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5-1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我们同情邹春兰什么　　　　　　　　　　　　（越南）张明 ◆新一轮的贫富差距又在展开　　　　　　　　　（西安）梁治 探索道路 ◆民主就是民主，独裁岂能冒充！　　　　　　（天津）曹维录 ◆如何防止党内罢免撤换机制空洞化　　　　　（济南）李克杰 ◆请继续支持《爱琴海》网站维权　　　　　　　（广州）天理 ◆跨时代的足音──新文明视野　　　　　　　（青岛）牟传珩 ◆让我们用慈悲取代爱心　　　　　　　　　　　（江西）黄泰 ◆论中国的乡村转型问题──制度变迁理论（4之2）　　刘爱新 读史论今 ◆“右派”其实是左派　　　　　　　　　　　（天津）王亘坚 ◆残留文革运动第一印象　　　　　　　　（湖南兰田）陈少文 文艺春秋 ◆警惕啊！世界──写于中国文革四十周年　　　（宁波）力虹 ◆处暑惊梦　　　　　　　　　　　　　　　　（贵阳）何继业 他山之石 ◆超越党籍、省籍与国籍──傅正参与战后台湾民主运　苏瑞锵 ◆如何改善公务人员的不良行为？　　　　　　（新竹）刘惠玲 ◆台湾应该纪念中国文革　　　　　　　　　　（台湾）林保华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我们同情邹春兰什么 张明 前段时间，长春一家媒体报道了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为生 活所迫，在长春市一家大浴池打工，靠给顾客搓背赚取微薄的收入。 这篇报道引来唏嘘一片，不少人为邹春兰一掬同情之泪。我也认为邹 春兰值得同情，但是不是因为她的“沦落”。平心而论，邹春兰的文 化不到小学三年级水平，拼音都认不全，此外一无所长，就是搓澡也 并没怎样辱没了她。关键是“邹春兰现象”见证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畸 形──有强壮的体魄，却没有健康的心智。不仅如此，邹春兰的遭遇 还见证了中国式体育的病态，会让人连正常的体魄都没有：现在每隔 两、三天，邹春兰清晨起床后，都要照很长时间的镜子，拔掉嘴边冒 出来的黑黑的胡茬。在邹春兰身上，很多地方都带有明显的男性特 征，小腿上的腿毛很多，声音厚重、沙哑，皮肤象男性一样粗糙…… 很显然，邹春兰的悲剧是由中国不合理的运动员培养机制造成的── 运动员从小就终止了文化学习，被选入少年体校进行专业训练。为了 金牌和祖国荣誉，党和政府要求运动员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 不顾女性的身体、生理特点，为了出成绩，让她们服用违禁药品。比 如邹春兰，从她16岁进入体工队起，就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一 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六年之久。只有到比赛前的半个月，才停止 服用，并打“掩盖剂”。“大力补”属于男性激素，那时就已经是禁 药，其对女性有男性化反应。可以说，在女子举重队服用这类违禁药 品已是公开的秘密。1993年，12岁的李琳（化名）进入吉林省第一体 工队举重队，她的教练也是曾带过邹春兰的王成林，等她长到15岁的 时候，教练也让她吃药了。第八届全运会上，李琳及其六、七个队 友，均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遭到终身禁赛的处罚，教练王成林也被撤 除一切职务。 在中国体育界，为出成绩而服用违禁药品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 家可能还记得曾经风靡世界的“马家军”吧？“马家军”在1993年取 得一鸣惊人的战绩，包办同年斯图加特世锦赛的5,000米前三名，以 及一万米的冠、亚军。一个月后，她们在全运会比赛中打破三项世界 记录。但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马俊仁及其六名得意弟子董艳 梅、李竞男、尹丽丽、宋丽清、蓝丽新、戴艳艳被踢出奥运会代表团 名单，当时曾引起很多猜疑。其实原因很简单，“马家军”在此前的 一次血检中被查出ＥＰＯ（红细胞生成素）超标。根据规定，红细胞 生成素超过18%就算不合格，而马家军大部分队员都已超过这个指 标。而当时的“马家军”即使服了兴奋剂，也不可能象1993年一样绝 对夺冠，因此体育总局将其踢出奥运代表团，免得到时被查出服用违 禁药品，从而影响整个奥运“金牌战略”。应该说体育总局“丢卒保 车”这一手还是玩得十分高明，否则悉尼奥运会上不知有多少块金牌 会被查出有水分。 中国游泳队的兴奋剂丑闻大家可能还有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 游泳队聘请前东德的教练后，长期成绩不佳的游泳队一下时突飞猛 进，并一度称雄世界。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杨文意、钱红、林 莉等人夺得四金五银一铜时，西方媒体对中国队曾提出过怀疑，却一 时找不到证据。1994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由乐靖宜、刘黎敏、贺 慈红和戴国红领军的中国女子游泳队一举夺得13个女子项目中的12枚 金牌，成绩超过辉煌时期的前东德女子游泳队，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啊！当时世界舆论都直指中国队服用了违禁药品，中国赌咒发誓中 国队的成绩是靠刻苦训练来的，与违禁药品无关。然而在时隔不久的 广岛亚运会上，七名中国泳手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一时间世界舆论 大哗。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游泳运动员拒绝在世界大赛 中与中国选手同池竞技。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没有兴奋剂相助的 中国游泳选手仅获得一金一银，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泳手竟与 奖牌无缘，最好成绩是齐晖的女子200米蛙泳，第四名。 邹春兰事件反应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是以人为本、以运动员为本， 而是以金牌为本、以国家荣誉为本。因而，为了成绩、金牌和荣誉， 便不顾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忽视他们综合素质的培养，违反运动员作 为一个“人”的成长规律，甚至不惜采取吃药等非正常手段。中国培 养运动员的方式，完全是一种对人性的摧残。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这种培训制度，邹春兰不是第一个当搓澡工的冠军，更不会是最 后一个。我认为，邹春兰作为昔日的全国冠军，今天却沦落到给人搓 澡以维持生计，因为其间反差实在太大了，固然让我们同情，但是她 作为现行体育机制的受害者，对摧残人性的这种制度至今没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却更值得我们同情。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新一轮的贫富差距又在展开 梁治 教育费涨了、医疗费涨了、住房价格节节攀升，而老百姓的收入却没 有同时正比增长，实际上相对反而下降了。 粮食涨了、油涨了，一切生活用品都在蠢蠢欲动，但老百姓的收入却 象蜗牛一样，爬啊爬的。在这几年的涨价风潮中，我们变得麻木起 来，漠然地感受着。不麻木不漠然又能怎样，我们犹如刀俎，并不能 自主啊。 如今又在嚷嚷着涨价，水、电、油、天然气……，都要涨。去年汽油 象芝麻开花一样，一路攀升。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国际大趋势，后来 有媒体透露原来中国两大石油垄断组织暗中较劲，客观上也促成了这 种现状。而如今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煤、电、水、油也在“别有 用心”的一小撮人喊叫声中酝酿着，刚涨完价后，又要涨价。这不， 天然气年初就涨价了。据说“不涨价不利于节约，不涨价不利于国民 经济的发展”。多么美好的说法！多么高尚的风格啊！多么冠冕堂皇 的理由啊！ 为什么涨价？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据一些经济学家说，这是改革的必 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 着“均贫富”的思想，这也是一切“革命”的理由。早在100年前，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讲到“因英 国富人把耕地改作墓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土地）容 易，故农业渐费，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 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有，工厂偶然停歇，平民立时饥饿。”“贫者日 贫，富者日富”。因此“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孙中 山的论述很多，这里只是引用了一点点，但能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如 今读之，仍就振聋发聩。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就陷入这种困局： “贫者日贫，富者日富。”贫富差距愈来愈悬殊。孙先生的话：“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切皆是改革之因。有人这么说。改革是中国很流行的词语，而且有 一种偏见，认为凡是改革就是好的，就是符合历史潮流，就是正确 的。而改革，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 释，改革就是把食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是适应客观情况 的。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怎么算合理？怎么算不合理？标准是什 么？按照正常的理解，改革是改掉不合理的东西，总的目标是使国家 富强，人民生活富足。简单说就是“国富民强”！不过在实际上总有 些偏离，鲁迅就说过革命和改革：社会上嚷嚷着革命的人总是那些不 满者，没有得到利益的也总是喊着改革。鲁迅是说权力内部的更迭的 本质，并不是说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实际上老百姓管你权力怎么 洗牌、怎么分配，只要生活安逸，他们也照样会理解的。所以历朝历 代的革命，总是开始时嚷嚷着为人民谋幸福。他们也确确实实为人民 做了许多事情，比如减免税收、土地重新分配、财富重新分配。老百 姓在改朝换代中，比前朝是得到一些好处的，否则“野心家”绝对不 会有那么多人跟从的。 但是中国目前的许多改革似乎总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比 如，医疗改革，过去人们生病了，公费医疗就能解决你的一切，你不 用害怕大病大灾。哪里象现在，一个小小的感冒，只要进了医院，也 是一笔大的费用，更别说大病大灾了，一下子就让你沦为比贫农还贫 农的无产者。再说教育，过去你只需要交一点点费用，就能完成。现 在谁家有一个大学生，昂贵的学费象大山一样压着你，使你喘不过气 来。而且大学毕业后，你的孩子还要找工作，还要托人，把孩子安排 妥当，这又需要一大笔钱。孩子好不容易上了岗，可每月才600元。 600元啊，何年何月才能偿还你为他上学所借的债。教育、医疗等许 多过去的东西，其实是合理的地方，可改来改去，成了什么呢？ 在中国，几乎每一次改革都使一批人陷入贫困，企业“关停并转，减 人增效”，政府门前便涌现了许多“我们要吃饭的人”；农民税费改 革，农村便有许多抗税的农民；教育产业化，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失学 儿童…… 如今我们可怜的一点收入，还要承担高昂的个人所得税，还交各种各 样的苛捐杂税费。车我们开不起，摩托不让骑，即使让骑，现在的油 也烧不起。骑个电动自行车呢？可是有些昧良心的家伙制定了电动自 行车法呢，这法当然是为了收费。穷人的交通工具就有自行车和两条 腿了，但是前几年不是有个家伙建议国家收自行车费，他算了一笔 帐，说能给国家增加多少多少收入呢。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没有昏了 头，自行车费终于没收。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拿穷人开刀？总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什么 一些家伙总是盯着穷人的腰包，总是见不得穷人过年？个税好不容易 降下了，可是新的一轮涨价又在逼近老百姓！涨价、涨价！却没有听 到为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具体实在的办法。在一声声的涨价声中，我们 的财富一点点被剥蚀被侵夺，一点点被沦为只剩下了自己的劳动力， 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贫困阶层。 当然我们也经常听到涨工资的声音，但这是对政府公务员。这不随个 税的降低，公务员又涨了工资。现在公务员的收入已经远远高出社会 的平均值，吸引了大批的报考人员，几乎挤破了头。可是占社会绝大 多数的工人、农民、民企工作人员、摆小摊、大批的自由工作者等， 他们的工资或收入这些年来几乎雷打不动，没有人想着为他们增加 “工资”，反而有些家伙瞅准他们的腰包，聪明的抠出了他们可怜的 几枚血汗钱。 一个大学生过去刚走上工作岗位是40多元，现在是500来元。过去的 40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相信大家都能算出来的，从这简单的对比， 我们的生活质量到底是提升还是下降呢？ 涨价决不是象那些家伙所说的那样：“是避免浪费”，“利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变相的制造贫富差距。你看，前几年的电信 流氓式涨价，也是理由头头是道冠冕堂皇，然而电信却成了中国最富 的行业之一，职工收入非常高，一个临时工都远远超过社会上的普通 职工的收入。这两年的油价攀升，不也使石油企业成了人们眼里的香 饽饽聚宝盆吗？教育黑心收费，许多教师（主要是城市）不再喊“神 圣忧思录”了……可见我们的财富供养了一个个小团体一小撮一小撮 人，我们更穷了，他们却更富了。这是改革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 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和耻辱！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就是民主，独裁岂能冒充！ 曹维录 温家宝“5．4”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时说：“没有民主和科学，就 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这是中共领导常说的一句老话， 按我的理解，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民主和科学产生了社会主 义，二是民主和科学实现和促进了现代化发展。 我不知道温家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指中国、朝鲜、古巴、越 南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是，那就不但 不值得夸耀，而且简直就是灾难。半个多世纪以来，由社会主义所造 成的灾难，比有史以来所有社会事件造成的灾难总和还多。近来人们 想建立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一旦建成，我想一定比所有别的纪念 馆内容都要丰富。 “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这话只有一半是对的，社会 主义借民主、自由的社会形态得以出现、生存和发展，但它却不是科 学的，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就象庄稼须 要肥料，而肥料同时也为杂草提供营养一样，民主、自由在为人们提 供理想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这个怪胎提供了产生和发展 的机会。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所有独裁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喜欢民 主、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在国内搞独裁，在联合国他们又勾结在一 起，拉帮结伙，拼凑所谓“多数”，鼓吹社会制度的多元化，利用民 主阻挡国际对他们践踏人权恶行的批评。但是民主、自由必竞是健康 的和进步的人类价值，一切独裁的社会制度虽然可以借民主、自由而 一时得逞，也会随着民主、自由在世界普及而最终被人类社会抛弃。 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虽然都是民主的产物，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 事，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对方存在的条件。温家宝所要表达的显然不 是这个意思，他要给学生传达的信息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 化”，在这里，两件事之间并列关系变成了因果和递进的关系。这种 有意的误导在以往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当中时有发生。