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9-25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中国多数线民下辈子不愿做中国人　　　　　　　　美国之音 ◆余秋雨的农民观　　　　　　　　　　　　　　（西安）狄马 ◆陈良宇“同志”自害其命　　　　　　　　　（杭州）昝爱宗 ◆政治花瓶不以太监为耻　　　　　　　　　　　（北京）余杰 ◆我与父亲谈主权与人权　　　　　　　　　　　　　　　贾明 ◆北京大举援外，名声不佳　　　　　　　　　（纽约）陈劲松 ◆“讲政治：打着胡温旗号收高价数千律师默默挨宰　　　黄琦 探索道路 ◆身边的政治──贵阳李任科和平维权个案思考（之4） 方家华 民主理论 ◆哲学认识论走势初探　　　　　　　　　　　（青岛）牟传珩 ◆论民主资源的盘点、整合与激活　　　　（韩国首尔）武振荣 迫害实录 ◆政治冤案还要冤多久！　　　　　　　　　　（成都）黄晓敏 读史论今 ◆二战后，中国实行宪政的机会　　　　　　　（成都）卢兴明 ◆为什么对文革造反派宣判死刑？　　（西班牙马德里）黄河清 文艺春秋 ◆蝴蝶儿　　　　　　　　　　　　　　　　（云南）欧阳小戎 他山之石 ◆台湾“倒扁”与泰国政变　　　　　　　（安徽滁州）黄广湘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多数线民下辈子不愿做中国人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张光华／北京2006年9月21日〕中国一个网站进行的 《下辈子愿不愿意做中国人》的网上调查虽然已经被关闭，但是这个 话题最近却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中间有爱与恨的复杂情结。 不满生活、环境或政治体制 中国的门户网站《网易》原先在网上刊登了一个《如果有来生，你愿 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网上的投票时间是从9月4号到10月11 号为止。但是这个调查的网页已经被取消了，而且香港的英文报纸 《南华早报》报导，《网易》两名主编最近也被解雇了。外界猜测两 人的解雇可能和在网上举办这项“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 有关。 虽然这个调查专题的网页已经被关闭了，但是这个话题依然引起很多 人的关注、争论、困惑，甚至痛苦。一方面，很多人表示下辈子愿意 再做中国人。另一方面，更多的人表示下辈子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理 由也有很多，基本就是不满意生活的状况、环境或者政治的体制。 拿什么爱呀？！ 另外，也有人表示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选择。有的人虽然选了“下辈子 还是做个中国人”，但是觉得祖国给的太少了，而又不愿意看到祖国 的消亡。有的人表示愿意做中国古代的人。 还有人感到很痛苦，表示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学 在“荒芜”时期，工作在“改革”时期，养家糊口在“下岗”时期， 拿什么爱啊？ 做中国人很难 中国一位市民表示，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做个中国人。但是，这个时 代的中国人非常不好做，他表示，现在官做得越高越贪。而老百姓， 一无权、二无钱，什么都没有。做点小本生意，做点力所能及的，还 受各方面的欺压。 这位市民说： 　　这样的中国，我想着是谁也下辈子不会再当。中央的高层领导， 　　你们下来体会体会老百姓的生活呀。老百姓现在都过不下去了， 　　我们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卖掉了。农村的土地也都没了，作为一 　　个人的话，你说靠什么生活？ 不愿后代生在这种环境 也有的评论指出，其实做哪国人都一样，外国还不是一样有黑暗的一 面。不过，到很多国家考察过的一位中国编辑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 特殊环境和政治体制，不能用“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来简单地遮 盖一切。 这位经历过中国国共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一 直到改革开放的这位编辑表示，虽然她非常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她希 望能够到别的国家过日子，因为她觉得在中国没法实现一般人追求的 自由，安全和安居乐业。 这位编辑说： 　　“在中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总是在战乱，而且总是没有办法建 　　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从历史上，一代一代地奋斗，总是失望， 　　这是从政治体制来讲。从环境来讲，我觉得，中国近些年来，环 　　境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水源都是被污染的、土 　　地被污染、空气被污染、水源被污染，非常不安全。我的后代在 　　这种土地上生存，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不应该把他们生到 　　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来。” 愿做中国人但讨厌政治 一位大学刚毕业的艺术界人士表示，她下辈子还是愿意再做中国人， 因为中国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作品，让她觉得很自豪。但是她也承 认，她并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事务，虽然她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但是她 对政治感到麻木。 这位艺术界人士说： 　　“我对政治就是很讨厌。我就是漠不关心。我不仅是漠不关心， 　　而且是我压根儿从骨子里，那种语言，或是那种东西，就不喜 　　欢，就是讨厌。” 原先《网易》在网上刊登的调查网页被关闭之前，网页特别注明，他 们的这项网上调查并不具科学性和普遍代表性，这意味着这只是一个 网上的话题而已。网页提出了在一个假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做出的选 择，以及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和连带问题的思考。 〔原载《新世纪网》2006-09-2116:36；http://www.ncn.org/。 提供者：林保华〕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余秋雨的农民观 狄马 余秋雨的农民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名文《脆弱的都城》里。这个凭 吊大师，这个戴着白手套游山逛水的文化明星，这个奔走于权门、以 充当“顾问”为荣的学术侍臣，这个一度曾助纣为虐、失贞于暴君而 后又装聋作哑、讳莫如深的人，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了许多对农民以 及他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石破天惊的论述。 在他看来，中国的“都城”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在农民眼中， 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 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 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 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如果余秋雨不是和我们故 意打诳或玩“脑筋急转弯”的话，它至少使我懂得了以下几个道理： 一、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是因为苟捐杂税、横征暴敛或水旱蝗害、饿殍 遍野，仅仅是因为“相对贫困”造成的“红眼病”就足以使他们抛家 别子、铤而走险了；二、农民起义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土地、争取 “生存权”，而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先前卖给别人的土特产抢回来，而 且还象取走自己名下的存款（定期的）一样理直气壮；三、陈胜、吴 广、张角、黄巢、李自成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后现代”青年，你看 他们仅仅为了“玩酷”、为了“找乐”就甘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 的危险，而且还非要跑到城里；四、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施耐庵 不是生于淮北小镇、又亲历过农民起义，而是落户大上海、并兼任许 多城市的“文化顾问”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得出“官逼民反”的结 论。因为农民起义军“攻陷城池”之后，“城池”里的文化人不但云 游讲学不大可能，就是“顾问”能不能当成也得看城防司令的心情。 为了进一步批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余 秋雨给我们例举了宋代张俞的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 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他说：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 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 是“泪满巾”！ 不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 辑”。虽然这些“养蚕人”、“种田人”没有研究过戏剧理论和中国 文化史，也不至于愚蠢到会认为只有种田的才能吃饭、打井的才能喝 水、纺线的才能穿衣服的程度，更不会由此推断出棺材店的老板希望 躺在里面的都是自己，生产灭火器的会因为自家的房间用不着而痛哭 流涕。但我仍然不知道象余教授这样不仅具有“城市眼光”、而且又 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 的人（注意，这可丢的是国家的人）是怎么进行“复杂工业思维” 的。按照一般的情理去推想，作为一个小生产者，看见自己的产品 “销路很好”反而两泪涟涟，那么肯定别有怀抱。我们可以设想，如 果这个“入城”的蚕农智力健全、神经正常，卖蚕时不但没有短斤少 两、增收附加税，而且工商局的同志还给了小费，但他还是哭哭泣 泣，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临床表 现为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见花落泪、对月伤心，多发于艺术家和女 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首诗的逻辑”就不是如余教授说的那 样，是“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 理”，而是说“遍身罗绮者”在享用绫罗绸缎的同时，也应顾及“养 蚕人”的苦辛，至少不要打白条、乱摊派或者“多收了三五斗”反而 丰收成灾。 如果说“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 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的话──虽然我看不出──那么，“盲 流”、“黑户”、“剪刀差”、“下乡”、“下基层”、“到农村锻 炼”……这些概念是不是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城市对农村的傲视与盘 剥，很有政治研究的价值？如果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因为贫困与 落后的出身就应当背负永生的耻辱，那么，我身后的祖国相对于富饶 的北美正是一片巨大的农村，那么，是不是说“东亚病夫”、“中国 猪”、“支那人”……这些侮辱性的冠冕就是合逻辑的称呼？ 我无意于为农村的黑暗、暴力和落后辩护，但在一个尊卑有序、贵贱 分等、城乡二元对立的种姓社会里，我必须坦陈我的倾向，那就是说 我必须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立场上发言。在我看来，维护乡村就 是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做工的奴隶那不可让渡的价值与尊 严，就是替那些最卑微的人寻找表达与歌哭之地。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陈良宇“同志”自害其命 昝爱宗 中共中央反腐败是否动真格的了，要看陈良宇“同志”的最终下场 了。 今年3月，陈良宇就对中外记者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的职务都被 换了好几次了。”其言外之意，就是他的政治地位不可动摇。现在好 了，似乎在陈良宇“同志”看来本不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9月24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巨 额挪用案，已被中共中央免去职务，并正接受审查。9月25日上午， 上海召开干部大会，通报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据悉，陈良宇的市 委书记一职将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代理。一个月前的8月24 日，陈良宇的秘书、原上海市委办公室厅副主任、刚刚担任上海宝山 区区长一个月的秦裕，因涉及上海社保案等问题被解除职务，接受调 查。 这一爆炸性消息传来，似乎更能让从来不对上海本市出现的领导问题 发言的上海媒体在全国媒体面前自矮一截，笔者也无法从上海的媒体 上找出什么更多的蛛丝马迹。 不错，前几天，陈良宇还公开露面，9月19日下午，陈良宇主持上海 市委常委会听取中央督察组来沪督察情况；9月22日上海《新民晚 报》头版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1日在上海举 行，陈良宇和韩正陪同罗干一同出席。不过还是有迹象可以证明他的 地位是不稳的：9月23日、24日的该报就没有陈良宇的报道了。 一句话，陈良宇要下台了。 托尔斯泰言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用这话比喻贪官，则是“清廉的官员都是相似的，而贪官各又各的 贪法”。 中共中央是9月24日开会处理陈良宇，作为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应该 在场接受处理。该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 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认为“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 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 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 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且看上海官场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政府正厅 级部门）下属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将委托给工商银行上海分 行的约32亿资金发放贷款给张荣坤的福禧投资，而福禧投资在收购上 海路桥公司股权时只支付了13.62亿元现金，这已经是违规使用社保 基金了。其余18亿被张用于其他项目，民脂民膏被无情挥霍。 9月2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便是陈良宇问题 是，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详细说明，但大致意思已经明确，陈良宇还是 “同志”： 　　“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 　　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 　　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 　　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 　　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陈良宇被查是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后的 另一个高官，陈希同先是辞职未获得中央批准，后来中央开会免除他 的职务，当时还是“同志”。