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11-0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肮脏的公务接待　　　　　　　　　　　　　　（西安）梁治 ◆胡锦涛志向──“和谐社会”与开明专制　　　（贵阳）曾宁 探索道路 ◆北京奥运会前应实践改善人权的诺言　　　　　《自由时报》 ◆论“和谐社会”　　　　　　　　　　　　　　（北京）鲍彤 ◆如何走出维权的困境──关于民权运动的思考　　　　贺伟华 民主理论 ◆认识逻辑的发展　　　　　　　　　　　　　（青岛）牟传珩 运动留痕 ◆从没见过达赖──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5） 　王力雄 迫害实录 ◆和谐社会说文狱　　　　　　　　　　　　　　（北京）萧瀚 ◆“冤旗与国旗同飞”策划者周志荣被逮捕　　（成都）黄晓敏 ◆湖州织里又发生群体抗议事件　　　　　（浙江湖州）范子良 ◆纠正陈光诚一案，是“依法治国”的开始？　　（广东）天理 ◆程翔上诉，中国法院拒绝开庭　　　　　　　　　记者无国界 ◆住手，不要向“右派”开刀！　　　　　　　（济南）李昌玉 文艺春秋 ◆走近曹禺的《阳光天堂》　　　　　　　　　（北京）张耀杰 台湾问题 ◆与中国统战朋友的私人信函　　　　　（美国罗德岛）苏经纶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肮脏的公务接待 梁治 有一个朋友曾经到云南丽江市揽工程，接触了当地一位交通局局长。 先是朋友请客，后来又是局长大人回请，他竟然包下了当地的一个高 档酒楼，吃喝不论，光小姐就有几十个。他一个人就叫了四个，玩起 了“马四炮”。朋友说起这些事时，愤愤不平：“这哪里象共产党的 干部？”旁边的一位见多识广的人接过话头说到：“其实这才是共产 党的干部啊。你想，除了共产党干部以外，谁又有这样的气派，敢于 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淫秽呢？！” 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今在中国一般的吃喝已经不足以满足官员们的胃 口，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早已不足为奇，他们动不动就是鱼翅、鲍 鱼之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东西普通老百姓连听都没听说过。我 有一次到西安的一个高档餐馆采访，老板为了让我有一点感受，好写 出文章，破例让我品尝据说市长大人爱吃的东西──“御筵”。说实 话，这“御筵”味道倒也很平常，量也很少，只是比较精致。象那个 什么“翡翠蒂露”，就是在豆芽上用刀刻上一条缝，然后填上肉丝制 成的。但是价格却出奇的贵，让我们大吃一惊。这顿饭足足是一个农 民一年的口粮，这还不算酒水。如果再加上酒水，那绝对是一个天文 数字。你要知道，普通的茅台、五粮液已经不算什么，而是极品茅 台、五粮液，动不动就是一百年陈酿的，再就是各种各样的洋酒，那 同样是个天文数字。当然，仅凭市长大人的工资是不足以应对这种消 费的，他花的当然是公款，或者别人孝敬的那种，说白了就是白吃白 喝。官员们除了吃喝，如今还演绎出更多五花八门的玩乐项目，洗、 泡、蒸，剩下的当然就是女人了。玩女人也是官员们的一大爱好，是 提升他们档次的一个主要项目。而他们眼中的女人当然也不是路边的 野鸡，不是美容美发厅的低档货，那是属于城市里的光棍汉、贫苦百 姓追求性自由的专利。他们所玩的小姐是各种洗浴城里的，是歌舞厅 里的，但如今这些也满足不了他们了，一些高档次的官员就把目光转 向了大学，转向了新闻行业，转向了娱乐行业，玩起了大学生、记 者、演员。 全中国人都知道，官员们的消费绝对不会是自掏腰包，而是公款消费 或者权力置换后的消费。 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官员也会有什么样的 制度。现在中国的大小单位都有一笔接待费用，用来应对这个现实。 接待费用往往占据着单位支出的一大部分，而项目也各种各样，吃喝 嫖娼赌博什么都有。关于公务接待消费的总体数字，目前并没有权威 的数字，但给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今年8 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有关数字为： 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这些数字尽管没有得到有关权威部 门的确认，甚至遭到有关部门的否认，但人们从自身周边实际来感 受，认为公务接待支出确实是惊人的。我们也可从一些地方公布的具 体数据对此大体加以推算。如湖北襄樊市财政局、老河口市财政局课 题组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2000年老河口市行政事业单位招待费达到 1,980万元，占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18%。 记得十几年前，曾经针对大吃大喝出过一个四菜一汤的政策，规定凡 是接待必须是四个菜一个汤，这个政策出台后虽然引起一些官员的不 满，但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好评。但是没过几年，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四菜变成了四个大盘子，内容却丰富多彩，远远超出了实质性的 东西。又过了几年，大吃大喝已经成了明摆着的事情，见怪不怪，愈 演愈烈，成了一个单位的正常现象，成了中国一个国情，有事饭桌上 谈么。不过当吃喝变成了大众消费后，特权变成了大家的共同之处 时，官员们的优越感便显示不出了，于是又变成了有事床上谈，澡堂 谈。有一个道内的朋友就说到，要想顺利办事，光吃不行，很可能吃 喝完了屁股一拍，白吃白喝了。要同嫖才成，只要和那个官员嫖一 嫖，那事情就好办了。问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一个人只有到了床 上，他的真实性一面才显示出来了。难道中国官员真实的一面就是这 么淫秽吗？ 面对如此恶劣的公务接待现象，中国政府也急了。最近新华网上就出 现了批评公务接待现象的文章，当然象这样的文章一直存在过，不过 都无济于事，而且公务接待在社会中影响也很恶劣，但你说你的，你 批评你的，我还是照样做。这就是中国公务接待的现实，只要有需 求，“公务接待在公务活动中不可避免，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啊，再说中共又是这么一个腐败的党，官员又是如此腐化堕落， 象这样的现象又怎么能在中共治下消除呢？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胡锦涛志向 “和谐社会”与开明专制 曾宁 “和谐社会”，和谐掩盖矛盾的社会？开明专制，再开明的专制也还 是专制！ 志，志气；向，方向。“胡不如江”，事实证明，这个话错了！“胡 胜于江”，事实已经明朗。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施政理念正在系统化、理论化。总的指导 原则似乎是：全面缓和社会矛盾，为了中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寻求 中共执政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的执政、施政理念则是：执行“以人为 本”，实施“科学发展”，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 所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看到，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为了这样的执政、施政理念，事先做了 大量的铺垫、准备工作。 ◆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和解”。 ◆胡锦涛、曾庆红两人的西柏坡“朝圣”。 ◆李鹏出版回忆录撇清自己和“6．4”责任问题受阻的报道。 ◆“6．4”关联者周国聪母亲获得变相、间接的经济补偿。 ◆赵紫阳去世后如果是在江泽民时期不可想象、难以做到的家庭悼念 　活动。 ◆胡耀邦诞辰纪念活动时隔17年后在人民大会堂试探性公开举行。 ◆三峡大坝封顶时中共领导人史无前例，没有齐聚透露出的“科学发 　展”的信息。 ◆台海两岸、中美及国际关系继“国内和谐”之后谋求“和解、和 　平”的努力。 ◆中央党校相关课题组有限“政改”方案的出台。 ◆陈良宇倒台后世人皆知反腐矛头向谁人所指。 ◆…… 其中，最能反映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政治志向的，恐怕就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 主义，而是“修正”了的、更多强调“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而非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具有 包容性，中国文化是开放型而非封闭体。佛教，生于海外，兴于域 中，就是最好的有力明证。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伟大 的文化工程，它将是中华文明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的结论。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幻觉高于真实、感觉多于理性进而理性又 专制化的文化。所谓博大精深、美妙绝伦，不过是因其抒情与艺术的 特征而迎合了人们审美与梦想的天性。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太极（浑沌），两仪（阴阳、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变 　化、规律），吉凶（天意），大业（大同）”。 ◆“无极或太极，（动静）阴阳，（变合）五行，（构精、妙凝）男 　女，（交感）万物”等等。 不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文明形态，一旦掉进了中国文化的“黑洞”之 中，都将只有被包融、消化而不能自拔、超越的命运。儒家文化── 无疑就是在此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集大成了的伟大“道德”烟幕之下的 专制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基本上和科学不搭界、不沾边的 文化。而在人类历史文明社会的领域范畴，民主──则是最基本、最 基础、最重要、最伟大的科学。 中国文化中，所谓“革命”者，顺天应人。天，代表的是最高的理 想；人，高贵者为之最。中国文化中哪里有普遍的、平等的人权价值 的观念！？ “和谐社会”，难道就是和谐掩盖矛盾的社会？开明专制，再开明的 专制难道就不是专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道就是专制千秋万代工程计划？ 中国虽无“革命”之忧，却有实实在在的“解体”之虑。改良或解 体，赛跑齐步携手走。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中央党校的教授先生们，意欲把中国引向何方 呢？！ （2006-10-3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北京奥运会前应实践改善人权的诺言 《自由时报》 随着2008年8月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日近，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Jacques Rogge）上星期前往北京视察准备工作，他对于中国当局 有关奥运会硬体建设及技术层面表示称赞，同时也忧虑世界对中国的 恶评，不利北京奥运整体形象。据“法新社”及“美联社”发自北京 的报导，虽然罗格并未细述，中国当局箝制新闻自由、侵害人权的种 种作为，加上北京大兴土木导致破坏具历史意义的社区及空气污染， 最受国际社会关切。 罗格的忧心，点出国际奥委会五年前投票决定，由北京主办2008年奥 运，期待藉此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目标，面临失败。 2001年7月，北京取得七年后奥运会主办权，时任奥委会主席的萨玛 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曾宣称，这将“为中国开启新纪 元”。惟当时《洛杉矶时报》等国际舆论即指出，不论政治、经济、 文化或外交，共产中国主办奥运对世界潜在的风险，可能高于报酬， 实为国际人权及开放的一项赌局。具体言之，中国争取主办奥运自有 其盘算，惟鉴于奥林匹克运动所揭橥的世界和平、人道目标及社会改 变远景要能落实，国际社会必须认真督促中国当局，经由主办奥运会 过程在全球聚光镜之下，对内善待人民，对外促进国际和平繁荣。中 国当时亦曾允诺，主办奥运会的同时，将改善其人权状况。 事实显示，五年来中国所作所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去甚远。就在本 周一，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指责中国尽 管近年国力及财力崛起，至今仍未能扮演促进国际和平及稳定的负责 任角色。不仅如此，吾人仅以近月国际机构发表的观察报告，即足以 凸显中国不但明显悖离奥林匹克精神，且在国际评比均极不堪。以新 闻自由为例，据无疆界记者组织上周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 评比，中国在168个国家排名第163；其观察报告指中国“面对持续的 社会不安，政府选择强加新闻管制；媒体被迫自我审查，网际网路遭 整肃，且与外国传媒保持距离。”再如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把 中国政治权利列为第七等、公民自由第六等，均属于“不自由”之 末。整体而言，有如美国国会报告所指出，“中国人权2005年倒退， 2006年持续不进反退，当局且加强控制”。 正由于中国在人权的纪录恶名昭彰，国际特赦组织月前发表《中国： 奥运会倒数前一刻的人权改革》报告，敦促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履行对国际奥委会许下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并要求国际奥委会 向中国政府施压；罗格主席在北京的谈话，应系反映此一关切行动。 然而，除非国际社会拿出具体动作，道德劝说对共产中国只是徒费唇 舌。无疆界记者组织有鉴于五年多以来，中国镇压异议人士、迫害宗 教及少数民族恶行，于其筹办奥运会期间有增无减，乃发起杯葛北京 奥运会的国际行动。历史显示，让德国主办1936年奥运会，并未能阻 止希特勒后来发动侵略战争，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共产中国既无履行 对奥委会承诺之具体作为，亦无视其国内外要求改善人权的压力，无 疆界记者组织的行动，从而理应获得积极回应。 北京奥运会的只重技术及硬体层面，其实也反映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8 年，虽然造就崛起的地区强权，但是在民主人权及世界和平等普世价 值的落实，共产中国仍属全球末段班之尾。如此国度，无怪乎其国民 有六成半在民调中表示“来世不愿再做中国人”。北京当局无疑把主 办奥运会视为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惟从五年来中国失衡的奥运会筹 办过程看来，此一国际体坛盛会即或顺利举行，显然难以推进和平、 人道及社会改变的奥林匹克精神，让13亿中国人同享其荣誉。台湾公 众在北京奥运逐渐进入倒数阶段，自应看穿共产中国失衡的发展及其 政权的本质。 〔原载《自由时报》。提供者：（台湾台北）林保华〕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和谐社会” 鲍彤 一、承认社会矛盾重重是一种进步 和谐社会是个大口号。中共中央提这种大口号有两种情况：有时出于 形势的需要，有时出于主要领导人的好恶。前者如上世纪30年代，把 “工农武装割据”和“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抗日”，适应了形 势，赢得了人心，也挽救了共产党。后者如50年代，把共同纲领修改 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无此需要，但党的主席有此志趣，结果祸国 殃民。可见中共中央提出新口号，不一定都值得敲锣打鼓：有的也许 值得，有的非但不值得，而且应该群起而抵制之。60年代，中国人民 没有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抵制掉，结果全国打内战，省省打内战， 乡乡打内战，这是不应该忘掉的教训。 这次“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我看应该如实肯定，它是出于应对现 实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 中国现在是头号腐败大国，官场腐败，市场腐败，文化腐败，舆论因 腐败而无声，环境因腐败而不治，道德因腐败而沦丧。中国过去实行 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全民赤贫。