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10-28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睁着眼睛说瞎话　　　　天理 呐喊呼吁 ◆声援父亲决裂中共的声明　　　　　　　　　（新西兰）贾阔 ◆“玫瑰呼唤”：吁请政府人道对待“六．四　天安门母亲运动 民主理论 ◆中国体制创新方略（之2） 　　　　　　（河南洛阳）孙上清 运动留痕 ◆芜湖．天堂──异乡人笔记　　　　　　　（云南）欧阳小戎 ◆毕业典礼上的──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4） 　王力雄 迫害实录 ◆通知（3）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中心 读史论今 ◆“敦煌魂”毕可祭　　　　　　　　　　　　（济南）李昌玉 他山之石 ◆“和谐社会”与法──解读希拉克总统在北大的演讲　武振荣 ◆法兰西的礼物　　　　　　　　　　　　　　（贵阳）方家华 ◆国人应挺身淘汰无视国家安全的政客──社论　《自由时报》 ◆看红潮．杨苏棣提三原则　　　　　　　　　　《自由时报》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蔡武睁着眼睛说瞎话 天理 据网上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美国访问期间，10月 25号应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邀请，在华盛顿发 表演说，介绍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蔡武表示， 中国的记者和个人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或者表达反对政府的言论而被 捕。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网站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意见论坛，因为 每逢中国发生重要突发事件，几分钟内中国互联网就会有数以千计的 人就事件留言。否认中国政府控制网上信息以及干预新闻自由。蔡武 去年8月取代赵启正，就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长期以来，在国内网络社会中，有独立思想的网人都在争夺网络的话 语权与当局进行殊死的较量，当局从“把一切扼杀在摇篮中”的镇压 异议、到进一步的控制舆论媒体以及互联网、封锁信息，愚弄国人的 做法与毛时代相比是一脉相承的。网民就算是善意的也说你是恶意 的，也就是说你的内心怀有恶毒的目的，是恶意地采取造谣诽谤的方 式方法攻击共产党。“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或者表达反对政府的言论 而被捕”？郭起真是谁？2006年6月6日郭起真因网上言论给沧州当局 逮捕了，罪名也是现在最为吃香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说起这罪名，中国有网友可是如雷灌耳，比起当初的纳粹希特勒有过 之而无不及。蔡武的言论只能是在欺骗一下外国人，是睁着眼睛说瞎 话。当今逮捕关押的网人数不胜数，大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在被 世界传媒评选为“人权恶棍”的当局操控下，当局为压制言论自由、 打击异议分子所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要问在中国境内他们 是如何压制言论自由的？这个根本无需再讲了。既践踏自己订下的骗 人法律，又践踏了《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基本人权，肆无忌惮地干 预互联网的言论自由，最后还抛出全面取缔互联网世界赋予人类的言 论和出版自由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该《规定》剥夺《宪法》第35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样，互联网站则要 按当局的规定办事，内容必须符合当局的要求，否则将遭受“危害国 家安全罪”的刑罚和经济重罚的双重处罚。该《规定》已经在2002年 8月1日起施行了。这就是所谓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的是取 缔公民在互联网上的一点点言论的自由！封杀一切异议的声音。 呜呼！蔡武主任的“中国的网站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意见论坛”， 但是，“重要突发事件”是按当局的说法来报道的，否则罚多少多少 元的墨汁还没干哩，蔡武主任难道忘记了？想在国境内表达言论自由 的用文之地，天方夜谭吧！凡是想利用电脑和互联网抒发思想感情、 传播自己和他人自由言论的人权人士，将会可能获得当局给予喝茶的 权利。经警告继续我行我素的，势必获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 项中国国内互联网的最高荣耀奖赏。 婊子是下流的，牌坊是贞洁的。但想竖牌坊又要当婊子，这非蔡武主 任莫属。蔡武主任这种雕虫小技，骗一骗国外友人是可以的，若是想 骗国内的网民，这未免太小看国人了，当局在互联网上干了些什么？ 网民知道得很清楚。从张林、郭起真、虹力他们所遭遇的一样，人们 知道什么叫中国的言论自由。但是，它坚持下来意味着什么？放弃了 又意味着什么？谁也非常清楚。他们始终坚持至死不渝，这非常了不 起。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就是公开的一场较量，人性和反人性的公开的 较量。这就是民主运动先行者的作用，在他们选择自己良知的同时， 也在唤醒激励更多的人加入正义中来。 （2006-10-29）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声援父亲决裂中共的声明 贾阔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向来自各媒体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叫贾阔，我的父亲是贾甲，他担任了中国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法人 代表兼秘书长，中国阁奥德专家服务集团公司董事长，全国专家网络 中心主任，中国专家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国内是自由和 民主的坚定倡导者，他因此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这 一、两年在国内传播《九评》，向民众讲真相。 2006年10月22日贾甲在台湾脱离旅游团向台湾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公 开表示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代表山 西省科技专家协会数百名理事会员集体退出共产党并筹划组建民主党 派，以亲身经历证实1,470万退党人数是真实可靠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向台湾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和不明原因。导致台湾政 府决定遣返他回大陆，但十分幸运的是到香港时被正义人士解救暂时 逗留香港。但只有七天的合法过境签证，作为贾甲先生的唯一儿子， 我全力支持他的政治主张和此次行动。我已经向各国政要发出紧急求 助函。我们非常希望得到全世界正义人士和政府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决 定了他只能是独裁的，暴力的，欺骗的，镇压的，恐怖的。实现中国 的民主必须要有实际行动。大陆有不只1,470万中国共产党员已经匿 名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着一场大的退党热潮，广大党 员干部都要求实现民主。 中国实现民主是定不可疑的，共产党垮台也是必然的。自古正邪不两 立，贾甲站出来了，为了这次民主运动，他放弃了所有家产，放弃了 优跃的的生活条件，放弃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放弃了自己创造的事 业。 这次脱队事件对中国共产党震动很大，引起中国共产党高层极度恐 慌。我父亲现在香港只有五天的合法过境签证。情况十分危急，中国 共产党随时会迫害他，昨天我得到消息，太原警方已经抄了贾甲在国 内的办公室。如果被遣返，我父亲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 共产党是非常邪恶的，我们知道高智晟律师他是国际社会支持和解救 的对象，但还是被中共逮捕了，中共现在为了维持统治已经到了穷凶 极恶的程度，全然不顾国际舆论，无视人权。如果贾甲被遣返回国将 会被共产党定为叛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终身监禁或死刑。 去年在国内石家庄的孙莉因持有一本《九评》被判刑五年半。去年1 月24日，公安部下达了《全国公安机关防范打击法轮功〈九评共产 党〉反动宣传煽动活动专项行动方案》，中共中央下达了严查公开退 党、退团、退队的“三退”人员，把打击传播《九评》、“退党”作 为政法工作的重点。重判与《九评》、“退党”有关的案子等命令。 贾甲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如果贾甲先生 被中国共产党迫害，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发展将受到重大挫择，中国的 民主人士将会失去实现民主的信心。我在此呼吁和恳求世界各国政府 站在人道和支持民主自由的角度上拯救我的父亲，全世界热爱民主自 由的人们请立刻声援贾甲先生。我呼吁和恳求香港政府保护贾甲先生 的人身安全。支持我们民主运动。要求中共实现民主。 同时我向新西兰政府请求政治庇护我和我的父亲。请在这个紧急的时 刻帮助我们，我和我的父亲以及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谢新西兰政府 的。 再次感谢各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希望能把我的这个声明传播到全世 界。 〔转载自《大纪元》2006-10-28 18:13；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玫瑰呼唤”：吁请政府 人道对待“六．四”死难者家属 天安门母亲运动 ┌────────────────────────────┐ │　“玫瑰呼唤”：　　　　　　　　　　　　　　　　　　　　│ │　　　　　　　　　　　　　　　　　　　　　　　　　　　　│ │　请中央政府人道对待天安门母亲和“六．四”死难者家属　　│ │　容许自由拜祭孩子与亲人　　　　　　　　　　　　　　　　│ └────────────────────────────┘ 各友好团体及人士： “6．4”事件已踏入第18年。十多年来，“6．4”受难者家属不只要 承受丧失亲人之痛，更不断受到监视、骚扰、跟踪及拘留，一再扣压 没收来自海外的“6．4”人道捐款，不准为亲人伸冤，不能公开悼念 亲人。直至今天，丁子霖等“6．4”受难者家属，甚至连自由地、公 开地到亲人墓园献上一束鲜花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特别是清明节、重阳节和“6．4”等敏感日子，国安局和公安局人员 都会联手监控“6．4”受难者家属，不准他们互相探访，更禁止一起 往墓园拜祭死去的亲人。每当难属们举行致祭仪式时，常会遭到大批 便衣警察的跟踪、监视和骚扰。 “6．4”受难者家属们，很多已年纪老迈，部分更病卧在床。“天安 门母亲运动”基于人道的立场，于去年发起“玫瑰呼唤”，以爱去关 怀天安门母亲和“6．4”死难者家属，希望他们能实现那最基本又最 微小的心愿：自由地悼念自己的孩子与亲人，不再受到任何白色恐 怖、监视、骚扰、恐吓、迫逼和惩罚等不人道对待。我们促请中央政 府容许“6．4”受难者家属公开悼念亲人，以期在悼念中纾缓伤痛。 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是对亲人的追思。我们呼吁中央政府 在重阳节，容许“6．4”受难者家属自由地和不受监控地往墓园拜祭 亲人。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由一群追求公义、民主、自由的团体及个人组 成的，目的为声援内地“6．4”事件死难者家属寻求正义。“玫瑰呼 唤”由“天安门母亲运动”召集，并获前89学运领袖王丹先生，以及 来自不同界别和各个阶层人士参与发起。我们希望团结正义之士，为 内地天安门母亲和“6．4”死难者家属发出良心的呼唤。 我们呼吁香港、内地、台湾、澳门及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在“玫瑰 呼唤”签名网页〔１〕上联署名字，向中国政府发出人道的呼唤。我 们也呼吁支持“玫瑰呼唤”的友好团体及个人在网页建立链结，以扩 阔收集签名的接触面，并呼吁团体及个人以连锁信形式呼吁友好团体 和个人参与联署。 我们希望有一天：“6．4”死难者家属可以自由和公开地悼念 “6．4”屠杀中死亡的亲人，自由地接受各界人道捐助，“6．4”屠 杀伤残者及死难者家属不再受到骚扰和迫害。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89 民运被捕现仍在押的政治犯，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立案侦查 “6．4”事件真相，追究屠杀责任。 天安门母亲运动 （2006年10月27日） 【链接】 １、“玫瑰呼唤”签名网页 〔推荐者：（纽约）胡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体制创新方略（之2） 孙上清 三、利益集团与民主力量矛盾加剧 　　使中国的改革大业面临发展瓶颈 胡温新政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亲民利民政策，也加大了对腐败的打 击力度，使党和政府的威信有所提高，但由于不敢建立真正的权力制 衡机制，不敢开放党禁，鼓励政党之间的监督和竞争，不敢出台新闻 法事保障新闻监督的权力，人民监督的渠道还不畅通，正义的力量得 不到有效的保护，使中国腐败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而 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把攫取权力当作一种投资行为，使官本位思想 在中国有增无减，权大于法的现实难以得到根本的扭转，从而使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健康发展，使科学发展观难以落到实处，使许多法 律只能成为充饥的画饼。郭光允受迫害案、远华走私案、马德卖官 案、山西官煤勾结难以彻底查办案、高智晟、郭飞雄被捕案就是明 证。 虽然说，中国目前实现真正的民主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艰险，但我并 不恢心。因为除了顽固派以外，正义的力量会逐步壮大起来。但要实 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变革，我们在理论上要有充分的论证，在实践 上要不断探索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我前边说过，对任何理论、政党、制度都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 题。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词甚至全盘否定，但我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观点是持赞赏的态 度的。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部分。 执政党口头上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他们在很多时候 并没有真正运用。新中国57年历程中的每一个曲折，都是中共背离马 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最本原理所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不同 的生产关系来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基础同样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 适应。而我们中国的现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 和上世纪70年代以前并无大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 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无论那个时候的 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民主自由法治富强的中国， 而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恰恰正是借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而取得的。而现代的腐败也正是我们没有同时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 而造成的。