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11-16 新闻与评论 迫害实录 ◆高科技警用设备不应用以保护特权　　　　　（山东）杨宽兴 ◆乌合之众──再分析“彭水诗案”　　　　　（贵阳）方家华 ◆重审陈光诚一案，不会给人民带来惊喜！　　　（广州）天理 读史论今 ◆浅议何为“动乱之源”　　　　　　　　　　（纽约）张明伦 ◆谈王友琴──附谈造反派　　　　　　　　（墨尔本）张鹤慈 ◆发扬儒家精神，重显古人风范！──期待更多的袁　东海一枭 运动留痕 ◆法格至尊──驳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法对右派错　叶孝刚 ◆一介平民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芝加哥）王有才 探索道路 ◆早日废除户籍制度，便可缩小城乡差距　　　（贵阳）吴玉琴 ◆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开辟道路　　　　　　　（重庆）杨银波 他山之石 ◆倒扁的儿戏　　　　　　　　　　　　　　（英国）沧海一叶 认识问题 ◆关于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　　　　　（安徽宿州）侯文豹 ◆令人无语的初级阶段　　　　　　　　　　　　　　　　黄康 ◆也从“禾”“言”说和谐　　　　　　　　　（澳洲）丘岳首 ◆透视西藏最新局势──兼读张庆黎在中共西藏自治区　安乐业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高科技警用设备不应用以保护特权 杨宽兴 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供职于教育局的小公务员，闲暇之余，借助手 机上的小小按键，写下一首打油诗，只为博朋友们一乐，谁料，半个 月后，警察竟然找上门来，小小短信为他招来了牢狱之灾。为了“逞 一时口舌之快”，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被彭水县公安局 以涉嫌“诽谤”的罪名送进看守所，关押时间长达一个月。 这就是通过《南方都市报》的揭露而广为人知的“彭水诗案”，令人 稍感欣慰的是，这一滥用职权酿成的文字狱错案已得到纠正，当事人 秦中飞已被无罪释放，并得到了国家赔款。 但彭水诗案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在生活中须臾不离的手机短信， 无论是否涉及个人隐私，均毫无防护地处在警方的监控之下。据彭水 县公安局局长周明光介绍，8月31日，彭水县民警发现了秦中飞所写 《沁园春．彭水》短信，其中有指代原县委书记马平、县委书记蓝庆 华、县长周伟的内容，民警报告局领导后，局领导又报告县委领导 ──自此，彭水诗案正式开始拉开序幕。 首功应归于业务能力过硬的网络警察！ 但彭水诗案并非只是针对秦中飞一个人的非法侵害，在这一案件中， 凡是收到和转发过《沁园春．彭水》这一短信的人均被叫到县公安局 接受调查，一时间，彭水县城人心惶乱，据说至少有40名无辜手机使 用者卷入此案。在这一破案的过程中，彭水县公安局将对通讯网络的 监控，发挥到了极致，科技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实施人权迫害的工 具。而司法机关也沦为土皇帝的私家打手。 更令当事人秦中飞心存余悸的，大概是比发送手机短信更可怕的指 控。当警察扣留了秦中飞的电脑之后，手段高明的网络警察再显神 威，从秦中飞的ＱＱ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 将这些图片打印出来以后，“追问从哪里接收的，又发给了谁？”， 县委副书记孟德华甚至表示：“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 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拿大 帽子吓人，从来就是这些官人的拿手好戏，并不稀奇。 彭水诗案是低劣的司法素质与为所欲为的地方官员连手制造的一起拙 劣案件，但贯穿其中的科技手段的运用表明，即使在相对偏僻的西部 地区公安机关，其科技手段也足以构成无所不在的监控，而这些手 段，随时可以被拿来用于侵犯人权，却未必是用来打击犯罪。动用这 些技术手段的权力，不仅掌握在书记县长手里，也直接掌握在任何一 个警惕性高的小警察手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在 维护官僚阶层利益的问题上，权力无所不在，科技无所不在。 对于当代科技来说，这是一种彻底的悲哀。 而在科技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却往往寻觅不到它的踪影。比如 说，在全国范围内，110报警电话接听慢、出警慢的现象广泛存在， 已是老问题，且不去说它，仅以手机短信而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为 老人折枝，曰吾不能”的例子：在通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110电 话报警仍然只采用语音报警的传统方式，而很多案件的教训告诉我 们，短信这样一种新的科技形式，早该被运用到报警实践中去了，但 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竟无一家公安机关加以采用。 我曾经关注过一起诈骗案和一起抢劫案的发生过程，当犯罪行为实施 者与被侵害者以及旁观者相处在一个狭小空间范围内时，通过声讯方 式报案的风险是可以想见的，很多人往往因此错过了宝贵的报案时 机。如果采用手机短信的报案方式，那么，更为隐蔽的报案行为将很 难引起犯罪者的注意和防范，因此，在手机被广泛使用的今天，如果 各地警方能够采用手机报案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它对打击和预防犯 罪将起到多大的作用。 从技术和资金投入上说，这根本不成问题，只需要在电信系统中设置 一个简单程序，只需要在110报警中心设置几台终端设备。甚至，我 们可以设想，在更低投入的情况下，警方如果能够公布一个供短信报 案用的手机号码就够了，以这种方式而言，每个城市的短信报案系统 的投入只需要几千元钱，还赶不上某些官员的一顿饭钱。几千元钱投 入和一个城市的公共安全之间，这是一个怎样的不等式，不言而喻。 但是，与警察们在彭水诗案中查询短信来源的那种雷厉风行作风相 比，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都不曾听说有任何一家公安机构已经采用或 打算采用这种短信报案的形式。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想到的办法，他 们却想不到，或者说，懒得去想。当然，这只是警方官僚主义和不负 责任的一种表现而已，警察在新科技面前的麻木，并不仅只如此。 作为89民运中的参与者，十多年中，我曾身受警察监控之苦，这样的 技术监控，有时是毫不掩饰的，它的反应速度之快，有时令人瞠目结 舌。我想，如果把这种高科技手段用到预防真正的犯罪上面，那么这 个社会的治安状况一定会大大好转。一个偏远地区的彭水县公安局能 在几天只内查找到几十名传播短信的手机使用者，我们可以想象全国 范围内的网络警察能够完成如何巨大的工作量了。 我们知道，对中国境内的政治敏感人士来说，其语音通话、电子邮 件、手机短信等都是受监控的，从技术上说，这只能算是小儿科了， 但这毕竟是针对敏感人士的定点监控，目标明确，范围有限，但彭水 诗案中的几十名“涉案人员”，相信此前并无受到公安监控的政治敏 感人士，正因为如此，在浩如烟海的短信纷飞中，有效地搜索到涉嫌 “诽谤”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信息，并且迅速锁定短信传播者，就更让 人吃惊了，中共警察在防范“社会突发事件”上所下的功夫，实在不 能不令人叹服。 大量的公共资源被用于“维护社会稳定”，被某些行为不端的官员公 器私用，而举手之劳的软硬件建设却无人在意。在社会治安紧张的今 天，对技术手段的滞后反应，当然会使破案率降低，给民众生命财产 造成本可避免的损失，因为，高科技警用资源被用极不合理地分配到 了无关普通百姓的地方，甚至被用来对付无辜的民众，我们只能说， 这是“稳定”幌子下的特权阶层之幸，却是普通民众之灾。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乌合之众 再分析“彭水诗案” 方家华 重庆彭水县的“彭水诗案”，是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今年9月写了 一首《沁园春．彭水》的词，针砭彭水县时弊，用短信发送给数十亲 友，被彭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和批捕。一个半月后，获无罪释放，并 获道歉和赔偿金。该案是错案。（笔者有《是谁挑战宪法》一文载 《民主论坛》10月27日）。 今又见《瞭望新闻周刊．重庆彭水短信诗案调查》，调查结果是该错 案事出有因，是来自彭水县领导的“换届敏感症”。“明年初彭水县 领导层将换届。而9月10日。重庆市委干部考察工作组要进驻彭水 县，如果这时候出乱子，很可能影响其政绩评价，因此他们欲借处理 ‘彭水诗案’整严肃人文环境，化解不良影响”。这是说，中共的地 方官员们，为了自己的政绩评价，可以“借处理‘彭水诗案’整严肃 人文环境”，可以利用国家公器搞错案，可以迫害秦中飞，可以任意 践踏中国民众的人权。原来，中共地方官员们的政绩是这样出来的。 这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又让人看到中共的“和谐社会”，也是 这样使用迫害，使用对中国民众的民间舆论的压制而制造出来的。 我们看到彭水县的书记县长们才是“彭水诗案”的幕后和罪魁祸首。 中共的县级地方官员是个肥缺，是一方的霸王。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 权力发财致富，比李嘉诚、霍英东们的艰苦积累财富还要省力方便， 还要吹糠见米，还要来得快；也比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艰苦积累财富 还要省力方便，还要来得快。要是能够保住中共县级地方官员的位 置，他们就是保住了一棵源源生财的摇钱树。中共县级地方官员的政 治权力，又来源于中共占有的中国政治权力，又来源于中共的权力私 有制。我们看到彭水县的书记县长们的为了政绩，为了在中共的县级 地方官员的换届中死死保住这个位置，不惜动用公安机关这个国家的 公器，迫害秦中飞，迫问收到电子短信的人，压制中国民众的民间舆 论，一句话，压制中国社会。 中共县级地方官员，非常懂得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发财致富，也非常 懂得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控制中国社会。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通常， 我们讲乌合之众，是指没有组织，又不懂得敬畏法律、公共秩序的氓 众。中共县级地方官员，同样不懂得敬畏法律和公共秩序，是利用政 治权力践踏法律和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一般的乌合之众践踏和破坏， 只是单个的法律条文，只是局部的、一时一地的社会公共秩序。他们 是从根基上践踏和破坏。从整个中国社会践踏和破坏。乌合之众是没 有组织的、一时的践踏和破坏，他们是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是长久的 践踏和破坏。 一些学者们依照中共的意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共发动起来打家劫 舍的民众指认为乌合之众，或者是在中共专制下维权的民众指为乌合 之众，这是政治认识上的盲点，是中共对中国民众的妖魔化。对外妖 魔化美国、欧洲、台湾之类的自由宪政制度，对内妖魔化中国民众、 中国异见人士是中共的习惯伎俩。中共在对中国民众妖魔化的同时， 是在为自己“三个代表”的乌合之众的贪污腐败性质遮羞。 乌合之众对于政治权力的理解，是把政治权力看作是自己政治集团的 私有、党有，看作是自己的党天下、家天下，而不是全体民众的天下 和国家；是私有，而不是公有。乌合之众对于政治权力的获得方式是 掠夺和占有，而不是通过民主宪政的和平竞争，是“小盗窃钩，大盗 窃国”。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分析政治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占有 与掠夺时，特别提到中国的军阀和山大王有“流寇”与“坐寇”的区 分。“流寇”是流窜着抢窃，是一时一地的抢窃，是没有章法、没有 规则制度的抢窃；“坐寇”的抢窃则是“坐”着抢窃，是长久的抢 窃，是建立政权、建立规章制度的抢窃。也就是说，抢窃与掠夺是目 的，是性质。不同的只是，“流寇”是一时一地，是没有规则制度的 抢窃和掠夺，而“坐寇”是长久的、是建立政权、建立规章制度的抢 窃和掠夺。这样看来，中共的政治权力私有制对中国社会的掠夺，是 属于“坐寇”。“坐寇”要比“流寇”更高级、更进化一些；但政治 权力公有制、宪政法治又比“坐寇”更进化，也更具有真理。 乌合之众还有这样一种现象，见到别人怎样干，就会一哄而上地跟着 干。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 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冯克利译）。中共 县级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糜烂堕落，就有这种“一哄而上地跟着 干”现象。为了政绩，为了保住官位，不惜动用国家公器，迫害、压 制本地民众、本地民间舆论，也是“一哄而上地跟着干”现象。乌合 之众是一种群体行为，是一种权力私有制。所以，中共的贪官污吏 们，一出事就是一堆堆、一拨拨，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官官相互， 是官商勾结，是权钱勾结。最近，上海陈良宇案件又拉扯出一大批贪 官污吏。虽然也是中共内部的权力争斗，但其乌合之众的贪污腐败性 质，也同样存在。 重庆彭水县的“彭水诗案”，被一些媒体指为“文字狱”，是有道理 的。但在具体的中共官员们使用“文字狱”这种罪恶工具，迫害中国 的普通民众时，其残酷和恐惧可能更甚于“文字狱”。“文字狱”这 种罪恶工具，是控制意识形态，是控制思想，是属于政权级别的控 制。在实际使用中，可以理解为是“公事”。中共官员们办私事比办 公事更用心用力，办公事是三心二意，办私事是一心一意；腐败属于 中共官员的私事，需要一心一意，需要巧取豪夺，需要压制舆论，需 要动用国家公器迫害秦中飞及收到电子短信的人。中共的“文字狱” 延伸出中国法律上的“颠覆国家罪”、“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共具 体的官员们使用“文字狱”这种罪恶工具时，更心领神会、更得心应 手。《瞭望新闻周刊》载“调查中，彭水县一些领导至今仍认为秦中 飞写的词有问题。有的领导说。公安机关这次没有抓到他在危害国家 安全方面的罪证，是因为侦查手段和能力不足，否则秦中飞不会这么 幸运”。“彭水诗案”本身就是错案，秦中飞的获得释放，却被中共 官员说成“幸运”。这就是中共官员的阴毒意识，也是残酷和恐惧的 所在。秦中飞不是无罪获释，而是“幸运”。彭水县一些领导至今仍 认为秦中飞写的词有问题。把一首针砭时弊的诗词和“危害国家安全 方面的罪证”联系起来，和影响自己政绩评价联系起来，这就是中共 官员们杀手锏，就是中国民众遭遇的政治环境。秦中飞已经被彭水县 的中共官员列入黑名单，视为眼中钉，秦中飞的劫难只是早晚的事 了。 对重庆彭水县的“彭水诗案”的关心，对秦中飞及收到电子短信的人 遭受压制的关心，和对中国其他弱势民众遭受强行征地、强行拆迁一 样，都是为了伸张中国民众的人权，关注中国严峻的人权状况。其 间，揭露单个迫害案件的事实，指出其乌合之众的性质，又至关重 要。关心秦中飞及收到电子短信的人，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关心中国 其他弱势民众遭受强行征地、强行拆迁，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中国 乌合之众的斗争，是长期的和残酷的。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准备。 （2006年11月15日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重审陈光诚一案， 不会给人民带来惊喜！ 天理 本月11月20号上午8点半，沂南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将重审陈 光诚一案，陈光诚是今年6月中旬被当局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起诉，沂南法院8月18日开庭审理该案， 同月24日宣判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10月31日，临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无效的裁定，发回沂南法院重审陈光诚案。 日前，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先生已发出《要求通知袁伟静等首批 证人到庭接受质证之律师专函》和《紧急律师函》。对陈光诚一案是 否依法处理，海内外相关人士及学者广泛关注此案，人们将视沂南对 此案的公证的判决看沂南当局以到中共推行“依法治国”的决心，结 果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沂南陈光诚一案，国内对前后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陈光诚揭露在沂 南被掩盖的计生真相及要求合法待遇的权利等等行动，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比如民间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的权利， 更加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给予的权利。沂南当局一厢情愿强调的稳定压 倒一切，不惜动用强大的国家专政工具来镇压陈光诚的维权行动，根 源究竟是在哪里？ 在中国，民众每次的维权反腐败行动，均惨遭当局镇压而告终。沂南 陈光诚一案也一样，沂南当局也就是先引起焦虑，他们最害怕的是人 民群众和聚集，所以利用职权调集公安、武警进行镇压。把地方搞得 鸡飞狗跳、民怨沸腾。栽他陈光诚一条背后有“西方敌对势力”的撑 腰、甚至是不知名的反华势力的策动和支持，最后向上表功。