从账目的变化中，回想到 的是一个个精彩有趣的故事。 无论是默默无言的奉献者，还是慷慨激昂秉言直书者，无论是做实事 搞调研的行为者，还是深入的思考者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观，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是宝贵的事业！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曼谷紧急呼救 请救援民运人士 流亡泰国之中国人联合会 曼谷消息，流亡到泰国的天津民运人士韩华上星期被曼谷警方拘押， 面临随时被遣返回中国的危险。据此间民运组织透露，2006年12月22 日，韩华独自一人去中国驻泰大使馆散发《九评共产党》，并在使馆 围墙上张贴传单，但很快就被警察逮捕，目前关在移民局拘留所。韩 华是天津的活跃民运人士之一，曾因参与民运活动而坐牢，去年初被 释放出狱，但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他先是于去年7月流亡到新加 坡，10月又辗转来到泰国，已向联合国驻泰机构申请庇护。期间他曾 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肖曼以及魏京生基金会的黄慈萍女士的采 访。鉴于韩华先生现在所处的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此吁请各界人士关 注韩的命运，并采取紧急措施援救韩华于危难之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生日的致辞 张鹤慈 2月26日，几个天安门难属，和丁子霖的一些朋友。一起给丁老师过 70岁生日。这是我所知道的生日中，最凄凉，也是最悲壮的生日。生 日是为了纪念生，而这个生日，处处可以闻到死。 天安门的难属群体，留下了长长的足迹。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大地的足 迹，这是一条经过了17年的足迹。这是一条得的见血痕的足迹。你仔 细地看，就会看到在每个脚印中的那些已经凝固，和仍然鲜红的血。 看丁老师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我几乎不能连续地看上三页。 我必须停下来，让我回复平静。 15年前，当丁老师在是否站出来时，经过了半个月的反复思考。她决 定站出来。在她做出这个决定后，她就义无反顾的一直坚持的走下 去。她经过了这半个月的思考，决定面对中共可能的一切打压。她也 的确是挺了过来。但她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她万万没有想到，会是 从她过去的所谓朋友，支持者，鼓吹者那里，会从她过去帮助过，她 支持过的人那里。泼来排山倒海的攻击、诬蔑、造谣的污水。 有着上百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 资源。争夺不成，天安门的受难者群体不肯被利用，是今年来对丁老 师的攻击的根。而丁老师出面，给高智晟绝食的信，是这次攻击的爆 发点。现成的资源不能利用，人为制造的资源，又被丁老师出面制 止。丁老师不被这些人攻击，谁会被攻击？而丁老师却单纯的是没有 一点点的思想准备。恶毒的攻击中，有一条就是丁老师只是面对过 去。今天的生日纪念，就是丁老师对这些攻击的回答。 这次聚会，与其说是丁老师对走过的70年的纪念，不如说是丁老师对 明天的托付。她特意让天安门的受难者和那些她信赖的朋友见面。就 是希望她所从事的工作，不会被她万一离去而中断。她把一个生日的 欢庆，变成了她担心自己可能不测后的安排。当她平静的讲述自己家 族的短寿的历史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她的深意。 这一切让我感觉心冷。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这些话。我不寄 希望那些攻击的人会心慈手软。我也同样不寄希望于那些“6．4”惨 案的受益者的什么良心发现。当年那些上万的游行示威争取居留在澳 大利亚的中国人，在今年的6月4日，竟然能够心安理得地去参加中共 的歌舞晚会。我之所以写这些话，只是我想，我要说出来。 （2006-12-27）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你们没有被遗忘！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的新年问候（2007年1月1日） 独立中文笔会 2005年10月，独立中文笔会在会员大会通过的新章程中，根据国际笔 会的惯例，特地重新定义了荣誉称号，将原来因文学成就或对笔会贡 献而聘请的“荣誉会员”改授为“荣誉理事”，而将“荣誉会员”的 称号授予本会重点救助的狱中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所 汇集的中国个案名单74人中，有51位是本会会员或各笔会荣誉会员， 17人在近两年内已以不同形式获释。受各国笔会关注最多的是2004年 4月被判刑十年的本会会员师涛，已是澳洲悉尼、德国、加拿大、美 国西部、新西兰、美国、英格兰、瑞士意大利语等至少八个笔会荣誉 会员，并获美国新英格兰笔会2006年“自由写作奖”；被判刑11年的 新疆维吾尔族前留日历史学者拖乎提．吐尼雅孜，也是本会及日本、 美国、加拿大、列支敦士登、英格兰、澳洲珀斯、西班牙卡塔兰等至 少八个笔会的荣誉会员；其次是系狱12年半后于2004年11月被减刑释 放的前北京民刊编辑刘京生，为英格兰、瑞典、新西兰、德国、美 国、荷兰等六笔会的荣誉会员，并曾获美国笔会1998年“自由写作 奖”。 51位笔会重点救助的会员和荣誉会员如下： １、师　涛：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澳洲悉尼笔会、德国笔会、加拿大 　笔会、美国西部、新西兰、美国、英格兰、瑞士意大利语笔会荣 　誉会员 ２、杨天水（杨同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３、张　林：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４、严正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５、力　虹（张建红）：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６、拖乎提．吐尼雅孜：独立中文笔会、英格兰笔会、澳洲珀斯笔 　会、西班牙卡塔兰笔会、日本笔会、美国笔会、列支敦士登笔 　会、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 ７、郑贻春：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比利时法语笔会荣誉会员 ８、黄金秋：独立中文笔会、德国笔会、美国笔会荣誉会员 ９、李　智：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 10、哈　达：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 11、胡石根：独立中文笔会、英格兰笔会荣誉会员 12、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独立中文笔会、德国笔会荣誉会员： 13、杨子立：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14、张宏海：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15、徐　伟：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16、靳海科：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17、徐泽荣：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18、喻华峰：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19、李民英：独立中文笔会、加纳笔会荣誉会员 20、何德普：独立中文笔会、瑞士法语笔会荣誉会员 21、孔佑平：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2、赵常青：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3、吴义龙：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4、陶海东：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5、杨建利：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6、毛庆祥：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7、赵　岩：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8、程　翔：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29、蔡卓华：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30、李建平：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31、李长青：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32、李元龙：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33、郭起真：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34、努尔莫哈提．亚辛：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35、杜导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澳洲悉尼笔会荣誉会员（缓刑释 　放） 36、刘　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减刑释放） 37、刘浩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保外就医刑满后入会） 38、李柏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保外候审释放后入会） 39、欧阳懿：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刑满释放后入会） 40、郭庆海：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刑满释放后 　入会） 41、刘京生：英格兰笔会、瑞典笔会、新西兰笔会、德国笔会、美国 　笔会、荷兰笔会荣誉会员（减刑释放） 42、喻东岳：独立中文笔会、澳洲墨尔本笔会、加拿大笔会、捷克笔 　会、德国笔会荣誉会员（减刑释放） 43、姜维平：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英格兰笔会荣誉会员（减 　刑释放） 44、吴士深：挪威笔会、丹麦笔会、德国笔会荣誉会员（减刑释放） 45、高勤荣：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减刑释放） 46、陈晏彬：芬兰笔会、德国笔会荣誉会员（减刑释放） 47、程益中：加纳笔会荣誉会员（免诉释放） 48、罗永忠：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减刑释放） 49、姜力均：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50、罗长福：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51、朱虞夫：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在狱中作家委员会救助名单上的其他23位中还有12人已获释， 他们是： 颜　军、黄　琦、陈少文、牟传珩、桑坚成、徐　光、王金波、 王有才、张汝泉、蔡陆军、阳小青、马亚莲（女）； 但仍有11人系狱，他们是： 张玉辉、王炳章、秦永敏、刘贤斌、岳天祥、陆建华、许万平、 胡明君、陈树庆、王晓宁、郭飞熊（杨茂东）。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就此向所有因坚持言论自由而遭迫害的 笔会会员、荣誉会员和其他人士致以新年慰问并重申我们的承诺： 你们没有被遗忘（You have not been forgotten）！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筹备今年 夏天海外流亡总部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的公告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 津京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有以下五大特点： ◆中国民主党1998年创建于中国大陆。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和京津党部组织1998年所颁布的党章或临时 　党章、公告、特别是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发布的 　《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都表明中国民主党是有坚实的民主 　理念为基础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具有现 　代意义的政党组织。 ◆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创建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的主要成员来源于 　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她的绝大多数领导 　人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她的40多位领导人都经历了监狱的炼狱的考 　验；至今尚有20多位领导人仍在狱中受刑。 ◆中国民主党1998年建党运动先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 　区，因而她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创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国和各国政府及 　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作为中国民主党在海外的流亡组织，负有义 不容辞的保护火种、支援国内、健全组织、完善规章，随时准备返回 国内完成她历史使命的神圣职责。 力争2007年夏天在海外召开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第一次代表大 会，修改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临时）党章、完善和选举中国民 主党海外领导机构、总结自2004年11月3日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 总部以来的工作、明确海外流亡总部今后的工作、方向和近远期的工 作目标，是完全必要的。 经过半年多来的反复酝酿，总部决定自12月24日始，成立中国民主党 海外流亡总部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组。 党的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的灵魂。 