我们中国现在是什么制度，是社会主义吗，我说它是一个 怪胎，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要建 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就要在借鉴民主制的基础上，建立与新型的社会 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 如果有人又要抬出什么理论来反对的话，我们不妨来个以之矛攻之盾 的办法来论证一下。即，如果说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 征，市场经济也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论断是成立的，那么同样，一 党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多党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事实已经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拥有高度的计划性经济；现代 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已给中国带来了 经济的高速增长。难道我们能说，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演变成为社 会主义，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演变成了资本主义吗？实际上，现 在的社会主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在的资本主义也同样 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历史在发展，两种原本对立的社会制度 在互相学习，互相交融。这两种制度在沿着相同的历史方向──更大 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根本方向发展，两种制度的趋同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民主制是特权阶层的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 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可能来改掉自己的特权呢？因此中国体制创新的真 正阻力来自顽固派。这些顽固派一定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昨天我 在《九三论坛》的《民主论坛》栏目，看到一篇《中国高干子弟为官 珍藏版》的名单，分别列举了300多人现任何种高级职位，有何种政 治背景。这些人多是四代领导集团中知名人物的子女。有的家庭是或 官或商，官则高官，商则大商；有的家庭可谓是满门高官。在这里我 不排除这些人的资质可能也是很优秀的，但我只是想问，假若他们出 生于平民家庭也能个个成为高官吗？假若他们出生在民主体制健全的 国家，他们能同现在一样高官厚禄吗？看了这个名单，我称之为“中 国新贵族”。 另据安兰著的《赵紫阳逝世之谜》一书中的《高干子女富豪的秘密》 一节中说，据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 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 年，中国大陆13亿人口，私有财富85万亿。私有财富包括：在境内的 存款（人民币、外币）、债券、股票、住宅、汽车、企业、生产工具 等。 　　“五亿城市人口，占中国大陆私有财富的96.5%；八亿农村人 　　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 　　“五亿城市人口中的0.9%至1%，即480万人，持有千万元以上的 　　财富，其中有18,500至二万人，持有一亿财富的，一共持有超过 　　十万亿的财富。” 　　“该报告还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财 　　富），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家庭、祖辈、是党政军 　　干部，包括退休的，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级干部的 　　子女、亲属，占90%或以上；（二）在港、澳地区、国外，有亲 　　属资助，合作成功的，约占5.5%；（三）靠自身努力，又遇到机 　　会，发达、发迹的，约占4.5%。” 这两则材料告诉我们，中国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中国 的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同时也就控制了中国的所有重要领域。由此 可以想清楚，中国目前的体制改革的态势为何实际上已倒退到了改革 开放前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能说，既得利益集团中所有人一概都是不可指望的，而实 际上中共内部从上到下，从来都有一部分人是改革派的。只是有的步 子大一点有的步子小一点，有的无私一点有的自私一点而已。中国前 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大业就是由他们开创和支撑着的。从邓小平、胡耀 邦、赵紫阳到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他们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做出了或正在做出着杰出的贡献。只是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已到了最 艰难最艰险的瓶胫时期。这个瓶胫就是改革派已陷入重重矛盾之中， 一方面是民间要求正义、要求体制创新的呼声日渐强烈，另一方面是 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对改革派进行了多方面的牵制，使他们投鼠 忌器，瞻前顾后，不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但是，中国民众已不是上世纪70年代的民众，他们已经具有较强的民 主法治意识，他们中的一些人，敢于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更有不少仁人志士如高智晟、郭飞雄等，不畏险难，奔走呼号，在海 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将形成一支民主精英队伍。但是同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民主精英们的奋斗也到了发展的瓶胫时期， 这个瓶胫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缺乏客观冷静的思考，对中国 民众的生活状态、思想状况缺乏符合实际的判断，提出了和执政党水 火不融的斗争策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甚微。中国的民主进 程的主阵地是在国内而不是海外，而在国内要推动民主进程，首先就 要在执政党能够容忍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一能生存，二能发 展，三能壮大。我们一定要明白，和平时期的民主运动是不同于战乱 年代的民主运动的。依法、有序、非暴力应是其基本特点。任何急躁 天真的想法都不会加快中国民主进程的到来。 四、支持并推动改革派加大体制创新力度， 　　实现民主政体软着陆 怎样做才能加速其发展呢？就中国目前的形势看，我以为，正确的策 略应该在现行宪法法律允许的空间内，用合法有序和平非暴力的手段 支持并推动小脚改革派，使他们加大体制创新的步伐。从具体步骤来 讲，应采取由易到难逐步加速的办法。 ☆第一阶段：推动中共的政权机关保证公民 　行使宪法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 法律只有当它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才能成为社会正义的保护神，否 则，制定再多的法律都等于零。因此把现行法律落到实处是推动中国 民主进程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许多现行法律是很好的，但没有落到实处的法律条款非常之多。 比如《宪法》第二章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对目前中国来说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民主运动开展的最好的法律依托，我们要全力 来落实这条属于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我们依据这一条中的“结社 自由”，就可以呼唤中共允许公民充分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重视民 间组织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推动各个行业建立民间的自治组织， 使各个行业的自治组织充分发展，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和 自治能力，为进一步的体制创新奠定基础。 又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第30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 　　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 　　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 　　候选人应采取书面形式。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本 　　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 　　大会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现在我国有不少民主法治意识强烈的人士正根据这一法律依据行使自 己的权利，却遭遇到了麻烦甚至是危险。我们要推动中共和政权机关 来保障公民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自由和安全。鼓励各个政党、社会团 体或个人在合法有序的前提下推荐或自荐成为各种类型的选举的候选 人，借此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参政意识。 这一阶段应从乡（办）级、县（区）级、省（市、区）级逐步展开。 乡、村两级关系最密切，切关基层，切关千家万户.我国的村民自治 已实行多年，已初步培养了群众。但由于司法不独立，党权干涉政 权，腐败严重，村级选级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现在实行乡级 选举，就切断了行政、党权对村民自治的干预，村级选举的纯洁性就 会进一步加强。如果乡、村两级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合谐，县级就 失去了贿赂之源，也就从根本上扼制了腐败的源头。而乡、村两级造 就出了优秀的具备民主精神的人才，也就为县级政治清明和民选范围 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第一步是中国体制创新的奠基阶段。这一段能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人 才基础、思想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第一阶段除落实现行法律 外，还必须加强中国新文化的重构。把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和西方民 主法治自由科学思想进行交融，在广泛研究和借鉴西方制度文化的基 础上，创造性地构建我们的制度文化。这一阶段可用三至五年来完 成。这一阶段如果能够实现新闻自由就更有利于公民权利的落实。 ☆第二阶段：推动全国人大修改宪法， 　理顺中共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有了人才基础和群众基础、思想文化基础后，进一步深化体制创新的 时机就基本成熟了。这个时候的人大代表已有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和 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与能力，就可以推动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理顺中 共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这一步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把一个无限政党变成有限政党，把凌 架于法治之上的政党变成在法律范围之内活动的政党。具体地说，就 是实现司法独立，司法垂直领导、无错法官任职终身制。根除任何政 党任何政府机关及其官员对司法的干预权。一切领导干部的问题同所 有公民一样，不是先由党的纪委立案侦察，而是从一开始就进入司法 程序。查实问题绳之以法后，各政党才进入党纪处分阶段。司法独立 是吏治清明的重要前提，只有根除各类国家机关、政党及其首脑干涉 司法的权利，才能为司法机关“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客观公正，准 确量刑”奠定社会环境基础。 为防止司法机关滥用特权，还需要建立司法制衡机制。这个机制应包 括司法分权、机制制衡两个部分。比如，可把现在的检察院的职能转 化为只对司法机构及其人员的司法监督职能。 这一步还需要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从法律上保证新闻媒体的 舆论监督权利和公民利用媒体的舆论平台行使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 实现新闻自由，确认新闻媒体的客观公正立场和舆论监督作用。没有 司法分权制衡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司法腐败就会不可收拾。 ☆第三阶段：政党发展竟争整合期限 有了民间组织的充分发展，也就为各个政党的新生、发展和竟争奠定 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开放党禁，在倡导政党合作的前提 下，鼓励政党之间的公平公正公开合法有序的竞争、监督或整合，切 实实现政党监督。这一阶段仍要在坚持共产党的协调领导下进行。以 避免社会动荡。 ☆第四阶段：政党竟选执政期 在各个政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必定会形成几个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大 的政党。进入政党整合的最后阶段，在修定《宪法》的基础上，使中 国进入政党轮替阶段。重新制定《选举法》，还干部选拔权、管理 权、监督权与人民，切实实现人民公仆只向人民负责，而不是效忠某 一个政党的转变。使一切政党的任何活动完全纳入法治轨道，使国家 从人治彻底转向法治。同时制定《人权法》，从人的发展的高度来重 新认识中国公民的人权状况和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第五步：民主政治成熟期 有了成熟的政党，也是同时有了成熟的民众，中国的民主政体也就到 了瓜熟蒂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确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彻底实现民主政体。 以上这些建议能否落实下去，决定权在执政者和民间民主力量。正如 前所述，民主制度是任何特权阶层的敌人，因此，中国体制创新之 路，如同凤凰涅槃一样，是需要浴火重生的。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 会长久屈服于特权阶层的淫威。就是中共内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勇 敢起来加入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创新的历史潮流中来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我进行体制创新研究的心理 准备。同时还希望所有看到此文的公民以及一切关心支持中国民主进 程的人士，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理性态度、高度的民主精 神、高度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深入地思考的基础上参与到中国体制创 新的伟大事业中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在依法、和平、有序 的基础上实现软着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芜湖．天堂 异乡人笔记 欧阳小戎 7月14日，我乘火车去芜湖，过了淮河，渐渐呈现出一派鱼米之乡的 气息，待到再过长江，不禁感叹，好一块事农耕的风水宝地。