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10-2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中国，一个体制性缺德的国度　　　　　　　　（广州）陶君 ◆十万亿存款说明了什么？　　　　　　　　　（贵阳）刘新亮 探索道路 ◆如何看待胡温的和谐社会？　　　　　　　（墨尔本）张鹤慈 ◆两岸三地：退一步进两步的打贪反腐　　　　　（成都）作人 运动留痕 ◆怀念恩师林牧先生　　　　　　　　　　　　　（越南）张明 ◆怀念老何（下）──兼与仲维光商榷　　　　（北京）陈子明 迫害实录 ◆陈树庆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杭州）吕耿松 读史论今 ◆反对暴力“大一统”战争的烙──民运家谱（之9） 　黄燕明 他山之石 ◆追求台湾政治的转型正义　　　　　　　　　（台湾）徐永明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一个体制性缺德的国度 陶君 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 语．颜渊十九》）〔译文〕在上位的人品德好比风，老百姓的品德好 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会顺风倒下。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缺德 的根子处在官府，老百姓不过效仿而已。 据2006-10-17《东南快报》：《记者暗访洋中市场内卖淫窝点．十多 老人排队等待服务》），昨日上午10时，阳光明媚，是一个适合老人 出门活动的天气。可在距离福州台江工人文化宫不远处的洋中市场 内，十多位老人却安静地挤坐在一张沙发上，经记者调查，这些老人 竟然是在排队等待小姐为他们提供“性服务”，笔者本不该数落老人 的，老人本该被人爱护的，但这个示例令人深思，为什么人会缺德到 这个地步，也许有人会说年轻人可以嫖娼，难道老人就不可以？老人 本应该给下一代做表率的，但现在老人都开始公开的嫖娼，就是缺德 了。其实这些老人跟官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南京市车管所长查 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同在南京为官的江苏省建 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就已将其纪录刷新，徐某人以包养140多个情妇的 骄人业绩，完全有资格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缺德到无形了。 中国一向自认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讲道德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社会道 德状况究竟怎么样呢？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国人渐渐感 叹世风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但造成缺德根子在哪里呢？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究的问题。 历史上，所谓的很文明的中国，就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缺德的事情， 主要集中在贵族。从秦始皇开始，他母亲与大臣私通，秦始皇知道 后，将该大臣夷灭三族，并将两个私生子装在袋子里用棍棒打死；有 一年，天降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 皇抓不到刻字者，就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全部处死；秦始皇的儿子胡 亥篡夺皇位，杀兄弟姐妹26人；所以缺德的事情早有案例，都是官家 所为。明朝朱元璋大施酷刑，在全国设“剥皮亭”，接着有人将中国 人的缺德手法加以总结，写出了《三十六计》，专门叫人使用缺德手 法，坑蒙拐骗、残忍狠毒、荒淫无耻、中饱私囊、严刑峻法、见死不 救、告发连坐等。发展到近代的更无耻的又黑又皮厚的《黑厚学》， 缺德到了极点。 以上是过去中华文明中的缺德学的一部分，到了中共建政以后，缺德 就上升到了有系统有理论的高度了，而且人民开始对缺德麻木了。搞 不清楚什么是缺德，这才可怕。毛泽东时代的缺德事太多，这里无法 一一列举几十年里发生的缺德事，还是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缺德事 情。而且无一不是官家带头，然后上行下效，把缺德的大戏演的活灵 活现。 据《海南新闻网》，海南某女职员自曝被其公司副科长强奸，去公安 局报案，公安局不立案的理由是精液量太少，很难鉴定，缺德到无耻 的地步，政府竟然这样做缺德的榜样，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呢，当然这 跟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与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共用情妇这种缺 德事比起来，就有点逊色了。 中国民间艾滋病专家高耀洁医生说过一句话，中国大环境非常缺德。 她于2006年09月04日接受《财经文摘》的采时，是这样说的： 　　“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 　　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 　　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 　　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 　　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看看中国的官府都在做什么？高耀洁医生下面这句话点到根子上， 　　“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 　　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政府）。” 一个80岁的老人，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这么多年来，看到的东西才 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将来如何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场的缺德问 题。 现在的医院发生过无数次的见死不救的案例，而作为官员就不同了， 据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 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 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官就是人，老百姓根本不是人，这就是 体制性缺德。冤民有冤无处伸，连去上访都不行，每年有几十万访民 被截被打被绑架，为什么？政府作恶，也就是缺德了。加上活人被医 院拉进殡仪馆去火花，昭示着医院（政府的）的麻木、冷漠和缺乏爱 心，其实也是缺德。 为什么在中国缺德盛行，而且愈演愈烈呢？原因必须要找到，难道都 是中国百姓的素质差吗？答案将揭示出问题的实质。 一是愚民教育、谎言盛行。把中国人教育成“猪”，才是当政者的目 的，什么也不知道是最好管的，所以从小就开始灌输马列主义这个空 洞的宣扬阶级斗争的理论，从上到下都在撒谎，当政者开动宣传机器 不停的造假、撒谎、掩盖真相，甚至篡改历史，粉饰太平，指鹿为 马，歌颂领袖，道德教育不过是统治技巧，如经过八耻八荣教育后， 官员更加缺德和腐败了。 二是缺乏道德钳制和净化机制。缺乏对善的认知，没有制度上对道德 进行净化和钳制，因为老百姓的任何行为无法影响到统治者。无法跟 进和矫正当政者的道德行为，没有新闻舆论的表达权，也就失去了道 德的纠错和惩戒功能，这个统治者是很清楚的，绝不会给老百姓这个 权力。 三宗教的缺失、鼓吹无神论。中国的统治者一直鼓吹无神论，共产党 的领袖就是大家的神，是唯一的，所以就四处压制宗教，而宗教是可 以修炼心灵的，叫人向善，叫人忏悔，可以起到很好的道德约束作 用。 四是专制制度，最坏者当政。专制制度在根子上阻碍了美德，极权只 会带来灾难。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人民手里没有选票去制衡， 就无法惩戒道德的败坏。最坏者在专制制度下非常容易获得权力。缺 德就在所难免了。 （2006-10-22广东）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十万亿存款说明了什么？ 刘新亮 中国大陆私人储蓄存款额高达十万亿人民币，折合12,000多亿美元， 这是一非常巨大的数字，比一些发达国家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高。 这样一笔巨款不进入流通，而在银行里沉睡，犹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 老虎，也或是掉进枯井里的老牛，除了给银行带来巨大的付息压力， 还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高官们都看到了这笔资金，因而这几年的经济政策 和改革方案都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这笔资金挤出来，使它进入流通领 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出力。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笔资金非但没有被 挤出来，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累越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家庭 自我保障基金，因而出台了从住房改革、高教改革到社保、医保、低 保以及降息、征收利息税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其主要针对 的就是扩大内需，就是将这笔资金赶入流通领域。现在来看，这些改 革措施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一系列的挤压中造成了社会的普遍 性恐慌，使储蓄额以更快的速度累加。这种状况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 个结论，其一，经济学家和高官们对这笔资金的性质在认识上是完全 错误的；其二，社保、医保并不是要真正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只是以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名义来挤压私人财富。所以一般认为近几年的社 保、医保改革是失败的。 那么这笔存款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存款的所有者来加以 分析，这笔存款的80%以上为不到20%的人所有，只有不到20%的存款 为80%以上的人所有。从表面来看，这个储蓄率并不高，人均6,000多 元，就是那不到20%的人所占有的80%以上的存款，人均也只有三至五 万元，这就是经济学家和高官们把它划为家庭保障基金的原因。他们 企图以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机制来替代家庭自我保障，将这笔钱挤 压出来。但是他们的医保、社保以及房改是以收刮民脂民膏为目的 的，是一种掠夺性措施，民众们对此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能达到他们 的目的。 事实上，作为民众家庭自我保障基金的部分在这笔存款中所占的比例 是很有限的，需要设立家庭自我保障基金的家庭都是穷困的人群，而 穷困的人家是不会有多少余钱的，也正因为没有余钱，才会需要保 障，所以真正作为保障的资金不足一万亿，这都是穷人们的血汗。在 银行里拥有大量存款的一般都是拥有固定和相对固定收入的、或是有 活钱收入的那部分人的消费剩余，这部分人主要是公务人员、国企高 管（处级以上）、垄断企业职工、中小私营企业主、大型私营企业和 外企的白领以及拥有灰色或黑色资源的人群，这些人享有相当的政策 福利，他们收入的含金量比一般民众要高得多，他们消费的剩余，作 为家庭保障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功能，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寻求安全、 稳妥的投资对象，是一种投资准备金。这些人，因为有固定或相对固 定的职业，有一分相对满意的事业，因而对投资渠道的寻求并不是十 分迫切，因而投资需求在求稳的心态下被隐藏下来，打了折扣，使很 多人看不到它的实质，无怪乎世界经济学界在这只“老虎”的威胁下 纷纷看好中国的货币贬值。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当然是有人看到了这只“老虎”的实质的，也肯定 有人给中国的高官们上书开放中国的投资渠道，但是中国的高官们宁 愿相信它是保障基金而不愿开放中国的投资渠道，这是共产党政府对 中国社会的统治本质所决定的。 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所延袭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模式，这种模 式就是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家天下的无 阻碍延续。中国共产党政府虽然不是家天下政府，但却是一个小集团 的政府，它与封建家天下政府只有规模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它仍然是以政权在这个小集团内的无阻碍传递为最高价值目标，而对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就是实现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有效手段之 一。开放投资渠道，必然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并且 会使这种多元化主体在数量上达到空前的规模，这种规模必然要超越 他们的控制能力，从而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化学反应”，从而阻碍 政权在这个小集团中的有效传递，最终使这个小集团失去对政权的把 持。因而他们宁愿牺牲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利益，宁愿中国仍然依附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宁愿以高昂的代价把这只“老 虎”关在笼子里，宁愿阻碍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不愿开放投资渠道， 也不愿失去他们对政权的控制。君不见，那个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物 权问题的《物权法（草案）》至今也无法施行吗。 所以中国货币贬值是迟早的事，不要看到江、朱、胡、温在那里死 撑，就认为无事。“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现在虽然关在笼子里， 可喂养它的却是民众的血汗，况且总有喂养不起的那一天，怎么得 了。 （2006-10-19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如何看待胡温的和谐社会？ 张鹤慈 和谐社会的提出，引起了一阵喧闹。到底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又是 胡温的和谐社会？ 就今天和谐社会的新提法，我认为比起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来，是多 了正面理解的空间。正象今天的“以人为本”中所提到的人，比起过 去的用阶级分析，剔除了敌人后的人民，有着更多的正面理解的空 间。 但，胡温的和谐社会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先借用一个比方：一片桑田的叶子，可以养200只蚕，但如果所有的 叶子都拿来喂蚕，树就死了。所以，为了长期的桑蚕的经营，就只能 养100只。保持100只蚕，不让蚕过多而害死了树，这就是胡温的和 谐。 如果用人民表示桑叶，用国家，官吏表示蚕。这里的和谐，就是蚕可 以吃桑叶，国家或官吏可以剥夺人民。但也必须有所限制。 而所谓的限制，再用一个比方，为了使小鱼能够成为漏网之鱼，打鱼 用的网的网眼大小有一定的限制。但有人使用非常小的网眼的鱼网。 这种网当地叫做绝户网。不允许使用绝户网捕鱼，就是胡温的和谐。 胡温的和谐社会，显示出了统治者的危机意识。就算是只从蚕的角度 出发，能考虑到树的死活。也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罗马奴隶社会的解 体，奴隶主的危机意识是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胡温用什么来管住这些蚕的贪婪的嘴？依靠三个代表？八荣八 耻？或是和这些官吏，讲清利害，让他们认清大局？ 胡温在他们的位置，当然要讲大局，但那些官吏恐怕是对眼前的利益 看的更重些。和他们说不着什么大我，小我。这些人只有一个字： 我。 胡温的和谐社会，主要针对的不是桑树，而是蚕。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象在工人和老板之间那样，存在着利益的 动态平衡。这种平衡随时会被打破，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暂时的 平衡。如工人的工资和老板的盈利之间的变化。 今天胡温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贫富不均的关注，都是对这种动态平 衡被权势者一而再打破的后果的担心。 