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8-07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记录谭涯：被重点大学录取的贫困学子　　　（重庆）杨银波 ◆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察国家化　（杭州）吕耿松 呐喊呼吁 ◆赖怡忠：呼吁胡锦涛不要阻扰中国“泛蓝联盟”　　　民进党 ◆中国严打维权！赖怡忠吁正视维权的正面意义　　　　民进党 ◆关于立即释放艾滋病感染者李喜阁女士等三人　公民联合呼吁 读史论今 ◆辛亥革命启示录　　　　　　　　　　　　　（成都）卢兴明 ◆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陈小雅 他山之石 ◆独裁者的白日迷梦　　　　　　　　　　　　　（南京）川歌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记录谭涯：被重点大学录取的贫困学子 杨银波 前记 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屋面，阴暗狭窄并带有某种难闻气息的小得不 能再小的六间小屋──灶房一间、睡房两间、猪圈一间、堆杂物两间 ──，紧张扭曲地组合成了一处已达18年历史的低矮破旧的农村瓦房 ──18年前，更是一处属于“严重危房”性质的草房。恰似处于贫民 窟的某处栖身之地一般，一般外人可能从未涉足其中。这里是重庆永 川市朱沱镇汉东村窝凼村民小组（原名朱沱镇天河村三组），犹如极 不起眼的地名“窝凼”〔凼，音“荡”〕（方言，小水坑、小水窝之 意）那样，这个似乎从来不被提及的落后小地方，却于2006年全国应 届高考之中产生了一名获得较高分数并获重点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第一批录取的本科生，他的名字叫谭涯。涯，是天涯的“涯”， 注定会飘得很远很远，可如今却似永不能挣脱禁锢的笼中小鸟。那个 “笼”，通常被人们称作“贫困”。 引我带路的朋友，是谭涯81岁的外公周永国。这位老人家在该地区为 村民送信送报已奔波十余年，徒步行程之远恐怕超过任何普通人。他 仅靠送一封信得一、两角钱的所谓“收入来源”，维持着简单、清 闲、自在、健康的生活，平日常笑说：“这是锻炼身体嘛！”周永国 此前就曾向我表达了他的焦虑，他说他的一个外孙“有可能”考上大 学，并成为周家、谭家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如果成绩好，可能还是整 个朱沱镇的前矛。在可能欢喜的另一面，却是巨大的担忧。我肯定这 又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贫困问题，但老人家的一句话马上刺激了我想当 然的思维，他说：“谭涯的父亲在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我决定亲 临这个家庭。 此时我面前的谭涯，人长得蛮清秀，一眼看去，颇有些秀外慧中的灵 气和冷面帅气。小伙子光着上身，正为他七岁的弟弟谭冰炒着没有水 下咽的小饼。谭冰蹦蹦跳跳地走过来，在没有桌子的小凳子上拿着小 饼吃了几口，又羞涩地丢下：“杨叔叔，你吃吧。”我问：“谭冰， 如果你哥哥没钱上大学，你会怎么想？”小孩子面露难色，一时说不 出话。“谭冰，你哥哥考上了大学，高不高兴？”我再问。小孩子用 尽力量点头不已，那种发自内心的强烈自豪感连处于这个年龄层次的 人也能展现得如此真切。去的时候，谭涯的母亲周正英不在家中，说 是今天镇上赶场，到镇农贸市场帮人宰鸭子去了（两小时后，周正英 被谭涯匆忙唤回家中）。我让谭涯静静地坐在身边，神态一如央视 《面对面》栏目主持人王志，我死死盯住受访者的眼神、表情、动 作，并以有些克制的问题让这个向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优秀学子 挖心掏肺地诉说。 小档案 １、谭涯 谭涯，男，1988年3月12日出生，身高165厘米，体重56公斤，系农民 谭圣清（已故）、周正英之长子，2006年应届理科毕业生。籍贯：重 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窝凼村民小组；身分证号：5003831988031287 3X 2006年6月，谭涯毕业于重庆永川市第一重点中学──永川中学高 2006级（13）班，因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地理、信息技术共计十科“优”，体育、物理实验、化学实 验、生物实验、劳动技术共计五科“合格”，获颁“（2006年）毕字 第0685号”《毕业证》（校长李天鹏签发），学籍号为6118026566月 底，谭涯以118914301号《准考证》，于永川市萱花中学第143考场参 加全国高考，座号为01号。7月上旬，高考成绩公布，谭涯以近580分 的高考成绩位居全永川市第140余名、全重庆市第5,400余名。其填报 志愿依次为：武汉理工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湖南科技大学。7月14 日，经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签发的《录取通知书》从武汉寄出， 谭涯被告之：您已获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录取，学制四年，请于9月9日到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南 湖教学区（武昌火车站对面）报到。报名号：0118150679；序号： 085061；考生号：06500118150679；学号：自动化学院。 ２、家庭成员 父亲谭圣清，1963年出生。1981年10月19日，谭圣清应征入伍，加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成都军区炮兵教导队，专业号码为248，职务 为报话员。1985年1月1日，谭圣清被批准退出现役，转服预备役，获 颁“成退字第24482号”《退伍军人证》，回乡务农。1987年6月30 日，谭圣清与朱沱镇新岸山村九组村民周正英结婚，1999年因旧伤复 发于睡眠中自然死亡，年仅36岁，死前系朱沱镇某酒厂的一名普通烤 酒工。母亲周正英，1965年3月9日出生，中专毕业，粮农，现以打杂 维生，单独拉扯两个孩子已逾七年，身分证号：510229196503099163 弟弟谭冰，1999年4月26日出生。谭圣清去世时，谭冰还只是一个婴 儿，并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遭到2,000余元罚款，公民身份编号：500 383199904268736。谭冰现在朱沱镇奥尼小学就学，即将念小学二年 级，成绩不错。据悉，谭冰上学期的学费是：书本费75元，自购书费 35元。附记：目前，谭家居住地点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分别是，村民小 组组长刘青福，村委会主任陈志德，镇长黄科。 焦点：高昂学费 《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永川中学的，距离谭家约90里路程。潭涯说：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只能大概估计出自己的分 数，不确定通知书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我。我想到学校去看看，但母亲 说一个来回要花20多块钱的车费，所以我一直到7月21日才取到通知 书。当时非常兴奋，但回来后母亲就很为难。学费太高，缴不起。” 翻开《录取通知书》，我被一组金额（以学年为单位）深深怔住：学 费5,850元，住宿费1,200元，入学健康检查费55元，校园一卡通预存 伙食费100元，教材费700元，军训服装费90元，生活用品费300元， 体育服装费69元，外语接收机费30元，水上服装费300元，平安保险 费30元，户口迁移费5元。此12项费用，共计人民币8,729元。若是将 一年之内的车费、伙食费加上，则意味着谭涯须准备12,000元左右。 四年下来，恐怕也接近50,000元大学教育成本。 对比：经济困境 7月31日，自领取《录取通知书》后的第十天，从来没求过政府的充 满焦灼心情的周正英，迫不得已，拿着儿子亲笔书写的《申请书》， 找到了汉东村村民委员会、朱沱镇社会事务办公室、朱沱镇人民政 府，获得公章加盖。该《申请书》极其简洁，寥寥数笔地将经济困境 一笔带过，诸如“父亲1999年去世”，“母亲靠打杂维生”之类。朱 沱镇人民政府在《申请书》上特别批注：“情况属实，请贵校解决为 盼。”这里的“贵校”指的是武汉理工大学。《申请书》虽然具备 了，但周正英也仍没拿出一个办法来，这个《申请书》要拿给谁看 呢？会不会被重视？有没有实际作用？ 而我首先担忧的是，此《申请书》并未深入具体地涉及细化的贫困事 实。实际上，为了维持谭涯念书，自谭涯的初中三年到谭涯的高中三 年，周正英已至少在外欠债22,000余元，包括：欠周永国2,000余 元，欠周贵英10,000元，欠周希莲5,000元，欠潭涯三姑5,000元。这 里涉及的，还仅仅是亲戚借款，至于非亲戚借款状况，我不得而知。 即便谭涯也对此不得而知，他的母亲向来不会将这些可能带给他压力 的情况告之于他。朱沱镇每月共有九个赶场日（每月新历日：2、5、 9、12、15、19、22、25、29），这意味着周正英每月只有九天打杂 的工作机会，她常常早上五点多起床，直到深夜才能收工，而工钱只 有15元/天，一个月靠打杂顶多能够挣到135元。 其它情况整理 １、谭涯的成长史 谭涯是邻居、亲戚眼中的“乖孩子典范”，礼貌、诚恳、老实，不多 说话，更不乱说话──他的外公周永国对我说：“你今天来采访，恐 怕是他说话最多的一次。”──但由于营养不良的问题，谭涯的身体 时而发生“疲软”的现象。父亲去世，母亲独力难支，弟弟一天天长 大，这些都使得谭涯在内心深处打上了一个长期郁闷沉默的心结，伴 随其度过了不短的求学生涯。他回忆说：“父亲去世后，母亲整晚都 陪着父亲，她的精神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但她并没有对我说什 么。”那是一颗当时只有11岁的幼小心灵，“印象中，父亲很勤劳、 很刻苦。他曾经帮人建房，头被砖撞了，伤口一直都没好。”说话 间，谭涯陷入了记忆的沉思，声音明显有些哽咽。周正英颇有感慨地 说：“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谭涯跟他父亲在模样、语气、性格上 都很相似。他父亲当年也跟他一样，不怎么爱说话，人特别老实，做 事也踏实，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一声不吭地干了。”谭涯对自己的性 格概括为两个字：低调。 周正英是个勤劳、热情、朴实、坚强的人。她原本的打算是“孩子读 完高中就算了”，没想到，“谭涯实在太争气了，读书很厉害，当母 亲的人不能断了他的前程”。从小到大，谭涯的主攻方向就是念书， 他这方面的本事确有过人之处。在其初中三年里，谭涯就曾获得过永 川市第十二中学的全年级第二名。他的初中班主任前后有两人，前一 个是郑结才，后一个是陈智群。由于家中经济困难，他选择了“走读 生”的道路。以优异成绩获得永川中学录取后，谭涯进入了包括应 届、复读在内约24个班参与竞争的高2006级，其班主任是吴志祥。在 这所重点中学里，谭涯的学习成绩一度排在班上前10名，并获得过 “校三好学生”荣誉。高考前的模拟考试，谭涯更是取得了近630分 的优秀成绩。其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周正英，几乎没有让孩子缺过 一次钱，而这些钱的来源，要么是借款，要么是卖猪所得。至于粮 食，根本没有办法筹集为更多的现金。这个家只有一亩多地，“地少 人多”同样也是这个地方的普遍现象。耕种所得，唯有每年产稻谷几 百斤、玉米几百斤而已，除开种子、肥料、农药、人工，便已几无所 剩了。为此，谭涯在永川中学申请过贫困补助，曾获得过80元～90元 不等的校方援助。母亲为他提供的高中伙食费是200元/月，“如果不 缴额外的资料费，肯定够用了”，他说。 ２、贫困是必然的 我们常说，贫困通常由这些原因造成：失业；工资低；生产成本大， 销售收入少；内部腐败；医疗；教育；住房；税赋高；事故赔偿；本 领恐慌；遭遇制度性剥夺、压榨、抢夺和霸占。在这个家庭，最明显 的问题就是教育开支过大，而现金来源则严重短缺。底层农民惯用的 经济手段，仍维持在原始水平，要么出卖廉价劳动力，要么提供原始 农产品。原始农产品耗费的成本和维持基本生存所用，使得几乎不可 能用于市场交易，因此“种庄稼无经济”甚至“种庄稼负经济”成为 普遍现象。出卖廉价劳动力，赔上的是健康，健康直接应对着医疗压 力。同时，由于本领恐慌、技能缺乏，导致工资低、岗位差，底层农 民由此几无出路。教育的高昂成本，导致众多农村家庭只能寻求于国 家贷款、亲友借款或援助以及社会援助。除了“援助”以外，其余经 济的偿还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力和合同性质。2005年，周正英以40 岁的年龄，拖着腰锥骨质增生等病症侵袭的身体，第一次──也是唯 一一次──到浙江省宁波市打工，结果工作不到一个月，连路费也没 找到，就回到了家乡。至今，其身体依然非常脆弱，采访当天便已咳 嗽不止，而她的办法，竟然仅仅是“除非实在受不了了，才去拿点或 赊点便宜的药”。 我一一清点着这个贫困家庭的所有电器，好不容易找到一台小彩电和 一个电饭煲。周正英说：“彩电不是我们的，是谭涯的七姑的。他七 姑的女儿曾经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把彩电搬来了，到现在 也没有拿走。电饭煲是自己买的，但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烧柴。煤 啊、炭啊，都烧不起。”尽管这个家还不至于彻底、完全地家徒四 壁、一贫如洗，但看着黑漆漆、灰暗暗的墙，以及脏乱拥挤的各间小 屋，我不得不感叹这似乎并不应属于21世纪的中国。“杨先生，你看 我们的衣服，大多数都是亲戚施舍的”，周正英说，“刚才你到猪圈 看到的那四头猪，其中就有两头猪没还上当初买猪的时候的钱。”我 问她：“既然如此，你对孩子上大学想的是什么办法？”她一脸愁 容：“如果不能获得减免、援助，那么我就只能逼起贷款了，可是我 们家已经欠了两万多，要是还贷款，今后的担子就是无限重啊！”那 么，年满18岁的谭涯能不能承担一定的义务呢？周正英说：“我鼓励 孩子到大学后勤工俭学，把伙食费挣起来。”在旁的谭涯连连点头， 一脸决心很大的表情。周正英起身做饭，不经意间自言自语：“两头 焦啊。考不上焦，考上了也焦。考不上呢，焦孩子的前途；考上了 呢，焦票子！” ３、谭涯自己的想法 谭涯说：“我之所以选择到外省念大学，这是有考虑的。我想刻意锻 炼我自己，尽量戒除依赖性，更独立地生活、学习。现在一个很明显 的事实摆在面前，我母亲已经无能为力了。能够把我拉扯到高中毕 业，她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大学这个门槛实在太高，如果我能 够如愿以偿地进去学习，那么我想我会更多地用‘自己的努力’来完 成学业。”眼看着面前这个颇有志气和决心的学子，我准备有意识地 对他敲打敲打，放下作为一个采访者的立场，跟他讲到教育产业化的 历史，大学校园的种种内在弊端，大学生就业危机的现状和演变，校 园教育与人格、思想、价值、能力、社会潜规则等的差距，最后提醒 他一句：“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农村子女的教育交易可能是 一场赔本生意？”他并不否认这种判断的可能性，坦率地说：“过去 封闭式的教育确实给我带来了障碍，这是校园与社会之间的一道障 碍，但这只是一个过程。” 我担心他过高地估计了大学教育，又过低地估计了社会的残酷，但又 不忍打击他的心态，所以转而问他：“那么，你是否准确好了一个明 确的目标呢？”他说：“我喜欢研究，喜欢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我的 专业，决定我今后将直接面对工业、信息乃至军事。我不偏科，就基 础性的书本知识而言，我有着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我的性格，也决 定了我是那种沉默实干的人。”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忧心，补充说： “大学‘可能’改变我这样的人的命运，这是一个新起点，也是第一 截桥梁，工作、家庭，都‘可能’因为大学而发生改变。当然，最重 要的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就是我的兴 趣。”倘若基于经济贫困的原因，导致谭涯无法顺利地度过这四年 呢？对此，谭涯说：“我绝不放弃！你应该很清楚农民的状态，如果 我只能重复进厂打工的道路，那么这是我不情愿的。选择打工，是消 极的无奈；选择大学，是积极的无奈。既然都是被贫困逼的，不如选 择一条积极的道路。再说，母亲这么多年受的苦是为了什么呢？是让 我自甘堕落吗？我不能让她失望，所以我只能奋起，不惜一切代价地 要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在同龄人当中，我的贫困能够更加催使我上 进，我会比更多同龄人更加珍惜知识和时间。” ４、周正英：“求求你！” “杨先生，你能告诉我有什么具体办法吗？求求你，告诉我！”周正 英的焦急情绪正在越发上涨。“现在，基于常识的了解，我只能这样 说”，我的语气显得有些勉强，“不管结果如何，请你一定尝试：或 者，把详细情况告诉武汉理工大学、母校永川中学；或者，把详细情 况告诉基金会、福彩中心；或者，把详细情况告诉电视、报纸、网 络；或者，把详细情况告诉教委、招生办，并请地方政府备案登记， 留个名额；或者，找亲戚筹措一部分，比如摆桌酒菜，请大家搭把 手；贷款只是最后一步的打算。这当中可能会有些条件，比如谭涯今 后的就业方向啊、在大学里的指标任务啊，这些方面谭涯都要尽可能 地承诺和守信。”周正英非常焦虑：“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 女，什么也不懂啊。