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6-08 新闻与评论 “六．四”十七周年祭 ◆“特殊待遇”意味着什么　　　　　　　　　（西安）李贵仁 认识问题 ◆坐汽车到台湾与“大跃进”狂热病　　　　　（安徽）黄广湘 探索道路 ◆浅谈农业“四化”　　　　　　　　　　　（湖南浏阳）舒桂 ◆由赖昌星引渡看权与法的较量　　　　（河北石家庄）朱力军 运动留痕 ◆“特殊待遇”意味着什么　　　　　　　　　（西安）李贵仁 ◆什么是文革的“主罪”──对王友琴的文革研究的一点　伍国 ◆维权风暴──《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12）（宁波）力虹 迫害实录 ◆〔快讯〕人权活动家郭起真被逮捕　　　　　　　　六四天网 读史论今 ◆北大教授易杰雄编造“红色记忆”　　　　　（北京）张耀杰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合法性　　　　　（湖北）黄河 ◆贵州“四．一一”和我的逃亡生活（5之5）　（贵阳）伍元新 文艺春秋 ◆春秋战国史话（十首）──读史　　　　　　（贵阳）廖双元 ◆关于强化警车开道的建议　　　　　　　　　（北京）郭小林 ◆草根　　　　　　　　　　　　　　　　　　　（广州）陶君 他山之石 ◆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给大陆官办报纸敲响警钟　　刘爱新 ◆董建宏谴责罢免吁泛蓝以民生为重　　　　　　　《大纪元》 ◆一百八十四个和五个　　　　　　　　　　　（天津）曹维录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特殊待遇”意味着什么 李贵仁 为了让我避开波涛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当局把我从陕西省第一监狱 转移到陕西省第二监狱。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海外救援声浪随即跟 到了二监，而且终究起了作用。 这种作用起初表现为当局让我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这意味着什 么呢？ 到了二监，按规矩，还是进入监队。后来听干部说，上世纪70年代末 期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重要人物刘建伟，也就是出狱后去美国担任了中 国人权主席的刘青，也曾关押在此，我被转来之前不久才放。 二监入监队比一监入监队条件好，在监区西北角一座四层楼的二层。 犯人不用睡通铺，都睡架子床，每人一个铺位。号子总是打扫得很干 净，不许摆放杂物。楼上有厕所，但是水上不去，所以大便还是和一 监入监队一样，只能在午饭和晚饭后排队到外面的露天厕所去解。楼 北有个小院，是犯人进出入监队的必经之地，主要用途是供犯人们分 组围圈吃饭，有时也让犯人们在那里开会。 通过小院上到二楼，我被带到犯人活动室检查行李。负责检查的是入 监队犯人组织的一号人物白公昌，30来岁，长得很帅，而且看起来很 精干。后来我听说，这个来自歧山的小学教师犯的是强奸罪。他手里 拿着一监转过来的我的资料，一面翻看着一面笑嘻嘻地对我说： “赫，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出版社副总编，不简单！”我没 吭声，任由他指挥几名犯人检查，随后被带进号子。 和在一监入监队一样，我在这里也被安排在第一组。组长是个40来岁 的千阳人，叫武金劳，几年前在广州贩卖熊猫皮时被捕，判了15年， 后转回陕西服刑。我刚安顿好，他就把我叫到号子门口，坐在马扎上 谈了一阵话，主要是交代应注意事项。从这一刻起，他对我的态度一 直很亲切。 这里的活动内容也大致和一监入监队一样，以学监规、背监规为主， 但是丰富一些，经常开会讨论具体问题，诸如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某 些犯人的表现，等等，还时不时把各组集中到西北角那间名为“教育 堂”的犯人活动室，由干部作报告或讲课。如无特殊原因，晚上在教 育堂集体看两小时电视。到了规定时间，各组在号子里排队点名，然 后睡觉，号子门由值班干部在外面锁上。 起初，这些活动我基本上都得参加，但我依然坚持不读监规，更不背 诵。也许是知道了我在一监时为此闹过绝食，在这里再没有人强迫 我、惩罚我了，给了我相对的自由。我犯病时，还可以什么活动也不 参加，整天躺在床上休息或者自己读书。这当然就是比较特殊的待 遇，只是还不算太显眼罢了。 比较惹人注目的是，很快就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来看我，找我谈 话。入监队指导员王军和队长张ＸＸ，管教干部王国栋、李文生、王 书琦、张鸿钧等，狱政科张科长、姚副科长和干事秦一民、张ＸＸ 等，都可以说是出于公务找我交谈；一些其他中队和科室的干部则是 出于好奇或者同情心私自来看我，和我随便聊。 特别不寻常的是，主管狱政的副监狱长王正宏，不仅过些日子就来看 我一次，还在某些方面亲自给予我特殊关照。有两件事情很突出：一 是我坚持留长须长发，决不剃头修面。入监队和狱政科干部乃至狱政 科张科长先后找我谈话，反复劝说动员。我概不理会。王正宏便亲自 出马，把我叫到管教室去很亲切地谈了半天。他刚提起话头我就顶了 回去：“监狱长，别费心了。你劝说也罢，强迫也罢，我都不会听 命。”他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抗议呵！抗议政府镇压 民主运动，抗议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我呵！”他对我这番话竟然既不 惊讶，也不反感，反倒笑着回应：“噢，就象周恩来当年以留长须明 志！不过抗议的方式很多，何必蓬头垢面呢？”我听他这么说，顿时 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但还是不客气地继续顶撞：“不错，抗议的方式 很多。留长须长发可以表示抗议，剃光头也可以表示抗议；破衣烂衫 可以表示抗议，西装革履也可以表示抗议。问题在于我选择抗议方式 的原则是决不屈从于淫威。你们要我怎样我就偏不怎样！所以，你们 拿枪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按你们的指示剃头！相反，你们不强迫时，我 只要高兴，说不定自己就会去剃。”他依然笑着说：“既然如此，我 们也就不勉强你。头发胡子你都自己看着办吧！”另一件事情是，我 到二监不久病情就加重了，胃和胆都经常痛得要命，饮食变得非常困 难。王正宏知道后，特地到号子来看望。他坐在我床边嘘寒问暖，显 得格外关心，而且随即指示伙房给我送来一些面粉、挂面、鸡蛋和 油，命令武金劳按照我的需要做给我吃。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更重了，最糟糕的是心脏病爆发危机。入监队 就根据监狱领导指示把我从大号子调出来，让我住进医务室去，并在 犯人医生王庆祥之外专门安排两个年轻犯人也住进去对我进行日夜照 顾，还经常让监狱医院的干部医生解ＸＸ、白ＸＸ和犯人医生王ＸＸ 过来给我诊治，吃药、打针、输液都不含糊。 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犯人根本不能享受的很特殊的待遇。别的方面不 说，一般犯人害病，多半只能在入监队医务室讨点药，有时连一般药 也讨不到。政治犯同样如此。“6．4”以后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捕 的西北大学学生孙正刚〔笔名“梁治”──编按〕，我在西安市看守 所就认识，稍后也被送到二监关押，一次突然生病却得不到医治，我 知道后很难过，只好请照顾我的年轻犯人小刘把我的药偷偷给他送去 一些。犯人中有些患慢性病和性病的，更是只能听天由命。在一个凄 冷的日子，我从自己所住的医务室窗户望出去，发现一辆卡车停在北 面监狱医院病房前，几个人抬着一具裹着的尸体扔了上去，后来听说 那是个刚死的犯人，发病时间不长，在这里没法救，只一、两天就丧 了命。可怜的犯人们呵，如果他们都能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难道还 会这样惨吗？当然不会！ 更显得特殊而且让犯人们傻了眼的是，省劳改局局长和省司法厅副厅 长先后到二监视察，竟然都到我住的医务室来看我，而陪同的二监正 副监狱长、正副政委、狱政科正副科长、入监队指导员和队长等一大 帮人，则整整齐齐地列队守在门外，我却照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 头也不肯抬。 我在二监能够享受诸如此类“特殊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是包 括监狱长在内的许多干部同情89民运的反映。当局对那场运动的残酷 镇压，甚至在警察队伍中也激起了强烈不满，这是我在西安市看守所 和省一监都已经有所了解的，到二监后则有了更深体会。尽管他们作 为专政工具也得参与镇压民主运动，尽管他们中间确实也有一些甘当 鹰犬的恶棍，但在有机会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能够表现出或多或 少或显或隐的良知。正因为如此，我在被捕前和警察毫无交情，被捕 后反倒结交了许多警察朋友。他们对我的照顾，他们在同我私下交谈 时袒露的心怀，使我确信他们骨子里也对专制独裁政体极端憎恨。 这个事实很值得重视，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中国的专制独裁政体极其不 得人心，里里外外都潜伏着危机，必将彻底崩溃。 但就现实状况而言，这个事实毕竟还不能反映主导面。掌握国家机器 运转的毕竟是豺狼。因此，给予我某些“特殊待遇”，无论如何只能 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反映某些干部的善意，而他们能这样做，起关键作 用的还是世界各地掀起的日甚一日的救援声浪引起了当局的惊恐，使 之不能不在我的身上做些表面文章。许多国家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件， 以及众多海外媒体的舆论和若干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时的 呼吁，使本已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们只好命令监 狱方面作出一点改善我的待遇的样子，企图以此欺骗国际舆论，掩盖 他们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面对全世界的正义呼吼，中国独裁者 不能不心慌呵！ 然而他们表现得更突出的还是虚伪。本来，他们对我的死活和对其他 人一样，是丝毫不在意的（我在一监病重时他们问也不问），这时却 变得很紧张了，这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命运已经引起国际 关注，如果我突然死在狱中，或者我为了抗暴而同他们发生严重冲 突，导致不良后果，那就必将招来世界性的愤怒抨击，使他们无法下 台。而同样是民运人士，那些和我关在一起的教师学生，因为情况未 被海外了解，未能引起关注，就没有一个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个别 人甚至还受到了严厉惩处。孙正刚一案的主要人物之一，西安理工大 学学生许剑雄，本来就判了十年重刑，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同某个干 部发生冲突，结果被关禁闭，还加了刑。他们在“6．4”之后成立的 那个组织的头号人物，西北大学学生张明，也判了十年重刑，在二监 关押期间害病，比孙正刚还重，同样没人管，我想帮忙也帮不上。 当局的虚伪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在给我某些“特殊待遇”的同时，他 们对我的控制却越来越严，比对一般犯人严得多，甚至闹到了非常可 笑的地步。让我住进医务室，而且特派两个犯人日夜守着，不仅是因 为我的病情加重，更是为了把我隔离和控制在狭小的空间，不许我同 任何人接触。入监队犯人到医务室讨药，只能站在门口，不准走到我 的床边同我说话。就连其他中队的干部也不准来看我了。在这方面， 入监队干事王国栋表现得格外恶劣。他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二 监当警察，起初对我很客气，还专门把我叫到管教室去谈过文学，后 来却换了一副面孔，成为入监队干事中专门对付我的鹰犬。我在大号 子时，王正宏副监狱长让伙房给我送来鸡蛋面粉食油，命令武金劳做 可口的饭给我吃，实际上我一直没吃，都让武金劳吃了，王国栋却对 我“享受特殊待遇”胡言乱语，我知道后气愤地找他质问了一通。我 住进医务室后，他亲自负责对我的管制，竟命令两个守护我的犯人象 特务一样把我每时每刻的言行详细记录下来，连几点几分上厕所、几 点几分服药吃饭、几点几分说了什么、几点几分有什么人进医务室向 我这边望了一眼也不放过，每天向他汇报。这样，我就成了只能终日 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同任何人交谈的活尸。 这也是一种“特殊待遇”，是比在生活上受某些照顾更值得重视的 “特殊待遇”。 在生活上给予某些照顾是为了不让我死在狱中，在言行上加强严格控 制是为了防止我的情况外露。这样两种形态和方式都不相同的“特殊 待遇”，目的都在于对付海外的救援声浪。一则欺骗，一则堵塞，很 周到呵！ 然而用这两手对付海外救援声浪根本无济于事。色厉内荏的中国政 府，扼杀人权的名声已经臭遍世界，国际舆论对它的谴责越来越严 厉，使得它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只好在特定形势下作出新的让步， 在1993年2月让我和王丹等人同时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监狱回 家。连续多年的海外救援声浪坚持同中国政府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 胜利。我能够战胜死神活下来，正是这一胜利的成果。 当然，斗争并未就此结束。中国政府的邪恶本性改变不了，他们只是 在迫不得已时作出一些让步来欺骗世界，一旦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他 们就会重新露出狰狞面孔。我和王丹都在回家一年后再度被抓进监 狱。 （2006年6月8日于西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坐汽车到台湾与“大跃进”狂热病 黄广湘 据6月8日《东南快报》报道，今年5月，交通部出台了《海峡西岸公 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昨日，福建省交通厅召开新闻通气会，就相关内容对外界进 行了通报。从会上记者了解，福州到台北将可能建设高速公路，届时 坐汽车跨越台湾海峡将只需要2个小时。 初看新闻标题我不禁一阵惊喜，但细看新闻内容后却哑言失笑。因为 福州到台北的高速公路，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日期的大梦，是有关部门 和专家捣鼓出来的又一张“画饼”！ 请不要抱怨──4,000～5,000亿人民币的工程造价，会耗费多少民脂 民膏。因为咱中国只要能有捞“世界第一”的机会，即使倾尽国力也 要往前冲的，何况“兹事体大”事关一统呢？区区海峡就是距离再加 一倍，工程造价再翻一番，这世界第一的面子工程也是要拿下的！ 请不要挑刺──“指导意见”中竟然还没有定“台海通道”究竟采用 什么方法建设。是单一的隧道型或悬浮隧道建设好，还是采用桥梁联 通和填海造堤的贯通方法好，怕是地球人都不知道。因为还没有人去 研究台湾海峡的海洋动力环境和海底工程地质条件呢！要是我们交通 部把这两个东西都研究透了，哪里还会出台这种悬而未决的“指导意 见”吗？不过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向来有“人定胜天”的精神，届时 就以变应变吧，反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海）”，搞砸了就当缴学 费！ 请不要议论──这样巨大、长距离的海下工程需要多长时间，要建到 什么驴年马月，需要几代人的血汗。反正孟姜女并未哭倒万里长城， 劳民丧财的代价总能换来世世代代的“荣光”，就当这跨海工程是又 一个万里长城吧！ 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却容不得交通部回避，即我们这项恣意潇 洒的跨海工程的“指导意见”，征求台湾民众意见了吗？那里可不是 随便哪个部门、哪个专家都可以代民“拍板”的啊！接下来的问题 是，如果台湾民众同意这项工程建设，那么我们花费财力和人力研究 的这个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还算值得，因为不管桥也好、路也 好，毕竟台湾那边有了着落；然而如果台湾民众不同意呢？就算咱们 这头一厢情愿的开了工，但台湾那一头落在哪呢？交通部的“指导意 见”里好象并没有这个“民意评估”，也许是我行我素惯了吧？ 现在我们的一些部门和专家们似乎害上了狂想症，不仅喜欢哗众取 宠，喜欢“研究未来”，而且狂妄自大、异想天开！这不禁使我想起 了“大跃进”的疯狂岁月──1957年11月4日，赫鲁晓夫提出：15年 内苏联赶上并超过美国。11月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示：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 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2月2日，中国工会第11次 代表会召开，刘少奇公布了15年超英的目标。