籍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修订中国民主党海 外流亡总部党章、或临时党章是必要的。经酝酿：。 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党章、或临时党章修改小组。 修改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党章、或临时党章的法理和文件基础 是： １、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布的“中国民主党成立 　公开宣言和1998年10月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布的中国民主党 　党章（筹委会负责人祝正明起草）。 ２、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全体党员签名议决的中国民 　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成立公告（第一号）和中国民主党京津党 　部（临时）党章（严家祺起草，徐文立增修）。 ３、1999年4月1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颁布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临时）党章（联总文13号）。 ４、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颁布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 　纪宣言》。 ５、2004年11月3日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通过“三读两议一决” 　网络会议决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临时）党章。 （以上资料均可在《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专栏》中查询和下载。）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筹备组对外发言人：徐文立 ◆电话：（美国）401-863-9768　401-274-5120（请注意美国时间与中 　国时间现在冬令时相差13小时、夏令时相差12小时。） ◆徐文立电子信箱：Xu_Wenli@Brown.edu（Xu_Wenli） 　Ccc3@Hotmail.com 特此公告 〔转载自《关注中国中心ＣＣＣ》www.cdp1998.org2007年1月1日。 提供者：（美国）徐文立〕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俞心焦访谈录 井蛙 俞心焦，诗人，原名俞心樵，1968年出生于福建，祖籍浙江绍兴。诗 歌有《最后的抒情》、《渴望英雄》、《墓志铭》等，另外还有长 诗、小说、剧本、理论著作。 1993年，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 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人的全面复兴的运 动，是为中华民族肩负起社会正义与文化重建双重使命的运动。同年 7月，俞心焦在《星光》月刊上发表了《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 文。1998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党”。1999年，被当局以“强奸罪” 判处七年有期徒刑。2006年7月6日出狱。 以下是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井蛙与诗人俞心焦的访谈，井蛙简称井， 俞心焦简称俞。时间：2006年12月29日。 首先感谢俞心焦先生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以下井蛙简称“井”，俞心焦简称“俞”） 井：请问俞先生，您于1999年被当局以“强奸罪”判处七年有期徒 　刑，然而，民间却舆论哗然，说您是因为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 　党”而作为一名党魁遭受牢狱之苦的，是否能简单谈谈关于“文 　化复兴运动”或者“中华民族复兴党”一事？ 俞：我想，这没什么好说的。 井：为什么呢？您被判“强奸罪”，不认为有向民间、学界解释的必 　要吗？很多人，甚至包括您的朋友们，都有可能误解您真的犯了 　“强奸罪”。 俞：误解？我不想为此作出任何辩解。我知道有人有意误解我，诸如 　张广天之流，就非常恶毒地中伤我。而且是大面积地诋毁我，还 　企图篡改、伪造历史。这比原先迫害我的人更加可恶。连他的徒 　子徒孙们都参与其中。 井：那么，您为此，对中国的知识界抱有什么看法呢？ 俞：我对中国知识界感到失望。象张广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 　之所以有麻木的一面，说穿了就是心怀恐惧。对生命以及宇宙未 　知的恐惧。恐惧可以分为社会性恐惧和人格性恐惧。恐惧是值得 　批判的。因为恐惧产生了虚伪和懦弱。虚伪和懦弱必然导致文化 　的腐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一辈子也没有独立人格，他们学会 　了狡辩、扮演高人以及耍赖。小时候赖父母，大了赖政党，赖金 　钱，赖基督，赖佛陀。耍赖就是逃脱责任。中国知识分子队伍 　中，缺乏孤单英雄。要他们群体去干一些事情没问题，但是，让 　他们落单就不行了，准会一哄而散。 井：请您谈谈狱中的一些情况，您入狱的时间、地点等等。 俞：入狱之后，监狱管制我比一般的政治犯更严格，更严密。他们转 　移我到别的监狱总是在下半夜进行的。首先，他们将我关进北京 　昌平看守所。大概一年之后，转移到北京秦城监狱。几个月后， 　转移到北京监狱。又几个月后，转移到福建省泉州监狱。之后转 　移到福建莆田监狱。再转移到福州监狱。最后转移到泉州外籍大 　队。我也不知道为何把我转到这个地方。 　从头到尾，我没能在监狱里写任何一封信给我的亲人。家人都以 　为我已经死了。 　1999年，我和那个陷害我的《中国文化报》女记者成笑容同居了 　半年时间。有一个夜晚，成笑容抱住我大哭，问我：“如果有朝 　一日，我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怎么看我？”我当时不可能 　预料到，她真的会陷害我。 　而在她说这句话的半个月之后，成笑容传呼我去一家酒吧玩，我 　下楼（当时在通州租房子）去复电话时，在电话亭旁边就有一位 　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她似乎是在那里专门等我的。当我走过去的 　时候，一大帮便衣警察就将我强硬塞到他们的车里，这位电话亭 　站着的漂亮女人就一把过来，搜我的身，把我身上的钥匙抢走 　了，她上楼去搜索我的住所。 　之后，我再也没出去过。他们把我带走，到了第三天他们说有人 　告我“强奸”。后来，我就是“强奸犯”了。但是，他们对我七 　问八问，问我关于组党的事情等等，都是涉及政治问题，而不是 　关于“强奸”的问题。因此，我在监狱里，每年都写信给他们， 　我强烈要求监狱要依法治监，落实一个“强奸犯”的待遇。但 　是，从来没得到过回复。 　在监狱里，狱警很多次鼓励其他刑事犯人殴打我。可是，你知道 　吗，他们不会让你治伤的。 井：您抗议过吗？ 俞：当然抗议。但是，没用。那些打我的人只是简单的扣扣分，装模 　作样地做给人看而已。 井：那个女记者成笑容，您当时爱她吗？据说，同时您还有一位叫做 　波波的女朋友，对吗？很复杂的三角关系，能否谈谈？ 俞：我爱过成笑容。可是，我和波波是真正的恋人关系。当时，是那 　个女记者成笑容主动来追求我的。她约我到别的地方过夜什么 　的。总之，当时我的女朋友波波对此表示过极大的宽容。成笑容 　去找过波波谈判，叫她离开我。可是，波波说：“我爱俞心焦和 　你爱俞心焦不一样。只要他爱我就可以了。” 井：波波当时从事什么工作呢？ 俞：我和成笑容在一起时，我真的不清楚波波换了什么别的工作了。 　她因为我的缘故，被安全局骚扰得不行，被迫换了很多工作。但 　是，我出事了，波波也被抓走。她在看守所里一个多月受了很大 　的折磨，我听说，狱警要她站在矮椅子上，身子一摇晃就打她。 　她出去后，还坚持给我寄钱，坚持了五年时间。后来被一个神秘 　女人给破坏了。那个神秘女人自称是我真正的女朋友。波波相信 　了。对我的帮助也停止了。 井：您对波波感到亏欠吗？ 俞：当然亏欠了。她跟着我受了很多苦。我在个人情感方面，需要检 　讨。所以，我现在很渴望过一种全新的不受干扰的生活。与政治 　无关。可是，良心和道义感促使我们去关心政治。我并不回避政 　治的问题，我也希望中国人不要回避政治。 井：您对成笑容有什么看法？ 俞：我不恨她。我反而同情她。因为，她也是受害者。不管她处于哪 　种原因被官方利诱，因此来陷害我，我都不会恨她。 井：那么，您认为在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您哪一方面占的多一点？也 　请您谈谈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俞：我始终是诗人。以我的性情不适合从政。诗歌与政治，两者有密 　切关联。只有无聊的诗歌才与政治区别开来。只有无人性关怀的 　政治才驱逐诗歌。好的诗歌与好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好的诗 　歌，创造了文化的能力。坏的政治，就不会考虑人道。 井：那么，您个人认为什么才是好的诗歌呢？ 俞：这比什么是好的政治更难以说明白。其实，诗歌高于政治。诗歌 　是属于个体的。 井：您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如何面对新的生活？ 俞：比以前差多了。我现在是赤贫。今天朋友请我住在这家破饭店 　里，晚上又得换地方了。出狱之后，我一直过着很动荡的生活。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现在靠朋友的一点帮助过生活。我希望 　能靠卖画为生。我渴望安宁、健康的生活。因为，人的岁数也大 　了。我不太想介入文学以外的事情。我真正的价值是写作和艺 　术。政治，非我所长。 井：说到绘画，您最喜欢哪个流派？ 俞：我喜欢印象派。因为，我非科班出身，所以，我希望通过努力， 　能画些写实的作品。 井：我也喜欢印象派。比如凡高和莫内他们的作品。您指的写实是否 　就是指现代主义？ 俞：不一定。写实，现代主义也可以很写实，也可以很抽象。而古典 　主义可以很写实。我希望经过时间的磨炼，使我的绘画技巧走向 　写实。井蛙，你画画吗？ 井：我没画画。最后，您想对海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俞：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和富足，为底 　层人民做些工作。 井：再次感谢诗人俞心焦先生接受我的采访。希望您健康，幸福。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是人民法院还是权贵法院？ 吕耿松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处处打着“人民”的 旗号，无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都以“人民”来命名，如“人民 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 民解放军”等等。正如共产党鼻祖列宁所说，那些在市场上吆喝声最 响、把自己的商品说得最好的贩子，正是竭力要把自己最差的商品推 销出去的人。拿这个比喻来形容共产党，再恰当不过了。在这里，我 们只拿“人民法院”做例子，来解剖一下这只“麻雀”。可以说，中 国的所谓人民法院，没有丝毫的人民性，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贵法 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比中国的法院更不公平了。最近杭州 发生三个案例，充分说明了中国的“人民法院”是如何的名不符实。 首先是沈利虎案件。2002年杭州公民沈利虎因牙缝嵌食，到浙江口腔 医院补缝，医生却将他的牙拔掉，从而引起肉芽肿。由于该医院服务 态度恶劣，沈利虎在和该医院院长赵士芳吵架后去另一家医院浙江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二医院）去治疗。当沈利虎在浙二医院 开刀时，在沈利虎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赵士芳竟冒充与沈利虎签了 《手术知情同意书》的主刀医生为沈动手术，酿成严重医疗事故，左 面颊牙床几乎全部切除，造成终身残疾。从2002年至今，沈利虎每天 都要受到牙疼的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2003年，沈利虎将制造 医疗事故的浙江口腔医院和浙二医院告上法庭。然而，受理案件的杭 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却完全不顾事实，以内外勾结的杭州市医学 会的所谓鉴定为依据，判沈利虎败诉，使沈雪上加霜。这样一个非常 明显的医疗侵权案件，所谓的人民法院竟作如此罔顾事实的枉法裁 判，杭州没一个“人民”能服得了气。平地飞来的横祸，却没有一个 说法，沈利虎怎能得咽下这口气？四年来，他不断地申诉、上访，但 “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不是不予理睬，就是推来推去。于是沈 利虎和一些与他有同样冤屈的难兄难弟就在杭州市宝石四弄省委省府 领导住宅的门口恭候他们，希望这些青天大老爷们能为冤民们作主。 今年10月，沈利虎终于在那里碰到了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他象找到救 星一样，向这位三品官呈上一大迭状子。乔书记不是把这看成是“为 人民服务”的机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烫手山芋扔给了衙门里那班踢 球高手。为了让乔书记们能够安心休息，杭州市中级法院上个月接连 三次通知沈利虎，说是给沈利虎处理案子，把沈利虎乐得差点忘了 疼。但沈利虎万万没有想到，法院几次三番找他是让他去拿一张《驳 回再审通知书》。这张由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 下民一监字第九号《驳回再审通知书》称： 　“你以‘偷换手术主刀医生’和‘造成终身残疾’等为由向本院 　申请再审。经复查，你申请再审的第一点理由，本院在原审中已 　作出相应的处理；对于第二点理由，你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损害事 　实，说明你已‘终身残疾’，并是由被告行为造成的证据。” 沈利虎提出的理由还有赵士芳非法行医，因为赵士芳注册的执业地点 是在浙江口腔医院，而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医生不在注册的地 点行医属于非法行医。显然，法院回避了这条敏感的理由。 沈利虎是向省人大、省政法委员会申诉的，省政法委将它转给了省高 级法院，省高院又转到杭州市中级法院，中院再转到枉法裁判的下城 区法院，如果沈利虎知道这事由下城区法院处理，打死他也不会去。 中国就是这样，让陈世美审陈香莲案。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就叫 “为人民服务”。赵士芳是中国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浙江省副主任委 员，是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他的学术和社会头衔有16个之多。浙 二医院属于名牌医院（如果不是赵士芳违法为沈利虎开刀，浙二医院 从技术上来说不可能出这样的医疗事故），知名度极高。沈利虎是一 个司机，无权无势。权衡利弊，法院和法官的天平毫不犹豫地倾向权 势者，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权贵法院，绝不是什么人民法院。 