由于时代的进步，过去只知道自己有义务，不知道自己同时也有权力 的人民的觉醒，必然会一步步的移动这个动态平衡的平衡点，这时动 态平衡必然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倾斜。 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会，是逆潮流而动，在已经有了初步觉醒的人民 的维权意识的现实中，必然会加大社会冲突。这就是胡温眼中的不和 谐。 胡温的和谐的关键是静，而老百姓索回自己被剥夺的权力和利益，是 破坏了静。是胡温眼中的不和谐。对舆论的严密控制，对异议人士的 打压，都是胡温为了维持和谐社会的必然措施。 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激起民变，也是破坏了静，同样在胡温眼里是 不和谐。。想用道德教育，甚至马列主义来订正党风，同时也对一些 贪官污吏下手，想挽回中共集权统治的合法资源。是胡温维持和谐社 会的另一类措施。 我不认为静就是和谐，动就是破坏了和谐。也不认可没有矛盾，没有 冲突是和谐。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矛盾在法制内解 决。仍然是和谐。冲突在民主的框架内解决，也仍然是和谐。 还是用上面的比方，稍微改一点，把人民换成种树者，官吏换成养蚕 人。如果。养蚕人和种树者的关系是主奴。则桑树的死活没有保证。 但如果把主奴关系，改变成为契约关系。桑树就不会被不合理的侵 犯。 但这个改动，谈何容易？理论上清清楚楚，周围的示例也是比比皆 是。民主模式在这个地球，已经有上百年的摸索，实践，即不用摸着 石头过河，也不必强调什么中国特色。 但仍然是谈何容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第一步怎么走？ 我的看法，最容易办，副作用也最小的是逐步放开舆论。这都实际上 不需要执政党做什么，只是需要他们不做什么。象80年代初共产党不 再干预农业一样。把党的手从报纸，广播。书籍，网站上拿开。 组党，选举都可以往后放。舆论的开放，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现 在不是收获的时候，民主的土壤是公民社会的培育。这是开始的第一 步，也是行动中最重要的一步。 万马齐喑的舆论一律，是虚假的和谐。 维权运动是公民教育的启蒙。自由的舆论，哪怕是逐渐开放的舆论自 由，是产生公民社会的最得力的工具。 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如果不能在公民社会上多下功夫，过早的搞多党 制，可能会是另一次的痞子运动。 共产党的党内派系的公开化，民主党派的年轻化和逐步独立化，地方 和中央的权力重组，私人企业为支柱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的出现，民 间社团，会社，学会的发展，相对独立的工会，农会，商会的建立， 甚至是读书会，俱乐部等，再加上和国际有关的组织如绿色环保，医 疗机构，和与台湾，香港有关的组织等等，这将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基 础，也是未来多党政治的雏形。 那些学有所长，关注着中国未来的年轻人，今天他们可能非常低调。 但明天，我们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当舆论控制真正开始松动，这些具有实力的后来者，会是未来中国舞 台上的主要角色。 （2006-10-20墨尔本）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两岸三地：退一步进两步的打贪反腐 作人 “9．9”台湾倒扁；“9．19”泰国政变；“9．24”大陆倒陈（良 宇），15天内，两岸三地新闻抢眼！综观台前幕后，这组重大新闻全 部可以一线贯穿；这条又黑又粗的新闻主线就是腐与贪。 多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贪官值得同情》。该文引用犯 罪学的“责在罪犯，罪在社会”的理论为贪官“打抱不平”，认为他 们虽然危害社会，却也是腐败制度和不良社会的牺牲品。因为，全球 贪腐官员的“出生率”正与其社会文明程度及法治环境的完善程度呈 负相关──社会越文明，贪官越少；社会越腐败，贪官越多。这是铁 律。所以，本文建议把贪腐称为“腐贪”──腐败社会，必出贪官。 笔者同情贪官的感情着力点是人性论。正如当年电视剧《乌龙山剿匪 记》那动人心弦的歌声所表达的普世价值：“也有老母亲，也有心上 人，也有生死情，也有离别恨……”上世纪80年代，逃出近30年的人 性浩劫，我们这批狼崽子几乎人性全无，不知何为恩，何为情，何为 人类社会文明。然而这首立意别致、旋律优美的歌却唱出了我们压不 住的眼泪。当年赚人眼泪的文化事件，包括连续出版《走向未来》全 套丛书，百名歌手大合唱《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后来的《河殇》和 《山坳上的中国》。在人性复苏，人道成为主义的80年代，中国人民 的道德境界重新达到了历史的新的高度。只可惜，顽固坚持腐败的社 会机制和利益格局，导致了专制主义卷土重来，斗不倒“私字一闪 念”，却迎来“贪字大团圆”。近十年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 硬道理，放弃了制度文明建设，放弃了文化软实力制衡机制的建设， 致使权钱勾结贪腐泛澜肆无忌惮。透明国际的一项研究（ＢＰＩ）表 明，印度与中国“荣膺”世界贪腐冠亚军，这其中，不乏ＧＤＰ的“ 边际贡献”。如此“钱”景，致使官民人心惶惶，充满未世心态，正 义退场，良心成为笑柄，社会道德几近崩盘。 如今台湾倒扁，考验着台湾民主的制度和理念。泰国政变，证明贪腐 可以祸国殃民，也可以颠覆国家政权。北京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整治上 海腐贪集团，彰显了主政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智慧，同时也证明了本 人的论断：有腐必贪，有贪必腐，有腐必恶，有恶必乱。 勿庸讳言，两岸三地的反腐打贪都是出于社会对巨腐大贪的应对之 举，并因之对法律权威和法治精神形成了挑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 可以认为是法制建设的退步和民主制度的失败。比如台湾倒扁，似乎 有些小题大做（按台湾标准，大陆大部分官员都得完蛋）。然而继“ 政党倒扁”之后，开始出现“全民倒扁”，从表象看，这对台湾的法 制建设是一种破坏，实质上，对台湾的民主精神却是一种考验。这种 考验将会测试，在一个民主社会或者准民主社会中，合法及和平有序 的法外行动（包括街头政治）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干预是否正当，是否 正确，是否有效，是否有利于国家社会的文明进步。民意是法制的基 础，民主是法治的精神，而法律，究竟只是手段还是目的？倒扁行动 对阿扁，扁政府、绿蓝两派也是一场考试：民意如何尊重？民主运动 如何应对？当年大陆的历史悲剧，会否在台湾重演？站在“人权大于 主权，主权大于王权”的民主理念上，我们希望台湾民众为反贪腐而 对法治社会“退一步”的同时，争取向民主社会“进两步”，让倒扁 的个人针对倾向和政党操作倾向转变成为更大范围乃至全社会的反腐 打贪行动，以及对社会民主新起点的建设行为，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社 会文明成果，让善念结出善果。 泰国政变，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却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反民主或 反社会事件，80%以上的民意支持率，说明被迫以政变反贪顺应了泰 国国情和民心。他信总理贪腐的政治危机持续数月，不仅影响到泰国 的社会进步，更加威胁到了泰国的国家安全──军事政变就是明证。 只是这次，国家军事力量站在社会正义的一边而不是相反。泰国军事 政变同时指明，如果封建王权大于国家主权，必定带来国家政权被颠 覆的危险。 大陆抓陈，既有事关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高层博弈的政治背景， 又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反贪也是硬道理。曾有党内人士妄 称：不反腐败要亡国，而反腐败要亡党。胡温政权不信邪说，敢于反 腐碰硬，也可视为对目前特殊利益集团“下级指挥上级，全党指挥中 央”的猖狂叫嚣的一个有力回应。并且在“亡党亡国”的价值判断面 前做正确的事，表明了国家政权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决心，符合国家利 益。这对善于操弄宗派政治的封建顽固势力和结伙劫夺经济利益的不 良政治集团，是一次沉重打击，大快人心！大快民心！ 遗憾的是，大陆曾经发起一次又一次反贪反腐，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制度性腐败的问题。这是因为，持续十多年的经济裸奔、文化反串和 政治搁浅，使改革变成了少数人的共产主义──少数人共了多数人的 产，还封了多数人的口和眼。某大佬在权钱优先的利益格局下推行土 地财政卖地经济，致使政绩工程遍地起，亏本生意使劲做，经济泡沫 浮起来，既得利益沉下去，深水区中，石头看不见摸不着了。只改不 革，必然会出现大面积深层次的“水下作业”、职务犯罪及道德沦 陷。只凭非体制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应对体制性的贪腐问题，在改 革的深水中去“捞石头”，好比小船钓大鱼，又如老幺管老大，难以 根治积弊。在党禁的保障及报禁的保护下，制度约束变成约束制度， 舆论监督变成监督舆论，更使贪腐禁而不止。大大小小的石头们欣欣 然“沉了底”，直到完全阻塞中国社会的前进航道，甚至可能让改革 巨轮触礁沉没。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双规”十多名上海高官，传递的另一个 信息是，“皇帝买马的钱”也许动得，百姓活命的钱却万万动不得。 三峡工程有人“偷了皇帝的马”，也是在小范围内低调处理了事。而 陈良宇一伙挪用32亿社保基金，相当于45万上海社保人员一年的活命 钱（初查表明，陈案涉案金额已达100多亿元），此钱如果短缺，势 必危及社会稳定，所以陈良宇非抓不行。但是，由于体制的缺陷和机 制的缺失，在处理手法上更象政治争斗的权谋，少了一些程序正义。 据媒体报称，陈书记23日晚还在上海体育场内与民同乐，一脸无辜， 24晚还在电视媒体露面，而24日白天陈书记已入囹圄，在京郊成为北 京的“双规囚犯”。身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陈良宇遭此权变， 尤如他信遭遇的去国之变，过程相似，结局和效果大可耐心观看。 有人曾说，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专制主义，台湾实行着世界上最 糟糕的民主制度。如今看来，这话对台湾有失公允。正是在民主制度 的保障之下，台湾人民才有可能动员体制内外的力量来纠错、防偏、 反独、倒扁，为台湾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 在法制社会的权威上虽然可能后退了一小步，但更可能在社会法治的 结果上前进两大步，为大陆将来可能出现的民主道路树立一个路标， 为大陆公民政治的建设描绘一张蓝图。这个宏大远景的重大意义，超 过了阿扁的个人命运和蓝绿两党的政治前途的意义。而泰国宫庭政变 的正面意义，则在于提示中国，如果让王权超越人权并高于主权，以 人治代替法治，早晚会让佞人得势并因之毁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没有 反腐反贪重拳，就没有稳定发展，台湾的闹剧和泰国的哑剧，早晚会 出中国版本。而没有制度建设，没有制度文明，君子肯定失足，壮士 必须断腕。 也有老母亲，也有心上人，也曾经优秀，也贵为精英，大陆的腐贪官 员，该为自己喊声“冤”！从小乖娃娃班干部团支书党书记，一路红 上来，韬光养晦，克己复礼，求学不成而得官，求功不成而得名，求 名不成而得利，求利不成而获罪。中国官场，怎么就这么“拧”？从 看不惯到跟着干，从主动干到被动干，躲也躲不开，拿也拿不完，跑 也跑不脱，藏也藏不住，中国官路，如何就这么“险”？陈希同、成 克杰、胡克清、田凤山、韩桂芝、李嘉庭、刘金宝、周正毅、慕绥 新、蓝甫、高勇、李真……长长的名单后面，是多多的泪水，是个人 痛苦家庭灾难；是社会代价改革成本；更是国家的耻辱与灾难。中国 改革，怎一个“乱”字了得！每年装进去十几万贪官，每年甩出来几 十万官贪，几十年来，官场如赌场，商场如战场，官商合谋，坑害了 万万千千铮铮男子汉和翩翩少年郎。长长的牢房，空空的行囊，惶惶 的日子，慌慌的心肠，真有时间细思量：官场险恶，逼良为娼，舍名 求利，此生荒唐！荒唐社会，能把圣人变成荒唐。 中国环境弄坏人，坏人也弄坏了环境；中国社会整好人，好人也毫不 手软地整社会，并把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罪人。什么时候中国实 现了政治软着陆，有了真正的政治文明`，学会“亦己亦人，共生共 存”，什么时候才能减少职务犯罪，减少职务罪犯，减少罪犯的亲人 们绝望的眼泪。 政绩与安全同在，财富与尊严并行，这本该是改革发展的题中之义， 是社会稳定必备的基础条件。然而以单纯经济发展来代替社会全面发 展的发展中国家，恰恰缺乏这类稳定条件。如果因为陈良宇一伙，陈 水扁一家以及他信一族的局部灾难能够带来国家安全和社会民主的改 善，那么两岸三地的反腐打贪，也许将会成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进步 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也希望，这将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起点。 （2006年9月25日成都） 〔原载《民主中国》2006-09-26。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怀念恩师林牧先生 张明 前几天才听说国内的朋友准备到西安为先生祝寿，被先生和家人婉拒 了。后来又听说公安部和国安部的人齐聚西安，也要为先生祝寿，当 然更被先生和家人严辞拒绝了。据说先生准备到南方云游，一为避 寿，二为散心。我还在关注先生的行程，却骤闻先生驾鹤西行的噩 耗，一时间不敢相信。先生身体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说走就走呢？ 先生曾担任我的母校──西北大学的党委书记，1986年，也就是我进 校那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老实说，在1989年5月以前，我从未 听说过先生的名讳，如果他没有在1989年5月中旬发表那封著名的支 持学运的公开信，对我而言，他不过是母校一个曾经的领导罢了。先 生那封公开信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是同学们传阅信件时的激动情 形仍然历历在目。1989年的学运在5月中旬一度陷入低潮，先生以西 北大学前任领导的身分发表了一封致全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公开表示 对学运的支持，先生的这封信鼓舞了全国大学生的士气。由于先生曾 担任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和西北大学校长（媒体当时是这么报道 的）等重要职务，因此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对这封公开信也相当重 视，作了大量的报道。先生后来被整肃并被他曾经忠于的组织第三次 开除，这封公开信是主要的“罪状”。 先生对我的了解应该是我入狱以后。“6．4”屠杀后，西大十余名学 生先后被捕，最多的一天，警车五次开进校园抓人，西大成为西安被 捕学生最多的高校，当时的校长张岂之先生为此被迫下台。先生作为 学校的前任领导，本来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但是由于先生曾公开支 持学运，以及先生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当局并没有放过先生。除了 追究他已经暴露的“罪行”外，还无中生有妄图强加给他别的“罪 名”。据先生一篇回忆文章透露，我和许剑雄等人被捕后，当局曾怀 疑他是我们的幕后黑手，有段时间，强迫他每天回学校参加政治学 习。我和许剑雄等人是“6．4”屠杀后被李鹏钦点的“反革命集团” 案，铁定要重处的，当局欲将先生牵扯进来，足见用心险恶。但是查 来查去，我和先生之间除了有点牵强的师生关系外，并没有其他任何 关系。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先生知道了我这个人以及我所做的事。 1992年10月以前，我被关在看守所里，与外界音讯不通。10月以后， 我被转到陕西省第二监狱关押，西安的一些朋友，杨海、汤致平、吴 双印、高军生等，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他们来的时候，总会带来 先生的关心和问候，他们说：林老让你保重身体，林老说你还年轻， 只要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1998年9月20日，我终于走出监狱大门，杨海等朋友在西安一家酒店 为我接风。我和父母、杨海等走进酒店时，已先到的朋友都站起来迎 接我们，其中有位满头银发、精神烁烁的老人，我知道那就是一直关 心我的先生，因此快步上前，紧握先生的手说：“林老，你也来了， 谢谢你！”先生朗声笑道：“我的学生重获自由，岂有不来之理？” 然后先生转向我的父母，紧握住他们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生了 一个好儿子，我为他骄傲！我们整个学校都为他骄傲！”杨海在旁边 介绍说：“这位是张明学校原来的党委书记，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 书。”我的父母在农村呆了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县长更大的官，也许 西大的党委书记在他们心中不会有太大的分量，但是胡耀邦的秘书却 让他们感觉高不可攀，因此一听杨海的介绍，有点手脚无措。先生赶 紧摆摆手说：“这里没有什么书记和秘书，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只是 张明的老师。”