1958年1月1日，《人民 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宣布15年超英！ 赶超英国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大跃进的车轮开始在中华大地上 狂热运转起来。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2月 23日，贵州金沙报出亩产3,025斤。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宣布进入 共产主义！进入196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坐地日行11万里，喜报频 传，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祖国形势一片大好，广大人民安居乐业， 中国即将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可实际上中华大地灾荒频仍，饿孚遍 野，“万户萧疏鬼唱歌”…… 今次咱们交通部这个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是否也能称得上又一 个“大跃进”呢？虽然交通部没敢放出多少年可以坐汽车到台湾的 “卫星”，但是在二亿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今天，坐开汽车跨越 台湾海峡的美梦，起码说明我们某些人已经又染上了“大跃进”的狂 热症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浅谈农业“四化” 舒桂 农业，中国的命脉之业，说它是命脉，并不是以它建立的功勋和能力 而言的，而是因为中国的农业与九亿之多农民占全国9/13的人口结构 休戚相关。如果不妥善处理农业，让9/13动荡不安，中国的命运之舟 便注定动荡。 在21世纪初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将中国农业的现状与发达国家对比， 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四个方面远落后于他们：即机械化、集约化、工 业化、城镇化。 农业机械化。这是农业“四化”的最根本的终极目标，它是中国的四 个现代化口号之一。一部耕田机的功率远大于一头耕牛的功率。科学 技术越发达，生产力越高，或者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许多 发达国家已经广泛使用机械耕田、播种、下肥、除草、治病虫害以及 人工降雨等机械作业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绝大多数地区还停留在耕 牛犁田、人力包揽其它作业的水平。中国城市道路上跑满了汽车，与 此同时，却鲜有先进的农业机械行进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土地上，到中 国的农村去看一下农民的劳作吧，现在农民是以户为单位在田间劳 作，比如割麦子，手拿镰刀，一把一把地割，一家人要抢着好天气， 铆足了劲割，生怕老天爷有时谴责人类，在麦子成熟收割期下一场大 雨，让麦子伏地，如果遇连日雨，麦子是要损失几成的。因为农户的 家家户户要赶时间，请别人家劳力帮忙是不可能的，割麦季节，满地 的人象虾公一样，又象鸡啄米，在田间挥汗如雨。几亩地要好几天才 收割得光的。中国的农民很累，而且如果不在这累之外另加副业或者 打工的话，一户农家是很难依靠自己分下纯农业收入富起来的，毕 竟，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生产者单位时间能创造的财富价值很 小。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落后，它就象是被一场破旧的嘎吱车拖着， 缓慢而沉重。 机械的前提是集约化，以户为单位的农家经济的家庭帐本是：家庭人 均土地面积少，而且随着土地征用，人口续增，土地面积还呈继续下 降的趋势，如此收入太有限，如果投以机械化的运作，成本太高，不 划算，所以以户为单位，土地面积太小的农家经济，在农业机械没有 象汽车一样批量生产和购买的今天，其限制了机械的普及是自不待言 的。当代有人提出要回归文革时代的集体化，其理由之一也是如此。 但我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农业不是国家统筹模式但却也集约化 了，可能有人会说，文革时代的人民公社，第一个是机械化的可朝向 性，第二个是平均主义杜绝了，如当代社会一般的严重的贫富不均， 第三个是加之斗走资派当权派，就能杜绝了如当代社会一般官僚腐 败，第三个问题的的展开与这篇文章之题相去甚远。也暂搁置一边不 谈。 第一、二个问题历史给了我们答案，一是农业机械化在人民公社的建 立到毛泽东去世的十几年，期间有20多年的时间，未实现。二是当时 的社会无从谈贫富不均，那时是国民原全体穷困，富裕者有谁，本人 尚无从考证。 排开这三两个问题，我要说的是第四个问题，人民公社那个集体是以 国家农业部为最大的老板，以县、乡、村的书记、某长为管理干部， 行政组为监工，以全体公民为雇主的集约。因为当地生产均与小组长 发生最实际的关系，而组长作为最小行政“长官”。只起“传上承 下”的职能，如其在执行工作中的效率与发达国家农场的生产效率相 比，毫无疑问，后者因为是直接经营者和既得的利益者，生产的主动 性与积极性是要胜过前者的，但无论相对于哪一种老板，作为集约化 下的，无论是农民还是雇工，其做主人的积极性都被弱化了的。所 以，无论是解放后的分田到户，抑是三中全会后的大包干，都因为解 放了农民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刺激了农业的经济发展。 但这个民展是很有局限性的。大包干最终成了不能统一的封建割据， 显成机械化的瓶颈，无论农民交税与否，以户为单位的农家经济的家 庭算盘一拨，现实就打破了机械化的美梦。 那么，什么方式能够兼顾到生产者的积极性和集约性呢？我个人以 为，发达国家的农业模式是可取的。正如民主宪政制度一样，政府都 要“走向市场”，每个政党都可以合法地组建、登记，一旦竞选成 功，然后接受民众法律、议会的都督和制约。那么农业可不可以完全 市场化呢？可不可以允许土地完全私人化、财产化呢？可不可以让农 民利用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行市场化动作呢？然后在市场化动作过程 中，会不会有一部分人选择成为农场主的道路？当然，让市场来调节 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等于人类的经济命运要完全交于市场。市场在竞 争中是需要调节的。 不管是在现在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我赞成这 么一些理念：在政治上要民主宪政；在经济上要采取市场加政府职能 调节，农业自然也不例外。在已拥有能生产现代农业机械技术的今 天，我觉得只要是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模式，都是可以在某些地 区特别是平原农村地区进行试点的。梨子不尝，怎知其味呢？解放思 想是需要打破禁锢的勇气的。 机械化和集约化的结果将有利于农村进一步迈向工业化和城镇化。工 业化，在一个农场内，在机械化的同时，可以象工厂作业一样，采用 流水线，集体作业中分工精细无疑也将提高生产效率。在农场内，农 民们可以入股结社，可以给有经营能力的农场主打工，可以自由选择 场主，农民和工人一样，还须享受各种劳保、福利待遇。城镇化。中 国的农民是散居的，以户为单位占地，一户人家最高只须修三层即绰 绰有余于一家人居住。在城市，房子可以修得高高，如果农村的一个 组甚至一个大队住房城镇化，向空间要居住所在，那无疑是要解放大 量的可耕面积的。在建筑业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点无疑将是可行 的。 以上大致设想了谓之四化的问题。 我想，中国农业如果在农业机械化面前继续望而却步甚至固步自封， 老沉浸在三中全会后承包到户的渐僵改革思维中，或者以集约化思维 而欲回到文革时集体公社的平均主义、政府行政全盘统筹的大锅饭思 潮中去，中国的农民就难走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的框 子，就难走出用牛和锄头跟人家机器竞赛的命题。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了87位，这 种人均结果，毫无疑义，是与9/13的收紧密关联的。中国的改革进程 中，明确的受益者究竟是谁？从80年代的大包干的农民、个体工商 户、深圳特区的拓荒者到90年代的企业家、通过行租方式在权钱交易 中“膨”起来的官员难闻、城市中产阶级，发展到现今，中国的钱现 在在哪些私人腰包里狂揽既得着？在中国的体制框架中，谁是真正的 最大受益者群？放目望今日中国，比较利益群体的生活状况，答案绝 不是9/13中的绝大多数。我想说的是，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 足，一切乐观的什么类如ＧＤＰ的统计数字都亳无意义。 我希望中国农村的土地上，终有一天，中国的农民和城镇市民一样， 住进高楼大厦，向空间要居住地，减少占地面积，土地将被最大限度 地开发利用成可耕地；终有一天，中国的农民象上班族一样，可以集 中在有经济头脑和管理的农场经营者手下工作，有百分百的法律权力 可以炒农场主的鱿鱼，可以入股；终有一天，中国的农民减轻了劳动 强度，减少了工作时间，有闲余的时间用天保健和锻炼，用于学习和 娱乐，让自己活得健康舒适；终有一天，中国的农民们可以开着现代 化的农业机械，行进在中国的田野上。 我出生于半工半农家庭。 思有所忧，心怀赤热，故而有所虑。 抛出农业“四化”的命题，并发以上浅论，是为抛砖引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由赖昌星引渡看权与法的较量 朱力军 一个赖昌星让加国和中国花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财。整个审理的结 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的一个审理。朱总理的一句承诺，把中 国的这种权大于法的事实安全彻底的暴露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司法 制度被过了一次堂。通过这次的较量，中国应该认识到自己和西方社 会的差距。 赖昌星的问题暴露了中国制度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早已经心知肚明， 反腐败在中国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的手段。如果中国的制度不改变， 类似赖昌星案件的侦破，就如赖昌星所说的，只能是官场政治斗争的 手段，或是某个政治人物为了表现自己、树立威信的手段，根本制止 杜绝不了腐败的发生。 在这种权大于法的现实社会中，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根本不愿 意看见腐败分子被判死刑，而是希望用制度的改变，来限制腐败的发 生。就象盐碱地长不出好庄稼，不断地在地里施放化肥，只能让土地 板结硬化，一时的收成带来今后的灾难。要想让土地能够长期地不断 种出好的庄稼，就要在改良土地上下工夫。中国的当政者要为中国的 命运负起责任来，不要全部都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既得利益会害 了中国的子孙万代，包括你们自己的子孙们。 （2006年6月8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特殊待遇”意味着什么 李贵仁 为了让我避开波涛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当局把我从陕西省第一监狱 转移到陕西省第二监狱。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海外救援声浪随即跟 到了二监，而且终究起了作用。 这种作用起初表现为当局让我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这意味着什 么呢？ 到了二监，按规矩，还是进入监队。后来听干部说，上世纪70年代末 期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重要人物刘建伟，也就是出狱后去美国担任了中 国人权主席的刘青，也曾关押在此，我被转来之前不久才放。 二监入监队比一监入监队条件好，在监区西北角一座四层楼的二层。 犯人不用睡通铺，都睡架子床，每人一个铺位。号子总是打扫得很干 净，不许摆放杂物。楼上有厕所，但是水上不去，所以大便还是和一 监入监队一样，只能在午饭和晚饭后排队到外面的露天厕所去解。楼 北有个小院，是犯人进出入监队的必经之地，主要用途是供犯人们分 组围圈吃饭，有时也让犯人们在那里开会。 通过小院上到二楼，我被带到犯人活动室检查行李。负责检查的是入 监队犯人组织的一号人物白公昌，30来岁，长得很帅，而且看起来很 精干。后来我听说，这个来自歧山的小学教师犯的是强奸罪。他手里 拿着一监转过来的我的资料，一面翻看着一面笑嘻嘻地对我说： “赫，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出版社副总编，不简单！”我没 吭声，任由他指挥几名犯人检查，随后被带进号子。 和在一监入监队一样，我在这里也被安排在第一组。组长是个40来岁 的千阳人，叫武金劳，几年前在广州贩卖熊猫皮时被捕，判了15年， 后转回陕西服刑。我刚安顿好，他就把我叫到号子门口，坐在马扎上 谈了一阵话，主要是交代应注意事项。从这一刻起，他对我的态度一 直很亲切。 这里的活动内容也大致和一监入监队一样，以学监规、背监规为主， 但是丰富一些，经常开会讨论具体问题，诸如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某 些犯人的表现，等等，还时不时把各组集中到西北角那间名为“教育 堂”的犯人活动室，由干部作报告或讲课。如无特殊原因，晚上在教 育堂集体看两小时电视。到了规定时间，各组在号子里排队点名，然 后睡觉，号子门由值班干部在外面锁上。 起初，这些活动我基本上都得参加，但我依然坚持不读监规，更不背 诵。也许是知道了我在一监时为此闹过绝食，在这里再没有人强迫 我、惩罚我了，给了我相对的自由。我犯病时，还可以什么活动也不 参加，整天躺在床上休息或者自己读书。这当然就是比较特殊的待 遇，只是还不算太显眼罢了。 比较惹人注目的是，很快就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来看我，找我谈 话。入监队指导员王军和队长张ＸＸ，管教干部王国栋、李文生、王 书琦、张鸿钧等，狱政科张科长、姚副科长和干事秦一民、张ＸＸ 等，都可以说是出于公务找我交谈；一些其他中队和科室的干部则是 出于好奇或者同情心私自来看我，和我随便聊。 特别不寻常的是，主管狱政的副监狱长王正宏，不仅过些日子就来看 我一次，还在某些方面亲自给予我特殊关照。有两件事情很突出：一 是我坚持留长须长发，决不剃头修面。入监队和狱政科干部乃至狱政 科张科长先后找我谈话，反复劝说动员。我概不理会。王正宏便亲自 出马，把我叫到管教室去很亲切地谈了半天。他刚提起话头我就顶了 回去：“监狱长，别费心了。你劝说也罢，强迫也罢，我都不会听 命。”他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抗议呵！抗议政府镇压 民主运动，抗议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我呵！”他对我这番话竟然既不 惊讶，也不反感，反倒笑着回应：“噢，就象周恩来当年以留长须明 志！不过抗议的方式很多，何必蓬头垢面呢？”我听他这么说，顿时 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但还是不客气地继续顶撞：“不错，抗议的方式 很多。留长须长发可以表示抗议，剃光头也可以表示抗议；破衣烂衫 可以表示抗议，西装革履也可以表示抗议。问题在于我选择抗议方式 的原则是决不屈从于淫威。你们要我怎样我就偏不怎样！所以，你们 拿枪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按你们的指示剃头！相反，你们不强迫时，我 只要高兴，说不定自己就会去剃。”他依然笑着说：“既然如此，我 们也就不勉强你。头发胡子你都自己看着办吧！”另一件事情是，我 到二监不久病情就加重了，胃和胆都经常痛得要命，饮食变得非常困 难。王正宏知道后，特地到号子来看望。他坐在我床边嘘寒问暖，显 得格外关心，而且随即指示伙房给我送来一些面粉、挂面、鸡蛋和 油，命令武金劳按照我的需要做给我吃。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更重了，最糟糕的是心脏病爆发危机。入监队 就根据监狱领导指示把我从大号子调出来，让我住进医务室去，并在 犯人医生王庆祥之外专门安排两个年轻犯人也住进去对我进行日夜照 顾，还经常让监狱医院的干部医生解ＸＸ、白ＸＸ和犯人医生王ＸＸ 过来给我诊治，吃药、打针、输液都不含糊。 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犯人根本不能享受的很特殊的待遇。别的方面不 说，一般犯人害病，多半只能在入监队医务室讨点药，有时连一般药 也讨不到。