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4-28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警察与警察“火并”．山西恶警杀死北京警察可以　　昝爱宗 ◆秘密警察害怕失业──写于“六．四”十七周年　　　　曾宁 探索道路 ◆我请中央速决策，不拘一格迎达赖　　　　（西藏）索南东主 ◆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是我们的责任　　　　　（越南）张明 ◆权利与责任的冲突和平衡──写在……之后（9之5）　沈良庆 呐喊呼吁 ◆沧州维权者郭起真再陷险境　　　　　　（河北泊头）綦彦臣 运动留痕 ◆〔公告〕中国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案取得成功　　　《天网》 ◆小议八九风波及其后遗症　　　　　　　　　（长沙）刘建安 迫害实录 ◆一个敢言中国大学生遭受的迫害　　　　　　　（江西）黄泰 文艺春秋 ◆我是荒石（外一首）──为重获自由而作　　（青岛）牟传珩 ◆闻毛氏垂死，有鞭尸之恐说三首──际时诗铎　（四川）韦杵 他山之石 ◆越南的政治变迁给中国人民的启示　　　（湖南耒阳）贺伟华 ◆尼泊尔革命的启示　　　　　　　　　　　　（杭州）吕耿松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警察与警察“火并”．山西恶警 杀死北京警察可以“不偿命” 昝爱宗 2005年5月3日，太原警察刘利民伙同一伙社会渣子，在自己当家的地 盘上，一举谋杀了北京警察李忠义。 2006年4月26日，该案在太原审理，当地的人民法院认定刘系主犯， 但却意外不死，判死缓。其主要原因是这位当事人身披警服。以前是 身披，现在是曾经披，当地法院就不好判了。 我们熟知的“公检法”，是把公安排在首位的，往往都是公安先做好 了一锅饭，让法院吃。可这下刘利民倒好，自己成为“一锅粥”，法 官喝的时候就要试试是否烫嘴了。 烫嘴的，肯定不好喝，于是乎，法院就判决刘利民死缓。这里或许有 个万一，假如另外同案的七人有人突然承认此案与刘利民无关，刘利 民被冤枉了，判他死刑岂不成了警察里出了个“佘祥林”？至于另外 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来自大狱的累犯周传全，他一旦被冤死了，也不过 是另一个“孙志刚”，国家有的是钱，可以“国家赔偿”。 想当初，刘利民一声招呼，打死北京警察李忠义，他不会不知道“杀 人要偿命”，但他自己不打，他只是命令，教唆，指使，所以那些听 令的人只有去替他死了。 刘利民自己居然可以不死，这里面有几个要害问题出现： １、山西司法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泛滥，“公检法”是一家，自 　　家人有管辖权、终审权，缺乏制约，必然向着自家人，把法律抛 　　在一边。假如这个案子在北京审理，刘利民必死无疑。 ２、警察特权思想严重，非法法也。假如刘利民不是警察身分，就是 　　有十个刘利民，也早枪毙了。 ３、有可能刘利民上面有人“罩着”，刘能当警察，没有人是不可能 　　进入公安大门上班的。再说，他也不可能没有钱。 ４、这是一个恶劣的判例，假如再出现一个“刘利民”，仍然可以如 　　此“不死”。“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看看我们中国的警察，其言行，其后果，何时受到过全社会的尊重？ 4月25日，广东“龙兴社”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在广东肇庆 中级法院开庭审理，33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诉。“龙兴社”是黑社会性 质组织，当地另一黑社会组织的杀人嫌疑犯梁金国，为逃避“龙兴 社”成员的追杀，将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察龙杰锋枪杀， 警方这才发现龙杰锋就是“龙兴社”的“黑老大”。 杀人嫌疑犯梁金国曾向当地媒体记者讲述了他的犯罪“理由”：“既 然你龙杰锋这么霸道，连我生存的权利、活动的场所都不给我。你龙 杰锋想打死我，倒不如我先打死你！”（《新快报》2005年9月2日） 象龙杰锋这样的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警察黑老大”只所以嚣张， 关键在于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股原股长 张伟洲等人一直为其充当“保护伞”（《新京报》2005年9月1日）。 报道称，2000年10月28日，“龙兴社”成员正与人斗殴，龙杰锋不但 没有履行处警职责，反而大喊“打死他”，并参与追打，致使其中一 名男青年被活活打死。张伟洲等人隐瞒事实真相，使龙杰锋逃脱法律 的追究。 自从黑社会冲突及“火并”、龙杰锋欺人太甚被打死后，四会城区乡 村鞭炮齐鸣，老百姓有民愤，但敢怒不敢言。现在恶警被打死了，多 少替老百姓出了口气。 中国警察不被全社会尊重，而且“臭名昭著”，多少是因为象刘利 民、龙杰锋这样的警察太多的缘故。而我们看看国际社会，人家又是 如何当警察的： 丹麦是“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多年来的民意测 验表明，警察是最受丹麦人尊重的职业。只要不是执行紧急警务，丹 麦警察决不会鸣着警笛在街上横冲直闯；无论到哪里，该交的过路费 一分都不少。如果遇到紧急任务，来不及交费，收费员会记下警车牌 照，事后给警车所在单位送去账单。对此，丹麦警察解释说：“财政 部已将费用拨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过桥也得交费，否则就是搞特殊 化，就是逃税。” 丹麦警察的工资在丹麦属于中上等水平。为保证警察廉洁执法，丹麦 从警察内部和外部都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体制。如一位议员告诉记者： “议员的电话是公开的。如果市民投诉警察或者媒体披露了警察存在 的问题，我们会经委员会讨论，以书面形式向司法大臣或警察总局局 长质询，他们必须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我们。然后，我们会将这 个结果通知投诉的市民。” 一个社会，执法的警察不受人尊重，而且不以滥权为耻，不以杀人放 火为耻，多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危机、制度的欠缺。如果连警 察都可以司空见惯地公然地无所不能、无恶不作，“警匪一家”，那 么广大平民大众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更谈不上什么幸福感。 看我们国家的《人民警察法》写的多么好，“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 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 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可事实 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毒 瘤”，我们的社会因为有了刘利民、龙杰锋这样的警察，以及有了对 刘利民这样的死缓判决，整个社会都会引发不治之症──制度癌症。 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山西省长于幼军针对山西软环境存在影响 招商的问题，提出“现在该是整治政务环境‘打扫门庭、开门延客’ 的时候了。”3月27日，他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说，当今 如何才能让客商“抢眼”结姻，关键是区域软环境和政府形象的竞 争。形象一遭破坏具有负面的广告效应，危害甚大。因此，对碰高压 线者不搞下不为例，先免职后调离，用他一人的饭碗换取全体人民的 饭碗。当年，于幼军曾经在深圳市掀起“行政问责风暴”，使深圳政 风为之一新。在行政效率不高的中部省份，更要严格首办问责制、限 时办结制、过错问责制。“谁给对外开放的环境‘破相’，就要打烂 他的‘饭碗’。” 现在，刘利民的出现，无疑是给山西对外开放的环境“破相”，可于 省长面对顽固的“公检法”地方保护主义势力，他有打烂他的“饭 碗”的力量吗？我表示怀疑。因为刘利民死缓已经成立，省长说了不 算，法院说了才算。 我们到底听谁的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省长的话当成官话、废话呢？ 还是听听民间的声音吧： 　　农民兄弟无家可住，住桥洞！四只金钱豹（工商税务等）， 　　十三顶大盖帽（公案武警等），通吃一顶破草帽（农民）。 你于省长是四只金钱豹（工商税务等）、13顶大盖帽（公案武警等） 的上级领导，也是那些官场上的既得利益一员，你除了对社会说些貌 似公正的话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做些什么？ 什么时候，权力才能得到自下而上的制约呢？警察才不敢为非作歹 呢？ 那些大员，尤其是公检法机关的执法者，用权不公、以权谋私，感情 高于法律，关系代替制度，判杀人犯刘利民死缓，还继续把刘利民当 同事，当“警察”，这不仅仅是国法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最近，看台湾发生一件大法官因绯闻而辞职的事情，那位大法官仅因 为和女友约会被记者追踪拍摄，曝光，但舆论大哗，于是这位法官立 刻辞职，毫不恋栈，舆论和法律也要求他不能恋栈。 什么时候，我们的舆论才成为这样的真正压力，使掌权者不敢乱来， 使罪有应得的人不至于逍遥法外，罪有应得？ 什么时候，舆论可以对警察的权力进行制约，形成压力，不让警察走 得太远，走上绝路、死路？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秘密警察害怕失业 写于“六．四”十七周年 曾宁 “苏联、东欧巨变后，秘密警察连工作都没有了。”说这话的可不是 某部影视剧中的演员戏言，而是活生生发生在隐蔽战线的中国秘密警 察亲口所说。 这是笔者的一段亲身经历。忠实记录下来，算是为昨天曾经走过的路 留下一点痕迹。 时间推回到15年前的公元1991年。4月，万物复苏，春光明媚。地处 西南云贵高原的贵州省会贵阳，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一场无声无 息、静悄悄、“没有硝烟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一天，笔者突然收到一封神密信件。文字不多，寥寥数语。大意是 “曾先生，老板十分重视你们的产品，为使我们的产品货物内外销售 出口畅通便利。老板特指派我来与你见面洽商。望收信后速来与我晤 谈。地点……，时间……。某某某。”邮戳显示信件是从本市发出。 笔者陷入了沉思。什么人？又会是什么事？从本市发出的邮件，从投 递到收信人接收至少要三天的时间。 “6．4”两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每年的“6．4”，因为中国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十分紧张而使得六月四日成为了“中国第一日”。 “6．4”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民主或专制具有转折点、里程碑意义的 标志性日子。我可以肯定，来者是为在贵阳出现的“中国民主改革纲 领”而来，事情是“中国民主改革促进联盟”之事。 笔者如约来到位于贵州省军区大门口的侨谊大酒店。一切都是那样的 正常平淡。就象每一个正常人的千千万万个平凡、平淡的生活与时 日。风平浪静的海面却孕育、隐藏着汹涌波涛与惊涛骇浪。笔者敲开 了房门，一名个子高大、西装笔挺、持一口地道广东普通话、30出头 的男士以极慎重的姿态把笔者让进了客房。一阵寒喧过后，来人递上 了在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时尚流行的走私进口短支“箭牌”香烟。 “我是受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的委托，特来与你见面。这是我 的名片。老板对你们的产品十分重视。‘6．4’两周年即将来临，这 次我除了贵阳外，还将到其它省市实地了解各地民运实际情况。经济 上、物质上，你们有什么困难，请尽管开口，千万不要客气。” 来人显得慷慨、大方。但却以笔者没有向对方提出任何经济上或物质 上的要求恐怕使来人大失所望。在很多人的眼中，什么民运？什么民 运人士？根本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不良分子！根本就是为了经济或物 质利益的民运！ 笔者仔细端详来人递上的名片。“香港豪达家私集团、孙立人总经 理”。来人选择这样的称谓头衔，估计也是绝非偶然。因为当时笔者 正和贵阳的民运同情者徐国庆先生往来密切。徐先生经营的正是家俱 家私行当，且小有规模。为了使上演的戏逼真真实，情治部门可谓煞 费苦心，还有意无意通过徐国庆先生之口透露这样的信息， “‘6．4’纪念日临近，大批海外不明身分、背景特殊人士以旅游者 身分从某著名旅游城市入关进口，我的几个亲戚正追踪这批人士进入 贵阳，‘6．4’还没来到，各大宾馆、饭店都已住满了各种各样下踏 的客人。”而徐国庆先生所说他的亲戚正是当时担任我国某著名旅游 城市国家安全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 “这样吧！我的事情还多，日程安排也很匆忙。你看是不是再安排几 个人，我们一起吃顿便饭，见见面。”来人试探着问。怕引起笔者的 疑心或是其它什么原因，见笔者没有正面回应。来人移开了话题： “你看这样好不好，半个月之后，我们再见个面，然后，我就要出境 返回香港，算是完成此次大陆行之使命。” …… 记得15年前的那一天，正下着小雨，淅淅沥沥。西南贵阳的天，就象 婴儿的脸，阴晴无常。之后的半个月里，正如读者朋友们能够想象的 那样，无数双眼睛如影随形的长在了笔者的背上。转眼，4月19日， 笔者接到了来人的电话，约定晚上在贵州饭店见面。 这一次，笔者很容易的感受到了贵州饭店内气氛的诡诈、周围部分人 眼神的怪异、有人在探头探脑。这一切仿佛都是在告诉人们：“这里 有个危险的敌人。” 入坐后，来者仍然一幅港商模样。“我先后去了昆明、重庆，那里的 民运形势、民运活动都还不错。怎么样？上次跟你说的能不能给我一 份贵阳民运人士的名单？”来人开门见山。估计是通过这半个月对笔 者全方位的监控，情治部门已经完成了对“敌情”的侦查。来人和笔 者的谈话开始宽泛起来：“……苏联、东欧巨变之后，秘密警察连工 作都没有了。”来者不知出于自我感叹还是想和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 更深入的探讨，客人很严肃的说了这么一句。之后，来者说话作结束 状：“9点半钟，我还要接收一份香港发来的传真，没有什么事的 话，我们就此告别吧！后会有期。” 贵州饭店坐落在贵阳最繁华、热闹的北京路旁，背靠贵州省政府，至 今仍是贵州最主要的涉外饭店。当笔者步出贵州饭店的旋转大门，估 计是情治部门担心笔者“打的”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会给他们当晚的抓 捕行动带来太多的麻烦，一辆专用出租车不宣而至“嘎”的一声停在 笔者的脚下。以笔者穷光蛋一个，又怎会“打的”以车代步、逃之夭 夭。 华灯初上，霓红灯闪烁。北京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此时此刻，恐怕 谁也不会留意到即将上演的戏剧性一幕。一辆“巡洋舰”越野车静静 地从笔者身后开来停在人行道旁，黑暗中不知从哪里冒出的大汉和车 上下来的便衣迅速将笔者团团围住，聚光灯闪成一片，一左一右两个 便衣紧紧挟住笔者的两只手臂并把笔者塞进了汽车。四周一片寂静， 时间仿佛凝固。 “好大的胆子，竞发展到和境外某敌对势力重要成员联络接头。问题 是严重的，相当级别的中央领导同志曾有过批示。”秘密警察领导先 给笔者来了个下马威，大有把笔者大卸八块之势。我的脑海中迅速浮 现出当年《求是》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某中央领导的文章：“至今党 内党外仍有人试图为那场早有定论的政治风波呼吁呐喊、鸣冤叫 屈。”不知两者是否有什么联系。 在之后的公安、检察、法院对本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却至始至终没 有人提及这名叫“孙立人”、自称受“支联会”司徒华先生委托的 “人和事”。 “被告人曾宁，犯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 1991年4月19日起至1995年4月18日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 这样“庄严”宣布。 （2006年4月28日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请中央速决策，不拘一格迎达赖 索南东主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制度，距今已历14世、600多年，即使自第三世达 赖喇嘛索朗嘉措算起，亦已460多年，较之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历史 要久远许多。西藏庞杂的活佛体系里，达赖喇嘛世系，论世代，并非 最多；论资格，更非最早；论命运，历辈至尊多尝艰危，14达赖喇嘛 更是流落异域40余载至今不得归国返乡，尤其谈不上平顺。然而，这 一切并没有影响达赖喇嘛成为举世公认的，西藏活佛世系最重要的一 脉、最耀眼的明珠，不仅受到藏传佛教信徒的虔诚奉戴、西藏民族的 由衷敬爱，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关注与尊重。这是为什么呢？藏传佛 教的圆融通达、西藏民族性格与文化的谦恭淳厚、历代达赖喇嘛的福 德圆满、中原政权的扶助拱卫、14世达赖喇嘛的开明与魅力、世界舆 论的同情与支持、中国社会的开放转型，等等，都是达赖喇嘛世系获 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达赖喇嘛世系与西藏民族、中原政权的政 治关系，特别是14世达赖喇嘛与西藏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执 政党的政治关系，是极为关键的核心原因。 至迟自“伟大的五世”，经卫拉特蒙古驻藏实力派与满清皇室轮番扶 持，西藏政教大权逐步集中于达赖喇嘛，形成政教高度合一的“甘丹 颇章”政权。从此，西藏民族与达赖喇嘛世系之间，除既有的宗教联 系，又增添更具刚性的政治联系，两种联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创 造出人类历史罕见稳定的政权实体与社会制度，它虽然在西藏本土戛 然止于上世纪50年代末，但在西藏本土之外则延续至今，并已初步 实现现代化民主转型。“甘丹颇章”的“噶厦政府”作为西藏民族历 史最后的专制政权，和同时代的其它传统政权一起，经历了不同于以 往任何时代、任何一次政权更替的近代社会大变革，在“西风东 渐”、“中原陆沉”、“藏边日蹙”的大背景下，既曾努力坚守西藏 与中原中央政权的传统联系，也曾穷极思变试图另辟蹊径；既表现出 抵御外侮、学习先进、维护民族利益的进步性，又不免拒绝变革、固 守旧习、危害民族前途的保守性。保守与进步兼备的双重性，使“噶 厦政府”一方面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流亡异域而失去西藏治 权；一方面又痛定思痛与时俱进，在“民族、宗教”诉求之外，适时 提出“统一、自治、民主”（西藏统一于中国，西藏于中国之内自 治、西藏之自治采用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思想）的主张，积极寻求西 藏地方与中国、西藏民族与汉族、中国人民与执政党实现双赢、多赢 的“中间道路”，在强调“和谐、发展、开放、民主”的当今世界， 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味。 “甘丹颇章”的“噶厦政府”命运究竟会如何，人民与历史自会给出 答案。本文所要提请注意的是，达赖喇嘛世系与西藏民族、中原政权 之间悠久深刻的政治联系，是五、六个世纪以来任何历史转折关头， 继承和巩固西藏地方与中原中央政权、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之间 传统联系的基石。假如没有达赖喇嘛世系作为纽带，则几百年来、特 别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藏与中原政权、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之 间的关系，将比今天更加难以书写、更加难以达成共识。尤其不能忘 记，虽然13、14两世达赖喇嘛主政西藏时期，正值西藏和中原由封闭 到开放、传统到现代、贫弱到富强、专制到民主的现代化转型之际， 致使这一时期成为西藏与中原内地、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西藏 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情况最为复杂、变化最为剧烈、矛盾 最为频繁、协调最为困难的时代，但也恰是在这一艰危阶段的中期， 即14世达赖喇嘛亲掌西藏“噶厦政府”之时，一部确保西藏归属中 国，同时也确保西藏继续享有传统自治地位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 文本──《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经由双方协商而宣告诞生，在人民共和 时代，上演了自蒙元以来的第四场“主权”换“治权”的旧戏（其它 还有两次是满清、民国）。拥有绝对的巨大军事优势的中共，之所以 要极力促成《协议》，主要原因无疑出于以下两点：以条约形式对政 权关系、民族关系赋予合法性，已经成为世界通则，国际社会不承认 不具有现代法律约束的政治结果；对西藏“噶厦政府”合法性的承认 与重视（亦即对暴力废除西藏地方合法政府的顾忌），并意图借助这 一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地方政权的权威，确立中共新中国之西藏主权 的合法性，便利中共军队顺利进藏、驻藏。《协议》签署后的实际情 况，也证明14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确实合法有效地 掌握着西藏治权，通过签订决定西藏民族前途命运的《协议》，使新 的中央政权得以确立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西藏主权，并至少在法律条 文上继续保持着西藏的治权，这也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中共领导 人采取“和平谈判”政策的远见卓识。 近代世界历史的客观事实证明，传统专制帝国及其各民族关系的前 途，既不取决于强调民族联系之悠久绵长的“历史论”，也不取决于 鼓吹民族关系之亲密友爱的“兄弟论”，更不取决于标榜民族援助之 丰功伟绩的“解放论”、“发展论”，而是唯一地决定于专制帝国的 民主化与民族关系的平等化，决定于公民权利的落实与各民族核心利 益的保障。《协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具有传统联系的西藏与中 原政权、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之间，更具体而言，是近代弱小的 西藏、西藏民族与强大的中央政府、主体民族之间，达成的第一个具 有条约性质的现代法律协议（它也是现代中国“一国两制”的最初版 本），虽然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形式、内容都未臻完美，但“平等互 利、求同存异”的和谈原则，以及通过谈判解决矛盾冲突的对话协商 模式，为此后任何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巩固、协调双方关系，提供 了宝贵的思想与实践的双重资源。 事实当然不止如此。在走出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形成稳定的现 代国家之前，由历史与传统延续而来的一切，仍要不断变化、博弈、 反复、更新，发生在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59年事变”即是明证。 然而，不论后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协 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西藏主权的唯一有效的合法性依据，我们 就不能不承认，对250万平方公里之西藏全区的和平归属、藏汉民族 的和解与团结、幅员960多万平方公里之现代中国的建立，14世达赖 喇嘛有其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他作为现代中国缔造者之一的历史地 位，理应得到客观评价与充分肯定。实事求是地肯定14世达赖喇嘛在 缔造现代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是肯定西藏民族在缔造现代中国方面 历史功绩的逻辑前提，是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断 与肯定《协议》（在西藏归属当代中国方面）历史地位的内在要求， 因为西藏、西藏民族与现代中国的政治联系，恰恰主要经由14世达赖 喇嘛领导的“噶厦政府”建立起来，并藉《协议》的签署获得合法 性。假如缺失14世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一环，西藏、西藏民族 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政治联系，难免不变得牵强附会、疑窦丛生、莫衷 一是，这在”合法性“将越来越成为一切政治权利基础的开放社会， 对处于社会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绝非可以掉以轻心的小事。 达赖喇嘛世系与西藏、西藏民族血肉相连、精气相通，任何试图通过 漠视或诋毁来破坏这种贯穿于个体信仰、家庭生活、民族心脉之联系 的做法，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派势力，都无一例外遭到失 败，至今如此，未来亦必相同。否定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的历 史地位，其深层后果只能是动摇《协议》的权威性；《协议》权威性 的可疑，加之”革命“权威性的枯竭，势必令现代中国之西藏主权深 陷双重合法性困境，这即便不构成腹心之患，却也绝非癣疥小疾，更 何况”合法性困境“是开放社会最致命的危机。”回到《协议》！ “，更准确的说，”新的《协议》！“，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 承、巩固与创造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化、面向开放社会的藏中 （央）、藏汉关系的要求，是实现藏中（央）、藏汉”平等互利、和 谐双赢“的必由之路。否则，一旦尊者离世异域，”后达赖时代“的 多元化发展，将令中央政府失去可以号令全藏、左右全局、创造历史 的合作对象，严重削弱获得开放社会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依据的可 能性与权威性，陡然增加在藏主权的破坏风险与巩固成本。不仅如 此，这一事件势必严重伤害信众宗教感情、严重伤害西藏民族感情， 根本颠覆西藏民族与中央政府、执政党、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最终 危及西藏民众对现代中国的认同感，危及执政党在西藏的领导地位， 危及现代中国之西藏主权的合法性，将在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 记忆与深切遗憾。同时，这一事件势必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 与谴责，将对中国政府、执政党的形象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这一切 又将转化为沉重的社会矛盾负担，放大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不可 预测性，令亲者痛而仇者快。毫无疑问，14世达赖喇嘛的安危，事关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局，必须引起国家最高部门、领 导人的高度重视，必须拿出最高的智慧和最大的勇气来面对、筹划， 尤其要认识到，这一旷世个人悲剧、民族悲剧、人道悲剧一旦发生， 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利，所有人都将成为失败者，因为“委屈与绝望” 点燃的烈焰必将席卷一切！即便中国继续保有西藏主权，它获得的只 能是一个彻底失去信赖、失去希望、失去快乐的，死的西藏。是的， 一旦尊者不能在有生之年归国返乡，西藏不是在悲愤中燃烧躯体，便 会随逝者而死去灵魂──即便仍然天蓝云白、山高水长，但你将再也 看不到那令人怦然心动的谦卑与温情。──谁要那死的、物的西藏， 就让他拿去好了；而那活的、神的西藏，将永远与尊者同在！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一段时间，14世达赖喇嘛回国朝圣的愿望，得到 了国家有关部门罕见的善意回应，让人平添许多期待。一位年过七旬 的世纪老人，一位信教民众望眼欲穿的精神领袖，一位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的世界伟人，单从人道主义立场、满足国内信众愿望、改善政府 国际形象的角度考虑，也该早日允准并主动迎请。何况14世达赖喇嘛 持守“中道”，不仅关心西藏民族的幸福，也同样顾念中国其它同胞 的福祉，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之际，能有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声 望的宗教领袖，抛开历史恩怨与个人得失，主张并致力于谋求中国各 民族、各政治力量、各利益集团的“和谐共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 人民的福气。而且，在台湾回归问题陷入僵持化、长期化，难有作为 亦罕有重大变故的前景下，及时转移重点，将“西藏问题”纳入国家 决策范围，争取有所突破，并配合南亚战略的实施，也不失为一种选 择。况且“西藏问题”的进展，必然刺激“台湾问题”发生变化， “以藏促台”未尝不可。 在西藏与现代中国之间，尊者14世达赖喇嘛是不可能绕开的结，它可 以是一座桥，把两者紧密连接，作用超过十条青藏铁路；也可以是一 座山，把两者重重隔离，难度高过十座喜马拉雅。著名学者、西藏问 题研究专家王力雄先生形象地喻为“钥匙”，深以为精当。当“钥 匙”主动送到手里，掌握中国命运的公仆们，他们有勇气与机遇，拿 起、并打开通往“民族和解、社会和谐、国家和兴”之路的大门吗？ 西藏与中国内地能够在“平等、自治、民主”基础上，通过现代化转 型建立自愿、稳定、紧密的联系吗？尊者14世达赖喇嘛究竟能否实现 回国朝圣的夙愿？ “花开堪折直需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我们拭目以待。 〔推荐者：（达兰萨拉）更特东珠。提供者：（达兰萨拉） 古若多杰〕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是我们的责任 张明 本人自从在梦中被民主中国的政府总理任命为教育部长后，就开始自 觉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了。这一关心不得了，我发现教育部门的问题 很严重，本部长很生气。本月25日，教育部财务司专项资金处调研员 华成刚，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乱开黄腔，说什么：“现在大学普通 高校的学费，大概一个学年4,000元左右。学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来 说，是高了一点。”此言一出，网友们的砖头立即雨点般砸了过去， 华调研员家如果盖房子的话，大概不用再掏钱买砖了。 不怪网友砸砖头，只怪教育部的官员信口雌黄。华先生作为教育部专 司财务的官员，应该非常清楚目前的大学学费虚高到什么程度，他却 说只有4,000元左右，最后还轻飘飘来一句“高了一点”。面对这样 的嘴脸，我除了鄙视和心寒，真的无话可说。据新华社去年7月11日 报道：“中国大学学费15年涨了30倍，绝大多数院校的普通专业每年 的学费都在6,000元左右。”6,000元是什么概念？根据中国官方的统 计数据，2005年人均ＧＤＰ大约1,700美元，大约合13,600元人民 币，6,000元学费大约占人均ＧＤＰ的44.1%。