不久，中央开除其党籍，“同志”称号 没有了，因为腐败和失职，以及承担中央所指控的政治责任，他被移 交司法机关，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 新华社的报道还说，中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 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 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 考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 理，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毫不 动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而此前，上海社保基金案涉案：32亿“保命钱”被拆借查处。陈良宇 秘书、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被查处。8月15日，上 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通报了近期一系列事件：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和 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 上海电气高管王成明、韩国璋涉嫌严重违反党纪，上海市个别官员牵 涉其中。这仅是冰山一角。想当年，上海一在建隧道透水，险些危机 周围楼房被强行填毁，损失了多少亿的财政，可当时为市领导的陈良 宇却丝毫没有受到追究，这也是腐败透顶啊。 有意思的是，9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这样报道陈良宇的讲话：陈 良宇主持市委常委会，陈良宇强调，要严格贯彻中央精神，严肃组织 人事纪律。党中央对这次（区县）换届工作高度重视，专门下发了一 系列文件。要按照中央要求，对违反“八个不准”，在换届期间“跑 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记录在案，情节严 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说情、 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误的，要追究责任；对拉票、贿 选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 来，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 换届前突击提拔干部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违反规定作出 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无效；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行贿 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规定处理。凡是本地区用人上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要 追究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充分运用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 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切实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把干部的本质、主流 和发展潜力了解清楚，防止考察失真、“带病上岗”和“带病提 拔”。 陈良宇的可笑就到此为止了，陈良宇也怪不得别人，只是他自害其 命。不过陈良宇中纪委的《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 告》只是“初核”，下面还一定有最终的结论，因为中央已经表明决 心：“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 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反腐败斗争必是一场恶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政治花瓶不以太监为耻 余杰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 成思危的访谈。成思危巧舌如簧地为中共的政协制度辩护，不承认 “民主党派”是当局的“政治花瓶”。 成思危说： 　　“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甚么要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 　　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 　　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 　　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 　　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 　　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戴上民主假面具 成思危的这番表白，俨然是不以太监为耻、而以说谎为荣。所谓“八 大民主党派”，确实是富有“中共特色”的制度创新。中共既要当婊 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实行独裁，又要戴上民主面具。50年代，受中 共“联合政府”宣传所迷惑的民主党派真心参政，却纷纷被打成不齿 於人类的“右派分子”。读一读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着之《往事并不 如烟》（香港版本名为《最后的贵族》），即可看到那些批评国民党 不假辞色、傲骨铮铮的民主人士，在中共暴政下则如履薄冰、战战兢 兢，非挥刀自宫不足以苟存性命。老蒋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因此国民党的统治还可以有些鱼儿漏网逍遥；老毛则是“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因此在共产党治下连沉默也是犯罪。 以“大合唱”为荣 “八大民主党派”党章的第一条，皆为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近代政 党政治中的“第21条军规”。一个政党既要拥护另一个政党，它还有 甚么存在的理由呢？据说，民主党派吸引人入党时，有人反问说： “与其加入你们，不如加入中共，要当坏人也要坏到底，不要象你们 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成思危以加入共产党的“大合唱”为荣， 但他有没有想过，这是怎样一曲“大合唱”呢？且不说毛泽东时代的 八千万_ 魂，且不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就在眼前发生的对盲人 维权人士陈光诚和香港记者程翔的非法审判，成副委员长真的一无所 知吗？看来，太监当得太久了，渐渐就意识不到自己太监的身分了。 成思危说：“‘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此语堪称“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真 话是说谎者的座右铭”。成氏何时“慷慨陈辞”过──当共军的坦克 将手无寸铁的学生辗得血肉模糊时，当共军的机枪对_ 一无所有的汕 尾村民扫射时，你“慷慨陈辞”过吗？成氏何时“鞠躬尽瘁”过── 当西部地区的失学儿童高达数千万人时，当上访村一夜间被警察夷为 平地时，你“鞠躬尽瘁”过吗？ 虎父大都有犬子 “虎父无犬子”是假话，“虎父”大都有“犬子”。成思危的父亲成 舍我是近代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一生以说真话为己任。成舍我常 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甚么新闻都可以 刊登。如果出了甚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因为说真话，成舍我险遭奉系军阀枪杀，也多次受到国民党的恐吓， 但他等到了台湾解除报禁又可畅所欲言的那天。但是，成舍我大概想 不到成思危会是如此一个不肖子吧？假如老先生地下有知，定然会唾 其面批其颊。 〔原载《苹果日报》2006-09-22。推荐者：（台湾）林保华〕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与父亲谈主权与人权 贾明 尊敬的洪先生： 您好！您的效率如此之高，真让我吃惊！也很让人感动！我想根据大 陆基层民众的思想状态就人权与主权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也算是真实 情况的记录吧。我与父亲谈主权与人权。 我父亲曾经作为中共统治体系中最底层的毛细小官而活跃了好多年， 又曾深受迫害；他在我老家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具有叛逆 性，又崇拜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本来是好的、只是坏人当道。他的思 想状况在当前中国底层很有代表性。我每次回老家都会与他谈谈，虽 然我们经常有分歧，但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越来越认可我 的观点了。 我父亲与我的很多父老乡亲都认可中共的观点：人权是国家内部的 事，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没有权力对中国说三道四，美 国那个“人权报告”是侵犯中国的“主权”。 我跟父亲说，在清朝以前，夫权、父权都很大，父亲对孩子、丈夫对 妻子就有权力动用刑罚，现在就不行了，法律明确禁止丈夫对妻子动 粗，哪怕是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用刑了。但在清朝以前呢？这些 事都是家庭内部的事，谁管这些事，就是“多管闲事”，就象中共说 “‘人权’是国家的内部事务”、美国的“人权报告”是“干涉内 政”一样。现在的法律为什么规范这些家庭内部的事呢？其实是跟西 方国家学的。也就是说，在中共统治下，“人权”高于“家权”了。 西方国家认为，“人权”天赋。“人权”是上帝给的，人一生下来就 应该有的，是神圣的，高于“主权”的。“人权”包括人身自由、言 论自由、信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人权不是什么高深莫 测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共之所以笼统地 说“人权报告”、从来就不说“美国人权报告”的具体内容，是因 为，中共很清楚，那些具体内容会引起大家的共鸣。譬如说，中共随 便抓人、关人，虐待人；中共的公安派出所为了“创收”，以办学习 班为名把“法轮功”学员抓去强制劳动、施以酷刑或关禁闭，再收取 巨额学费；中共强拆民宅征地，把老百姓赶紧厕所里；再如，我自己 的孩子因为我得罪了我的领导至今不能注册户口。这些都是侵犯人 权。以欺骗起家的中共会实话实说吗？ 动物尚要保护，何况人了。在中国人看来，不开心时拿自己家的狗出 出气没什么。但在西方国家就不行，动物保护组织就会抗议；象杀猪 这样的事都有人管，有的地方就规定，“宰杀”时，必须在三刀、五 分钟之内把猪杀死，否则就是虐杀，要罚款的；还有的地方规定，宰 杀动物时要避开其它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些让当前中国 人看来似乎可笑的事迟早会来到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件事 物的认识就会不同。西方国家认为，“人权”应该高于“主权”；而 中共只承认“人权”高于“家权”，认为“人权”低于“主权”。因 为中共一直在践踏“人权”，当然害怕人家谈“人权”了。 贾明 （2006-09-2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北京大举援外，名声不佳 陈劲松 近期，世界银行在新加坡开会，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本是世界银行最 大客户的中国，现在，却开始与世界银行“抢生意”。据《纽约时 报》报道：近年来，北京加码对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逐渐取 代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及日本，成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 经济援助的主角。 依靠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中国积累高达八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为了消费这笔巨大的外汇储备，北京大举 对外、尤其向邻国提供贷款和建设资金。 中共博得“大方”的“美名”，却是建立在对中国老百姓的牺牲和掠 夺之上。在中国，仍然有四亿人陷于贫困，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 他们，理应是首先需要援助的对象。然而，中国民众，尤其负担沉重 的中国农民，非但从未成为被援助的对象，反而，从来就是被掠夺和 压榨的对象。各地官商黑勾结，不断制造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强行 征地和暴力征地，就是上述掠夺和压榨的生动写照。 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就以大举出口粮食，换取发展军工业，相当于 直接从老百姓口中夺食。据旅英华裔作家张戎夫妇合著的《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载：中共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 当时的物价估算，如果将那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60年代初期饿死 的3,800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该书总结道：“为了毛的第一颗 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 人的100倍。”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中国经济已经今非昔比，但中共当局牺牲中国民 众、实现一党野心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中共不顾国力，大举外 援，目的还是为了多拉几个“小兄弟”，与美国相抗衡。而中共这样 做，最终目的，又不过是为了维持中共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它深知， 这种野蛮的独裁统治，始终为文明世界所不容。 中共毫无原则的外援，也未必对他国人民有利。中共提供的贷款，对 东南亚和非洲等国，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乃是因为，中共毫不考虑： 受援国政府是否有腐败问题；有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环保规定。更不 会考虑：受援国人民有多少自主权。 比如，最近，世界银行取消了四项援助柬埔寨的计划，那是因为，世 界银行调查发现，柬埔寨官员在采购过程中，存在贪渎问题。但中共 毫不考虑这些。2002年，朱镕基往访，大笔一挥，就免去了柬埔寨所 欠中国全部债务2.2亿美元；今年，温家宝往访，又慷慨提供经济援 助六亿美元，相当于其他各国（包括欧盟和日本）援助柬埔寨的总 和。 中共将其黑白不分的外援，美其名曰“不干涉别国内政”。为此引起 世界普遍担心。比如，文明世界忧虑：中共对非洲独裁国家毫无原则 的援助，正在抵消全球促进该地区经济和人权同步发展的努力。 美国、欧盟等文明国家，输出资金，也输出进步，输出民主，输出自 由；中共输出资金，却输出极权，输出暴力，输出污染，输出腐败。 牺牲中国人民，也祸害他国人民。 实际上，并非所有受援国政府，都欢迎中共的援助。南亚海啸发生 时，印尼、泰国等国政府，就婉拒中方救灾队（中方缩小为30多人 后，才被允许前往），他们担心中共趁机派出间谍，刺探当地军情。 非洲国家则普遍抱怨，中共承诺常常“跳票”，中方援非项目，又转 由中方工程队承包，相当于“左手倒右手”，非洲国家并未真正得到 实惠。 最近发生的一起中非外交风波，最能说明问题。马达加斯加，一项道 桥工程，原本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该国总统亲自拍板，交由中国公 司承包修建。不料却造出“豆腐渣工程”：通车不到半年，就发生桥 塌路毁事故，而中方施工队竟拒不认账。马国总统闻之震怒，拒绝会 见到访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并向中共发出外交照会，予以抗 议。一度酿成两国外交危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06-09-19；www.rfa.org/ mandarin/。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讲政治打着胡温旗号收高价 数千律师默默挨宰 黄琦 作为听众和观众，不知道应该听哪个老师五件实事，时常担心光顾了 这家“讲政治”怠慢了更多老师的“讲政治”。 