这种事情从来都是第一回遇到。”她的父亲周永 国在旁边叮嘱说：“正英啊，是金子就要发光！谭涯是煤炭还是金 子，要试过才晓得，试试嘛，挫折总是会遇到的，闯过一关就是一关 嘛，杨先生也会帮你的。谭涯，谭涯，你过来，听外公说，如果这一 次社会帮了你，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恩情，将来要回报社会，懂不 懂？”谭涯咬咬牙，接连点头。 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窝凼村民小组 谭涯（收）。 邮编：402191 电话：023-49602337 　　　（王忠福 转 谭涯/周正英。王忠福系谭家邻居） 帐户：中国邮政储蓄存折帐号：6065 3900 2232 0954 72 　　　（开户人：周正英；开户点：重庆市永川乾兴路储蓄点）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 论警察国家化 吕耿松 郭少坤先生在《议报》上写了一篇《为中国警察鸣不平》的文章，记 述了吉林省德惠市的一名交通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一位年轻女子暴 打一顿，而且一打就是40个耳光子，把这个交警给打的几乎昏死过 去，可这个警察（包括在他跟前的同行）竟然不做任何反抗，最后， 是周围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才予以制止下的。他说：“看了这则 报道，不论人们如何对此事进行评论，曾经做为警察的我，的确感到 是那么不可思议，因为，无论是从法律意识和是从人权理念上都是令 人不能够接受的，可以说，也只有‘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才 能够发生这种于法、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的事情。“曾为前警察院 校的教师，我也有同感。这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前公安 部长谢富治动用警察给姚文元家站岗，消息传开后，有人讥讽，谢富 治在大会上说：”有人说我们公安部是私安部，我不怕这种造谣和侮 蔑，象文元同志这样的中央文革首长，我们就是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对他进行誓死的捍卫。“谢富治的这句话可谓经典，他说出了 中国警察的实质──私安部。我当年读史的时候，信手写下这样一条 札记：在唐朝初期，士兵很受人尊敬，但后来士兵被将领们借给权贵 使用，成了权贵们的奴隶一般，士兵地位就逐步下降，到了在唐玄宗 后期，当兵已经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这一史实与中国今天的警察相 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警察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 所以社会比较信任和尊敬警察，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作为一个从警界 出来的人，我真为中国警察感到悲哀。 中国警察的由来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长比尔．塔夫曼说，世界警察的故乡 在中国，他将中国古代的关云长定为世界警察之父。关云长（关公） 是中国古代的战神，也是正义的化身。据说在香港，警察要出警的时 候，每个分局都有一个关公牌位，点上香，拜关公说：“关老爷保 佑，今天我出去别吃枪子。”根据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考证，公 元900年，辽金时代的上京警巡院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警巡院这三 个字，跟现在的巡警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顺序颠倒了，译成今天的文 字可以叫“首都巡警大队”。由此推算，中国比西方的警察早了六七 百年。警巡院这样的组织只存在于辽金时期。到明朝，取而代之的是 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但东厂、西厂的职能已超越了警察的范围，变 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特工。不过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 夏商时期，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 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 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县乡两级创设 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 之职。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可算是中国警察的鼻祖。从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 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 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 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 察制度。 据历史学家考证，1898年7月27日成立的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 身，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人员 素质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积极推行新法的 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被革职，刚刚诞生三个月的湖南保卫局也随着变 法的失败，被迫裁撤更名为保甲局。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占领天 津。《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规定清政府不得在 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清政府命袁世凯接收天津，恢复天 津的治安。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 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 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 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实行 军事戒备。当时八国联军也无话可说，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 而是维持治安的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无冲突之处。后来慈禧太 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 察制度逐步推广。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 务，建立了全国警察制度。 “警察”一词在英语中称Police，德语中称为Polizei，其词源说法 不一。一种说法是来自拉丁文Politia，意为英文的organized government（有组织的管理）、civil administration（民政管理） 以及polity（行政组织）。另一种说法是Police系从希腊语Polis引 申而来的，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后来日本从西欧引 进这一词汇，本意是“都市守夜人”。日本警察分公安警察和普通警 察两种。公安警察又叫特别高等警察，其职责和权限严格受限制，权 力比普通警察小，但可以有特别侦察手段。普通警察没有特别侦察 权，但基本权力比公安警察大。中国对警察的称谓来自日本，清朝和 北洋时期都叫警察，国民党时期开始叫公安局，后来也叫警察局。共 产党夺取政权后，对警察这一职业的定位比较混乱，最初叫公安部 队、公安军，后来叫公安机关。对单位的称呼是公安局、公安厅、公 安部，对其人员的称呼是民警、公安干警或公安人员和“人民警 察”。2003年吉林省辽源市搞警务改革，将公安局改称警察署。这项 改革得到吉林省公安厅的同意，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孙明山曾经带了部 里八个单位的局长在辽源调研，对辽源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公安部 长周永康亦曾经表示：“辽源改革方向正确，值得推广。”但不到两 年，辽源市区八个警察署的牌子又被摘下来，换成“公安分局”。与 此类似的是，辽宁朝阳市2004年7月警务改革的时候，基层公安机关 称谓是“人民警察署”，但是尚未挂牌，就被辽宁省公安厅的明传电 报指令改为公安分局。 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 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 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从这一规定来看，公 安和警察是不同的。公安是警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中国目前的 警察可分为行政警察、刑事警察、情治警察和司法警察四种。行政警 察、刑事警察属公安机关管理，情治警察属国家安全机关管理，司法 警察分别归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公安机关 是警察基本部分，一般老百姓把公安和警察等同，认为警察就是公 安。公安主要负责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户籍管理、边防管理、出入 境管理、消防管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公安行政事务及刑事侦 查，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国家林业局的公安机关和海关总署 缉私机关也列入公安机关序列，接受主管部门和公安部双重领导。这 里所说的公安行政事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务，它大超出了警察 职能的范围。所以中国的警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管得最多的警 察，它的历史渊源，来自明朝的东、西厂和前苏联的“契卡”，因此 说中国是个警察国家并不为过──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个“警察 党”。 世界警察的四次警务革命和中国警察的“党绝对领导” 警务（policing）是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它包括预防和打击犯罪， 以及社会管理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的罗 伯特。比尔敦促议会通过了《大都市警察法》，据此创建了伦敦大都 市警察局。从此，历史上第一支着警装的、享受国家警俸的正规职业 警察队伍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也正式诞生。罗伯特．比尔是 公认的世界现代警察之父，他倡导的建警创制被称为第一次警务革 命。罗伯特．比尔的创制主要在“建警12原则”上。这12原则是： １、警察应以军队为榜样，建立稳定的、行之有效的队伍； ２、警察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 ３、以犯罪的减少来证明警察的效率与效益； ４、发布犯罪统计、指导居民安全防范是警察的基本工作； ５、按时间和地域的特征，科学分配警力； ６、礼貌是警察质量的根本保障； ７、警察以形象赢得尊重； ８、招募、训练适当人选是警察有效执法之本； ９、公众安全需要每个警察挂牌服务； 10、警察首脑机关必须接近公众； 11、警察应当先见习、后上岗； 12、公开警察内部犯罪率，接受公众监督。 在“建警12原则”的基础上，罗伯特．比尔又提出了警务九原则，构 成了完整的警务革命： １、警察的基本使命是预防犯罪和无序，而不是用军事力量和严厉的 　　法律惩罚来镇压犯罪和骚乱。 ２、警察履行其职责的能力，有赖于公众对警察的存在、行为以及获 　　得并保持公众尊重能力的认可。 ３、警察必须获得公众心甘情愿的合作，他们必须自愿地遵守法律， 　　才能得到和保持公众的尊重。 ４、警察得到公众配合的程度高低，与为实现警察目标所需要使用的 　　武力与强制的多少成反比。 ５、警察不靠迎合公众的意见，而是靠展示他们对法律绝对公正的忠 　　诚来寻求和保持公众的喜爱，他们的政策是完全独立的，不考虑 　　单个法律的实质的正义与不正义。他们靠乐于不分种族与社会地 　　位地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个人服务与友谊，靠礼貌和友谊的良 　　好脾气，靠乐于牺牲个人以捍卫和保护生命来获得公众的喜欢。 ６、警察只有在说服、建议和警告都不足以实现警察的目标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需要程度的武力以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和秩序得到恢复。 　　并且，警察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仅仅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实现 　　警察目的。 ７、任何时候警察都应该和公众保持这样一种关系，以实现警察是公 　　众和公众是警察的历史传统。警察仅仅是这样一种公众，他们专 　　职就社区的福利向每个市民负责并由此获得报酬。 ８、警察应该一直为实现其功能而行动，而绝不用为个人和国家报仇 　　或武断地审判犯罪和惩罚罪犯的方式篡夺审判权。 ９、警察效率的判断标准是没有犯罪和骚乱，而不是警察为对付它们 　　而采取的行动的那些看得见的证据。” 第一次警务革命将警察定位于公民的角色。罗伯特．比尔设计的警察 服与当时街头上普通男性的服装毫无二致。惟一的差别是，这件衣服 上挂着警察标牌，以便公众识别。这一设计的初衷，是提醒警察要始 终贴近公众，塑造警民一家的形象。他的一句名言是：“警察就是公 众，公众即为警察”。当英国警察第一次出现在泰晤士河边时，他们 是没有武器的。即使现在，他们也尽量少使用武器。 第二次警务革命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也叫警察独 立执法运动。美国警方提出，警察应当是单独的执法力量，警察只对 法律负责，只承担执法的任务，大量非警务活动因此被改革掉。这是 警察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是新警察独立与成熟的标志。这场革命的核 心就是要使警察摆脱地方政治集团的控制，成为一支独立、高效的专 业化队伍。为此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招聘雇佣大批优秀人才来管理 警察机关。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早年曾受聘担任纽约市 警察局长，为美国警察的专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次警务革命以欧、美各国警察现代化为标志。20世纪30年代到70 年代，西方主要国家逐步完成了警察的现代化，各国的警察编制、警 察预算均有巨大的增长。第三次警务革命立足于使警察成为“打击犯 罪的战士”，各种警务装备迅速更新。指挥通信现代化是第三次警务 革命的关键环节，它的实现为快速反应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效 地增强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现代化使世界警察如虎添翼，促发了今非 昔比的深刻变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这是警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被称为“四个现代化”：车巡代替步巡，通讯现代化，计算机革命， 个人装备现代化。此时的警察形象，是头顶钢盔、肩别对讲机、手持 盾牌、腰挎手枪的“机械战警”。但这次警务革命的结果却是失败 的，因为其将警察定位于打击犯罪、快速反应，但是老百姓发现， “车轮子跑得越快，警察却离公众越远”，他们提出了新口号：“宁 要更夫，不要机器人”。增加警力也带来了若干消极后果，在警力不 断增长的同时，犯罪率却处于上升较快的状态。警力与犯罪同步增 长，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从而引发了第四次警务革命。 第四次警务革命是社区警务（20世纪70年代至今）。