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新 长城项目部去年8月的一个报告说，2004年中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 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 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人本科四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 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无论是4,000元，还是6,000元，中国大学学费所占人均ＧＤＰ的比 例，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非常高的。2001年，美国大学平均学费 5,000美元，约占美国人均ＧＤＰ的15%；英国大学平均学费1,100英 镑，占英国人均ＧＤＰ的7.3%。贫穷中国的大学学费所占人均ＧＤＰ 之比，是美国的2.5倍，英国的6倍，这恐怕不能用“高了一点”的托 辞说得过去了。更何况中国贫富分化十分严重，除极少数贪官和富商 外，剩下的全是穷人，不象美、英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所谓 的人均ＧＤＰ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80%以上的人收入都在这 个人均ＧＤＰ以下，因此大多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额的学费。 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却有世界一流的收费，可能这也是中国特 色啊！ 中国人感叹今不如昔时，常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 前。”共产党窃据大陆政权后，今不如昔的事情很多。惟有在大学收 费这件事上与时俱进，所谓的“解放前”与今天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手中有一份30年代大学收费情况的资料，资料显示，30年代的大学 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 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 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如果我们对银圆与今天货币的兑换比值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参照30年 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 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普通 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也就是说， 国立大学的收费也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一般劳动人民家 庭完全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 史实。 然而，在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据说已经盛世的今天，城市工薪阶 层却要用半年的工资才能供孩子上大学，下岗工或农民因交不起儿女 的巨额学费而自杀的新闻时有所闻。不管伟光正把盛世中国的牛皮吹 得多大，但是只要还有一个穷人的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上不起大学，就 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未来的民主中国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让 每一个优秀的学子不因为贫困而被拒于大学校园，这是民主中国，也 是我这个教育部长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拙作《我当了教育部长》一文里，我提出了解决教育问题的六点措 施。事实上，大学学费持续飚升的主要因素是我们错误地将大学当成 产业来办，解决的办法一是清除这种错误观念，二是增加财政投入。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ＧＤＰ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 到。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只有2.4%，如果提高到4%，按官方公布的 2005年的ＧＤＰ总值，教育总投入将增加2,800亿元。若其中的1/4用 于高等教育，即有7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800万、 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1,080亿左右。有关 教育专家称：如果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 则可以减半。 当然，大学不是义务教育，完全依靠财政投入也不现实。根据欧美国 家的经验，大学作为非赢利机构，除政府的财政投入外（指公立学 校），慈善捐款也是其财政的主要来源，学费不到全部收入的1/3。 既然不能完全免除学费，我们又如何解决贫困家庭子女的上学问题 呢？我认为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 首先，我们应该学习欧美国家的经验，建立完备的完备的奖学金制 度。在欧美国家，都有比较庞大和完备的奖学金系统以及社会保障系 统，即使是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用担心上不起学。例如在日本学费也 是比较高的，大概是一年5,000美元。但是很多学生不需要全额支 付，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 其次，我们也可以借鉴最近两年出现在美国各地的“大学学费储蓄计 划”。“大学学费储蓄计划”最早于1988年出现于密歇根州，其宗旨 是帮助相对穷困的家庭以收入的很少一部分用“零存整取”的方式筹 措子女将来上大学的费用。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新税法又规 定，家庭收入中作为子女大学学费的部分，可以等子女有收入后再纳 税。 第三，用慈善捐款建立一个基金会，资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大学。现 在已有部分慈善捐款，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一些慈善捐款甚至被贪 污挪用，往往最需要的贫困生并没有得到帮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希望教育部的那些官老爷们不要再说什 么“4,000元的学费是高了一点”风凉话，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措 施，保证每一个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记住：让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大 学，是我们的责任。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权利与责任的冲突和平衡 写在侯文豹参与维权绝食被捕之后（9之5） 沈良庆 九、 去年年底，杨天水在被捕前曾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当时，我正在为所 谓“旧房改造”进行个体维权抗争，连续几天孤身一人顶着凛冽的朔 风站在安徽省检察院宿舍区大门口，守着标语牌静立示威。他告诉 我，已经将我寄给他参阅的房屋拆迁相关维权材料加上按语发送《大 纪元》（他似乎是该网站专栏作家），并谈了侯文豹在他那里的情 况。原来，侯文豹去看他，想顺便请他帮忙介绍工作，正好赶上他做 手术卧床不起，就先留下服侍他，准备等他痊愈后再寻找工作机会， 相机定夺去留，因此滞留南京。天水是个热心人，通过个人渠道帮助 正在服刑的辽宁民运人士郑贻春从海外募到一小笔人道救援款（捐助 者似乎亦为个人）。12月23日，他陪伴尚未康复的杨天水去邮局给郑 贻春家属寄这笔人道救济款时，双双被拘捕。他是碰巧遇上遭到南京 警察“陪捕”（过去有非死刑犯陪斩，俗称“陪法场”，比这还够刺 激），稍后即被宿州市警察带回家释放。看朋友、寻找工作机会演变 成眼巴巴看着朋友、工作鸡飞蛋打。党国对其非法拘禁、担惊受怕的 补偿是专车伺候、免了回程车费。幸亏遭此一劫，杨天水在平安夜前 夕不平安的信息才得以及时发布。 大约也是在去年年底（平时不用手机，一般都是关机，故时间不 详），偶尔开机看到一则短消息：“老沈，你那拆迁的事怎样了，我 和刘京生商谈国内……”我用的手机短消息显示不全，既不知道这条 短消息是谁发的，也不知道下文。元月份，侯文豹打电话来，才知道 是他发的。原来，他准备和北平刘京生、湖北潜江“布衣代表”姚立 法等人合作搞民间维权项目（ＮＧＯ），希望我也能参与。看来，他 那趟北游没有空走一场，不仅结识了众多燕地豪杰，还达成了某些具 体结果。 我早年很少跟国内、外朋友有联系，对民运圈人事孤陋寡闻。最初是 几年前去北平时，从张晓平口中听说胡石根、康玉春等人组党案中有 个叫刘京生的。因为当时是秘密组织，外界知之甚少。去年4月去北 平，结识老刘之前，先从李海家电脑上看到他刚刚合法注册登记的 “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网页。没几天，跟李海、严正学一道去他 家，他就愁眉苦脸的告诉我们：“咨询中心”被当局强迫注销。过了 半年多，又从《民主通讯》上看到他换块招牌重新开张了。这位老兄 还挺能折腾。我对老刘虽然了解不多，但从面相和初次打交道的印象 看，是忠厚之人。 我曾经和侯文豹谈过，民运人士参与民间维权活动是个很好的切入 点。这几年，风云际会，因缘结合，民间维权运动汹涌澎湃，渐入佳 境。民主政治运动和维权运动相结合，互为表里，有统有分，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自然相得益彰，既能取得看得 见、摸得着的具体而微的实际战果，让老百姓（当然包括我们这些待 罪贱民或者敌人）获得实惠，又能促进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成长发 育，提高民间自组织和集体谈判能力，夯实民主政治运动基础，甚至 能够通过灰色地带逐渐争取到部分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结社、选 举自由，最终突破言禁、党禁。他有机会和老刘这样阅历丰富的忠厚 长者合作，参与民间维权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建设，当然是件大好事。 既然是件大好事，朋友又盛情邀请加盟，何乐不为？我采取的却是鼓 励、支持而不参与对策。原因端在“有统有分”。 我告诉他，参与民间维权活动，特别是参与有组织的民间维权活动， 建立、发展和壮大非政府组织，很有意义。但考虑到此类组织和活动 都处于所谓灰色地带，介于“合（党国之）法”与“非法”之间，要 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政策和法律空间，拓宽自身生存空间。〔33〕要做 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不仅要有合适的人选，还要有合适的策略和工作 方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主持其事和参与其中的人选而言，既 然干的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勾当，当然是由具有灰色身分的人来做比较 稳妥。老刘以他那种身分能够办成这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事实上，上 半年煮熟的鸭子就先飞了。再加上我们两个，老中青三个坏分子凑合 着开这么一家本来就令当局疑神疑鬼的店铺，岂能不是三家村黑店？ 我特地向他介绍了“姚代表”的情况，说明象他这样既令当局头痛又 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灰色人物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非常欣赏、尊敬 象“姚代表”这样的人民代表和象高律师那样的人民律师（本文从策 略角度对高律师的失策提出批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他们不仅热 心公益，有道义担当，而且足智多谋，擅长于“钻法律的空子”、 “以法维权”。〔34〕所以，我请他转告老刘，不要再拉坏分子入 伙，要尽可能多拉几个象“姚代表”那样的人，最好是作为职业法律 人的维权律师，以便“钻法律的空子”、“以法维权”。 侯文豹刚要迈出新的步伐，就再次失去自由。行笔至此，禁不住想起 杜甫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当然不会从 此消失，他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只是若干时日内，民间维权运动和 人权民主运动中少了一位后起之秀的活跃身影。 （2006年3月29日） 十、 侯文豹参与反迫害维权绝食有罪吗？他当然没有罪。有罪的恰恰是滥 用国家暴力、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大搞政治迫害、粗暴践踏人权的那 股集官匪于一身的黑恶势力，即暴力论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及其豢养的 鹰犬。至少，他们徇私枉法、罪及无辜。 无论从上苍赐福人类的代表公平与正义的自然法角度看，还是从“以 法维权”所呼唤并即将创生的、符合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保护人的 尊严和权利的人定法即现代法治之法的角度看，他都没有罪。即便从 党国单方面制定并强加于臣民的、维护党国利益、体现党国赤裸裸的 专断意志强制的人定恶法即现代极权国家中共党治国之法的角度看， 他也没有罪。〔35〕因为法律只能惩罚被认为有罪即具有严重社会危 害性的行为，不能惩罚思想、愿望和意向，哪怕是所谓具有社会危害 性的错误思想、愿望和意向。这里具体表现为不能惩罚绝食行为所指 向的维权诉求“反迫害”。这意味着法律如果要惩罚的话，只能是绝 食行为。而绝食行为即便有所危害（如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危害 对象也是指向行为人自身，充其量是一种自伤、自残乃至自杀行为。 撇开官方和民间对“反迫害”维权诉求的不同道德评价不谈，自伤、 自残乃至自杀行为本身是中性的，是行为人作为权利主体对属于自己 的健康权、生命权的自由处分，无所谓好坏。当然，人们通常会对此 类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因为一般说来健康、生命对每个人都是有价值 的，甚至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们通常已经 先入为主地从此类行为中排除了一部分被认为是合理、有道德、有价 值的自伤、自残乃至自杀行为，给这一部分行为另行命名，如自我牺 牲、见义勇为、烈士等等。这是一个根据特定的（往往也是不同的、 言人人殊的）道德、价值、理性标准进行评价和规范的问题。行为人 和其他人（旁观者）会根据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理性判断此类行 为是否合乎道德、是否有价值、是否合理。它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 中共当局可以用组织纪律严禁其党徒自伤、自残乃至自杀，将其中最 严重的自杀行为定性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党国却不能 用法律惩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未遂的臣民，遑论一群 本来就被打入另册、连当“人民”都不配的践民；遑论绝食并不等于 自杀，象征性的“24小时”、“48小时”接力绝食甚至连自伤、自残 也谈不上，它仅仅是一种表示抗议的姿态；遑论分别在自家进行的有 限期绝食是一种比集会游行示威更温和的、更不具有所谓社会危害性 （如破坏社会秩序、阻塞交通）的行为，难道当局要给全国臣民或者 所有践民的私宅都配备上全天候警察或者电子监控装置，督促检查每 个臣民、践民的一日三餐？ 