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11-10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论供养作家的前世今生　　　　　　　　　　（丹东）田晓明 ◆杨振宁又在放屁：中国大学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　　　　张明 ◆从胡适鲁迅看政治宽容与革命　　　　　　　　（南京）邵建 运动留痕 ◆在青岛──异乡人笔记　　　　　　　　　（云南）欧阳小戎 ◆达赖喇嘛能否──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6） 　王力雄 ◆当代诗魂“五老抗”黄翔──写在“民主墙”诞生28周　陈西 ◆自由的魅力．悲怆的思念──为一个敬重的老人的去　郭宝胜 读史论今 ◆秦始皇灭绝文化的“焚书坑儒──民运家谱（之12）　黄燕明 ◆民主以及西藏问题──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嘎玛群沛访　安乐业 ◆四哭谭嗣同（旧作修正）　　　　　　（广西南宁）东海一枭 文艺春秋 ◆阳光下的纷乱思绪　　　　　　　　　　　　（西安）李贵仁 迫害实录 ◆台州当局不准朱春柳为严正学聘请律师　　　　（成都）黄琦 探索道路 ◆孩子不能承受之重──反思中国的教育公平和机会均　刘爱新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论供养作家的前世今生 田晓明 沈阳文化局曾经答应每年给作家洪峰十万元，条件是洪峰要在沈阳落 户。现在，不知为什么这笔钱落不到洪峰的户头上了，于是洪峰在街 头乞讨起来。没钱就要饭，这也不违常理，可是作家一要饭，就引来 了舆论一片。其中青年名人韩寒说得比较刺激： 　　“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爱国爱人民，但不能是由政府养或者 　　作协养着的，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 韩寒还说： 　　“都自称作家了，就应该有骨气，自己养活自己，穷的不行了， 　　上街要饭也是自食其力，因为单位不给什么事都不干的作家发工 　　资了，就做给别人看，这也太低等了。人家好歹发了你十年工资 　　了，一个二奶包十年从二奶包成二奶奶也算对方有情有义了。” 韩寒将依靠国家工资生活的作家比作二奶，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 为网络上的语言总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为目的，然而将一个男人比作 二奶，这总是有点不妥。我今天写作这篇小文，并不是想继续在二奶 方面作文章，个人对国家给作家发工资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供养作家，这在古今中外是非常少见的。如果唐朝的皇帝供养作家， 那么象杜甫一样的文人的茅草屋就不会被大风吹跑了。供养作家，这 是本朝缔造者的发明。1949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垮台以后，大批包 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他们没跟蒋介石去台湾。由于这 些知识分子长期在蒋介石的统治下生活，对西方文明了解的比较多， 因此共产党内的激进人士认为这些人的世界观是非无产阶级的，如果 任由这些人继续对社会产生影响，那么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统治地位就 有可能被削弱。 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作家、艺术家由各种协 会管理着，教授由各个大学管理着，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要接受思 想教育，批判胡适思想、反胡风等政治运动都是思想教育的组成部 分。政治运动过后，知识分子就不敢乱说乱动了。 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艺术家，他们是凭借着表达才得以生存下 来，作家和艺术家的表达形式就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受欢迎， 他们就能在市场上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生活，接 受着别人对他们的思想的禁锢，那么他们作品的质量就会下降，数量 也可能减少。即使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过去的风骨，他们的作品依 然不能在受众上流传开来，因为媒体已经被国家把握，统治者不愿意 听的话，媒体上一律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出现，他们的生存就成 了问题。共产党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共产党就要担当起养活作 家、艺术家的角色。共产党还希望作家、艺术家适当地歌颂一下新中 国，这就更需要供养他们了。 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这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一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一些官员的脑袋就迷糊了，政治就被 他们淡忘了，以前好多政治传统被他们丢的一干二净，供养作家这个 传统就是在这时被一些人丢掉了，于是洪峰就被文化局放置在街头。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1992年以后，有的作家主动离开了被人供养的位 置，投入到商海当中。 世事难料，沧海桑田。许多年过去了，还有一些作家的名字躺在国家 的花名册上，在某月某日，他们都要到单位去领所谓的工资。大众讽 刺、调侃这样的作家没什么意义，这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留下来的怪 事。我们要追究的是一些官员对作家的态度。如今，主导话语权的人 在思想上还设置了很多禁区，这使得作家们不能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 由地创作，因此官方不能放弃供养作家的承诺。 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接受供养的人在心理上会感到卑微，无论何时， 追求自由总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杨振宁又在放屁： 中国大学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 张明 杨振宁，年轻时游学美国，不听老父劝阻，毅然加入美国籍，成了美 国公民。后来靠窃取他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成了著 名的科学家。到了黄土埋到脖子的年龄，仅靠几十年前的一个诺贝尔 奖已经没法在美国混下去了，于是突然成了“爱国人士”，回来“报 效”祖国了。到底是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报效”祖国的方式也与众 不同，先是娶了孙女辈的美娇娘为妻，然后携娇妻在教育界上窜下 跳，屡屡为中国教育打气。去年宣布“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今年 又放出话来：“清华学生平均素质比哈佛好！”前段时间，更声称 “中国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一连串的言论使得中国教 育“焕发新颜”。身为美国人，有如此的爱国情怀，不能不让人叹 服，然而，在杨振宁的一系列言论背后，是中国教育界的质疑和揣 测。 日前，中国著名的门户网《网易》发布了一份调查： 　　“您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在2,420票有效投票中， 　　有1,912票认为“完全失败！中国教育如果再不加大整改力度， 　　十分危险”。 担任Google中国区总裁的著名计算机专家李开复先生在《给中国高校 的一封信》写道： 　　“创办大学的目的或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名和利，而在于是否 　　培养出了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否获得了真正能推动社会发 　　展、进步的科研成果。” 但是中国的高校大多陷入了追名逐利的漩涡中，例如始自上世纪末 的、一哄而上的、不注重质量的大学扩招，虽然学生数量明显增多， 却没有达到多培养人才的目的。有些学生学习四年后才发现在学校学 的知识不符合企业的要求，导致就业困难，最近甚至发生了大学生毕 业后为了就业再去重考中专的事情。 更为恶劣的是，为了金钱和名利，高校普遍存在造假现象。最著名的 就是复旦大学的一个陈姓骗子，居然将从美国买回的芯片上的标志打 磨掉后，再刻上自己的logo，说成是自己研制的芯片，大肆骗取科研 资金和学术声誉；一些高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中屡次发现抄袭现 象；少数大学教师为了评职称，大量发表粗制滥造、生拼硬凑的学术 论文和学术专著；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公司而让博士生成为免费劳 工；学校为了赚钱开过多的ＥＭＢＡ或软件学院课程，让老师把精力 都花在那些“高学费”的“高龄生”身上而忽略了真正的大学生…… 上个世纪初，胡适曾在《归国杂感》一文中感叹：“依我看来，中国 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感叹过后，便列举当时教 育的种种弊端，虽然间隔数十年，现在看来，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仍 有警醒意义。但是就是这种“简直可以亡国”的中国教育，竟被杨振 宁吹捧为“中国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美国高校对国家 的贡献有目共睹，杨振宁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为什么一而再地 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唱赞歌呢？无他，因为他是中国教育少数的既得 利益者。在美国混不下去的杨振宁，行将就木时回到中国，住着清华 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当然就屁股决定了脑袋。可是，我 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 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 “乌鸦”。杨振宁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知识分子，希望他说 话时要本着自己的良心，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胡适鲁迅看政治宽容与革命 邵建 在政治上，胡适主张宽容，鲁迅则反对，表现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就 构成胡鲁之间的价值分野。主张宽容的，不会轻言革命，因为革命本 身就是最不宽容的事。反对宽容的，通常不会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很 能满足那种不宽容的峻急。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这有他的名言。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用火与剑解决问题，尤其是社会问 　　题，是赤裸裸的暴力革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对苏 　　俄革命多次肯定。胡适不然，他基本上属于反革命，越到后来越 　　发如此。但在二、三十年代时，胡适对苏俄革命也不是没有过认 　　知上的误区。比如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 　　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往下，胡适就煞车了， 　　他转而指出：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 　　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 　　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 　　力来维持他，结果是30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 　　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 　　向》，《胡适文集》卷12，第672页，北大出版社，1998年）。 可见，胡适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是因为这种暴力革命一旦成功，则 必然“铲除一切反对党”（胡适）。民主政治，与其是鲁迅所认为的 “众治”，毋宁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两个互 为作用和互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当革命必须依靠暴 力时，当暴力又不容反对党存在时，专制已经开始了，尽管它可以声 称自己是民主，甚至是真正的民主。但它的伪劣在于，它已经破坏了 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胡适把这一条件不复存在 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反民主的集体专制”。因此，无论是张扬民 主，还是警惕革命，不难看出，胡适都是以“宽容”理念贯通于论述 之中的。 然而，胡适是胡适，鲁迅是鲁迅。胡适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后暴力因 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彻到底，以致 功亏一篑。1927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 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 　　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 　　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集外集拾遗补 　　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注7，《鲁迅全集》卷八，164页， 　　1987年）。 所谓“彻底消灭”，就是肉体消灭。但，鲁迅却盛赞，说：能说出这 种话，“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引同 前），并由此及彼，把苏俄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有 　　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 　　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 　　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 　　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 　　傻子。”（《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 　　迅全集》卷八，第162页，1987年）。 鲁迅的陈述固然是事实，于是，事实判断也就成了鲁迅的价值判断。 这种判断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上，就有了对应的表达： 　　“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 　　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 　　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 　　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两地书。三五》，《鲁迅全集》 　　卷11，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一直到去世前一年的1935，鲁迅依然无改自己的看法： 　　“二十四年前，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 　　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书信。致萧 　　军、萧红》，《鲁迅全集》卷13，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鲁迅这里，原来也就两个字：“欠杀”。之 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上了“宽容”这种“文明”的当。 这不妨就是鲁迅的政治见解，它和以上列宁所论述的第三点（彻底消 灭敌人）是一个脉系。不妨注意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7年4 月10日。这篇文章，鲁迅是为当时已取得很大胜利的北伐革命而写， 他是担心国民党重蹈历史覆辙，所以，才一厢情愿地谈及苏俄经验并 辛亥教训，意在鼓励其继续革命。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两天，就发生 了历史上驰名中外的“4．12事件”，蒋介石果然借鉴了苏俄革命的 “杀”的经验，又汲取了辛亥革命“欠杀”的教训，举起了屠刀。蒋 介石当然不需要读鲁迅的文章，但，他的所作所为，正不违鲁迅所言 所论，这真是一种反讽。