欧、美社区警务 战略之父是英国警察学家约翰．安德逊。他把社区警务的理论叫做社 区警务树。警务好比一棵大树，树干是警察，枝枝叶叶是警种和分 工。果实是警察工作的成效。社区警务的原理是：社会是产生犯罪的 地方，抑制犯罪的主力军也在社会。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 同的东西或亲密的伙伴关系。从中国社会学界使用“社区”这一概念 的情况看，社区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 织，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而组成的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根 据2000年我国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 区”被界定在作了规模调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辖区、农村的村民委员 会辖区。所以中国的社区和外国不同，它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实 权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实质上它仍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共产王国的一 个“细胞”。 社区警务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警察应当扩大社会职能的 观念就已成为包括法律界、警务界在内的专业人士的共识。美国律师 协会制定的《城市警察职责规范》提出警察职责包括11个方面，其中 一项就是调解纠纷。在纠纷解决的范围上，英美国家主要是家庭纠 纷。在纠纷解决的地点上，西方国家警察是上门解决，即在纠纷发生 地就地解决，也叫“主动式纠纷解决”。英国警察在社区警务中扮演 了多重角色，其中之一便是婚姻家庭调解员。爱克塞斯市的社区警务 是英国社区警务的经典模式。 社区警务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警察机关作为当代警务革命的战略，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中国学者认为第四次警务革命是“在警务装 备现代化之后，面对日益增长的犯罪而进行的返朴归真，追求传统的 改革”。中国虽然也有社区警务，但与欧美国家比有很大的差异。中 国解决纠纷的方式是“被动式纠纷解决”，即当事人自动上派出所或 警务室寻求调解或解决纠纷，而不是警察主动上门。在英国，盗窃案 没有立案标准，即使被偷了一镑钱，也可以报案，警察也得登记。但 中国不一样，立案有标准，盗窃案一般要800至1,000元以上才立案。 英国衡量警察政绩的唯一标准就是接报案数。警官发现的案子越多， 提升就越快，而中国正好相反，发案数一多就说明警察工作没做好， 立案也就越少越好。 中国的许多公安局长往往抱怨警力不够用，但警力不够用的原因在于 中国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太多。一位从警多年的警察叹道：“当了这么 多年警察，经济创收好象总是处于工作的第一位。”所谓创收，就是 与民争利。大多数地方的警察都有罚款任务，每年普遍在二万元至五 万元，最高可达十万元。我当年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河东派出所锻 炼时，多次听到所长在会议上说，他又被局长克了一通，批评他没有 完成罚款任务。他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河西派出所罚款已达到了三 万元，可我们所三千元也没有达到，怎么办呢？大家想想办法吧！” 当时我曾对一个警察说：“这罚款怎么能当任务呢？人家没违法，你 总不能乱罚吧。”他说：“这你就不懂了，要是完不成罚款任务，你 这个所长以后就不要想再升了！”除“创收”外，警察往往被其他方 面“借用”，在农村帮政府部门征收税费、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在 城镇配合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市容整顿以及配合工商、烟草、医药等 部门执法，还有受命插手经济纠纷、采取强制手段替单位或私人催款 追债等。当年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主要是针对非警务活动的。这 个问题美国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来了，当时美国的警察充当着“打 手”的角色，深受百姓痛恨，所以进行改革。但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 警察承担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警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充当它的打手和替罪羊。 现任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建国后的第十任部长，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一任公安部长是身兼中央书记处 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其后是谢富治以政治局委员 和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级别最高的是华国锋以中共中央 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历届公安部长的职务背 景显示，公安部长角色重要，地位突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警察 的绝对领导，也说明了中国警察不是国家警察，而是共产党的“党 警”。 周恩来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这句话一直被当作经典，在警 官院校中奉为金科玉律。但这里，周恩来显然是把国家和共产党混为 一谈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安危，是指国 家能否抵御外敌入侵。显然，国家安危，军队（政府）系于一半，人 民系于一半。警察的职能主要是打击犯罪和维持秩序，抵御外敌入侵 不是它的职能。当然，当外敌入侵后，警察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但 那时它的角色是人民而不是警察。作为警察，它的职能只能是打击犯 罪和维持秩序，它只对法律负责。中国是个封建专制国家，人们习惯 于把封建王朝和国家连在一起。共产党是封建王朝的余擘，是中国最 后一个专制王朝，它也自称是国家，这个国家自然就是王朝──共产 王朝。与历史上的王朝不一样，历史上的王朝只把人民看作是子民或 臣民，而共产王朝却把人民看作是敌人，公然把暴政（所谓人民民主 专政）写进宪法。警察的职能具有某种特权性质，共产党把警察特权 扩大，把它当作镇压人民的工具，并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 从1949年10月15日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到2003年11月20日的第二十 次全国公安会议，共产党都一直强调党对公安机关的绝对领导。2003 年3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 康，公安怎么办”的大讨论活动。通过大讨论，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 公安机关的任务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被摆在首位，其余两条都 是掩人耳目的。2003年11月18日，中共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简称“公安九条”。该《决定》 明确指出“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适应形势发展 变化的要求，切实配强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进一步 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总 结了公安工作“九条基本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 绝对领导”。胡锦涛、周永康在不同场合大谈特谈“要用‘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统领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由此可见，胡锦涛上 台后，更进一步把警察抓在手里，作为摇摇欲坠的共产王朝的救命稻 草。也就是说，共产党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改革警制，实现警察国家化 实现警察国家化，首先要把警察从共产党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摆脱它 的所谓绝对领导。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是通过政治委员制度，而其对 警察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政法委员会制度和政工制度。政法委制度是一 种外部控制，政工制度是一种内部控制，这两种制度的控制，主要表 现在干部任命上。 军队的干部必须是现役军人，这上一点中国跟外国是相同的。但公安 局长不需要警察出身，也不需要有专业素质，这一点中国跟外国特别 是西方国家是不同的。按照警察专业化的要求，高级警官特别是警察 当局的领导应该是警员出身并具有很高的专业素质。如在苏格兰，刚 招募来的时候任何一位警察只能是警员，不能直接当警司或督察，这 和这位警察以前的学历、资历等没有关系。在中国，没有当过一天警 察，但只要上面有来头，或因“工作需要”，就可以当上公安局长、 厅长甚至部长。有些奸商，也拥有公安局副局长、刑警队长之类的头 衔（媒体在报道反腐败案例中曾报道过不少此类丑闻）。1983年我进 公安机关的时候，浙江省公安厅长是张秀夫，他原来是浙江省仙居县 县委书记，1980年调到杭州公安局当副局长，此前他没有当过一天警 察。后来几任厅长，除夏仲烈曾给原公安厅长王芳当过秘书外，斯大 孝起初是开化县的小学教师，后来是从丽水市委书记调任公安厅长 的，也没有当过一天警察。喻国行也是从湖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公安 厅当厅长的，情况跟斯大孝一样。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王荗清，原来 是衢州化工厂的党委书记，等等。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是由四川省 委书记调任的，此前他是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再往前是中国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是个典 型的党棍，也没有当过一天警察。与此相反，那些一辈子从警的警 察，尽管专业知识很丰富，处理问题也很有经验，但如没有背景，要 成为高级警官非常难，更不用说当领导了。我以前在杭州市公安局湖 滨派出所实习时，拜一个叫王荣林的警察为师，此人处理治安案件和 侦查刑事案件都有一套，但他当了近40年警察，还只是一个片警。在 我的老家于潜派出所，一个姓赵的所长27岁就开始当所长了，我见到 他时他已五十六、七岁了，还是所长。这两个算是文化较低的，但文 化高的也不例外。我教过的学生大概有500多个，但我没听说过这些 学生中有人当上公安局长。我在杭州市公安局、海宁市公安局和临安 市公安局实习、锻炼期间，遇到过不少优秀的警察，但在这些人中 间，也没有听说过谁当上了局长。县一级以上公安局长，基本上都是 当地党委的常委和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的，所以一般警察是很难 进入这个岗位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的高级警官不是专业警察的现象。 一个优秀的警察，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不但当不上高级警官，连 普通警察也当不成，郭少坤先生就是一个例子。相反，一个蹩脚的党 棍或官僚，一天警察没当，照样也能成为高级警官，周永康就是个例 子。 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吉林省德惠市那位交警的遭遇，在全国并不少见。 在中国，人们为什么如此恨警察呢？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之所以恨警 察，那是因为警察是共产党的打手，用老百姓的话来，警察是共产党 的狗腿子。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非警务活动损坏了中国警察的形 象。所以，要改变中国警察的形象，停止非警务活动是当务之急。那 么，哪些活动是中国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呢？下面择其要者举几例。 第一是特务活动。特务本来是指两种人：一是指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警 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人，如特务连、特务员等。二是指受到 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但共产党把人 民作为敌人，人民中有任何不满或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或行为都会受到 打击和镇压，而执行这种打击和镇压任务的人就是特务，这种特务已 超出了上述两种人的范围，是政治特务而不是专业特务。公安机关的 政保（现称国保）部门和国家安机关的某些部门就是执行打击和镇压 任务的，因此它们是特务而非警察。公安政保多年来一直是公安机关 的精华，每个公安厅（局）都把它列为第一处（科），号称天下第一 处（科）。省级公安政保原来是有两个处，即一处和二处，一处是负 责国内，二处负责国外。1983年组建国家安全部后，省级以下以二处 （科）为基础组建了国家安全厅（局），一处仍留下。在胡耀邦、赵 紫阳时代，随着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的提升，随着刑事侦察、治安管 理、交通、消防、户籍等专业的提升，政保工作淡化。有人提出把政 保这块工作砍掉，把它合并到国家安全局去，但未成功。“6．4” 后，政保不但没有砍掉，而且加强了。法轮功事件后，江泽民又搞了 一个“6.10”办公室，在政保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特务机构。胡锦涛上 台后，特务工作进一步加强，政保改成“国保”（国家安全保卫）， 将原来县局（分局）一级的政保股升格为“国家安全保卫大队”。现 在，“国保”们每天围着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法轮功人士转，没完 没了。“国保大队”的任务是：“掌握全县敌情和社会动向，以秘密 的侦察手段和公开的斗争手段，发现、打击和防范境内外各种敌对组 织、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收集情况资料，提出对策，加强 工作指导，严密侦察、控制贯彻执行技术侦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参 与全县重特大政治案件、刑事案件的侦破和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处置工 作；获取对敌斗争情况信息；组织和协调对境内外敌组织、敌对分子 在文化教育系统内部的破坏活动的侦察工作”，等等，这样的“任 务”，在任何国家都说不上是警务活动。 第二是截访，绑架、殴打上访的老百姓。江泽民时代积压的大量矛 盾，在胡锦涛上台后急剧爆发出来，每年上访的人数达到了3,000万 起。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20多年改革带来的后果是上头寡 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和下层相当对立，而且上头越来越寡头，越 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下层来越民粹化。由于各级政府不顾老百姓 的死活，由征地、拆房、司法不公、医疗事故、计划生育、拖欠工资 以及由于贪官污史侵呑国有资产，大批工人失业、退休工人失去社会 保障等引发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上访潮。