先生将我的父母让到首席，对在场的年轻朋友说： “今天的主角是张明，但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他的父母，这么多年 来，他们为张明操了不少心，也担惊受怕了很多，我们都来敬两位老 人家一杯。”回家后，我妈妈曾问我：“你老师的官怕有市长大 吧？”我说比市长还大，妈妈说：“比市长还大？那不就是省长 了？”我不知道怎样给妈妈解释，就说差不多吧。妈妈听了感叹了半 天：“唉呀！省长那么大的官给我们敬酒，儿子，你给我们长脸 了。”爸爸听了笑妈妈没有见识，其实，先生给我父亲敬酒时，他同 样很激动。 我出狱后，由于没有大学文凭，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先生知道这种情 况后，主动表示要帮我解决文凭的问题。他给西大当时的校长讲了我 的情况，请他帮助我。这位校长姓孙，我在校时任副校长，对我的情 况比较熟悉。但是这位校长表示，由于我已触犯刑律，按照有关规定 和校规，属于被开除的学生，学校不能再给我发文凭，即使结业证也 不行。先生知道他在打官腔，只能感叹世态炎凉。因为先生在位时， 这位校长对他鞍前马后，从来不说半个不字，再加上本来也有一点能 力，因此先生一手将他提拔起来，但是现在却连这点小事也不愿帮。 先生从来不愿求人，现在竟为了我的事去求他从前的部下，我知道后 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先生不用再麻烦了，因为我已经解决文凭的 事了。但是我没有告诉先生我是花钱买了一个假文凭，先生一惯主张 做人要光明磊落，自己的学生却带头做假，他知道后一定会生气的， 甚至不再承认我这个学生。 以后几年，我整日为生计奔波，除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先生外，很 少再联系。大概是2001年夏天吧！我到西安出差，与杨海一起去看望 先生。具体的情形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先生家里除了满屋子的书外， 好象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家俱，装修也很简朴。那天师母也在，老人家 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赶紧说已经吃过了。2003年后，我到了越南，由 于通讯不方便，与先生完全失去了联系。但是先生在网路上发表的每 一篇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先生快80岁的人了，思想却越来越敏 锐，对国内外发生的每件事都有独到的见解，对后生晚辈也尽量提携 和帮助。 今年，听说先生将过80大寿，我想到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向先生拜 寿。后来又听说先生今年不过寿，明年才过。我想这样也好，也许到 明年我能够自由回国了，到时候可以到西安去给老人家拜寿啊！我还 在关注事情的发展，却突然传来噩耗，我盯着电脑屏幕看了整整一个 小时，不敢相信是真的。 先生走了，听说是无疾而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惟大善人才会 无疾而终。先生也许不是完人，但是先生一生所做的一切，无愧天 地，得以善终，足见苍天有眼啊！ 愿先生在天之灵佑我灾难深重的祖国早日实现民主！ 请先生家人节哀顺变！ 学生 张明 顿首致哀！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怀念老何（下） 兼与仲维光商榷 ┌────────────────────────────┐ │　本文原题《祝愿老何早日康复》，前三节写完后送到医院，　│ │　由老何的女儿念给他听过。由于中途有事耽搁，最后一节在　│ │　老何去世前未能完成。此节与前三节在体例上也有所不同。　│ │　因此以前三节为上篇，第四节为下篇。谨以此文悼念何家栋　│ │　先生。　　　　　　　　　　　　　　　　　　　　　　　　│ └────────────────────────────┘ 前人匍匐后人梯 所谓“前人匍匐后人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前人 （以顾准、李慎之、何家栋等人为代表的“12．9”一代的佼佼者） 对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过渡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自觉自愿 作为后来者向上攀登的人梯。老何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谦逊地表示： “我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此地无朱砂，黄土为贵’，只得勉为其 难，事情总得有人来做。你说我是不可替代的，不是这样。”“‘廉 颇老矣’，何必强拉硬弓？我觉得年青一代的阅读范围、知识结构、 政治敏感、组织才能，都远远超过老一代，希望在他们身上，这是我 最感欣慰的事。”同时，他们不惧风险，愿意牺牲自己来为后人开辟 道路。朱学勤对李慎之先生有这样的追忆：“他大声说：‘下点毛毛 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 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 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 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 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 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 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1999年秋，李慎之 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朱学勤与徐友渔相约为他分担风险，“他 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 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 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风雨苍黄 五十年》发表后，李慎之就被剥夺了以本名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权利。 邢小群以李慎之、何家栋为例，说现在是“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 暖”。我以为这个话略微有些过分，因为青年人中也不乏勇敢者，但 “老年人燃烧”的现象，显然更加引人注目。 第二个意思，后人对于前人（“12．9”一代）的思想和品格，要作 出公正和全面的评价，承认他们之中佼佼者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 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未竟事业。在这一点上，目前存在着分歧。李慎之 逝世后，仲维光等人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贬低李慎之及其同辈人，其 中有些说法，既是违背事实的，也是缺乏同情心和不公正的。需要对 此作一番认真的讨论，才能更好地认识象李慎之、何家栋这样的前人 和象我们自己这样的后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仲维光写道：“当代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波普 （Karl Popper）则从30年代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马克 思主义、共产党政权，认为极权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是开放社 会的敌人。……生于那个开放年代的李慎之、刘宾雁、于光远先生不 会看不到这一切，感觉不到世界面临的这个威胁。然而他们选择的却 是20世纪对民主和自由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 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许年轻人由于热血选择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例如 波普在1916年前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九八 四》的作者奥维尔38年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但是， 当波普看到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当 奥维尔看到共产党集团内部那种没有道德约束的相互倾轧，30年代苏 联的大清洗，他们立即都变成了最坚定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具有类 似经历的还有作家纪德、凯斯勒等。同样，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 然知道这一切，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 产党内部的黑暗，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这就是 笔者所强调的：人们有理由问他们，是智力、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 道德出了问题？” 对于卡尔．波普其人其说颇有研究的仲维光，会写出上面的话，令人 匪夷所思。当李慎之、何家栋等人于30年代后期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 的时候，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是处在一个“开放时代”吗？（如果 是开放时代，波普还有什么必要极力鼓吹“开放社会”。）在《一九 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尚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年代，李、何等人有可 能“选择”波普的政治学说吗？青年波普在奥地利是一个孤独的人， 中年波普在英国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直到晚年他才名满天下。他的 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研究的逻辑》于1934年秋出版，但被删掉了原 稿的一半，此书英文版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才问世。1937年到1945年， 波普在新西兰大学教书，但他的经典性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最初在新西兰和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1945年才在英国出 版。他移居英国后，“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都没有请他当教 授”，他是以讲师身分到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后来才被提升为教 授。他的另一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于1957年。“由于他坚 持不懈地和各种极权思想和各种非理性的虚妄要求进行争论，因此他 一直遭到欧洲某些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排斥，直到60年代，他在欧洲大 陆很少为人们所知”。波普于1965年被授予爵士勋位；1976年当选为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到80年代他才获得人们的广泛承认。”（参见 拙译《波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署名何明虹；同 时参见仲维光《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 普逝世》一文。）顾准有幸于生前就得知和认同了波普学说，这在中 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异数。李慎之与何家栋是在80年代才接触 到波普，而且他们和仲维光一样，马上就接受了他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潮起潮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一两 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的。张鹤慈在评论仲维光《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 由》一文时指出：“当时的思潮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态度。世界大战 的确是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苏联作为新生事务的出现，马克 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潮，的确是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知识分子。…… 纪德也是开始肯定苏联的，后来才改变对苏联的看法的。如果想用当 时的左翼知名知识分子来说话，反对苏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有名 的在英国的苏联的间谍，是英国的贵族，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 叛的祖国。”纪德的《访苏归来》在当时并不被人所相信，因为有更 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为苏联说好话。罗曼．罗兰虽然看到了苏联的一些 问题，并于1935年写成《莫斯科日记》，但他决定封存50年后再公诸 于世，因此他的真实思想并不为时人所知。仲维光何以断定，“李慎 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即使没有我与老何就此问题的 直接交谈，我也会倾向于认为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一切”，否则，如 何解释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反斯大林报告所带来的世界性的震动与 冲击？仲维光说“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 共产党内部的黑暗”，同样是一种武断的猜测，而没有经过最起码的 考证。刘宾雁、何家栋根本就没有到过延安，李慎之是1946年从重庆 去延安的，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已告结束。在整风运动挨过整的人例如 李锐、李昌，到1957年都吸取了教训，没有再以身试法，而李慎之、 刘宾雁、何家栋等人，恰恰是因为没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 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才会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老何与慎之先生并不讳言他们当年在意识形态“选择”──严格地 说，由于左翼思潮的话语霸权，他们当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上 的错误，但是，如果非要他们承认自己智力底下、道德败坏，这就不 是实事求是和真诚的态度了。过分的自责与忏悔，也是一种虚伪的表 现，郭沫若在文革初期就是这样做秀的。从于光远的回忆录中可以知 道，“12．9”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非智力底下者，譬如他本人就是清 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当年蹲过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地下党员大多数 也是品格高尚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法官、狱卒与牢友的同情。 正如真诚不等于真理，人的灵魂也不是理性所能够涵盖的。福山援引 黑格尔的话说：“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对别人的欲望也 有某种欲望，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 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 因此，他才会“甘愿冒生命危险”去“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战斗”。 “正是由于这种战斗的目的不是由生物学来决定的，黑格尔才从中看 到了人类自由的曙光。”人的灵魂有欲望、理性和“气魄” （thymos）三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气魄”的分量往往会超过理 性的分量。“12．9”一代亲共的原因，不能只考虑理性计算的得 失，还要考虑“气魄”的因素。晚年李慎之自述年轻时加入共产党的 思想动力，主要是“来自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 想”。老何也说过，他当年靠拢共产党甚至多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 ”为荣的原因，第一是要打日本鬼子，第二是要争取自由民主独立。 