政治犯同样如此。“6．4”以后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捕 的西北大学学生孙正刚〔笔名“梁治”──编按〕，我在西安市看守 所就认识，稍后也被送到二监关押，一次突然生病却得不到医治，我 知道后很难过，只好请照顾我的年轻犯人小刘把我的药偷偷给他送去 一些。犯人中有些患慢性病和性病的，更是只能听天由命。在一个凄 冷的日子，我从自己所住的医务室窗户望出去，发现一辆卡车停在北 面监狱医院病房前，几个人抬着一具裹着的尸体扔了上去，后来听说 那是个刚死的犯人，发病时间不长，在这里没法救，只一、两天就丧 了命。可怜的犯人们呵，如果他们都能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难道还 会这样惨吗？当然不会！ 更显得特殊而且让犯人们傻了眼的是，省劳改局局长和省司法厅副厅 长先后到二监视察，竟然都到我住的医务室来看我，而陪同的二监正 副监狱长、正副政委、狱政科正副科长、入监队指导员和队长等一大 帮人，则整整齐齐地列队守在门外，我却照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 头也不肯抬。 我在二监能够享受诸如此类“特殊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是包 括监狱长在内的许多干部同情89民运的反映。当局对那场运动的残酷 镇压，甚至在警察队伍中也激起了强烈不满，这是我在西安市看守所 和省一监都已经有所了解的，到二监后则有了更深体会。尽管他们作 为专政工具也得参与镇压民主运动，尽管他们中间确实也有一些甘当 鹰犬的恶棍，但在有机会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能够表现出或多或 少或显或隐的良知。正因为如此，我在被捕前和警察毫无交情，被捕 后反倒结交了许多警察朋友。他们对我的照顾，他们在同我私下交谈 时袒露的心怀，使我确信他们骨子里也对专制独裁政体极端憎恨。 这个事实很值得重视，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中国的专制独裁政体极其不 得人心，里里外外都潜伏着危机，必将彻底崩溃。 但就现实状况而言，这个事实毕竟还不能反映主导面。掌握国家机器 运转的毕竟是豺狼。因此，给予我某些“特殊待遇”，无论如何只能 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反映某些干部的善意，而他们能这样做，起关键作 用的还是世界各地掀起的日甚一日的救援声浪引起了当局的惊恐，使 之不能不在我的身上做些表面文章。许多国家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件， 以及众多海外媒体的舆论和若干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时的 呼吁，使本已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们只好命令监 狱方面作出一点改善我的待遇的样子，企图以此欺骗国际舆论，掩盖 他们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面对全世界的正义呼吼，中国独裁者 不能不心慌呵！ 然而他们表现得更突出的还是虚伪。本来，他们对我的死活和对其他 人一样，是丝毫不在意的（我在一监病重时他们问也不问），这时却 变得很紧张了，这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命运已经引起国际 关注，如果我突然死在狱中，或者我为了抗暴而同他们发生严重冲 突，导致不良后果，那就必将招来世界性的愤怒抨击，使他们无法下 台。而同样是民运人士，那些和我关在一起的教师学生，因为情况未 被海外了解，未能引起关注，就没有一个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个别 人甚至还受到了严厉惩处。孙正刚一案的主要人物之一，西安理工大 学学生许剑雄，本来就判了十年重刑，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同某个干 部发生冲突，结果被关禁闭，还加了刑。他们在“6．4”之后成立的 那个组织的头号人物，西北大学学生张明，也判了十年重刑，在二监 关押期间害病，比孙正刚还重，同样没人管，我想帮忙也帮不上。 当局的虚伪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在给我某些“特殊待遇”的同时，他 们对我的控制却越来越严，比对一般犯人严得多，甚至闹到了非常可 笑的地步。让我住进医务室，而且特派两个犯人日夜守着，不仅是因 为我的病情加重，更是为了把我隔离和控制在狭小的空间，不许我同 任何人接触。入监队犯人到医务室讨药，只能站在门口，不准走到我 的床边同我说话。就连其他中队的干部也不准来看我了。在这方面， 入监队干事王国栋表现得格外恶劣。他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二 监当警察，起初对我很客气，还专门把我叫到管教室去谈过文学，后 来却换了一副面孔，成为入监队干事中专门对付我的鹰犬。我在大号 子时，王正宏副监狱长让伙房给我送来鸡蛋面粉食油，命令武金劳做 可口的饭给我吃，实际上我一直没吃，都让武金劳吃了，王国栋却对 我“享受特殊待遇”胡言乱语，我知道后气愤地找他质问了一通。我 住进医务室后，他亲自负责对我的管制，竟命令两个守护我的犯人象 特务一样把我每时每刻的言行详细记录下来，连几点几分上厕所、几 点几分服药吃饭、几点几分说了什么、几点几分有什么人进医务室向 我这边望了一眼也不放过，每天向他汇报。这样，我就成了只能终日 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同任何人交谈的活尸。 这也是一种“特殊待遇”，是比在生活上受某些照顾更值得重视的 “特殊待遇”。 在生活上给予某些照顾是为了不让我死在狱中，在言行上加强严格控 制是为了防止我的情况外露。这样两种形态和方式都不相同的“特殊 待遇”，目的都在于对付海外的救援声浪。一则欺骗，一则堵塞，很 周到呵！ 然而用这两手对付海外救援声浪根本无济于事。色厉内荏的中国政 府，扼杀人权的名声已经臭遍世界，国际舆论对它的谴责越来越严 厉，使得它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只好在特定形势下作出新的让步， 在1993年2月让我和王丹等人同时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监狱回 家。连续多年的海外救援声浪坚持同中国政府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 胜利。我能够战胜死神活下来，正是这一胜利的成果。 当然，斗争并未就此结束。中国政府的邪恶本性改变不了，他们只是 在迫不得已时作出一些让步来欺骗世界，一旦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他 们就会重新露出狰狞面孔。我和王丹都在回家一年后再度被抓进监 狱。 （2006年6月8日于西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什么是文革的“主罪” 对王友琴的文革研究的一点看法 伍国 一直以来，我对王友琴教授从事的文革受难者研究怀着崇敬，但在读 了在香港正式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之后，却产生了一点疑惑。 首先，我必须承认，对被掩盖多年的文革暴力进行细致的研究是必要 的，对大量死难者的冤死给予量化统计，复原细节是艰巨而又难能可 贵的。但是这一“为每一个受难者留下纪录”的工作在操作上，看来 似乎有相当的难度。文革暴力的受难者，直接间接，既达百万、千 万，恐怕倾尽一生之力也不可能把他们都找出来，一一列举。更何况 王友琴教授强调老百姓。这老百姓者何其多也，怎么能都找得出来、 全部记在纸上？我相信，文革死难者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心中，在全 体中国人心中，自有一个祭坛在，也不一定非要被学者写在一本书上 才可以瞑目。 从结构上看，《文革受难者》总体上象一个人名词典，按地区、姓氏 拼音（拼音中有很多错误）为序，但其中又夹杂有属于研究考证性质 的文字，多少有一点奇怪。得到考证的人中主要是北京的教师，但又 包含了刘少奇。得到最多笔墨的，其实仍然不是作者所声称的“老百 姓”，而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新华社外事部主任”这样比一般老 百姓似乎更重要的人。而其他很多人只能有寥寥数语。这样做的标准 又是什么呢？读《文革受难者》的同时，我也正在读《晚年周恩 来》。我看到其中提到两位被迫害致死的部长，立即上《文革受难 者》中查他们的名字，然而没有。或许王友琴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情 况？资料来源的限制和个人经历（以及精力）的有限，将会极大地制 约书的价值。例如，文革期间在贵州省枪毙了一名高喊“打倒林彪， 绞死江青”的“现行反革命”马棉珍。这位在贵州家喻户晓的女“烈 士”竟然也不见于《文革受难者》。如果大量的迫害案例都集中于作 者熟悉的北京地区，而且主要是教育系统，那么，它作为全面记录文 革状况的书，即使在资料的完整性上，在代表性上似乎先天不足。 细看此书，所有的迫害过程、暴力和死亡，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看 一千个故事不比看一百个故事更能提高认识。可能王友琴只是把其中 一些过程写得更详细一点。那么，我们究竟能从《文革受难者》获得 什么启迪呢？ 王友琴致力于寻找每一个受难者的目的，在于她把文革理解为一场有 计划的针对某一特定人群的暴力、迫害活动。我总觉得这种单一向度 的思维虽然引导人们关注文革中暴力的侧面，但对我们深入反思文革 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文革爆发的国际背景、高层的政治 斗争、毛泽东的思想轨迹、以及文革前17年政治文化的基础。希特勒 对犹太人的屠杀是有其种族主义理论依据的。那么，毛泽东的理论依 据是什么？《五．一六通知》中“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 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 领导权”也证明，精神改造、而不是肉体消灭，才是毛的目标。我的 观点是，文革中的暴力，包括吃人，并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当时整 个政治气氛走火入魔以后的派生物。而如何才能不让民族走火入魔， 才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另外，在对暴力和屠杀的描述中，王友琴 首先就有了一个绝对的、确定的道义立场──要为受害者伸冤，要谴 责和惩罚施暴者。这样，越来越多的例子，只能是越来越加强这一观 念。这一观念本身也不能说不对，但它无疑会遮蔽我们对历史复杂性 的认识，把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变为一场简单的好人对坏人的道德 审判，用道德审判代替分析。例如，毛泽东曾经对“无产阶级的小资 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句话深恶痛绝──如果我们不 从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仇视、以及中国社会结 构的角度来分析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就只能对“大学校长”作为一个 群体表现出特殊兴趣。 到过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人或许会感到，尽管纳粹暴力罄 竹难书，这家纪念馆却并不怎么渲染暴力和杀人手段和过程。相反， 它深入挖掘纳粹运动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参观完以后 让人产生的不是仇恨、而是更多的关于人性，以及人类社会如何从思 想、制度多个层面趋向理性和人道精神的思索。但王友琴的研究和资 料搜集，使人感到除了暴力还是暴力，除了迫害还是迫害，在一次次 叠加后，最后的思索可能只剩下三个字──太坏了。太坏了这个结 论，绝对无助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成熟，因为当红卫兵在施暴的时候， 心里想的可能也就是──老师太坏了，教授太坏了，阶级敌人太坏 了，他们压迫，他们剥削，他们钻进革命队伍！ 以前面举的马棉珍的事为例，王友琴或许可以把她也放入被迫害、被 杀戮的人名词典中，假如她碰巧知道了这个人的话。但是，假如不进 行深入研究，还是仅仅只能停留在对“迫害”的简单描述之上，不可 能对马棉珍本人当时所牵涉其中的地方派性斗争的大背景有所涉及。 其实，在文革期间大量发生的派性斗争及其无谓伤亡，又如何用“迫 害”来解释？王友琴所说的囚禁，可能就包括了属于派性斗争中间的 非法囚禁──即“牛棚”。这样，所谓有某一种力量有预谋地用非法 拘禁和暴力杀害另一部分人的假说是站不住脚的──这恰恰把非理性 变得理性化了，岂不是高抬了对手。我以为，文革的复杂，正在于存 在很多无法进行直接和简单的价值评判的地方。或许这是一个不恰当 的比方──耶稣被迫害致死，出卖的人是犹大，最后下令的人是彼拉 多，高喊处死耶稣的是“群众”：这时，是谁，在迫害谁？ 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受迫害的例子来概括文革，我以为也是不准确 的：相互争斗得最厉害的，不也是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大多数的中 下层知识分子吗？虽然北大有大量的教授死于文革中，但正如季羡林 的《牛棚杂忆》所陈述的，他当时也卷入了北大的派系斗争。如果连 季羡林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都参加造反派，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 虑这些死亡中有多少是派性互斗中冤死，而不是被有一方有计划、有 预谋地迫害另一方而死的呢？另外，我之所以不赞成把文革史理解为 一部迫害史，还因为“受迫害”本身不仅不新鲜，它早已经成为诸多 当年受过“迫害”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后代占有权力、甚至垄断文 革记忆的本钱。比如，不少在海外以英文出版回忆录的好几个人，都 有当官的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最典型的是张戎的《鸿》。父 辈受到的迫害，不仅已经成了子女辈在国内变本加厉掠夺的本钱，而 且似乎还成了在国外、在电视采访中拼命诉苦的本钱。在这种情况 下，还有什么必要去强调“受难”？作为最先神化毛泽东的领导人之 一，刘少奇难道就不该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对民族的悲剧负责吗？ 在王友琴的研究中，大量的死亡人数导致了这样的推论──不仅文革 被简化为迫害，迫害也被简化为肉体暴力和虐待，甚至“大规模的预 谋杀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是一场荒唐的大乱局，真正 戕害的，并不仅是那些在暴力中死去的人，而是所有互相伤害的狂乱 的国民，是更多活着的人，甚至这些活着的人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还带着文革的思维、文革的语言……文革留下的，是活着的人遭遇的 精神的荒芜、梦想的幻灭、内心的恐惧、思维的贫乏、传统的断裂， 尽管暴力和虐待不一定发生这些人的身上。它的戕害，不仅是肉体， 更是精神的、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不大赞同王友琴所说的“文革害 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的说法。这样说，恰 恰回避了文革的目标和“主罪”都在精神、在思想的摧残，而不单在 肉体的消灭。 我绝不“赞美文革”，也理解亲身经历过那段悲惨岁月的人内心受到 的巨大创痛。但私意认为，受难者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对文革的理性 反思到某种时候，就应该超越细节的重复了。 （伍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诗人哀歌（上） 《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12） 力虹 由于《爱琴海》网站聚集了海内、外众多诗人、作家网友，所以在网 站被强行封闭后，诸位诗友文诗深感震惊，一时气愤填膺、怒不可 遏，感到自己心中象征着自由理想和美好情怀的《爱琴海》，遭到了 专制强权的凌辱，忧思与呐喊随着不可遏止的诗绪源源而来，出现在 以《博讯》为主阵地的各个网站上： 　　爱琴海，谁在为你哭泣 　　力虹 　　在我的手上，爱琴海，神话般巨大的蔚蓝 　　突然窒息。谁在哭泣 　　腓尼基美丽的公主，你的宙斯 　　你的克里特，你的爱神阿佛罗狄忒 　　爱琴海，在我的手上滑落 　　停止了呼吸。一滴血，从古希腊 　　流到了2006年的春天。