面对波 涛汹涌的上访潮，政府无能为力，只好动用警察进行野蛮的截访、绑 架，以致使警察变成了土匪，连公安大学的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过去 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杭州访民沈利虎在北京上访时，碰 到两个截访的警察，他们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说是受政府指派来截 访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担当这种恶差使，是因为每天有两百元的津 贴。在北京，布满了各地来的截访的警察。每当中共有大事，总是把 访民象猪一样地一车一车绑上卡车，押回原地。今年“两会”前夕， 2月28日，晚间十点到下半夜一点，北京警察搜查不同地区，将上千 名外地访民强制抓走。3月1日，截访人员在北京朝阳区四路通小区的 铁路一带抓捕上访民众，六名女访民在逃避截访追捕时被火车撞上， 当场导致两人死亡，两人重伤，另二人下落不明。目击访民描述当时 情景，截访的两头堵着追，前面跑，后面追，六个人两个被撞死，两 个被撞伤。有一个女的身体和头都分开了，大腿、骼膊都被撞飞，只 剩下一个身体子，惨不忍睹。此外，北京警察还几次捣毁访民们赖以 栖身的上访村。访民如果不是身负重冤，是不会背井离乡去上访的。 共产党不但不为访民伸冤，反而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实在是天理难 容，而警察则在这一反人道的恶行中充当了急先锋。 第三是警察被权贵和巨富们驱使，供其当枪使，成了权贵和巨富们的 奴隶。前面提到的谢富治动用警察给姚文元家站岗，是典型的把警察 当奴隶使唤，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警察不但是共产党的家 奴，也是共产党官员的家奴。河北省的普通干部郭允光，因举报省委 书记程维高腐败，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而关进了看守所，并被多 次劳教，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要不是偶然原因令程维高下台，郭允 光说不定还在铁窗下度日。与郭允光有相同遭遇的是辽宁的离休干部 周伟。周伟因举报沈阳市长慕绥新非法买卖土地，被公安机关以“非 法集会示威”拘留，后来又被劳教了700天，生了六场大病，五颗牙 齿脱落，他本来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后来也是偶然原因慕 绥新倒台，他才得以再做上次自由人。至于警察被富豪驱使，也是常 见的。我以前在公安机关时，经常听到领导作报告时讲“公安工作要 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的训诫。说是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倒不如是 为老板保驾护航，这样的事例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多的。江西省宜丰 县在《宜丰县公安局关于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一 条是“制定与企业挂点联系制度，全面实施‘一对一’帮扶工程，通 过围绕一个目标、坚持两个优化、做到三个尊重、落实四个责任等措 施，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帮商、富商的氛围”。“亲商、安商、帮 商、富商”已上了公安机关的正式文件，这与它对待访民的态度有天 壤之别。 综上所述，大量的非警务活动是造成目前警民对立的主要原因，其根 源在于共产党对警察的“绝对领导”。警民对立导致了老百姓对警察 的不信任和仇视，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8月号。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赖怡忠：呼吁胡锦涛不要阻扰 中国“泛蓝联盟”公平参选的权利 民进党新闻稿 民进党 针对日前报载有关中国“泛蓝联盟”有意参选中国地方人大，遭中共 当局以各种理由进行牵制与干扰，包括参选成员左晓环被开除教职， “泛蓝联盟”成员聚会被指非法集会并隔离审查；以及选举资讯被刻 意掩盖等。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8月2日表示，中国“泛蓝联 盟”能否公平参选，是民进党观察中共是否有意朝向民主的重要指 标，呼吁胡锦涛主席不要背弃承诺，应对自己“民主是政治现代化基 础”的发言负责，不应给有意参选的人民与团体任何阻扰。 根据香港媒体报导，任教于中国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同时亦为强调 “反对共产制度、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的左晓 环，因宣示参选而被开除教职：“泛蓝联盟”在武汉与基层选举专家 姚立法的聚会被员警强行中止，并以“非法聚会”带往派出所笔录； 而离人大选举只有两个星期，但至今中国政府还未公布哪些省分可以 参选，以及其参选时间。 赖怡忠指出，选举虽然不是民主的全部，但却是以和平方式达到民主 的重要途径，中共对于地方人大选举的干扰，不仅证明共产党政府缺 乏自信，更让人高度质疑北京政府对“走向民主”的承诺毫无诚信。 北京政府的作为不仅加深台湾人民有关中共拒绝政治现代化的恶劣印 象，同时也会影响两岸关系。 赖怡忠表示，民进党与台湾民主发展的道路证明，民主向来不是统治 者的施舍，而民进党也愿意与任何大陆有意推动民主的人士与团体， 分享本身反对独裁专制，争取民主的经验。赖怡忠也郑重表示，只要 愿意推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不分统独与蓝绿立场的个人与团体，都 可以是民进党中国政策的合作对象。民进党也呼吁国内外各界关心中 国民主的有识之士，对于“泛蓝联盟”以及其他有意参选地方人大的 个人与团体，给予更多的关切与支持。 （发稿单位：文宣部） 〔转载自《民进党．民进党新闻稿》2006-08-02；http://www.dpp. org.tw/news/pub/Catalog.asp？s=ITEM%5FNUMBER+desc.〕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严打维权！ 赖怡忠吁正视维权的正面意义 民进党新闻稿 民进党 针对香港媒体报导，中共中央将把境内的维权人士列入打击对象，民 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表示，维权运动是中国专政体制下的自我 救济作为，中共中央应当正视维权运动背后的改革诉求，以兴利除弊 的态度，回应人民的期待。 赖怡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与经济体系转型步伐的落差，导 致官倒贪污横行，尤其地方政府恣意妄为的违法行径，已经深深危害 到中国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 因此赖怡忠表示，中国维权人士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弱势发声，以 和平、理性的手段，争取应有的权益，动机单纯，中共中央应当以严 肃的心态，看待维权人士的诉求，民进党反对将这些维权人士污名 化。 此外，赖怡忠进一步指出，维权信访是中国国家法律体制赋予中国公 民的基本权利，也在此郑重呼吁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尊重自己所订立的 法律规章，不得任意逾越，打压合法的公民活动，并思考维权运动产 生的社会背景，以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回应社会人民对中国民主改革 的殷切期待。 （发稿单位：文宣部） 〔转载自《民进党．民进党新闻稿》2006-08-05；http://www.dpp. org.tw/news/pub/Catalog.asp?s=ITEM%5FNUMBER+desc&〕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于立即释放艾滋病感染者 李喜阁女士等三人的呼吁 公民联合呼吁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政府： 据悉，河南省宁陵县公安局于2006年7月20日以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 关罪对李喜阁女士予以刑事拘留。对此，我们这些关心、参与艾滋病 工作的组织和个人表示高度关注，切盼宁陵县政府慎重考虑李喜阁女 士身体、事件的客观情况，以包容、理解、关爱的心态解决艾滋感染 者上访问题。 李喜阁女士是宁陵感染者“康乐家”的负责人，她为推动我国艾滋病 防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喜阁女士以公开的感染者身份工作，她 的献身精神和不懈努力帮助了政府高层获得倾听民间声音的渠道，在 国内外抗击艾滋病民间团体中赢得巨大尊重。今年3月底，她作为全 国民间机构的代表，在国务院召开的防治艾滋病工作会议上提交了第 一份民间报告《人民的意见》，引起政府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回应。李喜阁女士是中国抗击艾滋病运动中重要代言人，我们对她目 前的处境表示强烈关注。 不仅如此，我们在此，还提请宁陵县政府注意以下事实： ◆必须考虑到李喜阁女士是一位因在县妇幼保健医院分娩期间，因输 　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无辜受害者。 ◆必须考虑到李喜阁女士的大女儿孙迎晨因为哺乳传播感染艾滋病 　毒，仅仅九岁就已夭折。 ◆必须考虑到因为母婴传播，李喜阁女士四岁的小女儿也感染了艾滋 　病毒。 ◆必须考虑到李喜阁女士与其他感染者妇女和家庭在个人就业、子女 　就学以及社区生活各方面饱受社会歧视。 ◆必须考虑李喜阁女士为了找寻公道，无数次要求宁陵县妇幼保健医 　院、县卫生局赔偿和道歉，始终没有任何结果。 ◆必须考虑李喜阁女士依法提起诉讼，却被告知“上级有口头文件， 　凡血液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这一“不成文法”成为她和其他感 　染者妇女在当地获得司法救济的巨大障碍。 李喜阁女士和其他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儿童，她们的健康权、生命权受 到严重侵害。依据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她们有权到中央政府相 关部门申诉。李喜阁女士的呼吁，正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和血液安全的 有力监督，并有助于敦促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我国部分 地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者无从得到法律救济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全社会都要消除歧视，关爱 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我们认为，宁陵县政府必须立即释放三位 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感染者妇女，以免在羁押期间对她们的身体和精 神、对她们的亲人和孩子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呼吁人：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李喜阁的好朋友 艾晓明（广东、学者） 卢杰锋（北京、防治艾滋病志愿者） 王立新（天津友爱家园） 常　坤（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 李方平（北京、律师） 王　晨（北京、艾滋病教育志愿者） 舒文明（北京、防治艾滋病志愿者） 林　虹（北京、法律工作者） 赵建刚（云南、同志工作志愿者） 孔德麟（中国血友之家） 朱红斌（香港聚丙烯酰胺凝胶受害案志愿者） 柯倩婷（广州、学者2006年7月22日） 胡　佳（北京，艾滋病工作者） 曾金燕（北京、艾滋病工作者） 2006年8月3日新增签名： 冯　媛（性别平等工作者） 荣维毅（性别工作者） 张红萍（性别研究者） 黄淑华 田桂荣（“来自河南的一个村民”环保人士） 张峻峰（志绿智） 王云仙 董佩玲 王晓彦（自由职业） 任　玲（学生） 吕　颖（北京自由职业） 李　珂（北京、自由职业者） 钟丽珊（香港） 张　璐（研究生） 姚　远（北京学生） （2006年7月22日） 〔提供者：（北京）常坤〕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辛亥革命启示录 卢兴明 90多年前，发生在武昌城内那场震惊国人的辛亥革命运动，全国各省 纷纷响应，迅速地推翻了清朝统治，政党政治被轰轰烈烈地展开起 来，虽然最终失败，专制体制和制度依然如故，但留下的历史经验是 值得总结与反思。本文就此话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中、英战争以后，清王朝被迫大力调整和加强发展经济的措施，炮制 “富国强兵”、“以夷制夷”的战略，甚至于搞“洋务运动”，全面 改革经济、社会制度。改革包括设立现代学校和教育制度；改革兵 制，建立现代军队；裁减冗员和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财政制度，编制 国家预算。在经济上修铁路、开矿山、建邮局、办银行、设商会，建 立现代工业，并保护专利。“洋务运动”的力度远远超过后来中共的 改革开放，但是搞了30年，虽然以国家为单位核算，经济发展程度到 19世纪的末期，跟西方的经济差距很小，经济成就非常显著，并迅速 成为“强大”的封建帝国。但是，全国性的官僚腐败成风，官虎吏 狼，民不聊生。1894年甲午战争一仗，清王朝这只外强中干的纸老 虎，让小小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摇摇欲坠，不得不推行变法维新和 预备立宪。然而，慈禧却抱残守缺，不愿意改革。仅从1901年《辛丑 条约》签订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十年间，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和满 足荒淫糜烂的腐朽生活，更加对人民强取豪夺，每年搜刮的收入由白 银八千万两猛增到三亿两（还不包括各地的苛捐杂税在内）。人民负 担的加重，必然激起强烈的反抗，各地的自发斗争，十年中不下数千 次，1901年就达280多次。反满斗争风起云涌和力量日益强悍的汉族 官僚的离心，终于爆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本只是一次小小的兵变， 但因为打着共和的口号，清王朝土崩瓦解，一夜之间就被推翻。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民主共和法规。孙中山以临 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上台后，宣布了 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 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规。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参与政 治的要求和激情迅即爆发。集会结社，组党参政一时成为时尚。据统 计，从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团体有682个，其中政党类型 的团体312个，京、沪两地占了一半以上。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 院，议席的分配，除了西藏议席没有选派外，共有120席，同盟会和 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握有25席。其它小党瓜分15席。国会组 织法与选举法一经公布，全国各党团纷纷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作准 备。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争取到多数席位，各党派又纷纷改组、 合并，极为活跃。第一届国会，形成了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统 一党四个大政党和还有一些未并入这四大党的党派和小政团竞争的局 面。 由于当时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以及民主派革命党人先后犯了一系列错 误，使得民主共和的局面被葬送。分析和反思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当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尽管革命党人明确采取“三权分立”的 　　政体分拆皇权，可这并不是立即兑现的措施。由于革命党人没有 　　能够巩固各省革命成果，及时承认各省独立，实行联邦制，从而 　　彻底分割中央集权的举措，也没有能够确定先立宪，后选举，对 　　国家政治最基本的问题国体和政体先给予充分的明确的尤为重大 　　的战略方针，而却急于去分配权益获取名誉，使得没被削弱充满 　　“至尊”的皇权被袁世凯抢夺去了。 ２、在南京临时政府无法提供资金养活革命党人时，袁世凯凭借北洋 　　军的实力篡夺了政权，实力派的“革命党人”也逐渐归附于袁世 　　凯，革命党人理应认清形势，权衡实力，尤其是在革命的功臣武 　　汉革命党人分道扬镳后，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健全“三权分 　　立”的体制上，特别是完善立法和司法体系，而不应该把心思放 　　在扩大国会实权，坚持主张内阁负责制。