盛夏， 艳阳炎炎烈烈，或有池塘溪流泛起鳞鳞水光，稻子长势煞是喜人，长 江在不远处奔流。傅累所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开句云：“江声 浩荡，自屋后上升。” 如此灵动的土地，必有几位优秀人物，否则愧对山川。 芜湖有三宝：大米、毛明、秦立志。如今芜湖大米随着东北米的入侵 衰落了，还剩下老毛和老秦两宝。二人虽然匿于民间，却是当之无愧 的中华英才。老毛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研究和理解，将数不 清的大学历史教授远远抛到身后；而老秦则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宗 教家。尽管二人才具非凡，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多么的了不起，他 们在一边面对生活，一边承受着生活对他们那些“不切实际”的追求 百般侮辱和嘲笑中，继续他们“不切实际”的追求。 老毛其貌不扬，若是换了毛泽东年代，稍事化妆便可以去演电影里的 马匪头目或者抗日根据地里的地主。老秦则浓眉大眼，英气逼人，虽 然有些潦倒，却丝毫不让汪精卫、周恩来这些美男子。不过，比脸盘 子，老毛落了下风；比身材，却是老秦稍逊。老毛高大挺拔，年过40 仍旧能在足球场上健步如飞；老秦则有些矮胖，逢着大热天，衬衫随 时都是湿的。 我下了火车，老秦站在出站口朝我张望，然后喊：“兄弟诶～我在 这。”一边擦汗一边要来抢我小小的背包。他问我热坏没有，我说没 事，倒是你一身大汗。他反驳说你从北边过来，应该比我热。接着要 带我去个有空调的地方凉快凉快，我问远不远，他说不远，我说那走 过去，但他还是拦了出租车。他平日里骑个自行车东奔西跑都不嫌 热，我来了，他却要为我打车。 上得出租车，他似乎要解释一番打车的原因：“老毛说了，一定要把 你伺候好，否则他跟我算帐。”我哭笑不得，又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 回，这么大动干戈，劳民伤财。 我曾经不止一次浪费过纳税人的血汗钱，但每当劳民伤财之事降临到 我头上，我总是无法抗拒，这次也不例外。 老毛早就给我定下了住处，到了住处，我打开背包，将里面的东西悉 数取出来，见还有一个小小的塑料袋，我稍有些诧异地说：“哎呀！ 这两个酱鸭掌，火车上忘了吃，恐怕已经坏了。”老秦眼睛瞪得老 大：“什么鸭掌？”“昨天晚上芳草请我吃消夜，剩下两个，我给包 回来了，准备火车上吃。”他赶紧一把抢过：“别吃了！这大热天， 肯定坏了！坏了！”接着把塑料袋凑到鼻子下，嘴一撇，眉头轻皱， 脸上肌肉随着鼻息一同抽动了一下，要将鸭掌往垃圾篓里扔，我刚伸 手准备去挽救，哪里还来得及。接着，他开始埋怨徐安杰不是东西， 把我弄得可怜兮兮，肚（第三声）子里一丁点油水都没有。（因为徐 安杰是素食者，我住在他家，便陪他吃素。） 安顿停当之后，我们前去寻毛明，他下午单位有足球训练，而他是队 长，于是我们前往随老毛前往足球场。我在场边站着，见足球飞来飞 去，忍不住脚痒踢了几脚，结果当场皮鞋张嘴，之后我穿着张嘴皮鞋 在南京、青岛等地晃来晃去，直到遇上从上海来的小乔，她取出一双 购自上海的皮鞋相赠，我的大脚趾头才停止了“放风”。黄昏将至， 天上苏27战机飞来飞去，发动机轰轰作响，市委书记的讲话声都可以 被这巨响彻底屏蔽。苏27航程高达4,000公里，驻扎在芜湖，近可以 拱卫上海，远可以支援北京，更能南下到台湾或东进到日本去执行任 务。这种俄制战机专门针对美制战机的弱点和特点研制，据说是美国 佬的克星，时不时在各类航展上表演机毁人亡的高难度动作。不过我 疑心如果中、美之间开战，那么根本犯不着出动这些战机，因为早有 军方高级将领扬言要“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大城市，和美国佬来一场核 大战”。 当然，如果真打这么一场核大战，这位军方高级将领会躲到西安以西 某小城市或是山沟沟，反正核弹炸不着他老人家，只不过他老人家的 子孙后代要喝那被核物质污染过的水，然后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畜牲不 畜牲的东西。 晚间，二位设宴为我洗尘，老秦又提起鸭掌之事，不禁愤然：“那鸭 掌，才这么大一丁点，是老娘们吃的零食。我们大老爷们，应该啃大 的。”于是点了猪蹄，此后在芜湖的日子，他们顿顿那猪蹄子塞我。 接着又劝酒，我说：“酒量可怜，饶我一命吧。”但老毛不干了： “这可不行，以后你见到刘晓波，说是在芜湖老毛那里，酒没喝高 兴，岂不是坏了我的名声？”我答：“我要真这样说，刘晓波只会说 ‘芜湖那老毛不错，不灌人酒。’” 接着又痛陈家史，老毛的老父亲当年曾经做过工会主席，到了文革期 间，人家说他居然敢“冒充毛主席”。因为那个被称为“毛主席”的 东西只能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毛老人家。不幸的是老毛的父亲也姓 毛，而且也是主席，虽然只是个工会主席。为此老人家被批斗得死去 活来。 1989年，“6．4”被镇压之后，老毛曾站在芜湖市政府广场中央的一 个高台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说，20多个“政保”（现在叫“国保”） 围住他想把他拉下来，都没能成功。愣是让他把想说的都说完了。 那时老毛还年轻，尚未娶妻生子，如今老毛早已有了儿子，小伙子名 叫毛新Ｘ。有位朋友说：“我给你儿子起来了好名字，快改了吧。” 问什么名字，答曰：“毛泽西。”因为现在，毛明的儿子和毛新远一 辈，毛明就比毛泽东低了一辈，划不来。而改了之后，毛明的儿子和 毛泽东一辈，毛明就比毛泽东高出一辈，毛明的老父亲（死于毛泽东 暴政的老人）就成了毛泽东的爷爷。 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名字不能想怎么起就怎么起。前年广东有一对 双胞胎新生儿，起名“钟共”、“钟央”。后来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 改名，理由是：要是以后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师说：“中共中央别调 皮。”成何体统？ 我在芜湖，他们顿顿请客，顿顿拿猪蹄子塞我五脏庙。因为吃猪蹄， 补猪蹄，我写作需要靠自己这对猪蹄子敲键盘，所以得多给我补补， 省得蹄子哪天磨坏了，没法写作。但是我觉得没大多关系，因为现在 技术进步很快，等到蹄子磨坏的那天，应该会有很方便的语音输入软 件问世，到时候再让他们弄点猪嗓管给我补补就行。 某日无事，在镜湖附近转悠，据说先前湖边时常有少女洗头，乌发带 水，随着岸边柳条一同在风中摇曳。我果然看见远处有位洗头的女 子，走到近前，发现是位女民工，只有女民工才会舍不得掏自来水 费，拿湖里的脏水洗头。这湖是当年状元张孝祥捐田百亩所建，孝祥 先生一曲“长淮望断……”千古流传，他还有一句，虽不出名，我也 非常喜欢：“烧残银烛焰头红，半老佳人可共。” 不过当今有钱的“知识分子”们不少，却从未听说这些铁公鸡们赚了 钱后干过什么好事，更别说捐田百亩了。我总是把芜湖当成江苏某 地，因为这里与蚌埠差别太大。在古代，这里属于扬州，而蚌埠属于 徐州。我问老秦：“安徽的不同政见者抱得很紧啊？”他说这是淮军 的传统。后来，我被国保逮去，他们要我写写所认识的不同政见者，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徽的胡锦涛。可是我觉得胡锦涛这号人物，应 该排在张林、侯文豹、王庭金等人之后，所以我准备把胡锦涛放在最 后一个写，可是等到交作业时，居然把锦涛兄给忘答了，估计国保的 阅卷老师们会给我批个不及格。 虽然我不喜欢李鸿章，但李鸿章总比洪秀全那帮贼人们要不坏得多， 我是个云南人，我们滇军历史上的大名丝毫不亚于淮军。蔡锷军长大 旗一举，袁大头的皇帝梦立马泡汤，可惜宋教仁先生被袁世凯害了， 宋教仁之死宣告辛亥革命已经失败，蔡锷亦无力回天。 如今淮军依旧大旗不倒，而滇军除了一个早跑到皇城根下的赵昕，只 剩下我这穷酸在卖文为生，实在潦倒不堪。云南人别的不怎么样，贩 毒、吸毒、卖淫、嫖娼倒是很有一套。 我在芜湖呆了好几天，惦记着要到青岛去，虽然舍不得朋友。和他们 在一起讨论宗教、艺术、历史等问题，我们能忘记一切直到深夜。第 一天夜里，我说：“今天攻陷巴士底狱，再过几分钟便不再是7月14 日，没有酒了，我们用茶水碰一杯吧。”于是我们碰杯，我们要纪念 这个日子，因为历史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日子了。 但是天天吃他们喝他们，心中愧疚。老毛见我抽安徽名烟红三环，问 多少一包，我说一块九，他皱眉，给我买了一条好烟。老秦又嫌我眼 镜不行，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娘子打工的眼镜店，配了一副。待到 离开芜湖，却买不到去青岛的票，他们托了铁路上的朋友，让我买了 两包烟，待到开往青岛的火车到站时，由他们的朋友交给火车上的乘 务员。 老秦送我去火车站，到了进站口，时间已经十分仓促，他说：“我去 上个厕所。”一路跑了。天非常热，等跑回来时已经汗流浃背，手中 提着些食物。原来是在车站外买的糕点和酱鸭腿以及饮料等物。我买 了两包十块的烟，而行情却是20的，车站上又没有好的香烟卖，想补 也补不了。老秦心急如焚，担心我上不了车，不过还是上了，谢天谢 地。 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有隔着玻璃窗默默看着他，我又要去向远 方，不知何日重来。我以自己身为一名不同政见者而自豪，若不是这 样，我便无法结交到他们。他们在奔波劳苦的生活中一边尽着为人夫 父的责任，一边期待着自由来临。17年了，转眼又是一代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毕业典礼上的达赖喇嘛 《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4） 王力雄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 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 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 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 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 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 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 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 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 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 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 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 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 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 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 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 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 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 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 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 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 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 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 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 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 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 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 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 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 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 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 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 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 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 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 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 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 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 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 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 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 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 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 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 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 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 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 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 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50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 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 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50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 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 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 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 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 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 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 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象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 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 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 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 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 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 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 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ＷＡ、ＪＭ，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ＪＭ家附近的一个中国 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 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ＪＭ去他的 新房子喝酒聊天。 