在21世纪的今 天，温家宝讲出这样没水准的话显然不是出于无知，而是有意的欺 骗。即使是在资讯严密封锁的中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能知道，欧 洲、美洲的一些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台湾，现代化水平都远远高出 中国大陆，但他们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难道温家宝不知道？ 温家宝进一步说：“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 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 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 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 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6年5月5日《人 民日报》）对于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有人吹捧为“高屋建瓴，全面概 括了现代民主的科学内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些话如果发表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 的党办报刊杂志上，那倒也罢了，因为那本身就是为党作宣传用的。 可是，如此肉麻地吹捧中共独裁的话语居然发表在以宣传民主的价值 理念为宗旨的《民主论坛》上，这真让人感到遗憾。退一万步说，就 算温家宝所说的那些都一点不落地全部实现了，那他就是民主政权了 吗？不是，那仍然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好的独裁也是独裁，坏的民主 也是民主，这些是混淆不得的。 　　┌──────────────────────────┐ 　　│　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真正拥有真理。因此，《民主论坛》　│ 　　│　的任务不可能也不在于提供真理，而在于提供自由讨论　│ 　　│　的空间，让真理在与谬论的论辩当中自己胜出。　　　　│ 　　│　　　　　　　　　　　　　　　　　　　　　　　　　　│ 　　│　我们在创办此坛之前就曾拜托中国驻纽约总领事转请他　│ 　　│　们的理论家上坛论政，就是希望从一开始就有民主和反　│ 　　│　民主的异音。能够保持这样的传统就是我们的功劳。曹　│ 　　│　维录先生这里所说的“遗憾”改为“感激”似乎好些。　│ 　　│　　　　　　　　　　　　　　　　　　　　　　　　　　│ 　　│　　　　　　　　　　　　　　　　　 ──洪哲胜 编按　│ 　　└──────────────────────────┘ 民主自由和独裁专制之间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很容易让独裁者 钻空子，把一个独裁的社会制度当成民主硬塞给人民。民主国家在民 主的形态上虽然也是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多党制以 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新闻自由、多权分治和司法独立等。这才是“现 代民主的科学内涵”，是区分民主和独裁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如果不 是多党制，没有新闻自由、多权分治和司法独立，不管你把你的民主 说得多么好听，把你的民主菜单列得多么详细，你还是在搞独裁。就 象贫穷的爱夸耀自己富有，娼妓爱显示自己贞洁，作贼的爱大喊捉贼 一样，所有独裁政权都比真正民主政权更起劲地把自己说成是民主政 权。东德说自己是民主德国，朝鲜说自己是民主朝鲜，越南说自己是 民主越南，此外还有什么民主阵线、中共49年前的民主政府等，而实 质上，这些政权无一不是施行的血腥的独裁统治。 关于民主的这些特定涵义，早在60年前就由中共自己而非别人提出来 了。中共的领导人董必武曾说：“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 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 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 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 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 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 政的事。”（见《董必武选集》110～112页）其实在上个世纪40年 代，多党政治是民主主要特征是人们的共识。史学家吴晗在《报纸与 舆论》一文中说：“民主国家有一个特点，便是多党政治。在野的党 有堂堂正正批评政府的权利，倒过来，在野党执政了，执政党在野同 样保有这权利。彼此互相批评，互相责难，一方面有权提出以事实为 根据的质问，被质问的也有义务提供解释的事实，是非曲直，取决于 人民的舆论。”有意思的是，吴晗这一最有价值的论断，在收入他的 杂文《投枪集》时完全删去了，这就说明，中共执政后，其独裁到了 何种程度，就是吴晗，也必须自律。更为有意思的是，60年前人们提 出这些民主观念不是“好高骛远”，而60年后的今天，人们提出这些 要求，却被一些人说成是“好高骛远”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民主的发 展，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了60年发展，人们的认识，实 现民主的条件反倒不如从前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温家宝为北师大学生的讲话，不过是重复了胡温上台以来说过无数次 的套话，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不过，如果我们细细解读他的这一翻讲 话，就会从头到尾读出独裁味道。“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批 评和监督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 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是谁“让” 呀，那个能掌握着“让”的权力的人或组织不就是独裁者吗？即然他 有权力“让”，那他就有权力“不让”。今开他高兴了可以“让”， 明天他不高兴了就“不让”，对他有利了他就“让”，对他不利了他 就“不让”，当他受到压力的时候可以“让”，没有压力的时候他就 会“不让”。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上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上 个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让人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党提意 见，帮助党整风，57年反右就是“不让”了；80年代言论相对宽松，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惯力，冲破了当局对言论的容忍度， 89年的镇压就是“不让”了。单单是“不让”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还 要对异见者进行迫害，将其置于死地。可见，只要有人手里掌握着 “让”和“不让”的权力，人民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民主。况且， 人们永远也摸不清当权者的真正意图，究竟是在发扬民主呢，还是在 “引蛇出洞”？ 也许有人会说，那个掌握着“让”和“不让”权力的是“法律”，民 主是在宪法框架内的民主。这完全是在自欺欺人，纵观全世界所有国 家，只要实行一党包办或专政，司法不独立，军队没有政府国家化， 独裁者作起坏事来就有恃无恐，法律就是独裁者手里镇压异见者的工 具，就永远神圣不起来，当权者任意解释甚至践踏法律，制造的人权 灾难的事例多得举不胜举。 什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什么“批评和 监督政府”，什么“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绕来绕去就是不往正题上说，其实民主 政体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还政于民。看看世界上稍有点民主味的国 家，就没有一个国家政权给人民规定怎能样施行民主和施行什么内容 的民主。还政于民，把人民该有的权力还给人民，人民自己知道怎么 去作，用不着谁来教。是人民要求政府怎能么作而不是政府让人民怎 么作，主客的倒置显示的是民主和独裁的区别。也许有人会说：那个 在英国享有“最伟大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美誉，《英国宪法》的作者 沃尔特．白芝浩不是也认为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行使选取举权，需要政 治家引导吗？没错，白芝浩确实明确表示过他“极其害怕新选民中的 那个无知的大多数。”（《英国22页）认为新获得选取举权的阶层比 旧有阶层更需要贤达的引导。（11页）但是，白芝浩所生活的时代是 19世纪，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 度，绝大多数的人们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即便如此，白芝浩也认为 应该“悄悄地予以引导，不留痕迹。”况且，他所说的引导是由政治 家们而不是政权，那些没有在政权中担任职务的政治家本身就是人 民。 胡锦涛在美国说，美国是民主政体而中国将是民主政体。乍一看是细 微的差别，仔细想是独裁民主的区别，既然“将是民主政体”那现在 就还不是，一句话给近60年的执政作了结论，即然胡主席都承认不是 了，我们普通人还跟着起什么哄呢？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如何防止党内罢免撤换机制空洞化 李克杰 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罢免和撤换已被《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并拟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委员会这个层面上正式启动。为此，中央主管部门正在以监督条例为 依据制定有关实施办法，对有关内容作出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 罢免和撤换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党内十项重要监督制度中居于 关键地位，对其他监督制度的实施起着保障作用，可谓重中之重。同 时，罢免和撤换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现代选举制 度中，只有民主选举而没有民主罢免或撤换，是跛脚的和残缺不全 的，因为那样等于赋予公民一半的权利。因此作为完善党内民主选举 制度的罢免和撤换制度的提出、确立和实行，尤其值得期待。 罢免和撤换是党内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行为，即是由党员、党的代表 大会代表或党的委员会成员向党的组织提出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 要求，有关党组织按程序受理并作出决定的制度。由此可见，有权提 出罢免和撤换建议和要求的主体范围十分广泛，严格意义上讲，每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可以向党组织提出罢免和撤换任何一个党的干部的 建议和要求。正是由于这种建议和要求往往来自党内的“草根阶 层”，他们人微言轻，容易不被重视和信任，如果没有适宜的环境， 完善的制度，规范的程序和严格的监督加以保障的话，党内罢免和撤 换制度很容易走向空洞化，流于形式。 那么，如何防止和避免党内罢免和撤换机制空洞化呢？总的来说，就 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党规党法体系，建立健全以党章为 统帅的体系完备、内容周密、结构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党内规范体 系。具体到党内罢免和撤换机制，我们认为，为防止在实行过程中陷 于空洞化，应当从两个基本层面开展工作： 一是罢免和撤换制度本身层面。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党内规范的形式 来明确规定罢免和撤换的条件，受理建议和要求的机关，调查处理的 权限，以及从建议要求的提出、受理，到立案、调查、处理直到做出 最后决定的程序和相关责任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标准、要求和界 限。二是罢免和撤换的原因和理由层面。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党员 和其他监督主体判断监督对象是否具有应被罢免和撤换的违法违纪或 其他不当行为，从而向党的相关组织提出罢免和撤换的建议和要求。 必须同时解决好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党内罢免和撤换机制才能避免走 向空洞化，因为这两个层面的工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分处于不同的领 域之内，有交叉更有分立，两个层面互为因果，任何一个层面不完 善，都会影响罢免和撤换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转。 要建立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党内罢免和撤换制度，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 识问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 上，要切实防止叶公好龙的倾向，既想建立监督制度，又不敢放手发 动群众，不相信群众，思想上怕乱，行动上怕烦，具体问题上怕告罪 人。其实，党章中早就明确规定了罢免和撤换制度，对党的领导干部 提出罢免和撤换建议和要求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一项权利，然而这项制 度却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固然缺乏可操作性的党规规范是一个重要 原因，但具体处理上的不当也伤害了党员的监督积极性。比如对一些 检举揭发党员领导干部的材料，上级党组织不仅没有给予高度重视， 进行认真调查处理，相反还把检举材料转发到被检举人手中，使被检 举人肆无忌惮地报复检举人。有些党员甚至奔走数年才能“扳倒”违 法乱纪的领导干部。这些现象并不鲜见，仅在媒体上报道的就难以计 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党员觉悟程度的不信任和对党员民主权 利的不重视，这也是党内罢免和撤换机制空洞化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党内罢免和撤换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涉及面广，意义重大，有必要在 一定范围和层次上试行，待取得丰富经验后再在全党推广。尽管如 此，在制定党内罢免和撤换制度具体规范时，也不宜设置过高的门 槛，否则不仅不能起到试行的作用，从中获得较为全面的经验和教 训，而且还会伤害基层党员的民主热情和监督积极性。同时，为了避 免调查理程序应启动而不启动，还必须规定严格明确的问责制度，从 而防止和减少党内不作为。相信在借鉴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党组 织能够制定出严密、规范的党内罢免和撤换监督管理办法的。 其实，在罢免和撤换制度本身层面不会存在太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 能力制定出完善的行为规范和管理办法，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 决心和毅力在党内全面推行。而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党内罢免和 撤换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但却直接关系到党内罢免和撤换制度能否 真正落到实处，这就是监督对象行为规范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要 启动党内罢免和撤换机制，首先要使党员和其他监督者能够正确地判 断作为监督对象的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行为存在违法违纪或其他 不当，如果监督者根本无法获知被监督者的行为是否达到应该罢免或 撤换的标准，或者监督者根本就无法获知被监督者到底做了哪些工 作，监督者的党内罢免和撤换建议和要求是无从谈起的。这就需要具 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有严格而明确的权力运行规 则，二是权力运行要有足够的透明度。而在当前这两个条件恰恰是比 较欠缺的。 就权力运行规则来讲，我国虽然有了比较完善的行政法体系，对各级 官员的基本权利义务也有明确规定，但这都是概括的，适应性强，缺 乏具体的针对性，特别是缺乏不同层次和不同岗位的“权力清单”， 因此在具体的权力行使过程中，界限有时非常模糊，甚至存在“依法 腐败”，让人感到无奈，这给监督者判断权力行使是否违法违纪和是 否正当带来很大困难，客观上阻止了罢免和撤换建议的提出，影响党 员权利的行使。 