如果说《临时约法》和 　　政权北移是各方力量的现实选择，但当时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 　　洋派独占的政府，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 　　事力量。由于同盟会及国民党没有重视与各派势力进行沟通，特 　　别是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缺乏信任，派系斗争 　　和窝里斗明显，明争暗斗演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导致宋教仁惨 　　案发生。同盟会及国民党尽管出台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的 　　政策法规，而国体政体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政策法规相对较少，没 　　有能够积极配合立宪、选举等，制定有关保障机制和监督制度， 　　以化解可能出现的政治纠纷，避免政治冲突和暴力，不可避免发 　　生后来袁世凯敢于颠倒程序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本未倒置的 　　行为，乃至杀灭国民党，解散国会的恶果。 ３、宋氏血案发生后，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仍然没有将其工作 　　中心放在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方面，通过法律途径，促进国会审 　　查监督和司法，进而建立起独立的国会和司法体系，查清事实真 　　相，惩办原凶，而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派遣“血光团”， 　　置自己于反政府的境地，并且草率发动根本无法成功的“二次革 　　命”，葬送了立宪，葬送了国会，反而成为袁世凯复辟专制的资 　　本。 ４、天坛宪法草案，特别是其中的“超内阁制”政体，不是朝野各方 　　政治妥协的结果，也不是各种政治势力利益平衡的体现，更没有 　　充分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对袁世凯这 　　样的实权政治人物来说，如果制宪方式能够确保自己的总统地 　　位，他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改变现行的专制体制。但是袁世凯 　　的政治企图被粉碎，民主转型也因此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导致 　　他向参议院的权威挑战，先是通过增修临时约法，取消了参议院 　　对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人员等项的同意权，后来又踢开 　　国会制定其集权主义的新约法。 ５、从当时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来看，脱离民众的支持也是多党竞争议 　　会内阁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政党急于选举，缺乏对政党实质 　　和作用的全面性认识。它们的活动范围仅仅陷于临时参议院和国 　　会，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至于民众的 　　困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摆进它们的议事日程。另一 　　方面，清朝大统一和中央集权及反分权思想占据社会的主流思 　　想，尽管民主派革命党人颁布了民主政治约法，甚至有宋教仁的 　　约权方案，然而在加上各级官僚、君主立宪派人士组成的革命党 　　人中，由于缺乏众多的革命党人的支持归于曲高和寡，并且由于 　　中国专制文化的劣根性，少有布鲁诺式的人物，即便是革命党人 　　也往往会放弃信仰，成为名利的奴仆，甚至于成为诬蔑正义行为 　　的走狗或小丑。当民主派革命党人的主张在舆论上赢得大胜，可 　　实权派的“革命党人”却纷纷靠拢袁世凯。正因如此，所以一般 　　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当袁世凯取消国会， 　　遣散议员时，一般民众都成了冷眼旁观的“闲人”。没有人民群 　　众的支持，多党竞争议会内阁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之，政党政治的失败，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握有实权的“革命党 人”，对联邦制、三权分立、宪法的排斥。而年轻的民主派革命党既 无资历，又缺乏政坛经验和战略眼光，却急功近利加入行政权力的拼 夺斗争，加之没有让民众很好分享革命成果，改变他们政治生活状 况，使得这场政治变革，演变成为汉族封建官僚争权夺利的血腥之 战。这也是长期的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恶果，晚清为壮大军队，培植 了大批军人，活跃在政坛上的主要是军人。当清帝被赶走后，政坛上 必然先要由这些军人来控制和较量。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辛亥革命并不如后来的独裁 者欺世盗名，宣扬的中国封建时代已结束，民主或变革时代已经到 来。辛亥革命并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与中国 历史上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事件相比，仅仅只是改变了家国共构，皇帝 世袭，皇权并没有转变成为国民的权力而被国民掌管，却落入到一小 撮军阀和政客的赌局中。穿龙袍的皇帝被穿西装的政治流氓所取代。 这帮人更加暴虐和野蛮，不但没有废除封建统治，而且进一步完善和 加强了封建制度，使中国社会更加黑暗，开始了政治流氓执政的时 代。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的宪法，统治者必然是暴戾 恣睢的。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对统治权力的一种限制。因 此，一切统治者都不愿意有宪法束缚自己。但是，由于民主的观念已 经深入人心，要求通过制定宪法实施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 史潮流。迫于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独裁者也不得不同意建 立国会或议会，假“立宪”之名，欺骗人民，为自己的统治披上“合 法”的外衣。北洋军阀及其后来的统治者是直接凭借武力掌握政权的 武装军事集团，他们从根本上反对民主政治和制定宪法，但迫于形势 也不得不接过“立宪”的口号进行欺骗，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民主宪法与专制宪法相比，专制宪法所确立的往往是专制独裁的政治 体制，取消民主宪法中近似责任内阁制的规定和国会或议会对总统权 力的限制，确认独裁者或某一政治集团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于规定 了有权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政令，这就使独裁者与可以发布与法 律有同等效力的“诏令”的皇帝并无二致。人民虽然享有“法律范围 内”的权利和自由，但也可以通过法律加以限制或使之化为乌有。 宪法，从本质上讲是利益公平、正义分配的神圣大法。人类组成社会 就是为生存，为发展。宪法应该是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公民 与国家之间利益分配规范性法律。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必须体现国 家利益最小化，公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此，宪法首要的是要尊重 公民权利，维护公民利益最大化。其次，国家机构应当立足于维护公 民权利，解决利益冲突，维持秩序，保卫祖国。国家利益最小化，不 是说放弃国家利益优先、充足的原则，而是说国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 中，必须要有计划性，尽量少占取社会财富，减少不必要的收支。要 让国家财产收支的每一分钱都受到审核和监督，做到国家财政收支的 高效性。 总而言之，只有按照富民兴国的理念，由人民自己制定宪法，中国老 百姓才能真正地实现富裕的梦想。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彻底分割中央集权，民主革命就不 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联邦制政体是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冲 突，乃至和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途径。在我国国家结构的组织上， 采纳联邦主义因素对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将有助于实现更 加有效的政府治理。通过一部分政府功能的下放，地方性的公共产品 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政府则可以致全力于全国性的重要事务。单一 制不利于发扬民主和创造力，因为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权力太大， 管制太多，在中央和高级地方政府造就绝对权力，使地方政府官员无 时无刻不在看上级的脸色行事。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只对上级 负责，不对百姓负责的政局。此外，单一制要求政府机构上下条块相 属，中央有多少个机构，到了省、地、县、乡镇里就要有多少个与之 “对口”的机构，重峦迭嶂，数不胜数。而联邦制的基础是分权。联 邦和地方分权、地方和地方分权、联邦内部又各司其职。中央权力的 弱化有助于遏制腐败。分权有利于发展全民的民主、自由，不再有条 条块块的机构设置，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需要设置不同的机构，从而 消除一切不必要机构、裁汰一切冗员。政府精简了，权责明晰了，有 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单一制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中国已被单 一制钳制了两千多年了，帮助国人重新认识联邦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 推动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革命，不移植西方社会实 行的民主政治及其自由主义文化，要从中国这块土壤中种植出民主和 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辛亥革命尽管由于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广泛的 人民群众运动作它的先驱，有当时不断发生的“抢米”、“抗捐”、 “抗税”、“保路”等群众自发性的斗争和它相呼应，能够迅速取得 推翻清朝政府的胜利，但也正是由于整个社会没有广泛地树立联邦 制、三权分立、尊重人权的理念，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摧毁封建主义赖 以存在的专制文化基础，而使辛亥革命必然趋于失败。 由于清政府残酷的思想控制，直至甲午战争后，民主概念方才得以有 限的宣传。对于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荒芜，民主不知何物的封建 社会，当辛亥革命突然成功，民主政治对那些仅仅是反抗满族统治汉 族官僚，必然是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最终导致政党政治失败。后 来的新文化运动自然企图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进行补课，可依附于 强权的舆论和中国知识分子却继续做出迎合强权政治的宣传鼓动，虽 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在大小封建军阀控制的舆论工具下，社会 并没有从思想深处对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和清算，更没有对 自由民主和实质和形式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由主义思想受到限制 和歪曲，联邦制改为联省自治而被大统一所驱除，宪法被总统拥有一 切权力的王法所替代。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形式是分 权和约束权力。由于这些对于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或政府都是 不愿意面对的。因此，民主被作为欺骗民众的词藻，任何实质的内容 都不可能得到宣传和落实。相反集权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却得到宣 传。国家主义和党独裁受到刻意强化，后来逐渐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所 控制，1923年后，新文化运动逐渐被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所垄 断，形成了强权政治和法西斯政治文化，不可否认，政治和文化开始 真正走向平民，越来越多的工农兵加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打倒 列强，除军阀，我们要做主人”，“打土豪，分田地”。 民主变成口号，变成了反奴役、反压迫。革命者们在形式上赢得选举 权，但他们的票往往被强奸意志投向杀人最多的人。这种集权式的政 治和文化是最反动、血腥的，是人类黑暗的集大成。中国社会因此进 入最黑暗的时代。 今天我们惋惜辛亥革命的失败，悲痛饱受苦难和屈辱的中国社会仍在 封建社会黑暗的深渊徘徊。中国社会成了“封建主义”的代名词。从 春秋以来，封建主义便占据了历史的舞台。多少起义此起彼伏，可是 封建主义就象一个大风车，转来转去，还是轮回。封建主义阻挡中国 社会进步，是中国社会黑暗腐朽的总根源。然而，一切人生而平等， 上帝赋予他们诸如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让与的权利。人们建 立政府是为保障上述权利。任何政府一旦损害这些权利，人们就有权 改换它或废除它。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展示了中国社会的目标。 任何政治人物和政党集团妄图扭转中国社会前进的巨轮，都无异螳臂 当车，必将被压得粉碎！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 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陈小雅 （以下，陈小雅简称“陈”；陈晓农简称“农”。） 陈：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 　　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刚好是你60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 　　样一个时间里，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 　　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 　　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会有很多的 　　反思。这些年来，不少已故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大写自己父亲的回 　　忆录，但你们却不能写或者写了也不能发表，这使很多对当年政 　　治定论不认同者，或者想获得多方位历史资讯的读者感到很不满 　　意。为此，有研究者建议我研究一下你父亲陈伯达的“公案”， 　　并愿意提供全部资料。限于学力、精力和个人兴趣，我不可能满 　　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且我觉得，就政治问题来说，你去年出版的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陈伯达在政治上是 　　否能够被公正对待，问题并不在于事实不清楚，而在于中央彻底 　　纠正和反思文革错误、反思毛泽东问题的决心。而且我认为，即 　　使将来陈伯达获得政治上公允的评价，也不意味着一个复杂人物 　　的问题研究就可以宣告结束。更何况，即使社会对一个人已再无 　　争议，每一个个人，当然更包括他的家属、亲人，也可以保留自 　　己的看法。