侯文豹参与反迫害维权绝食有错吗？从信念伦理和价值理性层面看， 他当然没有错。恰好相反，他作出了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有道德 勇气的人所能够作出也应该作出的正确选择。有错的同样是那股象尺 蠖一样根据自身的专断意志和利益左冲右突、排斥民众参与和公共选 择、惘顾社会公正和包括生命、财产与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实行国 家机会主义即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开放政策、滥用日益黑社 会化的国家暴力、劫持广大民众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无效率的国 家资本主义加不公平的官僚资本主义死胡同的集官匪于一身的黑恶势 力，即暴力论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及其豢养的鹰犬。至少，他们亦官亦 商、官商勾结、贪腐公行、枉法裁判，甚至干脆明火执仗、打家劫 舍、杀人越货。 即便抛开坚持真理、热心公益、崇尚道德、追求正义、守护良知之类 的大字眼，仅仅着眼于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侯文豹也有足够充分的 理由、动力和权利参与反迫害维权绝食。因为他本人就不断受到极权 国家及其鹰犬的残酷迫害，支持、参与高律师组织、发起的活动，乃 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本文之所以不避芜杂、喋喋不休地述说 他的经历、遭遇，目的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其实，我们这些因为从 事人权民主活动而被党国打入另册的坏分子，谁没有一笔血泪账？甭 跟我奢谈什么“没有敌人”、和平主义，连全知、全能、全有的上帝 都宣称“申冤在我，我必报应。”〔36〕如果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我 愿意用任何方式向这个充满罪恶的极权国家及其鹰犬表示最强烈的抗 议。 对于目前仍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维权绝食活动，我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 策略性看法。因为有所顾虑，一直未公开表态，甚至未能私下向活动 发起人、组织者提出异议，只不过是不支持、不参与而已。随着活动 的推展，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被捕，我感到不能、也不应该再保持沉 默。我们当然有理由谴责极权主义者的暴虐，但一味谴责对手的暴虐 并不解决问题。我们也应当反思一下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正义性的 行为是否等同于约束条件下正确性的选择？是否可以不考虑即将付出 的代价（风险）和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不确定性）？ （2006年3月31日） 十一、 2月14日晚上，看到高智晟律师寄来的号召进行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 邮件，我感到很担忧。本来打算从维权运动和人权民主运动的策略、 责任伦理和工具理性角度回函表示异议，但又有所顾虑。首先，我不 能肯定自己的看法一定正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足点和视角，视力 也因人而异，对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解决方案和评价， 而且往往自以为是、自我加强、自己当自己的审判官。其次，以己度 人，担心高律师不能接受我泼出的冷水。更重要的是，战车已经启 动，不可能因为有人泼冷水就嘎然熄火、急刹车。此时泼冷水，难免 有拉后腿和动摇军心之嫌。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采取“四不一没有” 态度：不回复、不支持、不参与、不评论，（再当一回缩头乌龟，装 作）没有我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丁子霖先生能够不避反批评和误会，甚至甘冒“天 下”（实际上是包括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在内的广义民运 圈）之大不韪，提出善意、理性、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尤其是国内 那么多优秀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因为前赴后继参与接力 绝食而被非法拘捕、监禁，我当时采取的那种“四不一没有”态度是 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在侯文豹被捕后，我决定打破沉默，公开提出 批评。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采取多种形式同极权国家、黑恶势力进行斗争或者 对暴政表示抗议，包括真正意义上的、无限期的、自伤自残（甚至近 于自杀）的绝食和仅仅作为一种抗争姿态的、更具有表演性的、有限 期的（如24小时、48小时）、比较安全（假如没有被捕风险的话）的 绝食或者接力绝食。人生如戏剧，政治生活亦然，有时需要某种戏剧 性效果，需要某种经过缜密思考、审慎编排后作出的严肃姿态或者表 演，以便烘托气氛、影响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误认为如此表述是在讽 刺所谓“作秀”，那仅仅是一种不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滑稽剧或者 马戏表演，这里探讨的对象是严肃的政治表演艺术：“造势”。 “如”者，“准”也，约略相当于，但并不等于。人生、政治生活毕 竟都不是戏剧，既不能仅仅为了追求某种戏剧性效果（目的）而“造 势”，也不能盲目乐观，以为通过“造势”即可达到某种戏剧性效果 （目的），如中国式喜剧的大团圆结局。政治生活需要某种理想主 义、价值追求和人道关怀，甚至需要某种“造势”、某种戏剧性效 果，更需要某种现实性。 政治斗争是个人和或集团根据利益需要和力量对比进行的博弈。由于 这种博弈行为所产生后果的严重性，攸关本人、本集团和他人、他集 团乃至社会、国家、国际社会的切身利益，行为人必须兼顾信念伦理 和责任伦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充分考虑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和 力量不平衡带来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严肃、审慎地获取和处理各 种相关信息，作出相应决策并适时进行调整，最后，还要承担政治责 任和行为后果，包括享受胜利果实和吞食失败苦果。尤其是考虑到现 实的政治斗争舞台场景和条件，更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无法选择战场 和条件，战场和条件都是给定的：这个由对手给定的战场上并不具备 宪政民主国家那种公开、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斗争通 道，我们面对的是极权国家这个强大而且凶残的敌人。后极权时代战 场和条件虽然有所变化，铁幕已经被撕开一条狭窄的裂缝，我们可以 在裂缝中跳舞，进行公开、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斗争， 逐步创造、选择和形成对我们有利的新战场，最终建成开放社会公 开、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斗争通道。极权国家已经因腐 败而弱化，暴力和谎言因单方选择的改革开放而部分钝化和失效。但 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乾坤大挪移，战场依旧是对方给定的，獠牙、 铁爪和喉舌俱全。这意味着斗争后果的严重性可能远远超出正常人的 想象力和承受力，残酷、野蛮，甚至充满血腥。西方人可以把政客的 表演当成餐后的甜点，把选战、游行示威当成节日的狂欢，轻松愉快 玩政治，我们却不能享受这份闲情逸致，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 与自由玩小孩过家家。只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慎之又慎。说白 了，我们输不起。 （2006年4月1日） 【注释】 33、俗称“钻法律的空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者于建嵘的说 　　法就是“以法维权”，即不能仅仅“依（党国之）法维权”，更 　　要“以法维权”。这个以动用法的动词“以”，就是通过具体的 　　维权博弈创生立足于保护权利的法律。实际上，这是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普通法宪政演生过程。 34、此处的“人民”和党国所谓“人民”都是政治概念，但此“人 　　民”迥异于彼“人民”。 35、人们通常习惯性地、不假思索地将中共党治国的治理模式称之为 　　“人治”，以与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治理模式“法治”相对应。 　　党国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所谓“新时期”（非毛时代）也提 　　出鱼目混珠的所谓“社会主义法治”（一种比俾斯麦官僚国家的 　　治理模式“法治国”更糟糕的所谓“依法治国”模式，即社会主 　　义法制）。其实，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中国传统政治中短暂 　　的封建时代（西周）和其后漫长的大一统、小一统帝国（秦以后 　　的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官僚国家）时代，无论是封建型，还是帝国 　　型，或许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人治”。但是，作为现代共产主 　　义极权国家的党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治现代化的畸形产 　　儿，它是典型的党治国。党治国既非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非传统的人治国家（皇权、官权等权力 　　至上，作为权力载体的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朕即国家，“法” 　　不过是上位者统治、驾驭下位者的王法）。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 　　式，“党治”既不同于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法治”，也不同于 　　中华帝国传统政治中的“人治”，它是党权至上，党即国家，党 　　凌驾于国家与法律之上，储安平曾经形象地称之为“党天下”。 　　中共党治国（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 　　则是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遗传作用，它恰恰说明了历史的延续 　　性。历史是难以通过人为建构加以割裂的，即便宣称与传统彻底 　　绝裂的中国共产党和欺祖灭宗、无法无天、号令天下“破四旧、 　　立四新”的毛泽东也无法真正做到砸烂一切、从零开始。而被党 　　神化的毛泽东身后的变故也说明，个人（哪怕是党的领袖）尊严 　　及其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党的绝对尊严和绝对利益。党才是 　　伟大的，党就是一切。1949年10月1日不是时间的奇点（御用诗 　　人拍马屁曰：时间开始了……），仅仅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精神错 　　乱的音符。 36、Ａ、直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依然坚持“6．4”以来形成的“和 　　　　平、理性、非暴力”路线，但“和平、理性、非暴力”并不 　　　　等于改良主义，亦不等于和平主义。“6．4”早已宣告了中 　　　　共”改革开放政策“和民主派改良主义幻想的不相干，用宪 　　　　政民主和法治取代极权专制和党治意味着再造共和，不管是 　　　　经由和平或者战争、暴力或者非暴力途径取得胜利（或者失 　　　　败），都意味着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成功的或者失 　　　　败的）。对国内一些朋友热衷于鼓吹但多少有点片面且水土 　　　　不服的和平主义，我在《北游南蹿记》等文中已略加批评， 　　　　此处不赘。徐水良先生在《网路文摘》中也撰文认为：“从 　　　　太石村到汕尾，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全世界面前对中 　　　　国农民的公开开战、正式开战。尽管在国际压力下，中共被 　　　　迫释放了部分被捕人员。但这个战争已经开始，正在继续， 　　　　没有结束。对中共任何幼稚的幻想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事 　　　　件也意味着甘地主义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完全无效，同时 　　　　也意味着在中共统治下，温和渐进的社会成本必然比革命小 　　　　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从太石村到汕尾血案，意味着甘 　　　　地主义的终结。” 　　Ｂ、我很欣赏、感激、敬重郭飞雄君在维权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那 　　　　种坚贞不屈、一诺千金的浩然正气，但对他那面目多少有点 　　　　可疑的爱国热情和没有敌人的精神错乱却不敢苟同。 　　　　ａ、维权运动与人权民主运动有密切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维权派可以是民主派、自由派，也可以不是。左派、甚 　　　　　　至中国语境中那种僵化的左派即原教旨共产主义者同样 　　　　　　可以维权。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左派（美国通常叫自由 　　　　　　派或者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则是所谓保守派或者保守主 　　　　　　义）往往是崇尚平等，代表劳工、妇女、有色人种等 　　　　　　“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权派；共产党（包括中共）在夺 　　　　　　取政权前的革命阶段，也是崇尚平等，热衷于搞工运、 　　　　　　农运、妇运、学运的维权派。维权派必然是非主流的少 　　　　　　数派，倘若成为当家作主的主流、多数派，则是既得利 　　　　　　益者，无需呼天抢地叫嚷维权。在掌勺者独占大锅饭的 　　　　　　今天，知识界游学无根的浪漫主义新左派和中共党内僵 　　　　　　化的左派即原教旨共产主义者已经沦落为非主流的少数 　　　　　　派，他们完全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维权派中的一支。他们 　　　　　　应有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同样应该得到维护，而民主 　　　　　　派、自由派也可能在维权等政治问题上同他们结盟。政 　　　　　　治生活中既有理想主义，也有实用主义，“没有永恒的 　　　　　　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何况，各派共存乃“共 　　　　　　和”题中应有之义。 　　　　