对近十 几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还没有丧失记忆的人都知道奥妙是什 么？只不敢说出来，所以，沂南官方严厉打击、镇压这些来自民间 “非发”的维权行动完全是在和那些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反华势力 在作斗争。 但沂南陈光诚多年来的维权事实证明，沂南当局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企 图予世人以外面有人干预的形象，（指律师协助他们维权）不惜将律 师于反华势力、敌对势力一再冠之。所以，陈光诚的民间维权举步维 艰。尤其是按宪法来进行维权的行动，从来得不到“人民”政府应有 的法律支持！人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地看到陈光诚他们狼狈不堪 地铩羽而归。 用黑社会遍地开花，警匪一家这样的手法来实行的“稳定”，这不是 天灾而是人祸。有法不依，就是无法无天！这只能是要人民甘心逆来 顺受，让沂南的人民失去正义感，成了非不分的愚昧民众。其实这种 稳定也就是稳定了置人民利益不顾的贪赃枉法的官员，根本违背胡温 政府“以人为本”的治国精神。在这样的“稳定”下，只能让民众沦 落成为一群人人唯利是图、贪婪自私，真正素质低下的人。 这种场面深深刺痛了许多正义中国人的心！政府不是经常声称“天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嚎言哪里去了？难道这只是说说而已？因此， 沂南当局要重审陈光诚一案，俺倒不抱什么信心，倒觉得沂南当局有 些象要公开撇清自己责任的感觉。本来，保护和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是沂南当局执政者的重要责任，沂南政府本应挺身而出，以法律为准 则教化民众，何用如此滥用“重审陈光诚一案”这来闪烁其词？ 是可忍，孰不可忍。重审陈光诚一案也许只是一场闹剧，若是沂南当 局有心要回到依法治国的路上来，何不先解除对袁伟静的监视？如果 用重审陈光诚一案这种鬼把戏来推推卸责任要沂南人民忍气吞声，顺 从沂南贪官们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这样的话，沂南当局这种想要沂南 “稳定和谐”就是骗人的鬼话，只能骗自己，绝对骗不了中央。一定 要无条件释放陈光诚，更加要追究陷害陈光诚入狱官员的法律责任！ 要不是这样，沂南当局就算再玩什么的，永远也就是当代的酷吏，也 就是草菅人命的狗官，这现实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2006-11-16）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浅议何为“动乱之源” 张明伦 一、“动乱”涵义之肤浅理解 近日，翻阅由余时英推荐、陈小雅主编一本名为《沉重的回首》的 “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念文集”，从中看到何新的一篇文章： “对1989年动乱的看法”。阅后，对其中某些观点心存有异。暂且将 心存之异议搁置一边，先谈谈对“动乱”一词的肤浅理解。 如果就字面理解，“动乱”，乃动中、或动后生乱。动是行为，乱是 结果。总而言之，“动乱”这个词，普遍被正常的人视为一种不好的 现象。 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中，对“动乱”这个概念，明显由中共当局承 认并且作出定论的是从1966年延续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期，被称为“十年动乱”，或称为“十年浩劫”。这场动乱， 可以说被全中国人，不论是当官的，还是做民的，所公认的。还有一 次震惊全世界的事件，笔者认为，实际上也是所有有正义和良知感人 所认为的称为“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此称在何新文中叫做 “纯粹的欺世之论”）。中共当局对此运动的定义有着分阶段的不 同，按照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出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动乱”之论，89民运属于中共当局声称的动乱。按照同年6月4日所采 取的以数十万军队和数百辆战车对天安门广场的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 的镇压所称，叫做“反革命暴乱”。然而，在若干年之后，“动 乱”、“反革命暴乱”这种称呼消失了，取而代之是“1989年政治风 波”。即使在中共当局改口的情况下，在“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纪 念文集”中仍然出现何新题为“对1989年动乱的看法”之文。（当 然，这篇文章始发于1991年3月2日《（求是）编辑工作简讯》，那 时，或许中共当局对89民运的定论并没有改口。）笔者在此所议论之 题是何为“动乱之源”。就“动乱”而言，笔者不仅将众所公认的文 革十年视为“动乱”，也将中共当局已经改口称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 89民运视为“动乱”。笔者所要分析的是何为“动乱之源”。 二、“十年动乱”之源 “动乱之源”，顾名思义，叫做动乱的根源，说通俗一点，就是产生 动乱的原因。 被人们公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对于这场动乱， 其“乱”源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产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十年动乱”。 笔者认为，或许这种认为实际在有良知人们心中已经产生共识。就 是，“十年动乱”，其乱源来自毛泽东。是毛泽东那种不可告人的私 利成为“十年动乱”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地在经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在刘少奇以及中共最高 当局一批具有经济建设才干的领导人的卓越工作下，中国人民从饥饿 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人们逐渐可以使肚子有了饱的感觉之时，看到 国家经济建设有所气色。这个时期，大约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的这么短短四年间。如果 一鼓作气地按照这时的经济建设路线上走下去，中国的国民经济腾飞 就要至少早15年。中国人民也就可以早日享受到若干年后因改革开放 政策所带来的生活转机。 可是，这段时间的毛泽东面临一种什么局面呢？最简单地表示方法， 就是他极有可能将他可能降临的命运与苏联的“赫鲁晓夫”连接起 来。 继苏共独裁者斯大林之后，稳固登上统治者宝座的是赫鲁晓夫。这位 苏联领导人，有两大特征使毛泽东感到特别敏感。第一，他在苏共二 十大上，按照中共的说法，叫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斯大林屠杀大 批苏联党、政、军要员，在苏联这个世界最大的国家制造血腥恐怖这 种实际存在的真相向苏联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公布出来。也就是，斯 大林的接班人背叛了斯大林，将置于莫斯科红场的朽尸移出来让苏联 人民任意鞭笞。赫鲁晓夫的这种作为，使得毛泽东胆寒地回忆起自己 在中共建政后的所作所为，他担心在中国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 物，在他死后会象鞭尸斯大林一样地鞭尸他自己。清除赫鲁晓夫式的 人物，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之一。第二，1964年， 当中国人民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同时，获悉到一条被当 时可以称为的喜讯，就是，以勃涅日烈夫为首的新的苏共领导人，可 以说是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赫鲁晓夫的统治。赫鲁晓夫，下台了！ 中国人在欢庆这一景观时，也看到了中共当局在赞赏勃涅日烈夫以及 柯西金这两位党政领导人的上台。为向新的苏联领导人献媚眼，毛泽 东于1964年苏联纪念十月革命之际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 访苏联。在科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的招待会上，苏联国 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冷不防通过翻译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 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 妨碍我们的关系。”这一席话，使得一向在毛泽东面前唯唯诺诺的周 恩来勃然变色。之后，马利诺夫斯基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 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 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与贺龙在听到苏方这种对毛泽东的严重挑衅言词后，两位南昌 起义的政治褡裆并没有将这种敏感之辞秘密地保持在各自的头脑之 中，而是回国后如实地向毛泽东禀报。这件事情，或许是讲者尊重毛 泽东，并且有表示对毛泽东尽忠之意。可是，毛泽东将这一现象牢记 在心。为了保持他那独特的皇权地位，他可不允许苏联倒赫演变成中 国的倒毛。所以，为了避免做赫鲁晓夫第二，他必须除掉他所认为的 有可能充当勃涅日烈夫的一切政治对手。这就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另一个主要动机。 毛泽东第一害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第二担心自己成为中国的赫鲁晓 夫。然而，不论是害怕前者，还是担心后者，他都没有能力以以往的 方式搬倒他的政治对手。所以，他才采取昔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 术施展着一切权谋，从而，发明了“小民包围‘皇帝’（这里的‘皇 帝’当然不是指毛泽东。）”之策。这样一来，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就降临在神州大地。 之所以毛泽东以其之臂挥手在全国开展文革，就是多年以来，特别是 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当局在全民中对毛泽东进行独特的歌功颂德，使 得全国人民稳固地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堪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只 有毛泽东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种在全民中所进行的使民众形成 一种根深蒂固观念的宣传，使人们产生一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 盲目服从的景观。既然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只有积极响应， 卖力地投入才是正理。人们哪里知道，1962年在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 会上，刘少奇所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的“人祸”就是毛泽 东给人民带来的“灾祸”。中共当局，如果有哪怕是一点点地透露三 千万人在饥饿中死亡的真情，毛泽东的手也就不会那么能轻而易举地 指挥中国人民东奔西跑了！ 如果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其已经在中国人民中树立起的威望， 利用他在中国官场上已经经营起的人脉关系，在点出“三分天灾，七 分人祸”时，明确指出“人祸”的祸首就是毛泽东，号召上到中共高 官，下到黎民百姓，将毛泽东从他那统治地位的宝座上请下来，那 么，刘少奇所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论就不会为他埋下两年之 后的灾祸。只可惜，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仍然 没有摆脱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忠君思想。既然没有点出“七 分人祸”的祸首，那么，产生人祸，中共最高当局是人人有份。在会 上，毛泽东虚伪地承认他对错误有责任，只是表示他是共产党的主席 这个职务，而不是他本身的作为。另外，加上林彪在会上那段吹捧毛 泽东的言词，更使这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賊逃脱了下台之劫。然而， 那次会议，埋下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刻骨仇恨。因而为毛泽东发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射了最原始的疯狂基因。 文革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舆论先导，以 “5．16”通知作为标志，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十年动乱”。 显然这种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动乱，全部是来自毛泽东的旨意。之后，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或许有一次不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 自全国的红卫兵。毛泽东利用青少年的狂热和无知，煽动他们向一切 可能成为他日后敌对势力的中共党、政、军官员进行疯狂斗争，从 而，延续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在这场动乱中，刘少奇被整死，林彪被 赶跑而丧命异国荒沙。本无反叛之意，且充满忠君思想的贺龙，只因 如实禀报苏方的倒毛之念，终于使一大批毛泽东所担忧的包括贺龙在 内的“魏延”丧身。伴随这种高层出现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全国 难以记数的从官到民的人丧失了生命，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人 们恐怕按照实际经历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文革“十年动乱”的乱源 来自毛泽东。 三、89民运“动乱”之源 笔者坚定地认为，1989年出现的轰轰烈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绝对不 是什么“动乱”。不过，既然中共当局在当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中号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么，笔者就按照中共的 口径将这场运动视为“动乱”。在此，让我们看看这场动乱的根源在 哪里？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场动乱。 文革结束后，由华国锋充任了两年多的中国党政军过渡的、构不成一 代的最高领导人。当时，被颂为英明领袖的华主席，以“两个凡是” 为指导思想，准备完全按照毛泽东在文革中创立的路线走下去。然 而，在中共高层的压力之下，华国锋十分不情愿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后，很快就改变了这种格局。那时，“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中共 统治下的社会主流。由胡耀邦负责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讨论，敲响了“两个凡是”的丧钟，也导致华国锋从中共中央 主席之席位降至最后一名副主席。那时的政治格局，是邓小平实际控 制着中国的最高权力，他以军委主席之职掌握着军权。胡耀邦作了名 义上的党魁，赵紫阳成为政府首脑。从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形成了邓胡赵体系。 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开始了自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腾飞。也 就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氛出现了以往从来没有的松动。中国人 生活得到了改善，心情变得舒畅起来。而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 有识之士也敢于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此一来，人们在赞颂经 济成就的同时，也发出渴望进行政治改革的理念。所以在那时，新闻 报道出现宽松环境，出版发行也大改毛泽东统治时期时的枯燥乏味， 西方的民主思潮也吹进了几十年闭关锁国的中国。 当然，随着开放的国门，在民主思潮进入中国时，一些腐朽的、不健 康的糟粕也随之侵入。那时，确实有一些淫秽的黄色书刊、杂志以及 音象制品充实着影响人的精神的市场。这种实际存在的局面，为以后 全国官场中出现的醉生梦死、骄奢淫逸的腐败现象埋下了伏笔。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所能给予普通民众的只是有限的经济生 活的改善。