再一个案例是钟正相拆迁案。由于历史原因，钟正相的住房在文革中 被毁，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无辜的钟正相为此住了17年旅馆，妻 子因此而发疯，婚姻也解体。这已经够惨了，但惨的还在后面。1990 年上城区政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安排钟正相住在建国南路194号原 冯青妹的房屋，不久落实产权政策，冯青妹收回私房，钟正相又成了 居无定所的人。经过多次上访，1992年上城区政府同意钟在建国南路 194号天井内搭一间住房。1995年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现称广 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建国南路一带进行拆迁，认为钟正相的住房 属于违章建筑，不给安置。钟正相的住房从有关地土地管理和房屋管 理的法律法规看，可能属于违章建筑，但这是上城区政府为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而答应钟正相搭建的，实际上是政府还给他的债，因此他拥 有该住宅的产权。如果说违章，那是政府造成的──政府违法在先， 他违章在后，这责任应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由他这样一个孤寡老人 承担，况且他已经为此会出了20年居无定所的代价。由于拆迁方不肯 与钟正相签订回迁安置协议，钟正相理所当然地拒绝搬迁。1996年3 月18日，拆迁方趁钟正相不在家，故意将隔壁四楼拆下的两根重达四 吨多的水泥大梁砸在钟家的房顶上，从而将钟的住房再一次毁掉。接 着，拆迁方趁机拆掉了钟正相的住房，并逼他去住养老院。此时钟正 相尚有一未成年的侄女收养为养女，所以他不肯去养老院，要求对方 予以安置，但利欲熏心的广宇集团以钟正相所搭的房屋是违章建筑为 借口，拒绝安置。钟正相找到杭州市长王永明，王永明又指示上城区 副区长何根荣予以安置。上城区政府将钟正相安置在直吉祥巷51号区 政府过渡房。直吉祥巷51号过渡房是很简陋的，“厨房”、“厕所” 都在狭窄的走廊上，生活非常不方便，钟正相在这里住了11年。随着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广宇集团又看上了钟正相住的这块地段，不知什 么时候，钟正相住的房屋又成了广宇集团的房产。2006年4月6日，广 宇集团一纸诉状将钟正相告上了上城区法院，要钟正相腾退房屋。钟 正相反诉，要求对方在原地安置回迁40.4平方米面积的住房，并要求 支付11年不依法安置回迁的过渡费5.4万元。号称“人民法院”的上 城区法院完全站在广宇集团一边（在他们眼里，象广宇集团这样的有 钱有势者才是“人民”），裁定驳回钟正相的反诉。钟上诉，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又迅速驳回上诉。经9月26日、11月6日两次开庭， 上城区权贵法院于11月27日作出了（2006）上民一初字第448号《民 事判决书》，这次判决不是驳回，而是支持，即支持广宇集团要钟正 相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 直吉祥巷过渡房是1981年上城区住宅统建办公室建造的，但未办理产 权凭证。1978年4月，杭州市上城区革命委员会发文成立上城区住宅 统建办公室，1984年5月上城区政府发文成立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 司，并决定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兼任住宅统建办公室主 任、副主任职位，住宅统建办公室资产并入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此 后，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变更为广宇集团股分有限公司。判决书 称，直吉祥巷过渡房“虽未办理产权凭证，但原告作为上城区住宅统 建办公室资产的继受者，在有关部门尚未发文确定拆除该建筑物的情 况下，原告系该财产的所有权人。”1978年4月上城区革命委员会发 文成立上城区住宅统建办公室是个政府部门，1981年其建造直吉祥巷 过渡房是政府行为，这批过渡房不管有否办理产权凭证都是政府财 产，而非政府部门的财产。广宇集团股分有限公司是家企业，不管从 哪个角度来说它都无权继受政府财产。“住宅统建办公室资产并入房 屋建设开发公司”只能是办公桌之类由住宅统建办公室使用的财产， 而不是指由政府出资建造的房屋及国有土地。事实上，连办公桌也是 国家的，企业要继受也须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而不是无偿继受。相 反，上城区政府毁掉钟正相的房屋，应当予以赔偿。上城区政府将直 吉祥巷51号过渡房安置给钟正相住，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赔偿，钟是 该房产主人的债权人，间接地拥有该房产的所有权，而不是广宇集团 “系该财产的所有权人”。上城区法院这样判决完全是颠倒是非，混 淆黑白，这只能说明它是个权贵法院。钟正相没有上诉，因为他知道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是个更加为权贵说话的地方，这家法院曾以39 个字符的判决书“驳回”一个因儿子枉死 看守所而告了四年状的可怜的父亲的行政上诉案件。 第三个案件是李丽娟案。李丽娟的房屋因座落在杭州南山路黄金地段 被开发商看中，千方百计要拆除她的房屋，他们软硬兼施，欺骗、恐 吓并用。李丽娟被廹维权，当她在自己的墙上写“维护宪法，反对强 拆”等标语时，被所谓指挥部的人强行拍照。她要求对方删除照片， 遭到对方六个人围攻，但却被上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两年 有期徒刑。李丽娟家属聘请维权律师李建强为此案二审辩护人。李律 师在其辩护词中精辟地分析了此案的要害，从法律上作了详尽的阐 述，在道义上作了至理的论说，只要稍微有点法律常识有人，稍微有 点良知的人，看了这篇辩护词后都会觉得李丽娟是无罪的，她是被冤 枉的。但是，杭州市中级法院却在李律师到美国访问期间秘密地审结 了此案，仍然是维持原判。或许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压 根就没有看过李律师的辩护词，直接按照上级的指示维持了原判；或 许是看了辩护词后感到李丽娟确实无罪，但他们又不能迕逆上级的意 志，所以象小偷一样地趁李律师不在中国的时候作了秘密判决。当杭 州维人士邹巍质问杭州中院承办此案的法官时，法官竟然说：“这样 小的案子还需要通知律师吗？”李丽娟平白无故蒙受奇冤：身子被打 伤，房子被夷平，还要坐两年牢房。这么大的冤案，法官居然说是 “这样小的案子”，他们的眼里还有“人民”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泛蓝聚会弘扬中山精神遭四川警方阻止 黄琦 中国泛蓝四川网友元旦见面会原定今天举行。昨天，成都国保突然传 唤聚会发起人黄晓敏、陈涛、李兴志，并对其他准备参加的网友口头 警告，致使四川境内各地由独立知识分子、良心记者，还有民间维权 人士等人响应的20余位网友见面会中途夭折。 事前，组织者原计划于2007年元月2日在成都北郊某农家乐进行网友 见面会。整个活动筹划准备了十几天，组织者制作了《国民领袖百年 风采》幻灯片；打印了20多份孙中山先生撰写的《三民主义》、《五 权宪法》等常识读本；并准备了《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孙中 山与共产党》专题片；这些资料准备在网友见面会上用于分发各地的 网友，以对历史上的国共合作等事件进行信息交流、思想分享。 2007年元月一日凌晨，成都的天空还是一片漆黑，成都国保某处长不 辞辛劳、冒着大雨带人前往组织人黄晓敏、陈涛等人的住处，没有出 示任何手续就将黄、陈两人带至附近派出所进行强制传唤，警方在强 迫黄、陈两人做出取消网友见面会的承诺后，才释放他们。 与此同时，当局还当面警告了其他准备要参加聚会的网友，在得到不 参加聚会的表态后才得以在家过元旦团圆。 元月2号，四川各地网友能够聚集在一起，原本是很有意义、非常闹 热的一次网友新年见面会，最终因当局警方的干涉而流产，这使很多 网友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大家也对2007年的所谓新政产生了怀疑。 去年10月10号，黄晓敏曾带领四川泛蓝网友、自由知识分子，会聚在 直接促成辛亥革命首义的成都市人民公园保路维权纪念碑下，成功纪 念双十节后（见打压中四川泛蓝会聚维权保路纪念碑），在海内外产 生很大影响。 〔转载自《六四天网》2007-01-02。提供者：（成都）黄琦〕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之3） 穆正新 七、秦基伟否定了黄继光 黄继光是前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的士兵。但该军军长秦基伟却在他 的回忆文章里不留余地地排除了黄继光事迹的可能性。2000年《解放 军报》组织了《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大型专题，其中有一篇秦基伟 较早时写的《鏖战上甘岭难忘的七天七夜》。根据秦在文中的说法， 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其实在黄继光介入之前几个小时就已胜 利结束了。他在文中说到志愿军1952年10月19日黄昏发起收复阵地的 战斗时，称部队“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而中国大众 所熟知的黄继光事迹是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发生的。秦基伟的“提前 胜利”排除了黄继光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使得堵枪眼壮举成为不可能 事件。 关于黄继光的阵亡时间，最早提到的是上面那个新华社的“各方仔细 核查”版：“这时天快亮了，40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 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几十年来此说法基本没变。中 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黄继光》说，黄继光出发前“东方升起 了启明星，指导员看看表，已经4点多了”。1990年邓力群等人主编 的《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说黄继光请求完成爆破任务的 时候，“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2000年12月新华社记者李石元采 访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万说的时间也是“1952年10月20日 凌晨”。 “午夜全部恢复阵地”与“黎明时仍有阵地尚未收复”是两个完全互 斥的事件。不可能同时为真。黄继光的牺牲是“为我军胜利开通道 路”的。因此在他的牺牲时间必须在胜利来到之前而不能在其之后。 秦基伟让战斗提前“胜利”掉，使得黄继光英雄无用武之“时”。既 然阵地在“半夜”就已经“全部恢复”，那么当黎明前黄继光来到 时，敌人已被歼灭，阵地已在“我军”手中好几个小时了。现场必是 无敌可杀，无堡可堵的局面。即便还有地堡，也已经成为“我军地 堡”，黄继光还堵个什么劲？他除了和战友们一起打扫战场清点俘虏 加固阵地等之外，恐怕没别的事好做。 黄继光事迹对15军和秦基伟本人十分有利。他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黄继光事迹。现在却发生了15军军长亲自否定15军的大英雄 的怪事。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应该是秦基伟一时疏忽造成了笔误？ 但是笔者查对资料时，却意外地发现居然不是笔误。黄继光的作战时 间不但被他生前所在军的军长否定，也被所在的45师政治处干部所写 的书否定。这问题就大条了。该师政治处干部李明天、王精忠、李天 恩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中说：“10月19日17时30分，志愿 军”喀秋莎“火箭炮兵两个营一次齐放后，继之在103门山、野、榴 炮的支援下，七个突击连（含坑道部队两个连）、分别向敌人占领的 597.9高地和537.7地北山表面阵地实施反击。……战至20日1时，歼 敌五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 部队“恢复全部阵地”的时间，军长说是“半夜”，师政治处干部说 “20日1时”。显然两者都排除了黄继光在20日黎明为夺回阵地而作 战献身的可能性。黄继光是志愿军15军45师的英雄。现在军长否定了 他，师政治处也否定了他。一个连本军本师都不认账的“英雄”，教 我们如何接受？ 事情还没有完。否定黄继光的还有更权威的解放军文献。2000年由军 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是解放军当局出版的关于 朝鲜战争的最权威文献。该书根据中央军委决议，以前副总参谋长徐 惠滋为领导组长组织编写，并列入解放军“九．五”科研重点课题的 项目。其权威性无可质疑。该书第三卷第292页中说：“19日晚，志 愿军第45师组织第134和第135团共三个连，在火箭炮第209团一次齐 放和其他炮火支援下，对占领597.9高地的美军发起反击。在坚守坑 道部队的配合下，至20日1时，全歼占据597.9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第 七师共五个连，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这资料白纸黑字说的也是“20日1时”。不等黄继光出场，部队就已 经“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至此，不说“黄继光堵枪眼”已被解放 军“正式”否定的话，至少可以说它已被“明确”否定了。“黄继光 堵枪眼”故事从第一天起就问题丛生、麻烦不断。早在1952年它刚诞 生一个月时就被新华社推倒重来过一次。现在又被本军、本师和中央 军委组织编写的文献否定。你想坚持说这种东西还有可信性，是否蓄 意侮辱自己的智力？ 八、解放军权威人士为什么要否定黄继光 难道秦基伟李明天以及解放军其他文献编写人员不知道黄继光要在黎 明时出场堵枪眼吗？这也不可能。全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他们这 些解放军大爷们，特别是“英雄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反倒不知道，怎 么说得过去？他们肯定知道。关键之点，也是最令人难以理解之点， 在于他们明明知道还要这样写，明知两件事互相冲突而故意不解决。 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读一读李明天等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 战》，更会难以相信该书竟把两个互斥事件放在书的同一页上。生怕 读者错过这矛盾现象似的。在该书的第89页上，上一段讲“战至20日 1时，歼敌五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紧接着下一段却讲零号阵地 其实到天快亮时还没攻下来，于是黄继光挺身而出等。这样公然地在 同一页纸上“明知同根生，相煎不胜急”的作品，实属罕见。 解放军各级公然否定自己树立的英雄，非常不合理。这现象提示我 们：内中一定有假。因为真实事件不可能出这种矛盾。世间的真实事 件，无论多么复杂多变，事件之间总是互相衔接又互相印证，融合一 致天衣无缝。黄继光献身和部队全面收复阵地这两件事，如果都为真 的话，也会具有天然的和谐性。绝不可能冲突。现在搞到两者尖锐对 立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说明其中至少有一假。