于是，轮到鲁迅自己“目瞪口呆”了，“我 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鲁迅自己的话），他甚至再也不肯把 这篇文章编入自己的文集而任其散佚（该文是鲁迅去世后由许广平找 出来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时为1938年）。 可见，“深刻”如鲁迅也没料到，暴力的屠刀一旦举起，无论革命 的，还是反革命的，都不问青红皂白。1927年有“清党”，1950年代 不也有“肃反”么。无论说的和做的，共享的都是同一种政治思维， 它的表现说穿了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以杀来解决问题的“老手段”。有 这样的手段，就有这样的论客。鲁迅对此只有认同，无有超越；而且 对胡适所提倡的近世以来作为政治文明的“宽容”，还讽贬再三，甚 至憎恶。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在胡适鲁迅的评价上，什么叫“最坚 决”、“不妥协”、“彻底”，什么又叫“软弱”、“妥协”、“不 彻底”。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6-11-08；http://www.fireofliberty. 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在青岛 异乡人笔记 欧阳小戎 我要到青岛去，因为我喜欢青岛，并非喜欢这个旅游城市，而是因为 那里有刘路。如果他的巢穴不是在青岛而在包头，那当我觉得应该选 一个能够静下心来写作，又不乏沟通对象和困境中的依靠之地时，便 会跑到那风沙之地去找他。换言之，便是落魄江湖的家伙，去投奔柴 大官人。柴大官人不会拒绝，无论是洪教头还是林教头。 我所认识的刘路是个有意思的家伙，尽管我到青岛是为了揩他的油， 但我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用“家伙”一词来称呼他，因为一个真正的 “家伙”，只会对着这个头衔会心一笑。这称号并非没有道理：第 一，这个家伙酒量不行，却很喜欢喝酒；第二，这个家伙钞票不多， 却很舍得糟践钱财；第三，这个家伙是个“软蛋”，却当了律师。在 一个文明社会里，律师并不需要有凶悍的个性，恰恰相反，凶悍的人 当不了一位好律师；但是在当今社会，似乎得做到足够凶悍才能和悍 匪们周旋。我也是个“软蛋”，比刘路更软的“软蛋”。但是我现在 得好好想点办法，让自己变得凶悍一点，用悍匪们的话来说：“跟你 丫死磕！” 在我这个角落，刘路或是李建强这个名字，意味着在他那里有便宜可 占，而且你不去占他的便宜他还不高兴。面对这样的困境，你只有两 个选择，要么硬着头皮去占他的便宜，譬如李剑虹，每次得了他的便 宜都诚惶诚恐；要么大大咧咧占他的便宜，譬如我，每次占了他的便 宜还把他训一顿，嫌这便宜没占到位。 7月22日，清晨5点，我乘火车到达青岛。因为担心他还在睡觉，便在 街上溜达了两个钟头才给他电话。太阳出得八尺高之后，刘路来了， 他似乎受了什么惊吓，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真担心你在临沂下了 车。”我说：“这趟车不走临沂过，要是过临沂，没准我真在那下了 车。”因为那些天陈光诚家被悍匪围得水泄不通，我真想跑到临沂 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出动一团人马围困一个弱女子和她的乳下婴的？ 再看看能不能“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将我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在青岛找房子，但大学生刚毕业，房子不 好找。很多天后才租定。其间刘路没事就跑来请我吃饭。我在青岛呆 了不到一个月，吃过他十多顿白食。这令我有点受不了了，但有没法 抗拒。农历七月初六，那天房子还没租定，我乘坐11路公共汽车在街 上晃悠了一白天，到了下午，被街上的尘灰弄的既肮脏且疲惫，浑身 臭汗。便坐在一个小小的广场旁歇脚。这时刘路电话又来了，问我在 哪里？我告知后，片刻功夫他又出现在我面前，拉着我去吃饭。吃罢 晚饭天早已黑透，我说我得投店去，你回吧。但他却又慌着要去给我 找住处，我说：“我都快30的人了，难道连个住处都不能自己搞定？ 这种小事你就别操心了，等哪天要是我出了事，你帮我辩护辩护，倒 是真的。”不过后来又想，哪天要是出了事，我也不要辩护律师了， 律师办案的钱，无论由谁出，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就要两个他们 指定的律师，到时候审判长问：“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补充？”之类的，让那俩饭桶一概答：“没有。” 我觉得那场面一定是人间最有趣的问答，比庄子和惠子的辩论还要精 彩无数倍。我不仅有一种想要亲耳聆听这种问答的欲望，要是这种问 答还是关于我的，那一定是人生莫大的一堂系统工程课。 我的日子过的平静，除了叨扰刘路之外，近乎完美。每天七点起床， 外出寻些吃食。然后回来写作；中午又外出觅食，然后回来睡觉；下 午再外出觅食，吃过晚饭后在街上溜达一会，看看下岗工人的地摊上 有什么廉价货可买，逛到天黑，寻觅还剩些残货的水果摊贩，花一、 两块钱给他们收脚。我很爱吃水果，每天吃二、三斤不在话下。 我租的房子有两个房间，青岛流行“团结户”，认识或是不认识的单 身男女合租一套，一人一间。我找过几家，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 肯定没法写作，不如租个套间图个清静。那房子在青岛理工大学附 近，租金比其它同类高出20%，所以租了间空毛坯房，除了两张单人 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很久没有踢过足球了，准备等到学生收假， 天气渐凉，便跑去和学生们踢球。住处附近有块小小的临街空地，人 们喜欢到那里纳凉，下岗工人们则趁着热闹所在摆摊。有一群退休老 人，吃过晚饭在那里跳国标舞。我时常停下来看他们跳，想要和他们 学学，但我一直无法鼓足勇气去请他们教我。 一天清晨，刘路来了，把我拉上出租车，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是拉我 去参加家庭教会的查经聚会。后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信基 督？”他说：“因为我是个王八蛋。”我说：“我们谁不是王八 蛋？” 到了8月中旬，李剑虹说她不想在上海呆了，空气压抑。我说：“来 青岛吧，我这还有一间屋子，这里除了条件简陋，一切都如意。”她 说：“俺不在意。”于是她到青岛来了，到下已经很晚，刘路急急火 火跑来做东。他有些得意，觉得青岛从此会热闹了，要把剑虹姐安排 到一家靠海的宾馆里。他说：“晓波来青岛，就是住那，他们夫妻俩 夜里三天爬起来去海边散布。”我对晓波老师羡慕无比，都50岁的人 了，经历过这么多风波，还能保持如此性情，真是不简单。年初高律 师也曾说过要来青岛，刘路早就做好准备迎接他，但是以那时高律师 的处境，并非说去哪就去哪，最后没能成行。 次日，我与剑虹姐去逛晚市，看到有卖花的女工，花三块钱买了一盆 不知名的红色小果子放在她的窗台上。她说深圳的一个年轻朋友也步 她后尘，丢了好几个工作，想要撰稿为生，我说：“让他到这来，我 这里欢迎一切人等，无论相识或是不相识。他来了，我和他就住你现 在住的这屋，你搬到我现在住的小屋来。”她大笑：“你想把你这当 反革命根据地吗？”我只好感叹，如果你选择当一名反革命，那就得 去做一生无根的漂泊。不过转念一想，这漂泊也许是有根的，这根的 名字就叫作监牢。幸亏那位朋友没有来，他要是来了，到时侯只能一 起被抓。 又过一日，刘路来带我俩去游崂山，他包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他把 崂山吹得天花乱坠。但我并不觉得崂山有什么好，海水脏兮兮的，山 也不美。我想浦松林笔下的道士们在此修道时，应该不错，但现在搞 旅游开发，全给毁掉了。 我们先爬山，爬到半山腰两位便支撑不住，只好下山，到海边去。我 把他们一仍，脱掉鞋把他们一扔跑进海里，对着涌上来的潮水叫喊。 有时回头看一眼他俩，他们正蹲在石头上说着什么，面对大海，却掩 饰不住忧思与无奈。他们是老反革命，眼见过无数苦难和别离，生活 对他们来说，艰难无比。而我这新反革命，仍沉浸在投身追求的自由 的美好憧憬中，未知的前路神秘而又扑朔迷离，似乎是在一个变幻莫 测的空间里漫步，有时落入陷阱，有时却遇上奇迹。 我要感谢青岛，至少，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感到了平安。四 天后，我忽然想起自己买过一盆小果子，以为几天没有浇水，它快要 枯萎了，但是当我跑到窗台上看它的时候，它依旧红润鲜艳。剑虹姐 说：“我每天都在给它浇水。” 这小小的果子，不知能不能吃，只需查一查书籍，也许就能找到答 案。正如那远方的自由，不知能否来临，只需你的心灵是自由的，那 她就在你怀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达赖喇嘛能否成为中国元首 《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6） 王力雄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象一个追星族一 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 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 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 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 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六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 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 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 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 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 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 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 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 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 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 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 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 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 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 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 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 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 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 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 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 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 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 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 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 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 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 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 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 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 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 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 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 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 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 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 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 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 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 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 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 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 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 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 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 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 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象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 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 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 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 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 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 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 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 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 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 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 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 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 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 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 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 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 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 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 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 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 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 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 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 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 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 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 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 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 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 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 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 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 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 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 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 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 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 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 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 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 和接受。