另外，我国公共权力行使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政府和领导干部如何作 出决策，为什么这样决策而不那样决策，有何利弊，执行的最终效果 如何，公众都无从得知，当然也就谈不上监督，更难以评头论足。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逐 步健全行政权力运行规则，促进执法行政步伐。同时党内也加快了党 规党法的制定，进一步规范了党内权力运行。所有这些都为有效监督 党员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明确的参照标准，更加便于进行监 督，它将为党内罢免撤换机制的实行奠定坚实基础。 总之，党内罢免和撤换机制的建立是加强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 促进党的廉洁的重要措施，是值得充分期待的。但同时也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切实防止和避免空洞化。为此，不仅要制定和健全党内罢免 和撤换制度本身，更要建立健全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运行规则和行为规 范，并保证权力运行和行使的透明化。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请继续支持《爱琴海》网站维权 天理 从3月9日《爱琴海》网站被当局强行关闭到今天已经是40天时间了， 国内互联网与媒体的监督也成为了真空。《爱琴海》网民的维权不断 挑战当局的壮举确如惊涛拍岸，一浪高过一浪，恐怕网上各人自有各 人的评价。俺天理觉得的是，在《爱琴海》网民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声 浪中，当局也早已左右支拙，微露衰象了。《爱琴海》网民百折不 挠，抗争到底，誓要彻底将这违宪法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打倒，还国内网民真正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在国内出现也才十年八年的时间，网上文章以前被视为只不过 是些灌水的东西，但自从孙志刚一案后，人民尝到了言论自由的甜 头，并从而证明了网上的文章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互联网相对 对纸媒新闻来说，多了一点点空间。但是，如今整个国内互联网还掌 握在当局手里，对当局不利的一些言，论或者刊载不利当局的国外信 息的民间网站的媒体，都要被它封杀。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和媒体 监督当局执政的功能已经是不存在了。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法律的 执行是在当局的领导之下，加上这些法律是只管老百姓而不管当局 的。在没有人民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任何条文法律都只能是上纸空 文。 中国正由民间网站维权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由原来的百姓 无权力状态、公民权力被剥夺的状态，逐渐走向联合，走向进步。在 过去的一年，民间自发争取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力有了突破，其道理是 相同的。《爱琴海》维权运动最显着的是，让分散的民意铺天盖地地 沸腾起来！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在《爱琴海》维权运动中已经达到了一 个高峰，甚至可以说是空前顶峰。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一个 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机制渠道进入到政 策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谁是谁非很难作出法律的公正解释。《爱 琴海》维权的事实告诉人们，这样的民间争取，要从具体个案入手， 要持续不断，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坚持从法律上能正面争回自己的 正当权利。 虽然说现在中国网络民间论坛越来越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网友仅仅 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言论而被抓进监狱遭到判刑的也不是少数，但 是，这不能是阻碍国内网民不自己争权益的借口。当人们对现状的不 满演变为对未来也绝望的时候，保持沉默装聋作哑等于是自杀。因 为，每天都在发生的与我们相关联的事，我们不去评说、谁去评说？ 我们不去表示愤怒、谁去表示愤怒？所以，互连网上的愤怒，就是民 意的先兆。而官方的报导一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到实在瞒 不住时，则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或者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极力 拉开事件与政府的距离。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又归于所 谓的“和谐”了。 目前，国内官场腐败成风、百姓怨声载道，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 度。有腐败条件而没有实施腐败的官员，时时看到媒体互联网监督的 缺位，他们洁身自爱的心理防线就会崩溃，于是就会变本加厉、为所 欲为地实施腐败。对这些目空一切、象螃蟹一样横行霸道、贪赃枉法 的官员，现行体制根本无法给予约束。他们也就是惧怕舆论。我们平 民百姓可以使用民间网站发表意见、形塑舆论。舆论这个武器就可以 对他们进行施政监督。让民间网站的民意通过法律在社会上自由地发 出呐喊的声音来！让人民说话！ 正是《爱琴海》一群良知尚在的国内、外网民，没有对未来产生绝 望。当一些网民对现状不满演变为对未来也绝望的时候，《爱琴海》 网民却充满生气与活力，誓与为争《宪法》给予自己的权益而和当局 进行拼搏。这个行动已经对当局构成了直接的冲击。这不能不使当局 感受到人民的意志和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也明白与人民对抗的后 果会是什么。无须再列举任何具体事例了，《爱琴海》网民目睹一切 现今的社会现实，均可证实当今国内的社会现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专制制度的腐败、官员吸食民脂民膏劣行，只有还民众言论的 自由，砸烂文字狱，让人民来民主监督政府施政，中国才有可能克服 这些问题，走向法治、民主的公民社会。要不，中华民族就毫无希望 了。 最后，俺天理要说的是：《爱琴海》网站的文章和信息完全没有什么 足以危害国家政权和威胁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当局突然把它封杀， 无非是想显示一下权力高于法律的淫威，无非是要显示对网民知识分 子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蔑视，无非是要恐吓《爱琴海》 所有敢于对当局说“不”的不同政见者。其实，专制制度一天不改 变，政治改革一天不启动，网民一天就没有言论自由！这就是当局在 自掘坟墓。面对如今互联网严酷的现实，我们国内的网民必须团结一 致，为彻底将这违宪法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打倒作不 屈不挠的斗争！ （2006-05-10）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跨时代的足音 新文明视野 牟传珩 随着谈判意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深入和普及，21世纪人脑意识革命 大震荡的前锋已经到来。它的强悍阵势已经迫近，正向对抗社会遗留 下那种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向一切极权、独裁、专断、暴力和意在 独吞整个面包的贪婪者发起总攻。它在人类的每一个健康的大脑中都 响起了号角，向自己挑战，向问题挑战，向不可能挑战。因此，大脑 外延化的世界将呈现出一台凝固的话剧。 一场时代大演进将在风雨震荡的人脑革命中，在充满现实矛盾与冲突 的社会舞台上升华出来。于是我们意识的影屏上迅速排列出如下的图 像： 　　从对抗走向妥协； 　　从分裂走向合作； 　　从战争走向和平； 　　从专制走向民主； 　　从等级走向平等； 　　从破坏走向建设； 　　从激进走向温和； 　　从一元走向多元； 　　从混乱走向秩序； 　　从必然走向自由； 　　从旧文明走向新文明。 这是社会发展的正面。而从负面看，社会还将从问题走向问题；从冲 突走向冲突。然而将不再是问题分裂人的过程，而是问题合作人的过 程；也不再是冲突消灭人的过程，而是冲突发展人的过程。人们将合 作起来，击败问题，缓解冲突对人类的危害。 未来的社会决非是一个没有问题与冲突的天堂，但却完全可以是一个 人们合作起来、按规则不断破解问题，协调冲突的世界。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让我们用慈悲取代爱心 黄泰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会使许多人难以理解，因为大家平日里都 是很喜欢爱心的。然而本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我得说，爱心是很好 的，有爱心的人是很可贵的。但爱心亦是有缺陷的，并非完美的，而 有一样东西正可以弥补这个遗憾，那就是慈悲。我坚信慈悲是最伟大 最圆满的爱，更确切地说，慈悲超越了爱，是人类精神在爱的层次上 的一个巨大进步。当人类的心灵不再局限于爱，而拥有慈悲之时，我 可以预见那个世界的光明。 今日之世界物质繁荣，文化昌盛，而人类种种纠纷痛苦并未消失或有 可观的改善，大至国家间的战争、民族间的冲突、宗教信仰的压迫， 小至不同群体阶层的矛盾、社会的种种不公正、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 等等，我们时刻都可体验到存在的不幸。虽然也有欢乐，也有歌舞， 但幸福的图景总掩饰不住广泛存在的痛苦，我们一直都在为消除众多 的问题而做着不同的努力。我们也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绩。但不断增 多的新问题和长久无法解决的遗留问题，始终使我们疲于奔命、自身 并陷在这荒谬的现实中。 我们应当反省，我们是否在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今天 公认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但是在这个 世界上依然有许多国家的人民生活在专制、压迫、腐败、困顿等悲惨 处境中。北韩与南韩、中国与台湾等鲜明的对比，使我们深感差异的 悬殊。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美国与最贫穷的非洲国家，人民生活水平 的天壤之别，使我们感喟不已。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平衡、不平等 的状况也普遍地存在着。或许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但造物的本意 就是要使其子民部分受苦、部分享受、并且处在没有止尽的纷争之中 吗？不然！我深信全人类皆为兄弟姐妹。我们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同 当，并且营造共同的安适环境，如此才是契合天心的。 我们实在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们以为爱是对世间终极拯救的法宝。 虽说神爱世人，但世人的爱与神的爱确是两码事，如佛法中的心与世 间人的肉团心的本质不同一般。因此，此处我讲的爱心乃世人的共 识，而我所说的慈悲则非世间意义之指，乃是佛法中的无缘大慈，同 体大悲之慈悲。 什么是爱？自私即是爱，没私心的人不会有爱心。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爱是什么好东西。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爱，乃是相对冷漠仇恨而言 的。你爱父母总要比忤逆好，你爱子女总要比遗弃好，你爱某某人总 要比仇恨好。你对一个群体、一个企业、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 甚至全世界有爱心总比冷漠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讲要有爱 心，要奉献爱心。虽然爱心可以帮助他人，可以化解矛盾，可以使人 间拥有温情，总之，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得数不清的好处，乃至没有 爱，这个世界就要毁灭。这些我都承认。但我依然要把爱否定掉。我 不希望人类永远停留在爱的层次上。这个层次很低，很不究竟，很多 贻患，甚至是世界动乱、人类痛苦的根源。 其实世间为什么会有仇恨？根本原因就是有爱心。爱心与仇恨是相对 存在的。大家都想消除仇恨，于是鼓吹起爱心了，以为只要人人都有 了爱心，那么仇恨就会从世界上消失。这是很错误的想法。爱心并不 能替代仇恨，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局限的。爱心说到底，它是主观的， 而非客观的，它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爱心是怎么产生的？我为什么 会爱某某？如果某某是杀人魔王，是淫棍，是暴君，那我还会对他产 生爱心吗？立即就要产生憎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并非先天的， 乃是后天的观念分别所致。从根本上讲，世上本没有什么自在的善恶 美丑，评价标准这样的玩意对于自在物本身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爱与 恨也不是自然的存在。因为我们出生以来，在这个文明环境中成长， 接受它的影响，使我们成为文明人。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类虚妄的意 识。我们接受文明即接受种种区别概念。我们由概念而产生思维，有 不同的感觉，而导致不同的爱恶。可见，爱恨的本质就是头上安头， 虚妄的虚妄，并非绝对法则，也没有实体。 人类执着于爱心，而不知爱心产生的根源，将混沌的本能和后天的教 育的产物认做崇高，束缚在爱的圈套中，这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妄 想分别产生的偏私的爱，总是因为有它的不爱的存在而存在。这个特 征决定了爱是极端自私的，虽然它有时可以给予所爱的对象以帮助， 然而它始终是封闭的、排外的，是分别对待的。民主分子不会爱独裁 者，独裁者一定会镇压民主分子。虽然这里面有进步与反动的区别， 然而在人类狭隘的爱的力量上建立的新秩序是不可能消除矛盾的，更 不可能避免新矛盾的产生。我爱我的，你爱你的，你爱的非我爱的， 那么仇恨就诞生了。爱对它的对象之外的存在是冷漠的，一切不平衡 不和谐的现象底下皆是爱在作祟。然而，人类陷入爱河太深，不会轻 信这个道理。 但世人中的睿智者亦会发现太过狭窄的爱的危害，于是便倡议博爱。 虽然博爱今日已为人类所公认，然而我却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博 爱的虚妄。当然，我一向对世上所有真正的博爱者怀抱着高度的崇 敬。我认为博爱确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博爱比起普通的爱在范围和品 质上皆有很大的进步，然而它依然非究竟。世间博爱者总是稀罕的， 博爱者亦未必免于过度的执着或者心中多少尚存一些憎恨。博爱的根 依然在普通的爱上。而如上所言，既然普通的爱根本即为谬误，那么 由此升华的博爱无论多么伟大，其终极效用恐怕还是一个疑问。自世 界盛行博爱一说以来，人类的苦难一直存在着，并不断繁衍翻新，除 了真行博爱之道者寥寥之外，博爱本身亦难辞其咎。 我们既知任何的爱皆不可能将人类带离苦海，则当明智果断弃爱而另 取。那个就是慈悲。世人常将爱心等同慈悲，而不知佛家所谓慈悲之 真谛。与众生之乐曰慈，拔众生之苦曰悲。然则爱心之人亦有助人为 乐、解救苦难之举。慈悲与爱心究竟有何异处？佛家说无缘大慈，同 体大悲。何谓无缘大慈？因为大家多为世间之人，所以我不涉佛法玄 旨，只从世间法做方便解释。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人类在根本上是一体 的，而不是个体孤立的。每一个人皆依待其他所有人而存在。如果自 私自利，只为自己着想，那么我们就是在做茧自缚，把自己局限死 了。如果把爱心做一范围，那么如我在上面所述，我们依然活在虚妄 之中，我们并没有认清自己的本心。爱心是虚妄分别的产物，不是真 实的，它把我们的人生境界系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当我们打破这 种妄想分别的爱，而平等对待一切人，给一切人以相同的帮助，而且 不产生爱染心，这就是无缘大慈了。也就是说并非依靠特殊关系而仅 仅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所以我们应当一如对待。当我们能把一切人的 痛苦，不分种族、国家、地域、身分等，都当作自己的痛苦，尽力化 解一切人的痛苦，那么这就是同体大悲了。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并非简单的人类同情的本性的反映， 而是真正智慧的显现。它揭示了无缘有缘、同体不异的宇宙人生的真 相。慈悲不是产生在爱心基础上的，简单说就是我把自己与人类融合 为一，我不再做为有限的个体而存在，我在无限的人类的延续中存 在。任何的仇恨或冷漠都将是自我局限，只有无分别的慈悲才能使我 的精神达到至高的境界。