一个健全社会的人文环境，不是要消弭个性，而是为 　　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的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所以，我所感兴 　　趣的是，作为人子，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 　　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父亲30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 　　动”，曾因战争的硝烟而湮灭，而在半个世纪后的近20年里，又 　　不断地被思想新锐的人们高举；他所主张的“百家争鸣”，曾被 　　毛泽东的文化专制所扼杀，但这已经或正在为社会文化的发展趋 　　向所肯定；他所坚持和关注的“发展生产力”、“电子中心”运 　　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作为 　　他的家人，却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且没能享受到这一切进 　　步理应带来的欢乐，我想，你一定会有很多感想……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和人文学者，我希望你能暂时先放置一 　　下那些沉重的历史话题，先让读者了解一下，你父亲不为世人所 　　知道的那一面。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 　　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觉去与社会的评价体系──譬如伦理规 　　范、政治原则或理想楷模──的差别加以弥合，不是去求同，而 　　是返回生命朴素的印象，挖掘你记忆中最受感动和留下刻痕的东 　　西。 　　咱们就从头开始，先谈谈你父亲留在你记忆中最早的事情，好 　　吗？我以为他真的就叫“陈教员” 农：好的。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1949年我3岁时，父亲和我一起 　　住在香山碧云寺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 　　侧的一个院落。我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 　　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有大人牵着，我还是在一次 　　上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 陈：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心目中最早的父亲印象，你会在这些词 　　中间选择哪一个？譬如：慈祥的、亲切的、严肃的、冷酷的、忙 　　碌的……？ 农：第一印象应该是“忙碌的”。此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异。 　　母亲文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作“特务”审查，虽然平反 　　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状况逐渐变差，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 　　所以我是由父亲抚养的。他的工作很忙，还要带一个孩子，是很 　　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有 　　时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 　　主要靠阿姨来照顾了。 陈：小时候，你对父亲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意识？譬如说，他在毛泽 　　东身边工作，你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农：别人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总是回答：“陈教员。”这不仅是父亲 　　让我这样回答，当时大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他，所以我当时真的 　　以为他就叫“陈教员”。 陈伯达待子，与毛泽东迥异 农：5岁时，我家搬到了中南海。……那时，叔宴妈妈和岭梅住一间 　　房，我和父亲住一间房，两间房有门相通。父亲的卧室里只有一 　　张床，我和父亲是一起睡的。半夜里我起来，就把父亲捅醒，他 　　就把床边书桌上的台灯拧开。我在痰盂小便时，他往往又睡着 　　了，我还得再次把他捅醒，让他关灯。他宁可麻烦，也不让小孩 　　自己弄开关。 陈：你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毛泽东对孩子的教训方法。据傅连璋的夫 　　人陈真仁回忆，李敏小时候喜欢用手去摸炉子上的开水壶。陈阿 　　姨不让她摸，她偏要摸。毛泽东就说，你让她摸，烫了一回，她 　　就知道不摸了。看来，你父亲不敢让你去冒这个险。他对你的确 　　是尽了做父亲的责任的。除此之外，在你们兄妹中，他有没有给 　　你吃“偏食”或吃“独食”的习惯？譬如，生活上，教育上…… 农：我哥哥在苏联留学时期，我是家里的大孩子，所以父亲对我的关 　　注多一些。小时侯，父亲曾用楷书抄录了明代文嘉的《明日 　　歌》，让我挂在床旁边的墙上。另外，他还用行书抄录了诸葛亮 　　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 　　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挂在全家 　　人吃饭的房间。这也是一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我上学期间，父 　　亲的工作是很忙碌的，他自称是“劳碌命”，所以对我功课之余 　　的读书学习很少过问，但也有过零星的建议。小时候，他给过我 　　一部线装的《课子随笔》，里面收集了古人教育子女的文章；他 　　还给过我一部《幼学琼林》，我还没有看，就被一个亲戚拿走 　　了。 　　有时他也让我背点古文，如《古文观止》中《左传》、《战国 　　策》的某些篇章，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的一些名作，以 　　及清代彭端淑的《为学》。他还给我买过一套解放前商务印书馆 　　的《少年百科全书》和周建人主编的一套科普书，这些书我常翻 　　翻。上中学后他就基本不问我读什么书了，只希望我把自然科学 　　知识学好些。不过，我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父亲看我在读一本 　　中国哲学史，对我说：“最好还是先看古人原作，不要一开始就 　　看议论，现在的议论不一定对。” “编造”田家英历史，遭受严责 陈：少年时期的教育，你父亲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什么？ 农：上小学时，父亲只在每学期末看看我的成绩单。但有一次，父亲 　　偶然看了我的作文，对我发了脾气。原来，那篇作文老师给的题 　　目是《我熟悉的某某叔叔》，我写的是田家英，内容做了虚构， 　　说田家英叔叔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经受过严刑拷打等等。父亲说 　　：“你怎么能这样胡写？田家英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我说： 　　“老师说可以虚构。”父亲厉声说：“你这是胡编乱造！以后写 　　文章不许胡编乱造！记住！”然后在作文后面批上：“这篇文章 　　的内容完全是编造的！这篇作文不及格！”批完以后又说：“你 　　把我写的话给老师看看！”我给老师看后，老师并没有说话。 “群众不同意的事，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陈：你对父亲处理公务，最初留下了什么印象？ 农：10岁那年，父亲回家乡搞调查。年底，叔宴妈妈带我和两个妹妹 　　一起去福建，跟父亲一起在福建过年。……离开福州回北京后的 　　第一个新年，叶飞家的孩子们还给我们寄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贺年 　　片。但父亲1958年底第二次回福建时，他和叶飞的关系就处的不 　　好了…… 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矛盾？ 农：是父亲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和叶飞发生了争论。叔 　　宴妈妈从福建回来后说，食堂的做法要不得，她在食堂吃饭时亲 　　眼看到一个妇女把掉到地上的一大团米饭一脚踢开，这样子浪 　　费，全不顾以后了。父亲1959年1月9日给中央写了信，我在《陈 　　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转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一书注释中对此信的摘录。但这个摘录很简略。前些时 　　偶然看到《读书》1998年第4期一篇谈赵树理的文章，作者陈徒 　　手写道： 　　后来我看到1959年1月9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 　　作座谈会文件之一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 　　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 　　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已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 　　群众不同意干的时侯，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1991年初，一位已离休的老干部对我说：“1958年底你父亲来福 　　建时，和我同到一个生产队蹲点，天天吃地瓜，后来工作队的人 　　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还好，我是当地人，但后来也觉得顶不 　　住了，可你父亲仍是一声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亲通过与群众 　　同吃同住，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严肃批评了脱离群众的瞎指 　　挥和浮夸风。后来我和叶飞说起此事，他说了一句：‘这样和群 　　众同吃，很对，但是，也很难。’” 　　1962年7,000人大会时，父亲因起草刘少奇的报告，很疲劳。中 　　央让他到玉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参加讨论。会议期间的一个星期 　　天，全家人正在玉泉山，忽然中南海警卫室打来电话，说叶飞和 　　一些福建的干部要求见父亲，……叶飞这次来，有表示抱歉之 　　意，这也是不容易的。 陈：你父亲替刘少奇起草报告，如此“玩儿命”，是不是也是毛泽东 　　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说，在“重大问题上”，陈伯达从来没有同他 　　合作过的原因之一？陈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怎样？ 农：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的批语，这个报告毛泽东是看过 　　的，毛泽东没有看的是刘少奇在讨论报告时的一个讲话。关于 　　“从来没有配合”的问题，我想后面再谈。至于陈伯达与刘少奇 　　的关系，1970年庐山会议上“批陈”的时候，有人揭发：解放初 　　期，刘少奇曾允诺，自己搬进新房子后，原来在中南海住过的旧 　　房子陈伯达可以住，这确有其事。但结果是陈伯达没有住进去， 　　因为杨尚昆对他说，这房子你不能住。后来是杨尚昆自己住进去 　　了。 为“惠女水库”解燃眉之急 陈：你觉得你父亲的性格怎么样？ 农：父亲本是个比较软弱的文人。我母亲亲口对我说过：“你爸爸是 　　个老实精。”叔宴妈妈也说过：“你爸爸性格太懦弱。”但有时 　　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他也能独出己见，而且很倔强。家 　　乡人告诉我：“大跃进时，惠安修水库，你父亲来工地劳动，看 　　到工地上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很感动，就题了‘英勇的惠安妇女 　　万岁’几个字，说：”这个水库就叫惠女水库吧。‘当时雨季将 　　到，天空已阴沉，而工程已到关键时刻。如果大雨一来，工程将 　　前功尽弃。你父亲着急了，在县委给叶飞打电话，说：“请你立 　　即派部队来帮助！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派的人来！你的人不来，我 　　不离开。’叶飞派的部队和几十辆卡车赶来了，抢在大雨前修好 　　了大坝。这个水库对惠安的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灌溉了很大面积 　　的土地。过去每年都会发水淹死一些人，有了水库就不再有淹死 　　人的事了。”父亲倒了以后，水库被改名，一个纪念碑的碑文中 　　提到过父亲，也被用凿子凿去了他的名字。 冠名“反动血统论”的第一人 农：我自己亲见的父亲表现倔强的事，就是文革初他对“血统论”的 　　批判。当时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来 　　势汹汹，猖獗一时。不同意这个对联的人一般也只是说这个对联 　　“讲阶级路线过了头”、“过分了”、“过左了”，没有人把它 　　和“反动”一词相联系。“红五类”、“黑五类”等说法也是这 　　样。有些领导人对“黑五类”的说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没有反对 　　“红五类”的说法。而父亲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 　　话中却毅然决然说道：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 　　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 　　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 　　义。”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 　　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 　　‘黑几类’的观点。……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 　　误观点”。 陈：流行的说法，文革初最早对“血统论”提出质疑的，在民间首推 　　遇罗克。但是他1970年被镇压了。前两年在互联网上读到遇罗克 　　狱中难友张郎郎写的《遇罗克现象的反思》，其中谈到遇罗克文 　　章产生的背景。张郎郎说： 　　“或许为还历史真实面目，应该指出，他的文章一开始可以出现 　　并传播，可以说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因为，这篇文章出 　　现，是在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论的讲话以后，出身‘不好’的 　　学生，等于听到了特赦令。……可以说陈伯达的讲话，当时使人 　　们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 　　次，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 　　张郎郎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我想了解的 　　是，你父亲讲话以后，除了有支持者以外，是否也有反对者？ 农：1966年10月，将那个对联的思想，以及划分“红五类”、“黑五 　　类“等等行径，定性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父亲力 　　排众议做出的论断。”血统论“这个词就是父亲给那股披着”革 　　命“外衣的思潮起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在此之前，对联拥护 　　者们是把它叫做”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当众多的对联拥护者 　　都在以”最革命者“自居时，竟有人把他们的思想行为定为”反 　　动的血统论“，这不啻如晴天霹雳。那些对联拥护者的恼怒之 　　声，我曾亲耳听到过。 陈：这在高干子弟中，的确是一件犯众怒的事。当时，有人和你为难 　　吗？ 农：我接触的人不多，但有位老干部曾当着我说：“陈伯达说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不是胡说八道 　　吗？”还有一位高干子弟，在中南海里发泄过恼怒情绪。为了制 　　止血统论的严重危害，父亲不怕得罪自恃“血统高贵”者，不惜 　　犯众怒，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陈：这的确是一个人反封建的觉悟的底线的显露。 农：这是一次艰难的反潮流。其实，父亲对血统论的批判是由来已久 　　的、一贯的。早在1943年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中，他就 　　对蒋介石以血统立论进行了批驳。