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抒“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 念使得掌有实权的中共各级政府官员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其结果，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贫富悬殊。由此而来，整个社会蕴 藏着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势必会形成社会动乱的根源。 这种由中共各级政府，包括最高当局的党（赵紫阳）、政（李鹏）、 军（邓小平）为首的家属，利用独特的政治地位背景下海经商，终究 出现了上行下效，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的家属普遍成 为以官为政治背景做后台的家族商人。由此所致发财的是这些人，其 财源无不是众多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的财富。这些，就自然 产生金钱极不合理的分配不均。因此，在全国就成为富的富得冒油， 穷的穷得发愁。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已经因中共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局面而导致贫富 悬殊就蕴藏着潜在的动乱因素。这，就是共产党后来所声称的动乱之 源。 从政治上，邓小平在开展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提出了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使本来有所宽松的政治环境受到限制。 由此而来，各种带有民主思潮的理念被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予以 打击。在这种由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逆世界民主潮流的风潮影 响下，首先遭受打击的是具有“知识分子良友”之称的中共开明领袖 胡耀邦。邓小平以及一批中共元老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 名，迫使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在中 国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心中布满阴影。人们自然对一位其家属无一涉 足商场的清廉开明领袖无端下台感到不服。这种现象，也构成了日后 被中共当局所声称的动乱之源。 自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由赵紫阳继任并且由李鹏接任国务院总理 后，在中国最初因改革开放产生的对中国普通民众带来的生活转机逐 渐向相反方向转化。农民被各级农村政府所赋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 来；工人因国营企业的亏损、倒闭而朝不保夕。一方面，广大的基层 平民百姓的生活乃至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一方面，因“官倒”而骤 成的腐败使得大批的官僚阶层任意地挥霍国家的资财和人民的血汗。 所有以上出现的一切整个社会的负面景观，无不是因为中共独裁统治 的政治体制所致。这种局面，自然会形成整个社会产生动乱的潜在根 源。只要时机成熟，这种危机就会以人们难以预料的形式爆发出来。 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所开始的活动，很快 发展成影响全国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这就是上述社会危机的爆发。 如果说是动乱，那么，乱源来自中共政治体制独裁统治所产生的各种 弊端。 站在普通平民的角度，笔者曾经在“罗明举”一文中，以中共当局在 对待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所表现的“不明之举”，按通俗的情理，简 述了从悼念胡耀邦到“6．4”屠城的整个过程。从中人们可以看出， 89民运所产生的最终的悲壮结局，全是中共政府一切不明之举所致。 四、欺民惑众的谬论 笔者在某些评论89民运的文中发现这么一种论点，即：对天安门广场 发生的学生运动，“要么镇压，要么就象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下 台。”从而得出“镇压和被推翻”两者之一的选择。这是纯粹的欺民 惑众的荒谬之论，是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4．26”社论 以及以后所施行的“6．4”屠城所寻求的合理合法的理论根据。 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能力上，都不具备推翻 中共统治的政府。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由胡耀邦逝世而导致的天安门广场以学生为主的 悼念活动，与中共当局对前总书记进行的具有国葬规格的治丧仪式并 不矛盾。学生们是在追思这位清廉开明的中共前领导人时，为其黯然 离开政治舞台感到不平，所以，才会出现要中共当局还其下台真相的 打抱不平之举。这种来自学生的、代表民意的举动，不论从什么角度 来看，都不存在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因素。在实现这种学生之愿的过程 中，出现了三名跪于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假若有来自 政府部门的人员关注这三名学生，哪怕是采取一点点接受带有诚意学 生请愿的行动，都会起到对全体学生以及关注学生的全国民众的心灵 上的安抚作用。遗憾的事是，所有学生和民众看到的是政府当局的熟 视无睹。这无疑激化了天安门广场聚集学生的情绪，产生了学生与政 府当局最初形成的对抗。 尽管存在学生与当局之间的情绪对抗，发展成示威、静坐、抗议活动 的学生，仍然没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政府之念。如果政府当局对学生在 进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进行安抚、疏导，学生本可在悼念活动结束 后返回各自的校园。这样的话，就极有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震惊中外的 “6．4”事件。 本来完全是由于中共统治当局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诉求充耳不 闻，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熟视无睹。学生所提出的“反官倒、反腐 败”，对于统治整个中国以达到长治久安的中共当局，完全是一剂良 药。这种正义的呼声没有任何迹象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然 而，时隔不久，中共当局对学生这种爱国热情所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的活动，以官方主要媒体宣称为“动乱”，并且要“旗帜鲜明地”加 以反对。这样的定性怎么不会引起学生，乃至全民的愤怒。如此一 来，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 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当局对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错误定 性。 就算在这种抗议游行中，仍然没有什么人公开表示要推翻中国共产党 所统治的政府。即使在整个群体中，有人发出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在 中共经营40年之久的铁打江山下，这种有旨在推翻共产党的言论又如 何成得了气候？ 运动发展到后面的不论是出现的与政府官员的对话，还是出现的绝食 以及在发布戒严令后依然留存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的静坐学生，全 都没有提出过要推翻中共统治的政府。 这是从89民运的形式而言，绝对不存在推翻共产党统治的强烈意念。 从能力而言，89民运是否形成对中共政权的颠覆因素呢？ 颠覆共产党政权，最起码的要有一个能够与共产党抗衡的政治实体。 试问，在当时的中国，有哪一个政治实体能够与共产党抗衡。没有这 么一个实体，就算是中国共产党被推翻了，又有那一个团体，或者是 组织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去治理中国？中国，从北京乃至到全国任何 地方，当权的是中共所领导的各级政府。以此明显的特征，试问，就 算这场学生运动由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再长，共产党会垮台吗？ 另外，89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主体是学生。只是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所 高举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旗帜符合全国人民的民心，他们才得到 人们的同情、声援、支持。在这场本来就不可能令全国真正造成全面 的、类似文革期间那种混乱局面的民主运动中，工人没有用行动涉 足，军队没有作出明显支持的介入。学生，手无寸铁，他们能推翻具 有几百万武装力量的中共统治的政府吗？ 最重要的一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的变更，即“政 变”，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能实现吗？而掌握着武装力量的是谁？ 最高统帅邓小平！就算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娃娃，他们能够冲入新华 门，能够象十月革命时占领冬宫一样地去占领中南海吗？ 对此，提到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之变，似乎成为实行镇压的一种根据。 然而，中国当时的情景，具备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产生巨变的条件和因 素吗？ 对89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持“镇压和被推翻”两者选一是绝对站不住 脚的。 五、邓小平的病态之心促成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画面 邓小平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叫做三起三落。除了在中共建政前经历 过起落外，在毛泽东治下，他就历经文革中的两起两落。然而，在他 那种由毛泽东主导的起落中，虽然他内心痛恨毛泽东，可是，表面上 却无可奈何。邓小平没有任何能力去对抗毛泽东对他以及他家人的迫 害、羞辱以及政治上的冷落。 可能邓小平的命好，虽然在文革中名列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却没有象第一号人物刘少奇那样被迫害得死无容身之地。 邓小平有天赋，在战场上，是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在国家建设 中，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了不起的人才。此人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复 出，就在短时间内将处于国民经济崩溃状况的中国以“整顿”之策建 设得有头有脸。所以，当毛泽东以“反击右倾翻案”之名再次将他逐 出政治舞台时，确实在全国上下令人不服。也就是邓小平特有的天 赋，使得他在毛泽东离世之后能够最终复出，从而形成了以他为首的 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遗憾的是，这位深受毛泽东迫害的政治巨人，却不愿意丢去曾经致使 他遭受迫害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独裁政治体制。昔日，没有毛泽东 的独裁，也就没有他邓小平的下台。不仅如此，他还以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为国策，死死抱住毛泽东的政治僵尸不放，以“垂帘听政”之 术，继续施行毛泽东独断专行的独裁统治。象这样摆不脱毛泽东政治 阴影的新独裁者，当然也就不能被日益渗入中国的民主政治所容纳。 正因为如此，在89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出现了要邓小平退休之念， 表现形式，就成为一句口号，叫做“小平下台”。 在昔日毛泽东的淫威之下，邓小平面对两次下台，都没有任何反抗之 力。如今，在独控中国国家政局，独掌政权之本的军权的情况下，居 然会出现来自民间的要其下台的声音。已经有过三落的邓小平，难道 会在民众的呼声之下再出现一落吗？在这种心态下，想必邓小平一定 会回顾三落，特别是在毛泽东之治下所承受的两落之辱。因而，老邓 就准备把昔日所受之辱所产生的恨发泄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学生身 上。不论用什么危言耸听的言辞去表示镇压89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 必要都不能掩盖邓小平那种仇视人们呼吁他下台的病态心理。 这就构成了由邓统帅调动数十万军队和数百辆战车向天安门广场强行 推进而血溅天安门的悲壮画面。 六、如今属火山中的岩浆， 　　来日成终结一党暴政之“动乱”之源 假若中国人民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报有希望的话，1989年出现的对学生 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就让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希望成灰。中共统治 当局，永远无法驱散1989年6月4日出现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那对付手无 寸铁学生的数十万军人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横行在长安街上所产生 在民众心中的阴影。尽管在高压下，人们在会上的言谈保持着与中央 口径的一致，人们的心，已经不信任共产党了。 自从江泽民在“6．4”屠城血案登上中共党魁，继而登上国家元首和 军队统帅地位后，在其统治中国13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贪污腐 败之风遍及全国，普通平民无不怨声载道。 胡锦涛在四年前相继登上党、国、军最高统治地位后，由江泽民统治 时期的局面没有丝毫改观，贪官污吏仍然横行于中共统治的各级政 府。尽管胡锦涛在反腐败战役上拿上海帮的陈良宇开刀，但是整个国 家的腐败局面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扭转。有着实权、受到庇护的贪官 仍然逍遥法外。 不久前，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发生流血事件，起因是由于医院对一 名误服农药的幼儿在其家人现金不足的情况下拒绝施行抢救，导致本 来可以抢救的生命死亡。这种背离以往共产党提出的“救死扶伤，实 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引起民愤，导致严重的警民冲突。 象这样的似乎已经在中共当局眼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在全国会有多 少？这难道是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应有的景象吗？ 中共的统治已经病入膏荒，没有什么“思想”、“理论”、“代表” 能够“和谐”危机四伏的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对中共反动统治的 压抑感如同火山中的岩浆，迟早会最终爆发。 这就是推翻中共统治的“动乱”之源，这种“动乱”，中共当局是永 远无法遏制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谈王友琴 附谈造反派 张鹤慈 一、 在我看到有人答复我写的造反派的文章，提到……〔说当时人分不清 造反派、保皇派，只是局外人把想当然当作理据而已……我是文革过 来人。若有人作文革“派名统计”的话，我相信走资派、保皇派、造 反派等必定名列前茅。说当时人分不清造反派、保皇派，只是局外人 把想当然当作理据而已。〕…… 虽然文革中我不在社会上，但也并不是脱离了社会，进进出出的人使 我能够了解外面发出的事，而且，监狱里仍然是一个小社会，同样是 在文革中。更何况，不管如何封锁，到底有不少的材料，可以让我了 解当年的事件。 说什么保皇派，应该都是对敌对组织的称呼，我还真的没有听说什么 组织自称是保皇派。为了使讨论容易，我们现在只谈北京。北京的所 谓的保皇，应该是保彭真。没有听说过什么保北京旧市委的组织。或 这个保皇是指保刘少奇。同样，也没有听说过，文革中有这样的组 织。 所谓的保皇派的皇，当然应该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这里，就必须问 一问。有没有这个皇。如果连这个皇都没有，谈什么保皇派？ 现在人民文革的鼓吹着，喜欢谈所谓的第二次反右。所谓的刘少奇， 邓小平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所谓的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我以前已经说 过。把文革开始的工作组的帐只算在刘少奇身上，就象把文革只算在 四人帮身上一样。都是便宜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刘少奇在文革 开始的做法，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说刘少奇镇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 向，如果文革不是冲着他来的，他有什么必要去转移方向？