但是，现在就有人要问了，你这样宣扬的慈 悲不就是要我们是非善恶不分、都做东郭先生么？大家要是这样想， 那说明大家还陷在爱心的圈子里出不来。我再说一遍，一切是非善恶 皆为人类个体的或集体的主观意识，客观自在是不存在这些概念的。 这个真理大家要认识。不过在知道这个道理后，并不是说你就真的在 现实中不分是非善恶了。分是要分的，但不要执着，不要认假为真， 你要知道我这是在以虚妄对治虚妄。正因为你知道真相，所以你不会 拘泥在以前爱恨的相对范畴里，因为那是虚妄啊，不值得那样啊。所 以这时候你就会跳出来，你对虚妄的是非善恶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 不会动情绪了。你对所有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会起慈悲 心。慈悲不是跟你以前爱某某一样就一定是对其百依百顺。我举个例 子，比如现在有个人持刀要去学校里杀100个小学生，只有你把他杀 了才能阻止他去杀人，那么你当如何呢？那就把他杀了，这样拯救了 100条生命，然后你再去自首，用自己的命抵偿他的命，这就是慈 悲。再拿东郭先生来说。东郭先生该不该救狼呢？应该救。那么狼因 为饥饿要吃他，他该不该让它吃呢？如果是我，我会让它吃，因为牺 牲我的性命可以换来它的饱暖，那我就去死，这就是慈悲。但是，如 果旁边还有个人，它吃完我后还要再把那个人吃掉，那么我就不会让 它吃了，而会把它杀死，这也是慈悲。 慈悲首先是忘我，可以说是觉悟，有了这种觉悟的人会自觉地行慈悲 之道，无须任何外力的作用，因为他明白这是正路，是超越之路。爱 心是无法与慈悲相比的，它是妄想分别的产物。我是中国人，读我这 篇文章的人也主要是中国人。我们还都是非常关注时政的人。那么， 我希望大家以慈悲之心为民主事业奋斗。当然，有慈悲心的人也一定 会为中国的民主做出贡献的。我们不想与谁为敌，我们也不仇视任何 人任何集团，我们只是为全民的福祉而做这一切。对于迄今依然在中 国施行专制的统治者，我们对他们愿意与对人民给予同样的无私奉 献：那就是使人民获得原本属于自己的民主，使统治者早日卸下专制 的骂名，还政于民，取得人民的宽宥乃至尊重！我们为此孜孜不倦地 努力，这是我们的慈悲。 当然，我们还热切希望全人类都能认识慈悲和它的伟大，抛弃爱心， 做一个慈悲的人。做为中国人，我希望全世界民主国家都能怀着慈悲 的精神，帮助占全球1/5人口的中国尽快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当中国 实现民主化后，我国人民也将在慈悲精神的引导下，为全世界遭受苦 难的地区和人民，为全世界繁荣和进步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我渴望 未来的世界充满慈悲，伟大纯洁智慧的慈悲精神永远照耀人类的前 进！ 让我们用慈悲取代爱心，历史将因此而改写！ （2006年5月10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论中国的乡村转型问题 种诱致性技术-制度变迁理论的阐释（4之2） 刘爱新 二、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分析──历史性的考察 当代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个极为沉重的话 题，本文从中国异常特殊的资源禀赋条件入手来揭示“三农”问题的 实质，并且由此揭示实现乡村转型的内在机制、基本路径和未来走 向。中国异常特殊的资源禀赋条件就是，土地资源高度稀缺，人地关 系高度紧张。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不仅能够说明“三农”问题的实质， 而且还对在乡村转型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和途径的选择 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据有关权威专家测算，中国现有农业劳动力4.7亿，耕地总面积为19 亿亩，按每亩需要1人耕作计算，农业只需1.9亿农业劳动力，加上乡 镇企业吸纳的1.3亿农业劳动力，共有3.2亿农业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 用，因而我国目前至少仍然尚有数量高达1.5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 要另寻其他出路〔21〕。截止2004年底，中国总人口数为129,988万 人，其中乡村总人口数为75,705万人，所占比重为58.24%；全国总就 业人数为75,200万人，其中第一产业总就业人数为35,269万人，所占 比重为46.9%。〔22〕这表明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还是个农民国家，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 明清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不断膨胀的人口增长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造 成了持续不断的压力，人地关系不断趋于高度紧张甚至恶化。高度紧 张的人地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最大诱因之一。 土地资源高度稀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就没有能 够得到有效改变的基本国情。美国学者何炳棣在他的《明初以降人口 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一书中对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发展史特别 是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演变史做了深入的考察。中国的人口“从14世 纪的约6.500万增加到万历28年（1600）的约一亿五千万”。清朝康 乾盛世的一百余年间，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到18世纪末，全国人口 已超过了三亿。由于原有的土地维持不了这么多人口的生存和繁衍， 于是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就出现了。首先玉米传入促进了明清时期对 大面积丘陵山地的开发。许多过去荒芜人烟的山地深箐逐渐为新来的 移民开垦出来，变成新的居民点。从16世纪到19世纪，玉米种植带动 了遍布全国的开垦陡山峻岭的过程。其次，和移民开发、玉米种植相 伴而来的是大片大片的森林被毁坏消失掉了，紧接着产生了严重的水 土流失问题。由于山林被大量砍伐，植被破坏，加上“棚民垦山，深 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 土无存，地力亦竭。”这种“连续大量栽种玉米对山地的过度榨取到 19世纪初期已经使许多地区受到报酬递减规律之害。”在历史上，中 国并没有遇到象英国那样的移民向城市集中、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集中 的机会。而且，玉米、甘薯的输入又使得明清时期的中国移民走上了 高山峻岭、深箐幽谷，继续向自然伸手，在土里刨食。〔23〕温铁军 基于对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问题的研究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中国的 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过 程。”〔24〕 艾尔温（Mark 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对中国为什么在工 业革命前1,000多年领先于世界而后又被欧洲赶超的原因做出了有力 的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 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荒地，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由此所增加 的收益（农业剩余）完全被新一轮人口增长所吞噬。这又带动新的技 术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的生 存能力。与此相反，中国的工业却受到稀缺的资源限制而无法发展起 来。这是因为人口压力消耗了为工业发展所必需消费水平上的农业剩 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率和低工业水平” 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近代中国陷入这样一个“陷阱”而不能自 拔。〔25〕 黄宗智在考察1930年代中国华北平原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时发现，在无 外部就业机会的条件下，农民便会在自家的农场上投入高于在流行工 资率下应该投入的劳动量，直至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这 意味着，“家庭小农场不可能‘解雇’本身的过剩劳动力；在生产关 系和人口过剩的双重压力下，如果没有在自家农场外的就业机会，一 个贫农家庭会被迫忍受劳动力过剩的状态”〔26〕（P66）。他将中 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至于耕作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状态称为 “经济内卷”或者“农业内卷化”（又可译为“农业过密化”）。 于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无外部就业机会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只 能无限度地开荒垦林，并且产生了“劳动驱逐机械”的奇特现象。这 是由于土地变得日益稀缺，那些农业经营者“在土地高昂价格造成的 劳动过剩劳动过廉的条件下，觉得多采用机具，就不若多使用劳力， 在这里，劳动力不但不为机械所驱逐，却反在驱逐机械压迫机械了” 〔27〕（P245）。 无论是“高水平均衡陷阱”，还是“农业内卷化”或者是“劳动驱逐 机械”，都尖锐地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矛盾的高度紧张。人 口的不断增长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但是由于工业 化进程极为缓慢，农民无法在农业之外找到就业出路，以及没有诱导 出独立的土地私有产权的兴起，其结果只能是由于土地产权模糊， “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不断地重复上演， 滥垦滥伐，水土流失，荒漠化趋势必然日益严重，进而进一步加剧早 已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继续增加，明清以来一直困扰着中 国的人地关系矛盾更加突出。从1958年到1982年（即人民公社时 期），全国人口总量从6.6亿猛增到10.2亿，其中农民人口从5.53亿 激增到8.04亿，而耕地面积增量甚微，全国播种面积由22.8亿亩降至 21.7亿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由19.14亿亩下降到17.02亿亩，减少近 12%，人均占有耕地量由3.45亩减少至2.14亩，减少61%〔28〕（P60 ～64）。同时，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已经陷入 了真正的困境。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 的27.9%，并且还在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这就相当于每 年要吞掉一个中等县大小面积的土地。有的地方的民众几乎已无生存 之地。进入199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实行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政 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据《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的调查数 据显示，耕地等资源保护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03年全国耕种 的耕地面积为12,339.22万公顷，比上年减少2.01%，全国人均耕地降 为0.095公顷。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根据对有关资料的分析深刻指 出：“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 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 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 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为99,938.5千公顷，人均 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积 下降了4.5%、变为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却锐减24.3%至780平 方米，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 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 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 距越来越遥远。”〔29〕这表明，中国异常特殊的人口与资源状况 （亦即资源禀赋）就注定了它要拖曳着一个庞大的“小农阶级”这个 前现代社会的沉重尾巴进入21世纪。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三农”问 题的实质是绝对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与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禀赋之间的 尖锐矛盾，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历史延续的结果。因 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 土地资源禀赋高度约束下的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农地产 权制度变革或者创新问题。这是思考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发 点。 三、诱致性制度—技术变迁理论分析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与产权残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伟大创 新，一般被视为是一种经营方式，但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一种农地产权 制度，即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农户。不可否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正在日益凸显出来，其容纳解放和发展农村 生产力的空间也在日益缩小。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至少存在以下内在缺陷： 第一，没有涉及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界定，致使农地产权不明晰；现行 法律始终没有对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之间的所有权 边界进行界定，因此土地产权关系仍然是模糊的，土地所有权主体仍 然不清晰，从而导致集体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也为地方政府滥 用征地权随意剥夺农民的土地打开了绿灯。 第二，土地调整频繁，农民承包权实际上无法稳定，因而导致农民对 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 积极性，致使土地生产效率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进而使土地资源 产生严重的租金消散问题。〔注：所谓“租金消散”一般是指“过度 的使用或者过度利用。”不过，“租金消散也可以采取利用不足的形 式。例如，属公共所有的一块肥沃土地可能被用来放牧或闲置不用， 而不是用于种植果树。”（张五常，《经济解释》，P428）〕 第三，土地产权流转机制不健全，致使土地难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生产 要素参与市场交易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同样导致土地资源发生租金 消散现象。想多种地的农民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土地使用，因而不 能开展规模经营；而获得了新的赢利机会的农民不想种地却无法自由 出让自己的土地，结果只得弃田撂荒。 