2000年5月21日，在江泽民“三讲”高疯期，《六四天网》发表了 “每人做五件实事，中国的民主就实现了”。内中有这样一句话： “百姓最需要的是眼睛能够看见的、那个叫做‘民主’的东西能够给 他们带来的东西。每人帮下层百姓做一件实事，中国就看到了民主的 希望。每人帮下层百姓做五件实事，中国的民主就实现了！” 笔者细细观察，鼓动讲政治者，擅长讲政治者，多半是毕生没有给老 百姓带来一分钱现实利益、毫无业绩的“占掠家，即使今天说有业 绩，绝大部分也是被关联利益集团看中后草草撰写的。他们讲政治的 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别人的业绩讲到自己头上，就是要把自己那个鲜 有业绩的群体讲成中国一切美好事物的“总代表”，进而胡弄国人和 国际舆论。 他们忘记了，我们老百姓不看口号看业绩，早已厌倦了“三讲”。 老师说：共产党缩水四分之三 司法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儿媳妇，不得不看婆婆的脸，而自费讲政治则 是最近几年的发明。 近日，闻讯又有一期《律师培训班》在开课，我和朋友前往四川省委 党校旁听了四川省司法厅《律师学习班》，发现四川不少著名律师正 在危襟正座听老师讲课。 讲台上习惯了给党政干部授课的名家学者，从头到尾似乎很了解自己 的听众，明白律师们尽管心怀不满，甚至不排除跳起来扇老师二个耳 光的胸怀，却只得规规矩矩地坐在下面“虚心听课”的道理。 显然，律师们还是很担心丢失什么，惟恐什么东西会因为来和不来和 表现如何会受到资质的损失。 最感吃惊的是，说到当今社会很多人对政治理论假大空的普遍厌烦的 情绪下，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理论学习时，我们的老师说出了“谎言 重复一千便就是真理的”的戈培尔理论，要这些律师们高举社会主义 的伟大学说和理论，重复一边，重复三边，甚至还要不怕重复一千遍 的逻辑来从事和捍卫自己的“正义事业”！ 类似强词夺理的歪理邪说贯穿培训的始终，我不知道要把这些个法律 工作者引向什么企图。 当然，老师也发出了悲鸣：今天，社会主义阵营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除中国之外，共产党员越来越少，已经从东欧事变前的4,500多万减 少到目前的1,400多万。 律师接受再教育 这些最懂得共和国法律的捍卫者，对自身挨宰忍气吞声，对这个既没 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政策来源的行政命令，没有了为法请命的那份豪 情，不敢为自己的利益、权益和这些毫无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讨个说 法，表达一下律师们时常表达的愤怒情绪。 平时，律师们时常告诉他人，一元钱的事关乎正义真理、良心清白、 乾坤兴盛，并满脸真诚地开导你到法庭去把官司打得个死去活来。但 是，一旦此等宇宙真理落实到他们自己头上，律师们似乎都忘记了此 前那些慷慨悲歌。 当然，律师们非常期望为他人的战火义不容辞地扮演居间调停的角 色，内中缘故彼此心照不宣。 培训课结束，笔者为搞清此事，专门听取了收费的详细情况。 他们提供了“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上面赫然写到：资料 费50元培训费170元。 对于培训费170元，本人不好提出异议，毕竟，知识无价。而50元资 料费则包含如下：一本课堂笔记本16开，共计100页封面上印着“中 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课堂笔记本”，一份三页八开纸面的 学员学习指南，三页八开纸面的学员培训情况登记表，一支圆珠笔和 一个塑料口袋。 为何不用“美声唱法” 律师告诉笔者：这些收费50元的玩意儿超不过流元；为了客观起见， 笔者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同类产品不超过八元人民币。 律师还说：每年四川律师都要参加各种培训班，全国的律师也不例 外。 当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再次询问他们为何不用“美声唱法”呐喊咆 哮，进而引吭高歌，也为自己也为社会维护一下法律的尊严时，他们 用睿智进而自嘲的语气告诉我：我们律师，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过了一会，朋友补充到：人生的意义，就是掌握时机，把握因果，计 算得失，决定取舍。 看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先贤明言并不适用于中国律师。 行文至此，不得不越俎代庖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四川省司法 厅呼吁一下，能不能少受我们的律师一点钱，至少，你们能否不要打 着宣传党中央、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的旗号收高价，以免败坏他 们的荣誉。 数千律师默默挨宰 目前，四川全省数千律师又在逐步开始按照上级司法部门的行政命令 参加律师培训班。律师们私下抱怨“不但消耗时间还要破费挨宰”。 更有趣的是，此类培训活动几乎每年发生在全国各地，而国内律师们 习惯集体沉默，没有“美声唱法”，显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道理还不充分。 律师们希望我们转告司法部、司法厅，不要打着党中央、胡锦涛、曾 庆红、温家宝的旗号收高价，以免败坏“胡温新政”的荣誉。 讲政治目的就是“总代表” 讲政治，这是国人由来已久的习性，各方都在告诉自己的听众：只要 把一切工作引导上他们“讲政治”的轨道，中国的诸多问题就解决 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当然，不仅仅朝野双方，今天的中国是千帆竟发、百轲争流，各路好 汉不惜血本，真诚介绍自己讲的“政治”代表了中国和地球的光明。 〔原载《六四天网》2006-09-25。提供者：（成都）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身边的政治 贵阳李任科和平维权个案思考（之4） 方家华 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如果一些对国家级政治（改变政治制度）的关 心有点象擂鼓和摇旗，对身边维权活动的具体参与就是白刃肉搏、象 争城夺地的巷战。前者需要恢宏的阵势，后者需要坚韧不拔的行动穿 插；前者有距离，后者面对面；前者允许腾挪闪避，后者几乎就只是 狭路相逢，注定只有拼死厮杀。 维权活动因其发生在身边，解救的又是遭受政治权力侵犯基本权利的 弱势民众们，这样，身边维权活动就可以简略称为身边的政治。身边 的政治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参与。某种意义上，白刃 肉搏、争城夺地的巷战。比起关心国家级政治的擂鼓和摇旗来要艰难 （当然，如果国家级政治要真刀真枪去干，又是另外一回事。）。实 事求是讲，今天中国的言论环境，要比以前宽松，就是在言论层面， 呐喊“打倒”“推翻”中共，也不就马上招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 当然有政治迫害（比如本人）。这就使得一些习惯于擂鼓和摇旗的民 主运动的朋友们（又是指本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参与身边政治的 重要。但如果参与身边的政治，参与身边实实在在的维权活动，弄不 好就可能被逮捕，这是有先例的，比如高智晟、郭飞雄们。这样，两 者的难与易就清楚了。当然，难与易的区别，也要看政治的攻击力和 杀伤力。中共是最懂得保护自己的软肋的，也最懂得提防政治的攻击 力和杀伤力，比如对《九评》作者郑诒春们的重判。我在这里讲的是 两者的难与易，不是两者的轻与重，不是两者的该与不该，更不是两 者道义上和能力上的优劣褒贬。 在今天的中国，身边的政治参与是一种社会政治动员。但这种动员本 身就是目的，而不象中共当年的政治动员，只是手段。不是象中共当 年的工人运动，动员工人们去破坏资本家的机器，不是象中共动员铁 路工人们去破坏京汉铁路；也不是象中共当年的农民运动，去捣毁今 天农村村、镇长，村、镇书记的家。中共当年的政治动员只是手段， 动员中国民众达到中共夺取政权的目的。中共在动员中，置中国民众 的实际利益和生命于不顾（举一例。2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农民运动 中，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政治家们也亲手写下这样的文字：“16，凡 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 戮反革命，以资鼓励。”、“28，如万不得已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 地民众，搬迁一空，俟敌人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附近 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14，敌人到来 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 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 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 驻扎。”、“18，凡暴动胜利所得地方……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 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辑》第二集。转引自摩罗《耻辱 者手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又高高在上、置中国民众于愚民、臣 民、草民，极尽控制、专制、剥夺、奴役之手段、之能事、之邪恶本 性。 公开参与身边的政治活动，在中共几十年的专制中，还不曾有过，这 是一个新生长出来的社会政治事物，或者，是一个新的政治活动领 地、活动方式，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开参与身 边的政治活动，理由大致有三：一、切实维护了中国弱势民众的正当 权益。李任科先生及其维权活动中的代表们，切实解救了贵阳几千个 弱势家庭的基本生存，就象解救遭黑恶势力绑架的人质一样。有时 候，邪恶政治的“圈权”，可以理解为物理空间的“圈地”，还可以 理解为限制人身的绑架。这种理解与“专制”的本义，出入不会太 大。如果没有李任科先生及其维权活动中的代表们的维权努力，贵阳 几千个弱势家庭的基本生存，将会是另外的境况。还真说不定会因走 投无路而选择铤而走险、自我撕票；二、这是一种有思想的行动，有 行动的思想。这是说行动中有思想，思想又落实在具体的社会行动 上。这思想就是人权和宪政；三、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义，除 了价值理解之外，也有程序操作的技术意义，这次和平维权案，确实 提高了民众们对民主的操作技术。 身边的政治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一种实在行动。有时 候，会因为其太“身边化”而被忽略，进入不了一些政治观察者的视 野。现代社会中民主最真实的意蕴，不是概念和条文，而是已经将民 主作为一种生活的价值观和程序内化了的个人或群体。这在中国尤其 是这样。我们通常所说的国人的政治素质不怎么优秀，如果此说当真 （当然是真的），积极引导其关心并参与身边的社会政治活动，就是 提高并普及国人政治素质不二法门。倘若是，不仅专制制度缺失了了 其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 中，更加舒畅了一些。这或许也是一种生命质量，或许也是一种“好 政治”和生命质量的本质关联，而这，正是人们所追求的。“政治学 也应该任何回答个人的当下的生活意义。” 贵阳李任科先生的夜市和平维权案，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维权个案（笔 者关于该维权个案的介绍和反复思考、以及李任科先生对该维权个案 的过程记录与总结，均见8月31日以后的《民主论坛》）。这是因 为：就是切实维护了中国弱势民众的正当权益时，没有为达目的不择 手段，为给本地市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而驱使民众去涉险。这是仁义 之师，仁义之举。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6年9月24日于贵阳家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哲学认识论走势初探 牟传珩 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发展史印证，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自然哲学 阶段，其思想的主导原则是不分主体与客体的“前主客关系的合 一”。从柏拉图开始，哲学认识论首开“主体──客体”关系结构之 先河，但那时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没有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本 理论。到了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时，哲学认识才真正明确地构筑 了“主体──客体”关系结构，直到黑格尔时代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 的主导原则，都是“主体──客体”关系结构的，黑格尔就是这一 “主客结构”的集大成者，这被后人称之为“主体性哲学”。这一时 代哲学的“主客结构”，将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提升到认识论纷争的 主要舞台。19世纪中叶，西方现当代哲学修改了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方 向，主要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已转 向了“后主客结构”的合一论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哲学 从近代向现、当代发生转折的时期，即近代以认识论为主流的哲学倾 向走向衰落。而与这个时期相适应，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现象学一 方面在哲学的基本精神、认识立场方面继承了近代哲学；另一方面现 象学又试图推进和超越近代认识论哲学，建立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 与笛卡尔、康德等近代哲学家一样，胡塞尔也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目 的是探讨知识的根源，为此他为知识的形成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他的 著名观点就是：知识的基础不在外在世界，而在意识本身。 到了20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研究的转向已经非常明朗。这主要表现为 存在论的重建和语言学的兴起。由海德格尔完成的存在论具有历程碑 的意义。海德格尔着力澄清了传统哲学把存在等同于普通的存在物的 错误。他认为普通的存在物不能通达存在的意义，只有特殊的存在物 ──人，才能通达存在的本性。因为只有人才能感悟、提出、把握存 在的意义。海德格尔把人称作“此在”，这种“此在”是从存在论角 度对人的命名，以区别于传统哲学把人仅仅看作认识主体、意识、精 神等。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存在论的出发点，存在论的主要 任务就是分析此在的本质、存在的方式和基本结构。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另一大转向，是语言功能的分析，它一方面表现在 以英美为主体的语言哲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以欧洲大陆为主体的 人文哲学中。语言学的转向开始了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哲学认识，为解 决主体间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入口。近代认识论把知识的生成 看成是认识的唯一结果，把达到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知看成是认识 的唯一目标，把认知关系看成是认识论研究的唯一对象。在语言哲学 看来，“人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个体的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 思维活动。思维活动观念地抓住和改变对象的内在机制，可以从语言 符号的运用中解读出来。在认识活动中，感性材料转换成为语言符号 材料，又变成信号，刺激大脑神经的冲动。这种冲动是生理的电化学 过程，思维活动就以其为载体。思维过程实际上就是语言符号的编码 过程。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从语言层面揭示主体间性的哲学流派有 两个代表人物，即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当代哲学流派繁多，各自为 政，但大多对“主体──客体”关系结构发展到极端持批判态度，有 的可以说是一种颠覆。如今的西方哲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再也不是唯 与唯心之争了。 