谁在哭泣 　　你散落在世界另一角的儿女 　　夜不成寐的人们，每一个 　　向往自由的高贵的灵魂 　　记得在那一夜，越过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 　　带着欧罗巴的芬芳，爱琴海 　　你来到我的梦境。 　　那一刻，连呓语也变得明晰： 　　窃西方的火，煮东方的鼎 　　连心跳也没有了往日的怯懦 　　慌言与真相，邪恶与正义，黑暗与光明 　　在你的碧波之下渐渐澄清 　　是谁在哭泣，就在这一天下午 　　爱琴海之歌，被割了喉管 　　在荧屏上 　　在我无力的手指间 　　你因失血而苍白的大理石雕像般的躯体倒下了 　　梦想中的蔚蓝顿时血水流淌 　　肩负弓箭，背插双翼的爱琴海啊 　　谁在为你哭泣 　　一滴血，从古希腊流到了2006年的春天 　　寒潮袭来，雨雪交加 　　无数次启动www.77sea.com。爱琴海 　　你美丽的容貌已无处寻觅 　　缄默噤声的春天，傍徨于无地的春天 　　爱琴海，谁还在为你哭泣！ 　　（2006-03-09 16:50《爱琴海》网站被封闭，谨以记念。 　　2006-03-13凌晨于杭州） 　　消失的爱琴海 　　──以此纪念爱琴海网 　　何家炜 　　自由的人，你将永把大海爱恋！ 　　海是你的镜子，你在波涛无尽 　　奔涌无边之中静观自己的魂灵， 　　你的精神那是同样痛苦的深渊。 　　──波德莱尔《人与海》 　　天蓝色和海青色的中心地带 　　青年人聚集欢唱灵魂之歌 　　地平线翠绿，海平面升腾 　　灯塔高耸迎候死亡和狂风 　　噢，我怀念古老希腊的荣光 　　自由与美如姐妹相依相伴 　　她们在海边沐浴洁白裸身 　　编织四季花环，高挺骄傲乳房 　　谁不能仰望长空就无法呼吸 　　因大地黑暗，岁月沉重如铅 　　当我们坠落躺下疲惫的肉身 　　平原上便升起乌云席卷而来 　　谁不能眺望大海就无法生存 　　因时代远离纯朴，苦难遍布 　　压迫我们喊出几丝微弱嗓音 　　如一滴跳跃的水流进爱琴海 　　突然间，春天里的一个明媚午后 　　一只无形的手关闭了出海口 　　如同黑夜提前到来漆黑一片 　　再也看不见耀眼的蓝色海平面 　　再也听不到青年人的欢声笑语 　　再也闻不到繁花争妍的芬芳 　　如同严寒肆意延长了冬季 　　波涛无垠的海水消失在视线之外 　　噢，我怀念古老希腊的荣光 　　自由与美如姐妹相依相伴 　　她们在海边沐浴洁白裸身 　　编织四季花环，高挺骄傲乳房 　　天蓝色和海青色的中心地带 　　青年人聚集欢唱灵魂之歌 　　地平线翠绿，海平面升腾 　　灯塔高耸迎候死亡和狂风 　　（2006-03-12） 　　（何家炜：诗人、资深传媒人士、 　　《爱琴海》网站《论坛》总版主） 　　无题 　　──悼爱琴海 　　姚仁磊 　　首先我必须假设黎明的存在 　　在这春天的阴寒之中，我们一起穿过 　　沉重的夜色，从欧罗巴古老的传说 　　到爱琴海，舀起碧蓝的海水 　　亲手洗去我们脸上蒙染的灰尘 　　 　　但耻辱的印痕，如一条黑纱 　　缠于我们手臂之上，自由的风向 　　自西向东，死于漫长的海岸线之下 　　古老的文明，如一场千年的幻梦 　　虚弱的春天，桃花一夜凋落 　　而爱琴海，当漫游者的脚步再次到达 　　挣扎而起的黎明在鲜血中散去 　　浓雾淤集于此，曾经的声音 　　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扼住 　　碧蓝的水波只剩下一声深重的叹息 　　（2006-03-09 16:50《爱琴海》网站被封闭，谨以纪念 　　2006-03-14晚于杭州） 　　（姚仁磊：诗人，《爱琴海》网站执行主编、 　　《深巷诗歌》站长） 　　一切都没结束 　　──写在爱琴海关闭之后，谨以纪念。　　 　　贾建芳 　　但一切并没结束 　　旗帜依旧挺立在高塔之上 　　高塔依旧耸入云间 　　当万物还没有静止 　　当渴望自由而高贵的魂灵 　　依旧聚集在旗帜的下方，极目仰望 　　这里别无他物，只有真实 　　与虔诚，只有正义与信仰 　　只有渺小而忠实的我们 　　蠢蠢欲动的是飓风，是外物 　　是一场狂暴而巨大的骤雨 　　它们吹动、打湿甚至竭尽所能地 　　让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 　　消失在大地之上 　　但一切并没结束 　　从黄昏开始，从海上开始 　　从我们内心深处升起的一阵阵歌声开始 　　在黑夜来临之时，在遥远的旷野里 　　所唱响的歌声，虽然低矮，虽然薄弱 　　但足以震撼所有的歌者、所有的朝圣者 　　轻柔而袅娜地升腾，如一面旗帜 　　在雄壮的歌声当中冉冉上升 　　挺立在高塌之上，而一切都没结束 　　（2006-03-15深夜11:20） 　　（贾建芳:诗人，《爱琴海》网友） 　　爱琴海挽歌 　　茅境 　　我们来不及跟她吻别 　　爱琴海已经死了 　　爱琴海没了 　　象少女腹中的胎儿一样没了 　　爱琴海，我们的乐园 　　我们的天堂 　　爱琴海，你阳光普照 　　你知道那砍断阳光的是什么 　　曾经的爱琴海 　　诗人拥抱诗歌，哲人拥抱思想 　　桃花下的少男少女 　　用美梦制造海洋 　　爱琴海没了 　　我们没听到她临死前的惊呼 　　没有看到她的血流出 　　连一声抽泣都没有被我们听到 　　爱琴海就这么没了 　　爱琴海的诗人 　　还没来得及记下她临终的眼泪 　　爱琴海呵，你不辞而别 　　我的爱琴海，你是否会出现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 　　在海市蜃楼中向我们展现？ 　　爱琴海， 　　我要把你瘦弱的骨骼埋在西子湖畔 　　让故乡亲人凭吊你无助的孤魂 　　爱琴海 　　我要把你的骨灰撒在玉泉 　　让丁冬的流水继续你的琴声 　　爱琴海，如果你的灵魂化为乌云 　　我们要在这乌云底下歌唱直到声嘶力竭 　　如果你的灵魂化作蟋蟀的声音 　　我们要噤声，聆听你深夜的哀鸣 　　爱琴海，如果你化作飞鸟 　　请泣血点缀苍白的国土 　　爱琴海，你走得太快 　　我还来不及递上我的名片 　　用忐忑的心跟你要一个约会 　　爱琴海，春天已往，清明将至 　　我会在你坟头，焚烧诗稿 　　你在地下安眠 　　而我们的愤怒在地下潜伏 　　（茅境：诗人、工程师、《爱琴海》网海外网友， 　　创办并主持《博讯─爱琴海论坛》） 如杜鹃啼血，如海鸥鸣涛，弦断琴焚之后的歌声是如此的绝望与哀 痛！这是《爱琴海》网站被封杀之后，网友们通过诗歌吟唱这一种艺 术手段，向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地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大陆当局发出 的另一种声音；也是《爱琴海》的诗友们面对极权专制的惊涛骇浪， 向全世界奏响了一部向往蔚蓝、渴望自由的大合唱！ 在今后的日子里，诗友们的大合唱还将不断地延缓下去…… （2006-06-06宁波）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快讯〕人权活动家郭起真被逮捕 六四天网 2006年6月8日15时50分，郭起真夫人赵长芹女士通过电话告诉黄琦： 她刚得到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通知，郭起真已经被逮捕。 自从郭起真于2006年5月12日被沧州市有关方面带走后，《六四天 网》、《大纪元》、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博讯》、《民主中 国》等数十家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做了详细报道，《天网》还为郭起 真建立了专题栏目《网络维权先驱郭起真再入狱》。 〔链接〕记者无国界《呼吁释放郭起真停止迫害刘水、熊忠俊》 其后，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也于2006年6月3日专门发表公开声明 呼吁释放“人权活动家郭起真”，并多次致电《天网》负责人了解郭 起真情况。 郭起真是中国第一代网络民主斗士，曾经于2000年5月前往成都，在 《天网寻人》事务所做义工，和撰写89死难者周国聪索赔案《11年 来，孩子依旧半睁着双眼看着世界、看着我们、看着他们》的志愿者 曾全富以及郑会路（大嘴、老歪）等不少志士一道，为无数冤民上网 呐喊呼吁。多年来，一直从事民间维权的实际工作,被记者无国界称 为“人权活动家郭起真”。 ------------------------------------------------------------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2006年79号）逮捕通知书 郭起真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经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 年6月6日16时由本局执行逮捕，现关押于沧州市第二看守所。 2006年6月6日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盖章） 办案人员：李国江、高锦亮 〔原载《六四天网》。提供者：（成都）黄琦、邓永亮〕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北大教授易杰雄编造“红色记忆” 张耀杰 北京时间2006年6月8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永远 的丰碑．红色记忆》，所介绍的是“5．4”运动。其中一开始就以赞 美的语调肯定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私宅的暴力活动。伴 随着《北京市民宣言》的中英文图片，接着又出现了北京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易杰雄的访谈，说是陈独秀、李大钊领导了“5．4”运 动，并且带领学生上街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如此“红色记 忆”，显然是这位北大教授对于历史事实的无耻编造。 关于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是京师警 察厅档案中的《外右五区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号。其中介绍说， 1919年6月11日晚上，北京外右五区警察朱霞在街市上捡到一张传 单，然后会同其他几名警察到新世界商场侦察，“迨至五层楼上，即 见这陈独秀神色怆惶，形迹甚属可疑。当即会同本厅密探李文华等将 该人扭获，当从该陈独秀身旁搜出传单一卷，信件一封，遂将人证一 并带署提讯。”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期间并没有牵涉到 其他人。到了1927年，高一涵以“同志”身分在《李大钊同志略传》 中介绍说：“陈独秀先生为北大文科学长，是年因散布北京市民宣言 反对安福系事被捕，系狱三越月。” 在落款时间为1963年10月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中，高一 涵回忆说：“陈独秀在这时，可以算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性情 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 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夏天的夜里， 我同陈独秀一道，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北京市民 宣言》。……暑假期中，北京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 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我们就把印好 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 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 欢呼，引起陈独秀和我们大家高兴。第二天下午，陈独秀约我们四个 人（即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 ──内务部佥事）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 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 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北京市民宣言》的落款时间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被捕的时间是6 月11日，到了高一涵的笔下却成了含糊其辞的“有一天，……在夏天 的夜里，……暑假期中，……第二天下午”。为了强调这篇文章的真 实性，高一涵专门以“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 在”的当事人口吻补充说：“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 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 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 授邓叔存的二兄）。” 高一涵所说的“这件事”，指的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逃离北京的事 情，而不是李大钊参与散发传单的事。然而，在另一篇《回忆五四时 期的李大钊同志》中，高一涵又把散发传单的事情，算在了李大钊 （守常）的头上：“1919年6 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 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 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 视。” 就这样，与陈独秀一起散发传单的人也被凑成了六个：陈独秀、李大 钊、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即当时的内务部佥事邓仲存。 与高一涵在相关回忆相对照，远在美国的胡适于1958年前后在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分提供了更加真实可靠的另 一种说法：“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终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 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此事发 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做‘新世界’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 我三位安徽同乡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 向其它桌子上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卫戍北京 并大举逮捕学生数百人，素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王 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我们 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 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 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电话告此 事。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83天。所幸 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终于把他于8月间保释出狱。” 查胡适日记，单身未婚的高一涵从1917年起至1921年9月20日，一直 与胡适及其家人同住一处。高一涵对此也是承认的。他在写作于1959 年之前的《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中，是这样介绍胡适 的：“我们且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作为例证来谈谈吧。那时我与 胡适同住一宅，对他的情况比较清楚。……” 由此可知，高一涵之所以把胡适从散发传单的安徽人中抹掉同时又把 并不是安徽人的李大钊硬塞进来，是因为1949年之后李大钊成为中国 共产党予以歌颂的先烈，胡适反而成了中共予以大规模批判的政治敌 人。至于高一涵通过改写编造历史事件来神圣化李大钊并且妖魔化胡 适的一系列表现，笔者在《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一书中 已经有过详细的考证，此处不赘。笔者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 参与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原本就是高一涵一步步编造出来的 历史谎言。