而现在查明的情况还不 仅仅是一假，而是两者均为假。两假在炮制过程中缺乏照应，才导致 了事件冲突。由于早年宣传黄继光时只讲英勇情节，没有透露作战的 具体日期和地点。一般读者无从将两个事件进行对照，事件冲突的情 况没有引起注意。几十年后，各种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越出越多， 细节开始加入，事件冲突的情况就浮现了。但此时生米已经做成熟 饭，无法改回去了。 读者可能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秦基伟们故意把“胜利”提前，害得 黄继光无法完成壮举？如果秦基伟们要编造，难道不会索性编得圆满 一些吗？又何必留下如此明显的矛盾，轮到你来挑？其实我也这样想 过。秦基伟们既然要编造，何不把“全部收复阵地”的时间安排在黄 继光故事完成后的清晨？这一来不就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吗？晚几 小时胜利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是包含了黄继光事迹在内的更辉煌的胜 利。不是更有价值吗？黄继光事迹对15军以及秦基伟们十分有利，十 分珍贵。他们何苦去排斥？显然，如果没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的话， 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想来他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有某种难言 的苦衷。为了找到这苦衷内情，我们必须较深入地了解1952年10月19 日黄昏发起的这场战斗的情况。 九、关于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 这场战斗于1952年10月19日傍晚17点30分发起，次日清晨6时多结 束。以目前可得的资料所判知的基本事实是： （1）志愿军在这次战斗中严重失利。不管是午夜还是黎明，45师部 　队均没能全面收复阵地。特别是没能收复主峰597.9高地。 （2）但是此次战斗非常重要。作战失利要严重影响15军军长秦基伟 　和45师师长崔建功的个人前途。因此他们不得不谎报战果。 （3）天亮后战场格局清晰，不便于谎报。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只能借 　着夜间混战的情况修改战果，才能谎称“全面收复阵地”。 （4）在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向上级谎报“午夜全面恢复阵地”的同 　时，军内政治部门和新华社也编出了各种英雄事迹。分工造假 　而缺乏统一协调，因此出了纰漏。下面分点说明。 １、志愿军的这次战斗严重失利 这场战斗于1952年10月19日黄昏五点半发起。志愿军先用空前猛烈的 炮火轰击敌方阵地。尔后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志愿军计划夺回包括 主峰597.9高地（美军称598或三角山）和537.7高地北山在内的十多 处阵地。在上甘岭东侧，志愿军取得了成功，在天亮前攻占了由韩军 守卫的537.7高地北山。但在上甘岭西侧，志愿军的进攻却严重受 挫。这一侧的志愿军分两路对主峰597.9高地及其西北山梁的系列阵 地展开进攻。奉命攻击主峰的是134团八连、四连等。奉命夺取西北 山梁系列阵地的是135团的六连、五连等部。134团八连、四连等事先 潜伏于597.9高地山下的坑道中，意图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主峰。但由 于在开战前部分坑道遭到美军破坏和监视，总攻开始后他们仅能发起 微弱攻势。经短暂交火即被美军击退。联军次日发表的战报说志愿军 曾到达距离主峰300码（约270米）的地方。旋被击退。而135团六 连、五连等这一路发起的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延续时间最长。他们计 划首先攻取六号高地（美军称Pike's Peak），然后向东南进击主峰 与134团会合。但守卫六号高地的美七师17团三营Ｌ连顽强抗击，迟 滞了志愿军的进攻。由15军干部张嵩山所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 实》一书承认，当晚志愿军“付出极大代价”才占领六号阵地。美军 资料表明美军Ｌ连损失也很重。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多次展开肉搏。 Ｌ连排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连不得不放弃六号高地向主峰方向且战 且退。美军紧急派出增援部队。先是从本营的其他各连抽出若干几个 排增援。后来更从32团派出两个连驰援。美军并把所有可用的炮火都 用于压制这一路志愿军的进攻。志愿军攻势渐渐减弱，最后终于被止 住，与美军形成对峙。到天亮时，暴露在美军阵前的志愿军部队在美 军炮火持续轰击下逐渐动摇。先是出现了零星退却逃跑现象，很快即 发展成全面溃逃。美军趁势集中所有炮火予以追击。志愿军颓势难 止，一路逃回六号阵地。这样，志愿军苦战一夜的战果只获得两处阵 地：537.7高地北山和六号高地。远远没有完成任务。 ２、使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好办的是， 　这一天志愿军打的极重要的“政治仗”。 整个上甘岭战役，最后以联合国军认输而告终。这是历史事实。不计 较人命代价的话，志愿军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地庆祝上甘岭战役的胜 利。但在1952年10月里，志愿军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志愿军这一 段的战斗都打得很糟。伤亡惨重而保不住阵地。就在10月初，享有 “万岁军”称号的志愿军王牌38军，以全新苏式装备同人数居于劣势 的韩九师争夺白马山。却被打得狼狈而归，首开志愿军败给韩国军队 的纪录。志司在10月15日给15军的电报中承认38军甚至难以啃下韩军 “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而15军部队情况也不好，此时正处在人员伤 亡和阵地丢失的高峰时期，士气十分低落。10月18日，15军四15师首 次丧失了上甘岭地区全部表面阵地。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对此十分不 快，他在电话中向秦基伟发火道：“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两个山头给 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而秦基伟心情也很坏， 十分钟后他即将压力向45师师长崔建功传递：“你要是夺不回阵地， 你就别回来见我！”（叶雨蒙《出兵朝鲜纪实》第668页）。王近山 所说的“两个山头”，就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从这一段情况看，志愿军高层憋着一股窝囊气，急于打个“翻身 仗”。而且10月19日离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纪念日很近。 国内刚派出一个大型的慰问团来到前线。志愿军领导显然有打一个胜 仗给“祖国慰问团”看看、向周年纪念日“献礼”的意图。从志愿军 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为此战调派喀秋莎火箭炮团的情节看，志司对这 一仗很重视也舍得投入。美韩军在第二天都指出19日晚志愿军的炮火 异常猛烈。有的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有的指出志愿军发 射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联军。而志愿军投入的兵力，联军估计为两个 步兵团。志愿军方面的数字则从三个连到七个连不等。但从45师 当日伤亡3,000多人的情况看，投入两个团的说法是可信的。 开战前，志愿军当局做了一个罕见的安排。竟把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 山，让“祖国代表”们拿着望远镜亲自观看战场实况。这显示志愿军 高层信心很足。也许他们觉得投注了巨大的资源，兵力规模与地面火 力上均占明显优势，志愿军应能轻松取胜。毫无疑问，这个做法也加 大了秦基伟崔建功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作战中不顾一切野蛮用 兵，只求取胜。而志司高层对此战获胜过于乐观，缺乏失利的心理准 备。期望越高，当失利成为现实时恼怒当然越强。这又必然促成在秦 基伟崔建功们作战失利后极力设法掩盖败绩。 ３、20日天亮后上甘岭西部战区格局清晰。不便谎报。 　秦基伟崔建功只能从夜间混战中安排“全面收复阵地”。 志愿军全力进攻近十个小时，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收复了两个阵地。王 近山严令收复的“两个山头”只取得一个。最重要的主峰597.9以及 靠近主峰的几个高地仍然在美军手中。此战不能说完全失败，也属严 重失利。面临着“回去放羊”等后果，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在战果上作 手脚就过不了关。他们需要声称“全面恢复了阵地”。但是谎报这个 战果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同于谎报歼敌人数。依解放军的习惯 看，在歼敌人数成果上吹吹大话不太要紧。上级即使不相信也不会很 怪罪。但谎报阵地得失则关系军事要害，非同小可。无论什么军队， 对于阵地归属，战线走向、敌我识别范围等要紧情报均不能容许随意 作假。否则仗就没法打了。 志愿军的各兵团和志司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时刻观察收集各种资 料。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顾问参谋机构也有自己的战场观察和情报收 集机构。从五圣山观察哨所俯视上甘岭地区，用一架普通望远镜即可 清晰分辨谁占据着各山头的阵地。而美军几乎天天发布战报。作战前 线还有各国媒体记者采访。兵团和志司以及苏、朝各方对前线状况十 分了解，很清楚20日天亮后主峰等阵地依然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根据联军战报以及西方记者从前线采访发回的报道，美军于19日晚成 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阵地，而韩军失去所守卫的537.7 高地北山。20日白天韩军发动反攻，夺回了537.7高地北山。因此上 甘岭东侧战况激烈。但上甘岭西侧美军防区内则相当沉寂。自从早晨 6点多志愿军部队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后，这个地区基本 没有战斗。联军战况通报说，20日白天这一地区的双方除了零星冷枪 射击之外，都没有试图进攻对方。 秦基伟崔建功们如果把“胜利”定在黄继光阵亡后的天亮时分，势必 无法向上级解释为什么天亮的时候主峰等阵地还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他们不能公然对抗上级已掌握的情报。挑衅上级知情能力的后果要比 “回去放羊”更严重。此路不通。他们能做到的，是借着夜间激烈混 战的情况搞浑水摸鱼。他们安排得比较巧妙：首先，他们把战果比较 好的午夜时分算作战斗结束时间。那个时候志愿军部队进到了离主峰 较近的地方。美军战报提到志愿军“一度攻至离主峰300码之处”。 这无疑给秦基伟崔建功们声称“收复主峰”提供了方便。才不过两、 三百公尺的距离，稍微“模糊”一下就算到了山顶。黑灯瞎火的谁说 得清呢？“美国侵略军”发表的战报总不能都相信吧？鉴于“美帝国 主义固有的欺骗性”，理直气壮地减去这300码，不就完成“收复主 峰”的任务了吗？而“收复主峰”是最关键的成果。有了这个成果， 其他阵地即便还在美军手中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全面收复表 面阵地”的战果就出来了。对于攻击受阻的志愿军部队在天亮时被美 军炮火轰回这一段过程，则被秦基伟们划入“另一次”战斗中去。这 是秦基伟们“午夜胜利”法中最精妙的一笔：一场战斗变成了两场， “进攻未达被击退”变成“曾经攻占然后又失守”。一次败仗变成了 一胜一败，攻坚未得变成先得后失。改动不算太大，却有了“胜利” 可言，总算是“完成过”任务了。当然，为了使“两场战斗”的说法 显得合理，中间就需要有个合理的间隔。间隔不能太短，否则与“反 复争夺”分不清。“胜利”不够结实稳定。但间隔也不能太长，否则 阵地在天亮前“来不及失守”，无法符合天亮时格局，也会露出马 脚。秦基伟们只有让“我军”在午夜胜利，才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实 现这一切。他们留几个小时给美军去“组织反攻”，把美军“反扑” 定于“凌晨五时”开始。这样一来，主峰即可天亮前后“及时失守” 了。20日白天美军还在主峰上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功夫不负苦心 人，他们大功告成，一切完满。只可惜漏掉了黄继光。 ４、花开多支，各自表述；缺乏协调，铸成大错。 正当秦基伟崔建功们为了向上级交代而把战斗“一分为二”的时候， 45师各部也展开了各种“英勇事迹”的编造活动。这种“树英雄”活 动对于战斗失利的部队非常重要：仗是打得不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比 英勇。失利的责任就会减轻一些。横竖不是我军无能而是美军太狡 猾。我们的战士甚至在堵着枪眼的时候还积极主动地兼顾别的工作。 都努力到这份上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各方都在积极编造光彩故事， 忽略了互相协调。新华社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很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 秦基伟崔建功们改动“我军胜利”的时间。因而仍然把凌晨留给黄继 光去“堵枪眼”。从此铸下这“千古之恨”。不过这在当年以及其后 的几十年里都不是问题。一来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权质疑。反正你解放 军造什么大家就学什么。二来从50年代到80年代，当局都是单独宣传 黄继光在“一次战斗”中的事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中国公众 实际上也无从把该事迹与其他事件相对照。所以秦军长崔师长们的 “午夜胜利”说一直很安全。安全到他们可以完全忘记黄继光。直到 2000年前后更多上甘岭作战具体情况透露出来后，这个漏洞才有可能 被发觉。