曾几何时，尽管无权无势者依旧 民不聊生，有权有势者却与时俱富，鸡犬升天。好比盘古开天地，弹 指一挥间，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劈开了世界之 最的贫富鸿沟，培养了一批大富豪。据美国美林投资银行发布的世界 财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出了30万名美元百万元级的富 翁，投资额5,3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42,000亿元，平均每人拥 资14,000万元。若把房地产计算在内，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估算， 这样的富翁就不是30万名了，而是500多万名，也就是说，本来普遍 贫困的中国人，现在每300人中已经出了一位人民币1,000万元级的暴 发户。 明确的所有权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中国的所有权，很好听，但又 很模糊，谁也弄不清楚它的秘密。它以“国有”或“公有”之名，或 者，以“私有”或“民有”之名，行“党有”或“官有”之实。政治 局委员陈良宇如此热衷于“批租”和“拆迁”，正好证明了土地是我 国官府的摇钱树，贪官的聚宝盆。然而，一切“国有”资源都一样， 何止土地一项！全国都一样，何止上海一地！ 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社会生活必然矛盾重重，这 是爆发问题的临界点。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不止0.4；可能已经超 过了0.45。中国官方承认，群体性请愿事件十多年来年年直线上升； 去年一年发生了87,000多起，每天二、三百起，平均五分钟爆发一 起。有消息说，今年又比去年上升了6%。请注意，这是在“稳定压倒 一切”的高压下节节上升的记录。 这就是中共中央提出“和谐”的现实背景。六中全会公报说：“目 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那是官话。“总体上”如何如何， 无法掩盖有的放矢的苦心。有勇气承认社会矛盾重重，承认现在的中 国是个不和谐社会，而不是甜甜蜜蜜太太平平的“超康乾盛世”，比 天天喊“形势大好”高明，应该是进步，用不著遮遮掩掩。 二、考察和谐社会真谛和诚意的试金石 跟市场一样，政治舞台上也有假货。“大跃进”曾经被用来欺世盗 名，“和谐社会”也难免有假冒伪劣。弄得不好，镇压公民，打击律 师，拦截记者，都有可能变成“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压二 打三封杀，能算“和谐社会”吗？ 鉴别真假的试金石，不是文件，是实绩。当务之急，必须用看得见的 事实，来证明中共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真谛和诚意。 幸好中共中央业已庄严声明，和谐社会的第一个总要求是“民主法 治”，第二个总要求是“公平正义”。好极了，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八个大字，在文件上断然堵死了走向邪路的可能性。 “和谐社会”是两年前提出来的。两年来的实绩很不和谐。广东省去 年连续发生番禺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东洲村事件。那里的村民、律师和 记者，合法地和平地履行上诉权、监督权、辩护权和选举权，被当地 的党委和政府用暴力压制，殴打，拘留，逮捕，甚至有人被枪杀。一 方面是维护宪法、维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村民、律师和记 者，另一方面是悍然践踏宪法、践踏公民权、破坏和谐社会的当地党 政警军领导机关。哀莫大于心死。八个大字，民主安在？！法治安 在？！公平安在？！正义安在？！莫非这就是中共中央所要构建的和 谐社会吗？中共中央至今没有开口。 新的纲领，新的指导思想，理应导致新的结论。且不说上世纪的事 情。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本届中央、本届政府统辖以来，在 此期间发生的有争议案件，包括最近发生的傅先财案、陈光诚案、郭 飞熊案、高智晟案、郭起真案等等，都应该从构建和谐的总要求出 发，作出新的结论。六中全会已经结束，现在到了非开口不可的关 头。杀的杀，打的打，抓的抓，如果不开口，就是默认和纵容，教唆 和指使。这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当今的信誉、形象和命运的大事。大家 正在拭目以待，观察中共中央正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人人将确 定无疑地指著这些实绩，说：“原来如此！看，这就是和谐社会！” 老总书记胡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时政客们忧心忡忡，怕天下 大乱，怕影响生产，怕丢面子，用无穷的忧虑掩盖怯懦和伪善。耀邦 不愧是政治家，大刀阔斧，把70年代的许多现行反革命、60年代的许 多走资派、50年代的许多右派，连带30年代初被毛泽东在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中处死的许多“ＡＢ团”，昭雪了，推翻了，人心为之大振。 中国没有乱，反而推动了改革和社会的发展。这是真正的经验，真正 的和谐。取法乎上，必有大效。 三、查处陈良宇能不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 六中全会开会前，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对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这不是小新闻。许多人希望它是一个 新起点，同时又担心未必如愿。这也难怪，十年以前，前总书记江泽 民也抓过一个大案，对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问题立案 检查。从那个时候以来，中国的腐败有增无已，变本加厉，使老百姓 失去了对反腐的信心，失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失去信心，责任不在老百姓，责任在江泽民。他不懂法律，身为国家 主席，看来没有读过宪法第二条，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他把反贪的权力视为共产党的专利。他不承认人民有 权反贪。在他主政期间，把高级干部的腐败锁定为国家机密，严严实 实捂起来，禁止老百姓揭发，禁止记者采访，禁止律师依法搜集证据 替受害者控告。上海的周正毅和市委书记陈良宇勾结起来发腐败财， 但代表原告提出控诉的律师郑恩宠却被法院倒打一耙，判为“泄露国 家机密”，成了“罪犯”。无怪乎老百姓虽然明知陈希同不是好东 西，但普遍怀疑江泽民整陈希同只是出于个人利害，是派系冲突，是 “党内权力斗争”，是“牺牲一个陈希同、保护十个陈希同”。 国家权力的归属是宪法的根本问题。反腐败的权力怎么可以由共产党 垄断包办？难道共产党愿意反谁就可以反谁，不愿意（或不敢）反谁 就禁止反谁？虽然陈良宇官儿不大，只当了个政治局委员；但是由上 海市委书记晋升为常委乃至总书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江泽民就是例 子。如果机缘凑合，如果陈良宇也受到最高领导人宠信，也当上常 委，当上总书记，中纪委还管得了他吗，中央还管得了他吗？我这样 说，不是小看中共中央。我知道中纪委的处境，又忙又累，苦得很， 事情难办。但事关国家体制，不应该由一个党包办。1979年，文革前 主管党的建设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从流放地回到北京，见了我，劈头 就是一个问题：“谁来监督（中共中央）主席？”我想了十年，得到 一个答案：“只有人民。”这个道理，其实毛主席自己很懂。40年代 黄炎培老先生问毛：历史上各种政治力量，一掌权就拆烂污，中国共 产党能不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能！我们靠民主！ ──他绝对没有说“我们靠党中央！我们靠中纪委！” 如果通过查处陈良宇，把反腐的权力还给人民，“人民依法反腐”， “人民依法治国”，那么我相信，查处陈良宇应该能够成为“人民依 法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现在并不需要广大群众人人出来摇旗呐 喊，但是，每一个公民应该有权知道：一党专制下党管市场经济的真 相，党管土地批租的真相，党管银行贷款的真相，党管企业改制的真 相，党管舆论的幕后，党管法院判案的幕后，党管选举以及干部任免 的幕后；每一个公民应该有权知道：一党专制下的各级党委书记必然 具有什么样的“职务上的便利”，所有这些“职务上的便利”组成了 什么样的基本制度。这才是切切实实的中国特色。了解了这些中国特 色，大家才能够离开空中楼阁，得出脚踏实地的结论。否则的话，查 处陈良宇的作用，大概跟十年前查处陈希同一个样，好不到哪里去。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出路在毛邓之外 前面三篇评论是谈六中全会，现在谈谈我自己对“和谐社会”的看 法。我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结 束。 和谐是个好东西，但社会各阶层未必能想到一起。以水浒为例：老百 姓苦于苛政猛于虎，不满意；高俅、童贯、蔡太师们则苦于老百姓不 听话，闹别扭，也不满意。虽说举国上下都有构建和谐的共同愿望， 但弱势群体认为，不和谐是统治者搞出来的，统治者则认为，不听话 的人才是跟领导对著干的破坏者。倘若请教毛泽东，最高指示想必 是：造反有理啊！打土豪分田地啊！倘若请教邓小平，他拍出来的板 肯定是：稳定压倒一切！坚决镇压！ 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个主张造反，一个主张镇压。他们信奉的都是斗 争哲学。夺取政权以前，他们处在被统治地位，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 造反上，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政权到手 后，当了统治者，怕坐不稳朝廷，把自己失掉统治地位等同于“亡党 亡国”，所以公然主张镇压。“造反有理”，说变就变，一变而为 “镇压有理”。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即使搞镇压，他也要打出“群众造 反”的旗号。从登上政治舞台那一刻起，他就戴上了“替天（替工 农）行道”的脸谱。他在党内外的全部权力，统统来自一哄而起的群 众。取得全国政权后，他继续驾轻就熟，策动和驱使农民去斗争地 主，杀的杀，关的关，管制的管制。他懂得，跟著他“闹革命”的群 众越多，革命的对象越难翻身，他的领袖地位越巩固。土改如此，镇 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不是国家主席对红色恐怖有癖好，而是革命群众热爱恐怖，非造反不 可；至于国家主席自己之所以无法无天，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而已。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毛的那一套，邓都懂。邓掌管整风反右 时，就是这样发动群众“造”右派的“反”的。需要说明的是，毛主 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革命彻底搞臭了，把老本赌光了，没有人愿意跟 著共产党“闹革命”了。失去老本之后，邓小平无法再打“群众”的 旗号，于无奈中赤裸裸地亮出国家、军警、法庭、监狱、刑场这些“ 阶级压迫阶级的机器”。从“唯恐天下不乱”到“稳定压倒一切”， 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 毛和邓，实质没有不同。毛的造反，邓的镇压，都是顺我者昌，逆我 者亡。总题目都是区分两种矛盾：顺“我”的，犯法也是人民内部， 应该保护；逆“我”的，合法也是敌我矛盾，必须镇压；至于 “我”，“我”就是核心，我就是国家，我的意志就是法律，文革和 天安门镇压是我的两代丰碑。靠毛靠邓，能构建和谐社会吗？ 我反对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也不主张老百姓主动上梁山，不同意把共 产党的各级干部等同于宋王朝的大官小吏，更不同意把求生存求自由 的公民视为异端。和谐社会在文件上的提出，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结束。真要构建和谐，出路不在毛，不在邓， 而在毛邓之外。 五、三个代表能构建和谐社会吗？ 造反有理和镇压有理都不能帮和谐社会的忙。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发 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能。这位发明家说了许许多多话，但 不肯明说，他那个“始终代表”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最先进的 生产力”是毛泽东的大跃进，还是李鹏的三峡工程？“最先进的文 化”是书报检查制度，还是封锁消息的愚民政策？江泽民不肯说清 楚。 江泽民宣布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一党代表14亿，既代 表穷，又代表富，既代表贵，又代表贱，既代表造反者，又代表统治 者，既代表秦始皇，又代表陈胜吴广，还得分身去代表项羽和刘邦， 统统代表，始终代表，除非精神分裂者，谁办得到？江泽民能吗？ 江总书记的本意大概是想替本党的垄断地位找理由：我代表生产力， 就有权支配资源，不容旁人染指；我代表文化，就有权垄断真理，不 容旁人不同意；我代表最广大人民，就有权领导一切，不容别人不服 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此。其所以必 须快快载入党章和宪法，也在于此。靠这种思想去构建和谐，靠得住 吗？ 靠三个代表的党也构建不了和谐。共产党自己的历史，是一部在党中 央领导下唯恐天下不乱的历史，跟“和谐”风马牛不相及。它自己从 来没有和谐过。毛泽东自己承认有十次路线斗争，他亲自领导但不愿 意张扬的反ＡＢ团还不在这十次之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所不 用其极。对“同志”如此，“敌我矛盾”自不必说。邓小平不甘心落 后，制造了天安门血案。江泽民也不甘心落后，制造了法轮功事件。 这种争先恐后的纪录，80多年的血雨腥风，证明不了它有领导和谐社 会的品格。不仅如此，它在中国坚持实行一党专制，因此而成为中国 社会当之无愧的不和谐因素。中国的腐败，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到 处蔓延？因为一党专制从“6．4”以来，始终严厉镇压民主力量，把 反腐败的权力绝对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中国的贫富矛盾为什么如 此尖锐？因为一党专制异化了市场经济，垄断了全国一切大资源、大 信息、大机会、大进大出、大吞大吐的分配。中国的选举为什么成了 不准选择、不准竞争的“等额选举”？因为一党专制除一手操纵外， 别无民望和自信。 中国的公民为什么没有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因为一党专制害怕自 由，因为自由的力量比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更坚韧更强大。为什么中 国的宪法只是一纸具文，因为一党专制早已无法无天惯了。在创造不 和谐纪录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足以和一党专制并驾齐 驱。 我主张与人为善，迫使它弃旧图新，鼓励它改弦易辙；但是，不可以 听任它冒充救世主。 六、废除一党专制，中国总体上就和谐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不了和谐；三个代 表的党，领导不了和谐。谁能把和谐社会领导或者设计出来？人类社 会是多元的有机体，不是单元体。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迁，离不开全 体成员的互动，离不开争执和妥协，制衡和合作。任何一个人、一个 党、一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各有各的极限。领导木偶剧团是可能的， 设计傀儡戏是办得到的；说到人类社会的“构建”，我看谁也没有这 种能耐。如果有，请中央宣传部改写党歌，废除《国际歌》，改唱 《从来就离不开救世主》。坚持专制独裁的力量，想领导和设计和谐 社会，比骆驼钻过针眼还难。否则的话，秦始皇，希特勒，蒋介石， 毛泽东，邓小平，个个都是超级大国的第一流大政治家，早就把和谐 社会构建出来了，哪用等到今天！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怎么办？这也是千锤百 炼的一家之言，如能实现，岂不很好？大家都会乐见其成。回顾毛泽 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作过不知道多少决策，大到构建人民公社，小 到构建无麻雀无苍蝇社会，当时统统响彻云霄，后来一概销声匿迹。 逝者如斯夫，不必太当真。 中共中央这个集体，它的委员起码是一省之长或一部之长，无疑有资 格代表中国的极强势、最强势力量。要求极上层和最上层人士去“始 终代表”最底层受歧视、受打压、受损害的平民，很难做到。