ＪＭ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 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 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 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 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 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象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 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 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ＪＭ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 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ＪＭ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 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ＪＭ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 了防范什么，ＪＭ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 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 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 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ＷＡ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 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ＷＡ在达赖喇嘛下榻的Pasadena Hilton饭店 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 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 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 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 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ＷＡ去听了上午的传 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 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 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 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 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 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ＷＡ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 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 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象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 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 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1年写于拉萨2006年整理于北京）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通知（3）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中心 为什么中国民主党需要做出妥协？因为，中国民主党是现阶段在中国 国内被压制、甚至被禁止的新生的政党，力量非常弱小，许多成员被 监禁坐牢，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我们感谢国际社会予以的高度关 注，但情况是效果有限，被监禁的成员本身以及他们的家属受到了严 重的伤害，许多家庭惨痛分解。 因此，我们现阶段没有实力强行推进组党进程，正如祝正明所说， 　　“就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的被监禁的人员来说，包括我自己、朱虞 　　夫、徐光都遭到了毒打，还有毛庆祥、吴义龙等还在监狱里。他 　　们的日子肯定非常难过。朱虞夫的夫人姜杭莉女士，还有至今尚 　　在监狱的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看起来都要比同龄女人老十岁 　　以上。朱虞夫看起来也比实际年龄大十岁以上。中国民主党付出 　　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我会做一些跟朱虞夫的沟通工作，但我现在 　　被限制跟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交往。” 胡晓玲说， 　　“每当我听到哪个民主党人被抓起来了，我的心就痛个不停。姜 　　杭莉她们母女这些年过得好苦，我也打电话给陈树庆的夫人张东 　　红，安慰她。我们现在民主党人不多，如果都关到里面去了，外 　　面的家属怎么办啊！” 胡晓玲开始认为王有才不同意朱虞夫的做法。王有才向她做了解释， 　　“因为我们不能对朱虞夫家的生活有帮助，我们没有能力，还有 　　其他原因，所以我是同意和支持朱虞夫这一行动的，因为要生 　　存。我同朱虞夫讲，其他民主党的成员去的不要太多，以免打压 　　太大。可是当我知道池建伟被抓被收出光碟时，我有点紧张了， 　　当我知道王富华和程阿惠被拘留，朱虞夫被20多个武装警察逮走 　　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了。是的，我们要沟通和妥协，我们没有办 　　法。” 王东海说他会尽量做一些安慰朱虞夫的工作。来金标、李锡安也会做 一些朱虞夫的说服工作。但我们知道，朱虞夫不单是为了生存。我们 估计他是不甘心中国民主党。他也想扩大中国民主党的国际影响力和 国内民众中的知名度，真是心苦了。王有才也再次给朱虞夫通了电 话，告诉他，“有关部门提出会考虑你的工作问题。希望你保重。先 等等情况再说，也希望你考虑你夫人姜杭莉女士的要求。” 朱虞夫同意等一等再说。因为朱虞夫也知道，在目前，中国国内有些 民众虽然对中国民主党感兴趣，但大多数民众现阶段还是感到害怕很 难参与的。我们必须思考各种可能更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知 道，民主社会需要学习妥协，按宪法规则法律程序以民主方式运作， 承认利益集团。如果将来中国民主党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合法发展的 话，这就有了很好的对接。这样能使中国和平过渡到宪政民主社会。 一个不能妥协、你死我活的社会是建立不起宪政民主制度来的。当然 这要取决于中国社会各个政治力量的变化，特别是中共的变化。显 然，无论从中国民主党现在的状况、中国民主党的章程、中国民主党 的行动准则还是中国民主党期望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现阶段中国 民主党可选择的方式有限。另外，即使将来条件发生变化，中国民主 党也应十分珍视妥协方式。 希望各方理解和关注。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中心 ☆98筹组中国民主党的重要人物 吴义龙（民主党行动“五原则”）、王培剑（法、人权法、法治）、 “刘军宁” （宪政民主）、“林达” （如何学习美国）；“刘文涛”（美国如何形成和奠基）；“李泽 民”（三必须要）等 ☆98年“7．10”前浙江公开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的一些成员 按参与时间先后排序如下：王有才、王东海、王培剑、毛伟华（中国 自由正义党党旗草案设计者）、吴义龙、林辉、殷蔚红、祝正明（对 王有才等提出的“中国自由正义党”的政党名称有不同意见，认为中 国老百姓不易接受， 建议将政党名称改成“中国民主党”。王有才当时说，“虽然人权、 自由、正义的价值比民主重要，但老百姓的接受度也是一个因素，而 且民主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中国民主党海外已经有了，是 王若望发起的，如果解决好这一问题，王有才没有意见。”吴义龙、 王培剑、王东海、林辉、殷蔚红、黄海燕、许华等都没有意见，同时 建议请王若望做中国民主党的顾问）、单称峰、高烨矩、陈树庆、徐 光、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黄海燕、余铁龙、余元洪、许华、方 笑凰、李锡安、高建松、王航立、朱春华、杨泽敏、陈立群、 戚惠民、王有华、陈蔚、陈健、胡贤焕、楼裕根、毛奇峰、薛振标、 赵旭明、陈光明、方建移、毛时法、王柏祥、俞杭生、董汉强、等 等。 ☆06筹备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中心重要人物： 单称峰、高烨矩、林辉、徐光、陈树庆、吕耿松、王东海等（坚持中 国民主党活动四原则， 坚持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方式，帮助弱势群体， 坚持扩大影响走法律维权路线， 坚持与中共党内开明派和民主派合作， 立足国内，立足民众，立足青年，民众的参与与支持非常重要，但中 共党内民主派的话语权非常重要， 89年这么多民众支持，但中共党内民主派话语权一旦失去，结果是不 幸的。 非暴力转型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海外与大陆没有根基的极端的 群体和个人的活动要少参与，做好中国民主党的品牌，促成现代中国 的艰难的宪政民主转型任务。） ◆联系人：陈志伟、方笑凰、王有才 ◆联系电邮：cdposc@gmail.com 〔提供者：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 ☆P.S.： “刘军宁”、“林达”、“刘文涛”他们本人并未参与中国民主党的 发展工作，刘军宁是政治学学者，主要研究宪政民主等现代法律政治 理论和实践；林达（据说是一对夫妇）先生，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 刘文涛先生主持编写《美国开国三杰》，所以，我们用引号以表达中 国民主党的精神内涵。有关中国民主党的相关法律责任与他们本人无 关。当然我们希望他们能把他们的有关文章的电子版本免费赠送给我 们，因为我们没有资金购买。我们是一批贫穷而艰辛的理想主义者。 大多数成员是在监狱门槛的里外行走的人。“李泽民”是原中共浙江 省委书记，他本人可能反对组党，他的有关三“必须要”原则： （1）做任何事情“必须要”按法律来；（2）在关键时期“必须要” 控制、克制；（3）浙江是“必须要”服从中央的。 中国民主党行动“五原则”：现在中国民主党只有“四原则──公 开、理性、非暴力（和平）、合法"，开始时吴义龙提出五原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和谐。为此相互之间有过激烈争论，后 来达成初步共识认为即使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公民最终解决矛盾或利益 冲突的方法是法庭诉讼，由法治原则决定，而不是通过和谐来达到， 当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和谐是一个好目标，但是，在中国现阶段尚没 有宪政民主制度，公民的基本人权必须通过斗争和奉献牺牲才能得 来，所以我们当时暂时搁置和谐原则。 （2006年10月28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敦煌魂”毕可祭 李昌玉 ------------------------------------------------------------ １、饿死在夹边沟的“敦煌魂”毕可 ２、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３、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４、1948～1950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５、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王野如是说毕可 ６、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宋萍如是说毕可 ７、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蓝瑛如是说毕可 ８、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韩同文如是说毕可 ９、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10、毕可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留下的学籍记录 11、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12、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13、毕可在夹边沟的难友宁里的记忆 14、莫高窟里的反右风暴 15、革命，谁革谁的命？ ------------------------------------------------------------ １、饿死在夹边沟的“敦煌魂”毕可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 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 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 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买”走。所以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 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 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 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经过“忠诚与老实运 动”的考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解放前进所 的李承先做了党支部书记。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 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并不远，敦煌千佛洞里， 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 “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具有象征性的 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 是1956年进所只在敦煌工作可能只有一年稍多的画家毕可，人称“敦 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 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 沟劳改，但是20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 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 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 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 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尽管他在敦煌工作的时间很短， 但却是他的许多同事的遭遇的缩影，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罕见，却有力地反 映了这个政治运动的特点。请大家阅读的时候思考：为什么毕可会打 成右派？