第四，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晰，不仅使得减轻农民负担问 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 行，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租金消散问题；与土地使用权属不 充分、权能不明晰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 的关系不明确，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分户承包，但是对所有者和承包 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具体规定，因而成为诱发发包人与承包人 之间发生纠纷的最大诱因。 因此，不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如下严重后果： 其一，农民缺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偏重短期投入，因而投 入农业生产的资本增长缓慢，不少水利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维护，土 地肥力下降，农田改造停滞不前。 其二，使有限的土地资源细碎分割，不利于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不 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资本和技术的增长，同 时降低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由于土地利 用不足，结果必然导致土地资源产生严重的租金消散问题。 其三，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关系残缺问题的影响，社区或者政府对土地 的随意调整以及农户对土地不能自由转让等因素的限制，就形成了对 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立意的侵蚀，这将会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机制难以自 发地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 出来的又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 其四，加之由户籍制度等城乡分割政策人为构筑的城乡壁垒对农业剩 余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巨大阻碍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使农地逐 渐地“福利化”，也就是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而商 品生产功能、生产要素功能却日益减弱，甚至呈现前者替代后者的趋 势，从而导致土地要素的生产函数长期低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土地 资源价值的实际收益长期低于其潜在收益。这同样加剧了土地资源的 租金消散问题。与此同时，八亿农民滞留在农村，依附于高度稀缺的 土地资源，不仅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且还加剧了资源环境与人 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导致毁林毁草现象泛滥，农村生态环境趋于恶 化。因此，如果不把农地上严重超载的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出去，传统 小农经济形态就无法得到彻底改造和转型。 其五，作为这一症结的最直接表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下 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僵局。城乡差距再度扩 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中国农村的贫穷可以从消费 市场的份额上看出。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 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行业的生产 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 只有54.4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可能为中国农村经济带来新的 “没有发展的增长”，并且再次把小农经济推向“高水平均衡陷阱” 或者“因果循环累积性贫困陷阱”。 周其仁认为，责任制本身就注定了中国农村产权关系的残缺，因为它 的内涵就是农民通过国家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对土地的剩余索取权。 从根本上说，国家对地权进行干预，是因为不相信农民在完整的地权 条件下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可以达到保证粮食足够的供给的目 的。由于国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它可以在它的利益脆弱到它所认 为不能容忍的时候就会中止对农民的产权转让〔30〕（P177）。然 而，这种残缺的不完整的地权结构又极大地限制了土地价值的提高。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乡村土地产权归属界定不清晰，土地产权关系的 残缺成为引发有关政府部门随意侵占、剥夺农民土地的案件层出不穷 的最大诱因之一。地方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以农民没有法律上的 土地所有权为口实意征用农民土地，导致一系列严重社会后果，许多 农民因此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却又得不到来自政府和开发商的公 正补偿，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导致社会矛盾相当尖锐。2004年3月 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就揭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 件：河南省孟津县下堡（音）村村委会在没有通知承包人的情况下擅 自将近千亩耕地转包给某家开发商。该年2月3日，轰隆隆的推土机强 行铲平耕地，原先葱葱绿绿的耕地顷刻间变成一片荒凉之地。村民手 中的15年期限的土地承包合同还签订不到四年，转眼间就变成一张废 纸。被征占耕地的农户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许多农民因此失去了口粮 田，基本生活无着，生活陷入绝境。面对记者的质问，村委会主任竟 然振振有辞地声称：“村委会是农民的领导，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赔 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推土机下 的承包合同”，2004年3月26日）据不完全统计，新《土地管理法》 实施以来的七年中，也就是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 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比2004年全国新增的建设 用地总量402万亩还要多出近100万亩。土地违法以侵犯农民利益为特 征。自此，日发积累的非法侵占、剥夺农民土地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 的社会矛盾才浮出水面，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令人触目惊心。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早在2002年9月的一次论坛会议上就 指出：“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 6,000～8,000亿元的代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 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二万亿元的损失。为什么有的城市敢于出 台一个又一个宏伟的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排除在资金上打农民 土地算盘的想法在内。”〔31〕 近年来农民自发组织反抗政府征用土地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有的 地方甚至爆发流血冲突演变为局部骚乱，官民矛盾相当尖锐。同非法 房屋拆迁一样，非法侵夺农民土地的现象再一次有力地警示人们，地 方官僚们滥用权力、侵占和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利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是中国“三农”难题的首要问题，是诱发农民 和政府发生冲突、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 以上事实表明，产权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效率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且还 是社会博奕的结果，而“社会博奕”则是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正是 这一政治经济过程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获得切实保护，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受到有效制 衡。所以，产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其实质乃是公民个人与 国家或者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界定。产权的规定在公民与国家或者政 府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决不允许国家或者政府随意逾越这 条分界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保护财产权利导致民 主政体，侵犯财产权利导致专制政体〔32〕。因此，产权制度的激励 与约束功能的充分发挥还必须有赖于与之相关的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保 障。这也就是说，要既能有效地维护产权主体的相关利益，又能有效 地约束国家权力的“越轨行为”。这就意味着，土地私有产权只有上 升到土地法权的地位，产权主体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个理性 的产权制度才能有效运行。治理非法侵夺农民土地问题之根本就在 于，从宪政的高度明确规定乡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并且构造强有 力的确认和保护农民财产权利的制度屏障，从而彻底斩断随时都要伸 向土地的那只“看得见的黑手”。以农民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乡村自治 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本文作者还认为，一些学者所主张的赋予农民 以永佃权或永久承包权的概念〔33〕和赋予农民以彻底的土地所有权 在实质意义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内涵上还不及后者深刻。 因此，除非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否则就很难打破“三农”的僵滞局 面。改革的方向就是明确界定并严格执行农民的土地私有产权，赋予 农民以真正彻底、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构建规范化的土地产权交易市 场，盘活农地资产存量，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农民以独立自 主的市场主体地位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寻求实 现土地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进而使土地要素生产函数达到其 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并且实现其潜在的最大收益。这里蕴涵着农民对 制度创新的需求。 【附注】 21、钟伟、巴曙松、赵晓、高辉清：《中国经济：如何造就未来20年 　　繁荣》，载《财经界》2002年第10期 2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年 23、转引自陈亚平：《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载《读书》2003年 　　第1期 24、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读书》1999年 　　第12期 25、转引自姚洋：《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载《读书》2003年 　　第1期 26、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 27、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 28、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作用》，载《新华文摘》2001年第 　　9期 29、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 　　农民与农业的对话》，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秋季 　　号 30、转引自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31、记者高凡报道：《新圈地运动中的失地农民》，载《经济观察 　　报》2003年3月24日第A2版 32、杨小凯：《土地私有制与中国的农业问题》，载《经济管理文 　　摘》2003年第2期 33、张德元：《实行土地国有化，赋予农民永佃权》，载《经济管理 　　文摘》2003年第2期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右派”其实是左派 王亘坚 1789至1791年间，法国国民大会分裂为三个有明显标志的派别。第一 个派别代表了要求皇室具有绝对否决权的意愿；第二个派别代表了要 求皇室中止否决权的人们；第三个派别则代表了坚决要求完全废除皇 室否决权的人们。这三个派别的分歧甚至可以在国民代表大会的座位 安排上看到。要求国王具有绝对否决权的那一派正好坐在立法席位的 右边；而那些要求完全废除国王否决权的人们，则坐在立法席位的左 侧；而代表那些仅仅要求国王中止使用否决权的人们以及其他人都坐 在大会中间。从那以后，几乎在全世界，“右派”这一名词，就一直 与保守派等同：“左派”这个词就一直被认为是激进的、革命的。 塔尔蒙在他所著的《专制民主的渊源》一书中认为，左派宣扬的是人 性的尽善尽美，右派则宣布人是虚弱的，肮脏的。朗西曼在他的著作 《社会科学与政治理论》中指出，对于左派来说，人天生的美德都是 绝对平等地赋予的；而对右派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卡尔在他的名为 《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那些明白事 理的人们，常常会倾向于左派，正如那些官僚……会自然地倾向于右 派。 右派与左派这两个词在全世界成为通用的政治术语，人们的理解也都 大体一致。但是，在中国，在20世纪五、六○年代，这两个政治术语 却被人颠倒了，歪曲了，毛泽东和他的跟随者硬是把那些反对专制， 要求民主，反对保守，要求进步，反对官场腐败，要求政治革新的一 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把那些要求实事求是，反对唯心主 义地胡吹和蛮干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把那些歌功颂 德、口是心非、紧跟胡来的人说成“左派”，并且封官晋爵，甚至定 为他的接班人。实际上，他是把拥护他的绝对权力并甘当奴仆和驯服 头脑，有尊严，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打成“右派”。经他这样一颠倒， 右派和左派原来的含义就全都变味了。 翻翻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有关资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被打成“右 派”者的“右派言论”，可以说都是针对共产党内的一些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腐化堕落、特权思想、摆老资格、独断专行、 缺德少才等现象提出的，他们都是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公开、公 平、团结、进步的。这些都应归入左派言论的，但是，由于已经执政 的领袖人物不愿听批评意见，不愿揭露共产党内的阴暗面，甚至担心 大家纷纷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会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危及 他的皇帝宝座。