当时在青年人的感觉中，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气魄”，鲁迅比胡适 更有“气魄”。我们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说理性选择上的错误 就否定青年李、何基于自尊而争取自由的“气魄”。正如日本“皇 军”也可以敬佩和祭奠八路军烈士的军人气魄。事实上，我们今天尊 敬李慎之与何家栋，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更是因为他 们的精神和气魄。仲维光只视陈寅恪一类人为自由主义者，秦晖不赞 成。他说：“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 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 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 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 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 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其实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 ‘实践原创性’”，“有一本讲顾准的书名为《拆下肋骨当火把》， 就是突出了顾准、李慎之等老一代自由先驱的这种精神。”即使某人 的自由主义学理再高明，如果你一不在国内进行自由民主宪政的启蒙 宣传，二不到维权第一线与邪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抗争，三不屑于从 事竞选、组党、修宪诸方面的政治设计和实践，和那些坐等中国民主 化瓜熟蒂落的“搭便车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仲维光说：“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 　　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 　　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这种指控就更加严重了。不仅 　　否定了前面的“一头真”，而且还否定了后面的“一头真”，也 　　就是说，别人眼里“两头真”在仲维光眼里是“两头伪”。他 　　说：“从文革到‘6．4’，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造成这 　　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据大陆主流社会具 　　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在从文革到六四这段历史中的表现和作 　　用。这些人既包括从30年代末期就投身共产党，并且在党内占据 　　高位的李慎之、于光远，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刘宾雁、许良英、苏 　　绍智，也包括其后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王军涛等下一代所 　　谓知识精英，一言以蔽之，党、政、知识界中，置身于共产党文 　　化中的精英。”“检索80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 　　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30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 　　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79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 　　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20多年，南 　　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 　　仲维光一竿子打翻了“两三代人”，不仅包括“12．9”一代， 　　而且包括　　了魏京生、王军涛所代表的“4．5”一代。关于 　　“4．5”一代的　　评价，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来反驳仲维光的观点。 仲维光说：“我之所以单单把这一批知识精英拿出来分析，是因为从 66年到89年这一历史时期，……剩下来的只有于光远、李慎之、李泽 厚等这一血缘的知识精英。……下一代的年轻人，则由于李慎之这一 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从文革到‘6．4’，笔 者还亲自感受到他们建立的第四道墙。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 李泽厚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知识 分子，例如陈寅恪、洪谦和黄万里等人和其后我们这两代人中间建立 了一道隔离墙。它使得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 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探索。陈寅恪、洪 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笔者至今深以为憾的是，我在清华园生活了将近十年，其 后又经常来往于清华园，居然不知道那里住着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黄 万里。笔者在从事科学哲学探索十几年后才知道中国就有一位非常地 道的科学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而陈寅恪的独立精神和历 史、文学研究笔者也是直到90年代中期才了解到的。”仲维光仅仅根 据自身的体验来概括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只能说是管中窥豹，以偏概 全。仲维光的夫人还学文在80年代初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她 应当知道在她的研究生师兄胡平、王炜、朱正琳、刘小枫、陈嘉映等 人与洪谦、熊伟等老一辈学人之间，有没有被“李慎之这一代人阻 隔”。甘阳与她是同一年的研究生，她或许也有所耳闻，甘阳及其同 仁在80年代是否对于“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表示过 敬意。我认识于光远的研究生曹思源、周舵、吕嘉民、刘世定等人， 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接续了导师的学术血脉。 仲维光还说：“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或为改革，或为坚持经典马克思 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场，近似于前者──党内知识分子，如于光远、陈 一谘、严家其、陈子明乃至以前的王蒙、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近似 于后者的──自觉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如现今的李 泽厚金观涛，以及苏联的麦德维杰夫。”他连陈子明是不是中共党员 这个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作出如此武断的分类，实在有违他 所提倡的西方学术规则。 现在回过头来谈“12．9”一代。仲维光说：“例如李慎之们，在这 一点上也和胡耀邦类似，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 自己曾经积极追随，现在设法改良的共产党政权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极 权主义政权。”当仲维光这么说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读过《李慎之 文集》。李慎之曾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了一篇序：《无 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李慎 之写道：“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 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 分析。”他认为“后极权社会”的“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 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比哈维尔所用的 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更为恰当。也就是 说，后极权社会是极权社会的最后时期。李慎之明确指出：“中国现 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 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 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 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 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 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 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 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 所不在的谎言。”他引用哈维尔：“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 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 的打击会来”。他又引用雪莱的诗句来回答：“如果冬天已经到来， 春天还会远吗？”关于中国的极权主义，“李慎之们”说的有哪一点 不对，应当具体指出，而不应当采用“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笼 而统之的说法。 仲维光说：“对于70年代末期他们为党的路线服务，进行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标准的教科书、宣传化的讨论，80年代初期他们要给政治局领 导人进行所谓科学启蒙，80年代中期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 英明，人们只要跳出那个共产党所营造的环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在 东欧，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他们类似，没有 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如此去做。因此，说到底他们至多是有点毛泽 东‘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 已”。“为什么他们不去、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能力彻底反省文化大革 命问题？因为这一批知识精英和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层一样，投鼠忌 器，不敢彻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整肃，但是，究其一生却是和‘文化革命’和共产党血肉相 连。”他的这些话，严重扭曲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思想 史。 按照仲维光的说法，邓小平、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屡屡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反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 呼唤，只是反对他们“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按照他的说法， 1979年“理论务虚会”和1980年“四千人讨论”相当一部分党内知识 分子和高级干部要求“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和“非毛化”的努力， 和邓小平等人对他们的压制（包括开除党籍、赶出北京、调离要害部 门等处分），是一丘之貉，完全“一样”的了。按照他的说法，1987 年以后，方励之、许良英、苏绍智、严家其等人所代表的知识精英与 权力精英逐步分离乃至决裂，89知识分子签名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前 奏和促因，都可以用“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一言以 蔽之了。我在十几年前曾写道：“1987年以后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精 英分裂的征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这些征兆和表现大 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舆论媒体中立化，政治教育两极化， 权力精英的诱发性分化，以及政治对抗的公开化。”这个时候仲维光 已经不在国内，因此不太了解胡耀邦下台后的短短两年中知识界氛围 的急速变化。老何回忆1989年2月在都乐书屋茶座举行的“新启蒙座 谈会”，方励之在会上号召：“知识分子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干 什么？难道是为了“阻碍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方励之与哈维尔 后来命运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二人在思想上或者“气魄”上有多 大的差距。 冯崇义认为可以用三个标准来区分党内自由民主派和一般意义上的党 内改革派：（1）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2）反对一党专 政；（3）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下 面就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李慎之与何家栋。 李慎之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已经有很多人提供了证词，其 中最重要的证词是老何提供的。他在《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中 引用了李慎之写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 　　“回到‘5．4’，还要超越‘5．4’。在‘5．4’时期，自由主 　　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 　　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 　　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 　　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 　　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 　　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 　　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 　　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 　　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 　　的策略’是……‘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 　　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 　　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 　　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 　　100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 　　的。’” 老何指出： 　　“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 　　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有人认为，何家栋提出“新道统”，不符合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其 实，批评者是想当然了，而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对方的理路。