ｂ、有些政治人物面目比较清晰，以大人物为例，毛泽东、 　　　　　　邓小平、艾德礼、撒切尔夫人，前两位分别是中共党治 　　　　　　国的左派和右派领袖人物，后两位分别是西方（英国） 　　　　　　法治国家的左派和右派领袖人物。有些政治人物面目则 　　　　　　比较模糊，小人物（看到如此不恭的称呼，郭君可能又 　　　　　　要不以为然，其实大可不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都 　　　　　　是政治社会的小人物，彼此彼此，也算是半斤八两的难 　　　　　　兄难弟）郭飞雄君即为一例。他既要捍卫开放社会的人 　　　　　　权，又要捍卫封闭社会的国权（搞爱国游行）；既“接 　　　　　　受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全民共识，同时正以实际的 　　　　　　持续性的行动去推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也是硬 　　　　　　道理’这样的新的全民共识之形成”（摘自郭飞雄1月 　　　　　　23日写的《街头政治与程序政治》；其实，邓小平的硬 　　　　　　道理和他要推动的另类硬道理都不是什么“全民共 　　　　　　识”，而是不相干、不相容的相互拆台、扯皮）；既要 　　　　　　哈耶克、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征服极权帝国，又要没 　　　　　　有敌人。需知，哈耶克及其朝圣山学社的自由主义者是 　　　　　　有敌人的，使哈耶克闻名于世的正是与敌人论战的小册 　　　　　　子《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干脆把敌人摆到《开放社 　　　　　　会及其敌人》的题目中。“没有敌人”的糊涂，导致郭 　　　　　　君面目模糊。 　　　　ｃ、他在去年12月27日获释时发来电子邮件报喜，我当即回 　　　　　　函表示祝贺，（具体话语记不清了）大意是嘱他保重身 　　　　　　体、来日方长，今后要慎用绝食这种自伤自残的斗争方 　　　　　　式。大概“自伤自残”对崇高的绝食斗争行为不够恭 　　　　　　敬，次日，他又寄来《我已出狱》，在《附件二：关押 　　　　　　期间情况介绍》中郑重其事地说明：“在我的理解中， 　　　　　　为道义而绝食，是一种献身性行为，绝非所谓‘自伤自 　　　　　　残’可比拟。”其实，我并无贬义，仅仅使用了一个中 　　　　　　性词组。朋友之间通信，似乎没有必要那么严肃，处处 　　　　　　用敬词、褒义词。此项不恭，既与我有时喜欢举重若 　　　　　　轻、来点小幽默（如将褒贬颠倒使用）有关，也源于不 　　　　　　同的敌（友）情意识导致双方对斗争手段的不同选择偏 　　　　　　好。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或者支持绝食这种可能有效或者 　　　　　　可能无效的斗争方式，就象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暴力革命 　　　　　　一样。但是，我本人在可预见的将来肯定不会选择这种 　　　　　　多少有点象小孩向父母撒娇、施压的斗争方式。无它， 　　　　　　敌情意识使然。我是有敌人的，不同于郭君爱国、维权 　　　　　　两不误（或许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维权派）的“没有敌 　　　　　　人”；我眼中的敌人也迥异于甘地眼中的敌人（或者中 　　　　　　性的宗主国、褒义的母邦、贬义的侵略者，其实指的都 　　　　　　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不绝食（没饭吃或者不准吃另当 　　　　　　别论）。在敌情意识上，同样选择绝食作为反迫害维权 　　　　　　斗争手段的高智晟律师倒是比郭飞雄、陈永苗等爱国者 　　　　　　清醒十分。他仅仅把绝食作为对敌斗争可供选择的一种 　　　　　　手段，而非对“父母之邦”（党国）和“父母”（党 　　　　　　官）撒娇放泼的一种手段。郭君的糊涂表现在理论上， 　　　　　　就是乱点鸳鸯谱，把自由主义嫁给“孔孟岳文的壮烈传 　　　　　　统”，既要用自由民主的信仰“去征服中华极权帝 　　　　　　国”，又要和帝国统治者亲如一家（“无敌人”）。对 　　　　　　方可不糊涂，根本没兴趣谈恋爱，不理会他那套爱恨交 　　　　　　织的忠君爱国说辞，干脆捆绑起来、扔进洞房（地点为 　　　　　　番禺看守所658仓）。这种先结婚、后恋爱或者只结 　　　　　　婚、不恋爱的务实不务虚做法，是马恩列斯的唯物主义 　　　　　　和“孔孟岳文的壮烈传统”相结合的造爱手段：前者叫 　　　　　　做“物质条件决定精神生活”；后者叫做“父母包 　　　　　　办”。从《附件一：无忧歌》（这是一首慷慨悲歌的好 　　　　　　诗）看，分明还有敌人：“人生至险，唯战与囚。极端 　　　　　　考验，方成风流。南国维权，陷入魔手。虎狼凶猛，罗 　　　　　　网密周。”与谁战，被谁囚，哪来的虎狼、魔手、罗 　　　　　　网？简直是烽烟四起、步步为营。 　　　　ｄ、郭君获释，也不象他在《我已出狱》中说的：“毫无疑 　　　　　　问，这是国内外正义舆论的胜利，是中国大陆自由民主 　　　　　　运动和维权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国各级政府内部开明 　　　　　　派、改革派的胜利──但却是极少数从中央到地方的黑 　　　　　　恶、僵化、极权势力的一次不小的失败。”其中大有疑 　　　　　　问。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胜利和失败，只有所谓“模拟血 　　　　　　酬”：不是绝食的血酬（当局对此只会报以强行鼻 　　　　　　饲），而是汕尾大屠杀的血酬。说白了，当局是为了转 　　　　　　移视线、缓解大屠杀的压力而略施缓兵之计。 　　　　ｅ、关于维权斗争和民主运动的阶段性，我倒是赞成郭君的 　　　　　　看法，不必一厢情愿地谋求总体的解决、一步到位的解 　　　　　　决，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积小胜为 　　　　　　大胜。不到迫不得已的紧要关口、最后关口，没有必要 　　　　　　押上全部资本放手一搏。要审慎从事，不能动辄大干一 　　　　　　场。 　　Ｃ、陈永苗在《宪政爱国主义与“6．4”精神》一文中，将郭飞 　　　　雄的糊涂提升到痴人说梦、完全不合逻辑的理论高度。令我 　　　　联想到赫拉克利特“父母之邦”（原始部落主义）的所谓 　　　　“宪政爱国主义”，是个牛头马面、不伦不类、首鼠两端、 　　　　进退失据的冒牌杂种；年轻、进步的儿子（学生）对年迈、 　　　　保守的父亲（党国）爱恨交加的所谓“6．4”“精神”，更 　　　　是一个号称自由主义者和“6．4”“之子”的人能够对 　　　　“6．4”精神作出的最严重歪曲。对此，我只能说：我不是 　　　　宪政主义者；我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这种精神错乱的 　　　　“6．4”“精神”。如果刘晓波先生看过这篇文章，仍然愿 　　　　意给作者戴上一顶“6．4”“之子”的桂冠，我就要问候他 　　　　一声：“先生尚能饭否？”有时间的话，我将另行撰稿对陈 　　　　文予以驳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沧州维权者郭起真再陷险境 綦彦臣 　┌──────────────────────────┐ 　│　 ◆本文作者曾致信全国政协主席请求解决郭起真冤案 　│ 　│　 ◆亦无法排除郭起真与高智晟联系引发了连锁反应 　　│ 　└──────────────────────────┘ 郭起真摔伤后，家属抬病体再到沧州市政府请愿。照片背景的宣传牌 上写着“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北京时间2006年4月26日下午5:23分，沧州维权人士郭起真给我打来 电话，口气惊忧。他说：“昨天，他们把我从家里弄出去，到石家庄 查病。现在回来了，不过，他们把我的两台旧电脑全弄走了。” 郭起真先生所说的“他们”是指他所居住的那个区的政法委干部。去 年秋末，郭起真到沧州市政府门口请愿，被户口所在区的政法委干部 尾追，直至上了一个通讯塔；在紧张与恐惧中，郭不慎坠塔，摔伤。 事发后，郭住院，我去找该政法委书记交涉。该书记称：郭起真的姐 姐全权代办此事，别人无权过问。 由郭的姐姐代办处理的原因是因为政法委一直认为郭“有神经病”： “神经病”一说也是郭被强迫去检查的原因。 为此事，我曾在北京向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办公室写过信。（见后附 件） 现在郭所在的区政法委对郭采取措施，是否与我给贾庆林写信有关， 尚不得而知。那次见面后，该区政法委亦未与我有任何接触。 该区政法委采取的措施，显然明显违法： 其一，不具备执法资格，既无权强行进入郭宅亦无权强行带郭离开居 所； 其二，强行拿走郭的电脑是没收还是暂扣，没出具任何手续，此前强 行进入郭宅亦未出示任何证件。 另据郭在后来回答我的质询电话时说：不久前，他与著名律师高智晟 联系过，高律师希望他尽快进入诉讼程度。在郭与高联系之前即我去 医院探望郭时，亦提出过希望，劝他不要再跟那些不讲理的人“打政 治吵子”，赶快进入行政诉讼或民事索赔。另一个情况是，郭坠塔住 院时，该政法委曾出过两万元住院费，后来就不管了。今天对郭采取 了强硬措施，与郭与高联系是否有关，亦无法判明。 现在，郭起真已经完全陷入无助状态。有电脑时，他还可以写几篇小 稿，在海外网站发表，挣些稿费。抢走了他的电脑，等于断了他的生 路。何况，他现在身体尚未从摔伤中恢复呢！ 郭给我留了一个手机号，称曰：费用也就能打一、两天。 手机号是13082176057。 ------------------------------------------------------------ 【附】綦彦臣致贾庆林信件 庆林叔，你好： 我是綦彦臣，想必你也知道。咱们徐屯老家的人们也把我与你列为同 样的大能人（还有张庄的俊福），乡亲很少有意识形态观念的。按我 和你弟弟法林从小一块长大的关系，我该叫你大哥；但是呢，我和你 的堂侄贾元廷是表兄弟──我姑奶奶是他奶奶，所以按徐屯的乡亲辈 份，我该叫你为表叔。 我并非一定要和你赖上什么关系，而确实地是在乡亲关系上，我们两 家也算有交情：你母亲去世时，我受我父亲委托，到场吊丧并收到你 和你夫人林幼芳率兄弟们署名的谢孝函；你父亲对我个人印象非常之 好，在我因政治罪名被抓后，他曾要去北京找你说情，被我父亲拦 住，才未去。以致于办案的国安人员问“你见没见过贾庆林？” 罗嗦了半天，我是依私人身分说“公事”的。沧州有一个叫郭起真的 人，经常上访，而他上访的原因就是所在单位的负责人长期有矛盾。 显然作为一个普通职工他处于弱势，于是被判了刑，罪名也很吓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来，沧州地方一看没什么订罪的证据，就 称郭有神经病，取保候审了事。 郭当然不服，继续上访，直至不久前爬上信号塔，掉在地上，摔伤 了。郭的生活状况很惨，孩子上初中，她太太靠给人补毛衣挣点小钱 儿。他要不时不时在国外中文网上发一、两篇小文章，恐怕吃饭都成 了问题。（我比他稍微好一点，国内还能出版历史与经济类著作，挣 点钱。） 我看望过郭，给他留了500块钱，也试图以最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区的政法委书记（听说是我们沧州一位老地区专员的儿子） 根本不理我。我只好给你写信。 就整个事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而是公权力部门屡犯错误，并用后 一个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他们也与郭融通过：只要郭“别闹了”， 可以恢复工作。这更说明郭本人没什么过犯！ 所以，现在我以个人身分请你与河北省的有关负责联系一下，过问一 下郭的情况，以避免出第二个“郭光允事件”。特此拜托，请过问郭 起真事件！ 另外，我曾向你赠过我写的《中国古代言论史》一书，不知收到否？ 乡谊晚辈：彦臣 （2005年12月29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公告〕 中国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案取得成功 《天网》 2006年4月25日，89死难者周国聪母亲唐德英前往《天网呐喊网》站 主持人黄琦家中，书面提交了其子周国聪索赔案取得成功的文字依 据。 周国聪是89政治风波中众多死难者之一，1989年6月6日，周国聪被抓 去关在成都市宁夏街派出所内，后满身伤痕地死于看守所内，并被火 化。 唐德英在漫长的上访维权中，始终要求查明死因，追究有关人员刑事 责任，赔偿经济损失。中国公安部在处理唐德英上访中，曾经做出正 面回应，但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各级部门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 2000年5月，原成都《天网寻人呐喊网站》受唐德英维权呐喊的书面 委托，经黄琦协调，《天网》本准备与国内部分新闻机构同步提供帮 助，后因国内新闻机构全部临时退出，《天网呐喊网站》不得不于 2000年5月31日晚12时，独家发布了由《天网》志愿者、冤民曾全富 撰稿的索赔案维权呐喊《11年来，孩子依旧半睁着双眼看着世界、看 着我们、看着他们》，并将周国聪惨死的照片发布在《天网寻人》、 《天网呐喊网站》。 2000年6月3日下午5时15分，在中国公安部数次明令下，成都公安局 将黄琦带走。其后，带走《天网寻人》负责人曾丽，《天网》义工曾 全福、刘洪海等也先后遭传讯问话、毒打。 羁押期间，黄琦拒绝从《天网》撤下周国聪维权案任何资料，拒绝从 《天网》撤下上千例依法维权呐喊的案件资料，拒绝交出《天网》志 愿者和涉及《天网》维权报道的国内新闻工作者名单。最终，当局在 实施近三年残酷折磨而不得其果之后，以“为‘6．4’鸣冤，为民运 呐喊、为法轮功叫屈”为由，判处黄琦五年徒刑。 抛开个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站在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高度，我们认 为： 在海内、外维权呐喊高涨的时候，中共当局必须依法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广大冤民、民间维权者依法维权的法治环境，最终实现受害者、 政府、民间维权者的理性互动，实现官民多赢，共同摸索出一条解决 重大历史冤假错案的途径，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共同摸索出一条平稳 走向民主法治社会的途径。 同时，《天网》受唐德英2006年4月的再次书面委托，代表唐德英和 《天网》全体义工，向体制内外帮助周国聪维权案成功解决的朋友们 表达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尽管双方已经自愿签字画押，并给付了承诺的全部款项，表明 该索赔案取得成功。但我们还是认为，当局应当考虑到唐德英丧子之 痛和穷困潦倒的现实，本着人道主义和国家有责任帮助穷人等基本原 则，在唐德英家庭生活和近期面临的房屋折迁中给予适当的补偿。最 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日给予唐德英家庭合乎人道主义和法律的 国家赔偿。 同时，我们更希望中共当局将周国聪索赔案变通处理的创造性模式迅 速推广到全中国，为饱受苦难的89死难者亲属、89参与者、89同情者 和其他重大历史案件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作为化解最大仇 恨，最终实现全民和解的一个前瞻性步骤。 最后，我们再次声明：作为注重维权效果的中国第一家人权网站，我 们踏着战友的鲜血和足迹，《天网》义工将继续七年来的人权工作， 永远直面任何挑战！不惜再次坐牢、流血和牺牲！永远为中国广大冤 民、弱势群体和人权受害者呐喊！ 《天网》网站并全体义工 2006年4月28日 国内联系人住址：成都市新光路60号16栋4单元7号 电子信箱：2005hq@gmail.com 电子信箱：huangqi6-4@hotmail.com 联系人手机：1328十05166 联系 人电话：13281005166 SKYPE ：huangqi6-4 www.64tianwang.com 【注】本文及图片版权属于《天网呐喊网站》。任何网络媒体转载此 　　　文，请注明网址；陆地媒体转载此文及图片请付稿酬，注明网 　　　址，本站将全部公开并无偿捐献唐德英一家。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小议八九风波及其后遗症 刘建安 1989年才过去17年。作为人生回忆，似乎已经较远了。作为历史评 说，似乎又太近了。因此，笔者很犹豫地遵嘱提起笔来。 