中国传统哲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基础上的，没有自 成体系的区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 将西方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等人的“主体性”哲学引进之后， 才开始进入了“主体──客体”的哲学思考，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统 治了当代中国的思想领域，哲学至今仍然深陷于“主体──客体”关 系的框架之中，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把客观存在当作独立于 人的主体以外的东西，通过人的认识能力，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的实践活动，认识客体的普遍规律性，从而征服客观世界、利用客观 规律，以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而在这个时代，西方哲学已经发 展到“后主客关系”的阶段。如今西方哲学已经放弃了对终极问题的 关怀，日趋琐碎、精细，以至于降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 纵观人类整个哲学发展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从笛卡尔开 始，哲学研究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开始研究认识论的来源、认识能 力的界限以及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这是由于哲学家们发现，要深 入本体论研究，关键还在于认识，离开认识是不可能解决存在问题 的。到了现、当代社会，语言的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甚至 可以说，哲学问题或认识问题，都不过是关于语言的问题。而哲学研 究之所以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则是因为哲学家们又意识到，研究 存在或者研究认识都应当首先解决哲学语言的功能与意义，于是哲学 的认识问题也就变成了语言问题。 其实无论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还是语言问题，都要首先解决其 发生的原理问题。在东方圆和新哲学看来，哲学的真正目的说到底是 对包括思维在内的一切事物发生原理的逻辑澄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民主资源的盘点、整合与激活 武振荣 在《论民主的表述》的前两篇文章中，我说到中国社会所具有的100 多年民主革命史和50多年民主运动史，是它区别于其它专制独裁国家 的一个主要之点，所以可以供我们使用的民主资源是“不少的”。但 是我还说道，到今天为止，事实上能够被我们运用的民主资源却少得 可怜，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我们没有对民主资源进行系统的收集、 整理，以至于它的存在是处于分散、零乱的状态，不能够变成为我们 得心应手的东西。 首先我们先谈一谈民主资源的盘点的问题。和经济帐目的盘点情况有 一点相似，我们在盘点民主资源的时候得需要对“民主的东西”有着 一种正确的辨认，是“民主”的东西，才可以算是“资源”。因此， 我们若是象现在某些人那样把那些在“民主革命战争年代”注入了我 们中国人民“鲜血和生命”的“民主革命权利”放到“历史的错误” 一栏，那么，这一种最宝贵、最昂贵的民主资源，就被我们给“漏 掉”了，因此，我们即使进行了民主资源的盘点，也还是算了个“坏 帐”。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亟需要把专制政府改变成为民主 政府时，却把1966年中国人民用政治造反方式“炮打”共产党政府和 共产党党委的行为也给漏掉了，而民主──这种体制的最基本的东西 是人民享有对政府权利的这一点就完全失去了，因此，我们企图在一 个“不反政府”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民主的体系，这不就是对民主的恶 搞吗？如果说具有100年历史的中国民主革命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人 民对政府造反、反抗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们在盘点民主资源时，就犯 了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可以说是：“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 羲娥”。 在整理民主资源的时候，我们得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大系统来组织它， 因此整合的行为是指把所有的民主资源组织先在一个统一的系统内， 然后分门别类地给出意义，因此整合行为不但不排斥旧的价值和固有 的事物，反而给它在新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开辟出空间，使之和新的 事物和新价值现实协调发展，这样那些处于孤立状态的事物就在一个 新的系统中寻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于是，系统就在一个更大的范 围内不断地拓展着意义空间，这就激活了民主资源。若不是这样，中 国社会在各个时期产生的民主因素，象目前这样地相互孤立和相互矛 盾地存在着，民主的系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于是，公民和人民在 政治上的冷淡就不是没有理由的。 民主的资源如果不被激活的话，它就出现一种不热不冷、不即不离的 现象，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你说中国没有民主吗？人家却是搞“换 界选举”，你说有民主吗？国家政治领导人和最高当权派上台和下台 的方式却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的老一套。人民虽然知道这不民主， 但是要求民主的意向一点儿也不强烈，所以只要事情绊不到自己的 脚，他就不管。在这里，不是说人民就没有民主意识和民主思想，而 是说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没有被激活，但是它一旦被激活，就不可能 维持在庀鬯不惊的水平上，就必然会出现公民在政治上的“发烧现 象”，而这样的现象，又不被我们认同。我们不认为任何一个要 “过”民主“关”的国家或社会都需要一种“发烧现象”，因此，我 们在整理民主的资源的时候，就把那些产生于“发烧时期”的民主资 源给“否定”掉。所以自1989年以来，我们的民族在民主上一直 “烧”不起来，更有甚的是，我们把1966年的政治“发烧”也当成是 “社会动乱”。我们想寻找一种不疼不痒的方式和方法来过民主的 关，以至于非得在理论上把每一个中国人造就成甘地不可，殊不知在 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民族还有一个“人民毛泽东化”的教训存在于 前。 前一向，我发表了《论民主的表述》一文，网友海璧在《独立评论》 上提出了如下的批评： 　　“武振荣先生下笔万言，言不及意……。在我看来，用不着关于 　　民主写那么多的东西。对我而言，民主就是两条：舆论自由和集 　　社自由。” 海璧把民主归结为“自由”的“两条”，是混淆了民主和自由的不同 涵义，而这样类似的混淆在今天的网路人士中是广泛的存在着。按上 面的“两条”，春秋战国时的中国社会上有“舆论的自由”（百家争 鸣），也有“集社的自由”（各种学人结社与政治上养士之风形成的 士的团体以及诸侯国间的连横、合纵运动），难道春秋战国时代是民 主的吗？再，就拿1997年前的香港来说吧，“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 不就是广泛存在着吗？难道香港也是民主社会吗？就此问题而言，我 们在整合民主资源的时候，如果分不清民主与自由的界限，那问题就 复杂化了。因此在这里，我认为整合中的民主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人 民与政府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定义”民主我们才不会走错 路。因此如果要我为整合中的民主提一条线索的话，那么我认为现代 美国学者贝克尔在《论〈独立宣言〉》一书中所揭示的“哲学”就可 以“立”起民主的“纲”：“一个民族有权建立和推翻她自己的政 府！”抓住了这一点，伙计，在从事中国民主资源的建设工作时，你 就可以纲举目张了！ 如果说上述现象主要是从人民这一方面讨论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在研 究中国民主系统运转不良的事情时就应该看到，共产党搞的那种“民 主”是我们人民民主系统的一种“恶意代码”，是它在给我们的系统 制造“病毒”。早先它把1966年人民合法的政治造反行为说成是“社 会大动乱”，而后又把1989年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并 且把“6．4”屠杀的野蛮行为看成维持“社会稳定”的命根子，面对 这样的情况，我们整合民主的行为就不得不批评、批判和清除这些民 主的“病毒”，但是，我们如果认为这种“病毒”是毛泽东“发明” 的，而把它的真正的发明人──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放掉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成功地清除它。 “今天有许多人丧失了对主流价值的忠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 米尔斯说：“有没有获得新价值，于是对任何种类的政治关注都不热 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反动。他们没有行动。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 把完全私人性的人看作白痴的定义，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社会中的 许多公民的确是白痴。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状况是求解政治知识分子 中出现的许多现代不安的关键，也是求解现代社会中许多政治迷惘的 关键”（《社会学的想象力》）。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在作民主这 一番伟大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陷入了 “政治迷惘”，可以说我们的“身子”还处在要求政治解放的阶段 上，但是我们的“头”却已经“扎”进了发达民主社会之中，所以就 看不见中国的民主只能够在“政治解放”行经中产生的问题，而错误 地以为舍过政治解放之途径，我们也可以拿到民主。 本文的结论是：经过民主资源的盘点、整合之后，所有的民主的资源 能够被激活。这样以来，我们就变成了丰满的人和充实的人，在推进 中国民主化的运动中，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于是相应的是，我们因 为自己有了力量，就不会只抱怨共产党“太强大、太残酷、太邪恶” 了。事实上真正强大的是“我”，是13亿“我”组织起来的“人 民”。于是在40年前，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观 念就会在今天会变成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基石。 （2006-09-2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政治冤案还要冤多久！ 黄晓敏 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是个有血气、有热情的个性青年，但那个岁月 不属于他，也不能容忍他。他仅仅是有强烈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愿 望，没有循规蹈矩的按照某些人的意志行动，结果就为自己今后的人 生引来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牢狱之灾。留下没有后悔的人生。他知道这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勤劳致富不被允许；反对计划经济视被为破 坏社会主义；不服从管理可以处置为现行反革命之罪。但是他还是没 有被政治的恐怖和监狱的酷刑迫害所压到。面对牢狱和时代狂热者给 与的精神和肉体的持续打压，这个政治犯毫不示弱，从容面对。狱警 无数次的殴打、80斤镣铐的佩戴、囚禁之中的小号、精神孤独的折 磨，这位汉子钟德超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他看到了疯狂时代 ——文革的结束，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自己的故居。但是文革 的阴影没有终结，对他精神和经济的迫害还在继续。因为他并不承认 自己有丝毫的错误或罪过，他还要为自己前后12年的冤狱继续呼吁呐 喊，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和捍卫法律的正义。争取自己应有的全部权 益。结果，这个过程又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艰辛历程，其辛酸并不亚于 12年的监狱之苦，这让他彻底看明白了一个体制的邪恶和对人性摧 残。看清了血淋淋的迫害和现实的丑恶。所以他要呐喊，他要不懈的 为曾经的付出，为讨要应该的正义，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政治犯的产生背景和故事 1966年钟德超作为那个岁月有志青年，对地方一些官员的一些做法提 出了不同的看法，也和地方官员推挤了一些私人恩怨。结果他被地方 官员用诬陷栽赃的方法，冠以“只有我一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并 用挟持和威胁的方式，让我承认自己犯有反革命罪行。虽然决不服从 又据理力争但是还是在67年的4月，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同时还添加毫无证据的”参与介绍贩卖烟毒等非法获利”这个刑事罪 名，把钟德超这个血肉汉子送进了宜宾一个专门执行监狱任务的黄沙 河煤矿。 1974年服满八年期限的钟德超始终不服判决，也不主动接受监狱规定 的约束和配合狱警的管教，在什么手续也没有的情况下，又继续关押 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改造。监狱把钟德超转送到四川广元云山监狱煤矿 在他服刑期满后，又留置四年。因为想家，因为不满，因为不平凡岁 月的微妙变化，在强烈要求下，钟德超才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活，回 到了阔别12年的屏山县福延镇。 二、不服判决裁定，28年上访 1979年后，钟德超行动上还没有充分的自由，而且这时的他还是一个 “现行反革命分子”身分，还必须接受当地群众的监视和唾弃。为了 自己的冤狱的到昭雪，钟德超开始进行马拉松式的诉讼索赔讨要公道 的维权行动。然而过去没有改判、没有摘帽、没有平反，也没有关于 这个反革命的身世是对还是错、是冤假错案还是秉公执法的任何一纸 政府公文。钟德超不放弃，也不气馁，继续奔走上访。屏山去了，宜 宾去了，就是200多公里的省会成都，他也一直在这三者之中来回穿 梭，出现在公安、法院、检察院等政府执法部门的大门口、办公室等 地，为自己12年不明不白的牢狱人祸不停的喊冤诉苦。 1979年11月，这个12年的“现行反革命”，终于看见了屏山县人民法 院刑服〔79〕字第294号刑事判决书，对屏山县〔67〕年刑诉字第7 号，反革命定性不当，改为贩卖烟毒判刑三年判决。这也他得到的白 纸黑字的第一个判决书。非常可笑和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判决书落 款日期是：1979年11月11日。钟德超这个12年的“现行反革命”坐满 了12年大牢后才确知自己就是犯下了当时足可以吊人脑袋的现行反革 命罪判决书，才看见12年前就应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这份判决书。 见到了承认错判的裁定书，钟德超更长更艰辛的维权目标就是索要12 年的经济补偿和精神损失赔偿。要为自己12年付出的失去自由苦难寻 得仅能得到的有经济补偿的最后愿望。为此他北上北京，去了国务院 信访办、上访接待站，全国人大案件信访办公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信访接待办，在北京让他受到了礼遇的接待和公正的批复，认为事件 的完美解决从此就可以开始。 三、神奇案件扑朔迷离，案件资料无翼而飞 钟德超对参与贩毒定罪和新的判决公文依然不服，继续追问冤案事件 的来龙去脉，依然来回奔波与县、市和省会的各级政法部门继续上 访。结果发现了更多、更离奇的案件背后的奇闻怪事。第一是非常明 显的时间错误。屏山县人民法院对“贩卖烟毒事实确切”驳回上诉的 定罪通知书是1999年监字第2号，但是法院最后落款的日期是2000年2 月23日。2004年宜宾中级法院立卷审查通知书（宜中川监字第01 号），但是法院签章下的日期可是2003年11月18日。第二是经过多次 的各地的档案资料查寻，始终没有找到关于反革命案件的详细案件卷 宗，口头说是丢失（也有一说从来没有）但是这个从司法专业人员的 解释又从来不出示书面的文字备忘，我们姑且不怀疑里面的人为作 弊。第三是文革版、79版、2003版的三份针对钟德超这一个案件的判 决书，却采用三种不同案情文字描述“反革命”“盗窃”“贩毒”， 那就是没有大错但是有错的基本结论。 