首先，是 要用“道统”来抗衡“政统”。老何说：“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 （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 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 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 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 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 史上承前启后的的新道统。”其次，是对儒家道统说的一种批判性继 承。老何指出：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 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 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 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 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 之言和随意之政，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政统与道统合 二而一”、“君师合一”则是法家学说和“秦政制”。“国民党把政 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给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 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 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第三，是用自由民主的20世纪新道统取 代革命专政的旧道统。“一个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到五 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到四、五○年代的罗隆 基、储安平，到60年代的殷海光，到70年代的顾准，中国知识界逐渐 形成了自己新的主流文化。这一新文化或者说新道统是人本主义的， 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也不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正如 胡适批驳‘中国本位文化派’时所说，真正的本位是无数活生生的中 国人，而不是中国文化；是人民，而不是国家。殷海光说：‘人本主 义的架构是对个人生存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道德价值 的肯定，对自由的肯定，以及因此对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社会之趋 进。’”老何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意味着对自己 过去信念的一种否定。“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 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 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 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 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 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 座次。” 仲维光说：“最近2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分 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 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 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开掘他们 创造的财富。而于光远这一知识群体所形成的硕士、博士导师，不仅 起不到导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学术领域，而且成为一堵阻断年轻一代和 世界，和中国传统接轨的隔离墙。”事实上，在李慎之、何家栋与谢 泳等年轻一代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隔离墙”。何家栋提出新道统， 恰恰是要在年轻一代和中国传统（包括20世纪新传统）之间形成“链 接”。两代人之间也是相互欣赏、相互激励的关系。李慎之在给老何 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 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 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 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 介绍你。”谢泳十分激赏老何对于20世纪几代人的划分，并在老何所 说的“12．9”一代中，重点剖析了三个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 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12．9”知识分子群。比 谢泳更年轻的王怡，也曾表达过与老何相同的观点：“如果说宪政主 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 曹长青写道：李慎之的“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 历，现身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 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 全错了的结论。”显然，他对于李慎之“反对一党专政”，是没有怀 疑的。何家栋“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比比皆是，读者以后可以到 《何家栋文集》中自己查索，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关于“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李、 何二位有些事情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有些事情则非局外人所能得知。 在一批“两头真”人物中，他们二位的思想转变最为彻底，但从大局 出发，他们还要与同代人（或者说是他们的兄长辈）保持思想连线与 行动一致。朱学勤曾说：“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 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断’，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 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 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 同辈的私人交谊，并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 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350元给‘谏士 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援’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 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 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老何在怀念李慎之的文章中 说：“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李慎之去世前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 但如果假以时日，他显然具有成为新时代政治家的潜质和气魄。”“ 秦晖所谓‘在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实践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者，用 李慎之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李慎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胡适、顾准等前辈，成为当代中国有志 于献身自由民主宪政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榜样。战斗就需要有团队， 团队就需要领军人物，这是陈寅恪、钱钟书一类‘自由民’不考虑也 不理解的。熟悉李慎之的人都深信，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的‘实 践原创性’肯定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才不理会 ‘律人而不律己的自由主义者’、‘空谈而不践行的民主主义者’对 他的贬低之辞。”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老何。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 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分裂”出来或“新生”的民主政党的政治顾问。 尽管李、何二位曾经推动过的某些行动未能实现，但他们的努力并没 有白费。今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被迫停刊后，不就有 “十三老”联署抗议信的发表嘛。 仲维光一方面批判“共产党文化”的革命论、整体论、一元论，但在 将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员作为研究对象时，仍采用与共产党相同的分析 方法。我曾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向的共产党文化”。 仲维光反对共产党所鼓吹的革命，同时又主张“知识结构、文化精神 的根本转变是革命”。“60年代，托马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问题。 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 的一套前提、规范，不同科学规范是不可比的。一种理论中不可能长 出另一种理论来，它的变换是革命性的。”“库恩的理论虽然在科学 哲学领域中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中却受到欢 迎。……尽管有关库恩理论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笔者认为，这种 理论为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变化的描述带来很多方便。他比毛泽东 那种，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直观的、文学式的描述， 更为具体和准确。”仲维光对于库恩的科学规范（范式）理论，进行 了进一步的简化，他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改变是革命， 说通俗了就是应该换一副眼镜。”革命就是改变范式，改变范式就是 换眼镜。从“前共产党文化”到“共产党文化”是换一副眼镜，从 “共产党文化”到“后共产党文化”是换另一副眼镜。换眼镜只需要 改变信念，下定决心。因此，虽然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既明快又方 便，但是相对于波普的科学进步理论来说，却属于科学学领域的非理 性主义分支。 “科学革命”以及“范式变换”，按照波普学说，都属于需要检验的 理论假说。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理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革 命”之一，但是一百年过去了，除了少数理论物理学家，绝大多数科 学家、工程师和普通人，都在继续使用牛顿力学，二者之间并非绝对 的“不可比”、“不可通约”。波普学说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试错 论”。如果应用到人文和历史领域，“试错论”的简化版可以称作 “一左一右论”。当年，刘少奇曾经用此论来描述共产党人的认识过 程。秦晖则把它应用于宪政民主条件下。他说：“左”有左的道理， “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 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 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 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 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共产 党文化得势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在人类知识进步的过程中，马克思 主义的盛衰只是“一左一右”的一个轮回而已。没有必要缩小也没有 必要夸大它的作用。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易错的，因此，人们先是 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又理性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当然， 情感和“气魄”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批判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党文化的人，也就是已经换了眼镜的人，仍然会犯错误，有可 能用一种新的有色眼镜看人。 仲维光把观念革命论简化为换眼镜论，其实并不贴切，也不自恰。如 果只是换副眼镜，对于知识分子并非难事，人到老年的时候自然而然 地就要换老花镜。而根据仲维光在其他地方的描述，知识分子又是如 此地难于摆脱共产党文化，简直象是鬼魂附体，或者用他的话说是 “中邪”了。“这个渗透在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末梢，在每一个人的血 液中的邪”，甚至连挨批、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无法将其 摆脱，似乎只有经过某种祛邪的法术，才能重新做人。 仲维光批判共产党的革命论导致与传统的决裂，却忽视了他自己的革 命论也会造成新的“文化断代”。他可以宽容传统中国，尽管传统中 国有着无数的昏君暴君；他可以宽容30年代以前，尽管那时候也有段 祺瑞、张作霖对知识界的残酷镇压；为什么偏偏不能宽容“12．9” 一代中的佼佼者呢？他既然认为不应当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看待20世纪 以前的旧传统，也就不应当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看待20世纪的新传统。 在文革期间，新闻媒体曾鼓吹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 在行动上”。但那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必须经过“早请示，晚汇 报”，“天天读”，“狠斗私字一闪念”，才有可能达到。而在仲维 光看来，这已经是一种现实了。他说：“极权主义毁灭了人性，这不 是抽象的一句话，不是宣传标语，它其实活生生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 件事情中，每一个进程中。极权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它的政治统 帅一切的文化特点毁灭了，或者说扭曲了中国几代人，我们无时无刻 地不在体验着它。……渗透在共产党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主义的， 假大空的文化，实际上毁灭了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 真正生活的能力。”如果真象他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已经“毁灭了 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他自己又 是如何从毁灭中复活的？ 仲维光说：“为什么66年文化革命的时候，对于毛泽东，中央文革， 那么愚昧的口号和个人崇拜，我们整整一代人都狂热地拥护，见怪不 怪，不知其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 是那个社会造就的。”他在这里再次把特殊当成了一般。