从法理 上说，作为政党，他们没有权力构建老百姓。作为公民，他们自己能 做到遵守国法，少出些陈良宇，就很好了。作为本党最高领导机关， 他们应该领导和设计出一个计划来，由一党专制向现代政党转型，与 国际政治制度接轨。这是它分内的责任，也是它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 有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我认为。 最近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新概念，叫做“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 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我赞成“各得其所”：三权分立，不受党权控 制；市场依法自由竞争，不受党权控制；媒体独立行使舆论职权，不 受党权控制；公民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党权控制。党要 管党，不得干预政府，不得操纵市场，不得干涉非党媒体，不得搞马 克思切齿痛恨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得限制本党以外的候选人的提名和 参选，不得向专政机关发号施令抓谁放谁，不得给法官定调子，不得 干涉律师依法行使业务，不得随心所欲拿“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钳 制记者和吓唬老百姓，不得假借“颠覆”的罪名压制公民集会结社和 游行示威的权利，不得以国防军充作党卫军用，不得把纳税人的贡献 充当党的活动经费。总而言之，主权在民，党不治国，党国分开，党 要管党。 以上所说，都不是新东西。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中共党章总纲中的一 句话：“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言简意赅， 重要之极，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中国各种大劫大难的全部教训。如果早 在50年前就这样做，中国早就和谐了。为今之计，仍然以早做为好， 早做早和谐，不做不和谐。只要中共不再以毛泽东的无法无天为光 荣，为榜样，从此弃旧图新，尊重自己的党章，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 律，人民肯定能够得到新生，共产党自己也肯定能够得到新生。这是 人民和党共同需要的“各得其所”，是双赢，和谐就有了，活力也就 有了。舍此而想“构建和谐社会”，好比缘木求鱼，恐怕是实现不了 的，你说呢？ 〔原载《争鸣》杂志，2006年11月号。推荐者：（北加州）张伟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如何走出维权的困境 关于民权运动的思考 贺伟华 各阶层民众为自身利益的集体和平行动，既是对自身民主素质的累积 与锤炼；也是民主政治的希望与基础。 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与反思 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民主事业追求当中，也许还没哪一年象今天这 样，遭遇到超越于想象的重大挫折。维权界三大领袖人物陈光诚被判 刑，高智晟、郭飞熊被正式逮捕。湖南的维权勇士周志荣被拘留至 今；异议人士力虹、郭起真、陈树庆等人先后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逮 捕判刑；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张子霖等遭受到暴打与强制圈禁。 面对灾难与挫折，我不禁反思起过去两年民主事业的起起落落，反省 我们基于宏大理想的理性构筑与追求是否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哈 耶克说：“原本想引导人们获得自由与幸福，却不曾想步入地狱之 门！”绝对理性建构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难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 种理性构建给人类的伤害还不够吗？ 民主事业的追求应该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一样，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 程。在现实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公开的政治运动、两军对垒、阵前 叫骂只能导致无谓的牺牲、消耗资源，这是当局最愿意看到的。由 此，我就民主与维权的策略与原则等问题，与网友们开展了交流，有 朋友提出了三公开与三不原则，就是“公开信仰，公开传播，公开活 动；不暴力，不秘密，不组织”。这应该是以往维权普遍遵循的原 则，但也是把自己暴露于政府的自杀行为。 当我们都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与打压的危险境地时，该如何开展工作、 如何应对？这时我想到了“非政治的政治；非颠覆的颠覆”，且有一 些的惨痛教训与经验： １、非政治的政治 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人类智慧的有限性，人既是有限的理性存在； 也是一个感性存在体。有时人会很理机智，但有的时候会很冲动。记 得当局曾经用鱼雷在我游泳的水域后方炸鱼，我惊恐愤怒地立刻回到 电脑前，写出充满愤火的文章，这时理智丧失，不再考虑后果。心情 平静下来，我才恢复理智思考。由此我感到，如果把民主事业寄托于 某一个所谓超人或领袖的宏大规划，后果也许相当严重。 当法轮功学员秘密把《九评》送到每家每户门前时，我们却乐观地秉 承三公开原则行事。为什么？不过就是因为自己现在还不是被镇压的 对象。因此，要总结维权运动的教训，首先应该反省我等以往的错误 判断。原本认为只要有了我们维权精英，只要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四 方响应。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大陆参与维权绝食的人，只是那些良心 知识分子。法轮功走群众路线，秘密行动，承担了使命；而选择了公 开抗争的精英，结果是受制于当局。 民主运动绝不应该重复烈士赴死的悲壮；也不应该是政治目的明确的 公开叫板，它应该是非政治的政治。用人们自发追求自由、财富与幸 福的内在渴望与动力，逐步累积；用非政治的手段来完成政治的目 的；用有限的可欲目标累积来实现宏大理想；用正义、人道与良知， 引导大众。 康德说得好：人既是受制于自然法则、基于本能而赴利避害的动物； 也是一个能够超越于本能，遵循道德原则，用良知的力量追求自由信 仰的道德存在。能够成为理想的道德存在，当然可喜可贺；然而，受 制于生存本能而追求幸福也无可厚非。民主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恰 恰是因为它保障人们的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 我相信各阶层民众为自身利益的集体和平行动，既是对自身民主素质 的累积与锤炼；也是民主政治的希望与基础。当人们怪罪于民众的自 利、无献身于民主事业的道德勇气时，我们应该反省的89学潮以来累 战累败的原因。民主不是道德运动；不是理想主义的说教，精英化的 民运没有出路。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点，民主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绝 望而推迟到来，一个非政治的不公开政治运动，早已经稳步推进，控 制着历史的进程。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九评》被暗中送到 千家万户之后，有些人选择了退党；而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自保、沉 默。选择退党者当然是非分明、道德高尚，但是从此他变成了重点打 压与监控的对象，而少了许多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 体制外与体制内的隐秘联合的非政治行动，意义重大！今后，中国的 民主化道路，必将是非政治的政治；非颠覆的颠覆。公开叫板的政治 运动将孤立于民众，而步入困境。这是我们用维权斗士的苦难、民主 战士的不幸换来的惨痛教训。 ２、维权的模式 以往，在官民冲突中，我们救济与援助的模式是：海外媒体的曝光、 国际声援的支持，然后是知名律师的司法救济、体制外知识精英的声 援。而最最需要的体制内代言人没有；最最需要的国内新闻报道没 有。在问题国际化、公开化、政治化之后，体制内的援助通道被堵 塞。即使自知理亏，当局出于面子也不会屈从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或 律师于国际声援下的挑战，而做出任何的理性退让。从而在某种程度 上导致了维权的受挫。 如果我们能够换位思维，采取另外一种思路，也许情况就大为改观： 官民冲突事件的消息首先在国际上被秘密掌握，然后通过有影响的机 构反馈到体制内良知人士之手，然后在民众秘密代言人与体制内外良 知人士的秘密组织策划下，国内相关媒体的同步及时报道；然后是组 织全社会同等遭遇者的同步抗议，造成既成事实的国内民众巨大反 响。这时体制内代言人提出相关的制度更新解救办法；提出相关的法 案。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不给官方造成任何的国际操控与政治化的印 象，以促进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却实质上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与 组织的密切配合与暗中支持。当一切都在和平、非暴力的理性范围内 发展时，地方当局与黑社会暴力打压的可能性降低。一切都有可能作 为“人民内部矛盾”而获得解决的机会。在此，社会的力量、体制内 的力量、法学家的力量与国际力量四位一体的发挥着协同配合的作 用，达至一个共同推进法治进程、民主化的目标。也许这种维权模也 许比英雄赴难式的悲壮维权好得多。 ３、民主运动的危险禁区 要避免血腥镇压、避免人员伤亡，我们对政府及地方当局黑社会镇压 手段、行为方式及可能采取的行动必须进行精确的评估与预测，绝不 打无准备之仗；更不打当局有准备之仗。 定州血案、汕尾东洲大屠杀，都是官商蓄谋已久、带着屠刀准备杀人 的屠杀事件，这时，民众应该避其锋芒，做好理性周旋的准备；突发 性的民众群发事件当局却无法意料、没有准备。这时，即使发生了打 砸抢、甚至冲击政府与派出所、推翻警车也很少遭遇镇压。这给出了 我们一个启示与经验，突发事件政府最头痛，如果能够策动全国性突 发事件，当局首尾不能相顾，只有妥协。 禁区之二是政府所监控的上了黑名单的民主人士，不能再公开组织参 与任何的民众群发事件。对知名政治异议人士、知识分子直接介入的 官民冲突，当局最为敏感。结果可能是被当局有选择的打压，维权失 败。我们不要幻想当局会容忍政治异端的所谓公开“煽动”！在此， 秘密的策划与暗中支持比公开好得多。知名民主人士参与维权必须走 隐秘的地下策划道路，今后的对策是思想上与民众的广泛沟通；行动 上与事件保持距离，避免因为自己的公开介入而导致事件的失败。 禁区之三：民主运动不需要领袖：在高智晟、郭飞熊被捕之后，《自 由中国论坛》的坛主方应看马上提出了选谁做下一个维权领袖的问 题。在我们正反省过去对高、郭两位律师的共同敬仰是否理智？是否 由此最终导致了他们的个人不幸时，我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好象在 问：“谁是下一个被屠宰的对象！” 诚然，作为被践踏的平民百姓、我们渴望救世主、渴望救世主、渴望 青天再世。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当中国的良心与正义被 消灭殆尽时，也就是邪恶政府、专制暴政、腐败官僚弹冠相庆之时。 有资格做下一个维权领袖的人是谁？我想非范亚峰、赵昕、胡佳、黄 琦等人莫属。然而在他们成为民主的旗帜、维权界的领袖时，被监 禁、逮捕与打压的时候就来了。在我们还刚寄希望于范、赵、胡、黄 等先生主持正义抗拒强权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因此谁应该做领 袖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选一个领袖的话，那也只能在国外，必须摆 脱当局的控制，才可能不受干扰的正常思考与组织策划。 二、维权内涵与外延的变迁 记得大约半年以前，曾与赵昕兄一起讨论过我们追求民主事业在现实 生活中应该如何操作，其中赵兄就民运提出了他的看法，当时我颇为 赞同。就是无论是捍卫公民自由权利，还是追求民主权权利、参政议 政；无论是律师维权，还是参选人大，还是集体上访、静坐、罢工等 等，我们都应该称之为公民权利捍卫运动，而不能称之为民主运动或 民运。当时的考量是出于公民维权这个称谓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天然合 法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与国家体制的法治转型合拍，与颠覆国家 政权无关。而民运则让许多人听起来都感到害怕，人们不禁会由此想 到血腥镇压、想到“6．4”，更不要说参与了。 于是，基于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民主运动的需要，维权的内涵与外延不 断的扩张，从消费者维权扩展到官民冲突的法庭调解与诉讼；从与公 民私域权利捍卫有关的一切被侵权事件扩展到与公民政治自由的相关 的选举、政治异议、监督政府的新闻自由甚至民间非政府团体或组织 的建立等等，几乎涵盖一切与民主法治追求相关的事件。从此，报社 员工集体罢工抗议政府强制罢免新闻编辑或新闻管制叫维权；基层民 主选举与民主建设叫维权；民众集体上访与突发事件等等都叫维权。 当时的策略与考量是合理的，甚至是相当智慧的。只有把捍卫公民民 权的旗帜打出来，才可能给予人们勇敢参与的勇气与动力，才可能把 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尽快做好。然而，如今时过境迁，原本认为最安 全、最可靠的名称突然之间变成了政府镇压与绑架的代名词；变成了 “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公民维权运动”这一称谓的号召 力丧失，凡与维权沾边的人要么逮捕、要么被软禁监控，反倒是不求 助于法律诉讼的下岗职工集体静坐、报社员工罢工、民众突发事件等 等自然得多、安全得多。 在此公民权利运动被从严从重打压的情境下，我认为有必要对“维 权”的定义进行重新的界定，把对抗国家主权的人民主权事业从被镇 压心理恐惧中解救出来。从此，民主事业我们既可以称之为为主权在 民事业；也可以称之为民有民治运动等等，或者干脆就化整为零，不 给政府以任何镇压的借口，不用任何可能招致不必要麻烦的“运动” 名词。这样既可以为今后法律维权工作的继续开展下去清除不必要的 障碍，减轻法律从业者的心理负担，；也可以减少政府打压的可能性 与必要性。 在我看来，维权的本意应该是公民通过法律手段与程序，抗拒国家公 权力侵害的司法诉讼与调解行为，它起于官民冲突，止于法庭调解与 裁决。凡没有求助于法律手段的、或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或司法程 序无法调解的有关公民权利、利益与自由的纷争，都应该剥离出来， 还它们以真实本来面目。从此，体制内的调解与体制外的抗争划清界 限，不再为政府打压维权提供借口，也不再为政府以镇压维权的名义 伤及无辜而坐实其凭证。 三、主权在民运动的临界风险 如何把主权在民事业被镇压的风险降低到临界最低点，一直以来，是 我辗转反侧而思考的中心，想来想去，只有条块分割的精细分工与步 调一致的广泛配合才可能是最安全的，从此，民主运动没有公开的重 点、没有领袖的中心、没有公开而清晰的战线，任何地方、任何方面 都在抗争；任何层面、任何人都可能取得突破。这时，政府才无从下 手，无法镇压。 具体到每一个人，需要的是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一个人只要求他 做尽量少的一件事，只有实际行动者低调不张扬、政治异议者张扬不 行动、传播思想者不组织运动、具体行动策划者不参与、组织指挥者 随机应变、参与行动者高度自律与配合、行动策划与指挥中心不在国 内时；只有对政府镇压可能性进行精确的评估与预测，在临界暴力镇 压点的安全区域内行事，才能把被镇压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只有 用可以可能实现的有限目标去逐步推进无比宏大的伟大事业时才可能 得到政府的容忍与妥协，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真正能够获 得广泛民意支持与社会同情的事件才是启动全社会联动抗争的最好契 机；只有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真实事件才可能赋予人们联合行动的内 在动力；只有人们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政府强制力量是如何的高度分工 与配合时，我们才会明白现代意义的系统工程之精细分工与配合的重 要性。我们才不至于用一盘散沙的社会力量去抗拒专业化的国家体制 性强权暴力。 许多时候，我经常这么想，如果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郭飞熊与广东 太石村的村民进行的法律维权事件是通过远程教学性质的网络遥控进 行的，他在指导着村民的每一步行动的同时，都不直接介入事件。