在引用的法律条文上也是漏洞百出前后不一，对“贩毒”采用的是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按照这个通令 对钟德超的三年判决简直是太轻太少，甚至是纵俑这种犯罪行为继续 努力。但是对待申诉裁定又是依据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决 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二款之规定维持了三 年的原判，成为终审判决。但是对于钟德超12年的服刑多出来的九年 刑期又该如何赔偿，却又在概念上和应用法律条款上大做文章，做成 还是没有错的既定结论。准备和钟德超签署一个不给赔偿但可以给补 偿的议定书，其次是用对待文革平反人员的经济补偿标准，又以平山 县财政紧张为理由借口，用不足1,000的人民币了解12年的冤假错 案。 四、誓将维权进行到底 钟德超从66年不明不白的12年监狱，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消磨在了铜 墙铁壁的大院之内，对待没有自由还要承受精神和肉体痛苦的他，从 来没有接受他是罪犯这个现实生活，一种信念让他保持了不服、不认 也不沉默的倔强汉子的人生境界。从79年出来后，他把自己苦难人生 的经历和案件中的疑点分析、呐喊外加奔波，时而更加的黑暗，时而 柳暗花明，时而推磨卸责推诿责任，时而花言巧语华而不实，钟德超 又把自己28年的时光，放在了案件归真、重新发文裁定和以法索赔的 彻底觉醒和彻底维护自己所受各种责难、冤屈的经济赔偿行动层次上 来。结果，经济索赔比讨要精神公道更加困惑和困难。钟德超现在清 醒的认识到了，但是却不知难而退而是信誓旦旦的再下誓言的付诸行 动，就是不关政治时局如何走势，不管地方官员怎么变换，不管自己 的身体是否适应和光阴时光的无情流逝，钟德超在维权正义的信念 下，在依法解决自己牢狱之灾的取向上，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没有改变 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在众乡亲友的期盼支持和社会公益人士的 协助下，准备好了一切的准备要将12年的沉冤、28年的维权目标，走 下去，坚定的走下去，不达目的决不放弃！ （2006-09-2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二战后，中国实行宪政的机会 卢兴明 在中国这个封建农奴制国家里，近现代也曾有过多次宪政运动。1945 年前后的国共谈判是规模较大的一次宪政运动。不过国共谈判也是以 失败告终。但是回顾和反思宪政的“难产”，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 会宪政运动的认识。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为整合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削弱或打败日本军 队，并推进中国民主化，以解决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在罗斯福 的督促下，国民党也为应付政治经济危机和军事力量混乱的局面，于 1943年9月，在五届十一中全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 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随后国防最高委员会 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开始了立宪工作。从1944年起，社会各界经常 召开讨论宪政，议论国事的座谈会。各大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桂林、 成都、昆明等地的学校也举行座谈会、演讲会。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又 开始活跃，形成中国宪政运动史上的又一高潮。 针对国民党顺应潮流，实施宪政，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 局会议，讨论应对策略。作出的《关于宪政问题的批示》指出，国民 党允许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其目的在于欺 骗人民，拖延时间，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中共一开始就站在立宪的对 立面，确立了指导思想和应对原则。 立宪的实质上是在平等权利下，由各派别人士协商制定的参与社会活 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宪法能够制定的基础是各派别人士没有法外 的特权，只能依据法内权利，主要通过议会和司法来实现权益。因而 用宪政来代替暴力争斗和军队国有化是社会各界人士和睦相处的基 石。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去讨论探究军队国有化，以及如何通过获 取议会席位和政府职数来保障共产党的权益；而是着重利用国民党实 施宪政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将共产党彻底、完完全全合法化，二是充 分利用在国内外舆论阵地发表政见的机会，避开立宪的根本和核心问 题，不择手段地开展削弱或整垮国民党的活动。 为此，中共提出了一些蛊惑人心的谈判先决条件，在接下来的国共双 方就宪政问题谈判中，国民党对中共提出的几条要求大致上给予了认 同。对于国民党提出应围绕宪政核心问题进行谈判，毛泽东只得丑态 毕露，又抛出新的谈判先决条件予以回避。毛泽东针对当时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举国恐慌，国民党政局混乱加剧的时局，毛泽东 认为应积极利用日军削弱国军和击垮国民政府，最好的结果是让共产 党来重收山河家园。对国共谈判，奸诈的毛泽东采取配合日军的进 攻，继续开展猛烈的政治宣传，揭露国民党的罪状，以便让政府军队 和国民政府尽快崩溃。5月2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将自己写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 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 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张治中、王世杰看了中共的新方案，认为共产党将严肃的政治谈判， 视作儿戏，刚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推翻西安自己提的方案，新案全文 尽显宣布罪状之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之表示，根本没有解 决问题的诚意。在中原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提这种方案，是乘机要 挟，且与共同御侮的宣言隔在云泥！由于毛泽东坚持新要求，两党谈 判陷入了僵局。 共产党在两党谈判中的强硬要求和敌对宣传鼓动，国事离心，人心惶 惶，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 八个月内，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失去了七个空军基地及36个 飞机场，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 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 中。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 中国战区的溃败和政治的离心，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 烈关注与不满。为扭转颓势，美国多次派出代表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和重庆，就统一军队力量和国共谈判问题进行斡旋。 针对美国和国民党必须要先统一军队，才能够实施宪政的要求，共产 党为抵制军队国有化，炮制“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的方案。 当时赫尔利到延安和重庆进行调解后，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先交出军 队，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1）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 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 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钢项军 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 位。（2）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 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 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选员参加军事委员会。（3）国民政府愿遵 孙中山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 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 之民主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 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对这些围绕宪政核心问题提出的确保中共的利益的建议，毛泽东主持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加以讨论。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 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 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 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暂时终止谈判；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此举目的，主要是借故成立新政权， 新国家。 其实，中共的利益在军队国有化后，完全可以通过议会席位或者政府 职务予以保证，还可以通过“先进的党性”去赢得大选。中共在美国 的调解下为何继续采取旨在煽动和宣传，不以实施宪政为目的的策 略，甚至于做出终止谈判、成立新政权的架式。如果说共产党先期与 国民党进行的避实就虚谈判，可以用为了增加共产党在社会中不可忽 视的力量、以便在谈判中争取获得更大的利益来解释，那么后期完全 对抗美国代表的调解，远离民主宪政的实质问题，就暴露毛泽东及其 共产党的夺权本质，为了推翻国民党所采取的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和 中国人民的死活进行的非正义的对抗。这归结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 论。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已将多党政治、民主宪政当作意识 形态的敌人。中共的指导思想就是国民党应该彻底交权给共产党。共 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国民党必须还政于民， 蒋介石更不能继续当中国的领袖人物。无论在人、财、物等等方面都 无法与国民政府抗衡的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允诺和安排下，不但敢于 拒绝与国民党谈判，而且胸有成竹地抱定与政府军血拼。由于中国共 产党是共产国际组成部分，其宗旨是要解放远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 无产阶级，中共实际上不是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彻头彻尾的 是苏共称霸远东的前锋和工具。 当时，美国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在支持和帮助共产党走向公 开、走向政治舞台前沿、并督促国民党确保共产党的权益方面做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但对于共产党要通过武装暴动，实行苏联的政治体 制，是坚决反对的。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 　　“在武装的政党和军阀强大得足以抗拒政府的时候，中国是不能 　　有政治统一的。美国方面曾过分估计了后者那些力量，但是强大 　　的力量，依然是重庆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并无法西斯心理。他正 　　在为了他的国家走向民主政府，那是他的事业的目标。美国已承 　　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 　　它，但并不曾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在该国有强得足以抗 　　拒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时候，一个自由的、团结和民主的中国总不 　　能在这次战争中出现。” 赫尔利在给罗斯福报告中国的局势里也这样写道： 　　“我的任务理所当然是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维护蒋的领导地位， 　　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帮助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促 　　成产生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的条件。已为共产党所知的 　　军事计划，向他们提出了他们正需要的东西，给予承认并提供租 　　借物资，摧毁国民政府。如果作为一个武装政党的共产党能成功 　　地与美军实现这种安排，那么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作的努 　　力就会付诸东流。依靠魏德迈将军强有力的帮助，我们正在澄清 　　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告知共产党，我已经获悉这一军事计划和 　　他们想绕过国民政府和我直接找你的企图。” 针对中共暂时终止谈判，赫尔利仍然坚持协调。一方面他督促国民党 作出必要的让步。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公告，说他准备还政于 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实行宪政。随即约五院院 长商讨战时行政问题，决定在原来的三点建议基础上，再提三项办 法：（1）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其组 成；（2）关于中共军队编制及补给等问题，军委会将指派美、国、 共三方三位高级将领拟具办法，请委员长核定；（3）在对日作战期 间，委员长将指派中国军官两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将领 一人，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组成临时指挥机构，负责全部作战指 挥，该指挥官对委员长直接负责。另一方面他致信毛泽东，说他相信 国民政府现在准备为达成真正切实可行的协议，作出重要和实在的让 步，认为对政府采取如此步骤的建议，未加考虑便予反对，是非常遗 憾的，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一谈。 中共坚持自己的方案是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建议。针对中共提出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 合政府，1945年3月蒋介石在宪政实施促进会上说：“吾人只能还政 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 他联合政府。”中共回避兵权，又提出“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 党派联合政府”的政治攻势。目的“要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 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国民党提出的《全国军队国有化确 保军令之统一案》中强调，共产党必须先交出军队，使军队国有化， 然后才能谈政治民主化。3月1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 谈。他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3月1日的演说，认为它“实质上是一种宣 战”。 由于中国国共对峙，中国军队无法统一作战，为打败日本，罗斯福和 斯大林、丘吉尔在黑海之滨签订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其中的一个 重要内容是满足豺狼般苏共长期以来最想等到的东西，以外蒙古脱离 中国为条件换取苏联的参战。