如果文革 就是冲着他来的，只是派几个工作组，就能救了他？ 文革开始。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彭真，这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但 同时在上海，毛泽东就在秘密的组织人马，准备向彭真开刀。同样， 文革开始，毛泽东故意躲在南方，让刘少奇去应付，就是为了找刘少 奇的茬。 人民文革念念不忘的所谓第二次反右。这里，更深层的指控必须提出 来。有没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17年是否是执行的资产阶级 反对路线？虽然有这么多喜欢翻案的人，我还没有看到翻到这一步。 但如果想指控文革初期的所谓刘少奇的镇压群众，就不应该是他的一 时的心血来潮，必须推到刘少奇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步。 说刘少奇必须为文革负责，不是一个什么新的发现，除了中共别有用 心的掩盖。任何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点。正象中共把文革的责任 推给四人帮一样，大家都心知肚明首恶是毛泽东。不要说刘少奇，就 是58年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也同样对中共的罪行负有责任，而且，在 彭德怀被批判后，他居然是三自一包最激烈的反对派〔见丁抒的：人 祸〕 两个司令部是毛泽东的文革造出来的。原来并没有一个和毛泽东平 行，对立的司令部，分歧，不同的看法，意见当然一直存在。但绝对 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毛泽东分庭抗礼。 大跃进后的天怒人怨，使他疑神疑鬼，他宁愿使用奴才。毛泽东为了 整肃他认为可能威胁他的人，竖立了一个假想敌──资产阶级司令 部。发动了文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文革，到是真正出现了两 个司令部。 而所谓的17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更加荒诞可笑。只需要问一个 问题。这个17年中，那个伟大的导师那里去了？如果这17年仍然是右 了。300多万的反革命被杀被关。55万的右派被整肃，如果还是资产 阶级的右倾路线。那么，是不是应该象柬埔寨那样，杀他几个亿，才 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二、 在我心中的文革纪念馆，应该有一面刻满了文革受害者姓名的墙。 而王友琴已经在一砖一瓦的劳作着。 当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对一个踏踏实实的老实人，会用相对恶毒的 语言相加时。我真的是感觉意外。 文革是整人的历史，没有挨过整的，可能不多，同样，没有整过人 的，恐怕也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王友琴的工作感到 反感，甚至是愤怒的原因。 人们的冷漠，是希望用忘却抹煞记忆。而一些人的愤怒，是希望窜改 记忆。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人，谈起在文革的经历，全部都是受害 者。 文革中，的确有成千上万，或准确的说是几千万人，收到过程度不同 的迫害。承认这个事实，也就必须承认，文革中有上千万的人，甚至 是上亿的人，参与了对他人的迫害。现在事，所有的回忆录，文章都 只能看见受害者，害人的消失了。 文革的研究，在国内虽然不是禁区，但中共是不喜欢这个话题。当 年，邓小平为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为了获得取代四人帮，华国峰的 合法性，利用了人民对文革的厌恶和愤恨。相当程度的否定了文革。 但当进一步的否定毛泽东，到否定铸成文革的社会制度时，邓小平必 须停下来。因为，这样下去，不会是给他执政提供合法的资源，而是 会动摇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所以文革和毛泽东的否定没有能够彻底进 行下去。 到了今天，文革更是中共不愿意提起的话题。今天的执政者，多多少 少是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如果算细帐，就不可能只用四人帮来开脱 了。 今天中共的领导层，正象红楼梦中。除了两头石头狮子是干净的。恐 怕没有几个人可以在文革中能做到问心无愧…… 同样，在民间，我们这些文革的过来人，不能说是全部，也应该说是 绝大部分，或多或少的在文革中，做过让自己脸红的事。更不要说， 不少人作过远远的超过了底线的事。 王友琴的文章，有的人说是千篇一律的琐事。但就是这些受害者的豆 腐帐，使一些人不能安宁。 没有人指责王友琴的文章有什么不实之处。这些真实的记录，不只是 为了纪念受害者，也是控诉了迫害者。 我们看最近的文章：“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郭世英的农大的 同学就出面反击：〔郭世英是自杀的，早有结论。郭世英是他父亲害 死的，和农大任何人没有关系！！！〕就算郭世英是自杀，他为什么 会自杀？和农大任何人没有关系？你说自杀已经有了结论，但你不会 说郭世英的尸体上勒进肉的铁丝也是郭自己绑的吧？郭世英的遗体， 在他们的家人看到时，已经没有铁丝或绳子。但肉上深深的勒痕清清 楚楚。勒痕之深，几乎可以看见骨头。 正如我在给文章的作者的信中说的：关于自杀还是他杀，我没有一定 的看法，但我对一种自杀是否叫做自杀有我的看法。没有被捆绑的 人，不会知道，就一根两米的细绳，稍微专业一点的捆绑，用不了十 几分钟，几乎没有人不会自动的从楼上跳下去。那是真是会感到，生 不如死。 和上面的文章一样，这也就是王友琴的辛辛苦苦的劳作后的收获。一 篇具体的受害者的记录，就是直指迫害者的诉讼状。我们并不是象犹 太人那样，要追查那些罪犯和迫害者。我们只是希望，历史不要重 演。在今天，中共对文革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海外却有人为文革，甚 至为文革中的毛泽东，林彪翻案时。我们想把过去的真实再现。 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对历史必须正视。 （2006-11-15）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发扬儒家精神，重显古人风范！ 期待更多的袁红冰 东海一枭 一、“君子怀德” 内圣外王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但圣的人格非一般人所 能企及，王的政治在据乱世也难以出现。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 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论语．述而》），退而求其次，君 子人格则是常人可及的，作为一种比较普遍和容易达至的典型，君子 人格虽次于圣人人格，却有更强的现实性。 儒家对君子观念极为重视，仅《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了107次。 这些关于君子的言论涉及君子人格的界定、培养、修为等方面。此一 人格具有上达仁义、心胸坦荡、言行实在、才学俱佳、文质彬彬等基 本特征，其中“德”又是君子最重要的特征。 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以道德为标准，将人划分为庸人、 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种等级，并对这五等人作了具体的描述评 价。孔子这样描述君子：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 　　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 　　者。此则君子也。” 言论真诚、发自内心、言而有信、不怀怨尤；心怀德义，但不表露在 外、考虑周到而言说不专断、坚定地信仰和践履仁道、自强不息，这 些美德，不容易，但只要严于自律，勇于实行，却也并非“终不可 及”。 二、“士志于道” 划而分之，儒家有君子、贤人、圣人、大人之别，统而称之皆为士。 君掌政统，士执道统。“士志于道”、以道制势是儒家政治的传统。 道，指人类社会和宇宙运行的常道，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人得 之于天道者为德）。如仁、诚、中、公等，即是天道，也是人道，乃 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之道。蒋庆先生说得好： 　　“道统”的核心是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由伏羲尧舜孔子等古圣 　　人创立，由民间历代圣贤大儒代表并传承，是衡量社会政治的最 　　高价值标准，是评判国家政府的独立精神力量。在中国政治传统 　　中，“道统”高于“政统”，“道统”不仅是“政统”的评价标 　　准与道德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基础与 　　来源。也就是说，“道统”不仅承担着批评监督“政统”的功 　　能，还承担着建设与维系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功能。（蒋 　　庆《儒家的生命之道与政教传统──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心性学 　　统、道统与政统》）。 孔门四科，德行、语言、政事、文学。德行为行道的内在力量，言语 为行道的外在凭藉。语言之所以先于政事，是因为政事仅行道于国 内，语言用之于国际、传道于天下也。如未能用世，则有赖于文学 （典籍文章）以上述古代，下传后世。语言和文学，都是求道明道行 道的资粮。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 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任不寐认为钱穆 “实在是极大的误读。真相正相反，政治事业是孔子的主要中心，而 教育事业次之。”（任不寐《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 钱穆所言固然不够准确，但无大误。误读的是任不寐。孔子毕生内以 修德、外以明道为要事，政治事业在于行道，教育事业在于传道。政 治与教育无分轻重先后，因客观条件环境不同而各有侧重而已。孔子 早年行道用世之心较切，四面碰壁、道之不行之后，晚年讲道传道之 念更热。 君子不器，不能象一件器物或工具那样供人使用。孔子周游列国，是 为了以身行道，故行藏出处，一切根据“道”的需要而定，用之则 行，舍之则藏。“古之学者为己”，令己与道合而为一，某种意义 上，这也是一种非宗教意义的“肉身成道”。 很难想象，孔孟等原儒和历代多数大儒，包括清末那些儒家出身的改 良派、革命派会为了一己富贵而求官出仕，会为了个人私利而改变生 平信念。他们的道德、精神和境界无疑要宽广高大得多。考虑得更多 的是社会公益、天下大利，是圣王之、人天之道能行否。与他们相 比，现在的一些民运之士在人格道德上不足道矣。 三、民运需要高尚 以前总觉得，民主志士人格必定高尚。后来逐步发现，一些人投身民 运队伍，并非出于理想追求和道义选择，而是一种精心的利益权衡乃 至无奈的“挺而走险”，是在体制内“混”得不好、混不下去而被迫 “逼上梁山”。他们也是一种经济动物，考虑得更多的是个人眼前的 利益。有的人借机谋利不成，立马“回心转意”告别民主。对于某些 人，别说赏他一官，只要略给一点甜头，爹娘老子都可以出卖！ 考虑个人利益无可厚非，只是比起那些具有文化之根、出于义理之勇 而献身某种事业者，未免等而下之了。民运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和先锋 事业，欢迎经济人的参与，但更需要高尚者的奉献和道德人的引领。 我说过，我反对“动机论”，只要投身民运，不论是投心还是投机， 我都能理解并抱有基本的尊重。但相对于那些被迫“逼上梁山”者， 袁红冰动机无疑更清洁，更值得尊重。袁红冰并非儒者，但他弃法学 院院长如敝屣的行为，令人有“古人风采今重见”之感。仅此一事， 足见高尚。 并非“法学院院长”这一匪党官帽有多大价值。于我而言，那还不如 妓院院长呢，但在大多数中囯人包括异议人士眼里，不无份量。且不 论袁红冰其它方面如何，仅这一行为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在这个时 代已很难得了。袁红冰“为官”多年，比起那些从来不沾“仕气” 者，固有不及，但他挂冠而去不是逍遥物外独善其身，而是追求民主 兼济天下，于此又高出古人多多矣。至于他语言文学（孔门四科之二 之四）的优异和名士风采的豪迈，可以不论了。 期待更多的袁红冰反出中共阵营，投身民运事业，希望更多的民主派 发扬儒家精神，重显古人风范，勇作时代先锋！ （2006-11-1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法格至尊 驳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赔偿法对右派错案不具溯及力” 叶孝刚 人，要有人格，正直的人们视人格的价值胜于生命。法，要有法格， 正直的法官视法格的价值胜于生命。什么叫法格？简单的说，就是公 正、平等，也即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国家 赔偿法对右派错案不具溯及力”，这是不讲法格，理由如下： 一、 中共党章并未书载中共具有直接查处非党公民的职能，中共直接给非 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违背党章的；全国人大未曾授予中共 可直接查处非党公民的权力，中共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 分，是违背法律的；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 的政党，中共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违背组 织原则的；整个世界，自古至今，任何政党无视国家法律，直接查处 非党公民，都是非法的；中共承认反右斗争出错率在99%以上，却又 认定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仅只是扩大化而已，这是对实事求是原则 彻头彻尾的公开背叛──所有这些表明：反右斗争不仅全错、而且非 法，必须全面、彻底否定，反右受害者必须获得依法赔偿。 在驳斥“国家赔偿法对右派错案不具溯及力”之前，作出上述说明是 完全必要的。 二、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 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中的第一、二款具 体规定：“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据此 可以确认，受到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处分的右派，其原服务单位直 接交由公安、劳动改造机关强制执行，监禁、专政、改造长达20多 年，100%属于国家赔偿法范畴。 三、 世界各国的赔偿法都具有回溯力，这是赔偿法本身的必然要求。各类 错案由于案情错综复杂，一时难以审理清楚，因而从案发到纠错是需 要时间的，有的甚至需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决不能因为 时间长而剥夺受害者取得赔偿的权利。世界各国对待各类错案、特别 是政治性质的错案，都有回溯力。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 粹制造排犹案件的索赔，至今尚在不断进行；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多 年，中国政府还是支持中国民众向日本索赔；1946-02-28国民党武装 镇压台湾人民爱国民主运动，48年后，国民党承认错误，依法赔偿； 1885年加拿大政府通过《华人入境条例》，华人入境必须交纳人头 税，今年（时隔121年）加拿大政府就人头税向全加华人道歉，并予 赔偿……所有这些表明，世界各国的赔偿法都具有回溯力，中国当然 不能例外。 四、 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全国解放后颁布的，对不少并无现行反革命活动而 有历史罪恶的人，仍然追究其法律责任，实施捕办，这表明有关惩办 的法律是具有回溯力的。镇压敌人是为了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法律 具有回溯力，是完全必要的。反之，直接保护人民的赔偿法，具有回 溯力，更是必不可少的。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在1954年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我 国国家赔偿法是根据我国宪法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认为1995年制定 的国家赔偿法对1957年的右派错案不具溯及力，实质是说1954年的宪 法对1957年右派斗争及其产生的错案不具约束力，这是法院违宪的典 型案例，是法学界的天大笑话，是丧失法格的世界吉尼斯。 六、 走资派、右派都是中国公民。走资派（大都是中共党员）纠错平反， 工资全部赔偿，右派（大多是非中共人士）纠错改正，工资分文不 赔，是不公正的，是立党不公的表现。国家宪法规定错案依法赔偿， 中共政策规定右派错案不予赔偿，以中共的政策规定否定国家宪法规 定，是违宪的，是大大的非法。国家宪法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共同 利益的集中体现，任何个人、任何机关、任何政党必须遵守，不得违 背。最高人民法院本该唯法是从，唯理是从，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维护 宪法尊严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模范和榜样，可最高人民法院却唯党是 从，唯权是从，维护中共违宪的政策规定，还官冕堂皇地来了个所谓 “国家赔偿法对右派错案不具溯及力”，最高人民法院屈从中共政策 规定，背叛宪法规定，是极其可耻的。 