加上1956年在波兰、匈牙利因反对独裁专制而掀起的 政治风波，更加使中共的领袖惊恐万状，于是，刚刚开始不久的，本 来由他发动的整风运动，就改变成了“反右派运动”，人们感到困惑 不解：你不是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吗？怎么大家一提出批评意见，你 就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难道，反对党的缺点错误就是反党 吗？批评社会上一些阴暗面就是反社会主义吗？你这不明明是耍阴 谋、设圈套，为了整人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为了捉反 对派才提出整风运动吗？他诡辩说，他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叫做“引蛇出洞”！ 他耍的“阳谋”引出多少“蛇”呢？552,877人，这还不包括不拿国 家工资的，如工商界、自由职业者等人。后来大家才看到这55万多 “右派”，应当说大部分是中国的精英，几乎全部是爱国爱民、忧国 忧民之士，例如， ◆在社会科学界，有费孝通、钱端升、吴景超、李景汉、陶大镛、沈 　志远、王造时、孙大雨、陈仁炳、徐铸成、吴文藻、马哲民，还有 　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以上被称为 　六教授）、顾准、李慎之、施蛰存等；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界，有钱伟长、叶笃义、徐璋本、黄万里、 　吴仲华等；在文学艺术界，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启功、吴祖 　光、姚雪垠、刘宾雁、刘绍棠、王蒙、曾彦修、萧乾、流沙河、蓝 　翎、张贤亮、丛维熙、李滨声等； ◆在政界和新闻界有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章乃 　器、谭惕吾、罗翼群、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王中等；在工商 　界有张云川、顾执中、毕鸣岐、李庚年、董少臣、荣子正、邓季惺 　等。 从55万多“右派分子”中列举出这些人，只是把那些众所周知的人简 单提提，但是，应当特别指出，在被打成“右派”的众多人中， ◆有救国会的七君子中的人物，如章乃器、王造时等人； ◆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等人； ◆有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陈振汉、谷春帆、顾准等人； ◆有著名飞机制造专家吴仲华、水利专家黄万里等人； ◆有著名作家丁玲、刘宾雁、刘绍棠、王蒙、萧乾、流沙河、张贤 　亮、丛维熙等人； ◆有老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朋友、文艺理论家冯雪峰； ◆有许多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如邓季惺等。 还应着重指出，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中多是在国统区与共产党并 肩战斗、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是在 战胜国民党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巨大变革中有着丰功伟绩 的人们。粉碎“四人帮”并平反了冤假错案之后，被折磨22年的“右 派分子”大部分都重振精神，施展才智，为祖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的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还有人当了共和国总理。 1957年被“引蛇出洞”的55万多“右派”，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究 竟是右派还是左派？我看应当明确地肯定是左派！ 当然，在55万多“右派”中，也许有少数人够不上左派，可能属于中 间派或是中间偏左派，他们只是由于当时给领导提了些意见而被划为 “右派”的，有的可能是由于出身不好，或是由于与“右派”划不清 界限、同情“右派”而被打入的，也有一些是由于他所处的单位未完 成“右派”数量指标而被划进去的，还有一些是用抓阄的办法倒霉而 成为“右派”的，还有用自报公议办法而成为“右派”的。如此说 来，我说“右派”其实是左派这个命题，似乎有点扩大化了，正如邓 小平、薄一波等人说“反右派运动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 样。但是，反右派运动扩大化扩大了十万倍，而我说“右派”其实是 左派这个说法充其量只不过扩大了几万分之一。 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冰心曾说，我家出了三个“右派”，一个是我的 丈夫（吴文藻），一个是我的弟弟，一个是我的儿子，他们都是好 人，他们都被打成“右派”，说明“右派”大概都是好人！萧乾先生 是冰心先生的好朋友，他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早年作过战地记 者，写了大量报道和文学作品，他也被打成“右派”，冰心还不明白 “右派”是什么人吗？ 著名爱国法官梅汝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军事法 庭的中国法律代表团团长兼首席法官，在审判日本战犯中力排众议， 坚持原则，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拒绝台湾的邀请而留在 大陆，并担任了中国外交顾问等重要职务。但是，1957年，他也被打 成“右派”，并在文革中饱受折磨之后含恨去世。 用坚毅精神和非凡的努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成长为著名作家 的张海迪，是由她的母亲用顽强意志和高尚情操，千辛万苦地培养和 塑造成功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母亲也被打成“右派”。 葛佩琦要算最“反动”的“右派”了，被判入狱20多年，然而，他却 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12．9”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被共产党 派遣打入国民党取得很多重要情报，是建立了重大功劳的人。 毛泽东曾用五个“伟大”，五个“最”歌颂鲁迅，但到了1957年夏 天，毛却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可能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除非 他识大体不作声。既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怎么能眼看着毛泽东 和共产党的种种劣迹而不作声呢？那结果被打成右派是肯定无疑的！ 够了，仅仅举出这些例子，就足以说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 什么人了。 总的说来，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大致有这样几类人： ◆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积极参加抗日；抗 　战胜利后，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 　积极配合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出了大 　力。 ◆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方国家受到了民主、自 　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熏陶，回国后却遇到共产党所执行的专制、 　封闭、特权、斗争哲学等，他们感到很不适应。 ◆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对共产党所执行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尤其是毛泽东所说的“外 　行领导内行是规律”很不以为然。 ◆建国前从国统区到共统区去的一大批青年学生，他们曾积极参加 　“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运动，后来经组织介绍到了共统区，他 　们大部分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的还入了党。 ◆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他们经过七八年共产党的宣传教育， 　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当毛主席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时， 　就热情地、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他们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历 　史，更想不到毛泽东会设下陷阱和圈套！ ◆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立场坚定、性格直爽、原则性强又从不隐瞒自 　己观点的老干部，他们对党内的不正之风早怀不满，正好遇到中央 　号召参加整风，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参加进去，提了很多意见。 ◆……。 至于那些年龄较大，老于世故，在国民党政府里干过一段的人，却持 十分谨慎的态度，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何况自己 又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平时还小心翼翼，惟恐犯错误，又经过 1957年以前的“镇反”“肃反”等运动，所以共产党号召参加整风， 他们还是左思右想，慎之又慎，不敢发言，因之躲过了一场灾难。 与“右派”命运类似的是1959年被打成的大量“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这些人都是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胡闹、反对他所说的“三 面红旗”的，都是些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这 些人，只是由于关心人民疾苦，反对胡吹造假、不顾人民死活的那些 勾当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大量调查研 究、占有充足资料的基础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他不要再 搞那些劳民伤财、浮夸假造歪风的大跃进运动。这就激怒了暴君，一 怒之下，把彭德怀以及同情他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好干部打 成“反党集团”，并残酷折磨，无情打击，使这些人都成了“罪犯” 而无法申诉。应当指出，在庐山会议上，有那么多“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竟然无一人敢于为彭德怀等同志说句公道话，有的人还见 风使舵，跟着毛泽东一起批判彭德怀等人，尤其恶劣的是林彪这个野 心家，他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最积极地拥护毛泽东的野蛮专制，因 而被毛封为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封建专 制统治下，说实话的好人倒霉，说假话、歌功颂德、献媚取宠的坏人 升官，社会风气每下愈况。 我最熟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些人是以邹鲁风为首的 一批人。1959年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大的副校长邹鲁风，奉北京市委 之命（当时市委书记是彭真），率人大和北大一批中层干部赴河南调 查人民公社，调查结果是人民公社、办食堂、大炼钢铁等劳民伤财严 重，损失重大，是造成死人和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回来写了一份调 查报告给北京市委，如实地说出河南的困难情况，结果所有参加调查 的人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斗 争。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我熟悉的同事，如李震中、方晓丘、韩铭 立、张腾霄等人，邹鲁风作为团长，更是“罪责”难逃，他在极端悲 愤中用四片进口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位书生型的老革命 知识分子，他曾与鲁迅先生接触过，并曾参与左翼作家联盟，来人民 大学前是黑龙江省副省长。1957年“反右派”时，他曾在大会上点名 批判了我，1958年一批学生赴十三陵修水库时，他曾在大会上动员， 我因是“右派”也参加了，他曾目送我背着背包走出校门。真没想 到，一年多之后，他就因说实话而离开了人世。1957年他还曾以人民 大学副校长的身分写文章批判过吴景超，他的这些活动在当时有认识 问题，也有形势所迫而不得已的问题，但是，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 良知的知识分子，刚刚批判了别人的“右”，不久自己也成了 “右”，其实，都是因为实事求是而成为“右”的。他感到良心上受 到谴责，感到中国的官场难以弄清是非，感到活着无意义，于是采取 了最后的也是最悲惨的结束生命的办法，呜呼哀哉！ 种种事实表明，我说“右派”其实是左派是千真万确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残留文革运动第一印象 陈少文 滞留海外的著名作家、中国民主运动女杰茉莉先生昨日从因特网邮来 伊妹儿，赠阅其最新大作《“吊半边猪”的岁月──乡下文革琐 忆》。文章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前言：“今年是文革40周年，官方希望 人民失去记忆。希望各位朋友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 代”。我遵命而行，把脑海中残留文革运动印象回扫，以资存档，为 后世鸣钟。 我出生在文革前夕即1962年的冬天，那是一个令人惊恐的岁月，神州 大地饿殍遍野，惨象环生。我的邻居大皆菜色，仍旧止不住一个一个 地倒下死去。那时，我父亲因在大鸣大放运动里，发出了不同的声 音，遂被投在劳改农场挨批受斗。而家里，七、八口人正嗷嗷待乳， 挣扎在生死线上。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场哭啼，昭示着一场更大的 风暴的来临。 1966年，我已经四岁了，初懂人事，人世间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我 母亲肩上挑着的一双箩筐，一只箩筐里躺着我妹妹陈爱武（刚出生） 嚎天大哭，另一只则是我龟缩在里面饿得哇哇大叫。母亲狠心，没有 任何言语，只是啷呛啷呛地跚跚而行。 母亲是一个修鞋匠，修鞋摊摆在兰田双江街与民主街相通的一座桥 旁。这座古老的福星桥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记载着涟源的风 云，同时也承载着故乡的血泪。那一年，民主街有一个造反派，其名 叫“湘江风雷”，由马汉年带领攻克了兰田镇政府，夺取了兰田的大 权。而当时的兰田镇政府设在双江街地域，原镇长由双江街人谭源山 担任，遂由他组织了一个更大的队伍，旗号为“红色暴动队”，企想 夺回自已的江山。 母亲的摊子夹在双方阵地的中间，自然时常濒临灾难。 我与妹妹在摊前玩耍，全然不知大人们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来了一 队人，每人手臂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有的手中提着一支红缨枪，有的 则身披一排排黄灿灿、亮炯炯的步枪子弹，还有的扛着一箱箱的土制 手榴弹。他们来到母亲的摊前，把母亲木架子踢翻，箩筐里的妹妹吓 得直打哆嗦，我也吓得扑在母亲的怀里。 他们把木架子架在桥头，队伍立即形成一支战斗队型，钢制的红缨枪 位于前例，桥中央摆着二挺机关枪，把母亲的箩筐垒着用玻璃瓶装着 的硝药、硫磺、铁屑的手榴弹。路旁的行人立即躲藏到每一个角落里 去了，铺面也关了张，街头呈现出一片恐怖的战斗气氛。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死人的场面。死的人是双江街的梁轮交，他是 被人用红缨枪挑出了肠子，脖子被人砍了下来，那个头颅滚到了母亲 的摊前，那双没有闭眼的眼睛至今令我还惊怵。 梁轮交，涟源茶厂工人，27岁，没结婚，住在双江街三元巷居民点， 与我大哥陈厚生同年，且是同学，所以他经常到我家里来玩耍，与我 爱有着比较好的情谊。但他们家是一个纯正的无产阶级家庭，而我家 则是一个五类分子（工商业地主）家庭，大哥厚生因此不能加入到 “红色暴动队”。梁轮交则被拉进了这个声势浩大的队伍里，成为了 “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红卫 兵”，成为了这只队伍里的一名先锋队队长。 他是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来到福星桥的。我看到他的双眼 阴森森，表情凶杀杀，虎着脸，暴筋裂骨挥舞着拳头。在那个年代里 的年轻人，大抵都是这张脸、这副心，人性严重被时剧扭曲了。 民主街“湘江风雷”那边的武装比双江街“红色暴动”武装的要落后 得多，因为涟源县（现改为市）的所有工厂都在桥西，即双江街这一 侧，因此，工厂里面的枪支弹药比较好搞。