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 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等等人，还电话采访了毕可 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大体按照我了解毕可 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 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 可、宁里等人，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 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他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 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２、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 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 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 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１〕我推 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３、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 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 　　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 　　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 　　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 　　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 　　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 　　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 　　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 　　敦煌魂。’”〔２〕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 生加封的。 ４、1948～1950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青岛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路 过济南，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 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说起毕可。高芒说， 她认识毕可。这样的巧事，让我喜出望外。于是她又坐下来继续说毕 可：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 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和凤鸣，“有 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 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 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 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那是 1948年，高芒在胶东文化协会机关编辑刊物，文协还有下属组织文工 团，都住在莱阳城南村，在一个大灶吃饭。毕可是胶东半岛尖端的荣 成石岛人，文工团的美工，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 化，会画几笔宣传画。毕可因为年龄比较小，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 以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 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还得 意地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 是在当时那些比较自由散漫的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先后在文联美术组和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但 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 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 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 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 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 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 解。 ５、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王野如是说毕可 随后我到青岛旅游，拜访高芒，从高芒那里得到一本《胶东文协文工 团建团六十周年纪念历史影集》，其中就有“毕可即毕远来”的照 片，大概是他20来岁时的照片，椭圆形的长脸，长得稚嫩清秀，浓浓 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没有仔细梳理，具有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都有的 那种不修边幅的特点。 这本影集附录了通讯录。我先后通过电话，找到在青岛和济南的十来 个人，但只有四个人和毕可同事过，并且留下了一点印象。王野说， 他在文工团只有几个月，关于毕可只留下一点印象，就是作为美工， 毕可还是非常好的，工作积极，待人也很热情。总之是一个很好的青 年人。 ６、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宋萍如是说毕可 我打电话寻找住在济南的原胶东文工团的团长包干夫。他的夫人宋萍 接的电话，说，包干夫已经年事太高，无法述说这些旧事。当时宋萍 也在胶东文工团，但他那时年纪太小，只记得有个毕远来，不过她记 得毕可开始和文工团的大多数人调拨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后又 从北京转回青岛。仅此而已。他向我推荐去找蓝瑛。 ７、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蓝瑛如是说毕可 蓝瑛如今是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教授，当初是文工团的导演。她还 记得毕可是一个中等个的青年，人很活跃，热情，对他留有很好的印 象。她完全不知道毕可后来的去向，因此当他知道我是要打听毕可的 时候，很急迫地希望知道。说起反右运动，蓝瑛就激动了起来。她 说，她自己差一点打了右派，弟弟打了右派，哥哥加上反革命。到了 文革，一开始，她和丈夫，当时都在山东话剧团工作，就被揪了出 来，父母死于文革的折磨。从心灵到肉体，他们全家都受到残酷的摧 残。对于我写作毕可，她一再表示支持，希望我把历史记载下来，留 给后人知道。她希望知道毕可的妻子和后人情况。当我告诉她我的电 话正受到骚扰，每隔一分钟响铃一次，此时通话过程中，不断出现的 杂音就可能是在监听，她说，希望他们能够监听，听到我们的通话。 她越说越气愤地表示，她不害怕。 ８、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韩同文如是说毕可 韩同文说，他和毕可在一个分队，都是美工。本来胶东文工团都调拨 到空政文工团，毕可身体不好，有很重的关节炎，所以又回了青岛， 以后就到了石可手下。小伙子人很好，可能身体不好，不讲卫生，衣 裳脏了挂到雨里淋。 ９、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最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 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 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 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 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 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 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 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 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 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 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 的。可是当我提起50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 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 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 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 业训练、从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象石可这样专业功底 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 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 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 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 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 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 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 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 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的，厂里当然不 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 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 究干净的石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 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 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 市里有30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 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泽东 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 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 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 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 或者忘记了。 10、毕可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留下的学籍记录 既然毕可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学习过，我打电话到该校档案室查询毕 可的情况。一位陈老师在查找到毕可的档案后，给我回电话，告诉了 如下情况： 毕可是山东荣成沟曲（田）家村人，家庭成分中农，1930年7月29日 出生，1953年10月11日入绘画系学习，1955年离开学校，因为没有当 年的学习成绩，无法说明是否毕业。在家庭关系中，只有母亲和五岁 的女儿，没有填妻子。至于入学前的情况和前面的介绍吻合，不赘 述。 但是，7月24日我打电话到兰州敦煌研究院采访孙儒僴，他说，他记 得，毕可是195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去的。这可能是因为毕可原 来是在文工团做美工，后来又转到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学习了一段时 间。 11、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或中戏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 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 家中，有三位东北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 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 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 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文学传 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 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 办的，因此，虽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 要。 现在联系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 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 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是临摹壁画的。那时，学院规模 远比现在小，教师也不会太多，他们应该给毕可授过课。他们在敦煌 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 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 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既然毕可是1955年离开沈阳鲁迅美术学 院，1956年再从中央戏剧学院分配去敦煌，因此他分配到敦煌才一 年，就遇到反右，一筋斗就栽到了夹边沟。不过去夹边沟的时间，可 能在1958年。 12、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 　　《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 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 　　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 　　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 　　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 　　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 　　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 　　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 　　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 　　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 　　文物研究所的所长ＸＸＸ。