他 可以通过电脑摄像小镜头了解现场情况；他可以及时的根据情况变化 做出相应的决定、提出相应的建议；因为发起罢官选举的村民对事件 的时间与工作计划安排都掌握着主动权，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进行事 先的策划，他可以不用出面而操控整个事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既可能给飞熊今后开展更多有益的工作创造条件； 事件本身又可能在不引起政府关注的情况下顺利的开展下去。只有这 一维权事件取得成功之后的才公之于众、大放异彩时，我想它的正面 效果才是最好的。许多事例已经证明了，只要不过于出格，政府有时 可以容忍农民的自发维权，工农阶层的自发反抗具有着某种天然的合 法性。但政府却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直接介入与公开策动，更惧怕国 际化的成功事件；更惧怕事件政治化后的连带影响。想想国内民众群 情激愤下推翻警车、冲击政府等突发事件所受的惩罚，再对比参与维 权被抓的正义知识分子遭遇。我们发现民众抗争的广泛社会同情与天 然合法性所在。今后知识分子对民众抗争的指导也许应该从公开走向 地下。 再回顾高律师的三封告国家领导公开信，如果高律师只是作为事件真 相的调查者与笔录者，行使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正常职责，而把公开信 由远在国外的郭国汀律师来撰写发布，那么即使是他提供了相关的录 音、录像、笔录材料，即使他在所有材料上签字画押，他也许不会象 今天这样，被关进监狱；也许今天他还和其朋友范亚峰、滕彪等一 起，在讨论现行政府的刚性与柔性，在为法治建设的推进出谋划策。 如果这样，公开信的效果也不见得会减少。由此，我得以感到配合与 精细化分工是如此的重要，它可以把风险由广泛参与下的大家分担来 实现化整为零。 对过去维权工作的分析与总结不是为了否认以往的成就，而是从安全 的角度出发，为主权在民的民主事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过去 几年来中国维权运动的兴起意义重大，可以说光彩夺目、意义重大， 也正因为如此，我想总结其中存在的操作性、技术性问题也很重要， 以上是我个人的不成熟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四、个案维权的局限性 为什么高智晟律师要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为什么他要跳出现行 的法律框架与范围而身体力行的进行体制外抗争？为什么他最后要提 出公民权利运动的“四化”原则？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看到，在一个 没有司法正义的国家；在现行的法制框架中；在一个没有法律信仰的 国度，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其正义法律人理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能 够通过正常的司法裁决与调解为民伸冤的成功案例极其有限；有机会 获得司法救济的民告官案件更是少之又少。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99%以上的官民冲突案件，受害民众是没有 资金也没有勇气通过民告官的打官司来维护自身权益、伸张正义的； 在每五分钟就发生一起的官民利益冲突事件的人治强权社会里，有勇 气站出来为百姓公开伸张正义的律师，也不到一百人次。大量民众受 伤害事件石沉冤海，没有伸张正义的可能。 记得大约2003年前后，我因受迫害事件而到湖南省委上访，被赶出来 以后，我来到了省委旁边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看了我的告状 信后，热情洋溢而满怀信心的对我说：“你的个案很有价值，我不仅 要为你伸张正义、平冤昭雪，还有办法把你的这些经历发表到‘内 参’上去。”我当时听了之后热泪盈眶、感动不已。认为终于找到了 青天。却没有想到楼下警笛突然鸣叫，上来的人把他叫过去说了几句 话后，他再回来时，就已经是哭丧着脸不好意思的对我说：“你的情 况特别，我没有这个勇气受理了。” 如今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在强权者侵害弱势群体利益之前，早 就做好了预先的安排与周密的计划，对受害者可能的行为也已经设计 好防范对策。无论如何，受害者都无法摆脱强权者的势力范围而寻找 到真正的外援。律师在恐吓与警告下正义感的丧失已经成了中国司法 界的普遍精神征候。在中国因为受迫害而上访，因为上访被认为不安 分、受到进一步迫害的人又有多少？他们什么时候又有过司法救济的 机会？ 我原来所在的单位耒阳市面粉厂建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当代后，由 于后某粮食局长的贪赃枉法，以招商引资为由，把个投资了上千万的 工厂全部卖掉；产房、宿舍与粮库被推土机推平；工人集体下岗。然 而最不幸的是，至今原厂厂区内还是空地一块，没有引进一分钱资 金。用银行贷款买下土地的官商与官员私分资产后，用几千或上万元 的买断费与下岗工人一次结清。结果，引起了工人的不满与集体抗 争。他们没有钱打官司，他们只能在粮食局门前静坐，也发生过官民 冲突，事件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 半年以前路遇原厂同事曾师傅，说起了他们前几年的不断抗争事件， 说起了某某局长的贪赃枉法，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挖他三代祖坟。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国家一级粮库要推倒？即使是承包给工 人，单位一年也有几十万的收入；他们不明白这么好的车间为什么要 铲平？即使是给员工入股私人经营也好于现在；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 辈子为单位工作，不是成企业的主人，而是成为国家的弃儿？ 近一年来，我父亲的一个企业同事罗某经常的登门拜访，哭诉其祖传 百年老屋被强制拆迁的辛酸灾难。他原本是机械厂的副厂长，苗正根 红的老党员，却在政府的城市化建设中房屋被拆，至今所获得的唯一 补偿是一张十万元的白条，还有一张市长的批字。我曾经提醒他请律 师告状；或把受侵害的经历公之于众，都被他的绝望所否认。“遇上 这样的流氓强盗政府，律师也好、舆论也好，都没有用。何况现在律 师自身安全都难保！” 在我身边发生的官民冲突许许多多，我却找不出哪一件个案是通过司 法救济、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只要不为虎作伥，就是好事了，真正 象高、郭等律师那样，有勇气受理这类案件的律师可谓凤毛麟角。而 导致某些事件得以平息，问题得以解决的真正原因，还是民众联合抗 争的力量，官民之间形成某种妥协与谅解，是力量抗衡的结果。能联 合起来形成力量者或许能够保障些许权益，孤苦无告者注定受尽伤 害，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此，凸显出公民个案维权的局限性，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在现行的 权力结构中，没有“正义与公道”的位置，没有维权律师说话的余 地。而真正能够捍卫弱势群体利益的途径，还是广泛联合的体制外抗 争。在这里，知识分子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高、郭律师最终 都跳出了个案法庭维权的狭小空间，而在民众的组织化、街头化体制 外抗争中寻找希望与出路的原因。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台湾，就有民众街头政治运动的传统，其指导思 想就是“边缘化暴力理论”。意指把民主运动进行到政府将要镇压却 不能镇压的的边缘线的安全区域以内，人们最终用联合而自律的理性 力量强制蒋经国总统放弃威权统治，还政于民。如今我们再看看施明 德所领导的台湾人民百万倒扁运动，再看看这些理性人们面对暴力的 自律与不妥协精神，我们就得以明白台湾黑暗的威权统治时代得以终 结的真正终极力量所在。也得以看到足以抗衡当局真正的力量究竟在 哪里？ 当人们提醒我中国的未来必将是千年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时；当居心叵 测者向我们兜售所谓的中国君主立宪骗局时。我既明白“胡温”新政 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也明白铲除“上海帮”，重建民众信任与权力基 础乃至于最终铲除江氏官僚体系，都是建立封建帝制的前期铺垫。腐 败的江氏官僚体系被彻底清剿之日，也就是帝制的胡温新政之时。同 时，也是中国主权在民民主运动的历史性契机。中国民主运动只有跳 出当局所打压掌控的个案维权误区，吸收个案维权的理性精神与非暴 力思想，走社会联动之路，走台湾民主化的道路。才是实现主权在民 民主宪政的希望所在。 〔原载《人与人权》。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认识逻辑的发展 牟传珩 就认识逻辑本身的发展而言，古希腊的哲人为此曾做出了贡献。苏格 拉底最早给出了概念定义的确定性，柏拉图为先验理念的同一给出了 确立性，而亚里斯多德则为真理的立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即他的 “形式逻辑”建树。亚里斯多德最早把推论作为研究对象，并由此建 立起三段论式逻辑方法。这是人类最早形成的逻辑模式，即个别和一 般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但这种矛盾关系没有上升到本质的高度。单 一、特殊、普遍三个环节是平列关系，彼此之间处在外部联系中。形 式逻辑在认识深度上局限在质料和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显然，这 是停留在直接抽象的知性观点。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 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则主张把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结合起来，把理 论与实际统一起来，通过记录一切发生的事实，进行观察、实验，加 以排列、分类、归纳，最后总结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于是培根的“归 纳逻辑”，又对逻辑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如果说培根的归纳逻辑 尚属于形式逻辑范围以内的发展，而康德的“先验逻辑”则开始了对 逻辑的哲学性改造。这是一次伟大的逻辑革命。 其实，康德的逻辑建树也可以说和培根的“归纳逻辑”相衔接，但其 先验逻辑体系研究的是一切不与认识对象相关，而与我们认识对象的 那种一定会先天可能的方式相关的知识，这就是“先验”的概念。他 写道：“一个由这样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可以被称为先验哲学”。“先 验哲学是表示一门科学的观念，纯粹理性批判依据建筑艺术，即根据 各种原理，抱着给构成这座大厦的一切部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完全提 供保证的态度，要给这门科学制定出完整的规划。”于是，康德要建 立的先验逻辑虽然也象传统逻辑一样，不研究知识的经验内容，但与 传统逻辑根本不同则在于，它并不剥离知识的所有内容，而是研究知 识形成的先验内容，即规定知识的来源、范围和其客观有效性。康德 所谓“先验逻辑”，实际上就是把思维形式与认识对象相结合所形成 的“知识逻辑”，也可以说是“知识论的逻辑”，它不仅涉及获得知 识的思维形式，而且涉及知识本身的内容，是形式与内容的合二为 一。正是从这一意义理解，“先验逻辑”又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合 二为一逻辑”。 康德认为，传统的形式逻辑是分析的，它以不出现矛盾为基础，因而 不能提供真理的充分条件。他认为自己的先验逻辑是综合的，是把思 维形式与认识对象相结合，能够提供通往真理的逻辑。康德的“二律 背反”逻辑说，实际上已含有了思维如何把握世界的有限与无限、简 单与复杂、自由与必然等辩证的认识问题。我们把康德论证“先天综 合判断”之可能性的理论，视为“归纳”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即解决 “杂多”归于“一”的问题。康德的“综合”，就是把经验中之“感 性直观”合起来，提升到理性中去，使之成为“必然之知识”；于是 “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问题，便成为理性以逻辑形式合并了 知识内容的关键之所在。由此逻辑与知识论便有了结合的连接点，成 为“合二为一”的事实。康德的逻辑菱形结构表，展示出来的逻辑关 系就是哲学理论中的“合”逻辑。康德“先验逻辑”的合二为一倾向 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从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产生出 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在先验逻辑里，一切意识、表象和范畴都是受自 我或纯粹自我意识的制约的，所以，这不仅揭示了知识的先验来源， 而且给先验逻辑的构筑建立了坚实基础；其二，在论证统觉的综合统 一是整个人类知识的最高原理时，不仅克服了传统逻辑和传统哲学中 的片面分析观点与片面综合观点，而且为所知对象的分化与整合开辟 了合二为一的方向。 但在康德哲学中，现象与本体的截然分离，使他的先验逻辑未能有机 地贯彻到底，以至于他在“形而上”没有巩固好自己的理论阵地，因 此，他虽然建立了先验哲学，却没有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此 外，康德的“二律背反律”已包含了辩证的思想，但却对辩证法持否 定态度。他认为辩证法指的是导致产生悖论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维方 法，并由此引出了四对“二律背反”。这便导致了康德哲学体系陷于 了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 被康德称之为“辩证的幻相”的辩证法，在坚持“世界本质矛盾论” 的黑格尔那里，则升华出“辩证逻辑”。黑格尔为了克服思维规律所 规定的思维当中不应包含矛盾成分的戒律，干脆回避形式逻辑规律是 思维的基本规律的观点。黑格尔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 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 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 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 馆1966年版）“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 业的推动原则”（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在黑 格尔看来，矛盾按照辩证法的原则和方式来发展自己，展现自己，成 为世界的实在和思维的精神。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体系里，形式逻辑 和辩证逻辑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其实康德的先验逻辑是本质，亚里 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是它的两种表现形式，是动 静两种逻辑形式的各个方面。形式逻辑主要反映“概念逻辑”问题与 相关原理，而辩证逻辑则主要反映“关系逻辑”问题与相关原理。辩 证逻辑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发生于思维中的抽象形式，对外部世 界进行概括的、近似的、本质的反映。它的基本特征是把对象看作一 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考察 对象。这种逻辑既不同于把对象看作是静止、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 式，也区别于固定的、常规的思维形式从静态角度认识对象的传统逻 辑。 其实辩证思维并不是黑格尔所独创，从古希腊时就有人开始考察外部 世界的辩证运动并转向研究人类思维自身的概念运动，最著名的就是 当时的爱利亚学派。爱利亚的芝诺曾在对运动可能性的诘难中，从反 面揭示了作为矛盾现象的客观运动与思维如何反映运动这两者之间的 矛盾。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柏拉图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普遍 概念的思想和论辩术，开始把理念看作独立于感性事物的普遍的实 体，并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把握了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区别、联系 和互为转化的问题。