中国90%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 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2001年写于拉萨；2006年整理于北京）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6-11-07；http://www.chinamz.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当代诗魂“五老抗”黄翔 写在“民主墙”诞生28周年之际 陈西 一、民主墙 28年前的10月11日，一群华夏南方古国的后裔，尽管他们长期受到红 色风暴的摧残，饱经专制极权的压制迫害，身体如同他们的祖国一 样，被魔鬼折腾得严重虚脱苍白，瘦骨鳞鳞。但是，他们仍然坚守着 人性的热血不被冷却，渴望着人类文明的信仰始终不渝，勇于担当个 体生命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绝不退缩，他们从历代流放、充军，同时 也是难民避难所的荒蛮之地──贵州，出发，朝着历代中国专制堡垒 的中心北京城冲去。他们肩扛着爆破筒，誓用他们认知的行为方式， 攻击的象征表示手法，摧毁的现代意识流诗歌的叛逆精神，在扩散权 威官本主义病毒的心脏部位拉响了爆破筒。 炸毁专制的堡垒！ 炸毁两千年不变的屠戮制度！ 炸毁令世人腿软胆寒的跪拜文化！ 击破斯芬克斯对中华民族的讹诈！ 在王府井，“爆破筒”般的大字报诗歌，发出了“爆破筒”般雷鸣的 效果，直接撞开了中国民主运动的闸门。王府井西单墙上，出现了与 “王府”豁然相反的“自由民主”之声。在狂暴的怒吼声中，“民主 墙”诞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民主进程，在民间力量的抗争中艰难撼 动了！ 矗立“民主墙”在北京城头的先锋战士是被美国汉学家爱默生 （Andrew G. Emerson ）称为“被认可了的世界级诗人和中国人权的 长期倡导者”黄翔，以及路芒（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等贵州青 年。 他们在毛泽东死了，毛泽东的亲信“四人帮”垮台了，共产党人在盲 然之中，全中国人民在困惑、忧虑，中国将向何处去之时，用大字报 诗稿先行张贴了。“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 价！”两幅大标语和上百张大字报诗词。公开提出了：为无辜者伸 冤；为反革命平反；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生命自 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了油印民 刊《启蒙》。其中，黄翔吼诵了自己的《火炬之歌》、《火神》、 《长城的自白》、《我看见一场战争》、《不　你没有死去》、《世 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合成的《火神交响诗》。同时，他们在北京宣 布成立中国当代第一个自发的民间社团组织──“启蒙社”，黄翔任 社长兼全国第一个民刊《启蒙》的主编。 之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其它民间社团和民刊，如《探索》、 《中国人权同盟》、《四五论坛》，及纯文艺性社团和民刊《今天》 等。 北京西单“民主墙”出现了！ 北京启蒙社分社成立了！ 那时候，我才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贵阳，还不认识黄翔。再逐渐进入 社会后，碰到我的老友廖双元，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贵州有个 诗人──黄翔，以及他和他朋友们的事迹。廖双元先生是早期民间社 团“启蒙社”的成员之一。在启蒙的旗帜下，当时的贵州贵阳出现了 “百花”、“中国青年”、“浪花”、“柴草”、“呐喊”、“蒙 童”、“使命”、“解冻”、“觉醒”等等若干个自发的民间组织。 我才是个刚回归社会的人，只能从廖双元先生那里得到这些初次的了 解。 正是这些初次的了解，促成了我后来组织“贵阳市沙龙联谊会”，投 身“89、64”的民主运动中去，然后，在监狱中再次听到别人给我提 起“五老抗”黄翔。 1991年，因参加学潮，组织“爱国民主联合会”被判“反革命罪”的 我，从省看守所押送贵阳王武监狱服刑。同我一起被送到的政治犯还 有贵州省党校的教师王顺林，贵阳市的市民蒋禄刚。在这里服刑时， 我惊奇地听别人说到这里有一位名叫“五老抗”的政治犯，他才从这 里刑满释放出去。“五老抗”是监狱警察和监狱服刑人员送给黄翔的 尊称。 二、何谓“五老抗”？ “89、64”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我们政治犯在狱中的言 行举止在其他的囚犯和看守眼里有着一种藐视权威，反抗强权，追求 个体自由权利，伸张正义的气慨。这种抗争、抗议、抗拒，显扬人类 讲法、讲理、讲文明的举止应当是非常可贵的。然而，为了持守住人 可贵的尊严，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为此付出高昂的待价。共产党不能容 纳追求自由权利的维权人士，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共产党极权政府关 进牢房，坐共产党的牢成了爱好自由民主人权人士的家常便饭。对于 共产党如此反动卑劣野蛮的行径，我们是鄙视的。在狱中，我们仍然 不改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监狱看守和监狱囚犯便把我们这些在强大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仍不向强权者低头的政治犯称谓抗拒劳改的 “抗改犯”。即不认罪，不接受共产党的改造，不认同共产党权威机 关的判决，只服刑期。 我这是第一次同共产党公开唱对台戏，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感 觉到，这首次的“抗改”已经是很难得很少见的了，还有五次“抗 改”的？！第一次抗争，我就丢了工作，损失了一部中巴车，两套住 房，近百万的财产。黄翔被称谓“五老抗”，也就是说，他已经同共 产党进行了五次公开的抗争，已经被共产党残酷的迫害过五次。正确 的说，黄翔的一生都在同自由的天敌专制独裁制度抗争，他不屈的一 生一直在遭受独裁政府无情的打击和追杀，其物质上、肉体上、精神 上受到了更多的损失和伤害！ 政治犯“五老抗”的精神让我为之一振！他的存在无疑给了我这个初 次的政治犯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我决定刑满出狱后要拜访这位“五老 抗”。让“五老抗”的精神能够传播开来，鼓舞我们这个已经疲软阳 痿了的族人。 1995年在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建党活动中，我就向参与组党的 朋友们介绍了“民主墙”、“启蒙社”、黄翔等老民运斗士的英勇事 迹。我号召大家学习黄翔等老民运勇士敢干在北京城开创“民主墙” 的大无畏精神，再让贵州的“民主运动”走在全国前例，要敢为人 先，在贵州点燃第一把民主政治之火。 实际上，黄翔的一生不止五次与共产党暴政公开相争，而是六次，应 该称谓“六老抗”。 1994年，黄翔在美国获得赫尔曼?哈默特言论自由作家奖。同年，北 京作家出版社希望冲破以往对黄翔作品的官方封杀令，与黄翔正式签 约，答应出版黄翔诗文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然而，书 刚印好即遭封杀。黄翔与夫人秋潇雨兰在北京依法起诉官方对他的长 期封杀，捍卫宪法所赋予的个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为此接 受包括《北京青年报》、《法制日报》、美国《时代周刊》、香港 《南华早报》和法、德联合电视台等中英文媒体的报导和采访。1995 年上半年，黄翔和秋潇雨兰夫妇两人在北京参与呼吁平反“6．4”的 《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以 及实现人权宽容和废除劳动教养等多项签名活动。“6．4”前夕，黄 翔夫妇因状告官方并多次参与人权活动签名，夜半被秘密逮捕，再次 被非法关进共产党的牢房。这是黄翔第六次因追求自由思想、自由写 作、自由发表出版权而坐进专制政党的班房。 三、当代诗魂──黄翔 黄翔出生于一个反动军官地主家庭，在一个惟成分论的社会主义社 会，无疑这是对黄翔第一个最不公正的打击。从幼年时期，这个社会 就对他另眼看待，社会上只要出现什么异常的事情，人们就认为有 “敌情”，是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在他只有九岁的时候，出于儿童 的好奇心打捞井中一条偶然发现的死鱼，被农民协会主任当场抓住， 被认定为“蓄意投毒”、“想毒死贫下中农”，受到贫下中农的捆 绑、关押和游街示众。幼小的年纪就开始“梦想逃出群山之外，”逃 出令人窒息恐怖的地狱，做个“天空一样灿烂晴朗”的自由诗人。 可能是一般常人未遇到过的磨难，也可能是人本质中天生对自由的向 往，黄翔特别渴望自由，很小的年纪就体会到了自由的重要性。他需 要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说，他一次一次地梦想“出 逃”，逃到那象征自由的大草原去，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广阔大草原与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一起自由的歌唱跳 舞，自由的抒写人间真情，诉说心中渴望的美景。 这时，他就开始创作《画柴达木》、《阿尔金生活》等组诗。 18岁，怀着对青春的希望、梦幻、和对外面自由天地热情的大骚动， 他盲目的丢弃工作独自爬上西去的火车出走。飘泊柴达木的青海湖和 大柴旦。然而，这次渴望自由的行动却遭遇了沉痛的伤害。数月后， 被手铐铐回。专政当局认定为是：“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试图 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随即遭监禁 长达四年之久。 愈是受到专政党无情的摧残，黄翔愈是迫切地追逐自由。监禁并没有 因此迫使他放弃对自由诗意生活的追求。从那时起，黄翔开始了流浪 诗人“殉诗”的生活。居无定所地在风雨中，行走在“阶级斗争”的 裹胁里，身上“钉”满歧视的眼光，处处被饥饿驱赶，被敌意驱逐。 飘流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962年，21岁的他创作了《长城》、《独唱》等诗。 　　我孑然的身子 　　行在万里长城上 　　饥饿侮辱着我的尊严 　　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 　　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我捶着这悠久历史的脊骨 　　为昨天流泪 　　为今天嚎哭。 诗人直视那个民族在那个年代的丑恶，质疑这个民族所谓“悠久的文 明历史”的苍白。与主流派诗人观赏自然景色显示的话语迥然不同： 一个在联想赞扬那个泡沫血腥的年代，一个在追问历史，真实记录那 个无良知无灵魂的时代；象征民族传统史的“万里长城”与“孑然一 身”、“饥饿”、“侮辱尊严”、“流泪”、“嚎哭”联系在一起。 正如黄翔本人所说：“在一个惯于备受‘诗’赞扬自己的世界里， 我的诗以牺牲一个世界的赞扬独立自存”。 一路走来，对戕害人性的民族大灾害大浩劫感受几多无奈痛苦和愤怒 的诗一首首掷向“时代的咽喉”。《野兽》最能表现诗人的愤怒与反 抗：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白骨》一诗，那是他借用“考古”挖掘者的笔直抒生活在专制暴虐 的黑暗年代，一个自由诗人永不屈服，孤独、寂寞、凄惨的抗争到底 的决心。 　　就是这堆白骨 　　曾经有过一张扭歪痛苦的脸 　　曾经有过一双无声诅咒的眼睛 　　曾经紧紧地抿着失血的嘴唇 　　默默地忍受 　　曾经写下与星月万古共存的诗歌 　　这是疯狂地搏斗过的白骨 　　这是在世界上走过 闯过 撞过的 　　人的白骨 　　这是骨架被打散过 又重新支起 　　被打散的骨架的人的白骨 　　这是因憎恨而磨响过牙床的白骨 　　这是因抗争而铮铮绷响过的白骨 黄翔就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憎恨偶象崇拜，呼唤人们拥抱制造宇宙 万物光明的神，挑战现代专制秩序，用新时代启蒙的火炬点燃由强权 者把守的至高殿堂，黄翔就是那种敢于高擎火炬的“盗火者”，以自 己的血肉生命自我焚烧的殉诗者，象红烛一样，点燃自己，给在黑暗 中生存的人送去光亮。作为诗人，黄翔全然不同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精英，当代的主流文化群体已经没有民族的担当精神，是即时行乐的 肉体，反感象黄翔这种个体自由的精神，实行“群体性精神逃亡”。 黄翔也不同曾经遭受严酷迫害无情放逐的作家，如党翼作家王蒙、叛 逆作家刘宾雁，没有彻底的对立性，对专制政党文化有依念情节，如 同黑格尔的无正义感、无价值评判、僵死的格言：凡存在的，就是合 理的。黄翔的诗也不同朦胧诗，黄翔是真诗人，直表胸意，述说真 话，吐露真相的裸体诗人。来不得朦胧诗，来不得抽象的印象派诗， 不会象朦胧诗人那么样的机巧玩乖，作弄强权者的智力。黄翔写诗象 信徒一样认真认实直白，信奉诗的美、诗的创造价值、自由世界与诗 的关系。在那个几乎所有的思想精英都沉默的朝代，人们都学乖了敢 怒不敢言，惟有黄翔直面死亡，用诗直指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黑云压 城城欲摧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再度发出抗争之声── 　　掀下站得最高的 　　抬起压得最低的 　　推倒根深蒂固的 　　平衡失去依靠的 　　掰碎劈毁撞击砸烂 　　那些身外的殿堂 　　那些心内的神龛 　　把新式的神象摔下高台 　　把现代的皇权推出世界 　　《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1973～1974） 　　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 　　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 　　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 　　你将重新高举起觉醒的旗帜 　　战胜那曾经用枪口对准你的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不，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1976年4月5日》 　　（1976年4月8日夜即兴） 黄翔的诗不同于“45天安门诗抄”，他尊敬“45天安门的英雄”，他 不感兴趣孝忠主子而病死了的党奴，他声嘶力竭急呼的是“人的权 利”。在毛泽东死去的1976年9月9日，黄翔同样写出了与亿万民众心 中之“神”崩塌感受不同的诗。《倒下的偶像》嘲讽这个“历代帝王 的最末一代子孙”。一开始它就引出了赫尔岑的名句：“让尼古拉的 统治永远受到诅咒吧，亚门！”表示了对独裁者的死按耐不住的庆 幸。 　　一代暴君倒下了 　　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 　　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 　　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背脊上 　　和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 　　…… 　　他死了…… 　　再也不能起落权势 　　主宰世界的沉浮 　　他死了…… 　　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 　　万万千千的星球照样运转 　　地球并没有停止不动…… 　　──曾几何时 　　这个漠视人权的统治者的心脏 　　还没有停止它的最后的跳动 　　他的脚下还俯伏着密麻如蚁的人群 　　耳边还响彻着虚伪的颂扬的赞歌 　　他运行万千人民 　　象抽打万千陀螺…… 　　他愚弄千万人民 　　象愚弄千万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后面 　　牵引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他用流血的鞭子尺度 　　精神自由的空间 　　他不许思想作声 　　甚至一声咳嗽 　　…… 　　一轮炎日下沉了 　　它的扩散的余温久久不能消尽…… 　　消逝了他的形体 　　心灵上还有他的 　　没有火化的神位 　　没有焚烧的遗容 　　然而我看见 　　在死神面前他正受到正义的惩 　　这个“大人物”同样渺小 　　他并不是人类中的特殊动物 　　他在那边在世界尽头那边 　　不由自主地听凭盲目的黑暗力量的摆布 　　当我回过头来我看见 　　他的黑色的旗帜徐徐下降 　　被它长久遮住的蓝色天幕上 　　自由之神露出了头顶 　　…… 一边在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埋葬一具死尸，征用宝地选用奇石劳民 伤财建造一座坟墓；一边扶案而起，奋笔直抒，一气呵成这首长达 111行的史诗。前者是要维护僵死的集权统治，后者则是对专制独裁 者的声讨，旗帜何等鲜明，何等大快人心。大义凛然仗义执言的批判 让无数萎缩了的生命汗颜。这是一种穿透历史的声符，为我们的民族 不至于在那个年代仅有欢乐颂、虚妄的赞美歌、喊口号式的朗颂诗之 外留下了可以永存的篇章。黄翔诗的存在为那个只允许一个声音、一 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时代留下了考古的珍奇异 类活化石。其价值将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无限增大。 