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5-16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感谢政府”与“皇恩浩荡”     (四川成都)王新旻 ◆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幸耶不幸?     (安徽)黄广湘 探索道路 ◆民主立法需要的是平等协商而不是要挟恐吓 (山东)李克杰 ◆选择象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        (广东)天理 ◆全民抗税:抗拒体制性权力腐败的第一──递进民主 贺伟华 ◆我是农民的孩子──写在《论中国的乡》之后(下) 刘爱新 运动留痕 ◆肩住通往自由的闸门──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2)  力虹 ◆北墅“同学”录(之11):吴旭升   (山东临朐)张铭山 迫害实录 ◆抗议和谴责中共审判杨天水的共同绝食声明 (西安)邓永亮 ◆杨同彦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青岛)李建强 ◆杨天水被判12年有期徒刑!        (安徽)侯文豹 读史论今 ◆“文革”研究解禁了吗?──读《“2006、北京、文 武振荣 ◆遇罗克、文革和中国当前的维权运动    (北京)遇罗文 ◆四十年文革寻思             (德国)仲维光 ◆文革四十年一党专政不变         (台湾)林保华 ◆怀念毛泽东            (广西南宁)东海一枭 ◆朱镕基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西安)梁治 台湾问题 ◆民主西进──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   (杭州)吕耿松 他山之石 ◆民主与法制〔草稿〕        (澳洲墨尔本)张鹤慈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感谢政府”与“皇恩浩荡” 王新旻 从某电台的早间新闻中,听到一则录音报道:山东某地的一位病残农 民,生活极困难。在当地政府的一项扶贫助残活动中,他购回了急需 的化肥等农用物资。于是,记者前去采访他。这位讲话吐字似乎都已 经相当困难了的农民,在记者的录音报道中一字一顿地反复说着: 感、谢、政、府、感、谢、政、府、感、谢、政、府……我看不到他 的面孔,也看不到他的表情,无从判断他是否发自内心,更无从判断 他是痛苦还是快乐。但我心中却有些疼痛,象被一种什么有毒的东西 猛刺了一下。 常听人说,我们的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则更是这个世 界上最为善良的人民。我不得不承认,这话说得确实正确。不但人民 听了要沾沾自喜,颇为受用,管理人民的人听了,就更会喜不自胜。 因为历世以来,没有哪个皇帝或官儿怕过人民的伟大和善良。他们最 为担心的,却是人民的放刁不善良。换言之,也就是,“伟大善良” 是顺民的代称,不“伟大善良”就是刁民的标志了。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最为伟大和善良之处,莫过于经常莫名其妙地就诚 惶诚恐起来,感恩载德起来,这从近些年出版的众多历史小说或古装 影剧中很容易看到。那些膝盖骨特别柔软灵活的臣子或奴才们,是动 不动就要跪地谢恩,山呼万岁的,并念念有词曰“皇恩浩荡”。哪怕 是皇帝啐在他脸上一口吐沫,他也要称颂不已,叩谢有声。当然,这 些只是历史,我们没见过,但现实中似乎这样的事情并没消失。我们 的人民在理论上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但当自己的公仆们 为自己做了一点点事情时,却还是要禁不住的去感恩戴德,这真是一 件令人十分费解的事情。 当然,现在都21世纪了,跪拜山呼自然是不必模仿了,诚惶诚恐的一 颗心却是不可以不有。只是,我又实在不忍心怪罪我们的人民,批评 他们太“伟大和善良”,并且指责他们不明白自己作为公民应享有的 种种权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作为拥有话 语权的一方,总是强调后者而忽略或避开前者的。作为“义务”,你 是必须要尽的,不尽便是违法,便会受到强制或惩处;而作为权利的 那一部分,你要想得到,或者是勉强给予了你一点,你不感谢,恐怕 就既不伟大也不善良了。那位山东的病残农民,我想他一定不明白, 作为人民的一分子,他拥有哪些权利?作为病残者,公仆们或由公仆 们组成的政府,帮助他是否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且是应该的? 人民和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羊和牧人?统治与被统治? 是人民依政府而存在,还是政府因人民而产生?这问题宪法中规定得 很明白,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一种简单常识。但在现实之中,这样的简 单常识,不是人民不明白,而是握有行政管理权的各级官员,也就是 所谓的公仆们,他们不明白,或者是不愿意明白,又或者是明白了, 但不愿意让被管理者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古老 的,毒害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专制信条,已经到了该废除的时候了。 给予弱势者应有的救助,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人民是无须感激涕零 的。而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无动于衷,或者象刚刚废止了的收容遣送制 度那样,对弱势群体采取歧视的态度,甚至发展到象孙志刚案那样将 无辜者摧残致死,那就不仅仅是政府的失职,而是犯罪了。 当一个社会的人民,也就是弱势群体在享受各种权利,如享受空气雨 露一样自由和理所当然时,这个社会才是公民社会。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皇恩浩荡”已经不可能再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但愿“感谢政府”这种本末倒置的翻版现象,也不要再发生了。我们 的公仆们,还有媒体记者,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就别再“引导”人民 动不动就“感谢政府”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幸耶不幸? 黄广湘 据5月14日《海峡都市报》报道,湖南桂阳县县委书记在家中遭劫一 案,日前在郴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颇耐人寻味的是,在这起直接 针对县委书记发生的刑事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出于权力之争的政 治谋害,也不是因工作原因所招致的蓄意报复,而是一起纯粹的谋财 盗窃案件。犯罪分子动机单一,目标明确,就是要在这位县委书记家 中劫取1,000万元。 1,000万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目。真让人怀疑,这几名 歹徒是不是暴富心切,以至于神经出了毛病,劫财的目标不是锁定在 公司老总、个体大款,而是这个县委书记。就一县而言,县委书记就 是当地的最高领导,手里拥有最大的权力,但无论如何,县委书记毕 竟还是一个靠薪水吃饭、靠财政发工资度日的公务员,别说屋里会有 现成的1,000万,就算工资收入分文不动,要攒够这笔数目,通常来 看至少也得500年。要想一夜间从县委书记家中掳走1,000万,岂不是 很有些异想天开? 然而,仔细地想一想,这种将县委书记等同于千万富翁的观点看似荒 唐无稽,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确实不乏事实支持。身价千 万的县委书记,我们难道不是早已有幸见识过?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 原县委书记,任职期间所受贿金额及来源不明财产,合计高达 3,200余万元,其身价何止是一个千万富翁所能匹敌?有群众称:如 果把当地的私人资产也排一个‘富豪榜’,这个县委书记恐怕要当首 富!深谙“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之妙的山西冀城原县委书记 武保安,上任八个月就敛财500多万,每天的收入在二万元以上,照 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别说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只怕也是指日可待的 事情。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追查贪污贿 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6,509起,查处42,225人,其中,县处 级以上干部被查处2,856人,同比上升9.7%。一些地方,小到乡镇村 寨的芝麻小官,大到区市县级领导干部,受贿贪污金额动辄数十万、 成百上千万,疯狂敛财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有人惊呼:县 委书记已成了腐败重灾区,2006年廉政要拿县处级开刀!在这样严峻 的形势下,有人将县委书记视为千万富翁,也就不足为奇了。 共产党曾经树立起一个“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县委书记典型焦裕 禄,可是现在的县委书记们早把他扔到瓜哇国去了。请看看现在还有 哪一个县委书记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还有哪一 个县委书记在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一个比一个 贪婪,一个比一个腐化,一个比一个堕落!如果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比做一棵大树,那么这些个县委书记就是这棵大树根部的蛀虫! 窃贼眼中的县委书记与千万富翁划上了等号,是人民的不幸,是国家 的不幸,但同时也是人民的大幸,国家的大幸!因为人民终于不会再 受迷惑和欺骗,人民终于懂得民主才是正道──自己的家园只有自己 才能守护好!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立法需要的是平等协商 而不是要挟恐吓 李克杰 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劳动合同法(草案)》,除 了在专家学者间引发激烈争议,并受到劳动者广泛关注外,外资公司 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的反应相当激烈和强硬。 在上海召开的《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上,来自上海跨国企业 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 撤资。”而这个协会代表54家企业、26万职工。(5月12日《21世纪 经济报道》:《外商反弹《劳动合同法》草案》) 从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态度上,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 劳资双方之间的严重利益分歧,同时也反映出《劳动合同法》在平衡 劳资权益方面的任务艰巨性和情势复杂性。当然,从立法就是不同群 体利益博弈角度讲,一部《劳动合同法(草案)》受到广大劳动者欢 迎的同时,受到资方的反对和抵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劳 资双方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尖锐对立意见的出现,标志我国立法 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而如何鉴别和协调处理这种截然不同的利益要 求,则考验立法宗旨和原则的正确性和立法者坚持立法原则的决心和 毅力,以及协调利益的智慧和能力。 立法是一场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必须听取相关各方的意见和要求, 这是现代民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立法民主化,保障立法科学化 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但立法过程中的民主协商,决不是也不应该是要 挟恐吓,决不允许也不意味着强势群体和集团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势地 位野蛮干预立法,从而获得不公正的法律利益。 就《劳动合同法(草案)》来讲,所谓民主协商就是政府、企业和劳 动者各自发表对法律草案意见和建议,既可以是指责性的,也可以是 建设性的,既可以是感性的议论,也可以是理性的探讨,目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共同寻找完善法律草案的方式和途径,共同寻求三者利益 的平衡点。而当前一些外资企业的表现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主协商的 范畴,成了典型的、赤裸裸的要挟和恐吓。最高立法机关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就是要听取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收集它们的愿望和要求,以便使法律更好地体现各方意志。而一些外 资企业却不是理性地、从完善的角度发表意见建议,而是对整个法律 草案进行否定和攻击,甚至搬出三岁顽童惯用的耍赖手法──“你让 我不高兴,就不跟你玩”。这完全是不讲道理做法和不配合的行为。 其实,无论要挟也好,恐吓也罢,它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愿意看 到中国劳动力水平的提高。因为较低水平的劳动力状况可以让它们一 举多得,一是可以维持高额利润,二是可以阻止或延缓中国改变“世 界工厂”的地位。因为劳动力水平的低下,必然严重影响国家的科学 发展和创新能力。立法者和政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外 资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合理意见和建议,立法机关还是应当充分 吸取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选择象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 天理 记得小时候,那是毛泽东的文革时代。中国话的“猫”(mao,平 声)与伟大领袖的姓“毛”(mao,二声)发音相近。那时候肉类非 常紧缺,邻居养了一条家猫,一天,邻居买了几角钱鱼回来,却给猫 儿叨了去,气得邻居一边追猫一边喊:“打死猫、打死猫”。不料, 给一过路者革命小将听到了,认为是大逆不道,从而向警察告密,结 果给以现行反革命罪给判了十年徒刑。今天这样的事可能不会发生 了。在开放改革过去的20多年间,民间言论领城的扩大,非正式的话 语也比以前自由多了,你不可能因为会骂猫而被判刑受到迫害。 20多年前的中国,开放改革,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于是中国就在一 条腿的支撑下,离开人类民主文明的共同大道,一瘸一拐地走上了有 “中国特色”的小道,即专政独裁腐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经济确 实有发展,好象人们都富了,小市民们把大把的钱都放在了银行建设 社会主义。有钱的人,社会保险好象比美国还发达。姓资也姓社。这 给人民对独裁腐败的容忍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是这条路使独裁腐败 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速度,随着中国告别计划经济,一亿 以上的移民离开他们在农村的家乡前往城市寻找工作。在一些劳动力 密集的产业工作的大部分工人是农民工。他们长时间工作,没有休 息,有些时候甚至没有工资。这样。腐败迅速超过人民所能容忍的空 间,于是群众愤怒的烈火就象地下的溶岩一样,到处在寻找裂缝冲出 地面。 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象过去一样,当局首要的任务 不是发展经济、寻求社会公平的目标,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因 此,它继续禁止对它公开的反对之声,继续镇压在需要时它不能控制 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组织和言论。民间网站传媒也受到诸多的限制! 任何一个件新闻事件,是否报导,能否评论,不是网民与传媒说了 算,而是只有经过当局的同意才能报导才能评论。好今传媒已被戴上 “口罩”,变为供当局指挥的工具。一定要听党的话,否则就会受到 当局的处罚,轻则罚款封坛,重则判刑坐牢。当局虽不断地放宽经济 发展的政策,但对传媒的控制却是越来越严密,花样也越来越呈多样 化。 民间网站传媒受到诸多的限制,那敢说对当者他们进行监督呢?任他 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么沉默下去!当一网 民真正想公开地表达自己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观点时,他则要冒一定 的风险。与过去一样,冒险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勇气的问题,尽管毛 泽东时代相比,压制的范围趋于缩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并没多大改 变。这些方式就是具有中国的特色。