而亚里士多德在更具建树性地创立传统逻辑的同 时，又为后人发展辩证逻辑范畴体系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如范 畴的相互联系和流动等思想。从15世纪下半叶起，近代自然科学逐渐 兴起，人们开始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但由于形而上 学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实质上妨碍了辩证思维的发展。到18世纪末 和19世纪初，随着圆科学的进步，本能地要求对自然现象和科学各部 门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于是便为辩证思维的发展拓宽 了空间。这才是黑格尔发展辩证法体系的时代所以然。在中国，古代 《太极图》就是辩证圆思维的结晶。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已经有 了某种程度上对概念与对象相符合与变化问题的思考。《老子》关于 “正言若反”的提法，就包含着对立转换概念的思想。惠施也有概念 的变化性与相对性的言论。公孙龙更注重概念的确定性、绝对性。而 荀子则直接提出了概念与对象的统一性，既静又动的关系构成矛盾且 不断发展、变化。他关于“辩合”、“符验”和“解蔽”的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抽象与还原、归纳与演绎的对立 统一的意义。在古印度，哲学史上也存在生与灭、断与常、有与无、 同与异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探讨。 东方圆和新哲学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不过是人类所有辩证思想 的总结性发展。黑格尔哲学把辩证法提升到时代的统治地位，以至于 走向了不仅排斥本质上要求统一的“形式逻辑”，也排斥了要求思维 形式与认识对象合二为一的“先验逻辑”。黑格尔坚持“一切都是矛 盾”的辩证观点，因而也就否定了矛盾观点的自身──与矛盾性相对 立的不矛盾性的存在。思维逻辑的发展，从亚里斯多德直接抽象的形 式逻辑，到康德的间接抽象的先验逻辑（从质到量的），再到黑格尔 中介异化的辩证逻辑（从静到动的），最终走向了用于排解矛盾的逻 辑来肯定矛盾的逻辑悖论。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既有把握真实运动的一 面，又有偏离形式逻辑规则的一面。他将逻辑矛盾植入到概念之中， 希望以这种手段使概念自己运动起来，这就使概念偏离了形式逻辑的 同一律。辩证逻辑反映的仅是事物关系，且只能局限在矛盾性质 之上，无法正确反映并列的、层次的、互补的、圆和的关系，只是停 留在理性的初级水平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兴世之后，竟将“辩证逻 辑”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大有神化辩证法之势，使黑格尔的辩证法 更加步入自我封闭、绝对性与排他性的教条化偏向，以至于遭到西方 现当代哲学家们的批判与颠覆。萨特就毫不隐讳地拒绝马克思的教条 主义辩证法，他说：“我们不愿把辩证法变成一种神圣规律和一种形 而上学的宿命。”（萨特《方法论》83页） 东方圆和新哲学认为，形式逻辑、先验逻辑、辩证逻辑都是人类认识 论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都对人类思维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同时又存在自身的弱点与不足，需要在哲学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补充 与发展，任何盲目排斥与神话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东方圆和新哲学在 坚持“世界本性和谐论”的同时，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但矛盾只是 和谐原理的阶段性属性），相反认为正是由于有矛盾的存在，人类才 需要用智慧去化解矛盾，人类只能遵循自然进化的圆和规律，为了克 服矛盾而去面对矛盾的。认识论作为人类的智慧之学，同样也不是为 了扩展矛盾和发挥矛盾而崇拜矛盾，认识论的使命正在于发现矛盾和 化解矛盾。因此圆和新哲学的认识逻辑，是旨在克服逻辑走向自身矛 盾的悖论，同时吸收先验逻辑的“合二为一”与辩证逻辑的“一分为 二”两者之优势，又同时扬弃两者的缺陷，“二合出三”，圆圈发展 出的系统循环逻辑，即圆和逻辑。圆和逻辑是超越停留在理性阶段的 辩证逻辑的智性逻辑。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那样严肃 《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5） 王力雄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 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 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 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 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 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 穿。达赖喇嘛这回是象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 下。那天除了ＷＡ和ＢＱ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 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 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 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 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ＷＡ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 ＷＡ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 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 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 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 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 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 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 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 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 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 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 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 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 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 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 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 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 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 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 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 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 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 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 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 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 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 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 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 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 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 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 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 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 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 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 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 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 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 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ＷＡ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 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 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 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 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 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 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 ─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 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 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 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 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 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 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 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 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 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 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 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 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 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 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 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 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 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 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 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 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 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 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 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 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象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 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 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 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 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 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 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 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 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 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 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 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 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 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 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 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 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 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 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 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 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 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 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 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 