四、“梦巢”晤面 “89”民运案刑满释放后，我邀约老友廖双元领引我前去拜访心中仰 慕已久的自由诗人黄翔。在临近“梦巢”的花溪大道上，正巧，我们 遇见黄翔与夫人秋潇雨兰一块从坡路上走来。他们要去花溪河游泳。 经廖双元的介绍，以及我们似乎有着的共同经历，一瞬间，我们象是 久别的老友重逢相互寒暄起来。应她们夫妇的邀请，我们加入到她们 的游泳队伍，先到河里去共同戏水。 近距离阅读被称为中国惠特曼的诗人黄翔，黄翔的好友贵州知名作家 哑默说： 　　“从很早的年代我就意识到：黄翔是一种超卓的文学、思想和精 　　神现象，是人的自我通过文史哲映射出的耀眼光芒，一个世代苦 　　难与反叛的聚焦，同时也是民族生命中一个满含汉文化ＤＮＡ的 　　完整细胞的系列全景显示。黄翔牵动的是一个时代、好几轮次的 　　人……提到黄翔，我想到的是一部诗的野史，其实也是一部本真 　　的诗史，一块‘活着的墓碑’，一个终身背负着诗的十字架的殉 　　‘诗’者。” 发现了黄翔，认可黄翔的贵州知名诗评家张嘉谚概论的说： 　　“受够了苦难，他竟没有学会仇恨。对于施加迫害于他的人们， 　　他由积怨而释怨，由释怨而怜悯、乃至渴望‘以和为贵’的和 　　解，终归对世界和人类心怀宽容。真正的诗人乐于与爱与欢乐为 　　伍：永远的童心、永远的诗心、永远的梦幻，永远与世故绝缘， 　　哪怕不断被世俗社会摆布凌辱。生命的幸福和欢乐就是道德的最 　　高准绳，就是人活着的理由和依据。黄翔就是这样一个真诗人， 　　‘世界公民本色’的真诗人。” 著名良知作家郑义给黃翔60岁生日的贺词： 　　“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艰难复兴中，你堪称楷模。也许你 　　很难得到同代人的肯定，但后人是公正的，文学史是公正的。你 　　是一首燃烧的诗。无论是歌唱自由还是爱情，有谁比你燃烧得曾 　　如此猛烈呢？你被折断的腿骨和被撕裂的手掌可以作证，那仅仅 　　是为了诗。每念及此，我就很惭愧。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你守 　　护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与良知，后世将感激你。” 黄翔是“受迫害最深的、反抗最彻底的，胸怀宽广、具有人类关怀和 大悲悯情怀的本真诗人。这样一个个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们所处 世界的全面解构。既是对这个物欲横流、价值沦丧的世俗社会的嘲讽 与批判，同时又是对人类终极理想的弘扬与坚守。从这个意义上说， 黄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史诗！（安琪语）”1994 年，我跨进黄翔在贵阳近郊花溪的小屋“梦巢”，我首先感觉到的是 很愧疚，如同良知作家郑义先生的“我很惭愧”的感觉一样，我为自 己和当今的人民政府感到愧疚，大诗人被这个政府和社会挤压到了人 生的绝境，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迁至市郊帮人看守渔塘， 以求得一个栖身之所。居住地离这个高度电器化的城市近在咫尺，诗 人的住处尽然没有一件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更不用说家家户户都已经 有了的电话。秋潇雨兰夫人洗涤做家务仍然象原始人一样劳作。“梦 巢”惟一最丰富的，倍伴着两位主人的只是满壁的图书手稿和随处可 见的文房四宝。 诗人从1958年起就开始笔耕40余年，同样被禁毁长达40余年。他是当 今唯一的一位在国内几十年创作，而发表作品几乎为“零”的作家， 正是这一点，证明了黄翔有资格堪称当代中华民族的诗魂，梭罗式的 伟大作家。 幸而，有最早发现黄翔这块文坛瑰宝的秋潇雨兰女士，她用女性特有 的爱恋与奖赏之情，温暖呵护保守激励着诗人；她的聪慧婧美，玉洁 冰清出水芙蓉的灵性与黄翔的阳刚之气，天马行空自由使者的承担精 神合二为一大放异彩，为黑暗势力遮挡不住。幸而，有别具慧眼敢于 担当社会历史责任的朋友：哑默、张家嘉们，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国 际友人，他们及时地向黄翔伸出热情友谊之手。幸而，有比专制极权 社会更强大的自由民主世界伸张正义的力量，黄翔的诗文选集《黄翔 ──狂饮不醉的兽形》、《黄翔禁毁诗选》、散文随笔《梦巢随 笔》、诗歌系列《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独自寂寞中悄声细 语》、《活着的墓碑──魇》、《非纪念碑──个弱者的自画像》、 《裸隐体和大动脉》、《诗──没有围墙的居室》。散文与诗《总是 寂寞》、诗论、诗化哲学《沉思的雷暴》、文论《锋芒毕露的伤 口》、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 天空》上下卷、纪实性自传《喧嚣与寂寞──黄翔自传?东方叙事》 等作品得以用中、英、日文字在世界上出版。 乌云是遮掩不住太阳的！ 在纪念“民主墙”诞生28周年之际。我们祝福开创了“民主墙”的先 驱们，是“他们高举起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以创办刊物为形式， 向全国传播民主人权思想”（徐文立语），他们的努力让我们今天的 社会民主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后来者和即将享受到做人资格的人们不 会忘记你们曾经做出的贡献和舍己为人的牺牲。 祝你们平安！ （2006-10-10于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转载自《自由圣火》http://www.fireofliberty.org。提供者： 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自由的魅力．悲怆的思念 为一个敬重的老人的去世 郭宝胜 也许时间可以从肉体上解决罪恶，一代一代专制者的死亡和下台，给 人们带来新的希望。然而当权者也何尝不盼望他们的敌对者一个一个 肉体上自然死亡呢？他们的窃喜源于可以用时间的漫长、寿命的终结 来消耗掉正义力量，而我们的悲哀是，这些先驱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 崭新的国度，而且也许有一天，由于我们的不努力，我们也会成为人 家算计的“时间不多了”的老人。 何老远去了，我的心在流泪、流血，几天来梦萦日思的都是他慈祥和 蔼的面容和略带口音的话语，那些过去的峥嵘岁月又逼真地显现在梦 中：警察、监狱、追捕、刊物、书稿、会议、思想的辩论、策略的反 省、同仁内部的鞭策……由于骚扰和生计，我已远离了那个中心，可 能我们还会继续沉默下去，但在这样的时候，感情的洪水冲破了理性 和种种考量，我不得不站起来，追忆往昔、继承遗志。 我是89年之后到北京上大学的，虽然属于1990级的新生，但理想已经 被何老等众多思想先驱给塑造了。他们在1980年代出版的各种丛书和 引进的各种思潮，使我们这些89后一代在高中时代就种下了自由的种 子，而且一到北京，就想做一些事情出来。经过大一大二的思想探索 和志同道合者的寻求，我们从边缘逐渐接近到了这个民族谋求自由的 中心。 就象任何一个专制者，必然会将魔爪伸进代表人类自由的大学一样， 那时的北京高校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暗探和卧底。但是，在北大、人 大、清华、北师大这些高校中，自由的传统在延续，我们可以看到89 一代人在监狱中写出来的文稿，可以与处在逃亡中的89一代人秘密见 面，甚至在宿舍中谈论时政。我们也积极地拜访一些老前辈。在这些 老前辈中，何老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 所有的老前辈都是不错的，但何老不同于那些只关注理论的学者，也 不同于那些没有多少理论的实干家，更不同于那些批评同道、同仁甚 于批评专制者的著名人士，他给人慈祥、对同道宽容、既精于实干又 执著于理论的不同印象。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对我们这些在校大学 生和颜悦色、问寒问暖，我一点儿没有感到在其他名家家里那种居高 临下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老人真是不错！ 在以后的多次交谈中，他给于我们的理论上点拨、精神上的极大鼓励 和做事上的教导，使我受益非浅。我们进行的一些学生活动中的偏差 被何老批评过；一些新的理论，在那个学术、文化苍白的年代中，在 何老的家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何老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他曾 说过从事自由活动需要钱，要有生财之道和这方面的考虑，这在其他 学者当中是听不到的。我问他年轻时进行学运，经费何来，他说是从 苏联来的。有一次他说蒋介石先生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因为那时确实 是内忧外患、国家被好多势力分割，能够维持住中国的政局，不是现 在的当政者能办得到的事情。 当时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些价值观和理论谈的倒不多， 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关键是怎么去 做、怎样去行动的问题，而且我们年轻气盛、嘴上时刻挂的就是革命 二字，觉得学生、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应该发动工人农民。 但何老一方面认为我们根本不是革命的料子，他说当时八路军打仗还 需要督战队拿大刀监督，革命是非常残酷的，搞革命一般人承受不 了，我们这些年轻孩子那里是革命的料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建议 我们先从思想文化着手，进行最基本的启蒙工作。而且也应该把89后 被摧残的知识界人士联络起来，进行基本的文化、学术、理论活动。 现在想来，不仅从策略上还是从原则上，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这是 最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也是多年来何老一贯的行动主张和实践。只可 惜我们求胜心切，觉得思想文化工作太慢也很软弱，89年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于是走向了社会。 1994年我因为在南方深圳从事“工运”被捕，没出校门就进牢门。在 经过将近四年的牢狱生活后，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1998年， 当我步履蹒跚的来到阔别四年的北京时，这里已经人移境迁。我有机 会见到何老时，他家里依然是那样的朴素。他对我很热情，建议我在 社会中好好生活。1999年我又被赶回家软禁一年。2000年到北京后， 由于警察的骚扰和自己的生计问题，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何老。 可能是在2002年，在一次《战略与管理》举办的座谈会上，我又一次 的见到了何老。这次我才知道何老一直不断地在支持着各种新生的力 量。由于各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见到何老，最后一次，是与笑蜀先生 在偶然的一个机会到何老家里拜访何老的，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成为最 后的会面。 当韩三洲先生将噩耗通过电邮发到我信箱中时，我是何等的惊讶和痛 苦，又一个老人撒手人寰、又一份沉重的责任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先 生在学理上的结晶、在做人上的教导、在追求自由过程中的方法的探 讨，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交托。 尽管在后来我与何老接触少了，但我从网上、从其他朋友可以得到他 不少的信息和文章。我一直非常钦佩的是，他对89后一批一批新生力 量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从最初的我们、《中国经济时报》的一干同 仁、《战略与管理》的同仁、《中国改革》的同仁、公民研究所和 “天村”的同仁等等，他的帮助不是些微的，而是从头到底的。没有 任何私利的考虑，完全是为了道义的张扬。（当然对89前的各种同 道，他也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他以老迈的年纪，毫无门户的偏见， 一批一批地进行帮助，这在老前辈中也是少有的。他对待年轻人，更 多的是扶持和匡正，更多的是谦卑和慈爱。他的这种扶持和帮助是一 直不断的，直到生命的最后，这是何老身上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假如 中国成为自由的国度，何老的名字将深深镌刻在自由的丰碑上，他已 经将自由民主作为信仰方式来对待，假如有自由民主的天国，他必将 在那里佩带荣耀的冠冕。 另一个值得钦佩的地方，就是何老在自由主义理论上首屈一指的学术 成果。何老是难得的既能做事又能作学问的长者，他不为做学问而做 学问更不迂腐和闭门造车。如果与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标准 来衡量的话，何老是少有的三者都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主义者。但他 对理论有更大的兴趣。我很惊异于他不断发表的文章，引用的都是最 新的思潮和思想家，无论是宪政、公民社会、消极自由，还是哈贝马 斯、哈耶克、贡斯当、福山、诺齐克等等，我钦佩何老在理论学术上 的不断地更新和不断地深化。不象与何老的同代人，或者还在马克思 主义里打转“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已无探究理论的兴趣。何老坚 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一贯到底，原则的坚定和形式的不断更新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何老的文章是国内很有特色的，他少了学究式的程式，无论是形式与 内容都货真价实，而且很多真理得自于他的实践，所以思想的火花、 原创的成分、宏大的把握能力、深刻的洞察力在老一代中非常少有。 他对近代以来中国道统的总结、他对鲁迅的定位、他对李老贡献的总 结、对顾准的剖析、对刘少奇、胡耀帮等的理论概括，都显示出绝无 仅有的理论价值。当李郁先生将《中国的道路》署名为李慎之、何家 栋时，我周围的很多人还不知道何老，就是认识的人也不解两人怎么 能齐名呢。其实李郁先生是对的，何先生在理论的原创性、穿透力、 对专制的杀伤力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他所经历的实干、历练、变 动、苦难和斗争，是其他大多数书斋里出身的理论家所不及的。他的 敌人知道他的分量，这次他去世当天的查封文集事件，最清楚地显示 了当局的恐惧和何老的强大与得胜，确实有种“死诸葛吓死活仲达” 的意味。 我最敬佩何先生的，是他在同道中的人格魅力，他谦卑，从来不以真 理在握自居，他友善、宽厚、平易近人，对晚生更是，他有知识分子 对理论的执著，却没有知识分子常有的促狭和窝里斗。如果中国的自 由主义者都拥有何老这样的人品，那么内部的是非、窝里斗、在媒体 上攻击同道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就会绝迹，那种一见面先不 批判专制、先骂某一位同道的现象也会绝迹。所以，我们最应该学的 是何老身上这种自由主义者的人品。这是他真正的魅力，也就是自由 的魅力。 对这样一位我敬重的老人，我觉得自己做的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将信仰在他临终前传给他。在我颠沛流离的经历中我被上帝所拣 选，这隐含的也许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也许何老已经被上帝拣选， 这是人所不知道的事情。象他这样风骨的自由主义战士，是最应该有 信仰的终极寄托的。据我所知，年轻时就读于教会大学的李慎之老先 生笃信宇宙是有上帝的，但对老一代自由主义者而言，基督教信仰确 实是相当陌生的。但他们不知道，象洛克、阿克顿、托克维尔、杰费 逊、贡斯当、诺齐克、波谱等人深处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中，甚至很 多人本身就是基督徒，他们的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顾准先生是我最敬佩的思想家之一，他的《顾准文集》我是在深圳牢 狱里看过三遍以上的。他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当然，由于历史的局 限，顾准先生虽然看到了中世纪教士与骑士的对立、政权与教权的对 立使社会没有陷于绝对专制主义。但是他对自由民主思想主要起源于 古希腊城邦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仅中世纪的政教分离、尤其 是宗教改革开始的个人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是更为重大的影响 西方民主国家的因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所说：“加尔文 是美国之父”，而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在他的名著《政　治学说史》 （222页）中也指出：“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 件”。 顾准先生对基督教的评价不高，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都 来源于基督教地上千年王国的思想，实际上在《圣经》中从来都反对 人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天国只能在神的国度里，由上帝而非人来建 立。而共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却是最大的渎神者和巴别塔建造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教国家社会主义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 其实自由主义的基石──个人权利无论从“天赋人权”还是从功利主 义角度都是无法证明的，惟有我们把人权、自然法当作信仰时，这个 问题才能化解。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人是上帝照上帝的形象与样 式造的。