古今中外,反对当朝权力,谴责 当朝暴政的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从屈原、杜甫到孙中山,从曼德拉到 罗莎帕克斯到马丁.路德.金,他们都反对暴政、反对迫害、反对当 朝权力者,但没有人说他们不爱国,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如果政府有理,为何不敢开放新闻和人民的言论自由,让公众在辩论 中去判断事非呢?若是由自己一手操办控制舆论,控制司法,利用国 家机器,包括警察、法庭、监狱、情报机构,包括舆论的配合。完全 是政府从一个角度去说,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又能从什么地方才能知道 事情的真相呢?他们没有任何渠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都是从中国政 府那儿来的。资讯新闻受到限制,从长期来说,当某些问题被回避 了,公众只能从其它渠道听取并不准确的答案,损失到底有多大?每 年因争取新闻自、撰写政治问题的文章而被清算的网友更是不计其 数。 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当局的滥用职权,加之中国《宪法》本身也带 有明显的弹性,宪法里说公民具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但在宪 法的导言中也规定了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对民间传媒的控制却是越 来越严密。各级宣传部门钳制传媒的手法也呈多样化,并将一些经常 评击政府问题的网民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将他们象猪狗般任意宰割。 更加多的网民间接地感受到这种胁迫,因为一些人被威胁时更加让家 人亲属遭殃,(西安邓永亮的遭遇就是一例子)当威胁和禁锢变得正 常的时候,逼害也变得自然而然了。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加以无理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 由和安全。……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 夺自由。”中国不但是《人权宣言》的签署国,更是联合国人权事务 委员会的成员,自应受其约束。若是当局说中国人民真正享有人权自 由,岂不是是“痴人说梦话”? (2006-05-1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全民抗税:抗拒体制性权力腐败的第一步 递进民主 贺伟华 政府行政腐败,令人发指 据国内报纸披露,我国每年公款吃喝招待费达1,000亿人民币,公费 旅游和考察费用2,000亿,公车消费达3,000亿。政府及市委豪华办公 楼比比皆是、越盖越多;权力与利益的高度集中,导致国家公务员爆 增,冗员难减;公款消费与送礼,更是累禁不止,政府各部门的小金 库,成了单位领导钻营行贿上层的经济基础。所有这一切消耗的费 用,远远超过国家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国家用于教育与医疗投资的总 和还多得多。 《证券时报》2006年2月9日一篇文章报道,我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 投资占了财政总支出的50%,而美国仅占17%;在社会保险、医疗卫 生、教育事业等公共切身利益的部分,我国这部分开支只占政府支出 的25%,而美国则占75%。2005年我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约 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0倍有强;行政管理费用所占全国财政 总收入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 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 以上数据说明今天我们国人所上缴国家的税收只有1/6用于政府行政 的正常开支,其它5/6的费用都被政府官员以各种途径挪用一空,制 度性的权力腐败已经普遍的侵害了每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与 福利保障。改革开放带来的26年经济增长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公民的生 活水平与经济收入,甚至这所有一切的所谓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对国 家共有财产及普通公民利益的侵害之上。国家的财政收入被政府官员 大量侵吞与挪用,公民所创造的财富被贪官污吏挥霍一空或转移到国 外。公民通过缴纳不断增长的税金保证的政府的正常运转与行政开 支,政府却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对所有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可靠数据已经显示,我国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第 四大经济实体,然而,其医疗公平性,在全球排列倒数第四;其教育 收费,现阶段大学学费在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税务负 担在全球位居第二;行政成本,我国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同时,我 国还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 制度性的腐败与堕落,象一个巨大的毒瘤,侵蚀着每一个正常的人体 细胞,吸收吞噬了每一个正常细胞生长与繁衍所必需的营养与养分; 枯竭着每一个正常细胞的生存环境与培养基。这种制度性癌细胞的不 断扩散与发展,必将摧毁每一个公民的正常生存环境与基础,而导致 毁灭性的灾难后果。也许,全民一致的抗拒政府行政腐败,能够救危 难于一发千钧。 全民抗税,要求行政公开、清正廉洁 作为一个日益融入现代公民社会、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国度,转型期的 中国已经通过宪法与法律明确了公民对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上缴 税收;同时也明确了国家及政府,作为全体公民所供养的公共产品及 机构,它所必需接受的公共监督与管理;它所必需保障的每一个公民 的人权与民权。一旦政府贪赃枉法、腐败堕落、规避人民的监督、侵 害人民的利益。公民有权自行终止缴纳税金的义务,通过全民一致的 抗税来要求制度公正、要求行政公开、要求民主决策、要求财务公开 等,以捍卫每一个公民的公民权利,防止政府的腐败与堕落。 许多的民主国家,人民得以要求它真正保证人民主权的一大手段就是 集体抗税,人民的一致抗税将彻底切断政府的财政来源,无论哪一个 党派执政,都难逃人民的掌控。政府只要违背人民的意志而腐败堕 落,人民都可以用抗税来征讨之。 今日,中国政府腐败堕落、中共权贵骄淫奢侈、平民百姓民不聊生、 人民深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制度性的不公与强权掠夺,难道我们只 能唉声叹气、只能抱怨、只能声讨吗?不除此之外,我们应该行动起 来,用联合一致的行动来抗拒政府的腐败、贪官的挥霍;用联合一致 的抗税行动强制政府与民为善、实行公开透明的行政施政。最终实现 主权在民的民主参政与公共监督决策机制。 要抗拒官权的肆虐、捍卫公民权利,要实现政府的清正廉洁、人民安 居乐业。被鱼肉与剥削的苦难生灵唯有联合起来,在实现递进民主的 历史进程中,勇敢的跨出第一步:集体抗税──抗拒制度性的权力腐 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是农民的孩子 写在《论中国的乡村转型问题》之后(下) 刘爱新 ┌────────────────────────────┐ │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 │ │  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  │ │  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  │ │  壮。”──《中国农民调查》             │ │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 │  沉。──艾青                    │ └────────────────────────────┘ 当代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 题,研究“三农”问题既需要理性,又需要激情,还需要胆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生生不息 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优良品性。我生活在其 中,自然也耳濡目染,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为国事、天下事忧心 忡忡,正如南宋大诗人陆放翁所言:“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的农 民有多苦、农村有多穷、农业有多危险,如果不是亲身感受、亲眼目 睹,你是无法想象到的。我出生在晋北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自幼经受过生活磨难的考验,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了近19年,直到 我考入大学进入大都市。那里的水和土养育了我,父老乡亲们的勤 劳、淳朴和坚韧始终在感动着我。因个人的特殊经历,我对中国的农 民、农村和农业始终怀有一种无法割舍、欲罢不能的情愫,常常为中 国农民的可爱而可怜叹息不已。进入与乡村生活几乎有着九重天之隔 的大都市,我的“三农”情结并没有淹没在大都市的喧嚣和浮躁中。 我永远是农民的孩子。“农民”一词在中国的语境下有着十分特殊的 含义。“农民”不仅仅是指一种职业,更是指一种社会身分。只要你 和这种社会身分沾了边,你就注定要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待遇。你从 娘肚子里下来,一直到入土为安,一辈子要负担数也数不清的税费; 进城打工不仅要交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收费,还要时时处处提心吊胆提 防大盖帽的“光临”。“农民”身分使那些进城求学的农民孩子们先 天地背负着乡下人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犹如一座大山压在他们的 心上,让他们畏畏缩缩,和城里的学生保持距离,不敢充分表现自 己,连和城市异性谈恋爱的勇气都没有。所以许多农民倾尽全力供养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就是为自己的孩子永远脱离农村的“苦海”,永远 摆脱这卑贱的“农民”身分。因为,只要你沾上了“农民”身分,你 付出的最多却享受的最少。 面对茫然的农民、面对穷苦的农村,我的心时时被痛苦地煎熬着,苦 不堪言,因而这不断地激励我关注“三农”,研究“三农”,并且深 入到深层次进行严肃的理论思考和理性探求。六年前,我从《南方周 末》头版看到了一篇深度报道,醒目的大字标题──“乡党委书记含 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象一道光刺入我的眼中,我的灵 魂在那一刻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四年前,我阅读了这位曾上书总理 的前乡党委书记用自己的爱与憎书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我热泪 盈眶,不能自已;三年前,我又是含着泪水读完了一对作家夫妇蘸着 农民的血和泪书写的《中国农民调查》。我们也许早已麻木了,早已 失去了对真实生活的敏感,我们正在或者已经沉沦在这无边无际的浮 躁和喧闹中却浑然不知。因此,我们太需要一剂针芒来刺一刺我们那 早已麻木了的神经。《含泪上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 民调查》就是最好的针剂。它们告诉我们,在那个“繁荣”的中国的 背后,还有一个充斥着穷困、迷茫、无助的中国,这是一个严酷的却 是真实的中国,而这个中国长期以来被埋没在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所 谓“主旋律”报道中,因此到处是太平盛世,到处是莺歌燕舞。数亿 农民饱含无尽辛酸的血和泪,“沉默的大多数”无力的挣扎,只能埋 入地狱里。中国的所谓“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写在少数几个精心装饰 的大城市的脸上,写在那些所谓“主流媒体”泡沫般的宣传论调里。 李昌平上书总理用冷峻锋利的笔尖戳穿了罩在农村社会表面上的一切 虚伪的装饰:“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 ‘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 如‘谎言’”、“假话如‘真理’”……他向总理痛陈“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有安徽作家夫妇陈桂棣、春桃更是向世 人大声地疾呼:“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 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 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和成千上万心系天下苍生的知识分子一样,我也试图寻找一条解脱农 民于可怜境地的道路,为“三农”寻求和探索进一步的出路。尽管我 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但是我决不消沉,决不妄自菲薄,决不轻言 放弃,因为我爱得深沉。我要以笔为武器,再接再厉,孜孜不倦地进 行探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感到十分痛心的 是,当前国内一些有关“三农”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见物不见 人”和“折奏派教条主义”的不良倾向,对“三农”问题不能做出更 为深层次的分析,尤其是漠视“三农”问题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和结构 性病症,漠视农民的国民待遇和公民权利问题,把“三农”片面地割 裂开,玩“学术游戏”,搞“功利学术”,不仅于世于民无补,而且 还严重地污染了学术风气,伤害了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论中国的乡村转型问题──一种诱致性技术──制度变迁理论的阐 释》所阐释的“乡村转型”这一核心概念是由作者自己独立地提出来 的。本文秉承有关“理性小农”的认识,运用作为“真实世界的经济 学”──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采用制度─结构 分析方法,并运用理论、历史与经验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经 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相结合三大宏观研究方法,并且结合历史的和现 实的有关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分析了“三农”问题的本质,揭示了实 现乡村转型的内在机制、基本路径和未来走向。本文特别强调中国农 民、农村和农业需要的是大发展和全面转型,而决不是仅仅停留在解 决八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上。任何试图将“三农”分解处理的做法都将 进一步加剧“三农”的结构性边缘化状态。“三农”问题的真正彻底 的解决,首先必须使“三农”作为一个整体从现行国家和乡村治理结 构中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其获得充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进入现 代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本文还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从宪政规则 改革的最高层次上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关系问题,把 农民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置于核心地位,并提出了“财产权利和公 民自由是实现乡村转型的两大法宝”这一观点。彻底破解“三农”难 题、实现乡村转型的根本出路在于,给农民以起点自由和公正,赋予 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公民权利。 我对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和兴趣始于大二第一个学期之初,与她 的相知相识可谓是“一见钟情”。于是我就开始自学现代新制度经济 学的理论知识,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比较经典的有:《财产权利 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农业发展的国际 分析》,《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 文选》,《以自由看待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等等。