ＸＸＸ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 　　可对ＸＸＸ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 　　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Ｘ 　　ＸＸ，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 　　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 　　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 　　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 　　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 　　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 　　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 　　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 　　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 　　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 　　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着于他热爱的绘 　　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 　　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 　　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 　　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 　　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 　　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 　　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 　　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 　　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 　　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 　　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 　　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 　　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ＸＸＸ个人有严重的 　　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 　　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 　　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ＸＸＸ的 　　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 　　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 　　反昭雪。ＸＸＸ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 　　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 　　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 　　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 　　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 　　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 　　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 　　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 　　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 　　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 　　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 　　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 　　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 　　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３〕 和凤鸣行文中的“ＸＸＸ”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 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 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 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至于毕可和常书鸿的矛盾，石可作了一点推测。他说，毕可是在青岛 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 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 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笔者向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查询毕可的档案，其中他没有填妻子，却填 了女儿。这是非常奇怪的表现。原因我无法揣测，如果加上石可的分 析，那么。他和常书鸿的矛盾，大概少不了妻子的问题。 2006年7月24日，我在济南打电话到兰州敦煌研究院。采访了当时也 打了右派的孙儒僴先生。我把和凤鸣写到的毕可情况，原文念给了他 听。他说，毕可后来强行定了坏分子。省里下文要求把毕可召回。不 知为什么常书鸿没有召回他。毕可在反右前离所几个月，是为了妻子 的问题，具体情况不知道，回来后，就遇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 他冒犯了常书鸿则是确凿无疑的。详情因为年代久远，当时自己也自 身不保，无暇它顾，所以不能说得很详细了。我想采访一下段文杰。 孙儒僴先生说，段文杰已经年逾组0，年体不好，电话也不知道，最 好不要打扰他了。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关于毕可，是和凤鸣说的没有打右派对，还 是孙儒僴说的，毕可也象段文杰一样，起先打了右派省里没有批，后 来又定为坏分子对？这个问题，我难以断定，反正是被逼迫死在夹边 沟了。不过，我倾向于和凤鸣的记载，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孙儒僴本 人作为右派，对于别人已经无暇顾及了。 解放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 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 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从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登记表上，毕可没有填写妻子却填写了女儿，到 石可的估计和孙儒僴的介绍，可以看出，妻子问题，可能是引起和常 书鸿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远在常书鸿之下，但还 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命”本钱，为了妻子的问题，出言不逊，矛 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 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 煌所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 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 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 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账，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 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 右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13、毕可在夹边沟的难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 地窝里。他就听宁里说过不少关于毕可的事，因此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如今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 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 气愤难忍，鸣枪示警，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发配西藏。后来想要翻 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 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分场，分布 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 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 比较大的自然形成的岩石孔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 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 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 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 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 前，流着眼泪说：老伙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 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 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沟，加上高芒、和 凤鸣、石可等等人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 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 对”了具体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 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ＸＸＸ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 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 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 送在常书鸿手上。 14、莫高窟里的反右风暴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 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 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 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12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 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五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 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 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 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 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 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 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 四川老家乡下。〔４〕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 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 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 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 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５〕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 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20多个工作人员，流 　　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象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 　　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 　　毁，上层洞窟大部分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 　　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 　　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 　　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 　　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 　　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 　　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 　　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 　　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 　　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 　　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 　　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 　　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 　　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 　　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 　　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 　　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 　　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 　　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 　　了。”