有1,000个观众，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1989年那场风波，肯定 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只能就自己的经历与研究谈一谈，而别人 自有他不同的认识，恐怕得承认这自由的权利。 一、性质 这是一场复杂的政治风波，卷入街头与广场的人们全国估计有几千万 人。各有各的契机、动机与理念。而笔者作如下评说： １、对于主流而言，是一场体制内的抗议活动 普普通通的千千万万城市市民，与百万大学生，当时是在承认现行政 治制度合法性（此即谓“体制内”）的前提下，要求当局纠正不正之 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主要的诉求：反通货膨胀、反官倒、反腐 败。 1989年判4年的“谣言犯”姜连生，他说，我爷奶奶、父亲母亲、外 公外婆，老八路、老革命，我反什么革命？他父亲1966年前是省交通 厅党委书记。他是331军工厂车间主任、工程师。新田县农业中专校 长兼支书颜家志，他默许了师生游行，“6．4”后他默许了该校教师 写标语、大字报抗议，大字报被公安部门扯掉了，他居然去质问，于 是判八年。 比方说，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心态：当局，您穿了一件还算好的衣服， 大部分还干净，但有一些污迹了，有碍我们的观瞻了，强烈要求您洗 一洗。 ２、对于大学生整体而言，是一场体制内的抗议活动 此是与亿万群众社会诉求一致的地方。亿万群众是广泛的社会基础。 大学生是亿万群众的先锋队。北京市各高等院校大学生们的抗议活 动，其组织性、纪律性、理性，可谓空前绝后。曾经有这样的风景： 一个个的方阵，横竖整整齐齐，人人佩戴校徽，身上揣有学生证，有 纠察，口号统一。笔者永远敬佩那一代大学生。其口号与诉求，衡之 宪法，其合法性、正义性，是无可非议的。可以从各校统一的游行口 号分析，应该说是不违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当然是抗议，但目的是要求当局改良、改善。比方说，可以说是这样 一个心态：当局，你知不知道，你患重病了，你得尽快治病呀，你治 好病、身体健康了，我们就满意了。 ３、对于“改革派”而言，意图借人民的力量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 笔者认为，那党内部当时是存在可以称为“改革派”的一派健康的政 治力量。但并无组织性、纲领性、计划性。胡耀邦是那派的典型代表 人物。他不幸下位与逝世后，赵紫阳及其智囊团队继承了这一政治理 念。各城市的游行队伍中，往往能见到以官方部委、厅局及单位的旗 号。但是，反官倒、反通货膨胀、反腐败所针对的社会问题、政治问 题，又与赵主政期间的作为密切相关。体制内这派当时力量不小，但 是一盘散沙。与人民又难以沟通、整合。 比方说，可以是这样一个心态：我们患重病了，我们不能讳病忌医 呀，我们得动手治病呀，不治病，对不起老百姓呀，也许我们会短命 的呀。 ４、少数人有反体制的意图，其目标是政变，实现多党制 现在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是追求这一目标。那么当年，是不是这一水平 呢？应该说，当年明确地具有这一政治态度的人士，各阶层都应该 有，但人数较少。典型的代表，如自由女神像的矗立，如余喻鲁三君 子投蛋汁污损毛像，如王丹当时说过此类的话。少数派处于金字塔 尖，但成为了关键与风向标。 到要求与政府副总理、副委员长、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对话团 对话时，对什么话？一旦对话，恐怕变更体制的要求会浮出水面，成 为类似于东欧实现多党制政治改革过程的“谈判”。邓小平可能是从 这一角度判断运动性质的。 比方说，可以是这样一个心态：当局，你这件衣脏了、破了，不能再 穿了，务必脱下来，换一件新衣服，我们都穿上这样的新衣服、共同 前行，那才皆大欢喜呀。 二、处理 １、“4．26”社论 1989年5月，一位北京来客质问笔者：怎么长沙出现打砸抢事件？ 1995年6月，郑保和老师带笔者到西安广场，指着焚车的现场，他说 他身在广场另一处，对那一事件，他亦莫名其妙。这是历史的悬案。 笔者认为：至今17年，官方至今没有证明这两个事件与人民群众、大 学生、体制内改革派、政变派任何一方的联系。长沙抓了200名左 右，判了近100人。处刑最重的李卫红（死缓）是笔者邻居，是个弱 智、文盲、青年工人，根本无政治意识，也不可能有抢劫、破坏的动 机，他父亲李大个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笔者岳母所在车间的车间 主任。在监狱里，李卫红要笔者代他写申诉，说了半天，笔者才搞清 楚：他仅仅是在现场的观众之一。 此社论已定“动乱”的基调，笔者认为是“莫须有”。 ２、宣布戒严 以宣布戒严来对抗人民群众的正义、合法的抗议，是“4．26”社论 的延续，是军队行动的前因。从对抗抗议言，这是最高手段。如果采 取满足人民群众意愿的角度出发，可以宣布几条改革意见，应该可以 让游行示威停止下来的。因为人民群众对戒严的不理解、不赞成，于 是有下段群体性活动的延续。 ３、强行清场 那么多军队，那么多坦克、装甲车，荷枪实弹，有无必要？徒手进军 可不可以？水车、水筒可不可以？橡皮子弹可不可以？退一步讲，类 似于1976年，用木棒可不可以？笔者猜测，死伤不是很多，也许死不 到500人，伤不逾四位数。问题是，一条生命也可以不非正常死亡。 开枪，就是低能，就是失误。遗留的影响，也许决定了中国此后50年 的历史命运。 当时，当局宣布是“平定了反革命暴乱”，为开枪捏造合法性。但至 今未提出证据：组织呢？武器呢？工事呢？堂诘诃德的风车何在？ ４、教训之一 法制缺位是教训之一。这是是中国特色。1980年，即1949年后31年之 久，才有了第一部刑法。民法至今不健全，《物权法》至今不能诞 生。而当时，相关的法律的缺乏，导致了悲剧：无《社团法》、《游 行示威法》、《戒严法》，有《宪法》规定的权利条款，但无部门法 规定实施。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合法？非法？高自联、工自联， 合法？非法？戒严，军队开枪，也没法律细则，合法？非法？人民群 众不知如何做，大学生不知如何做，政府不知如何做，军队不知如何 做。运动跟着感觉走，凭借老大人的非程序性操作决定了决策。通 辑、逮捕、判刑、劳教、开除…… 于是，对罪与非罪存在巨大的认识鸿沟：人民认为是正义的、合法 的，但那党认为是“反革命暴乱”。 ５、1998年自由亚洲台采访时笔者的发言 大意是：第一，1989年北京高校的学生运动是有史以来最有组织纪律 性的学生运动；第二，不承认所谓“反革命暴乱”；第三，不存在 “平反”与“不平反”的问题，全国人民从那时起，从来没有否定 1989年的市民与学生的游行示威。 17年后回忆起来，笔者1989年前，可以说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枪声中一响，180度转弯。一刹那间突变，是听到同乡、学兄唐得阳 先生腹部中了一枪。由于当时谣言蜂起，由此一具体的人事展开想 象，笔者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了，“争取”了入狱，尝试了五年半铁 窗风味，至今不悔。 唐先生是真诚的共产党员，团中央下属二级单位干部，他父亲自土改 开始当了一辈子的村干部。他当年对胡耀邦、胡锦涛评价很高，曾入 胡耀邦家追悼。丁子霖、江棋生都找到过他，他没有与之往来。海外 给他的汇款，他分文不取。作为朋友，给笔者的刺激是不惜以身试 法。作为他的妻子，刺激更厉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因为那晚是他妻子非要他去岳家带小孩睡觉、而被流弹误 中的。待唐出院，她从彼失去踪影。 湖南师大历史系1978级的另一个名人，是陈小雅，是研究1989年的专 家。而咱1979级有一个同学，“6．4”一晚急白了一脑壳头发 三、后遗症 １、动武的后遗症 第一，当局的威信一落千丈，是个转折点。 第二，军队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挫折。 第三，体制内的改革推迟很多年，至今已17年。笔者目前预期也许往 后可能还要拖5～30年左右。 第四，老百姓与官员之间的鸿沟划出来了。1989年，有的人是在 “6．4”后开始政治活动的，即抗议动武，如株州刘克文，郴州蒋复 兴、柏小毛、李金鸿、陈学金等人，水电学院的学生张帆，长沙市的 周敏、张捷等人。他们都曾关押在省第一监狱。 第五，“四项基本原则”变质了：可以不论“姓社姓资”，国家资本 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登堂入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诸“与时俱进”、修正得面目全非；非无产阶级的党 专政；党的领导始终在坚持，“共产党”却不见了。 第六，一种要求浮出水面：仇共、反共、灭共，不绝于缕。法轮功 “九评派”领导着这一流派。这股势力的活动，使“6．4”与法轮功 “平反”成为了一个死结。 ２、中国社会劣质化 第一，当官的不再怕百姓，下级不再怕上级，诸候不再怕中央。部门 利益、行业利益、单位利益非常强势。一个贪官笔者不怕，一个衙门 的腐败你怕不怕？强势群体唯利是图，使整个社会腐败堕落。教师 们、医生们、大盖帽们被称之为“狼”了。而惩治乏力，文化、科技 精英们尾随政治精英“搭便车”，政令不畅，整个社会非道德化。 第二，腐败登峰造极。90年代前期，笔者在省第一监狱，明显地看到 两代警风的变质：杨运普副政委是清廉的，他的儿子是受贿的；曾昭 文科长是清廉的，他的儿子是受贿的；王昌俊政委是清廉的，谌建球 副监狱长是受贿的…… 第三，相对于ＧＤＰ，有最庞大的官吏队伍，最昂贵的行政成本，最 奢侈的官集团消费，最高价的税收成本，最高额的银行呆帐。以至 于，公车、公吃、公游达9,000亿。 第四，基尼系数迅速扩大。 ３、展望新局面 人们都在问：那党寿命几何？对比东欧、苏联，那党已经又有了17 年。还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笔者认为要考虑下述因素： 第一，国家的和平、秩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仍然在明显地保持着 或进步着，ＧＤＰ翻番、商品丰富、进出口扩张、国力上升，多数人 在这17年多多少少都获得了好处。 第二，弱势群体很悲惨，但是相对而言，一个低保，一个特困救助， 免除农业税，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缓慢地扩大社会福利，花钱买稳 定的后着不少。给甜头的让步政策抽屉里有许多，财政规模用于此仅 仅一碟小菜。政治控制的手段很多，没有派上用场的镇压手段还有很 多。跨国公司、私营企业至今没有在我国成为道义的代表，近亿打工 崽、打工妹并不追求私有化与欢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 名誉在我国都很臭。寄希望于人民的群体事件出现“盛大的节日”的 可能性很渺茫。 第三，民主是最理想的解决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案。民主 与市场经济是两翼，市场经济提高效率，民主推进公平，自由利于发 挥积极性、有利于公平竞争。低成本的政府与均富的社会，我国才能 长治久安。但如何民主化？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台湾？寄希 望于海外民运力量？寄希望于大陆内部民运力量？寄希望于法轮功？ 寄希望于“退党”？寄希望于神佛？笔者不知道。天晓得。 第四，决定命运的是目前掌握我国资源的力量。他们包括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他们决定着我国的目前状况，也决定着我国的 前途和今后的命运。恶由他行，善由他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笔者祈祷明天就民主化。但现实中，笔者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些推动 民主化的事，包括讲些里外不讨好、左右不是人的混帐话。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个敢言中国大学生遭受的迫害 黄泰 我是中国江西宜春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03中文系的学生，现年22岁。 同时我还是一个网络异议作家，在海外几家著名网站开有专栏，拥有 数十万字作品。于是中国大学生兼网络异议作家的双重身分使我在这 个怪兽称王的国家遭受到种种迫害，使我身在人间心灵却要承受地狱 的煎熬。我曾经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这个国家的众多丑陋和阴暗，今 天我也依然要无畏地道出我，一个敢言中国大学生遭受的迫害。中国 人最可怜之处不在于被迫害，而是受到迫害后不敢伸张，噤若寒蝉， 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都已经遭受了这么多迫害，还有什么可怕 的，我们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大胆地呐喊。今天我虽然是陈诉自己的 遭遇，但我认为我的遭遇是有普遍性的，而且我希望通过我的控诉使 更多的同胞觉醒，增添他们的胆量，使他们都敢把自己遭受到的迫害 披露出来，我相信这即是为中国不再有迫害，为中国的进步而努力奋 斗。 言论自由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中国这却是一纸空文，统治者 对言论的践踏是肆无忌惮的。我高中时代即开始写作，用诗歌表现现 实的荒谬和教育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我被只有虚假信息的环境包围 着，透不过气来，我不断反抗教育制度，然而巨大的压力又迫使我不 得不参加吃人的高考，于是我进入了一所地方院校。名牌重点大学只 是为肯背书，愿意接受灌输的好学生准备的，我这样不服驯化的差生 能被扔进三流大学就算是皇恩浩荡了。可以说，我在高中时代就选择 了自逐，不是我喜欢把自己流放，而是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只有同流 合污。那时候我写的一些考试作文就被语文教师认为激进犀利，而受 到批评。当时班主任还给我家打电话，希望父母能劝导我改变思想， 否则高考就会一败涂地。但那年高考作文，我对考题进行了嘲讽，我 并不后悔拿自己前途进行的嘲讽。 我记得初中的一位化学老师曾经对我母亲说，你儿子即使考上大学也 没用。我从来没有象其他学生那样慑服于她的淫威，甚至被她罚站， 罚抄试卷也没有屈服过。但她的预言却表明她是统治者的传声筒。是 的，这个国家骗子太多，骗人的手段更多，而骗子往往同时又是当权 者，以至我们即使知道进了骗局，也没有办法，只有屈辱地陷入被骗 的深坑。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深知这种教育制度就是以毁灭人为目标 的，它是统治者消泯我们反抗意识的集中营，顺着它走只有早早的夭 折，从此沦为机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拒绝背诵那些政治教条，而 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思想启蒙的书籍上。有一次，政治教师让我站 起来背诵某个中共领袖的圣旨，我背不出，结果挨了他严厉的训斥。 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就象电脑程序一样，它可以把能够为它所用的人 拣选出来安排光明的前途，而不能为它所用，甚至将对它造成威胁的 人，它会让你跌进无底的黑洞。所以我那位化学教师说我考上大学也 没用，其实是一语道破天机。她的深意是，我现在有反抗思想，那么 我就已经是弃民了，即使你进入大学也会因你的反抗思想而遭到国家 的遗弃，所以我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但统治者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的心 思说明呢？这就是它的狡诈。我说白了，那你们这些未来的反动分子 就不上学了，那样你们就会成长得更快，更反动，对我的威胁更大。 我现在不把这秘密公开，我就是要诱骗你往我指引的路上走，让你筋 疲力尽，把你的反抗意识消泯，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说中国 的教育就是漫长的洗脑过程。惨，惨，惨！ 但我的意志力是坚毅的，我居然没被统治者十余年的教育洗脑成白 痴，我幸存了。我要争取我的权利，我要反抗，我要戳穿这个大骗局 和隐藏其中的罪恶。