与此同时我也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学哲学信仰,这就是经济自由 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哲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真实世界的 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洞察力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无 法比拟的。虽然新制度经济学还很年轻,还没有取得主流经济学的地 位,但是她的生命力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了,特别是她的关于产权、 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对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和转 型的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而中国的制度变 迁的实践也必将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良好的现 实素材。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拿出为经济学研究献 身的精神,争取做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但是,在 此有必要记住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谆谆告诫:“只是个物理 学家的物理学家,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社会最有价值的成 员。但是,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 学家──我甚至想再说一句,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非 常有害的人,可能也是个招人讨厌的家伙。”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 研究越来越呈现犬儒化、庸俗化和御用化的趋势,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的遮羞布,以至于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集体丧失了公信力, 御用派经济学家更不用说了。听一听哈耶克的教导是很有裨益的。让 经济学研究摆脱权贵的羁绊,回归常识理性,回归良心本位,回归平 民立场,是经济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和公共使命,也是我们 这个时代走向昌明、开放、进步的迫求和标志。 我们的血液里也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自由主义者的第一要素是责任。 仅仅幻想施仁政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寻探中国“三 农”的进一步出路,让我们奋起吧! (2006年5月15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肩住自由的闸门 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2) 力虹 山雨欲来 2006年3月5日下午15时左右,《爱琴海》网站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工 作,显示器上突然出现“你访问的网页无法访”!试了几次,也是如 此。网站执行主编兼技术负责人姚仁磊,给我们的网络服务商──杭 州威斯顿公司的客户代表钱小姐打去电话查询。钱小姐说是接到电讯 和通讯管理部门电话通知拉掉的。姚仁磊询问原因,开始钱小姐还不 肯说,吱吱唔唔的,但后来还是说出了被临时关闭的原因:近期《爱 琴海》网上有大量关于《冰点》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特别是在主页上 刊登了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一文,现在是 两会期间,太过敏感,所以…… 听了姚仁磊的汇报后,我心里想:“终于要来了……”这时,办公室 电话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手机已经频频响起,都是网友们焦急的询 问电话。我在头脑里思索几分钟后,指示姚仁磊再与威斯顿公司联 系,为了网站大局,可以答应先将主页上关于“《冰点》事件”的内 容拿下,当务之急是及时恢复网站的运行。 如此这番交涉以后(其中也有威斯顿公司的努力),到16时许,网站 才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这次网站被突然“拉闸”,事先无任何书面和 电话通知,是《爱琴海》自2005年8月创办以来的第一次,并且所采 用的手法又是如此的突然袭击、横蛮无理,并且他们所指又是如此的 “明确具体”,说明《爱琴海》早已被当局有关部门“盯上了”。作 为网站的总编辑,我深感事情的严重性,在与站长林辉通了电话后, 便通知工作人员晚上加班,酌情删掉主页上的相关内容,并检查论坛 各栏目、频道上是否有太过“敏感与剌激性”的贴子,视具体情况作 相应的技术处理:或屏蔽,或删节、锁定等等。 同时,我以总编室的名义,在论坛上发了一个总置顶通告,含蓄地说 明了网站被短暂关闭的原因,并向广大网友和论坛、博客注册用户表 示了一番歉意。下班时发现大街上已是华灯初上,走在横跨千年大运 河的中北大桥上,寒风习习,禁不住一阵打颤,心里越发的沉重起 来。 记得去年9月28日,经过网站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日夜奋战, 崭新的《爱琴海》网主页得以正式问世。激动之余,我为这个在中国 面临“大变局”前夕而呱呱坠地的人文思想文学网站,写下了这样的 网站宣言:   “是她哺育了古希腊和欧罗巴,让自由之风吹拂全球。   “是她给了我们一个梦想:无比的蓝色容纳百川,窃西方的火煮   东方的鼎;   “在谎言之中说出真相,在邪恶内部坚守正义,在黑暗深处开凿   光明。   “是她在召唤一个新时代的桅帆:中国新文化力量──文明的价   值体系、人性关怀、道德良知、文化品格,将在这里得到集中展   示……” 这既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梦想,又是一个杜鹃泣血般的向往;这是一个 愈挫弥坚的信念,又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意志;同 时,它又基于对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的磐石般的信念。就 我个人而言,从一个于80年代初得到启蒙的热血青年,到饱经磨难、 傍徨于无地的惘然中年,这中间曾度过了多少风雨如磐的岁月。人到 中年,做事不易。尤其是做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主页开出后, 我收到了众多朋友(包括远在美国的大诗兄北岛)从海内、外发来的 热情漾溢的祝贺与评价,那番情景此刻还历历在目…… 5月过去了,经过网站全体工作人员和早期那一批热心网友、各位版 主的辛勤努力,《爱琴海》已从一个宁馨儿,迅速成长为一个立足大 陆放眼世界、团结众多知识分子和网络名家、凝聚中国新文化力量、 独具思想风骨和人文文学品位、关注国运民生、并能对重大时政发出 自己声音的、拥有主页、论坛和博客的大型综合性思想人文网站。 进入2006年以后,随着网站的访问量、发贴量、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 急剧攀升,遂成为著名的思想人文网站。于是,从各种渠通传来了各 种各样的反馈信息:有朋友们善意的告诫,有别有用心之人背后的冷 箭,也有从“有关部门”透露出来的某种流言……我想,树大必然招 风,我们网站只不过是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坚持自己的办网理 念,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与社会责任,如此而已,其他的事 情就随它去了。 但是眼下却不一样了!当局这次是利用所谓的“两会敏感期”,抓住 网站编发“《冰点》事件”文稿这一借口,第一次亮出了他们的杀手 锏──突然封网!正如龙应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早在暗暗等 待,好象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 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 能落实。”(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是的,那个“鬼”终于被等到了!要来的,已经开始了!虽然这次我 们经过技术层面的交涉,在作了局部妥协的承诺之后已暂时恢复了正 常运行,但这肯定是不祥的预兆。黑手已经伸来,警钟已经敲响,山 雨欲来风满楼啊……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北墅“同学”录(之11) 张铭山 十一、风起青萍暗涌起,悄无声处刀剑鸣    ──记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基督徒之二:吴旭升 吴旭升等人,是青岛市“6.4”民运的另一种力量。他们的“事 迹”,在“6. 4”大屠杀后,曾令青岛市的官僚“老爷”们,吓出一 身冷汗。 1989年5月间,青岛市以大学生为中坚力量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之 际,吴旭升和他的朋友们组成青岛市“工自联”,配合大学生、市民 的游行静坐等行动。6月4日,中共在北京大肆屠杀参与民主运动的学 生、市民后,青岛市的学生、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据朋友介绍,以吴旭升为骨干的部分青岛市“工自联”成员,不惜与 青岛市中共头目同归于尽,密谋用炸药炸毁青岛市政府大楼。据说, 吴旭升与军方朋友商定,用一辆吉普车装载军方朋友从军火库弄出来 的炸药,驶入市政府的车道,停在正门正中然后印爆炸药,一举炸毁 市政府大楼,以此报复中共的“6.4”大屠杀。也不知此事有多少真 成分有多少属于构陷,吴旭升与他的军方朋友们被中共抓获判刑可是 确凿无疑。吴旭升被判刑12年,军方朋友因军事法庭秘密审讯,后果 不详。 吴旭升自幼与在银行工作的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因在国民党时期 的银行干过职员,一直被管制使用。吴旭升从来不谈他的父亲,但随 身带着他父亲留下的写有“献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茶缸。据朋 友们猜测,吴旭升的父亲应参加过中共的“抗美援朝”,可能是个干 部,这里面必定有令吴旭升不愿提及的伤痛埋在心头。从他的情况, 可以想象得到,他与母亲曾经经历了多少生活的艰难,经历了多少心 灵的伤痛. 吴旭升曾经为生存四处奔走,干过各种各样的行当。听吴旭升讲,他 贩过西瓜、青菜,卖过海鲜、服装,也曾在泰山、崂山等风景区,出 售过他亲手雕刻的孔子、老子头像,结交过三教九流、三山五岳的各 种人物,后来钣依天主,在心灵上找到了安慰。 吴旭升另一个让人敬佩的事件,是“英雄救美”。1989年春天的一个 夜晚,一群地痞追赶两名外地到青岛旅游的女大学生,企图不轨。吴 旭升用石头、砖块与这群地痞巷战了两个多小时,掩护两名少女逃 离。吴旭升把惊魂不定的两个大学生小妹妹,带到家里招待好食宿, 第二天又为丢掉一切逃命的小妹妹,筹足回家路费送她们坐上火车。 这对险遭不测的小妹妹,后来在家人陪同下,到青岛看望感谢吴旭升 时,吴旭升这位小妹妹心目中的“大英雄”,已经被关在看守所的铁 笼子里了。两位小妹妹在看守所的“倾盆泪”,感动了铁石心肠的狱 卒,让她们隔着窗户玻璃,瞻仰了一下吴旭升的尊容,一切感激只能 尽在泪水涟涟的抽噎声和带来的食品中了。 吴旭升在直属队时,主要看一些绘画艺术之类的书籍。他与张杰合 作,为北墅劳改支队韩主任画过画像,后又为韩主任的“孤本”(由 王在京编写,孙维邦、张宵旭、陈兰涛等抄写,集体完成)裁剪书画 过插图。直属队解散后,吴旭升分配到教务处先是在排字房排字,后 调小报组当美术编辑,有时还画画漫画。1992年,吴旭升到潍坊监狱 后,与姜福祯一起分配在宣传组政治教研室,也与张杰偶尔外出作画 或画广告牌。 吴旭升出狱后,与人合伙贩运蛤蜊。1998年,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 筹组时,吴旭升找到我与姜福祯,参与了全过程。后来的多次签名, 吴旭升都积极参加了。吴旭升因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我与姜福祯等朋 友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但愿他生意有成,生活能安定下来。 (2006-05-15 01:0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抗议和谴责中共审判杨天水的 共同绝食声明 邓永亮 江苏的杨天水先生在2005年12月23日被江苏当局刑事拘留后,中共当 局已经拟订在2006年的5月16日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杨天水 先生。众所周知,杨天水先生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国内著名的异 见人士,一直以和平、理性、温和的方式来担当一个热爱祖国、信守 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中共当局对杨天水先生这样的正义 人士的审判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鉴于中共当局执意要违背依法治行政、以人为本的承诺,大兴冤狱, 对正义人士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我们决定从2006年的5月15日13点 到5月16日13点点进行24小时的绝食,以谴责和抗议中共当局对杨天 水先生的非法审判! 绝食人: 杨在新、郭国汀、陈树庆、张鉴康、刘京生、李 海、庄闵文、 孙不二、吴玉琴、赵 昕、范子良、黄燕民、全林志、陈德富、 杜和平、申有年、康 成、邓浩洋、曾、宁、陈 西、李任科、 杨 伟、廖双元、莫建刚、黄小兵、李国涛、池建伟、王富华、 杨小堰、邓永亮 MSN:dyongliang2000@hotmail.com skype:dengyongliang 电话:029-88429416 朱玉玲 转 地址:西安西后地南区21号楼1单元6楼3 成都手机号:13378101372 西安手机号:13379275053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杨同彦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李建强 审判长、合议庭: 我们接受杨同彦的委托,并受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指派,在杨同彦颠 覆国家政权案中担任被告人杨同彦(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律 师。我们将遵照刑事诉讼法第35条之规定,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 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派后,我们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充分了 解案情、会见了被告人,经过对本案卷宗的研究和今天的法庭调查, 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我们认为,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二、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罪 的犯罪构成要件。请求法庭判决被告人无罪。 下面分述如下: ------------------------------------------------------------ 第一部分:起诉书指控事实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 一、起诉书指控:2002年5月至2005年12月,被告人以“杨天水”、   “中华泪”的网名在境外《大纪元》、《博讯》等网站上发表   《十一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日》、《敦促中共的当权派》等大量文   章,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专制政   权”,意图推翻现行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起诉书的依据是,在这些文章中,被告人称“十一是专制中国的国 庆、是中华民主的灾难日”、“赤贫、落后、暴虐笼罩了大陆。专制 是人性的公敌”。“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独夫民贼。这样的 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威胁国民幸福生活的不是台独,而是 大陆的专制势力。”“中共共产主义运动,本质是暴民运动,”“眼 前的旧体制,将彻底走向它的坟墓。” 我们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被告人的价值判断,是一种停留在意识层面 的思想认识,其中显而易见,并不包含推翻现政权的行动含义和功 能。从常识看,发表文章的内容只能用来证明作者的思想观点,而不 能作为从事颠覆活动的证据,批判性言论远不是颠覆行为。而且文章 只是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抨击,最多有改变这种政权性质的一 般期望,不能说这些文章的意图就是“推翻现行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 制度。”