〔６〕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 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 派深渊。 （3）辛普德 又据孙儒僴说，敦煌文物研究所当时总共20来个研究人员，打了右派 分子五人，为孙儒僴、李其琼、史苇湘、辛普德。辛普德是我通过电 话采访孙儒僴知道的。 （4）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 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达卡车，离开重 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 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 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 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 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 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 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７〕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 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 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 　　“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 　　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 　　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 　　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 　　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 　　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象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 　　了一顿。’ 　　“十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 　　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 　　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 　　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对象。十年的 　　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 　　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 　　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 　　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 　　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 　　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 　　喂猪、做土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 　　传画……”〔８〕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 详细： 　　“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 　　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 　　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 　　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 　　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 　　‘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 　　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 　　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 　　即反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 　　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 　　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元，内部控制使用，不 　　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９〕 段文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 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 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 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 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们”显然是 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 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 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 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 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 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 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 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 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 《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 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15、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么，反右 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 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 其中专业人员只有七人。 那么，这七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 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三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 的，他们都是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 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坚 决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七个人，除了常李夫 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少到 极点。常书鸿呀，你竟然下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 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 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 “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 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 大老粗，对知识分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 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 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 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象从 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 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 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 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 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从毕可的冤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教训呢？第一，一党专制的制度加上 政治运动，可以把一个热情、纯真、积极、追求进步、追求美好人生 的革命青年，葬送于一旦。第二，一党专制的制度加上政治运动，可 以使一个本来不坏的知识分子领导人，为了维护私利权力而丧失良 知，丧失人性，挟私报复，直至致人死地而心安理得，毫无忏悔。 (2004～2006年7月于山东大学附中) 【附注】 １、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２、９、王家达《血泪铸敦煌》 ３、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４、５、８、《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 　　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６、敦煌研究，1992年第二期 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 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和谐社会”与法国信念 解读希拉克总统在北大的演讲 武振荣 2006年10月25日，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希拉克总统在北京大学发表 了题为《中法伙伴关系：一个为了和平与进步的雄心》的演讲。演讲 中他礼貌地迎合了东道主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话题，在演讲的末 了部分说出了一番很有意思的、不但可以令中国的大学生们深思而且 也应该令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深思的话： 　　“中国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希望能够加强人权，加强 　　自由、民主，而且做出承诺，要批准《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我深信在这样的做法当中，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 　　贵国继续思考，因为如果中国很自然地随着人民的发展，以及悠 　　久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 　　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 　　一个很好的启发。” 这个演讲在《独立评论》上被转载后，一个叫“点破迷津”的网友说 了如下的话，倒是蛮有意思的： 　　“这是希拉克在教育胡锦涛：不要将‘和谐’两字来欺骗中国 　　人，要将‘和谐’两字放到全世界的高度来共识。” 　　（2006-10-26 11:20） 点破迷津的这一句话说得好，其中的“教育”二字下的很中肯，大有 “点破”“迷津”的作用；当然在“迷津”“点破”之后，鄙人做一 点补充性质的说明，也许不算是多余的。 众所周知，主张“和谐社会”的胡锦涛主席是一位非常好学的人，他 在坐上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把交椅”时，竟然谦虚地象一个三年纪小 学生那样地坐在中南海课桌上，请那些“老师”给他上课（见拙文 《关于民族国家的真理占有问题》中所说的“政治局学习制度”）。 这样的“好学上进”的领导人在全世界已经找不到几个的了，因此就 显得特别的精贵。有意思的是，今天，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总统 级的老师──希拉克，由这样的“老师”来亲自“教育”他，用给北 大学生上课的名义给他讲课──这在今天的世界领导人物当中也可以 算是一个绝妙的事情，亦符合共产党人“虚心学习”的习惯。但是， 由总统先生所提出来的“和谐社会”中却没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 所用，利为民所谋”这等“三民”旧货色，而被塞进了“启蒙时期的 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以及“迈向民主和人权”这 三样新货色，于是，我们的胡主席能不能了解它，吃透它，就不得而 知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说几句，不是没有价值的。 一、“和谐社会”与启蒙理想 我并不反对胡锦涛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但是我认为把中国社会 的当务之急──建立“民主社会”的任务偷换成为“和谐社会”的 话，那就是坚持“专政”、“专制”的“老一套”，根本没有新意， 是糊弄人的。在现代条件下，“社会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建立 “和谐社会”的前提和条件，而这个前提和条件由希拉克总统给巧妙 地说了出来，那就是“启蒙时期的理想”，依据这个思路，我从上一 个世纪80年代起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定义成“蒙昧社会”，那么在这 个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启蒙”，而不是用一套类似于传统道德的东西 来继续“蒙蔽人民”，这就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说，在伟大的1966 年，中国人民运用了政治造反的方式来为自己“启蒙”的话，那么现 在的任务不是“结束”它，强调“安定团结”、“政治稳定”，而是 要象欧洲社会启蒙时期那样（法国一度是它的中心）彻底的“解放” 人，使人──理论上的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人生 可以持合法的批评和批判态度，使之从中世纪式传统的蒙昧状态走出 来，而不是要缩回到“亲民”、“爱民”的中世纪传统中去！ 欧洲启蒙精神对人类社会的最伟大贡献莫过要把人从被奴役的状态中 “解放”出来，而这一行为不是没有所指的，也不是无的放失的，而 是直接地指向当时欧洲社会的“绝对权力”，因此，启蒙精神和启蒙 理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看点是伟大的启蒙者如何教导欧洲人民反对“绝 对权力”。法国启蒙运动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基佐（马克思曾经对之 有过好评），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曾经非常严肃的指出，他在 “欧洲文明史讲座中”“显示的一个最严重、最有教育意义的事实， 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危害以及也是我们认为它不可克服的缺点， 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名义，追求什么目的”。好了，说到这里 的时候，我们对照地检讨一下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它却是反其道 而行之，大力“加强”“绝对权力”的建设，认为只要给“绝对权 力”“采取”一种“共产党的形式”，取一个“社会主义”的“名 义”，安一个“共产主义”的“目的”，好象就可以使它由坏变好！ 