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十、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 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 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 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 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 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 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 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 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 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 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 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 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 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 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道本国军队的丑闻 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 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 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 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 数字，并且是Ｎ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 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 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 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 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 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 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 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 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 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 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 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 觉得那些文件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 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 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１、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19日半夜“全部恢 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20日白天，与敌 “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40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 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道对不上号，还与部分志愿军人 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45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道 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20日早晨7点抵达六连。 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 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 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 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6点多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 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 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 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 “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 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40余 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 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20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 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40余次”有 关的活动。 参战的135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 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 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 等等情节都发生在20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 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 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 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 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 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 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 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 一，134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15军 政治部于1959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 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 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597.9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 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 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 （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 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 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 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 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 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 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 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 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 的情况。 志愿军134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 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135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45师进攻部署 被美军破解有关。45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 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 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 差。美军20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 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 的资料提到134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 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分伤亡被俘外，剩下的 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 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 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２、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20日美军确 认伤亡94人（亡15、伤77、失踪一、非战伤亡一）。21日确认伤亡55 人（亡六、伤43、失踪六）。这149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 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十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 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 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300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 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300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 兵伤亡不会多于500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1998年3月号上胡士 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45师卫生员 王清珍回忆说，19-20日的战斗中45师伤亡达到3,000多人。3,000比 500，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道说“19日，我军在 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2,500多名。”夸大五倍以 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1,200多人”。一 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45师是这样统计 歼敌数字的：19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2,500 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 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1,500人。请注意，头两 个半小时就报歼敌2,500，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 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5,000假定5,000 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 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 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45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 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 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93团三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 九连报歼敌1,000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106团团长武效贤说： “我团歼敌7,000多人，12军给减到4,000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 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 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 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 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 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 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 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 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 欢喜。 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分。