基督信仰也强调人的得救与否只与单纯的个人因信称义有 关，这里把个人的独立性完全地突现了出来，从而为反对集体主义、 国家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基督信仰是典型的“性恶”论者，所以我 们看到了三权鼎立、权利制约和对权力的“无赖假设”的深层信仰原 因。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与基督信仰的天然关系，在并不长的信徒生 活中，我们也看到信仰对信徒们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和实践的巨大 作用。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责任与使命，我们在仰望顾准、李慎之、何家栋等 先贤的时候，更感到肩上的重任。何老的一生是与监狱、警察打交道 过来的，他的前半生本人就常常身陷囹圄，他的后半生，虽没有大 碍，但与他打交道的年轻人，大都是与监狱、警察打交道的人，这些 人已继承了何老身上的风骨，誓为真理战斗到底。正如秦晖先生所 说：“即使某人的自由主义学理再高明，如果你一不在国内进行自由 民主宪政的启蒙宣传，二不到维权第一线与邪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抗 争，三不屑于从事竞选、组党、修宪诸方面的政治设计和实践，和那 些坐等中国民主化瓜熟蒂落的“搭便车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何老 的身边和身后，也紧紧跟随着这样的人，他们既言也行，虽然历尽艰 险，仍然矢志不渝。愿上帝祝福他们、祝福何老的在天之灵，祝福这 个被称为“神州”的中国。 （2006年11月1日） 〔转载自《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黄燕明 黄燕明 自秦孝公任命商鞅变法起，就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有过几次辩论，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当商鞅引导秦国走上军国主义帝国道路的时 候，就有大夫甘龙、杜挚等人站出来与法家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到了 秦始皇的时候，是延续周以来的“邦国联盟”分封制度呢？还是重新 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专制制度？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秦国朝野上 下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朝野上下的这次自由言论运动最终被 秦始皇残酷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当时，秦国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异议声音：以淳于越和“博士 官”为主流的群体认为，既然秦国已经统一了各邦。由于中国地域太 过于辽阔、人员又众多，所以在治理上不宜采用集权于中央政府的 “郡县”制度，而应采取地方“分而治之”的邦国联盟政治制度；丞 相王绾等也附和到，现在各地诸侯刚刚破灭，燕、齐、楚三国比较 远，如果不在那里恢复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那么整个国家是不会稳 定的。因此这一中间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主张“分封” 皇室子弟和功臣到各地去自治；承续了商鞅思想的“强硬派”则主张 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郡县制”。李斯说：“如今靠陛下的英武神 灵得到了一统，中国应改建为郡县制。至于皇上的儿子和功臣，可以 用赋税收入来赏赐他们，这样就很容易控制，天下也不会分裂，这是 求得安宁的办法，设置诸侯是不便的。”秦始皇以专制政权独裁者的 权力采纳了强硬派主张。他之所以采纳李斯等人提出的“郡县制”， 完全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地方，也便于随时镇压反“中央集权”的地 方诸侯力量。因为在秦国没有吞并各邦国之前，各地区基本上维持春 秋时期诸侯“邦国联盟”的地方自治。如：楚国、三晋（韩、赵、 魏）就采取司徒（掌管土地和徭役）、司空（掌管修建工程）等地方 官制机构。 实际上，秦军在吞并六国的战争中，每占领一个新的地方，就已经开 始在那里设置“郡县”了。到公元前221年完正式“大一统”的时 候，已经建立了直属于秦中央政权的36郡，后来又向少数民族地区的 南越、夜郎、且兰……等邦国扩张，又把行政范围增加到40多郡。秦 王朝这次就“郡县制”进行讨论，是希望得到淳于越、丞相王绾、博 士官群体以及民间草根阶层（自由独立知识分子）对“郡县”制度的 认同。但是，中国知识界坚持认为应该遵循周以来的邦国联盟政治制 度，始终不承认、不支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反对中央集权？“郡县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治 制度？我们从“郡县制”的组织结构层面可以看出，它是中央专制政 权的地方延伸：“郡守”是中央派到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统管着全 郡的一切重大事务。也就是说，“郡守”不是民众以“选贤举能”的 形式推举出来的，他的权力不受老百姓监督、不受地方制衡、只接受 中央政府的任命和管辖；“郡尉”则统领军队帮助“郡守”维护秦王 朝“家天下”的专制统治；“监御史”负责特务系统负责监视地方官 员和民众。“一郡”之内又分成若干个县，一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 不满一万户的设县长，县长掌管着全县大小政务，完全听命于郡守的 直接管辖。县令或县长之下，设县尉管理全县军事；设有县丞作为县 令或县长的助理，并负责司法裁判，这种司法没有独立性，完全听命 于上一级。一县之内分为若干乡，每乡设有三老、啬夫、游侥等官 员。三老是掌管“教化”的乡长；啬夫负责审问案件、征税和征发徭 役；游侥负责地方治安。乡之下还设有亭，一乡有十亭，亭有亭长负 责地方治安和巡捕“盗贼”。亭下设有里，一亭有十里，里中设有里 正、监门等小吏（所有这些从上到下、层层叠加的专制官僚机构与现 代的市、县、区、镇、乡、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居委会之类的机构 很相似，完全由中央政府绝对控制）。 公元前213年，在秦的一次中央政府会议上，“仆射官”周青臣大肆 颂扬“中央集权”郡县制度的赞美词。他说：从上古以来没有人能及 陛下“伟大、光荣、正确”的威德，“过去秦国地方不过千里，如今 靠陛下的神灵和圣明，统一了海内，灭亡了诸侯，改设了郡县，使得 人人感到安乐，消除了战争的祸害，这样就可以传到万世。”这种 “犬儒”般的奴才言论激起了博士官群体的鄙视和搏斥，淳于越站起 来指出：“商、周的王位传了1,000多年，是由于分封子弟功臣作为 自己的辅佐。现在陛下据有海内之地，而子弟成为匹夫，如果突然间 有向齐的田常和晋的六卿那样的臣属起来篡夺政权，没有辅佐怎能相 救呢？”并暗指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不会长久的，“办事不学古 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其它博士官也纷纷附合抨击。可以 说，他们这种直接指向专制制度的大胆批判，无疑在“首都”咸阳及 各地犹如投下了一颗自由思想、言论的重磅炸弹，这个冲击波引发了 草根士子批评政府的言论大浪潮。这次浪潮可算得上是中国民运史上 最早、最大的一次反“中央集权”专制，要求恢复地方“邦国联盟” 自治的自由言论运动。 “博士官”和民间“草根士子”是个什么样的群体？“博士”起源于 齐国都城（今山东淄博市）的“稷下学宫”，谱系渊源于孟子、田 骈、慎到等人成立的“稷下学派”。而秦“博士官”是在吕不韦编辑 《吕氏春秋》的时候，从三晋（韩、赵、魏）请来的自由知识分子。 这些人都是各家学派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思想文化、科学 技术的专家学者。他们到了秦国后，以专业所学帮助吕不韦在秦国施 行自由主义的早期市场经济，使秦国从一个穷国迅速走上繁荣兴盛、 民富国强的道路。可以说，他们对秦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极大的贡 献。但是，秦始皇执政后，把吕不韦强行赶下台，又把他们这些能 “治国安邦”贤能者从秦体制内强行驱逐出去，一些被迫流亡各邦， 一些暂且隐居在民间。后来在丞相王绾、淳于越等人的力主下，秦仿 效齐、鲁等国向“知识界”请教、咨询的风气，开始恢复了“博士 官”制度。据历史记载，秦“博士官”有70多人，都是知名的齐人和 鲁人，他们在相应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直接参加了秦国政治、经济、 军事政策的制定，也开办了私人学校和传授治国安邦的政治学。一些 博士招收的弟子竟多达100多人，影响遍及全国。而“草根群体”是 由各地方诸侯后裔，曾经在吕不韦、烙矮那一届政府工作过的博士 官、儒士以及草根士子（民间独立知识分子）所构成。 这个时候，被任命为丞相（总理）一职的李斯给秦始皇写了一份秘密 报告：说民间各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私学盛行，而儒生“不学今 而学古，用古来反对今”，他们以地方主义思想惑乱百姓，“入则心 非，出则巷议”地指责实行郡县制度的中央政府。进而他又补充到：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 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史 记．李斯列传》）。如果不对儒生们的言论加以强有力的禁止和控 制，那么各地就会形成一个反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大力量，必然威胁 到中央政权的存在。为此，他提出了三个灭绝文化的建议：（1）、 除了《秦记》以外的历史书籍都给予烧毁，民间不允许收藏；除了国 家图书馆以外，全国各地有藏《诗》、《书》及百家禁书的，一律送 交“郡尉”以军法处置；（2）、有敢相互谈论《诗经》、《尚书》 的，可判处“弃市”的死刑，“以古非令者族”（灭族），各级官员 知而不举发的要同罪处理；（3）、全国上下必须是“以吏为师”。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正式批准了李斯的报告，开始了灭绝文化的 “焚书”。秦政府规定，如有违反命令藏书、抗拒不烧者，令下30天 之后不烧的处黥刑（面额上刺花的刑罚）并罚作“城旦”（修筑长城 的劳役）。诸位朋友，谈到长城，说一下我身上发生的一件小事。我 95年与卢勇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散发要求中央“解除党禁、报禁， 为89‘6．4’平反”的传单后，被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贵州国 安厅来人把我俩从看守所带上回贵阳的火车。在路途中，其中一个国 安人员不知是想了解我们的“行程”或是“闲聊”说：“你俩到北京 天安门广场‘撒传单’前都到了什么地方去？”我说：“到了园明 圆、故宫、颐和园等旅游景点去看了看。”他说：“这次我们趁到北 京带你们回贵阳的机会，也到天安门广场、长城及各旅游区去玩了 玩，也照了一些照片，既然你俩在事前还那么有闲情逸致，为什么没 有去爬一爬‘长城’或在天安门广场留下张吧照片呢？”我又回答 说：“长城在别人的眼中不管是如何的雄伟、巨大，但是，在我的眼 中，它是‘隔离’五大民族自由往来、相互贸易和实行中央集权‘专 制统治’的封闭象征。你们所看到的‘长城’，它工程之巨大，可说 是用无数中国文化人、劳苦大众、奴隶（战俘）们的鲜血汗水粘和着 白骨所砌成啊！！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民间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 城’的悲愤故事吗？另外，毛泽东也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实 话告诉你，我不愿按现代‘暴君’的指引，去当他的什么英雄好汉。 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北京留影纪念，因为‘天安门广场’上洒满学生和 民运死难者的鲜血，面对着无辜死去、还没有“昭雪”的亡灵，我只 有无限的悲痛而没有留影的笑容，也就没有留下照片。” 就在“焚书”和禁止“私学”的下一年，以燕人“卢生”和韩人“侯 生”为主的民间草根士子（独立知识分子），发动了自由言论运动。 他们公开批评法家摧残文化的恶暴作法，并指出“博士官虽有70 人”，但只是作为中央政权“备而不用”的政治花瓶，这种专制制度 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唾弃。民间草根士子的抨击使秦始皇恼羞成怒，于 是派人追查勇于评击中央集权政府的是什么人，御史为此查出了参与 此事的儒生460多人。其实，专制体制内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当秦始 皇准备杀害儒士的时候，太子“扶苏”就不同意杀戮民间士子。他 说：“天下刚刚统一，人心未定，儒生都是孔孟的门徒，现在就把他 们坑杀了，这样做恐怕天下是不会安宁和长久稳定的”。但是，扶苏 的意见不仅没有被秦始皇所采纳，他还为此被剥夺“储君”的名分， 遭受到流放外地的惩罚（扶苏不忍残杀士子之心与当代胡耀邦、赵紫 阳不愿“迫害”和“下令”杀害民运人士及天安门学子很相似）。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在咸阳郊区秘密“活埋”儒生460多人，卢 生和侯生被逼迫流亡海外。历史上称之为“坑儒”惨案。在专制政府 有组织、有计划的“焚书坑儒”行动中，对民间草根阶层是全部坑 杀，而对全国著名的“儒士”则是采取迫害、威吓和利用。比如：秦 博士“伏生”曾经传授过《尚书》，著有《尚书大传》，但他活过了 汉代；又如薛人（今山东滕县东南）叔孙通原是主张“礼义之制”的 著名儒士，住在咸阳，后来他带着弟子100多人帮助建立大汉政府； 还有著名的陆贾、郦食其等儒士只是受到了威吓。自此，两人以上议 论“政治”就会遭受到杀头、暴尸的残酷刑罚，中国归于“莫谈国 事”的专制恐怖暴政之中。 实际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很明确，要的只是维护中央集权一 家专制的法家思想、要的是他一个人独裁专断的“家天下”。可以 说，除了歌颂秦王朝的历史书之外，所有的宝贵典籍统统都被烧毁， 科技医药类的书籍之所以能幸免于焚烧，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因为 这些书籍与“意识形态”的政治无关。诸位，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在 文革中，毛泽东特别赞颂秦始皇灭绝文化、杀戮士子的“焚书坑 儒”，还把儒生批判专制制度的自由言论说成是一场“以古非今”的 反革命进攻。为此他还以“夏桀商纣、秦皇汉武”为榜样，史无前例 地又掀起了一场打击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灭绝文化的大革命。 “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民运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它斩断了中国 早期自由思想的言论之路，扼杀了先秦时期灿烂的民间草根文化，从 此生气盎然的先秦文化流散、深埋于神州大地。我们今天在研究自 由、民主、人权思想史时，为什么“原生态”的资料会这么缺少！就 是因为秦专制王朝及当代毛泽东灭绝文化的“焚书”。实际上，上古 文化是灭绝不了的。例如：贵州、云南一带的“仡佬族”、“东巴 族”、“水族”……等等少数民族，据说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 时候逃难到夜朗、且兰等西南地区。保留有上古象形、独立成一体的 “东巴文字”有待于考证？但据水族寨老及研究“水书”原生态的文 化人考察说，水族老祖宗为了保存本民族上古传下来的“水书文 化”，举族向西南迁移，以躲避秦始皇的灭绝文化政策。 从今天来看，秦始皇灭绝文化、杀戮士子的“焚书坑儒并没有达到家 天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目的。正因为嗜杀的人太多，到秦二世 时，就发生了楚国后裔项羽、刘邦起兵反抗中央集权的专制暴政，秦 政权于公元前207年就崩溃解体了。坦率地说，我的文章也同样在借 历史上的独裁者施行恐怖暴政不会长久的事例来警醒执政者（党）： 不要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制度，要顺应民心尽早地启动“政 改”；不要压制民众对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善意要求；不要采纳现 代“李斯”们虐民害民的鬼点子；也提醒政府官员不要步商鞅、李斯 类“恶吏”被民众唾弃，遭“五马分尸”、“腰斩弃市”的报应（虽 然现代法律不会向过去的“苛法”那么残忍，但“作孽”肯定是躲不 过去的，必然要受到正义法律的制裁）。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理论根子是专制主义法家韩非“破其群以散其 党”的权术思想。说到韩非，我们下一次再谈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以及西藏问题 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嘎玛群沛访 安乐业 1959年12月～1960年元月，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菩提迦耶主持佛教活 动。这是藏人流亡以来，第一次有包括各难民营藏人前来聚集在一 起，当时仍然不断地藏人从西藏逃往印度。法会结束前，达赖喇嘛向 流亡群众提出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表示将要成立一个由民众选举的代 表委员会，并要求民众西藏三区各选出三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选出一 名代表。1960年9月2日，13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历 史上第一个民选议会。