这个谎言到了被称之为《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的政治 宣传中，又通过北大教授易杰雄的嘴巴编造出了更加离奇的谎言：原 本由安徽籍的成年人陈独秀等人偷偷摸摸或者说是鬼鬼祟祟编写散发 的传单，竟然又变成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带领学生在北京城区的大街上 光明正大散发的传单，当下中国的红色历史就是这样被无耻文人和无 耻喉舌篡改和编造出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陈独秀不经北京市民正式授权，便以安徽籍外来人 的身分公开散发中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无论内容是否正确，其 本身都是对于程序正义优先的现代法理的公开违背，同时也是对于 《新青年》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的公开违背。陈独秀本人在 被保释出狱之前，也曾经在具结状中承认了自己的罪错：“前因为人 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询，颇为觉悟，以 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 举动。”把明显的罪错包装成为所谓的《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 是只有极端无耻的人才会想得出并且做得到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合法性 黄河 中国共产党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羽翼丰满、踌躇满志，直至耄昏 多病，将近85周岁。它从成立至今一直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 共产党章程》第一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 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 际共运圈内，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同一概念）。笔者却有不同看 法。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在野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 不论是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它一直都不是一个无产阶 级政党；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个非无产阶级政党。 政党是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 志，并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 的政党是17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 新贵族利益，后者代表地主贵族利益。中国最早的政党是孙中山于 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即后来演变的国民党。 当今世界，自称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有很多。自谓代表人民利益的政 党则更多。那么，依据什么标准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呢？或者说，依 据什么标准判断一个政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呢？依据政党名 称？依据它鼓吹什么思想理论？依据它自称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显 然不是。纵观历史，横观世界，多少政党挂羊头卖狗肉！我原则上赞 成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列宁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 党（无产阶级政党。笔者注），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 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列宁 全集》第31卷第225页）由此可见，列宁主张判断政党性质的依据有 四个：（1）政党的主要成分（阶级基础）；（2）政党领导集团的阶 级属性；（3）政党在纲领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思想基础）； （4）政党在行动上为哪个阶级谋利益（实际行动）。由于有个人背 叛自己阶级属性和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所以第四个依据最为重要。 下文就从这四个方面，尤其是以第四个依据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性 质。 中共诞生以来，并非一成不变。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此前，中共 为在野党；此后，中共为执政党。中共在野期间，又以1936年12月25 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界，此前为非法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 间，中共在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北京政府眼里仍然为非法组织）；此 后为合法党。80年前，中共诞生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产业工人约200万左右，占当时全国人口约0.4%，也就是1,000个人里 头约四个人是产业工人。可见，在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是一个数量 极少力量极弱的群体，根本未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那时的工人 罢工或运动纯属自发性的为增加工资或改善劳动条件或缩短劳动时间 的经济斗争，即使参加政治斗争，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追随者。“5．4”运动中的工人罢工，是工人追随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的典型事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 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全国50多 名党员。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共诞生。大会确定了党纲， 规定中共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 李达组成中央局，陈任中央局书记。当时党员的阶级成分全是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何叔衡、 陈潭秋、李达、李汉俊、蔡和森等，已步入当时主流社会，是出于强 国富民的社会责任而参加建党的；而另一部分人如陈公博、周佛海 等，有的未进主流社会，有的虽已进入主流社会，但想另辟蹊径更上 一层，出于投机参加建党。从党员的阶级成分和党的领导集团的阶级 成分看，中共成立之初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党。工人阶级或 无产阶级只是中共利用来推翻军阀政府夺取统治权的借用力量。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只是朦胧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原理。 其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 封建军阀，任务是反帝反封，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分析， 列宁早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阐明过。从中共领 导的革命的性质看（实际行动），中共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 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二大”，当时全国仅有党员195人。大 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从成立开始，学习俄国共 产党发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组织 发动工人罢工100多次，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 以“2．7”惨案宣告结束。“2．7”惨案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的镇压下，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次的教训表明，工人阶级还是一个 人数很少力量极弱的群体。民主革命不能全依赖它。于是中共开始寻 求另外的借用力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联盟，成员比中共多， 力量比中共大。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做出了关于中共同国 民党实行合作的决议。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在广州召开“三 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便于 中共公开活动和壮大力量。国共合作为中共公开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创 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工农运动的新 高潮，中共党员剧增。城市的工人罢工和农村的“打土豪，分田地” 农民运动，危害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最终导致国共分裂，中 共受到残暴镇压，工农群众遭到极大摧残。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 1928年上半年，有337,000千多工农群众被杀害，其中大约有五万中 共党员。中共党员由原高潮时的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共活 动被迫转入地下。工农运动转入低潮。中共唯一的收获是从中领悟 到：农民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远远大于工人阶级。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 “8．7”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 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把眼光投向了当时占全国人口80～90%的农 民，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中共的最主要任务。中共以 土地为诱饵，许诺实行土地革命，让每个农户有田种，极大地调动起 农民参加起义的积极性。贫苦农民踊跃参加起义。从1927秋到1930 年，中共先后领导发动了包括湘赣边秋收起义在内的200多次农村武 装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余部也转移到农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在莫斯科召开 了“六大”，到会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四万多 人。大会通过了多个决议，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达到中国底真正统 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大 会选举工人向忠发为总书记，但他实际上并未起到总书记的作用，于 1932年6月被捕叛变。中共的领导权一直由知识分子把持。 各地农村武装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从实践上为中共夺取全国 政权摸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 发展割据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思路在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初见端倪，在其随后所写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中逐渐明晰。到1930年6月，全国红军发展到约十万人，建立大 小15块根据地，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 南、安徽、陕西等十多个省的300多个县。中共党员当时发展到12万 人，其中城市二万人，农村十万人。由此可见，至此，中共已从一个 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党演变成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 分的政党，其性质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其领导权仍由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把持。 中共武装割据的发展，震惊了国民党。1930年11月，蒋介石在结束了 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后，立即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围 剿，至1933年9月，先后进行了五次，逼迫中共主力向人迹罕至的雪 山草地转移。国民党军队一路对中共武装进行围追堵截，致使中共遭 受严重损失。在第五次围剿前，中共全国武装力量共约30万人，长征 结束时已不到五万人。“星星之火”，几乎被扑灭。 日军侵华，对中国是一场灾难；对中共却是绝处逢生的良机。 “9．18”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蒋介石 及其国民党面对内忧（中共武装割据）外患，确定了“攘外必先安 内”的对策，即先剿共然后抗日。“西安事变”迫使蒋容共抗日，让 中共成为合法党。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 共重生的转折点，中共从此逐渐发展壮大，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已具备与国民党决一雌雄的实力。 1946年6月26日，国共两党终于开战，角逐全国统治权。1949年4月23 日，中共打进南京，至9月底占领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逼迫蒋介石及 其余部逃往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 立。至此中共执掌了大陆统治权。不偏不倚地讲，中共用小米加步枪 打垮美国支持的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没有广大老百姓的 支持是不成的。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用一种特殊方式在国共两党之间做 了一次选择，投了一次票。他们选择中共做自己的父母官。这是中共 执政的合法性所在。是主权在民这一规律的在特殊情况下的生动体 现。人民群众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了极 少数人的利益，大家不满；另一个原因是中共的许诺太诱人了，什么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地共产。中共每占一块地就没收地主的土地房 产，分给农民。农民当然支持中共。农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80～ 90%，中共当然能打败国民党。 中共此时仍然是一个农民党。它把取得全国统治权叫做民主革命的胜 利。