七、 1957年毛泽东、党中央一道指令，几十万爱国、正直、有为的知识识 分子被屈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经历了长达22 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励惩处，专政改造，至今即使承认反右 斗争出错率在99%以上，可还是坚持“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仅只是 扩大化而已”。笔者被屈打成右派、并受到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 后，在监狱般的劳动改造单位监禁、专政、改造23年中，几乎年年坚 持申诉，得到的不是依法批复，而是残酷的批斗。中国的人权何 在？！中国的法律何在？！1978年邓小平（毛泽东己经死了）、党中 央又是一道指令，几乎全部右派同时接到中共的纠错改正、恢复政治 名誉的通知书。中国的法律如此软弱！而党的指令却如此吃香！这 样，中国怎样实施以法治国？！中国司法应当跟世界接轨，必须独 立，中国司法不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八、 最高人民法院尽可以借口“查处右派错案的，不是国家机关（即不是 公、检、法），而是中共各级党委，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是中 共党务工作者”、借口不符宪法有关规定，而推卸赔偿责任。若是这 样，最高人民法院势必将赔偿责任全都推给中共。中共对此决不会善 罢甘休。最高人民法院不敢犯上，只得欺下，来个“国家赔偿法对右 派错案不具溯及力”，敷衍了事。其实，这种推卸责任，敷衍了事， 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因为，右派在监狱般的劳动改造单位监禁、 专政、改造20多年，虽是中共的故意，但毕竟是政府的作为。谁也推 脱不了自已应负的责任。 九、 反右斗争是毛泽东、共产党发动、领导的，右派的定性、戴帽、摘 帽、改正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查处的，由此而产生的错案赔偿责任当 然得由中共承担。投入劳动教养的右派，在监狱般的劳动改造场所， 监禁、专政、改造20多年，这是政府的作为，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当 然得由政府承担。这是天经地义的。 十、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必须人人维护，特别是党、政领导机关及其元 首更应模范尊宪。反右斗争不仅全错、而且非法，必须全面、彻底否 定。反右受害者理应依法获得赔偿。如若党、政赖帐，不但有损自己 形象，而且破坏法制，有碍以法治国其体实施，从而有损整个国家的 大好前程。 人，要有人格，人格是什么？即做人要正直、诚信，对祖国和人民要 忠诚、奉献。法，要有法格，法格是什么？即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党，要有党格，党格是什么？即立党为公，坚持真理。为人者， 要尊重人格，为法者，要捍卫法格，为党者，要坚持党格，这样，必 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要不，人将不人，法将不法，党将不党，必 定国家败落，人民遭殃。人、法、党三者之间，法是互相联系、信 任、制约的纽带，至关重要，而其中的法格，是至尊的。 （作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曾参考魏巍的《论法格》。） （叶孝刚：杭州师范学院退休教师）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介平民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王有才 民主运动中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但更多需要的是平民人物，我个人认 为领袖是人物，平民也是人物。在选举权、被选举权、投票权和一人 一票上都应是平等的。 我今年40岁，大半生已经过去，从命运上说不知是好还是不好，这次 人生遇到了或者说是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我这个擅长理工 科的人来说，确实路径艰难，感到压力太大，筋疲力尽。由于有了这 些经历，特别是中共对我的通缉、逮捕、和判刑。我有时也被媒体称 作学生领袖等等的称谓。虽然我在接受采访时都有说明，说我是参与 者或组织者之一，但有时媒体还是那样报道，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 应该说在1988年、1989年的北京大学，我是受杨通学、谢健等人领导 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有现在的人生经历。我那年是想和谢健 等人一样在后面，或者在学校一级，做些推动民主的工作的。当时即 使在北京大学，与我一样的人就有很多，丁小平、王丹、封从德、杨 涛、常劲、杨通学、谢健、蔡建、邵江、熊焱、安宁、赵体国、彭 嵘、沈彤、杨国忠、郭海峰、萧旭、周健、武运学、张智勇、刘茵、 马学理、李海……等等等等。 我自己当然清楚，我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出身“地主”，可是出生的 不是时候，没有土地，只有“帽子”，因此小时一直警惕、谨慎而自 卫，但我还算幸运，初中时文革就结束了，借助天资尚可，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学得比较好，也看了不少的书。一路顺 利考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美国历史和英国历 史。这些天我经常与美国同学讨论美国历史，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中 国人在给其他美国人上美国历史课。虽然这是玩笑，但我在许多美国 历史知识上确实强于一些学理工科的美国人。 我到美国两年多了，有时也去做做义工。在美国，我感到在许多领域 都充满了义工的身影。本来我对义工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刚来美国的 时候，我去了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我遇到了谢中之先生，他是我来 美国第一天晚上与徐文立、王丹等民运同道一起在罗德岛州见的面。 后来，因他也住在波士顿，他给我很多帮助，我们来往较多。他告诉 我，他为中国民运做义工。我当时感到很有兴趣，后来他说得多了， 我也习惯了。而且我发现自己就喜欢做义工的。于是，我开始了解美 国的义工生活，我发现美国几乎所有人一生都有过不等的义工经历。 在选举、政党等公共领域，到处有义工的身影。后来我还发现美国的 许多非政府组织里充满了义工。律师事务所、医院、公共图书馆等场 所有很多的义工。我感到做义工也是很有意义的。有一天，我突然觉 得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义工的状态，是的，在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上，我一直是联系人，那不就是义工（参与者）吗。 因此，我回想起1998年的一次会面，那是王培剑牵的线，他问我能否 与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见个面。我当时应约而去，见 了面，王培剑给双方引见。然后这位前副院长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也想做自我介绍，他说，他早就知道我了。然后他告诉我有关我 1991年提前假释的他介入和了解的情况和其他一些他了解的我的情 况，以及毛国良等人因1989年当时判得过重后来减刑改判的有关情 况。我当时问他，据北京其他有关方面向我透露，美国前国务卿贝克 （JamesBurke）91年访华中的要求释放的名单上有我和其他一些人， 中国政府当时将包遵信、我和韩东方作为知识界、学生、和工人的代 表作为释放条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这方面的 情况，他们只是办具体的事情，上面的政治决定他不清楚。然后，他 明确对我们表示了同情。我也对他表示了感谢。当时他说他很高兴见 我这位青年领袖，我当时跟他说，我是一个平民，只是不想做臣民而 是想做一个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普通公民。他笑着对我说，是 的，是的，我听说了。在回来的路上，王培剑调侃地对我说──“青 年领袖”，我了解知道王培剑对名利并不感兴趣。 在国内的时候，每当有朋友向其他朋友或他们的同僚、上司引荐我的 时候，通常有三种方式，一种介绍我为学生领袖，那时，我一般会友 好地做出解释：是的，我参加了86学运、89民运，因被推选为北高联 秘书长而被通缉、判刑，谈不上什么领袖。另一种方式是有人开玩笑 地向对方介绍我为89北京民运所谓的“暴徒”，我那时肯定会很严肃 地指出：我不是“暴徒”，不要开这种玩笑，而且，“法院”也没有 认定我是“暴徒”，然后一般我再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第三种方式就 是事先他们已经作了介绍，我们见面后，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有时 应对方的兴趣，我也介绍一下那时北京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然 后，我一般会向他们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一些情况。并希望他们也 理解、支持、介绍、传播一下。（在那时的中国大陆，王丹的知名度 还是较高的，因为89民运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而魏京生、胡石根很 多人没有听说过。） 当然，在国内时，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自我介绍有关89年学生运动的情 况给新认识的朋友、客户、和我不断结识的人。通常我还会专门介绍 魏京生、王丹等的情况。希望他们关注和传播，并能继续联系支持。 通常的效果比我在海外美国大学中给中国留学生做工作的情况要好。 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要不反驳我就很好了。 几年过去，这次我因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和张建红被抓捕的事情给 山东李建强（刘路）律师打电话感谢他的帮助。他写了一篇文章称我 为“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我在此表示感谢，但我在此希望民运维权 的同道朋友们将我以中国民主党义工来定位，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还 没有有效的领导机构，路径、方式、方向都不明朗，还不能有效领 导，一旦到时有了所谓领导机构，我很有可能选不上领导，因为我个 人喜欢美国式的政党，政党的重要人物是靠各方面因素长期积累的， 不是靠本人或者他人命名的，美国政党的重要人物都是被公众选民通 过选举认可过而长期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当然，我现在努力做中国民主党义工的工作，如果中国将来县市以上 也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可以竞选了，而且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大 党的话，我也希望中国民主党浙江杭州的同道们能推举我作为浙江富 阳市或杭州西湖区的候选人跟其他政党进行竞争（虽然在所谓体制内 我也不难达到这样的职位，但我个人喜欢做经普选产生的政务员职 位，即使这样的职位不高）。我现在继续努力学习一些科学知识、锻 炼管理能力和其他能力，以应对到时的竞争与挑战。 是的，如果将来哪一天在中国大陆，平民也能竞选县长、市长、省长 等政务员和议会议员的话，这大概能说中国是初步的民主体制了。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6-11-05；http://www.chinamz.org/。提 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早日废除户籍制度，便可缩小城乡差距 吴玉琴 中国进城打工的农民人数已经达到1.5亿。这个数字比世界上任何一 个世界性大国中的任何一国的人口都要多。政府应当关注这个人群， 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却使得全国75%的农业人口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 许多的不平等。天灾人祸、非意外死亡赔偿，户口就成了关键。而城 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赔偿损失费是天壤之别，即使是进城打工十年、 20年的务工人员，只要是你的户口还在农村，就不能与城市户口的人 同等待遇。这里也显示了法律制度的不平等。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 的要求而建立和完备起来的。可以说，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不得 已而为之的，在生活资源短缺的年代，对保证“一要吃饭，二要建 设”方针的实施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后来的户籍制度附加了许多特殊的社会功 能。通过户籍制度区分城乡人口，采取完全不同的标准发放各种各样 的票证。及至后来孩子上学、青年就业、复员军人安置、住房分配、 生病就医、养老保障、意外伤亡赔偿等问题都与户籍联系起来，这样 就使得城市非农户和农村农业户各自成了一种身分，前者和后者的待 遇是完全不相同的。 户口问题也让许多的“两劳”刑满人员遭遇尴尬，他们有些人因为被 “劳教”或“劳改”之时，户口不知被送到了何处，如今回家之后， 却找不着户口被送到什么地方了。“劳教”或“劳改”的单位与派出 所互相推诿，回家多年没有上户口的大有人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 村进入城市的妇女，由于她们当初离开农村时，生产队就已经取消了 她们的户籍身分。而在婚嫁到城市之后，由于当时的特定原因，她们 无法申报到城市户口，谁知后来因为历史上的多种原因，使得这些人 也就没有再继续申报户口，及至遭遇事故赔偿需要出示户口办理赔偿 损失时，她们却无法找到能证明自己身分的户口。至此，事故赔偿是 分文未得，还要从农村、城市来回的寻找自己的户口。甚至连公安机 关也茫然不解，没有户口的她们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口普查。这 决不是个别现象。 户籍制度的废除肯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户口 问题大做文章的不乏其人。买卖户口、农转非、各种各样利用户口行 方便，确实也使一些地方官员从中获得了实惠。 其实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绝对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社 会的流动，有利于增加社会公平，有利于减少对农民的歧视。只有在 人人享受平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减少。 政府一再强调开拓农村市场，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越开拓越收缩。其 中的阻碍应该就是户籍制度，因为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只要五亿城市人 口的市场经济，而把另外八亿农业人口扔在一边的道理。 废除户籍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明显受到制度性歧视的农民有着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社会发展来说，社会的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 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 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各种大案、要案的发生已经敲响了社会不平等的 警钟。城市与乡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胡锦涛先生的构建“和 谐社会”的目标将受到严重影响，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 决程度，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2006年11月16日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开辟道路 杨银波 11月11日的《博讯》刊载了一篇署名为《呐喊》的文章──《中国农 民贫困的真正原因》。该文转到本笔会社群后，我有幸一阅。作者阅 历丰富，曾在体制内工作数年，所见、所闻、所感相当具体，如同回 眸往事，如同仰望苍天诘问，如同刺哽在喉不吐不快。由此，该文具 备相当的厚重度和真实性。作者开篇即说：“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 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这更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本 人即在西南地区长期流走奔波，一看到这篇文章，不但倍感亲切，而 且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受。 《呐喊》所总结的农民贫困因素，乃是从政府与主流社会的多种制度 设计开刀。诸如产权、财政、社会保障、金融、税收、资源配制、教 育、医疗、就业、工资、土地、干部、法律、科技推广、市场主体、 户籍、招标、代表等制度，已然使得农民愈发走向无权无利的境地， 由此导致农民的“制度性的贫困”。这里面的每一项制度设计，都涉 及到了非常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要用极短的文字来说明问 题，已经非常困难。