并且放弃了在中国用空降部队开始反日 战场的计划，改为用原子弹结束战争的方式。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避免中国的内战，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斡旋 协调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进行谈判。美国希望两个集权老大通过利 益讨价还价谈判，应该完全能够平息和解决冲突。 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 东也不来。后来，蒋介石通过美国，罗斯福与斯大林协商，在斯大林 要求毛泽东应该在面子上做一下形式，毛泽东在确保生命安全、并要 求美国官员陪同方才来到重庆。他喊着“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 国而奋斗”的口号，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来到重庆。他没有 带来国家权力分配和构建以及中共在政府部门中权益分额的方案。他 只关心如何为中共下一步阴谋制造舆论支持。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 谈纪要》上，对至为重要的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却声明：中共不 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项问题，提 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在不争权力分配的背后，中共关心的自然是中 共合法问题、军队的非国家化以及割据区地方政府合法地位。自然重 庆谈判只是形式。《双十协定》签署只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后来，尽管苏、美、英外长会议《公报》在中国问题上提出：“必须 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 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国共双方签 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 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分别发布停战令。但是苏联却将东北地区暗 中让与中共，导致中国内战的爆发。 中国的内战是苏俄为分裂中国向南扩张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这是继 分割出蒙古后、按南北方分裂中国的斯大林扩张战略需要。对中国的 主权，苏俄从1666年起就开始策划侵占。看一看苏俄在中国做的每一 件事，苏俄对中国没有干一件好事。从出钱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指使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苏俄的目的就是希望 培植一个傀儡。 从客观上讲，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已经迫使国民党必须要正视共产 党这股有军事力量的政治派别。无论从国民党承受美国的压力、还是 蒋介石自己的利益及其与美国的关系，蒋介石在确保自己的总统地位 不变的前提下，至少会实行多党制的宪政体制。共产党倘若没有苏共 的支持和作主，自然也会接受对地下的政党相当有利的宪政体制。但 是资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左右共产党的斯大林是不愿意中国走向统一 的，更不愿意中国实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斯大林有 自己的打算：让共产党占领东北三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之类的傀儡 国；或者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中国的企图。他收买并扶持了野心勃 勃而无力与政府军抗衡的毛泽东。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许诺心领神会， 将中共军队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苏共分裂中国的工具。而国民党军 队的战略战术在中共依靠苏联红军及其军事专家的直接援助下，却败 下阵来，加之国民党错误地将赌注压在美国军队的参战上，最终导致 军事失利而败落台湾。中国实行宪政的机会也就化为乌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为什么对文革造反派宣判死刑？ 黄河清 拜读刘国凯《冷兵器战场上的追杀与文革一代的集体噤声》一文，惊 诧莫名，感慨系之。我万未料当今对文革造反派的看法竟不堪至此。 兹就文革造反、文革造反派、文革造反精神略述吾见，以就正于方 家。 一、首先要还原历史真实！ 文革初期大量打死人的暴行与造反派无关。文革中屠杀吃人的惨剧与 造反派无关。这些都是铁的历史事实！ １、文革初期大量打死人的暴行与造反派无关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 动已经开始。群众向领导向党委提意见。中央向各单位学校派遣工作 组，整肃群众中的提意见者。其方法和模式等同于反右运动。这时没 有造反派。当然，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提意见同右派议论异曲同工， 也就是造反，造官僚体制的反。 文革中的造反派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形成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后，也就是1966年8月12日后。 据《新华网》关于中共历届全会的文字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1966 　　年8月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报 　　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 　　任。刘少奇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稿，同时说明，这只是他个人的 　　意见。8月4日，全会发生大的转折。原定这天开大会，5日全会 　　结束，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 　　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并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常委扩 　　大会内容。由此全会改变了原定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 　　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打下去。 　　 　　“8月7日，大字报发表后，全会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 　　邓小平。”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作的检讨讲话在全国大中小学校以及 所有企事业单位传达，每个人都聆听了刘少奇的检讨讲话录音。在北 京，这个传达，也许就在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几天，但在 全国其它地方，则晚了许多。我记得我在新疆石河子，是8月底或9月 份才听到传达的。此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每一个学校、 单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些造反组织的矛头无一不是 对准当权派和工作组的，也就是17年来的官僚体系。这些造反组织的 成员基本上是受压受打击受工作组迫害的人。这时，造反派初具雏 形。 这是一个铁一样的客观事实历史事实！ 那么，66年6月到8、9月红卫兵尤其是北京高干、军干子弟的“西 纠”、“联动”打杀人的暴行与造反派完全无关，则在时间上逻辑上 得到了保证。 再来看事实，以北京为例，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 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据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 育工作者”一文所述：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宋任穷女 儿）向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作了汇报。此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 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 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 章，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吗！”这个镜头经过电影和传媒的大 力宣传，家喻户晓。此后，北京红卫兵不仅在学校打人，更全面杀向 了社会。抄家打人致残致死成了革命行动得到奖励。 “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 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 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 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 “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 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 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 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 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 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 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 　　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 　　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遇罗 　　文：《大兴县屠杀调查》，载香港《开放》）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 　　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 　　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王 　　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载《文革 　　受难者纪念园》） “西纠”、“联动”的疯狂打人正在这个时期，震天价响的口号“红 色恐怖万岁！”就是在这个时候风靡的。由于“联动”成员打杀人到 了大量的惨无人道完全丧失人性的地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解 放军到北京六中捣毁“联动”总部。这一消息当时文革小报传单都作 了欢欣鼓舞的报道。记得有照片，用人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 语刷在毒刑拷打的教室（或地下室）墙上，令人毛骨悚然。“联动” 分子被抓，但过后都放了，因为全都是高干军高干子女。周恩来对此 专门有一个讲话。 “夜半时分，100多个联动头头都被押到人大会堂，大会堂外面已经 有大批平民子弟的造反派聚集，高呼：”打倒联动！枪毙联动！“阿 哥、格格们黯然神伤，也有不服气的和人群对骂。 “没想到在大会堂的厅内坐了一会，突然灯火辉煌，周恩来、江青、 陈伯达等等头面人物全来了。 　　“‘孩子们，你们受苦了。’于是哭声一片。‘是毛主席亲自让 　　我们来放你们回家的。’皇阿玛没忘记你们。周恩来说了一句动 　　情的话：”孔丹、董良翮，我在西柏坡村就认识你们，还抱过你 　　们。你们是我们的孩子。‘老子打儿子一般不能往死里打呀。周 　　恩来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这句话很多人都记住了，这好比是铁券 　　丹书能保你小命。”（张郎郎：《血统鬼魅始终笼罩中国》， 　　《博讯》） 　　“后来，1967年4月底，被抓的联动分子还是被放了出来，但决 　　不是六冲公安部的结果，而是几个还没打倒的老将老帅的求情。 　　比如，徐向前元帅就直劲说：‘联动都是些娃娃么，懂什么？’ 　　咱毛主席也不想赶尽杀绝，老部下还是要留一些的，于是发了慈 　　悲：放人。不光放，还让周总理江青出面，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安慰一下。到底都是共产党的八旗子弟，亲骨肉。要是换上平民 　　百姓，死个万儿八千的也随它去。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虽然江青 　　代表毛主席前来安抚，但联动分子们并不买账，全体高唱‘我失 　　骄杨君失柳……’，把个江青阿姨气的脸色铁青。唱那首毛主席 　　诗词就等于指着江青的鼻子说：你是小老婆！不过，联动也从此 　　结束了。（陈向阳：《往事追忆》，《华夏文集》） 　　“据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的一个题为‘把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 　　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1,772人。有理由认为实际 　　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王 　　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载《文革 　　受难者纪念园》） 这些事实说明，文革初期的斗打人致残致死基本上是毛泽东、中共中 央策动纵容鼓励高干军干红卫兵做的，与造反派无关。 ２、已揭发出来的北京、湖南、广西屠杀吃人的惨剧与造反派无关 　　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 　　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 　　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 　　出版社”出版） 现已查明13个公社中的大辛庄公社主持屠杀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 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具体执行者是个大队干部民 兵。高福兴、胡德福曾分别被判八年徒刑，获提前释放，享受退休待 遇，至今尚在人世。（详见遇罗文：《大兴县屠杀调查》，载香港 《开放》） “湖南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 涉及十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 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 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 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 阶级成分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 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 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十天。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十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八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 中就杀了一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 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 　　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 　　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 　　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 　　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章成：《公元一 　　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载香港《开 　　放》） 湖南道县杀人是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 部政委）、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发 动与部署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道县的保守组织“红 联”，屠杀的具体借口是“造反派‘革联’要暴动，阶级敌人黑五类 要杀我们。” 