为了巩固刚建立的政权，它首先兑现对农民的许诺，实行“土 改”（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接着在城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 动，打击异己力量。然后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和对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运动，驯服曾经帮过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也可能帮助别的 组织跟中共作对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经过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共的 政权得到巩固。但是，在名义上，在信奉的理论上，中共是无产阶级 政党。所以，中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中共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让农民失去土 地。这是对农民的背叛。农民又一欠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然后， 通过“生产合作社”，将城市手工业业主的资产转化为“公有”，这 是对小手工业者的巧取。接着，通过“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通过“赎买”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资本家 的资产变为“国有”“国营”。这是对资本家的豪夺。中共的“公有 国营”资产就这么形成了，国民经济体系就这么建立起来了。作为 “领导阶级”的工人，付出了全世界最艰苦的劳动，得到的是却全世 界最低的工资。这是对工人的血醒剥削。“反右”和“文革”让知识 分子斯文扫地，沦为“臭老九”。不客气地说，中共随着“社会主义 改造”的进行和完成，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变成了一 个新资产阶级权贵党，因为它已经不代表和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光景有过短 暂的好转，但是随着“改革”（实质是利益倾向中共干部的调整）的 深入，大家生活越来越艰难： “领导阶级”失业，农民产品价贱难卖而负担有增无减，知识分子工 作难找相对待遇越来越低。只有中共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花独 放”、“风景这边独好”，国有资产悄悄流进他们的腰包，且工资基 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烟酒基本靠送，发财基本靠贡。所以大家 说：老干部等火化，新干部搞腐化，农民自由化，工人没钱花。 说中共已变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权贵党，并非指每一中共党员都是新 资产阶级贵族。中共有几千万名党员，内部的呈金字塔形层次结构。 处在最底层的是广大普通党员，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广大老百姓没有区 别。中间层是党员干部。最上层是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层才是新资产 阶级贵族。他们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单位“一把手”和副处级以上 干部。中共和国家的各项权力由他们把持。中共和国家的政策法律由 他们制定。他们的意志就是中共和国家的意志。他们的私利和集团利 益就是中共和国家的利益。他们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 化。广大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主要指向他们。 当初老百姓在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内战中支持中共是报恩，因为中共 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老百姓。所以说中共最初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 民众报恩认同。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共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 是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前提下的“民主”。因此，民众丧失了选择社会 管理者的权力。因而从具有普世价值的法理的角度看，今天中共的执 政地位已经不具有合法性。普世价值民主原则是每隔若干年让民众选 择一次社会管理者。因为没有哪一个政党和人是一成不变的，是永远 正确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的错误 就是证明。而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这一权力。所以说，中共的执政地位 没有现实的法理性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如果不按普世价值民主原则建立起每隔若干年让民众选择一次社 会管理者的制度，中国的老百姓就永远只能充当两个角色：奴隶或者 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也就永远不能富强！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陕西到北京 贵州“四．一一”和我的逃亡生活（5之5） 伍元新 成都不是久留之地，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去“川医”，给堂哥和嫂子 讲了请准假的事，他们都很高兴。我把堂哥住院的事安排好，当天下 午，我就搭火车离开成都。离开贵阳前罗明和冯静波都给我传授过混 车的经验，现在只待我实践了。我搭的是成都至西安的直达快车，但 我只买了成都至德阳一段的短途车票，火车从成都开出只有两个大 站。那时已经停止串连，乘车的人比过去大串连时少多了，但车箱秩 序还是相当混乱。我找到一个靠车门不远的座位，是三人一排的。同 是出门人，坐一会就认熟了。同排的人问我去哪？我说去北京出差， 但要在西安捎带办点事，住几天再转车去北京。他们都是本地人，其 中一个年轻女子还未去过北京，很羡慕我。我便大造舆论，说可惜从 成都上车差点误车，来不及购买火车票。他们说，不要紧，查票时补 就行了，我们证明你不是故意逃票的。那女人还说，看你那样子也不 象逃票的人嘛！我说我要是公差，车票可以报销，我用得着逃票吗？ 大家都信以为真，和我说这说那。晚十点过钟，火车快到陕西和四川 连界的阳平关，列车员突然堵住车厢两端，要旅客出示车票，我不慌 不忙站起来，主动走向查票的列车员，我说：“我是从广元上车的 （说从成都上车，就要从成都补起），来不及买票，请帮我补一张到 宝鸡的车票。”列车长见我比较老实，就指着后一节车厢说：“去排 队等着。”我到了后一节车厢，果然见有十多个排着队等补票，我走 过去排在最末一个，一会，查票的过去了。我想还补票干啥？偌长的 列车多坐我一个人有啥关系？很快车到阳平关，过去我在铁路上打工 曾来过这一带，留下的印象很深。车刚停稳，我就跳下火车，四周一 片漆黑，只有远处有稀稀落落的灯光。阳平关地势稍高，山风刮着雪 粒，冷得我全身发抖。我顺着站台走了一段路，听到发车的铃声，我 急忙登上另一节车厢，没有找到座位，便倒回来钻进一节卧铺车厢， 里面一个人用贵州话说：“你出去，这节车厢是我们包的！”我赶紧 用贵州话说：“老乡，外面冷得很，让我暖和暖和吧！”他以为我是 阳平关上的车，没好再说啥，我就靠窗坐下了，我问旁边卧铺上一个 抽烟的人，才知道他们是贵州省思南县去山西大寨参观的农村干部， 便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贵阳人，去北京出差，白天在阳平关办点事， 没买到卧铺票。那个人问：“你是搞外调（审查干部）的吧？”我忙 说：“是是。”搞外调的人都是党员、是干部，是靠得住的人，谁也 没再说啥。我就这样混到了西安，和贵州老乡排队大模大样走出了火 车站。 在西安我去看了几位老同学，还由一位同学领着，去南郊一座监狱探 望了一位坐牢的同学，这位同学姓杨，毕业后分在新疆伊犁铸造厂， “伊犁事变”他想越境外逃被抓住，被判18年。当时西安已是冰天雪 地，见我去见他，感动得失声痛哭，再三表示要好好改造，争取减 刑。我从西安到咸阳，又去看了母校看我的几位老师，其中一位是教 语文的韩小默老师，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平常常给报刊写点小评 论什么的，在当地文艺界颇有影响。文化革命初期，他被打成反动学 术权威，我见到他时，他尚未解放，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袄，被人押着 在马路扫雪。我这是回母校，自然不能说我是逃难出来的，同学和老 师问我，我就掏出冯静波给我的假介绍信，人家知道我去北京出差， 还是工厂革委副主任。做了“官”还不忘母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用赞 许的眼光望着我，夸我是好样的。 我在母校“风光”了一阵，马上赶车到宝鸡一家军工厂看望我的好朋 友汤玉玲。这位取了一个女孩名字的刚强男子汉，是我这大半生来最 要好的朋友。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至少我没法读完四年中专。 我从一个捶道碴的打工仔，有幸考上西北地区一所最著名的中等专业 学校。到校以后，我身无半文，而又举目无亲。虽然学校不交学费， 吃饭住宿不花钱，可人要生活，一点不花钱是不可能的。比如买点牙 膏、牙刷和铅笔、信纸等等，我身上硬是连寄封信的八分钱都没有， 原因是，我离铁路工地，公家给我补贴的一点路费，我在陕西汉中补 交了考学校时欠下的住房费，偏偏路上又遇上下暴雨，洪水冲毁了公 路，路上这么一折腾，我的钱用光了，我是饿着肚子来到学校的，好 在我上初中时曾饿过饭，对饿饭并不陌生。我在学校认识的第一个同 学就是汤玉玲，因为我们是一道去报名的，又分在同一个班。我和他 讲话，却是向他借八分钱，想给我母亲寄一封信，向母亲和妹妹们报 喜，说我已经考上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了。汤玉铃盯着看了我一会，理 解地笑笑，大大方方地掏出一元钱借给我（这钱他坚持不要我还）， 我把寄信剩下的钱买了一些学习用品。这以后，他常笑着问我：“还 给我家里寄信吗？”我摇头，他想想，索性撕给一版买好的邮票（十 张），还说用完再给我。 汤玉铃身材较高，脸皮白白净净，用今天的话说，那可是百里挑一的 帅哥。他多才多艺，不光作文写得好，还会画画，拉提琴、拉二胡， 拉手风琴，是班里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和组织者。我的作文受过语文 老师几次表扬，班里团支部就让我负责为班里编墙报，汤玉铃就为我 画报头、画插图。他不光在工作上帮助我，在学习上和生活上也非常 关心我。我敬重他的人品，他倾慕我文学上的“才气”，我们很快成 为无话不说的朋友，每天形影不离，连上厕所都走在一路。他的家境 比我好，他老家在河南巩县，家庭成分上中农，因父亲做点小生意， 在家乡算走资本主义的人物，常受队干部的“理麻”。但他姐姐汤玉 兰大跃进年代被招进了陕棉一厂，不久嫁给了延安来的一位老干部 （比他姐大18岁），他姐就把他和他母亲接来同住。汤玉兰是党员， 人长得很漂亮。汤玉玲常在他姐和妹夫面前夸我是个“才子”，她姐 对我也很好，给她兄弟买穿的用的，大多时候也给我买一份。1960 年，我母亲患浮肿病，汤玉玲知道以后，忙回家要了30元钱（相当现 在五、六百元吧），他姐又去买来葡萄糖粉和鱼肝油，催我赶快回家 为母亲治病。我待母亲病好返校，汤玉玲又帮我补拖下的课程。从第 二年起，学校成立业余文工团，我是文工团负责人，汤玉玲是乐队队 长和指挥，他是我亲密的肋手，当我的处女作《幸福》在《陕西文 艺》1956年9月发表以后，他欣喜若狂，他自己掏钱为我请客，当众 宣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的作家。事后他悄悄对我说：“你尽管 写，拖下课程你抄我的笔记，考试时我们一道猜题。”我们还真这么 做了，以后上课，我就构思小说或为小说写草稿。考试前，我和他躲 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拟出几十道估谙老师要考的题目，然后死记 硬背。就这样，我居然以不太坏的成绩混得一张合格的毕业文凭。中 专毕业以后，他因为过硬的政治背景，被分配到宝鸡附近一家生产坦 克的兵工厂，我却被砸在边远的贵州……。 我到宝鸡，顺利地找到了汤玉玲家，我们这是分别近十年第一次见 面，互相都很高兴。汤玉铃的夫人李淑茹刚从东北齐齐哈尔调来，他 俩是在重庆工业大学进修时的同学，小李早听汤玉玲讲过我，对我非 常热情。在汤玉玲夫妇面前，我当然不好隐瞒什么，当我讲起文化大 革命这几年的坎坷经历时，汤玉玲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我早看 出，你是一个上天成龙，入地成虫的角色。不要紧的，在我家住一段 时间，待那边没事了再回去吧！”又说，“现在各地搞武斗，打出去 的人很多，总不能这样就算了，到时中央会拿出办法的！”我自己认 为，我既不会上天，也不会入地，我是被文化革命的巨浪卷着走的。 汤玉玲不一样，他比我冷静，比我看得透。文化革命初期，他也被打 成牛鬼蛇神，多次遭到批斗。平反以后，他就收手了，什么组织都不 参加，成了十足的逍遥派。其实鸡宝地区的武斗也是很激烈的，他们 的工人开着坦克往外冲，护厂的武警战士数十人躺在地下挡住坦克， 汤玉玲站在远处看热闹，说这些人是吃错药了…… 那段时间，陕西宝鸡地区天寒地冻，气温骤然降到摄氏零下10度以 下。汤玉玲把我安排在他一个朋友房里，他那朋友参加工人宣传队到 西安一所大学去了。我一个人住在房里，偷着烧两个一千瓦的电炉， 仍然冷得牙齿打颤，没事就坐在床上看书，有时汤玉玲带些老同学来 玩，我上学时常在报刊发表作品，在学校里是名人，认得我的人很 多，但除汤玉玲夫妇，没人知道我是逃难出来的，大家轮流请我吃 饭，日子过得挺潇洒的。1969年春节，我是在汤玉玲家过的。大年初 二，我冒着严寒，前往西安，买了点礼品，又去探望我那坐牢的同 学，他原是学校文工团话剧队的，专演反面角色。没想到后来真成反 面角色了。我在西安住了一夜，第一次品尝了西安的羊肉泡馍，第二 天下午，我买了到临潼的短途车票，混上了西安开北京的直达火车。 那阵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加上又是春节期间，坐车的人很少，一 个车厢空荡荡的。车到渭南，列车开始查票，一位年轻的女列车员走 近我，她举着红宝书先念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世界上怕 就认真二字！请出示车票！”我没带红宝书，但我还是顺口念了一条 语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是死人，二是没有生出来的 人。我补张去潼关的车票！”她“哼”了一声说：“你以为毛主席说 人可以犯错误就原谅你罗！等着。”我说：“毛主席还说，要允许人 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为啥不原谅我？”她火了，说： “我叫你等着！”一会，她把票查完，全车厢不到20个人，竟有一半 人没有买票！她把买过车票的人叫到另一个车厢，把那个车厢逃票的 人叫过来，两个车厢差不多有20多个人没买票，她叫大家挨着坐好才 说：“不错，毛主席确实说过，要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 误。要改正犯错，就得深刻地认识错误。现在我们按林副主席的教 导，办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大家斗私批修！”她去列车员休息 室，取来一本毛主席著作，冷着脸走到我面前说：“我看出你象个大 学生，来，给大家读《为人民服务》！”她就坐在一边守着，谁要下 车，先找她补车票。我边读边想，难道她要我一直读到北京？我得想 办法溜掉呀！读完《为人民服务》，他又让我读《纪念白求恩》，读 完《纪念白求恩》，她又让我读《愚公移山》，读完《愚公移山》， 她又让我倒回过来读《为人民服务》，读得我嘴干舌燥，心想，这小 踢子不是在折磨人吗？于是我大叫一声：“我要喝水！”她这才站起 来说：“好，不读了，大家发言，说说你们为什么要逃票？”我去打 开水回来，见大家还没发言，她就把脸向我说：“你刚才读得不错， 那好，你带头发言！”我只得硬着头皮说：“那还不是‘私’字在作 怪，想为自己省点钱嘛！”我东拉西扯大说一通，大家看我低了头， 感到不讲是过不了关的，也跟着讲起来…… 天渐渐黑下来，车到洛阳，已经晚上9点过了。洛阳是个大站，上下 车的人很多，女列车员给几个逃票的旅客补了票，然后对我说：“你 替我招呼着大家继续斗私批修，我去打开车门，让旅客们下车就来， 人走了我要你负责！”她一走，我马上对大家说“我去解个手就回 来！”并对身边一个人说：“你帮我看着，人走掉了由你负责！”我 朝女列车员相反的方向走，并迅速跳下车厢，这时车站正在广播文改 武卫队把住各个路口，并叫未买票的旅客排队在站台补票。我一下紧 张起来，知道从正门是若能如何出不了站的，于是趁着列车尚未开 走，我急忙从底下钻到列车的背面，可背面有一排高高的水泥栏杆， 还是出不去。