所以，给我的印象是，这篇文章看上去看长，其 实却非常简短，举证与论证尤为简要，由此我亦看出这篇文章乃属 “提纲式”的文章，尚有许多空间等待拓展。 我认为，看到问题的成因，便要瓦解或者更改这些成因。这种思路一 旦被提出来，则很多方面都会涉及到实质性的突破。《呐喊》的批 判，完全可以换作另一篇“提纲式”的文章，亦即：将所有“事实 性”的东西全部扭转为“应当性”的东西。从“就是这样的情况”全 部扭转为“应当是这样的情况”，如此，则批判即成为建设。我随便 一改，就可提出一些建言出来，诸如── ◆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应属于农民，农民 　应有产权收益，并因此占有财政资源。 ◆农民的山、地、房等，可在银行里抵押，以确保农村不缺投资，农 　民有钱发展。国家应当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 ◆应以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资源一旦到达社区，应由农民主导 　资源的使用。 ◆国家应大幅度加大教育投资，促使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走向免费化。鼓励人才在中西部就业和创业。 ◆农民工应具有失业保障权利，财政税收资源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应平 　等地考虑农民的就业问题。 ◆国家应创造机会为农民提供就业，部分工程项目可转包给农民，由 　其组织、参与、建设。 ◆国家应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诸如：各地方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并在工资中包含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再教育和养老等内 　容。 ◆推进土地私有化制度。农民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转让 　权、买卖权，土地可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 ◆政府官员的选拔权在人民手中，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手 　中。 ◆建立公益律师制度，对贫困者增强免费法律援助制度。 ◆提高地方自治度，精简机构，裁减官员，减少养官成本。 ◆重视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等农业技 　术部门，弱化工商、税务、财政、土地等向农民要钱的部门。 ◆农民应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民有权休耕，并不受任何惩 　罚。…… 这当中，无论哪一项得到实现，农民的贫困状况都可能有实质性的飞 跃。一项连带着另几项，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当初废除农业税也是 如此，一是废掉了农民的负担之一，二是让那些收税者的饭碗里少了 几粒米，但那仍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就那么几十元、几百元的 钱，却让太多既得利益者原型毕露，从一件国家本就应做的事情当 中，却看到了一大群官僚土匪的丑陋真面目。倘若以上几项真要去实 现，恐怕斗争起来就更为残酷，不知将是何年何月的事情了。其实这 些都是极寻常的常识，义务与权利对等，自己投资、自己使用、自己 所有，这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但以“国家”为首的剥夺，却以“制 度”的名义实施着。“国家”太强大了，“大国寡民”的状况一直延 续到现在。由此，农民成为最苦最弱的群体，一直无法被事实所更 改。 迄今为止，我所调查的农民，以户数来算也有数百户，以人数来算也 有上千人。我所发现的这些状况，具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也有一定的 差异。这些状况，眼睛看到的是一回事，但深思之后又是另一回事。 打个比方，当我走进一家农户，我可以从其目前的经济数据来解剖， 诸如欠债、每年的农业成本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人亲客往支 出、伙食支出等，以及务工净收入、农产品交易收入等，来计算“量 化意义上的贫穷”。但这些其实都只是表面现象，最大的问题不但在 于负担的沉重，更在于创收的微薄。 从“节源开流”来讲，“开流”才是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农民的贫困 问题，扶贫没有办法搞定，公益能够带来杯水车薪，而真正要去做的 大事情，是减轻他们的负担，并同时鼓励他们追逐财富。这当中，确 实有相当多的条条款款以及不透明的“潜规则”，使得他们永久贫困 或者立即返贫。这种明制度或暗制度的剥夺压榨，使他们很难摆脱负 担和追逐财富。而思想观念的禁锢和保守，更是其杀手锏。可以说， 他们也如同这个国家一样，被困堵于内忧外患之中。下面，我举一些 我所调查的例子，来具体说明这当中的问题。 以兔农Ａ为例。养兔是极有潜力的致富之道，兔的繁殖力极强，市场 需求大，而且本地鼓励养兔，养到一定数量必有奖励资金。但纵观全 镇，只有Ａ和Ａ的一位同龄朋友在养兔，两者年龄均不足20岁。目 前，Ａ有83只兔，Ａ的朋友有120只兔。市场毫无风险，可为什么全 镇只有两个不足20岁的青年养兔呢？原因很多：一是青年大多外出务 工，极少人愿意留守农村；二是此前无人敢于试验养兔，任何人都可 以说是毫无经验；三是技术风险相当大。这里的技术风险是指什么 呢？就是幼兔成活率以及关于兔的医学、食物、环境等具体技术方面 的问题。兔的脆弱性是相当罕见的，仅就“低噪音”一点来讲就要费 很大的工夫才能达到。 还有一个潜在因素，那就是投入成本没有保障。100只兔，所需要的 兔笼及其相关设备，大约需要3,000元的硬件本钱。场地本身，也是 一个问题。在农村，在园坝以及自家围墙内的林地上建设兔场一般没 有问题，但是如果规模扩大，要用其它土地（甚至是退耕还林的土 地）就成大问题了。按照目前的土地制度，是先让国家征地，然后再 从国家那里高价买回来，也就是与土地管理部门打交道。这笔投入的 巨大，迫使兔农只能在自家房屋的周围想办法，而且也冒着“违法用 地”的风险。再者，如果没有养到一定数量（比如500只），那么奖 励资金也就泡汤了。这就需要凭借一个家族的力量，这户养多少只， 那户养多少只，大家一起凑齐500只，再来获得奖励保障。 要把规模扩展得如此大，在设备、食物、药物、场地上都要费一番周 折，仅500只兔的兔笼等设备的硬件本钱就是15,000元。而技术上的 问题，却是钱所无力达到的，只能自己探索。如果要请教专家，在镇 内是找不到的，只能到市级、省级单位或部门去找。这里的气候，已 经一年比一年异常，尤其是夏秋两季，温度高达40多度，一旦兔子大 量死亡，就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后果。没有谁有把握，也就没有人敢 做，连“试验”也是投入血本去干。Ａ现有资金不足10,000元，贷款 只贷得了少数，利息也高，所以到目前为止，全是靠我一人以稿费相 助，并经常在互联网下载技术文章，向其提供技术参考。我们可以假 设，倘若明年再度高温干旱，Ａ的兔子大量死亡，血本无归，那么Ａ 的出路就又堵死了。倘若没有技术人员亲临现场予以帮助，那么Ａ的 创业必是一个大问题。 Ａ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Ａ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仅有喂猪的经验 和修房造屋的能力。利用现有资源，比如石头、石棉瓦、竹棒造一个 兔场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谁能为其具体地指导养兔技术？其目前 所为，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市里虽有农业局，镇里虽有农技 站，可是对于养兔来说，这里实在太缺人才了。看书、看资料，那都 是死板的，只有真正去不断参观、听课，才可能有所作为。那些技术 人员是被逐到市场谋生的，已被转制，所以Ａ若需要帮助，必要聘请 他们，并付出不小的成本。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少数敢于创业的农 民，在起始阶段因为惧于成本的巨大而尽力削减自己的成本，冒着极 大的风险来“跟着感觉走”。成功与失败，都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 素。 以摩托车司机Ｂ为例。本地摩托车司机大多由农民组成，他们曾经外 出务工，因为厌倦打工生涯和被管束、被歧视的生存状态，从而选择 考取驾照，以两、三千的价格购买摩托车（或二手摩托车），从事客 运业务。本地公共汽车也多，虽然价格低廉，但复杂的交通道路情 况，使得人们经常选择“赶时间”的摩托车。早已厌倦小农耕作和建 筑打工的Ｂ，人缘不错，生意也好，每天跑十个小时，除掉油钱、烟 钱，每天能挣50元的净收入。然而，跑车跑了两年，Ｂ竟亏损1,000 多元──不但白跑了两年，而且还倒亏。原因是，Ｂ总共被交警、派 出所罚过11次款，最大的一笔就在前天，被罚款1,000元：Ｂ运营一 位老太太，老太太拿了三元钱车费给Ｂ，这个场景被派出所抓住。Ｂ 被扣车，派出所要求Ｂ拿1,500元赎车，后经朋友讲情，少收500元。 摩托车在本地没有营运证（办不了营运证），只能作为个人所用，连 搭车也不能收费。这在根本上否定了“摩托车司机”这个职业的合法 性。然而，巨大的民众需求却又离不开摩托车，摩托车司机们只能小 心翼翼地在远离警察视线之外的地方收费、运营。这当中的罚与不罚 也很难说，有时是不准运营两个人，有时是连一个人也不能运营，有 时运营不能收费。摩托车司机们努力控制着成本：要么请客吃饭，套 交情；要么与同行彼此呼应，相互传递“前方查车”的消息，以避免 同时受难。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相似的情况：摩托车躲着警车，如同老 鼠避开猫。而每隔一、两年，管摩托车司机的警察又要被调走，“上 面”担心这些警察时间一长与摩托车司机们太熟，怕他们“讲人 情”，所以尽调些陌生的警察来。 《呐喊》在《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 　　给了　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 　　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 　　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 　　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0,000元钱。派出 　　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 　　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 以此逻辑，思考Ｂ的处境，也就找出原因了。也难怪摩托车司机们称 警察为“土匪”，而警察的行为又成为“合法抢劫”了。这导致了摩 托车司机与公安机关的对立。从沿海一带来看，摩托车“两抢”案件 的频繁，也常常源于此种对立。 以粮农Ｃ为例。Ｃ曾经外出务工十余年，由于年龄超大，体力下降， 已经不再适合在外奔波，于是回到家乡，从事传统小农耕作。Ｃ有着 致命的弱点──赌博。据统计，近几年来Ｃ已输掉人民币两万余元， 所有打工积蓄全部输光，至今在外面也有赌债未还清。Ｃ是一个贪欲 极大的农民，但又无处可贪，经历文革的洗刷和外出务工的打击，他 总是抱怨社会，并以极端的仇恨眼光看待一切不正常、不公正的现 象，自暴自弃，自怨自艾，由此产生一系列粗暴的、野蛮的、丧失道 德底线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Ｃ乃是一个追求“无法无法的自由” 的无政府主义者，可视之为文盲、法盲和比祥林嫂更可悲的标本性人 物。Ｃ的另一面是极端现实和聪明算计，有着刻苦实干的精神，虽然 自私、懦弱、无奈、毫无责任感。 Ｃ的愿望在目前这个社会是永远无法达成的：他要求一个人居住，一 个人开伙食，抛弃父母，抛弃妻子，抛弃儿女，什么都不管，只管自 己。其对一切都不信任的态度，其对一切都不满的态度，充斥其每一 天的每时每刻。Ｃ有着粮食耕作的经验，虽然耕作不细，毛毛躁躁， 但总的来说，还算是老本行。他在外面打工十多年，没有学到任何技 术，全是停留于传统小农耕作和下体力挑抬重物的水平。Ｃ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小项目，为一个水渠挖沟，并雇佣几个农民一起干，到现在 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这个项目属于国家投资项目，转包给工程队 干，Ｃ找到工程队的一个小头目，自愿干了起来。所有人都担心Ｃ可 能白忙活一场，但Ｃ说：“如果不拿钱给我，老子就不让工程队的人 在我挖的水渠上放石头。如果还不拿钱，老子就把不拿钱给我的人杀 了！老子二两酒一飙，啥子都干得出来！” Ｃ还是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工资。他静静等待着，心中却愤怒得难以言 表。Ｃ一直自封为“干大事的人”，一直想找能赚大钱的工作，但偏 偏请他做的事都是累死累活的那些体力活。Ｃ很不耐烦，好不容易接 到一份工作，干上一、两天就不干了，怕累，怕死，怕不给钱。到最 后，Ｃ一事无成。即使得钱了，也拿去赌博，或者拿去还赌债，自己 一年忙到头，什么也没有收获到。这种失败感，更使其恶化，Ｃ的暴 力倾向愈发严重，六亲不认，谁指责他、劝戒他，谁就是他的死对 头。Ｃ的一生永远被自己的无能与愤怒所笼罩，导致其一生努力全部 功亏一篑。Ｃ又开始筹备来年再试一次，于是主动向村民要下近七亩 田，由他一人来做，至于所有成本支出，诸如种子、肥料、农药、人 工、伙食全由家人承担，而收获却全归自己所有。这个如意算盘，无 人胆敢阻挠。 Ｃ的这一招，将再也不会失败了。因为成本不由他出，他只需要付出 自己的体力就万事ＯＫ了。Ｃ的想法是，粮食一旦收获，就拿出大半 部分卖给要粮食的人，钱归自己所有，拿去买烟酒，拿去赌博。他一 直不忘说：“我要把输掉的钱全部赢回来！”甚至，他认为农村赌得 太小，没有意思，必须到镇街的赌馆去大赌一场。Ｃ越来越接近老 年，他总是感到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所以“我要趁还没死的时 候，完全绝对地独立，完全绝对地自由，想干啥子就干啥子”，Ｃ已 走向不归路。他的所谓的法律意识是：“只要一不砍我的头，二不把 我抓到牢里，那么我啥子事情都可以干。”Ｃ的贪欲，摆在贫穷或富 裕的面前，都将是一场灾难。面临后者时，情况也许更为糟糕。 至于Ｄ、Ｅ、Ｆ、Ｇ、Ｈ……，更是不胜枚举。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的，不幸的家庭又各有各的不幸。贫困即是不幸之一，贫困的家庭必 是各有各的贫困。《呐喊》从制度层面来论述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其实如果把制度的层面延伸到地方、延伸到社区、延伸到家庭、延伸 到个人，那么这当中的贫困原因又更是错综复杂、浩大至极。许多人 啊，哪怕就改掉一个习惯，换作另一种思维，局面也将要好许多。我 可以做一个反向的假设：假如制度层面的设计已经趋于良好，农民也 仍然可能走向贫困，只不过这种贫困的概率和呈现方式会降低和减少 许多。人与制度的问题，既在人，也在制度。激励一个社会的良性循 环，是建立于尊重权利、保障权利和捍卫公正的基础之上。我们生活 在这个国家，每一天都能看到许许多多的灾难，而每一个灾难的背 后，实际上都隐藏着人与制度的双重背景。 制度的设计权本应在于人民，而今却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甚至连 阐释权、运用权都集中在这帮人手中。人作为世界的主宰，人民作为 国家的主人，被现实状况一次又一次地颠覆，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 情。我的主张，即是人要改变状况，必先在了解状况中审思状况，并 反思自我，建设自我。例如，前面所述的建言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问题 的，确有太多依赖于国家来组织、政府来组织的思想，仿佛一切问题 都需要国家与政府来采纳和实施方才成为正统，从而完全抹杀了人民 群体以及公民自身的“主动组织权”。在完全没有保障的前提下，这 些自我组织的可能性被降至最低，公民被隔离出来了，几乎每一个人 都成为改革的被动者和边缘者，所有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都冒着巨大 的风险。因此，我认为，如何去探索无权者主动参与改革和自主创造 的能量，并从中提升自我品格、实现自我价值，才是最为紧要的大 事。 到了结尾处，我还想说一点。那就是，利用我的已有资源，我完全可 以从事一流的文学创作，写就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悲惨之作，但我并 没有这样做。因为越接触底层，越挖向深处，那种仅靠展现“是什 么”、“怎么样”、“为什么”的努力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当所有人 都在向我发问“怎么办”的时候，我已停止了一般意义上“呈现文 学”或“追问文学”，开始了寻求解决办法和付诸实际努力的冲动和 行动，这就涉及到了更广博、更专业的多重领域。我要说，我们不仅 应当是写文章的作家、调查问题的记者、提供思想的纳谏人、组织人 力财力和处理各界关系的社会活动者，更应当是想民众之所想、行民 众之所行、创民众之所创的实干家。用“二元结构论”或者“潜规 则”实在很难解决太多的问题，唯有去重新学习更多的超越人文范畴 的具体知识，来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才是最关键的。 时代潮流已经证明，那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时代早已死亡了，人 们已经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尖锐，犹如我们看到的国情矛盾一样，每 一种细究起来都让人感到刺骨的冷。人常说：“隔行如隔山”。我认 为，人要是到了“隔行瑞隔纱”的程度，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说够厉害 了。我们这个国家，目前需要和今后更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人。