因诸多因素而这个民主是从上到下赋予的，而 不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民主，因此，世界民主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例。从 当时轮转到21世纪的今天，流亡藏人已经选出了第十四届西藏流亡议 会，这个组织是个跨国议会，肩负着西藏境内外人民的重托和希望。 现任议长嘎玛群沛阁下，于1949年在西藏阿里降生。1959年经过尼泊 尔流亡印度，1960年进入达兰萨拉西藏儿童之家开始学习英语，几个 月后，转入麻索日西藏儿童之家。1970年进入位于德里的印度大学， 同时兼任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德里分会会长。1973年开始， 印度南方贝拉库倍藏庄任教。从1977年至1983年间两期，又1986年至 1989年在任藏青会会长，并藏青会带入国际政治舞台。同时，1987年 兼任麻索日西藏儿童之家院长。1991年起，分别当选为第十一届、十 二届、十三届、十四届西藏流亡议会议员。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 间，任第十三届西藏流亡议会议长，2006年6月1日，当选为第十四 届西藏流亡议会议长。 〔以下，访问者安乐业简称“安”，嘎玛群沛简称“嘎”。〕 采访地点：印北达兰萨拉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办公室。 采访时间：2006年11月4日下午3:30-4:30 安：笔者曾接触过议长阁下的简历以及西藏流亡民主的进程等历史资 　　料，但是，没能深究出西藏流亡民主和西方民主之间的相同点和 　　不同点等问题。您能否告诉我这个问题？我坚信这也是很多中文 　　读者感兴趣的信息之一。 嘎：西藏流亡民主基本上相似于印度民主，也有些不同之处。《西藏 　　流亡宪章》以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法规的优秀部 　　分为参考而产生的。虽然为同一个观点，但是，在实践中有很多 　　不同之处。 　　１、民主起源的看法不一，亚洲人认为民主观点源自印度，但 　　　　是，现今印度为首的亚洲民主仿效于西方民主。 　　２、民主制度，必须要个民选领导，西藏流亡社区正在开始步入 　　　　民选领导层面。 　　３、民主观点上，必须进行政教分离，政府没有特殊信仰，但 　　　　是，未来西藏地位固定之前，西藏流亡社会很难做到这个。 　　４、西藏流亡社区，至今没有党派竞争机制。 　　当然，西藏青年大会，西藏民主党，西藏妇女大会等不远的将来 　　可能会进入党派竞争，不过从开始的西藏三区，教派为主的机制 　　无形中牵制步入党派竞争。 安：既然这样，西藏流亡民主的发展道路也并不畅通无阻，那么，在 　　流亡民主进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嘎：西藏流亡民主进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寄人篱下 　　而民众趋于分散状态，其次是世界上任何国家至今没有承认西藏 　　流亡政府，还有藏人内部的矛盾，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流亡藏人 　　因文盲而对民主的重视不够。现今流亡藏人中基本消除了文盲， 　　但是，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依赖性强而没能很好地推动民主 　　发展。 安：中国民间力量处于为开辟民主道路而前赴后继之中。西藏流亡民 　　主方面，是否有提供给中国人参考的经验？ 嘎：我想应该有，主要一点就是中国领导人，应当学习达赖喇嘛敢于 　　下放权力的风度。既然中国走上了经济民主化道路，为何不能走 　　政治民主化道路？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后继国家，不应该前功尽 　　弃，那样可能对不起祖宗，也亵渎了五千年文明。这并非民主无 　　弊病，但是，至今找到的唯一适合保护民众权利的途径是民主。 　　其次中国民众也同样可以学习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民主派力 　　量，应该撇开保守势力勇往直前。 安：亚洲民主的典范，台湾民主给中国大陆（包括现今西藏）指明了 　　一道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也就是说民众应该采取清除村级腐败 　　势力开始，逐层清除腐败催促民主改革。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嘎：听起来很不错，具体要看民众对台湾民主的领略程度如何？如果 　　民众按着官方的宣传，台湾民主仅仅视为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 　　时，就失去了期望的价值。 安：政教合一和民主是否矛盾？ 嘎：这个问题，上面我已经讲过了。民主观点上，必须进行政教分 　　离，政府没有特殊信仰，但是，未来西藏地位没有固定之前，西 　　藏流亡社会区很难做到这个。达赖喇嘛在三再四地强调说未来不 　　参政也是处于这种思考的。 安：阁下作为持西藏独立观点的人士，坚持独立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嘎：民主是一种制度（行政）措施，未来西藏能够独立，才能在西藏 　　完全可以实施自由民主制度。不然，现今西藏流亡政府依据“中 　　道”努力的“高度自治”框架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几乎没 　　有可能接受民主制度。 安：那么，国际上是否有西藏可以视为自己走向独立之路的典范或榜 　　样式的民族和国家？ 嘎：现今所有独立国家便是西藏可以视为走向独立之路的榜样，西藏 　　追求独立的目标是自由，平等而非其它，尤其是俄罗斯联邦，印 　　度，孟加拉国，东帝汶等国家是最好的榜样。 安：北京扬言“国际气候有利于达赖集团的时候，他们谈独立，不利 　　于他们的时候谈论高度自治”是否符合事实？ 嘎：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西藏流亡政府从“独立”转变“高度自 　　治”立场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定，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1）首先，藏人看到了北京对藏实施的同化政策，为了避免同 　　化而采取了以上措施。（2）达赖喇嘛时时刻刻为人类社会的共 　　同平等而努力之中，“中道思想”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理 　　论依据。 安：您如何看待西藏未来？ 嘎：现今藏中接触到取得成效的前景渺茫。这样的前提下，西藏的希 　　望能否成真？主要取决于每一个藏人，只要藏人肯于齐心协力， 　　我个人看来，西藏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立独立自主而继续存在达 　　赖喇嘛机制的民主政府，那时的达赖喇嘛机制相似于现在的英国 　　女皇，日本天皇等机制，也就是“首相政治机制”。 安：“西藏问题”将会不会能够影响中国大陆民主化？ 嘎：中国大陆民主化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怎样转变政治体 　　制？由谁来扮演推动角色？应用什么方式改变现在状况？转变现 　　行体制的突破口在何处？只要中国人能够掌握其中需要的很多要 　　点，帮助藏人推动解决“西藏问题”是催促中国大陆民主化可取 　　的一项措施，因为，达赖喇嘛的威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 　　藏中互动等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安：请允许我最后问一道题，阁下是否有向中文读者说明或呼吁的事 　　项？ 嘎：中国对西藏的侵略以及实行极其残酷的政策属于北京政府的行 　　为，我们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仇恨或其它看法，而且，基于同一 　　个人类社会成员而还有极其诚恳的感情。其实，北京政府按着现 　　今西藏流亡政府的要求能够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百利而无 　　一害，但是，北京不僅正在实施封锁言论，新闻出版，甚至採取 　　了槍殺藏人等剥夺生命权利行动。对此我们非常愤怒！因为，从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的角度审视时，令人感到失望的是这些举 　　措全是属于人间最低劣的行为。说实话，藏中自古以来是邻居， 　　“和谐共存”应当成为最佳的选择。北京领导人不要误认为“非 　　暴力和平运动”是个一成不变的规则，当时轮转移到“后达赖喇 　　嘛时期”后，双方都将会陷入困境。 安：非常感谢！议长阁下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笔者将会如是告诉我 　　的中文读者。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6-11-09；http://www.fireofliberty. org。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四哭谭嗣同（旧作修正） 东海一枭 一哭： 风雨中宵读嗣同近重读《谭嗣同全集》，直读得热血汹汹热泪涔涔， 百感交迸彻夜难眠！一个才华纵横文武兼资、铁骨铮铮大义凛凛的大 丈夫形象，栩栩出现在我眼前。 谭嗣同出身官僚家庭，父继洵，官湖北巡抚，方面大员，省部级领导 也。但谭大少一不办公司，化公为私，敛财外转（转资海外也）；二 不嫖妓纳妾，吸鸦片烟，醉生梦死；三不倚仗权势，欺男霸女，胡作 非为，而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一门心思求变图强，推动政治文明、 社会进步。其思想境界，别说当今中共的高干子弟望尘莫及，就是比 起他们的老子，高出何止百倍！ 他集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及诗词家于一身，且能拳擅剑，内 外兼修，实在是天生异才，比起草莽出身一代豪士老枭来，多了一份 华贵之气，生命力更加纯净、雄健和高朗。 他以儒学为主，杂糅释道墨佛各家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 学，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写出了五万多字的哲学著作《仁学》。 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仁”，“仁”是不生不灭的，宇宙万物只有变 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从本仁的不易和万象的变易中论证 他的政治理想和制度变革。 他的诗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境界恢宏，勇于创新。《狱中题壁》人 所共知，不再絮叨。请看写景抒情的《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松絮宵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 　　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描蓦景物气象雄奇，充满豪壮之气。既使是对联小技，在他手中也处 处显示出他绝伦的魄力来。如： ◆《又联》：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底银； ◆《自撰桃符》：大陆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寓斋联》：家无儋石，心雄万夫； ◆《丁丑除夕撰联》：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 　◇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 　　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　地扬威。 ◆《时务学堂联》：搅湖海英雄，力维时局； 　　　　　　　　　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34岁，正是建功立业的黄金年代，但他却不得不成仁取义，“死得其 所”。在那外则列强环视，内则国民愚昧，上则君主庸弱，下则官吏 贪腐的局势下，纵然盖世奇才，也是回天无力啊。 他的自然生命被时代逆流吞噬了，但他的精神生命，却如灿灿骄阳， 辉耀历史巨大的天幕，激励着后来的同道志士，激励着老枭之辈血为 之沸，魂为之壮，心头利剑为之夜夜龙鸣！谨以七律一手，献祭谭哥 雄魂： 　　目光如剑剑如虹，风雨中宵会嗣同。 　　先觉西寻民主梦，独痴高撞自由钟。 　　生增长夜乾坤色，死带千秋侠烈风。 　　安得群雄重奋起，横刀一笑万山红。 二哭： 大儒大侠大慈悲网友清宇君读了《风雨中宵读嗣同》，赞曰“侠烈满 纸”，继问：“仁兄为何没提嗣同的佛法？光认同《仁学》似乎不完 满”。 是的，谭哥短短的34年生命，深受佛学熏陶。据同门挚友梁启超《谭 嗣同传》： 　　“……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 　　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之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 　　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 　　无碍之理，则益大服。” 谭曾受父命在金陵作候补知府一年。这一年里，他或闭门读书，“冥 搜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或与同志友人研讨学术，议论天 下大事，从不与俗吏交往，自称“作吏一年，无异入山”。当时南京 有个杨文会居士，对佛学很有研究。老谭与他时相过从，切切偲偲， 遍窥三藏，对佛学的理解更加深了：世人学佛，耽贪小乘，以为清净 寂灭，即是佛的宗旨了，一味枯坐念经，只求自己往生极乐，当个自 了汉。老谭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推崇大乘佛谛，悲 智双修，以为“度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人外无 己，已外无人，度人即是度世，度己即是度人”。 其实，儒墨佛，道固不同，境则相通。在谭哥看来，儒家不忧不惑不 惧，以仁为宗，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 者，誓不成佛”，当然是仁；而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何尝非 仁？《谭嗣同传》说他：“少倜傥有大才，淹通群藉，能文章，好任 侠，善剑术”，这群籍中，他最喜欢的是一部《墨子》。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基督教基于宗教的观念，也提倡“爱人 如已”、“彼此相爱”，墨子的兼爱主张，则不是从宗教观念出发， 而是本于现实，以解释现实问题为宗旨，且具有倾向性，即兼爱的对 象是弱势群体。对于倚势欺人者，则非但不讲兼爱，而且指为罪人， 予以谴责，故墨家又祟尚“任侠”。 谭哥在《仁学》一书中对侠士大加赞美：“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 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 他自己就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大侠，　在那众口一词“吾皇圣明，臣罪 当死”的奴才堆里，他“虽千万人吾往矣。” 探索民主、自由的道路，追寻大同的理想。 儒家学说，彰显“民贵君轻”、“君末民本”的思想，也隐藏了浓厚 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但在长期封建专制政治压制下，近乎失 传了，多少读圣贤书的小人儒，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帮助凶手箝制思 想扼杀人性，实乃“托之于孔”的伪儒。谭哥对此深恶而痛绝之： “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 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 罔不托之于孔”。 大仁之极，大勇生焉。在生死关头，谭哥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康有为、 梁启超等师友，自己毅然留下来，“我以我血荐轩辕”了。这种视死 如归的精神，并非出了一时冲动，而是素养所成，其来有自，来自于 他亦儒亦侠亦慈悲的信仰，“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久矣”（梁启 超）。他希望以自己的血，唤醒愚昧麻木的国民，警示醉梦昏昏的国 家。 遗憾的是，后人却辜负了他的大仁大义大慈大悲，辜负了他洒向苍莽 神州的一腔热血。清王朝翘了辨子，可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东，却依 然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乌乎哀哉，伏惟尚飨。谭哥，你死不暝目啊。 三哭： 一掷头颅泰山重已为维新志士、一代大豪谭哥写了两个贴子，在众多 致敬声中，也有不和谐音，如狼九鸣君：“老兄似乎十分之推崇谭嗣 同，可惜此君和康南海，梁启超至死不明白君主立宪在中国是死路， 最后选择以流血祭变法，为践踏中原大地的满清朝廷作忠臣孝子，血 流的实在不值。”不禁大悲。 狼君差矣！谭哥生平对君主专制制度，可谓深恶痛绝：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 　　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 　　其智术；繁跪拜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丈之才窘矣；立著书之 　　禁以缄其口，而文字之祸烈矣。” 在《仁学》中，他对愚民、欺民、虐民、防民若贼、“视华人之身 家，曾弄具之不若”的专制体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对于清王朝 “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当时既纵禁掠之军，又严剃发之 令”等屠杀虏掠的做法悲而且愤，斥之为禽兽之行。谭哥之死，绝非 “为践踏中原大地的满清朝廷作忠臣孝子”可知。 