我顺着栏杆走了一段路，真是太巧了，前面有棵水泥柱 子断了一截，我就爬上水泥栏杆想翻过去，一个带红袖套的中年人大 声吼着跑过来说：“快下去，火车停一刻钟，还来得及买票嘛！”原 来他以为我从外面翻栏杆进站台混车，还用手拉着我说：“慢点！慢 点！逃张票还不够药钱呢！”我平安地翻到了站台的背面，正在庆幸 自己好运气，不想脚下一滑，顺着那结了冰的路基，就象公园里的梭 梭板一样，一下滑到下面的麦地里。北方的庄稼地，冬天都被冰雪覆 盖着，我从十多米高的路基滑落下来，臀部蹲在冰盖，疼得我大声叫 起来，挣扎了半天，好容易才站起身子，见附近小路上有人影晃动， 我一跛一跛走过去，才看清前不远有个涵洞，钻过涵洞就是车站前面 的广场。这晚有解放军宣传队在候车室给旅客演出节目，中间还烧了 一炉煤火，旅客们大都看节目去了，我挑了一张空着的长椅躺下，这 一睡就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正好这时有一趟成都前往北京的火 车经过洛阳，我摸着疼痛的臀部，慢慢走近售票处，买了张去北京的 火车票…… 我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人民首都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下车以 后，我顾不上伤痛，搭车直奔天安门，在车上我激动得心砰砰的跳 动，可到天安门前，我抬头一望，心里失望极了。我唱过千百遍的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梦想中的天安门是高大雄伟的，可眼前这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的地方；这是伟大领袖 毛主席站过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伟大而又神圣的。我带着无 限崇拜的心情在金水桥附近，徘徊了很久很久，然后又去人民大会堂 和历史博物馆前面看了一阵，这才想到要找地方住下。 那时全国各城市的旅馆，都要到指定的一个或几个住宿介绍处去登 记，然后由他们介绍去所住的旅馆。经人指点，我找到前门附近的住 宿介绍处，她看了我的证明，认为我是来北京治病的病人，就把我介 绍到离前门不远的李铁拐大街一家小旅馆住宿。中国民间有“八仙过 海”的传说，八假中有个神仙叫铁拐李，不知和这李铁拐是不是一个 人，要是，我算遇上“神仙”了。但这旅馆却简陋得很，服务员也就 三、五个人，而且都是女的。负责登记的服务员，看了我的证明，同 情地叹了口气，便把我安排在一个单间，离厕所和洗脸的地方都很 近。我住下休息一会，便把在洛阳摔脏的衣裤脱下来清洗，一位女服 务员（看样子象负责人）马上跑过来，硬夺我的脏衣服帮我清洗，她 说：“你患这么重的病，你去那烤火休息吧！”我只得道了谢，走到 火炉前坐下，一个服务员知道我来自贵阳，就问我贵阳离蝴蝶泉有多 远？我知道她弄错了，蝴蝶泉在昆南大理，有些北京人是分不清云南 和贵州的。我不愿扫她的兴，就随口回答：“不远！不远！”她说： “你们那里出了五朵金花，姑娘长得漂亮，歌也好听！”我明白他们 是看了电影《五朵金花》，才知道有个蝴蝶泉的，于是就胡诌，我们 那里不光有蝴蝶泉，还有美丽的仓山洱海，大理城市风光也不错。大 家围着我侃到深夜，晚上睡到床上，我责怪自己，这一路都干了啥 呀？我从贵阳一直骗到北京，我原本是一个诚实的人，怎么竟成骗子 了？可转念又想，骗子怎么啦？这年头谁不在骗人？谁不是骗子？举 着红宝书念为人民服务，可谁在认真为人民服务？刀子砍在别人的脑 袋上了，不是还举着红宝书大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吗？这难 道不是骗人？我就这样原谅了自己，甚至还觉得骗得不够！ 我白天离开旅馆，假装出去寻医看病，直到天黑才回来。北京的天气 冷得出奇，清晨，寒风夹着雪粒，刮着脸上象刀割似的。有天我去一 家小店吃早点，望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我竟张不开嘴巴。就在这样 的天气，我一趟又一趟跑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每天都见到人山人海。 有天下大雪，我整整排了六小时的队，快下班时，我总算见到了接待 人员了，这是一位胖胖的海军军官，他耐着性子听完我的讲述，微微 一笑说：“比你这严重的还多呵！回去找当地革委吧！”他取出一张 打印好字条给我（他桌上厚厚一叠）说：“只有毛主席说话管用！你 回去吧，贵州可能暖和些，北京冷啦！”我摊开纸条一看，原来是毛 主席的一条最新指示，呵，毛主席把我们列为“可以教育好子女” 了！我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北京，总算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嫌弃我 们，认为我是“可以教育好子女”，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我也说不清当时是高兴还是心酸？我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心想平 常难得来一趟北京，从明天开始我要开始玩了，那阵故宫没有开放， 我就冒着严寒去颐和园，去动物园，去北海，在北海公园，见不少人 在北海的冰上行走，有人还拉着架子车在冰盖上来去。我也在北海冰 上走了一圈，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脚下冰层发出“咔咔”的声响，我 赶紧做好准备，要是冰层破裂，我就马上躺下，接触面积大，单位面 积受力小，不致掉在水里，后来事实证明是一场虚惊。除了玩就是 吃，我吃了涮羊肉，还品尝了北京烤鸭，尽管每样都是一小份！ 在北京状也告了，该玩的玩了，该吃的也吃了。我决定离开北京，这 里天气实在太冷了，但没有得到消息以前，还不能回工厂，我想趁乱 去趟上海，那里我有一位叫熊朝贵的同学，他是学铸造专业的，我负 责学校文工团时，他是舞蹈队长。后来他学校毕业分配在上海一家海 军的研究所附属工厂，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也和陕西的汤玉玲一 样，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而且对人热情厚道，是我要好的朋友之 一。我在离京前，给学校郑素芬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北京上访， 并得到一个什么重要人物的接见（纯属编造），顺带胡编了一些好消 息，为受我拖累的同志打气。信里留下我上海同学的地址，请她立即 回信告诉我贵阳的情况。为了省点钱粮在上海用，我还是混车，从北 京买了到天津的车票，一直坐到南京，我去游览了中山陵、雨花台， 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从南京坐轮船到上海。熊朝贵的夫人叫王健， 是工厂卫生室的医生，也是工厂的文艺积极分子。过去我发表作品， 总是把载有我作品的刊物寄一册给他们，王健也是早就知道我的。他 们一家对我都很热情，但我没象对汤玉玲一样，把我逃难的事告诉他 们，说我是来上海出差，特地来看望他们。熊朝贵是上海工总司的一 个小头目，在厂革委也担任一点职务，他给厂里要了一部吉普车，陪 我去参观了南京路和外滩，还去虹口公园，在鲁迅墓前，我鞠了三个 躬。不论今天人们怎么评价，但在当时，在中国的领袖里面，我最崇 拜的的确就是毛主席，在中国的文人里，我敬佩的是鲁迅。在去外滩 时，我突然想起那个投江而死的美丽少女黄阿玲，望着滔滔的黄浦 江，我默哀了好久好久……。 尾声 那阵，中苏边境珍宝岛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我从北京南下，沿途见到 不少北上的“军列”（载兵的火车），而到上海，却见到奔赴祖国各 地的下乡知青。每天都见到敲锣打鼓欢送知青的热烈场面，正当我的 同学准备陪我去嘉兴南湖游览时，突然接到我厂学校郑素芬老师的加 急电报：“贵州形势大变，盼速回参加厂革委常委扩大会，同志们祝 贺你！”我握着电报，热泪盈眶，嘴里默默地呼喊着：“毛主席万 岁！”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春秋战国史话（十首） 读史 廖双元 　　　　　　　春秋战国多奇才，三教九流新创派。 　　　　　　　大器晚成姜太公，老当益壮出山来。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大凡人才皆苦奋，青史留名胜风流。 　　　　　　　孙子兵法是绝书，历朝当政靠人扶。 　　　　　　　富国强兵请军师，春秋五霸显威武。 　　　　　　　一夜白头出险关，借兵复仇成美谈。 　　　　　　　鞭尸三百难消气，天下又传好儿男！ 　　　　　　　鬼谷先生四弟子，孙膑庞涓苦斗智。 　　　　　　　苏秦张仪显才华，合纵联横巧得势。 　　　　　　　诸子百家新思想，文治武功可安邦？ 　　　　　　　万事师表推仲尼，尉缭重造秦始皇！ 　　　　　　　各国名将亦不少，唯有秦赵谋略高。 　　　　　　　胜败兵家历显智，廉颇八十披战袍！ 　　　　　　　韩非囚秦说孤愤，师弟谋害不是人。 　　　　　　　古来忠义行天下，庞涓李斯乱其伦！ 　　　　　　　甘罗十二拜上卿，少年英武才思敏。 　　　　　　　出使赵国演奇功，秦王盛赞诸侯敬。 　　　　　　　秦国屡改趋强盛，招贤纳士用能人。 　　　　　　　百年征战成一统，旌旗高挂咸阳城。 　　　　　　　（丙子秋写于贵州省公安厅看守所）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关于强化警车开道的建议 郭小林 　　　　　　　　　　　　皇朝官员坐轿子 　　　　　　　　　　　　（夏备凉轿冬有暖轿） 　　　　　　　　　　　　小民看见易于躲避 　　　　　　　　　　　　如今汽车洪水大泛滥 　　　　　　　　　　　　公仆常常把主人撞死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 　　　　　　　　　　　　拦轿告状率大为降低） 　　　　　　　　　　　　耽搁公仆宝贵时间 　　　　　　　　　　　　激化百姓怨恨情绪 　　　　　　　　　　　　为了官员的名誉 　　　　　　　　　　　　为了把民怨平息 　　　　　　　　　　　　应当强化警车开道制度 　　　　　　　　　　　　过去执行太刻板 　　　　　　　　　　　　建议今后扩大到科级 　　　　　　　　　　　　科级年轻又莽撞 　　　　　　　　　　　　开起车来爱斗气 　　　　　　　　　　　　偶尔喝点儿小酒 　　　　　　　　　　　　亦属工作必需 　　　　　　　　　　　　其实一天才喝两顿 　　　　　　　　　　　　早餐还很中规中矩 　　　　　　　　　　　　外加牛奶鸡蛋 　　　　　　　　　　　　无非菜四汤一 　　　　　　　　　　　　晚上陪陪小姐 　　　　　　　　　　　　也是深入鸡层体恤民意 　　　　　　　　　　　　通宵工作当然力尽筋疲 　　　　　　　　　　　　难免错把油门当刹车 　　　　　　　　　　　　错把骑车的看成小毛驴 　　　　　　　　　　　　把红灯看成绿……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不就是撞死个把人吗？ 　　　　　　　　　　　　你们干嘛这样不饶不依 　　　　　　　　　　　　中国不是人口过剩吗 　　　　　　　　　　　　这样岂不……何必…… 　　　　　　　　　　　　干部是国家宝贵财富 　　　　　　　　　　　　哪个腰里不缠着成万上亿？ 　　　　　　　　　　　　总说要留住人才、留住人才 　　　　　　　　　　　　留住人，才留得住财嘛！ 　　　　　　　　　　　　不然他总想往国外转移 　　　　　　　　　　　　何况高贵气派的奥迪 　　　　　　　　　　　　怎能混同于小民的破夏利！ 　　　　　　　　　　　　误了党国军机大事 　　　　　　　　　　　　这个责任谁负得起！ 　　　　　　　　　　　　因此强化警车开道制度 　　　　　　　　　　　　实在是当务之急！ 　　　　　　　　　　　　建立高效社会 　　　　　　　　　　　　再多花点儿纳税人的钱 　　　　　　　　　　　　也是值得的 　　　　　　　　　　　　没看见办公大楼中 　　　　　　　　　　　　九点上班十点人影尚稀 　　　　　　　　　　　　──堵车呀，堵车呀！ 　　　　　　　　　　　　一直堵到官员的被窝里…… 　　　　　　　　　　　　（2006-06-0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草根 陶君 　　　　　　　　　　的确，我仅是一个 　　　　　　　　　　满地都是，扎进土里 　　　　　　　　　　连露出地表的能力都没有 　　　　　　　　　　每天在践踏中的日复一日 　　　　　　　　　　我就是草根 　　　　　　　　　　普通的什么也代表不了 除了草根 　　　　　　　　　　从来都不能保持什么先进性 　　　　　　　　　　我不过是群众的一个零头而已 　　　　　　　　　　晚上脱下汗臭味的工装 　　　　　　　　　　白天又得重新穿上 　　　　　　　　　　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来一场风暴雨 　　　　　　　　　　洗去疲惫和无奈 　　　　　　　　　　洗净蚊出乱舞的黑夜 　　　　　　　　　　我　仅是一个草根 　　　　　　　　　　展示出来的都是草 　　　　　　　　　　秋冬的时候还会衰败 　　　　　　　　　　过了一年下一年照旧如此 　　　　　　　　　　既当不了官也不是董事长 　　　　　　　　　　只是街上的商贩 发廊里的小姐 　　　　　　　　　　远离钞票和权力 　　　　　　　　　　花100元租上一个月的床铺 　　　　　　　　　　在阴暗潮湿中呲牙咧嘴 　　　　　　　　　　我　仅是一个草根 　　　　　　　　　　每天只关心下一顿的口粮 　　　　　　　　　　一次变故命运又得重头再来 　　　　　　　　　　荒唐经常来光顾 　　　　　　　　　　在风调雨顺的时候 　　　　　　　　　　挤上公车偷窥女人 　　　　　　　　　　上了女人却不知所措 　　　　　　　　　　因为腰间的银两不足以撑起自己的气概 　　　　　　　　　　我　仅是小小的草根 　　　　　　　　　　默默地举着大地 　　　　　　　　　　生生不息 　　　　　　　　　　（2005-05-04广州）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 给大陆官办报纸敲响警钟 刘爱新 5月31日，见证国民党79年历史的全球最资深中文报纸、国民党党报 ──《中央日报》──出版了第28356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并宣布 “暂时停刊”，这一期的社论标题是《期待再相会》，头版照片是前 晚值班全报人员的最后合影，悲情跃然于纸面。昔日曾经声名显赫、 风光无限、执国民党与台湾新闻界之牛耳的80年大报《中央日报》终 于走进了历史。从1927年创办至今，这份报纸走过了整整79年。79年 间，它跟随国民党从南京到重庆，再到台北，被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 看作是国民党“精神传承的象征”。《中央日报》从几十年前的风光 无限，到20年前的江河日下，再到上个世纪90代的惨淡经营，直至现 在的关门闭户。而我们大陆官办报纸的老总、编辑记者们听到报道 《中央日报》停刊的新闻时，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是不是应该把自 己今后的命运、走向同《中央日报》的惨淡结局对比一下呢？ 《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党报，在历史上由于国民党执政的原因，长 期被党政机关团体指定订阅，成为其生存的支柱。但随着台湾报禁的 开放，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国民党的下台，《中央日报》不再被指定 订阅，最终有了今天这样的悲惨结果。《中央日报》由盛而衰的转折 点是发生在1987年，其导火索就是报禁的解除。随着报禁闸门的洞 开，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而不知变通的《中央日报》在 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与特权优势很快便丧失殆尽。报禁的开放，把《中 央日报》从往日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掀了下来，而走下神坛的《中央日 报》一旦混迹于市场化的洪流之中，顿时繁华不在、每况愈下，曾戴 了几十年的“台湾第一大报”的耀眼王冠没几天就被踩到地上，随之 就沦落为处境窘迫、生计无着、不时四处乞讨的弃儿，解禁之前还能 随处可见的《中央日报》眨眼间就只能躲在没人理睬的市井角落里倍 受冷落。而在报禁解除之后，伴随着《自由时报》的崛起，《中央日 报》已被挤到三甲之外。及至2003年5月2日台湾的《苹果日报》创 刊，台湾出现“一大报（《苹果日报》）三小报（《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联合报》）”的报业格局，《中央日报》的市场更 是被压缩殆尽。 面对开放报禁之后的市场化、自由化趋势，《中央日报》这个四平八 稳、亦步亦趋的老车根本就无法抗得住那些撒开了欢的小牛犊们的冲 击，霎时就被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而《中央日报》这个国民党 手中的舆论制高点的失守，也让国民党麾下的宣传机器元气大伤。国 民党手里的那点笔杆子曾几何是何其的骄横，原来竟是如此不堪一 击，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中央日报》停刊的直接原因无疑是营业亏损，资不抵债，是发行量 的减少，是读者的流失。那么，为什么《中央日报》的读者会流失 呢？为什么拥有一个政党第一手新闻的党报会竞争不过其它报纸呢？ 