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 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 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 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 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 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 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 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 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 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 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 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 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 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 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 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 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 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 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 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 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 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 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 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 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 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ＷＡ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 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 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ＷＡ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 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 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 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 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 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 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 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 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 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 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 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 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 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 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 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 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 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 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 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 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 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 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2001年写于拉萨；2006年整理于北京）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6-10-31；http://www.chinamz.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和谐社会说文狱 萧瀚 2006年10月17日凌晨，著名学者丁东先生被北京市安全局传唤、抄 家，他的电脑主机以及数百本书籍、资料、笔记都被抄走，理由是丁 先生“危害国家安全”，他的人身自由直到当天晚上才恢复。 在任何一个公共权力被暴力垄断的国度里，“危害国家安全”都是一 条随意剥夺人们任何权利直至生命的万能罪状。丁先生无敌国之富， 亦无摄民之权，更无敲诈国际的核武器，何来危害国家安全之能？ 无他，有人怕丁先生帮助他人出版作品。 丁先生被抄家的前一天，正是何老何家栋先生仙逝的日子，何老生前 委托丁先生为他印制文集以送亲友留念。何老一生坎坷，屡陷文字 狱，晚年锥心中国未来之民主宪政的研究，出版他的文集，只能是没 有书号的那种。目前一般不涉及政治的出版，确实还算是比较自由 的，但这并非出版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本质在于直言谠议、直抒 胸臆说真话的自由。当前，在言论钳制的高压下探出脑袋出版的人们 随时都要准备好自己的书被查禁，即使如此他们的书也常常是在阉割 之后才能出版──阉割出版之后也还得做好被查禁的准备。而丁东先 生出于对这位睿智老人的敬意，更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决意帮助何老 自费出版不被阉割的文集，于是厄运降临到他和他的家庭。 和谐社会的蓝图不可谓不令人神往，但和谐社会不是靠几句空话、文 件纸糊出来的。而是要循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现代精神，循 着仁义礼智信等古老智慧点滴做事，才能逐次达到。倘若连容人说话 的雅量都没有，建设和谐社会岂非欺人之谈？ 我们很难说中共及其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言不由衷，但至少他们 在舆论上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人指出他们可能 存在的错误，一有人谈及他们的过往历史，他们就紧张，就认为有人 要谋夺他们的政权，其实大可不必。 无论对待哪个政府，中国人历来是最宽容的。历史上，无论哪个政权 犯过多大的罪孽，只要他们洗心革面，人民都能忍而不发。汉武帝穷 兵黩武、滥杀无辜，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还不 是一纸轮台诏罪己，国人就舒然不计了吗？唐德宗削藩无能以致举国 兵戈，人民颠沛流离，不也是一诏罪己，国人泪下、既往不咎了吗？ 明末政治一片漆黑，明思宗屡诏罪己，最后不还是有那么多人为他殉 葬吗？说那个时代人们愚昧也好，奴性也罢，有一点无可否认，象中 国人民这么宽恕政府恶政的民族真是举世难觅。 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相比毛时代，由于政策尚可，确实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毛暴君留下了多少苦难尚未认罪、认 错！不许人们提及，含冤的人们何以吞咽如此恶果？再加上当代政策 一些失当之举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也在以各种形式损害着千万人民的 基本权益，人们说几句有何不可？有何不合情理？ 人民的要求已经很低，只是想说说话，冒出水面透透气，吐胸中块 垒、释心中怨怼，政府何苦非要封口抄家，屡构冤狱不止呢？即使政 府对自己过往缺乏自信，不愿人提起，更不敢“下诏”罪己，也完全 可以让人说几句，怕什么？出几本政府不爱看的书，说几句政府不爱 听的话，江山社稷就会不保？消灭一切异端言论的社会，看上去很 美，但能是和谐社会吗？这点容忍之心都没有，不让人说话的社会能 和谐吗？恰恰相反，我以为中共政权唯有直面自己任何时候犯下的罪 孽或者过错，真心忏悔，才能获得人民的原谅，才能为人们接受目前 暂时的专制政治制造一点“情理”基础（当然不是合法性基础！）， 从而和平过渡到宪政民主时代，这个社会也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和谐。 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对待民间言论，一味暴力、不讲道理，大搞文字狱 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毕竟，抄家抄不出和谐社会，无数的历史事实 告诫人们，如果讳疾忌医，人也好、国家也罢，最后往往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 望当政者三思！ （2006年10月29日于追远堂） 〔原载《真话文论周刊》。提供者：（澳洲）丘岳首〕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冤旗与国旗同飞”策划者 周志荣被逮捕 黄晓敏 2006年11月1日早上，《六四天网》从湖北赤壁市获悉，周志荣今日 被逮捕。 刚刚从湖北的赤壁市获悉，湖南异议人士余志坚先生，今天清晨陪同 周志荣先生的太太一起去赤壁市公安局准备看望刑拘30天的周志荣先 生。虽然没有看见周本人却拿到了“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的逮捕通 知书。 据余志坚先生说，他们在公安局内要求面见周志荣先生，被一个自称 是要按法律程序办的李姓公安人员拒绝，捎带的衣物也是交给赤壁市 看守所警官委托送交。 余志坚在公安局的办公桌上，看见关于赤壁柳山湖镇上访冤民北京下 跪被刑拘人员的案卷，还有洪云周、谭国泰等四人。估计在未来几天 会陆续通知，将和周志荣先生遭受同样的迫害而被逮捕。 据看守所内部传出来的消息说，洪云周在襄樊于6号被逮捕入狱后， 短短的20天内体重从158斤消瘦到现在的120斤不到，估计曾经为维护 自己的权益做过多年监狱的他，身体内部有重大的疾病但是没有得到 应有的诊疗。 周志荣的太太拿到逮捕证后情绪很激动，眼泪充满盈眶久久不能说 话。她再次恳求看守所警察期望能见到自己的丈夫，但是被严词力 绝。她说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湖北赤壁，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丈夫但是 却被无情回绝，心理非常难过。亲属期望得到国内外人士对周志荣被 逮捕境遇的关注并给予道义和司法援助。 另据悉，《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获悉周志荣今日被逮捕的消息后， 立即与著名人权律师刘路（李建强）先生取得了联系，李建强立即表 示，愿意为周志荣先生提供法律服务。张鉴康律师也表示愿意参与。 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律师介入，为赤壁上访遭非法、非人性逮捕的若干 冤民提供司法服务。 2006年9月26日9点15分，北京天安门爆发了震惊海内、外的“冤旗与 国旗同飞天安门32赤壁移民今早跪地哭诉”事件。赤壁32移民到了天 安门广场国旗下面，打出了喊冤大旗，集体跪地，持续时间大约10多 分钟，后被有关人员带走。北京当局觉得大失颜面，有关方面始终怀 疑是周志荣先生、洪云周先生策划，必欲惩罚周志荣先生和洪云周先 生而后快。 〔原载《六四天网》2006-11-01。提供者：（成都）黄琦〕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湖州织里又发生群体抗议事件 范子良 30日晚，湖州织里又发生群众集体抗议事件，大约有上万名群众砸了 镇政府，玻璃窗被砸碎，办公桌翻个底朝天，公安局长的头被烟灰缸 砸破，省长的轿车被砸。目击者说：织里全镇几乎家家都有人参与这 场群体抗争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上月两次特大火灾，当局强行全镇所有公司、工厂停业 整顿，防盗窗强令拆除，由于社会治安早已破坏，治安工作没有及时 跟上，给偷盗大开方便之门； 勒令工厂企业主顾用工人必须将宿舍远离工厂，上下班要用车辆接 送，造成不便、增加开支；更有甚者，晚上查到一家业主的八岁小 孩，睡在屋里要罚款七万元，加上停业整顿造成经营者的重大损失， 据一业主讲仅他一家在停业期间损失高达三、四十万元，全镇企业主 早就义愤填膺，有气无处出，这是事件的导火线。 那天省长恰逢在织里，在驾车回程，车行至幸福路拐弯处，有人往他 车前一站，车上下来一人气势汹汹动手推站在车前的人，引发了群情 愤慨，砸了省长的坐车。据说整个事件自始至终公安不敢动手镇压， 因为抗议人群太多了，派出所警察太少，又是突发事件，来不及从周 围调集警力。 据目击者说有人在现场拍了照片、录了像。但笔者在11月1日早晨初 略浏览各大网站还未发现，事后如何处理不得而知，希望海内外媒体 亲临采访，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 （2006-11-01 09:0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纠正陈光诚一案， 是“依法治国”的开始？ 天理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山东临沂中级法院星期一裁决，陈光诚的一 审判决无效，发回沂南法院重审，接到通知的陈光诚代理律师李劲松 对本台说：临沂中级法院已经对陈光诚案做出了刑事裁定，撤销沂南 县法院刑事判决，发回沂南法院重新审理。陈光诚案事实没查清楚， 以及一审开庭程序严重违法。同时向在狱中的陈光诚宣布了这一消 息，陈光诚要求继续由李劲松律师任辩护人。李律师近期将会前往临 沂会见陈光诚。 34岁的陈光诚自幼失明，他自学法律，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今年 5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因揭露临沂当局 执行侵权的计划生育政策黑幕，于去年9月起被当局软禁。今年6月被 以“故意破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罪”逮捕。政府在众多舆论谴责 下，依然对他进行非法拘捕和审判。一审时由于官方在没有辩护、质 证的情况下，宣判陈光诚罪名成立判刑四年零三个月。 中国十亿农民是中国目前社会最低层的群体，也是现中国迫在眉睫产 生动荡的因素。农村的整体贫困，农民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 这样就导致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失败。加上国家对农村文化教育 的投入严重不足，至使农村的国民素质越来越低下。加上农村农民的 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农村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地方政 府为了他们的政绩，做出一系列执法犯法的行为来，这样，陈光诚他 们作为草根维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基本人权的对抗行动，客观上为现政 权出了道难题。均遭到当局的野蛮镇压。其实，对于中共上层而言， 它完全可以避开制度上的问题而将镇压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严厉处 理一两个违法的官员，同时正好有借口削弱地方的权力，引导农民的 维权行动和他们的政治诉求能够在法制的框架内完成，以达到当局所 谓社会和谐的目的。