此类“光荣传 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 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 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 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 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 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 第三卷》说“火箭炮第209团一次齐放”；而前炮21师宣传科干部张 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2000年第十期《党史纵 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 “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 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 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 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 几十年好，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仍 然远小于实际数字。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 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91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 们团实际损失1,000多，只上报700多。106团一营上报伤亡400多。但 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700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 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2,100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 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10月19日到20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 以报道。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10月14到20日伤亡“3,200 多”。而前45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3,000 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 供的数字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45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 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 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 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 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45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 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 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45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 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 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20日晚15军参谋长张蕴钰到 45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 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 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110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 　“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 　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张蕴钰还说， 　“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 　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 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 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 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 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1951年8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 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 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走进毛泽东时代 林保华 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回想到那个年代，就象做了一个恶 梦，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过来了。但是如果再经历一次，肯定走不过 来了，也许就象那8,000万同胞一样，在毛泽东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 的一切。因为这样，每当想起已经受难的同胞，也担心其他人可能重 蹈覆辙，所以还不时要把这个时代的经历说出来。 一、海外的毛泽东时代 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个名词，还是在印尼梭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 候。当时是1947～1948年间，二战结束，荷兰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 开展独立战争。我们华侨公学（小学与初中部，家父是校长，家母是 老师）一位青年教师私下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 记》。我不但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好人”，还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正义 的“穷人党”。小学毕业时这位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勉励我要做 “小鲁迅”；而他则在1949年回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尼 语播音员。这是中共统战我的开始。 这个时候，中国正发生惨烈的内战，到1949，梭罗可以看到华文的 “进步”报纸，我每天追踪共军的捷报，精神亢奋、思绪翻腾。父母 决定迁居到首都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准备随时回国，不 再在印尼寄人篱下。此时，毛泽东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 中国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在雅加达，我入读新华学校读初中。后来知道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党 员，加上后来回忆起一些老师的情况，因此相信该校应有中共的党组 织。 读初二时，适逢韩战爆发，班级订立爱国公约，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 美国电影、拒看“反动”报纸。本来资讯已经偏重一方，这下更是 “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个国家，这种公约对我们也有约 束力而不敢违反。从此接受的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资讯。 既令开始对南韩发动战争还有点怀疑，但报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 尼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以及中国迅速出版有关抗美援朝的文艺作 品，因此最后我都相信韩战是美国发动的。一直到文革后期看到内部 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提到北韩发动韩战，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20多年。 那时，雅加达开了一家南星书局，专卖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的大部分 零用钱就用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助长革命热 情，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在中国还中国。高中入读巴城中学，也 是中共控制，党员比新华还多。 二、21年的资讯封锁 我在中国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锁资讯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国，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获取资讯。唯一“例外” 的，在广州参加高考后到上海姨夫家里时，因为他是一级教授与“民 主人士”，家里有“参考消息”，比他人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外电资 讯。 当然，即使外电，哪些可以给他们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党来决 定。 1956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油印了 一些外电资讯给我们看，使我们了解多一些事件的有关情况。由美国 左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写的《斯大林时代》在内部出版 后，也允许我们购买，使我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有初步认识。之所 以让我们享有资讯方面的小小特权，想来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理论课专 业，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了解一些情况。何况能入读这些专业 的，“政治觉悟”应该比较高，这点“抵抗力”还是应该有的。而校 方也给我们做消毒工作，例如了解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镇压民众 时，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客观立场”， 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出兵让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还 是听任匈牙利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要选择前者才对革命事业有 利，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种“立场论”最后演变成为了实现共产 主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放卫星的谎言与造成数千万人的死 亡，我们也被蒙在鼓里。还积极参与“反右倾”，甚至文革打倒刘少 奇修正主义路线。1967年到香港后，才知道大饥荒死了许多许多人。 这是除韩战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骗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其实，就是我所学习的中共党史专业，好多真实史料不让我们知道。 学校提供“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经过选择，且不说被歪曲的史料， 包括有的人名用ＸＸ代替，有些资料须党员才能看，或一定级别的干 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许多中共内幕，才知道过去所学是许多假东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ＸＸ，原来就是后来的党国领导人，以前也是反毛 的，例如周恩来、陈毅等。 也是在文革后期，因为家母带了有短波频道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我 瞒着家人收听“敌台”，以了解更多资讯，1976年“4．5”天安门事 件就是从“敌台”那里首先知道的。 正因为资讯的封锁，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难辨。特别是文革后 期，因为对批斗已习以为常，大家胆子也就比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 听来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内部出版书籍的一些内容。由于当时党内斗 争相当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们一些可靠的朋友会聚在一起 讨论分析。包括后来传抄一些周恩来假遗嘱，我被人家“揭发”，所 幸因为“战友”保护，没有酿成大事。有关江青有许多“面首”（姘 头）的消息也到处流传，那是“老干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 舆论准备。一直到十几年前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我才清 楚根本没有那些事。 三、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 1955年回国刚进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写自转，主要是履 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那时还搞不大清楚甚么叫“社会关 系”，原来是指亲友。一般说，关系密切才要写，但是如果关系不密 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分比较重要，或者思想特别“进步”或“反 动”，为了让“组织”更了解自己，也就写上。