一般地希望政权现状发生变化远不等于意图从事具体的颠覆 活动,就如期望某人死亡远不等于意图具体采取杀人行动一样;因 此,也如期望人死的言论不能作为意图杀人的证据一样,希望政权变 化的言论也不能作为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因此,起诉书将被告 人发表的抨击性文章作为他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在逻辑上不足 以成立,而且有悖法理。 因此,我们请合议庭拒绝接受起诉书以被告人发表的文章作为他意图 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并驳回此项指控。 二、起诉书指控:2005年1月,被告人杨同彦接受境外“民主中国阵   线”副主席盛雪等人的邀请,担任由盛雪等人发起的“赵紫阳治   丧委员会”荣誉委员,并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杨天水在D   C“悼紫阳”、“别中共”国际集会上的发言》,称“共产主义   体制下所有人都不享有充分人权,中共应主动转变为社会民主   党”。 我们认为,这项指控与颠覆国家政权没有关联性。 首先,被告人担任“赵紫阳治丧委员会”荣誉委员,只是表达对赵紫 阳先生的哀思,至多有思想认同,不具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和 实际功能。因为赵紫阳先生至死仍是领导我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并未涉参与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所以被告人对他的哀思甚至 思想认同,显然与颠覆国家政权毫无关联。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项悼念活动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如起诉书 所引的被告人发表的相关言论所示,但是要说这项活动因此就是被告 人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个行为构成,起诉书却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缺 乏最基本的法律要件。 其次,发言建议中共转变为社会民主党,只是被告人的个人意见,这 项建议充其量是想改变中共的性质而不是国家政权的性质,显然与颠 覆国家政权毫无关联。 中共是否转变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政党的内部事务,根本不在国家司 法机关的管辖范围内,因此至少在中共对被告人的这项建议作出任何 判断和指控之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能将被告人的建议与颠覆国家政 权相关联。 因此,我们请合议庭拒绝接受起诉书以被告人担任“赵紫阳治丧委员 会”荣誉委员和就此发表的文章作为他颠覆国家政权的依据,并驳回 此项指控。 三、起诉书指控:赵紫阳治丧委员会发起网上投票选举“民主中国过   渡政府”的活动即“天鹅绒行动”,被告人杨同彦当选为“民主   中国第一届临时过渡政府”秘书处成员和各省市和平交接工作委   员会江苏省接受成员,并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划时代的天鹅   绒行动》一文,鼓吹“天鹅绒行动是划时代的,其以一个新式的   民运方式,在网络上通过自由民主的选举来产生的“民主中国过   渡政府”是合法的政府。 我们了解到(参见辩方证据一):“天鹅绒行动”是海外民运人士高 寒、刘刚为了造势而嫁接赵紫阳治丧委员会的人气搞的一场网络政治 游戏。这个行动一开始就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如今已经无疾而终,没 有发生与颠覆国家政权相关联的任何实际功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列入参与“天鹅绒行动”网络选举名单的甚至 包括胡锦涛先生等我国各级党政军领导人,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甚至还当选为“民主中国过渡政府”首 任总统,其游戏性质可谓一目了然。 此外,起诉书中既没有提出作为一项网络政治游戏的“天鹅绒行动” 与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任何证据或理由,也没有提 供被告人参与天鹅绒行动的策划、组织、运作等活动的任何证据,甚 至连被告人就此行动与其他人的联系证据都不存在。 事实上,被告人只是被动的被列入名单,并没有对他在名单上的任何 职务表示过确认,也没有履行过任何职责,只是事后碍于朋友情面发 表了一篇表态性的文章以示支持。参加行动和站在一边支持是完全不 同的两回事,且不说大量的证据证明这还只是一项网络政治游戏。 我们坚持认为,起诉书把被告人与“天鹅绒行动”的关系演绎为颠覆 国家政权的行为,缺乏必要证据和法理根据,根本不能成立。 因此,我们请合议庭拒绝接受起诉书以被告人被列名“天鹅绒行动” 和就此发表的文章作为他颠覆国家政权的依据,并驳回此项指控。 四、起诉书指控:2005年4月,被告人杨同彦遵循敌对组织“中国民   主党的纲领”、章程,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   组”,并发展组织成员。 但是,起诉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跟中国民主党有过任何组织 联系,甚至何时何地成为该党成员。 控方证人陶士季的证词证明,被告人只是与台湾的陈荣莉、王观发生 过联系,产生了重新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想法,而两人都不是已经存在 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 如果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同彦遵循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的纲 领》、章程”属实,被告人要组建已经存在的中国民主党的苏皖分 部,他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他要履行组织手续,首先是解决他个人的组织资格问题,其次 是取得民主党的同意; 第二、根据民主党的党纲和组织原则,他组织、发展成员要经过民主 党的批准、备案; 但是,起诉书却没有提供与以上任何一点相关的证据,可见以上指控 违背事实,没有法理根据。 相反,陶士季的以上证词却可以证明:被告人准备成立的所谓“中国 民主党苏皖分部”其实与已经存在的中国民主党并无关系。他除了跟 陶士季和海外的陈荣莉、王观等人谈过想法,没有具体实施组织活 动。而且据陶士季的证言,被告人组织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是 为了在政府开放党禁以后依法注册,也就是说,是为未来合法组党做 准备,并不是要立即组织反对党。陶的这个说法跟杨的交代完全吻 合,应该采信。 此外,控方证人林小卫的证词很多都是一面之词的孤证。如:“杨同 彦发展他成为中国民主党党员”、“杨宣称要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 治”、“要靠暴力的手段推进民主”、“推翻现行国家制度”,“分 配林小卫负责和社会各层次上的人多接触,尽可能获取资金”等等, 跟被告人的一贯立场和做法不相符,也没有其它的证据佐证,其证词 的客观性、真实性是非常稀薄的。 我们认为,林小卫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没有政治理想的刑事犯罪嫌 疑人,此前就有过盗窃的前科,他为了立功以求减轻罪责,而举报杨 同彦,他的证词有歪曲、夸大事实,有通过栽赃被告人以获取立功减 刑的重大嫌疑,建议法庭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证据材料,我们认为, 第一、把被告人的组党准备跟已经存在的中国民主党联系起来缺乏足 够证据支持; 第二、把被告人的组党准备视同颠覆国家现行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缺乏证据和逻辑支持; 第三、认为被告人的组党准备具有现实的危害性、触犯刑律,缺乏事 实证据支持和宪法层面的法理支持。 被告人成立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只停留在组织准备阶段,而且他 的目的是想在国家法律允许正式成立政党以后再具体实施,这个作法 并不违背宪法和现行法律,更不能构成犯罪。 因此,我们请合议庭拒绝接受起诉书以被告人成立民主党苏皖分部筹 备组和相关文字作为他颠覆国家政权的依据,并驳回此项指控。 五、起诉书指控:2005年2月,被告人杨同彦接受境外民主中国阵线   副主席盛雪等人的资金500欧元,同年12月,接受澳大利亚孙立   勇的资金500澳元,所接受的资金部分用于资助曾因危害国家安   全罪被判刑的王文江等人及其近亲属。 根据案卷材料和被告人的供述、辩解,被告人接受的盛雪委托潘文忠 支付的500欧元是专为他筹集请律师的捐款,供其个人使用,他将其 中500元人民币(约合50欧元)寄给了王文江,余款自己使用了。接 受的孙立勇500澳元是转付郑贻春家属的救济款。 根据刑法规定,接受海外资助或者资助他人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方构成 犯罪。盛雪、孙立勇等给的钱均没有附加要求被资助人危害国家安全 的条件,而且实际上也不存在这种事实的证据。 其一、王文江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并不意味他在刑满释放后仍 在从事相关犯罪活动,起诉书对此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也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出于人道主义资助给王的500元,与任何危害国家 安全的活动有关; 其二、郑贻春当时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一案打官司,更不等于他仍在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而被告人转交500澳元给他家属贴补律师 化费,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可视为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其三、杨同彦自己使用的500欧元捐款的那部分,并没有证据证明用 于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 我们认为,起诉书将被告人接受和转付上述海外捐款认定为颠覆国家 政权的行为构成部分,根本没有任何事实和法理根据。 因此,我们请合议庭拒绝接受起诉书以被告人接受和转付上述海外捐 款作为他颠覆国家政权的依据,并驳回此项指控。 ------------------------------------------------------------ 第二部分: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 一、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理构成 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第1款),是指组织、策划、实施颠覆 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策划、实施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所谓组织,是指为颠覆国家政权而安排分散的人使之具有一定的系统 性和整体性。组织既包括预备过程中的组织,也包括实施过程中的组 织。所谓策划是指为颠覆国家政权而暗中密谋、策划,实际上是处于 一种犯罪预备的状态。所谓实施,是指已经着手,个人或有组织地将 策划的内容付诸行动。组织、策划、实施是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不同 形式及发展阶段,都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度不同的实行行为。这里 的颠覆,是指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篡夺国家现政权,包括我国各级权力 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内的整个政权。 颠覆政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公开的和秘 密的等各种手段。如策动武装政变、直接推翻国家政权,或者利用已 经窃取的国家部分领导权,实行和平演变,改变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 等。所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以各种方式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和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行为。其手段也是多 种多样的。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的自然人。本条将犯罪主体分别规定为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的、积 极参加的和其他参加的。实施颠覆政府行为的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但以非暴力方式颠覆国家政权主要指是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窃据党、 政、军重要职位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野心家、阴谋家。本罪在主观方 面表现为故意,具有颠覆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的恶意。 根据以上法理要求,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颠覆国家政 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其一、在客观方面,被告人没有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 为 1、“天鹅绒行动”不是被告人组织、策划、实施的,被告人只是事   后表态赞成,没有具体参加这个活动。况且,“天鹅绒行动”作   为一个网络游戏,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也缺乏事实和法律根   据。 2、被告人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组织、策划、实施组建中国民主党   苏皖分部筹备组的行为,这个行为充其量只存在于思想准备阶   段。没有发展组织成员,没有实施活动,而且即使这个组织最终   成立了,也只是一个预备组织,到法律允许之后才公开活动,这   样的行为根本不能与颠覆国家政权相提并论。 3、接受海外救助捐款没有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为前提,也没有用   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更不能成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的组成部分。 其二、被告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故意 起诉书列举的杨同彦的文章内容只能证明杨同彦有希望现政权发生变 化的故意,不能证明杨有意图采取行动推翻现政权、改变社会主义制 度的故意,这两者之间在法律上有着明显的、本质的区别。 二、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估 1、被告人是政治异议者不是政权颠覆者 其一、被告人是一个不认同四项基本原则、不认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架构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图 谋颠覆者”。 被告人的文章和他的一贯言论、行为说明,被告人不认同四项基本原 则,不认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架构,对这一点辩护 人无意否认,但这是他思想信仰方面的权利,在一个现代化的、多元 化的社会里,这种政治异议应该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 其二、被告人的行为仅仅停留在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对现政权进行 评判这个层面,他思想上希望我国的政权性质发生变化,但没有采取 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去促进、完成这种变化,即没有进入具体“组 织、策划、实施”颠覆现政权活动这个阶段,这就仍然不能进入刑法 管辖的范围。 其三、被告人不能对“天鹅绒行动”负责,其组党活动也仅仅停留在 思想、理论准备阶段,这些活动符合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的宪法原则,不能说成是“罪行”,更不能认定为“罪行重大”。 三、被告人行为的思想价值 杨同彦在他的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希望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社会的政治理 想,这种理想简而言之无非是希望未来中国实现:(1)民主法治; (2)权力制衡;(3)人权保障。