但是，临沂当局却与胡温依法治国的国策背道而 驰，不仅不按法律上的框架内处理陈光诚所揭露的违法罪行，反而对 陈光诚等维权人士大打出手，连来声援陈光诚维权的人也进行殴打、 恐吓、非法拘禁。更加可耻的是，利用黑社会手法对付维权人士，公 安、司法的黑暗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高高悬着的国徽下，干的却 是见不得人的黑社会勾当。一个地方的政法机关如此黑暗，法治良知 失尽，临沂这个地方的人民还能活得下去？ 临沂的党政官员，如果他们不诚信，说明临沂的政府也不诚信。如果 他们是黑社会，说明临沂的政府也是黑社会。如此种种的行为表明， 政府就是黑社会行为的始作俑者。而相关的所谓监督部门不让此类丑 陋的事件曝光，政府诚信就变得岌岌可危。政府诚信的好坏，关系到 社会的道德与政策和法律的公正。所以，面对一个无法无天的黑社会 般的政府，整个社会的公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这样的政府就算天天 说是依法治国，也只能治理出一个无法无天的黑社会。 人不守法则法制无效。同样理由，政府也一样。所以，要改变这种现 状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如果制度完善了，也就不会出现陈光诚维护正 义反入狱这种情况了。若是没有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来监督政府的施 政，好官也难免会变成贪官。在中国的一党专制下，只要有利益，有 权力。什么法律也可置之脑后，因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 最后，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表示，“当时连为陈光诚他们提供法 律援助的律师和志愿者，都遭到驱赶、殴打、恐吓、非法拘禁等等， 这次一审裁决作废，有赖各方的努力，其中也包括体制内的正义官 员”。李劲松最后表示：“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个案阶段性的胜 利，其实是正在践行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现在文明理念的党中央的 胜利，也是全国深受贪官污吏迫害，还在坚定地护法维权的人民的胜 利，而且这也是世界文明正义力量的胜利。” 是否是“文明正义力量”的胜利？那么我们就试目以待吧。希望就是 了…… （2006-11-0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程翔上诉，中国法院拒绝开庭 记者无国界 中国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新加坡《海峡时报》特派员程翔案的上诉， 记者无疆界组织表示愤怒。 程翔因所谓间谍案于8月被判五年徒刑，并被处予重罚。 “剥夺一个诚实记者的辩护权的时候，司法当局不得不害怕的是”， 该新闻自由组织说，“这无异于向公众显示，除了下级法院的粗糙拙 劣审理，政治案子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了维持不公正判决，甚至连开庭 这走走过场都免了”。 记者无国界组织并表示：“我们提请温家宝总理注意，他说过他有信 心法院会公正审理此案，并确认会公开审理，被告也将获得充分辩 护。” 程翔律师披露了北京上诉法院不开庭审理的决定。程翔的太太刘敏仪 今天表示“失望”，她告诉记者无疆界：“他们已经剥夺了我们的辩 护可能，程翔为之工作的台湾的基金会不是间谍机构”。 程翔律师说上诉程序应在11月份内完成，可以肯定不久就会有“维持 原判”的结果。中国法律允许上诉法庭无需开庭，如果它认为初审 “证据充分”。 程翔，新加坡《海峡时报》特约记者，坚持自己无罪，于9月8日提起 上诉。据报自去年4月被逮捕后，他的健康状况也持续恶化。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2006年10月31日） 〔转载自《六四天网》2006-11-01 提供者：（成都）黄琦〕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住手，不要向“右派”开刀！ 李昌玉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胡锦涛总书记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决 议获得全党全国响应的当下，北京却发生了国安警察到工厂查封《何 家栋文集》，到编辑这部文集的学者丁东的家里抄家的恶性事件，令 人意外，令人惊讶！ 读了何家栋的妻子陈蓓写的《又是一个未了的心愿》和丁东的妻子邢 小群写的《抄家亲历记──附何家栋访谈》之后，我虽然写了《依靠 思想禁锢岂能构建和谐社会？》，但是还有许多话要说。 这次查封《何家栋文集》是在何家栋去世的第二天。何家栋是何许 人？他是一个老右派。谁打他的右派？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毛泽东。毛 泽东责无旁贷。自从1979年，给万分之9,999的右派“改正”错划以 来，中间经过了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已经有二十七、八年 了，好象还没有因为言论问题，再整肃一个曾经的右派。现在，在高 倡创建和谐社会的胡锦涛总书记手上，却发生了因为要追究言论而整 肃老右派，株连相关学者这样的事件。请问，这个事件严重不严重？ 恶劣不恶劣？ 1981年党和军方保守派发动的第一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 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1987年的第三次 “反自由化”运动，最先开除的三名知识分子就有两名是1957年的右 派（王若望、刘宾雁），一位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人（方励 之）。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甚至一度决定把1981年那 场“反自由化”运动发展为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运动，只因 阻力太大、后果不堪设想才作罢。 50年前，以言论罪、思想罪、文字罪，在我们这个既具有古老的文 明，又具有文字狱的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将55万余名知识分子兴师问 罪，打成右派分子，实行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许多人弄得家破 人亡，妻离子散。毛泽东制造的这个文字狱，为古往今来任何帝王自 愧不如，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的盛举。那是对1954年宪法的亵渎， 是对人权的亵渎，是对文明的亵渎。它的罪恶罄竹难书。20多年以 来，共产党采取封杀舆论的手段，禁绝谈论反右问题，禁绝有关反右 的书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问世，因为这是共产党永远无法洗刷的 耻辱！ 大概因为有这样一点背景，所以，20几年来，共产党对于老右派的言 论，大体还能网开一面，表示一点无可奈何的宽容。现在，何家栋头 天断气，第二天当局就下手，何其快哉！何其凶恶！ 丁东给何家栋编书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被抄家。照此推 理，就是说，真正“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是何家栋了。假若何 家栋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早不下手，偏偏 到人家刚刚断气就追查呢？ 何家栋在反右当中，夫妻双双划为右派。他本人又因为小说《刘志 丹》被牵连进去，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小说《刘志丹》就是毛泽东 亲手制造的一件株连达到万人的文字狱，许多人，包括高干在内，或 自杀或他杀。何家栋九死一生，因而活到现在。 任何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共产党的命运关注的人，包括象何家栋 这样真正忠诚的共产党员，不得不反思历史，从历史的因果律中，探 索中国未来的道路。 中国13亿人只准靠一个脑袋思考，其余12亿9,999万9,999人一律举手 拥护的时代，应该告别了！ 请让我抄引一段《何家栋访谈》中何家栋说的话。这是何家栋亲自审 订过的话，说得多么切中肯綮啊！ 　　“《刘志丹》小说一案已经过去40多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 　　已经为它彻底平反。但未见得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我们的领袖 　　似乎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正义性；身为几百万军队的统 　　帅，居然被一首诗、一篇杂文、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搅得寝食不 　　安，担心人家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果真如此，李白、杜甫早就 　　该做唐朝皇帝了。蒋介石也不是读了毛的《沁园春》就让位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人民有权更换自己不满意的政 　　府，权力的转移都通过合法的程序，即使《刘志丹》小说中公开 　　提出来：‘请毛主席让贤，叫习仲勋当总统。’也说不上是篡党 　　篡国的纲领啊。这种言论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把党和国家 　　当作自己的私产，而这种权力的占有又不具有合法性，才会做 　　‘有权就有一切，失权就失去一切’那样的恶梦。在民主法治的 　　国家，只有明火执杖的武装叛乱，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以和 　　平方式发表政见，都应得到鼓励。即使敌对势力在失败以后还有 　　卷土重来的想头，平民百姓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如果不 　　是从事法律所限制的阴谋活动，也是不应追究的。因为这都是公 　　民应有的权利。不能视为大逆不道。法律不惩罚一个人的思想方 　　式，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法治社会。毛泽东在谈到上井冈山 　　打游击的原因时说过，那是由于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禁绝合法 　　斗争，就是制造非法斗争；抵御和平演变，就是鼓励铤而走险。 　　合法斗争手段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是一种自 　　我调节、自我完善的社会机制，是一种防止革命、自我保全的手 　　段。如果政治权力不是由少数人垄断，就不会发生以言治罪的事 　　情，也不会老揪走资派，抓反党集团，批自由化。要建设一个现 　　代国家，必须根据自由、民主、人权的原则形成一种机制，使各 　　种人物公开亮相，使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公开表达的机会，由人民 　　来鉴别，由人民来选择。谁还利用小说去反党？一个国家里没有 　　挑战者是十分危险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明明是一 　　条死路，怎么无人大喝一声？前人留下的遗憾，就是要后人否定 　　它，谁搞‘凡是’，墨守陈规陋习，就要连自己也被否定。可惜 　　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向良性方面发展而是向恶性方 　　面发展，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对舆论工具的管制比战时还严 　　密，禁忌还多。改革开放20多年，越改言路越窄，越改神经越脆 　　弱，越怕听见不同声音。竟改出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你说这个改 　　革还有什么盼头？我是畅所欲言，当事人各有各的理，这只是我 　　个人的看法。说错了，请不要见怪。” 上面这些话，颇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味道。这是那些没有经受过 重大打击、重大苦难的人，没有打过右派、没有经受30年整肃的人， 难以说出，并且敢于说出的“平凡的真理”。如果诺大个中国，成天 只有“星光大道”、“梦想中国”、“女超”决赛、模特大赛，却容 不下一本自费印刷、赠送朋友的《何家栋文集》，一本这样的书就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那岂不是表明这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过只是 川剧中的变脸节目而已！ 我重申我在《依靠思想禁锢岂能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出的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为了不玷污你的‘和谐社会’理念，为了不玷污你 作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声誉，请你对何家栋事件、丁东事件迅速予以处 置，解禁查封的《何家栋文集》，退还收走的丁东的所有物品，向何 家栋的家人和丁东先生道歉，追究责任人员，并保证不再发生这类违 宪事件！” 作为一个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我，我要说：谁若要拿老右派开 刀，谁就必定要承受历史的道义的谴责。 言论罪，何时休？ （2006-10-23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载自《观察》；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走近曹禺的《阳光天堂》 张耀杰 1998年7月，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申请了“九五”规划一般课题《现 代戏剧与宗教文化》，该课题主要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 戏剧史上的重点作家及经典作品，进行“存在还原”意义上的重新解 读与重新定位。2000年7月，《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结题完稿，却 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后来几次搬家，连手稿也不知道搬到 哪里去了。两年的心血就这样化为乌有，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直耿耿于 怀的一件事情。 在随后的三年里，我关于戏剧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围绕着这一课题逐步 深化，并于2003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本学术传记《戏剧 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和《影剧之王田汉──唯美爱国 的浪漫人生》。《曹禺戏剧与宗教文化》也是2003年杀青完稿的，而 且是三本书中最为呕心沥血的一本。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很直接的冲 动，就是觉得许多中国学者靠着炒作外国人的结构主义暴得大名，却 没有一个人愿意扎扎实实地按照结构主义的学术规则去进行严格意义 上的文本细读。迄今为止，能够把曹禺的戏剧文本通过结构主义的文 本细读解读明白的，本书应该是第一例。然而，这样一本纯粹意义上 的学术著作，依然难以找到出版机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读者趣 味，近年来我逐渐转入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写作，这本书稿就被抛在了 脑后。 2005年4月，我在南京遇到朱军先生，他力邀我为《艺术百家》的主 打栏目《新向度》写作一篇原创性文章，我就把电脑中的本书书稿拷 贝一份请他鉴定。没想到他很快看完全部书稿，并且提出宝贵的修改 意见。由于我当时忙于别的事情，只好委托同事潘晓曦女士改写出一 篇《曹禺戏剧中的宗教文化》，交给《艺术百家》2005年第4期总84 期发表。经过此次合作，朱军和潘晓曦一致鼓励我把书稿整理出版， 我因为忙于《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京大学与〈新 青年〉》、《鲁迅与周作人的绝情之交》等几部书稿的写作整理，只 好委托朱军补充改写第一至五章，委托潘晓曦补充改写第六至十章。 他们两位在保持原稿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查阅了许多新出资料，大大 丰富了书稿的内容。没有他们的真诚付出，这部书稿是不可能以现在 的面貌出现读者面前的。