不妨来分析一下，老谭为什么可逃生时却自愿选择了死。 在“百日维新”这幕高潮叠起的历史名剧中，谭哥夜探袁大头，乃其 中至关重要的一幕。可惜几个侠义书生将重宝押在了一个枭雄身上， 终被欺骗并出卖。剩下的就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了。大刀王 五、传教士李提摩太、东洋志士及梁启超等，都纷纷劝他出逃。谭哥 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迟疑地拒绝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 同始”。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 酬圣主。今南海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邻，吾与足下分任 之”。他把图将来的责任交给梁启超，把一死以酬“圣主”与召后起 的义务留给了自己。死与生，都一样艰难和高贵啊。 或许，由于自己寄望于袁世凯的天真，导致变法夭折，谭哥自觉有愧 于光绪帝的信任，末尝没有一死以报的念头，但这是激于侠义之气， 不能因此就得出为清廷尽忠的结论。况且当时清廷大权实掌在慈西太 后手中。对关狼九鸣的指责，谭哥在《仁学》中己先期作了明确的回 答： 　　“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也。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 　　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 　　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 　　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 　　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有不少朋友以老枭狂傲为病，不知谭哥那才叫傲哩。宰相兼帝师翁同 和在日记中评谭哥：“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界子弟中桀傲 者也”。如此绝顶自信不可一世的绝世之雄，当然不屑于与官宦宫女 匹夫匹妇同列的。在他的心目中，光绪与其是君，倒不如说是同道的 战友。 谭哥是儒士，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大仁者必有大勇，成仁取 义，乃儒家人格的至高境。他又是侠士，“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 所谓仁也”，“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 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 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仁学 自叙），轻生死，重然诺，乃侠之大者。他还深研佛学，参透了生死 奥秘，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以广度苍生为己 任。谭哥以自己的死，树起了变法志士杀身成仁的崇高形象。还是沈 默之说得好：“能够为一种理想而献身，是一个勇气和忠诚的问题。 这种勇气，正是我们当前所缺少的。” 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烈士鲜血的警示作用，过高地估计了麻木沉沦 的民族魂，沉沉长夜并未因此而启明。21世纪的今天，仍有狼九鸣之 流，蘸着他的血品人肉馒头，并泼以脏水。是啊谭哥，你的血流得实 在不值啊，这些愚昧落后、懦弱自私的奴隶和奴才，什么时候才能醒 来，才能奋起，告慰先烈于九泉之下？ “君主立宪在中国是死路”的说法也值得商榷。19世纪以来，中华民 族处于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境地，一些有识有志之士开始从政治体 制上考虑问题，主张改革千余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摸式，大力发 展工商业，这种思潮逐渐发展为政治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打破专制 而实行议会政治，谭哥与其师友康梁，便是其中领袖人物。“百日维 新”的变法运动因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阶层的抗拒和袁大头的叛卖而 失败了。 正如李泽厚在香港大学《再说西体中用》演讲中指出： 　　“谭嗣同实际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激进派和文化激进派的源头和 　　先行者，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前驱。尽管由于时代关系，谭 　　嗣同在政治活动中还从属于改良派，在思想上还不能直接责骂孔 　　子，但实际上已开始是‘全盘西化’（全盘地否定中国传统政治 　　和传统文化）的思想家了。” 然而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谭哥还是选择了温和的不流血的、即非革 命的方式来拯救中国。西方式的民主民权政治理想，要循序而求，不 宜操之过急。比起破坏性极大激风暴雨式的革命来，老枭以为，改 良，不失为当时求变图强的活路，对于今日，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有诗为证： 　　《三读谭嗣同》 　　夜深危坐读遗诗，一读雄奇一泪垂。 　　豪剑柔琴真俊杰，外儒内侠大慈悲。 　　百川溃敢只身障，大厦危难两臂支。 　　一掷头颅泰山重，精神长作后人师。 四哭： 哭罢谭哥答小狼最近几个夜晚，闭关重读《谭嗣同全集》，伴随着谭 哥，或一琴一剑踏遍塞北江南，或兴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湘学 报》及电报局、小轮船等实体，或联络南方有志有识之士，宣讲爱国 道理、探索救国道路，或伴随着他应诏赴京，途中致信夫人告别： “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 然”，他心中似已有不祥预感，可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哩；或 伴随他与康梁研讨变法维新的细则并展望民富国强的前景；或伴他夜 探袁大头，以勤王护法重任相托。失败后多次拒绝朋友们出逃的劝 告，从容留守三天，等缇骑临门；伴随他狱中题壁高吟，直到菜市口 刽子手的大刀高高举起…… 那邪恶的一刀，在历史的肩膀和老枭的内心留下了一道深深长长永难 愈合的创伤，不能碰啊一碰，就是血花四溅泪花四溅，就是锥心彻骨 的痛！ 为了献祭谭哥的伟烈，老枭己发三贴，在第二贴中引用了狼九鸣君的 跟贴，并予以批评，引来狼君长篇大论《评谭嗣同之死并答东海一 枭》，读罢，悲不自抑，为后人对他的误解亵渎，为中华民族的百年 昏昧！ 狼君之贴，逻辑混乱、观念迂腐、貌似慷慨大言，实皆纸上谈兵，错 漏百出，不值一驳。但他的看法，在现时代有一定的代表性，仍有一 驳的必要。 狼君说： 　　“鲁迅说中国人是健忘的，这话一点没错，明朝国灭，满清入 　　关，中国人作了亡国奴！现在看起来，满族不也是中华大家庭中 　　的一支么？自家兄弟，算不得亡国，但是明末中国之与满洲和20 　　世纪30年代中国之与日本，其区别只在山海关与日本海这间隔不 　　同罢了，正如明灭若干年，被满洲人歧视和奴役的中国人忘了自 　　己是亡国奴了，张口大兵闭口我军，作了亡国奴还要恭颂圣朝， 　　到了光绪时，一亡国为耻的人怕已不多了罢，日本想在中国再续 　　满洲之行为，万幸没有成功，不然，现在改良派诸君怕又要极力 　　颂扬皇军之武功，为日本主子忧其忧，喜其喜了，一旦主子坐不 　　稳江山，他就要发愁了，于是尽奴才之本分，替主子谋划，改良 　　呀，变法呀，就是没想到让他滚蛋，使吾国复归于吾民，吾国自 　　有吾同胞来救，强贼中坐家中，何谈国民之幸福？谭君何不号召 　　同胞逐出家中盘踞之贼，而后与同胞共建家园？怎么反而向夺我 　　国家，害我人民的侵略者去谋强国之道？反清复国之志虽经百般 　　镇压，但仍未灭绝，而且当时西洋之政治、法度、民主、科学， 　　在中国也已有所闻，谭君还是执迷不悟，最后轻掷头颅，谭君的 　　血可不是流得冤枉么？” 首先，明朝也罢，清朝也罢，都是一家一姓的国家，与中国人何干？ 复谁的国，又为谁复国？狼眼看来，仿佛中国人在明朝是当家作主的 主人翁似的。 当时满清统治中国垂200年，所谓反清复明，既使有几个遗老遗少在 干，早成强弩之末。“当时西洋之政治、法度、民主、科学，在中国 也已有所闻”，仅仅是少数先觉先行者有所闻而已，利用光诸帝反抗 后党的腐朽，变法维新，乃谭哥当时唯一的选择。 其次，如变法成功，以谭哥激进的民主思想，走的便是虚君共和之 路。谭哥赴京前夕，曾在挚友唐才常（谭死后二年，此人领导自立军 起义，谋泄被杀）饯行宴席上口占二句诗：“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 犁扫两昆仑”，已暗藏革命之意。唐后来曾说：“复生（老谭字）虽 役身朝廷，从事惟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可谓知言。狼君 胡说什么“如果中国人都象谭君这样为侵略者服务”，既使不是对烈 士的侮辱，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衡量古人，也是傻迂得可以。 在《仁学》一书中，他赞赏法国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 球，以泄万民之愤”，他之所以选择改良变法，最后以身殉之，乃时 势使然。比起康有为来，他身上有更强烈的侠气正气和更深厚的佛 性，对封建专制制度，更痛恨百千倍！他如不死，中华民族的历史， 或许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又如何？在此特权猖獗、正 气不扬、道德沦丧、江湖遍地的时代，我们这些苟活者又做了些什 么！蝇营狗苟的人们，只有自愧，而没有资格指责“有心杀贼，无力 回天”而慷慨就义的先烈。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满清之山贼虽猖狂一时，已被岁月浪 潮卷进历史垃圾堆，然流毒依然在9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游荡，在芸 芸众生心灵割据着，并一次次借“革命”的名义变本加厉地复辟回 潮！ 真是：风摧劲草天仍怒，血溅冰天雪亦红啊！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阳光下的纷乱思绪 李贵仁 极好的阳光，明媚而灿烂。在立冬已经三天的时候仍能这样享受它的 宠爱，人的心情自然十分欢快。尽管气象台说这是50年来西安气温最 高的初冬，很不正常；尽管地方新闻惊呼气候的异常已经严重影响了 冬小麦的生长，来年肯定减产，我也感到不安──我还是喜欢这阳 光，希望它在人间常驻。 蓦地，一丝阴云掠过我的脑际。眼望窗外无云的天空，耳闻楼下小狗 的轻吠，手抚在电脑屏幕和键盘间嬉戏的爱猫豆豆，我竟毫无来由地 假想：一颗核弹正在我的目光中急剧坠落，就在我的面前，在我所住 的9号楼和对面的8号楼之间坠落，和我的距离不过十米左右！ 这丝阴云很快消逝，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核弹。没有爆炸的声 音和气浪。没有楼宇倒塌、尸体飞天的景象。这一切，事实上根本不 可能在西安发生──至少在可以想见的一个时期，决不会在西安发 生！西安的和平是有保障的！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不会在 这个我客居了大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名城遭遇核战争惨祸。 但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又产生了怀疑。 40多年前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如果中美交战，西安是美国头一个要 用核弹摧毁的城市。当时，我对这种说法只是听听而已，似信未信； 后来，我就完全不相信了──我认为没有理由。 去年夏天，网上突然冒出我们一位将军（据说是朱德元帅的孙子）的 核讹诈言论，说什么不惜毁灭西安以东200个城市跟美国打核战争。 这种叫嚣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 朱将军所说的“西安以东200个城市”是否包括西安在内呢？不知 道。但是无论如何，西安也在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吧。 幸而朱将军不是军委主席，没有掌握发射核弹的权力，因此，对他在 网上大骂一通也就行了。“西安以东200个城市”，包括西安在内， 仍然有和平的保障，仍然不必恐慌。 但如果类似朱将军这样疯狂的家伙掌握了发射核弹的权力呢？那该怎 么办？ 在我纷乱的思绪中，冒出了两种解决办法。 一是由人民产生的制宪议会褫夺他的权力，使之失去毁灭人类的资 本。 这种办法如果奏效，当然再好不过。 倘若这种办法因为某种缘故无法奏效，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出现某个英 雄以非常手段干掉他和他的同谋。 某个英雄以非常手段干掉他和他的同谋？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不清楚。我甚至反对。但是，当我想到如果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几 十亿人时，我觉得，也许只能这样干了。 当金二世也玩起核讹诈时，当其他国家也玩起核讹诈时，当至少已经 有20个国家具备了接着玩核讹诈的能力时，包括西安在内的无数城市 和乡村的安全就越来越没有保证了，而某些大国却一味坚持绥靖政策 大肆纵容，致使联合国这个世界议会越来越无能为力，我想，也许最 好的办法只能是出现一支突击队去干掉那些疯狂的家伙。 我知道，我这想法很荒唐。可是，人类在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州当局不准朱春柳为严正学聘请律师 黄琦 今天下午19点，《六四天网》与严正学先生的夫人朱春柳取得联系， 朱春柳告诉我们：下午7点半，她接台州国保的通知，前往台州市公 安局国保支队领取《不批准聘请律师通知书》，该通知书如下： 　　朱春柳： 　　因你丈夫严正学的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96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暂不批准你为严正学聘请律 　　师。 　　特此通知 　　2006年11月10日 　　台州市公安局 据悉，严正学目前被秘密关押在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朱春柳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不仅剥夺了我为丈夫聘请律师的 权利，也剥夺了严正学得到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 〔转载自《六四天网》2006-11-10。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孩子不能承受之重 反思中国的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问题 刘爱新 一、沉重的教育现状和一个难解的悖论 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总是让人“痛心疾首”！我们中国在不断走向 经济繁荣，ＧＤＰ总值不断跃居世界前列、财政税收不断增长、“科 教兴国”的口号不断响起的同时，一个不得不直面的苦涩的现实是， 中国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 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主要在农村，尤其是 在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约有28%的成年人“不能读懂一封普通书 信”。中国教育真相令人感慨，基础教育倍加薄弱。一项关于我国西 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权威研究显示，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初 中以上教育阶段，教育费用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许多家庭甚至出现 “因教致贫”的现象。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的年均费用约占西部地 区家庭年收入的74%；34%的家庭（其中农村家庭的比例为39%，城市 家庭的比例为19%）表示无力负担子女上初中读书。而“缴纳学费” 已成为西部地区家庭借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西部调研：1/3西 部家庭表示无力负担子女上初中》，《新华网》北京9月27日电）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教育预算占到本国生产总值的5%， 而我们国家居然是2%多一点，连某些贫穷的非洲国家都不如。国家对 教育投资本来就这么少，而分配却又是极不均衡，往往偏向于少数发 达城市。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教育投入较低的国家之一，而同时又是世 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低一高都是很不正常的，很值得我 们反思，现在，也到了切实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悖论令我们困惑不已： 我们有跃居世界第六位的ＧＤＰ荣耀，却不能承担起落后地区穷孩子 们上学的费用；我们可以斥巨资大办豪华的奥运会，却不能在中西部 地区办好造福穷人的义务教育；我们能够追赶美国发射载人宇宙飞 船，却不能创造条件让贫困的孩子们也能飞翔起自己的梦想；我们的 财政税收年年大幅增长，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却捉襟见 肘；甚至我们可以容忍每年3,000多亿的公款吃喝，可以放纵上千亿 元的公车消费，可以负担世界第一庞大的行政成本开支，可以对每年 因腐败流失的大量国有资产视而不见，可以给极少数几所所谓名牌大 学大把大把地烧钱，却舍不得为中西部的基础教育进行大规模投资， 实现每一个穷孩子读书的梦想。