这些表格里最难填的 是要把家人与亲友的“表现”写上，例如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问题 是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所以还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辞彙， 如“开明”或“落后”。特别是要给自己的父母亲写表现时最难办 了：写得太差，对自己不利，也违背人性；写得太好，万一组织发现 不完全是那样，又担不了“欺骗组织”的罪名。 写自转考虑是否留底，手抄两分太辛苦，用複写纸又会被发现自己留 存底，难道编造了甚么害怕忘记吗？还好当时我才17岁，经历简单， 读书读过来的，也没有甚么要隐瞒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历的 每个阶段，还要列出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可以查证。当然要找党团 员或“进步人士”做自己的证明人，这样组织可以相信，我有这样的 证明人，也“与有荣焉”。 这些自转、表格装入档案袋成为每个人的档案。每到一个新单位，都 要重写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运动以后，都要写自己的“思想小 结”，还有组织的“鉴定”，也就是组织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 知道内容），所以档案越来越厚。如果还有人给单位写过检举揭发信 件，不论问题查清了没有，也放进档案里面。这些档案资料一生一世 跟我们跑，甚至跑得比我们快。到一个新单位，人还没有到，档案先 到，我们一报到，领导已经看过档案，知道来人是甚么货色。 我在大学教政治课时，因为不是党员，而且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所 以不能看学生的这些档案。但是后来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读 学校后，那里的政治辅导员不一定是党员，所以班级里调皮学生的档 案也让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生 的家庭情况，例如家长是一贯道成员的都记录在案。 文革期间，领导要整甚么人，抛出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问题 是有的材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检举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风 光，材料被抛出后才知道自己是被“内控”的。文革后期与结束进行 “平反”时，多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作为结论来搪塞。中共为 表示诚意来抚平被害人的愤怒与怨气，有的就把档案里的“黑材料” 当众烧燬。文革当中有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在反右时 被批判过。也有其他单位“专案人员”来找我调查以前同学的情况， 因为我是他们某个阶段的“证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见而落井下 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 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才知道这一套控制与整人的制度是40年 代在延安成形的。当时的“抢救运动”就已经冤枉了许多向往延安而 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红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 最近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这一套是20年 代末期在江西苏区就开始的，是周恩来从苏联搬来的，获毛泽东激 赏。 四、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民生 1955年刚回国时，对比较艰苦的经济生活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在 大城市里，上饭馆吃饭还不必交粮票，副食品也还比较丰富。再就是 自己身体里的“油水”还有存底。 但是因为在印尼还可以听见一些负面新闻，加上回国应付高考学习政 治课时老师批判“统购统销搞糟了”的反动言论，其中涉及粮食定量 问题，所以也引发我的一些好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国观光，我们一 起到厦门我父亲的老家，祖父是医生，但是叔父与姑母是农民，而且 是贫农。我就询问叔父这件事情，他说粮食的确不够吃。当时我很吃 惊，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不让农民吃饱呢？何况他们还是响噹噹 的贫农。 当时因为到各处都要携带“粮票”而颇为不便，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粮 票，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向粮管所领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单位证明到 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那时“反特”小说、电影流 行，我才体会到为何国民党特务不论空降还是登陆，不久就被抓获。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大鸣大放”，要我们帮助党整风。为了响应 党的号召，绞尽脑汁想提甚么问题好呢？看到社会上有人说农民生活 苦，吃不饱，我就在班级政治学习时，也把我听到的情况说了。 结果后来成了“右派言论”。 在大学读书期间，常常下乡劳动，特别是58年大跃进期间在乡下半 年，粮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时才感受到从事体力劳动与油水不足对粮 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粮食不足，是6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后，粮 油副食品供应突然减少，平时食堂里吃饭，不敢超过定量标准，怕无 以为继，只能在饭后拼命喝酱油汤来撑饱肚子。所幸家里汇款可以有 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的优待，还有姨夫家庭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 的优待，所以情况较其他人好，所以有时也把自己的东西与同事“共 产”。当时上馆子要付粮票了，吃完东西离座时，门口的乞丐冲进来 舔碗底。那时还万万想不到农村饿死人，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 怎么可能让人民饿死？当时还听说这些安徽来的乞丐要出来行乞还不 容易，因为须公社开介绍信。所以还认为只是家里特别穷的农民，才 准许他们出来行乞，一般农民既使粮食缺乏，也还可以捱得过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农村的，那时饿死许多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 提起这件事情。想来是怕我知道后会“里通外国”造成恶劣影响。唯 一知道情况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同学，他是出身浙东山 区的贫农，人品非常好，整风时也因为说农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 下告诉我，他的妹妹因为没有饭吃而卖身一样嫁出去。鉴于反右的教 训，我十分同情而无言以对。文革后期，一位亲戚告诉我在四川看到 农民在街边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审视中共的农村政策。 户口制度也把人掐死。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完全是谎话。不但小城市 不能迁到大城市，农村户口更不能迁到城镇。要合法离开农村，只有 考上大学或参军，毕业或复员后才会分配在城市。 实际上，就从我们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来讲，也该充分看到，既使在城 市，一样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说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如果考取， 但是并非自己的志愿，也非去报到不可，否则“不服从分配”这个污 点就可能失业一辈子。毕业时，也一定要服从分配，否则也可能失业 一辈子。这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经济收入，因为经济上不是“全民所 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控制了任何一个角落，包括 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毕业分配会做得“好看”，先由几位党 员或“积极分子”用红纸贴出大字报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到最艰苦地 方的决心书，然后其他人响应，因为不响应会被视为落后分子，可能 就分配到最艰苦地区作为惩罚。到了人人都写了决心书后，任组织如 何分配，谁都没有话说了。 而到了工作单位后，只能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否则受到打击报 复，咎由自取。60年代初，因为大饥荒，共产党对人民的管制稍微松 懈，让“牢骚”有地方发泄。我在政治学习时讲话也比较随便；工作 上比较“白专”，因此政策收紧，又开始讲“阶级斗争”，加上与上 级领导相处不好，我就被踢出华东师范大学，连降两级到一个培养技 术工人的半工半读学校。当然调工作时讲那里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 不能硬抗，只能“服从分配”。这次因祸得福，因为两年后爆发文 革，我在新单位比较谨慎，没有甚么把柄。若在华师大，肯定被当权 派抛出充当替死鬼，人生恐怕得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在文革“停课闹革命”并且利用完红卫兵以后，就让他们上山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美其名曰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农 村“修理地球”，也用这些手段骗学生。看到这些学生表决心，戴红 花，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边疆、乡下，我只能祝福 他们。有的同学拒绝去而採用各种软磨硬顶的办法，最多的是弄残疾 证明。以前我认为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学生是落后学生，但是现在我同 情他们。学校在开始分派工作时，我向当时驻校工宣队表示，叫我下 乡我也想不通，因此无法对同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 求到车间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这讲法不是没有风 险，但是那个年纪较大的工宣队负责人居然同意我的要求，从此我当 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着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许工宣队自己 也有子女上山下乡才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以后为 了上调，争取比较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开展了剧烈的竞争与抗争。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益加紧张複杂。 五、恐怖的政治运动 对政治运动的认识与体会，除了在印尼时的“抗美援朝”以外，对土 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略有所闻。祖父是西医，据说为人 和善，但是土改时也受冲击。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个长工。据 说那个长工偷过东西被训斥，运动一来就出来斗争了。当时我认为共 产党非常英明，不会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斗。即使有问 题，也是底下干部糊涂。祖父最后被管制三年。 父母亲燕京大学毕业，意识形态亲美，也信基督教，在学期间与司徒 雷登教务长关系很好。中共“解放”全国时，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 大使，成为中共的批判对象，加上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 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都在传递这些信息，也非 常关心司徒雷登在美国情况。他们对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为然。而我 却是反美的，对父母讚扬司徒雷登的话将信将疑，也许美帝国主义分 子中也有个别好人吧？ 然而上述事件影响父母原先打算回国的计画。但是共产党对我的教 育，青年人的热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年夏天回到中国时，正好碰上批判胡风与肃反运动。胡风涉及文 艺理论，我比较关心；肃反则与我无关。五、六年初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与我好象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自杀 也当作畏罪自杀。然而考上大学不到一年遇上整风反右，是我直接参 与政治运动的第一次。虽然在“帮助”（其实是批判斗争）下确认自 己有立场问题，需要“脱胎换骨”改造，但是也开始有对政治运动的 恐惧感。 中共对敌斗争政策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一条。 自己在被批判时，就象阶级敌人那样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因为 我很坦白，老实交代家庭对我的影响，所以最后组织处理时“免予处 分”，但已经一身冷汗。然而我的坦白，也没有胡乱走上“反戈一击 有功”的道路，为了立功而乱咬人。也许这就是我没有从“资产阶级 立场”“脱胎换骨”的结果，否则人性早就毁灭。就如西方音乐被中 共打成“黄色音乐”时，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没有减轻我对它们的热 爱，而且直认这一辈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听“敌台”时，听到 莫斯科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还非常兴奋。 