其实，《中央日报》丧失读者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国民党的下台，而是 《中央日报》过多的党报性质，过多地作为国民党的传声筒、发言 人、辩解者，唯独缺少了作为大众媒体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对当局的 监督性。换言之，《中央日报》自身的定性和定位出了问题，没能及 时予以调整，还是死守着党报的饭碗不放。尤其是在报禁解除之后， 台湾的各大报纸，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对李登辉等的批评，都非常 激烈，国民党高层的所言所行纷纷见报。但是《中央日报》不识时 务，继续笨拙地进行歌功颂德，完全丧失了媒体的独立品格和公信 力，结果只能是失去读者的信赖。面对媒体经营市场化和言论自由化 的蓬勃发展，对《中央日报》来说，很难适应，有包袱，受限制，很 难纯粹以市场为导向办报纸，其竞争力也就受到严重影响了。大凡官 办报纸，面对市场和言论自由，似乎总是带有先天的劣势。因此，随 着报纸种类的增加，广播电视的发展和开放的网络媒体的兴起，读者 逐渐减少对它的依赖，转向更为公正、客观，为民说话的报纸等媒 体。就这样，也就这么简单，《中央日报》逐渐被其读者抛弃，最终 亏损，面临停刊，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中央日报》的遭遇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现在大陆官办报纸的明天。我 们大陆的报纸大多为机关报，以党政“咽喉”自居，与《中央日报》 的性质是相同的。而且我们不应该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大陆不少 官办报纸的生存和发行量不是靠真实的读者，而是靠强制摊派，是靠 指定订阅。这与繁荣时期的《中央日报》基本相似。我们还应当看 到，我们大陆很多官办报纸的内容和《中央日报》几乎完全相同，报 喜不报忧，喜欢歌功颂德，负面新闻基本没有，而假新闻却不少，老 百姓对此十分痛恨、无比反感。这样的报纸，其内容实在没有多少阅 读的价值。全国的报纸都一致成为了执政党的“喉舌”，舆论一律， 一张面孔，一个声音，一点新意也没有，还时常粗暴地践踏民众的知 情权，粉饰是非制造太平盛世的假象。 官办报纸的定性和定位源自于官僚垄断型政治体制的束缚和控制，不 能把责任推给编辑记者。有人总是企图要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 的“党报”，不想办一张能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 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官营党报就形成了“奴才文化”、“小人文 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不能采取相 对中立的政治立场，无法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更培养不出 来符合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 《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跃刚在致团中央一位常务书记的公开信中 十分严厉地抨击了官办媒体政策所造成的危害：“以‘宣传’为指向 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 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 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 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 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太多了。” “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许多编辑记者 当官得到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报纸的总编辑们，以 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毁 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下去（听说发行量不到十万份），自 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意，把报纸办给上面 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把乌纱帽看的比公 益、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喜欢听话、跟 风。” 每到征订季节，各级官办报纸就纷纷开始对下属单位强迫或者变相强 迫进行征订，还上纲上线、美其名曰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以为背 后有组织撑腰，似乎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后路想一想，一旦以后中国 开放报禁，面对媒体市场化和言论自由化的洪流，官办报纸将如何应 对呢？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市场是无情的。我真替官营党报的媒体人 担忧：你们的报纸一旦不再能够被强迫公款摊派订阅，你们能有几人 可以不至于失业呢？ 因此说，今天《中央日报》的丧钟实质上也是向我们大陆的官办报纸 敲响了一个警钟。除非改变渲染“假大空”、报喜不报忧的“新华 体”宣传模式，把宣传和新闻分开（宣传是宣传，可以是做适当渲 染；但是新闻必须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调整自身的定性和定 位，由“喉舌”定位转向“公器”定位，摆脱官办报纸的官僚属性， 摆脱“官本位”的羁绊，结束官营党报模式，回归报纸的本来意义， 积极向大众传媒靠拢，否则大陆的官办报纸迟早必将和《中央日报》 一样被扫进历史。 令人感到无比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还有某些人迷信什么执 政党的“两杆子”理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一手抓着枪杆子，一手握 着笔杆子，就可以确保江山永固了。这个理论几乎可以解释为，在人 类社会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的情势下，中共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一靠控制舆论，二靠暴力。因此，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处心积虑地要向 朝鲜古巴看齐。自以为只要牢牢掌握了“两杆子”，那管它舆情滔 滔，那怕它骂名滚滚，又能奈我何，又有何惧哉！ 到了今天，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诉求了，因为生产 关系、上层建筑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尖 锐。实际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早已在民间和执政党 内部的有识之士、包括胡温高层中提出来了，即政治体制改革已是迫 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中共的命运，也关乎中华民族的福祉。说白了， 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 转型，并且在服膺《宪法》的前提下，通过推进民主、建设法治，解 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后果太严重了，极有可能重蹈苏共 和满清的覆辙。 “我们给民众的承诺是结束党营事业。”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 张荣恭说，“而且《中央日报》停刊是形势所逼。国民党的党务干部 和党员都不想它停刊，但是它已经无法再维持了。”国民党的人士倒 也开明，识时务。这无疑是对大陆有关方面树立了一个进行反思和检 讨的好榜样。 （2006年6月8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董建宏谴责罢免吁泛蓝以民生为重 《大纪元》 〔《大纪元》纽约讯〕针对日前台湾及海外所发动的罢免总统联署活 动，民进党美东支部发言人董建宏7日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 不能回到封建时代。抄家灭族、无限上纲的做法不是民主社会应该有 的行为。董建宏呼吁，泛蓝及马英九主席以台湾民众的生活福祉为 重，让政府正常运作，尽快通过立法院搁置已久的众多关系民生的预 算及法案。 董建宏说，关于陈水扁总统女婿赵建铭有不当行为，涉案遭收押，这 是司法问题。民主社会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应殃及他人。而且总 统已经表明态度。泛蓝的许多指证是没有根据的、不实的，对民主社 会不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董建宏对泛蓝目前所进行的罢免、倒阁的行为表示遗憾和谴责。董建 宏说，罢免总统对台湾民众没有任何好处。看看目前立法院搁置了许 多与民生有关的预算及法案，不能讨论通过。例如治水法案，直接关 系民众生命安全，而严重的土石流问题，追其原因，就是国民党时代 滥砍滥伐造成的后果。 董建宏呼吁马英九主席，不要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引发到社会政府 中，置民众的生活福祉而不顾。他说，台湾2,300万民众需要一个平 和的社会环境，需要政府能够正常运作。 〔转载自《大纪元》2006-06-08 12:41；http://www.dajiyuan. com〕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百八十四个和五个 曹维录 美国国防部于2006年5月18日公布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 中，一架被劫持的美利坚航空公司客机撞击五角大楼的录像片段，这 个录像片的公布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据官方资料披露，机上有包括5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的189人死 亡，其被劫持人员184人，而劫持客机的恐怖分子只有5人。这真是一 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数字，5个人居然能有效地控制184人劫持整个飞机 对五角大楼进行自杀式攻击，不是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那里，谁能想得 明白，谁能相信？ 美国国防部没有公布飞机上的黑匣子，人们谁也不知道飞机上当时是 一种什么情景，从劫机到撞楼的这一段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人们只 知道事情的结果，恐怖分子阴谋得逞，自杀式攻击获得成功。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多年，现在想想依然使人不寒而栗！ 现在，我们不妨作一下设想，大至地估摸一下，恐怖分子是怎样控制 飞机最后带着所有人走向毁灭的。 不用说，恐怖分子身上都有武器，这些武器足以能精确地置每个人于 死地却不能同时杀死所有的人，杀死所有人的唯一有效方法是用飞机 去撞击五角大楼。此之前，恐怖分子就算是能杀死所有的人，他们也 不会这样作，因为如果没有机内其它人的配合，单凭他们五个也不能 完成自杀式攻击的任务，这是不用过多解释人们也会明白的道理。 恐怖分子当时非常希望飞机上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他们很清楚， 任何一点局面的混乱，都可能使他们的计划功亏一篑。为了实现这个 短暂的“稳定”局面，他们还要采取欺骗的方法。比如，他们会说， 他们劫机只是为了同有关当局谈一些问题，方便他们讲一些条件，一 旦谈判成功，他们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着路，以保障机上的所有人员 生命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忍耐，不要听信个别人的挑拨煽动，那些不 负责任的煽动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导致机毁人亡。这些话他们一定 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以让人们明白他们的“好意”。 也许有勇敢的人不相信他们这一套，站出来同他们抗争，这些人就是 他们最早杀害的对象。恐怖分子这时的精神一定高度集中，非常敏 感，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知道自己行为的邪恶、非法和不得人心。这个 时候不要说站出来反抗，就是相互间的大声说话、交头接耳或大一点 的举动都会引来杀身之祸。那些最早被杀害的人一定被冠以破坏“稳 定”的帽子，说他们不顾大局，不明大体，想“颠覆”飞机，造成机 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被杀害不仅在恐怖分子不会手 软，在被劫持人员中也会受到指责，认为他们破坏了平静，激怒了恐 怖分子，给大家带来了不安全。 恐怖分子极可能得到了被劫持人员的配合，帮他们作一些事，如帮他 们翻译，帮他们慰问被劫持的人员，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等。这也难 怪，在这种局面下，许多人都希望平静地度过这场灾难。其实就是什 么也不作，人们的害怕心理也很好地配合了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行动的时候，飞机上的自动警报系统和一些当时发生的异常 情况很快就能使所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 候，人们往往过多地往好处想，希望不过是场虚惊，希望平静，希望 能有奇迹让自己活下来，希望恐怖分子坚持最起码的人道底线。就是 真的认识到需要争斗，人们也希望别人最先出头，自己跟在后边，让 恐怖分子的枪最先打在别人头上和身上，人们的这些想法无一不会被 恐怖分子加以巧妙利用，借以达到罪恶目的。 当飞机以每钞钟1,500米的速度撞向五角大楼的时候，人们也许对自 己配合了邪恶痛悔不已，也许产生了许多如何制恐怖分子犯罪的方 法，也许他们一起发疯地冲向恐怖分子，但是，一切都晚了，瞬间的 大爆炸粉碎了他们一切良好的愿望，把沉痛的教训留给了世上幸存的 人。 找不出任何语言来说清楚恐怖分子，千百年来，这个世界上作恶者历 来不绝。但是，“盗亦有道”，作恶者也有不可愈越的底线，也在尊 循作恶者的最底准则。比如，不杀害没有妨碍他们作恶的老人和孩 子；在抢得了财物后不伤人命；绑匪在得到赎金后不能再撕票儿，要 把人放回；讲义气、重信用，不伤往来传信人员等，如果是为政治的 目的，那就更不可以和平民众作为牺牲的目标。现今社会上的恐怖分 子，为了他们的个人目的却没有作不出来的事，他们让十六、七岁的 女孩儿作人肉炸弹，把普通的商店、地铁、游乐场等多人聚会的地方 作袭击目标，对一切进步文明价值恨得咬牙切齿。塔利班、凯达、伊 拉克的社会党人、叙利亚、伊朗、北韩、苏丹的那些恐怖分子简直就 是疯子，是社会的癌细胞，是千年死尸聚成的邪气，是人类痛苦和灾 难的根源。说他们是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披着人皮和说着人类的某种 语言，此外在他们身上再找不出一点人味来，他们可以牺牲世界上的 一切人来保住自己的利益，并且公然叫嚣打核战争让人民同世界进步 价值同归于尽。不仅仅是口头而实际上也在作。 184个人被5个人挟持着作了人肉炸弹，他们的遭遇是悲惨的，他们为 自己的怯懦付出了惨痛代价，留给后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告诉人 们，如遇恐怖分子劫机，要不顾一切地群起而攻之，你死我活，不共 戴天，不管他是和平的目的还是作人肉炸弹，真能作到这一点，184 个人也算没有白死。还有比他们更倒霉的吗？假如劫机的恐怖分子中 有幸存者，他一定会说：让飞机撞向大楼，作人肉炸弹，同五角大楼 同归于尽，是全机近200人共同的愿望和选择！他们的作法不过是尊 重人们的选择。 我没有乘坐过飞机，对飞机的内部结构一点也不知道，所作的分析只 是按常理进行的，难免会给人留下因外行造成的笑话。诚如此，人们 就权当个寓言看吧。劫机也许很容易或很不容易，但我也清楚记得， 就在“9．11”的那次攻击中，也有几架飞机由于机上人员的奋起反 抗而粉碎了恐怖分子的自杀攻击。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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