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沉溺在“马太效应”中畸形发展而难以自拔。当 年在一片废墟中日本政府和人民勒紧裤腰带大力发展义务教育，20年 后日本的经济就实现了大飞跃，全民的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基础得到 了极大的提高。我们在办教育方面不仅远不及日本，甚至连某些非洲 国家都不如。2004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 察，这位官员在离开时抛下了一句把所有在场者都噎住的评价：“在 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这真是令人心痛 不已！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也是孩子们难以承受之重。 无论教育部官员怎样奢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辉煌成就”，不断强调 “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但现实毕竟是现实，群众的眼睛是雪 亮的。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教育蓝皮 书对2005年中国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表明，77.8%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 情况“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总体满意度分值仅为35.28分 （60分为合格），仅4.1%的公众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 在把现在社会称为“知识竞争”、“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的时 代，来奢谈教育的重要性，是多么的滑稽。可是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我们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是那些所谓“精英”， 把教育仅仅看成是一种“谁投资谁收益”的个人商业行为，大搞“教 育产业化”，从而把国家对教育事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普通老 百姓，教育就这样异化为成了一个残酷的敛钱工具，老百姓接受教育 的权利受到严重侵夺。 二、教育公平问题考验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中国所面临的苦涩的教育难题背后，实质是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 问题，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当前这三大严 重的差距更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 教育差距上，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均匀。长期以来 国家财政向发达城市地区教育投资倾斜，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少数发 达城市集中，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 政府承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因此许多农村中小学被逼乱收 费，要农民自己负担，造成本来已很低的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 农村校舍危房师生伤亡事故不断，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都是负债运 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许多地方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南 方周末》曾多次就西部某些省份的代课教师、孩子失学、教育经费投 入等情况做过不少深度报道，发人深思。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认 为，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造成农村义务教 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张保庆反复强调： 　　“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 　　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认为，农 　　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导致一些地方 　　教育机构、学校，包括省级政府通过各种变相的名目收费来代替 　　政府对教育正常投入。“政府该拿的钱一定要拿足，现在政府该 　　拿的钱不拿，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 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现状，如中国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都表现出一 个“二元化结构”的问题，中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倍加薄弱”，教 育机会不均，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重点学校在城市，而目前我国有 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高达1.6亿 人，这与中国基础教育在农村极端薄弱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 育学博士朱向军在其新书《名校集团化办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 杭州模式”》中披露：中国普遍存在的“镇乡之间教育资源差别是影 响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同时，城镇初中升学率都为 农村的6倍以上；从分布上看，镇乡高中教育差别是主导我们城乡教 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现在农村教育投资中，只有8%由中央财政支出，另外92% 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而另一个 未被证实的数字是，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78%由乡镇负担，9%左 右由市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政府仅负担不到2%。体制 内外的人士普遍承认，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与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 政体制密切相关。从1985年到2001年，中国实行以乡级政府作为投资 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严重的教育经费不足。2001年 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为县级财政，但情况仍没有根本好 转。而东西部的政府财政实力相对悬殊。当一些沿海地区准备推行高 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时，中西部农村中还有高达5%～10%的儿童没有机 会进入小学，15%～30%的儿童无法接受初中教育。去年11月《南方 周末》在头版推出一篇题为《县委副书记上书教育部：70%代课教师 月工资40元》的深度报道，深刻揭露了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的师资之 困，而师资之困只是西部义务教育之困的一个缩影，西部农村地区义 务教育处于普遍的困境中，令人深深忧愁。报道披露的事实令人震 惊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 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而正是这些不畏贫穷艰辛的乡村代课教师支 撑起1,000多万西部儿童的希望，称得上是民族的脊梁！ 由于在教育制度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了一些农村 中小学学生存在辍学、流失现象，甚至还有新的“读书无用论”苗头 萌生。随着学费的快速上涨，这种情况在某些落后地区有趋于严重的 趋势。主要原因还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导致农村基础教育 继续“倍加薄弱”下去，无法自我“造血”，这样恶性发展下去，最 后必将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培养提高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储 蓄，甚至影响几代人，严重拖了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后 腿。 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 因。因为许多穷人没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得不到必要的知识和资 讯，一生都失去了改善命运的机会。这种情形也被有关学者称为是 “贫穷的世袭化”。 国家一直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为什么就一直做 不到呢？中国义务教育的惨状是各级政府失职的典型表现。面对冰冷 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说是麻木不仁的地方官僚主义在掠夺孩子们的梦 想，侵蚀着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希望，让孩子们幼嫩的心灵难以承受 之重。 鉴于目前中国教育严重失衡的严酷现实，教育公平问题愈来愈凸显出 来，并成为考验和谐社会的一大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公平 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政府必须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上实 行大动作了。在西方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公平，推行各种措施确 保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弥合阶层鸿沟和缩小贫富分化的重要 战略举措了。 三、中央的转移支付是贫困地区实现义务教育的应得收益 政府能否保证穷孩子们上得起学，说到底，是能不能维护好和实现好 贫弱群体平等的文化与教育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和谐 社会”的构建就是一句空话，“科教兴国”的战略永远是泡影。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教育具有很大的正外 部效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对于这种会产生“外部效应”的教育的 投入与产出，作为市场是很难调节的，而贫困、落后的地区本身由于 财政匮乏也是无能为力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针对这种外部经济与不 经济，提出了由政府采用“税收－补贴”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外部经济 与不经济，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在笔者看来，针对这种出现市 场失灵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调节，中央政府 通过收取富裕地区享受因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而产生的外部正效应而应 当支付的税收，补贴给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 度。如此，才不至于让教育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说起来很动 听的空洞口号。由此可见，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仅可以从维护 社会稳定、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理解，从经济学上，完全可 以理解为贫困地区自己所投入而应当得到的产出的一部分。 实现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需要让九年义务教育回归免费教育本位， 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建 立成熟的教育经费补偿机制，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也是政府履 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应有之意，更何况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修订 稿）》明确规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尽管义务教 育不能解决优质教育产品匮乏的问题，但能够提供人们可以公平享受 的教育机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 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 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ＧＤＰ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 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 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这份报告分析认 为，无论是845亿／年还是210亿元／年（这两个数值是有关人士对中 国义务教育所需政府投入的估算），按照中国每年2万亿元的财政收 入，其所占比例并不很多。据悉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已被列入本届 政府工作目标。根据计划，到2015年，全国将普及义务教育阶段的免 费政策。部分富裕省份，更打算提前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北京、江 苏、广东等。 政府还需要通过建立教育优先机制，为社会共享特别是穷人接受平等 的教育权利提供人力资源基础，即“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 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其实 早在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 要》中就明确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 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办中小学的经费， 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但这一规定在实际中的落实情况大打折扣。比如，2002年、2003年和 2004年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分别为3.32%、3.28%和2.79%，远远 没有到达法定的4%，现在似乎已经很难来对哪个部门实施问责了。正 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根据2004年的情况看，要达到4%就需要 增加1.21个百分点的ＧＤＰ，1.21个百分点的ＧＤＰ是多少呢？按照 200518.2万亿元的GDP计算，就是2,202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需要政府有巨大的决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普及基础教育大有作为。 “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100多年前，满清重臣张之洞就做过 这样的断言。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战后的复兴就是活生生的明证。现如 今，振兴教育大业、促进教育公平正愈来愈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认 同。西部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义务教育之困局，相信在政府和全社会 的努力下不久即有大的改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6-11-08；http://www.fireofliberty. org。〕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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