然而，“湘江风雷”队伍 人数比“红色暴动”要多很多很多。战斗一打响，首先“湘江风雷” 倒下一大片，他们在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之后，又一次冲上阵 地，而“红色暴动”把弹药打完之后，被“湘江风雷”攻垮了。 首当其冲的对象是梁轮交，他被五、六个“湘江风雷”的战士掀翻在 地，三五只红缨枪朝着他的腹腔死劲地猛捅。梁轮交没有呼救，只是 一味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他的声音渐渐地消失了，身体全部被鲜血染红了。他死在了他父亲的 身边。他死在了他的弟弟脚底下。而他的父亲与弟弟无法抽出身来， 为他急救，因为他们也陷入了生死之绝境。 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产生了连锁反应。梁轮交的父亲为报仇，亲自带领 一组敢死队冲到了“湘江风雷”保垒中，活生生地把“湘江风雷”头 目马汉年来了一个五马分尸。其后，他也在1968年的一次战斗里被人 乱刀砍死。 由于篇幅问题，我无法用详尽描述这场惨烈的场面，只是其中有一个 耐人寻味的情节，这使我至今仍旧迷惑不解：战斗双方都呼喊着： “毛主席万岁！”都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不是为了自已 的生存状态而抗争，也不是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更不是为了自 已的私欲而拚命。用一句“年轻人的单纯、运动的疯狂”来搪塞，是 不够有说服力的。 因为，在双方阵营里有无数的中、老年人，有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丰 富的社会经验，也有历史的教训。在中共的无数次政治风暴里，他们 无时无刻不在品尝政治所带来的灾难。然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 为党内个人夺权运动而甘愿付出自已宝贵的生命呢？ 答案被人当然有意识、有目的地封存了。一切的真相当然被人扼杀 了，留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的世界。在那个人妖颠倒的世界里，14亿中 国人无法自省、自救、自强。只有这样，有的人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在窃笑，有人却企图让历史的重演！ 他们是谁？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2006年5月11日于湖南省兰田光明街62号）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警惕啊！世界 写于中国文革四十周年 力虹 　　　　　　　1966年5月16日，一场史无前例的 　　　　　　　被命名为“文革”的病毒，在中国发明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感染 　　　　　　　八亿具躯体八亿颗心脏八亿颗大脑被侵占 　　　　　　　其实早有预兆：49年、55年、57年…… 　　　　　　　但报警之人已被虐杀。愚民们欢喜若狂！ 　　　　　　　那一天，阳光初照小学堂，铃声响了 　　　　　　　九岁的我打开语文书，翻到《小猫钓鱼》这一课 　　　　　　　女教师姗姗来迟迟，眼中噙着泪花 　　　　　　　亲爱的汤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忧伤？ 　　　　　　　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奇怪的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黑底白字分外剌目！ 　　　　　　　不是要上小猫钓鱼吗？小猫在河边睡着了 　　　　　　　老猫走过来，是怎样讲故事给她听的呢？ 　　　　　　　“同学们，把你们手中的语文课本交上来 　　　　　　　今后，除了毛主席著作，不用其他课本了……” 　　　　　　　教务处老头走进教室，分发新颁语文书── 　　　　　　　《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从那天起，告别了可爱的小猫、河边的童话 　　　　　　　只学会举起拳头，高呼万岁！狂叫着打倒打倒！！ 　　　　　　　啊啊，病毒入侵，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3,000年累积下来的内存被纂改，被扔进回收站 　　　　　　　天安门城楼上，只剩下一个假神在招手 　　　　　　　造反、串连、接见、武斗，大地之上一片血海 　　　　　　　自从“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此病毒 　　　　　　　开始寻找可以无限量繁殖的寄生体 　　　　　　　1918在俄罗斯，1949在中国，它如愿以偿 　　　　　　　贫穷、落后和愚昧是它最理想的温床 　　　　　　　通过斯大林之手，造就了古拉格群岛 　　　　　　　通过毛泽东的天才，构筑了最壮观的人间地狱 　　　　　　　40年来，“文革”病毒无尽头地蔓延…… 　　　　　　　看见的眼睛被挖去，言说的喉管被割断…… 　　　　　　　40年后，此病毒不断地再繁殖、再变异 　　　　　　　被不道德的联合国欢送上了人权理事会！ 　　　　　　　警惕啊，善良的人们！在上帝还没发明出 　　　　　　　杀毒软件之前，难道你们还睡得着觉？ 　　　　　　　警惕啊，麻木的世界！如果不赶紧屏蔽、删除 　　　　　　　此病毒必定蔓延全球，那就是人类文明的末日！ 　　　　　　　（2006-05-11）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处暑惊梦 何继业 闷热的夏季，连续多日暴雨倾盆。我蜗居的这所城市被迷雾笼罩上一 层厚厚的面纱。平日肮脏的街道被冲刷得一干二净。每天拥挤的车流 和无孔不入的嘈音暂时缓解。由于质量欠佳的自来水管不堪重负，我 等居民楼房已停水多日，整天感到身上汗水漉漉，已给自来水公司打 过几次告急电话。而期盼的抢险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有的住家蓄水用 完后就干脆接雨水救急。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活该你是中国人。 今天上午下班后回到家里午休，看见雨过天晴，便从床上一跃而起， 决定带儿子去外面大浴室洗刷一下身体。我们乘上一部空荡荡的公共 汽车，几分钟后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大浴室，里面的浴客不多也不 少。我和儿子来到更衣室宽衣解带，突然看见不少女人也在这里泰然 自如地脱衣卸裤，令我惊愕不已：原来这家浴室是男女共用更衣室， 想必是浴室老板去日本考察学习、回来后为跟国际接轨顺便开辟利润 空间而想出来的一个妙招。可是这也太离谱了，派出所怎么不来管一 管。这对青少年影响不好，我愤愤不平地寻思。“派出所真来管了， 那么他们的外水又哪里去找呢？”旁边一个陌生人冷冷地说道。我想 了一想点头称是。我转身看一看儿子，幸亏儿子早已脱完内、外衣裤 跑进里面大池去冲洗了。我心中暗自庆幸：儿子还太小，对这些黄毒 不敏感，否则……。这时我又突然发现有两个正在脱衣的妙龄女子， 一边向我展示魔鬼身材，一边向我猛递秋波。我的思想开始一阵斗 争，头颅里面逐渐一片空白。我努力寻思，自从多年前家里安装了电 热淋浴器后，再未到外面公共浴室洗过澡，想不到短短几年，自己从 一个思想观念衣物爱好都是超潮流的先进生产者变成了一个老土乡巴 佬。时代进化得太快了？可不，看看这俩魔鬼美女，不愿其烦地向我 颇颇示好，而我却感到难为情，真是有点违背自然法则：从物种起源 开始，从来都是雄追雌。现在好了，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了，中国各大 城市，如北京的东三环长城饭店一线，上海的南京西外滩东一带，深 圳的皇岗大街罗湖桥一片等等，哪里不是洗头屋、洗脚房、酒吧间、 按摩厅，鳞次栉比。每当我路过这些地方，每次总是有许多形形色色 的姑娘小姐热情相邀，每次都臊得我这个六尺男子落荒而逃，真是一 个阴盛阳衰的畸形社会。 恍恍惚惚之间，快速脱完衣裤到里面迅速冲洗完毕，回到更衣室后， 刚才那两个女人不见了，换成了另外一些更加阴阳怪气的女人和男 人。我想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以免玷污了我一世英名，于是 又进大池去唤儿子，可是儿子不在里面。我想可能儿子已经先行回家 了，于是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打的回到家中；由于刚才的冷热交换 剧烈运动加上时已下午，我困惑不已倒下便睡。突然听见手机响，我 拿起手机一看，有条短信息，内容是：得手！发送号码是一个奇怪的 号码；多年的敏感血型和习惯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左右遍寻却不见 儿子；中午我带儿子去洗澡出来后，一直迷迷糊糊，原来儿子根本就 没有回家。这条发来的短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儿子被犯罪分子绑 架了，现在已正式通知我。但是他们想要什么呢？我该怎么办？现在 后悔莫及，一向做事谨慎的我，竟然带儿子去那种污七八糟的地方洗 澡，最后被几个魔鬼迷注了眼睛，终于丢失了儿子；儿子太小，虽然 练习跆拳道曾几周，但根本不是犯罪分子的对手，即使儿子找回，不 死也会脱层皮。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去警察局报警。虽然人们都 说这个城市是警匪一家，但我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将儿子救回来。 慌乱中我找不到自己的衣裤，最后我终于冲出了家门。此时，外面诺 大的城市空空荡荡，宽阔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部车辆。我 想飞奔过去，可是眼睛一片模糊，双腿也不听使唤。 终于，我奋力睁开了眼睛，拿过枕边的手机，上面的时间是14:36； 原来由于下雨的缘故，这个午休睡过了头，下午上班又迟到了；我努 力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幕，它是梦又不是梦；上午我确到火车站附 近去办过事，那里确是依然混乱如故十分肮脏。这是现今中国特色的 普遍现象。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虽然这是一场白日 梦，但它决不是痴心妄想，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就是一个五毒俱全的 社会；感谢上天的提醒，为了亲人也为了自己，今后务必加倍小心 ……。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超越党籍、省籍与国籍 傅正参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三个超越 苏瑞锵 傅正（1927～1991），江苏省高淳县人，1950年随军队来台。原为中 国国民党党员，然不久却脱离国民党。随后走上“雷震之路”，从 《自由中国》的读者、作者进而在1950年代晚期成为该刊的编者。 1960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党”，同年9月4日与雷震等人同时遭警备 总部拘捕，之后被囚禁长达六年又三个月。出狱之后，任职世界新闻 专科学校与东吴大学政治系，作育英才。1979年3月雷震过世、同年 12月爆发美丽岛事件，遂再度投入民主运动。1986年与党外民主菁英 共同组成民主进步党，成为战后台湾戒严时期极少数参与两次组党的 民主斗士。 综观傅正参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过程，可以看到他不断超越既有生 命格局的努力。来台之初的傅正，不但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军中 “训练政工的政工”。之后由于不满国民党当局违反民主的行径，遂 脱离国民党集团，这是“党籍”的超越。而在主编《自由中国》、参 与筹组中国民主党与民主进步党的过程中，本身为“外省”籍的傅 正，不断突破“省籍”的藩篱，一再与“本省”籍民主人士携手合 作，这是“省籍”的超越。1972年，面对台湾外部的国际空间逐渐被 中国排挤的危局，雷震曾提出《救亡图存献议》给国民党高层，建 议“从速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雷震这篇《献议》初稿完 成以后，是由傅正全文整理并加以条理化，可见傅正对雷震更改中华 民国国号的主张基本上应该是赞同的。另外，民进党成立后通过“住 民自决”的决议，其中已蕴含台湾住民选择放弃中华民国国籍的可能 性，而傅正也表示支持，这是“国籍”的超越。 一、“党籍”的超越 1950年傅正来台，之后被国防部总政治部分配到新竹国防部政干班， 不久又奉派到驻守嘉义的陆军第75军政治部服务。1952年再被调到刚 由蒋经国成立的政工干校工作，专门负责训练政工干部，成了蒋经国 领导下“训练政工的政工”。然而，就在1953年底、1954年初，他却 选择离开政工干校，也脱离了蒋经国／国民党当局的集团。 其实，傅正与蒋经国／国民党当局由亲而疏、进而决裂的转折是有迹 可寻。例如，1951年2月25日，当时隶属第75军政治部的傅正，在日 记中写到受训结业典礼上蒋经国对他们的训示，当时蒋要求他们做到 两点：“一是忠实性，这就是要无条件的服从领袖”、“二是斗争 性，这就要健全的组织，组织者也就是只许我存在、不许别人存 在”。傅正听了以后相当不以为然，认为：“蒋主任在其思想正孕育 成长时，只受了苏联式的教育，……他今天的一切斗争的方法都是师 法苏联”。 另外，在第75军政治部的这段期间，傅正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建立国民 党的军队党部，然而，此时他也逐渐反省到：“似乎民主国家的军队 里并没有任何党派的活动”、“中华民国是由中国国民党创造出来 的，但是，并不因此而使中华民国变成了国民党的私有财产”。就在 这个时候，傅正也已警觉到台湾正逐渐被国民党型塑成“讲统制思想 的极权社会”。 因此，傅正对蒋经国的态度也逐渐“由热望而变成绝望”。他在日记 里就不时出现要“铲除”他（按：指蒋经国）、“打倒他”的记载， 甚至还痛骂蒋经国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也痛批蒋介石集团 “都是当代的政治贩子和青年贩子”。 1953年夏，更由于不满蒋经国主持的政战系统，对胡适强调言论自由 的演讲发动所谓《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论战，于是傅正用本名写 了一篇《个人自由乎？国家自由乎？》，寄到《自由中国》半月刊， “向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论调公开挑战”。 由此可见，最迟在1951年初，傅正已渐对蒋经国／国民党当局感到不 满，不过当时傅正还是决定：“为了要达到反共抗俄的当前的主要目 的，只有把希望暂时寄托在中国国民党”。然而，对一位热血青年而 言，与自己眼中的邪恶势力妥协势必会造成内心的痛苦。1953年初， 傅正即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到自己也做了蒋经国的工具，变成了他 的牺牲品，很感痛苦，但现在又没法解脱，真使人更加难受”。到后 来终于决定“想尽一切办法，离开政工干校，脱下军装”。他也“自 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绝不能再在只讲革命而不知民主的革命学校待 下去，宁可冒坐牢的危险也要离开”。 1953年底，傅正毅然决然离开政工干校，终于“跟蒋经国先生分道扬 镳”，也脱离了参与多年的国民党集团。随后迈向“雷震之路”，傅 正一生的民主志业于焉展开。 二、“省籍”的超越 作为第一代“外省”新住民的傅正，在长期参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 过程中，除了要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还要面对民主阵营内部 “省籍”问题的纠葛，然他终究都能加以超越。 早在1950年代，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被视为鼓吹反对党的代表性 刊物。然而，该刊原先是期望由胡适为代表的“外省”籍民主人士出 面筹组反对党，而排除与地方选举（由“本省”籍政治人物主导）的 关系。一直要到1957年，傅正最先在该刊撰文，指出必须要结合地方 选举与“本省”籍政治人物，虽然这个建议在当时并不被重视。 到了1960年地方选举结束之后，由于不少民主人士（多为“本省”籍 政治人物）不满选举不公，遂积极展开“中国民主党”的筹组。而原 先鼓吹组党运动不遗余力的《自由中国》集团，到了正式筹组阶段， 全社却只有雷震、傅正等少数人参加。另外，在鼓吹阶段，雷震原本 拉拢了一些原属不同政党、却热衷反对党的“外省”籍人士，然最后 积极参与组党者，也只有寥寥数位。 在“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过程中，造成这种“鼓吹者众而参与者 寡”的原因甚多，除了对统治当局政治高压的恐惧，另一个重要因素 则是与“省籍”有关。因为19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地方选举的举 行，组党运动逐渐进入实践阶段，“本省”籍地方政治人物参与组党 活动者亦日渐增多，使得有些“外省”籍民主人士开始忧心新政党会 变成“本省”人的党。雷震认为这是由于“内地人在潜意识里，是恐 惧新党成立之后，本省人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内地人可能要吃亏”。 然而，傅正与若干“外省”籍民主人士（如雷震）最后还是超越了 “省籍”的藩篱，而与“本省”籍政治人物一同参与“中国民主党” 的筹组。 诚如张忠栋教授指出：“一些早期为反共而争取民主自由的人，看到 地方力量兴起，便开始犹豫退缩，甚至放弃争民主争自由的事业。唯 有雷震和傅正，他们可以兼跨不同的时代，打破省籍的隔阂”。 而“省籍”问题的纠葛，不仅发生在1950年代的民主阵营中。1980年 代傅正参与筹组民进党之际、以及民进党成立之后，“省籍”问题仍 是傅正必须面对的难题。特别是1980年代“本省”人在反对阵营中的 主导地位，更甚于1950年代，加上民进党成立后一步步由“住民自 决”迈向“台湾独立”，“省籍”与“国籍”（国家认同）问题纠结 在一起，导致若干原先参与民进党的“外省”籍人士因而选择离去。 