具 体到我这样一个青年作家，以后要提供出来的，也许跟什么“文学” 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说不定还应分析2006年重庆兔业市场的状况、 2007年预防特大干旱的准备、如何重新调整本镇土地，以及这里还有 哪些空间可以发展哪些行业，什么人可以把这些事情做成功，法律意 识要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组织来得到有针对性 的普及，等等。 人非全才，我承认。可是，能做得更具体、更广泛一些，对于很多事 情的认识和探索，才可能拓宽道路。至于道德评价、法律分析，也已 经非常片面了。改变社会，改变国家，还有很多全方位的事情要做， 绝不是象我今天写这篇《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开辟道路》那么简单。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倒扁的儿戏 沧海一叶 很难想象，在民主的台湾，在野党要倒执政党的总统是如此的儿戏。 一次倒总统不成，就再来一次，又不成，现在是第三次了，成还是不 成，恐怕是不成。为什么？因为总统没犯罪。 第一次倒总统，他们或许还知道那并不正义，所以出了个“程序正 义”，就如同警有权逮捕、法官有权定罪（或陪审团有权认定有 罪），但逮捕与定罪就不一定正义一样，要不然，警随便在街上抓一 个人，法官随便判他个杀人罪名，那他不就是真的是杀人犯了吗？不 是就真的要枪决了吗？警与法官自然也要搬出“程序正义”了，看枪 决是正义的。而被杀的他也就是实在该死了。倒扁就跟这一样。他们 不是因为阿扁做错了什么，而是只是看他不顺眼，只是想他下台，第 一次倒扁只因为一个疑犯是他的女婿就要他下台。那台湾每天有多少 的罪案，他做为总统不是更应该下台吗？那所有蓝营执政的县市长不 应该下台吗？你会说，他是总统所以民众对他的要求更高。那好我问 你，台湾有没有一天是没有一个犯罪疑人的。台湾有没有一个牢里没 有人的。只要有，那总统是不是都要下台，台湾今天会有总统吗？不 会，而且我敢说20年内都不会有。那倒扁是什么──不是儿戏是什 么？ 第一次倒扁还有一丁点的耻辱心，第二次叫顺民意，那么多的人要阿 扁下台，所以我们要阿扁下台就对了，就是顺民意的，那么今天的德 国就实在应该为希特勒平反。要阿扁下台的人那么的理直气壮他敢不 敢一样的理直气壮要德国为纳平反，希特勒也是顺了民意人民选出来 的。他们不敢，不是因为希特勒是德国人，而是他们知道民意有时是 错误的，民意有时是被人误导了。 今天台湾倒扁的民意就是严重被要倒扁的那些人误导了。倒扁的民意 基础是阿扁贪污，也就是说今天的民意是阿扁要是贪污了，他要不要 下台。而把这样子的民意当作真实的民意，实在是强奸了民意，共产 党是习用这一手段的，看来和平之旅、勾通之旅他们确实学了不少， 而这对于和平与勾通倒是真有帮助的。 现在呢？检调要起诉阿扁的老婆，罪名不是贪污了，也不是帮阿扁贪 污，而是伪造文书。阿扁公开宣称了，只要罪成他就下台。倒扁却连 这一点点的时间都不愿等，还是要立院倒扁。为什么？只有他们知 道，也许这样做更能够割裂台湾吧！这只是我的猜测，千万不要当 真。 可是这伪造文书与污贪是两种不同的罪名，他们也当成了一种。你说 了谎，所以等同偷了钱，你偷了钱，所以就杀了人。这就是他们的逻 辑。这样子的逻辑台湾也有人相信，不是民众的弱智，而是谎言重复 千遍就是真理造成的。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严重的是他们打出了旗号叫“挺扁就是挺贪 污”。他们还不是法官，没有证据不经过庭审他们就宣判了阿扁贪污 了，而且谁为他辩护谁就是支持贪污，那杀人疑犯一定没有人为他辩 护，那怕他可以提出证据拿出电视台直播节目证实他当时在现场，千 里外的杀人案，或根本就没有杀人案发生，他们也是可以判他亲手杀 人了，而且没有人敢为他辩护，怎么你支持杀人──我可不敢。倒扁 “从程序正义”到“顺民意”，再到现在“挺扁就是挺贪污”说明了 什么，说明他们明知道自己不是正义的而装扮成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这是儿戏还是正义让他们自己说。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于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 侯文豹 根据《中国新闻网》10月10日的报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最近 境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器官移植医疗活动时编造虚假新闻，恶意攻击 中国的司法制度。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说，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境外媒 体，在前不久编发了一条新闻，说记者伪装成一个患者家属，到某一 个医院了解情况，医院有人说多少钱就可以移植器官，他据此认为存 在贩卖器官的现象。实际上，在新闻播出的前一天，这个媒体记者对 新闻发言人本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题独家采访，采访的主题是要 了解中国在实行器官移植管理办法之后的情况。但是，在他的报道中 没有提及中国对器官移植加强管理的事情。他虚拟了这样一个人，说 了这样的话，认为就可以说明中国的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是 非常不负责任的报道。 另外，《中国新闻网》11月15日电，据卫生部消息，2006年11月13～ 14日，中国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扩大 会议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召 开。为了推进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维护人 体器官捐献者和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实 现社会和谐发展，会议发出声明： １、中国医务工作者将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国家、省、市）的领导 　　下，根据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 　　严格遵守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准入有关规定， 　　遵循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规范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工作。 ２、中国医务工作者将严格遵守医学准则和伦理原则开展人体器官移 　　植工作，恪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促进人民 　　群众健康。 ３、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中国医务工作者承诺不参与任何人体器官买 　　卖及与之相关活动，不参与任何以旅游名义跨国境实施的人体器 　　官移植及与之相关活动。严禁人体器官买卖，严禁以旅游名义跨 　　国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４、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优先满足本国公民（包括香港、澳门、台 　　湾）人体器官移植需要。特殊情况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公民 　　提出的人体器官移植申请，履行特定程序后实施。 ５、摘取人体器官必须取得捐献者本人书面同意，并按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实施。当捐献者本人不能作出同意表示时，必须取得其亲属 　　的书面同意。 ６、活体器官捐献者必须是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 　　民；活体器官接受者与活体器官捐献者之间仅限于夫妻关系、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声明指出，中国医务工作者将严格遵守以上六点准则开展人体器官移 植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支持和响应此声明。 还有就是在11月14日的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对《人民日报》表示，中国器官移植应当优先满 足本国公民（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人体器官移植需要，严禁医疗 机构招揽境外患者以旅游名义到中国境内实施器官移植。特殊情况 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公民提出的人体器官移植申请，履行特定程 序后方能实施。据介绍，优先满足本国公民需要是世界卫生组织人体 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一直面临人体器官来源匮 缺的严峻挑战。全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行器 官移植，但仅有约一万人能够得到移植治疗。 最后还有仍然是《中国新闻网》在11月15的报道，为规范和加强人体 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 康，卫生部组织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 定》，并将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这么几条新闻呢？原来是因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表示，最近境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器官移植医疗活动时编造虚假新 闻，恶意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他还特别强调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境 外媒体。那么，究竟是究竟是什么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境外媒体呢？该 发言人没有指明！为什么没有指明呢？是为了顾及该媒体的影响，还 是心虚，不敢指明，怕别人反驳啊？是不是我们中国真的有大量的非 法器官移植买卖呢？相信许多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本人 于上个世纪的1990年，在家乡追看一次死刑犯执行的时候，就看到， 犯人在被枪决后马上拖上囚车，而囚车里有四个穿工作服的医务人 员，他们是在干什么呢？不得而知！而且当时死刑犯的家人还必须付 枪决自己亲人的子弹费，可谓中国特色的啊！ 法轮功所报告的众多案例我没有耳闻，也没有目睹。一个比较有影响 的境外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我也无缘相见！所以无法证明他们的真 伪。但是，我1990年的见证却是耳闻目睹的！我向上帝起誓！一直到 2006年才有了卫生部组织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 行规定》。注意了，还只是个暂行规定，又是一个仓促上马！由此可 见，一直以来，在中国，人体器官的移植或买卖是始终存在的。退一 步而言之，假如我们中国没有所谓的人体器官的移植与买卖的事实， 那为什么不能够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既然有团体与媒体报 道或指责中国有人体器官的移植与买卖，并且要求到中国来调查。我 们就应该欢迎别人来实地调查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证明自己的 清白啊！否则，无论你怎么澄清，怎么否认，始终是无法使人相信 的。 希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政府以实际而有效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 清白！那就是欢迎任何个人与团体的独立调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令人无语的初级阶段 黄康 凡是在ＰＲＣ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知道，凡是让当局可以中饱私囊 的他们总是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凡是需要当局履行义务、放血出 钱的，他们又总是狡辩其中，其最耳熟能详的说辞就是“考虑到我国 的基本国情。” 那么，这个基本国情又是什么呢？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持续了几十年，还这么叫着。在这个国情的指导下，凡是作为一个现 代政府应尽的义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人便千方百计的转 嫁到永远要被他们领导的百姓头上，或许，这就是他们要提高执政能 力和保持先进性的目的吧。 11月12日晚上，ＣＣＴＶ－４的今日关注周末特别版上传出了一句 话，当这句话被我的耳神经察觉传输到我的大脑里便使我的灵魂像遭 到高压电的触击一样，让我倒吸了几口凉气，唏嘘良久。这句话真是 非常地共产，非常地社会主义，非常地三个代表，非常地八荣八耻， 非常地没人性也非常地反人性。这句话就是：“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我对现代传媒向来抱着过堂风的态度，我也考虑到我们的“基本国 情”。因此，只要不让人极度恶心的，过去也就算了，但这句话无论 如何都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由于我当时正在 玩游戏，没来得及看清这句话到底是出自谁的口。但中国有句古话：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说这种话的家伙济济一堂，坐而论道想 必也绝非人群之中的善类，姑且就当是他们集体的思想结晶吧。 那何谓慈善，慈、善都是爱的意思。慈专指上对下之爱。而善，则更 加广泛。中华民族是信仰善的民族。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将“慈 善”作为立国立身的标准。我们的先哲曾经说过“仁者爱人”“人之 初，性本善”等等这些。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施行仁政，作为社会 的其他成员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生活，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是挺 多的。大到为了仁义抛头洒血，小到造福乡里兴学赈灾。所以，在这 样的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让人类永远景仰的辉煌。虽然 细数历朝皇帝，他们中也没几个好鸟，但是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得说自 己是奉天承运，这个“天”就是指仁义、王道、慈善。 “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说这句话的人不知是无 知还是无耻，还是存心给我们党难堪。用我党的哲学教义来解释一下 罢。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之间是联系和发展的，是从无 到有的。”正如马克思在对资本的解释时就认为资本是个万恶的东 西，自他一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的慈 善事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就是说中国的慈善事业被等同如 资本之类的东西，正处于原始积累的过程。我们党在教育我们的时候 一直说原始积累可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我们党还一直强调：“实践 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历史的证明，我们党无论是对待 敌人，同志，或是无辜的人民群众，其手段与结果至今让人想起都不 寒而栗。在这里，我也不例举了。 最近，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并在 公开场合和多家媒体上表示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的 投入。说实话，我希望中共当局真的能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 夸夸其谈加无所作为。同时，我更希望中共能加快自身的改组与改 革。让党内的民主势力壮大，这样，无论对中共本身还是对全国人民 都是功在千秋的好事。 中华民族屹立于东方几千年。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出现了几十个王朝国 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公民的意识正 不断的加强，维权意识也逐渐的兴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早已 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人云：“天下无不亡之国。”而我今天要 说：“唯人民既寿永昌。”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也从“禾”“言”说和谐 丘岳首 中共十六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建设和谐社会”决定，可以预料 “和谐”两字将在日后的媒体和官员口中有极高的“出勤率”。