而统治者也要开始对大学中残余的有独立人格和 思想者进行最后的大清洗，于是我就注定了要遭受迫害。中国的大学 尤其是象我所在的这样的地方院校，其教育方式还基本是中小学的延 续，附庸于统治者的教师占据着讲台，依然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灌 输，依然使用中小学的考核考试方法，依然不给你做人的机会。就以 我所在的学校为例，它要求每个大学生必须去上每一堂课，当然没有 选择教师的权利，而教师也几乎都是依照教科书念书，完全以统治者 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的诠释。考试题也以背诵那些条条框框为主，绝对 不允许学生有任何的发挥和自己的思想，与教材不同的见解当然更不 允许出现。这所大学没有任何思想性的团体，校内稀少的几分出版物 也都是内容鄙陋，毫无光亮。我以前混入过校报记者的队伍，后来内 部开会的时候，一个头头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报原则就是要让领导看 得开心，至于学生读者我们是不需要考虑的。然后他又大谈一通我们 荣幸成为校报记者将给自己未来找工作带来多大的好处。恶心啊。我 赶忙退出了。 我进入大学几天之后就开始接触网络，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直到这 时候我才从言论的死牢中越出来，我才惊讶外面的世界如此丰富，虽 然那时候上的还都是国内网站。大一期间我基本上是在读书和上网写 作中度过的。我逃了许多课，因为听那些无聊枯燥的课实在是一种折 磨，我就自己坐在图书馆看书。在大一到大二期间，我基本上看完了 中文系本科的所有教材，然后我又阅读了不少政治、哲学、历史、宗 教等人文社科方面的著作。即使我不得已去上课，我也只是自己看 书，几乎没听过那些教师的讲课，特别是马列毛邓那样的课。我认为 这才是一个大学生的生活。我可怜的同学们个个整天仰着脑袋听着教 师念诵教义，然后再低头背诵，大学几年也没读过几本课外书，完全 没有受到所谓反动思想的影响，依然是党妈妈的好孩子。然后他们就 顺利通过考试，获得奖学金，闲暇的时候再谈恋爱玩游戏，这就是他 们的大学生活。 我对这所大学沉闷的空气是感到非常压抑的，我简直怀疑这是不是大 学，没有一点人文精神，没有丝毫思想。偶尔广播里还会放几首《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音乐，使我想到中国的大学其实都是 半个党校，而我所在的大学则更严重。我大一的时候因为还是刚接触 网络，发表的作品数量和水平还都有限，在网络上的影响不大，虽然 也已经开始因言论激烈而被一些网站封杀了。那个时候虽然逃课但每 门功课却也及格了，这对我就够了，我是从不稀罕在这样的学校的考 卷上得高分的。 大二开始我买了台破旧的二手电脑，然后开始大量写作时政评论，发 表政治观点。很快我在国内的一些著名论坛上产生了影响，引起了许 多争论，那时候当局对网络的控制还没有现在这么严厉。不久我就引 起当局注意了，并且生平第一次被传讯，那是2005年4月的事。那次 是省公安厅和安全局对我的联合讯问，他们问了我写作的目的和常去 的论坛，并且要求我不再写时政方面的内容。这以后学校就开始关注 我了。先是我所在的人文与传播学院（那时候叫文学院）的一位书记 勒令我删除我在博客中国建立的一个人气旺盛的博客。当时我那个博 客也受到当局的密切监视，发表文章已很不方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 只好忍痛将它删除，我为它的死而感到很痛苦。然后一些大论坛先后 将我的账号和文章封杀了，我亲身感受到网络大屠杀的滋味，我有种 被包围被消声的恐惧。这时候辅导员也来找我了，他代表院方要求我 停止写作。那次谈话是在夜间进行的，我据理力争，为我的言论自由 权辩护。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我为这种压迫而悲愤，同时又感到自 己力量的渺小。 我继续坚持写作，而且此后速度越来越快，平均一天一篇，言辞也越 来越激烈。这时候我通过使用自由门软件登陆了被当局封锁的海外网 站，并且接受了它们对我的影响，我对当局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而 国内论坛对我的封杀则日益严厉。曾经在许多大论坛上产生过“黄泰 现象”、“黄泰事件”的我不约而同相继消失了，或者说被剿杀了。 当局对国内网络的控制就是这样的，它不会允许一个与它不同的声音 壮大，当异议者开始引起国内网民关注的时候，也就是他即将从国内 消失的时候。网络异议者只能被当局从国内网络驱逐到国外网络。到 了2005年6月份，预期的又一次传讯来临了。我是做好了准备的，我 知道我的文章必定会激怒当局，我甚至准备入狱。这次来的是自称宜 春市公安局网监科的警察，但他们告诉我是受公安部的指示来传讯我 的，他们说我已经受到了公安部的关注，如果还要继续写下去的话， 将成为公安部重点关注对象。然后他们拿出我的一叠文章，恐吓我有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倾向。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罪名。一个大学生， 仅仅以个人的方式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就要被加上中国第 一重罪！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么他们也就达到毁灭我的目的了。我 冷淡的回答他们，是的，警察同志，我一个人坐在寝室里敲着键盘， 颠覆有着13亿臣民和七千万党徒的无限强大的国家政权。他们要我写 以后不再写作的保证书，我拒绝了。 然而当局与学校勾结对我的迫害随之而来了。几天后我先是被院里一 位院长找去谈话，他奚落责骂我一番后，然后要我做好毁灭的准备。 这位院长如今已荣升为中共宜春学院党委宣传部长了，据其自称还是 个鲁迅研究者。接着院里那位书记又把我唤去，他冷笑着讽刺我不如 呆到家里写好了，然后以开除进行威胁，并问了我家里的电话。那天 我感到自己正被一群恶魔推进绝境。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那位书记 又打电话到我家中进行威胁恐吓，并要求我父母放下一切工作到学校 来接受处理，其语言之霸道专横，使我很难相信这就是大学教师，而 且据说还是教法律的。在学校以开除和将受到当局严厉惩罚对我和家 人进行胁迫的时候，父母陷入了异常的焦虑并且患病了，而我也被推 入了漫漫长夜，完全没有前途。在父母和亲戚对我的劝说和恳求下， 我终于发出了有生以来最悲哀的长叹，我放下了忠而选择了孝。那一 天是6月18日，我21年来最痛苦的一天，那种彻底失败之感和撕心裂 肺之痛，我是永远不能忘却的。那天晚上风雨潇潇，我独自站在屋顶 上几个小时，也就在这个时刻我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佛法成了我 的精神慰藉和支柱。 “宜将剩勇追穷寇”是原中共党魁和精神教父毛泽东的思想精华。他 们怎么会轻易放过象我一样抨击过马列教的异教徒呢？从那个学期开 始，我在期末考试功课中便有许多不及格了。在这个学校，平时出勤 分占总分的20%，试卷分占80%，而我的出勤分被全部褫夺了，改卷教 师由任课教师担任。大一当我还未暴露的时候，我可以每门功课达到 及格，当大二我受到当局和学校监视后，我的功课就大量不及格了， 虽然我的确一直没花什么时间在背书上。我是当局和学校的眼中盯， 他们自然不能让我生活太顺利了。以前一位辅导员就跟我说，你写这 样的文章会被中国共产党抽死的！但直接用刀或枪杀人是比较痛快 的，也是直爽人干的事。我知道他们不会给我这样的待遇。他们是希 望不流血地把我杀死，让我比凌迟更痛苦。如果直接将我开除，他们 将面临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于是他们就多次跟 我说我很难毕业。只要我分数没达到他们的规定，他们到时就有充分 理由不给我毕业了，这样的变相开除更妙。当然，在这个三流大学 里，所有规矩都是可变动的。每年都有许多众多课程不及格的学生通 过简单的补考重修程序毕业，决定权完全操纵在他们手上。于是《文 传学院学生学分预警通知书》下达到我手上，他们开始得意了。妙 计。 跟当局做对的人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统治者向来的逻辑。于是学校 在打给我家的电话中称我有精神病。很好，最好把我关进精神病院， 那天下就太平多了。现实的无限黑暗使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我终 于又开始写作了，并且将我的《中国愤青论坛》发展起来了。但到 2006年1月，我的论坛被关闭。不久中共宜春市委宣传部新闻科一位 科长将我传去，斥责我的论坛影响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形象，并要求我 保证以后不再办论坛了。他告诉我，如果我出事了，我家人也都将受 到牵连。我不知道我活在哪个世纪。我不知道多重的罪将使我被诛灭 九族。此后警车便频繁进入学校，警察也多次向同学调查我的情况， 他们说我跟海外网站有联系。他们不厌其烦地来学校造访，无疑一个 用意就是想给我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想从精神上心理上将我压垮。 昨天，校保卫处将我叫去，宣读了我去年发表在海外的退团声明。他 们很生气。 今天，院学工科把我唤去，又是一番训斥和说教，并没什么新意。 明天，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不知道明天我还能否上网；我还能否 自由行动；我还能否活着。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上自国家下自学校对我这样的迫害。我 不知道其它民主国家的大学生是否也会向我一样，因为说了几句真话 而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生命危险。难道这也是中国特色 吗？难道中国大学生就只能做背书考试的工具而不能独立思考？我想 起去年宜春学院一学生在考场因过度紧张而当场心脏病发作死亡，成 为可耻的教育制度的可悲的牺牲品，而该生父母亦被学校微薄的安慰 金打发掉，消息被封锁至今。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啊。顺从现在的教育 制度，屈服当局的安排，那就是死路一条，或者成为活死人。 面对当局和学校的高压迫害，我知道未来的路是异常艰难的。当局以 找不到工作威胁我，学校以毕不了业警告我，红色恐怖始终笼罩在我 的周遭。有时候，内心的恐惧使我想放弃说话，甚至想呼喊：谁来救 救我？！但同时灵魂也警醒我：你要为良知而说话！在中国，有那么 多良知者遭到监视、绑架、毒打、酷刑、牢狱，甚至被折磨至死。我 并非第一个受迫害者，也不是最后一个，虽然我希望成为迫害的终结 者。我并非孤单的，有那么多志士和我站在一起，有那么多海内外相 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关注着我，他们都希望我能坚持说出自己的话。那 么，就让我继续说自己想说的话吧，无论即将到来的迫害有多惨重， 哪怕使我肉体从地球上蒸发，我的精魂依旧要为正义和良知呼唤！ （2006年4月28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是荒石（外一首） 为重获自由而作 牟传珩 　我是荒石 　我不是栋梁，从不向望大理石的光泽爬向庭堂， 　　也不企盼规则的石条阶阶走向楼阁的顶端。 　我是一块霜蚀雨雕的荒石，放纵地横空而在峭拨的山峰。 　和阳光，也和尘埃厮混一起； 　把远古的惊雷、也把羞怯的云度揽在杯里。 　我从不做席梦思上温柔、富贵、权力的梦。 　我只要和草睡在一起的野性；只要苦菜花开出的忧愤的心； 　　只要分明的棱角和没有使然的自由。 　宇宙繁殖着多少禁锢的岁月，我从禁锢中脱胎而来， 　　我再不想回到方块的世界！不想！ 　不管是谁的注定，小溪只能从我的脚下流去，风也只能改道掠过。 　我没有深扎沃土的根系，但却紧扣大陆架沉重的板结。 　生就这身怪硬的骨头，好给饥饿的岁月慢慢啃嚼。 　我还是荒石 　横空而卧的荒石，衔着太久的沉默，在浩荡的云际，霍然大笑了。 　袒露的额头，绽开了积累的梦，那风雨雕不瘦的骨头， 　　是一篇写在半空上的檄文。 　让高耸的山梁永远扛着我顽强的野性 吧！ 　　我原本是属于天空上纷飞的星辰。 　不用旗帜，也勿需装饰，便是一枚凝重的，共和国的徽章。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闻毛氏垂死，有鞭尸之恐说三首 际时诗铎 韦杵 　　　　　　其一 　　　　　　专行不义欲何之？一代枭雄晚自知。 　　　　　　孽重生前希化骨，〔１〕仇多死后恐鞭尸。 　　　　　　难堪劫国千秋痛，不幸殃民亿兆痴。 　　　　　　革命丰功咸泪血，何曾悔忏片言遗！ 　　　　　　其二 　　　　　　燕园白眼累矜持，〔２〕反手风云挟尔私。 　　　　　　定鼎裁贤驱末路，挥毫任痞拥高旗。 　　　　　　西征恨雪徐陈晚，北渡冤平叶项迟。〔３〕 　　　　　　纵是燃脐应果报，哀哉假借大乘时。〔４〕 　　　　　　其三 　　　　　　推枰已去任残棋，政变难防预有期。〔５〕 　　　　　　替罪秦城妻不保，馀生沪上侄能怡？ 　　　　　　红遮邓改犹承弊，墨染江专更竞糜。 　　　　　　身后是非谁管得，乾坤袖里漫云欺！〔６〕 【附注】 １、化骨──据云：毛遗意火化，恐受鞭尸。 ２、燕园白眼──指其早年于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时，曾有冷遇之感。 　　据罗章龙之子罗平海所述：“1918年夏，龙章龙与毛泽东同赴北 　　京。不久，罗章龙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通过杨怀中和李 　　大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判 　　断：其时毛也参加过考试，但未被录取。被毛惯有矜持所掩藏的 　　阴暗心理，尤其后来对知识份子的轻蔑与仇视，或与北大境遇不 　　无关系。 ３、西征、北渡──指西路军与新四军。有资料称：两军之灭，乃毛 　　为排除党内异己所谋，不过借蒋之手尔。 ４、大乘──佛教之一种，宣扬舍己以“普渡众生”，若共产主义者 　　所倡。 ５、政变──据云：毛曾谓近侍，其去后将有政变云云。 ６、身后句──为陆游诗句，感其切而借之。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越南的政治变迁给中国人民的启示 贺伟华 给予人民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并不可怕，在中共对自己的人民如临大 敌，既剥夺信仰自由而对信仰者──民间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法轮 功学员横加迫害；又封锁网络限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而对公共独 立知识分子、作家判刑、监禁、监控时。越南政府却唾弃了以往对民 主与自由的恐惧，与美国签署了宗教自由方面的协议、在一天之内释 放了国内所有的在押宗教人士，流亡国外的所谓政治异端获得了回国 的机会，曾经被迫流亡国外的赤子得以回归故里。与此同时，新闻媒 体与言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针对政府行为的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及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全国性如火如荼的大讨论。 越南共产党已经不再有以往的疑惧与胆怯而充满勇气大步的向民主迈 出了坚定的一步。这种勇气可嘉的政治改革行为并没有给越南共产党 带来任何的麻烦与灾难，而是给越共创造了一个前景更加广阔而充满 希望的未来。它似乎在用事实告诉人民：在部分经济自由所创造的空 前物质积累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政府把政治自由还给人民，不但不 会带来社会动荡、执政党的覆灭与国家的分裂，而且还会缓解日益加 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信仰自由的回归缓解了以往政府所制造的人民 之间的仇恨与敌视，让道德、良知与人性回归了人间；新闻自由让民 怨找到了一个正常的表达机制，罪恶得以曝光、美德得以弘扬、政府 行为得以在民众的监控之下走向合理、合法，国家治理在人民的监护 下走向理性化、法治化。从而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缓解、以往仇恨情绪 的正常宣泄、平等互助博爱等和谐因素的真正回归。 政治改革不是深渊、不是陷阱、更不是积怨的清算与复仇，即使罪恶 滔天的共产党员只要放弃一己之私利而为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命运着 想，一切的积怨都将在和解之中得到完美的解决。