正是依据这种情况，我觉得这部书稿应该是 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学术成果。 曹禺是中国文化人中最具有悲剧意识的一位，他自己的戏剧人生和人 生戏剧，同样是中国文化史和戏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悲剧故事。关于 自己和自己的戏剧创作与政治宣传之间极其复杂又极其微妙的实用主 义关系，曹禺在《玻璃翠》一诗中有所表现表现： 　　“你夸我是个宝， 　　把我举上了天。 　　我为你真动了心， 　　我是个直心眼。 　　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 　　说我就是贱。 　　……我是个傻姑娘， 　　不再受你的骗。” 在一系列关于孙悟空的文化散文中，曹禺更以呕心沥血的大彻大悟， 反思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文化人始终站在强理强权一边先替天行道 再修成正果的孙悟空式、梁山好汉式的实用主义人生道路。 曹禺的学生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也 曾有过深刻独到的反思反省： 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 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 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 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 不那么率直了。……出这样的人才真是不容易！但是，把他窝成这 样，也真是可怕。现在想起来越来越觉得，这几十年的压力，政治运 动的压力，对人的伤害太大了，所有的棱角都给磨掉了。……在我 看，曹禺先生有点性格悲剧：又要适应这个环境，但是心里又不甘； 要是不顾环境逆潮流而动，说真话，动真格的，他又有点不敢。这就 是他的悲剧之所在。〔田本相：《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 275页。〕 就中国戏剧文化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曹禺戏剧其实是遵循着传统戏曲 既诗以言志又文以载道、既委曲尽情又神道设教的综合性的艺术追求 来进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颇为自觉地以“原始的情绪”和“蛮性 的遗留”作为从事戏剧创作的原动力的曹禺，已经拥有包括关汉卿、 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在内的传统戏剧大师所不具备的世界性的博 大眼光和宽大胸怀。他运用舶来品的现代话剧文体，把鲁迅《且介亭 杂文末编．女吊》中所说的传统民间戏曲“开场的‘起殇’，中间的 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戏剧模式最大限度 地扩充改造，从而集大成地形成了 　　“人间地狱之黑暗 　　＋强权社会之革命 　　＋权家庭之反叛 　　＋男女情爱之追求 　　＋舍身爱人之牺牲 　　＋替天行道之罚罪 　　＋天神救星之拯救 　　＋天堂净土之超度” 的情节模式。相应地，曹禺和他笔下的戏剧人物的最为基本的人生模 式，颇为一致地表现为先在人间地狱黑社会的此岸世界中，以或替天 行道、斗争革命或忍辱负重、牺牲奉献的方式朝着天堂净土的彼岸世 界一再追求或一再出走，并且最终在天堂净土式的彼岸世界或准天堂 净土的此岸世界里，得到悲剧性的殉道牺牲、灵魂超度或喜剧性的超 凡入圣、修成正果。 尽管曹禺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承前启后且不 可替代的集大成地位；就人类戏剧史来说，曹禺戏剧与黑格尔所说的 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98 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的古希腊戏剧和现代欧美戏剧之间，还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曹禺原本就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自由的个人”，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也不是一 种宽容和保障“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既民主又科学的人道文 化，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爆发一次“存天理，灭人欲”式的东风压 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改朝换代的初级文化。这其中有人性的火花 和生命的强力，同时也不乏专制强权及恐怖仇杀的破坏性力量。关于 这一点，曹禺晚年曾有这样的表白： 　　“（《日出》）第一段引了《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天之道其 　　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但是，我整个的想法还 　　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它，当时不敢说出来，于是写出 　　来，就用了一串《圣经》上的话。开始就是要警觉，你看那些人 　　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我曾提醒人们要按顺序读我所引 　　用的语录，然后，就说，你看那天，天也无光，你看那地，地也 　　是空虚混沌；非惩罚这个社会不可了。跟着我走吧，‘我就是世 　　界的光’，跟着我就能得救。 　　“当时有这么一种感情，太阳不会出来的，‘时日曷丧，予及汝 　　偕亡’，这是《汤誓》上的话，你死我也死，是一种极端破坏的 　　思想。一道死，我再也不能受这个罪了。这是老百姓最革命的一 　　种誓言。那时，对国家的前途看不清，对社会的前途看不清，只 　　有毁灭了。”〔田本相：《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9、 　　23页〕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要真正在马克思所说的“从宣布人本 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 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的理想社会，仅 仅靠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宗教神圣化的暴力革命，是远远不 够的；更为重要的还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 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逐步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 依法制约政府机构的公共权力的政治制度、依法促进社会化扩大再生 产的经济制度、依法保障公民自由言论和自由发展的个人权力的民主 制度及其它一整套的现代社会制度，从而使任何形式的不合法、不人 道的强理强权逐步丧失其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黑格尔所说的以古 希腊戏剧为源头活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人道戏 剧，连同一切不再为任何性质的强理强权服务效忠的人道主义文艺作 品，才能够在所有的文明社会和文明国度里扎下根来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戏剧大师曹禺是中国戏剧既有的成绩和骄傲，是迄今为止 的中国戏剧第一人，却不是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文化偶像。中国戏 剧人和文化人，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更深入地研究并超越曹禺和曹禺 戏剧，而不是通过新一轮的造神崇拜，来粉饰自己因丧失创造力和生 命力而只能跟在偶像后面走下坡路的无奈和贫乏；更不是象戏剧大师 曹禺那样，为追求超凡入圣的修成正果而付出丧失精神自由和创作自 由的沉重代价。只有这样，才是对于戏剧大师曹禺真正的尊重和最好 的纪念。 ------------------------------------------------------------ 《阳光天堂──曹禺戏剧的黄金梦想》 　◇朱君、潘晓曦、星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定价29.00元 （本文发表时署笔名“星岩”。）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与中国统战朋友的私人信函 苏经纶 ＸＸ兄： 首先我要感谢你的耐心聆听与分析。关于近日与你讨论之事，我细思 长考甚久。我必须承认中国诸多举措有其背后的合理性。它的确没有 动机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同时，我也看不 出台湾方面就会有动机做出让步寻求统一。过去十多年来多党民主选 举的统一，可能是台湾唯一能接受的选项。但现在台湾民族主义抬头 后，即使中国做出如上的让步，台湾人民恐怕也不会领情。在这样的 基础上，两岸最终开战可能势难避免，问题只在于它的规模大小和形 式如何而已。平心而论，倘若这是中国宿命中必经的一役，这对台湾 或中国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却不乐观得认为战争结束即为问题的结束，我想，这应该是 另一场困境的起点。倘若台湾最终胜出独立成功，独立新现况的维 持，不会比独立战争容易。倘若中国最终胜出完成统一，统一新现况 的维持，将会比蒋介石时期难度更大。中国亦将遭遇海外台湾流亡政 府的长期对抗，及中国境内台湾恐怖活动的频繁骚扰。ＸＸ兄，我百 分之百地尊敬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不怕鬼、不怕难，为国家民族做 多大的牺牲都无所谓。但台湾人又何尝不是！不要低估另一群同样是 炎黄子孙的后代。更何况他们有着将近400年被外来政权压迫并且英 勇进行抗争的经验。 ＸＸ兄，坦白说，如果你认为我受到“反华政治势力”的偏见洗脑， 因而对中国政府才有如此的戒心，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如果多数中 国人在潜意识想法里认为，台湾人可能不过是勾结美国的吃里扒外之 辈，我更加不会感到意外。平心而论，台湾人理解中国人的管道相对 多元。在台湾，我们可以自由浏览中国的任何网站，收看中国中央电 视台的新闻内容，更不要说大数台湾人都有亲身造访中国长短停留的 经验。相反地，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台湾的 渠道却相对少多了。 ＸＸ兄，倘若您是台湾人，您会希望跟一个国民大多不太认识台湾人 想法的国家统一吗？更何况，在中国表达政治异议远比在相对开放的 台湾需要更高昂的社会代价。这只会让台湾人即便不愿追求独立，也 希望目前的生活的方式不被改变。这包括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自 由，和保留未来选择台湾走向的自由。 此外，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与你谈谈我对中华文化的意见。台湾到现在 为止一直坚持使用中国古代的正体字，祭孔、扫墓仍是台湾的重要庆 典活动，硬要把我们归类为“反华之辈”，实在叫人感到不可思议。 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除了400年前就住在在台湾的原住民以 外，还有华人、荷兰人、日本人、越南等民族的后裔。尽管如此，台 湾仍是以华人后裔为主的社会。多数台湾人怎可能认同扁抑自己文化 的任何主张！我非常认同您对爱国与爱党可有区别的开明见解。在 此，我仅谦卑地请您理解认同文化中国与认同当代的政治中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绝大数的台湾人也是大有区别的。 由于曾经担任敝校的台湾同学会会长，与诸多台湾同学有着较频繁的 接触，我发现，台湾同学当中，只有少数人有意愿在学成后留在美国 发展。与此相反地，这里的中国人却有80%以上愿意放弃自己的祖 国，申请绿卡入籍、长留美国。两者的差异之大，实在令人咋舌。不 只一次有台湾朋友问我，“中国人常言道：‘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为什么他们那么不想做中国的国民，而想当美国人，却一定要 我们当中国人呢？”ＸＸ兄，实不相瞒。这是许多台湾人内心里面的 深深疑惑。 大多数年轻的台湾人，从小在蒋介石爱国教育下成长，对中国近代史 的积弱不振痛心不已，总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振衰起疲，在世界的舞台 扬眉吐气。从1987年台湾政府开放探亲以来，两岸交流的活动蓬勃发 展，让多数台湾人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本土认识中国。但是，交流的 结果反而加速台湾主体认同的茁壮。两岸既有的贫富差异，并不会构 成理解融合难以超越的距离，因为，多数台湾人都有从贫穷中成长起 来的自身经验，都不会贱视穷人。但是，当台湾人亲眼看见部分中国 人的法治观念淡薄、道德价值扭曲，并且霸道地认为，不管台湾人民 愿不愿意，他们必须听命于中共政权。这使台湾人见证到一个与自己 受教记忆下的文明王道的祖国完全相反的“祖国”，而产生极大的调 适困难。90年代初期经历过诸多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洗礼的我们这一 代台湾人，当然更加无法把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去进行统一不当作自己 的夜魇。 ＸＸ兄，平心而论，两岸政体的差异，撇开政治宣传的立场有异，确 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都是华人社会 发展所遗留下来的重要历史资产。但在分别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与 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之后，两岸已经演化出迥然有别的文化价值。在 这种情况底下，台湾人当然难以认同中国，而大大需要彼此间的善意 的理解与宽容和缓和情势。中国因忧虑“外国反华势力”分离台湾， 对台湾采取了一连串的飞弹试射与言词恫吓，挑起了台湾人民长年被 外来政权压迫的伤口，促使台湾主体优先成为保护自己安全、福祉、 以及尊严的最后一道屏障。两岸于是就在保护自己伤痂的同时，又去 触动对方尚未愈的伤口。至此，保卫领土完整、捍卫主体尊严，就成 为了彼此不可退让的底线。战争就成为了各自自卫的必要手段。 我有幸、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菁英讨论两岸的问题。担心台湾受到 美、日“反华势力”的控制，使中国顿失太平洋发展的屏障与延伸的 一个基地，乃是他们不可讳言的核心关切。但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百年 来分属不同政权、所产生的独特人文与历史经验，他们既不认识也无 意了解，一旦触及，就大多心存轻蔑，语带扁抑。ＸＸ兄，我相信您 不是一位这样的人，但这并不代表您便能完全理解台湾人被歧视论断 的感觉。受到外来政权蹂躏400年之后的今天，台湾人只是想摆脱这 种被压迫的枷锁，让我们有资格用台湾人自己的论述观点来诠释历 史、及展望自己家园的未来。我一直以为台湾人这样卑微的渴望，与 中国人对抗压迫的愿望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应该有着足够的共同基 础来共同努力。 我个人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但是，就 如同您对台湾独立之后可以成为亲中国的盟邦没有信心那样，包括我 在内的台湾人，对中共的承诺也实在没有信心。我个人因此认为，中 国现在可以开始用平常心来面对台湾这个现实存在的政治实体 （Political Entity），承认当前这种互不隶属的现状，互尊互重地 进行沟通、谈判、合作，发展出更多元的泛华人民族内涵。让任何一 方都有平等表达的自由，尊重彼此不同政治型态的观点，从而化解两 岸当前的民族主义对立势态，进而谋求最终的政治解决形式。 ＸＸ兄，这仅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期待能说服您，更不奢谈其 他中国人与台湾人都能接受。只希望您能理解我爱台湾人，也敬重中 国人。并盼望代我向您夫人问好，愿神祝福你们，最后谨祝耶诞快 乐。 苏经纶 敬上（美国东岸） Ching-Lun Su 365 Mather St. Apt. 121 Hamden, CT 06514 U.S.A. clsu1206@mail.uri.edu 0021-401-7143709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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