广西屠杀兼吃人。 广西屠杀吃人的数字是十万冤魂。 解放军副师长兼任县革委会主任在宾阳县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宾阳是 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 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 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 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 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 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 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 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 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 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 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 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 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 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 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 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 短20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 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 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 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在很多情况下，人还没有咽气的情况下，就把人的肚子拿开，把 肝、心挖出来就吃了。……后来的这些人抢不到肝和心，就把身体其 它部位的肉都割光了，象有些学校吃掉了他们的校长，就是连所有的 肉都割光，就剩一骨头架子。“（郑义：《红色纪念碑》──台湾华 视文化公司出版） 以上三例说明，文革中的屠杀吃人的惨剧与造反派无关也是铁的历史 事实！ 二、为什么坏事都栽到造反派头上？ 谁把文革中的坏事都栽到造反派头上？两个字：中共！为什么？两个 字：需要！ 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否定为“十年浩劫”。罪魁祸首找到了林彪和 “四人帮”，但五个人干不了这么多坏事，就又找了替罪羊造反派顶 缸。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高层深刻地认识到造反派和造反精神是中共 暴政思想、专制制度、官僚体系潜在的最大威胁和真正的掘墓人。 中共高层中陈云清除“三种人”、永不录用“三种人”的讲话是最早 最明确地判处所有造反派永远死刑的宣示。 造反派曾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浙江省“省联总”的头头张永生就是 省革委会副主任，另一派“红暴”的头翁森鹤也是。但他们后来被判 了死缓和无期。温州造反派“工总司”的头陈进春当上了军分区副政 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枪决了。全国各省 市大约都可以找出此类例子。 这说明了中共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也说明了中共比造反派老谋深算多 了、心狠多了，必欲除之，方能心安！较之造反派斗当权派时的殴打 污辱，当权派对造反派的判刑枪杀全部烙上另类印记的举措更是得中 华文化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精髓了。 中共栽赃造反派的方法是惯用的百试不爽的谎言、宣传、灌输。 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大的罪错就是批斗当权派时的过火行为、殴打污辱 逼人致死。这是无须为造反派讳的。批斗当权派的过火行为同样表现 在保守派身上。保守派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洗刷“保皇” 的耻辱，在批斗“死老虎”的当权派时，往往表现得比造反派更激烈 更无情。这是当时全国的总形势，是毛泽东坚定不移处心积虑营造起 来的大方向和大好形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党委，无论是周恩来江青 陈伯达还是各省市的走资派书记，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全都不 敢丝毫违逆这个大方向大好形势的半丁半点。 在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安营扎寨四十余天，人数达几十万人。喇 叭、口号、标语声震云霄铺天盖地。这是中央文革周恩来毛泽东的的 意图假革命小将红卫兵之手做的。现有的历史资料已证实了这一点。 赴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批斗也是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和支 持，“北地东方红”王大宾才敢放手去干。现有的历史资料也已证实 了这一点。 全国各省市揪斗当权派的风潮正是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鼓动指导 直至具体指示下掀起的，其中的许多大号走资派还是江青诸人具体点 名的，如陶铸、贺龙、薄一波、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湖北的王任 重、四川的李井泉、内蒙的乌兰夫…… 文革中各级的官僚体系被造反派也包括保守派冲击得稀里哗啦，当权 派被斗得七零八落威风扫地。这是49年以来没有过的景象。造反派、 保皇派共同的造反精神在毛泽东别有用心的支持纵容下，做到了这一 点。虽然是“奉旨造反”但其伟大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个时期造反派做的事其实就是1957年右派做的事的继续和升级。因 为有了个毛泽东在煽风点火，在撑腰，在利用，所以，能一时得逞， 一时横行，一时造反有理。走资派、当权派被批的斗的威风扫地狼狈 不堪。保皇派也是参与造反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极少有公开说 保谁谁谁的。那是一定会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的，任谁也招架不住 批判、唾弃、打倒的火力的。 你说这是奉旨造反也好，是自觉造反也好，反正，矛头指向是各级党 委、各级党委17年来所做的坏事恶事、胡作非为，各级党委干部、各 级党委干部的丑事恶事。你说，这造反是光明正大也好，是私心杂念 也好，是趁火打劫、公报私仇也好，反正是动摇了十七年来神圣不可 侵犯的无产阶级政权。许多人是从那时起觉醒开悟的，我就是其中的 一位。从此以后，党委的神位坍塌了，党中央的光环没有了，连毛泽 东的形象也开始模糊了。 无论以后造反派保皇派如何变化，如何打的不可开交，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一派得势，一派完蛋或统统完蛋，这一条起始指向各级党委 造反的行为则是历史事实，无可更移了。它是右派行为的继续，它是 79民刊的渊源，它是89学运的先声；再追溯的远一点，它是百年来追 求民主自由仁人志士更大规模的后起。 中共如何能容忍这样的造反精神、这样的造反派？！毛泽东在世时， 造反派的利用价值一完结，造反派的末日也就来临了。69年“九大” 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就着手收拾造反派 了。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继而1970年“一打三反”、1971年清 查“5．16”，全都是针对造反派的，批陈整风、批林批孔都不忘捎 带上造反派。76年毛死“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极为短暂地利用了一 下“79民运”，就立即翻脸不认人，整肃这一新的造反派了。在这一 点上，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是利益一致一脉相承的。现在的江泽民、 胡锦涛对法轮功、基督教天主教、维权运动的迫害镇压也正是毛邓的 薪火相传。 中共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反复宣讲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 彭陆罗杨、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各省市书记文革中被批斗的景况， 凡涉及下层民众、造反派遭迫害的史实、案例则轻描淡写或严令禁止 深入报道，如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遇罗克、王申酉、林昭、顾 准、张中晓……中共对此驾轻就熟，做的得心应手。谎言、误导、遗 忘、栽赃，既分阶段，又构成了有机的整体。“联动”、宋彬彬们打 死人的事被遗忘被误导为造反派干的，武斗中同样是工具的可怜可悲 的两派的恶行全都扣在了造反派头上，批斗走资派的过火行为被全部 归罪于造反派而放过了毛泽东、“四人帮”、林彪、周恩来、保皇 派，屠杀吃人的惨剧则不用说也是造反派的罪孽了。逐渐地自然而然 地造反派被妖魔化了，所有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配合着中共处心积虑全面周到的渲染、隐瞒、误导、遗忘，完成 了完美了对造反派的全面栽赃。造反派成了十恶不赦的代名词。这是 中共的成功。至今为止，中共向来是成功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 三、为什么中共谎言的力量如此强大？ 50岁以下的人，接受了中共谎言的灌输，视造反派为妖魔，情有可 原。50岁以上60岁左右的人，亲历文革全过程，应该明白事实真相， 不该轻易为中共谎言所惑。但从刘国凯“冷兵器战场上的追杀与文革 一代的集体噤声”一文中了解到的一些事实令我目瞪口呆，几乎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百思难得 其解！ 直到某日在独立中文笔会社区坛上看到了刘国凯一篇针对张鹤慈先生 的文章，才依稀有点明白此中缘由。据刘文，张鹤慈先生说文革中没 有冲击公安局、档案馆、监狱。我就跟了一个帖子： ☆关于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 文革前期，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的事很多很多，至于冲击省市县党 委，抢有关资料（也是档案）的事就遍地都是了。记得中央专门发过 文件，申令不准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周恩来在一些讲话中再三强 调不能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不过，说话口气不是把冲击公安局当 成反革命行为，要坚决镇压，而是要让公安局正常工作，保护人民， 保护文革，不要给坏人钻了孔子云云。因为当时毛泽东一再说“造反 有理”，周恩来必须顺应大势。 以上所述，是无可争议的史实。我无暇去查资料。相信张鹤慈先生年 逾花甲之龄，对此不可能没有印象记忆。或者，你当时正陷囹圄，没 有亲历亲见？那么，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者，是完全应该也可以 很方便地去查证这一段史实的。 我的家乡温州市公安局就被冲击了、档案被抢了。新疆也有这类事。 仅此一端，张先生就很武断很偏颇。愿张先生三思！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张鹤慈先生关于劳改队的文章，才知道张先生从 63年起在劳改队16年，也就是说整个文革期间，无论是刘国凯的“三 年文革”还是中共的“十年浩劫”，张先生都在劳改队。应该说，张 先生对文革的了解，除了在劳改队有限的身受外，其他的都来自当时 的中共宣传和劳改队的传达灌输以及以后中共的谎言误导遗忘栽赃。 中共的谎言误导遗忘栽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绝对对任何人都会产 生影响。50余年的顺民惯性以及凡人皆有的人性之丑陋，更是接受谎 言灌输的催化剂和安眠药。我想这可能是张鹤慈先生诸知识人以及逍 遥派对文革造反派发生根本误解的一大原因。 最近还看到聂元梓针对季羡林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请看：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 　　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 　　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 　　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 　　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 　　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 　　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 　　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 　　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 　　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 　　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 　　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先说《牛棚 　　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 　　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 　　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 　　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 　　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 　　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 　　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 　　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 　　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 　　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 　　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 　　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 　　“5.1”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 　　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 　　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 　　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 　　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 　　到啊。