然在这过程中，傅正一直在民进党服务，并历经中央执行委员、政策 中心主任以及顾问等职，直到过世都未曾离开民进党。由此可见，从 主编《自由中国》、参与中国民主党与民主进步党的筹组过程中，傅 正不断超越“省籍”藩篱的历史轨迹。 三、“国籍”的超越 事实上，对傅正而言，连“国籍”都可以超越，更何况“省籍”。早 在1972年，面对台湾的国际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危局，雷震曾向蒋介石 等统治核心提出《救亡图存献议》，其中要求“从速宣布成立‘中华 台湾民主国’”。雷震认为：“我们今天统治的土地，本来叫做‘台 湾’，……我们以台湾地区成立一个国家，乃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 之事”。而当时傅正有感于《献议》内容“的确具有远见”，而替雷 震将全文整理完稿，“特别注重文章的架构和条理，而且偶然也做一 点内容上的修改”，可见傅正对雷震的主张基本上应是赞同的。由此 可见，为了捍卫台湾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他连“中国民国”的 国号都可以放弃，这是“国籍”的超越。 到了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当天，该党通过16项共同选举政见， 第一项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普遍且平等的方式共同决 定”。事实上，当天原本有一篇由傅正执笔、然因时间仓卒而未及提 出的的创党宣言，其中指出：“台湾不是一党一家的私产！台湾是属 于大家的！是属于出生在台湾与生活在台湾的全体人民的！所以，台 湾的命运和前途，绝不该由国民党擅自决定，而该由我们所有出生在 台湾和生活在台湾的全体人民共同决定”。同年11月10日，民进党召 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在党纲中正式标举住民自决的主张。此 时傅正亦表赞同，他表示：“台湾不是属于国民党的财产，我们绝对 反对台湾的命运将来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决定。我们主张‘住民自 决’，是表示说我们在台湾的人有权参与决定今后台湾的命运。由历 史的教训，我们知道国、共这对难兄难弟以往有两度合作的经验，我 们是怕，时局一变，台湾住民的权益会被国民党出卖掉”。而此时傅 正“住民自决”的主张，其中实已蕴含台湾住民选择放弃中华民国国 籍、甚至选择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1987年11月，民进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有主 张台湾独立的自由”之决议。1988年傅正即以该党政策中心主任的身 分，主办过十场“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之决议要不要列入党 纲的座谈会与问卷调查。另外，1989年民进党在《现阶段中国大陆政 策草案》的研拟过程中，据张俊宏（时任民进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指 出：傅正“坚持在台湾具有独立的国际主权前提下，以‘终止台海两 岸对抗；基于台湾人民之整体利益谋求合乎人道、平等、和平的解决 途径’，提出各种具体主张”。凡此皆可看出，傅正并不会固执中华 民国的国号，而能尊重台湾人民意愿的民主态度，在在显现其“国 籍” 的超越。 然必须指出，傅正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作为来台第一代“外省” 人的他，却也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中国情怀，甚至到了晚年也透露出 一定程度的“省籍”危机感。因此，他虽赞成“住民自决”，却也反 对“极端的台独”──排除“外省”人参与的台独主张。不过，摆荡 在普世的自由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两种价值之间，傅正虽有过挣扎， 然最后仍坚定地选择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此一民主价值优位的选 择，是他终究能一一超越党籍、省籍与国籍的主要动力来源。 四、超越的动力：民主的信念 傅正在参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超越党籍、省籍 与国籍，实与其民主的信念密不可分。而傅正之所以坚持民主价值， 主要是时代环境所造成的。他在《临终遗言》第一句话就写道：“生 逢战乱，亲历抗战尤其国共大内战悲剧，而坚信和平民主之可贵”。 特别是国共内战期间的逃难经验，更令他刻骨铭心，由此进一步焠炼 出坚固的民主信念。他说： 亲身经历了国共两党用枪杆子抢政权的血淋淋教训后，更坚定了我对 民主的信念。……所以，40年来，我在台湾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 由为代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 还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 由此可以看出，经由苦难所焠炼出的民主思想，乃是傅正日后从事政 治志业时，之所以能不断超越既有生命格局的动力来源。 另外，傅正之所以能超越“国籍”，理论上必须先存在着国家并非实 体、而是工具的概念才有可能。而分析傅正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从 1950年代来台之初开始，便已逐渐形成“国家工具论”的观点。其后 随着台湾外在的危机逐渐加深，在具足“内因”与“外缘”的情况 下，终于导致其国家定位的调整与超越。 所谓“国家工具论”，是指“国家只是工具，个人才是目的”的政治 观点或信念。从1950年代傅正发表在《自由中国》最初的几篇文章 中，即可看出傅正强烈主张此一观点。就其意识型态的倾向来论，殆 近乎洛克（John Locke）以个人主义为主体而展开的自由主义国家 观。而在傅正看来，国家只有“工具性”的意义之外，相对于“世 界”而言，国家也只有“阶段性”的意义。扩而大之，就整个“宇 宙”的角度来看，甚至连“世界”一样也只具“阶段性”的意义。再 者，他认为：“人之所以可贵，并非因为属于那一个国家，而是由于 人的本身有其不容否认的人格尊严”，因为“人类之所以隶属于某一 个国家，原是一种极偶然的机缘，这是由于自己的父母属于某一国 家，或是出生的地点在某一个国家，如此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傅正是用“工具性”、“阶段性”与“偶然性”来解 消国家的神圣性，从而凸显人的“目的性”、“永恒性”与“必然 性”，进而彰显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他说： 人只有被国家当做人看待，才能意识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尽己 之性，以尽人之性；由尽人之性，进而尽物之性；再由尽物之性，而 赞天地之化育，进而与天地相参。唯有如此，人类才可能感觉到：人 生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国家是可爱而不是可怕，世界是可恋而不是可 厌。 凡此皆可看出，最晚从1950年代开始，傅正已逐渐形成“国家只是工 具，个人才是目的”的信念。一直到晚年，他仍对此一信念关切再 三。要探究傅正来台41年间，何以能无怨无悔地参与一次又一次的民 主运动，而且能够超越党籍、省籍与国籍的藩篱，必不可忽略他对民 主理念的深刻观照与信仰。 ------------------------------------------------------------ 【附注】 2006年5月10日，本文讲于东吴大学政治系主办的《自由、民主与认 同──傅正老师逝世15周年纪念座谈会》。本文为笔者担任座谈会与 谈人的讨论文稿，细部论证与注释均予省略，以下仅说明笔者撰写本 文的主要基础： ◆苏瑞锵：《傅正传》，《国史馆馆刊》，复刊39（台北：国史馆， 　2005.12），页257～286 ◆苏瑞锵：《傅正与195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以“《自由中国》半 　月刊”和“‘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为中心》，收入：胡健国 　（编），《20世纪台湾民主发展：第7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 　（台北：国史馆，2004），页263～318 ◆苏瑞锵：《战后台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以“外省籍” 　自由主义者傅正的国家定位为中心》（未刊稿）； ◆苏瑞锵：《战后台湾组党运动的滥觞──“中国民主党”组党运 　动》（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另外，《“国籍”的超越》一段，主要以田欣的论文作为认识的基 础，进一步发展而成，详参：田欣，《“外省人”自由主义者对“台 湾前途”的态度──以雷震、殷海光及傅正为例》，收入：张炎宪等 （编），《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1996），页339～342。 （苏瑞锵：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国立彰化高中历史科 教师） (2006-05-11) （本文的摘要曾以《傅正的选择》发表于《自由时报》2006-05-11。 推荐者：（台北）曾建元）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如何改善公务人员的不良行为？ 刘惠玲 翻开报章杂志、打开电视，除了经常看到的两党互相指责的政治议 题，公务人员的贪污、弊案等种种的问题也是经常在上演，是政府没 有慎选公务人员吗？还是公务人员本身的行为举止没有受到好的规 范？这些问题值得政府好好的来探讨一下。 首先，先来探讨影响公务人员行为的因素。 ◆文化因素方面──行政伦理深受一国历史背景及文化价值因素的影 　响。例如我国一向尊崇儒家，故儒家特重道德修养之德治主义，对 　行政伦理就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家族因素方面，家族主义会对负面 　的行政伦理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由家族主义进一步引出特殊主 　义，于是不管任何事情，总是把对象依照亲疏远近分成等差，然后 　给予不同的服务； ◆经济因素方面──一个社会如过分崇尚物质主义，也会对行政伦理 　产生不利的影响。经济繁荣发达的结果，使人们着力追求物质的享 　受，于是许多公务员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极易导致反行政伦理的 　行为，例如公务员容易贪污、受贿、收取回扣等； ◆政治因素方面──一个国家的立法、司法、政党制度健全与否，对 　行政伦理也具有极大的影响。行政因素方面，行政制度的健全与 　否，对于行政伦理的型塑影响最大。包括上及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 　能否有效的监督管制；各级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是否适当； 　行政法令规章、运作程序及方法是否恰当等。 ◆另外，公务员的待遇、升迁、奖惩等相关人事措施的合理与否，更 　是影响行政伦理的重要项目；而行政人员本身也会在许多方面对行 　政伦理的良窳〔音“宇”〕产生影响，其中包含著角色的认知与评 　估、家庭背景与社会化的情况、与个人经济状况和个人心理需要的 　情况，如对物质、安全、尊荣感等需要的程度如何。 对于公务人员的不良行为，政府可配套相关的法令措施来改善并惩 处。 ◆在立法方面──立法机关可通过及修改防止公务员贪渎等不诚实行 　为的法律，并可透过质询权、通过法案、审查预算决算的方式，加 　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以防止行政部门滥权及公务员违法失职。司法 　方面，司法院所设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 　可施予撤职、休职、降级、减俸、记过及申诫的惩戒处分。消极而 　言，它可矫正公务员的违法及废弛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积极而 　言，它可导正公务员朝向从事正当行政行为以免遭受惩戒。 ◆考试方面──良善行政伦理的建立，主要关键在能否引进有为有守 　品德高上的精英成为公务员主流。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固有优良传统 　上，因应社会多元化的变迁，整合多元价值的标准。有系统地改进 　考试的技术与程序，使各行各业的精英，能够经过才能测试及品德 　陶铸，而进入政府体系，强化行政伦理。 ◆监察方面，我国经由监察院的设置，希望能够达成监察行政系统的 　功能。为达此功能，必须加强以下两种控制权力的运用：对违法失 　职的公务员行使弹劾及纠正选举、对指置不当的事件行使纠正权。 　在行政方面，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以处理业务的程序如果能够正当 　合法，对良好行政伦理的建立，极有助益。而在社会方面，现代公 　务员往往具有双重身分，一则为政府的专家；另一为专业行业的会 　员。因此，他必须努力达到合于专业标准的公务，才能确保其所属 　行业会员的资格，是以各行各业的规范，实为外在控制公务员克尽 　职责的驱力，亦为强化行政伦理的压力。除此之外，大众传播媒体 　也可以透过报章、杂志、电视、广播等工具，监督公务人员的行政 　行为。 一个良好的公务人员之行为，其受益者不仅是公务人员之本身，甚至 人民与政府也都是受益者，他们的行为代表着国家，良好的行为扬名 国际，不好的行为则遗臭万年。 （刘惠玲：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 〔提供者：（台北）曾建元〕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湾应该纪念中国文革 林保华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40周年，也是毛泽东逝世文革就结束的30周 年。虽然中共为文革定性“十年浩劫”，但是目前却禁止纪念与讨论 文革，也不许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因为这是中共的丑史。我们在台 湾则应该纪念文革，不但是揭露中共的丑恶面目与滔天罪行，也可以 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认识中共对付台湾的文革手法，并为中国人民 讨回公道。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伟大领 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而且是“史 无前例”的伟大创造。但是现在又讳莫如深，可见冠冕堂皇背后的龌 龊肮脏。文革时期中国人口约八亿上下，虽然农村、军队不搞文革， 但也受波及，全国受冲击的估计超过一亿人，因为武斗、受虐、自杀 等原因的死亡人数起码数百万。经济则到了崩溃边缘。文革更是共产 党丑陋人性的大暴露，在中共封锁下，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有些 人已经不敢相信。 中共为甚么要发动文革？简单一句，就是毛泽东要从刘少奇集团夺回 自己的权力。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标志是在1966年5月16日由中共中央 发出的《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言明要挖出“混进党里、 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是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台湾从文革可以吸取甚么教训？最主要就是共产党以拉一派打一派 （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以夷制夷”）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当时毛 泽东扶植红卫兵与造反派向刘少奇的保皇派夺权。两派爆发你死我活 权力大战。因为刘少奇声望到底不如毛泽东，所以最后被打倒而死于 非命，但是被毛泽东利用完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全部入狱；造反派 留下几位领袖，其他也被清算。权力最后回到毛泽东集团手里；毛泽 东死后，落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在文革受冲击的“老干部”手里， 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两派斗争时，介入双方不分是非，只看站队。情况就如目前台湾的蓝 绿对决，凡扁必反。凡是中共黑手伸入的地方，普遍出现这种对立的 两派，台湾如此，香港如此，海外侨社如此，连天主教也有梵蒂冈与 中国“爱国教会”两派。台湾民众必须认清这点，揪出中共这只黑 手，台湾才能团结。 中共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爆出不少丑闻。包括对刘少奇的革命大 批判，批判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吃小亏占大便宜” 手段。这本书现在已经“平反”，我们也不妨看当前中共对台湾的统 战不也就是以小恩小惠收买台湾人，来换取霸占台湾的主权吗？ （原载《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37期）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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