可见他对无论何党何派的人， 　　无论其权势大小，凡持血统论观点者，都是加以批判的。 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企图扭转文革路线 农：父亲另一次倔强的反潮流，就是他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 　　被否定以后，面对中央认可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在 　　中央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父亲却坦率指出：“还是要发展生 　　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象伯恩 　　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恼羞成怒 　　地嚷道：“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两人在会上进行了激 　　烈的争论。当时，尽管也有人在心里对张、姚的稿子不满，但没 　　有人出来说话。父亲却无所顾忌地对张、姚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击中了张、姚观点的要害，这大大出乎江、康、张、姚等人的意 　　料，他们势必要寻机对父亲进行报复。记得九大后，1969年国庆 　　节我回家时，父亲在与我谈话时说道：“一个人要经受挫折、经 　　受磨折才会有用。我现在也还在受挫折。”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 　　鼓励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没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 　　路线问题上反了潮流，而的确正在经受挫折、经受磨折。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官方的史书都隐没了。 陈：看得出，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由于官方的政 　　治定论和一些趋时的描述，在外人眼里，大多觉得陈伯达至少是 　　个很“窝囊”的人，好象被江青骂了也不敢顶嘴。不过，我最近 　　从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中看到，陈伯达居然也当众骂 　　过江青，说“我瞧不起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不是毛泽 　　东，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而那位作者说，在那个年代， 　　敢当面骂江青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是背地里充好汉。这让我 　　对陈伯达开始刮目相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农：过去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件事。父亲谈到他同江青有过很多次 　　激烈的争论，但他没有描述细节。刚才你说九大报告是标志性的 　　事件，我认为的确是这样。九大报告稿的争论本来是一个原则的 　　争论，在十大的政治报告里是作为大事来说的，可是现在官方的 　　史书却做了回避，这是令人遗憾的。史家的观点可以各有不同， 　　但史书对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应回避。 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农：父亲的另一令我佩服之处，是他做了一些公益事或帮助他人的事 　　后，他自己是不说的，除非是不得已或很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 　　提到。象他动员亲人捐献图书文物，除了前面说到叔宴妈妈偶然 　　提到过一次外，父亲本人从未说过。父亲去世后，1991年我回家 　　乡，一位乡亲拿出1957年1月15日《福建日报》的有关报道，我 　　才知他向福建省图书馆捐献祖上图书文物的情况。还有他的稿 　　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 　　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 　　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 　　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父亲去世时，领导指示后事悄悄处理，而且父亲也交代过他去世 　　后不要发消息，所以我们没有发过讣告，可仍有几十位了解父亲 　　的人闻讯后赶来向遗体告别。其中有国务院体改办离休的洪禹同 　　志。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受到 　　错误审查时，写过一封申诉信。毛泽东于1946年3月写了回信， 　　说明已指示安子文解决，并在信尾对洪禹说： 　　“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 　　的事实在太多了。” 　　洪禹在参加遗体告别后对我说：“我那封申诉信就是你爸爸转交 　　给毛主席的。毛主席那时在生病，你爸爸催促他写了回信。这封 　　回信使我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同志得到了解脱。” 陈：这么说，你父亲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 　　多”。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农：洪禹说的事我过去从未听说过。几天后他又打来电话，说：“请 　　你找点你爸爸的遗物，哪怕是有签名的一本书也行，给我留做纪 　　念。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当时，家徒四壁，我就找了一本我 　　给父亲买的《世界中古史》，上有父亲签名“陈健相”，送了过 　　去。1996年底，因我再三请求，上面发还了父亲的墨迹、书籍等 　　少许遗物，我又选了张父亲的字给洪禹。不幸为时不久，洪禹同 　　志于1998年去世。 　　父亲自己偶然讲出的一事，是他想助人却落了空的事。一次和父 　　亲谈话时，我提到文革中“批陈整风”的文件里有一篇杜畏之的 　　交代，说他30年代和父亲有过一两次来往。文件将此事作为父亲 　　参与托派活动的例证。父亲说：“解放初抓托派，我看到名单上 　　有杜畏之的名字，就和中央负责同志说了：”杜畏之翻译过《自 　　然辩证法》，还是应加以考虑。‘我的意见没有起作用。杜畏之 　　还是被抓了。“我想专案组直接去找杜畏之，或许正和父亲曾为 　　杜畏之说情有关。 　　父亲常引《战国策。魏策》中唐睢说的那句话：“人之有德于我 　　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他以此要求自 　　己，并经常告诫亲属。他多次讲过30年代在北平，他在一次逃避 　　特务追捕时，吴承仕先生为他安排避难处所，并资助他100元钱 　　的故事。解放后，他找到了吴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带全家人请她 　　们一起去香山郊游。在香山宴请她们时，父亲问起她们的生活情 　　况，问是否需要帮助。吴夫人说，吴先生还有一点遗产留给她 　　们，不需要帮助。 对于父亲的遗憾 农：当然，你刚才谈到外界对于父亲性格的看法，我也是有些遗憾 　　的。父亲为人处事，也有诸多缺点错误，也有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偏听偏信的时候。“驯服工具”和 　　“齿轮螺丝钉”的观念也曾灌输于他。在那个不正常的时期，虽 　　然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进行过不能算“微弱”的抗争，但他更 　　多的是身不由己。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有一位技术员，考入清华 　　大学时曾是总分第三名的高才生，因出身资本家，被分配到我所 　　在的制药厂，他就曾对我说过：“说实话，谁在你父亲的位置上 　　也不行。任何人当那个组长都不能不犯错误。我说的是任何人。 　　当时情况太复杂了，怎么干呀？”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大潮流 　　的席卷下，在强大力量的掌控下，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实 　　际上都有不由自主之处。父亲没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 　　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稿等关键事情上， 　　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 　　全失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陈伯达提出“电子中心论”的个人修养背景 陈：上面你谈到外界对于你父亲性格的看法，你也是有些遗憾的。这 　　里，我们接着谈一个和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个人修养与思想路线 　　的问题。在外人的印象中，陈伯达是一个文史或哲学方面的专 　　家，但他早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电子中心论”。据你看，这 　　反映了什么问题？ 农：父亲的专长虽然在文史哲，但他对科学是非常崇敬的。建国初， 　　他提出过“五爱”的号召，其中之一就是“爱科学”。父亲在写 　　字台玻璃版下面长期摆放着哥白尼、伽里略、巴斯德、巴甫洛夫 　　的人物肖像。还有一张相片是他30年代的好朋友吴承仕的。父亲 　　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他是社会科学 　　界的首席代表，但他内心里对自然科学更重视。他年轻时没有学 　　过高等数学，这增加了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困难，但他有自己的学 　　习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家里一套大部头的《汤姆逊百科全书》 　　和《苏联大百科辞典》，他经常翻阅。他偏爱生物学，认真读过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环球航行日记》。他仔细阅读 　　科学发展史和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浏览各种科学杂志，注意 　　物理学、化学和工业新技术的最新进展，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交 　　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他60年代初提出“电 　　子中心论”，就是在天津和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进行深入交谈 　　的结果。父亲说：“那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说，日本在战后，开 　　始经济很困难，很多人因没有布，连衣服都是穿报纸做的，可后 　　来就是抓了电子技术，经济很快就上去了。日本发展电子技术是 　　由国家立法的。”父亲常感叹中国科技的落后，希望国家能吸收 　　各国的好经验，开辟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 　　去。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所以1965 　　年当他得知我所在的人民大学附中要保送我去高级党校时，他表 　　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不同意我考文科大学。可是我因种种原 　　因，不愿考理工。这是促成我放弃高考，去内蒙古插队的一个原 　　因。我虽然能力很不行，但他的其他孩子都选择了自然科学。 “重理轻文”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关系 陈：你父亲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 农：高级党校那时是个是非之地，我不清楚，但父亲是知道的。大概 　　是1963年的暑假，有一天上午，艾思奇哭着跑到中南海找父亲， 　　他离开后，在吃中午饭时，叔宴妈妈对父亲说：“你应该以老师 　　的身份去党校好好说说他们。这样下去还行？”父亲当时没有回 　　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艾思奇来家这件事留给了我印 　　象。所以当父亲表示反对我去高级党校时，我觉得他自有其道 　　理，并没有反感情绪。 　　应当说明，并不是父亲让我到基层锻炼。他只是不同意我考文 　　科，如果我考理工，他不会反对。……当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我就想响应党的号召去边疆或去农村。父亲只是同意了我的 　　想法，叔宴妈妈是反对我下乡的。父亲后来谈到过他为什么支持 　　我，他说，我哥哥死了以后，他很难过，觉得对孩子要求高了没 　　有用，我既然愿意下乡，就让我去吧。但是他认为我既然选择了 　　这条路，就应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陈：但是，这样教育子女，是否有不顾子女个人爱好、扼杀他们的人 　　生自主权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这样的 　　做法，也有向社会提倡一种价值观的意义。譬如，忽视人类文明 　　中精神文化的部分、或者认为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值得尊 　　敬，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应算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而且，这 　　种教育上的“重理轻文”倾向，与毛泽东反对文科办大学的思想 　　如出一辙，这和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主题──实践毛泽东的“新社 　　会观”，是关系很密切的。对这个问题，你父亲后来有没有一点 　　反思？譬如说，这种思想路线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对 　　于你自己的前途是一种耽误？ 农：你的问题很大。我查了本材料，是文革时一个大学印的毛泽东文 　　章讲话汇编，其中有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谈话。在谈到 　　教育问题时，陆定一插话： 　　“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 　　师范，不要直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 　　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 　　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 　　成了骨干。” 　　毛泽东说：“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接着毛 　　泽东列举了李时珍、祖冲之、孔夫子等人的事迹。这篇春节谈话 　　很有名。我父亲不同意我考文科，看来与中央这个谈话可能有 　　关。史料记载，父亲没有参加这个谈话，但他肯定知道有关情 　　况。 　　重理轻文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存在。我 　　看到过一位老学者的谈话，讲解放前某名牌大学里的情况，说那 　　时最尊贵的是学数学的，学数学的瞧不起学物理学的，学物理学 　　的瞧不起学化学的，学化学的瞧不起学工程学的，学工程学的瞧 　　不起学历史的，学历史的瞧不起学哲学的，学哲学的瞧不起学文 　　学的……。重理轻文现象与中国在近代落后了有关。中国在封建 　　社会时期99%的文化人都是学文的，但是却落后了，理工科几乎 　　是西方垄断的，西方强大，所以重理轻文。这是一个历史现象。 　　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重文轻理导致了近代以来的重理轻文。现 　　在很多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在选高考志愿时，仍是重理轻文的。随 　　着中国的强大，这个现象会逐步改变。存在决定意识，即便是让 　　极偏爱文科的人主管教育，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陈：我很同意你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我读民国初年教育家的言论，尤 　　其是那些留洋回来的教育家，都有关于教育与生产、生活结合的 　　论述。而且，即使美国现今的大中学教育，也比我们注重教学与 　　实践相结合。