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 　　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 　　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 　　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 　　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 　　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 　　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 　　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 　　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 　　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 　　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 　　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 　　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 　　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 　　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 　　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 　　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 　　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 　　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 　　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 　　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 　　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避免新的悲剧吗？ 　　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 　　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 　　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 　　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 　　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 　　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 　　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 　　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 　　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 　　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 　　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 　　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 　　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 　　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 　　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 　　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 　　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博讯》） 北大的大教授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既是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 神，又曾是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是耄耋老人了。聂元梓是北大哲学系 主任、书记，文革中写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既是当权派又是毛泽东 钦定的最早最有名的造反派，还是后来北大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 造反组织认为的保皇派。聂78年被判刑17年，尚在人世，也是80多岁 的高龄了。 聂元梓在“聂元梓口述自传”中说：该负的责任我会承担，不该负的 责任我一分也不负（大意。）这是一个“钦犯”掷地铿锵有声的话。 纵观文革后的所有检讨回忆文字，无人出此！ 我手头没有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但单从聂元梓的批评文字还 是多少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对照来的。老成博学望重如季羡林先生， 也以炫耀有一千种报复办法而不报复为大度为得意的刹那；身分多 变、工具之最如聂元梓，也有醒悟披露一些史实而见出历史的吊诡与 复杂的时刻。这大约可以作为一种文革的情况、造反派的情况是很错 综复杂的佐证，并不象张鹤慈先生诸尚未深入了解文革的知识人所那 么简单武断的看法的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佐证。 为什么中共既定文革为十年浩劫，却一直不愿意民间纪念文革，刻意 竭力阻挠、打压文革研究，不允许修文革史，连官方的文革史也欠 缺？ 答案只有一个，文革中有触动中共命脉死穴之所在，它既不是抄家、 毁文物、打刘邓，也不是武斗、杀人、四人帮、红太阳个人崇拜，而 是人民群众对中共封建官僚专制体制极度不满，借势起来造反的民主 行动，也就是文革造反精神！ （2006-09-21于地中海畔）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蝴蝶儿 欧阳小戎 我心里有一只蝴蝶儿，每当世界发生一个小小变化，她便在我眼前飞 舞起来。然而我是一个注定命运多舛的人，每当我试图去做什么，或 者即将得到什么时，总是要被遗弃。 3月，我走在放风回来的路上，昆明的春天很美，但是风很大。路旁 有一行小小的杜鹃花，粉红花朵尤自挑着露珠。我爱杜鹃花，我也爱 杜鹃。杜鹃花一旦离开它所依赖的树，顷刻间变会凋谢。我想，我大 概亦是如此。而杜鹃，则在每一个播种的季节唤人归来，来这生养的 土地上播种一片希望。 这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我空有一腔希望却无处播撒。是以，无论杜鹃 还是杜鹃花，我都不在意。忽然，我看见一只黄色大蝴蝶飞到杜鹃丛 中，便迅速加快步伐向她走去。身后的看守惊呼：“你要干什么？” 我在离她三步远处停下，一动不动看着她，我怕惊动了她。那蝴蝶儿 在几朵杜鹃上跳了跳，扑扑翅膀走了。看守嬉皮笑脸说：“做蝴蝶梦 呢！” 我有一个蝴蝶梦，庄子也有。 我望着那只大蝴蝶越飞越远，最后看不清颜色，变成一只小黑点消失 在乌云堆积的远处，看守喊：“走了！”我走了几步，再回头看看， 她变得更小更加模糊，象个小小鳞片在更遥远的天空下颤抖。 9月，杜鹃花仍旧在开放，但是已经换了一个世界，片刻的孤独，对 我来说便是莫大享受。我最好的朋友，也许要算一道通往四楼的楼 梯。我想登上那道楼梯一次，但半月来连半层楼都没有爬过。我把脚 踩在楼梯的第一级，闭上眼。忽然觉得自己身处美洲雨林深处，眼前 是一道通往金字塔顶端的石阶。这金字塔已经在雨林深处荒弃了500 年。只要我一级一级爬上去，就能通往这塔顶的祭坛。祭坛必定早已 废弃了，但那祭坛上仍有一只500年的蝴蝶儿在等我。她要我用生命 向她献祭，为了这500年的等待。 我没有登上台阶，我怕攀登之后，这个献祭的蝴蝶梦就要破碎，因为 这毕竟是一道楼梯而非金字塔。 9月的杜鹃花似乎没有3月灿烂，日出之后，花儿上的露水渐渐蒸发。 羁禁的日子无所事事，只是隔三差五会有一只小小的粉蝶前来，在花 间闪来闪去。我仔细地观察过她，并不艳丽，粉白翅膀上有两对小黑 点。她似乎并不看重我所偏爱的杜鹃，喜欢在一株还未开放的植株边 徘徊。门房告诉我，那是九里香，花开的时候，香飘九里，不久就会 开放。我想，那不是九里香，而是万里香，否则怎么会把万里之外的 蝴蝶儿带到我身边？ 我每天都在等待，但是蝴蝶儿并不常来。在屋前小小院场里有个人工 池塘，池塘中央用水泥砌出一朵梅花，仅能容一人站立，高出地面六 尺左右。9月的秋雨时常下下停停，绵绵不绝。某日人定，秋雨复 来，气温骤降。蝴蝶儿今天没有来，我想念她，便趁着雨滴的节奏跳 到那朵梅花上，将五个花瓣分别想象成蝴蝶的头和两支翅膀。我觉得 自己正乘着一只蝴蝶在雨中飞翔，这时张林的诗篇《嚎哭》涌上脑 海，便张口轻轻喊道：“我是……” 但我忘了《嚎哭》究竟细节如何，便照着张林的思路，自己脱口而 出： 　　我是一切被践踏的生灵， 　　我是一切被羁禁的魂魄， 　　我是一切被侮辱的真诚， 　　我是一切被遗弃的爱情。 　　我是被折断了利剑的勇士， 　　我是被踩扁了脑袋的哲人， 　　我是雨夜里哭泣的月亮， 　　我是大海里埋骨的流星。 　　我要对着被毁的家园高喊： 　　还我天空还我自由！ 　　还我大地还我自由！ 吟诵的声音很小，但我喘着粗气不能平息。一道闪电照亮天幕，如同 喷发的火焰。被火焰喷射器烧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64个赤诚生命 啊！你们的魂灵是否已经安息？请原谅我们仍在无能为力中挣扎。 我在雨夜里嚎哭，没有人看见我的泪水，尽管他们就在不远处闲聊。 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远处居民楼上，太阳出来以后，他总是隔着玻 璃向我挥手。口中还唱着什么。看守高兴了：“呀！看那个傻小 孩！”我觉得他不是傻瓜，因为大人上班，所以将他锁在屋里。我的 蝴蝶儿也曾过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从见到他那天起，便对他心存好 感。我们几乎每天都远远地相互挥手致意，要是哪天他没有来，我便 失落万分。但是他总是不停地不知疲倦地挥手，能持续半个小时，而 我却做不到。 几乎每天都是如此，日出之后，他便唱着挥手。于是我开始怀疑他是 否真的有些疯傻，若非如此，为何不送去读书却要关在家里。看守已 经确信他就是个傻子，而我依旧在为他辩护：“他不傻，只是有些自 闭，一般自闭的小孩都很聪明。” 我对他挥着手，他被关在一个牢笼里，我被关在另一个牢笼，两个牢 笼之间隔了一层玻璃窗。我离开我的牢笼之后，会记得他；愿他离开 自己的牢笼时，也能记得我。我是他的朋友，我希望有一天，到他窗 下教他唱几支俄国民歌，还准备写一首诗送他，附上一只蝴蝶剪纸， 但这不可能。 时光一天天过去，看管渐松，我可以一点一点接近他，在离他20米附 近的地方挥手。到了第四个星期，他好几天不来，于是每天黄昏降临 之际，都要蹒跚到他窗下等待。我等了三天，他终于又来了，这次我 直接站在窗下，终于看清了：原来不是一个自闭的小男孩，而是一位 妇女，30多岁，害着侏儒病，面庞扁平且扭曲，张口唱歌时，脸上肌 肉扭曲得更加可怖，如同电影《惊声尖叫》中那个可怕的魔鬼面具。 这是智障的标志长相。 我黯然朝她挥着手，她看见我，高兴万分。我不知道她这高兴从何而 来，也许她真的把我当成朋友。 她象魔鬼一样唱着，声音嘶哑，我不敢再面对，走了。第二天，我开 始在头脑里给她写诗，但才构思了几句，便接到收拾行李离开的通 知。我想在临行前再看她一眼，但是她不在。汽车开出一小段，警察 说茶杯忘了，又将车开了回来，我想她应该来了，因为太阳已经升起 很高，但她还是不在。 汽车载我离开羁禁之所，也许此生再不回来了。也许她会迅速将我忘 怀，但这并不重要，在她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个真正朋友。 我的蝴蝶儿叫卉知，世上的花儿都是她知己。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盛 开过一种花儿，世间所有的花儿中，只有她的美最使人心惊。 “民主之花开在中国，民主的果实结在罗马尼亚。” 但是我们盛开的花朵，在顷刻间被枪炮声摧作无情血泪，然后被人遗 忘。我要对着被毁的家园高喊：还我天空还我自由！还我大地还我自 由！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湾“倒扁”与泰国政变 黄广湘 从台湾进行“倒扁”的那天起，就不断听到一些颇不以为然的议论。 有担心台湾稳定的，有担心台湾民众福祉的，甚至有人抱怨说所谓 “倒扁”，实质是台湾的政客“劫持”不明真相的公众进行争权夺 利。也有人说台湾这种“闹”法不叫真正的民主，起码不是成熟的民 主（仿佛这些人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似的）。 几天前的泰国首都曼谷，军车和坦克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总 理府。以陆军司令松提为首的泰国军方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撤销 宪法法院，废除现行宪法，解散看守内阁，成立以泰国国王为首的 “国家民主改革委员会”。其时总理他信正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参加联大会议。 和台湾的局势比起来，泰国似乎更紧张。为什么？因为彼此采用的手 段不一样。台湾民众采取的是静坐和游行，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有 一幅标语，或者一个“倒扁手势”；而泰国曼谷的街头却是你死我活 的武装政变，是在借助暴力推翻一个合法的政权。如果说台湾的“倒 扁”形式还不叫民主，那么泰国的“武装推翻政权”就称得上“野 蛮”了！ 泰国军事政变全球瞩目，人们自然联想到局势不稳的台湾──台湾会 发生军事政变吗？据凤凰网报道，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郑文灿说，台湾 已军队“国家化”，不易发生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所看到的现象，“我 们对国军有信心”。台湾行政院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吴钊燮也说，台 湾民主政治根基稳固，发生政变可能性“微乎其微”。郑文灿同时说 明台湾政府对近来倒扁、挺扁集会的立场──若有脱序暴力行为，第 一时间严法严办，台湾民主成熟，会稳健往前走，政府运作也不受影 响。民众虽有不同立场，最重要是回归民主的制度化认同，集会不能 取代“宪法”和司法程序。由此看来，陈水扁和台湾民众似乎都不用 担心军警会无辜介入倒扁的民主运动了。 从民主者角度看，发动军事政变无疑是违背宪法和民主法则的枉法行 为；而在崇尚暴力和专制者看来，“枪杆子里出政权”，法律在枪口 下不过是一张可以随意更换内容的纸！这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也 是他信和陈水扁命运如此迥异的原因所在。 泰国内政坛也许很复杂，这里且不枉加置评。但从泰国军事政变中， 我们却是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的。一个国家政权，一个政府或者 组织，合法，合乎民意，清正廉洁等是它存在的基础，若失去这些基 础因素的支撑，那么它就会象沙滩上的建筑一样不会长久。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一个政府或者组织不适应世界潮 流，得不到大多数人响应的时候；当一个政府或者组织贪污腐败，顽 固保守不思进取，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时候，最好明智一点，自动 承让，自动请辞。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民主政治潮流。为何非 要等到实行暴力的那一天呢？最终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玉石俱焚， 与国与民又有何益呢？ 为此历代先哲先贤们都在不断探索和研究科学民主的政权交替法则， 即建立一套文明科学的民主政制，以期让和平交接代替武力相争，让 世代相依代替世代兴亡。然而，只要真正的民主价值理念没有得到全 世界的广泛认同，只要真正的民主政体没有在所有国家建立起来，那 么一切专制的或者不完全民主的国家政权，都随时处在被暴力工具颠 覆的风险之中。因此，对那些民主制度缺失的独裁者们来说，也许泰 国的军事政变会让他们脊背上感到一丝寒意──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灾难会突然落到自己的头上！ 面对兵戎相见的总理府和总理官邸，他信只能选择流亡海外；而面对 几十万、十数日不息的“倒扁”民众，陈水扁却可以“闲庭信步”总 统府，自由自在坐在他的总统交椅上。但是，正如前民进党主席施明 德所说，历史将会记得“9．9”运动台湾“百万公民社会”诞生的一 天，收回对坏“总统”的任命，完成台湾民主最后、最重要的历程， 让从此以后的“总统”上好“陈水扁这一课”。 然而，不管怎么说，和他信相比，陈水扁无疑是幸运的──即使真的 倒掉──那毕竟是因为民主而非枪杆。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　网　址：http://asiademo.org/　　　　　　　　　　　　　│ │　　　　　　　　　　　　　　　　　　　　　　　　　　　　│ ├────────────────────────────┤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Copyright ©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1998-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