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这些目 标与我国政府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无多大矛盾。民主法治是 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权力制衡是防止腐败的苦口良药,保障人 权是我国政府一再承诺和追求的长期目标。我国领导人都有过类似的 讲话,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强调要实现民主, “只有实现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 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 治体制改革,一切改革的成果都会丧失。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必须使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在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 方面的改革的任务。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题为《党和国 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 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的问题。他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 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认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不能适应形势。因此,应当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 一个标志。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更是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主张,这些思想正在成为我们国家的基 本国策。 由此可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党和政府的 一贯方针。被告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具有其历史的前瞻性和思想价 值,应该成为我们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参考资源。 审判长、合议庭: 我们认为,被告人有批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言论,有希望现行政权发生变化的想法,有试图通过合法途径组建反 对党的意图,有接受海外救助捐款的事实,但是这些行为本身及其组 合,并不能必然产生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现实的、紧迫的 威胁,对其定罪并重判,违背罪刑相适用的原则,不符合法治精神。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的进程虽然有反复 和曲折,但是民主政治作为历史潮流却是滚滚向前,不可阻挡。杨同 彦先生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当和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就像早叫的公 鸡,虽然惊扰了黑暗中酣睡者的好梦,但却将最终唤来黎明。对这样 一只公鸡,杀掉它,我们将愧对明天的朝阳。 请合议庭考虑我们的辩护意见,秉承司法良知,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公正判决。 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 李建强、兰芳律师 2006年5月16日 〔提供者:(美国)蔡楚〕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杨天水被判12年有期徒刑! 侯文豹 听完杨天水的代理律师的述说,悲愤的心灵急速地颤动了:尽管所有 这一切都已在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感到那么地难以接受!有期徒刑12 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今天上午,公元2006年5月16日,星期二, 天水君再次遭受如此重刑,是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所不希望看到 的结果,它更是当今中华民族的悲哀! 根据李律师的讲述:江苏方面特别重视此案,尽管是秘密审理,但到 庭旁听的还是达到了60多人。到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江苏省公安厅 的、镇江市公检法系统的,公诉人由镇江市检察院一位副检查长担 任,主审的系镇江市中院的一位副院长,可谓阵容强大、声势浩大! 动用如此庞大的阵容,当庭宣判天水君12年的重刑,可谓极为重视、 效率极高!此番动作,可谓少有、罕见! 代理律师又述:本案的重点在所谓的网络中国天鹅绒行动。此重点真 的是使世人喷鼻!本来犹如网络游戏的那么一场活动,如今被江苏方 面上纲上线,拔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高度,说是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 体系,妄图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据说,某位现任国家领导人与前国 家要人田XX也在天鹅绒行动中被委以要职,你们敢去调查他们吗? !江苏方面这一次又给其他各方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典型!因为在中国 天鹅绒行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海内、外的各界人世200多位,说不 定哪一天一不留神,某位先生再被以此为榜样,来一个颠覆国家政权 罪! 另再据代理律师之言:天水君已表示不会上诉,委托律师代理申诉。 只因他实在忍受不了看守所的超长时间的煎熬,每天十几个小时。况 且他还只是在里面看管其他在押嫌疑人劳动,一般人的痛苦可见一斑 了!宁愿提前到监狱去,也不愿意在看守所呆! 愿上帝保佑天水君!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文革”研究解禁了吗? 读《“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 简报》有感 武振荣 5月──在前毛泽东时代有“红5月”之说,在后毛泽东时代又以“黄 金周”开始,可见它对中国人来讲,真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啊!就在这 个5月,纽约在召开文化大革命研讨会,柏林也在召开,而在这一月 的13日,徐友渔先生发表了他的《“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 会”简报》,告诉外界:2006年3月24~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读完简报的内容,我脑海里产生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真的解禁了吗?我虽然对我自己提出的 问题还不能够形成一个肯定性的答案,但是对这一份简报所传达的信 息我却是敏感的,原因是我在写作我个人第一本研究“文革”的书稿 ──《绝妙的戏》时,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用书稿中的原话 讲,“是在解剖刀悬头的情况下写作的”,因此书稿写成后,非但没 有拿到出版社去请求出版,竟掘地三尺地埋了起来……,说来话长, 那是32年前的事情了,因此,在今天当同样的事情可以在“光天化 日”之下进行时,我对此事的感触就不可能和完全没有如此经历的人 一样了。 在1974年,我认为对1966年同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或事件的“解说” 不应该是众口一词,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理论”固然可以看成是一套“解说词”,而我的“66人民政治大解放 运动”又何尝不是一套“解说词”呢?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有你毛 泽东的说辞,为什么就不能够有我的说辞呢?我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积极参与者之一,因此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种独立的意 义,这怕是人世间最基本的真理,为什么你毛泽东要压制呢?但是话 又说回来了,你越压制,我越感觉自己的观点有价值,越感觉到有维 护它的必要,如果说这样的品性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话,那么是 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了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种“我”的品性,使我走在我 自己追求真理的路上而不它顾──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 80年代初,邓小平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把一个“文化大革命好” “翻”成了“文化大革命坏”,因此谁再敢说“文化大革命好”就是 “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立即逮捕法办。1985春,我在秘密状态下 写作《66运动论说》的书稿时,我所在的咸阳市一位工人因为写作了 《文化大革命好》的一张大字报被判了12年徒刑的事情对我敲了个警 钟: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说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要受“法 律制裁”的!毛泽东时代虽然已经翻了一个滚,但是“建立”“文革 研究的禁区”的做法没有任何的改变,到2002年2月,我在向香港一 家出版社询问能否出版《66运动论说》书稿时,竟然招来国家安全局 的警察的盘查……。时间又过去了四年,情况便产生了变化,北京竟 然举行了“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从“简报”介绍的情况看,这一块 一贯被禁锢的领域,好象出现了一种解禁的迹象。 我对北京研讨会上的其它情况知之不多,但是从“简报”上我感觉到 风气是有了变化,正如“简报”所言,对于“文革”诸问题“有较大 的解释的思想空间”。徐友渔先生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名气,在中国生 活时,我就喜欢他的文章,在这一份由他写作的“简报”中,我好象 是看到了学术上的“解冻”现象,特别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流亡海外 的郑义、刘国凯、王希哲(包括已故的杨小凯)等著名民运人士的研 究成果,也被与会的学者们所涉及或者注意,因此我认为这个只有16 个人参加的研讨会却悄然无声地开辟了一方学术上的自由之土地,所 以,这一场已经谢幕了快2个月的研讨会应该受到我个人的事后祝 贺。 这一次研讨会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学者们试图在邓小平的“改革”中 去寻找“文革”的正面价值,虽然这样的价值目前看来是蜻蜓点水式 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探索有助于使人们摆脱20世纪80年代的那一 阵“否定风”,“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简陋思想和观点已经“过 时”,“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更为深刻的看法开始时兴,民主的肯定 性精神和复杂化的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问题上已露端倪。“简报” 上说,“文革”中,“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 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这就画龙点睛地指 出了1966年人民运动的民主性质。虽然研讨会上没有人把“文革”看 成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改革,但是在破除了对“毛的文革”的迷信之 后,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对而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将会变成一个 可以论证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摆脱了30年以来的“否定 性”思维模式的束缚,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文革”研究目前出现的新动向有可能为上一个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 国“改革”勾画出一幅完全新的背景图像,这幅图像可以迫使中国共 产党“否定”式历史观(后一个“否定”前一个,如共产党革命否定 国民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 年”,而“改革开放”又“否定”“十年文革”)退出历史舞台,同 时对于“文革”中“七亿中国人民”的作为的研究就有可能呼唤民主 的历史观,而这样的历史观如果又是在对中国人民最广泛政治参与运 动的研究中形成的话,那么从严复著书、康梁变法时起,中国人在国 外寻找真理的历史才有可能最后的终结。 总之一句话,这一次“文革”研讨会没有因官方的扼杀而流产,给人 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已经有了“文革”研究!诚如徐友渔所 言,“大致从21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 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方面已经始占主导地位”。中国出现了 “文革研究”──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没有为更多 的人所感知。 (2006-05-16)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遇罗克、文革和中国当前的维权运动 遇罗文 在“文革”40周年前夕,最近我接受了德国第二电视台、英国BBC 广播电台,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采访。尽管他们对“文革”的关注点 不一样,但是都提出同样一个问题──需要不需要纪念“文革”,不 纪念它有什么危害?恐怕这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首先想到的问 题。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低智商──“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纪 念那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吗,这不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吗? 之所以对常识有了疑问,根源在于中共当局最近公开宣布禁止有关 “文革”的纪念活动。禁止就够荒唐的了,禁止的理由更是荒唐可 笑,居然是为了安定团结。 到底想让谁和谁团结呢?要让“文革”的受害者与杀人打人的凶手们 去团结吗?如果这个逻辑能成立,那么南京大屠杀甚至抗日战争也不 用纪念了,以免影响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与被残害的中国人的团 结;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也不用再开办了,以免影响希特勒之流的 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团结…… 禁止纪念“文革”无非是强迫人们去遗忘,这是可能的吗?我在调查 北京大兴县大屠杀事件时遇到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女士(现在已经60多岁了),在那次事件中她的亲人都被杀害 了,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她虽然有较好的工作,但是始终没有结 婚。许多亲戚朋友帮她说媒,劝说她,也无法把她从痛苦的阴影中解 脱出来。她解释说,一想到死去的亲人们,她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 如果成立了家庭,这种情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吗? 不去追讨肇事的元凶,不给受害人满意的说法,想让人忘掉这段历 史,可能吗?也许有人会天真的想:不是有“落实政策”这么一说 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把这种所谓的“落实政策”刻画清楚了。 五年前我采访了揽杆市事件的受害人李文波亲属──李文波的小儿子 李玉海先生。经历过文革的北京人都知道崇文区榄杆市事件,那时正 是红卫兵抄家打人刚刚兴起的时候。