根据我的经 验，在文革时期，只有少数人“狂热地拥护”；多数人是将信将疑或 者深表怀疑的，表态赞成是言不由衷，迫于无奈；更有一部分人在当 时就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和反对的意见。仲维光在论证中引用了洛克的 “白板论”，然而，这只是一家之言，与孟子的“良知论”是不一致 的。无论孰是孰非，都不能说“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 社会造就的”，因为那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产物，绝非短短的几 十年能够造就。共产党文化固然是一个时期的统治文化，但它代表不 了那个时期的整个中国文化，也毁灭不了每个人的人性。而且，共产 党并非铁板一块，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共产党文化。把昔日在抗日前 线入党的中共党员与当今在贪腐前线入党的中共党员“一样”看待， 也是不公平的。曹长青说：“共产主义的灾难是它以集体主义消灭个 人主义、以公有制剥夺私有财产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个主义的本 性……就是反人性的、罪恶的！”我以为，中共从“一大”到“十六 大”，其理论、纲领、策略一直在变，并没有一种所谓的“本性”； 如果它现在改弦易辙，反过来扶持私人资本侵占公有产权，就不是罪 恶了吗？ 仲维光把“从文革到‘6．4’，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归咎于“学 界和文化界”的李慎之、刘宾雁、许良英、方励之、李泽厚、王军涛 等“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从文革到89年中国的弯路 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又落入 新的一元论──“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知主义──的陷阱。 林毓生指出：这种思想模式的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 必要改革的基础”，“藉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 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 的基本设定。”我在《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一文中曾 写道：“文化人”思想与论说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学生等 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影响相当有限。因 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命 运。与其说是人文知识分子决定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不如说是“ 知识技术型”军官在这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知识技术型”军 官主要向日本人学习现代军事时，他们就推动中国政治实行“日本模 式”；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俄国人出钱出人开办的黄埔军校接受 军事教育时，他们就赞成“联俄联共”；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德 国军事顾问指导下采用德国军事装备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倒向 法西斯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与“知识技术型”军官分掌权力的还 有党官僚和所谓“技术型官僚”，以及与他们结成“中国保障资产增 值同盟”的“新的资产者阶层”（新秩序主义者王山语）。 仲维光常常比较中国与东欧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东欧巨变而中国专 制岿然不动的根子在于两地知识分子的不同精神状态与知识结构。这 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式。记得波兰的米奇尼克说过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没有苏联的党官僚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欧洲 局势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仅靠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不可能 实现天鹅绒革命的。现任《凤凰周刊》主笔的冼岩，在与我辩论时曾 说，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他担忧这会导致“即行 民主”。仲维光与冼岩的判断，谁更接近于事实呢？我认为是身在国 内的冼岩。但是，这并不会立即导致“即行民主”，因为学统不等于 道统，道统不等于政统。从新学统变为新道统，则需要经过“教化” 的环节。现代社会中的“教化”主要靠两个渠道，一是教育机构，一 是传播媒体。当今中国的教育领域，是老左派牢牢控制的最后一块阵 地，可怜的孩子们还在被几十年前的老教条“灌输”和“洗脑”。当 今中国的新闻传媒，颇有些市场经济中时髦“阔少”的味道，无视社 会公平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之类的新右翼 话语，渐已成为媒体新宠。自由民主主义在公民教育中的失语，是李 慎之生前最痛心疾首的事。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肩负 的使命是精心构造融汇中西古今之精粹的新学统，积极建设自由民主 的新道统，与社会其他阶层合力‘打拼’宪政民主的新政统，而不是 为权势集团涂脂抹粉，或者为‘资产增值同盟’帮忙帮闲，或者如冼 岩所说的‘无有可为’，坐等‘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其实，知识 分子自身力量发展壮大到能够以道统来指导和制衡政统的地步，正是 中等阶层（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仲维光的“知识精英决定论”是一种半截子的决定论，也就是说，只 会在“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方面起决定性的坏 作用，却无望在推动民主化方面起决定性的好作用。因为他们灵魂的 “白板”已经被共产党文化玷污，“天生地排斥共产党文化外的一 切”，“从文革到‘6．4’，甚至到今天，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共产 党文化”。“这两三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彻头彻尾地染成了别种颜 色。”“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头脑，都是共产党所精心安装 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框架、道德规则，都已非正常。”“我们应该 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 不可能的。”既然“生活在共产党的怀抱中—大都市中的知识分子” 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那么出路何在呢？仲维光把希望寄托在“非知 识分子、作家的”，“几乎没有很多高深知识和文化的”普通人身 上。崇尚“非都市”、“非知识分子”，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 最愚蠢！”何其相似乃尔，这不是返回到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 义去了吗？而通常民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对仲维光所谓“从天而降” 人物的顶礼膜拜。 何家栋先生去世后，当人们对他在中国思想界的贡献作出评价时，肯 定还会出现类似仲维光对于李慎之那样的评价。所以我要在与仲维光 的商榷上多费一点笔墨。老何深知自己在学识、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局 限性，他的朋友和弟子也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后 人”为什么还要积极推介和表彰并不完美的“前人”呢？因为中国民 主化的精神资源不会“从天而降”，只能在平实的土地上发掘和积 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资源》。我认 为：“从王韬到梁启超，他们作为民主的拥护者，积极地从中国历史 和本土学说中发掘与之契合者，这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态度。陈独秀等 ‘5．4’时代的思想导师，割断民本与民主的思想纽带，以‘德’、 ‘赛’两位洋先生中国独家代理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的 态度。作为后人，我们今天不难指摘王、梁在民主理念方面的误解与 偏见，但更要批评陈独秀式的独断与傲慢，反对惟我独‘德’、民主 正统从我开始的‘革命’心态。”“自由不是宗教信仰，民主派不需 要宗教法庭来验明正身。自由民主阵营随时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不 计较先知后觉或者先来后到。”无论是多次被捕坐牢的民运斗士魏京 生、任畹町、徐文立，还是主动放弃大好前程创办民刊组织竞选的团 中央委员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还是抵制反自由化运动抵制镇压 暴行的执政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吾 尔开希、刘刚，还是在“6．4”之后坚持不懈地呼唤正义公道人权的 丁子霖、许良英、刘晓波，还是以体制内身分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 “三李一何”（李慎之、李锐、李普、何家栋），还是“4．5”一代 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秦晖、徐友渔、朱学勤，还是更年轻的“公共知识 分子”余世存、余杰、王怡……，都是中国民主化的本土资源。有资 格进入民主“先烈祠”的应当是那些有缺陷的战士，而不是“从天而 降”的圣人、先知、救世主。 何家栋思想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他的“链接”意识。他主张链接中 国传统思想中的精粹，链接从苏格拉底、耶稣、洛克、卢梭、马克思 到波普的西方思想主流，链接30年代以前的中国自由民主道统，链接 “12．9”一代、“4．5”一代、89一代……他在去世前再三叮嘱， 要以包容和妥协的心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实现几代 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们不能象仲维光所主张的那样，抛弃“12．9”一代、“4．5”一 代、89一代这“两三代”知识分子，“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这代 人过去，下一代人到来”。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不能总是重返起跑 线，从零开始。只有踩着一代又一代人所搭起的接力人梯，才能攀登 上中华文明的新高峰。 （2006年9月26日至10月19日） 〔原载《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net,com。推荐者： （澳洲）丘岳首〕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陈树庆是如何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吕耿松 10月17日下午4时半左右，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收到了“杭公法建通 字〔2006〕76号”《杭州市公安局逮捕通知书》，称“陈树庆因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0月17日 15时由本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杭州市看守所。”此时距宁波张建红 （力虹）被逮捕五天，距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 届六中全闭幕才六天。也就是说，六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星期，中共 的狰狞面目就暴露了，它忘掉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公然把两位敢言 之士投入监牢。事实很清楚，中共抓高智晟、郭飞熊、张建红、陈树 庆，都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怎样的悖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中共政权强加给中国公民的一个“莫须 有”的罪名，是一项“箝口工程”，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现代版。在 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文字狱是专制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 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儆猴”，迫使全体臣 民慑服。从公元前 548年齐国的“崔杼弑其君”案，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案”、隋炀 帝的“薛道衡案”、朱元璋的“‘谢恩诗’案”、康熙朝的“庄廷龙 案”、“戴名世案”、雍正朝的“汪景祺案”、“查嗣庭案”、乾隆 朝的“王锡侯案”、清末的“苏报案”，到今天胡锦涛的“高智晟 案”、“张建红案”、“陈树庆案”，中国文字狱已有长达两千多年 的历史。有学者把文字狱称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梦 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梦 魇”。文字狱是由专制统治者的褊狭、嫉妒和恐惧而生出的一个政治 怪胎。这一怪胎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摧残， 以致中国至今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清朝的康、雍、乾三朝 一般被认为是文字狱最盛的时期，但事实上共产党57年的统治，在中 国制造的文字狱远远超出康、雍、乾、三朝的总和。胡锦涛上台不到 四年，就制造了杜导斌、郑贻春、师涛、张林、许万平、杨天水、李 元龙、阳小青、郭起真、高智晟、张建红、陈树庆等十多起文字狱。 此外，谭凯、程翔、赵岩、陈光诚、郭飞熊等虽然以泄密罪或其他刑 事罪处理，但实际上也是文字狱。如果胡锦涛仍执迷不悟，那么他一 个人制造的文字狱恐怕就要超过康、雍、乾三朝。 陈树庆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他虽然写 过很多文章，但他主要是从促进中国的法治进步的角度来写的。我在 网上查了一下，陈树庆近年来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有： ◆请关注欧阳懿的安危、 ◆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行政许可第一案、 ◆“违宪审查第一案”二审判决书和申诉状、 ◆王荣清先生的刑拘通知书内容及评论、 ◆《“五．四”全国同步大游行号召书》是警方诱捕爱国者的陷 　阱？、 ◆应该释放许万平、 ◆贼喊“捉贼”,“天下大势”意欲何为？、 ◆不知彼不知己朱成虎非蠢才,谁蠢才？、 ◆略论违宪审查制度、 ◆赵昕被殴打案，突显法律平等保护的缺失、 ◆强烈谴责中共重庆地方当局“私设刑堂”重刑迫害许万平、 ◆对杭州市公安局有损政府信誉行为的质询函、 ◆“国家秘密”不得成为滥用权力的遮羞布、 ◆是军队国家化主张“违宪”，还是中共当局的内政与外交表里不 　一？、 ◆维权与民运结合，方能相得益彰、 ◆政府职能转变必须从立即停止和制止人权侵犯事件做起、 ◆到底是《集会游行示威法》，还是“不许集会游行示威法”、 ◆观上古“指鹿为马”，验当世封杀《爱琴海》网站、 ◆中国民主党人对“八荣八耻”的一次谈论、 ◆对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简评、 ◆论中国共产党的法制传统、 ◆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岂可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人 　权？、 ◆郭起真颠覆国家政权？还是国家政权变了质！、 ◆陈光诚案，当局继续恣意疯狂？还是要法治理性？、 ◆对公民违宪审查第一案申诉遭浙江省高级法院推拖、 ◆法院趋炎附势，岂能树立司法权威？、 ◆昝爱宗，敢说“皇帝没有穿新衣”，关起来！、 ◆几宗名案的串联比较，惊人相似！、 ◆高智晟先生有难，我等守望相助义不容辞、 ◆高智晟ＰＫ胡温新政：谁是真正的勇者？、 ◆法之不行，自上（权力）乱之、 ◆中国民主党人对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评析、 ◆一个中国民主党人对中国古代法家学说的评析、 ◆一个中国民主党人对法治的理解、 ◆就狱中民主党人被超期羁押对浙江司法机关的质询函、 ◆对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质询函、 ◆中国民主党人王荣清再次被抓、 ◆中共当局捉放中国民主党人王荣清。 