而法治建设与宪政 民主的到来，将把导致人类不平等与仇恨的根源──特权──彻底清 除干净，把人人平等的自由、人权与幸福带给人民。从此人人平等自 由、人人都有追求幸福与人生理想的权利、人人都有身家性命财产的 根本性保障。 当政府由人民自由选举、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之时，人民 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中国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不再被认为是 一伙强盗流氓的劫持物，中国人民才不再成为马列主义暴虐下的亡国 奴、贱民或堕落成丧失人性的强盗。中国人民将从此获得参政议政的 爱国权利，中国人民将从此真正感受到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与尊 严。 民主不是灾难、不是恶魔，而是法治保障下的、人人都有的、机会均 等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从此，我们将不再看到教育腐败下的儿童 失学、医疗腐败下的草菅人命、官商合体的强制拆迁与圈地、耕者有 其田农民摆脱农奴地位、人人平等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公民的财产权 与自由受到法律保障而不再受到政府公权力与黑社会的侵害。私权神 圣赋予了公民防止国家公权力伤害的宪法保障；杜绝强权干预的市场 经济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参与市场竞争、追求人生理想的平等机会；天 赋人权捍卫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人格与自由不受到人祸的威 胁。 在迈向民主的道路上，越南共产党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而全体的 中国人民在困境中期待着中共的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与民为敌而捍 卫必将失落的特权还是与民为善而追求人民之间的自由、平等与博 爱，最终实现民族、人民的和解与和谐相处，既在执政当局的一念之 间，也在中国人民的掌控当中。 学习越南共产党，从信仰自由开始、从新闻自由开始、从对89民运的 平反及异议人士、流亡学者回归祖国开始。 （2006年4月28日于耒阳家中有感而发）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尼泊尔革命的启示 吕耿松 自今年4月6日以来，南亚山国尼泊尔的动荡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 注。先是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宣布在首都加德满都实行戒严，下令对 一切违反戒严令的人“格杀勿论”，接着是反对党联盟发动全国大罢 工，然后是国王发出恢复和平与秩序并举行大选的呼声，反对党联盟 的严词拒绝和王室政府的强硬态度，造成王室与反对派联盟的政治对 峙。整个尼泊尔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中。 尼泊尔的危机是专制统治的危机，是民主与专制较量的产物，是迟早 要来到的。 尼泊尔原来是个君主制国家，1990年尼泊尔全国爆发大规模“人民运 动”，当时的国王比兰德拉被迫实行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1990年 11月9日，尼泊尔了颁布历史上的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尼泊尔在 保留君主制的同时实行议会制度。根据宪法规定，国王为国家元首和 武装部队统帅，国家的行政权属于国王和大臣会议，立法权属于议 会。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上院设60席，其 中国王任命十席，下院和选举团分别选举产生35席和15席，任期六 年。下院设205席，由各县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一至数名议员，任期 五年。 2001年6月，前王储迪彭德拉杀害了父母及其他八位皇室成员，制造 了震惊世界的尼泊尔王室惨案。比兰德拉的弟弟贾南德拉继位后，宣 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法统治，并推翻他的兄长比兰德拉在 1990年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他这一举动引来国内强烈的反弹，但这 些反弹声音都被他大幅镇压，他对国内的异见分子绝不手软。贾南德 拉的独裁统治加深了国王与政党之间的裂痕，而国王压制党派活动及 派兵镇压游击队的行动，致使无辜者受害，使许多国王忠实的追随者 不再忠诚。政治领袖谴责贾南德拉是民主道路及平息叛乱的最大障 碍。2002年5月，贾南德拉国王宣布解散议会，于同年11月举行选 举，后选举因故被无限期推迟。此后，贾南德拉国王宣布2005年4月 前举行选举。但2005年2月1日，贾南德拉以德乌帕政府“没有为4月 举行议会选举作好必要安排”为由宣布将其解散，由他亲自组阁成立 新的大臣会议（内阁），任命十个部长，直接控制国家，并宣布在全 国实施紧急状态。贾南德拉国王发表讲话的当天，士兵包围了德乌帕 和其他政府要员的官邸。 在既没有议会又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尼泊尔完全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国内形势迅速恶化。德乌帕通过他的支持者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国 王违反宪法，使国家陷入了危机。尼泊尔游击队表示，他们愿与任何 反对封建专制的人合作。2005年5月，尼主要政党成立七党联盟，公 开反对国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说，贾南德拉国王的上述做 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严重的倒退，不会给尼泊尔带来持久的和平 与稳定。他敦促尼泊尔当局立即采取步骤恢复民主自由和国家机构。 安南还对尼泊尔人民、政治领袖、人权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表示 关心。美国表示“对于尼泊尔民主的明显倒退深感困扰”，英国要求 尼泊尔立即恢复多党民主制度，尼泊尔的重要邻国印度也表示“深感 关注”。 去年12月14日，一名尼泊尔士兵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一个宗教庆祝活 动中向人群开枪，至少11个平民被打死，受伤者超过25人，开枪的士 兵也当场死亡。事件发生后，加德满都爆发万人示威大游行及罢工， 由此揭开了2006年尼泊尔人民反专制、反独裁的革命风暴。 今年1月3日，反政府武装宣布结束四个月的单方停火，第一次在加德 满都郊区向政府军发动袭击，至少有14名军警被打死。1月19日，保 安部队扣留了107名政治活跃分子和政治领袖，尼泊尔电信公司还切 断了加德满都的手机信号，因为反对党经常利用手机短信组织抗议活 动（美国、欧盟、印度和日本对此提出谴责）。反对派本来预备在1 月20日进行大规模集结抗议活动，可是王室事前突然派兵把四名反对 派领袖的家团团围住，将他们软禁在家里头，规定他们至少90天不准 外出去。1月24日，七党联盟发动游行示威，要求国王还政于民，恢 复民主。他们下午开始在街上集结，并且高乎反对国王口号，警方发 射催泪弹，并殴打示威者。至少八人被拘捕，一名学生受重伤。 去年11月和今年3月，七党联盟与曾经是敌手的反政府武装举行了两 轮谈判，并签署了《十二点共识》，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贾南德 拉国王的专制独裁统治。 4月6日，尼泊尔开始了为期四天的总罢工，国内局势进一步动荡。4 月8日，全国大罢工进入第三天。自抗议开始以来，已经有750多人被 拘留。尼泊尔政府在首都加德满都白天戒严11小时，并且警告说，安 全人员可以对违规者格杀勿论。当天，安全部队向抗议贾南德拉国王 专制的示威者开枪，打死一人。在距离首都300公里的西南部两个城 镇发生了夜间战斗，有九名游击队员和三名警察被打死。贾南德拉国 王延长在首都的宵禁，并将宵禁措施延伸到国王在南部的行宫所在地 普哈拉。但仍有两千多名尼泊尔民众不理会宵禁禁令，在南部城镇公 然示威，要求专政的国王贾南德拉回归民主。面对日益高涨的抗议声 浪，贾南德拉一直拒绝接受恢复民主的呼声。 为了响应反对党倡议的大罢工，大部分商店和学校都停业、停课。要 求国王贾南德拉放弃专制。4月12日，尼泊尔“记者联盟”号召了大 约100名记者，聚集在加德满都，抗议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结果29名 记者被逮捕。4月20日，尼泊尔政局危机出现升级，数以万计民众不 顾政府的戒严措施，继续在首都加德满都示威游行。尼泊尔政府20日 晚宣布，首都戒严期限将延续至当地时间21日凌晨3时。戒严期间， 一切闲杂人员不得上街游行，军警有权向任何违反戒严令的人开枪射 击。 4月21日晚，贾南德拉发表讲话，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 阁），同时要求反对党七党联盟推举新的首相人选，组成临时政府。 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中，贾南德拉国王宣布，根据尼泊尔宪 法，“从今天起，尼泊尔王国的行政权将交还人民。我们要求，七党 联盟以最快速度推举新首相人选，以完成组阁。新政府将在宪法规定 下承担统治国家的责任”。 七党联盟领导人22日在尼泊尔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的家中举行磋商， 讨论如何回应贾南德拉国王提出的建议。反对派领导人在会议上决定 拒绝国王提出的建议，继续举行抗议活动。会议结束后，反对党领导 人在房顶上向聚集在门口的支持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柯伊拉腊说： “国王的声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会接受，我们将继续抗议。”加 德满都地方政府22日上午再次宣布继续对加德满都谷地实行戒严，戒 严时间从当地时间上午12时至晚上8时。22日，加德满都仍然实行戒 严，但依然有20多万示威者冒雨向王宫挺进。4月24日，要求国王下 台的尼泊尔反对派继续组织示威活动，这是连续第18天示威。抗议者 拒绝接受贾南德拉国王21日提出的组建临时政府的建议，他们和七个 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表示，他们不相信国王的话，要求恢复议会。他 们说：“另外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府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人民的民主权 利，因为我们不接受目前的政府，我们决不接受这个政府。我们有权 组建自己的政府，不管国王是否愿意，新政府必须建立。”反对党公 然提出废除君主制，还有人提出要“绞死国王”。 贾南德拉是位铁腕人物，他对反对派发起了“绝地反击”。他下令切 断全国手机信号，实行白日宵禁，宣布“谁敢上街游行，格杀勿 论”。但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反对势力更强烈的反弹。持续了18天的 示威游行丝毫没有减弱，加德满都粮食、燃料已经告急。自反对派于 本月6日发动大罢工以来，尼泊尔全国交通几乎陷入瘫痪，首都加德 满都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商店、企业和学校休市停课，加德满都的 市场一派萧条。反政府武装曾数次宣布“关闭运动”，封锁尼泊尔主 要公路，在所有城市禁止市民外出活动；尼泊尔反对党则组织全国总 罢工，要求各行业关门歇业；而尼泊尔政府的宵禁或戒严，则不惜在 白天禁止一切公开社会活动。不论是哪一方发号施令，老百姓都只能 待在家里，政府官员不能上班处理公务，商家不能做生意，学生无法 上课，就连街道也无人打扫，整个社会陷入停滞。对和平抗议的无情 打击已经令国王走到末路。他现在变成了加德满都市长，辖区只在环 市路以内，环市路以外的国土都在人民手中。群山环抱中的加德满都 犹如一锅沸腾的开水，处处都不平静。在围绕加德满都的环市路上， 到处都是示威者，他们砍下树木就地点燃，形成路障与防暴警察对 峙。宣告国王统治即将结束的传单和国王画像一起，成串地挂在电线 上。 4月24日，反对派宣称他们将发起一场20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与国王 摊牌，并预计将在两天内将国王赶下台。在过去18天里示威最活跃的 加德满都北郊，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班德夫．固坦高声对欢呼的人群 说：“国王对人民来说是一个累赘，很多人为赶国王下台已经付出了 生命，我们不会回头。我们不怕国王的子弹，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西方媒体报道说，年轻人成为这次“逼宫”的主力。尼泊尔2,700万 人口有2/3不到35岁，他们不象老一辈尼泊尔人那样，相信国王神 圣，是国家的象征。他们在网上不停地表达对君主制的怀疑，在街头 则高呼国王为“小偷”和“弑兄者”。 4月24日午夜，穷途末路的贾南德拉发表电视谈话，同意恢复国会及 民主制度，国会运作将从4月28日起生效。同时他还在向反政府示威 中的14名死者表示哀悼。七党联盟对此表示欢迎，并取消25日的大规 模抗议活动，改成庆功集会，同时推举曾任总理的尼国最大党“尼泊 尔国大党”领袖柯伊拉腊为新总理。恢复后的议会将于28日举行会 议，宣布新首相和过渡政府内阁成员。之后，由所有党派参加的新政 府将主持包括反政府武装在内的各派对话，通过和平的政治进程，使 尼泊尔进入制宪会议选举阶段。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取缔所有政治和民权，企图恢复绝对专制王权的 贾南德拉，看到七党联盟发起连续19天的大罢工和大示威，示威人数 由最初几百人突破至上周六30万人甚至更多，令他意识到人民力量不 可侮，即使是手无寸铁的民众也可把暴君打倒，人民力量足以改变政 权，只好无可奈何地向人民低头。前不久，泰国总理他信在人民示威 浪潮中下台，现在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又在示威浪潮下让步，人民力 量在亚洲已成为推翻暴政和暴君、冲击旧政权的潮流。 贾南德拉是中共独裁政权的亲密战友。早在2002年5月贾南德拉国王 宣布解散议会、10月又宣布解散内阁时，中共官方《新华网》就发表 了《尼泊尔国王当机立断顺民心》一文，对贾南德拉大加赞赏。去年 2月1日，贾南德拉再次解散德乌帕政府并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 态，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强烈谴责，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当 天就说：“我们尊重尼泊尔人民根据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实 际上鼓励贾南德拉搞独裁。今4月21日晚，贾南德拉发表讲话，宣布 解散大臣会议，要求与反对派组成临时政府，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秦刚就表示：“我们对贾南德拉国王陛下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表示 欢迎，认为国王讲话有助于尼泊尔宪政力量通过对话实现政治和 解”，想帮助贾南德拉拖延恢复议会，实质上也是帮助贾南德拉维持 独裁统治。 现在，贾南德拉独裁统治倒下了，中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但北京却 狐死兔泣──尼泊尔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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