突然传说李文波用菜刀报复了红 卫兵,中共政权立刻演绎成阶级敌人行凶反攻的事例,于是红卫兵大 开杀戒就有了藉口。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不算,几天以后周恩来主持的 公审大会上,又把已死的李文波和还没被打死的李太太宣判了死刑。 事实真相是李文波根本就没伤害任何人,红卫兵打了他半天他都没有 反抗,只是他太太刘文秀想去上厕所红卫兵不允许还打他太太,他才 急了,想去保护她。 李文波夫妇冤死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李玉海先生得 到的无非是法院打印的一页纸,除了一通废话以外有用的只是“无 罪”两字。李文波以前是东北军主管财务的官员,家中资产不可谓不 多,红卫兵抄走了的古玩字画存折全天下落,可笑的是一个花旗银行 存折,内瓤全没了,只剩个空壳还给了李玉海。人白死了不算、连财 产也没要回来──这就是落实。 李玉海先生现在在一所区办大学教书,妻子又有病,生活十分困难。 而残害李文波的大小凶手们,无论是宣判的周恩来还是诬陷李的女红 卫兵,还是动手打死人的红卫兵这些群体灭绝罪的凶手们,至今没有 一人受到惩罚,哪怕仅仅是官方文字上的谴责! 让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对谁有 利?毫无疑问,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傻子都能明白,希特 勒和他的党卫军们,就希望犹太人不记得大屠杀这回事;东条英机和 军国主义分子,也希望没人提南京大屠杀。如果他们还掌着权,如果 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给受害人平反的话,恐怕受害者也就和李玉海先 生得到的差不多。禁止受害人对受害经历的纪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 所说的,那是“不正义的延续”。 我的哥哥遇罗克仅仅因为一篇提倡平等的文章被判了死刑。27岁的年 轻生命就被活活剥夺了,所谓“补偿”也就给了两年的学生工资约 3,000块人民币。抄家时公安局拿走的日记,我家多次索要至今不 还。 众所周知,遇罗克是反对血统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血统论所 以那么猖撅,除了毛泽东及其官僚们长期推行的效果以外,文革时闹 腾最凶的是个叫谭立夫的大学生,他极力鼓吹血统论,以至那些杀人 打人的红卫兵凶手们,常以谭立夫讲话当行事准则。到了20世纪末, 谭立夫又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不过是改了名换了处,成了故宫博物院 的党委书记。据说还写了书,依然得意“文革”时的辉煌。 我在调查大兴屠杀事件时也发现,那些屠杀事件的策划者们,现在活 得都挺滋润,原先在公社任职的,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这些人和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不喜欢谈“文革”。他们有资格让 受害人忘掉文革吗?正如纳粹分子让犹太人忘掉死亡集中营,日本军 国主义分子让中国人忘掉南京大屠杀,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 既然明白了禁止纪念“文革”对谁有利,自然也让人想到对谁有害。 对“文革”时期的受害者有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起码有悻于公正 的原则。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则是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由于 禁止纪念“文革”,与“文革”有关的纪实文学、记录片、小说、电 影、教科书就无缘于人见面了,“文革”后出生的人对“文革”的知 情权被剥夺了,他们就无从吸取文革的反面教训,一旦再卷人类似 “文革”的狂热反常事件中就会毫不察觉。尤其是毒害人们已久而又 易于接受的暴民意识会滋长蔓延。 也许有人会乐观地认为,类似“文革”时期的残暴行为可能不会发生 了,毕竟今天已是物质文明极大提高了,外部环境的精神文明也有了 极大的进步。我只能遗憾的说,这是您的一厢情愿。就看看当前人们 对野蛮行径的麻木不仁,我们感觉不到比“文革”时期的愚昧强了多 少;看看最近震惊中外的苏家屯事件,我简直就感到又回到了“文 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文明国度难以想像的事件,其中主要原因 是,犯了群体灭绝罪的人在中国从来没得到过制裁,丧失人性的凶手 们就会有恃无恐。今天他们对付的是法轮功学员,明天也许对付的就 是你或我,找个藉口太容易了,文革时这种例子还少吗?结果还不是 人人自危,多数人都成了受害者! 几年前我写了本小说。名字是《复仇者》。说的是一个小孩,经历了 “文革”时的恐怖,全家人都被杀害了,后来他变成了复仇者,靠知 识陆续杀了20几个残害过人的凶手。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这个小 说,他们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其实正相反,如果靠不健全的法律 不能维持社会的公正,起码也应该有另一种途径可能维持这种公正, 这样的好处是坏人会有所顾忌,从长远上说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可悲的是由于没有在国内进行过对“文革”的仔细认真地探讨,当局 匆匆忙忙下了结论,接着连讨论、纪念、回忆一切与文革有关的活动 都被逐步禁止了,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这种“害”不仅 是物质和精神的,也应该包括道义和名誉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说,禁止纪念“文革”有害于全体中国人民或者说中 华民族。这种不正义的延续,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民族。 有句俗话叫“以小比大”。我在调查大兴事件时还发现,屠杀最残暴 的两个大村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其中一个村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 我,别的村庄引进外资很容易,外商到了我们村一听说以前发生过的 事,人家扭头就走了,至今也没有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建立在这个村。 幸好有今天这样的纪念活动,还能让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中国人不是都 那么麻木不仁,都对野蛮行径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不是都那么没出 息,从而能让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瞧得起。既然咱们都认为中华民族是 个伟大文明的民族,起码应懂得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正义不保持沉 默。如果我们都对“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纪念活动, 其他民族能尊重我们吗? 至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敬佩我的哥哥遇罗克,在血统论横行中国的时 候,不幸的是只有他一个人写出了一篇文章,整个知识份子阶层,除 了为虎作怅的全处于失语状态。罗克为整个民族争了光。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维权 运动,尽管他们没有被枪毙的危险,但是我还是十分敬佩他们,因为 他们也要顶风冒险,需要大智大勇,同时我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是艰难 的,有人为此受到了酷刑。由于有了他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不 辱没文明古国的称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革”的研究有很深的造 诣,遗憾的是不能来参加这次会议,这又是一次中国人民的不幸。在 此我用罗克的一首诗来结束我的发言并与他们共勉── 千里雪原泛月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夜亦迢迢路亦 长。 (这是作者发表于《文革四十周年纽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 《遇罗文小档案》 遇罗文,发明家,遇罗克、遇罗锦胞弟,1948年生。童年时,赶上家 庭遭遇磨难;文革初期,为宣传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创办《中学 文本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六年。先后在陕北、东 北插队落户,当过木匠、会计,盖过医院,办过工厂。1979年平反回 京,才有机会从事心爱的发明创造。近年与其弟遇罗勉合作研制的高 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转载自《大纪元》2006-05-15 16:30;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四十年文革寻思 仲维光 “十年一觉扬州梦”,儿时读此,觉得那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因 为对于55年上小学的我来说,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就好象夏商周一样, 是极其遥远的历史。然而,当我真的开始领略到生命的时候,却别是 一番感觉,不是十年一觉,而是40年如白驹过隙,人生倏忽。无可奈 何的人生,人生的无可奈何,给我留下的都是从40年前那场文化革命 开始的。 40年前西山脚下的清华附中,还徘徊在中国传统的山水中,山明水 净,每天都能够看到西山绵延的曲线,听到稻田里起伏的蛙声。 迈出清华北校墙,沿着比田埂稍宽的泥泞小路,依傍树阴深处几处农 舍的炊烟,你走进的就是矗立在浓密的茭白,稻田中间,东西河水潺 潺的清华附中新建的六层教学楼。 那是61年,我报到的时候,这座教学楼还没有建好,楼里楼外还在施 工。飞进这个楼里的时候,生命就象刚刚展翅的小鸟,兴奋、好奇、 精力好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间还有苦难、风险。黑暗在 等待着我们。 40年前的清华附中,虽然脐带连着刚刚走出反右硝烟的清华大学,可 中国的人文传统,庚子赔款建立的,从美国吹进清华大学的自由风 气,还是时隐时现、潜移默化地出没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个淡淡的有如水墨画般的背景、气氛,还是让那些第一代眼 睛只“盯着”“权力”,第二代血液中只“流着”“权欲”的两代极 权主义怪兽,不能容忍。66年,就在这个如画、如诗、如梦的清华附 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级,我的桌前身后,寤生出那个人间怪胎,那个 远在欧洲的党卫军的孪生兄弟,“红卫兵”! 可能是直觉的自卫,可能是遗传的文化基因,可能是天生的重情不重 权力、暴力,66年4月,我鬼使神差地走入人生的第一步,就成了那 个还在胎中的红卫兵的反对者。而这一步就走了40年,走进我生命的 追求,走尽我的青春。 这的确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文化大革命”,这父子两代要革掉一切传 统,革掉一切和他们不相容的文化,一切不臣服于他们的人性。 66年4月,或许也可以说从64年就开始了,卜大华、骆小海们的所谓 造反口号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思想革命化”,“教育 革命”,在学校里,他们具体要做的是“取缔封资修的土壤、黑 市”,“彻底贯彻阶级路线”。说穿了就是要“用尽”权力,占据一 切。这其实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精神。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在多元环境 中最后追求到了极权主义,那么这第二代人则是血管中流动的只有极 权主义的血液。如果说,高官子弟权力唾手可得,那么这些中下层干 部子弟,要想占据更多的权势,则只有更淋漓尽致地依附权势、革命 造反了。 我想红卫兵这个臭不可闻的名字出自张承志的建议也绝非偶然,这一 切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个充满极权主义权 欲和血腥的名字,不会出于一个平民子弟,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 没有那种权力的冲动和狂热。红、卫、兵,对仗党、卫、军,真是天 作唾弃的一双词。只有那些血液中仍然流动着权欲夹杂着奴性的人, 才会至今还对这个名字津津乐道,甚至可以说不知羞耻地感到骄傲。 与仍然蜷缩在共产党羽翼下的卜大华兄弟、张承志相比,到了美国, 从而能看到人间羞耻为何物的宋彬彬和骆小海,不敢再正面提红卫兵 渗透着的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和疯狂,而声称他们本来要搞的是“教育 革命”。然而,他们却无法掩藏,66年6月他们砸烂的高考制度,是 为了他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占据一切最好的社会位置。他们要在学 校教育革命中彻底推行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说穿了也就 是霸占一切,支配一切,他们也无法把七月那些杀气腾腾的“头断太 平洋”,“血染华盛顿”的野兽情怀完全抹尽。 究其根本,描述希特勒、共产党的这个词,疯狂的“极权主义专制” 欲望,用在红卫兵身上,真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文革第一个十年,我在清华园、清华附中既留下了愚昧,充满极权主 义文化冲动的狂热,也留下被压抑、被损害的生命和正义的追求,做 过恶、行过善。然而,终于在第一个五年结束前,在我步入成年的时 候,我觉醒了。这就使我后来始终相信,一个从出生就受极权主义教 育,知识面狭窄的少年能够完成这个过程,那么,一个智力和道德健 全的人肯定会背离那个没有人性,散发着血腥的社会,那个党。而就 因为这个基本常识,我得罪得更厉害的是那些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曾 经、或者仍然依附于共产党的“知识精英”。 第二个五年,我来往于农村和清华园,思想开始了漂泊,感情开始了 流浪,知识终于寻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 文革后第二个十年,我最终告别了清华园,因为我终于发现,这个被 共产党、蒋南翔改造过的清华园。已非昔日,它既没有中国的人文传 统,也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自由追求。50年代、60年代,清 华的教改改掉的是人的灵魂,人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清华园不折不 扣地成了一个培养良种牲畜工具的“动物庄园”。伴随知识的增长, 我看到,60年代清华大学教材的深度和理论性竟然不如80年代电大的 教材,更何谈培养第一流的人才。从那个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这个 留下了我的童年的清华园和清华附中,还有那个我曾经尊敬爱戴的万 邦儒校长,他们埋葬、摧毁了多少人才、人性,他们亵渎了多少知识 和精神,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教育革命、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这第二个十年,我感触最深的是,本来我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做更多 的有益的事情,可从40年前的那个6月,当然更准确说,从57年前共 产党控制了中国那天起,你受的就都是动物庄园的教育,你想真正追 求知识,追求生活,就要首先洗清动物庄园中注射到你血液中的毒 素,就要反抗那种兽性对你的追求的禁锢和扭曲,而这就注定了你的 孤独、寂寞和贫穷,注定了政治对你的迫害。第二个十年,我很少回 清华园,更没有再去过清华附中。 文革后第三个十年,我流落到国外,经过20年的学习,20年的追求, 我开始全面清理40年前迫使我走向这条道路的一切。这不是中国局部 的问题,这是100年来世界近代化的产物,为什么100年来竟然有这样 一批知识分子,这样一批所谓“精英”,追求“不自由”,为了自己 的权力,疯狂地摧毁普通民众的人性?为什么如此一批知识分子,对 生活、生命,文化和传统毫无感情,而对“动物庄园”却如此热衷? 三次回中国,我至多从清华西校门擦过,好象山没了,水尽了,稻田 平了,青蛙也去了,北望清华附中,看不见,却能感到那是一片现代 化的水泥!“水泥”凝固了清华附中,那山、那水,那曾有过的人杰 地灵。 清华园、清华附中究竟还剩下什么? 文革后第四个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过了知天命之年,生命如日过中 天,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你已经不可能再走一次,你已经没有资本再寻 找新的起点,只有在自己的路上走下去。我是一个天生不会回头的 人,所以我沿着66年的路走下来。而那个当年豢养出红卫兵的政党, 那些红卫兵,则一直在那片土地上为了自己的权力,继续豢养出各种 新的当代怪兽。那片没了传统,没了文化,没了人性的土地,也没了 环境和自然,剩下的只有纸醉金迷的堕落和权力。一个不折不扣的动 物庄园,既没有人的“安”居乐“业”,也没有人的伦理道德。 又到5月,66年的5月已经那么遥远,06年的5月就在身边,寻迹这中 间的40年,不是春花秋月何时了,而是各种形式的文革何时了?尽管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歌颂文革,但是,跟着共产党搞反右,搞文化革 命的丑陋,人们却仍然没有,也不想真的反思。