这些文章可以分三大类： ◆一类是为遭受当局政治廹害的朋友和异见人士呼吁，如王荣清、赵 　昕、郭起真、陈光诚、欧阳懿、许万平、昝爱宗、高智晟等朋友遭 　受当局的无故加害，一向有侠义心肠的陈树庆先生挺身而出，为他 　们呼吁，这完全符全中国人的道德规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陈树庆先生弘扬这种传统美德，何罪之有？ ◆二是为自己维权。众所周知，陈树庆曾以383分的好成绩考取律师 　资格，但浙江省司法厅却以“不遵守宪法”为借口非法剥夺陈树庆 　当律师的权利。什么叫“不遵守宪法”？当局显然是指陈树庆参加 　中国民主党这件事。中国民主党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的政治制 　度，建立自由、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主张中国实现多党制，多 　党和平地、公平地、自由地竞争，反对专制、反对暴力、反对恐 　怖，这完全是符合现代宪法精神的。中国的宪法由于有“四个坚 　持”、“三个代表”这样一些与现代宪政原则根本相悖的政治口 　号，失去了其作为宪法的价值。尽管如此，在新宪法没有制定以 　前，中国民主党除了对“四个坚持”和“三个代表”等口号有异议 　外，对现有宪法的其他一些基本原则还是予以认同并遵守的。显 　然，当局以“不遵守宪法”为由剥陈树庆当律师的权利，是无理 　的、荒谬的、非法的。陈树庆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向浙江省 　司法厅提起行政诉讼，既是在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也是在行使自 　己的民事权利，这又何罪之有？ ◆三是对中国的法治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应该说，陈树庆的这些见 　解对中国的法治是有建树的。最令我感动的是《对中共浙江省委关 　于建设“法治浙江”的质询函》这篇文章。 2006年4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于在杭 州结束，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 定》。《决定》的主要内容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以依法 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 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在浙江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提 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 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法治社 会，使我省法治建设工作整体上走在全国前列。”这对于这样一个空 洞无物的东西，本来可以不屑一顾。但这个决定的名称是“建设法治 浙江”，关系到五千万浙江人民的福祉。所以陈树庆以极大的耐心的 读完了这篇“臭婆娘的裹脚布”式的冗文，认真地对“法治浙江”提 出了负责任的建议。 这个《决定》基本上来说都是废话，但有一点却是实实在在的，即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针对这个与法治原则相悖的“根本保 证”，陈树庆指出：现代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在国家主权 在民和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是人民的理性选择。法治的的宗旨或 称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谋取人民幸福。他提醒 中共浙江省委，如果中共的“领导”行为与公民权利保障一旦发生冲 突，不要把自己的“领导”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不要操纵“党 领导下”的政府与司法机关限制甚至剥夺与“党的领导”相冲突的公 民权利，否则是违背法治宗旨的。他说，由于权力的强制性及其以庞 大的公共资源为后盾，权力主体容易滥用权力，所以法治社会对于权 力主体必须作出严格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权限、程序、责任这三个方 面。他批评浙江省委对建设“法治浙江”的报告中、各媒体在连篇累 牍地报道这次会议中，通篇没有只字提及“党的领导”的权限、程序 及责任。他严肃地告诫浙江省委：“必须明白，没有对权力的有效法 治（治官），就根本谈不上对整个社会的法治，不受权限、程序及责 任规范的'领导权力'本身就是违反法治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不符合 法治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党的领导权’显然是不能为建设法治浙江提 供‘根本保证’的”。陈树庆的这篇《对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 治浙江”的质询函》，可以说是对《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 江”的决定》的有效补充，他用挂号信把这篇文稿亲自寄给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省委副书记周国富、乔传秀及省政法委书 记夏宝龙，遗憾的是浙江省委的领导对陈树庆具有远见卓识意见睬也 没睬。 综上所述，陈树庆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呕心沥血，出谋献策，到头来却 被“国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构陷，这岂不是令天下士人 寒心！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反对暴力“大一统”战争的 烙矮和吕不韦 民运家谱（之9） 黄燕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13岁的赢正登上了王位，主要是依靠吕 不韦和烙矮这“一文一武”来支撑着秦国。按照当时各邦君王执政 的惯例，幼君长到了22岁就要举行正式执政的“冠礼”，并要封赏 “哺政”有功的大臣。但是，嬴正上台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烙 矮（相当于国防部长）和解除了吕不韦的相国（总理）职务。 公元前238年4月，赢正上台前把山阳（今河南修武一带）和河西（今 陕西东南部）、太原两郡“分封”给护卫京畿的烙矮，并加封他为 “长信侯”；另一方面，从咸阳跑到祖庙所在的旧都“雍”举行了就 职典礼，并坐阵“蕲年宫”指挥昌平君、昌文君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 烙矮、卫尉竭等20多人。历史记载，烙矮一生义勇豪侠，广交朋友和 结识士子，为人处事也极好。聚集在其身边的门客就有1,000多人， 家僮几千人，好客的名声仅次于“食客三千”的孟尝君。连担任卫尉 （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竭”和担任内史（卫戍军区司令）的“肆” 都成为他的支持者。嬴正用“车裂”的酷刑杀了烙矮、灭了他的九族 之后，对牵连进去的卫尉竭等20多人也采取了“枭首”的死刑，重判 了其它的门客。牵涉的官员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 的共有4,000多家。 由于吕不韦自始至终都认为秦国应该遵守以周为中心的“中央政府” 以及诸侯“邦国联盟”政治制度，因此对于野心悖悖、一心想用武力 “吞并”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独裁制度的嬴正来说，无疑 是一大阻止力量。公元前237年10月，赢正以吕不韦有支持、放纵“ 烙矮”的罪名并免除了他的相国职位，强令他全家移居到河南。 吕不韦是卫国人（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在韩国的大都市阳翟（今 河南禹县）、邯郸经商的时候结识、并帮助过处境窘迫的秦公子“异 人”（秦庄襄王）。异人在回国后被立为太子，在登上王位后，立即 起用了吕不韦做相国，并封他为文信候，赏给蓝田（今陕西蓝田县） 等12个县作为封赏。后来又改赏给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食邑。 吕不韦在担任秦国两届“相国”职务期间，推行一整套与各邦和平、 友好往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可说是中国早期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和自由 贸易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例如：卫国曾建都在濮阳，公元254年，卫 因为与秦连横（联盟），被魏吞并了。公元前243年，当秦国取得魏 东北部（包括旧卫国地）后，吕不韦就在那里设置了东郡，并把卫国 国 君的后裔迁移到了野王（今河南泌阳）一带，施行起联邦主义“存亡 继绝”的地方自治政策。 为了说服国人放弃“武力大一统”的战争思想，吕不韦从各地方 （韩、赵、魏）招贤士三千多人，兼收并蓄各家学说编成了《吕氏春 秋》一书。郑重地阐述了诸侯地方主义政治、重商主义的自由经济、 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平主义的军事思想……等等。据说，这本书编撰 好的时候，他叫人把它挂在秦国都城咸阳的门楼上，并悬赏说：对这 本书能增减一个字的赏赐千金，当时居然没有人能指出书中的错误并 改动一字。 就《吕氏春秋》一书来说，它保存了许多民间旧学佚闻，反对建立 “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文字。这些思想从现在来看，都具有现代自 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倾向，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中有很高的历史价 值。也正如明方孝孺所说：吕氏春秋其“《节丧》、《安死》篇讥厚 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 礼，《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吕氏 春秋附考》）；又如宋朝高似孙评论说，“始皇甚恶其书也”；元代 陈澔也讲，吕不韦相秦十余年，……其后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 相，尽废先王之制，而《吕氏春秋》亦无用矣”（《礼记集说》）。 吕不韦不仅在书中提倡儒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贵公》）的仁政思想，而且说真正的仁德之君应该维护诸侯邦国 联盟“公天下”的稳定，让地方政府进行自治管理，即做到不用赏赐 而使人民有所劝勉，不用刑罚而使奸邪能够禁止“义也者，万事之纪 也”、“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商君之法急，不得出 也，惠王得而车裂之”（《吕氏春秋．论威》）。他公开反对秦国推 行商鞅一派法家的“苛暴”之术，也说出了治理国家“若用药者然， 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 《慎大》篇中，吕不韦以历史上桀、纣的成例指出：“罚虽重，刑虽 严，何益？……急辔利錣非千里之御也；严刑峻法，非百王之治 也”。而“干辛”之类的谀臣腐败分子当权，人们就会纷纷离开这个 国家而流亡海外，“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 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不久贵州毕节地区因“夜郎事件”而身陷牢 狱的李元龙。他写的《从思想上加入美国》一文，明明白白地表达出 民众对“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分子当道的忧郁，想离开这个“一 党专制”的国家。由此，我更想起“自由民主运动”中许多敢于直言 而被迫流亡海外的贤达士子以及那些因直言还坐在专制牢狱中的民运 人士。他们是一群忠孝于这块土地上的勇士、忠孝于这个国家的大贤 大仁者！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各位朋友，他们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恐 惧的专制制度下而被迫离开了祖国！在这里，借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 说：那就是一个政府对人民太凶恶、残暴，贤能者就会从思想上、行 动上离开这个国家，“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 言”。 吕不韦是一个主张“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的积极 倡导者。他认为：中国太大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不一定能搞得 好，国家需要实行一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而治”的诸侯邦国 联盟政治制度，“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画界，各守 其封，故定分也”。“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 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 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適孽无别则宗族乱。”这种“ 合诸侯，制百县”的邦国联盟政治制度是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 里为攒，五攒为鄙，五鄙为县，然则谓县者二千五百家的自治。“古 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 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 其多不若少”（《振乱》）。 商鞅称农业为“本业”并加以奖励，而把手工业、商业贬斥为“末 业”加以抑制。吕不韦在《上农》篇中指出：国家之所以难治，是因 为专制法家单一的重农主义“耕战”思想阻碍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进 步，这种狭隘偏差的结果是“失毁其国”。在他看来，大凡一个国家 的兴旺要靠农、工、商自然并进，“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不可 能只看重那一业，“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 而国家之“本”绝对不是单指农业生产，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 　　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 　　本莫贵于孝”（《孝行》）。 就“孝”来说，我认为执政者首先就要对国家和人民行政治之孝道， 如果执政者对人民有“孝心”，就会主动地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以 和谐的仁政来迎合民众之心。在政府“贵孝”之心的引导下，人们就 会对国家有“忠孝”之心，也就不会去搞什么暴力之类的造反革命， 国家也就不会有祸乱发生。可以说吕不韦“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 本在于民”体现了现代“主权在民”民主政治思想（《务本》）。 吕不韦在《自知》篇中也指出：“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 知”。作为邦国执政者，必须有自知之明，“欲知平直，则必準绳； 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欲自知，则必直士”，而直士“所贵莫如 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贵直》）。为此 他倡导思想、言论自由，并在《达郁》篇中，以人有360节、九窍、 五藏和六府畅通作比喻说：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就向人一样，“血脉 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尧有 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 能自知”。“败莫大于不自知”。 由此可见，在思想、言论自由上，今天的“执政党”还保留着“宣传 部”之类的审查部门纯粹是以“周厉王”为师，目的是为了“防民之 口”和“堵塞言路”，这种的行为是愚民之举，退步之举。一个国家 长此下去，社会就会“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生德不 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 矣”，那么最终必然会“川壅而溃”。“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 者宣之使言”地解除言禁，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有百益而无一 害。对于即将出征吞并“六国”的军队，他说：“凡兵，天下之凶器 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战斗有负败，勇者凌傲有死亡，故皆谓 之凶”。