殊不知这样一种骗人的小伎俩，早已经被我们中国人民看穿了，到头 来，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难怪希拉克总统作为胡的客人在提到中 国的“和谐社会”时，特意地点出了“启蒙理想”。 二、“和谐社会”与“法国大革命” 由希拉克总统在演讲中能够娴熟地运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样 的成语来阐明自己观点一事推断，他是一个“中国通”，正因为如 此，他就不可能不了解胡锦涛的“中国式”小心眼。因此，他没有象 我那样地直接批评胡的“得意杰作”，说“和谐社会”是用专制主义 的方式“和稀泥”，而是非常策略地把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与“和谐 社会”格格不入的“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模式”提了出来，突出了 “和谐社会”那根本就不被胡主席理解的一面，即它是建立在社会各 阶级利益或各集团利益公开冲突、公开竞赛基础之上的“和谐”。在 法国，它是大革命的产物，如果说大革命中所建立的民主制度，使传 统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阶级斗争变得可以“调和”的 话，那么“和谐社会”不是出于一小撮统治者的私意，也不是某一个 社会强力阶级、强力集团的一相情愿，就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我 们中国人谁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在世界上是 最典型的呢？如果就时间而言，在40年前，我们的刘主席曾经承认“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今天，我们的胡主席就是“小革命遇到老 问题了”。 如果你具有历史的眼光，你就会发现40年前毛泽东在搞文化大革命 时，心理装着的“样板”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在中国“搞出了一场 动乱”，因此，作为从邓小平手里“接”了班的胡，对于自己青年时 所遇到的，在全世界的人的观察中和法国大革命有着“血缘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讳莫如深，这一次总统“老师” 的讲课，又提到了“法国大革命”，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啊！试想一 想，如果法国大革命的那种精神和66运动的精神完好地存在于中国社 会，胡、温之辈能够稳坐在中南海吗？试想一想，如果文化大革命 中，中国人民中间“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持续到今天，你能够想象 “一党专政”继续存在吗？如果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阵 “人民革命”的呼声持续到现在，你能够想象上海由陈良宇统治、北 京由陈希同统治的事情吗？ 好了，在这一篇短文中，这个问题是只能够提一个线索，不可能展开 议论，因此，即使胡锦涛们坚持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 浩劫”，那么听一听法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怎么说的：“一场浩劫 怎么能够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 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 梗，点燃了又把它扑灭，这就从两个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托克维 尔《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现在，胡主席的错误就是要在“旧制 度”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社会”，因此，那一帮子“设计者”在听到 法国大革命和66政治大解放运动时，怎能不起鸡皮疙瘩的呢？就这个 意思讲，现代社会的“和谐”必须在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并且肯定 多元化利益之间存在的公开冲突和斗争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中 才可以实现。 三、“和谐社会”中的“民主和人权” 列宁好象说过，谁害什么病就怕谈什么病。希拉克总统在“教导”胡 主席时，虽然尽量照顾东道主的面子，把话说得非常巧妙，但是言多 必有差，在向“中国政府”揭示“和谐社会”的实质时，他却没有考 虑到胡主席忌讳“民主和人权”的“病”，竟然违犯了列宁的教导， 而谈了胡主席所害之“病”。这有可能使胡主席难堪，此前他从总统 手里接了170架空中客车定单。 在北大演讲中，法国总统没有象中国的东海一枭那样直白地说：“民 主不兴，和谐难求”，但是，他把“和谐社会”定义为“迈向民主和 人权”的社会却是这一课的主要精神。说实在的，“和谐社会”并不 一定就是民主社会。在中国古代或者中古的某些时间上，的确出现了 社会和谐的现象，以至于象18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大学 者莱布尼茨等人都把中国看成是人类最和谐的社会。只是在现代，情 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堪称“和谐”的社会，却必须是“民主” 的。因此，在“民主”之外想运用“复古”的方式去求“和谐”，那 一定是缘木求鱼；很可惜，正处于“学习”阶段的胡主席却不这样认 为，他认为只要他肯“亲民”、“爱民”，并且在现代传媒手段的制 作下，象他这样的身居高位的人能够为一个普通教师的死亡而“泪流 满面”，那么流下的“泪水”就可以把社会“调理”得“和谐”，用 这种以泪代水的方式“和稀泥”，或可保证社会“一百年不变”（交 班人邓小平语）。也许已经看出了胡的错误，因此总统先生才点出了 “和谐社会”的核心：“民主和人权”！ 这不是一篇论证胡氏“和谐社会”的文章，若是那样做就太浪费精力 了，本文只是说当法国总统在向好学的胡锦涛主席以民主的“法国经 验”点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三种要素，而这三种要素又被中 国当权派否定的情况下，他的演讲才可能发挥积极影响。这些影响在 而后的时间中，也许会促使中国人民社会中那些受到压抑、本身已经 在历史上同上述三种要素一起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存在物又一 次地被激活；若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因此，本文结尾 采用“中国万岁！法国万岁”总统演讲时的结束语就比较恰当。 （2006-10-2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法兰西的礼物 方家华 10月26日，远在欧洲的法国给我们送来两个礼物，一个是法国首都巴 黎民众的依法骚乱，一个是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访问中国。法国送来的 两个礼物，极有可能是分送给中国的政府和民众的。 也就是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访问中国，既是国家之间的国事访问， 也带来了巴黎民众的依法骚乱的信息。这无论如何也算是礼物。通常 对礼物的最简单理解，礼物是对方最需要的、或者是对方最希望得到 的东西。巴黎民众的依法骚乱是一个事实的事件，而且只是法国本身 的事件。但，由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访问中国，这个法国事件就有了 中国气息，就有了中国特色。 那么，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礼物？ 在北大的演讲中，希拉克对中国的尊重，细微地体现在他演讲时的用 词上。他说，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普遍性价值，或许可 以给我国提供“灵感”和“支持”。据说，他曾经多次表达了对中国 文化热爱，曾经对唐代大诗人李白有特殊偏爱，曾经对中国西周青铜 器有很深研究。他对中国的古代有研究，对中共几十年的一党统治应 当不会太陌生。他的演讲中，提了中国的古代，也礼貌性地展望了今 后中、法合作的乐观前景（毕竟中国购买了170架法国的飞机），但 唯独不提中共几十年的文化和政治，连礼貌性地提及也没有。中共不 是坚持声称代表中国和中国文化吗？ 自18世纪启蒙运动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法国给世界呈现的 精神形象和政治形象，就是一个酷爱自由和喜欢骚乱的民族。前者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后者是一个民族的行动气概和行动方式。这的 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据史家统计，“1789年以来，（法兰西）平 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场宪法危机，就是亲历一场起义”（朱学勤 语）。法国确实给世界贡献过自由、博爱这些普世精神文化理念，贡 献过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这些大师的思想，贡献过法国大革命 的革命方式。并且这些思想和革命方式，也影响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历 史进程。中国是感谢法国的。 虽然，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访问中国，是冲着中国购买170架法国的飞 机经济意图，但对中国的政治意义也是存在的。中国人看完了中国购 买170架法国的飞机的订单，看完了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北大演讲，看 完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礼貌性恭维，之后，紧跟着就看到法国的精神形 象和政治行动，看到法国首都巴黎民众的依法骚乱。 百年来，中国的宪政历程，曾经有“主义”和“问题”之争。今天， “主义”暂时让位于“问题”。中国今天的问题就是宪政问题。中国 政府和中国民众看待中国宪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巴黎民众的依法骚 乱，他们所遭遇的问题肯定不会有中国民众遭遇的问题那么严重，也 不会有中国民众遭遇的问题那么多。巴黎民众没有遭遇政治权力的私 有制，没有遭遇制度性的侵犯和践踏人权，没有遭遇因为言论而受到 政治迫害…… 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访问中国，通过北大的演讲向中国政府推荐启蒙运 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普遍性价值，又让中国民众因总统的国事 活动而更加注意巴黎民众的依法骚乱，算得上是给中国的两个礼物。 中国民众艰难的现实生存，应该更看重后一个礼物。因为，后一个礼 物依据法律表达自己愿望、改变自己现实生存的一种方式，一种促进 中国宪政的行动，一种行动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这个礼物。 （2006年10月28日于贵阳家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国人应挺身淘汰无视国家安全的 政客及政党 社论 《自由时报》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前天公开敦促立法院，为台湾人 民着想，本会期通过军购案。同一天，台北欧洲商会发表建议书，呼 吁政府加速直航等与中国经济关系正常化措施，以免降低台湾竞争 力，影响欧商的投资意愿。面对这些外来建言，国内昨天出现各种不 同反应，我们认为，朝野自不可能照单全收；实事求是，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应是较为平实的应对之道。 来自外在的建言、批评甚或压力，从上一世纪中叶战后台湾迈向政治 民主及经济繁荣的路上，一直发挥一定的鞭策力量。基本上，我们是 一个相当在意外来意见的社会，这主要反映于外交发展空间受到压缩 的现实环境，台湾须从国际间争取更多道义奥援，亦有赖发展以全球 为布局的经济实力。正由于这种特性，外来意见经常是促成改革及进 步的动力来源。举例而言，美国推倡的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加上不断 的施压，曾经义助台湾挣脱威权统治，迈向民主。另一方面，外来意 见固有其先进经验，且旁观者清，惟其毕竟出自外人，对有些问题也 可能不象我们自己那么清楚，其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国家整体利 益方面，有时自不免与我们有所差异。 就此而言，杨苏棣处长的讲话，尽管是促进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不啻 为政治恶斗的台湾，醍醐灌顶。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从法治、政治 机构及制度着眼，提醒我国避免民主转型的挫败，强调抗议活动应符 合“和平、合法、合宪”三原则，重申意见的表达“要有礼貌一 点”，甚至点名批评《联合报》有关美国对陈总统诚信失去耐性的报 导“与事实不符”。如此坦率针砭，相关当事人也许恼羞成怒，却平 实地阐明了民主过程及手段应循的一般常识，也间接道出台湾公众普 遍的心声。一般外交官通常避免臧否当地政治事件，去年曾经见证中 亚国家吉尔吉斯政治动荡的杨处长，甘冒得罪台湾若干政客及新闻媒 体之虞，有感而发，如此坦诚、率直及用心，令人赞赏。 更重要的，杨处长对军购案的发言，符合事实与常理，堪称一针见 血，在强烈表达美国立场的同时，无异对刻意阻挠军购案的泛蓝政 客，当头棒喝，值得喝彩。众所周知，对美三项军购案，当初由我方 提出，美国同意已经五年，预算至今却受泛蓝立委刻意阻挠。其间， 中国军费每年以两位数成长，台海两岸军力失衡之势至为明显，已置 台湾于险境。如此视国家安全如同儿戏，其所持理由不外反凯子军 购、反军备竞赛或拟建构双边和平架构。然而，泛蓝政党领袖以终极 统一为目标，见北京的大人则中华民国不敢宣之于口，岂能寄望其与 中国谈和平不是屈辱投降；何况中国扩军，绝不可能因台湾任何善意 而减缓。尤有甚者，军购案在立院连付委都未过关，亦即连起码的诘 辩讨论亦付之阙如，显见泛蓝多数抵制之恶质，毫无对国家的忠诚。 从而，“谁在阻挡军购案？”不问自明；若泛蓝政客不能“为了台湾 人民，让军购案通过”，美国这次公开喊话，不啻重演当年解构泛蓝 党国体制之施压，台湾人民亦应挺身而出，淘汰这些无视国家安全的 政客及其政党。 相形之下，欧洲商会的建言，有关台海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部分，只 是企业在商言商，毫不顾及国家安全层面，亦不符合台湾经济已经向 中国极度倾斜的现实。不过，除此之外的国内经济改革、减少管制、 加速服务产业发展等课题，的确有值得参考之处，朝野理应从行政、 立法层面虚心检讨，力求改进。其能如此，台湾不论政治、经济及国 防，必能从平实对待外来针砭之中受益，则公众是幸。 〔转载自《自由时报》2006-10-28；http://www.libertytimes.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看红潮．杨苏棣提三原则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记者王平宇／台北报导〕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台 北办事处长杨苏棣昨对“倒扁红潮”发表看法，认为任何抗议活动都 应符合“和平、合法和合宪”的“三合”（和 )原则。 杨苏棣直言，许多人希望把美国政府、ＡＩＴ或他个人归类为蓝色、 绿色或红色；其实他们都不是，而是红色、白色和蓝色（意指美国国 旗），ＡＩＴ的任务就是促进美国在台湾的利益。 杨苏棣还点名批评《联合报》上周有关美方已对陈水扁诚信失去耐性 的报导，表示“内容与事实不符”。他强调，美国和陈水扁政府一直 有广泛而良好的互动和合作，而且“美国打算在陈水扁政府结束任期 前，一直进行这样良好的互动”。 ＡＩＴ官员表示，近来台湾媒体许多有关美国立场与台美关系的报 导，已对ＡＩＴ造成困扰，杨苏棣才选择举行公开记者会，说明美国 的对台政策与立场。 针对当前倒扁与挺扁的对峙，杨苏棣说，民主化过程会有许多挑战， 但民主是台湾的优势与强项，过去20年和平的民主转型过程提供全球 很好的模式，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 杨苏棣强调，台湾应避免民主转型的挫败，例如近来泰国政变和匈牙 利暴动，就是民主的挫败，台湾应该避免。他认为台湾民主的建立需 要多面向合作，包括相信法治精神、负责任的媒体、集会游行自由及 新闻自由的保障等，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 他并重申自己在国庆酒会上的谈话，强调意见的表达“要有礼貌一 点”。台湾在民主化过程已做得很好，现在问题只在如何深化民主。 〔转载自《大纪元》2006-10-27 08:33；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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