较之 “三个代表”，将“建设和谐社会”定为新的大政方针当然是一可喜 的进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否和如何在实践的层面将“和谐”安 顿落实到“社会”之上，使之不至于成为又一个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 新画饼？ 何谓“和谐社会”？如果按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谐社会”大 致必须包括有：政党轮替和票选政府的政体框架；分立制衡的权力构 架；独立自主的司法和媒体；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和公平竞争；公 民结社、言论及示威抗议的自由；良好的福利、医疗和教育等。这种 自由主义价值观所理解的“和谐”，不是整齐划一、沉闷死寂的“和 谐”，而是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是 各党各派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类思想学术争 奇斗艳、各路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表达 自己的意愿这样一种充满良性互动活力的稳定秩序状态。但可惜，这 据说是人家不同国情下的另类文化，只适合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种，照 搬到中国是不宜且有害的。本文不辩说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安排 正在我们的左邻右舍近似的文化圈内运行得并不坏，只就按照我们的 本土文化和国情来看看“和谐社会”又该有怎样的内涵。 好在我们祖先发明的方块字也是象形文字，仅仅从字面直观，“和 谐”社会大体之“形”就得以彰显：“禾”和“口”为“和”， “言”和“皆”为“谐”，即人均有粮可吃，人皆有话可说谓之“和 谐”。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观照下的“和谐社会”主要由两大部分组 成：一，有足够的食品物件以保障全民能够安居乐业（民以食为 天）；二，有文明的契约法规以保障人人可以畅所欲言（人是能思会 想要说的高级动物）。我们当然不希望建设和谐社会只停留在“口” 头上，但“和谐”二字一入（吃）一出（说）却都与嘴巴紧密相关， 想想我们的方块字也的确奇妙。 就此我们祖先明示的“和谐”内涵而言，通观十六大第六次全体会议 公报中的“建立保障经济平稳的体制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的有效机制，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强势和弱势群体的 利益以及先富起群体和后富群体的利益”等说辞，就只是表述了“和 谐社会”中“禾”（利益分配）的一半，并未涉及“和谐社会”应有 的题中之义“言”（言论自由）的另一半。显而易见，构建“和谐社 会”作为朝野新形成的共识固然可喜，共识如何能够变为实在则未可 乐观。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准备建设的，似乎就只是一个遗失言论自 由的残缺“和谐社会”。 细看和分析“禾”（利益分配）和“言”（言论自由）的现状和前 景，人们的确很难鼓起“和谐社会”能在中共主导下兑现的信心。 先说“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从松绳解套的改革开放以来，放开手脚的国人经近30年的辛苦 “锄禾”已创造出可观的经济物质成果，积累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 备。餐盘做大了，盘中餐丰富了，但“盘中餐”谁享用？十几顶“大 盖帽”和他们背后那些剥夺式的商贾吃下来，草帽下“锄禾”者满是 厚茧的手又拿得盘中的几粒?脑体力当然都是劳动，但“大盖帽”等 赢家们的多吃通吃靠的是辛苦脑力或是绝对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不“和谐”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 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是官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享有 “抢来本钱做生意”和“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窃入腰包的高度“自 由”，及其以改革之名圈钱却只承受极低的风险（国土资源部2003年 的统计透露，1,000多个土地案件只有一个人被判罪）所致。这种冰 冻三尺的严重不“和谐”有着深层的制度原由，绝非“帝师”们取消 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和“协调”一下“不同利益团体的关系” 的点子所能化解得了。依照“决议”的算盘，“不同利益团体的关 系”是由我党来“协调”的，而我党的大片高官恰正是“为富不仁” 商贾们的靠山。如此的“协调”无异于让盗贼当守夜人的监守自盗， 又如何能让“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分享改革成果”？ 以已造成严重教育危机的中国教育产业化为例，新权贵高官们以教育 改革为名将私校的肥水“纳入”“挂靠”在大学之下，再将公校的空 地以支持私校发展为由几十年不收费划给私校创办者，私校创办者当 然得把从学生身上榨到的“油”拿来与权贵高官分红。在冠冕堂皇 “理直气壮”中完成的陈仓暗渡，不仅立刻导致真正私校性质的“南 洋集团”倒闭，还引发南昌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及南昌服装大学为主数 万私立大学学生不满骚乱的严重不“和谐”。 很难叫人相信，在菜市捡烂菜、为亲人无钱看病、子女交不了学费而 揪心揪肺的“手”能诚心诚意与那些点石成金、拿公产如拿私物的 “手”相握“和谐”。饭饱酒足、“留一保二争三、四奶”的强势利 益通吃者凭着不对等的绝对权力优势，再凭着保护这种“不对等”的 强大国家暴力，对着失语和没有代言团体和媒体的弱势者说：“我们 就好好地和谐吧”。这滑稽的情景使我想起唐弢写于1960年代的杂文 中谈到潘金莲与武大的不和谐的一段话──我们总不能说：潘金莲同 志，为了社稷的安定，你就忍一忍吧（大意）。 腐败任何国家都有，结构性腐败却是党国体制之特产。从陈希同到陈 良宇的落马，除了不断的制造新的期盼效应以拖延执政合法性危机爆 发外，只能让人们看清党国体制固有的周期性痉挛。不幸的是，执政 高层及其“帝师”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通盘筹划和构想中仍感觉 良好地将反腐的“路径依赖”寄托于“纪检”“双规”这早已证明失 灵的老套设置上。 再来说“言”。 应该说，今天国家的市场经济虽未尽完善却已有长足进展，只要动真 格在反贪和公正上出利剑，“禾”这分配不公不义的一“碗水”还是 可望略为端平的。于是，若真心要“构建和谐社会”，重头戏就势必 落在“言”这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一边。 实事求是来看，近30年来，国人的言路也已有所拓宽。但一条红色底 线横在那里──仅限于“单子化”的自话自说（时不时连这种自话自 说都惨遭国安践踏）。虽屡遭讨伐，我党“久经考验”的中宣部淫威 依然，牢牢控制着大小媒体和网烙不动摇。先前军医蒋彦永因道出 一、二句真话而成为网络民意造就的民间英雄，近日学者丁东出版何 家栋文集的自由被闯入家中的北京国安野蛮剥夺引起海内外的舆论哗 然，已足见今日吾国言论限制的严酷、言论自由的稀缺和文字狱的坚 固。 民之口如川，是挡不住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没有言论自由，以民 为本就成为空话，“构建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压制思想及言论自 由只能带来谎言欺骗和社会的堕落，故近代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 先贤都把言论思想自由看成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由于缺乏 言论自由，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发现了不能充分表达，表达后不 能充分讨论，讨论后不能传播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各种问题日积月 累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是我国重大灾害事故不断的深层次原因。” （参阅司马函：《扼杀言论自由无异于向人民投放神经毒气》）善哉 斯言，只有让人和媒体能言，敢言，才能有效阻遏腐败的滋长；只有 让不同党派独立自主媒体，执政党的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不幸 的是，眼前的特殊利益集团既是利益的包揽者又是信息话语的垄断 者。从1980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今天的“网络博客实名 制”，这些强势者们仍在挖空心思频出新招来限制言论自由，继续垄 断独占信息话语并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何家栋老先生一生为党的出 版事业长期奋斗，到头来连自己送亲友留念用的文集都不能出版。革 命吃“言”，构建配套有言论自由“基础设施”的真正“和谐社会” 之艰难由此可知。 刚读到《人民日报》发出“全面”阐述“和谐社会”的宏文，该文虽 也承认“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却硬给“构建和谐社 会”套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紧套。（参阅刘鹤：《构建和谐社 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2006-11-05）。对于宏文和 决议都在“和谐社会”之前冠以“社会主义”定语，我只想引述何家 栋致李慎之信（1999-09-11）所说：“社会主义如不和自由主义结 合，绝对没有前途，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其实，撇开宏大叙事，中共只要能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在制度源头解 决“禾”（利益分配不公不义）的问题和放弃行政控制言论的传统手 段取消中宣部来开“言”（言论自由）禁，就已经对子孙后代功德无 量。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此次胡温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与诚意，但遗 憾的是，我老想到《甲申三百年祭》的一句话：“他（李自成）仿佛 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中共立党80 多年来，给中国国民开出太多空头支票。这一回，中共能否将刚画出 的漂亮馅饼兑现成香喷的实在，从而刷新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录？ 我们拭目以待。 （2006-11-08于悉尼） 〔转载自《民主中国》。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透视西藏最新局势 兼读张庆黎在中共西藏自治区 第七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安乐业 俗话说的好，“兵不厌诈”。读完这篇报告，给人一种诈中带有实的 感觉。概括起来，这是一篇以所谓“反分裂”和“巩固稳定”为主 线、论述怎样采取行动的一篇纲领性报告。不过，张庆黎作为北京指 派西藏的最高长官，挖空心思继续经营西藏是承担延续50多年、并在 今天落到他肩上的职责。西藏更是北京政府将来向“欧亚大陆”扩大 影响力的战略要地。同时，“西藏问题”可以应用到为巩固一党专政 而平息中国大陆众多反抗情绪和试探国际社会动向的战术之一。 总览报告，大家不难看出，现今西藏的社会上下处于严厉的政治运动 之中。比如，“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反分裂斗争方针，正确分析判断 形势，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揭批达赖集团步步深入，寺庙爱国主义 教育不断深化，群众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从基层开始，政权慢慢转 移在藏的中国官员之手，“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法建设全面加强……” “对援藏干部坚持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 心，管理上严格要求，充分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等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同时，“五省区联防机制不断完善”有力 地证明了此运动正在扩大到“五省区”藏区。社会各个领域暗插特 务，及时掌握群众行动。这个问题又在“军警民联防体系日益巩固” 中暴露无遗，而且，“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边防建设收效明显，反恐 工作机制得到完善”为晃子把边界发生的“枪杀事件”等巧妙地列入 反恐行列，并进一步地说“切实增强敌情观念，高度警惕达赖集团利 用暴力和“非暴力”两手进行的各种渗透颠覆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 要露头就打、果断处置，对公开跳出来搞分裂破坏活动的，要迎头痛 击，决不手软”。如此不正常的气氛，宁要说成“社会局势连续17年 保持基本稳定的大好形势。”但是，“去年以来发生的哲蚌寺 ‘11．24’、甘丹寺‘3．14’事件和在藏区发生的焚烧动物皮毛物 品等事件”等戳破了掩盖西藏社会的真实面目。 虽然这样，张庆黎先生的报告中还是向外界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他 的这篇报告中，前后多处出现了“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反分裂斗争方 针”和“学习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等字样。这应当解读为他在认真执 行北京的方针和指示，并非擅自履行个人主张或行为。 其次，“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 政治图谋一点都没有改变，境外敌对势力竭力对我进行渗透颠覆活动 一丝也没有减弱，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欺诈中国大陆众多反抗情绪，从而巩固 一党专政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继续生存而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当今北京 惧怕帮倒忙台湾总统而无法出手“台湾牌”的时候，又可以拿出“西 藏牌”出手。另一方面，欺诈国际社会，北京摆出决不妥协所谓“西 方敌对势力”的架子，正在实施“投石问路”，准备摸清国际社会对 中所持的真实意图。企图对藏政策坚持在“要发挥强大的宣传优势， 紧紧抓住达赖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手法上的欺骗性的 要害，多层次、多形式、多角度地揭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罪行，揭 露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的反动本质，在理论上彻底把他批 倒，用事实把他戳穿，用民心把他打垮……就是要坚持新时期西藏工 作指导思想不动摇，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 论，也是今后稳定西藏、发展西藏、确保西藏长治久安必须遵循的根 本原则”的目标之内。 其三，报告中还透露“去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78元，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8,411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56%和30%。”这说明“农牧民 占全区总人口的80%以上”的人均纯收入一天不到一美元，也就是西 藏广大老百姓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四，报告中又透露“到2005 年底，全区党员总数达到14.3万人。” 这个数可以视为新贵族的数字，北京一直大力宣传“旧西藏在占总人 口的5%的贵族之手”，那么，西藏又为何在占总人口的15%左右的新 贵之手呢？其五，西藏是个地大物饱的地方，但是，“培养人才、引 进人才、留住人才面临特殊困难等。” 一来西藏正在一群不学无术之手，因此，社会的，生态的，生活的问 题层出不穷，时轮转到21世纪的今天，农牧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二来无意中对西藏流亡政府带来了一个机会：在既然建设西藏需要人 才、尤其是技术人才、又留不住人才的前提下，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有 理由向国际社会承诺自己40多年培养的人才派往西藏间接协助境内藏 人建设家乡。 总之，“西藏问题”伴随复杂多变的国际气候和中国大陆依靠提高税 收等措施的假象发展，已经步入了更高的智战线上，一个多变，快速 运行的国际棋盘上前行。如果不能及时掌握游戏规则的变化，也就领 略不到超越范围之上高度集中运作的问题本身。 （11-11-2006于印北达萨） 〔转载自《观察》；http://www.guancha.org。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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