说只有仁政可消除天下之凶残，“解百姓之倒悬而生育之， 故方之于良药也”。“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无诛伐可 畏，故相暴，大兼小也。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 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吕氏春秋．荡兵》）。 吕不韦不仅揭穿商鞅、韩非、李斯一派法家的“大一统”战争会加重 人民的负担，还指出他们所要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存在着祸 害“黔首”的弊端。这种独裁体制自谓有过人之智，“必自骄，必自 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不咨忠臣。轻物则无备 。无备召祸，专独位危”（《骄恣》）。后来，他所说的“专独位危 ”预言却不辛被言中，秦在经历短短“二世”之后被项羽、刘邦的义 兵所推翻。 正因为吕不韦极力反对法家“大一统”的暴力革命思想，欲行法家之 术的赢正对他恨得要死，开始谋害吕不韦，但是，又不敢公开杀害吕 不韦。于是就心生毒计地把他全家从河南又流放到蜀郡去，随后在那 里用“鸩药”秘密地毒杀了他。由于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多年，执行的 又是和平主义自由贸易经济政策，故深得“各邦”国 君、故交旧有、门生以及全国民众的尊敬，人们不计风险地帮助他的 亲属办理丧事。赢正在知道这件事后，又下令把他全家男女老少籍没 入为奴隶，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临丧的如果是晋人，一律驱逐出境；如 果是秦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一律免除爵位，迁到旁的地方去； 如果是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官，又不曾临葬的，迁到旁的地方后可以 保留原到的爵位。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记录了赢正，为了建立“中央集 权”专制恐怖暴政，他先后“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 义”地屠杀和迫害国内两股不同的政治异议人士，用反对派的鲜血“ 祭奠”了大一统战争的旗子。 各位朋友，专制主义的法家人物是如何推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建 立的呢，我们下一讲再谈。谢谢诸位。（2006年10月13日于贵阳沙冲 寨）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追求台湾政治的转型正义 徐永明 最近台湾政坛上发生两件事，很显著地印证转型正义在台湾的困境与 生机。 首先是桃园机场改名事件，长久以来中正机场一直是桃园机场的官方 名称，虽然英文代码是ＴＰＥ，但是，这个以蒋介石命名的中正机 场，一直是台湾的国际窗口。虽然国史馆的相关研究指出蒋介石是 “2．28”事件的“元凶”，但是，台湾的国际机场竟然是以中正为 名，而台湾的旅游书籍封面也一直以台北中正纪念堂为主题。 台湾转型内容的贫困 台湾在美国“自由之家”的评等上，与美、日并列为第一级自由国 家，无论就媒体、言论，甚至是宗教自由而言，在当今人类社会是首 屈一指的，代表民主转型的成功，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典范。但是， 一旦落实到转型的正义问题时，台湾的民主成就可能是不及格的，而 且这个正义的命题附身在桃园机场与中正纪念堂上面，不断地提示着 台湾的知识分子：台湾的转型遇到的困境，固然台湾在民主自由的量 表上，表现卓越；但是，到处充斥以中正之名的国家级建筑，显示台 湾转型内容的贫困。 虽然总统直选、政党轮替，乃至于逃开反对运动执政一任的魔咒，能 在2004年连任，但这些代表转型成功，不会退缩回到威权遗绪的成 就，并不代表转型的成果符合正义的原则。虽然，中正机场最后改名 为桃园机场，但是，在野党抨击，有些民众也似乎不领情，认为是意 识形态作祟；至于中正纪念堂，象威权的幽灵不动如山的坐在台北市 的心脏，提醒我们转型正义的课题备受漠视，而台湾的民主步伐又是 如何坎坷难行。 台湾有转型无正义？ 所谓转型正义的概念，大约是90年代东欧共产国家在转型之后，辅以 过去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的经验，形成许多实务上的案例，透过比较 具体的分析而逐渐形成的价值概念；强调转型与正义并存的价值。台 湾目前政治上的许多现象，可以归诸于台湾转型过程中，缺乏正义价 值的追求；所谓宁静革命之所以平和，可能是出于许多正义问题的静 默。 创造出转型正义这个名词，基本上包含两个部分：关于政治转型，以 及正义价值的追求。而转型的过程称之为转型期，基本上指涉的是， 一个国家的政体由极权或高压统治，转向民主或是选举的体制，或者 是从内战的冲突──例如种族之间相互的屠杀转向和平的状态。大体 上这个转变的过程称为转型期。 而转型正义当中的正义，主要指的是转型之前的高压统治、武力统 治，或者是族群冲突而相互屠杀，或内战期间的不义，尤其是人权侵 犯；目的在追究其罪刑。追究行动涵盖的，首先是挖掘真相、厘清事 实。再者，发现不义的加害者、帮凶，乃至于整个加害体系；可能不 是单纯的个人，也可能也不是单纯的个人主观意识的行为，而是有一 套体系运转的过程。 转型正义的价值必须建立共识 很重要的是转型正义基本上牵涉到现在的社会，如何批判跟诠释过去 威权时代的价值性，甚至于形成相对立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牵涉到整 个社会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空里，对过去的事情所涉及到的正义 的评价。也因此就是关于一个政权的正当性的共识；透过对话形成批 判过去政权、过去的统治的正当性。 如果这样的共识并没有形成，如果这样的共识并没有一套机制可以去 达成，那很可能这样的正义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来。而或许，这就是 台湾转型正义迟迟缺乏进展的主要原因。 转型正义追求的动力 根据过去的经验，转型正义的追求大致有两种动力： 一个是内在于那个社会本身，尤其是以受害者的自觉，或者是对受害 者的支援，所形成的政治社会运动做为核心。 至于另外一种型态，则是外发的，例如透过国际干涉、国际法介入， 尤其象卢安达的屠杀，或者是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所看到的，国际社 会透过联合国的指挥，成立卢安达的真相与调解委员会。之前南斯拉 夫的经验，国际刑事法庭追究前南斯拉夫独裁者，同样是外发型的。 这类型的追究行动，虽然不牵涉到国家民主体制建立的问题，也就是 尚未完成转型，但是，在国际介入的过程，也就是让正义实现的过 程，当然对民主的建立会有正面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转型过程也碰到一些情况，例如说民主处于脆弱的结构， 和平处于暂时的状态。以南美洲经验为例，可能在某一阶段追求转型 正义，但是，过了几年独裁者又卷土重来了。这独裁者可能是透过军 事政变，也可能透过民主选举，政权还在一直交替。 这个时候，转型正义往往是透过民间的良心人士、社会运动者做为主 力，比较重要的是标举正义的价值以及重建价值体系。所以，较多的 是透过历史事实的建构，例如说失踪者的妈妈团结起来，透过口述历 史把政治失踪事件一个一个调查出来，然后真相大白于世。不过，这 只是透过事件真相的发掘，让大家认识到罪恶在哪里，未必会具体用 国家的、法定的力量去追究贵任。 此外，最近波兰的国会通过新的法律，雇主可以因为雇员曾是前共党 的追随者而加以解雇。对波兰来说，这是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在台湾被污名为仇恨政治 同样的情况，若在民主台湾却可能会被说成是仇恨的政治。过去这几 年台湾转型经验中，追究过去的不义的人，被指责为所谓的基本教义 派，这个帽子在台湾似乎变成普遍接受的名称。追求转型正义竟被涂 抹成基本教义派，可见旧的文化霸权在台湾还是非常的强势。 在这种强势之下，前面提到的关于正当性的共识，其实是很难达成 的。而智利、瓜地马拉强调的是，以责任的发掘来强化对责任归属的 追究，从而有助于当地建立民主的过程。 所以，转型正义运作的程式可以归纳如下： 转型正义必须具备的运作程式 首先，一定要揭露过去的不义，并且进行公告。所谓不义的追究，可 以用国内法或是国际法的方式行之； 第二，要重建真相，透过历史的研究、透过受苦者的口述历史，甚至 透过法医人类学的调查，了解死亡者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国家曾发现 某个地方有万人冢，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常常必须从旧政权的共 犯结构中加以发掘。 这个时候必须透过科学的方式，让受难者的伤痕来诉说真相。真相建 立之后、处罚了追究了不义者之后，可能牵涉到受害人权益的补偿， 或是精神的、物质的，也可能是生理的、心理的，给受害者不同方式 的补偿。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耍用纪念的或者是表彰的方式，也就是用 象征符号的方式，彰显、平反受难者。同时，需要有和解的措施，让 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间达成某种的和解。不过，这样的和解必须以受害 者的立场为中心，而且不能牺牲正义。 台湾经验的两大阻力：本土化与认同观 进行比较研究，会发现在转型正义上，台湾的努力是较缺乏的。虽然 有着“2．28”事件、白色恐怖，乃至于党国体制这样的宰制体系存 在，转型正义在台湾民主文献的分量却是相当无足轻重。相较于庞大 的选举行为研究，每次选举就投入庞大的人力与脑力来理解台湾民众 的投票决策时，常常会忘记问一个规范性的问题，那就是台湾民主的 目的性问题，除了确保民众的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力之外，台湾民主运 动的历史性意义为何？ 这个问题的起源当然在于台湾转型过程中，对于正义问题的含糊，而 这又与台湾的外来政权理论，以及透过外来政权在地化来达到转型的 效果有关。 既有外来政权理论，较着重于政治独裁如何透过正式的统治工具或非 正式的利益交换，来建构以人为主的侍从结构，进而达到其统治的目 的。从功能论的观点出发，一个外来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为了能有效 统治在地的社会，势必建立一套统治的机制。这个机制包括正式及非 正式的控制工具，各个控制工具皆具有一定的控制功能，且在不同的 情况下，分别扮演着避免或抑制控制失灵所带来的危机。 所有的控制工具中，必然要有负担维持统治正当性的工具，且维持这 个工具的持续运作，是统治者要努力的目标。一旦维持正当性的工具 遭受挑战或是失去功能，必然严重的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权力；尤其 是国会中的“代表”如果持续凋零或是无法替换时，势必导致统治机 构的崩溃。 然而，外来统治者在外在反对运动的挑战与法统代表持续凋零的情况 下，如何主动的本土化这个外来国会呢？尤其是作为维持其统治正当 性的工具，当本土化可能使代表的人员与内容改变时，统治上的不确 定性提高。所以，唯有外来统治者受到统治工具的内生性危机压迫， 而自觉本土化是可以在其掌握下，才有可能进行主动的改革。但是如 何形成这样的“改革”条件，以及追求转型正义的影响，则少有讨 论。 国民党透过转型来规避正义的质疑 这里有一个直觉上的“矛盾”。外来政权一旦本土化，外来的主体不 是在消灭了吗？为何这是可欲（desirable）的策略？是计算上的错 误呢，还是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解释？本土化的成功以及外来政 权体制的持续，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但又相互加强的现象。但是显 然，在常识层次，我们接受了外来政权透过人员的本土化来维持政权 的统治，却无法回答这一个可见的后果，即本土化对于转型正义的不 确定性。 本土化，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吹台青”，还是透过选举民主进行 之，这样的转型策略对于转型正义的追求，制造了巨大的阻力。因为 这样的转型是延续的，是将外来特质本土化的，具体表现为李登辉虽 然继承国民党的外来体质，却在党产与侍从体制上加以发扬，这已经 很难全部归因为威权遗绪，很多是民主的转型策略；同样的作为，可 以在马英九国民党的党产报告书上显现，透过转型来规避正义的质 疑。 追求正义的认同观 而面对台湾转型正义的贫困，除了必须涉及过去台湾国家的统治性质 作为外来政权的转型策略之外，必须认知到，台湾转型正义的另一个 重要特质：同时进行认同跟威权两个特质的转型。 这两个特质的转型可能是平行，也有一部分可能是交叉并进、相互强 化的。但事实上，关于认同体制这个部分的转型，台湾社会尚未形成 真正广泛的共识；于是乎，台湾政治在什么是国家的主体上，也不会 有共识。因此，对于不同的国家主体所进行的国家行为，例如统派政 府对于独派运动的镇压，在统独两派的立场分歧下，所谓的正当性也 就不容易达成共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于民主化的过程所达成的共识，是不 是能支援够巩固、够完整的转型正义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 有所疑问。因此，推行转型正义的前提，是台湾民众必须发展出一个 符合正义价值的认同观，而传统的台湾人vs.中国人二分法，可以是 传统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却无法负荷转型正义的追求，甚至成为正 义观分歧的源由。 “华裔台湾人”的争议 最近，民进党主席游锡堃自我定位为“华裔台湾人”，引发各界讨 论，可能也可以是正义的认同观的起点。而反弹论述中，中国国民党 主席马英九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这是分化台湾、挑起族群对 立。不过，马主席曾批评公投是搞文革，现在却又积极推动罢免公 投，或许2008选总统时，马是不是会回过头来拥抱所谓“华裔台湾 人”这个认同，可以拭目以待的。 “华裔台湾人”，听在讨厌谈认同问题人的耳中，的确是非常刺耳。 认为在台湾社会中分化台湾人与中国人已经不能忍受了，现在还有个 “华裔台湾人”，似乎要更清楚地界定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所谓 “台湾人”不是个血缘的定位，而是政冶上的认同，认同台湾是主权 独立的政治社群。于是乎，“中国人”认同也剥离了血缘的面貌，回 到政治立场的选择问题。 分离政治认同与血缘认定 所以，在批评“华裔台湾人”这个词之余，可以想象分离了政治认同 与血缘认定的好处，可以省却许多混淆造成的不必要争议，甚至避免 情绪性乃至道德性的“数典忘祖”的指控。 首先，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区分，不再是原生性与血缘层次的，而是政 治认同的。可以都是出身中国，可以是不同时间移民来台，可以是不 同的政经动机，但是要定位为中国人与台湾人，则与前述的历史因素 无关，完全取决于当下政治认同的选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 一边一国。 认不认同台湾不是种族主义 这样，才能避免了情绪与道德的指控。认不认同台湾不是种族主义， 没有原住民、先住民乃至后住民的差别，甚至在台湾人认同之上，还 可以保持差异。除了“华裔台湾人”，也可以有“原住民台湾人”这 个词，相应的，当然也可以有“原住民中国人”，这指涉的是期待两 岸统一的原住民。 这时，血缘与认同脱勾了，应该是文明的大胜利。一个人的血缘是命 定的，但认同是选择的，甚至是学习取得，是流动的。认同台湾人， 不意味与中原的出身相背离，而是可以联系起来；这对于北京的同胞 论也是一大挑战，没有所谓纯不纯粹的中国人，“华裔台湾人”也是 会回老家修祠堂的。回归文化民俗的层次，台湾人认同并不妨害慎终 追远。 族群身分不是历史事件的原罪 过去国民党时代，通以华侨涵盖东南亚回台求学、落地的侨生，忽略 了她／他们出生文化乃至于血缘的差异；未来，我们要期待的是“新 裔台湾人”、“越南裔台湾人”、“泰裔台湾人”，乃至于从未来中 国移民台湾的“新华裔台湾人”。这个架构预期台湾是多族群的社 会，汉人不过是华裔的一支，而所谓台湾人与中国人的二分法，再也 无法压抑这个多元的新文化。 建基在这样多元认同的基础上，尤其是分离了血缘与认同的一致性， 这样转型正义的追求才不会沦为仇恨政治，而族群身分不必然成为历 史事件的原罪，例如“2．28”八事件之于外省族群，以及福佬语言 复兴之于闽南族群。此时，政治责任不是继承的，认同的自由选择反 而有助于转型正义的追求。 转型正义在台湾 简言之，追求台湾的转型正义，必然不因为台湾转型策略的成功而变 得比较容易，反而因为台湾转型策略的本土化与认同政治，使得转型 正义的追求越形困难。本土化的延续性使得民主改革者继承了党国遗 绪，甚至发杨成为民主化的隐藏性工具；而认同观的冲突，血缘与认 同选择的一致化，使得普遍性正义观难以建立。这都是为何台湾的转 型政治缺乏正义的讨论，甚至在大多数的历史进程中缺席，乃至遗 忘。 要在建立台湾特色的转型正义上补课。首先必须有转型正义观点的政 治议程，也就是政党在选举对决时，必须引进转型政治的议题，让竞 争的政党乃至于候选人，面对台湾历史关于正义的诘问。这时候重点 不是选个人条件或是形象，而是对于转型正义的坚定态度。要能设定 这样的政治议程，则必须建立在转型正义观点的社会分析上。台湾社 会长期受党国控制的，无论是国家组织的建构、人员的甄补、训练， 乃至于社经政策的内容、社会阶级形塑的影响，都是转型正义的社会 力分析。 最后，也可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以转型正义为内容的价值观。台湾 有转型的价值，却忽视了转型对于正义的追求。追究为什么国民党的 党产买卖在台湾社会成为奇货可居，而二二八会在有碑无铭的情况下 相安无事？正是因为台湾社会已经有了民主的价值，却相对缺乏转型 正义的视野。 〔原载《南方快报》2006-10-21；http://www.southnews.com.tw〕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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