文革期间，因为新到一个单位不久，“反动言论”不多，还没有沦为 “阶级敌人”，但是当时住在丈人家里，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受 到严重冲击，自己也被抄了两次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红卫兵甚 么时候会冲进来。也因为自己华侨身分，担心甚么时候在单位里也会 被莫名其妙的“揪”出来，特别是每次阶级斗争大会，扬言会场里就 有阶级敌人还没有揪出来时，心里就蹦蹦乱跳。 象我教政治课，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也参与活动。所以工厂两派“大 联合”，要揪出破坏联合的“黑手”时，我虽然并非任何团体的头 头，也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月，形同软禁，相互揭发。 还好我平安过关。还有同事大字报揭发我在回国时，在轮船上对美国 记者发表不可告人的演说，于是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再办毛泽东思想学 习班，要那些有问题的人交代问题。本来发表演说大家听到，怎么会 “不可告人”？但我还是把以前在自传里早就交代的我所见到的“问 题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担任警察局长的舅公上船来看我都重说一 遍。 后来最后搞清楚，此记者乃是家父採访亚非会议时认识的香港大公报 记者，正好也上船採访我们回国的新闻，他帮我们拍了照片。谁知道 共产党记者会变成美国记者？还好当时文革已经进入落实政策阶段， 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当特务斗争再说。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时间后，各单位才向下传达。我一个朋友在 大单位工作，比我们单位早传达，也告诉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时与一 位关系不错的工人师傅说起。没有想到他再传出去，被工宣队负责人 知道了，为甚么我会比他们早知道呢？谁向我泄露党的机密呢？ 为此差点儿把我“隔离审查”（犹如现在的“双规”，但是没有时间 的限制）。吓得我冒出冷汗。 林彪事件以后，对共产党与毛泽东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但是72年美 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家母两次到上海问我是否要离开中国， 我还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出去的华侨还很少，万一申请而不批准， “企图叛国”的帽子就会永远戴上；而且离开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 了是否适应还有问题。尤其是林彪死后，对中共又产生幻想，希望他 们能够改弦更张，结束极左路线。哪里知道不久又开展批林批孔运 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生活 在恐惧中，还是闯出去寻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给我出境证的时候还警告我出去后不 可以乱讲话，我说甚么他们都会知道。华侨圈子里也有许多流言，例 如音乐家马思聪逃出去后因为发表反共演说，当场被人击毙；有华侨 一踏进香港，在移民局问话时大骂共产党，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 电话来警告等等。因此我进入香港时，是工人身分，隐瞒大学毕业的 学历，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没有问太多的话，除问唐山大地震情况，就 是工厂的产品与产量。然而即使我一到香港，给报章写稿，稿费还是 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分曝光，并且很多年不敢回去。这叫做“心有 余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国旅美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几年前应邀到香港大 学担任访问教授时对我说，刚到的时候，因为香港距离中国太近，晚 上他做了恶梦。我是在三年前读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看 到延安整风的恐怖情况，让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国也做起文革恶 梦。如今中共还不许国人讨论文革，讨论毛泽东，无非就是掩饰他们 的罪行。然而张戎与她的夫婿乔？哈利戴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 知的故事》，更具体、更广泛的揭露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罪行。只要 中共不清算这些罪行，他们的甜言蜜语就不可相信，因为表明他们没 有诚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台湾民众，更应该从中共的历史中，认清 中共的本质。正如61年前毛泽东评价国民党那样：“看它的过去，就 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对共产党，不更应该这样看吗？ 〔转载自《当代》杂志2006年11月号。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让绞刑架新生 韩杰生 一个人被迫由他人结束了生命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更何况当事人在 死前还向人们呼吁“友爱、宽容和兄弟般共存”，呼吁“不要憎恨， 因为憎恨会让人无法保持公正，会让你们变得盲目，关上思想的所有 大门，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我一向反对使用残忍的不人道的杀人手段。绞刑当然也是人类使用较 为普遍但已被文明社会逐步抛弃的野蛮极刑。但是，这一次我还是要 为它欢呼。欢呼这个古老而野蛮的绞刑架突然发出了闪电般的光亮， 如地球的极地向全世界发出擎天的正义寒光，让全世界的独裁暴君们 为之心惊胆战，让全世界受奴役受践踏的苦难的人民看到了曙光。 在长达一年多的审判过程中，萨达姆作为一个独裁暴政的头子，在世 界大审判台上坐在首要被告席上，反复给全世界人民充当活的反面教 材，已经为人类文明的大课堂作出了足以值得历史大书一笔的贡献。 今天萨达姆再立新功，以自己的生命给世界上所有的独裁暴君作出典 范：一切犯有反人类、群体灭绝、屠杀人民、种族或宗教清洗罪恶的 人，不论他是帝王、总统、主席还是总书记、委员长，最终他的生命 连同他的一生的“辉煌”都会在冰冷无情的绞刑架上化为泡影。 上绞刑架是萨达姆罪有应得，也是萨达姆的殊荣。因为他在绞刑架上 的“英姿”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都看到了。绝大多数人为此而欢呼， 绞刑架为他们带来了鼓舞、勇气和希望。也有无数的人为他祷告，这 比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参加葬礼祈祷的人多出不知道多少倍。更有为数 极少的独裁者，如江泽民、金正日之流，为他暗暗流泪，这也比他绝 无仅有的后代为他哭丧好得多。 绞刑起源于公元前500多年前的波斯帝国，后来世界各地纷纷采用， 直到19世纪末，它仍为大多数国家所保留，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日臻完 善的技术和规则。长期以来，绞刑都是统治者用来作为镇压屠杀人民 的工具。二战结束后，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很多甲级战犯被执行绞 刑，给这一令人寒栗的杀人手段抹上了一笔艳丽的色彩。此后，绞刑 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废止。当今世界，只有日本、新加坡、印度、伊 朗、伊拉克和美国（个别的州）等少数国家仍保留着绞刑。其中的大 部分国家也正在讨论和准备废除绞刑。 今天萨达姆走上了绞刑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也是绞刑架 的新生。我要大声向全世界呼吁：全世界在全部废除绞刑的同时，把 这个人类古老而野蛮的杀人工具、把这利剑耸立寒光逼人的绞刑架、 把这冰与铁一样坚硬的绞索，仅仅留给世界上为数极少的身手沾满人 民鲜血的独裁暴君们。让世界文明留给他们这一点点殊荣，好叫历史 也能给他们记下一笔，让他们没有白白度过自己的“辉煌”的一生。 萨达姆在政治舞台上将永远消失，但他在绞刑架上的“英姿”将会永 远流传后世。创造了幼格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文明的伟大国家和伟大 民族定将大步跨入世界文明的行列。让那些试图顽固阻挡世界文明大 潮的集团寡头和尾随它们检食牙慧的小丑们去哭泣吧。 （2006年12月31日）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7年01月01日。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马英九：蓝绿和解优于国共合作 《台视新闻》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专职党务之后，抛出“朝野和解”优于“国共合 作”的议题。 他在上周的国民党中常会里面表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差距再大，也大 不过我们和共产党的距离。他强调，蓝绿同在一条船上，没有必要拼 得你死我活。 2007年才刚开始，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专职党务后，就主动抛出蓝绿和 解，优于国共合作的大方向，就在上个礼拜的国民党中常会当中，马 英九公开表示，国民党与民进党差距再大，也大不过与共产党的差 距！蓝绿同在一条船上，2,300万人民都是命运共同体，没有必要拼 得你死我活，应该相互尊重。 此话一出，被视为马修路线的调整，颇有示好的意味，只不过朝野立 委反应大不同，而行政院长苏贞昌对此也表示乐观其成，并且不排除 将来与马英九以政党方式进行会面，马修路线能否走下去，就要看马 主席的诚意有多少。 〔转载自《大纪元》2007-01-02 15:29。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国会新气象．蓝绿盼消除对立 《大纪元》 〔《大纪元》综合报导〕昨天是2006年最后一天，立法院的两大政党 党鞭分别发表挥别2006感言，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锦隆期 盼，2007年蓝绿不再恶斗，族群也不再对立；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 总召集人柯建铭则盼望，台湾能挥别过去乱象，立院回归理性，国家 不再继续空转。 蓝营盼族群不再对立 蔡锦隆期盼，2007年蓝绿不再恶斗，族群也不再对立。 蔡锦隆表示，仅管2006年并不平静，但台湾还是有许多事值得人民骄 傲。受到贪腐诉求影响，人民对清廉愈来愈苛求、渴望愈来愈深，也 是值得台湾骄傲的事。人民也从军购案上对整个国家国防建设有更深 刻认识，也能更清楚地去分析。 展望新的一年，蔡锦隆期盼以让台湾外交能有所突破为基础；不再以 意识形态撕裂国家、激化对立；也希望台湾经济能加速发展，立法院 各重要法案均能付诸实质审查。 绿营盼立院回归理性 柯建铭昨天表示，2006年因朝野对立严重，立法院议事运作才会扭 曲，盼台湾能挥别过去乱象，立院回归理性，国家不再继续空转。 柯建铭表示，回顾今年立法院许多重大预算案及法案，包括95年度中 央政府总预算案、监察委员同意权等却迟迟未能通过，且96年度待协 商法案还有两千余案，已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他说，1月2日开始，立院面对新的挑战，新的一年至少要让立法院回 归正常的议事运作、让朝野放下对立，国家不要再继续空转，应走出 爆料文化及口水文化。 〔转载自《大纪元》2007-01-01 01:50；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声明〕请《中国时报》 停止伤害台湾新闻界 台湾社 民进党主席游锡堃于为“控告《中国时报》公然捏造中国猪相关言 论”一事出庭之时，公开宣示民进党从此拒绝恶质《中国时报》采 访。为此，《中国时报》亦于28日晚间发表声明攻击游锡堃个人。本 来当事人两造意见不同，实属正常；其异常之处乃在于，作为中国国 民党党产“三中脱产案”之疑似白手套，《中国时报》挟其庞巨之媒 体资源，遂能于12月29日自家媒体版面上以极大之篇幅、极偏颇之立 场、极鸭霸之态度继续攻击、污蔑、丑化与自身意见立场对立之一 方。对此，台湾社发表声明如下： 一、 新闻工作，本应还原真相；无论报导或评论，均不宜偏离事实。《中 国时报》长期蝉联“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持续统计之“乌龙新闻则 数”制造者之榜首；其新闻品质之低落，众所周知；以“乌龙新闻” 形容其实不尽准确，实以公然炮制、恶意捏造居多。“中国猪”言论 即为一例──其余“嘉言懿行”，每日俱有，可说是罄竹难书。《中 国时报》身为台湾第四大报，不思检讨改进，于与自身相关之事，不 加回避、亦不负社会责任，反而恶形恶状利用媒体公器继续污蔑对 手；说是“媒体恶霸”、“新闻流氓”，《中国时报》当之无愧。台 湾社于此公开声援民进党游锡堃主席，并呼吁各界共同拒绝新闻流氓 《中国时报》之采访。 二、 于国民党三中（中广、中影、中视）党产包裹脱产案中，最初于资金 不足之情况下“买下”三中之《中国时报》，其扮演之角色，实启人 疑窦。近日再经媒体披露赵少康等人向中时集团买下中广一事，整体 观之，令人强烈怀疑，《中国时报》正是党产脱产之白手套。中国国 民党之党产多为不义取得，名为党产，实为国产；《中国时报》不尽 第四权监督之责任，反而公然介入政治操作，政商勾结、买卖国产， 甚至协助政党脱产，可说是恶性重大。此等媒体败类，伤害新闻界之 形象甚钜；新闻界之所以长期以来形象不佳，即是拜此等媒体败类所 赐。台湾社在此呼吁台湾新闻界，共同谴责《中国时报》，以求匡正 媒体之社会形象。 三、 关于民众“知的权利”之事，以及媒体新闻自由之实质界限何在，于 媒体素质参差、既多且乱之台湾，早已被讨论许久。一般认为，事涉 公众利益之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公众之监督，殆无疑义；然而“监 督”并不等同于“采访”。事实上，若是采访者素质低劣、恶意捏造 处理新闻，对于民众“知的权利”，反而是一种伤害与欺骗。针对台 湾记协发表之声明，亦应作如是观。民进党游锡堃主席宣布从此拒绝 《中国时报》采访，但并未拒绝其他媒体采访；于此显无回避监督之 疑虑。且如《中国时报》之“媒体托辣斯”，挟其庞大势力，寡占传 播管道，权力之大，却将媒体视为私人工具，制造新闻、挑拨仇恨； 如今遭民进党拒绝采访，《中国时报》对于自身新闻之报导品质，实 应深自检讨，不应再将过错推给他人。 四、 台湾近来政坛纷扰，朝野政党之版图声势，多所起落；但台湾意识持 续高涨，乃是一不争之事实。或许也因如此，如《中国时报》等统派 媒体，持续面临读者市场萎缩之环境，其之所以屡传财务困难、迅速 退居台湾第四大报，良有以也；或许亦因此必须更向深蓝靠拢、向中 国靠拢，亦未可知。然而于《中国时报》以其偏颇之言论与报导手法 抢占深蓝读者之时，对手《联合报》之焦虑亦可想而知。台湾社在此 呼吁此二家媒体，媒体可有看法，但不宜捏造新闻；媒体可有立场， 但不宜因自身之立场而夹叙夹议、介入政争，偏离新闻专业。竞相诉 求极少数深蓝读者，其实只是饮鸩止渴；不如修正自身之偏颇，方为 解决经营困境之正途。 （2006-12-29） 〔推荐者：（台北）曾建元〕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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