我看波伏娃的小说，里面也讲法国知识分子有与工 　　农相结合的传统。他们把下乡看作一种时尚，人们是自觉自愿到 　　那里去寻找灵感和吸取营养的。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传统。一个 　　读书人进入政界，被看作是一种荣升；进入商界，那是偏离了读 　　书进仕的正道；如果下乡，则会被认为是受惩罚才有的待遇。这 　　可能与当日中国体制无人身自由，以及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 　　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泽东的“阶级歧视”──把 　　整个知识阶级看得比整个劳动阶级更“低贱”，这使人们在批判 　　毛泽东和文革罪恶时，连同他利用的教育思想也一起否定了。 毛泽东“愚民政治”的历史文化渊源 农：毛泽东更主要的误区是轻视书本知识，这也有其历史根源，主要 　　是受清初颜李学派，即颜元、李学派的影响。例如颜元说：“读 　　书人便蠢，多读更蠢，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又说：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故20年 　　前，但见聪明有志之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 　　读书。”李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 　　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比较一下就知道毛泽东 　　这类观点的出处，他年轻时熟读颜李学派的书。我父亲也说过： 　　“毛主席受颜李学派的影响大。”至于说到“反智主义”，中国 　　的老庄学说里就有这类主张，如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学无忧。”庄子说：“绝圣弃 　　知，大盗乃止”等等。为什么人们现在不责备老庄和颜李，而责 　　备毛泽东呢？因为老庄和颜李只是说说，而毛泽东却要实践。所 　　以文科更需要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应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不能 　　拿一种学说压倒一切。“反智主义”以及西方现代的“反科学主 　　义”，我了解得很少。 　　我父亲保外就医以后，已年近80了，因长期坐牢，健康状况不 　　好，没有能力对所有的问题都反思。他没有受多少颜李学派的影 　　响，毛泽东就批评过他“书越读越蠢”。 　　因陆定一等与毛泽东1964年那段对话的影响，父亲不同意我考文 　　科，但他也不是绝对反对我学文科，他认为如果我要学，边工作 　　边学习同样可以学好，认为学文科，自学能力很重要。科举时 　　代，读书人读完私塾后，主要靠自学。父亲的这些看法与他自身 　　的学习经历不无关系，他的自学能力、读书能力是很强的。他虽 　　然在上海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系学习过，但因经济拮据， 　　未能完成学业。当然，后来他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几年，学了不少 　　马克思主义知识，但总的来说，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晚年他生 　　活和读书的条件都已很差，仍读了大量的书。 　　…… 陈：其实，我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父母当年教育 　　的一种反思。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把子女生出来就看成革命事业 　　的工具，连他们自己都认同了工具的命运，更何况我们？我小时 　　候对母亲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对 　　我说：“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人。”我当时很伤心，觉得母亲不 　　要我们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嫌弃我们拖累她了！在这方面， 　　你父亲是否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把钢 　　用到刀刃上──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状况，主要应先造就理工科 　　人才？至于个人兴趣，应服从国家利益……，这种思维，与文革 　　大量毁灭人文精神成果，摧残文科人才，也是有关系的。对此， 　　他后来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农：关于个人兴趣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他在延安时曾写过《人性、党 　　性、个性》一文。这篇文章在“批陈整风”中也被列为批判重 　　点，说他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他倒后，家里的书籍 　　都被抄走，1996年发还的少量书中也没有任何他个人的著作。我 　　至今还无法找到这篇文章，所以无法陈述他的观点。他保外后已 　　是风烛残年，主要关注经济问题，没有余力思考发源于1964年2 　　月陆定一与毛泽东对话，而在随后的年月不断加以落实的、以及 　　其他更多的问题。 　　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会受到他本人处境的约束。你希望他反思文 　　理科问题，可另一方面，匿名的“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仍不减 　　当年首倡“以钢为纲”之勇，抓住文革中“重点在批陈”的路线 　　斗争纲，要他反思“叛徒、特务”罪；而特别法庭则要他反思各 　　项“反革命罪”；还有人要他反思其他各种各样问题；他既然早 　　被批为“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专靠谣言和诡 　　辩过日子”，是个“读书越多越蠢”的“腐儒”，哪里应付得过 　　来？他总得先反思官方给他归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 　　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黑四 　　论”的问题，倘有余力，才能反思其他。 　　再说了，我父亲本人也是从事文科，也曾被当作人才。但其命运 　　如何呢？一个在服刑中度残生的囚徒，精神长期压抑，又已80多 　　岁了，记性处于人生最坏阶段，还能有多大的思考能力？　　 陈：你说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是谁？ 农：德高还是德薄，总要后人说了才算。但大名人匿名，实不多见， 　　自是有苦衷了，网上查一下就可读到奇文。所谓“造谣有术”、 　　“弄巧成拙”，读读此文就能略知一二。 　　说到你父母对你的教育，我倒觉得，你对父母应宽容些，对上一 　　辈的人不宜苛求。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生活，都有自 　　己的局限性。犹如我们不能嘲笑古人很迷信，一举一动都要先占 　　卜一样，我们也不能过分嘲笑上一辈的人。后代人是因为站在前 　　代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比较远。象你父母，能在大跃进中同错误 　　潮流作斗争，就已经不容易了。一个人不可能件件事都正确。我 　　对父亲也是这样看的。前面谈到的他的一些正确主张，在当时， 　　每一条的提出都不容易。不能设想他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不出任 　　何错。现在的人觉得前人很蠢很笨，即使做对了也不值一提，其 　　实这是事后诸葛亮。对前人不宜求全责备。“往者不可谏，来者 　　犹可追。”重要的是今后应怎样。 　　…… 陈：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为了责备前人。我觉得，如果文革只 　　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那倒好办了，因为毛泽东已经死了，残 　　存的对他的崇拜，也决不存在于那些一眼可以望穿的罪行方面； 　　他有可能借尸还魂的东西，是一些深层的事物，譬如哲学基础、 　　文化背景、人性原因。我觉得，陈伯达并非对毛泽东没有反思。 　　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我注意到他对毛有一句十分精到 　　的批判，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管身后人的事。这说明，陈伯达 　　十分清楚，一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认识更是有 　　限的。承不承认这一点，其实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分水岭。 　　毛泽东的问题，不仅是要把个人的理想、路线、政策强加于人， 　　而且是要包揽同时代所有人的事务，不仅要包揽同时代的事务， 　　还企图包揽他身后世世代代人的事务（至少是中国）。我研究毛 　　泽东，批判毛泽东，到头来也是归结到这一句话，所以，我看到 　　陈伯达的这个看法时，确有路遇知音之感。我希望能从你这里 　　“刺”出更多东西。也许，在陈伯达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他仍信任 　　的那个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希望，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 　　吧！ 陈伯达为何要出让“百家争鸣”方针“发明权”？ 陈：关于陈伯达的“公案”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出让“百家争 　　鸣”方针的“发明权”问题。刘少奇和康生都证明，作为一个方 　　针，它最早是由陈伯达提出的，连毛泽东也说这个发明权在陈伯 　　达，但陈伯达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强调是毛泽东发明的？ 　　据你看，这究竟是“光荣归于凯撒”的愚忠？还是为了让这个方 　　针得以顺利实行的一种策略？ 农：这与他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熏陶有关。《书经》又称《尚书》， 　　是一部早期儒家经典，其中有一段话：“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 　　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译成 　　现代汉语就是：“你有好的意见和谋略，就进去说服你的君接 　　受，然后你就到外面顺着人们说，这个好主意是君的指示。”为 　　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不同地位的人的意见在分量和影响上，是 　　不一样的。君的指示，人家必须重视，必须照办。一般官员的意 　　见，人家理不理睬就不一定了。当然，这样做同时也是维护君的 　　威信，但主要还是为好意见的贯彻实行着想。在人们地位存在差 　　异的现实中，你有好主意，领导采纳了，你到外面宣扬说这是你 　　的主意，领导只是采纳而已，尽管你说的是实话，效果会怎样？ 　　你是把好主意的贯彻实行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你个人的名声放在 　　第一位？所以，儒家的这些教条，也含有某种智慧在里面，不宜 　　简单否定。 　　举个例子，不一定准确。据我十几年前看到的一本于光远的文 　　集，于光远说，改革开放最早是他的主意，邓小平采纳了他的意 　　见。于光远虽然这样说了，但他似乎并没有四处宣扬。我觉得他 　　这样做是对的。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与说于光远提出改革开 　　放，效果不一样。 陈：我听说开放、引进外资和搞特区，实际上是廖承志的建议。有人 　　提供了这个线索，让我去考证，我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这是另 　　一部史的内容了…… 农：有人认为文人只是领袖人物的工具，因而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见 　　解。这种观点源于近代社会鄙薄文人的风气。中国近代自湘军淮 　　军和北洋军崛起，军事首领主导国家政治以来，文人的地位每况 　　愈下。在国家政坛上，文人自然是从属于军事政治领袖，但这不 　　等于文人没有自己的见解。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唯生产 　　力论”、“电子中心论”和对“血统论”的批判，梁漱溟提出以 　　“法制”取代“人治”，以及于光远提出“改革开放”，都是文 　　人在重大问题上独立提出见解的例证。只是这种见解必须被政治 　　领袖所采纳，才会有实效，否则这些见解不仅会被弃置，而且可 　　能会受批判。这也是文人命运的悲哀。因此文人为求见解的伸 　　张，往往会循曲折的途径。但无论如何，一概否定文人有独立见 　　解并在历史的某些环节上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2006年5月16日第一稿；2006年6月8日第二稿。） 〔原载《多维月刊》2006-07。提供者：作者〕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独裁者的白日迷梦 川歌 今天读到一则报道，报道的文章标题是《卡斯特罗接受手术临时交 权》。该报道称：现年80岁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因为肠胃出血将接 受手术，需要几周的时间康复，因此，其暂时将国家权力交给了他的 弟弟，目前担任古巴国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而这 个暂时接管权力的劳尔也已经有75岁高龄了。 读到这样的报道，总会让人想起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常见的那些现象： 老国王身体状况不行了，因此开始指定继承人。常见的是父子世袭， 父亲将权力传给儿子，也有的是哥哥传位于弟弟的，如宋朝的开国皇 帝赵匡胤，其皇位就是传给其弟赵匡义的。现在古巴国的这位21世纪 的共产党领导人也要仿效赵匡胤传位给其弟了，所不同的是这次交权 只是暂时的移交，并非永久性的移交，因为大独裁者卡斯特罗曾经表 示他准备在100岁后离开古巴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呢。如果，几周 后，这位已经在古巴国执政47年之久的独裁者不死的话，他将必然地 重返他的皇位，因为独裁者总是希望终身执掌大权，而不管这种一人 独占国家权力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与耻辱。而如果，几周后甚至几天后 这位独裁者死于手术台上或者死于术后的感染等病症的话，依照他的 安排他的弟弟将完全接管古巴国的国家领导权。由此，卡斯特罗家族 对古巴国的残暴统治将继续延续下去。真是美妙之极的独裁者的白日 迷梦呵！ 世界上面皮最厚的人即是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总是绞尽脑汁地力图独 占国家权力，独享古代皇帝一样的特权，他们完全不顾现代世界共认 的一些准则，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他们总是将其凌驾于一国人 民之上，在竭尽全力的欺骗性宣传与残忍的暴力统治之下维持对一国 人民的统治。至于被他们统治的国家与人民怎样地陷入苦难，怎样地 缺乏人权，那从来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卡斯特罗是如此，北朝鲜的 领导人金正日是如此，其它极权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自私、残 忍、虚伪、自我神化与欺骗压制是他们的共性。 独裁者的白日迷梦对独裁者来说是美妙的。卡斯特罗移交权力于其 弟，金正日指定其子继承皇位等，都是一样的白日迷梦，可惜，世界 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民主潮已是世界性的时代大潮。专制独裁已经在 地球村中成为人皆厌恶的的丑恶政治行为，在此时代大趋势中，独裁 者们的白日迷梦还能顺利地做下去吗？ 前有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的恶劣的榜样在，现有卡斯特罗、金 正日丑恶的现实在，无论如何，人们从不曾见过残忍的独裁者最终有 什么良好结局的，不是生前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就是死后受人唾 骂，遗臭万年。 卡斯特罗、金正日想过这些吗？或许他们的头脑已成再也不能接受良 性信息的生满了铁锈的废旧钢铁了。那么，就将这些废钢烂铁送到垃 及站去吧。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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