这其实是一个一加一 等于二的问题,因为不同形式的“文革”仍然在继续,如果反思了, 人们就会看到,跟着共产党搞改革,跟着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其实仍 然是在蹂躏世间的美好! 文革40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2006-05-06于德国埃森)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6-05-13 10:03;http://www.ncn.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文革四十年一党专政不变 林保华 5月16日是中共大独裁者毛泽东发布《五一六通知》,发动惊世骇俗 “文化大革命”40周年。 文革历时十年,中共承认是“十年浩劫”,但只是说经济上到了崩溃 边缘,至于多少人死亡和受到迫害,则是机密。据研究,死亡数百万 到2,000万人;受迫害者一亿到两亿人,当时全国人口八、九亿。中 共在1981年对文革做出结论,据称是否定了文革,然后再也不许人们 讨论文革、反思文革。今年更把关严禁。海外讨论文革也不许国人出 席。 为何否定了又不许纪念、反思?原来,50年前苏联共产党召开斯大林 逝世后的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雪夫发表秘密报告痛批斯大林的暴虐 无道。从此毛泽东就担心死后也会被鞭尸,《五一六通知》就明确指 出:“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毛泽东观 察多年,认定当时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就是“中国赫鲁雪夫”。鉴 于刘有自己的庞大班底,因此毛准备了多年,通过重用军头林彪与老 婆江青制造军队与民众对毛的个人崇拜,开放“大民主”,由红卫兵 冲锋陷阵,由下而上摧毁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各级班底,确立 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收拾残局。为此,毛又拉拢“革命干部” 而把利用过的红卫兵领袖全部打入大牢,经历多重波折,到1976年毛 泽东呜呼哀哉,遗孀江青被捕,社会秩序才慢慢恢复过来。 中共之否定文革,不是真正否定,因为不否定,邓小平与文革期间被 打倒的老干部不能重新夺回权力;但是中共又不能真正否定文革,因 为真正否定文革,毛泽东就是罪魁祸首,而毛是中共的神主牌,毛一 倒,中共也就丧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制造毛泽东被林彪、 江青利用的谎言。而毛虽有错误,但是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不 容否定。邓小平还藉否定文革进行报复,清算“三种人”与“凡是” 外,还审判林彪与江青“反革命集团”。 由于中共回避文革产生的根源是中共一党专政制度,而毛泽东思想基 本上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因此中共后来虽然改革开放,但是贪婪残暴 的本质不变。89年学运,邓小平把它当作再一个文革要夺他的权力, 因此下了屠杀令;信仰与道德的真空,促使法轮功兴起,被认为威胁 到中共的统治,江泽民用暴力取缔,恍如文革重演。 现在中共又利用统独问题,制造台湾的“两个司令部”,拉拢统派司 令部,打击独派司令部;为了拉拢台湾本土的民心,哪一天,在打垮 独派司令部后,它也会拉拢独派,收拾统派,用“以夷制夷”手法独 霸台湾。 〔原载《自由时报》。提供者:作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怀念毛泽东 东海一枭 毛泽东,中共党魁,红朝太祖,与希特勒、斯大林并肩的大暴君、大 魔王、大独裁者,在受尽迫害吃尽苦头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更 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然而,在相当一部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 弱势人群乃至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毛泽东依然是政治性怀旧 的对象;毛的形象依然有正的、好的一面。90年代以来,“毛泽东 热”持续高烧不退,我无数次听到“如果毛主席在就好了”、“还是 毛主席好”之类的感慨。一次与数位经历过文革的“老知”闲聊,如 果死去非得在地下“见”三代领导人中的一位,大伙不约而同都选择 了毛泽东。 这与官方每逢毛泽东诞辰就有意掀起的毛热不同。官方“这种祭奠主 要是为独裁招魂”,“弥补日益残缺的政权合法性,为胡温体制的亲 民路线提供党内资源和民意支持”(刘晓波语),“政治高层怀念毛 泽东,是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严密控制社会一切领域包括思想控制的 铁腕专制统治,以及在国民心目中无上的威权地位。”(何清涟 语)。而工农大众对毛泽东有保留的推崇、对毛时代有限度的怀念, 是硕鼠成群时对老猫的怀念,是恶狼肆虐时对猎人的怀念,是“为了 打鬼,借助钟馗”,表达的是对极端性两极分化的不满、对大规模腐 败现象的痛恨。 毛时代广泛存在着极权式的腐败和不平等,存在着二元化城乡隔离制 度造成的不公、政治身分歧视的不公,毛泽东发展出了比君主专制、 国民党专制都要恶劣的中共极权制度,制造了20世纪人类最大灾难 ──十年浩劫,造恶无穷,遗患无穷。然而不能否认,毛泽东时代, 多数干部较现在廉洁,民众较现在有话语权(如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等),社会风气、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较现在好。那 时工人属于领导阶级,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必说了,农村社会也不 象今日那样边缘化。虽穷,农村教育比今天更为普及,农村的医疗卫 生状况也比今天强。而今国家富强了,农村医疗体系却崩溃了,农民 的孩子大量失学,农民失去医疗和受教育的保障,政府无耻地放弃了 应负的责任。 毛泽东对于防止和惩治腐败更是下足了功夫。他发动了“三反运 动”、“反五风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 动来整顿干部队伍,保证了干部队伍尤其是中下层干部物质、经济上 整体的清廉。──不象现在,无官不腐,整个官场都烂透了。高喊反 腐,实则愈反愈腐,号称法制,实则司法势利,对社会底层小人物总 是“从重、从快、从严”,对于有钱有权的大人物的为非作歹、贪污 索贿,则极尽保护纵容之能事,即使偶尔抓出几个做做样子,也大都 非常重视、非常慎重、重罪轻判、从轻发落。还有,都是伪民主和伪 平等,毛时代的“大民主大平等”,比起现在来还有稀薄的民主味 道,有一定程度的群众监督、社会公正。 毛泽东的人物形象、善恶功过极其复杂。他有冷血残暴以百姓为刍狗 的一面,也有贴近工人、农民的一面,有玩弄权术醉心特权的一面, 也有富有理想主义和人格魅力的一面。如果说走进中南海之后的毛泽 东因权力野心极度膨胀而走向负面,那么,“解放”前高举民主大旗 的毛泽东,则是负少正多、恶少善多,无愧于代表了先进文化和民众 利益的一代风流人物,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 和中华民族的骄傲”(胡锦涛语),无怪乎大旗一举,胜利在握,周 公吐哺,天下归心。 自古伟人如美女,不许人间见白头。如果命运不让人间见毛泽东白头 就好了。如果1949年,或者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去见了 马克思,那将是人民、人类也是毛泽东本人多大的幸运啊,中国乃至 世界的历史将会重写,毛泽东将永远是神一样的人物,成为中国的华 盛顿。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老枭与弱势民众怀念毛泽东,怀念的是对贪污腐败严惩不贷的毛泽 东,是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人间毛泽 东”,是井岗山上、长征路途、延安窖洞里的克勤克俭、平易近人毛 泽东,是豪情满怀、才华卓著、开一代文风的“诗人毛泽东”。这个 毛泽东主张并号召《民众大联合》;这个毛泽东痛斥:谁镇压学生运 动,谁就是反动派;这个毛泽东答复黄炎培“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提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毛泽东言及爱情则“热泪欲零 还住”、思及亲情则“呜呼吾母”、发起豪情则“欲与天公试比 高”、忧及世情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如果中国人民注定要接受中共的强制“代表”野蛮“服务”,如果中 国大陆注定出不了华盛顿,如果胡锦涛注定学不了还政于民的蒋经 国,那就希望胡主席学习毛主席,“从重、从快、从严”地革掉一批 贪官恶霸的命,以大灭腐败分子的威风,大泄工人农民的怒气、中国 社会的恶气!老枭岂不知,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靠刀, 贪官是杀不尽的,岂不知怀念毛泽东、呼唤毛主席,对于中华民族而 言,不啻是贪图一时之快的饮鸩解渴,是解决眼前困难的引狼入室? 岂不知不首先解决“权为民所授”问题,“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情为民所系”只能永远是一句伟大的假大空话。但是,既然民 主、自由、人权、平等已无望,“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已无 望,那就图个一时痛快也好。 2月号《动向》杂志报道,1月中旬,中纪委研究室在指定的12个省市 开展党风廉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地方各阶层对地方党政部门和主 要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处于极低水平,平均不到18%,这还是 官方搞的调查,要是匿名投票,结果定会更低。经济发展了,神五上 天了,多数民众却仿佛回到了解放前,“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 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党和政 府的形象恶劣到了极处。毛泽东热,是工人农民沦为弱势、贫富贵贱 极端悬殊的悲惨现实和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应,是火山将 爆、大乱将起、历史的血腥悲剧又将重演的重要征兆。怀念毛泽东, 是中国人民的大悲哀,是老枭的大悲哀。 胡主席如果连毛主席严刑重典以治贪也学不了,相信不久的将来,毛 泽东就会在民间或军方重新出现,高举着暴力革命及武装起义的大 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星星之火,燎遍神州! (2004-03-1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朱镕基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梁治 今天看了一则中共领导──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退下来的生 活,一个个似乎很幸福,尤其是朱镕基:“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 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退 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 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 提高了很多倍。”这是一种无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绪? 在污浊不堪的中共政坛上,朱镕基是个值得人思考的人物。上台以前 和开始,他似乎个性鲜明,犹如一座风标一样使得中共黑暗的政坛透 出一线曙光,但他上台后的“医疗、国企、住房”等一系列改革措 施,当时虽然也确实给老百姓阴霾的心理带来了许多希望。一时间人 们评价曰:“天降斯人拯救中华,拯救中共。”但从最终的结果来 看,却无一不失败。因此,有人说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说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一是类比于古代的商鞅,不过,商鞅的变法 是成功的,秦国从此跃上新的发展的台阶,成为六国中的最强者。当 然,商鞅的变法也有它的副作用,这也是他的悲剧性所在,那就是首 先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他得罪了秦国贵族,落得自己被车 裂的下场,当时秦国的老百姓一定拍手称快,举国欢庆。这不怪“愚 民”幸灾乐祸的心态,实在是因为商鞅的所谓变法太苛酷,使得老百 姓如履薄冰。据说商鞅为了树威,每天都在渭水边杀人,渭水都变成 了红色,由此可见杀人之多。其次,商鞅的变法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军 国主义道路,打破了六国均衡的态势。为了所谓的统一,秦始皇不惜 穷兵黩武,使得全中国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中,不但给六国人民也给秦 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集权专制的政 权,用法苛酷,激起人民的反抗,楚人入关,坑杀秦卒20万,火烧阿 房宫,三月而不灭,至于关中的老百姓更是死伤无数。 所以,朱镕基不是商鞅,因为他的改革虽然中共并没有盖棺论定,但 其实许多是中途而废,没有象商鞅那样获得成功,他也没有落到商鞅 那样的下场。 许多人又认为他是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担任宰 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变法图强”,可能是因为中共的实际需要, 王安石的改革一直被作为正面教材来宣传的,但在当时,王安石的改 革虽然使的国库略微充实一些,却也使得许多地主阶级尤其是广大劳 动人民深受其害,据说当时连农村老太太喂鸡时,都招呼:“安石, 来食。”至于士大夫们更是反对,象比较有名的苏轼、司马光等就极 力反对王安石的改革,这也并不是对王安石的改革他们没有头脑、目 光短浅的缘故,实在是因为王安石的改革为害甚烈,和他的初衷大不 一样,是一种变味的改革。所以当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当上宰相后便 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改革。 王安石之所以成了悲剧性的人物,主要还是他的改革显示出一种悲剧 性的结局。但他的改革延续了十多年,他也励精图治,给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至于朱镕基我倒觉得从改革的结果来说,他和王安石是相同的,都是 失败类型的,但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的魄力执著力来看,却 有着天壤之别。 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的改革显然都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商 鞅是秦孝公,王安石是宋神宗。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他们的改革 是永远迈不出去的,但朱镕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支持,朱在中国政治 局里排行老三,前面有江泽民、李鹏两个巨头人物,他们对朱的改革 历来是嗤之以鼻的,尤其是当朱在老百姓心目中声望日高时,更有点 心理上的不接受,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国的特色,何况,朱所面临 的又是一个庞大的团体,这个团体也是不会纵容朱的改革的,除非朱 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天平上增加上一块肉,事实也证明了朱这样做了─ ─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多次给公务员加薪就是讨好利益集团的举 动。 从个人风格来看,朱在刚上任时信誓旦旦,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十分好 的印象,犹如阴霾的天空中突然飘过来的一朵彩云,他那掷地有声的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如既往,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至今仍旧在中国人民耳边回响。但大家知道,中国人历来是 个讲究实际的民族,奉行多做少说的原则,朱事情没做成,反而“雷 声大,雨点小”,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了。当人们希望箱肥皂泡一个接 一个破灭后,于是“朱二球”的绰号也便应运而生了。 何况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朱扎的是大政治家的势,却没有大政治家的 魄力,更没有大政治家那种顽强的意志力。面对万丈深渊,他没有跳 ;面对地雷阵,他没有趟;面对困难,他没有迎头而上;面对各种不 公平的事,他态度不鲜明。我们不知道他在“6.4”、法轮功事件中 的真实态度,但从他的处世风格来看,他应该是个中立派,即使有不 同意见,也不敢说也不会坚持的,这点和胡耀邦、赵紫阳相比,犹如 天上人间。朱走的是一条妥协的道路,这种妥协使得朱镕基虽然也赢 得了“清官”的口碑,但却也令全国人民失望到了极点,有人这样评 价说:“我对朱镕基不感冒,他没有对人民带来好处,反而给当官的 涨了几次工资。” 这样的评价当然比较片面,因为朱的功绩也显而易见,比如在97年亚 洲金融风暴时,朱就成功的抑制了中国金融风暴的发生,成为经济能 手。但客观地说,当他当上总理后,面对前任留下的乱摊子,他也曾 力图挽救,进行了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不彻底, 带有很大的投机讨好利益集团的成分在内,许多成了搜刮民财的绝妙 借口。比如朱镕基的国企“抓大卖小”的政策,使得卖掉的都是好企 业,职工们在卖掉的过程中大批沦为下岗职工……你看现在的中国, 既得利益阶层依旧欢声笑语,老百姓却叫苦连天,对这样的改革,还 要我们说什么呢?对他我们还能有什么评价的呢?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中国大政治家的风范,实际上,许多时候当 你努力做了,常常会获得成功,即使不成功,也会在青史上留下可歌 可泣的美名。朱镕基上台时那几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 的名言,和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一样,朱的改革一开 始就昭示了悲剧性的结局,但是诸葛亮却持之以恒,六出祁山,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乃至于死在征途中。而朱镕基又是怎样的呢?他走的 是一条妥协的道路,是一条自己看似无奈的路,是一条退避三舍的 路,是一条缩头乌龟的路。这不是一个英雄的作为。 我并不知道朱镕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但从他这几年的执政来看, 他象一颗流星只是那么闪亮了一下,就掠入到茫茫的黑夜中,终究于 事无补,这不更象一场闹剧吗?你看突然出现了一颗闪亮的星星,气 吞万里,赢得万万千千掌声,可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就不见了它踪 影。只好长叹一声:原来高声叫的,低声叫的,无声的都是一球样。 所以对朱镕基是个悲剧性人物的说法,我不敢苟同,我倒觉得朱镕基 是中共政坛上一个有趣的想象,是值得全中国人民深思的现象!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西进 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 吕耿松 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5月13日参加行政院总统杯球赛开幕式 时,质问为何大家都没有大声唱国歌。他说,国歌代表国家,国人要 大声唱国歌,否则无法凝聚共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接受媒体访问 有关陈水扁主张大声唱国歌的说法时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张,可 惜晚了一点。台中市长胡志强当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总统这样 说很好,团结才能凝聚共识、提高竞争力,很高兴陈总统有此体会。 民进党在野时,台独立场鲜明,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歌等符号象征无法 见容于民进党。在民进党办公、开会或集会等场合,看不到中华民国 国旗,也听不到中华民国国歌。党员在担任公职或国民代表宣誓就职 时,背对孙中山遗像,并拒唱国歌。但民进党执政后,这种情况已悄 悄改变。当初在野的绿营政治人物进入领导层后,开始时对于向国 旗、国父遗像致敬,唱国歌等仪式不太自然,但后来也慢慢习惯起 来。陈水扁总统近年来在各种场合都开口唱国歌,只是唱得比较轻。 2004年总统就职典礼时,民进党采纳了多位少壮派立委的建议,不但 广发中华民国国旗,还特别设计了一个融合国旗和党旗的小徽章,借 此消弭当年总统大选所造成的族群撕裂。去年,中共通过《反分裂国 家法》,民进党发动百万人大游行,在凯达格兰大道两旁上插的旗 帜,除了民主和平护台湾的识别标志外,也印上了中华民国国旗。从 民进党人对国旗、国歌态度的变化看,已明显从当初台独的立场后 退。对于孙中山,他对中华民国虽有象征意义,但从历史上看,孙中 山的主要角色是国民党领袖,更多地代表国民党,而且他后期的绝大 部分活动是反对当时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所以,民进党人不向孙 中山遗象致敬,不把他当作“国父”,也是政党独立性的表现,不能 把它与“台独”挂钩。 大陆共产党政权在上世纪90年“92共识”出台前,既反对“两个中 国”,也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顽固地坚持“一个中国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 府”。1992年提出“一中各表”后,中共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就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 府”仍然没有松口。在今4月16日的第二次“胡连会”中,国民党荣 誉主席连战在十分隆重的场合郑重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吴仪为“吴副总理”,而吴仪和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高层欣然接 受。连战当过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竞选过中华民国总统,并称 现任总统陈水扁为“总统”,现在他又正式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副总理吴仪为“吴副总理”,说明连战公开表达了“一个中国,两 个政府”的理念,而胡锦涛、吴仪等都予以默认。所以,“一个中 国,两个政府”不仅在事实上存在,法理上也得到了大陆官方的认 可。连战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人物,他对中共高层的称呼是非常谨慎 的。我仔细研究了两次胡连会双方的讲话,发现连战始终没有称胡锦 涛为“胡主席”,而称“胡总书记”,这说明他在“一国”问题上是 十分严肃的:如果他称胡锦涛为“胡主席”,说明他承认胡锦涛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那他就不能称陈水扁为“总统”,否则就违 背了国民党“一国”的主张;即使他称胡锦涛为“胡主席”,胡锦涛 也不会接受,否则也违背了共产党“一国”的主张,除非他要求连战 不承认中华民国。可见,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连战和胡锦涛都不会 疏忽大意。 民进党在执政前虽然有“台独”理念,但执政后,它已把自己定位为 “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民进党推动宪改,已强调不会触碰国号、国 旗和国歌等敏感议题,承认台湾多数民意认同中华民国的现实。至于 “台独”,除一部分民进党人有那样情结外,多数是共产党强加于它 的,当然,连战等国民党人帮共产党推波助澜,也有一定的影响。自 4月初“扁马会”后,陈水扁总统的政策已有所调整。据自由亚洲电 台4月11日报道,陈水扁在接见美国众议员林德(John Linder)时表 示:“如果中国能够放弃一党集权统治,相信未来双方针对共同关切 的政经议题作进一步磋商、协议,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地,如 果中国一日不放弃集权专政,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人逼使2,300万台湾 人民接受所谓‘终极统一’的选项”。4月12日上午,陈水扁在总统 府接见澳洲访客时又重申:“台湾前途、两岸关系只要台湾人民同 意,不排除任何可能,也许有一天,大陆放弃一党独裁极权统治, 2,300万台湾人民也可以选择终极统一,那也是台湾人民的选择,但 绝对不能在飞弹威胁下,要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所谓的终极统一”。从 陈先生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的这些主张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主 张已经很接近。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认为中共的本质是专 制独裁,是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在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及稳定压倒一切 的大前提下,以党领政,军队只为党服务,只服从党的指挥,国家机 器被用来镇压大陆人民和威胁台湾同胞。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北京政 权谈统一,只能是把2,300万台湾人民送入虎口。 陈水扁先生指出,中共的一党专政和极权统治是对民主、自由、人 权、和平的最大破坏,中国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 及宗教自由,对人权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特别是近来中共对媒体及网 路的紧缩政策,更令人无法接受。他说,台湾绝对不反对中国大陆人 民,但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一党专政和极权统治。陈先生的 这一判断非常客观。这说明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大陆人民的认识是一 致的。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和极权统治,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 权、和平,是大陆和台湾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大陆人民_切希望民 主西进,民运人士早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但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 党,都做得不够好。今后不管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国民党重新执 政,都应该把“民主西进”列入议事日程。全中国实现民主,是两岸 终极统一的必由之路。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南北朝,出现过“一个国家,两个政权”达几百年 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在是“东西朝”时期,也是“一个 国家,两个政权”。由于这两个政权都具备现代政府要素:法律系 统、政府体制、常备军。所以,两个政权也就是两个政府。如果一定 要找出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府”,那么,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从法 统的层面看,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共“建国”时已被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是合法政府,因为他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 在法统上具有传承性,就如中华民国政府继承清朝政府一样是合法 的。但历史实事是中华民国政府还存在,只是从中国的南京转移到了 中国的台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它的合法 性只能从前一任政府那里继承,但中华民国政府还在,它无法继承。 所以这个时候中共所建立的政府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伪政府,就象当年 的“满州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是伪政府。共产党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合法政府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它代表人民,是“人民政 府”。实际上它既不是人民选举的,也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一个由 外国政府(苏联)授意建立的集专制、独裁、特权于一体的政府,代 表以共产党贵族为主的大官僚、大商人的利益。另一个理由是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承认,是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虽然建立了新的国际政治 秩序,但还是实行了一套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和唯利是图的利益机 制。从1945年联合国创立到1971年26年间,中华民国一直是联合国成 员国并且是创始人之一。中共政权在它的社会主义哥们的帮助下,利 用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的巨额财富,收买了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小 国家,硬是将中华民国挤出联合国,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大陆市场巨 大商业利益的引诱下,也见利忘义地帮共产党,在中华民国没有任何 丧失合法性理由的情况下,被强行剥夺了联合国席位。这样一来,原 来不合法的政府变成了合法政府,而原来合法的政府反而变成了不合 法政府,这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在这种强盗逻辑下,中华民国的国 际空间越来越小,这也是导致一些台湾人要搞“台独”的原因之一。 “台独”虽然是共产党政权逼的,但并不是台湾人民的最好选择。选 择“台独”,无异是把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地位拱手让给中共,那是万 万不应该的。台湾人民坚持了那么多年,而且实现了民主制度,而这 正是大陆人民梦寐以求的。大陆共产党政权由于倒行逆施,已越来越 丧失人心。大陆民主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 在已培育了一大批骨干,借助互联网这个高科技手段,民主运动已经 有了新起色。广大法轮功人士在同共产党的较量中,越战越勇,越战 越强,使共产党疲于奔命。近几年来,民间维权运动方兴未艾,如火 如荼,极大地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基础。目前,这几股力量正在 斗争中联合、融合、整合,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来临。大陆人民 期盼台湾人民民主西进,齐心协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中国。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与法制〔草稿〕 张鹤慈 台湾的选举,国民党输了,归咎于两颗子弹。如果民进党输了,也可 以归咎于两颗子弹:因为当时,陈水扁自导自演的谣言铺天盖地,民 进党当然可以说是因为谣言,影响了选举的结果。民进党赢了选举, 放过了这些谣言。 民进党是不应该放过这些谣言的。今天,陈水扁夫妇和秘书长马永成 分别把几个爆料者告到了法庭。如果当时,民进党不是轻易地放过这 些谣言,爆料文化可能不会泛滥得如此。 民主政治,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舆论的监督之外。民主政治,也没有一 个人可以是被任意地抹黑。民主和法制是配套的。这次,陈水扁等用 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是正确的一步。只是,这是在“3.19”之后就 应该做的事。 怀疑是被允许的,但怀疑应该是事实的怀疑,而不是推理的怀疑。每 个遗嘱的收益人都是谋杀的被怀疑者。但如果死者是正常死亡,所有 的推理怀疑就不能成立。 “3.19”后,以陈水扁赢得了同情票,来推理他是自导自演,如果 没有事实依据,这只能放在心里。有了这个怀疑,再去找证据,也还 情有可原。但找出来的必须是事实。如果没有确凿的事实,找出疑点 也还说的过去。但当一些人,信誓旦旦地提出的指控,最后被证明是 谎言,一个说法站不住脚,马上就有另一个说法,不管这些说法多么 地荒唐,甚至在蓝营所推荐的李昌钰作出了结论,不负责任的谣言仍 然满天飞。国民党和亲民党的头头脑脑,居然也公开地胡说八道。这 些指控者,是要负法律的责任的。 当时的具体的指控是满天飞,我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陈文茜说,陈 水扁去的医院,事先得到了通知,说下午有情况,要他们等在医院。 这不是怀疑,而是陈述一个事实。在选举的前一天,这个说法不可能 去证实或否认。这是个有着很大的杀伤力的说法。事后,陈文茜拿不 出任何证据来支持她的指控:没有证人,医院也没有任何支持她的事 实。她不再提这件事了。民进党不应该放过她:她或者是传播谣言, 或者就是谣言的制造者。民进党绝对不应该因为赢了选举,就放过了 这些谣言的制造者。蓝营还要搞什么“3.19”达成委员会。他们可 以去调查。民进党为什么不查一查这些谣言是如何出炉的?必须用法 律,惩治几个谣言的制造者,让那些任意诽谤的人,以后时候要有所 顾忌。否则,不负责任的爆料、哗众取宠的中伤,伴随着政党的恶 斗,将永无休止,越演越烈。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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